金融扶貧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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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一、特惠金融扶貧信貸關系及其損益原理
與傳統普惠金融擔保貸款不同，特惠金融扶貧信用貸款就是一種由政府與金融機構合作推出的，由簽約金融機構從政策性金融機構取得低息支農或扶貧再貸款資金后，在政府扶貧資金財政貼息、風險補償、扶貧獎勵等措施保障下，按照存入風險擔保基金總額的1：10左右的杠桿比例，向扶貧部門推薦的扶貧對象(建檔立卡貧困戶或扶貧經濟組織)進行授信審查、簽訂貸款協議而發放的特別優惠的扶貧信用貸款。在特惠金融扶貧信貸法律關系中，簽約金融機構基于政府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產業政策的支持，與借款方(建檔立卡貧困戶、扶貧經濟組織)形成的信用貸款關系，主要包括貧困戶直接或間接通過扶貧經濟組織獲得簽約金融機構的小額信用貸款、扶貧經濟組織通過公益擔保或保險從簽約金融機構獲得信用貸款等關系，但不包括基于直接擔保而形成的非信用借貸關系。在我國特惠金融扶貧信貸中，政府的政策態度是決定金融扶貧能否成功或者能否可持續的核心因素。政府通常以相關政策的顯著傾斜，支持金融扶貧信貸的超常規發展：加大對貧困地區支農再貸款對扶貧信貸的支持力度，擴大扶貧信貸規模、降低扶貧信貸利率；完善扶貧貼息貸款政策，放寬扶貧貼息貸款監控標準，適度從寬進行授信審查、盡量從優給予貼息待遇、從速從寬核銷壞帳損失；防范扶貧信貸潛在風險，健全風險損失分擔機制，對風險損失補償75%，按照貼息標準補助扶貧貸款的擔保、再擔保、保險等費用；完善金融扶貧激勵機制，強化扶貧貸款政策激勵力度，提高貸款增量獎勵、貸款績效獎勵、定向費用補貼等激勵標準。
二、特惠金融扶貧信貸中的風險構成體系
特惠金融扶貧信貸風險的形成根源于農民的社會心理道德屬性、農業的自然條件依賴性等農村信用軟約束力環境。由于農民抵御農業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一旦發生自然災害或劇烈的政策變化等，在農村信用軟約束力環境下，簽約金融機構就面臨著貸款本、息無法收回的風險。這些風險從來源上看，包括農民誠信道德造成的信用風險、農業產業特性決定的市場風險、農村金融信貸屬性的管理風險、財政介入扶貧的政策風險[1]。一是農民信用風險。信用風險作為借款人、擔保方不愿或無力履行信貸合同還本付息條件而構成違約，致使信貸銀行遭受貸款本息損失的可能性。盡管貧困農民貸款人不能履行還款責任的原因有兩種：一是客觀上可以償還但主觀上不愿意償還；二是主觀上想努力償還但客觀上不可能償還。但嚴格來說，在特惠金融扶貧信貸關系中，貧困農民貸款的信用風險主要是指客觀上可以償還但主觀上不愿意償還造成的信用風險，這是貧困農民的履約意愿、誠信品格出現了問題，貸款人品格是指貸款人不僅要有償還債務的意愿，而且具備在負債期間能夠主動承擔各種義務的誠信責任感。這種情況通常根源于農村信用基礎環境較差，一些貧困農戶在生存問題尚不能很好解決的情況下，信用意識淡薄，賴債、逃債思想較重，依約還款意識薄弱。二是農業市場風險。這主要是由于開發項目產品或原材料的市場價格和市場供需變動引起的借款人投資項目預期收益損失的可能性。由于信貸雙方市場信息不對稱引致借款人無法準確地預期產品或原材料市場規模、結構、價格變化，不能充分利用遠期交易、期貨交易、期權交易等避險機制規避的市場異常變化，可能導致的貸款償還困難與損失。此外，由于信貸機構在追求短期商業目的和長期發展目標的系統化管理過程中，因為不適當的戰略決策，如盲目追求規模的不斷擴大，或因過度競爭而過度降低授信、利率條件等，導致貸款機構形成影響未來發展的潛在戰略決策風險。自然災害風險(不可抗因素)作為農業市場風險的特例，是由于開發項目建設運營中出現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因素(旱災、泥石流、凍災和冰雹等自然災害)導致開發項目不能如期開工建設、正常有效運營而使貸款本息償還困難。三是經營管理風險。由于金融機構內部扶貧貸款管理控制機制不完善，管理人員變動銜接不到位、資金劃轉流動程序不嚴謹，對風險控制制度、流程規范控制、責任追究機制不重視，沒有對貸款滋生風險的環節進行有效控制和監督，調查分析和風險識別評估方法落后，難以正確評估貸款風險程度，導致貸款風險增長。扶貧貸款業務具有較大的特殊性，通常要求從事信貸管理的人員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水平和素質水平，但客觀上從事扶貧貸款業務的人員素質往往相對較低，缺乏良好的業務開發與拓展能力，甚至還使優秀的人才難以得到提拔和重用，這就增加了扶貧貸款風險的概率。四是財政政策風險。政府特惠金融扶貧的財政風險也可能經由銀行與財政的特殊關系機制傳導轉變為簽約金融機構扶貧信貸政策風險。政府推動特惠金融扶貧信用貸款導致的財政風險，是政府財政在不確定外部環境因素影響下，由于有限的扶貧投入不能充分滿足金融扶貧貸款的貼息與風險損失補償等支出需要，導致政府財政扶貧收支的正常運轉造成消極影響的潛在隱患。特惠金融扶貧信用貸款的貼息與風險損失補償等硬性財政支出機制，使政府財政面臨一系列的支出責任，包括直接扶貧資金、扶貧項目資金、扶貧互助資金、扶貧貼息資金、扶貧風險補償資金、財政支農資金、扶貧獎勵資金等[2]。雖然簽約金融機構提供的扶貧性金融服務是政府金融性公共產品的一個方面，由此導致的公益性成本損失代價應當由政府買單。但是，政府財政能力也不是無限的，超過一定限度，就會導致財政風險，進而形成扶貧信貸的財政政策難以實現的風險。現行特惠金融扶貧信貸資金與財政補貼資金都缺乏長遠可持續的內生性投入增長機制，信貸資金主要依賴政策性支農再貸款，財政補貼資金主要來自于財政扶貧預算支出項目。這種完全由外部治理結構階段性博弈結果決定的扶貧資金臨時性供給模式，具有很大的政治治理政策波動性風險，極易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產生財政保障資金供給逐漸枯竭的風險，無法彌補龐大的信貸資金貼補缺口。同時，由于現行財政扶貧支出種類繁多、管理分散，難以精確進行收支預算與平衡，在地方政府風險補償資金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其風險極易隨著財政支出規模迅速增長而急劇增長。由于《擔保法》明確規定國家機關不得作為保證人，地方財政對扶貧信貸的風險保障機制是否具備法律效力值得懷疑，在地方政府償債儲備資金明顯不足以對金融扶貧信用貸款支出責任進行兜底時，這勢必轉化為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
三、特惠金融扶貧信貸的風險控制機制
面對特惠金融扶貧信貸的風險種類、基本特性、形成原因，簽約金融機構應當積極主動地構建具有現實針對性風險防范與控制機制，努力將風險扼殺在初級的萌芽階段，或者控制在能夠承受的水平。
1．強化信用制度建設，化解農民信用風險。從內外兩個方面提升農村金融市場信用水平，化解農村金融扶貧貸款的信用風險。一方面，通過扶貧信貸誠信教育、信用法紀教育、貸款契約教育、信貸政策教育，提高貧困人口的整體素質，提高貧困人員對金融扶貧貸款的認知度，從內部增強扶貧借款者的信用水平，推動扶貧金融機構自主發放更多的扶貧貸款。另一方面，通過強化借款人信用評價工作，建立信用制度、動態調整機制、差別待遇機制，據此對貧困農戶的信用風險進行有效控制。為此，銀行應加強對借款信用的評價工作，注重貸后誠信的評價管理，健全誠信評價的調整機制，充分發揮農戶信用的貸款價格決定機制，讓借款貧困戶基于信用優化或者惡化結果對借貸價格的影響，形成良好信用可以持續優先獲得貸款、或以較低利率獲得貸款的好處，讓借款農戶通過衡量違約與守約之間的貸款條件差別待遇作出理性的決策與行動，鼓勵農戶爭取較高的信用，對農戶可能導致信用受損的行為進行約束[3]。
2．充分利用金融工具，降低農業市場風險。雖然從產業發展角度看，農戶扶貧貸款投資的成功率和收益率是影響農戶扶貧信貸安全性的關鍵因素，加強政府的農業產業化規劃水平與農戶的農業生產經營能力，是提高農村金融扶貧貸款抗風險能力的政治經濟基礎，政府必須積極正確引導農戶根據市場需要開展經營活動，提高農戶對產業市場前景的預見性，積極指導金融機構、農業扶貧企業和農民利用現代金融市場利率期貨、期權、互換等金融衍生工具有效轉移農產品生產經營的市場風險[4]，但從金融風險控制的角度來看，由于貧困農戶抵押貸款受到貧困條件的客觀局限(合格抵押物少、抵押物變現難、執行成本高)，有必要通過設計替代抵押擔保機制，開發更多更適用的扶貧信貸擔保新產品，創新貧困農戶相互聯合擔保、互助資金會存單質押擔保、扶貧經濟組織留置擔保等相結合的扶貧貸款替代擔保風險分擔機制，分別根據不同扶貧對象，推出不需要貧困戶直接提供抵押物的、替代性貧困戶互相聯合擔保貸款、農戶關聯公司留置擔保貸款、互助社存款單質押擔保貸款等信貸產品，破解扶貧信貸的擔保困境。充分利用保險市場，推出扶貧產業市場風險保險、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貸款保證保險、農產品保險、價格保險等商業保險產品，構建多層次、多環節的市場風險保險化解機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設計扶貧產業市場風險保險產品：由省級扶貧部門通過向簽約商業保險機構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委托商業保險機構對本省范圍內的扶貧產業風險提供商業保險。簽約商業保險機構由根據扶貧產業面臨的市場經營風險特征，設計不同類型的新型農業產業保險產品，引導和鼓勵扶貧企業根據各自產業的市場風險程度，自主地購買相應類型的農業產業保險產品，對全省范圍內的扶貧產業農業保險統籌管理，有效解決扶貧產業容易遭受自然災害的后顧之憂，分散產業扶貧信貸資金的市場風險。
3．健全內部風險控制，控制經營管理風險。在金融扶貧特惠信貸業務過程中，由于貸款申請、授信調查、審查評估、簽約審批各環節工作職責相對分離，分別由不同部門和崗位承擔，金融機構必須強化各環節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貸款風險責任分擔機制，將調查人直接責任、業務部材料真實性初審責任、風險部風險提示責任、分管領導材料再審和風險預測責任和最終批準人決策責任，科學合理的明示出來，并加以相互監督制約；針對信貸管理風險產生的關鍵環節，重點審查與風險密切相關的借款主體合法性、資金投向的合規性、還款能力的可靠性、擔保資格的代償性、貸款手續的完備性、貸后經營的風險性和逾期處理的嚴肅性等問題，確保日常基礎性經營管理風險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機構還要根據特惠金融扶貧信貸政策風險構建扶貧信貸政策風險控制制度，應對扶貧貸款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整體經營收益大幅度下降的經營管理風險。簽約金融機構要爭取在完善支農再貸款政策的基礎上，通過設置專項扶貧再貸款項目，以比支農再貸款更加優惠的利率政策與資金保障，有效協調扶貧貸款優惠利率(基準利率)與商業銀行必須維持基本貸款收益率的市場規則之間的矛盾。盡量將特惠扶貧貸款規模控制在能爭取到的政策性再貸款的總額度之內，確保特惠貸款資金來源于利率較低的政策性資金，使總體利潤率維持在合理區間。
4．強化風險補償制度，預防財政政策風險。通過健全金融扶貧風險補償金機制，構建金融扶貧貸款政策風險的防火墻。特惠金融扶貧的信貸風險與財政風險是性質完全不同兩類風險，但在財政、金融產權邊界法律界定不清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風險與非政府的金融風險有可能在特定條件下相互演變轉化。為了有效化解財政扶貧資金收支平衡的政策風險問題，有必要在強化不斷增長的年度扶貧預算支出保障機制的基礎上，將各項財政扶貧資金整合到風險補償基金上來，逐步建立健全扶貧風險補償基金制度。雖然財政扶貧貼息是解決貧困農戶貸款貴問題的重要措施，但金融扶貧成敗的關鍵不在于財政貼息，現行扶貧貸款適用的優惠的基準利率水平，完全在貧困戶可承受范圍之內，財政貼息不是金融扶貧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一個強大的風險補償基金，才能有效地補償因重大自然災害等重大風險因素造成的農業產業市場的重大損失，才能有效地提升貸款金融機構、扶貧經濟組織、產業農民的生存發展能力。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產業市場風險補償的財政風險，還應當建立健全扶貧風險補償的債務評價預警體系，加強對扶貧風險補償基金運行安全性的動態監測與防范，避免因風險補償金嚴重不足造成的基層政府巨額財政負債問題。針對《擔保法》明確規定國家機關不得作為保證人所導致的財政風險補償金制度是否具備法律效力的存疑，應當依法通過相應解釋，明確允許財政扶貧資金可以作為金融扶貧信貸風險補償金的問題，推動特惠金融扶貧工作穩步向前發展[5]。
作者:全臻 全承相 全永海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 湖南財政經濟學院 湖南省扶貧辦
參考文獻：
[1]翟劍虹.開發性金融機構在甘肅省扶貧開發中的風險管理探討[J].金融視界，2014，(12).
[2]王有美，馬繼洲.博弈與均衡視角下欠發達地區金融扶貧激勵機制完善與創新[J].甘肅金融，2012，(4).
[3匡樺.隱性約束、聲譽約束與農戶借貸行為[J].經濟科學，2011，(2).
第2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一、三省三市片區社會經濟發展對比
羅霄山郴州片區四縣有 2個國扶縣和2個省扶縣，國土面積7455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0%，共有重點貧困村481個。2013年末，片區人口共159萬人，其中貧困人口54萬人，貧困發生率達3534%，比全國農村貧困發生率高2224個百分點，分別比遵義、贛州片區高163和14個百分點，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財政收入等指標郴州都是三片區中最低的，片區農村人均純收入4909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18%和552%，分別是遵義、贛州片區的722%和876%。這說明郴州片區的扶貧攻堅任務是最艱巨、最迫切的（見表1）。
三、三省三市片區金融扶貧實踐比較
（一）扶貧攻堅政策比較
郴州市制定《關于強力推進羅霄山郴州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項目建設的實施意見》，明確了在2011-2020規劃期內，郴州片區規劃項目636個，總投資119268億元。2013年要啟動432個片區規劃項目，實際已開工項目265個，占應啟動項目的61%。這是在整個羅霄片區當中開工項目比例是最高的，比贛州高出8%，比吉安高出13%，比株州高出19%。
遵義市制定了《遵義市扶貧開發綱要》、《關于打好扶貧攻堅戰加快“減貧摘帽”的實施意見》等政策和文件，明確提出2015年之前實現4個重點縣、100個重點鄉（鎮）“減貧摘帽”和100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到2016年實現剩余重點鄉（鎮）全部“減貧摘帽”。
贛州市編制了《羅霄山片區（贛州）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實施規劃（2011-2015年）》和《羅霄山（贛州）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產業扶貧規劃（2011-2015年）》，總計規劃項目4132個，投資規模6140億元。
（二）共性金融扶貧措施
1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優化片區金融生態環境
郴州片區：一是推動農村支付體系建設，片區4個縣已設立助農取款服務網點1567個；布放自助服務終端3998臺，行政村覆蓋率100%。二是努力構建農村信用體系。2013年末，片區已為1903萬戶農戶建立信用檔案，評定信用農戶168萬戶，分別占農戶總數的73%和646%。三是穩步推進金融安全區創建，有省級金融安全區1家，市級金融安全區2家。
遵義片區：3縣市共有銀行業機構網點數177個，其中鄉鎮服務網點數107個。2013年末，完成“助農取款服務村村通”工程，片區522個行政村已實現全覆蓋，覆蓋率100%，機具布放559臺，占片區總行政村個數的10709%。
贛州片區：開展中小企業和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推動全省首家企業征信機構―綠盾征信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落戶贛州，推動全市527%的行政村完成授信。2013年末，片區12縣市723%的農戶建立了信用檔案，ATM數量達到1675臺，POS機數量為328萬臺，POS機特約商戶數量為270萬戶，行政村覆蓋率100%。。
2實施貨幣信貸政策傾斜，引導信貸資金加大投放
郴州片區：2013年，人行郴州中支組織轄內13家銀行機構，到片區開展“扶貧開發行長行”活動。充分運用再貸款、信貸規劃和差別存款準備金等貨幣政策工具扶持片區地方法人金融機構。2013年，發放支農再貸款7000萬元，并對3個縣的法人金融機構執行低于同類金融機構正常標準1個百分點的存款準備金率。增加信貸規劃，截至2013年12月末，片區共5家地方法人金融機構貸款余額7269億元，同比增長241%，比年初新增1411億元。
遵義片區：不斷提高支農再貸款的使用效率，2013年累計使用支農再貸款454億元，較年初增加192億元，增長7328%；截至2013年末，支農再貸款余額282億元，較年初增加160億元，增長13115%，片區小額擔保貸款余額198億元，較年初增加312328萬元，增長1856%。
贛州片區：2013年12個片區縣市地方法人金融機構貸款總余額為41510億元，增速為2619%，高出全市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平均增速258個百分點；全市享受支農再貸款支持的2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均位于片區；全市唯一一家實施再貼現支持的金融機構位于片區，2013年累計辦理再貼現金額為405億元。
3開展扶貧金融創新，提升縣域金融服務水平 郴州已推廣林權抵押貸款、稀貴金屬質押貸款、農戶貸記卡“一卡通”模式、小額擔保貸款+特色種養殖、訂單農業貸款、“信貸+保險”模式等創新產品與服務。近三年通過創新產品和服務累計發放貸款352億元，余額增長366%，高于全部貸款增速104個百分點，惠及農戶142萬戶，企業344家。
遵義推出扶貧貼息貸款、“公司+農戶”、“惠農卡”、“貸免扶補”貸款等支農服務模式。推動基礎服務村村通工程，片區522個行政村實現助農取款全覆蓋。截至2013年末，赤水市林權抵押貸款余額104億元，較2011年年末增長872倍。自2010年以來已累計發放貸款近5億多元，不良貸款率不到1%。
贛州創新大額農貸、小額農貸、惠農卡、林權抵押、果權抵押、倉單質押、豬舍抵押等等新型涉農信貸產品與抵押方式。支持開發新型小微企業信貸產品，截至2013年末，全市小微企業貸款余額34211億元，比年初增長2118%，高出全部企業貸款增速377個百分點。
（三）地方特色金融扶貧措施
郴州片區：發展普惠金融，創建“國家級”金融扶貧示范縣 人行郴州中支以“創業促進就業小額擔保貸款”為重點，發展片區普惠金融，并通過市政府出臺了《郴州市推動創業促進就業小額擔保貸款工作實施細則》。截至2013年末，片區4縣擔保基金金額3003萬元，小額擔保貸款余額9335萬元，扶貧貼息貸款2400萬元，當年財政貼息金額989萬元，扶持自主創業人數1965人，帶動就業人數15456人。2014年積極創建“國家級”金融扶貧示范縣，探索我國金融扶貧新思路、新方法。
遵義片區：搭建農村資源和農戶信用信息數據共享平臺
赤水市以信用建設為突破口，搭建“農村資源和農戶信用信息數據共享平臺”，深入推進林權抵押貸款，實現人民銀行、農信社、林業部門聯網查詢，盤活了林業資源、減少了貸款時間，降低了融資成本，促進了林業產業化發展，化解了林農貸款難。
贛州片區：壯大扶貧金融組織體系，探索財政擔保融資
一是恢復國有商業銀行縣（市）撤并網點，12個連片特困區域共恢復或升級分支機構12個；二是引入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目前全市3個村鎮銀行均位于羅霄山連片特困區域；三是支持證券和保險行業發展壯大，目前12個連片特困區域共有證券分支機構15個，保險分支機構152個；四是引導并規范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等機構運營發展，12個連片區域共有融資性擔保公司30家、小貸公司22家；五是通過財政出資組建擔保基金、財政牽頭成立擔保公司以及實施財政貼息獎補等方式，消除金融機構參與扶貧開發的后顧之憂。截至2013年末，12個連片特困區域地方財政性擔保貸款余額總計達到68億元。
四、三省三市片區金融扶貧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金融扶貧政策傾斜不夠，信貸資源配置有待優化
目前，國家及省級層面尚未出臺針對連片特困地區存款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等方面差別化的金融貨幣政策，缺乏明確的融資總量、支持重點、執行標準和考核要求。由于貧困落后，片區商業銀行在競爭性信貸資源獲取中本來就處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各金融機構也未在片區實施與發達地區有差別化的考核體系和經營管理方式，使得片區金融資源供需矛盾日益凸顯，扶貧開發受到影響。三片區再貸款總余額為1056億元，每個縣市平均僅056億元；再貼現總余額為185億元，每個縣市平均不到01億元。從表3知，2013年 “康復扶貧貼息貸款”三片區均未開展，郴州、遵義的再貼現均為0。
（二）金融扶貧部門協調不暢，金融扶貧主動性不強
我國扶貧貼息貸款發放機制改革后，貼息資金由省扶貧辦在全省各貧困縣間進行分配，各貧困縣扶貧部門再根據企業和農戶貸款提交利息清單金額進行貼息補貼，操作透明度低、隨意性強，同時人民銀行和各金融部門無法獲知哪些貸款享受到扶貧貼息，部門之間缺少溝通協調機制。由于片區貸款的風險與收益不平衡，社會效益與商業利益不平衡，隨著我國金融機構的經營企業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出于收益和風險等因素，不愿涉足扶貧領域，工作主動性不強，扶貧內在動力不足。
（三）金融組織體系不完善，金融市場競爭不充分
由于經濟總量不足，片區在引進新型、大型金融機構上缺乏動力和底氣，金融機構相對其他地區明顯偏少，金融組織體系也不完善。以郴州片區為例，郴州11縣市區證券機構、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分別有14、18、15家，而片區4縣僅1、5、2家，比非片區縣市明顯偏少。另外中介服務機構發展較慢，三片區融資中介機構體系發展滯后，尤其是專業的信用評級機構、資產評估機構等。
（四） 金融產品和服務較為單一，難以滿足片區金融需求
片區各縣域投資、理財、證券買賣等中間業務開展較少，經濟發展過度倚重銀行傳統間接融資，股市、債券等直接融資手段除贛州市章貢區、遵義赤水市、湖南省汝城縣外，其它區域幾乎空白。片區直接債務融資總額為1000億元，平均每個區域僅為052億元。另外各種中介費用如擔保、評估費過高，造成融資成本偏高，也直接影響片區金融對企業的信貸支持。
五、片區扶貧開發政策建議
（一）頂層設計金融扶貧政策，對片區實行差別化管理
建議由人民銀行牽頭，召開一行三會、財政、稅務、民政等部門的部級協調會，各部門就片區金融扶貧制定差別化的金融扶貧措施，出臺具有可操作性政策細則。金融管理機構要加大信貸政策工具對片區傾斜力度，如降低機構設立準入門檻、建立金融產品創新激勵機制、增加信貸規劃；增加再貸款、再貼現限額，通過再貸款、再貼現補充片區機構資金來源；降低片區法人機構存款準備金率1到3個百分點等。各金融機構應實施差別化考核和經營管理制度，對片區實施“特定地區、特定時期，給予特定政策”，要提高貸款風險容忍度、擴大信貸規模、放寬貸款審批權限、制定更靈活定價機制、增設縣域網點等。
（二）整合社會資源，實施開發性扶貧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加強金融政策與財稅政策協調配合，加大財政補貼的力度、廣度，將中央、省安排給市、縣、鄉的財政扶貧類資金進行整合，集中投入，提高效益。采取“政府拿一點、項目捆一點、銀行貸一點、群眾籌一點、市場運作補一點”的辦法，多元化籌措扶貧資金。加快扶貧方式由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由救濟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轉變。
（三）發揮金融“孵化器”作用，大力推進產業化扶貧
鑒于片區金融不發達，金融機構在金融總量上要“盤活存量、引進增量”，實施差別化產業發展政策，扶持發展一批覆蓋面廣、帶動能力強、具有地方特色的農副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積極推行以“公司+基地+農戶”等產業化經營模式。
第3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支持 扶貧開發 農業保險 農民收入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開始有組織的實施扶貧開發，在國家經濟政策向西部傾斜的背景下，迪慶州政府也在農村進行了旨在消除貧困的大規模扶貧開發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隨著國家扶貧資金的大量投入和脫貧速度的減緩，資金使用效率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究竟怎樣的扶貧方式對農民脫貧最有效，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關注財政資金扶貧效率，如：王朝陽等（2012）建立面板數據模型進行財政扶貧與縣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財政扶貧資金投入對GDP增長和農民年均純收入的推動效果較為明顯，但對縣域工業經濟才增長并沒有特別的促進作用；帥傳敏等（2008）通過對全國592個貧困縣扶貧資金投入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國外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優于國內扶貧資金，國內扶貧資金中效率最差的是中央貼息扶貧貸款。而對金融扶貧效果的研究僅僅是從單一角度進行分析，如：褚保金等（2008）以江蘇省為例，分析表明農村信用社扶貧小額貸款對貸款農戶的家庭純收入產生了統計上顯著的正向影響。那么究竟金融支持扶貧開發的整體效果如何，地方支農貸款的投放是否顯著改善了貧困地區農民生活水平，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將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
二、迪慶藏區金融支持扶貧開發現狀
（一）金融支持農村發展情況
農村是扶貧開發的主戰場，迪慶州各金融機構在人民銀行迪慶中支的指導和推動下，充分認識和把握我州宏觀經濟金融形勢，以服務“三農”為導向，不斷加大信貸支農力度。截止2012年末，全州涉農貸款余額為922342萬元（占各項貸款余額的72.58%）較年初增加140924萬元，同比增長18.03%，高于各項貸款同比增速1.99個百分點，其中，農林牧漁業貸款余額為58323.89萬元，同比增長34.12%；農村基層設施建設貸款余額為499105.04萬元，同比增長1.36%；農村企業貸款余額為639335.64萬元，同比增長4.03%；農戶貸款余額為151056.94萬元，同比增長26.23%。全州15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迪慶州“三農”發展的信貸融資需求，較為有力地支持了藏區農村扶貧開發。
（二）金融扶貧相關政策實施情況
2012年，人民銀行迪慶中支積極與地方政府溝通協調，按照《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的指引，從全州實際情況出發，增強金融支持扶貧開發的針對性，運用再貸款、優惠利率和信貸政策指引等多種手段，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主動做好扶貧開發各項金融服務工作。
1.積極促進扶貧貼息貸款政策實施，努力滿足扶貧對象發展生產的資金需求。一方面，按照《迪慶州財政局 迪慶州扶貧辦關于下達2012年省級扶貧項目貼息計劃并撥付資金的通知》（迪財農[2012]130號）等文件的要求，全年共發放貼息項目貸款4200萬元，貼息126萬元，其中：發放省級推薦項目貼息貸款2000萬元，用于建設3000噸精煉菜油加工和示范基地，獲得中央財政貼息60萬元，帶動小中甸、建塘等3個鄉鎮種植油菜面積44440畝，受益農戶達5000余戶。
另一方面，按照《迪慶州財政局 迪慶州扶貧辦關于撥付2012年度第一批扶貧到戶貸款計劃及撥付財政貼息資金的通知》（迪財農[2012]18號）等文件的要求，全年共安排扶貧到戶貸款貼息280萬元，其中：香格里拉縣共獲得100萬元財政貼息①，促進了金江、上江、虎跳峽及五境等四個鄉（鎮）的種養殖業發展，惠及24個行政村，283個村民小組，受益農戶達1028戶，受益農民達7564人。
2.積極推動藏區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的創新，因地制宜做好農村金融服務工作。迪慶中支從藏區實際情況出發，通過下發信貸指導意見等方式，積極推動藏區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的創新，在人民銀行和有關部門的推動下，當地金融機構積極探索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渠道，截止2012年末，迪慶州共有七種創新金融產品，覆蓋全州29個鄉鎮，貸款余額達67925萬元，占全州各項貸款余額的5.34%，占涉農貸款余額的7.36%，使4萬農戶和12家企業收益；共有POS惠農支付等三種創新服務方式，實現29個鄉鎮全覆蓋，全年辦理業務金額達11306.47萬元，受益農戶數達11.6614萬戶，受益企業36家。
3.積極推進農業保險服務相關政策實施，鼓勵地方發展特色農業保險。一方面，依據州政府下發的《迪慶州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做好2012年度全州政策性農業保險續保工作的通知》（迪政辦發[2012]42號）等文件，積極鼓勵和推動地方保險機構參與針對青稞、藏系羊及牦牛等特色農業政策性保險的承保工作，截止12月末，共收取保費收入3516.82萬元，其中：牦牛、藏系羊及青稞等三種特色農產品的投保數量分別達到6.76萬頭、23.36萬及9.32萬畝；另一方面，鼓勵地方保險公司開展創新型服務，推出了針對全州農村學生、城鎮低保戶及軍烈屬子女的學生平安險，以及針對基層村官的國壽新簡易人身兩全保險等特色保險服務。
4.積極開展“一創兩建”工作，搭建惠農綠色通道。一方面，積極推動農村支付環境建設。截止2012年末，迪慶州已建立惠農支付服務點108個，各類業務交易及查詢筆數累計達到了40752筆，交易金額達408.12萬元。惠農支付服務業務快速發展，有效促進了農村地區支付環境建設，搭建了一條支農、惠農、便農的“支付綠色通道”，惠及27個鄉鎮、88個行政村、107個村民小組。
另一方面，扎實推進農村信用體系試點建設工作，截止2012年末，農村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德欽縣已為7157農戶建立了紙質信用信息檔案，建檔面達全縣農戶數的66%；為5594農戶建立了電子信用檔案及信用評級，占已采集信息農戶的76%，全縣農戶信用信息數據庫已初步建立。
5.其他金融扶貧政策實施情況。迪慶州政府下發《迪慶州財政局 迪慶州人民政府扶貧開發辦公室關于下達2012年云南省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培訓計劃撥付資金的通知》（迪財農[2012]20號）等文件，為藏區農民提供生產技能技術培訓補助資金，切實提高農民的生產技能，增強貧困地區農民的造血功能，截止2012年末，已開展引導性培訓及技能培訓兩項計劃，分別獲得財政補助資金18萬元及272萬元，使4300人受益。
（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情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金融基礎設施是金融支持扶貧開發的重要載體。截止2012年末，迪慶州共有15個縣級金融機構，73個銀行業金融服務網點，金融服務網點密度僅為0.0031個/平方千米，且三個縣城金融機構服務網點數為35個，占比高達47.95%，金融機構布局呈現重城鎮、輕農村的特點。全州共有銀行業從業人員865人，保險業從業人員550人，人均金融服務人員為0.0039人，其中：人均銀行業金融服務人員約為0.0024（即：每一名銀行業從業人員，需要為大約417個人提供金融服務）。全州自助機具布放數為1356臺，人均0.0038臺，其中：ATM機106臺，人均擁有量為0.00029臺；POS機具1234臺，人均擁有量為0.0034臺，其他自助服務終端僅有16臺。可見，我州境內尤其是農村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明顯不足，較難發揮金融扶貧的載體作用。
三、迪慶藏區金融支持扶貧開發效率分析
由于扶貧針對的是特別貧困地區的農民，金融支持扶貧開發的最終目的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為此，本文試圖從迪慶藏區金融扶貧開發政策入手，以迪慶轄內三個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縣域經濟金融數據作為考察金融扶貧效果的主要指標，并選用藏區農民人均純收入來計量農民的生活水平，從而為金融對藏區扶貧開發的推動提供實際證據。
（一）模型及數據指標簡介
由于迪慶藏區轄內僅有3個縣，金融數據統計口徑又于2008年發生變化，因此僅可獲得2008～2012年連續5年的數據，為解決樣本容量不足的問題，同時，為了克服時間序列模型可能會忽略個體差異，而截面數據可能無法反映經濟的動態變化趨勢這兩種缺點，本文使用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分析，并假設在樣本區間內，各縣的經濟結構、人口素質等不可觀測的特質性因素是固定不變的，因此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采用的統計軟件為stata11.0。
從理論上來說，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和農林牧漁業貸款，是對農村的物質資本投入，而增加農村企業貸款及農戶貸款，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農業企業和農民提高自身技能水平，相當于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因此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建模依據，模型中，因變量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對數（linc），而自變量包括各項涉農貸款的對數（詳細指標參看表1）。
表1 實證數據指標說明表
注：（1）實證分析中l* 表示對指標*取對數；
（2）由于因變量采用的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達到一致性，在實證分析中將各項金融數據按照各地區農業人口數進行平均，從而得到農村居民人均值。
模型具體形式為：
lincit=β0+β1linfloanit+β2lfarmloanit+......+μit
（i=1，......，3； t=2008，2009，......，2012）
其中，βk表示各項支農貸款影響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彈性。
（二）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對數線性回歸分析方法，詳細分析各項涉農貸款對農民生活水平的影響效應，以期對金融扶貧效率做出實證判斷。回歸結果歸納在表2中，其格式為：每列報告不同的回歸結果，而每行則報告系數的估計值、標準誤，F統計量、P值或其他相關回歸的信息。
首先，觀察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扶貧效力。表2第（1）列給出了在地區固定效應下，迪慶州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理賠支出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影響的雙對數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可知，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各項貸款及農業保險理賠支出均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有顯著的積極影響，模型整體識別度較高，具體而言：每增加1%的各項貸款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理賠支出，將分別促進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0.4031%和0.0223%。
其次，觀察涉農貸款扶貧效力。考慮到各項貸款中能直接對農民收入產生正向影響的應該是涉農貸款，因此在第（2）列中，用涉農貸款代替各項貸款，結果發現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每增加1%的涉農貸款，將促進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0.287%，而每增加1%的農業保險理賠支出，可增加0.0597%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最后，為詳細分析涉農貸款的不同組成部分的扶貧效力，從而為改進涉農貸款結構以更好的發揮扶貧作用提供依據，第（3）列用農戶貸款、農林牧漁業貸款、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和農村企業貸款來替代（2）中的涉農貸款，結果發現模型的整體識別度提高，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和農村企業貸款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顯著，因此在第（4）列回歸中將這兩個變量剔除，回歸結果顯示，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農林牧漁業貸款的影響效應為負，即其對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存在消極影響，每增加1%的農林牧漁業貸款，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將下降0.0709%，而每增加1%的農戶貸款，將促進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0.3695%，每增加1%的農業保險理賠支出，可增加0.0315%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表2 實證分析回歸結果歸納表
注：這些回歸是使用迪慶州三縣，從2008年至2012年（總共15個觀測值）的面板數據估計而得。標準誤在系數下面的括號中給出，p值在F統計量下面的括號中給出。個別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或**1%的顯著性水平下在統計上顯著。
（三）實證分析結論
總結第二部分的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金融涉農貸款對農村扶貧開發有正向促進效應。從回歸分析中可知，金融機構發放的涉農貸款，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說金融支持能夠改善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且從回歸的組內R2也可看出，涉農貸款的增加確實能夠在較大程度上解釋近年來迪慶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其中，第（4）列回歸結果表明，在各項支農貸款中，農戶貸款的發放對提高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改善農民生活水平最有效。
第二，目前迪慶藏區金融扶持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效率較低。從回歸結果可知，對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最有效的農戶貸款，其影響彈性也僅為0.3695，而有的解釋變量的彈性甚至未達到0.1，如此小的影響彈性表明金融支持扶貧開發的效率是較低的。以農戶貸款為例：2012年迪慶州農業人口數為30.27萬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769.1元，農戶貸款余額為151056.94萬元，假設2013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1%（即增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7.69元），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戶貸款余額需增加2.71%（即增加4078.59萬元），巨額的農戶貸款增長，僅能促進農民增收47.69元，可見效率較低，金融改善農民生活水平的效率仍有待于提高。
第三，政策性農業保險對于保障農民生活，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有顯著正向效應。由于農民是政策性農業保險理賠支出的直接受益人，因此相對于保險費收入和保險金額而言，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更直接，因此分析中選用理賠支出作為計量農業保險效果的指標，回歸結果表明，雖然影響彈性僅為0.0315，但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政策性農業保險理賠支出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確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第四，回歸結果表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和農林牧漁業貸款余額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效應為負，這與預期相悖，可能是因為在迪慶州財政扶持力度弱，在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發展農林牧漁業的過程中，金融貸款不足的部分，往往需要由當地農村居民來承擔，這反而增加了農村居民的負擔，對當期農民收入的影響呈現出負效應，但從長遠來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對扶貧開發應該是有促進作用的。
第五，農村企業貸款余額對農民收入未體現出明顯的影響效果。回歸結果表明農村企業貸款余額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在統計上不顯著，但筆者認為農村企業帶動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是推進農村扶貧開發的一個有效途徑，該計量結果的產生，可能是因為：（1）目前迪慶州農村產業化程度普遍較低，農村企業覆蓋范圍有限，使得運用現有數據進行的計量分析無法體現出農業產業化在促進農民增收方面的優勢；（2）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投資回報周期較長，因此本文只考慮其當期效果的分析方式，無法體現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長期影響效應。
四、迪慶藏區金融扶貧開發效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迪慶中支與地方政府配合協調，積極推廣實施藏區金融扶貧相關政策，但迪慶州經濟基礎薄弱、支農貸款品種少、支農資金短缺及配套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因素，共同導致了轄內縣域金融支持扶貧開發效率較低的現狀。
（一）金融支農貸款品種少，創新不足，缺乏有效促進扶貧開發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一是支農貸款品種少，難以滿足農村居民貸款需求。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各項涉農貸款中，農戶貸款對于農村扶貧開發最有效，但目前迪慶州直接貸給農戶的貸款僅有農戶小額貸款、農戶聯保貸款及少量的林權抵押貸款等，適合農戶的金融產品匱乏，且已推行的貸款利率偏高、期限偏短、金額偏小，農民負擔較重，與農業產業化發展需長期、大額投入不相匹配，因而扶貧開發效率偏低。
二是金融創新不足。金融機構基層行社雖然處于金融扶貧開發的前沿陣地，真正貼近農村市場，最了解縣域“三農”的信貸需求，但由于缺乏專業性人才，加之對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認識不足、重視不夠，導致目前已有的金融產品及服務創新均為吸納性創新，沒有能力開發原創性的、針對農村地區扶貧開發的信貸產品和服務方式。
（二）農村地區金融機構單一，信用社獨木支三農，面臨較大金融扶貧開發壓力
迪慶藏區金融機構經營規模小、基礎薄弱，且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逐漸收縮，農村資金大量外流，鄉（鎮）一級僅保留有農村信用社的分支機構，農村信用社承擔著大部分農村金融扶貧服務的重任。隨著城鎮化和市場化的發展，農村居民的金融需求逐漸多元化，且農業產業化發展使得對農業信貸資金的需求量逐步擴大，而各鄉鎮農村信用社自身經營實力有限，業務規模小，盈利能力差，抗風險能力較低，面對日益增長、逐漸多元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需求，需獨木支三農，支農力不從心，存在較大的金融服務供給壓力。
（三）扶貧貼息貸款發放門檻高、涉及面窄，企業及農民的自主性融資需求較難獲得財政貼息
一方面，國家扶貧貼息項目貸款的申請門檻較高，只有規模較大、貸款金額較高的企業項目貸款才能獲得財政貼息，迪慶藏區由于經濟發展緩慢，特色企業經營規模較小、基礎薄弱，較難滿足扶貧貼息項目貸款申請條件，目前已有的項目貸款貼息，也是以自上而下的安排分配為主，地方企業自主性融資需求較難滿足。
另一方面，目前扶貧到戶貸款主要安排在金江等經濟狀況相對較好的鄉鎮，涉及面較窄，且利率貼息易導致尋租行為的產生，在缺乏完善的貸款發放后續監測機制的情況下，扶貧到戶貸款資金存在難以瞄準貧困客戶群、資金安排隨意性較大等問題，最貧困的鄉鎮及最需要資金扶持的農民往往較難獲得貸款貼息。
（四）政策性農業保險成本高、險種少，保障農民生活水平效率不高
一方面，政策性農業保險風險大、成本高，盈利能力較弱，各家保險公司參與積極性不高。據了解，由于迪慶藏區經濟基礎薄弱，財政收入增長遲緩，收支差距較大，造成政策性農業保險中的州、縣一級財政補貼較難落實，加之藏區農民收入不高，農業產業化程度低，農民自擔部分的保險費用也較難收訖。導致政策性農業保險承保成本高、風險大、盈利能力弱，因而各家保險公司開展特色農業保險的激勵不足。
另一方面，政策性農業保險覆蓋面窄、險種少，彌補農民損失能力不足。以農民專業化養豬為例：目前迪慶州政策性農業保險僅涉及能繁母豬，而對于生豬養殖則不涉及，一旦發生災害和意外，由于生豬養殖比例遠大于能繁母豬，相應的生豬損失也較大，但卻無法獲得補償，農民的養殖風險得不到彌補，政策性農業保險保障農民生活水平的能力明顯不足。
（五）農業資金供給不足，金融支持農村地區“造血”脫貧的能力較弱
農業產業化發展，有利于增強農村地區的造血功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然而目前迪慶州農業資金供給不足，金融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能力較弱。
一是迪慶州地方財政扶持能力弱，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制約了農業產業化發展。迪慶州地方財政困難，境內山高谷深，大多數貧困山區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不完善，改善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的重擔基本落在農民身上，加重了農村居民的負擔，制約了農業產業化發展。
二是金融機構審貸權普遍上移，出于信貸資金安全性考慮，僅有的信貸資源也向大項目、大企業傾斜，而規模相對較小的農業企業，由于經營管理機制不完善、財務制度不健全、抗風險能力弱，又難以達到金融部門發放貸款所需的擔保、抵押條件，使其難以獲得銀行信貸支持，也難以擴大生產經營規模。
五、增強迪慶藏區金融扶貧開發效率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農村金融創新，依托藏區優惠政策，積極研發推廣扶貧開發金融產品
一是切實加強對農村金融創新工作的支持，樹立金融機構創新意識。以農村金融市場為導向，以政策扶持為支撐，健全和完善正向激勵機制，轉變金融機構觀念，強調創新對促進金融機構拓展經營業務和提升競爭能力的重要作用，充分調動和激發金融機構內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是建議各涉農金融機構積極培育農村金融創新人才，增強金融服務原創能力。建立農村金融產品及服務方式創新激勵機制，鼓勵信貸人員根據農村居民信貸需求變化，創造符合地方特色，有針對性的信貸產品和服務模式。例如：針對農戶缺乏合格的貸款抵押擔保品等現實問題，建議金融機構適當擴大貸款抵押擔保品范圍，增加支農貸款品種，圍繞農民的切實需求，探索研發結合當地實際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宅基地使用權抵押及農產品抵押等圍繞農村“三權三證”的新型抵押方式，增加信貸品種，提高金融產品的適應性，為農民提供更加實際、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務，為農業發展、農村繁榮注入資金和活力。
三是依托藏區優惠政策，積極研發有針對性的扶貧開發金融產品。迪慶地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轄內三縣均屬國家級貧困縣，中央及省級財政對迪慶貧困人口和低收入群體采取的扶持類政策較多，把握政策傾斜優勢，用好用活現有政策，積極進行政策扶貧范疇的金融產品創新。
（二）適度調整和放寬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準入政策，促進金融支農體系多元化發展
一是完善現有農村金融體系，緩解農村信用社金融扶貧壓力。一方面，強化農業發展銀行政策功能，使其成為資金回流農村的流轉樞紐，在農田水利、農業科技開發、農業機械化普及等商業性金融服務薄弱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另一方面，改革農業銀行運行機制，將農行定位于服務農業的商業銀行，授予其縣級分支機構更大的經營自。
二是本著競爭激勵的原則，適當放開農村金融市場限制。適當降低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積極培育發展競爭性、多樣性和有效率的農村金融組織，努力構建商業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額貸款組織相互競爭、相互補充完善的農村金融體系。
（三）加強支農政策與金融信貸業務的結合，積極完善農村地區財政扶貧貼息貸款運行機制
一是扶貧貼息項目貸款方面。建議政府部門繼續加大對迪慶藏區的政策傾斜力度，適當降低迪慶藏區特色企業扶貧貼息貸款發放門檻，且由于當地政府對藏區企業及項目的發展狀況及資金需求情況較為了解，為了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資金浪費，建議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扶貧貼息貸款項目審批權限，以便及時、有針對性的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
二是扶貧貼息到戶貸款方面。規范扶貧到戶貸款運行機制，尤其需完善扶貧到戶貸款發放監測機制，建議規范采用政府作用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制度，對扶貧到戶貼息貸款采用“政府部門初審——金融機構審查放貸——貼息統一補給金融機構”的運作方式，由金融機構結合農戶的信用及經濟情況，進行扶貧到戶貼息貸款貸前審查和貸后監測工作，以便真正地瞄準貧困客戶群，降低貸款發放隨意性，拓寬財政貼息貸款覆蓋面。
（四）適當擴大政策性農業保險范圍，完善農村保障體系
一是建立和完善地方保險公司承保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激勵機制。建議適當提高中央和省一級的政策性特色農業保險保費補貼，降低州縣補貼及農民自擔部分，從而保障政策性保險公司保費收入能及時收取到位。同時，加大對政策性農業保險承保公司的政策和稅收優惠，吸引更多的保險公司投向農業保險行業。
二是建議適當擴大政策性農業保險范圍，對商業性保險公司辦理的農業保險和農業企業保險提供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鼓勵和支持其擴大農業保險范圍和規模，增強彌補農民損失的能力。
三是為了彌補現有政策性農業保險的不足，建議政府建立農業保險保費補償專項基金，完善農村保障體系。
（五）加大農業資金投入，增強農村地區脫貧“造血”功能
一是建議適當加大財政支農力度，改善農村地區交通、通訊、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有時間和精力發展農業產業，實現農業產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發展。
二是建議適當放寬對農村金融分支機構的業務范圍限制，強化其金融支農能力，同時培育和扶持農業企業發展，完善農業企業經營管理和財務制度，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吸引金融資源投向農業產業發展。
三是建議政府財政建立專門的信貸風險補償金，對金融機構在支持扶貧開發金融服務過程中產生的風險給予一定的補貼；同時，督促金融機構不斷加強經營管理，增強經營實力，加強金融服務，充分發揮支持扶貧開發金融服務的主力軍作用。
注釋
①據了解，目前迪慶州扶貧到戶貼息貸款財政貼息的提供方式為農戶向鄉鎮一級金融機構營業網點申請貸款并自行償付貸款及利息后，再向鄉鎮財政所申請貼息，而非直接將財政貼息撥付金融機構，因此各家金融機構無法專項統計該財政貼息貸款的相關數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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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構建可持續的金融扶貧機制
：在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中，人民銀行貴陽中心支行是如何提高金融扶貧的精準性的？
戴季寧：金融扶貧機制，一定要是可持續的， 不能搞大水漫灌、大而化之，要有所為、有所側重。扶貧工作越往后難度越大，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找準貧困根源、摸清扶貧對象、用對扶貧方法、開展精準扶貧。
開展精準扶貧工作以來，人民銀行貴陽中心支行緊密聯合省扶貧辦、省農委、金融監管等有關部門，代擬了《關于全面做好金融服務推進精準扶貧的實施意見》，著力推廣以扶貧對象精準、金融機構精準、金融產品和服務、扶貧信貸風險補償與分擔精準以及組織保障平衡的“四精準一平衡”的金融扶貧新模式，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扶得好”的問題，讓貧困群眾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能力。
過去5年，貴州省三大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扶貧開發規劃項目中涉及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民生改善、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和生態環境6大領域的投資總額達3.02萬億元。按照當前各貧困縣的存貸款增長水平進行初步測算，在考慮項目資本金匹配、有效信貸需求等因素后，全省2015年末扶貧開發資金缺口約為300億元。如此大規模的資金需求缺口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做大總量，增加對貧困地區的金融投入；另一方面也要算好細賬，提高扶貧的“精準度”。
：在金融精準扶貧過程中，金融機構會遇到哪些困難？
戴季寧：金融精準扶貧的難點在于精準地摸清扶持對象及其金融需求。全省623萬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貧困群眾是扶貧的目標對象，也是基礎金融服務應該加快覆蓋的對象。要用有限的金融資源有效開展扶貧，需要精準到這623萬人中優先支持誰、重點支持誰、支持誰能帶動更多人脫貧，不同類型的貧困群眾需要何種金融扶持措施等等。這些問題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的解答不一而足，因此我們借鑒了國內外的許多經驗做法，如大力推動婦女創業貸款、重點支持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但其效果距離精準扶貧的要求仍有較大差距。
金融精準扶貧的途徑在于參與扶貧的金融機構要有精準的措施。目前，省內多家金融機構都在圍繞扶貧開發工作積極地出臺政策、創新產品、改善服務，其中不乏許多有效的措施。但從總體上看，金融機構仍然缺乏精準有效的措施，一些好的做法也只是在點上見效，還沒有形成連片推廣、廣泛復制的燎原之勢。
：在貴州，金融扶貧的關鍵點是什么？
戴季寧：是堅持商業可持續的原則。2014年，貴州省71個貧困縣平均存貸款余額較全省平均水平低10個百分點，特別是非法人金融機構新增可用資金用于當地的比例較低，345家非法人金融機構中有132家這一比例低于50%，資金使用效率不夠“精準”。金融扶貧要遵循市場規律，低效率和高風險的投入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如何通過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通過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密切配合，制定精準的扶貧措施，建立合理的風險補償與分擔機制，確保金融扶貧資金使用有成效、風險有保障、投入可持續，是我們面臨的主要困難。
深化縣域經濟
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如何增加縣域經濟的資金供給，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戴季寧：對金融機構而言，需要圍繞“投得更足、投得更準、投得更好”的思路做文章，一是要拓寬貧困地區融資渠道，保證投得足。發揮銀行信貸資金主渠道的作用，積極向上爭取政策傾斜，切實提高貧困縣非法人金融機構當年新增可用資金用于當地的比例，保證縣域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爭取對扶貧項目融資主體設計專門的債務融資工具，專項用于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民生改善、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和生態環境等規劃項目；制定特惠的財稅優惠和獎勵政策，引導金融資源向貧困地區傾斜。
二是優化金融扶貧結構，保證投得準。總體思路是“產業發展引領、新型主體帶動、小額貸款助推”推廣貧困農戶專屬或受益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如圍繞滿足623萬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深入推進扶貧小額信用貸款、助學貸款、創業貸款、農房保險、大病醫療保險等產品，滿足貧困農戶生產生活需要；開展金融扶貧能人帶動工程，為第一書記、大學生村官、致富帶頭人等農村能人設計金融支持方案，將能人帶動引入到精準扶貧攻堅行動中來，充分發揮示范引領作用；擴大貧困農戶抵（質）押擔保范圍，加強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建設，積極推動將貧困地區符合條件的縣納入全國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農民住房財產權等抵押貸款試點范圍，滿足“三農”大額資金需求，助推扶貧產業“接二連三”；有效降低扶貧融資成本，靈活運用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財政扶貧貼息資金等降低扶貧開發融資成本。
三是建立風險分擔機制，保證投得好。整合財政部門、農業管理部門、保險部門創新扶貧開發金融產品，以點帶面，逐步探索解決扶貧信貸風險較大的問題。
四是加強組織形式創新，保證做得好。建立“省、市、縣”三級聯動的金融扶貧協同機制，加強創建工作組織協調，及時研究解決金融扶貧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確保金融扶貧的可持續發展。
發展普惠金融
實施精準扶貧
：精準扶貧工作推行以來，全省金融部門探索出哪些金融支持精準扶貧的做法和經驗？
戴季寧：全省金融部門深刻領會發展就是最大的扶貧這一思想，主動對接國家金融扶貧政策，加大對資金、規模、綜合服務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今年71個片區縣和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貸款余額突破5000億元，金融服務實現鄉鎮100%全覆蓋，大量資金的注入，有效推動了貧困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民生發展。
不僅如此，全省金融部門還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在支持對象的選擇上聚焦重點，將具備一定發展能力的貧困農戶、扶貧龍頭企業、農業專業合作社作為支持重點；堅持底線思維，在支持方式上倡導綠色金融，重點支持貴州“十大扶貧產業”，推動貧困地區持續快捷健康發展。如2014年人民銀行貴陽中心支行在貧困地區創新開展“支農再貸款+配套貸款+利差補貼”的運作模式，引導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匹配自有信貸資金，以優惠利率水平發放扶貧貸款。截至2015年3季度末，全省共有101家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使用支農再貸款累計發放涉農貸款97.3億元，匹配自有資金發放涉農貸款49.1億元。其中，借入支農再貸款資金發放涉農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為6.1%，比其他涉農貸款利率低3.4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使用支農再貸款匹配自有資金發放涉農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為8.9%，比其他涉農貸款利率低0.6個百分點。杠桿化操作已累計帶動全省千余家農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3萬余戶農戶發展生產，帶動周邊10余萬人就業。
：人民銀行貴陽中心支行近階段具體做了哪些精準扶貧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效？
戴季寧：一是專門成立了扶貧統計小組，對貧困地區融資規模、金融精準扶貧進展、貧困地區金融服務水平、貨幣信貸支持政策、貧困人口收入五方面情況進行監測。組織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召開《精準扶貧統計框架》座談會，就統計具體指標定義、設置、采集等內容展開討論。
二是召開了“金融精準扶貧問計專家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就貴州金融支持精準扶貧提出了可行性建議。
三是圍繞精準扶貧目標組織開展農村金融知識普及宣傳活動。今年9月以“金融知識普及月”為契機，圍繞精準扶貧目標，組織全省各級人民銀行與涉農金融機構針對農村不同層次的社會群體開展了各有側重和特色的金融知識普及活動。組織全省金融系統志愿者成立“蒲公英”志愿者隊伍，深化金融知識宣傳普及。
第5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關鍵詞：南疆三地州；扶貧開發；金融
一、南疆三地州社會經濟發展基本情況
南疆三地州包括新疆喀什、和田以及克州地區，總面積45.92萬平方公里，人口652萬人，其中94%是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發展呈現以下特征。
（一）經濟水平低，發展動力不足。南疆三地州79%的縣（市）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貧困人口占新疆扶貧人口81%。經濟發展水平處于農業向工業轉型的初級階段，農牧業生產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同時工業生產加工主要集中于資源開采和初級產品加工，產業結構呈現低級化特征。且由于占人口大多數的農牧民缺乏適應現代生產方式的勞動技能，“靠天吃飯”現象嚴重，自然災害的時有發生導致農牧民難以形成原始的資本積累，自身發展動力不足。
（二）財政收入少，投資力度積弱。由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農牧業發展，工業化水平低，南疆三地州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緩慢，自給率較低，目前南疆三地州財政收入占全疆財政收入比例不足5%，導致多年來政府支出對農業和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嚴重不足，經濟的自我積累發展能力弱，經濟增長起步困難，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二、金融支持南疆三地州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困難
（一）金融機構體系單一。特殊的地理環境造成南疆三地州金融機構運營投入大，開發和管理成本高，運營成本是平原地區的2-3倍，利潤率不到平原地區的一半，甚至出現虧損，金融機構設立網點的意愿不高，各類金融組織缺乏，企業融資渠道以來銀行貸款為主。
（二）金融產品供給缺乏。金融產品和服務缺乏，企業依賴銀行貸款間接融資，債券、票據等直接融資產品匱乏，股權融資尚屬空白。如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仍以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為主，貸款金額較低，難以滿足種養殖大戶、專業合作組織、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村生產經營主體的資金需求。
（三）扶貧貼息貸款落地難，政策有待完善。貸款期限過短與種養殖業生產周期不匹配，難以滿足貧困農牧戶持續生產資金需求，影響扶貧貸款政策的實施效果；貸款貼息比例偏低，貧困戶雖享受貸款貼息，但仍需負擔較高利率水平的貸款利息，付息壓力大；貼息資金缺口較大，目前貼息額度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農牧業貸款實際貼息需求。
（四）農業保險覆蓋程度低，補償作用有限。盡管屬于政策性農業保險先行試點省區，但新疆地區農業保險的險種設置和保險責任覆蓋面低。近年來，南疆三地州林果業、畜牧養殖等高效、高附加值農業快速發展，農戶面臨的生產經營風險和市場風險加大，隨之帶來對相關農業保險需求的增加，但是與之對應的覆蓋林果、畜牧業的農業保險產品缺失，農牧民參保相關農業保險途徑缺乏。
三、金融支持南疆三地州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健全金融體系建設。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鼓勵支持農村新型金融組織發展，放款民間資本進入金融市場條件，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發展直接融資，支持有實力的大型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融資，支持中小企業通過集合票據融資，鼓勵金融機構創新供應鏈融資。
（二）鼓勵金融產品創新。鼓勵金融機構創新產品類別，根據貸款對象資信水平、所處行業等的不同，細化產品和服務方案，創新產品和服務類別；引導金融機構制定差別化的授信審批政策，適當下放貸款審批權限；對畜牧業和林果業的貸款進行財政貼息，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畜牧業、特色林果業等特色產業的金融支持。
（三）優化貼息貸款管理，擴大政策受益主體。一是延長扶貧貸款貼息的最長期限，盡可能滿足農牧業生產周期資金需求；二是進一步提高貼息比例，減輕農牧民、企業還款壓力。三是提高貼息資金計劃規模，放寬扶貧貼息貸款中項目貸款的比例限制，實現應貼盡貼。
（四）充分發揮農業保險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一是將農業保險列入政策性保險范圍，發揮政策性農業保險增強農牧民抗風險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作用。二是創新農業保險產品，擴大農業保險覆蓋面。三是創建“財政+保險公司+農民”的新型保險模式，合理分擔各方風險，進一步推動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的開展。
參考文獻：
第6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關鍵詞】扶貧模式 農村金融扶貧 模式創新
一、前言
隨著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出臺，貴州省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特別是在“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以來，貴州經濟發展更加得到了國家政策大力支持和產業政策的傾斜，使得貴州經濟取得巨大進步。2012年貴州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753元，相比2011年的4145元，增加608元，同比增長14.67%。但是對比周邊其他省份，貴州省仍是我國西部地區較落后的省份。尤其貴州農村還面臨著貧困程度深，貧困人口多，貧困面積大等問題。因此，研究貴州省新型扶貧模式尤其是金融扶貧關系著貴州省能否實現后發趕超，意義重大。
二、貴州省傳統扶貧模式分析
（一）貴州省傳統扶貧模式特征
貴州省的傳統扶貧工作的模式主要是“政府為主，社會為輔”，整個扶貧工作過程中來看政府始終扮演的是最重要的角色，涉農資金和扶貧政策的制定、執行、資金項目等扶貧資源的決定權，使用權、控制權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效率不高。
（二）貴州省主要傳統扶貧模式的類型
1.信貸扶貧。貴州省2012年度涉農貸款總計為2862.74億元，其中中國農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農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分別為393.4億元，870億元335.34億元，1264億元，貸款余額總計較上年增長22.5%。貴州信貸扶貧資金主要來自于農村信用合作社、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中國農業銀行提供，其中農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資金要占到大部分，政策性銀行居于其次，商業銀行提供的資金比較少。
2.產業化扶貧。所謂產業化扶貧就是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鼓勵引導貧困地區的群眾，依靠自身努力和地區優勢資源，通過自身艱苦奮斗脫貧致富的自我脫貧的扶貧方式。貴州省根據自身優勢相繼發展了草地畜牧、核桃產業、中藥產業、蔬菜產業、油茶產業、甘蔗產業、鄉村旅游產業、特種養殖產業、茶產業、精品水果產業和薯類等12個產業。
3.對口幫扶。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公布《關于開展對口幫扶貴州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鼓勵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對口幫扶貴州。意見公布后，上海市對口幫扶遵義市，大連市對口幫扶六盤水市，蘇州市對口幫扶銅仁市，杭州市對口幫扶黔東南州，寧波市對口幫扶黔西南州，青島市對口幫扶安順市，廣州市對口幫扶黔南州，深圳市對口幫扶畢節市。以上東部8個市每年從財政支出安排總計27496.37萬元對口幫扶貴州。該《意見》的最終目標是力求在2020年貴州受幫扶地區城鄉居民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扶貧對象大幅減少，特色產業體系基本形成。
（三）貴州省傳統模式扶貧存在的突出問題
隨著貴州堅持把扶貧攻堅作為第一民生工程，把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作為重點治理對象，近年來，貴州省大力發展推進產業化扶貧，貧困面貌逐漸改變，貧困人口逐年減少，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貴州扶貧過程中也存在許多問題。第一扶貧資金不足，2012年貴州省涉農財政支出僅僅為275.3億元，僅占全省財政支出的12.26%。第二扶貧資金來源單一，扶貧資金絕大部分來源于財政支出、信用社或者政策性銀行貸款，很少涉及商業銀行。第三在對口幫扶過程中東部產業向貴州轉移的產業，部分產業是東部地區淘汰產業。第四產業化扶貧不易處理好企業和農民之間的利益關系，二者容易發生矛盾。
三、貴州省農村金融扶貧現狀分析
目前貴州省金融扶貧基本上都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這種模式下政府始終作為一個主角在運作，通過指導性的貸款進行扶貧資金配置，因此扶貧資金基本上脫離市場資源配置，雖然這種扶貧方式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辦事效率高，但是這種模式往往會帶來資源的利用效率不高，長遠來說對整個國家的金融服務體系正常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作用。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扶貧資金利用效率低，一定程度上縱容了市場操作行為，更糟糕的是還會出現尋租行為。
（一）小額信用貸款供給不足
目前貴州省郵政儲蓄銀行、農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均開展了小額信用貸款業務，2013年貴州省小額貸款公司貸款余額71.62億元，雖然較2012年的59.42億元增長了20.5%，但還遠不能滿足農戶的強大的資金需求，而且小額貸款一方面貸款期限偏短，手續較為繁瑣，另一方面貸款業務授信額度偏小等系列問題都亟須改善。
（二）農業保險發展快總量小
近些年貴州省大力發展保險業，在農村先后推行了農房保險、種植養殖保險、農村小額人身保險，貴州保險行業還以規范促發展，引導行業牢固樹立“優化結構、滿足需求、強化內控、改善服務、規范經營、提高效益”的理念，統籌好業務發展的速度、質量和效益，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使得貴州涉農保險得到較大的發展，截止2012年上半年貴州省全省實現保費收入81.11億元，同比增長11.34%，增速位列全國第8位。但是雖然增速在全國排名第8，但是涉農保險的絕對額在所有保費中所占比率還是比較低，涉農保險的絕對額也比較低，涉農保險費僅僅為0.68億元，和農業比較發達的山東省的8.6億元相比起來差距還很大。
四、貴州省農村金融扶貧主要問題的成因分析
（一）扶貧資金供需失衡
貴州省是西部經濟落后地區，一方面農村家庭經營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占比為50%左右，而生活消費、必需品支出在家庭總支出中占到了很大比例，剛性需求大，農村居民在金融服務方面的需求具有總量大、額度小、分散、市場面廣且需求層次日益多元化，資金需求季節需求明顯，這需要相關的農村金融機構提供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服務產品。另一方面各大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有政策性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涉農農村貸款的過程中存在著效益不佳，存多貸少，農村資金外流，金額小。
（二）風險防范機制缺失保險制度不完善
貴州省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農業省份，而且農業本身相對于其他行業具有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農民極易因災返貧或者因災致貧。一方面貴州省自然災害種類多，頻度高，分布廣，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失較大，一旦出現自然災害，農民極有可能無力償還銀行貸款，直接導致違約風險。另一方面在貴州省涉農保險在保險公司各項業務中占比很低，農民不愿意投保，自然災害一旦發生，農民就很有可能違約，無力償還銀行貸款。
（三）缺乏良好的市場競爭機制
貴州省涉農金融扶貧貸款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政府主導下的一種貸款行為，政府管不住自己的手，在貸款過程中政府干預過多，政府在對扶貧貸款的發放過程中進行貼息補償，但是這種金融貼息扶貧模式本質上就是違背市場競爭原則，不能合理的配置資金，也會使得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另外一方面這金融扶貧模式也會造成尋租行為。
五、金融扶貧模式創新的對策與建議
（一）重構風險防范機制
1.建立并完善農業保險制度。政府應積極指導建立完善的農業保險制度，并且鼓勵保險機構開展農業保險業務。此外提高農民參加農業保險的積極性，在各方面給予政策優惠，加強涉農保險宣傳力度，是農民意識到農業保險的重要性，還有保險機構應該開發涉農貸款保險業務，降低金融機構涉農貸款的風險。
2.建立完善農業產業風險對沖機制。在條件成熟的縣市，推出期貨、期權產品，穩定農產品價格，保護農民合法權益。此外還可以開展涉農貸款的證券化業務，降低農民財產風險和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違約風險，降低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不良資產，提高金融機構金融扶貧的積極性，保證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工作可持續健康發展。
（二）構建政府與市場間的邊界
1.積極推進小額貸款的專業化發展。貴州省截止2013年已經有256家小額貸款公司，貸款余額71.56億元。但是這還遠不能為貴州省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農村還是普遍出現貸款難等問題，因此貴州省需要大力發展小額貸款，支持相關的專業化產業發展。
2.堅持創新金融扶貧模式可持續發展。新型金融扶貧最重要的是要將輸血式扶貧轉換為造血式扶貧，轉變政府扶貧職能，履行好政府的基本職責，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金融扶貧市場進行調節，讓農民和金融機構成為扶貧工作中的主角，使農民和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博弈，政府只是適時對雙方行為進行調節控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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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關鍵詞：精準扶貧;難點;經濟發展
“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精準扶貧是扶貧開發工作中必須堅持的重點工作，也是新時期黨和國家扶貧工作的精髓和亮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中國夢”的重要保障。但是，精準扶貧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難點問題。
一、精準扶貧的常見難點
在精準扶貧工作中，主要分為三大步驟，即“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及“精準管理”。其中，“精準識別”指的是針對需要幫扶的貧困村、貧困人口進行鑒別的過程，也是扶貧工作中最為重要的過程，然而，由于個體差異大、扶貧工作難度高，這一環節往往出現問題。
（一）規模排斥現象
由于扶貧工作范圍廣、輻射人口多，因此，貧困人口規模的界定存在一定難點，無法進行科學標準的規模控制，而需要通過以縣級市為單位，自上而下進行指標的分配，貧困村、貧困戶的指標數量很難與實際數量達成一致。調查顯示，多數樣本村獲得的指標配額均無法滿足實際貧困戶的需求，存在一定的規模排斥問題。
（二）區域排斥現象
除此之外，還存在區域排斥的情況。精準扶貧政策旨在特困地域的綜合發展，然而，部分貧困人口因區域問題被排斥在識別過程之外，無法進入精準扶貧序列。有關部門在進行精準扶貧工作中，為了集中連片式工作法，必須將貧困區域與非貧困區域連接在一起，導致部分貧困區域因地域問題而被精準扶貧政策所排斥。更有部分地方政府為了達成更好地精準扶貧政績，采用非貧困區域甚至相對富裕區域作為貧困片區的大部，貧困區域作為片區小部的方式進行集中連片劃區，導致真正的貧困村、貧困戶、貧困人口未能進入貧困片區之內，被精準扶貧政策隔絕。
（三）識別排斥現象
與其他排斥現象相比，識別排斥現象性質更為惡劣。可以說，性別排斥的產生原因是主觀的，即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在進行精準識別工作過程中，由于既定利益等因素，將符合標準的貧困村、貧困戶、貧困人口指標劃分給其他不符合標準的村、戶、人口，并從中謀取一定回報。識別排斥又分為惡意排斥、過失排斥等。這一情況的產生原因是很復雜的，在識別過程中，由于要對扶貧對象的收入、貧困發生率、人口基數等數據進行分析，在數據采集過程中，一些地方領導、職能部門工作人員的個人操作就有可能導致數據失真，并最終導致扶貧效果不理想。
二、精準扶貧的解決方法
（一）確定分類機制
在扶貧工作進行中，必須結合國家相關政策進行資源的整合，將不同類型的貧困村進行分類支持，將制度銜接層級從戶級擴大至行政村級，同時，實行應保盡保、應扶盡扶政策，尤其針對國家特殊保護的禁止開發區、限制開發區等區域展開重點扶貧，在政策性幫扶措施的推行過程中助力精準扶貧工作的落實。
（二）確定貧困人口
目前，職能部門所實行的貧困人口識別方法存在一定漏洞，相關工作人員應重點把握貧困人口的識別，采取自下而上的識別方式，修正貧困人口數據差，確定貧困人口正確規模，確保每一個貧困人口都得到精準扶貧政策的確認，確保每一個貧困片區均被劃分至精準扶貧政策內，同時，在集中連片扶貧開發工作進程中，還應對片區外的貧困人群采取幫扶措施，確保貧困人群均可得到精準幫扶。完善貧困區域篩選標準，降低貧困人口被漏篩的可能。
三、結束語
精準扶貧政策是一項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體系主導的工作，在其落實過程中有著較大難度。目前，精準扶貧政策已經得到廣大貧困戶與相關工作人員的正面評價。然而，在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實過程中，實際成效卻有待提高。這一情況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精準幫扶工作存在偏差，部分貧困群體被排斥于精準扶貧政策之外，更有已經被識別的貧困人口也未能得到精準幫扶政策的支持。為了高效率、高質量完成精準扶貧工作目標，相關工作人員及職能部門必須恪守職責，確保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動態管理，加大對于貧困人口的扶持，轉變傳統理念，更新傳統方式，嘗試以保護替代扶貧、以社會保障替代貧困幫扶，積極開發鄉村旅游、生態農業等全新致富形式，幫助貧困村、貧困戶、貧困人口走上致富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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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為有效破解這一系列難題，2014年，青海省扶貧開發局決定在全省實施金融扶貧示范村建設工程。2015年，在全省建設1個金融扶貧示范州、10個金融扶貧示范縣，以精準扶貧、精準發力為導向，積極探索財政扶貧資金有償使用方式，充分發揮扶貧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不斷提高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加快貧困地區、貧困農牧民脫貧致富步伐。
無償資金和有償資金“兩輪驅動”
一是政府主導，完善機制，確保扶貧富民工程有效開展。按照開發式扶貧和精準扶貧的工作要求，堅持“政府主導、市場運作、銀行參與、融資推動”的原則，在廣泛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會同省財政廳、金融辦、中行西寧中心支行、中國保監會青海監管局等部門聯合制定印發了《關于創新金融扶貧機制加大產業化扶貧工作力度的意見》，建立了扶貧開發金融服務主辦銀行制度，省信用聯社、郵儲銀行青海分行作為第一批主辦銀行。進一步擴大了扶貧資金來源渠道，引導和鼓勵商業性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不斷增加貧困地區信貸投放。繼續對民貿和民族特需商品生產貸款實行優惠利率，落實貧困地區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新增支農再貸利率再降1個百分點的優惠金融政策。貸款發放堅持“政府引導、平臺擔保（縣級支農信貸擔保體系）、金融機構自主放貸”原則，財政扶貧資金主要用于擔保和貼息，按銀行年基準利率的3%-5%貼息，貼息期限與貸款期限一致。財政部門按照“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原則，對貸款對象的擔保、貼息資格及所選項目效益進行評估、審核、確認。建立了金融扶貧工作聯席會議制度，負責金融扶貧制度設計和溝通協調，建立考評考核獎勵機制，為解決貧困群眾發展致富產業資金“瓶頸”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障。
二是圍繞重點，加大宣傳，促進扶貧富民工程扎實推進。工程實施過程中，針對貧困農牧民對金融扶貧富民工程政策認識不到位，了解不全面的問題，省扶貧開發局及時策劃方案，積極與媒體對接，組織媒體記者走進貧困村，通過電視、廣播、報刊、選派鄉鎮扶貧專干和駐村干部進村入戶宣講等多種形式廣泛宣傳金融扶貧富民工程的政策要求、扶持范圍、對象、產業、貸款發放程序等等，讓廣大貧困群眾清楚的知道金融扶貧富民工程要干什么、哪些人能夠貸款、貸款支持哪些項目，真正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努力營造一個社會各界理解支持、廣大農牧民積極參與的良好氛圍，讓“金融扶貧”這池活水更好地澆灌貧困地區。
三是科學規劃，加大投入，穩步推進富民工程健康發展。選擇村兩委班子能力強，帶頭講團結、講穩定、講信用，信貸條件較好、群眾積極性高、產業基礎好和能人帶動強的貧困村先行先試，積累經驗后再逐步分批次推進實施，最終實現貧困村、貧困戶的全覆蓋。
去年10月、11月中旬，分別組織西寧、海東市和海南、海北、海西州及所轄縣區扶貧開發局項目干部及省局業務干部共36人組成2個學習考察組，先后赴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省和，對三省區的金融扶貧工作進行了實地考察學習，學到了實招，為青海省創新金融扶貧富民工程注入了強勁動力。
截至目前，全省金融扶貧示范村已達到148個，引導金融部門以基準利率發放貸款18.6億元，扶持貧困戶發展特色產業。2015年，力爭撬動資金規模突破20億元，提升了扶貧開發工作水平，為扶貧攻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是創新模式，注重實效，加快貧困地區脫貧致富進程。充分發揮當地資源優勢，創新多樣化金融扶貧模式，構建多元化金融扶貧資金供給保障體系，使貸款跟著窮人走，窮人跟著能人走，能人跟著產業走，產業跟著市場走，使金融扶貧資金真正發揮最大效益，形成集中扶貧攻堅的強大合力，主要形成了四種創新模式：
支持能人大戶提高帶動發展能力。充分發揮貧困村能人大戶的幫帶作用，實行多戶聯保+大戶幫帶+基地+理事會+農牧戶參與+整體推進的經營模式，實現了農牧戶共同參與、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目標。例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哈勒景蒙古族鄉哈勒景村將150萬金融扶貧資金作為擔保基金向銀行質押，銀行按1：10的比例放貸，發放貸款1500萬元。民主選舉產生村扶貧擔保基金理事會、監事會。確保精準扶貧“落地生根”，采取“能者多貸、10戶聯保、能者幫貧”的方式，對信用度較高的能人和大戶分配較大額度的貸款。獲得貸款的大戶必須義務幫帶一個貧困戶，保證其年創收至少1萬元。對確無能力貸款的特困戶，從大戶貸款時交納的4%扶貧滾動基金中按每戶2000元至5000元給予補助，用于購置周轉牲畜或務工設備。在扶貧資金的杠桿撬動下，積極培育和發展舍飼養殖、牛羊販運、飼草飼料、旅游四個主導產業，經濟效益顯著。全村165戶戶均年增收2.2萬元，人均增收5500元以上。
支持龍頭企業和合作組織，提高輻射帶動能力。進一步加大對優勢特色產業發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扶貧龍頭企業市場競爭能力，充分發揮扶貧龍頭企業依托自身資源、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實行基地+企業+合作社+貧困戶的發展運作模式，結成利益聯結體，實現雙贏。2014年，投入金融扶貧貸款貼息資金900萬元，直接拉動各類金融機構貸款3.8億元，扶持全省44家產業化扶貧龍頭企業用于流動資金，技能改造升級，建設產業基地等。直接間接輻射帶動農牧戶14.47萬戶，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4.87萬戶，吸納貧困勞動力7767人，戶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
支持貧困戶提高自我發展能力。積極協調引進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和農信并簽訂合作協議，中和農信三年共出資1.8億元、青海省配套投入0.9億元，在西寧、海東等9個貧困縣實施免抵押、免擔保、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合作小額信貸扶貧工作，目前，2700萬元項目資金已安排落實到位。例如：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截至8月中旬，累計發放貸款320萬元，經回訪調查，貸款的貧困戶普遍反映中和農信服務好，放款靈活快捷，有效緩解了農戶發展生產、生活周轉資金短缺問題，為貧困群眾增收和扶貧開發增添了后勁。
支持大學生創業能力。為切實解決青年創業資金短缺的瓶頸，助力實現返鄉大學生的創業愿望，在全省20個貧困縣開展了青春創業扶貧行動，實施青春創業貸款項目113項，貸款規模達7565萬元，有1838名貧困家庭大學生和有志青年通過創業貸款實現就業。
創新金融破解脫貧難題
通過精準實施金融扶貧富民工程，發展特色產業，產生了綜合效益，提高了扶貧開發水平，加快了貧困地區、貧困群眾脫貧致富進程。
首先，解決了貧困戶貸款和擔保難的問題。“金融扶貧富民工程”的作用是通過財政扶貧資金，為貧困戶貸款提供擔保，降低準入門檻。扶貧小額信款政策的出臺，拓寬了致富產業發展的融資渠道，有效緩解了貧困農牧民發展致富產業資金短缺的問題，加快了脫貧步伐。
其次，放大了扶貧資金的總量。借助銀行這個平臺，進一步擴大扶貧資金來源渠道，不斷增加貧困地區信貸投放，將更多扶貧資金運用到貧困戶的民生上，引導金融機構放大扶貧資金的投放規模，逐步增加扶貧資金總量，擴大扶貧覆蓋面，加大扶貧開發力度。
再次，解決了貧困戶貸款貴的問題。財政扶貧資金為貧困戶貸款提供貼息，金融機構適當讓利，既有效解決了貧困地區農牧戶“貸款貴”的問題，對民間借貸也有很明顯的“擠出”效應，讓貧困群眾得到真正的實惠。
最后，推進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步伐。積極搭建農牧區青年創業就業金融平臺，鼓勵創業就業，拓寬致富增收渠道。通過資金、技術、培訓、電商、咨詢服務等支持，實現培育市場主體，壯大扶貧產業的雙贏目標，為扶貧攻堅匯聚了持久的澎湃動力。
實踐中總結經驗與啟示
在實施金融扶貧富民工程的具體工作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幾點工作啟示：
啟示之一：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吸引和帶動銀行信貸資金、社會資金甚至民營資本進入扶貧開發領域，是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有效途徑。
啟示之二：堅持科學發展，創新機制，加強與相關部門和銀行的溝通協調與通力合作，深化精準扶貧，強化攻堅合力，形成齊抓共管、全面發展、整體推進的局面，才能保證金融扶貧富民工程持續、健康、高效發展。
第9篇：金融扶貧政策范文
（一）圍繞扶貧攻堅戰，大力支持基礎設施建設
西部大開發和治理滇桂黔石漠化是河池市、黔南州和黔東南州3市州面臨的重大戰略機遇，從2000年國家決定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各銀行金融機構積極支持3市州的基礎設施建設，至2012年6月末，3市州固定資產貸款余額為301.29億元，同比增長14.22%。交通、學校和醫療等一大批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相繼建設完成，為特困地區脫貧致富創造了條件。如六寨至宜州高速公路（簡稱六宜高速），是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的蘭州至海口和汕頭至昆明高速公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六宜高速全長179公里，工程總投資94.92億元，其中銀行貸款約70億元，貸款資金主要來源是國開行、建行、工行、農行、中行和交通銀行。六宜高速于2012年7月9日正式通車，結束了河池城區不通高速公路的歷史，六宜高速的建成通車不僅改善了區域交通條件，還增強了黔桂兩省區經濟社會聯系，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
（二）圍繞金融扶貧政策，扶貧貼息貸款穩步推進
2008年國家對扶貧貸款管理體制進行全面改革，通過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擴大扶貧貸款機構經營權限、下放貼息資金管理權限等，進一步調動了地方和金融機構開展扶貧開發的積極性，小額扶貧到戶貸款，以其不用抵押、到戶率高、覆蓋貧困面廣、使用靈活的特點深受貧困農戶的歡迎，有效改善了貧困群眾貸款難問題。從2000年至2012年6月末，3市州金融機構扶貧到戶貼息貸款累計貼息額29.81億元，扶貧項目貸款累計貼息額15.55億元，有效解決了貧困農戶貸款難問題，增加了貧困農戶收入，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
（三）圍繞國家民族政策，強力推進民貿民品貸款
國家歷來高度重視民族貿易和民族特需商品(以下簡稱民貿民品)的生產和供應，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發展的優惠政策措施。其中民貿民品優惠利率貸款政策是利用信貸政策，扶持民貿民品生產企業發展，實現金融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從2005年至2012年6月末，3市州獲得民貿民品優惠貸款貼息企業為32家，3市州累計貼息6513萬元。民貿民品貸款是貫徹執行國家民族優惠政策，積極支持民族地區企業發展的體現，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四）圍繞中央支農政策，積極發放支農再貸款
按照中央支農政策的要求，中國人民銀行從1999年開始實施支農再貸款政策，旨在促進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為滿足3市州涉農企業及農戶對信貸資金的需求，從1999年至2012年6月末，3市州人民銀行向37家農合機構累計發放支農再貸款43.87億元，惠及30多家涉農企業和20多萬農戶。如黔東南州中支靈活運用支農再貸款，要求獲得支農再貸款的轄內農村信用社加大對特色旅游地區、特色農業產業地區農戶融資需求的支持，對助推“天下西江”、“牛大場西南藥城”、“丹寨硒鋅茶”等品牌形成起到積極作用。截至2012年6月末，黔東南州支農再貸款余額19.35億，占貴州省支農再貸款余額近四分之一，居全省各市州第一位。
（五）用好財政補貼涉農貸款政策，深入支持縣域經濟發展
為了激勵縣域內各類金融機構加大涉農貸款投放，支持農村經濟加速發展，縮小城鄉差距，2010年財政部出臺了《財政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量獎勵資金管理辦法》，辦法規定，財政部門對縣域金融機構當年有關涉農貸款平均余額同比增長超過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給予獎勵。獎勵資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擔，東、中、西部地區，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擔比例分別為3:7、5:5、7:3。從2000年至2011年末，兩年來3市州共有48家縣域涉農金融機構獲得5.71億元的財政獎勵。這項政策的實施，鼓勵了縣域金融機構將更多的資金投放當地，有效的支持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二、金融支持連片特殊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矛盾
（一）金融機構的逐利性和地方承貸基礎的矛盾
隨著銀行業金融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均完成改革并上市，由于經營戰略的優化調整，其逐利性越來越強，對盈利性的要求越來越嚴，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這勢必對特困地區造成不利的影響。特困地區一方面需要資金支持來實現較快增長，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落后，沒有優質的項目和產業，企業絕大部分屬于中小微型企業，市場競爭力較弱，由于承貸基礎較差，不符合金融機構放貸的條件，造成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缺位。在金融機構的逐利性和地方承貸基礎出現矛盾時，有的金融機構開始減少員工，上收權限，甚至撤并網點。2000年3市州工、農、中、建四大行的網點數和員工分別為666個和7316人，而到2012年6月末，網點數和員工分別為282個和5423人，分別下降57.66%和25.87%。
（二）金融機構集中管理和地方差異化需求的矛盾
在商業化經營和市場規律的驅動下，銀行機構實施“抓大放小”的經營策略，大量撤并網點，信貸權限上收，基層行只存不貸，把基層金融機構的資金用于支持經濟較發達地區、有競爭力大中型企業和優質的重點建設項目，對于特困地區的中小微企業和一般的建設項目，缺乏支持動力。2005至2011年，3市州銀行金融機構上劃的資金約為每年50億元。如某銀行河池市分行項目貸款的審批全部集中在省級行，特困地區的項目與其他發達地區的項目在省級分行的篩選下，由于項目質量差，很難通過審批。近幾年來，該行的項目貸款均在個位數以內，業務量極少，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和經營效益均受到較大的影響。
（三）金融機構風險防范和當地金融生態環境的矛盾
目前3市州經濟總量不大，可支配財力較少，中介機構不夠健全，擔保和風險補償機制與金融風險控制要求有較大差距。至2012年6月末，3市州共有擔保公司47家，擔保金額210.32億元，占貸款總額的19.31%。在信息不對稱、無法識別和控制風險的情況下，銀行金融機構往往難以加大貸款的投放力度。由于貸款增長緩慢，擔保公司進駐的意愿不強，而擔保公司太少，銀行貸款的增長乏力，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使得貧困地區難以獲得有效資金，經濟發展滯后。
（四）國家金融優惠政策和當地財政狀況的矛盾
為了激勵縣域內各類金融機構加大涉農貸款投放，2010年財政部出臺了《財政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量獎勵資金管理辦法》，按照規定，2010年3市州縣域金融機構應獲得的財政獎勵資金為2.31億元，實際到位2.28億元，到位率為98.7%；2011應獲得的財政獎勵資金為3.62億元，實際到位3.43億元，到位率為94.75%。為推動婦女就業，保障婦女權益，2009年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民銀行、全國婦女聯會聯合出臺了《關于完善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政策推動婦女創業就業工作的通知》（財金〔2009〕72號），但由于受當地財政狀況的影響，貼息資金撥付滯后，婦女創業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到位率并不高，極大影響各金融機構開展婦女創業小額擔保貸款的積極性。至2012年6月末，3市州婦女創業小額擔保貸款累計發放5.99億元，財政應貼息額4538萬元，財政已貼息額753萬元，貼息到位率為16.59%，婦女創業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到位率不高。貧困地區財力有限，資金緊張，導致了獎勵資金的到位率不高。
（五）金融發展要求和當地民族風俗習慣的矛盾
3市州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5%，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57%，農村及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與金融發展要求的矛盾制約金融發展。我國農村的經濟行為實際上一直受著“官本位”與“家本位”兩種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農戶與具有國家背景的金融機構交易時，其所信任的并不是機構本身，而是背后的國家支持力量，他們往往并不把這些金融機構解讀為經濟行為體，面是帶有準官方性質的援助機構。農戶“不存錢，現金為王；不貸款，無債一身輕”的習慣仍較為普遍，存貸款業務是銀行最基本的業務，使得農村的銀行網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很難生存。另外，農戶消費出現“悖論現象”，即一方面農戶一向主張“量入為出，輕不言債”，在另一方面，農戶在婚喪嫁娶等支出往往驚人，在各種形式的借貸中，借貸用途上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滿足消費，而非用于生產，這樣會降低其按時還貸的機率。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這些意識或現象在逐步弱化，但是在特困的農村地區，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還較為廣泛的存在，對金融的較快健康發展形成一定的制約。
三、國外金融支持貧困地區的經驗
（一）美國
從歷史來看，美國經濟發展并不平衡，西部和南部的經濟發展水平遠低于東部地區。為了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較快發展，美國在金融方面給予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使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美國金融支持欠發達地區經濟開發的經驗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制定法律法規，提供制度保障。為了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美國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如《土地法》、《田納西流域開發法》、《地區再開發法》、《阿巴拉契亞區域開發法》、《社區再投資法》和《農村發展法》等，這些法律制度為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有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形成較完善的金融體系。美國對欠發達地區經濟開發的金融支持體系比較完善，從中央銀行分行來看，其自立權力很大，可根據欠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其經濟發展的貨幣金融政策；從政策性金融機構來看，美國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尤其是農業信貸機構種類很多，如農業信貸局、聯邦土地銀行、農場電氣化管理局以及農作物保險公司等，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乃至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從商業性金融機構來看，有大量的地方商業銀行為欠發達地區提供優惠資金。
3.實行優惠的金融政策。聯邦政府根據各地區的不同特點，給予欠發達地區優惠的金融政策，如對位于欠發達地區的銀行，實行較低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備付金率，并對在欠發達地區設置銀行所要求的資本金作較低要求。這些傾斜性的調控政策有利于欠發達地區金融的發展，對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異具有重大作用。
4.合理引導并利用民間資本。開發欠發達地區需要巨額資金，僅靠政府撥款還遠遠不夠，只有合理引導并利用民間資本，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才能取得成效。聯邦政府制定一系列優惠的財政金融政策和措施，來引導民間資本流向欠發達地區尤其是落后的農村地區。這些都大大豐富了市場投資主體，形成了多元化的經濟增長格局，為美國欠發達地區的經濟騰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印度
為了解決各地區、各民族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印度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措施來促進欠發達地區工農業的發展。經過艱苦的努力，印度欠發達地區經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其經驗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成立領導落后地區的專業機構。1968年國家發展委員會任命專門的工作組，專門研究如何為欠發達地區工業發展提供財政金融優惠政策。并于1980年建立了一個高層次的全國落后地區發展委員會，專門審查鑒別落后地區，檢查現有的諸如資金優惠、投資補貼等刺激落后地區工業發展計劃的運行情況。
2.鼓勵國內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對欠發達地區投資。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發展，中央政府極力鼓勵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在落后地區進行投資。首先是稅收優惠，如從1974年起，在落后地區新建的工業企業可在扣除20%的利潤后交所得稅。其次是投資補助，從1970年起，對欠發達地區固定資本投資達50萬盧比者，中央政府給予10%的補貼，后來提高到20%。第三，對受反壟斷法及外匯管制法控制的公司在欠發達地區投資放松限制，并給予優惠。
3.采取優惠信貸等多項金融措施支持工農業發展。在工業方面，印度公營部門金融機構為落后地區的工業項目提供優惠信貸資金，與一般的信貸相比，其利率低2%，期限長5年。在農業方面，從20世紀60年代起，印度實施綠色革命，地區農業銀行向農民提供優惠信貸資金，主要是給生產急需的小農和小手工業者發放貸款，同時還提供其所需的消費貸款，利率不高于當地的信用社。
4.成立專門的發展基金和社團。為了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印度實行了一系列扶貧計劃，為此成立了許多專門的發展基金和社團。如農村基礎設施發展基金，特殊銀行財團基金，全國落后階層財政和發展社團，全國少數民族發展和財政社團等，為落后地區提供發展資金。印度雖然在金融促進欠發達地區工農業的發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未很好地解決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這其中失敗的教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欠發達地區在資金上過度依賴并使用效率低；二是工農業優惠信貸等措施的受益面太窄；三是配套設施落后導致吸引國內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投資于落后地區的效果較差。
四、相關政策建議
（一）加大對特困地區的扶貧力度，提高人們對金融資源的有效需求
首先是加大財政資金的扶貧力度，特困地區經濟發展落后，財政收入低，不能為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財力支持。應設立專門的特困地區扶貧專項財政資金，并規定投入的最低比例。對于貸款貼息和財政獎勵等國家優惠政策，建議特困地區的地方財政不用承但，全部由中央財政承擔。其次是加快扶貧手段的創新，大力發展當地特色產業，大力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從而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人們對金融資源的有效需求。
（二）制定并實施各種金融優惠政策，加大金融資源的投入
國家可對位于特困地區的銀行實行較低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備付金率，放寬特困地區村鎮銀行的發起人資格，允許保險公司、當地企業與商業銀行作為發起人，并在資本金方面作較低的要求。《民族區域自治法》中有許多優惠條款，河池市隸屬廣西壯族自治區，黔東南和黔南均為少數民族自治州，3市州均適用《民族區域自治法》，地方政府可在《民族區域自治法》給予的優惠政策下，制定較為詳細的金融優惠政策，如給新進入的金融機構實行減稅或者免稅。此外，還要加大金融人力資源的引入和培養工作，改善特困地區金融人力資源缺乏問題。
（三）開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為金融資源配置創造良好的環境
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能夠降低金融運行成本和金融風險，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金融生態環境良好，能有效的吸引金融資源回流，進而推動地方產業建設和經濟以發展，達到改善貧困的目的。所以，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資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要加大對特困地區各種基礎設施的投入，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其次是加大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引進力度，出臺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金融機構入駐，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村鎮銀行、擔保公司和小額貸款公司等；再次是加強社會社用體制建設，改善信用狀況，以人民銀行的征信工作為抓手，大力推進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持續采集并維護好個人信用信息記錄，加大征信宣傳力度并提高宣傳效果，增強社會誠信意識。
（四）鼓勵民間資本或國外資本對特困地區的投資
發展特困地區需要巨額資金，僅靠政府撥款和銀行資金還遠遠不夠，目前我國的民間資本實力較為雄厚，政府可鼓勵并合理引導民間資本投向特困地區，對于有意向投資中國的國外資本，在介紹投資項目時，可重點推介特困地區的項目。對于民間資本和國外資本，在政策上一視同仁，官方資本獲得的優惠政策，民間資本和國外資本一樣可以獲得。同時，利用報紙、電視、網絡等宣傳工作，加大對特困地區項目和優惠政策的宣傳，使全社會了解并認識特困地區的投資潛力，引導各類資金流向特困地區。
（五）金融機構要處理好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
國家鼓勵金融機構支持特困地區發展，不僅是國家發展戰略，也是商業銀行自身發展的需要，特困地區是我國下一階段重點支持發展的地區，其他發達區域經過較長時間的快速發展以后，其發展的動力和速度下降，欠發達區域將是我國下一輪發展新的增長極，特困地區總體屬金融資源稀缺地區，未來發展潛力巨大，但目前規模總量偏小，其發展的潛力不可忽視。隨著特困地區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商業銀行也能夠在商業利益和社會責任上取得雙贏。金融機構要從長遠考慮，不要因為近期利益受損或是利潤增長較慢，就放棄對特困地區的金融支持，這樣失去的將是未來的潛在客戶，失去自身的長遠利益。
（六）完善信貸扶貧風險分擔機制
一是整合擔保資源，提高擔保能力。按照“政府引導、社會參與、規范化經營、市場化運作”的原則，整合貧困地區擔保資源，引進轄外實力強的擔保公司，鼓勵民間資金參股或合伙成立擔保公司，以壯大貧困地區擔保公司的整體實力。二是大力發展農業保險，有效降低信貸扶貧風險。加強農業保險宣傳和農業保險產品開發力度，成立農業保險發展基金，加大對農民保費和政策性保險業務的補貼，增強保險公司發展農業保險的積極性。三是建立扶貧貼息貸款補償機制。建議將國家每年投入“三農”的資金拿出部分建立扶貧貸款風險補償基金，通過招投標的形式確定各方都能接受的風險補償比例，對銀行在扶貧貸款中的損失給予適當補償，降低銀行信貸風險，增強銀行放貸的信心。
（七）成立專門的扶貧發展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