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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金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不斷涌現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全球金融、經濟恐慌,不可避免引發了新的金融安全問題。金融全球化與金融安全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國際金融界爭論的熱門話題。
從廣義來看,金融安全是指一國具有抵御來自國際金融危機侵擾,保持國內投融資秩序正常、保持金融體系穩定以及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穩定發展的能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如何防止金融風險乃至防止整個經濟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引發動蕩并導致國民財富的大量損失是金融安全的主要內容。
在全球化過程中金融風險有普遍增大的趨勢,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但是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風險更大。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的實力薄弱,經濟金融制度及結構的缺陷較多,對開放進程的準備和力量積蓄都不充分,因此,難以適應全球化引發的沖擊,風險的承受能力不足。這是70年代金融全球化以來金融危機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爆發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進一步金融開放面臨的風險
(一)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存在風險
資本賬戶的開放是一國對外經濟部門自由化的重要內容,也是金融全球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開放資本賬戶將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潛在風險:首先,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之間存在沖突的風險。其次,增加債務償還風險。資本賬戶開放后,資本流入結構中的間接投資、短期資本和私人資本所占的重將大大增加,將增大債務償還的風險。
(二)中國金融監管制度存在缺陷,不適應金融全球化條件下對金融監管的要求
90年代以來,我國涉外金融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外國金融機構來華設立分支機構日益增加,這些變化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仍存在許多問題,例如: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現行監管法律體系不健全;監管的市場化、國際化步伐不適應銀行業發展的需要;我國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偏低等,所以風險和隱患依然存在。
(三)國內金融機構缺乏競爭力,外資金融機構的引進對國內金融機構形成沖擊
我國商業銀行的整體素質還不能適應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在當今全球性互動的巨大變革背景下,我國銀行業已不由自主地被拋入了不變不行的激烈競爭之中。然而,必須冷靜地看到,在如何及早完成銀行體系再造、提高競爭力、加快金融創新等方面,我國銀行在許多方面還不能適應金融全球化的要求。
三、我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維護金融安全的政策措施
(一)逐步開放資本賬戶,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
應盡快促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從而有效防止國際游資的沖擊;同時,能夠密切利率與匯率之間的聯系,即利率變動會通過國內資金供求、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及遠期外匯供求等方面的變化來影響匯率,使人民幣匯率機制趨于完善。
(二)加強金融監管,控制金融風險
金融監管是實現金融體系穩定運行和宏觀金融調控的重要保證,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必要手段。所謂金融監管是通過立法和管理條例對金融機構的業務、資金的價格、市場準入(出)以及分支機構設置等方面實施限制,旨在保證金融機構經營的安全和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我國已于2001年12月加入WTO,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勢在必行,而在開放市場的同時會不可避免地引進風險。因此,在健全金融法律法規的同時加強金融監管成為規避風險最有效的手段。
1.增加金融運行的透明度,強化信息披露。透明度要解決的是游戲規則和某些必須披露信息的公開化問題:一是擔負經濟調控和管理職能的政府,特別是金融監管當局,必須做到及時公布重大政策變動,并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在政策動作上應該協調一致;二是各類金融機構的會計財務規則基本符合國際慣例,并向監管當局報告真實的數據。
2.建立風險預警體系。通過借鑒國外的經驗,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防范金融風險的安全指標體系。金融全球化風險是一種宏觀金融風險,必須由中央政府統一設計指標體系和設立專門機構,進行風險監測和評估,由金融監管當局結合國內金融穩健性情況統一擬訂反應對策。最重要的是,要保證信息暢通和反應機制的靈敏性,能夠對外部重大沖擊和風險因素做出快捷的回應。
3.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從防范金融風險的角度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天生存在著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一旦個別經營不善的銀行出現擠兌現象,健康的銀行也可能會受到沖擊。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抑制擠兌,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目前正是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最佳時機: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降低了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成本和風險;中國銀行業監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而為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創造了前提條件;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取得顯著成效,銀行不良資產的大規模政策性集中處置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機制正在建立中。
(三)積極推進我國商業銀行的重組與再造,培育在金融全球化環境中的競爭優勢
1.積極培育符合國際水準的大銀行。在當前金融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對銀行體系的重組要有前瞻性發展眼光。為此,必須按照符合市場經濟要求,有利于銀行業健康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思路,重新構造我國商業銀行,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銀行體系。
2.積極推進商業銀行經營國際化進程。經營國際化是金融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銀行所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對中國商業銀行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國內銀行必須在遵循國際標準的前提下,對自身的發展戰略、管理體制、產品和服務、技術與人才等進行全方位、大幅度、深層次的再造和升級,實現高層次的經營國際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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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就業問題,農民工,全球化
起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爆發兩周年,國內外各種有關研究和反思這場危機的著作和文章鋪天蓋地般不斷涌現。從中國的角度考察,這場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下降曾帶來農民工大規模失業返鄉的問題;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沿海地區某些出口行業的產業結構偏低和工資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業出現了“民工荒”和“招工難”的問題。
國內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非常多,由于觀察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千差萬別。當今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共同體,從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演變的角度來研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影響并找出應對之策,應成為今后我們重點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一、農民工返鄉和“民工荒”現象都是“開倒車”
20世紀的幾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國家金融政策的失誤和金融市場管制的失靈,而發達國家總是試圖把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而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直接后果就是歐美國家消費中國產品的能力銳減,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外貿出口。金融危機發生后,南方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大量減少員工雇傭數量。據農業部的統計測算,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約為1.3億人,2008年,其中約有15.3%的農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人力資源管理論文,致使大批來自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不得不從沿海地區返鄉。這種農民工返鄉的“倒流”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將大大減緩我國正在迅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大大減緩我國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們知道,我國政府出臺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勵農村地區開展大規模機械化農業,使留在農村的農民能夠迅速富裕起來,實現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農民工返鄉的新情況,導致我國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重新擴大,使未來的農業規模經營變得很困難。這種現象非常不利于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將給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巨大的阻力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有效的處理方式,這種“開倒車”的形勢在短期內將得不到扭轉,將給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200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出口形勢出現復蘇增長的較好局面,然而又出現了新的“民工荒”問題,東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的勞動力嚴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為例,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2009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需求總人數為60.3萬人,求職總人數為35.4 萬人,用工缺口達25萬人!用工需求無法滿足使出口企業不得不放棄大量海外訂單,企業生產設備大量閑置。“民工荒”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國沿海地區原來的很多出口企業生產的產品附加價值很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吸引力越來越小。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低附加值產品需求的減少,加上未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民工荒”問題可能會愈演愈烈,并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從宏觀經濟層面考察,我國現階段在農村人口比例依然較高的背景下就過早出現了“民工荒”問題,實際上減緩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開倒車”,應引起國家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資本和勞動力要結合起來“走出去”
當前,隨著我國企業資金實力的逐步增強,“走出去”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對外投資的總量和投資的產業也越來越多。但是,由于企業本身屬于贏利性組織,其投資決策的目標主要還是在國際市場上追逐更高的利潤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國內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最終的情況可能是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將打造更多的中國跨國企業財團,使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行列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同時卻又導致大量的工作機會流失到海外,而我國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居高不下。
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學上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兩大生產要素。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出現了資本過剩和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一方面,國內的過剩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大量涌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樓市泡沫,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數依然較高,“民工荒”現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國就業機會過多,而是能夠提供給農村剩余勞動力預期工資水平的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國農民收入水平總體上還比較低。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現在的國際投資戰略,也應該緊密結合當前的國內就業問題,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必須以對外投資為依托,在國內就業市場的基礎上去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國際就業市場,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就業市場,為農民工出國就業、創業提供服務,將國內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三、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的若干政策建議
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采取的若干應對措施來看,主要側重于保就業、保增長、保穩定,如果從國內層面分析,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我國的出口行業也出現了企穩回升的勢頭,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態勢。但我們有必要打開視野,從全球化的角度來進一步研究探討我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全球就業問題,讓資本和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變得切實可行。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出去”創造機會
當前,我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外匯儲備資金主要都是通過國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主權財富基金操作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對美國黑石基金的投資,但投資的效果并沒有我們設想的明顯,投資的風險卻又大大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國龐大的政府外匯儲備主要投資美國國債,雖然能避免較高的投資風險,但這種投資的收益率又比較低。在西方國家資本市場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輕工業、礦產資源開采、服務業等方面的直接投資,這種海外直接投資不僅能夠開辟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夠將我國國內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資中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必將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國際壓力。堅持商業化、市場化運作,將有利于降低我國海外投資面臨的種種國際政治阻力。例如,我國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農墾系統,都是由政府部門具體管理,可以考慮將這些機構逐步改制為大型的農業公司或農業投資公司,通過股份制改造來優化資本結構并同時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然后重點考慮對海外地區進行農業投資,與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業技術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種土地,再招聘國內的農民工去發展規模農業,進而帶動我國農民工出國打工、種地、定居、創業。這種投資以市場化為導向,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可以很好地解決深層次的經濟體制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國際政治阻力,順利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幫助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海外就業。而且,這種對農業技術項目的投資,有利于吸引廣大農民工在海外長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設項目勞務輸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穩定、臨時性等問題。
(二)提供全方位服務支持,鼓勵國內企業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
從發達國家的國際投資發展路徑來看,來自大型企業的國際投資是主體。目前我們要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同時對于大型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其資本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必然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解決我國國內就業問題方面。因而,在指導思想上,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對外投資戰略的目標定位之一應是為國內失去就業機會的農民工開辟一條全球性的就業道路,將資本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
目前,我國很多企業都有強烈的海外投資意愿,但在海外投資實施方面又存在種種顧慮,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經濟法律制度、缺乏國際投資經驗、擔心海外投資中遭遇政治障礙等等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在法律法規制度、金融資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務、信息系統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和支持。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的對外投資應以企業為獨立主體,以市場化運營為基本手段,以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為背景,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帶動我國的商品、資本、勞動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資源管理論文,這其中,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關注考慮,為國內出現的農民工返鄉問題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方式。
(三)提供培訓、外交協調、護照辦理等系列服務,切實幫助農民工“走出去”
由于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國際經濟政治知識缺乏了解,在出國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國內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做好信息支持、技術、語言培訓等方面的保障工作,為中國勞動力進入世界就業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同時要在海外使館設立專門的部門,協助解決我國農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種種困難,幫助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穩”,并盡快在海外取得較高的預期經濟收入。
由于中國現在具有比較充沛的外匯儲備、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夢想正在逐步變為現實,但這一趨勢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愿意看到的。現在西方國家在宣傳“人權高于主權”等意識形態的同時,又同時利用簽證護照等國家行為限制中國人走向世界,這些都客觀上限制了我國農民工順利走向國際勞務市場。為此,國內外交部門應盡量協調解決農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國家的簽證問題,爭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國家給予中國“免簽證”政策或“落地簽”政策,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也應盡量配合簡化農民工的護照辦理手續和其他出國手續。
(四)提供貸款資金支持與保險保障服務,切實支持農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個農民工要出國就業,辦理包括體檢、培訓、簽證、機票等各項手續的費用,至少要花費1-2萬元,高的甚至可達3-5萬,這筆錢對許多農村勞務工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我們建議,為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自籌資金不足的出國打工農民工,可申請不超過10萬元的小額擔保貸款,并由政府財政予以全額貼息,將小額信貸作為出國務工的啟動資金,鼓勵返鄉農民工借助貸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項鼓勵政策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同時在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的同時,還必須向農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險保障,結合海外勞務輸出現狀,開發在海外推廣適用的保險產品,為外出農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險、醫療險等在內的綜合保險服務。保險服務的提供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建議采取“政府資助引導、商業保險運作”的方式,由政府對出國務工農民購買保險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讓農民工以更少的保費支出獲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導農民工積極購買保險,為農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駕護航”;同時還應鼓勵出國務工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對于出國務工期間按時繳納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返鄉后可享受養老保險待遇,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外出務工者的后顧之憂。
既然西方國家把金融危機的影響帶到了中國,那我們也應該在全球視野下考察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為減緩我國國內因為農民工返鄉問題帶來的壓力,確保我國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不被中斷,解決我國人口多資源少的矛盾,我們必須統籌安排,從戰略角度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高度考察國內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就業市場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好“走出去”戰略的引導工作,將國際投資戰略與“走出去”戰略結合,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市場服務,確保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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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球治理,經濟全球化,國際法
引言
從歷史的角度看,沒有哪一種方案或制度安排會一成不變或一勞永逸地解決它們所針對的問題,而是需要根據現實基礎的變化不斷地做出修改或調整,解決了現存的問題又必須面對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新問題。全球治理亦是如此。
一、國際法與全球治理
1、全球治理與國際法的發展
國際法發展初期,主要是調整國家間的公法性質的關系,但隨著國家職能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私法性質的問題如貿易金融等,進入并影響到了國際法的發展,全球化和全球問題的出現,也將原本一些國內或國內法上的問題推到國際社會和國際法中來,國際經濟法、國際空間法、國際環境法、國際人權法、國際刑法等分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確立發展起來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國際法與全球治理的目標是一致的,其本身應當是實現全球治理的一種重要方法或是途徑。
2、全球治理與國際法的發展歷程之交叉
關于全球治理,并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定義,筆者將學者對它的研究統稱為一種理念或是構想,下面將試圖從國際法的發展脈絡中探尋一些全球治理的思路。
首先,全球治理的主體問題:關于全球治理的主體,主要有三類說和五類說。不管是哪一類學說,普遍認為,全球治理應當從以國家為主體的政府治理轉向多層次的治理,這意味著全球治理的主體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構成,全球治理倡導建立一種包括國家政府、政府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實體(行業協會等)等多種國際行為體在內的全球合作模式。
其次,筆者認為,不管是全球治理主體還是國際法的主體,主體擴大到非國家政府行為體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原來國家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從單純的政治、軍事、國防、外交等公法性質的事務發展到涵蓋經濟、文化、環境、人權等私法性質的事務,在這些事務中,非國家行為體必定會參與進來,并在一些問題上起到關鍵的作用,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在促進全球標準化工作中的貢獻等。
3、全球治理的對象和范圍與國際法
全球治理的對象,主要是單個國家根本無力解決的全球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國際法是主要以國家間關系為其調整對象的,其涉及的問題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國際問題。在國際法的框架下,我們可以就海洋法、環境法、條約法等分別進行編纂,但無法就整個國際法進行統一編纂。全球治理是一種理念或構想,在這種理念和構想之下,還是要分門別類地解決全球問題。所以,筆者建議全球治理與國際法一樣,需要根據其對象和范圍進行科學的分類,必要時可以與相關學科結合起來。
二、全球治理的真正實現方式:國際法
全球治理的實現方式和途徑有很多,蔡拓教授認為:“所謂全球治理,是以人類整體論和共同利益論為價值導向的,多元行為體平等對話、協商合作,共同應對全球變革和全球問題挑戰的一種新的管理人類公共事務的規則、機制、方法和活動。”
國際法與全球治理的目標是一致的,即解決國際社會面臨的問題。國際法發展到今天,有些領域已經形成了有約束力的國際法規則,有些還沒有或是正在形成。與國內一樣,國際問題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法律的規制往往都有一定的滯后性,也需要不斷地完善,而且國際法的創制需要“國家共同同意”,所以其過程相對國內法會顯得有些緩慢。從此角度來看,全球治理與國際法的實現方式與途徑是相通的,應當是以國家和聯合國等這樣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作為主導,適當利用其他行為體的積極因素。
三、新形勢沖擊下,原有全球治理模式與國際法的調整
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之下的深度全球治理視野下,國際主體的權力架構與運作模式,以及國際規則的價值觀念、形式、內容乃至執法與司法的操作實踐,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化,已經并將繼續做出適應性的凋整與改變。
首先,在國際組織的權力結構中,發展中國家中發展程度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呈現上升姿態。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與后續影響沉重地打擊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給予了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崛起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社會長期失衡的權力結構得到一次重大調整,在權力的金字塔體系中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得以上升。
其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迫使國際社會對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進程進行了一次重大反思與檢討,并由此開始修正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一味圍繞資本權益而罔顧對其合理規制的原有治理模式,限制資本的權力賦予其必要的責任成為新的特點之一。
最后,面對深度全球治理的需求,國際法的律淵源從以前側重對“國際硬法”的強調轉為“硬法”與“軟法”并重,正式的機制安排與非正式的機制安排相得益彰。危機之前,在確定性的偏好驅使下,國際社會更多地強調“國際硬法”以及正式的機制安排。不過,這種現象在危機治理過程中得以改變。
四、結語。從國際法的發展來看,任何一個法律規則的出現,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實踐的必需性。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個符合其自身特點的規律,全球治理也同樣是一個復雜漫長的過程,國際法三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以及已經架構好的基本框架對于全球治理的構建應該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我們期待通過全球治理和國際法的互動發展,構建一個和諧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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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文化;影響
一、經濟全球化及文化概念
(一)經濟全球化
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在生產不斷發展、科技加速進步、社會分工和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生產的社會化和國家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活動越來越超出已過和地區的范圍而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一體化過程。①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以其勢不可擋的獨特力量沖進各個國家的視線之中。經濟全球化具有明顯的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科技全球化為先導;第二,金融國際化為核心;第三,跨國公司為載體;第四,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第五,為發展中國家所參與而又為發展中國家所抗拒。這五方面特征共同構成經濟全球化的獨特力量,向世界蔓延開來。
(二)文化
文化(culture),作為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從來都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多義性概念。就文化觀的本質而言,文化是“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文化作為人的實踐活動及其對象化結果,是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影響并反作用于經濟和政治。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正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文化多元化作為文化發展的新趨勢,需要從多方面認真探析和思考。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象征,所以自從人類文化產生的那一天起,其呈現出的一直是以地域特點或民族特色為代表的多元化發展局面,如華夏文化、希臘文化等。所有的這些文化,對各自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或多或少地發生影響。
二、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
文化多元化的表現之一就是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隨著我國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經濟交往日益密切,外來文化與我國本土文化的融合現象應運而生。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與我國文化的融合表現極為明顯,文化融合通過不同類型的本土文化繁衍和發展。例如:一些洋快餐來到中國,為了迎合中國消費者的口味,將原本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飲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洋快餐,以滿足消費者的餐飲需求。然而,這樣的文化融合一方面能夠促進一國本土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帶來的是嚴重的文化沖擊。例如,動漫業是我國的新興文化產業,其發展存在諸多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樣一來,其它國家的動漫進入我國,極大地沖擊我國本土動漫文化發展,另外,一些不利于青少年成長的動漫導致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出現畸形和扭曲。我國雖然是一個文化大國,但不是文化強國,正面臨著西方強勢文化的壓力和沖擊,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文化霸權,再加上國內文化的庸俗化傾向導致文化安全面臨種種挑戰,文化安全形勢不容樂觀,我們不能把文化的不安全歸結為一種原因,要全面的辯證的看待引起文化不安全的因素③。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保護我國本土文化不遭受破壞和負面沖擊變得十分重要。
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是文化多元化的另一個側面反映。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勢必導致文化發展的現代化。我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大國,傳統文化更具有悠久的歷史,當傳統文化遇到現代文化之時,二者產生的是火花還是摩擦,需要辯證地分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碰撞的結果對我國文化發展或多或少會產生不利影響,這其中最嚴重的當屬價值觀的沖突。例如,我國傳統價值觀提倡節儉、厭惡驕奢,而現代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卻出現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不正確的價值觀。這些非科學的價值觀傳入我國,對青年人的毒害甚深。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在當代中國,面對價值觀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堅定理想信念,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作用。
如何處理好經濟全球化視野下文化多元化發展的問題,是我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和不能回避的挑戰。堅決抵制文化霸權主義,盡可能的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化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張力和沖突。同時應充分利用文化全球化的契機,在維護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不斷壯大我國的文化實力,弘揚優秀的傳統民族文化,使中國文化深入人心,使文化在安全的氛圍中不斷的發展壯大④。只有充分發揮我國本土文化及傳統文化的優勢,發揮其精華作用,才能將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文化沖擊和價值觀沖突降低到最小范圍。(作者單位:大連海事大學)
注釋:
①本書編寫組《基本原理概論》[M]2010年6月 第194頁
②崔越《文化多元化視閾下大眾化及其路徑選擇》[D]河南大學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 2010年5月
③④顧良艷《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文化安全問題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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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金融業重振,是“后危機時代”的核心環節。此次金融危機引發我們最大的深思,便是怎樣平衡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風險控制難以滲透其中。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來說,往往是被動的風險承擔者。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風險分散機制不對稱,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不對等,發展中國家不但難以獲得收益,反而要承受其成本。
上世紀冷戰結束后,發達國家金融管制的放松、海外投資的擴張和金融工具的飛速更新,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進程。“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虛擬經濟在全球獲得了無可比擬的高回報,資源大規模地一邊倒地從實體經濟抽出流入股市、債市、房市,推高世界資產價格,而虛高且不斷增高的資產價格更進一步虹吸著全世界的資源,向虛擬經濟部門集中”加之混業經營的多元化模式,極大的催生了虛擬經濟的膨脹,金融創新過度,金融機構杠桿率過高,加上金融市場作用擴大,產生了系統性風險,導致全球經濟危機。
一、新型金融危機的發生模式
“美國擴張性貨幣政策會促使美國之外國家的經濟繁榮,其傳導機制主要是世界低利率渠道而不是貿易渠道。低利率會導致企業融資成本降低,投資和消費增加,從而使產品市場流動性充足,同時也推高了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指數,與此相關的證券化產品也大量充斥于美國國內和其他國家,進而使投資者的虛擬財富增加,但這種虛擬資產不是以生產和投資者均衡消費為基礎的,而是資產市場流動性膨脹的結果。”另外,當今世界處于不對稱狀態,主要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對稱,發達國家總會轉嫁經濟風險,因而發展中國家總處于不利地位。再加上金融工具的復雜性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的連動性,使得原本只存在于某一經濟利益體系的金融危機蔓延至全球。
“特里芬悖論”認為對美元的信任直接關系到布雷頓森林體系,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架使這一信任難以長期維持。“新特里芬悖論”則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的儲備主要來自美國的赤字。美元本位制的現狀,使得美元負債向其貿易伙伴輸入,而中國是其現在主要的貿易伙伴。因此其又不得不以美元外匯儲備來改善國際收支。這樣的惡性循環會加重美元的貶值預期,使得發展中國家卷入其中。因此,“此次危機不同于以往的金融危機,它是‘全球新型金融危機’,是在非對稱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次貸危機和以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縮水為特征的金融危機的混合體。”
二、發展中國家應對“后危機時代”的窘境
金融危機來臨后,美國率先推出了應對其的重振措施,最主要的是在金融監管的改革上。由此看出,金融監管仍不失為控制危機的第一選擇。發達國家面對已經步入軌道的金融業發展,其首要任務是保證它的安全。這與首要追求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不一。以中國來說,中國正處于建設金融體系的奮斗時期,秉承著效率優先的準則。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不得不參與國際經濟體系的每一次變革。“在中國近30年的發展過程中,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5%,信貸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大資金帶動大增長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基本模式。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受刺激經濟的政策和“保八”的影響,2009年中國信貸總量陡增了9.59萬億元,貸款增速約為32%,創10年來的新高。”然而信貸激增會導致經濟過熱,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因此,如何在效率與風險控制間找到平衡,是關鍵問題。
三、發展中國家的應對措施建議
效率與風險控制的平衡,就是要為金融發展鋪出一條軌道來。既然瘋狂的虛擬經濟如脫韁之野馬,那么我們應該預先為其設定好馬鞍,并對其全程監控。由此看來,制度設計和監管尤為重要。
var方法是目前金融風險管理的主要方法之一,它使用數學工具計算金融市場的風險,廣泛應用與銀行金融領域。某種資產或投資組合的var是這樣定義的:在一段時間內,該項資產的價值損失(可以是絕對值,也可以是相對值)不超過var的概率必須等于預先確定的值(即統計學上的置信度)。用公式表示為:p(x
另外,從此次危機的后果看,有一些金融領域的機構仍具有很強的抗風險能力,例如匯豐銀行。深層分析下來,主要歸因于其多元化的發展模式以及內生的風險控制機制。客戶始終是銀行發展的核心,其可以發散出橫向的全球化及縱向的多元化的業務。大多發展中國家都是國家主導型的金融,其資本難以回歸到個人領域。因此,銀行內部也應與時俱進,開拓新興業務,分散風險。
最后,要審慎對待金融創新。因為過度的金融創新,給金融管制制度的更新造成負擔,從而導致監管失靈,加大金融風險。“金融創新出現后,有著嚴格假設條件和復雜理論結構的數理模型成為度量金融風險的主要工具,金融投資開始過度依賴數量化模型……也就是說,如果過度崇拜數理模型,以若干參數來完全描述市場風險的變化,替性的市場投資決策,必將導致危機的發生。”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要盡量削弱金融信息不對稱的影響,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這樣才不會出現金融工具濫用所導致的運作失控。總之要創新與安全并重。
美國金融監管的改革方式必將對其后的國家改革帶來影響,它促使了新的監管時代的到來。發展中國家在金融體系不完善時,對其仍有借鑒意義。“我國金融行業混業經營趨勢明顯,金融控股集團已初具規模,再加上金融市場的份額集中度偏高,加強對金融混業經營監管勢在必行。
關鍵詞:全球化;國際金融中心;金融體系極化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5-0073-02
一、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和發展的新趨勢
在過去30年里所加速推進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仍在不可逆轉地使世界經濟發生著根本性變化。尤為重要的是,這一全球化過程是與運輸、通訊、企業組織技術和生產技術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性變革相互滲透和耦合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企業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大幅提高,不僅導致了以跨國公司全球化擴張為主要載體的生產要素的大規模跨境流動和在全球尺度內的重新配置,而且顯著擴展了貨幣和金融在全球跨時空“延展”和“壓縮”經濟活動的功能。
第一,在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過程中,隨著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亞經濟區)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經濟運行方式和整體格局已發生重大改變[4],①實體經濟與金融業在更高的水平上實現了融合性發展,全球金融運行規則和標準逐漸明確和統一,單個金融中心對全球經濟運行的控制性影響相對減弱;但因在資產定價、風險控制、信息傳遞和資本集聚與擴散等領域所具有的難以替代的作用,國際金融中心仍是世界各國(地區)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展開競爭的主要焦點之一。
第二,全球金融深化與金融發展的平均水平顯著提高,各國金融結構趨同化發展趨勢明顯,資本市場在國際金融中心競爭中的作用日漸突出。特別是金融結構傳統上以間接金融為主的國家,在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背景下,更加注重直接金融的作用;相應地,資本市場在金融中心競爭中處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三,雖然以經濟金融規模及其交易總量為基礎的金融集聚規律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地理區位仍是金融中心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因素之一,但在金融自由化和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金融制度、金融結構和金融工具的完善和創新以及金融工具數量和種類的增長等基本因素的協同作用,已使國際金融中心向最大程度地節約交易成本和提供盡可能高的流動性的方向發展,信息生產能力和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在金融集聚中的作用已顯著增強。這是當代金融發展導致金融集聚方式發生改變的一個重要特征。
第四,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傳統的形成路徑(由國內逐步向國際金融中心的過渡式發展)已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
二、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及其對當代金融中心競爭和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
金融體系是金融中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的統一體。經濟學家在解釋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時,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從機構的角度來解釋的,認為金融中介因市場上存在各種摩擦或因市場的不完備性而在金融市場上發揮作用。托賓(Tobin,1984)等經濟學家認為,金融中介機構是市場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階段,其最終階段是一個涵蓋所有商品和所有意外事件(contingencies)的完整市場體,它們被稱為完全市場[12]。另一種觀點則從功能的角度,即從金融體系所提供的服務(如初創性、配置性、融資性等)的角度對金融中介的存在予以解釋[1~2]。
從金融產品的風險和收益分布看,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越發達,則不同金融產品的價格越可能成為不同市場風險水平的連續函數,這種市場就越易于滿足具有不同風險偏好的資金供求者的需要[3~5]。當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所構成的網絡與不同的市場參與者的不同風險偏好形成一一對應時,不確定性的金融市場將轉變為一種便于風險定價的市場。這種市場所具有的風險甄別和提供廣泛流動性的能力,對金融交易會產生一種向內集聚和向外擴散的極化能力。考慮到金融體系作為一個廣義性范疇,涵蓋了金融中介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等諸方面,為方便起見,我們將這種效應稱為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在當代金融自由化條件下,這種效應成為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圍內集聚金融資源的一種重要的內生機理。
我們的分析方法仍然只是把金融體系極化效應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而未明確地涉及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本身的結構和性質。為深化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確地區分哪些金融產品或市場可能產生更強的金融極化效應。Clark 和O’Connor(1997)在分析金融業的地理集中性時,根據不同金融產品所具有的信息特征,將其區分為三種主要類型,并將其內在性質與金融業的地理集中性聯系起來。透明類金融產品交易量巨大,只有更大的金融中心才具有集聚這類產品的能力和效率,所以透明產品的設計和生產成為金融體系最頂層的服務[6]。
從全球金融市場的實際發展情況看,近三十年來金融工具的數量和種類及其交易量的史無前例的巨大增長,主要與透明性產品的創新及其迅速增長的交易有關,并且它們主要集中在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是,對于半透明性和不透明性的金融產品,根據它們所具有的信息特性,其交易顯示出更多的地理性特征,這類產品的交易規模往往更多地與其所涉及的經濟區域的實體經濟規模具有密切的聯系。
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體系極化能力:相關經驗證據
我們可以從當代金融中心各競爭要素的作用中進一步觀察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可能產生的重要影響。英國倫敦金融城在2007年度競爭力指數報告中,更加明確地將進入金融市場的成本和難易程度等因素(market access)作為影響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五大基本因素之一,①它通過金融中心的證券化水平、股票和債券的存量及交易規模等關鍵性指標來反映[7~8]。
根據倫敦國際金融服務公司(IFS)2006年11月的統計數據,全球外國股票交易量的74%、外匯交易量的50%、交易所衍生品交易合約的40%、場外衍生品交易量的67%、對沖基金資產的87%、基金管理業的55%以及國際債券二級市場交易量的70%以上等重要的金融市場和交易,都集中在美國和英國兩個發達國家,其中,紐約和倫敦是這些市場和交易的主要集中地[9]。它們對全球金融資源的這種集聚和配置能力,顯然與其金融市場所產生的極化效應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近二十年來,隨著企業、金融機構以及各類基金組織大量運用衍生金融產品以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無論是場內交易還是場外交易)獲得了迅猛發展;同時,金融中心的該類市場越是迅猛發展,其集聚和極化效應越是得到強化。倫敦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從2001年4月到2004年4月,全球場外(OTC)衍生品市場日均交易量從7 640億美元猛增到15 080億美元。此間,倫敦的市場領導地位不斷得到強化,其全球性市場份額從1995年的36%上升到2001年的36%,2004年則進一步上升到43%。需要強調的是,倫敦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處于全球市場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不斷地推出一系列金融創新產品,而這正是金融體系極化效應的本質所在。據英國銀行業協會估計,2003年在全球35 000億美元的信用類衍生品(credit derivatives)中,倫敦占有45%的份額,而這一地位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強大的金融創新能力──通過金融創新,使金融市場在深度和廣度上動態化地滿足具有不同風險偏好的市場參與者的需求。
四、結論
本文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研究了國際金融中心的最新發展趨勢,重點研究了金融體系極化效應的作用機制及其對金融中心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
根據本文的分析,金融中心的金融體系極化能力在較大的程度上與該金融中心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形態及其信息生產能力具有密切關系[10~11]。由于半透明、不透明性金融產品(如信貸和保險市場)的交易通常與特定的交易主體有關,其內含的信息具有顯著的地理性特征,跨越地理障礙的金融極化能力相對較弱。為突破這一障礙,實施跨境、跨地區的金融兼并或到金融中心設置分支機構成為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和產生金融集聚的重要方式。但是相對來說,透明性的金融產品和市場(如股票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由于便于標準化,有利于大幅降低國際化交易的信息成本,因而更易于產生金融極化效應,該市場越發達,則跨境、跨地區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就越強,這也成為當代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全球金融資源的重要領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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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組織剛剛了一本書《走向更好的全球經濟》,詳述它的研究項目,包括一些頂級的智者思考如何在全球化中取得更好的增長。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經濟增長》的調查中,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發展經濟學家普林斯頓教授丹尼?洛迪克認為,過去經濟增長的關鍵時期,即東方的亞洲引領的經濟增長階段可能已結束,它使得亞洲國家逐步追趕上發達國家,并使得數十億的人口脫離貧困。
這個觀點同樣也被拉里?薩默斯和蘭特.普里切特所認同,在他們的論文《亞洲欣快癥(Asiaphoria)滿足均值回歸》(國家經濟研究局論文,2014年10月)中認為,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急劇增長,會導致急劇回歸到更慢的增長均值上。
洛迪克對新興市場在全球環境中與增長逆勢抗爭的建議是,專注于“穩定的宏觀經濟框架,致力于經濟轉型和多元化(既有市場主導也有政府參與),社會政策用于解決不平等和排外性;持續投資于人力資本和技能;持續強化監管、法律和政府制度”。換句話說,在增長戰略和社會政策之間應有更強互補性。
洛迪克和他的同事認為,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異質性的世界將更加穩定和可持續,與之相對的是在貿易和金融上“協調一致”的世界――在華盛頓共識下推動全球化的傳統模式。
因為在全球公共品(例如干凈空氣、水,減少自然資源消耗)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存在缺口,政府需要考慮公民和社會團體的反饋,最終必不可免推動“去全球化”以及觀點和行為的多樣化。
人們可以計算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的花費,但沒有人闡述全球和平紅利的下降。
再也沒有單個國家可以負擔起維持全球和平與遏制動亂。這必然意味著,局部的沖突和動亂將更加頻繁。這種局部戰爭將不可避免地改寫殖民時期確定的人造邊界。不斷增加的全球和地方的沖突將最終改變增長的游戲。
即使未來真的不會像過去那樣,但可以肯定的是,對資源的競爭包括人力資本,實質上將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的網絡效應意味著,少數(樞紐或贏家)可以從全球貿易中受益。但與此同時,這種贏家通吃的效應也會傷害到無法同等競爭的弱勢群體。
未來將以迥然不同的模式創造新的財富和收入。阿里巴巴創造了超過2500億美元的市值,使創始人馬云的財富甚至超過原首富李嘉誠,其財富來自房地產、貿易和能源領域。顯然,未來財富和收入將更多地來自于創造和革新的前沿。然而,并沒有很多人或公司會享受這種新財富的創造過程,因為我們已經親眼所見諾基亞和柯達的事例,財富在破壞性的技術面前不會持續太久。
新的基于知識的經濟意味著,不平等將惡化,因為少數有著專業知識的人將受益,但沒有技能的大多數人將面臨未來工作和收入的巨大不確定性。
香港的占中行動是很多年輕人遭受挫折的一種表現,他們看到自己的工作和財富創造的機會要少于他們的父輩。如果將占中看作對現狀不滿的抗議,這是因為現狀是不可持續的。
托馬斯?皮克迪認為,由于資本的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長速度,所以資本主義制造不平等,他的論斷是正確的。但是缺少解決方案,如何才能糾正不平等的問題。
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2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3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4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分析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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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范文一份)
范文:
當前商業銀行成本管理現狀及對策研究發展
作者
國際經濟與貿易 04361312
指導老師:名字
摘 要: 成本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就是一種“耗費”。……
關鍵詞:商業銀行;成本;……
Abstract: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
一、引言
在當今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把握住成本要素,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改變增長方式……
二、當前商業銀行成本管理現狀
(一)商業銀行是金融企業 ……
搞好銀行成本管理工作,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不斷完善成本計劃……
三、當前商業銀行成本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成本管理意識淡薄
配制……見表1。
表1 不同地區的商業銀行現狀
地區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哈爾濱 30 30 30
北京 40 40 40
四、加強商業銀行成本管理的對策
(1)通過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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