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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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縣域涵蓋城鎮與鄉村，是聯結城鄉的樞紐；縣域兼有農業與非農產業，是城市和農村的結合部。因此，縣域經濟發展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載體。當前，我國縣域經濟以農業經濟和農村工業經濟為主，農村服務業發展也逐漸顯現出發展潛力。
一、金融支持之于縣域經濟的必要性
（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離不開金融支持
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農田水利建設、農產品流通重點設施建設、商品糧棉生產基地、用材林生產基礎和防護林建設，農業教育、科研、技術推廣和氣象基礎設施等。強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推動新農村建設和改善農村民生的重要舉措。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強大的“乘數效應”，會引致更大的投資、增加收入并帶來消費需求。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大、周期長、見效慢，存在一定的風險，因此，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僅靠財政支持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各類金融機構的參與和支持。
（二）農業產業化離不開金融支持
加快農業發展，促進農業產業化，是實現農業走上市場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農村走向繁榮，農民富裕增收的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國農業產業化有企業＋農戶、合作社、市場＋加工企業＋農戶、公司＋基地＋農戶等多種經營模式。無論何種模式都涉及到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它將農民、企業與市場聯結在一起，并貫穿了三次產業。在產業化過程中，龍頭企業的發展、農戶的生產、農業科技創新，農業產業化所需的標準化建設、信息化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因此，金融支持成為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關鍵。
（三）農村城鎮化進程離不開金融支持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的發展戰略。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有利于促進生產要素的集聚和資源的集約使用，拓展產業發展空間，也有利于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根據我國2010年人口普查的結論，我國的城鎮人口已達49.86%，較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2.46%，這說明了10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然而，這一數據無論是與發達國家平均80%的城鎮化率，還是與我國期望達到的70%的城鎮化率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沒有金融支持，城鎮化進程的前進步伐必然受到影響。
（四）農村產業結構優化離不開金融支持
在推動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沒有農業的穩步發展，農村的工業化就無法順利進行。但是隨著農村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縣域經濟中農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改變，農業的作用逐漸下降，而第二產業工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的作用則逐步加強，此時縣域經濟的發展應更多地依靠第二和第三產業來推動。
金融支持與農村產業結構優化關系體現在金融部門能夠實現資源在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產業間的重新配置，實現農業產業更新換代和升級調整，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在農村地方財力普遍緊張，無法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外部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金融部門的信貸資金無疑是支持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最重要的一個渠道和環節。
二、現有農村金融體系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現狀
（一）金融支持主體薄弱導致金融供給嚴重不足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出于利潤最大化考慮，按照“經濟、合理、精簡、高效”的原則，加大了機構調整力度，對縣級城市支行按照10%-30%的不同比例進行撤并和調整，縣域分支機構和基層營業網點大量減少。特別是發揮主導作用的農業銀行，改制上市后面臨著“面向三農與商業化運作”的矛盾，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必然將戰略重心向城市傾斜，支持縣域經濟明顯不足。作為政策性金融的農發行專營農副產品收購資金的供應和管理工作，但隨著糧食和棉花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農發行的作用大大減弱，在農村的業務范圍也僅限于加強糧棉油收購資金的封閉運行，無法起到增強農業發展后勁的作用。從職能定位和發揮的作用來看，離一個發展銀行的功能相差太遠。以農村信用社為主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主要通過發放小額農戶貸款、農村個體工商戶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來支持縣域經濟，盡管數量較多，但規模小，實力較弱，抵抗風險能力有限，從期限、額度和方式上很難滿足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由于市場定位模糊，改組為農村商業銀行或農業商業銀行后，開始進城發展，從經營業務上來看逐步遠離服務三農和支持縣域經濟發展，有悖于其改建的初衷。在正規金融無法滿足縣域經濟發展情況下，民間金融因其貸款手續簡單、期限靈活等優勢取得了很大發展，但由于尚未取得合法身份以及監管缺位而受到國家法律和金融法規方面的限制，難以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二）縣域經濟中的中小企業經濟基礎薄弱影響其融資能力
縣域經濟中的企業大多數是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諸多生產要素的約束，資金短缺尤為突出。目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發展較為滯后，尚無面向縣域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使得中小企業對銀行形成較大的依賴性。另一方面，縣域中小企業普遍生產規模小、財務管理不夠規范、抗風險能力較弱，用于抵押的有效資產少，擔保難，評估、咨詢、登記等費用過高，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擔保體系，導致中小企業往往難以獲得銀行貸款且需要承擔較高的資金成本與風險。
（三）農村金融與縣域經濟尚未形成良性循環
我國的農村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差，不良貸款比重高。中小企業貸款違約率高一直是令農村金融機構頭疼的問題，過高的不良貸款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金融機構拓展農村業務的積極性，使得農村金融服務缺失問題愈加嚴重；而得不到金融支持的縣域經濟更難以負擔市場化的金融資源成本，從而導致了農村金融與縣域經濟在低水平上的惡性循環。
三、構建與縣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農村金融體系之思路
我國的農村融資渠道較為單一，主要依賴于銀行信貸資金。因此，要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必須發展和完善農村金融市場，建立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相互補充的農村金融體系。
（一）堅持商業性金融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的主體地位
充分發揮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內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在網點數量、市場滲透和份額、業務范圍、人才和技術等方面的優勢，擴大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和掌控力，根據其市場定位，重點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效益好的中型企業服務，支持農副產品生產基地建設和主導產業發展、支持市場體系和城鎮建設。改進金融服務觀念，變被動為主動，深入基層，根據實際適當增加縣級行的授信額度和審批權限，簡化貸款審批和發放程序，允許縣級行在上級行核定的貸款額度內自主發放貸款，合理配置資源，切實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
（二）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主導功能，擴大業務范圍
政策性金融是為了彌補市場的缺陷而出現的，涉足的領域應嚴格限定為微利或無利的業務范圍。因此，政策性金融應突出專項功能，強化政策性，針對農村經濟的弱質性，把職能定位于支持農業基礎設施性項目。目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已在糧食流通領域貸款的基礎上，擴大了金融服務覆蓋面，其業務包括糧棉油產業化龍頭企業、加工企業貸款、農業科技貸款業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農業綜合開發貸款和農業生產資料貸款業務等。除此之外，應鼓勵金融創新，允許其通過發行農業金融債券、建立農業發展基金和農民共同基金等形式，面向農業、農民籌資，以擴大資金規模，增強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持能力。
（三）改革和完善農村合作金融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是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金融機構，對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各地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對農村信用社進行了改革，組建了農村商業銀行或村鎮商業銀行，其產權關系、治理結構不斷完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還應在貸款管理方式、貸款條件、信貸品種、拓展業務新領域上下功夫，推出更多的、更為便捷的金融產品，真正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四）合理引導民間金融發展
對于民間金融，應改變過去以打擊、遏制為主的方式，采取引導、監督并納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適當給予發展空間，如加強監管情況下適度放寬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條件，以發揮其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的拾遺補缺作用。同時，要加快民間金融立法，使民間金融有法可依，規范發展。
（五）發展農業保險、信用擔保等多種金融形式
1、建立農業保險體系。農業受自然和市場風險影響較大，加之我國的農業險種偏少，風險都集中在農村金融機構身上，這導致農村金融機構貸款積極性不高。應盡早制定和頒布《農業保險法》，建立起一個包括政策性農業保險、商業性保險等多種形式在內的農業保險體系，完善農業保險補償體制。
2、建立健全信用擔保體系。在農村，由于信用擔保體系的不健全，銀行出于對信貸資金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的考慮，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獲得貸款的難度越來越大，直接制約著龍頭企業的發展壯大。建立健全信用擔保體系，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信用保證，既可以解決中小企業找保難、貸款難的問題，又能有效地分擔銀行的貸款風險。
3、發展融資租賃、農業信托，拓寬縣域經濟發展的間接融資渠道。
（六）試點開展農村資本市場運作，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融資平臺
積極推進農業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鼓勵龍頭企業進入證券市場，通過發行企業債券、股票為涉農公司融通資金的作用，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提供持久發展的動力。
參考文獻：
1、楊仕省.統籌城鄉發展,縣域經濟需金融先行[n].華夏時報,2010-12-21.
2、林民書,張樹全.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演變的實證分析[j].河南社會科學,2007(4).
3、陳柳欽.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金融支持[j].經濟研究參考,2005(54).
第2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關鍵詞】金融體系 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 關系
一、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之間關系的發展過程
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在其發展過程中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不同的社會經濟情況而不斷變化，不斷平衡，使其關系處于科學有效的形勢下，共同促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通常意義上認為，實體經濟出現早于金融體系。實體經濟作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堅實基礎，在人類發展的早期就以各種不同形式所存在。而金融體系則是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逐漸形成發展而來。實體經濟作為社會經濟的組成基礎，涵蓋了人類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不僅僅包括各項經濟活動，同時也指各行各業及相關的生產與服務部門。金融體系初期發展依托于實體經濟的繁榮，以及交易需求的不斷增多。受到實體經濟發展的促進，金融體系也逐漸實現科學化與系統化的完善。與此同時，實體經濟日益發展，涉及領域不斷加大，資本不斷積累、運轉，為金融體系不斷提供新的生命力，使得金融體系開始打破傳統形式，更好地適應發展形勢。另一方面，金融體系通過其規范合理具備科學化的內核對實體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定的規范與制約。金融體系的建立、發展與完善使得人們對實體經濟行為更加規范，更好地了解實體經濟的發展規律，促進其獲得最大化的利益。
隨著現代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與變革，逐漸形成更加成熟的體系，為實體經濟在管理模式、運行模式、組織形式等方面提供創新方向，使得實體經濟的發展更加適應當代社會的市場需求。因而，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在不斷發展過程中，關系不斷密切，相輔相成，為共同作用于社會發展與進步。
二、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實體經濟是金融體系的存在基礎
金融體系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經濟形式。實體經濟為金融體系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與發展動力。為避免金融體系出現資本泛濫、資本流向投機市場進而導致資源配置扭曲，金融體系必須依賴于實體經濟，這也是保證金融體系健康發展，商品市場正常秩序的重要基礎。同時，實體經濟可以對金融體系中出現的通貨膨脹等金融問題進行調節，從而降低金融體系的風險，避免金融危機等惡性經濟事件的發生，確保金融體系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實現金融資本的合理配置。
（二）金融體系是促進實體經濟的重要工具
金融體系形成初期主要是作為一種支付中介對實體經濟產生作用，幫助其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為實體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同時為實體經濟分擔了一定的風險，擔負起保證實體經濟穩定增長的職能。隨著金融體系概念與體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對實體經濟形成引導作用，并通過具體的理論對實體經濟 產生影響，促進實體經濟的多元化發展，從而使得實體經濟能夠持續不斷的發展，保持其旺盛的活力。同時，金融體系能夠通過抓住實體經濟運行中的規律來擴大生產，謀取利益，而且能夠幫助實體經濟有效避免因自身經濟行為所帶來風險。另外，管理部門還可通過金融體系來規范實體經濟，調節實體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從而確保社會經濟平穩發展。
三、協調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之間關系的措施
（一）以實體經濟促進金融體系發展
實體經濟作為金融體系的存在基礎，必須充分發揮其優勢作用，促進金融體系的發展。實體經濟應通過對經濟行為的交易進行管理與控制，發揮其對金融體系的積極作用，使人們更加廣泛的了解與接受金融體系在經濟社會的作用，為金融體系的發展提供更加完善的資料，使得金融體系更快的發展與完善。
首先，實體經濟應發揮其在社會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明確金融體系的發展方向及主要目標，確保金融體系朝著健康有利的方向不斷發展。其次，實體經濟應刺激自身交易需求，加快原始資本積累速度，從而推動金融體系的發展，提高資本利用率，加快資金向金融體系的流動，從而擴大金融體系規模。另外，實體經濟應該不斷提高其市場化程度，從而促進金融體系的自由化發展。最后，實體經濟應不斷深化改革自身結構，活躍內部需求，從而促進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共同發展。
（二）金融體系的創新改革
金融體系的創新改革主要是指金融體系的自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體系的自由化程度是衡量金融體系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同時對實體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為推動金融體系自由化改革，必須從以下幾點出發。首先，金融體系資本融通渠道應進一步加寬，提高資本周轉率及資本利用率，加快資本的周轉。其次，促進直接投資，刺激金融市場需求，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積極作用。最后，規范市場行為，提高信用秩序，從而促進金融體系自由化改革的發展。
（三）資本市場的發展與改革
資本市場作為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發展的基礎，其發展與改革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發展趨勢。因而，必須確保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與改革。直接金融體系作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資本市場的發展與改革具有較強關聯，因而應加快直接金融體系的資本化程度的建設進程，從而有效促進直接金融體系與資本市場的融合，改善傳統形勢下資本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直接金融體系與資本市場的融合有助于實體經濟與資本市場的相互協調，共同促進。
四、結語
金融體系產生于實體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同時能夠促進實體經濟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二者在發展過程中的關系不斷演變，由分離向融合不斷變化，對發展與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二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相輔相成，因而應正確認識與協調二者的關系，發揮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同時實體經濟不斷發展為金融體系提供必要基礎，共同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
第3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八屆三中全會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在金融體系中，便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是有效發揮金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還是進一步發揮銀行的決定性作用？
在計劃經濟時期，行政機制和財政機制切斷了居民部門與實體企業部門之間的金融聯系，企業的資金由財政撥付，供銷由國家計劃安排，生產按照計劃任務展開，職工工薪由國家統一規定，利潤全額上繳，以及國家財政統付盈虧等機制，使得金融機制難有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性條件。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努力從實體經濟外部推進金融的發展，形成了一種外植型金融體系。一方面運用各種審批制，繼續禁止和限制居民部門和實體企業金融權擴展，使得實體經濟內部沒有展開金融活動的制度空間。另一方面，將直接金融工具演化為間接金融工具。
公司債券是實體企業向居民發行以獲得居民資金的一種主要的直接金融工具。但在中國，它轉變成了一種間接金融工具。內在機制是，實體企業發行的公司債券幾乎完全由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債券的資金則來源于城鄉居民以存款等方式提供的消費剩余資金。
由此，金融體系成為一個運用行政機制嵌入到實體經濟部門中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之間的架構。它一方面建立在以最低廉的價格充分通過儲蓄存款方式吸收城鄉居民消費剩余資金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建立在以最貴的價格通過貸款機制從實體企業獲得貸款利息基礎上。這種切斷居民與實體企業之間直接金融聯系的金融體系，與內生型金融體系有著實質性差別。
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外植型金融體系的內在缺陷越加凸顯出來：第一，將原本多維一體的有機經濟活動分切為若干相互缺乏關聯的部門活動，使得各種資源的整體關系碎片化。這種碎片化不僅降低了實體經濟部門的運作效率和市場競爭力，而且給金融體系帶來了本不應有的風險。第二，以存貸款為重心，引致了金融資源配置的種種矛盾和效率降低，給實體經濟部門發展造成了諸多金融障礙。第三，在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資金錯配現象越加嚴重。
金融回歸實體經濟的真實含義，不在于繼續鼓勵實體企業投資創辦多少家金融機構，而在于準許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直接進入金融市場以他們各自的名義發行和交易相關金融產品，即促使它們能夠直接進入金融市場。
從各種金融產品對比看，在推進金融體系轉變過程中，公司債券有著存貸款的替代品、改善資金錯配、推進債務率降低、促使商業銀行業務轉型和緩解小微企業的融資難等一系列獨特的功能；有著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落實存款保險制度和促進資本賬戶中的交易項下開放等改革功能。
第4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頒布，意味著美國的金融監管放棄了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中的一些基本原則，而向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回歸。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由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于1999年簽署頒布，該法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取消銀行、證券和保險業之間的界線，取消過去分業經營的規定，金融機構可以同時經營多種業務。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稱作《1933年銀行法》。該法將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地劃分開來，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的風險。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人們重新審視美國近30年來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套以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理想，以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主要經濟政策目標的思潮。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解除管制，其中包括金融管制。美國政府一直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寬對金融業的限制，推進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將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投資行業之間的壁壘消除，從而為金融市場創新和金融投機打開了方便之門。金融監管的缺失直接導致了自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嚴重的金融與經濟危機。此次新監管法案的頒布意味著美國金融監管再次從嚴，將會嚴格限制商業銀行的自營業務，種種嚴格的要求表明了美國金融監管當局從華爾街金融巨頭手中搶回主動權的決心。
眾所周知，金融體系分為實體金融和虛擬金融兩部分，虛擬金融以實體金融為基礎，同時又可以促進實體金融的發展，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一國的實體金融比重必須大于虛擬金融的比重，才能保證該國金融業的腳踏實地健康發展。光有實體金融，沒有虛擬金融是不行的，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必不可少的環節，金融創新可以加速一國金融業的發展，缺乏虛擬金融的金融體系的發展是緩慢的，比如我國就是如此，由于虛擬金融嚴重不足，導致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十分緩慢，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反之，光有虛擬金融，沒有實體金融的后果則更為嚴重，以冰島為例，近年來冰島的國民逐漸由原來以捕魚為主業轉為以金融為主業，金融危機未爆發之前，金融業的確是發展迅速，但危機爆發之后，由于沒有實體金融的支撐，缺少地基的冰島金融大廈一夕之間土崩瓦解。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因為金融體系的失衡，虛擬金融所占比重過大，沒有足夠的實體金融做支撐，濫用金融杠桿，最終引發了此次危機。新法案對金融監管的改革措施，表明了美國金融體系調整的方向，要加大實體金融所占的比重，金融創新要以實體層面為主，逐漸將金融體系由以虛擬金融為主導調整為以實體金融為主、虛擬金融和實體金融均衡發展的健康金融體系，這將有利于美國經濟的復蘇和未來的發展。
二、法案的不足和局限性
新法案的橫空出世在金融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如此劃時代的金融監管改革，必然會有利于一些機構和利益集團，而對其他一些既得利益者形成損害。這就形成了利益爭奪，而美國當局不得不為了平衡不同的利益集團而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法案審議的最后階段有兩大關注點：沃爾克規則和林肯修正案。沃爾克規則原本要求禁止銀行業的所有自營交易，并完全與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分業。結果，最終通過的法案不僅允許銀行機構將核心資本的3%投資于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而且在退出現有投資的過程中得到非常寬松的過渡：在法案頒布后，銀行機構將得到兩年的緩沖期，其后可以再申請3次每次為期1年的延期要求，而且在流動性不強的投資上（如房地產基金等），銀行可以在前基礎上再獲5年寬限期。所以理論上，華爾街的大型金融機構最晚可以到2022年才完全遵守沃爾克規則。而林肯修正案原本要求大型金融機構剝離所有衍生品交易，退出金融衍生品市場，最終妥協為銀行可保留常規的利率、外匯、大宗商品等衍生產品交易，只有垃圾債券的信用違約掉期等高風險衍生工具才會被完全剝離出來，并且銀行同樣也有兩年的過渡期。簡言之，新監管法案并非之前想象的那樣有力。
三、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第5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關鍵詞] 金融危機 金融安全 實體經濟 金融體系
各種經濟現象表明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仍在蔓延并持續惡化。那么我國應該從一下六個方面加以應對才能更好地發展經濟。
一、把握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平衡
格林斯潘曾經在2002年稱贊復雜衍生工具能夠使風險得以分散。但這場危機證明,當金融衍生品成為逐利的手段時,它非但難以分散局部風險,反而會產生龐大而復雜的系統風險。高收益率、高杠桿率從來都是和高風險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廢食,不能把金融創新作為導致危機爆發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相比,目前我國金融創新尚處于較低層次,金融產品單一,金融體系運作效率較低,運營體制和監管模式落后,還不能滿足實體經濟快速發展對金融巨大而多樣化的需求。要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以國際化、市場化、系統化為方向,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創新,在創新中加快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時,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特別是對表外資產的監管,加強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風險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須根植和服務于實體經濟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融通服務,降低經濟運行成本,推動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因此,金融必須根植于實體經濟并服務于實體經濟這一根本,其價值創造必須源于實體經濟的真實價值。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這次危機已經證明,金融一旦脫離實體經濟這個元神,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虛擬的金融資產就會迅速膨脹,最終在肥皂泡破滅的同時,也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傷害。要著眼于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推動重點產業振興,加強貨幣政策、信貸政策、財稅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別是當前形勢下,要著力把金融資源配置到真正能夠創造財富的行業,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長價值的企業,配置到資源能夠發揮最大效用的領域,立足于做大做強實體經濟,不斷夯實經濟發展的“實體基礎”。
三、必須維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
長期以來,美國奉行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實行巨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政策,2008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達到4860億美元,貿易赤字連續三年超過7000億美元。新興市場國家則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方式,進行資金回流,來彌補美國巨大的“雙赤字”。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可以看作是對美國巨額雙赤字、新興市場國家巨額雙順差所導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調整。隨著我國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逐漸開放,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復雜。當前,要抓住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回調契機,加快進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國的戰略要素儲備體系;抓住國際金融危機導致技術、人才從發達國家大量溢出的機遇,加快引進我國亟須的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和高端人才,進一步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四、宏觀調控必須加強國際協調,重建國際金融體系
經濟金融全球化在帶給人類極大便利的同時,也使得在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擴散迅速超越國界,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面對危機的肆虐,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國必須聯起手來,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擴大經濟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這次危機充分暴露了現行世界金融體系和治理結構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體系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形成的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金融體系,把美元發行置于國際監管之下,促進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向多極化發展。提高金融市場運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動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五、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當前主要發達國家已經集體陷入衰退,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也明顯加大。為此,必須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擴大政府投資規模,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加大對低收入家庭補貼和救助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反周期調節和保障流動性供給的重要作用,保持銀行體系充裕流動性,促進貨幣信貸穩定增長;鼓勵商業銀行發放中央投資項目配套貸款,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產業發展,增強貸款利率下浮彈性;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支持開展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積極擴大農村消費信貸市場。
六、加快中國經濟轉型,轉變發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經濟體系中積累的問題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得到反映,中國經濟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趨嚴重,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導致的內部失衡與國際收支盈余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導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國經濟宏觀失衡的基本特征,這種失衡和美國經濟的內外失衡方向相反、互為補充,共同構成當代世界經濟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隨著要素邊際收益的下降和資源環境約束的日益強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務經濟為主、三二一產業融合發展的產業結構,不斷增強經濟的抗波動性。
參考文獻:
[1]李 成 馬凌霄:金融危機理論研究及其給我國金融安全的啟示.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6,4
第6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關鍵詞：金融功能；金融結構；金融生態；金融資源；金融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 428(2007)04-0021-04
自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以來，“機構觀”一直主導著人們對金融發展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改革觀，主要以實現金融機構、金融工具的擴張和提升微觀效率為主導思想。這種發展觀雖然直觀，且容易衡量，但容易導致對量性金融發展的盲目追求，忽視宏觀金融效率以及金融體系的實質性提升，由此容易引發整個經濟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甚至演化為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前后，“功能觀”的提出突破了傳統“機構觀”在既定金融組織條件下進行研究的局限，揭示了金融功能的客觀性、穩定性和內生性特征，從而為審視與思考質性和量性相統一的金融可持續發展，以及以此為目標的金融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個更為優越和準確的視角。
一、金融功能研究的簡要綜述
正式提出基于功能觀的金融體系理論的是美國學者默頓和博迪(Merton，1992，1995；Merton and Bodie，1995，2004)。他們認為金融結構是變化的，而金融體系的功能是相對穩定的；從功能觀點看，應首先確定金融體系應具備哪些經濟功能，然后據此來設置或建立可以最好行使這些功能的機構與組織。1997年，萊文(R．LeVine，1997)從交易成本的角度對金融功能做了新的詮釋，他認為金融體系的作用在于消除由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存在所帶來的市場摩擦，進而通過融通儲蓄和優化資本配置影響儲蓄水平、投資決策、技術創新以及長期增長速度。1998年以來，我國學者白欽先在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中，對金融功能做了更為深入的論述。他將金融體系概括和抽象為三個緊密相關的資源層次，即第一層次為基礎性核心金融資源，即貨幣和貨幣資金；第二層次為實體性中間金融資源，即金融組織與金融工具及其運行法規、金融人才與金融意識等；第三層次為整體功能性高層金融資源，即由國家掌握的具有壟斷性、獨立性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等。同時，進一步從宏觀研究角度指出，金融功能是貨幣資金運動與金融體系、金融體系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凈結果，具有客觀性、穩定性、稀缺性和層次性特征。金融資源論的提出不但從金融本質屬性的角度支撐了前人對于金融功能客觀性、穩定性和內生性的認識，而且成功地將“機構觀”與“功能觀”對于金融體系不同層次的認識整合在了同一個理論平臺。尤為重要的是，它在揭示金融改革與發展的根本目標，即“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的同時，也給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潛在路徑和邏輯，即三個層次上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化。下文中，我們將循此線索，分析金融功能演進的路徑和金融改革的邏輯。
二、金融功能演進的客觀路徑
金融功能的客觀性和內生性決定，它的擴展和提升是三個層次上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優化的客觀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揭示三個層次上金融效率共同提升的路徑，某種程度上揭示了金融功能演進的客觀路徑。為此，有必要先對三個層次上金融效率的含義及相互關系做更具體的說明。
(一)三個層次上金融效率的含義及相互關系
第一層次的金融效率，是金融微觀效率，它表現為金融體系各構成要素自身的功能和獲利能力。對貨幣資金而言，微觀效率表現為它的使用效率，即資金的回報率；對實體性金融要素而言，微觀效率間接地表現為它們對貨幣資金的配置效率；對高層金融要素而言，微觀效率則更間接地表現為它們對實體性金融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要素的功能與獲利能力通常是一致的，雖然有些金融要素不以盈利為終極目標。比如政策性金融機構，其主要功能在于彌補市場對資源配置的缺陷，但它也必須具備獲利能力，才能維持運營。對于每個金融要素來說，微觀效率的實現，只意味著在不考慮與其他金融要素進行協調的情況下，該金融要素能夠正常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因此，金融微觀效率的加總不等于金融整體效率的實現。事實上，不同金融要素效率目標之間往往存在沖突或競爭。比如，金融工具與金融監管制度之間，金融工具的創新可以改善其資源配置效率，但是如果監管制度不能跟上其創新速度，那么監管制度的效率將降低。因此，金融微觀效率只是金融總體效率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第二層次的金融效率，是金融體系的內部總體效率，它表現為金融體系內部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協調適應的程度。內部總體效率體現的實際上是金融組織結構的問題，即各金融要素以何種方式和比例進行協調組合，從而實現金融整體效率最大的問題。這可能表現為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的比例、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比例、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比例、長期貸款與短期貸款的比例、各種金融工具之間的比例、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制度之間的適應程度、金融人才與金融組織的匹配程度等等。內部總體效率的實現，以金融微觀效率為前提，同時也為金融微觀效率長期可持續提供了保證，因為微觀效率目標之間的沖突得到了協調。但微觀效率與內部總體效率的共同實現，僅能保證金融體系本身是一個有效率的整體，卻不能保證它的功能最大，因為金融功能的發揮還有賴于它與金融生態環境，尤其是經濟發展的契合程度。舉例來說，無論是銀行主導還是市場主導，金融體系本身都可以是有效率的，但由于兩種金融結構在資金配置方面的比較優勢不同，所以適合它們最大程度發揮金融功能的經濟環境也不相同。
第三層次的金融效率，是金融體系的外部總體效率，它表現為金融體系整體與金融生態環境之間相互協調適應的程度。金融生態環境和金融體系之間是相互依存、彼此影響的。一方面，金融生態環境構成金融體系的服務對象和活動空間，決定著金融體系的運營條件、安全狀況、運行方式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金融體系又以其生產并分配信息、引導資源配置提供風險管理手段等強大功能，對金融生態環境發揮著積極的互動作用。兩者的協調適應表現為一種良性的發展過程，兩者的失調則將抑制金融功能的發揮甚至威脅金融安全。外部金融效
率的實現體現了金融體系的內生性特點，因為只有金融體系適應了金融生態環境的需要，才能使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實現最大化，才能決定最適合發揮這一功能的金融組織結構，也才能保障金融微觀效率持續的實現。因此，金融微觀效率和內部總體效率是外部總體效率的基礎，外部總體效率是二者的保證。(二)金融功能演進的路徑分析
鑒于以上關系，要實現金融效率三個層次上的統一，總體上應遵循“先外部后內部，先總體后微觀”的路徑。具體而言，金融體系的功能要適應金融生態環境(尤其是經濟環境)的特點，實現外部總體效率；金融體系的組織結構要符合功能發揮的需要，實現內部總體效率；金融要素應不斷健全運行機制，實現微觀效率。遵循這條路徑，金融要素的微觀功能和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將得以發揮，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和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經濟的發展反過來會為金融體系帶來更多可配置的資金，并對金融體系的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也將為金融體系實現功能的擴展與提升創造外部條件。如此循環，便會形成經濟與金融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
1．金融功能與金融生態環境的適應關系。
在一國經濟系統當中，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表現為動員儲蓄、配置資金和降低系統風險等。而其中能否有效地配置資金，又是最為核心的方面，因為很大程度上，動員儲蓄和降低系統風險等功能是從屬于資金配置功能的。具體來說，在任何給定時期里，金融體系只有有效地配置資金，即將有限的資金配置給經濟體系中最有競爭力的產業中經營最好、利潤率最高的經濟單位，才能產生最多的社會剩余，同時資金的回報率才會最高；給定社會的偏好結構，在新創造出來的社會剩余中愿意作為積累而不是當前消費的份額才會最大，從而下一期中能夠動員的儲蓄才會最多。同樣，只有把資金配置到滿足上述特征的經濟單位，經濟總體的系統風險才會最小。因此，金融體系在經濟體系中能否實現功能的最大化，關鍵取決于它能否把有限的資金配置給最有競爭力的產業中經營最好、利潤率最高的經濟單位。而什么樣的產業和企業可能最具競爭力，實現最高的利潤率，則取決于金融生態環境，即經濟發展階段、資源稟賦特征、法制環境、文化傳統、社會環境、等。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最優金融功能是由金融生態環境內生決定的。
2．金融結構與金融功能的適應關系。
由于不同金融組織結構在發揮各自金融功能方面存在的差異性及體現出的優勢與劣勢，所以相對于金融生態環境所決定的最優金融功能，存在所謂最適的金融組織結構。由此，我們認為最適金融組織結構是由金融功能決定的，也是由金融生態環境間接決定的。
以金融組織主體結構為例，有研究表明中介主導型金融體系在收集和處理信息、實施公司控制、動員儲蓄等功能方面具有比較優勢(Stiglitz，1985，Shleifer and Vishny，1997，Raian and Zingales，1998b等)，適于為技術相對成熟、不確定性低、投資者對投資決策的看法相對一致的項目提供融資(Allen and Gale，1999)。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優勢在于能夠提供更為豐富靈活的風險管理工具，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設計不同的金融風險產品(Hellwig，1991，Rajan，1992，Boot and Thakor，2000．Black and Moersch，1998等)，更適合在投資不確定性高、對投資項目存在重要的看法差異并且信息成本較低的環境中發揮作用(Allen and Gale，L999)。
三、金融體制改革的邏輯
金融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是實現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因而金融體制改革應該尊重金融功能演進的客觀規律。
(一)總體指導思想
由于有效的金融體系具有內生性特點，不完全受制于國家或社會團體的意志，所以逐漸理順和完善這一內生機制，即市場機制，應該是金融體制改革的總體指導思想。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對于存在市場扭曲、金融抑制的經濟體系來說，單純依靠完善市場機制，推進金融自由化，也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導致市場扭曲、金融抑制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特定的經濟發展戰略，比如趕超式經濟發展模式。如果不調整發展模式，僅僅改變作為內生變量的金融政策，實行金融自由化是難以達到預期目的的。由于路徑依賴的問題，即使政府決定放棄趕超戰略，原有的許多企業也不會立即獲得自生能力。如果不設法首先解決這個問題，單純的金融自由化很可能導致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破產，從而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不穩定；如果繼續維持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生存，則需要國內銀行的扶持和大量的財政補貼，使得銀行的呆壞賬比例升高，加劇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因此，不顧本國的經濟發展階段而盲目追求“金融深化”，人為地拔高金融發展水平，片面地模仿發達經濟的金融結構。
(二)模式選擇
金融體制改革應該遵循漸進式的模式，通過體制外邊際增量的改革實現新舊體制之間的平穩過渡。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來看，即便采用激進式的改革在短期內建立了某種“理想的”金融體制，該體制也會由于缺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磨合過程而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此外，激進式的改革會破壞新舊制度之問的相容性，從而增加系統的風險和不穩定性。
(三)改革對象
具體來說，金融體制改革的對象主要分成以下四個方面：
1．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的經營機制、治理結構等。
2．金融監管，即金融監管體制、監管方法等。
3．金融制度與政策，比如利率政策、匯率制度、市場準入制度等。
4．金融生態環境，其中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全局與宏觀層面的生態環境，包括政府、立法、司法、社會保障環境等；二是區域與中微觀層面上的生態環境，如信用環境、企業競爭力、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及商業文化等。
(四)改革次序
改革總體上應遵循從金融生態環境，到金融制度與政策，再到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這樣一個順序。其中的邏輯是，如果沒有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就沒有市場機制作用的進一步加強，也沒有金融機構效率的根本改善。舉例來說，如果政府不放開對資金價格的控制，如對利率、匯率的控制，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發揮，銀行也就無法從根本上對風險進行定價，因而金融資源將主要流向有著政府信用擔保的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不具備自生能力，且非國有經濟比重不斷增加的背景下，這種資金配置不但將加劇銀行自身的風險，導致大量的不良資產，而且還將加大資金需求與資金供給之間的結構性錯配，導致系統風險的累積。從金融生態環境的角度，這也意味著如果不改善社會信用體系和信用中介組織的發展，就不能有效克服市場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導致即便利率限制放開，銀行也很難對中小企業或者民營企業提供與他們風險狀況相適應的貸款利率。
但是，由于金融主體對金融生態環境也具有反作用，所以上述邏輯有時反過來也成立，即沒有金融機構微觀效率的提高，金融政策的效果和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也將受到制約。仍以上面的問題為例，在銀行業務沒有建立起資本充足的硬約束下，貨幣政策的價格信號、數量信號的傳遞，將是低效的。同樣，在銀行尚未培育出針對利率的風險管理能力和資產定價能力時，貿然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也將不利于金融體系的穩定。
第7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關鍵詞：金融體系協調；金融制度；金融監管；國際金融體系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12-0058-05
金融體系是我國經濟運行的核心，如何促進金融體系的和諧發展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因為金融經濟形勢的變化是很難預測的，對它進行約束的制度可能很快就不適應它發展的需要，甚至會起反作用。在一種新的更加合理的制度還沒有成熟或成為規范時，金融活動如何來適應原有的制度，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金融體系要和諧發展必須做到協調創新與制度約束并行。金融體系的協調創新就是對金融實踐的不斷探索和積累以致形成成果的過程，既是對原有金融規范的動態適應，又是對它不斷動態改進的過程。
一、金融體系協調創新的必要性
第一，協調性是社會、經濟、金融正常運行的關鍵。社會、經濟、金融資源要素之間的關聯性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動力學系統，他們之間復雜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機制的效率，只有在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前提下，通過“納什均衡”的選擇規則來實現。這一實現過程就是金融、經濟、社會資源的協調運行。協調性是金融、經濟、社會資源功能效應傳導與逆轉機制產生效率或相互提升效率的基本標志。
第二，經濟基礎的不斷變化要求金融體系協調運行。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理論是在對經濟抽象分析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種抽象經常是以舍棄一些不太重要因素為代價，但經濟活動變遷也會使原來不太重要的因素變成經濟活動的主要因素和決定因素，這說明經濟基礎在不斷地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體系必須不斷地協調才能適應經濟的分工變化和報酬遞增。
第三，現代金融的核心作用要求金融體系必須進行協調。現代經濟的貨幣化和信用化已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經濟運行的特征因此由實物經濟時代的錢隨物走轉變為金融經濟時代的物隨錢走。
第四，金融自身發展需要金融體系進行協調。一是金融體系日趨復雜，并且具有自己特殊的矛盾運行方式和自我發展、自我增長的趨勢，金融機構、工具、市場及金融監管等日益多樣化的聯系與作用方式要求金融體系自身必須加強協調。二是現在金融資產的價值量及其增長速度已遠遠高于商品市場的價值量及其增長速度。在這種背景下，金融體系如不加強協調，極易形成金融資產泡沫，而不斷膨脹的泡沫必然會趨于破滅，導致金融危機。
第五，金融持續創新要求金融體系進行協調。金融創新是指通過對金融業務要素的重新組合，在金融工具、金融品種、金融業務、金融組織和金融制度等方面帶來的創造性的變革。從靜態的角度來說，每一項金融創新都是對原有金融制度的突破，反映了當時階段上的金融發展。但從動態過程看，已完成的金融創新，由于功能分化、功能異化、技術進步以及環境變化等因素，都會在新的制度框架上表現出協調與否的問題。
第六，國際金融一體化要求金融體系協調發展。由于存在著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和貨幣的“替代效應”，在國際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整個世界的經濟結構、資產結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資源組織方式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一國的金融體系如果不是根據不斷變化的國際金融形勢進行相應的協調，肯定會造成金融動蕩、經濟發展遲滯，甚至是金融或經濟危機。
二、金融體系協調創新的本質、核心及關鍵因素
1-金融體系協調的本質
金融體系協調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這也是金融體系本身存在的意義。勿庸置疑，這個目的是有說服力的，問題在于金融體系協調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通過什么體現出來，提高宏觀金融效率，這是金融體系協調發展的本質。
因為金融體系的協調本身就是一種對效率的需求不斷滿足和提高的過程。要把握金融體系的運行狀況，對一國金融體系進行價值判斷，惟一的標準就是這一金融體系是有效率的或者效率是高的，離開了效率性來評判一個金融體系的是非就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金融效率是金融體系協調運作能力和功能發揮程度的集中表現，金融效率決定著金融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強弱，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經濟活動質量的高低，決定著整個經濟發展的效率。因此，金融效率是金融體系協調發展的本質，也是金融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
2-金融體系協調的核心
筆者認為，金融體系協調的核心是金融機構的協調。
第一，金融體系的所有構成、業務及運作的基本要素只有兩個――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離開這兩個要素，金融體系也就無從存在了。同時金融工具又是由金融機構創生的，金融機構的組織模式與業務類別是否協調，其內部或金融機構之間是否處于協調運行狀態，是分業經營還是混業經營都直接影響著金融工具創生的品種、數量和性能，所以說金融機構的協調是核心。
第二，金融體系的主要內涵就是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的聯結。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替代作用的強弱視交易費用和交易風險而定。所以，對金融市場體系的研究，金融機構的協調也是最為重要的內容。
第三，金融監管的主要對象就是金融機構。金融監管無論如何設計或組織，其目的都是為了防范金融風險，提高金融效率。而金融機構的協調既符合監管制度又有創新，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金融監管體系的存在也就是為了金融機構的協調。
第四，金融組織體系就是金融機構間的組織關系，這本身就是金融機構協調的主要內容之一，這也是本文的重要內容。
3-金融體系協調的關鍵因素
金融體系協調的核心是金融機構的協調，是否意味著只是金融機構內或金融機構間進行協調就可以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了，答案是完全否定的。金融體系協調的關鍵是金融監管和國際金融體系這兩個因素。
（1）關于金融監管
第一，金融體系協調的核心內容是金融機構的協調，但金融機構經營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債券、股票、保險單等虛擬商品。這些商品都是以本身就包含了許多不確定性因素的信用為基礎，這說明金融機構的經營和協調都具有內在的不確定性，其協調運行需要有監管的存在。
第二，金融體系具有內在脆弱性和內在高風險性的特性。因為金融體系活動的主體――金融機構都具有高負債的屬性，其資金的大部分都是“借”來的（銀行業）、“代租”的（證券業或稱投資銀行業）、“暫存使用”的（保險業）或者這三者兼而有之（混業經營），而且金融機構是經營“信用”的企業，其負債是硬約束的。但其資產運用卻不能保證都有確定的收益，因信息不對稱、有限理性或道德因素等原因，“虧損”是常有的事。但金融機構卻不能輕易倒閉（由于金融業在一國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其倒閉或破產具有傳染性，會危機到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對金融體系實施監管就是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最好的保護。
第三，金融監管是金融體系協調發展的準繩。因為金融體系的協調有一個“度”的限制，這個“度”就是金融制度的限制，包括各種金融法律和規范。金融協調如果過分越過或偏離這個“度”就會引發金融動蕩甚至金融危機，進而會造成阻礙經濟發展或威脅社會穩定的嚴重后果。而對金融體系的協調是否符合這個度的把握只有金融監管有能力來完成。
（2）關于國際金融體系
第一，一國金融體系協調的背景是國際金融體系的協調。一國金融體系的協調表面上看是國內金融組織機構、市場與監管等因素的協調，但其實質是在國際金融體系協調的框架內進行的。由于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各國的金融體系已經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國金融體系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另一國金融體系內要素的變動，而這些要素的變動本身就是金融體系需要協調的原因。
第二，金融機構的國際性日趨明顯。表現在更多的本國金融機構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開展國際業務；更多的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的金融市場；國際性的金融機構制定的法規及準則越來越成為各國金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機構的本國特色成分在不斷減少，其國際性日益明顯。因此，一國金融體系協調的國際性也在不斷增加。
第三，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日益與實體經濟發展相脫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巨額游資為追逐高收益而頻繁移動，對一國的金融體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金融危機在國際間傳遞與擴散的時間越來越長、強度越來越大。金融體系的協調如果沒有考慮到這些國際性因素，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綜上所述，金融監管與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國金融體系協調運行的關鍵因素。
三、 金融體系協調創新與制度約束并行發展
1- 金融體系的協調創新與制度約束的關系
筆者認為，金融體系協調是必須的而且它與金融制度變遷（形成）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
第一，雖然金融體系和金融制度都有法律、規則的含義，對金融主體都有約束力，因而可以用一個詞“System”來表達。但金融制度更側重于表征金融交易活動中的特殊規則體系，而金融體系則偏重于表征金融交易活動中的組織體系，因而形成了不同職能的組織結構。金融體系的協調則是指以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為基礎，以金融制度為保障，以金融工具為載體，以貨幣、資本為核心形成的金融要素之間的協調，是金融運行與經濟運行的協調，是金融運行與社會發展的協調。
第二，金融制度的形成和變遷是金融體系協調的結果。金融體系的協調是上一次金融制度安排到下一次金融制度安排之間的積累過程，即量變的過程。金融制度的形成不是突然完成的。一種金融制度的安排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必然存在著不適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成份，克服這些缺陷的任務就要由金融體系的協調來完成，而金融體系協調的成果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會發生質變――金融制度的變遷，變遷的結果也可以稱為是一種新的金融制度的形成。但金融與經濟都是不斷變化的，這使新金融制度確立后，新的金融體系的協調也隨之開始了，因為金融體系協調本身就是根據金融經濟形勢的變化對金融制度的一種微調。
第三，金融體系的協調要以金融制度作為保障。因為金融體系的協調既然是金融制度的一種微調，它就不能過分地突破現有的金融制度。現有的金融制度是根據當前現實的金融、經濟及社會的運行狀況來制定和實施的規范，如果偏離這個規范太遠會造成投機過度、金融秩序混亂甚至金融危機。
第四，金融體系協調的內在原因是動態的，而使其完善的新的變遷過程也是動態的，是一種動態均衡，是在穩定中求發展，是整個的均衡與局部的不均衡并存，是長期均衡與短期的不均衡并存。長期的和整個的均衡并不排斥短期的和局部的不均衡，正是由于存在著短期的和局部的不均衡，才會引起金融資源內部相關層次、相關要素之間進行博弈，從而推動長期和整個的均衡不斷向前發展。當外部規則發生變化時，經過新的博弈，又重新達到協調、均衡的狀態，金融又在一個新的均衡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2-關于金融體系協調創新與制度約束并行發展的評判標準
第一，金融體系的協調創新與制度約束并行之所以能對經濟增長起到推動作用，是由于它能滿足實體經濟活動對金融服務的多樣化要求。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將會發生持續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產業（技術）結構也不斷地調整，以適應資源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隨著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技術）結構的變化，金融體系也必須進行微調，以適應不同的產業（技術）結構和相應企業的發展需要和融資要求，為這些具有競爭力的產業服務，保證將資本配置到這些企業和產業中去，最大限度地利用比較優勢。金融體系為經濟中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和產業提供服務、配置資本的過程，就是金融市場以及適應產業發展需要的金融結構的形成和變化過程，這也構成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最優金融體系的演化路徑，即金融體系的協調發展過程。
第二，金融體系作為一個產業，其本身也直接受到稟賦結構變化的影響。若排除掉政府干預等其他人為外生因素的影響，一國的金融體系的結構應主要內生于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技術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并不能先驗地認為某一種金融市場組織優于另一種，某一種金融組織結構優于另外一種。
例如，由于總體外部融資成本的不斷下降和金融體系自身的發展，更多的企業均有獲取外部融資的可能，結果金融部門的服務對象就日益多元化了，從而金融體系也應當走向分散化和多元化；同時，投資項目技術風險的提高，要求金融體系的競爭程度必須加強，以便于信息披露和風險控制，而單個銀行的規模應當上升以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因而“金融寡頭主導，大、中、小共生”的金融組織結構就有可能就此形成。
第三，金融體系的協調創新與制度約束并行發展強調金融體系分工的重要性。不同的金融機構及其代表的融資方式在對不同性質、不同規模的企業在資金需求上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而企業對融資具有各方面的需求，協調的金融體系應該能夠及時地滿足不同企業的各種需求，才能在此過程中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一般而言，企業外部融資的成本應當高于內部融資，這個成本差額代表了金融體系為了融通資金而需要額外支付的成本，金融體系如果協調運行，這個成本就會降低。因此，一個協調的金融體系不僅僅要看這種金融體系是否有利于不同金融機構和融資方式間的競爭（金融發展），還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不同金融機構和融資方式間的分工（金融結構），以更好地為經濟發展提供服務。
總結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得出：金融體系協調創新與制度約束并行發展的核心標準是：能否順應要素稟賦變化和產業―技術結構發展的需要，不斷地把資本配置到在特定發展階段最符合比較優勢的生產活動中去。
3-金融體系協調創新與制度約束并行發展的一個應用實例：關于我國金融寡頭集團的再造和培育的構想
無論是在一國還是在世界范圍內，金融體系正在形成“寡頭主導，大、中、小共生”的金融組織結構，這種趨勢提高了金融業的組織化程度，進而提高了整個金融業的運行效率。我國的工、農、中、建四家國有獨資銀行壟斷了全國金融資產的80%，是名符其實的寡頭主導，但大、中、小共生的效果很差，金融體系的整體運行效率很低，什么原因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國的寡頭銀行是外生于行政計劃而不是內生于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對此，筆者提出了我國銀行寡頭集團的再造和培育的具體方案：
第一，變分業經營為混業經營，不斷擴展業務范圍。具體可以分階段、分步驟實施。
（1）變銀保合作為銀保融合，即允許銀行全面介入保險業務，銀保聯合打造保險新產品，并通過相互持股方式組建銀行保險公司或保險銀行公司。
（2）變產融分離為產融融合，即允許銀行對工商企業持股，在此基礎上實現資本運作與產品運作的一體化目標。
（3）變銀證分離為銀證融合，即以政策性銀行為主要依托經營政府債券，以商業銀行為主要依托經營企業債券，在分步實現上述目標的基礎上組建大型投資銀行，從而實現政策性銀行、商業性銀行和投資銀行的集團化聯盟。
第二，變行政性壟斷為行業分工，提高空間結構效率。銀行與保險，產業與證券的集團化聯盟包容了多極法人金融公司。它是按照行業分工的原則，由不同經營特色的金融企業組合而成的集群系統。這種系統組織與商業銀行比較有下列特色：
（1）產權多元化――國有商業銀行單一的產權結構已經不適應市場經營的運行機制，要建立規范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必須實現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多元化、社會化，從而滿足銀行資產流動性的要求。
（2）經營特色化――國有商業銀行雖有“四大”之分，但它們所開展的業務基本相同，缺乏實質性的行際合作，重復建設現象十分嚴重。要克服這些弊端，除了擴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行際分工外，還要引入民營化的商業銀行加盟，充分發揮中小商業銀行的低交易成本優勢和市場效率優勢。
（3）組織橫向化――國有商業銀行現行的按縱向層次和行政區域設置管理機構和分支機構的做法，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產物，改變這一狀態并非易事。要實現國有銀行的市場化目標，首先要分解國有商業銀行的縱向組織結構，按照行際分工原則組建新的商業銀行集團，按照獨立法人制度設置管理機構，并按照區域分工原則設置分支機構，從而避免行業內部的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
根據上述思路，國有商業銀行（交通銀行除外）的行際分工是一大難點。解決這個問題在總行層次難以找到突破點，但在一、二級分行所在的區域卻有可能達成均衡。具體設想：一是變“工、農、中、建”的一級分行為獨立法人機構，使之成為總行的子公司，由此，總行則由一級法人機構演變為具有戰略決策性質的法人聯合體或銀行集團公司。二是當一級分行轉變為獨立法人機構以后，雖然它們仍是按行政區域設立，但在市場競爭機制支配下可以通過并購、持股等方式實現資產重組或聯合，甚至跨區域經營，從而避免了政府直接干預帶來的不良后果。三是當一級分行轉變為區域性銀行之后，其包容的成員既可以是按照經濟區域設置的分支機構，也可以是其他多種經濟類型的金融機構，如城市商業銀行、城鄉信用社、金融公司、金融租賃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從而實現了國有商業銀行產權結構的多元化，資產結構的社會化和經營方式的綜合化。
第三，變國有獨資為國家控股，實現銀行業的公司化改造。建立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綜合性的產品經營結構。在操作上包含以下戰略性措施和應對策略：
（1）總行或集團層次的產權結構主要體現為法人持股，即總行下屬的獨立法人機構（區域銀行）按資本金比例成為股東；由于這些法人股東已包容了區域性的中小金融機構，因而實質上由股東組成的董事會已成為不同產權主體行使最高決策權的機構。
（2）當總行改造為集團公司后，其職能已從過去的法人經營實體轉變為決策實體，而且，由于國有股份在集團公司中占有較大比重，因而集團公司還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的職能。從上述意義講，總行或集團通過公司化改造主要執行產權管理的職能和戰略決策的職能。
（3）在區域銀行層次，按照子公司模式設計股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在股權結構方面有兩種模式可供選擇：如果以公司上市為目標，會出現股權相對分散的結構狀態；如果不以公司上市為目標，會出現股權相對集中的結構狀態。
與此相適應的法人治理結構也有兩種類型：與相對分散的股權結構相適應的是以外部人監督（如出資人約束、金融市場約束和外部董事約束）為主的治理結構；與相對集中的股權結構相適應的是以內部人監督（如經理層約束和員工層約束等）為主的治理結構。
最后，無論采取何種模式，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化改造都需要確立多元化的股權結構，按股權來分配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權力和崗位，實行嚴格的內部自律機制和外部監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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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這種傳統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征是：①依靠大企業、大項目、大基地獲取規模經濟效益；②用壓縮消費的方式保證高投資率；③用出口退稅等多種措施保持企業的出口競爭力；④通過出讓部分國內市場和政府利益（如土地收入、稅收）引進外資，并學習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
由圖1可見，在2000年－2010年的十年間，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60.2％上升為71.4％，投資率由35.3％上升為48.6％，而最終消費率則由62.3％下降為不足50％。
圖2顯示，1978年－2010年的32年間，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由－0.3％上升到4％，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則由9.8％上升為51.2％。外需增長在2001年底入世之后明顯加速，在遭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出現減速。
金融轉型的內在邏輯
1.中國經濟轉型是金融轉型的前提與基礎
在經歷了“壓縮式”快速追趕階段、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傳統的發展戰略和增長機制已經難以持續。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重化工業所帶來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大大超出了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二是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外需急劇收縮且短期內難以恢復，使過去多年高強度投資形成的國內產能大量過剩；三是粗放、低效的生產方式難以承受快速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壓力，也難以應對來自其他新興國家的競爭；四是引進、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的空間被大大壓縮。問題的核心在于，中國經濟在登上中等收入水平的臺階之后，構成原有發展模式的一些要素（包括體制、制度、生產和消費方式、乃至經濟社會的組織和管理方式）已不能適應新階段的發展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就成為一件必要和緊迫的事情。這種轉型的關鍵，在于調整和創新經濟的動力機制，激發市場個體的活力和創造力，提高制度的適應性和政府應對風險的能力，最終實現提升經濟整體效率和國家競爭實力的目的。為實現這一轉型，需要做到：
——從依靠大企業、大項目轉向更加注重培育和發展中小企業。
——從重點依靠第二產業和第二產業中的重工業帶動經濟，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既要獲取規模經濟效益，也要注意發展范圍經濟效益；
——從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轉向投資、消費、出口協調發展，注意培養消費對經濟的拉動能力，保護和提升內需；
——從注重消化吸收外國先進技術轉向注重自主創新，發展新興產業。
——從政府導向轉向市場導向，更多地發揮市場調節和自律作用。
——從區域競爭式發展轉向統籌城鄉，促進不同區域的良性互動。
從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來看，實體經濟既是金融服務的對象，又是金融持續發展的基礎。實體經濟的轉型，不僅對金融服務提出了新要求、對傳統金融中介模式提出了挑戰，也為金融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2.現有金融體系不能適應經濟轉型的需要
金融的本質職能，是擔任社會資金交易與交割的樞紐，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能夠最有效運用這些資源的領域。但是長期以來，習慣于傳統發展方式的中國金融體系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模式。
其特點，一是在政府主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發展路徑下，形成了大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機制；二是偏好于資本密集型工業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以抵押擔保物為防范風險主要手段的銀行信貸文化；三是銀行經營方式趨同，形成了主要依靠存貸利差的贏利模式。在現有體制、機制和信貸文化的環境之下，資金資源必然流向大型制造企業和基礎設施，而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由于缺少抵押品則很難獲得銀行的資金支持。去年以來格外突出的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正是現有金融體系缺陷的集中反映。
金融體系的不適應性最終表現為金融服務效率低下：
第一，資金過剩但實體經濟資金供給不足。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經由一個資金匱乏的國家發展成為資金相對充裕的國家。2011年末，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余額是1978年的290倍。盡管如此，現有正規金融體系仍不能滿足實體經濟對資金的需求，導致一些地區地下融資活動十分活躍，大量中小企業和“三農”相關經濟活動只能依靠民間借貸獲得資金。
近兩年來，隨著貨幣信貸政策的收緊，資金體外循環現象愈發突出，擔保機構、小貸公司、私募基金等也加入了民間高息融資活動。由此使得中小企業等弱勢群體融資成本急劇上升，提高了社會成本，加劇了資源資金配置的不公平現象（見圖3）。
第二，貨幣過多，但資本化程度偏低。
2011年末，M2余額85.16億元，為1978年的957倍；M2占GDP比重則由1978年的24.4％上升為180％。同其他主要經濟體系相比，中國已成為單位GDP產出耗費貨幣最多的國家。由于經常處于流動性過剩狀態，中國的通脹壓力長期存在。改革開放33年來，CPI超過2％的年份就有22個，超過5％的年份達到13個。
盡管近幾年資本市場發展較快，但由于大量資產（如土地、森林、知識產權、企業產權）或者資本化程度不高或者根本沒有資本化，使得我國經濟運行不得不過度依賴間接融資市場。
第三，外匯儲備不斷增長但資產海外運用能力不足。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截至今年3月末，外匯儲備已達3.3萬億美元，比1995年增加了2.5萬億美元，遠遠超過我國需要的合理水平。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是我國貿易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結果，也是經濟失衡的表現。
而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海外資產運用能力的薄弱則使該問題更加嚴重。2011年， 四大銀行除中行外，境外稅前利潤占比多的僅略高于3％，少的不足1％。即便是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中國銀行，若扣除港澳地區的貢獻，境外利潤的占比也僅為4％（見表1）。由于海外資金運用能力不高，大量外匯儲備只能用于購買外國國債，而近期十年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僅為1.88％。考慮到通脹和美元貶值因素，這種投資實際上是虧損的。
3.中國金融轉型的方向和重點
中國經濟的加快轉型加大了金融體系轉型的緊迫性，要求未來的金融體系能夠以更為市場化的方式去幫助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為此中國金融體系需要實現一系列的轉變：
——將重點為工業企業、大客戶提供服務的偏好轉向合理產業分布、均衡大中小客戶，以及為創業初期既缺少固定資產、也沒有現金流的科技企業提供更有針對性、適應性的服務。
——更有效地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促使產業自主創新。
——拓寬視野，快速應對市場需求的變化，由專注于企業融資服務轉變為包括企業和消費者在內的多種類型客戶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
——通過多元化的海外資產配置提高外匯儲備二次創造財富的能力，真正讓儲備資產發揮引導全球資源再配置的作用。
根據以上要求，中國金融轉型應當抓住以下三個重點：
第9篇：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
一、金融體系的界定和結構分析
1、金融體系的界定
理論界對金融體系并沒有確切的定義，對金融體系的討論主要從兩個角度分析：一個是從金融體系的結構出發，研究不同結構下金融體系的作用。Goldsmith在《金融結構與發展》中開創了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林毅夫在探索最優金融結構上，闡述了最優金融結構應該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每個階段都與最優產業結構相適應。他從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不同企業的風險和規模特性等方面論述了最優金融結構的特征。另一個是以金融體系的功能為視角作出分析。Ross Levine在分析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將金融體系的主要功能歸納為以下五點：對可能的投資和資本配置活動事先提供信息，融資后監督投資活動和實施公司治理，為貿易、投資分散化和風險管理活動提供便利，動員儲蓄，為商品和服務的交易提供便利。
（1）提供信息和配置資本。投資者在做出投資決策之前，需要為評估公司、經理人員和市場狀況相關的信息付出巨大的成本。對于個人儲蓄者而言，是沒有能力對這些信息進行搜集和處理的。由于儲蓄者不愿意對不可靠的信息活動進行投資，因此，金融中介的出現就能夠減少信息獲取和處理的成本，并能有效改善資源配置。在有效的金融體系中，金融中介能夠提供更好的關于公司的信息，能夠將資金分配給具有發展潛力的公司，并帶動資本的有效配置。金融中介除了確定最優的產量技術以外，還通過判斷發現能夠成功發明新商品的企業家來加速技術創新。股票市場也能夠激發有關公司信息的提供。在規模較大和更具流動性的市場中，機構能夠更容易地獲取信息并在市場交易中賺錢。因此，在有效金融體系中，更具流動性的市場能夠為資本配置的有效性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2）監督企業和實施公司治理。資金供給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向企業提供資金并能夠有效地監管和影響企業如何配置儲蓄和資本分配的決定，是一個長期的話題。在某種程度上，股東和債權人能夠有效地監管企業和激勵經理人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這將提高企業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并能促使儲蓄者更原意為生產和創新活動融資。因此，如果缺乏能夠改善公司監管水平的金融合約，將會損害中介對儲蓄的調動并且阻止資本流向有利可圖的投資活動。在有效的金融體系中，由于信息成本低，股東能夠作出明智的決定；由于并不存在大規模市場的摩擦和扭曲因素，董事會能夠代表全體股東的利益，有效地監管經理人和改善資源配置。
（3）降低風險。由于存在信息和交易成本，金融契約、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能夠簡化交易，分散資源配置存在的風險聚集，大大降低與個人、企業、產業、區域、國家相關的風險。銀行和證券市場能夠為交易和分散風險提供各種融資工具。金融體系提供風險分散化的能力可以通過改變資源配置和儲蓄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盡管儲蓄者不喜歡風險，但是高回報率的項目相對低回報率的項目而言，更具有風險性。因而，金融機構能更容易為人們提供分散化風險的金融市場傾向于具有較高回報的多元化投資組合。流動性風險反映了機構能夠以協商的價格將金融工具轉化為購買力的成本和速度。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損害流動性并增加流動性風險。這些摩擦促使能夠增加流動性金融市場和機構的出現。具有高回報的項目需要長期不斷地資本投入，但儲蓄者并不希望長期對其擁有的儲蓄資產失去控制。有效金融體系能夠擴大長期投資的流動性，推動高回報項目活動的產生。同時，資本市場能夠將流動性金融工具轉變為長期資本投資活動。
（4）動員儲蓄。利用規模經濟和解決投資的不可分割性，能夠更有效率地動員個人儲蓄，能夠對經濟增長產生深刻影響。在有效金融體系中，應具備更好的儲蓄動員能力提高資源配置和促進技術創新。如果沒有多元化投資者渠道，許多生產過程都會是規模不經濟。Bagehot（1873）認為，英國與貧窮國家的主要差距在于英國的金融體系能夠為大型工程聚集資源。因此，好的項目并不會因為缺乏資金而終止。他明確指出，聚集資源的能力，本質上并不取決于國家儲蓄率，而是取決于集合社會資源和將這些儲蓄分配給最具生產力項目的能力。Acemoglu and Zilibottti認為，能夠從大量的投資者中聚集儲蓄的金融工具使投資活動向高回報的項目重新配置。
（5）便利商品和服務的交換。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工具能夠促進專業化、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亞當?斯密（Adam Smith’s）認為，在便利交易時，專業化、創新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是成為國家財富的關鍵因素。斯密強調了貨幣在降低交易成本后，發揮了推動更大的專業化和提高技術創新的作用。Greenwood and Smith將商品和服務的交換、分工的專業化和創新性之間的關聯建立了模型。更多的專業化需要更多的交易出現。由于每項交易需要花費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合約能夠為更大的專業化提供便利。在某種方式上，能夠促進交換的市場，其生產效率也會顯著提高。在Greenwood and Smith的模型中，把有效市場定義為一個能夠支持更具專業化的生產過程。
2、金融體系的結構比較分析
（1）銀行主導與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按照結構類型，可將金融體系劃分為以日德為代表的銀行導向型體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市場導向型體系。兩種類型的差異主要在于銀行和證券市場在完成金融體系職能的作用不同。自19世紀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尤其是處于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和薄弱的體制環境下，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能夠在動員儲蓄，識別好的投資活動，建設合理的公司治理機制上發揮較好的作用。而強調市場主導的學者則認為，市場在分配資金、提供風險管理工具、減少與權力過大銀行的相關問題上具備優勢。因此，在市場發展不成熟時，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是有效的，但是隨著產業的不斷升級，新興產業的興起，傳統產業的衰退，原有的金融體系已經不再適合。
根據Gale和Allen的研究，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能夠實現成熟技術的傳播，而金融市場更傾向于創新技術的擴散。Rajan and Zingales、貝克和萊文等學者在研究中發現，擁有發達金融體系的國家更多依賴于外部融資的產業，相對于其他產業，這些產業有著更快的增長。對于有著高效的金融機構的經濟體和低效的經濟體而言，效率高的金融機構，金融是伴隨實體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而對于處于效率低的金融機構的經濟體，金融對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則發揮著關鍵性的促進作用。金融資本會從擁有低質量的金融機構經濟體流向高質量金融機構經濟體。
（2）金融服務觀和法律金融觀。由Merton and Bodie and Levine提出的金融服務觀認為，對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還是市場主導的劃分不重要，關鍵是進入體系減少信息和交易成本的能力，而不是在于銀行還是市場來提供這些金融服務。這種觀點認為金融工具―合約、市場和中介的作用都是減少市場缺陷和提供金融服務。由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andVishny提出的法律金融觀強調法律體系在確定金融發展水平中起的作用。這種觀點認為，通過對支持金融交易的法律體系的有效性來區分金融體系比通過金融結構來劃分更為有效，通過加強金融發展的合約來保護外部投資者的金融體系能夠為外部融資提供便利，促成新型公司的形成和有效資本的配置。
針對上述的四種觀點，Torsten Beck and Ross Levine建立了回歸模型檢驗金融結構是否對產業增長、新產業的形成和資源的有效配置產生影響，結果是支持金融服務觀和法律金融觀。在整體金融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國家，主要依賴于外部融資的產業增長更快一些。正如信息決定論認為，一國金融結構不能嚴格區分為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必須將金融體系視同整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考察金融結構的變遷。
二、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在工業化初期，政府指令式的信貸配給是有效的。然而，經歷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經濟結構開始向技術密集型方式轉變。以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已經無法為企業的融資資源提供有效配置。鑒于我國金融體系的特點，金融中介主要以銀行為主，金融市場主要以股票市場為主來分析存在的問題。
1、銀行體系存在的問題
（1）銀行風險分散能力差。2009年，中國銀行貸款急劇增加9萬億元，違背了銀行的審慎性經營原則和超越了風險管理的能力。2010年，英國《銀行家》公布的世界1000家大銀行中，我國有84家進入榜單。其中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占據最賺錢銀行的前2位和前10位中的3個席位。但值得反思的是，在2009年的《環球金融》中，全球50家最安全的銀行名單中，沒有1家中國的銀行。
我國商業銀行的利潤主要來自于各種形式的利息收入，其比例占總收入的90%。由于利率并非市場化，導致商業銀行業務創新動力不足。從我國銀行機構類型上看，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使得企業融資受到國有商業銀行偏好的影響。國有大中型企業成立時間久，信息透明度高，利于銀行進行信息搜集，而且很容易對其發放的貸款進行監管并將呆壞賬的風險降低。
（2）技術創新引導不足。創新活動的特點之一是風險大，失敗率高，一旦成功將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由于銀行趨于保守和穩健的特點，喜歡選擇償債能力強、規模經濟且屬于傳統行業，而風險高且獲利強的新興行業不被銀行青睞，因此給產業振興和結構調整帶來不利影響。對于擁有良好創新動力的中小企業，由于實力較弱，資信較差，很難得到銀行貸款的支持，創新活動無法持續。從國外科技成果依次經歷實驗室、產品化、商業化、產業化等四個階段，其融資結構也從風險投資或科技基金、風險資本、私募股權、公開證券市場和債券市場等不同層次的資本市場獲取階段行的發展資金。然而，在我國上市公司融資結構中、企業融資比例中，銀行借款依然占主導，這與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密不可分。
2、資本市場存在的問題
（1）資本市場結構失衡。我國資本市場與發達經濟體相比，資本市場整體規模偏小，直接融資比例較低，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比例失衡，公司債券市場發展嚴重不足。2009年，銀行新增信貸9萬億元，而全年企業債券融資僅為4千億元，股市融資為5千億元。2009年底，在深滬兩市上市公司總市值中，制造業市值占比最高為31%，其次為金融保險業和采掘業，分別為24%和21%，信息及時業市值占比為3.28%。行業的市值分布嚴重失衡。此外，在第三產業內部，首先金融保險業市值比重高達70%，其次為交通運輸、倉儲業達10.37%，其他行業市值占比均未超過10%，新興產業如信息技術也和文化創意產業占比不足9%。因此，我國產業結構面臨三次產業之間比例不協調問題，產業內部結構失衡非常嚴重。產業結構不合理與資本市場結構的比例失衡相互作用，無法完善資本市場的融資、產權界定、風險定價以及流動。
（2）創業板市場發展不規范。2011年1月7日已有158家企業上市，融資達1220億元。其中，高科技企業所占比例達到了90%以上，屬戰略性新興產業范疇的公司有68家，占比45%。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把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全球經濟科技制高點作為重要戰略部署，創業板的定位推動了真正的創新型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但是由于市場機制不夠健全，創業板市場的高市盈率、資金超募和頻繁的高管辭職現象均不利于這一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
（3）債券市場不發達。我國債券市場存在規模不大、品種結構不合理、企業融資成本過高的問題。2010年國債和央行票據、金融債占比為83.07%，而公司債比例偏低。債券作為標準的融資合同，具有標準化、操作規范化、風險透明化和法律地位明晰化的優點。我國中小企業大部分是民營企業，財務制度不規范，資信評級不完善，中小企業發行的債券很難依靠信用得到市場認可。新興產業如網絡經濟、新能源、新材料等對傳統產業所需要的生產要素需求較少，但是對技術和人力資本要求高。在產業發展初期由于市場發展前景不確定，投資風險較大，企業融資渠道容易受到很多制約，資金供給不足成為新興產業發展的瓶頸。
三、有效金融體系的改革思路
1、改善金融體系結構，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一是積極探索建立創業板直接退市制度和完善的信息披露機制。二是盡快建立適合創業板公司特點的快速再融資和并購重組制度。三是建立的有效監管機制。通過保薦機構、會記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力量，發揮監管職能來加強創業板的誠信。在解決中小企業發展中的外部融資形成的障礙上，需要在產品、基礎設施和市場監管上進行改革。首先，產品上，需要進一步推出債券新產品。如采用短期商業票據、中小企業可轉換債務融資工具及相應的高收益債券的方式，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其次，監管模式向市場化方向轉變。簡化審批程序，將債券發行人的資質審查交由社會中介機構承擔。監管機構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制度建設上，從而降低企業債券發行人的進入門檻。最后，建立債券托管體系。解決跨市場轉托管所存在的低效和時滯問題。
2、提升銀行經營效率
為了構建有效金融體系，需要發揮銀行與資本市場互動作用。首先，需要在制度、服務和產品上進行創新。制度上，完善公司治理架構，轉變單一的贏利模式和業務發展模式的趨同化。服務上，維護存款人和金融消費者權益。產品上，根據國家節能減排的重點，支持能效金融、環境金融和低碳金融產品開發與推廣。其次，優化信貸結構。目前生產業已成為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在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顯著。生產業依附于制造業企業而存在，貫穿于企業生產的上中下游各環節。我國大力發展六種生產業，分別是現代物流業、國際貿易業、信息服務業、金融保險、現代會展、中介服務業。將現代服務業作為信貸產業的重點，同時嚴格控制“兩高一剩”行業貸款，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優化信貸結構。同時利用中小銀行的靈活優勢，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加大對涉農信貸的投入，擴大內需。
3、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構建適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金融體系，從金融戰略的高度上，為了提升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競爭力，必須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發揮超出國界范圍的金融聚集和輻射功能。后危機時代，美元地位逐漸降低，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機遇。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金融市場作為發展前提，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流通提供平臺。我國實體經濟GDP的規模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并且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直接投資國，因此應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步伐。但是金融中心建設的軟環境如金融從業人員的素質和金融產品的研發、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放開對金融機構的行政保護、引入利率的市場化改革、促進金融創新，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
4、提升證券交易所的核心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