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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圍繞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改革所進行的爭論,其焦點在于合作制在我國農村到底具備不具備生存條件?如果具備,那么農村信用合作社應該如何規范和發展?如果不具備,那么農村金融組織的主體形式應該是什么?實際上,關于合作制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這個事實本身可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合作制這種金融組織形式在我國農村確實存在著客觀需求。然而,圍繞合作制問題長期爭論不休,而且至今尚未得出明確結論,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合作制是否存在客觀需求,不一定是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最基本的問題。最基本的問題可能是需要進一步認清現階段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主要特征,并以此為基礎對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作出新的選擇。
一、合作制問題為什么會爭論不休?
關于合作制問題的爭論,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的原則,所以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點應該是按照合作制原則改造現有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龔方樂,2000)。這種觀點可以稱之為堅持合作制的觀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則的歷史已經表明,這些原則在我國農村金融領域是行不通的,因此,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點應轉向組建和發展股份制商業銀行(謝平,2001)。這種觀點可以稱之為放棄合作制的觀點。
根據合作金融理論,合作制原則包括以下一些要點:(1)實行一人一票制的民主管理;(2)對所有人平等開放;(3)不以盈利為目的;(4)不負債經營以保護會員利益等(史紀良,2000)。如果用這些原則來衡量,那么,長期以來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確是非常不規范的。但是,在不同時期導致不規范的原因卻是不一樣的,所以不能不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改革開放以前,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既不存在市場經濟主體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也不具備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信用環境,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符合合作制原則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當時的農村信用合作社不過是為打擊農村高利貸而設立的、為農民發放口糧和基本生活(醫病)貸款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政府機構的附屬物。事實上,當時不但缺乏實行合作制原則的主觀意愿,也不具備實行合作制原則的客觀條件。所以,對這個時期里合作制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沒有多大實際意義。
其次,從改革開放以來到90年代中期,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金融業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農村信用合作社也伴隨著金融業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然而,居于壟斷地位的國有銀行基本上還是作為政府機構而不是市場經濟主體來辦,仍然相當缺乏經營自和承擔經營風險的能力。所以一直由(四大國有銀行之一的)農業銀行管理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發展也主要是表現為數量型的擴張,其性質和經營仍然主要受到行政體制的影響。但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和社會信用環境的初步改善,使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質問題越來越引起關注。在明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大方向是必須辦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商業銀行的同時,農村信用合作社要按照合作制原則來辦的觀點也日益成為主流觀點。并且,合作的某些原則,如合作社“由社員人股組成,實行社員民主管理,主要為社員提供金融服務”等,已經寫入了國務院的有關文件之中。但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進程必然會受到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程的制約,即在國有商業銀行尚未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之前,很難想像合作社原則會在農村信用合作社得到有效貫徹實施。另一方面,社會信用環境還相當不盡如人意,按合作制原則經營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客觀條件還有一定差距。所以,在這個時期里關于合作制問題的爭論盡管已經越來越具有實際意義,卻還難以有效實施。
再次,從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都進入了一個以注重規范為主要特征的階段。這一特征在金融領域里表現得尤為明顯。一系列整頓金融機構,規范金融秩序的措施陸續出臺;無論在城市金融領域還是在農村金融領域都相繼發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破產、關閉、兼并、重組等案例。這些案例,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原來早以潛伏著的金融風險并形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這是早晚都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對市場經濟秩序進一步趨向規范和改善社會信用環境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從而為金融機構行為規范化營造了更加良好的外部條件。所以,從90年代后期以來,關于合作制問題的討論越來越熱烈,而且也越來越具有現實意義,以至于可以說,它已經不是一個能不能實行的問題,而是變成一個如何實行的問題了。
如此看來,堅持合作制的觀點和放棄合作制的觀點各有短長。堅持合作制的觀點始終看到合作制原則在我國農村存在著生存和發展的客觀需要,而且這種客觀需要隨著經濟金融的發展和體制條件的演變而變得越來越具有實際意義,這是正確的。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是否具有按合作制原則辦農村信用社的主觀意愿也是實行條件之一,如果不同時具備這個實行條件,再強烈的客觀需要也難以轉變為現實。放棄合作制的觀點則正確地指出,幾十年來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遠離合作制原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缺少按照合作制原則去辦農村信用社的主觀意愿。而只要缺少這個主觀意愿,不但在客觀條件不具備時,就是在客觀條件具備時,合作制原則也難以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但是,正像客觀條件是可以改變的一樣,主觀意愿也是可以發生變化的,尤其是當客觀條件已經變化之后,主觀意愿的變化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放棄合作制的觀點正是忽略甚至否定了這一點。由于這兩種觀點各有短長,所以雖然爭論不休,卻很難有實際結果,而事物的實際發展很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結果,這種結果正是我們下面所要討論的。
二、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現階段的主要特征
經過2O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都有了很大變化,呈現出一些新的階段性特征。這些特征不僅在城市經濟領域有明顯體現,而且在農村經濟領域也有明顯體現。一是由于各地區經濟的普遍發展,國民經濟總量水平顯著提高,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從而使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正在從數量型擴張向效益型提高轉變。這種轉變對經濟體制也提出了相應的客觀要求,促成其發生了相應的轉變。二是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明顯趨于多元化和多層次化。多元化是指各種所有制形式、各種經濟組織類型、各種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主體在市場中都已穩定地占有相當的比例,且都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這一特點在東南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體現的尤為明顯。多層次化是指在全國經濟共同發展的過程中,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一特點在農村經濟領域體現的尤為突出,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和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人均GDP水平相差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多層次化,對經濟組織結構也提出了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的客觀要求,并促成了經濟組織結構向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的方向轉變。三是與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所發生的變化相適應,經濟體制進一步呈現市場化。現階段經濟發展對經濟體制的要求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放權讓利,而是越來越強烈地要求按照公平競爭的原則加以規范。削除不公平競爭,整頓不規范市場秩序,不僅成為經濟較發達地區,而且也成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能否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這一特點集中表現為各經濟主體的市場風險意識普遍得到增強,市場競爭能力普遍得到提高。而市場風險意識的增強和市場競爭能力的提高,反過來又為市場經濟主體的進一步發育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
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現階段的上述特征在金融領域也得到明顯體現。一是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大,金融總量也迅速擴大;與此同時,金融業務的發展也呈現出從數量型增長向效益型增長的轉變。二是金融機構也明顯多元化,這不僅表現為金融組織體系的多元化,即非國有獨資金融機構的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多;而且表現為金融市場體系的多元化,即非國有獨資金融機構業務量在金融市場業務總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三是金融體制也進一步市場化。金融作為高風險行業,在過去一些年里吃了更多不公平競爭、不規范市場秩序的苦頭,因而也形成了更強烈的風險意識和規范競爭要求,這為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競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經濟金融發展現階段特征對農村金融改革的要求可以概括為:通過多元化和規范競爭促進發展。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受單一化傳統思維模式的影響,總是想找到一種辦法來解決所有問題。這種思維模式至今仍困擾著我們對農村金融改革思路的設計。如前所述,堅持合作制的觀點盡管在主張按合作制原則來辦農村信用合作社這一點上是無可非議的,但似乎把合作制原則絕對化了,以為僅靠這一種辦法便能解決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中的所有或主要問題。再如前所述,放棄合作制的觀點盡管在分析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不規范的歷史原因方面是十分深刻的,但卻因此否定合作制原則今后仍然可以得到貫徹執行,這就像因為國有商業銀行過去不規范而得出今后必然不能規范的結論一樣顯得缺乏內在邏輯的~致性;而且用組建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單一化思路來取代農村信用合作社,實際上也流露出受傳統思維模式影響的痕跡。說到底,像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樣,農村金融改革思路也不是一個單純的主觀設計問題,而是如何認識農村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從而按照或適應這種客觀需要去設計。在農村經濟金融已經并且還將更加明顯地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特征的今天,我們需要對此有更加清醒的認識。
三、轉換思路,推動農村金融組織向多元化、農村金融市場向規范化方向發展
為什么要提出農村金融改革轉換思路,為什么要提出農村金融組織向多元化、農村金融市場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這要從目前正在試點的以縣為單位的農村信用聯社一級法人說起。去年曾經提出過兩種農村金融改革方案,一種是把農村信用聯社改造為由農業銀行控股的農村合作銀行;一種是取消各個獨立的農村信用社的法人資格,以縣為單位組建只有一級法人資格的農村信用聯社。后來在江蘇開展了以組建縣農村信用聯社一級法人為主要內容的農村金融改革試點工作。這項工作計劃于今年內結束。屆時有可能允許各地農村信用聯社依據本地實際情況進行選擇。或者組建農村合作銀行,或者組建一級法人的縣農村信用聯社。如果從實際情況出發,由于中西部地區經濟金融條件較差,距離組建股份制農村合作銀行的差距較大,因此自愿組建農村合作銀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數量不會很多。即使在東南沿海經濟金融條件較為發達的地區,也會因農村合作銀行的組建要求高、經營約束嚴而缺乏自愿性。我們曾在寧波市9家縣級農村信用聯社(包括已于3年前完成了一級法人組建的鄞縣聯社)搞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調查,結果表明,除了1家條件有一定差距的聯社自愿改造為農村合作銀行以外,其余8家(既有具備條件的,也有暫不具備條件的)都不愿意改造為農村合作銀行,而只愿意改組為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其原因主要在于現有的縣農信聯社從主客觀兩方面都難以適應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改造要求。如果可以另作選擇的話,不少縣農信聯社愿意選擇股份合作制,實際上是指望利用這種變通體制,既可以享受到股份制擴充資本金等方面的好處,又可以免受股份制治理結構對經營者的約束。由此看來,在目前情況下實際選擇的結果很可能會是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遠遠多于農村合作銀行。
那么,對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這種改革方案到底應如何看待呢?第一,這種方案不失為從實際出發的一種現實選擇。但是,也不能不同時看到,這種方案只能作為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而且過渡期越短越好),而不宜作為一種長期性制度安排。因為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不是一種規范的金融企業組織形式,與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要求相比,它既沒有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制度基礎,也缺乏有效的內控機制,極易受到來自外部的行政干預而演變為嚴重的內部人控制。第二,從宏觀管理角度選擇這種方案的一個主要考慮恐怕在于,通過把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法人組織擴大,達到把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統性風險納人到可控范圍的目的。因為國有商業銀行體系龐大,且有國家信用作擔保,其系統性風險基本上處于可控范圍。而農村信用合作社各自為政,不成系統,其系統性風險沒有國家擔保,也超出地方政府財力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采取某種方式將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統性風險納入可控范圍。但是,這可能是一種過高的期望值。以前通過擴大法人組織以降低金融風險的嘗試(如海南發展銀行兼并18家城市信用社)沒有成功的先例;已有的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試點經驗也表明,除非政府拿錢(如江蘇),否則即使擴大了法人組織,縣農信聯社的風險也不會得到降低或有效控制(如三年前已實行了一級法人的寧波市勤縣農信聯社)。而如果政府有足夠的錢的話,那么與其扶植過渡性制度安排,不如扶植長期性制度安排。第三,這種方案即使作為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在選擇時也必須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這就是要同時作出長期性制度安排。不但要明確長期性制度安排是過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演變方向,而且要鼓勵并創造條件讓長期性制度安排能夠同時生長。否則,過渡性制度安排將失去過渡的實際意義。
由此可見,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需要從以單一模式為主轉變為以多元化模式為主,從以過渡性制度安排為主轉變為以長期性制度安排為主。這里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兩個轉變是相互聯系的,不可分割的。既然在現階段經濟金融發展條件下,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或股份制農村合作銀行都不宜作出單一性的制度安排,那么,就應該允許(可以是逐步允許)多種形式的金融組織形式在農村同時生存和發展,以滿足農村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目前,這些適宜在農村經營和發展的金融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原有的農村信用聯社(獨立法人的和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的)、農業銀行分支機構、農業發展銀行分支機構等;還應包括合作制的農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的農村信用社、股份制的農村合作銀行(可以由農業銀行控股,也可以不由農業銀行控股)、農業發展銀行的分支機構(對原有的、以承擔政策性業務為主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進行改造)、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甚至外資和合資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等;以及證券公司的分支機構、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信托投資公司和財務租賃公司的分支機構或網點等。
然而,允許多種金融組織形式在農村金融領域共同生存、競爭和發展,并非單純出于農村金融組織結構多元化的考慮,更重要、更長遠的考慮在于把農村金融領域的過渡性制度安排和長期性制度安排結合起來,并且更突出地強調長期性制度安排。所以,除了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這種過渡性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之外,其它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包括政策性農村金融組織形式)都要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格外強調規范化。只有農村金融組織(從治理結構到內控制度)按規范化的要求進行組建或改組,其經營行為才能夠規范,才能逐步形成規范化的農村金融市場,才能從根本上化解農村金融風險。不同形式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其規范化的要求有所不同,但結合目前我國農村金融領域的實際情況,有必要強調以下幾種形式的規范化。
合作制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合作制原則前面已經列舉過。目前農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不規范.主要是沒有按照這些原則來辦,而是按照國有商業銀行的模式在辦農村信用合作社,再繼續這樣辦下去是沒有出路的。應該明確,按合作制原則辦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為廣大農村居民提供社區化的、互(非盈利性)的、數額有限的金融服務。那些技術要求高、數額大、盈利性的金融服務應該由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去承擔。因此,目前多數農村信用合作社都應該按照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合作互助、非盈利性、社區化服務等原則逐步進行規范化改造。在歐、美那些經濟金融條件高度發達的國家里,互的信用合作金融組織至今仍大量存在的事實表明,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無論在經濟金融條件較不發達地區,還是較發達地區都有著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為此,還需解決的另一個認識障礙是,農村信用合作社機構規模小并不是導致金融風險或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不力的原因,而組織制度和經營行為不規范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通過規范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組織制度和經營行為才是解決當前農村信用社風險真正有效的途徑。
關鍵詞:農村金融改革,農業銀行改革,郵儲資金,政策性金融,農信社改革,農村金融機構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強化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為‘三農’服務的功能,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積極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體的要求。
一、面向三農推進農業銀行改革
如何面向三農推進農行改革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專家學者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農行內部也進行了大討論,并將縣域支行分為糧棉大縣支行、貧困縣支行、青海地區支行、經濟強縣和大中城市郊區支行,實行差別定位,確定相應的重點服務領域,爭取發揮縣域金融主渠道作用。
在改革過程中還有許多細節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細節問題能否解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農行改革的成效。也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不同之處,才是農村金融機構競爭力的差別所在。
細節一:農行的貸款手續比較繁瑣。
例如,一位農行的客戶是農村的城鎮居民,他向某農行支行申請貸款40萬元,抵押品是自家的一座建筑面積520平方米的房屋,和1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為了拿到這筆貸款,他需要支付的費用有:一是評估費用,房產評估40萬,評估費按評估值的0.4%收費,共計1600元;二是登記費用,房產抵押登記費130元,查檔費400元,土地登記費100元,共計630元;三是保險費,按房地產評估額每年0.06%收,共計240元。以上費用總計約2470元,占貸款成本1.235%;銀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7.47%,如銀行上浮40%,則利率達10.458%,借款人實際支出成本約11.7%。農行針對個人的貸款利率和農信社差不多,比民間利率也低不了多少。一些農行的貸款不管額度大小,大部分要上報市分行審批,有的甚至省分行審批,并且在審批過程中還需要不斷補充有關材料,不少貸款等審批下來,已經誤了農時和生產旺季。農行要發揮縣域金融主渠道的作用,還需要簡化縣域貸款的手續,否則難以發揮自身的優勢。
細節二:惜貸問題還有待解決。
近年來農行實行了較嚴的貸款問責制,導致部分縣級以下分支機構和信貸人員,在貸款發放方面存在這樣的思想,那就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一些支行行長為避免貸款損失,年終被通報和扣獎金,不是看準了,有十分把握,寧愿不做貸款業務。
細節三:系統內上存問題。
農行存款的平均綜合實際付息率約為1.27%,而系統內上存的平均利率為2.5%左右,能賺一個點以上的利差,并且幾乎不用承擔風險。我們都知道,涉農貸款風險一般較大,信用等級普遍較低,貸款風險系數較高,貸款利息收入扣除貸款營銷費用以后,與系統內上存資金利息收入差距較小,而且還要承擔較大的市場風險。一些基層支行不想也不敢發放涉農貸款,寧愿將資金轉入系統內上存獲取利息收入,而不愿主動營銷貸款,去獲取風險不確定的貸款利息收入。調研中了解到,某省農行存款相當于農信社的1.6倍,但支農貸款只有農信社的44%。農行改革的定位是“縣域金融的主渠道”,但如不解決系統內上存等細節問題,農行要想恢復在農村金融的龍頭老大地位,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細節四:農行對縣域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級標準較高。
某縣農行支行對有信貸關系的251家中小企業進行調查,被評為A至AAA級的中小企業占37.45%,B級的占5.98%,C級以下的占55.38%。按照農行的有關制度規定,B級及以下的企業屬于信用不佳、限期退出的企業,按照這個口徑,該縣60%以上的中小企業信用評級普遍偏低,很難從農行得到貸款。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嚴格的貸款問責制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縣域擔保機制不健全,銀監會規定,與銀行業金融機構合作的貸款擔保機構的注冊資金應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且必須是實繳資本,這對從事縣域信貸擔保的公司造成了沖擊,一些資金實力較弱、貸款困難、真正需要擔保的縣域中小企業,往往無法進入擔保公司的視野。如果不健全縣域擔保機制,就很難解決縣域支行“惜貸”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不是農行自身能解決了的。
二、拓寬政策性金融的服務領域
2004年之后,農發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積極探索開發性金融的新路子,服務領域逐步從產后的糧棉油收購等產后業務,擴展到產前和產中。
從2004年起,農發行開始市場化發債籌資,逐步擺脫了對央行再貸款的依賴。三年來已累計發債籌資4410億元,累計歸還再貸款2637億元。另外,還通過開辦同業拆借、組織企業貸款、與郵儲辦理協議存款等方式,開展市場化融資,降低了資金成本,改善了負債結構。
三、促使郵儲資金回流農村
郵儲銀行已于2007年3月20日成立,作為一家長期承擔普遍服務職能的新企業,其優勢十分明顯:一是網點多,3.6萬個網點,遍布全國2800多個縣市;二是網絡大,擁有全國一體化的電子網絡,能夠實現資金實時到帳;三是資金實力雄厚,存款余額1.6萬億,僅次于四大銀行;四是客戶群體廣泛,綠卡近2億;五是歷史包袱輕,不良資產幾乎為零等。
當然,郵儲開展存單質押貸款業務,也暴露了一些問題,比如:人才儲備不足,風險控制能力弱;郵政的全資子公司,來自股東的支持不夠等。另外,郵儲銀行是一級法人體制,這種體制能否適應農村金融發展的需要,還有待研究。
在農村,郵儲和農行、農信社系統有許多重合之處,都有大量網點,重點業務特別是零售業務基本上以吸收存款為主,客戶以中低端客戶為主,網絡、客戶和業務重合,如何在競爭中加強它們之間的合作,也需要引起注意。
四、繼續深化農信社改革
2003年6月,國務院決定在江蘇等8省市,啟動農信社改革試點,2004年8月在全國鋪開。統計顯示,截至2006年末,已組建銀行類金融機構93家。資本充足率從-8.45%提高到5.89%;不良貸款率從36.93%降至17.54%,資產質量明顯改善;從2005年開始,農村合作金融系統開始營利,結束了從1994年以來連續10年的虧損。
農信社改革是農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各個地區要有所差異。經濟發達地區的農信社改革,可繼續按照現代金融企業的要求,進行股份制改造。在經濟發達地區,美歐等國社區銀行的做法,可能更有借鑒意義。在美國的農村,社區銀行的數量很多,其營業機構數量占農村社區所有銀行營業機構的58%,存款份額占49%。美國還專門成立了《社區再投資法》,鼓勵社區銀行的發展,美國還規定社區銀行免征各種稅賦,不用交存款準備金,可參照市場利率,自主決定存貸款利率。在我國,如何建立一套適用社區銀行發展的規章制度、監管機制和可供推廣的操作性經驗,對我國社區銀行的發展很重要。另外,還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像一些國家硬性規定:社區銀行要有一個較大比例的儲蓄資金,用在本地,同時社區要定義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否則將很難保證社區銀行的資金不會流向工商業,不流向城市。對老少邊窮、經濟欠發達、交通不便農村山區的農信社改革,要按照合作制原則進行改造,不能簡單套用現代銀行制度模式。
要盡快理順省聯社同縣聯社、信用社的管理體制,確保基層農信社的獨立性,嚴禁上級聯社指定下級聯社負責人。省聯社不能辦成行政性管理機構,要在尊重法人經營權的前提下,樹立服務意識,充分發揮人才、信息、管理上的優勢,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機制,開發適應農村各類市場主體需要的系列金融產品;要重點發展金融咨詢、、保管、擔保和個人理財等中間業務,加快銀行卡聯網,實現聯合經營。
五、積極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增強農村金融市場的競爭性
2006年底,銀監會放寬了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鼓勵各類資本到農村,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截至今年2月末,已在6個省、區試點三類新型銀行業金融機構,開業了34家,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將在全國各省、市積極穩步地推進試點,正在籌建當中的還有62家機構。
應該說,這是個好辦法,但銀監會規定,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股東必須是金融機構、企業法人或自然人,不包括社團法人。一些NGO(即非政府組織)人士感到很遺憾,由此引發了一些爭論,比如NGO的小額信貸是否應該向銀行類金融機構過渡?如果能過渡將可能會面臨哪些困難?
現在全國各地的小額信貸形式很多,差異很大,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和完善。
第一,銀監會合作部將各種形式的小額信貸納入監管范圍之內。發展小額信貸需要有個總體的規范。建議銀監會制定一個“農村小額信貸發展指引”,并在實踐中逐步規范。各種形式的小額信貸在成立之初,要到銀監會的縣監管辦備案,這樣也便于監管部門及時掌握各地小額信貸的發展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第二,拓寬小額信貸融資渠道。股本融資是最好的融資渠道,但持有小額信貸機構股票不能在二級市場銷售,所以投資者不會對小額信貸機構的股票感興趣。國際經驗證明,只有當小額信貸機構發育成熟并有一定的營利能力后,才有可能吸引社會投資者。考慮到我國尚未建立起針對小額信貸機構的信用評價體系,所以短期內小額信貸機構債券融資的前景不樂觀。另外小額信貸機構的信用貸款缺乏抵押物,雖然有預期的現金流,但信息不夠充分,小額信貸頂多能算作關注貸款,想通過小額信貸資產證券化進行融資,目前還不現實。目前社會各界向小額信貸機構的投資大多被看作是一種公益行為,很少被看作是一種商業行為。
關鍵詞: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約束;金融體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準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絡,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后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莊、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后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癥結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并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后者。由于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蕩。2、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后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后。忽視市場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后者,忽視前者對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后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后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采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于小國或經濟落后國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并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并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
租金創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準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占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準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于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并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并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松,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并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于選擇了過于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干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松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后對放松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并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避免產生不利于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參考文獻:
[1]愛德華·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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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鄭澤華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與中國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關鍵詞: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約束;金融體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準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絡,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后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莊、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后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關鍵詞]:金融金融學金融學教育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因此金融學是一門具有特殊地位的學科,具有極重要的社會經濟意義。隨著我國加入WTO后金融業全面開放,中國金融業不但面臨著外資金融企業在國內的強大競爭壓力,還必須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顯然,當前形勢下國家必須加大培養適應未來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來的金融業從業人員不僅要懂現代金融實務,熟悉國際金融市場慣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資管理和金融企業管理,能夠進行金融創新產品設計,通曉英語、計算機、法律、電子商務等相關知識。金融網絡化與工程化的發展,給新世紀的人才培養帶來了挑戰。我國的金融教育是一種建立在傳統金融產業,特別是傳統銀行業基礎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修訂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將原目錄中的“貨幣銀行學”專業和“國際金融”專業合并為“金融學(含:保險學)”專業,既反映了這樣的認識,也是當前國內金融學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礙。而現代金融學教育的開展還面臨著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師資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高校培養的大多數金融人才難以適應社會經濟和國際競爭的需要,最終必將影響我國金融業的業務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因此,我們的高校迫切需要學習國外先進的金融學教育模式,在和國際接軌的同時改革金融學教學方法,根據自身情況探索和創造出新的適合中國國情的金融學教育體系。
一、國外金融學教育的特點
盡管西方各國不同高校的金融學本科教程在培養目標上各有側重,但它們之間亦有共同點,例如都十分強調培養學生寬廣而扎實的理論基礎(既包括通識教育的知識,也包括專業理論基礎),同時十分注重培養學生各個方面的能力,特別是面向實際工作的能力,強調本人學識和能力的增加與對經濟和社會做貢獻兩者的結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學教育特別強調本科層次的人才培養與社會的需要相結合,不少西方國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養的學生滿足社會上各種組織不同層次的需要”或“能夠在爭取良好的職位時有足夠的競爭力”作為培養的目標提出來,這其實真正體現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實質目的。而反觀我國高校的金融學教育,正是由于這個目標不夠明確,才會過多的給學生灌輸一些與社會的實際需要相脫節的無用的知識,而學生走上社會工作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發揮作用,實現自我價值。
多數西方國家的大學都認同本科階段的教學應該是一種專業基礎教育,因此,它們的教學計劃都十分注重通識教育,即培養學生廣泛的文化意識,這當然也會反映在金融學這樣與社會經濟密切相關的學科中。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會要求金融系學生在頭連年里學夠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類的基礎課程,甚至還需要學習文學、寫作、數學、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課程部分和金融學專業課程的學習,主要由經濟學類、金融類、會計類、管理類及市場營銷類等課程組成,其金融學專業課程包括金融會計、公司金融、投資學、衍生證券和金融中介機構等。這樣的教育模式強調基礎和能力的培養,輔以良好的教學,就能把學生培養成真正對社會有用的人才。與國內金融學教育的一個很大不同在于,國外大學的金融學專業都是以微觀金融,即金融市場、投資和公司財務為主,而不是以宏觀金融,即貨幣銀行和國際金融為主的。
國外高等學校金融學專業的課程設置及教學內容大體上都有以下幾個特點:(1)在進入專業課學習之前,一般均有十分嚴密的前導課程安排,以保證學生在修學高級課程之前已經掌握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前導知識。比如,在學習金融經濟學課程前,一般都要求學生修完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學習公司理財課程之前,學生一般都要將會計學原理、財務會計等課程修學完畢;學習金融工程之前,必須學完投資學等,這既能保證每門課的授課質量和教學要求的嚴格貫徹,又能指導學生在種類繁多的課程中進行選擇。(2)專業課程設置十分豐富多采。國外高校在金融學課程的設置上一般分為兩個層次:專業必修課一般只有3到4門。盡管課程的命名有所差異,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貨幣經濟學,金融市場,公司金融,投資學和期貨期權這幾個方面。而專業選修課可以根據客觀實際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學教學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長設置。這些課程有的緊密聯系實際,有的緊緊扣住金融學前沿理論的進展,有的課程國際化色彩濃厚,都可以滿足學生不同的需求,為學生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及專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對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非常有益。(3)國外高校金融學專業所開設的專業課的內容,一般都會涉及該課程應該涵蓋的金融學理論和知識點,這一點對于保證金融學本科生完整的知識結構至關重要。但是與每一門專業課程所具備的廣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關理論的深度則是參差不齊的,有的課程緊緊圍繞現代金融學前沿理論,例如資產定價理論。而一般的課程,由于其出發點主要是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因此這些課程往往重介紹輕分析、重實踐少理論,例如固定收益證券,房地產金融等。(4)在國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學專業課程中,都十分強調實踐環節。最為簡單的就是強調通過課程作業,包括作文、小課題、案例分析等,強化對所學知識的掌握。根據不同課程的特點,還會安排金融和統計軟件的學習和練習,案例研究,學生講述,乃至社會調查等。比之課堂講授,這些方式的優點都是強化對知識的理解和培養能力。與國外高校相比,我國高校的差距是明顯的,課程體系不合理,教材陳舊,教學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進的地方,而其中的關鍵,就是對金融學這個學科的內容和辦學目標的認識問題。
二、國內金融學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國加入WTO意味著我國的各類金融機構將在國際通行的游戲規則下,直接與國外金融機構進行市場化、國際化的競爭,同時,我國的宏觀金融監管也必須走向國際化,融入國際金融協調、監管過程中。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門順應時代的呼喚,培養出既熟悉本國金融運行的特點和規律,又通曉國際金融規則和慣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國際競爭、國際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說勢在必行,根據以上分析,這里提出以下幾點改進建議:
首先,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須在對照國外教學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觀念和培養目標上實現突破,才能保證金融學教學改革的成功。具體而言,就是在教育觀念上要實現以傳授知識為主到以能力培養為主的轉變,在培養目標上要實現以培養專門人才為目標到以培養綜合素質以及能夠適應社會各種需要的金融學通才為目標的轉變。
其次,全面與國際接軌,以現代金融學為核心規劃金融學教育體系。徹底轉變我國金融學科以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學為主的教學思路,突出微觀金融學為主的辦學方向,強化微觀金融類課程建設。根據金融學與社會實踐密切結合的特點,在注重金融學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培養,使學生通過本科階段的學習,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識結構體系的同時,建立起通識教育的培養模式,讓學生不僅僅是學到多方面的知識,而且能培養出優秀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為未來個人發展和工作打下厚實的基礎。
第三,注重金融學課程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面對金融全球化、網絡化、技術化的趨勢,金融學本科教學必須做到與法學、數學、外語、計算機等多門學科的交叉融合。這既是金融學科發展所需,也是為了培養學生的知識再生能力。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調節市場運行和交易行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是法律。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金融國際化背景下,學法、懂法、用法、守法,對培養金融人才尤為重要。金融活動通常以數理模型為基礎,缺乏較高深的數理知識,不僅很難登其堂奧,更不用說去設計和開發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傳統方式進行的融資和支付業務,為電子化、信息化、系統化、工程化的現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學科成為了融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為一體的新型邊緣科學。外語和計算機更是跟隨金融學科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識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種學習能力。我們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階段解決學生未來發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識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學生傳授基本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的知識學習能力。注重金融學課程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使學生文理交叉,理工結合,知識結構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們走向社會后的再學習能力,增強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
第四,革新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是教學活動的重要環節。考慮到金融學科更具有實證和實用的特點,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不能滿足于一般的理論解釋,而應更注重對現實問題的認識和判斷。對于像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保險學等宏觀類課程,可在著重講授重點、難點和熱點問題的基礎上,通過組織課題討論、撰寫小論文和學術報告等形式,提高學生的思辯能力,開闊學生的視野;對于像公司融資、金融機構經營與管理、投資理論等微觀類課程,應突出其應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點,可通過案例教學、聘請業務人員授課、模擬實驗等手段,增強學生對業務知識的感性認識、理解應用能力和動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質量的金融學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質的師資隊伍作為保證。由于現代金融學的引進是很晚的事情,國內高校金融專業的師資隊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從事金融學教學的教師,需要對各種金融經濟理論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時對社會對各類金融人才的需求狀況也有著深刻的理解。正是通過教師與社會及學生之間的直接交流,各種符合實際的培養目標和教學計劃才能得以醞釀并付諸實施。建設高素質的師資隊伍,需要從海外引進人才,更應該立足于師資的培訓,以及通過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進師資隊伍的整體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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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聰,提高金融學科教學水平的思考,暨南學報,2001年6月,pp91-95.
[關鍵詞]金融體制;問題對策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改革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我國已形成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分家,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分業經營,中資機構和外資機構同臺競爭的日趨完善的金融體系。而當前動蕩不安的國際金融形勢和不確定的國內經濟走勢,更增加了我們對金融市場、金融創新的危機意識。金融業是高風險行業,我們要在看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創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一、我國金融改革和創新中存在的問題
1.股份制銀行發展趨向劣化和行為類同化,建立初期的政府背景,使其極難跳出國有銀行的管理范式。股份制銀行的發展往往跳不出這樣一個規律,在剛剛開始營業時,建立了較好的規章制度,銀行業績也不錯,可是慢慢發現這些銀行的行為逐漸向四大國有銀行靠攏,其管理模式趨同。
2.金融機構官本位觀念日趨嚴重,過分偏重年齡和學歷,干部管理趨同于政府機關,不利于人才培養和核心競爭力提升。金融企業作為經營風險的特殊行業,人事激勵機制應著眼于銀行的長遠發展和核心人才的培育,但因權力的貨幣化激勵,導致新人行員工,憑借年齡與學歷的優勢,面對“官位”公關頻頻,而不愿在業務技術和專業水平上下功夫。
3.國有商業銀行股改深化了其市場主體地位,但公司治理機制面臨挑戰,尚未建立真正意義的銀行銀行家機制。這也是我國國有銀行特有的成立背景與發展路徑造成的。
4.金融價格扭曲。雖然匯率市場化改革和利率機制的靈活性增大,但仍滯后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銀行的股改,導致金融業績失真。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金融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促進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是資本,而促進資本形成就是金融的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二、我國完善金融體制與創新途徑
1.國家積極引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為金融創新實現跳躍式前進創造基礎條件。金融創新在我國現有法律、政策框架下還存在許多問題和癥結,創新的外部環境仍不成熟,金融業內部經營效益不佳,創新的內動力不足,業務創新仍受到信息化程度和監管等制約完全依靠金融業自身去突破和克服這些障礙是不現實的。國家應該引導金融體制改革,為金融創新培植適宜的土壤,創造合適的環境.控制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相匹配的節奏,科學調節金融創新的步伐。
2.以技術主導型金融工具的創新為突破口,將滿足需求、優化配置的原創性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相結合。由于我國市場環境與發達國家的差異,使得吸納型創新有較大的局限性。以CD(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例,在美國因其大額和流動性強的特性,以能成為銀行大宗定期負債來源和企業各類短期流動資金停靠站而備受歡迎,而在我國,因其面額小和轉讓難使之成為銀行一種高成本吸收居民儲蓄的工具這并不是因為我國在吸納金融創新工具時不夠規范,改變TCD的兩個基本特性,而是面額大,居民沒有能力,企業又有控制資金的偏好,導致無市場:而面額小正好使其成為儲蓄投資的一種工具,流動需求減弱,便導致了轉讓難。其實,這一創新的根本失敗在于沒有認識到市場環境的不同,沒能堅持獨創性。顯然,如果走吸納型創新的道路,未必符合我國的實際,且外資機構與內資機構相比具有絕對優勢。因此,堅持原創性創新,才能既增強我國自身金融創新的能力,又發揮我國金融機構的本土優勢,在開放的競爭環境中掌握主動權。
3.加快信息化建設進程,促進多項金融創新發展。以高科技為支撐的信息時代和網絡時代的到來不容忽視,未來現代化發展趨勢應當是建立在高信息化的平臺上。信息化是我們面臨的現實,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應該通過消除信息不對稱提高經濟的整體運行效率,通過加快信息化建設來促進金融業的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通過信息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促進金融業務創新和技術創新。
4.努力培養造就金融專業人才,發揮金融創新人才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人才是企業經營和發展的第一動力。沒有高素質和專業化的人才隊伍,是無法滿足現代金融發展需求的。我國應當充分調動金融從業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和發揮他們的潛能,進一步完善優勝劣汰的用人機制,逐步調整人員結構,重點培養一批金融專業人才,為金融創新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提高金融人才綜合性的專業素質,特別是職業操守。我們要吸取國內外經驗教訓,加強培養金融專業人才的職業道德修養,加強監督,形成約束機制,盡量避免金融從業人員利用信息不對稱進行違規違法操作,降低金融創新的操作風險。超級秘書網
5.密切監控國際資本流動態勢,適當改變人民幣升值預期,防范游資源源不斷地流入我國資本市場。面對巨額國際游資涌入我國金融市場,要堅決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有必要時央行應該主動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加大投機資金的成本,徹底消除投機資本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另外還可以通過開放市場和投資領域,用政策和市場相結合的手段進行合理疏導,使短期熱錢長期化,這樣有助于將熱錢納入監管者的視野。減少其對內地房地產領域和金融市場的沖擊。
6.辨證認識金融創新的作用,規范金融衍生產品發展。金融衍生工具在次貸危機中的作用發人深省,這也告誡了監管者在審視金融創新時將金融穩定放在首位,并采用有效措施規范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首先,提高金融創新的信息透明度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基本條件。只有信息充分、透明,投資者才能更多的了解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并對風險進行定價,做出科學的投資決策。其次,完善金融創新的監管體系是保障金融安全的核心要求,在金融創新迅速發展的同時,應當努力提高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使金融創新的發展和監管能力的提升保持動態的協調。
參考文獻:
[1]陳學勝.淺析“熱錢”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及央行的應對措施[J].海南金融,2006,(12):63.
關鍵詞:溫州借貸風波 成因分析 金融改革 任務要求 成果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7-163-02
一、溫州借貸風波的成因分析
1.產業結構“低小散”與新經濟時代的矛盾。低成本時代結束,產業轉型升級未能跟上,產業結構“低、小、散”,產品技術含量低、低附加值,許多產品處在價值鏈低端的狀況,無法應對“工資提高,原材料價格升高、環境成本拉高(節能減排)”的“三高”局面。全國制造業平均利潤只有5%,溫州制造業由于技術含量低,平均利潤只有3%左右,而工資升高平均都在10%以上,企業處在微利或虧損狀態。有的企業困難面高達60%。溫州產業結構“低、小、散”局面不改變,企業利潤空間越來越小,企業發展路子越走越窄。由于企業利潤菲薄,很難靠自身積累投入擴大再生產,于是溫州80%的企業用“短貸長投”辦法進行生產經營。根據市銀監部門的統計,6個月內的短期貸款占貸款總額的80%多,這種狀態,容易造成資金鏈斷裂。產業是經濟的基礎,這是以經濟基礎層面分析產生借貸風波的原因。
2.資本逐利性引發的投資沖動。部分企業老板在實體經濟低利潤面前動搖了信心,受資本逐利性影響,中小企業老板投資沖動強烈而導致盲目投資。很多企業過渡融資、過渡對外投資、過度對外部擔保。項目的需求資金大大超過了預算,項目不能按期取得回報,導致資金鏈斷裂。溫州人被冠以膽大,民間借貸風氣尤為嚴重,到處舉債投資。這種思維和投資的方式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創業成功率高,誰的膽子大,誰就能成功。而一旦進入經濟轉型期,經濟增速放緩,企業進入精細化經營,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投資,需要加強管理來節約成本,提高技術含量。那種靠拍腦袋、靠大量借貸,沒有任何風險評估下的賭徒式的投資必定遭遇重創。如某集團近年來的業務涉及太陽能、房地產等產業,投下五、六億元巨資,光伏發電成本回收緩慢,房地產業遭遇樓市調控,巨大的投資規模把集團公司推到了資金鏈斷裂的邊緣。一些企業雖然還在經營,但隨著利潤空間的擠壓,背地里卻以主業為遮掩,把重心轉而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炒煤礦、炒股等等,在這些炒作資金里面不全部都是溫州人自己的錢,借貸投資的現象較為普遍,三角債關系中一旦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其他環節的資金馬上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是發生借貸風波直接導因。
3.融資操作中的問題和缺陷。雖然銀行實行了“三辦法一指引”,對銀行資金的第一手資金用途進行監控,但是對資金后手的用途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使其資金仍然流向于股市、樓市等非實體經濟。二是銀行對優質的大企業存在“搶食”的現象。對大型企業各大銀行重復“授信”使信貸資金不斷向大型企業傾斜。同時,中小企業往往大部分存在財務制度不健全、管理薄弱、信用等級偏低等瓶頸,銀行認為為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較高,貸款利率定價也偏高,使企業的負債和利息增大,企業負擔不斷加大。目前企業實際的融資成本已經達到15%~20%,而一個正常企業的回報率僅在10%。三是中小企業貸款存在擔保難。中小企業要取得銀行貸款,就要具有一定的抵押資產或相當實力的企業進行擔保。但實際上,愿意為中小企業擔保的不多,即使有些企業愿意擔保,但符合銀行條件的擔保企業也為數不多。另一方面,目前抵押物僅限于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很多中小企業土地多為集體、國有劃撥土地,無法落實有效抵押。專利權、排污權、商標權等由于“登記無門、交易無市”,未得到融資應用。
二、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任務和要求
1.國務院規定的12項任務。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范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依法發起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引導民間資金依法設立創業投資、股權投資機構;開展個人境外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深化地方金融機構改革,鼓勵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設立小企業信貸專營機構;支持金融租賃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業務;推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創新發展金融產品與服務,建立小微企業融資綜合服務中心;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依法合規開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轉讓及技術、文化等產權交易;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推動更多企業通過債券市場融資,建立健全小微企業再擔保體系;拓寬保險服務領域,創新發展服務于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群的保險產品,鼓勵和支持商業保險參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完善地方金融管理體制,防止出現監管真空,防止系統性風險和區域性風險;建立金融綜合改革風險防范機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職責邊界,強化和落實地方政府處置金融風險和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的責任。
2.省政府提出溫州金改目標。省政府提出明確的金改目標,著力實現三個對接:即實現民間小資本與大項目大產業有效對接,銀行大資本與小微企業有效對接,最終實現各類資本與經濟轉型升級的有效對接。努力實現“三降三升”:即企業融資成本、地下金融比重、銀行不良貸款金額和不良率明顯下降,民間資金轉化為產業資本的比重、小微企業融資覆蓋面和滿意度、民間借貸風險管控能力明顯上升。
浙江省李強省長指出:既要對溫州金改充滿信心,更要看到這項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和探索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要充分認識到,溫州金改是一項區域性、漸進型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系統謀劃;溫州金改是一項開創性的改革,必須在摸索中前行。因此,膽子要再大一些、力度要再大一點,勇于探索,不斷創新。
3.民間融資有望實現陽光化、規范化、合法化。一年來,已在鹿城、蒼南、平陽、樂清、瑞安、永嘉、文成7縣(市)、區設立7個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累計成交借貸1499筆,成交總額5.13億元。溫州市各縣(市)、區設立民間借貸登記服務公司,為民間資金借貸雙方進行借貸交易提供登記和公證等綜合服務。公證處、擔保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配套服務機構共同設立和進駐。民間借貸以抵押貸款為主,如溫州民間借貸服務公司的借款,車輛抵押貨款占60%,股權質押、小房產抵押占20%,擔保貸款占20%,整個運作比較扎實穩健。司法部門為溫州“金改”保駕護航,為此,溫州中院設立了金融審判庭。今年5月,《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送審稿已由全省金融辦報送省政府,省人大有望在年內審議該條例,為溫州民間借貸提供地方性法規,它是我國民間首部民間借貸法規,從此,溫州民間借貸走向陽光化,規范化、合法化道路。
4.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是國務院給溫州金融綜合改革重要任務之一。地方資本市場的發展,能為溫州創業投資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大量資金,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溫州現有境內外上市公司12家。目前,已有電光防爆、強盟實業、福達合金、偉明環保、紅蜻蜓鞋業和迦南科技等6家溫企報到證監會待發行審核。12家上市公司共募集到資金達135億元,計劃到2015年末,溫州上市公司超過30家,融資達到200億元以上,成為溫州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的中堅力量。
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是溫州金改的重要內容之一。2012年,2家企業發行私募債,總額1.5億元;4只企業債券成功發行,募集資金38億元;首筆20億元的企業中期票據業務成功注冊;通過短期融資券、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業務募集資金18.7億元。
進入2013年,首支民營企業債“12華峰債”順利發行,“13溫機場債”獲國家發改委批復,溫州港集團短期融資券發行成功,“區域集優”溫州首單即將發行。根據溫州金改實施細則,積極爭取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擴大企業債、公司債、金融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債券)、資產支持票據等各類債券產品的發行規模,爭取2013年度發債80億元以上。
5.加大銀行參與“金改”,更好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為解決企業在正常經營中遇到的流動資金短缺問題,溫州銀行推出“續貸通”信貸服務,幫助企業“無縫”續貸,其創新方式受到人行與銀監部門認可,并作為試點行推廣。
開設溫州轄內首家小微企業專營支行——溫州平陽水頭小微企業專營支行。目前,溫州銀行已分別開設三家,并正在籌建三家小微企業專營支行。
數據證明,溫州銀行這一年來加大了對溫商、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和風險把控能力。截至2012年末,該行小企業貸款增速40.81%,超各項貸款增速17.41個百分點,增量增速均領先轄內,為破解溫州小微企業融資難做出了很好的貢獻;與市金融投資公司的戰略合作,授信10億元用于固定資產項目貸款、保函等業務融資;通過信托方式引入17億元資金支持保障房建設工作,全年通過信托模式引入資金超過30億元,有力支持了溫州民城建設和社會發展;其2012年末不良貸款率控制在1.35%,比溫州同業水平低2.4個百分點,經受住了區域性金融風波的考驗。
珍惜參與金改的機遇,溫州銀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溫州特色”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真正內涵。“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使溫州開啟了規范發展小型金融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新銳探索。唯有創新,才能突破。”,當前,溫州銀行正滿懷激情地在這場金改“突圍戰”中扮演尖兵角色,助推轉型升級,共促地方破解“金改”核心命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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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對金融危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
從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在貨幣信用制度下,產品供給與產品需求的脫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實體經濟的供求失衡,還是虛擬經濟中的資產價格泡沫,只要蓄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爆發。經濟學已經對產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釋。
從大歷史觀的角度看,金融危機是人類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調節機制,是緩和或化解全球經濟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當今產品過剩和買方市場的格局下,全球經濟存在著生產能力過度擴張與全球消費有限增長之間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給方,即限制供給的過度增長。在供求矛盾積累過程中,要么通過并購來約束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藝技術所支撐的生產能力,以緩解矛盾;要么通過金融危機來強行消滅部分生產能力,并大規模集中淘汰過時陳舊的技術,為下一輪技術創新創造條件。顯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會成本很小,后者調整力度很大、社會成本高昂。可見,金融危機是強制性地緩解經濟矛盾的一種方式。
正因如此,盡管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具有了廣泛而嚴重的全球影響,是在各國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一國的經濟矛盾向其他國家轉嫁和擴展的結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卻是站不住腳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機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但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并不是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當然不會發生全球金融危機,也不會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但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表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深化,社會總資源的配置必然要通過世界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跨越國家的界限,市場經濟日益具有國際性,國際貿易不斷擴大,跨國投資不斷增加,包括銀行貸款、票據融資和債券發行在內的國際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全球化促進了國際分工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加速了商品、資金、信息和勞動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加快了知識和技術傳播與擴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提高了全世界資源配置的效率,導致了社會財富的日益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它們更多地獲得資金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加快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有利于它們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有利于它們更快地得到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發揮后發優勢,實現技術跨越。對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如能加以正確引導和駕馭,可以促進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穩定。因此,盡管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在本質上是資本的全球化,但經濟全球化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光明未來。我國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僅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是錯誤的,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排斥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也是沒有出路的。排斥對外開放,可以規避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同時也必然阻礙發展,陷入落后與貧窮。只有完善對外開放管理體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經濟的制度體系,才能最大限度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只有在加強國際協調合作中,協同行動,避免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多邊貿易規則的正常運行,才能盡快恢復國際貿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內的社會總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
二、保增長與保就業、發展加工貿易的關系
在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出口需求下滑,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抬頭,我國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長27.5%下降到一位數的增長甚至零增長,而目前為出口進行生產的勞動力已經超過1億人,就業競爭更加激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企業大量撤離、關閉,內地也有一些企業開始裁員,失業壓力不斷上升。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但這并未包括城鎮未登記失業的情況,更沒有反映農民失業情況。前不久,由農業部組織的抽樣調查中,根據農民工輸出較多的15個省、150個村的情況看,全國外出打工的1.3億農民工中,返鄉率38.5%,60.4%是正常的春節探親,39.6%失業回鄉,失業比例15.3%,有2000多萬人。金融危機不僅使大量農民工失業,加劇農村失業問題,而且許多城鎮的企業在收縮業務、調整職能部門中裁員,城市的失業問題也同樣在加劇。在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的過程中,保就業理應成為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成為政府干預的首選目標。
保增長應該作為增加就業機會的手段,而增長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過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可以提供一些就業機會。奧肯定率描述了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經濟增長率提高可以降低失業率,但“奧肯定率悖論”也比比皆是,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是因為: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同樣的投資對就業的需求就不一樣,資本有機構成越高,對勞動力的需求越少;資本有機構成越低,對勞動力需求越大。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增長拉動的,增長對就業的貢獻就小。伴隨著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會產生擠出就業的效果,如果擠出就業大于新增就業,不僅不會增加就業,反而會在經濟增長中伴隨失業率上升。另外,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加反映為增長,但在經濟危機、企業庫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況下,投資、消費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業消化庫存、庫存下降的過程,企業不會馬上增加雇員。
為了降低失業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僅要保增長,更應該考慮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嚴重沖擊的條件下,要放棄理想主義的主張——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附加值低,限制其發展,人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潤率,逼迫其轉型,而應該幫助其度過難關,在財稅、金融信貸政策上繼續給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業;應該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資本技術構成較低,同量資本如果投資于若干中小企業,會比投資于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大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應該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的經營目標單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條件下,它會選擇使用勞動力替代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對就業貢獻更大。還應該運用財政稅收、信貸政策等,幫助返鄉農民工創業,幫助城鎮失業者創業;鼓勵企業縮短工時、減少裁員。
從長期看,一方面,中國每年還有約600~700萬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進入非農產業就業,形成龐大的、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供給,這一過程至少還要持續十到十五年,即務農勞動力僅需1.8億左右,上億農民需要轉移出來。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過程沒有結束之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就不會改變,人為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國工業化加速發展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企業競爭加劇、市場集中度提高、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企業的兼并、重組,以及技術進步,又會不斷擠出就業。在我國大部分產業還沒有形成企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適當集中的市場結構的情況下,失業問題就構成我國的長期問題。因此,在經濟發展中尋求降低失業率,應該成為我國的長期戰略性課題。
三、擴大內需與擴大外需的關系
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放慢,甚至出現下滑。據IMF1月28日的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僅能增長0.5%。發達國家下降2%,其中,美國下降1.6%,德國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國下降1.9%,英國下降3.1%。唯一增長的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降為3.3%。全球將會出現5100萬人失業。
由于全球經濟增長下滑,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日本經濟衰退,全球失業上升,海外市場需求明顯下降,全球貿易增長放緩,我國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國出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5%的情況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加劇國內經濟困難。為了彌補外需下滑,擴大內需是不可或缺的選擇。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
內需包括國內投資需求和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增加投資可以擴大內需,但投資的增長必須與最終有效需求相適應,否則,又會造成投資過剩。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擴大國內居民的最終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終有效需求的增長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購買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錢消費,消費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須增加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須減輕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擴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8.4%、8.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比上年同期增加4.8個百分點。但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預期普遍不樂觀,2008年人民幣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儲蓄存款增加4.63萬億元,與2007年相比增長4倍。而居民儲蓄存款快速上升蘊含著潛在消費轉冷的壓力。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困難不小,仍需政府長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實是:長期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我國投資、出口的增長率一直高于消費增長率,這被許多人稱為消費增長乏力。但近五年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直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2004年增長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已經增長21.6%,明顯高于出口的增長。盡管仍然存在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需求的余地,未來也仍然有一定空間,但兩位數以上的消費增長已經不能稱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率的空間并不是很大。我國還必須高度重視出口的增長。應把擴大內需與爭取外需增長結合起來。
擴大內需與發展出口貿易、擴大外需并不是對立的。我國不僅在擴大出口中獲得大量直接的比較收益,而且因為開拓了海外市場,形成有效的國際市場供給,大量閑置的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形成實際生產力,有效帶動了我國經濟增長,這是我國三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國現實經濟條件決定的。在當今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海外需求萎縮,擴大出口難度增加,積極擴大內需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現實選擇;即便金融危機過后,我國的長期發展也離不開擴大內需。但不能把擴大內需與開發海外市場、擴大出口對立起來,不能把擴大內需理解為排斥發展對外貿易。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還是謀求長期發展,中國都應該繼續把擴大外需作為重要支點和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
四、保增長與深化改革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利用財政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是見效最快的政府干預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場變化導致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過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臺兩年內增加投資4萬億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響應,提出增加總額達18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充分顯示出我國政府動員資金、主導投資的能力。一時間,政府投資、政府選項目,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正因為如此,在政府配置資源的過程中,極容易導致對市場力量排斥和對市場機制的扭曲,使市場取向的改革進程放慢,造成舊體制復歸。
政府投資充其量只是誘致性投資,其根本作用在于產生乘數效應,帶動民間投資增長,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和就業,而不是要替代民間投資,更不能產生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資的同時,還應該實行減稅的政策。減稅,同樣可以產生刺激投資、消費需求的乘數效應,而且不至于產生對民間需求的擠出效應。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舊體制復歸。在擴大財政投資過程中應該積極謀求改革。如提高財政投資透明度,加強財政預算披露,強化財政投資監管;在財政投資中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分配體制,在增加財政投資中謀求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改革計劃管理體制、投融資體制,把保增長與推進改革結合起來。
五、保增長與調整經濟結構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三線并舉,是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的做法。但顯而易見,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就會顧此失彼、雞飛蛋打。
擴內需是保增長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機影響深重條件下的急迫選擇,也是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需要。擴大投資和居民消費,可以彌補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響。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在需求擴張中,一些本該淘汰的生產能力又有了市場需求,過剩的鋼材、水泥、建材、家電、副食品等又有了銷路,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投資結構和創新的壓力減弱,市場出清過程被延長,使社會經濟結構調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長中,政府出臺的一系列企業救助、產業救助措施,可以維持企業利潤水平,避免企業大量倒閉,但同時也意味著在競爭中一些企業生存危機解除,調整產品結構、謀求技術創新、開拓新的生存空間的動力減弱,這又容易導致企業繼續維持原有的增長和擴張方式,忽視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社會經濟結構的進程放慢。反過來,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一批企業必然要退出生產,這又會使社會投資放緩,經濟增長放慢,失業增加。
保增長,不是維持落后生產能力和落后生產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過簡單維持落后的生產技術條件和經營模式換取經濟增長。必須把保增長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結合起來,把保增長與推動企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提高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果斷壓縮高污染、高消耗和嚴重的資源依賴性產能。
六、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系
論文摘要: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使中國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實踐和成果,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義。可喜的是,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使中國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實踐和成果,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可以預見,從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產生并被實踐不斷修正的發展理論,必將為世界發展經濟學說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做出重要貢獻。
1.概括地講,本課題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市場化改革是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隨著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農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單是一個金融問題,必須把金融同國家發展戰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結合起來。否則,金融的作用將十分有限;農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漸近方式,不斷地融入和推動整個農村經濟轉軌和轉型:農村金融改革必須注意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重新構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商業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體系。
2.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雖然有中國特殊的國情,但這種發展畢竟寓于世界經濟發展之中。應該說,我國與其它國家的發展還是有一些共性的東西,這點不能否認。西方若干發展理論對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的市場化改革缺乏指導意義,但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其中,二元經濟理論、農業制度及農業資本理論,特別是舒爾茨的農業發展理論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3.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馬克思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思想影響。改革前,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權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制度與微觀經濟制度。其中,超越國力的發展戰略和強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現;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金融壓制的性質是制度性壓制,金融活動完全是被動和消極的。農村資金運行非市場化的結果是大量農村資金無償流向工業,尤其是無償流向重工業,導致國民經濟偏斜運行,使農村經濟更加落后;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是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當時的這種選擇,一方面使國家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另一方面使國家為長遠發展付出了沉重代價。
4.農村金融改革不能脫離農村經濟和國家金融整體改革而單獨進行,其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我國經濟改革需要的指導理論在改革前后的實踐對比中得到了確認和創新,即我國任何經濟部門的改革都有賴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支撐;我國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改革的關鍵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場化選擇,在此基礎上才可能考慮管理、技術等方面的變革;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改革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否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在總體上難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時取得了某些成績,其代價也必然是喪失國家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后勁。
5.貨幣化是農村經濟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切入點。應該從農村貨幣化的廣度和深度出發,研究農村產業結構、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民收入等基本問題;市場化條件下的農業資本投入與融通要以經濟效益為核心。物質資本投入要注意數量界限和勞動、技術對資本的吸納能力,同時,要特別重視對人力資本的開發和投入;市場化改革將會引起資金供求的迅速變化,農村資金運行格局將改變傳統體制下“國家、集體”的框架,而演變為“國家、集體、農戶、外資”的新框架,在這種變革中,金融將逐漸成為新框架的核心。
6.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在農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導性作用。因為國有農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將從根本上動搖傳統經濟體制對農村金融的影響,并對其它金融渠道產生示范效應;農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同其它國有銀行改革具有聯動效應,但我們更要強調農行自身的特點和弱點,以尋求改革的突破口;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要關注社會效益,現階段主要是處理好這種改革與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互動關系,使農村商業金融改革同農村經濟改革協調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