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經濟學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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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最近一些新新人類提醒我注意―馬上將要成為“前沿”的創意經濟，實際已經老朽了。所以要在創意經濟概念還沒有普及之前，先提出“新創意經濟”以正視聽。昨天我在萬圣書園的醒客咖啡廳被他們洗了腦之后，現在就現學現用，采用新創意經濟理念，重新解釋“新”知本主義。

創意經濟，是凱夫斯在即將流行的《創意產業經濟學》中，給我們指出的未來方向。而新創意經濟，是對“創意產業第一理論權威”凱夫斯的批判，要給人們指出有區別的未來方向。我認為，北京和中關村，如果能看出我們下面將指出的凱夫斯的盲點，發展新創意經濟，可以徹底解決困擾多年的“中關村問題”。

開門見山，先說結論。凱夫斯創意經濟的致命傷，是沒有把信息革命內生到創意經濟中，所以說它是“舊”創意經濟或現代版創意經濟；新創意經濟要把網絡革命內生于生產方式來搞創意經濟，所以是后現代版的創意經濟。或者說，凱夫斯創意經濟是創意經濟第一版（“互聯網除外”版）；新創意經濟是創意經濟第二版（“互聯網2.0”版）。

凱夫斯的“硬傷”

凱夫斯這種激進理論，在我們看來已經保守了。這是站在不耽誤少年兒童前程的立場上的特殊思考。少年兒童在未來10年內，可能實現的最大奇跡，就是在結婚之前成為中國首富。試想，丁磊、張朝陽，在這個天旋地轉的時代，如果不靠互聯網，能在結婚前進入首富榜嗎？門兒也沒有。可凱夫斯偏偏在創意經濟這么大一個關系少年兒童前程的事業上，只字不提互聯網，這不充分說明凱夫斯理論過于保守嗎？這里說“只字不提互聯網”，當然是一種比喻。不是說凱夫斯沒有注意到互聯網、沒有致力于互聯網創意產業（如游戲、動漫之類）；而是說，沒有把互聯網當作方法論，用于有效發動“‘創意’轉化‘經濟’”的商業革命。

凱夫斯《創意產業經濟學》其實是很前衛的理論，但更適合30歲以上的人閱讀。如果說它有值得推薦的理由，在于它是對更傳統的觀念的沖擊。更傳統的觀念，還停留在物質生產和有形資產的玩法上。而《創意產業經濟學》說的是文化生產和無形資產的玩法。通過這本書，人們可以認識到內容的生產與物品的生產，具有許多不同規律。區分這一點很不容易，但也僅此而已。

凱夫斯注意到了精神生產不同于物質生產的特殊產業規律，這是他的貢獻。但他的一大敗筆，是沒有留意到，不僅內容特性決定創意的獨特生產方式，而且技術革命特性也決定創意的獨特生產方式，而后者是更有普遍意義的結論。

新創意經濟理解的創意，要比創意產業、尤其是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創意，更為寬泛，更具普遍意義。它更接近知本的原始意義，即活的精神創造，而不光是指生產內容。對于中關村來說，它要發展創意經濟所面對的問題，不光是形成內容文化產業；更具戰略意義的問題，是如何將中關村蘊含的創意資源，也就是人頭腦中的“濕件”資源，利用互聯網新的游戲規則，迅速釋放成經濟能量，形成區位優勢，完成現代化轉型。因此這里所涉及的創意，就不光限于文化產業的內容創意（或者說凱夫斯意義上的創意產業），還包括把廣義的知本，也就是可以運用于各行各業的創造性的頭腦活動，作為生產要素，以互聯網的核聚變方式，迅速形成社會生產力，創造財富。新創意經濟可以包容文化創意產業之外的許多經濟形態。比如自主創新的技術研發產業，比如提升傳統制造業價值的各種創意策劃，比如缺乏資源的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在相關孵化平臺上發揮創意優勢低門檻創業的行為等等。這些問題，雖然不是文化產業問題，但對“建設創新型國家”來說，都是要務，是新創意經濟的題目中應有之要義。

中關村擁有全國最寶貴的資源，即創意資源。中關村單個人看，都極富創造力，匯合到一起，卻是一盤散沙，難以形成“經濟”。單純用凱夫斯的路子，也解決不了主要問題。中關村搞創意經濟，不是缺“創意”，而是缺“新……經濟”，缺少“網聚人的力量”這一新創意經濟的路子。

新創意經濟要重點提醒人們的，就是將創意轉化為經濟的新方式、新玩法，特別是跟互聯網的爆炸性增長有關的新玩法。而這卻正是凱夫斯的思維盲點，他光注意在互聯網興起前上個世紀文化產業中早已有之的木乃伊級、骨灰級的老玩法。

創意生產方式的特性

互聯網是什么？如果回答是TCP/IP，人們可能什么感覺也沒有。我們要換一種對社會、經濟、文化都通用的語言，把互聯網說成是從集中模式向分布模式的轉變。從經濟角度理解，農業經濟是分布模式經濟，工業經濟是集中模式經濟，信息經濟是集中模式復歸分布模式的經濟。“新”創意經濟的“新”，在根子上與利用這一特點有關。

在傳統的創意經濟中，“經濟”的主要含義是與“規模”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創意成為經濟的問題，主要還是“通過大規模生產以降低成本”這樣的老問題。只不過創意生產與物質生產的實現規模經濟的邏輯有所不同，這是凱夫斯致力剖析的問題。但在新創意經濟中，“經濟”的含義本身發生了變化，“經濟”的主要含義是與“大規模定制”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是“規模經濟”，與同它相反的“定制經濟”的結合，是兩個性質完全相反的東西的結合。規模經濟，意味著較高的社會化程度和較低的成本；定制經濟，意味著較高的個性化程度和較高的價值。用傳統的方法，是無法實現二者結合的；只有在人均3000美元收入條件下，利用信息技術革命、互聯網、新經濟，才能達到這種經濟效果。因為互聯網一頭通向社會規模，一頭通向個性節點。有什么樣的工具，就有什么樣的經濟。

第2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術設計人才的美術基礎課教學模式的改革需要隨時代的發展要求而完善, 更要著重以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為目標，因為這些

正是文化創意產業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

關鍵詞：創意產業；藝術設計；基礎課；

一、引言

中國目前是一個以加工制造為主要產業的發展中國家，要想處于產業鏈的上游就一定需要文化創意產業的支撐，所以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了國策。那么如何培養有創新能力的適合人才，將成為當前藝術設計教育的重要問題，也是創意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而做為藝術設計人才培養根基的美術基礎課改革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 創意產業概述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創意產業得到快速的發展，已經成為當今國際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驅動器。在全球范圍內，創意產業在推動國家和地區經濟結構的轉型、區域經濟的復興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影響力。

“創意產業”已經成為繼“知識經濟”、“信息時代”之后的學術領域又一個重要的研究命題。短短幾年時間里，創意產業就從新概念的整合到付諸實踐，又從發達國家迅速普及到發展中國家。創意產業是以科技、文化和智慧的結合為前提，再通過知識產權手段生成產業，以創造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為目的的新經濟形式。21世紀的競爭將不僅是經濟的競爭，軍事的競爭，也是文化創意的競爭;市場競爭也從以產品競爭為主轉為文化創意之爭。

三 、文化創意產業背景下的藝術設計專業教育發展現狀分析

我國目前要發展創意產業，最關鍵的困難就是缺乏優秀的創意人才。一個方面是人才過剩，根據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的資料顯示：2011年中國大學應屆畢業生就約660萬左右。另一個方面卻是創意市場人才非常缺乏，供需比嚴重的失衡。

藝術設計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與國家教育的宏觀政策有關，也反映了社會對藝術人才的需求，對于藝術設計教育發展而言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在大規模發展的背后，也有不少表現出來的嚴重問題：比如設計藝術基礎教育體系、培養模式與日標沒有與時代同步發展。也需要建立一種規范的、合理的、科學的考試選拔人才的辦法。另外大多數專業師資和教學設備投入不足。

伴隨著我國經濟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的變化，社會對藝術設計人才能力的要求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目前的情況大多是學生進校后，普遍對繪畫基礎課興趣不大，學生輕視基礎課，對基礎繪畫課缺乏主動性。藝術設計教育的問題目前主要反映在人才培養目標不夠清晰、課程體系結構不盡合理、課程教學模式還較傳統、，師資水平參差不齊。

四、美術基礎課教學模式創新策略

目前大多數高校都以建設教學和科研為主導的定位，目的就是要造就綜合素質優秀的復合型藝術設計的人才，所以就要以前瞻性意識為教育理念，才能構建出“應用、傳承、創新”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框架。

高校藝術設計專業美術基礎課教育既要遵循藝術教育規律，也應該深化教學改革，把對人才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培養作為教育的核心，加快從技能教育向創新教育的轉換，培養高文化素質的創新型人才。很多學校實行建立工作室制的教學模式也是當前藝術設計基礎教育的一種有效方式，可以在對學生理論教學和實訓教學培養的同時，也能注重對學生設計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培養。同時也要積極拓展校外實訓基地，擴大工作室和企業的合作層面，提高合作深度，形成工作室制與校外實習基地有效合作的長效機制，充分滿足課堂教學和設計實踐的需要。建設一支具有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教師隊伍。除此之外，還要加強國際師資和國外經驗的引進，積極借鑒國外新的教學思維方式，積累經驗，來把創新的觀念貫徹在基礎課的訓練中。具體方法可以在基礎訓練中，多鼓勵學生運用自己的想象力大膽地表達想法，讓學生尋求自己個性化的表達，利用逆向的思維來思考問題；也可以通過素描和色彩的訓練，讓學生能想，敢想，培養創造性地思維方式，多觀察自然中的形態，多用舉一反三的方法來思考，去發現自己的性格特征和氣質，從而形成自己的審美觀。

藝術設計專業美術基礎課包括素描和色彩兩個部分，是每個學習藝術設計的學生都要經歷的重要學習階段。主要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的造型基礎和創意性思維表現，著重加強符合藝術設計各專業特征的“美術基礎”藝術規律以及表現技法，注重對學生形象思維能力、觀察能力、表達能力的培養。從而教育出具有開拓性、創新性、多元化知識結構的復合型高級設計人才。

藝術設計專業的美術基礎課教學應該在教學過程中逐步調整美術基礎課與專業課之間的銜接關系，才能使美術基礎課真正的地成為設計專業的“基礎”，改革原有的美術基礎課教學模式，減少單純技巧與經驗的講解，多去發展學生的藝術想象力和表現力。能更好的糾正美術基礎課與專業課脫節的狀況，比如改光影素描改革為設計素描；將傳統繪畫色彩改革為裝飾性色彩，在此基礎上加大室外寫生訓練。

五、結論

藝術設計美術基礎課教學中引導學生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在基礎課教學中，教師面對不同的學生，要因材施教，在思維方式上去正確引導學生，讓學生敢于求新，在不同的教學階段，通過分析點評學生的作品來找到優劣點。正確的引領學生學習，鼓勵學生嘗試新材料，運用不同的工具，通過美術基礎課的訓練來形成自己獨特的創意思維觀。只有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思維的獨創性和靈活性，構建新的適應時展的藝術基礎課教學模式，方能使高校培養的藝術設計人才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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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鵬輝.關于創意產業背景下設計教育改革的思考[J].《教育與職業》. 2009,09.

第3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產業協同集聚；空間外部性；機制與效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

中圖分類號：F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047-007

產業集聚不僅是單一產業在空間上的不斷集中，更伴隨著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對差異化產業之間的空間集聚現象進行了關注，并提出產業協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譯者稱為產業共同集聚），即不僅單一產業在空間上存在集聚現象，不同產業也傾向于在空間上彼此鄰近。產業協同集聚中的差異化產業之間通常具有某些關聯關系，例如投入產出關聯（垂直關聯）、技術關聯（水平關聯）等，通過集聚產生金錢外部性、技術外部性等空間外部性，以及協同集聚效應。與產業集聚（1）相比，產業協同集聚更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的空間鄰近以及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

作為現實世界中經濟活動的重要空間組織現象，學界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來，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獻系統梳理和總結產業協同集聚相關問題的研究進展，特別是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機制與效應以及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獻的發展脈絡與邏輯關系，從上述三個主要方面出發，首次回顧并歸納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成果及最新進展。

一、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集聚與空間外部性

（一）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間外部性就被認為是經濟集聚的關鍵因素。空間經濟學中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從區域和城市尺度分別對集聚機制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二者的討論均以馬歇爾關于外部性的思想作為研究的起點。馬歇爾外部性思想包括三個方面：（1）產業的投入產出關聯；（2）勞動力的可獲得性；（3）基于知識交換和“面對面”交流而產生的新思想（知識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規模外部經濟。Scitovsky（1954）[18]進一步將其概括為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

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業和生產業為研究對象。Krugman（1991）[19]發現美國大量制造業的生產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們傳統觀念中固有的高科技產業。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研究發現，投入產出關聯、勞動力的可獲得性、知識溢出均對制造業集聚有顯著的促進，但在不同空間尺度（編碼區、郡縣和州）作用大小存異。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慮空間連續性下的產業區位，在K-density指數的基礎上以英國制造業的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大部分的產業集聚傾向于發生在小于50km的空間范圍里。中國的制造業產業集聚現象同樣得到了大量關注[21]-[24]，他們聚焦于制造業集聚的時空演化、成因和空間經濟績效，還就如何縮小地區差距提出了諸多建議。

隨著生產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生產業集聚問題也成為研究熱點。Keeble et al.（1991）[25]考察發現了生產業的集聚發展特征。Kolko（2007）[26]試圖揭示生產業與制造業不同的產業區位選擇模式，通過多個服務業協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認為這種協同集聚的動力源于知識外溢和直接貿易關系。Keeble & Nachum（2002）[27]認為生產業集聚源于知識溢出和學習效應，頻繁的知識交流和互相學習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傳導是形成生產業集聚的關鍵。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國巴黎為例，研究了服務業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發現每個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各異，但都是產業集聚和擴散的綜合結果。

由于空間尺度的差異，新經濟地理理論與城市經濟理論對于空間外部性的側重也有所不同。具體而言，新經濟地理理論在區域尺度上關于集聚形成機制的解釋更加倚重金錢外部性。他們雖然也認同非市場行為的P聯效應（知識溢出）導致的技術外部性在集聚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種種考慮（主要是技術上的），技術外部性在區域尺度上的集聚機制研究僅代表了未來需要發展的方向。城市經濟學理論則更加側重技術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將城市尺度的空間外部性進一步歸納為共享、匹配和學習。城市經濟學者認為，城市中充滿了技術外部性[30]，這是由于人和企業作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傳送者”具有交流互動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這造成了產業集聚發展的挑戰。Ke（2010）[31]和陳建軍等（2016）[11]以中國地級市數據為樣本的實證考察發現中國城市存在明顯的擁擠效應。

（二）異質關聯視角的空間外部性再整合

產業關聯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關鍵，上下游產業的垂直關聯（包括前后向關聯）在市場機制主導下加強生產的空間集中，形成金錢外部性，并與集聚之間構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同時，產業之間的關聯性是普遍存在的，處于相同或相近的產業鏈條上的產業，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聯系。[10]水平關聯是指臨近產業鏈條上的產業之間無形的交往和聯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經驗的分享、勞動力或人力資本之間的交流以及知識技能的共享，也可產生集聚[32]，形成非市場作用下的技術外部性。

然而，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分類角度不盡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場作用角度和產業關聯角度兩個主流觀點（表1）。市場作用角度，將異質關聯分為經濟關聯和知識關聯，經濟關聯在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對應；知識關聯在非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技術外部性對應。產業關聯角度，按照上下游產業間的有形交往與相同或相近產業間的無形交往分為垂直關聯和水平關聯，同樣分別對應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顯然，兩種分類只是切入角度有異但無實質區別。

二、產業協同集聚機制與效應研究

（一）產業協同集聚機制研究

產業的協同集聚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一個城市是完全專業化（只有單一產業）或者完全多樣化（擁有所有產業）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間情形，幾乎所有城市的產業集聚都呈現出中性結構特點。[14]然而，現象上觀察到的制造業與生產業協同集聚事實上只是呈現在眼前的結果，而如何形成產業間協同集聚的內在微觀機制仍然是個“黑箱”。為尋求現實中多產業協同集聚的來源，諸多學者進行了微觀形成機制方面的研究。

產業間協同集聚形成機制研究同樣圍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該領域的研究基礎，在構建產業協同集聚指數（E-G指數）基礎上，利用美國的數據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探討，研究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協同集聚同樣源于馬歇爾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從結果來看三種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響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中馬歇爾因素作用均遠大于自然優勢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內部的產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進一步印證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觀點，區別僅在于各因素的系數相對大小不同，而這可能是由于在較小空間尺度考察下的結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時將運輸成本細分為物理和信息運輸成本，分析了異質運輸成本下的馬歇爾因素是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來源。Gabe & Abel（2013）[35]側重于考察馬歇爾第三因素的關鍵作用，發現具備相似知識的職業勞動力傾向于協同集聚，并且這種協同集聚導致的知識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級尺度；行業層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術、藝術與人文、制造和生產、數學和科學、工商管理、信息通訊等制造業和生產業行業由于知識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傾向于協同集聚。個案研究方面做出貢獻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別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業、德國家具內部產業間為樣本進行了產業協同集聚形成機制方面的補充研究。

（二）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

總結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部分學者的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例如，陸劍寶（2013）[38]進行了基于制造業集聚的生產業協同效應研究，主要關注和測度了制造業集聚對生產業集聚的影響，發現無論在省級還是市級層面，制造業集聚顯著影響生產業集聚，制造業集聚是導致生產業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業對生產業的集聚帶動效應。盛豐（2014）[39]分析了生產業空間聚集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及其空間外溢效應，發現生產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對本地區制造業升級的影響，而且通過空間外溢效應對周邊區域制造業升級有明顯的促進。

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效應研究是關系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議題。高峰和劉志彪（2008）[5]對長三角地區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分析表明產業協同集聚可以促進產業升級，通過相關產業和支援性產業的集聚，以及產業間的外部經濟而與集聚產業之間產生的協同效應，不斷強化產業集群的“集體效率”和“外部經濟”，提升產業集群內在的“知識含量”和競爭水平。陳曉峰和陳昭鋒（2014）[9]研究了東部沿海地區十省市生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演進關系及其效應，發現兩者協同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專業化水平及產業優化升級有促進作用，但其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艷和朱文霞（2015）[16]發現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效應明顯，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生產業與其他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效應在現階段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未能顯現。

不難發現，目前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產業間集聚互動影響的方面，而對于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方面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產業協同集聚對于區域（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諸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關鍵議題。

（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

產業集聚發展與空間結構演化之間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產業集聚發展需要空間載體，產業要素的集聚會改變空間結構形態；另一方面，決定這種空間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和空間外部性，而這三者都與距離相關，故空間結構的不斷優化會降低運輸成本和便于經濟主體“面對面”接觸，縮短時空距離、加速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反過來又促進產業的集聚。

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方面，陳國亮（2010）[40]、陳菁菁（2011）[41]研究發現不同產業（包括制造業與生產業以及細分行業層面）在空間上存在“互補”和“擠出”，無論是城市尺度還是城市群尺度。陳國亮（2010）[40]認為生產I與制造業集聚之間的雙重集聚在時間序列上來看是動態推進的過程，二者作用強度的相對大小決定了體現出來的到底是“互補”還是“擠出”。此外，運輸成本和“面對面”接觸是主導制造業與生產業空間上協同集聚的關鍵：制造業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動制造業靠近生產業發達的地區以實現“互補性”的空間協同集聚；而生產業方面，運輸成本的降低（“面對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動生產業向城市中心的集聚來形成“擠出性”的空間協同集聚。[41]

產業協同集聚具有產業和空間二重屬性，產業區位選擇可以影響城市（群）空間格局，而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優化又進一步促進產業協同集聚，形成循環累積因果的產城互動發展模式。[11]然而，現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研究雖然加入了空間思維，但依然囿于產業間的互動對彼此造成的“互補性”和“擠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間形態，對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機制的闡述也僅限于定性的或者經驗的討論，并沒有將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問題納入統一的空間經濟學分析框架進行系統解釋。

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測度方法

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量化測度指標的選取和構建，不少學者根據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需要進行了諸多嘗試。例如，國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構建的E-G指數、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構建的D-O指數、Stephen & Erik（2016）[33]構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數等；國內方面，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陳建軍等（2016）[11]構建的？酌指數和？專指數等。

（一）E-G指數

最早提出并構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計算方法為：

其中，G表示產業i的空間基尼系數，X表示地區r的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HHI為赫芬達爾指數。E-G指數包含了產業、企業兩個維度，因此，能夠避免計算出來的產業協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間的不同產業（行業）之間進行對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時，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還構建了產業層面的E-G指數，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根據該E-G指數，衡量產業i和j協同集聚度的計算公式為：

E-G指數的應用非常廣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數分別以美國、歐盟成員國的制造業樣本數據考察了產業集聚狀況。羅勇和曹麗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剛（2006）[23]等利用E-G指數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集聚狀況。然而，目前并沒有文獻利用E-G指數進行制造業與生產業、生產業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方面的測度和研究。

（二）D-O指數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參數密度估計模型分析構造了D-O指數來衡量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達式為：

D-O指數需要利用較為精確的廠商空間位置數據，并假設廠商的空間分布具有連續性突破了區域邊際限制[23]；同時，該指數的計算可以設置任意形式回歸函數，具有評價偏離隨機性的顯著性統計特征，可以規避與規模和邊界相關的問題。雖然D-O指數較為精確，但在我國的實踐性并不強，尚未有文獻利用D-O指數進行基于中國實踐的產業協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數

Colocalization指數（簡稱Coloc指數）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鑒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礎上所構建的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指數。Coloc指數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離決定。具體而言，指數的數值代表了產業J位移到產業K空間相似性的統計顯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義Wasserstein距離為：

Coloc指數貢獻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數只能衡量行政空間單元的產業協同集聚而導致的遺漏相鄰地區廠商信息的缺點，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數由于依賴廠商的成對距離而導致移除特定地區的信息后廠商與就業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點。另外，由于Coloc指數解決了可塑性面積單元問題，適用于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數實證檢驗了產業在城市內部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與E-G指數、D-O指數相比，各因素（自然優勢、投入產出關聯、消費者外部性以及知識溢出）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顯著正效應，差別在于相關系數大小不同。Coloc指數對數據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國數據限制其現實可操作性同樣較低。

（四）？酌指數和？專指數

國內方面，一些學者結合中國實踐，開始嘗試構建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認為E-G指數只能從產業層面反應國家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區（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因此，構建了？酌指數：

其中， k為地區（城市）；η為單個產業（i或j）的集聚水平，以區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數的數值越大，表示產業協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陳建軍等（2016）[11]借鑒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構建了新的適用于考察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專指數：

陳建軍等（2016）[11]通過比較E-G指數與之構建的？酌指數，在樣本范圍內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409。（3）他們認為，？專指數相對于以上產業協同集聚指數的好處在于，不僅能夠反映“協同質量”，還能夠反映“協同高度”，因為高度集聚的城市產業通常是優勢主導產業，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因此，考慮“協同高度”能夠全面反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評述

產業協同集聚是不同產業間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具有“產業-空間”二重屬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來，已有大量國內外文獻開始對這一典型的空間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已經處于“現象機制”分析階段。

空間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分別從區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統闡述了產業集聚和擴散的機制，在主導機制上新經濟地理理論較依賴于垂直關聯（前后向關聯）的作用，而城市經濟理論更為側重水平關聯（“面對面”接觸下的知識溢出）的作用，通過異質關聯的傳導形成了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并且二者構成的空間外部性與集聚之間又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互相強化。當然，這一過程也并不會無限制地持續下去，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另外，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的空間外部性理論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產生了不同分類，本文對其進行了重新整合。

諸多學者圍繞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產業協同集聚微觀形成機制的研究，驗證了Marshall（1920）[17]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對于制造業與生產業之間的協同集聚、制造業和生產業內部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然而，產業協同集聚內在微觀形成機制僅是機制研究的一個方面，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的互動機制作為機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卻非常單薄。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對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經濟績效，例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亦即現有關于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并沒有形成“現象機制效應”這一完整分析脈絡，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產業協同集聚經濟績效及其空間效應研究也構成了未來研究重點，對于指導城市和區域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最后，本文還全面總結了國內外現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觀比較了不同方法的適用性。

注釋：

（1）產業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樣是指產業在特定空間聚集的一種地緣經濟現象，既包括受自然資源稟賦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屬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間的自我強化過程（第二屬性）。

（2）詳細介紹可參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陳建軍等（2016）利用E-G指數和？專指數，對2003―2011年中國24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生產業與制造業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進行了測算，通過進行相關關系檢驗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均值為0.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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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傳媒經濟；范式；進路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3）04-0027-2

一、傳媒經濟研究的范式

傳媒產業經濟學它以經濟學為主導，以產業經濟學和系統經濟學為理論支持，并輔以傳播學。傳媒產業經濟學可以借助一般產業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但也有其特有的規律，因為提供信息產品的傳媒產業具有與其他產業所沒有的特殊性。傳媒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整個傳媒業及其相關的產業政策和總體經濟。這里有一點要特別提出，傳統經濟學是無法對傳媒經濟進行準確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為在傳統經濟學里有一個很重要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但對傳媒經濟卻不適用，如對信息產品的消費是不符合這一規律的，它是可以反復使用并且邊際效用往往是遞增的。況且，傳媒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傳媒經濟系統，而傳媒經濟系統的構成是由以傳播過程為載體相伴發生的一些經濟過程或者經濟增值活動。所以我們只能運用系統經濟學理論來研究它。系統科學中的老三論（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和新三論（突變論、協同論和耗散結構）都可以在傳媒經濟研究中大展拳腳。它還可細分為報業經濟學、電視經濟學、廣播經濟學、網絡經濟學等多個分支學科。目前，這些學科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

傳媒管理經濟學它以管理學為主導，以管理學和微觀經濟學為理論支持，并輔以傳播學，研究對象為媒介實體以及消費者。管理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經濟學理論與企業管理決策的橋梁。傳媒管理經濟學是媒介經營管理研究的經濟學基礎，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經營管理中。由于經濟管理一詞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所以許多人誤以為經濟學和管理學大同小異。事實上經濟學和管理學是有很大區別的兩門學科。它們對行為主體的基本傾向、行為主體的關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區別。經濟學理論的系統性、科學性、統一性較強；管理學的權變性、藝術性、多樣性較強。認識兩者的區別有助于兩門學科的相互借鑒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兩門學科的交叉或邊緣學科的研究。現在我國許多新聞院校都開設這門課程，但名稱五花八門，有些叫媒介經營，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經營管理，筆者認為叫媒介經營管理較合適，而且這門課在新聞學本科開設較為適宜，傳媒產業經濟學則應設為研究生課程。媒介經營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的翻版，在西方，傳媒就是企業，可以直接移植企業管理這一套較為成熟的理論。當然，在我國則不一樣，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中國傳媒必然面臨更復雜的問題。

傳播政治經濟學它以傳播學為主導，融合新聞傳播、文化批判、政治經濟等多學科理論，研究對象為傳媒制度、文化影響和政府政策等。這一學科有更多的意識形態屬性，經濟學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對前面兩個學科理論的批判與修正。這里有兩個概念需要澄清，傳媒經濟中的傳媒兩字包括三層含義：作為產品的傳媒、作為企業的傳媒和作為產業的傳媒。而產品、企業和產業都是經濟問題，因此，傳媒經濟本質上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如果把傳媒作為產品、企業和產業，新聞傳播學解決的是傳媒的意識形態問題，而經濟學解決的是傳媒的經濟問題，兩者分工明確，涇渭分明。因此，傳媒經濟學就不是一門交叉科學。說傳媒經濟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實際上是混淆了傳媒和傳播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經濟屬性的傳媒理解成傳播，從而把傳媒經濟學當成了傳播經濟學。綜上所述，以經濟學為主導的傳媒經濟學研究范疇實際上僅限于傳媒產業經濟學和傳媒管理經濟學這兩個學科。傳播政治經濟學，從嚴格的意義來說，它不能算是傳媒經濟學，它只是傳媒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校正器。這里讓我們再回到周鴻鐸的觀點傳媒經濟不是經濟學科，他理解的傳媒經濟實際上是以傳播學為主導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盡管周鴻鐸是我國較早提出傳媒經濟的學者，但我們認為：無論是誰創立了所謂的傳媒經濟學科，無論一個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樣的視角和方法來從事研究工作，都不影響別人借鑒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傳媒經濟現象。至此，我們可以把杭敏和羅伯特·皮卡特的劃分作了進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范式限定在傳媒產業經濟學和媒介經營管理學這兩個學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傳媒經濟研究的進路

在明確傳媒經濟研究的范式之后，我們還必須選擇研究的進路。那么，該如何選擇有力推進傳媒經濟研究和學科發展的最佳進路呢？目前，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門，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幾種：

1.致力傳媒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如吳克宇的電視媒介經濟學，金碚的報業經濟學等，以周鴻鐸編著的傳媒經濟系列、媒介經營與管理系列叢書（共2部）最為龐大。這些系統性的研究盡管還稍顯粗糙，但其開拓性是值得稱道的。

2.將新經濟理論如注意力經濟、競爭力經濟引入傳媒經濟研究中，提出傳媒競爭力、傳媒影響力等概念。這些研究往往從國外經典案例出發，有很大的借鑒和啟示。

3.通過對傳媒產業的數字化定量描述，試圖作出對傳媒產業走勢的判斷。近年來數百種傳媒市場實證調查研究報告問世。以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清華大學崔保國、中央電視臺張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為我國傳媒產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持。

4.對跨國傳媒與國外傳媒經濟的介紹和研究。主要是對國外傳媒經濟個案研究和國外傳媒經濟學專著的翻譯。這些研究充分說明了我國傳媒經濟研究仍處于春秋戰國時代：一方面不同學術專業、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紛紛轉到這個新興領域里來，另一方面大多數學者的經濟學訓練明顯不足，因此也不難理解如皮卡特所說的理論性不足。從學科建設與發展的角度來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們還要解決研究的路徑，即進路問題。

第5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改變必然意味著傳統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周期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都必須重構

知識經濟正以其在現實中的迅猛發展向我們展示出現代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增長形式，使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規模經濟增長、投入產出等增長理論都表現出嚴重不足。

首先，知識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徹底改變了傳統人、財、物要素配置所帶來的增長。

其次，知識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參與生產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傳統要素，并形成新興的主導產業。

再次，同傳統工業經濟的規模相比較，依賴知識創造效益的增長正表現出同一產業的分散組合和不同行業間的技術融合，很難從規模化的投入和產出上進行分析。

最后，知識在當今社會新財富創造中的獨特性和基礎性，使我們對形成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并不能直接地從生產領域或某一產業中去尋求，增長的因素或動力也許是直接地存在于生產領域之外。知識經濟條件下，也許真正導致增長的投入在一些非生產領域而并非生產領域。只有我們把上述問題研究清楚，我們才能找到知識經濟條件下促進主導產業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有效作法。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明確指出主導產業對一個時代的經濟起飛具有決定意義。曾因煤、鐵為主導產業相互推動而促成戰后經濟奇跡的日本在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業調查會總經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訊產業可以說是21世紀最典型的主導產業。如果說20世紀基本上是發動機和電動機占主導地位的‘動力的世紀’，那么21世紀將是通信、廣播和電子計算機技術三位一體的‘信息的世紀’”。在這一問題上有的同志以產業升級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面臨的機遇。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這樣產業巨變的經濟時代，最能代表知識經濟特征的產業是主導產業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這一產業在根本上只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其他產業提供生產手段。而各國在此基礎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導產業仍然是要和國際分工、本國經濟現實相結合。知識經濟向我們展現出不同于工業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和高效益，無疑有更深刻的增長方式在現實地發揮作用，這就使我們更要深入研究知識經濟增長理論，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和實質，在未來的發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長政策和計劃。并由此出發考察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市場、人力、管理等等相關經濟因素在新的經濟狀態中的運動規律，從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識經濟的理論。

第6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一、對中國農業經濟學有重要影響的三種農業經濟理論

 

目前對中國農業經濟學影響較大的理論大致有三種:一是由前蘇聯農業經濟學教科書演變而來的中國農業經濟學，也被稱為“傳統農業經濟學”;第二種是以美國的農場管理理論和西方農業理論為代表的西方農業經濟理論;第三種是二戰以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中的農業理論。

 

所謂的“傳統農業經濟學”是在中國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中國農業經濟現象進行解釋的過程中形成的。從形成的淵源上看，它有兩個理論來源。一個是來自前蘇聯的農業經濟學，這是以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融進了前蘇聯農業政策解釋。到20世紀50年代己經演變成了一個教條體系。第二個淵源則來自中國經濟建設政策的詮釋，是在中國農業政策尋求理論解釋過程中對引進的理論的改造結果。“傳統農業經濟學”就是這個體系較常用的稱謂。

 

也正因為這個體系有上述兩個主要的理論淵源，所以，這個體系理論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論的邏輯演繹，注重從“經典”出發進行理論的推演，表現出極強的思維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對現行政策的解釋，這種解釋往往又與己有的理論嚴重脫節，顯得十分牽強而缺乏理性。這種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幾乎貫穿了傳統農業經濟學體系的全部，成為它的一個主要特征。

 

另一個對中國有較大影響的農業經濟理論是西方的農業經濟理論。作為現代農業經濟理論，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國并發展起來，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該種理論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具有強烈的經濟理性。就其理論本身而言，它由兩方面的內容構成:一是以美國的農場管理理論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微觀理論。這種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觀農業政策為前提，立足于農業微觀行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農業企業(農場)的微觀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西方農業經濟學的這種微觀研究己經有越來越多的微觀管理理論滲透其中，出現了與管理學理論合流的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國家農業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論經濟學者，也就是說，農業的宏觀經濟理論在西方己經融于一般的經濟理論之中，任何農業經濟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經濟系統的運行狀況為背景，而農業經濟理論只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內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中，沒有相對獨立的農業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第三個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有重大影響的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是以發展中國家的開發與發展為目標，用西方的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増長與發展，并在這個研究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學領域。嚴格地說，發展經濟學是一個“理論群%它是由眾多學說集合而成的。在發展理論中，農業經濟理論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為發展中國家幾乎都是不發達的農業國，農業在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份額。研究這些國家的經濟増長與發展，不可能不以農業的増長與發展為其開端和立足點。發展經濟學是西方經濟理論系統中的一個內容，它的理論源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與社會發展。發展經濟學的進展己經越來越多地引起發展中國家農業理論研究者的關注。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入，發展經濟學越來越多地與其他相關學科融匯在一起。西方學者在研究發展問題時更傾向于使用“發展理論’，他們主張將經濟開發與社會進步的研究融于一體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視角研究經濟開發，成為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由于其他相鄰學科一如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對發展問題的積極介入，引致發展理論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創新，使發展理論的研究進入了微觀領域所提出的宏觀政策主張更注意其微觀基礎和可操作性。

 

二、三種農業經濟理論的評價

 

對經濟理論的評價如果離開了特定的背景、目標和準則，評價將不可能科學地進行。對三種農業經濟理論評價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發展趨向和路徑，這個探索應該植根于中國現實的經濟運行和深遠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對這三種農業經濟理論評價也是立足于中國經濟的現實和中國的文化價值觀。這個評價應該在三個層面上的進行:理論的目標、研究方法和經濟學的價值觀。

 

“傳統農業經濟學”是建立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之上的，受到政治經濟學追求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強烈影響。因此，它作為“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將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農業經濟體系，并為此進行了大量的探索。這個探索因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50年代初，中國從前蘇聯引進經濟學理論以及原封不動地復制過來，并在以后的本土化過程中不斷地被強化和走向極端。相反，蘇俄時期那些有價值的農業經濟理論，如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理論(或被稱為小農經濟理論)卻從未為中國的農業經濟理論研究者們所關注。因此，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探索從開始就進入了一個人為的誤區，這個探索除了人為的設置了許多禁區外，在研究方法論上也帶有強烈的主觀傾向，即從“經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優解”，然后設法尋求達到這個最優解的路徑，而從根本上忽視了這個‘最優解”的基本前提。在這種方法論引導下的理論探索，只能越來越遠地脫離中國農業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不可能對中國農業經濟運行作出準確的描述、分析和判斷，最終必然遠離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的目標。

 

中國農業經濟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蘇聯的農業經濟理論，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固有的平均主義特質是一個重要原因。前蘇聯的農業經濟理論中突出的追求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和中國傳統的平均主義價值觀有較高的一致性。前蘇聯的經濟理論在中國沒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價值觀的暗合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潛在功能。

 

“傳統農業經濟學”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演變，到今天己經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釋傾向，這種越來越強的政策解釋和政策解釋取向，使中國農業經濟理論陷入停滯和封閉，日益脫離作為其母體的理論經濟學的發展。

 

西方農業理論(在中國被稱為西方農業經濟學)是以西方理論經濟學為基礎的，它甚至沒有相對獨立的理論體系。西方經濟學是在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逐漸完善起來的。也就是說，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是在解決其工業化的問題中完善起來的。因此，西方的經濟理論從其開端即具有較廣闊的視野，它隨著國民經濟的一體化逐漸將其理論延伸的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在西方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由于較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一體化過程，很少有前蘇聯和中國這樣的條塊分割的經濟現實，所以，不可能有相對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如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等，但卻不乏將一般的、抽象的經濟理論運用于部門經濟分析的理論框架。西方的農業理論就是以一般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的農業經濟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論經濟學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農業理論被引進中國時，人們往往愿意農業經濟理論的時候，斯大林模式的農業經濟理論被將西方的農業理論“拿來”直接解釋中國的農業經濟現實，企圖在這種解釋中完成對傳統農業經濟學的改造。這種努力多歸于失敗。在傳統的思維模式引導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一個部分的農業理論割裂出來作為“西方農業經濟學”學習和應用是不可能收到預期效果的。

 

效率優先是西方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不可能不影響西方的農業經濟理論和農業微觀管理理論。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經濟學領域曾發生過的關于“公平與效率”的討論，其實質就是傳統經濟學面臨西方經濟學大舉“入侵”時的一種必然的、本能的反應，即兩種價值觀的沖突，并不是真正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與效率”的討論。在研究的技術路線上，西方的農業理論更傾向于用實證的方法，以效率為目標去選擇技術途徑，而不是企圖用制度去創造技術。

 

發展經濟學沿襲了西方經濟理論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同樣表現出強烈的經濟學理性，這種經濟理性以西方的價值觀為基礎。所以，在早期的發展經濟理論中蘊涵著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價值沖突。這種沖突在發展理論切入了發展中國家較深層次問題時就凸現出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早期發展理論引導下，雖然獲得了短暫的經濟増長，卻付出了沉重的社會發展代價，最終延遲了經濟増長。

 

早期發展經濟學是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經濟結構的研究，而沒有進入微觀領域。這種研究其實是以發展中國家具有與發達國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觀結構為隱含前提的，這個前提下的宏觀研究提出的政策，在發展中國家也許能暢行一時，但在進入更深層的經濟領域涉及到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等領域時，這個經濟理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發展經濟學一旦進入了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結構，立即強烈地意識到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研究，僅僅有經濟學的理性是不夠的。經濟學的理性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結構規律，但在結構的深處，卻可能遇到諸如價值觀這樣的非理性因素的強烈抵抗，這是經濟學的理性無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經濟學的理性具有解釋和消融這種非理性因素的擾動的能力。所以，現展理論的外延遠遠超過了“發展經濟學”所能覆蓋的范圍。影響經濟増長與發展的諸多非理性因素進入了這個理論的視野，強調基本價值觀的融合在經濟増長與發展中的意義;注意非經濟行為對微濟増長和發展的拉動或阻礙等等，這些都引起發展經濟學者的廣泛關注和興趣。發展理論的這種變化，己經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產生了微妙的影響。近年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學者越來越多地開始關注農村微觀社會的非經濟因素與經濟増長和發展關系，“農業經濟學”己經悄悄地演變成為“農村經濟學”。

 

與此同時，發展理論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許多變化。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如邊際分析在發展經濟學中的統治地位仍是不可動搖的。但是，現展理論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經濟學的經典方法外，越來越多鄰近學科的方法論被吸收成為發展理論方法論體系的內容。其中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對社會結構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經濟學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觀和宏觀的層面上研討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的互動關系。這樣，發展經濟學在進入微觀領域后就突破了經濟學的傳統邊界，與其他社會人文學科相融合。這種方法論上的突破己經影響了中國的農業經濟學者，從而對中國農業(農村)經濟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帶動中國農業經濟學全面突破舊的理論和方法論框架。

 

三、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未來的展望

 

傳統的農業經濟在過去20中己經逐步地開始了對自身的理論改造。這個改造過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將農業經濟作為國民經濟整體的一個產業部門，農業經濟學逐漸成為產業經濟學的一個部分，農業經濟學也因此漸漸融入理論經濟學之中;②將農業經濟現象與農村社會結構結合在一起研究，農業經濟學的研究逐漸由過去的“部門經濟學”演變成為區域經濟學，農業經濟學漸漸地演變為農村經濟學;③由政策解釋功能轉變為政策研究功能。

 

(1)農業經濟學融入理論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經濟。在舊的條塊分割體制下，特別是50年代以來形成的二元經濟格局中，農業經濟的運行相對地獨立于其它經濟部門，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在對這種具有相對獨立性、封閉的農業經濟運行過程的解釋中形成的傳統農業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和封閉的研究方法。這種傳統的研究領域和方法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雖然如此，現代經濟學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己經很深入的影響了傳統農業經濟學，并逐漸地改造了它，農業經濟學作為現代產業經濟學的一個部分正在融入現代經濟(2)由部門經濟學向區域經濟學轉變。傳統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按國民經濟部門的分工來劃分的。這種學科劃分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條塊分割的經濟運行狀態是一致的。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后，這種條塊分割的局面被沖破，農業經濟的研究對象被擴展為農村經濟。傳統農業經濟學要繼續解釋農村經濟的新情況，就必須改變舊的研究框架，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在對改革過程的不斷跟進和解釋中，逐漸朝具有區域經濟理論特征的方向演變。

第7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勞動經濟學 經濟發展 推動作用

前言：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勞動關系和勞動的發展規律，作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歷史悠久，并且與較多的經濟學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系，勞動經濟學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勞動資源換取最大的經濟效益，促進社會的進步，也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平穩運行。在勞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對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為勞動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支持、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通過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經濟現象，也可以有效發揮勞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并給予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支持。

一、為勞動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

一個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勞動者和勞動管理間的協調程度有著較大的聯系，所以要想使國家的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穩定發展，需要努力協調勞動者和勞動管理之間的關系。勞動和經濟的問題貫穿于人類整個生命過程中，勞動者的經濟活動必然與勞動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勞動經濟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亟需解決的問題。只有將社會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勞動者的經濟報酬，才能促進勞動關系的更好發展。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問題得以解決的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統的、合理的、科學有效的、有實踐意義的勞動經濟學理論體系。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理論的一大分支，發展時間較長，并且有著豐富的實踐，因而其理論體系較為完善。因此，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決勞動經濟問題，更好協調勞動者和勞動管理間的關系，優化勞動力資源和合理分配勞動者的經濟報酬，以有效發揮勞動經濟對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促進作用[1]。

二、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

人類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都離不開物質資料生產，而勞動者通過勞動進行生產產品和勞務供給，促進了物質文化生活的發展，也滿足了更多人的廣泛需求。由此可見，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應該積極充當經濟管理者的角色，通過出臺經濟政策的方法而規范社會發展，并且對社會發展中的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有效發揮經濟管理職能，以促進社會發展和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然而，在國家充分發揮經濟管理職能時，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勞動經濟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須依據一定的理論。勞動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一定的科學原理和研究實踐，進而可以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國家制定經濟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規范國家的經濟發展，又可以促進國家經濟政策的不斷完善。科學制定勞動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不僅可以維護勞動者的基本經濟利益，以促進勞動者在社會勞動中有效發揮創新能力和主觀意識，而且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著較大的影響。因此，國家依據勞動經濟學而制定經濟政策，不僅能夠促進勞動經濟學更為廣泛的應用，而且也能使經濟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支持

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例如：科學理論體系就是建立在勞動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的，而科學理論在勞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探索到突破點，進而形成有特色和實踐意義的科學理論體系。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以理論為重要指導，廣泛研究勞動經濟的現象和深入分析勞動經濟的問題，以解決勞動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社會主義發揮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勞動經濟，而勞動經濟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勞動關系，所以處理好勞動和經濟的問題，需要有勞動經濟學作為理論支持[3]。

四、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在我國，注重以科學理論為指導而發展社會主義。歷年來，我國黨和政府都重視勞動和經濟的問題，并多次進行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嘗試，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我國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計劃，和實施社會發展的計劃，需要有效解決勞動問題，在完善我國經濟制度和推進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方面，勞動和經濟的關系更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對勞動經濟學的廣泛研究和探索，不斷尋找勞動問題和經濟問題之間存在的關系，進而針對具體問題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快速平穩發展。我國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不止一次強調過勞動方面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重要性，并且我國通過建立和完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運行機制，為解決勞動問題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4]。

五、結論

總而言之，進行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有效解決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勞動經濟問題，而且也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針對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間的我國而言，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確勞動與經濟間的關系，能夠促進我國對勞動經濟學有正確的認識，并推動我國不斷探索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勞動經濟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劉華.農村婦女職業教育對農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研究[D].中國農業大學，2013.

[2]常永智.經濟區域競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D].東北師范大學，2013.

第8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城市經濟學；公共政策；應用經濟學；城市化；經濟發展

一、城市經濟學的誕生

就歷史而言，城市經濟學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是與經濟理論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再到中觀經濟學這一發展歷程一脈相承的。1965年美國湯姆遜的《城市經濟學導言》問世，標志著城市經濟學在美國首先誕生。雖然城市經濟學作為中觀經濟學的重要學科之一只是經濟學體系中的后來者，但它一經產生就體現出蓬勃發展的生機和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指導意義。此后，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西方得到較快發展。20世紀8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我國興起和傳播，經過20多個年頭的風雨歷程，城市經濟學在我國已經得到長足發展，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二、城市經濟學的性質

城市經濟學是發展中的經濟學。在城市快速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了一系列實際問題，但傳統經濟理論面對這些城市問題卻束手無策。隨著世界范圍內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在各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僅是國民經濟的支點、區域發展的中心，更是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紐帶。與此同時，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問題也日趨復雜和深化，使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間結構、城市區域、城市管理、城市經營、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等諸多方面。

城市經濟學是綜合性邊緣學科。城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城市系統，重點是城市經濟系統，而城市經濟系統是多層次的，它包括微觀城市經濟系統、宏觀城市經濟系統和城市經濟管理系統，研究對象的多層次性決定了城市經濟學是一門內容豐富的學科，是一門邊界寬廣的學科。它是把許多的部門經濟學應用到城市經濟系統之內，并對其內涵和外延加以豐富和發展所形成的綜合性學科。

城市經濟學是公共經濟學。世界范圍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使城市公共經濟關系顯得更為復雜和重要，公共經濟對企業經濟的促進和制約作用已經日益明顯。城市經濟學以其獨特的視角，“不僅從企業角度出發，而且，更多的是從城市和區域經濟整體運行盛壅塑 皇出發研究經濟問題。因此，公共部門的投入產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構成了城市經濟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城市經濟學重點研究城市公共經濟的地位、作用、內容體系，提出調控的方法和公共經濟政策，如通過對城市土地的開發與利用、城市基礎設施、城市文化設施、公共福利設施、公共衛生設施和住宅建設等問題的研究，為政府配置公共經濟資源，提高公共經濟效益提供理論和決策依據。因此，城市經濟學是完全不同于企業經濟學的治市經濟學，是市長經濟學。

城市經濟學是新型管理經濟學。城市經濟管理是城市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經濟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業為核心的微觀經濟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國民經濟管理為內容的宏觀經濟管理。城市經濟管理將微觀經濟管理和宏觀經濟管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城市管理職能也大大地豐富了傳統管理學職能的內涵，所以，城市經濟學是新型管理經濟學。

城市經濟學也是應用經濟學。城市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而不是理論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是為了把握城市系統經濟運行、經濟關系及其規律，并以此來指導城市經濟和城市管理的實踐。

三、對城市經濟學的認識

筆者認為，城市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日趨活躍。我國城市經濟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觀層次和空間范疇上對城市經濟問題進行了跨學科、跨部門的綜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樣化和研究手段的現代化。近年來，我國的城市經濟學研究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出現了“個性化研究”的方式。與“個性化研究”方式相對應的是“群體化的跨空間協作研究”也正在興起，出現了跨地域乃至跨國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這與網絡化數字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先進技術手段的應用密不可分。城市經濟學研究方式的個性化、多樣化，有力地促進了學科發的創新與突破。城市經濟研究的對外交流與國際合作日趨活躍。

我國城市經濟學發展存在一些問題。城市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存在不足，城市經濟理論基本觀點的表述存在不規范，城市經濟理論研究與實踐部分分離。城市經濟學研究存在薄弱環節。對城市化問題、城市經營與管理問題的研究存在不足，對城市競爭力問題研究不足。

城市經濟學基礎研究。一是在重視對特定城市進行實證研究的同時，關注統領全局的城市經濟基礎理論研究，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發展的新背景下，對城市化和城市經濟運行的規律性研究及城市經濟學理論、方法、工具、經濟模型的研究。其趨勢是完善城市經濟學基礎理論體系，明確城市經濟學的性質、研究對象、范疇、結構等問題，創建相關經濟模型，提高研究的規范性和增強其實踐的可操作性，規范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規范相關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經濟學學科體系與內容上，我們應融會多個學科的理論方法來豐富和發展自己的內涵和外延。如可探討建立科學的城市政治經濟學，包括城市及城市區域的生產系上層建筑、社會福利和行政區劃等在內的問題，將制度性和社會性因素視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將所有權的分配、經濟組織結構乃至社會政治制度結構都理解為城市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包括城市發展政策、城市產業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戶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會治理的方針政策等。要加強以生產力為轉移的城市化規律的研究、以經濟發展水平為依據的發展階段性的研究和國情與地區差異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具體措施，特別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發揮。

我們要研究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發展的契機，加快落后地區經濟發展，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較少關注落后地區的城市化問題，應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發展的成本效益進行分析。從宏觀的角度看，應加強對不同地區城市規模結構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城市規模效益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區域差別擴大與縮小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大城市化與城鎮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區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規律等問題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較研究。如發達國家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可資借鑒；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也極具參考價值。

城市化不單單是一個經濟過程，也是一個國民生活方式轉變、文化素質不斷提高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加強城市化對國民生活觀念的影響及應對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設的規劃研究。應加強城市建設創新性與國際性關系的研究；加強民間建筑與公共建筑協調性的研究；加強城市建設方法論的研究以及城市規劃法制性與指導性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

筆者認為，城市規劃建設與城市管理問題研究可羅列以下三點：

一是，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中政府的職能與定位。這是城市建設與管理的首要和基本問題，相關的研究已有很多，但還不夠清晰明確，指導實踐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強。

二是，城市經營與管理過程中“三個效益”的統一問題。下一步的相關研究將集中在確立實現“三個效益”統一的原則和相應機制的形成與完善上。

三是，城市發展中的文化傳承與保護。在追求所謂“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從經濟學角度確立保護城市歷史文化的機制，平衡城市發展與歷史文化保護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與城市文明的建設。研究精神文明與城市發展的關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進措施；建樹“倫理經濟”和“道德經濟”的產業文化觀念；剖析城市環境的人文價值和經濟價值；科學制定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積極探索發展城市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新途徑。

第9篇：產業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論文關鍵詞：產業經濟；海南；蔬菜產業；發展；理論

海南，我國最南端的一個島嶼，也是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省，同時又被國務院批準建設國際旅游島。在建設國際旅游島的文件內容中，要把海南建設成為全國冬季菜籃子基地，從中可以看出，海南的蔬菜產業對于全國蔬菜產業的重要性。不過，要真正使海南成為全國冬季菜籃子基地，就必須要緊緊抓住海南自身的實際情況，同時與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的產業經濟理論相結合，在理論的指導下去實踐與完成。因此，形成屬于海南特色的理論，對于海南建設國際旅游島顯得尤為重要。

一、產業經濟理論

（一）指導思想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要想發展市場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讓人民認識到經濟的重要性，那么產業經濟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產業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是必須以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為基礎的，也就是以經濟理論為基礎，確切地說，產業經濟理論要以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為指導的。馬克思在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分析的過程中指出，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中，把社會的總生產分成了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類，并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并指出這兩大類之間必須要保持一定的數量關系，只有這樣，我們的生產才能夠順利地進行下去。因此，對于馬克思關于社會再生產的理論，不僅僅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同樣對于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也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對于中國產業經濟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二）產業經濟理論的定義與意義

產業經濟理論的定義，其實就是我們俗稱的產業經濟學，就是以“產業”為研究對象，主要包括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發展、產業布局和產業政策等。探討資本主義經濟在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經濟發展中產業之間的關系結構、產業內的企業組織結構變化的規律、經濟發展中內在的各種均衡問題等。產業經濟學是專門研究產業的經濟學，是區別去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被稱之為中觀經濟學。通過研究為國家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為制定的產業政策提供經濟理論依據。雖然產業經濟理論產生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但是我國也是市場經濟，同樣適用，因此，了解和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經濟理論，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有同樣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產業經濟理論的意義，了解產業產業經濟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理論意義是：通過對產業經濟理論的研究，可以有利于統一的經濟學體系的建立；通過對產業經濟理論的研究，可以有利于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溝通；通過對產業經濟理論的研究，可以有利于應用經濟學的學科建設。實踐意義是：通過對產業經濟學進行研究，得出其中的產業經濟發展規律，可以有利于建立有效的產業組織結構；通過對產業經濟學進行研究，得出其中的產業經濟發展規律，可以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通過對產業經濟學進行研究，得出其中的產業經濟發展規律，可以有利于產業的合理布局。

產業經濟學既然是以產業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那么，我們根據國際旅游島文件的精神和內容，研究和建設海南全國冬季菜籃子基地就必須要充分了解產業經濟理論的精要，結合海南建設基地的實際情況和主客觀因素，找到切實可行的建設措施，為海南以后的發展奠定良好的理論基礎。

二、海南蔬菜產業發展的優勢和現狀

國務院國發[2009]44號《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把國家熱帶現代農業基地建設作為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的六大戰略定位之一，充分發揮海南熱帶農業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熱帶現代農業，使海南成為全國冬季菜藍子基地、熱帶水果基地、南繁育制種基地、漁業出口基地和天然橡膠基地。因此，對于海南建設蔬菜基地，國家給予了政策上的指導，也是提高海南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一個好的機遇。

（一）海南蔬菜產業發展的優勢

1、國家政策和海南體制優勢

海南被批準建設國際旅游島，并且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海南在建省辦經濟特區以來，對于海南未來發展又一個新的契機。因此，在海南未來的發展中，國家給予了海南更加優惠的政策和資金扶持，國務院各部門包括農業部、科技部都會給海南農業發展方面更多的政策指導和科學技術支持。

海南是全國唯一一個省級經濟特區政府，實行的“小政府大社會”，同時實行省直管縣的行政體制，這對于海南在政策制定和落實方面，更能針對本地實際做出正確的判斷和監督，更好地服務于廣大的人民。

2、海南的氣候、土地、生物資源和水資源優勢

海南屬于熱帶季風氣候，長夏無冬，光溫熱充足，雨量充沛，東濕西干，南熱北冷，入春早，升溫快，日夜溫差大，光合潛力大。

海南面積約為3.4萬平方千米，占我國熱帶土地面積的3.4%，海南土地資源豐富，土地適應性較廣，絕對大部分土地都能被農業所利用，開發潛力大。

海南河流徑流充沛，多年平均地表徑流深875mm，徑流量達297億m3，人均5380m3。獨流入海的河流有154條，水庫面積5.6hm2。海南水資源總量為375億m3，水資源極為豐富。

（二）海南蔬菜產業的現狀

海南是一個農業大省，農業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一半以上，農業一直都是海南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力量，農業發展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海南經濟、社會的發展。海南蔬菜產業的發展，經過對于本地實際情況的認識，調整蔬菜產業結構，加大對農業技術的投入，制定蔬菜種植的多項優惠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蔬菜產業在海南農業發展過程中也是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雖然海南現有的蔬菜產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距離海南建設全國冬季菜籃子工程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和足多問題的。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海南本地經濟發展基礎薄弱，起步晚，發展緩慢。由于之前海南的地理位置和政府戰略計劃所限，海南在1988年建省以后，工業基礎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信息閉塞，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低，各方面發展相對比較慢；在建省之后，海南的發展也是一波一折地，因此，對于農業省來說，這樣極其不利于農業的發展，因而造成了海南現在農業的發展落后于其它省的農業。

其次，農業中農村發展落后，農民文化素質水平低，干部觀念落后，相關的農業科技人員少。農民素質的高低水平直接關系到海南農業的發展，因為農民是蔬菜的直接的種植者和管理者；以此同時，科學的管理，政策的支持也是蔬菜種植的重要的外部因素。海南是一個邊陲小島，與外界的聯系被瓊州海峽隔斷，一些先進的生產文化和生產力不能在第一時間進入人們的視線。另外，海南本地的農民受文化教育程度低，僅有少部分人接受過小學文化的教育；有些干部思想落后，責任心不強，存在消極工作的現象，這些直接影響到政策的落實；海南經濟發展水平低，在農業方面的科技人才少，不能很好地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

最后，與蔬菜產業相關的企業發展緩慢，不能形成一定的競爭力和生產力，不能很好得形成產銷相結合的先進發展模式，從而導致了海南蔬菜產業的發展落后。海南蔬菜產業類的企業比較少，而且企業的規模、科研水平、項目資金的水平都是很低，與農戶之間沒建立相關的合作關系，使得企業后勁不足，不能很好地起到龍頭的作用，一方面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沒有帶到農民增收，農業發展，造成兩方面在發展上的的滯脹。

三、結合理論與實際發展海南蔬菜產業

（一）加快蔬菜產業結構調整

加快海南蔬菜產業結構調整，很重要的就是要加大對于蔬菜產業的資金和科技投入，結合海南實際的土地、氣候、水資源、生物物種方面的情況，在人員方面充分運用現有能力和資源分批次、分階段派人去外地學習和培訓，借鑒我國其他先進兄弟省份的蔬菜種植和管理經驗，加大科技投入，培育新型的蔬菜種植品種，推廣新型的蔬菜種植模式和管理模式，推進蔬菜產業結構調整，使蔬菜的生產方式發生極大的轉變，提高蔬菜的綜合生產能力，從而達到蔬菜產業不斷發展，菜農收入不斷提高，海南農業不斷得到發展，農業社會不斷得到穩定的最終發展目的。

（二）加大蔬菜產業組織的發展

蔬菜產業組織涉及的方面比較多，這其中包括蔬菜的種植階段、收購階段、銷售階段等，組織的發展好壞直接關系到蔬菜產業發展的好壞，因此，蔬菜產業組織必須切合實際，并且能夠根據市場的變化及時作出調整。對于蔬菜種植階段，可以設置農業科技服務站、農業科技和農業氣象服務網絡組織、農民蔬菜種植培訓班等，通過這些組織提高蔬菜的質量和品種，加快農民種植水平的提高，防止不利于蔬菜種植情況的發生；在收購階段，可以采用蔬菜中轉站，通過中轉站實現農民和企業的無縫轉換；在銷售階段，加強對于企業的支持和監督，創造和宣傳自身品牌，發揮品牌效應的作用，提高銷售收入，從而為企業和本地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也會海南蔬菜組織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結構模式參考。

（三）合理規劃蔬菜產業的布局

合理布局蔬菜產業，可以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節約能耗，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更大的回報。在海南蔬菜產業規劃中，確立了瓊北苦瓜、茄子、辣椒優勢產業帶，瓊東辣椒、黃瓜、冬瓜、青瓜產業帶，瓊西南瓜、西瓜、辣椒優勢產業帶，瓊中苦瓜、黃瓜、野菜發展優勢產業帶，瓊南豆角、苦瓜優勢產業帶。這些產業對于海南蔬菜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支撐和促進作用，起著重要的推廣和帶動效應，為海南未來的蔬菜產業在市場發展中做大做強提供了資源儲備。

（四）制定符合實際的蔬菜產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