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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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實體經濟的固有問題，不能都歸咎于金融體系。以小微企業發展為例，目前確實存在一些商業銀行不愿意向小微企業發放貸款，主要是由于個別地區和行業的小微企業風險積聚，究其原因，除了企業本身經營問題之外，還要綜合考慮財稅政策、準入政策造成的成本上升。因此，從經濟政策入手，切實減輕小微企業的負擔，對于其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創新動力不足，稅負過重，行政審批過多，創業成本過高；運行成本過大，內生增長動力不足。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經濟政策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釋放被禁錮的活力，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總之，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問題需要從經濟金融互動的角度出發，深入分析其相互作用機制，并且，做好宏觀制度及微觀傳導設計，才能促使二者兩性互動。
二、貨幣政策層面與金融制度層面
（一）貨幣政策應該為經濟提供良好的貨幣環境。金融制度的供給也是影響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事實表明，過度寬松的貨幣環境是助長投機因素的溫床。如果在資產價格異常波動的階段，即使對企業發放貸款，這些資金也很有可能避實向虛，而不是真正應用于生產領域。
（二）貨幣政策調控不應使經濟形成對貨幣的依賴。多年以來，中國的實體經濟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一放就亂、一緊就死”，經濟下行時刺激政策出臺、經濟好轉時刺激政策退出。目前，我國M2/GDP比率已經很高，意味著資金的產出效率明顯下降，也意味著整個社會的杠桿率較高。在此貨幣環境下，金融機構面臨兩難抉擇。
（三）貨幣政策要關注融資成本，運用相關工具進行調節。這一方面要求貨幣政策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資金價格改革，從而充分發揮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四）要進一步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通過改革準入制度，推動金融機構良性競爭，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加快資本市場發展，通過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提高金融動員資金的能力。大力鼓勵社會創業，使資本、科技與企業家精神充分結合。從宏觀審慎管理的角度，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確保實體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加快金融領域的簡政放權，是引導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途徑。
三、監管政策層面
（一）從監管上杜絕層層加水、體內循環的問題。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國家外匯局聯合出臺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即是很好的范例。在此之前，金融機構通過一系列產品和交易結構的復雜創新，銀行信貸資產化身為理財產品、信托計劃、券商資產管理計劃等，旨在規避監管。企業通過資金池等非信貸渠道獲取資金，導致融資成本提高。此類問題必須從監管層面加以杜絕。
（二）信貸資金的監管應嚴格按照《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和《項目融資業務指引》的規定，堅持受托支付，避免挪用，堅決打擊挪用信貸資金進行投機炒作的行為。
（三）注重高頻交易的監管。隨著技術的發展，在金融市場上出現了利用高頻交易套利的行為。高頻交易對于市場具有強烈的影響，對于金融市場的發展有利也有弊，需要結合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健全相應的管理機制。
（四）加強對金融創新的引導。金融產品的設計和金融業務的延伸應以國家的產業政策為前提導向，禁入產能過剩行業，對于新興產業中的中小微企業應定向投放，降低其融資成本。對于金融領域的創新產品，特別是交易結構復雜的創新產品，應要求金融機構充分披露信息，監管者要充分掌握產品功能、設計原理及其風控措施，以正確作出引導、加強監管。
（五）探討建立全國性資金流向監控系統，及時掌握信貸資金、銀行表外業務、類信貸業務等各類金融工具融入資金的流向，以保證監管實效。
四、金融機構層面
金融機構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在經濟周期中始終保持穩健。一要不斷完善內部控制機制，增強市場反應能力，抓住市場機遇，在支持經濟實體的發展同時，提高壯大自身實力。二要健全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努力防控經營過程中的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市場風險及其他各類風險，健全審慎經營機制，運用風險抵補措施緩沖經濟周期帶來的影響。三要不斷開發金融技術，努力控制成本，延伸服務范圍。四要堅持金融創新。創新始終是金融機構發展的重要動力。金融機構要加強對經濟形勢的解讀，由此找準支持的對象、產業和企業。金融機構應當創新金融工具、設計出新型的融資方案，為新興產業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積極引導企業轉型，促進產業升級，推動整體經濟形成內生增長動力。
五、金融基礎設施、金融生態及金融技術的層面
（一）加強金融基礎建設。盡快建立金融業統一征信平臺，完善登記、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礎設施，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提供便利。
（二）從金融基礎設施的源頭根絕監管漏洞。很多看似監管的問題實際上與金融基礎設施有著很強的關聯。比如，如果企業賬戶管理規范、絕大多數交易以及全部大額交易都通過電子渠道結算，資金流向清晰且有跡可循，則資金監控就較容易，防范信貸資金挪用的成本就會降低。又如，如果合同管理、發票管理規范，那么利用假合同、假票據騙取金融機構融資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三）優化金融生態是吸引資金的重要手段。在不同經濟階段、不同地區，由于地區經濟水平、金融生態狀況存在差異，因而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也不一，持續優化金融生態是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的重要途經。
第2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人民幣國際化亟須宏觀金融
風險管理保駕護航
經典理論和德日兩國歷史經驗表明，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貨幣當局必然要面臨宏觀金融政策調整及其引致宏觀金融風險的嚴峻考驗。應當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作為制度保障，將匯率管理作為宏觀金融風險的主要抓手，將資本流動管理作為宏觀金融風險管理的關鍵切入點，全力防范和化解極具破壞性的系統性金融危機，確保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最終目標的實現。
當一國貨幣已經躋身于主要國際貨幣行列之后，貨幣當局只能采取“資本自由流動+浮動匯率+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宏觀金融政策組合。這同樣也適用于中國。然而，貿然放開資本賬戶和人民幣匯率，極有可能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嚴重損害實體經濟和金融發展，致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斷。因此，政策調整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本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監管部門做好應對國際資本沖擊的充分準備以后才可放開匯率和資本賬戶。
當前，貨幣當局宏觀金融管理的核心任務就是構建更加全面、更具針對性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追求金融穩定目標，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提供必要前提。一方面要將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工具協調使用，將物價穩定、匯率穩定、宏觀經濟穩定增長等政策目標統一在金融穩定終極目標的框架之內。另一方面，要繼續完善微觀審慎監管政策，重視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與管理，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同時積極探索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著眼于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強化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和諧發展。
匯率管理應該作為宏觀金融
風險管理的抓手
應該進一步推動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加強市場預期管理，保持長期匯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追求與最優貨幣政策目標相符合的匯率政策目標。
首先，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提高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允許匯率有一個較寬的波動幅度，使其雙向波動，更富彈性。同時促進企業加強匯率風險管理和對外更多使用人民幣的意識，促進金融機構的匯率風險管理工具及全球范圍人民幣資產管理業務創新。
其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應從管理幅度逐漸過渡到自由浮動，匯率政策目標的實現方式從直接干預為主轉向間接干預為主。未來在資本賬戶有序開放的條件下，主要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的合理搭配來維持長期匯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與此同時，在外匯市場出現投機性沖擊或危機來臨之際，保持必要的外匯干預和資本管制，加強技術性管理工具的運用，采取果斷和有效措施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這是防范金融危機蔓延和系統性風險產生的必要手段。
第三，匯率政策實施過程中必須重視國際間政策溝通與協調。要密切關注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加強與美國政府的溝通，推動建立美元―人民幣匯率協調機制，降低過度的匯率波動對雙方經濟金融的負面影響。積極應對歐元區和日本負利率政策，呼吁建立SDR籃子貨幣國家之間的貨幣政策協調，避免主要貨幣之間發生匯率戰，減少以鄰為壑效應。考慮到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溢出效應，既要優先考慮國內需要，又要通過適當的溝通與協調機制兼顧他們的利益訴求，減少政策摩擦，實現合作共贏。
宏觀金融風險管理要以資本
流動管理作為關鍵切入點
資本賬戶開放要與匯率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堅持“漸進、可控、協調”的原則，適應中國經濟金融發展和國際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
研究表明，“8?11”匯改之后，中國資本市場價格、杠桿率和跨境資本凈流入之間的關系，由之前的單向驅動關系變為循環式的互動關系，短期資本流動沖擊足以影響到資本市場的價格和杠桿水平。國內各個金融子市場之間、境內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資產價格聯動性和金融風險傳染性明顯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沖擊更加敏感。因此，不能冒進開放資本賬戶，必須加強全口徑資本流動監測。
中資銀行在資本賬戶開放進程中獲得更大的國際化發展空間，但是必須經受國內外雙重風險的考驗，在實現市場擴張與風險控制之間尋求平衡更加困難。系統重要性銀行應當抓住機遇擴大跨國經營，同時要健全風險管理機制，避免成為外部沖擊的放大器或系統性風險的導火索。
資本流動沖擊較之前更復雜、更頻繁，加劇了實體經濟的波動性。要明確供給側改革的抓手，內外并舉推動技術進步，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防止泡沫化和虛擬化，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模式不適應、創新能力落后、貿易大而不強、民間投資萎縮等問題，降低實體經濟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在直接投資、技術進步、貿易升級等方面與供給側改革形成良性互動，化危為機，共同推動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以供給側改革夯實人民幣
國際化的實體經濟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培養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建立經濟可持續發展新結構的必由之路。應該在供給側改革中確立三個抓手，并有所建樹。第一，增加研發投入，加大海外并購，內外并舉提升技術水平。第二，重視金融結構調整，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資金成本，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防止金融“脫實就虛”，甚至泡沫化。第三，金融手段與財政措施協調配合，鼓勵民營企業進行直接投資，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優化生產要素配置。
中國必需毫不動搖地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人民幣國際化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指導思想。人民幣國際化的長足進步，有利于國際社會增加對中國的信心和投資意愿，并為中資企業使用人民幣對外投資提供便利性和收益穩定性。尤其是可以改變大宗商品使用美元計價結算的習慣，使中國經濟獲得更加穩定的物資供應模式。鑒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人民幣的意愿大幅提高，中國可與中東、中亞國家以及俄羅斯等國家推動雙邊原油貿易以人民幣定價、結算，提升包括中國在內的這些國家的原油定價權。
推進供給側改革，長遠看有助于改善我國實體經濟的風險積聚問題。創新型工業體系的建立將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物質基礎。而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不僅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和需求，其所帶來的貿易計價結算和投融資便利，還有利于擴大對外貿易和國際合作，推動跨國并購和技術進步，形成大宗商品新的供應新模式，實現在國內外更廣闊的市場上優化資源配置。尤其是人民幣在國際化進程中穩步升值，迫使貿易結構升級，從產業低端邁向中高端，加速形成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倒逼機制。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人民幣國際化與供給側改革是相輔相成的，具有內在的相互促進機制，人民幣國際化本身就是中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推手。
亟須構建符合中國實際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要在現行金融監管框架當中增加宏觀審慎維度，并明確宏觀審慎政策的具體實施部門。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的監管改革以增加現行監管框架的宏觀審慎維度為主，加強系統性風險監測、評估和防范，并以專門委員會或者審慎監管局等不同方式明確實施宏觀審慎政策的具體部門。
第3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剖析江蘇經濟金融現狀，更加堅定改革決心發展信心
進入新世紀以來，江蘇金融業始終堅持走改革創新發展之路，金融業在取得自身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增強。2008年我省金融業實現增加值超過1400億元，約占GDP的4.62％，比上年提高0.62個百分點，占服務業的比重達到12％，比上年提高2.1個百分點。金融危機下審視江蘇經濟金融業的發展，既要看到面臨的“危”，更要把握存在的“機”。客觀分析江蘇經濟金融現狀，我們的信心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信心來自于江蘇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發展后勁。改革開放30年來的快速發展，江蘇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和經濟基礎，為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業綜合競爭力提供了必要支撐。2008年全省GDP超過3.0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2.5％左右，人均GDP達到5700美元。今年GDP預期增長10％以上，經濟繼續保持高位運行。為積極貫徹中央擴大內需的重大決策，省財政安排投資100億元，預計到年底可完成政府性投資3000億元，帶動全社會投資1.4萬億元。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和全社會投資的高位增長，將為我省經濟提供強有力的發展后勁，也為金融業改革發展創造巨大的潛力和空間。
其次，信心來自于江蘇高質量運行的金融市場體系。在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全省金融業保持平穩健康發展的好勢頭，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2008年末。全省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3.7萬億元，增長21.6％：人民幣貸款余額2.62萬億元，增長19.5％，高于全周平均水平0.7個百分點。資本市場新增境內外上市公司11家，保險市場實現保費收入775億元，同比增長34.5％。全省金融機構實現利潤789多億元，比上年增長28％：金融機構五級分類不良貸款率2.7％，比年初下降1.3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繼續保持“雙下降”勢頭。今年1月份，全省新增貸款2603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747億元，占去年新增貸款總量的60％，顯示出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下我省金融業良好的反應能力和較高的運行質量。
第三，信心來自于江蘇有日益完善的金融生態環境。近年來，省委、省政府對金融業高度重視，2007年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了建設“金融強省”的目標。去年中央對宏觀調控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后，省政府又出臺了《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八個方面29條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門對金融業發展重要性的認識更加統一，有關部門先后制定了金融生態縣創建、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設立金融業發展專項引導資金等扶持政策，各地積極開展金融業改革創新試點、農村金融改革等工作，為推進金融業重點領域改革、加強經濟薄弱環節金融服務，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發展氛圍。
透視國際金融危機形勢，更加善于搶抓機遇迎接挑戰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2008年以來，我國股市、房市相繼回調，沿海加工貿易企業訂單減少，部分企業停產關閉，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更加突出。但從總體看，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沖擊和影響相對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我國銀行業仍以傳統信貸業務為主，證券、保險業的國際化程度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我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尚不充分，監管體系相對健全、獨立，特別是對金融創新及衍生產品的管理較為審慎、嚴格。相比而言，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要大于金融業。在世界經濟加速下行的背景下，我國經濟金融業發展的總體環境依然向好，諸多有利因素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顯現。一是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巨大的內需市場。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高速發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隨著一系列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從長遠和全局看，中國的內需市場也將對緩解世界金融危機發揮重要作用。二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和嚴格的金融監管。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的金融組織和管理體系已基本完善。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特別是審慎而又靈活的外匯管理政策，對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抵御外來資本市場沖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三是強大的制度優勢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改革開放30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對宏觀經濟的形勢把握及時到位，政策調整更顯靈活，宏觀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實效性不斷提高，充分體現了我國行政制度的優越性和政府宏觀調控的科學性、藝術性。從穩健的財政政策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從從緊的貨幣政策到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時、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為穩定市場信心、促進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的支撐。四是巨額的外匯儲備和傳統的儲蓄美德。目前我國擁有1.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國民儲蓄率達到50％以上，政府內債、外債的總和不到GDP的60％，這些都是抵御外來風險、保障經濟需求的堅強后盾。
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環境更趨復雜，挑戰更為嚴峻。但機遇也蘊含于挑戰之中，關鍵在于如何審時度勢，更加善于在挑戰中把握機遇。爭取更大的發展主動權。
一是要在迎接市場競爭的挑戰中把握機遇。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是金融行業市場競爭格局的大調整。那些依賴于投資銀行業務發展的國際金融企業集團，在危機中遭受沉重打擊。相反，包括中國銀行業在內的以傳統儲蓄與信貸業務為主的銀行企業，經受住了金融危機的首輪沖擊而得以穩健發展。國際金融格局的調整，為我國金融業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創造了新的機遇。當國際金融資本日漸收縮之際，正是我國金融資本實現對外擴張的有利時機。當國際金融衍生品創新受到全球質疑之際，正是國內金融業加快產品、服務創新的有利時機。當國際金融人才加快流動之際，正是國內金融業招攬金融專業人才的有利時機。隨著國際金融人才、金融產品、金融管理的引進和借鑒。我國金融業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將進一步增強。
二是在適應政策調整的挑戰中把握機遇。去年11月，為應對復雜多變的經濟金融形勢。抵御國際經濟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國務院研究確定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決定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出臺。就是要通過擴大
財政支出，有效拉動經濟增長。這一政策在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比貨幣政策而言，積極的財政政策的關鍵優勢在于它能迅速地提振經濟活動，以項目建設拉動信貸投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提出，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是第一次。貨幣信貸資金的大幅投放，對我國銀行業搶占市場、控制風險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資本、保險市場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適應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就是要充分利用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放大效應，抓住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有利時機，配合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優化，進一步加大信貸投放力度，在滿足經濟發展需求的同時，提高金融業自身的發展水平和競爭能力。
三是在改進金融監管的挑戰中把握機遇。美國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金融監管“缺位”問題，既為我們敲響了金融風險的警鐘，也為我國金融改革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國際經驗表明，越是在金融業發展的關鍵時刻，越是要加強監管。越是在有效監管的環境中，金融業才越能健康持續發展。在當前我國金融體系由分業經營向綜合經營推進的過程中，金融監管創新顯得尤為重要。
展望江蘇金融發展前景，更加勇于承擔責任促進發展
當前，江蘇金融業發展正處于十分關鍵的時期，既面臨嚴峻的挑戰，又面臨難得的機遇。在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金融業既要在防范風險的基礎上，更好地承擔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又要在“保增長、促發展”中發揮應有的先導作用。當前形勢下，不折不扣地落實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全省金融系統來說，既是工作要求，也是能力考驗，更是發展機遇。我們必須始終堅定發展信念、增強機遇意識、發揚務實作風，緊緊圍繞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這一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加快發展步伐，加大改革力度，加強金融服務，努力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是以貫徹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中心。確保今年全省貸款增長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全省金融機構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戰略的高度、長遠的角度，正確認識當前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折不扣地落實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關于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各商業銀行要積極推行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適應的信貸政策和考核標準，金融監管部門要積極推行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適應的監管措施和鼓勵政策，保證信貸資金暢通地流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產品有銷路、生產有效益的企業，盡力滿足經濟運行的合理資金需求，確保今年我省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突破3萬億元，貸款增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以上。
二是以增強金融服務能力為重點，加強對重大項目、中小企業和“三農”的信貸支持。金融機構要善于把握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脈搏，更加關注經濟發展重點領域，突出支持薄弱環節，著力解決信貸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首先要加強對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產業項目的信貸支持。今年我省安排的政府性投資有3000億元，對列入“籠子”的重點項目，金融機構要及早介入，跟蹤對接，做好信貸服務。其次要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適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要求，創新對中小企業信貸的監管和服務。金融監管部門要進一步改進金融監管機制，調整完善對中小企業的信貸管理制度和貸款責任追究制度。金融機構要加快中小企業信貸產品和服務創新，調整完善信貸準入條件和考核、獎懲機制，努力做到中小企業信貸存量不減、增量明顯。同時要加強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加大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信貸支持，積極開辦農業科技貸款，創新小額支農信貸產品，擴大農戶貸款覆蓋面，確保“三農”貸款增長高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長水平。
第4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形勢分析；原因分析；應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2
一、國內外經濟形勢概況
1.全球經濟形勢分析
今年上半年，歐美發達國家幾乎同步施行無限量的寬松貨幣政策，但并未給本國經濟帶來實質性的復蘇。前不久，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宣布在2014年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引發了國際金融及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美國采取刺激房地產市場和消費復蘇拉動經濟增長，究其實質而言，不過是在重復原有的發展模式，增速已大不如前。歐洲的緊縮政策與之前相比略顯松動，但競爭力的匱乏無法使經濟迅速擺脫衰退的泥潭，失業率仍在不斷攀升；日本安倍經濟政策帶來暫時的表面虛假繁榮，但很快將面臨經濟泡沫崩潰的風險；新興市場面臨國際資本流動不斷轉換和全球匯率紊亂的沖擊，市場波動日趨頻繁。總體而言，全球經濟仍將維持慢速增長狀態，同時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2.我國經濟形勢分析
上半年，受國內外環境變化持續影響，經濟增長動力有所減弱。一季度全國GDP增長7.7%，分別低于去年同期0.4%和去年四季度0.2%，未超出市場預期。如果排除房地產火爆因素，一季度全國GDP增長會更低。數據上看，前五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12.3%，但從4、5月份經濟數據來看，二季度經濟形勢并不樂觀，投資、出口、工業和PMI等指標顯示，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存在。
下半年，制約經濟回升和保持經濟穩定的因素并存。PMI指數放緩，煤炭、鋼鐵、水泥等價格持續下跌，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地方債務不斷累積，都為經濟回升帶來了不確定性。但城鎮化的加快推進、消費和出口的恢復性增長，又為經濟保持穩定甚至小幅回升奠定了基礎。
二、“錢荒”事件的分析
今年6月20日，銀行間隔夜回購利率最高達到史無前例的30%，已超過央行規定的最高限。市場上，先后曝出“央行向工商銀行注資500億元”及“中國銀行由于流動性緊張發生資金違約”等諸多傳聞，銀行間市場被迫延遲半小時收市，震動整個金融市場。6月24日，滬指一日暴跌，跌幅超過5%，直接擊穿2000點，銀行股持續跳水。興業、民生、平安三家銀行跌停，國有五大行中工、建、中、農跌幅在3%左右，交行跌幅接近5%，股份制銀行跌幅均超過5%。
1.“錢荒”事件的原因分析
本次“錢荒”事件可謂重重因素疊加所致，既有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異動的外因，也有金融機構疏于流動性管理的內因；既有外管局、銀監會政策收緊和監管加強的偶發性因素，也有季末銀行考核時點來臨等周期性因素。
（1）流動性錯配趨勢加劇。6月前10天，全國銀行信貸增加近1萬億，其中70%以上是票據融資，而一般性貸款增加很少。對比之下，反而是銀行同業業務增長迅速，同業資產占總資產比例超過15%。信貸規模急劇膨脹，票據融資快速增加，一般性貸款增長緩慢，一急一緩，一快一慢，充分表明資金大量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并沒有流入實體經濟，是典型的資金錯配，是銀行資金熱衷于“錢生錢”的錯配導致了結構性“錢荒”。
（2）貨幣政策調控超出預期。總理連續三度提及要“激活貨幣信貸存量”，彰顯停止擴張政策、讓金融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意味。6月24日人行《關于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事宜的函》表述：“當前，我國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體處于合理水平。”央行未按預期出手釋放流動性。大家都以為央行會通過逆回購甚至下調準備金率放松貨幣，因而在資金原本很緊張的情況下，一些銀行在6月上旬進行了超規模信貸投放，結果導致頭寸明顯減少，加劇了“錢荒”現象。
（3）資金外流速度攀升。美聯儲官員籌劃退出QE的策略，加上美國經濟復蘇數據日益走強，美國對全世界資本的吸引力增強，造成新興國家資金外流。中國也不例外，上半年，我國銀行結售匯余額逐月下降（2月份由于季節性因素除外），從去年12月的509億美元下降到5月份的104億美元。國際游資從中國、日本、中國香港撤回歐美，造成黃金、股票、基金、銀行資金供應量大幅下降。
2.“錢荒”事件帶來的啟示
年中，上海銀行間同業隔夜拆放利率從6月20日的13.44%逐日下降，24、25日分別為6.49%、5.74%，“錢荒”正在緩解并逐步得到遏制，但應充分認識到我國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以及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力度的決心。在本輪“錢荒”中，央行罕見的沒有立即出手救市，看似是一種消極行為，但其實是更為主動的戰略性選擇。總理近期多次談及資金存量，明確指出“要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經濟轉型升級。”而央行選擇在這個關鍵時點“不放水”，意在整頓社會融資規模過快擴張與銀行同業業務期限錯配風險，倒逼銀行加快去杠桿化的進程，加快解決銀行體系內資金空轉套利問題，引導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這是政策性的主動調控，而不是等到泡沫破裂后的被動調整，意味著管理層將更多以市場化改革方向來引導市場理性回歸，有利于維護金融穩定，也有利于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對經濟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時，此次“錢荒”事件作為一次銀行實際壓力測試，為金融機構、地方政府敲響警鐘，也為金融市場化改革奠定基礎。
三、少數民族地區地方政府的應對策略
“錢荒”事件同時也為少數民族地區地方政府如何結合區域經濟特色，改革完善現行投融資體制，加大市場化改革力度指明了方向。
1.轉變經濟金融工作思想觀念，提升工作水平
從這一事件中，應該充分認識到在少數民族地區，僅靠財政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發展空間已不大，必須依靠市場力量推動，才能保持發展后勁。應更加關注國家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盡早籌劃與國家經濟改革、發展趨勢相適應的投融資管理模式和配套發展規劃；把“用好增量、盤活存量”作為金融業進一步支持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改變以往過度依靠政府財政支撐的經濟發展方式；重在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將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交給企業和市場；構建以財政投入為引導、市場運作為主體的多層次融資體系，加大財政資金的杠桿效應，改變一直以來過度依靠銀行借款的傳統融資模式，加大企業直接融資力度；同時，完善政府融資風險預警機制，強化風險意識，使金融有效的為實體經濟和區域發展服務。
2.創新融資模式和渠道，打造多層次的融資體系
“錢荒”事件提示少數民族地區地方政府，應減少對傳統融資模式的依賴，加速推進創新和拓寬融資渠道。一是應進一步制訂完善少數民族地區地方經濟建設投融資總體規劃及具體方案。針對不同項目，構建不同類型的融資模式和手段，優化資金配置，形成政府資源、金融機構及社會融資等各方資源的優化配置。二是創新財政資金投入方式，以少量財政資金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區域發展建設。本著“政府主導、銀行創新、企業借力”的原則，投入少量財政資金，與金融機構和企業共同組建資金池，搭建政府、企業、銀行三方共贏的融資平臺。三是利用資本市場改善區域融資結構。充分運用地方政府債券、企業債、公司債、產業投資基金等方式實現融資，考慮對部分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股權重組。
3.加大支持實體經濟力度，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錢荒”事件中可以看出，國家將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這就要求少數民族地區地方政府必須積極擴大有效投入，并建立督導機制，確保資金落到實處，防止出現資金空轉現象。一是研究增設文創專營機構、科技專營機構、商業銀行分行等機構，鼓勵其為輕資產的中小企業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信用貸款、股權質押貸款、高層次人才創業貸款等業務，為初創期、成長期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二是加強政策引導，提高政策效率，鼓勵各類金融機構主動服務轄區內中小企業，打造銀行、信托、證券、保險、信用、小額貸款、融資性擔保組成的融資服務鏈條，實現金融機構與企業互相促進、共同成長的良性循環。三是建立信息交流機制、拓寬對接渠道、搭建金融機構與轄區內企業的合作平臺，實現區域資源對屬地企業的優化配置。
4.完善融資風險預警機制，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密切關注國家經濟金融改革趨勢，動態調整少數民族地區地方發展規劃，提前制訂政府融資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確保經濟安全。一是建立政府融資監測管理系統，提早制訂還款計劃并進行動態調整，科學評估政府融資平臺的流動性，采取針對性措施積極應對。二是加強內部風險防范，堅持“三個平衡”的基本原則。要求政府融資平臺堅持市場經營原則，各公司在凈資產與負債、投入與產出、現金流三個方面保持相對平衡，防止投資過度膨脹所帶來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
參考文獻：
[1]吳敬璉.“錢荒”背后的危機[J].新經濟導刊，2013（08）.
[2]羅宇凡.楊中旭.周政華.中國式“錢荒”：救勢不救市[J].經營管理者，2013（07）.
[3]陸磊.凱恩斯主義的失靈、“錢荒”與結構調整[J].廣東經濟，2013（08）.
第5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摘要】互聯網+是時代背景，其影響無處不在，高職院校的專業結構體系同樣面臨影響，如何應對互聯網+的影響，結合學校發展目標定位和區域經濟發展，對專業結構體系進行建設，是每個高職院校需要思考的問題。
【關鍵詞】互聯網+ 高職院校 專業結構體系
一、互聯網+對高職院校專業結構布局的影響
“互聯網+”是時代背景，隨著互聯網技術日益廣泛地應用到社會經濟諸領域中，其影響已不是單純的信息技術進步，已經成為推動企業發展、區域經濟增長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推進“ 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把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經濟社會各領域進行深度融合，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領域之中，提升全社會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實現工具的經濟發展新形態。
為了使學院各專業和課程有效適應互聯網對產業帶來的影響，更好的培養與時俱進的技術技能人才，應以互聯網思維對專業設置和建設進行研究。應深入產業行業進行調研，準確把握互聯網對產業行業影響，尤其是工作崗位的變化，以及崗位職責和崗位工作流程的改變。通過召開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與行業企業專家共同討論調研結果，征求專業建設意見，得到互聯網對產業行業的具體影響，分析專業變化，著眼于時代背景研究專業結構建設，通過設置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相融合的專業或專業方向，充分反映時代特征，滿足社會對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二、浙江金融職業學院專業結構體系建設的探索與實踐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是國家首批28所示范院校之一，依據學校歷史和現實環境，明確了傳承金融文化、開拓金融創新、服務地方經濟培養實用人才的辦學定位，形成了特色鮮明、人民滿意、師生幸福的辦學宗旨，在專業結構布局上，采取了明確方向、逐漸推進，注重內涵，不斷優化的方法，逐步形成以金融類專業群為龍頭、財會商貿類專業群為主體、信息技術專業群及文化藝術類專業群適度發展的航空型專業結構體系。
（一）適應互聯網+對產業影響，開設互聯網金融專業。
浙江是全國金融改革創新的前沿要地，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構建五大金融產業、四大金融平臺、三大區域金融布局的“大金融”產業格局，計劃把金融產業打造為萬億級現代產業，進一步推進金融產業實力強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強的“金融強省”建設。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適應省域經濟發展需要，在金融管理、國際金融、農村金融、投資與理財、保險等五個大金融類專業上持續優化和建設，2011年成功申報金融專業國家教學資源庫建設項目后，作為項目主持單位更是全方位加大專業、課程和資源建設力度，金融專業從最初的做大、做強、做實，到現在已經做優、做精、做名，在學校繼續發揮龍頭專業引領作用的同時，在全國高職院校的同類專業中也具有領先示范效應。
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對傳統金融業帶來巨大影響，浙江省規劃到2020年，杭州要力爭規劃和建設一批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互聯網金融集聚區，構建和運作一批具有全國輻射力的互聯網金融交易服務平臺，培育和發展一批具有全國競爭力的互聯網金融企業，開發和推廣一批全國市場占有率高的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基本建成全國互聯網金融創新中心。浙江金融職業學院依托傳統金融行業人才培養和金融研究的優勢，緊跟“互聯網+”時代背景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2016年又新增互聯網金融專業專科專業，培養社會需要的技術技能型互聯網金融人才。
（二）以互聯網+為背景，推進財會商貿類專業提升內涵
1.增加會計類專業信息化課程。會計專業是高職教育的普適專業，開設的學校很多，浙江金融職業學院會計專業群包括會計、財務管理、信用管理三個專業，基于原來面向金融行業辦學，會計專業群金融特色明顯，既面向金融業，同時也面向工、商、服務企業培養會計人才，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雙素、雙能、雙證”為核心的“三雙”人才培養模式，近年來，會計專業適應“互聯網+”變化，不斷調整課程體系和課程內容，增加ERP等相應課程，逐步提高會計人才培養質量和信息化水平。
2.依托互聯網+，加快國際商貿類專業跨境電商人才培養。依托浙江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學院逐步加大國際貿易實務專業的建設力度，在成功立項省級優勢專業后，學校作為主持單位又成功立項國家專業教學資源庫項目，專業根據外貿形勢最新變化及外貿行業最新發展趨勢，與行業協會和知名企業合作修訂外貿業務員崗位職業標準、開發外貿單證員和外貿跟單員兩個崗位職業標準，明確對應崗位職業素質、職業能力和專業知識要求，填補國內這一領域的空白，為全國高職院校外貿人才培養和外貿崗位培訓，明確了專業人才培養規格。2015年3月，國務院設立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作為全國第一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杭州跨境電商發展帶來了新機遇。學院依托國家政策導向，適應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在國際商務專業開設跨境電子商務方向，培養跨境電商人才。
（三）增加信息化特征明顯的信息技術類專業和文化創意類專業
1.以規劃促發展培育云計算、移動應用等未來專業增長點。
信息產業與金融產業一樣，也是浙江省七大萬億產業之一，是未來浙江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浙江省信息經濟發展規劃2014-2020》把信息產業發展劃分為培育發展期和創新突破期，預計主營業務收入超過3萬億元，擁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核心技術。學校依托信息產業發展，在計算機信息管理、數字媒體應用技術專業基礎上，計劃逐步增加開設云計算技術與應用，移動應用開發等專業，加大專業產教融合深度，培養信息化高端人才。
第6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廣東；進出口貿易；發展
進入5月份以來，在海關特殊監管區物流貨物貿易異常增長因素得到抑制后，廣東進出口貿易增速回歸真實水平，5、6月份的出口、進口增速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近2個百分點。由此，各界輿論紛紛預測廣東外貿開始滑坡，優勢不再。在這當口，科學分析貿易發展形勢、對比各個層面貿易數據、合理判斷下半年貿易走勢等，對于針對指導全省外貿發展意義重大。
一、全球宏觀經濟持續低迷，國際貿易競爭日趨激烈
（一）美歐日難改艱難現狀，世界經濟增長前景趨弱
自2012年下半年以來，盡管作為世界經濟主體的美歐日經濟復蘇出現分化，美國經濟出現難得的低速向好復蘇態勢，日本推動日元貶值兼搭乘美國復蘇機遇，經濟出現一定反彈，歐洲經濟持續低迷并稱有望于2013年年中觸底升溫，但總體相對于2009年起的全球第一輪復蘇特征，即當時美歐日集體陷入低迷，新興市場國家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情況對比，當前此輪復蘇則表現為美國過多承載著作為經濟復蘇引擎的希望，日本和歐洲基本面尚未根本改觀，而新興經濟體則集體出現經濟減速，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仍就迷茫。經驗顯示當前經濟狀況仍難樂觀。此外，今年以來，包括IMF、WTO以及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等眾多國際機構均不斷下調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期。
在全球貿易規模難以擴大的情況下，更多出口導向型的新興國家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帶來更為激烈的貿易競爭。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一季度國際貿易進出口額同比下降0.44%。與此同時，更多東南亞國家加入了出口帶動經濟的發展隊伍中，導致國際貿易競爭更為激烈。以紡織業為例，亞洲紡織服裝業的發展呈現出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態勢。今后3-4年，亞洲市場將細分為：中國、泰國、越南主要生產高端多功能服裝，孟加拉國、老撾、緬甸和柬埔寨主要生產低端服裝。據越南紡織服裝協會提供的數據，2005-2011年，越南的成衣出口增加了32%，中國的同期增幅為15%，印度、土耳其、馬來西亞和泰國的成衣出口量都增加了7%左右。為了降低成本、規避匯率風險和貿易摩擦風險，廣東一些大型出口企業將訂單向內地省份和周邊國家轉移。如中德電控、奧林巴斯、惠州三星電子等公司集團總部逐步將部分生產訂單轉移到越南的工廠生產。
（二）中國經濟總體下行，出現更多新風險
一是綜合指標顯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任重道遠。2012年第二季度以來，中國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別為7.6%、7.4%、7.9%、7.7%和7.5%，今年二季度以來的宏觀經濟仍然弱勢運行，需求持續走弱，工業生產逐步下滑，庫存下移補庫存推遲。凈出口在控制了套利交易后，二季度出現明顯回落，對GDP的貢獻率由一季度的14%下滑到二季度的0.9%。消費在可支配收入下滑以及反腐等政策影響下也在回落。資本形成仍是二季度GDP的主要貢獻因素（貢獻率53.9%），基建、房地產投資仍在托底經濟，制造業投資則無法避免趨勢性下滑。二是先行指標顯示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大。1-7月的匯豐中國制造業PMI分別為52.3%、50.4%、51.6%、50.4%、49.2%、48.2%和47.7%。至6月底，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已連續三個月低于50%。商務部對全國1900家重點外貿企業的調查顯示，企業出口訂單環比增長的企業所占比重已經連續4個月減少，出口利潤率環比下降的企業所占比重已經創下近4個月新高。此外，近期出現的流動性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錢荒”等不和諧聲音增加了中國企業經營的難度。中國眾多中小企業在金融信貸領域冒出越來越多事關企業生死存亡的新問題、新風險。
（三）廣東經濟擴張壓力大
上半年廣東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發展，穩中有升”，延續了去年第二季度以來穩步提升的態勢，經濟發展的質量有所提高，發展的穩定性進一步增強。1-6月，廣東省制造業PMI分別為49.6%、48.1%、51.6%、50.9%、50.6%和50.4%，整體上廣東省制造業擴張壓力較大。當前廣東經濟仍存在一些問題和困難，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增幅相對不高，外貿下行壓力依然較大，消費市場總體不旺，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企業生產經營仍較困難；流動資金不足，金融風險增大；財政增收困難，剛性支出增加，收支矛盾突出。
二、全球貿易下行趨勢不改，新興市場隱患增大
（一）全球貿易增長受制于需求共振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貿易的發展不斷經歷低潮沖擊，究其原因，是外需銳減產生的共振作用并未消退，另一個角度也說明了當前的國際貿易嚴重缺乏新的增長點或新的貿易格局出現。由于跨國企業快速發展形成的全球供應鏈，需求一端的縮減帶來了供應鏈整個產品組合的結構性需求下降，而且該現象在同一時期的各個國家和地區上演，給當前國際貿易增長復蘇帶來嚴重挑戰。今年上半年開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集體放緩，釋放出巨大的需求縮減信號，由此導致上半年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劇烈震蕩，國際資本在新興市場國家與美日等發達經濟體間加速流轉，給國際貿易平穩增長帶來了巨大的風險。WTO和世界銀行在年中紛紛下調全球貿易的增長速度，WTO將全球貿易年初預測的4.5%下調至3.3%；世界銀行預測2013年貿易擴張速度為4.1%，并估計全年不僅貿易量的增長速度低于過去，貿易額的增長速度更慢。
（二）主要經濟體進出口呈現負增長
今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經濟體貿易增長均不太樂觀。發達經濟體中，日本對外貿易受益于日元貶值，月度貿易增速逐漸出現亮色，但歐美貿易仍未走出陰霾；發展中經濟體中，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貿易增長乏力，部分國家在競爭性貨幣貶值、低廉生產成本的推動下，貿易發展保持了一定的增速，但顯然這并非為可持續性的貿易增長（見表5所示）。
（三）新興市場難以引領全球貿易增長
今年上半年的貿易發展形勢，讓各大國際機構徹底理解到，新興經濟體難以獨自承擔全球經貿復蘇增長的重擔，全球經貿必須是協調、平衡的整體性增長。當前，新興經濟體經濟政策面臨應對經濟放緩及資金流出的兩難。5月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工業產值增速均出現放緩，包括金磚國家（除南非未公布數據）、韓國、馬來、印尼，其中俄羅斯、韓國分別為連續2個月、4個月的負增長。同時，亞洲新興經濟體（包括韓國、香港、臺灣、菲律賓、泰國）外匯儲備再現集體下滑。在經濟增速放緩以及資本外逃的雙重壓力下，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面臨兩難。在資金流出壓力持續高位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可能無法采用逆周期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增速放緩。至少在下半年，新興經濟體難現根本改觀。由于新興市場在中國出口中占比已在五成左右，而且近年來增長甚快，因此新興經濟體經濟下行風險給中國外貿帶來的壓力不可低估。
三、貿易增長風險因素尚在發酵
（一）匯率風險仍在增大
今年來人民幣匯率的表現與我國經濟基本面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表現為與不斷下行的中國宏觀經濟相背離，一方面表現為與不斷貶值的非美貨幣，特別是周邊貨幣相背離。原因在于，境外部分發達經濟體對于人民幣匯率的壓力依舊存在；境內市場對于人民幣延續升值趨勢的預期、持匯主體的結匯壓力沒有得到扭轉。導致出現，在年中美元指數創出三年新高的情況下，人民幣走勢依然毫不遜色地強勢，7月中旬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再度升破6.16元關卡。關鍵的是，沒有證據表明人民幣升值已經結束，轉為看跌人民幣面臨相當大的政策風險。盡管當前國際市場美元在大幅走強，一定程度限制了人民幣升勢，中間價呈略貶值特征，但如果與其他貨幣如歐元、澳元相比，人民幣仍是表現最為強勁的非美貨幣。
（二）金融沖擊不斷增強
一方面是國際金融市場震蕩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形成沖擊，進而影響訂單成交效果。上半年伯南克多次提出將退出QE成為國際金融市場震蕩的主因。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各國影響深遠。美國退出QE，意味著國際市場熱錢流動的方向發生根本性變化，使資金流出市場的資產價格全面震蕩及面臨著巨大風險；也意味著國際貿易中的定價基礎出現重大調整，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全面下跌；同時意味著國際市場資金可能逃到以美元計價的產品中而推高美元市場資產價格。新興市場國家受到的沖擊將更大。當初在美國寬松貨幣政策下，很多新興市場國家醞釀了泡沫，如今美國如果過快大規模退出QE，勢必有大量熱錢從這些新興市場國家撤離，造成流動性危機。這些國家為了防范金融系統失血，必須放松貨幣，但可能面臨泡沫加大的風險。
另一方面是國內金融服務實體、服務貿易體系不夠完善，反而金融沖擊對實體、特別是中小外貿企業的影響是最大的。目前國內對外貿企業的金融服務扶持缺失，是造成當前外貿企業有單不敢接、接單也虧損的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強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扶持政策宣傳很多，但落實效果卻很差。對于大多數中小企業而言，以直接融資的渠道獲取資金并不現實。間接融資又分為流動資金貸款和貿易融資，其中，流動資金貸款需要企業做抵押擔保甚至是高利貸，但這不利于企業發展；貿易融資“必須還”的特性適合扎扎實實做實業的中小企業，但貿易融資在我國并不普及，保守估計大約占比只有5%，遠低于西方國家貿易融資占比高達70%。該局面導致一旦出現6月份國內大面積的“錢荒”等金融沖擊，則加速了中小外貿企業的死亡。
（三）貿易摩擦愈加嚴峻
今年上半年，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案件達到了39起，其中來自發達國家的有17起，增長了40%左右。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傾向明顯。不僅是美歐發達國家貿易摩擦加劇，來自新興市場的貿易保護措施也日益增多。今年1-5月，廣東遭遇的貿易摩擦案件達28起，涉案金額超過28億美元，涉及企業超過500家。特別是華為、中興公司無線消費電子產品在美遭遇多起337調查，涉案金額約20億美元；歐盟準備啟動無線通信產品雙反調查，估計兩家企業涉案金額達50億美元。中國出口信保公司報告顯示，二季度短期出口貿易信用風險指數（ERI）環比上升，預計三季度及下半年出口形勢不容樂觀。
四、貿易低迷時期積極探索貿易新增長點
海關總署統計分析認為，今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體呈現低速增長，二季度進出口增速明顯放緩。盡管從上半年總體看，大部分省市進出口仍保持兩位數的增長，但從單月出口增速來看，包括主要外貿大省的出口均呈現出口增速逐月收窄或出口降速逐月擴大的趨勢。其中，上海的出口增速已經連續兩個月出現兩位數的大幅下降，形勢不可謂不嚴峻。從單月出口增速變化看，上半年我國及主要省市的出口及不穩定，而且呈現出口逐月惡化的總體趨勢。
第7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咨詢顧問業務；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2)08－0052－02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8.14
一、商業銀行咨詢顧問業務的主要內容
商業銀行咨詢顧問業務是指商業銀行依靠自身在信息、人才、信譽等方面的優勢收集和整理有關信息，并通過對這些信息以及銀行和客戶資金運作的記錄和分析形成系統的資料和方案提供給客戶的服務活動。商業銀行提供的咨詢顧問服務分為日常咨詢服務和專項顧問服務兩大類。
1.日常咨詢服務。即基本服務，按年度收取一定的顧問年費。主要包括以下服務內容：一是宏觀經濟研究。商業銀行利用信息資源和研發成果，為企業生產、資本運營提供相關的宏觀經濟狀況、國家經濟政策、宏觀經濟動態、法律法規方面的研究服務，幫助企業正確理解與運用。二是行業信息研究。根據企業的需求，商業銀行利用信息資源和研發成果，提業發展、行業競爭的最新動態以及行業分析報告等相關產品。三是金融市場研究。根據企業的需求，商業銀行利用信息資源和研發成果，提供金融產品、資本市場、投資機會等，并為企業所需辦理的金融業務提供咨詢建議服務。
2.專項顧問服務。即選擇，是在日常咨詢服務的基礎上根據客戶需要，利用商業銀行專業優勢，就特定項目所提供的深入財務顧問服務。主要包括以下服務內容：一是投融資咨詢。當企業進行項目投資與重大資金運用時，或者企業直接融資時機成熟以及產生間接融資需求時，商業銀行提供基本的投融資咨詢建議服務。二是企業戰略咨詢。針對企業的行業背景和發展現狀，商業銀行利用行內信息資源在不違反商業銀行為其他客戶應有的保密義務的條件下，為企業提供區域內、國內乃至全球的競爭對手的企業信息和分析建議，為其可持續發展提供長期戰略規劃和管理咨詢；協助企業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內部管理。三是財務咨詢。為企業提升財務管理能力、降低財務成本，商業銀行向企業提供的稅務策劃、融資安排、財務診斷、資金管理等方面的咨詢服務。四是投資理財咨詢。為企業項目投資提供方案策劃、項目評價和相關中介服務；幫助企業進行資本運作和投資理財，實現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聯動收益。
二、中小型商業銀行咨詢顧問業務的定價原則
中小型商業銀行由于普遍存在營業網點少、成立時間短、客戶認知度不高等問題，與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在服務方面的競爭主要體現在改善網點服務環境、提高服務效率和水平等方面，在業務定價競爭方面應采取跟隨策略，即大量的、同質化的產品和服務收費范圍不超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收費價格也不高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在咨詢顧問業務定價過程中應遵循以下三個原則：
1．中小商業銀行在實力、聲譽上無法與大型銀行相比，在開展咨詢顧問業務方面要主動出擊，在初期業務較少情況下要適當降低收費，拓展客戶量，當業務發展到一定階段再考慮提高收費。
2．中小商業銀行開展咨詢顧問業務的根本目的是要盈利，定價下限是成本，包括資金成本、技術成本、人力成本等；定價上限是客戶的可承受價格，由雙方協商確定。
3．以質定價，即咨詢顧問業務以向客戶提供實質、為客戶帶來實質性收益或給客戶提升實質性效率為前提，做到質價相符、客戶滿意[1]。
三、中小型商業銀行咨詢顧問業務的定價方法
商業銀行服務收費業務價格分為兩類：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實行政府指導價的服務價格由國家發改委會同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則制定，主要是銀行基本結算類業務；實行市場調節價的服務價格，由商業銀行自行制定和調整，除基本結算類業務以外的其他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
從銀行咨詢顧問業務的特點和內容來看，開展這類業務要與企業自身的經營活動、財務狀況、發展需求等緊密結合，應采取歧視定價法，即同一種產品向不同客戶收取不同的價格。原因如下：
1．銀行提供的咨詢顧問業務是針對特定企業制定的專屬方案，不適用于其他企業（通用的行業分析或經濟形勢分析除外），產品不可轉售，不能采用統一標準進行收費。
2．銀行提供咨詢顧問業務的對象可以按業務規模分為大、中、小、微型企業，也可按行業劃為實體行業和金融行業，很容易將客戶分為不同群體。銀行可根據企業需求和承受能力制定價格上限。
3．不同客戶之間幾乎沒有聯系，即使同一行業、同一規模的企業由于需求或提供服務不同，收費也很難相互比較，因此對咨詢顧問業務可采用一級歧視定價，即對每一個客戶提供服務的價格都不一樣。
四、中小型商業銀行咨詢顧問業務的定價風險及防范
由于部分商業銀行盲目追求中間業務收入占比，造成亂收費現象，甚至發生了與信貸業務掛勾、強行收取咨詢顧問費用問題，引起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監管部門多次下發文件要求銀行業規范服務收費，組織了多個檢查小組赴全國各地進行現場檢查。在此背景下，銀行咨詢顧問業務作為一項自主定價項目，是以銀行員工智力為主的服務，如何達到監管部門要求的“質價相符”確實是一個難以量化的問題。
1．順勢調整業務發展思路。盡管咨詢顧問業務的開展、管理和定價存在諸多問題，且面臨著較大的監管壓力，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國內利率管制的逐步放開，銀行業傳統的利差空間勢必要大大壓縮，銀行要發展、要保持盈利，就必須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尤其是要發展咨詢顧問業務，借銀行在人力、信息、技術方面的優勢，切實提升自身研究能力，為企業量身定制切實可行的咨詢成果，拓展收入來源，密切與客戶的合作。
2．培養高素質的業務人才。咨詢顧問業務技術性、專業性較強，屬知識密集型業務、智能，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較高，不僅要有復合性的、廣博的專業知識，更要有開拓新業務、新領域的能力。中小商業銀行要通過各種途徑，采取實務培訓和理論培訓相結合的方法，既重視提高從業人員的管理水平和規范操作，又要重視對高級人才的培養和引進，使之擁有一批有豐富銀行業務實踐經驗精通企業運作和行業特點、具備開拓創新精神、通曉政策法律規范的復合型人才，及時滿足咨詢顧問業務對人才的需求，推動咨詢顧問業務的發展。
3．建立完善的業務管理和定價體系。為了保證咨詢顧問業務連續、穩定、規范、有效發展，中小商業銀行應建立一套完善的咨詢顧問業務管理體系，指定專門機構組織、推動、協調和管理咨詢顧問業務，規范咨詢顧問業務各個環節的操作流程，為客戶提供質價相符的、有行業競爭力的咨詢成果。同時在業務開展過程中，要制定完善的業務定價體系，及時、準確核算咨詢顧問業務相應的人員成本、資金成本、技術成本、風險成本等，妥善保管業務定價相關資料，以便為監管部門提供翔實的定價依據。
4．選擇合適的客戶開展業務。按照《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型微型企業金融服務的補充通知》要求，嚴格限制銀行對小微型企業收取財務顧問費、咨詢費等費用。因此中小商業銀行在開展顧問咨詢業務時要嚴格劃分客戶對象的范圍，避免政策風險。
參考文獻：
第8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宏觀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6-0023-04
過去半年多來,由于我國政府應對全球危機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實,所以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積極性變化。最近,高盛公司、瑞士銀行、摩根士丹利等一些海外金融機構紛紛上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值。高盛公司將中國2009年經濟增長的預測值從6%上調到了8.3%,認為201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甚至將達到10.9%。但是,2009年前4個月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運行雖然已經觸底,但整體回升還面臨許多不確定性,經濟仍在低位運行。在國際經濟依然低迷的背景下,未來幾個季度,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可能尚難樂觀,在很大程度上將可能經歷鋸齒型的發展。因此,有關宏觀政策應作進一步調整。
一、經濟運行的走勢:V型還是鋸齒型
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衰退程度的加深和蔓延,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實現率先復蘇充滿了期待。關于中國經濟運行的走勢,人們在經歷了L型、W型、V型等爭論以后,目前國內外大多數專家傾向認為可能是V型。理由是,從2008年11月份以來,中國政府應對外部金融危機的措施得力,成效比較顯著。主要表現在:一是投資增速加快,消費較快增長,國內需求持續提高。2009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1%。1-4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5%,比2008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別提高6.5和8.7個百分點;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90.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15%;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17.5%。二是工業生產逐步企穩。4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3%,1-4月為5.5%;采購經理指數(PMI)連續5個月回升,已由2008年11月的38%上升到4月份的53.5%;用電量和發電量降幅減少,4月份全國用電量同比減少3.5%,而1-2月用電量下降的幅度是4.4%。三是結構調整積極推進,區域發展協調性強,產業升級加快。中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都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沿海地區工業總體增速雖然較低,但恢復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增勢較強,生物生化制品、通信交換設備、醫療設備及器械制造業等增速明顯超過工業平均增速。四是金融運行情況良好,市場流動性充裕,金融市場平穩運行,社會信心提振,市場預期改善。
但是,能否就此認為中國經濟進入了V型軌道?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因為,從2009年前4個月的情況看,經濟基本面雖然似乎“觸底”,但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經濟運行中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使得“反彈”動力不足,未來經濟運行還難以樂觀。
一是通貨緊縮壓力與流動性充裕并存。2009年2月份以來,CPI連續出現負增長,PPI負值還在繼續加深,標志著中國全面通縮的壓力還在加大。與此同時,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十分寬裕,貨幣供應量大幅增長,其中3月份M2同比增長高達21.3%。二是銀行信貸超常擴張與企業信貸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前4個月,中國銀行業信貸投放達到了5.17萬億元,已經超過了2008年全年投放量,也超額完成了2009年年初制定的5萬億的目標。但是,當前企業的投資欲望并不強烈,一些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有效信貸需求嚴重不足,投資增速仍在下滑。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相當一部分在銀行體系內空轉,沒有真正進入實體經濟。三是政府投資加大與財政收入下滑并存。一方面,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得財政支出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工業企業利潤不斷下降,政府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持續下滑。2009年一季度,我國財政支出同比大增34.8%,而財政收入同比下降8.3%,財政收支矛盾開始顯現。四是資產市場企穩與實體經濟依舊低迷并存。盡管當前我國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一些回暖的跡象,但實體經濟仍然困難,庫存壓力很大,經營效益仍在下滑。比如,2009年4月我國發電量增速仍然維持負增長狀態,并且降幅比3月份還大,這說明工業生產恢復并沒有先前預期的那么樂觀。再如,工業產成品存貨絕對規模仍高達1.98萬億元,對工業生產和效益的影響仍不容忽視。再比如,產能過剩問題依然突出。目前閑置的產能不僅包括需要淘汰的落后、低端產能,更包括為出口服務的先進、高端產能。由此可見,未來國內企業自主投資依然低迷。五是內需擴大面臨較大壓力。從經濟內在規律和中國歷次經濟周期變化看,經濟增長和消費增長存在大約一年的滯后關系。同時,工業增速放緩和消費回落的滯后期大約為4-6個月。若這些規律繼續有效,那么對2009年的消費增長將構成較大壓力,消費增速進一步下滑的概率很大。六是外需持續疲弱,貿易順差明顯下滑。目前,盡管美國經濟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但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疲弱的外需仍將是制約中國經濟反彈的最大因素。
上述問題,都反映了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根本性問題還未得到真正解決,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時間。其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出口需求,有賴于全球經濟尤其是歐美市場的復蘇,這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其二,內需的真正啟動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工程,有待于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諸多深層次問題的逐步解決。其三,投資增長以及投資效率進入良性循環,還需要社會信心的全面恢復,需要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大舉進入,顯然這也需要時間。其四,中國經濟經過了長達6年的高速增長后,積累了不少結構性矛盾,需要利用市場出清機制進行一次大的調整。這種調整包括產能調整和總需求結構調整,需要經歷一個痛苦而又漫長的市場出清過程,期間必然會出現利潤下降、虧損面增加,以及企業的關閉、破產、并購與重組。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民間投資是否有效啟動;二是中小企業是否擺脫了生存和發展困境;三是潛在消費是否轉變為現實消費;四是經濟是否向好發展。從目前的情況觀察,這四個方面目前還不太明顯。由此,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運行在本次危機中可能不是V型軌跡,甚至不是一個簡單的W型,在很大程度上將可能經歷一種波浪式的“鋸齒”型發展軌跡。當然,我們期望能夠通過適度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使經濟振蕩的波峰與波谷不要太大,并盡可能縮短整個振蕩周期。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空間與重點
在應對這場全球經濟衰退中,我們看到了各國政府都無一例外地選擇和啟動了財政政策。中國政府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采取了一系列財政政策措施。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當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也隱藏著若干風險。其一,在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政府能夠拿出來的錢是比較少的,更多的是需要靠銀行貸款。在中央4萬億和地方政府20萬億的投資大單中,政府能夠提供的只是給予企業的少量投資補貼,絕大多數依賴企業投資。而企業的投資又主要依靠銀行貸款。筆者擔心,近期這種投資和貸款的“突飛猛進”有可能使既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受到影響。
其二,積極財政政策可能不能阻止經濟陷入“二次衰退”。政府刺激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屬于短期政策,它只能在短期內通過增加總需求,防止經濟過度下滑,但不能從根本上使經濟從低谷走向復蘇。這一點,日本1990年代的教訓值得注意。筆者認為,如果整體經濟的運行過度依賴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經濟很容易出現“二次衰退”。因為,在政府刺激經濟計劃的作用下,因市場壓力減輕,政府部門和企業結構調整的動力將減弱,它們更多的選擇是擴大生產規模,而不是調整結構。這樣,一旦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遞減,經濟就會陷入“二次衰退”。
因此,我們應該在財政政策方面進行調整。
首先,應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投向,不斷增強公共財政的民生和消費性質。消費比重過低、對外依存度和投資依存度過高,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充分發揮公共財政在扶持經濟轉型中的特殊作用。為此,財政開支必須堅持三個原則:一是財政開支應該是民生型、福利型而不是生產型的;二是財政開支的方向應該是消費型而不是生產型的;三是財政開支的方向應該是促進社會和諧。基于以上原則,筆者建議:一是要從根本上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穩定居民的消費預期。二是重點建立健全農村(準)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各級政府應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建立健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合理劃分中央、地方的事權、財權,以及各級地方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由不同級次的政府分工合作保障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農村的基本公共衛生、農村的生態環境保護收益的外部性很強,可以由中央政府提供;農村的水利灌溉系統、農田改造、農村道路(省級公路、縣級公路)建設、鄉村電網建設、農村醫療保健服務等準公共產品可以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混合供給。
其次,應提升公共財政赤字比率,擴大財政政策支持經濟增長空間。在當前情況下,我國的公共財政應該從傳統的“綜合平衡”理念,轉變為資產負債表管理的新思維,從以擴大財政收入維系財政收支平衡為目標,轉到以全面支持國民經濟長期建康、快速發展為核心。日本野村證券經濟學家辜朝明認為,為應對資產負債表衰退,在企業恢復借貸之前不應過多考慮財政赤字的問題。過分擔憂財政赤字,反而會使復蘇的過程充滿反復。國內學者李稻葵也認為,當前實行赤字財政必要而且合理。
第三,健全資本市場體系,完善地方債券發行機制,增強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動力。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目前地方債由財政部,也由財政部代為辦理償還手續。而且,只有省級政府和計劃單列市具備通過中央地方債券的資格,地級市、縣級市都禁止發行地方債券。筆者認為,隨著條件的逐步成熟,未來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可以轉移給省級地方政府。當然,必須制定嚴格的管理辦法來規范地方政府的發債行為。
三、寬松的貨幣政策:績效與代價
目前經濟好轉的跡象使得近期出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必要性降低,但決策部門考慮到經濟反彈的基礎尚未穩固,立即出臺針對信貸擴張力度較大的調控措施也不可能。因此,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會延續。
理論證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屬于短期政策。而且,對于當前的衰退,其政策效應不如財政政策。就我國的情況而言,如果貨幣政策運用不當,那么,將加大未來經濟結構調整難度,延長結構調整時間。筆者認為,未來一段時間,應實施靈活的貨幣政策。(1)貨幣當局應根據市場流動性的變化情況,靈活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控制在20%之內,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2)要圍繞實施國家產業政策和行業振興規劃,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在信貸結構優化的基礎上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3)加強窗口指導,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改進金融服務,加大創新力度,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向外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出口信貸的規模,探索在出口信貸中提供人民幣中長期融資。(4)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四、需求政策的調整:內需擴大與外需增長并舉
反思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除了微觀層面的銀行家貪婪、監管者行為失當、中介機構欺詐等原因外,宏觀層面的全球經濟失衡(美國持續的經常項目逆差和新興經濟體的順差,以及美國與其它經濟體消費、投資的不平衡)是重要的原因。因此,中國和嚴重的出口導向型亞洲國家、新興市場國家,都需要確立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以降低對外國需求的依賴。
從中國應對危機的策略選擇方面看,也基本上遵循了這一思路。這些政策的積極效應目前開始有所顯現,未來可能進一步顯著。
從近期的情況看,消費保持了良好態勢。2009年4月份,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4.8%。但是,筆者認為,對于內需的擴大,我們不應過于樂觀。因為,中國人儲蓄傾向濃郁的傳統文化在短期內難以改變,特別是在危機時期。尤其是,由于缺少一個社會福利網,消費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短期內也難以提高。因此,在一個可預見的時間內,筆者對內需的擴大持謹慎態度。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還需要依賴外需的增長。那么,外需能否成為中國經濟恢復增長的引擎?
最新出口數據表明,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疲弱的外需仍是制約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最大因素。2009年4月份中國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比上月加深5.5個百分點。但據海關總署分析,按工作日平均計算,4月份出口環比增長6.9%,這是繼上月后單月出口再次環比增長。盡管出口連續出現環比增長,并不意味著外需萎縮的情況出現逆轉。值得關注的是:加工貿易占中國出口額一半以上。4月份,加工貿易進口同比下降27.4%,這意味著未來3-6個月加工貿易出口形勢仍不樂觀。而機電產品又占出口的六成。4月份,機電產品出口同比下降22.2%,降幅比上月加深3.4個百分點。從目前情況看,上半年出口同比降幅會在20%左右。
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加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增加了中國穩定外需的困難。流感疫情造成的心理恐慌,也有可能對外貿造成不利影響。從最近各國公布的數據看,歐美經濟難言好轉。2009年5月4日,歐盟委員會預計歐盟27國和歐元區經濟在2009年將萎縮4%。同時,把2009年歐盟經濟和歐元區經濟增長預期分別由1月份的增長0.5%和0.4%統一下調至萎縮0.1%。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歐盟,其經濟增長預期的進一步下調使得中國對歐盟出口更不容樂觀。最近,美國經濟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如2009年4月份制造業指數升至40.1,高于3月份的36.3;金融領域的數據有所緩和,固定收益率曲線變得陡峭化,高收益證券交投有所回暖;整體建筑支出在3月份也出現了0.3%的增長。然而,美國經濟增長目前依然沒能擺脫美聯儲“直升機撒錢”效應的催化。歐美這兩個中國最主要貿易伙伴經濟衰退的持續,不可避免給中國出口增長帶來沉重的包袱。因此,外需的調整可能會持續數年而不僅僅是幾個月,沿海省份尤其如此。外部需求的持續萎縮,日益加劇了中國外向型產業的困難。這些企業持續經營困難,不僅影響上下游企業生產與投資,而且由此造成就業人數減少、居民收入下降,進而對未來消費增長產生制約。因此,在需求政策上,短期內我們必須兼顧內需擴大與外需增長。從長期看,必須將內需培養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筆者建議:
一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從藏富于國轉變為藏富于民。數據顯示,從1998-2007年,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從68.1%下降至57%。在外需不旺,需要大力啟動內需的現實下,政府必須讓利于民。如何讓利于民?一個重要選擇是收入分配機制向居民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基于刺激消費這一目的,收入分配首先應該向低收入人群傾斜。從經濟學理論來說,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分配給窮人比分配給富人更能刺激消費,也更能增加一個國家的整體福利。
二是完善對外貿易政策,提高抗御外部危機沖擊的能力。在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繼續保持順差的情況下,建議穩定人民幣匯率,減弱人民幣升值預期,消除全球經濟危機對我國出口的匯率傳導機制,避免匯率成為美國轉嫁危機的政策工具。近一段時間以來,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越來越多,預計未來我們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摩擦。為此,我國政府和企業應有預見性地做好應對措施,務實、有效地化解中外貿易中可能出現的糾紛。(1)細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不同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對紡織輕工行業的鼓勵類產品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重點支持自主品牌產品與高技術附加值產品出口,提高技術含量較高的機電產品出口退稅率,最終實現出口產品以不含增值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保證我國出口產品平等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2)增加對外貿企業的信貸支持,幫助企業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國際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要對中小型外貿企業在資金、技術上予以一定支持,幫助企業通過技術升級渡過難關。(3)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將外匯貨幣資產更多地轉換為戰略性資源資產,為我國擴大內需提供長期的資源供給保障。
五、產業政策的重塑: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發展
第9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交易稅；證券交易；印花稅；托賓稅
JEL分類號:H2，K34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1)10-0027-06
金融交易稅(The Financial Transactlon Tax，簡稱FTT)是基于特定目的對特定金融交易行為征收的一種行為稅。它不針對特定金融機構，只是對包括股票、債券、金融衍生工具及外匯等特定金融產品的交易行為征收。金融交易稅的初衷是利用稅收增加金融交易成本來遏制投機交易，控制市場波動從而達到引導金融市場健康發展，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目的。
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巨額救助和各界對金融業的批評使金融交易稅再次回到公眾視野，引發了大量的爭論，并且從單純的學術討論發展到包括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國際組織參與的政策爭論。這些爭論圍繞金融交易稅的理論基礎、制度安排及收入分配與應用展開，并結合危機后的金融治理和危機防范對金融交易稅提出了新的應用。
實踐中金融交易稅可以分為貨幣交易稅與證券交易稅，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就是證券交易稅的一種，并在實踐中逐漸演變為對股市宏觀調控的重要政策工具。金融危機后，各國普遍對金融部門減稅，我國也大幅調低印花稅稅率并改雙邊征收為單邊征收以刺激股市。隨著我國金融領域的進一步開放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需要考慮到稅收所致的資本外流與交易轉移，進一步降低金融部門的稅收負擔。同時.金融產品的增加也要求調整印花稅的稅制設計以限制避稅行為。
一、金融交易稅的內涵與界定
對金融交易征稅以抑制投機交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認為金融交易稅通過增加股票投機的成本可以控制無信息的金融交易者過度投機行為所增加的波動性，并將投資引向生產部門。但是，他的提議并沒有得到重視。直到1972年，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amesTobin)提出以“貨幣交易稅”(Currency TransactionTax，也稱為Tobin Tax，即托賓稅)來抑制幣值波動，減輕投機交易對匯率的影響。托賓稅的課稅對象為外匯交易，是金融交易稅的一種，也是對凱恩斯提議的具體化。
(一)金融交易稅與托賓稅
金融交易稅的主要目的是從投機交易的泡沫中拯救企業，凱恩斯和托賓認為對特定的金融交易征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投機行為.減少金融市場的波動，從而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在托賓看來，貨幣兌換中的波動來自國際金融市場。一國政府沒有能力在不犧牲國家經濟政策中的就業目標、產出和通脹目標的同時調整外匯資金的大量流動。他為此提供了兩個解決方案:一是走向共同貨幣，實行共同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及經濟一體化，但他也認識到這在政治上很難實行；二是實現國家與地區間更大的金融貨幣分割，允許各國央行和政府有更大的自，政策制定服務于本國特定的經濟體制和目標，簡而言之就是對貨幣兌換行為征稅。托賓認為最好是實施一個針對貨幣兌換行為的國際統一稅。由各國政府分別行使管轄權，稅收收入可存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這一稅種可以適用于以其他貨幣計價的所有金融工具相關的交易(包括紙幣、硬幣和權益證券，即通常所說的金融交易稅)。當然，他也指出這一稅種并不是要增加貿易壁壘。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相對于銀行稅等其他針對金融部門的稅收，對金融交易征稅能夠更有效地實施稅收征管，控制避稅行為。
(二)證券交易稅與貨幣交易稅
對金融交易稅的劃分主要基于其稅基涉及的不同金融產品.在現實操作和理論發展中衍生出了多種形式，可以分為證券交易稅與貨幣交易稅兩大類。
證券交易稅(Secufifies Transaction Tax)涉及對包括權益、債券及其衍生品在內的證券交易行為所征收的交易稅。可以包括初始發行也可以僅限于二級市場交易。盡管證券交易稅可以對每次交易征收固定費用，但實踐中通常按證券的市場價值從價征收。實踐中最常見的證券交易稅是對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稅。
對權益證券的交易稅可以拓展到包括權益類金融衍生工具，如權益類期權和期貨。可按照交割價對期貨征稅，期權如果行權，可以按照溢價(primium)或履約價格征稅。
貨幣交易稅(Currency Transaction Tax)即通常所說的托賓稅，是對外匯及其衍生品(包括外匯期貨、期權及互換)交易征收的金融交易稅，通常用于對外匯匯率的控制和管理。Spahn(1995)指出托賓稅給控制金融市場波動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路徑，他對托賓稅進行改進，提出了Spahn稅的設想。由于實踐中很難區分正常的流動易與投機者的噪聲交易，過高的稅率將嚴重影響金融交易并導致國際流動問題，尤其在對衍生工具征稅時這一問題更嚴重。較低的稅率可以降低對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但在匯率變化超過稅收邊際時無法限制或減少投機行為。針對這一問題，Spahn稅構造了一個兩層稅率結構的低稅率金融交易稅，加上一個匯率附加費，后者在正常的金融活動中處于休眠狀態，只在投機攻擊時激活。在Spahn稅下，世界金融市場機制可以通過盯住一個適當的匯率區間來識別異常交易，匯率在這一區間自由變動時沒有交易稅，只有在允許范圍以外的影響匯率的交易才會納稅，并由此自動引導市場參與者的穩定行為。
(三)金融交易稅、銀行稅及金融活動稅
金融交易稅對特定金融交易行為征收。但未必與金融部門直接聯系。如證券交易印花稅，僅對證券購買和銷售的交易雙方或其中一方征收，并不與類似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直接聯系。銀行稅對符合稅制規定的納稅人身份的金融機構征收，不考慮金融交易的金額，通常按照金融機構的利潤指標確定納稅額。金融活動稅(Financial Activities Tax，簡稱FAT)實際上是銀行稅的拓展，將征稅范圍從銀行擴大到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4月的G20財長及央行會議上提出的報告，金融活動稅旨在部分抵消金融機構過度膨脹的風險，可以采用類似增值稅的設計，與風險掛鉤的稅率，對凈利潤征稅(陳璐，2011)。
因此，可以看到，金融交易稅與銀行稅及金融活
動稅的差異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金融交易稅的目的是通過增加交易成本擠出投機者以減少投機交易。從而降低金融市場的波動，銀行稅沒有特定目標，金融活動稅則著眼于通過對金融部門征稅補償政府對金融部門的救助支出或者為金融市場發展提供風險準備:二是金融交易稅的納稅人是交易的參與者，未必是金融機構，銀行稅的納稅人通常是傳統的商業銀行，金融活動稅的納稅人比銀行稅更廣，包括更多類型的金融機構；三是金融交易稅通常按照交易額征稅，類似傳統的營業稅，而銀行稅及金融活動稅通常對金融機構的利潤或凈利潤征稅；四是從實踐來看，金融交易稅已經在部分國家有成功的范例，銀行稅在部分國家也有實行，但針對金融部門的金融活動稅較為少見。
對金融稅制體系的構成如下圖所示:
二、金融交易稅的主要爭論:理論基礎與制度設計目前各界對金融交易稅的爭論主要圍繞兩個方面:一是金融交易稅的理論基礎；二是制度設計問題。包括稅收征管安排及對稅收收入的分配和使用。
(一)金融交易稅的理論基礎及發展
凱恩斯和托賓推動金融交易稅的初衷都是抑制金融市場的過度投機行為，減少金融市場的波動及維護匯率的穩定。這包括兩個理論假設:(1)投機行為不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2)金融交易稅能夠減輕交易的波動，提高匯率的可預測性。
對投機行為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并沒有達成一致，有觀點認為投機有助于金融市場的價格發現過程，能夠通過提高市場流動性，確保資源的正確定價。托賓則認為投機交易增加了外匯市場的波動.通過稅收促使投機者離場可以降低匯率波動，從而為實體經濟提供一個更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
金融交易稅的原理與托賓稅一樣，即通過提高交易成本來減少投機交易，從而穩定金融市場。那么，在討論金融交易稅的正當性時，焦點就是金融交易稅是否能減少金融市場波動，并維持匯率穩定。研究顯示，金融交易稅可以通過排擠出投機者或減少個人噪聲交易者來減少波動，如Wei and Kim(1999)及Wester.hoff and Dieei(20061發展的行為金融模型都認為金融交易稅至少在外匯市場上可以降低波動。但Lanneand Vesala(2010)認為交易稅對有信息的市場參與者的懲罰不成比例地多于無信息的市場參與者。可能放大而不是減輕外匯市場的波動。
金融交易稅實質上是一種交易成本的增加，現有的實證研究中，并沒有發現交易成本增加(交易稅或政府控制的最低經紀人傭金)與市場波動降低有統計顯著的因果聯系。事實上，金融交易稅研究中股市回報波動性的增加通常與市場流動性(交易量)和應稅收入的降低聯系(Umlauf，1993)。但是，所有對交易成本、交易量與價格波動的實證研究中關于金融交易稅對市場波動影響的研究僅針對短期的統計波動，這些研究結果無法回答金融交易稅在中長期內是否減輕資產定價偏差的問題(Schulmeister，et a1.，2008)。而且，這些關于金融交易稅波動影響的經驗研究普遍缺乏對基本的與過度的波動的定義，這可能導致矛盾的和不恰當的結果(Schulmeister,et a1.，2008)。
2008年金融危機后，金融交易稅被賦予了新的使命。首先，由于在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對金融部門提供了大量的救助，這些支出來自政府稅收，引起了公眾對金融部門和政府的不滿，有機構認為可以通過金融交易稅的形式收回這些支出。其次，以國際貨幣基金為首的國際組織在金融危機后提出可以通過對金融部門征稅來為未來的金融危機提供風險準備，同時也可以限制金融部門的過度貪婪行為，金融交易稅就是選擇之一。
以稅收的形式收回政府對金融部門的救助或者為未來提供風險準備都是基于金融部門是金融交易稅的稅收負擔者這一前提。從形式上看，金融交易稅對金融產品的交易行為征收，交易雙方可以是金融部門也可能是個人或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組織，金融部門雖然是金融產品的提供者，但未必真正負擔金融交易稅。同時，由于金融交易稅對參與交易的各方征稅，并不能反映出金融風險的來源，而且也沒有區分納稅方是否得到政府救助，對各方同等待遇無法反映出不同部門在金融危機中的責任，也就很難得到廣泛支持。因此，雖然金融危機后金融交易稅成為一個防范未來危機的可能的政策選擇，但目前還停留在爭論中，部分國家的應用也不是出于防范金融危機的考慮。
(二)金融交易稅的制度安排
金融交易稅的制度安排涉及該稅的可行性，包括兩個問題:一是征稅主體的選擇，二是稅制設計問題，包括對避稅行為的防范。
由于金融交易稅所涉及的金融部門國際化程度很高，資本流動性很強，而稅收增加了交易成本，可能影響金融市場的發展。研究者普遍認為金融交易稅最好是在全球范圍內開征，這樣可以更好地控制利用地理位置轉移進行的避稅行為，減弱稅收對各國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而且，由于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各國也開始考慮全球金融交易稅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稅收征管能力也各不相同，全球金融交易稅的引入在實踐上缺乏可行性。由于征稅權是一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階段很難讓各國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而且，由于單個國家開征金融交易稅可能影響本國金融市場的吸引力，稅收所致的交易成本增加可能降低投資收益并導致資本流出，甚至使得交易向國外轉移，這也使得一些國家在這一問題上持觀望態度，并不急于開征或者大范圍應用金融交易稅。
對金融交易征稅的稅制設計問題主要是征稅范圍和稅率的選擇，以及對實踐中可能出現的避稅行為的控制。這需要在抑制投機行為的同時提供征稅效率并盡量減少稅收對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
托賓稅最初只打算對外匯交易征收以減輕外匯交易市場的匯率波動，由于貨幣衍生工具和貨幣交易基金的出現，不再有引入純貨幣交易稅的可能。因為這些金融工具幾乎能完全替代，如果對其中一類免稅將從應稅替代品中吸引大量交易。托賓稅最初設想的僅針對外匯交易的金融交易稅是不可取的，一般金融交易稅比特殊金融交易稅更具吸引力，因為這可以減少避稅，顯著增加稅基，而且在金融市場快速發展的今天，在實施上可能更容易。因此，對金融交易稅稅基的選擇需要結合控制避稅的需要來綜合考慮，在盡量減少避稅選擇的同時減弱稅收對金融市場發展的負面影響。
在2001年接受德國明鏡周刊采訪時，托賓本人建議的托賓稅稅率為0.5％。但他沒有給出更明確的解釋。相關研究中也沒有給出一個可行的選擇范圍，研究者均認為應當盡量減小稅收增加的交易成本。各國的金融交易稅實踐中。稅率分布在0.00l％到O.5％的區間內(Matheson，2011)。
國家間的多邊協議有助于限制投機者將交易轉移到離岸避稅天堂，從實踐來看，大型金融機構為了避免一個金額并不算很大的稅收搬到境外的代價是非常昂貴而且可能性極小的。而且，從全球來看，走向
集中的交易系統意味著隱藏交易變得更加困難。轉移到像開曼群島這樣的稅收天堂可能被處以雙倍或更多的罰款，對企業來說未必合算。此外，在征管規定中要求無論交易在何處發生都對參與國的公民征稅也可以限制避稅行為。
(三)金融交易稅收人的分配與使用
單個國家分別開征金融交易稅就不存在稅收在不同國家間的分配問題，稅收的使用也由各國自行決定。如果是全球統一稅，在各國政府分別行使管轄權的同時需要明確稅收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尤其在涉及跨境交易時，國家間的收入劃分將是一個難題。而且。還需要設立相應的機構來解決稅收分配中可能的爭端。
如果全球統一的金融交易稅收入由國際組織負責分配和使用，則需要明確稅收的用途。在2009年11月G20財長峰會上，英國首相Gordon Brown和法國總統Nicolas Sarkozy建議托賓稅(金融交易稅)收入可以用于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特別是幫助發展中國家。但后來英國官員指出金融交易稅的要點是為全球納稅人提供對未來金融危機的保險。因此，目前看來，對全球統一金融交易稅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并沒有達成共識。
三、金融交易稅的國際實踐
雖然金融交易稅仍在爭議中，但實踐中有很多國家對包括股票交易在內的特定金融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稅。
貨幣交易稅(Currency Transaction Tax)，即通常所說的托賓稅，雖然由托賓最早提出，但在G20國家中，僅巴西和土耳其開征了貨幣交易稅，而且土耳其在2008年取消了稅率為0.1％的貨幣交易稅，巴西的貨幣交易稅稅率為0.38％，出口可以免稅。
1694年倫敦證券交易所開征的印花稅是最早的證券交易稅。最常見的證券交易稅是對二級市場股票購買或銷售行為征收的股票交易稅，包括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意大利、南非、韓國和英國等國家曾經或者正在實施這種類型的金融交易稅。它可以僅限于在證券交易所進行的股票交易，也可以包含場外交易；可以僅限于公司股票也可以包含非公司制企業的股權交易。多數國家選擇以股權交易的市場價值為稅基。稅率在O.1％到0.5％之間。
一些G20國家選擇對上市股票征收非稅費用。如美國證監會對股市交易征收0.17個基點的費用用于提供其監管基金，土耳其對交易所初始上市的股票征收0.1％的費用，此后征收0.025％的年度維持費用。
在過去幾十年中股票交易稅經歷了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的趨勢。如美國早在1966年就取消了股票交易稅；德國在1991年，日本在1999年先后取消了股票交易稅:澳大利亞在2001年取消了對股票交易的聯邦印花稅；意大利在2000年大幅降低了對資本和交易的稅收。
2008年金融危機后這一趨勢更明顯.如巴西在2008年調低了股票和債權的金融交易稅稅率，法國在2009年取消了對股票交易征收的交易稅。而且，中國政府也在2008年調低了對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稅.并將雙邊征收改為單邊征收。這一趨勢的關鍵是在給定日益增加的跨境資本流動下對日益增加的企業資本成本和國內金融市場發展和競爭力的關注。
多數國家對初始發行和二級市場交易進行了區分，對股票交易征稅通常不包括初始發行，如英國、中國大陸地區等。但在G20國家中，韓國、俄羅斯、土耳其都對初始發行征收類似稅種，而歐盟、希臘、西班牙、塞浦路斯、奧地利、波蘭及葡萄牙選擇的是一定的資本費用。
證券交易稅也可以用于債務融資，如貸款、債券及公司債券的發行或交易。如巴西、意大利、俄羅斯、瑞士和土耳其等國就對債務融資征稅。與股票交易稅不同，債券交易稅多在初始發行環節，對債務融資的本金或新發債券的面值征收。稅率一般在1％左右。
證券交易稅還可以拓展到包括其他金融產品。如期權和期貨。可按照交割價對期貨征稅，而期權如果行權，可以按照溢價(primium)或履約價格(strikeprice)征稅。印度、英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均對期權和期貨征稅。如英國對行權的期權按履約價格的0.5％征稅，印度和臺灣的稅率則更低。印度和英國均按交割價格對期貨交易征稅，稅率與期權交易類似。臺灣則將期貨交易分為利率期貨及股指與其他期貨兩類，股指及其他期貨交易的稅率與期權交易類似，而利率期貨的稅率低至0.00025％。
四、中國的金融交易稅及金融稅制完善
除與其他行業相同的企業所得稅及附加稅等稅種外，與我國金融部門密切聯系的還有營業稅和證券交易印花稅。金融保險業的營業稅實質上相當于金融行為稅，對特定金融機構開展金融活動的營業額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是金融交易稅的一種，目前僅對權益證券中的股票交易征收。
(一)中國金融交易稅(證券交易印花稅)實踐
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始于1990年的深圳，次年10月上海證券交易所也開始征收印花稅。為了加強對股票交易的稅收調節，稅率經歷了多次調整，目前稅率為0.3％，并在2008年9月改為僅對股票出讓方單邊征收。對投資者買賣證券投資基金單位一直免征印花稅(劉佐，2007)。
從實踐效果看，印花稅的調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對股票市場的調控目標。除1997年5月的印花稅調整外，其他歷次印花稅調整均在短期內達到了抑制股市交易或者刺激股市的目標。從股指后續表現來看，印花稅在抑制股市過熱，降低市場風險上能夠起到較好的效果。從降低印花稅刺激股市的經濟后果來看，稅收政策工具的調控效果還較為有限。而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如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中.降低印花稅只能刺激股市短暫反彈，很難抗拒宏觀環境對市場大勢的影響。
(二)金融危機后的中國金融稅制完善
金融危機后，各國在稅收政策上的變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廣泛的減稅來刺激經濟，以政府財政支持經濟復蘇；二是從稅制設計上尋求對金融危機中面向金融機構的救助支出的補償或利用特定的稅收為未來金融危機提供風險準備基金，金融交易稅就是選擇之一。
對金融部門的減稅主要體現為對金融活動相關稅制的調整。從各國金融稅制安排來看，金融業務一般屬于增值稅征稅范圍，通常區分核心金融業務、附屬金融業務與出口金融業務，按照業務類別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多數國家都選擇對核心金融業務免稅，對附屬金融業務征收增值稅，對出口金融業務實行零稅率。其中核心金融業務包括貨幣買賣、銀行賬戶操作、信用證及保證函、貸款業務、信用卡業務、財務擔保、擔保賠償、金融票據及股票交易、期貨、期權、互換交易、包銷金融票據、外匯交易、對境外單位和個人提供的金融保險服務等，附屬金融業務包括融資租賃、追討欠款、保管服務、財務顧問、保險賠償評估及談判、信托服務、會計及法律顧問服務等(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小組，2004)。而我國對金融行業征稅主要區分銀行保險業與證券行業來繳納營業稅，沒有區分金融服務類型一律實行5％的比例稅率。由于營業稅對營業額征收，沒有增值稅進項抵扣的規定，使得我國金融行業的流轉稅(營業稅)稅負高于國際水平(閆先東，2009)，這可能對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造成不利影響，而銀行業與證券業問的稅負差異(鄧子基和習甜，2011)也不利于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擴大增值稅范圍，降低金融部門稅收負擔有利于金融業的發展。而且目前對金融業征稅的國家中多數選擇增值稅，對金融業適用增值稅有利于國家間的稅收協調，這也應該是我國下一步金融稅改的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