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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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學研究范文

對于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發展趨勢，中國學界也做出了積極的應答，由此形成了1996、1997年國內討論的幾大熱點話題。

比較“文學”與“文化”談

早在1994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教授就在《比較文學新視野》一文中指出“當前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和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越來越“趨向于一種多元文化的總體研究；圍繞一個問題或一種現象，在不同文化體系中進行相互比照和闡釋”。〔2〕劉象愚、曹順慶等學者也相繼提出，“當代比較文學的論爭已經離開了文學的領域，爭論的要點已經不是在文學的范圍內比較文學如何進行的問題，而是比較文學究竟是一種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的問題”〔3〕，“在比較文化大潮涌起之時，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4〕

為了能夠盡快融入國際化的文化語境之中，中國學術界所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也均以此為題。如主題為“文化：中西對話中的差異與共存”的1996年南京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者們將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識的觀照下由差異走向共存，并通過中西文字在言、象、義三個方面的對比，探討其對于中西不同思維方式的影響。此外，與會者還圍繞著人文精神對于中西不同的時空觀與生死觀進行了剖析，并強調了在全球表面趨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異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東大學召開的“跨世紀的中國比較文學”研討會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變，拓寬了比較文學研究的范疇，這是一個機遇，但同時由于本學科所特有的不確定性，從而亦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影響最為廣泛的則是在歷屆年會中規模最為盛大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主題定為“文學與 文化對話的距離”。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中外學者大力倡導東西方文化、文學平等對話，并認為在世界范圍內，比較文學走向比較文化是大勢所趨，世界人文科學的發展正經歷著一次新的科際整合。與會者還對中西詩學的異同、闡發、對話等問題作了較為全面的探討，認為中國傳統詩學及文論話語應盡快完成現代化轉換，通過與西方對話發現差異，從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一切都表明，“中國比較文學界也已經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界從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發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將在世紀之交成為國際國內比較文學研究更新發展的顯性話語”。〔6〕

就此，樂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較文學的國際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對于比較文學之所以“呈現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機”、發生歷史性轉化的前提條件進行了分析。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論的隱退帶來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從而使得比較文學新的國際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義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歸原充分發掘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大大豐富和發揮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會因素則是信息時代的來臨，使得“任何自我封閉、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圖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這一切為比較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較文學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質的西方文化體系內部，而是在歐美、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異質文化的比較中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廣闊空間。事實上，我們正經歷著一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偉的工業革命和文化轉型，過去得到廣泛認同，認為無可置疑的默認常規都已受到挑戰而變得不確定。”由此，樂先生做出了相應的預測，盡管如今比較文學“面臨著民族文化復興與多元文化共存的種種復雜的新問題和悖論”，但“只要迎接挑戰，提出新的理論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比較文學就會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7〕只是在這個新階段到來之前，還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例如，比較文學是應以文學研究還是以文化研究為本？文化研究會不會導致文學本體的失落？學科邊界的泛化將會對比較文學自身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些話題都是頗有爭議的。

對于“文化研究是對文學研究的一種開拓”這一命題，國內大多數學者都是持肯定態度的，并對其發展前景相當樂觀。如樂黛云教授認為，“比較文學通過文學文本研究、文化對話和文化誤讀現象，研究時代、社會及諸種文化因素在接受異質文化中對文學文本所起的過濾作用，以及一種文學文本在他種文化中所發生的變形。這種研究既豐富了客體文化，拓展了客體文化的影響范圍，也有益于主體文化的更新”。〔8〕葉舒憲教授也提出“比較的視界僅僅停留在‘文學’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華到比較文化的透視高度……‘文化’視角的引入是解放學科本位主義囚徒的有效途徑，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遠……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樣說：比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較文學，但有深度有洞見的比較文學研究自然是比較文化。換言之，比較文學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義的結論，那將是其學術深度的最好證明。”〔9〕

但是，同樣的命題在另一些學者眼中卻意味著新的危機與挑戰。正如當代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家、康奈爾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喬納森·卡勒針對有些學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幟指出的那樣：“如果將比較文學擴大為全球文化研究，就會面臨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機”，因為“照此發展下去，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將會大得無所不包，其研究對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種類的話語和文化產品”。〔10〕事實上，比較文學是不可能涵蓋所有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那么其所設想的比較文學的廣泛性也就無異于鏡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較文學，那比較文學就什么都不是。”〔11〕所以說，劉象愚、曹順慶等教授對這一問題如此重視并非是空穴來風。劉象愚在《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挑戰》一文中，將這種“研究目的不是為了說明文學本身，而是要說明不同文化間的聯系和沖撞”的比較文學研究傾向稱為“比較文學的非文學化和泛文化化”。并強調，“這種傾向使比較文學喪失了作為文學研究的規定性，進入了比較文化的疆域，導致了比較文化湮沒、取代比較文學的嚴重后果。”同時，他也對這種“泛文化”出現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認為其哲學背景是后現代的各種思潮。“其中以解構主義思潮對文學和文學研究的消解為最烈。”當強勁的解構主義浪潮將文學的自身本質特征消解殆盡，“文學變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語言的游戲’”之后，文學自身的失落必會令比較文學變成純語言學、符號學、修辭學的研究，呈現出非文學化的傾向。此外，打破了學科界限卻缺乏理論上的有機統一性、將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混為一談的新歷史主義，關注焦點始終停留在文化層面上的女性主義和新，也都是令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比較文學必須固守文學研究的立場，比較文學的研究當然要跨越民族文學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學科的界限，但不論跨到哪里去，都必須以文學為中心，以文學為本位。換言之，研究者的出發點和指歸，必須是文學。在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為文學研究的補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較文化中，它才能成為核心。”“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領域，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化的一個層面，比較文化是比較文學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這一論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謝天振在《面對西方比較文學界的大爭論》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較文學向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發展，這是比較文學學科的本身特點所早已決定了的”。但是，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不應抹殺或混淆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文學研究學科的性質。“比較文學的研究應該以文學文本為其出發點，并且最后仍然歸宿到文學(即說明文學現象)，而不是如有些學者那樣，把文學僅作為其研究的材料，卻并不想說明或解決文學問題”。總而言之，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之間的關系，應該定位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較文學，而不是以比較文化取代比較文學”，否則，“必然導致比較文學學科的危機，甚至導向比較文學學科的消亡”。〔1 3〕

那么，這場由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關系問題所引發的討論，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樣的問題呢?謝天振等學者認為，這些爭議均來自“對比較文學自身學科理論研究的闕如和忽視”。比較文學自身所特有的邊緣性，“一方面使它充滿活力，成為本世紀文學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點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顯得范圍空泛、方法繁雜”。這既“擴大了學科之前的新領地”，也“使一個國家的學科與他國學科之間的界限模糊”。〔14〕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福克瑪等人甚至認為，現在已經沒有必要去專門談比較文學理論了，甚至沒有必要去討論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意義，因為文藝理論研究完全可以將其取而代之。對于比較文學究竟是作為獨立的學科還是作為方法論更為適當，學科理論究竟存在何種特征與疏漏，中國學者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由于比較文學學科所獨具的邊緣交叉性、開放性，為其劃定學科界限是相當困難的。正如樂黛云教授所說：“不設限，不成其為學科，固定設限又妨礙學科的發展”，這門學科注定在“名”與“實”的不斷發展中走向成熟。〔15〕劉象愚教授更是認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并沒有解決，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從這一學科具有開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說它永遠不可能獲得徹底解決，這就是說，它的界定將處于一個永無終結的動態過程中。它將永遠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永遠需要說明自己是什么。”〔16〕對于這個問題，饒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們現在所應該做的，是“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從一個個具體的文學現象入手進行研究。

當然，學科理論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著理論的可有可無，而是表明這種理論“具有一種開放性的體系，它能不斷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斷地吸納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豐富自己。”正如謝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探討比較文學自身的學科理論，并不意味著要求人們圍繞著所謂的比較文學定義進行無休止的概念游戲，而是要求對比較文學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進行探討，尋找比較文學之所以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對在新形勢下如何開展比較文學研究進行深入的、具體的思考，并作出有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總結。”〔17〕陳悖進而將學科的理論建設具體限定在了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建立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的研究，二是關于本學科學術研究和自身發展的各種問題的理論探討。”〔18〕至于學科理論的核心規范，劉象愚教授則將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學、跨學科、文化、語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學性、中國傳統文學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質之上，正是這二者之間的“相互關聯和辯證互動構成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核心”。〔19〕

總而言之，以往作為理論背景出現的文化在文學研究中將凸顯出來，這已是國際學術界對于“后文學時代”的全球話語的普遍定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轉型。文化研究對于比較文學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實的雙刃劍，至于其是否能夠切實起到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將其淡化甚至是湮沒，還在于用劍之人，即比較文學研究者自身對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與應用。

“后殖民主義”與“中國學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與文論》上，有兩組代表了文學研究新趨勢、極為重要的筆談，分別是圍繞“后殖民主義”與“中國學派”這兩個話題展開的。

與“比較文化”對于學科影響的本質性相比，“后殖民主義”對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沖擊似乎來的更為外在，也更為直接。對于這一思潮力量之強勁，學者張頤武究其原因，認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現代性話語所編碼的那種普遍性／特殊性、時間上的滯后／空間上的特異的二元對立，有力地切入當下中國的“狀態”及歷史之中。這種中西雙向的闡釋策略能夠“以理論獲得對當下狀態的分析，以當下的狀態反思理論”，從而“獲得一種新的、打破舊框框的想象力與創造性”。〔20〕王寧、陳躍紅等教授則對于“后殖民主義”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們認為，盡管其從后現代主義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構的特質，對于西方的中心主義與第三世界所處于的“他者”角色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但仍是對“以往的舊殖民體系的一種‘新殖民主義’之內部的批判”的繼承和強化。這是由后殖民主義批評家本身所具有的兩重性決定的，應該引起學者們的關注。〔21〕陶東風在對“后殖民批評”流行于中國學術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浪潮的現象進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檢視西方中心主義或東西文化關系時，必須有一種超越民族主義之上的文化價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標準或文化相對主義來消解文化價值的普遍標準”的獨到見解，并認為“這是擺脫我們在文化的民族化與世界化兩種訴求間緊張關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體到比較文學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許多中外比較文學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論與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桎梏。這對于歐洲知識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擺脫自身的殖民傾向，努力接受與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較，意味著“一種思考、一種自我批評及學習的形式”。而對于中國比較文學界，則是面臨著“在后殖民的全球語境下，如何對待自身的傳統文化”的問題。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談到的那樣，“世紀之交后殖民階段的到來促使民族文化復興、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為全球主流話語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們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異態分布，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因此在尋求全球共享文化價值的過程之中進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話語以求異質文化的交融共鑄便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23〕

對此，樂黛云教授認為，西方中心的隱退并不意味著另一個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只能是“以互補、互識、互用為原則的雙向自愿交流”，而這正是后殖民時代比較文學的基礎。這就推衍出與其密切相關的兩個問題，“其一是如何理解傳統文化，用什么樣的傳統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過何種方式交流。”樂先生提出，“我們用以和世界交流的，應是經過當代意識詮釋的、現代的、能為現代世界所理解、并在與世界的交流中不斷變化和完善的中國文化”。至于如何交流，這主要取決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溝通的話語，“雙方都能認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談規則”。各個文化群體或個人之間所進行的自由對話是在各自的話語中完成的。“這里所用的話語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對方的文化場中經過了變形的。”在多種文化體系間進行平等對話中，“可能會借助舊的話語，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話語也會逐漸形成。這種新的話語既是過去的，也是現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這樣的話語逐步形成的過程中，世界各民族就會達到相互的真誠理解。”〔24〕與樂先生從國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義時期的比較文學研究不同，劉象愚教授則將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國家的不同種族之間。他側重于“族群”，即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認為“后殖民主義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力圖重新審視東方的同時，也催發了比較文學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現為從互為他者的立場出發重新審視、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對事實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從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權和差異的根源”。族群研究所體現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邊緣的關系。對于這種少數族裔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如今業已成為比較文學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25〕

至于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問題，自李達三、陳鵬翔等著名學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幾十年間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所在。“中國學派”這一提法有無必要、其理論特征與方法論體系何在成為爭論的中心。以樂黛云、劉象愚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對于“中國學派”的說法并不以為然，認為刻意地追求一種派別上的劃分是毫無任何意義可言的。即便如此，他們也同樣堅持，中國比較文學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皇甫曉濤曾提出比較文學研究要超越傳統必經的幾個轉變：“一是從學院里走出來，走向交流與發展；二是從歐洲中心論走出來，走向世界與全球；三是從文學里走出來，走向歷史與綜合；四是從方法論里走出來，走向目標與創造；五是從民族、種族文化對峙中走出來，走向互補與完善；六是從純學術中走出來，走向人文與文化。”〔26〕這也同樣為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的走向問題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學派”的贊同者中，曹順慶教授率先為其作出了較為完整系統的闡述與界定。他認為，“如果說比較文學的第一階段(法國學派)所倡導的‘影響研究’跨越了國家界線(或稱國家‘墻’)，溝通了各國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第二階段(美國學派)所倡導的‘平行研究’則進一步跨越了學科界線(學科‘墻’)，并溝通了互相沒有影響的各國文學關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較文學的第三階段(中國學派)所倡導的‘跨文化研究’必將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這堵巨大的‘墻’，必將穿透這數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溝通東西方文化與文學，以真正國際性的胸懷和眼光來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此外，他還提出了中國比較文學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即“在跨越異質文化的闡釋之中認識中國文學與文論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尋求跨文化的對話和溝通，尋求中西文論的互補與互釋，在民族特色探討與共通規律尋求的基礎之上，達到中西的融會、貫通以及文學觀念的重建。”〔27〕在方法論層面上，他認為“中國學派”應以跨文化的“闡發法”、中西互補的“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的“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的“整合與建構”等五種方法為支柱，從而深化和發展比較文學的研究。

總之，惟新是鶩、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態固然不可取，但狹隘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同樣會阻住我們研究和發展的腳步。因此，我們應該盡快擺脫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既定思維模式，從全球化的角度進行平等的文化對話，并將中國傳統詩學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進行現代性轉換，建構真正能夠跨文化的學術話語，在國際學術界中起到“中國學派”所應當起到的作用。

新領域、新方向——文學人類學

具體到研究方法層面，除了傳統的異質詩學比較之外，另有以葉舒憲和蕭兵等為代表的部分學者，他們借鑒當代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具有相對普遍適應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發，力圖從總體文化的角度、從富有歷史縱深感和闡釋力度的深層破譯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將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發現與概括。這就是將文學與人類學兩門不同的學科進行有機地結合的文學人類學研究。“所謂文學人類學，就是以人類學的方法和視野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進行研究”。〔28〕這對于文學是大有裨益的，因為“人類學是最沒有邊界的學科”，“它最不怕迷失個性、迷失自我，因為它是研究人類及其體質、文化發生發展和轉換、生成的科學。”〔29〕

文學人類學是一門非常有潛力的學科，因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對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讀。現階段的文學人類學，就研究對象而言，還主要是神話與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側重于形態比較分析，側重于以人類學的一般模式研究具體的文本，再由具體歸于一般，由此尋得人類的普遍規則。因此，正如劉毓慶所言，我們應當“將人類學的一般文化模式與具體的文化生態環境分析(背景還原)相結合，考察民族文化獨特的內涵，從而對民族文化與文學做出新的認識。這樣由普遍返回具體，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實處”〔30〕，這樣文學人類學研究才會更有意義。

如今，這門新興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學界的充分重視。1996年8月，在長春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上成立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從而在學術體制上保證了文藝學與人類學的溝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討會在廈門舉行，多位專家學者就科際整合課題進行了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討論。《文藝研究》與《新華文摘》也先后刊發了以“探討文學人類學，拓展研究新領域”為題的專欄，在學者中引起廣泛關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說，文學人類學的特點，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綜合和對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視。“在文學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對事物內在關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學科，又是兼容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民俗學、社會學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擁有最豐富的技術手段的學科。也許，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形式，就將以文學人類學的興起為開端。”〔31〕

與理論的蓬勃發展相應的是，1996、1997年度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也是頗豐的。據不完全統計，其中屬于比較文學理論研究方法與比較詩學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數量與過去幾年相比明顯增加，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學術界對于理論研討的重視。其中包括李達三、羅鋼主編的《中外比較文學的里程碑》(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新開拓》(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等論文集著，梳理了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脈絡，并傳達了最新的學術成果與信息。

對文學關系、接受、影響的研究，如今仍是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主體之一。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論著約有43篇(本)，如黃鳴奮的著作《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試論三大宗教經典對文學的積極影響》(《江漢論壇》1996年第二期)，謝瑩瑩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國文學》1996年第一期)等。學者們通過對于文學影響研究上的比較與闡發，從中西文化交流的嶄新視角對文學、宗教、戲劇等藝術形式在異質文化圈中的跨文化傳播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們還通過這種對比，反觀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并將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視野中重新加以觀照，從而對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體作家與文本的“兩兩比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樹”，1996、 1997兩年約有76篇(本)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發表。為了與學科理論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體文本的研究也都紛紛從人類的共同的生命和體驗出發，對不同文化體系中的主體根據其不同的歷史經驗、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對這些共同問題所做出的獨特解答進行分析，從而由點及面地應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進行深層模式的比較。如王瑜琨的《從〈喧嘩與騷動〉和〈紅樓夢〉看中西挽歌式悲劇精神》(《浙江大學學報》1996年第二期)，鄭萬鵬的《〈白鹿原〉的史詩構造：與托爾斯泰長篇藝術比較談》(《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與比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學科研究與形象學研究，作為新興的學術門類也已獲得長足的發展。比較學者們紛紛著文，對其學科發展態勢進行展望、學科理論進行建設。但遺憾的是，研究者們對這兩門學科的探討僅止于理論層面，真正能將理論付諸實踐、進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學術著作也不過是寥寥數篇而已。盡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樂〉中的獅子形象》、劉陽的《唐詩中所見外來樂舞及其流傳——兼論唐人詩中的“何滿子”》等文章仍為這一舶來理論向中國文本分析的轉化作了有益的嘗試。

總而言之，對于中國比較文學而言，1996、1997兩年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上承“后殖民主義”影響研究，從而形成了有關“中國學派”應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堅持話語權的討論；下啟文學人類學、形象學等新興學科方法的理論探討與具體應用，體現出了比較文學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為世紀之交比較文學即將進行的文化轉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5〕謝天振《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對當代國際比較文學研究趨勢的思考》，《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3期。

〔2〕〔8〕《比較文學新視野》(代序)，《多元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劉象愚《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挑戰》，《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4〕〔11〕〔27〕曹順慶《是“泛文化”還是“跨文化”》，《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比較文學》，《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6期。

〔7〕《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4期。

〔9〕葉舒憲轉引自傅勇林《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比較文學》，《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6期。

〔10〕喬納森·卡勒《歸根到底，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通訊》1996年第2期。

〔13〕〔14〕〔17〕謝天振《面對西方比較文學界的大爭論》，《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15〕《比較文學——在名與實之間》，《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18〕《三個值得探討的理論問題》，《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語境之中尋求》，《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1〕王寧《后殖民理論和后殖民地文學》，《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2〕《中國當代后殖民批評之我見》，《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義時期的比較文學》，《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25〕《“后”字號理論與歐洲中心主義》，《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4期。

〔26〕《發展研究與中國比較學派》，《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28〕彭兆榮《邊界不設防：人類學與文學研究》，《文藝研究》1997年第1期。

〔29〕蕭兵《文學人類學：走向“人類”，回歸“文學”》，《文藝研究》1997年第1期。

第2篇：文學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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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河南大學圣經文學研究所

出版周期：年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開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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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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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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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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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文學研究范文

很多人會將外國文學與翻譯文學混為一談，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要想更加深入的從事外國文學研究，首先對這兩種文學有明確的區分。翻譯文學，從根本上來說它是以中國文學的思考方式并使用漢語的形式詮釋和閱讀西方文學，將外國文學中國化、本土化，是將中外兩種文學思想、文學背景、以及中外兩種文化通過語言進行互通和交融的一門學科，它是一種文化內部的研究，具有單語性。而外國文學，是跨文化的一種語際研究，相對翻譯文學來講，它明顯的帶有雙語性。通過上述的概念區別，我們已經了解，外國文學并不是翻譯的外國文學，不等同于各個國別的文化簡單的進行累加，它是一種綜合性整體性的文學研究。并且可想而知，它面向的主要教學對象應該是中文系的學生(對于外文系的學生來講，它就不能稱之為“外國”文學了)，那么我們在外國文學研究以及教學的過程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呢?首先我們必須將外國文學教學與比較文學的教學結合起來。翻譯是各種語言之間進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種媒介，雖然它的最終結果還要歸屬于語言，但它是連接各國之間進行交流的橋梁，是自然語言非常特殊的研究對象，另外還應該是比較文學的優先研究對象。跟最初級的翻譯文學研究不用的是，比較文學的研究不僅僅局限在對于語言的研究上，更側重的是將翻譯中所涉及到的文學現象放在民族背景、社會文化的層次上進行研究與考察。其次，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把外國文學當做翻譯文學來講授，還要注意翻譯文學的局限性，同時還應該經常性的將譯本與原著進行對照，去考察其中是否有增刪、更改?兩種文學版本之間是否存在變異?有什么錯訛的地方?然后進一步思考出現這些差異的原因和效果又是怎樣?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文學翻譯的可能性、必要性、豐富性和局限性。

當前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學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外國文學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語系、中文系以及相應的外國文學研究機構。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國當前的外國文學研究存在著以下的優勢:人力優勢，當前我國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國文學研究人員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國內其他的研究機構，其人員優勢是其他機構所不能相提并論的，這為我國對外國文學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礎;國內高校的教學涉及多個國家的外國文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涵蓋的領域之廣也為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相應的學者可以更加完善的進行研究;在學校中，對于外國文學的研究主要是應用于教學的，使學生通過這些研究的學習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國文學的背景、文化底蘊以及文學差異，所以，高校外國文學研究人員選擇的課題更傾向于解決有實踐價值的問題;人員師資的穩定性，當前國內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師資隊伍，有資深的教授引導外國文學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時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隊伍前赴后繼不斷壯大;各國高校之間經常會有一些學術交流會，這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團隊可以不斷的接收到新的思想，與各國文化發展的新趨勢接軌，豐富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課題。

三、外國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存在的優勢很是明顯的，從國家規劃到具體學術研究機構以及研究人員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但還是存在著不足之處，主要問題體現在以下方面。

1．我國文學史類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國家高度的宏觀調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個人項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學者之間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難免會發生學術研究重復的現象，從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的浪費。

2．當前在研究方法和學風上還存在著浮躁情緒。主要表現在大部分學者都會趨之若鶩于某一個時期熱門的課題以及熱點的作家，而面對較有難度的課題或者學術難題時，就會很少有學者敢于接受挑戰，對于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空白之處也很少有人問津，以至于這些領域遭遇擱置和冷落。

3．雖然當前不乏國際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但是我們對于國外外國文學研究的最新動態的了解還是會相對滯后的，仍然會有很多的作品僅僅是對外國文學的簡單的翻譯和羅列、盲目的跟風，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統的研究。

4．雖然目前國內對于外語的熱衷程度很高漲，但還是以英語為主流，而且主要還是處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國文學的隊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語水平較低、無法直接閱讀外國文學原著，只能依賴于相關的翻譯作品或者其他的評論著作，這也會從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響到了對于原著內涵的領悟。

5、我們的文論話語尚存在問題。面對這樣一個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擊的時代，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在自己的文學批評與研究實踐中往往處于一種比較艱難的境地。

四、外國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

接下來，外國文學研究的總體趨勢還應該是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發展，但是當前也面臨著一些新的發展趨勢的挑戰。

1．對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發展的回顧和總結將是“十五”期間的首要任務。進入新世紀之后，外國文學研究將更加關注二十世紀文學進程的特點、思潮和流派，而時間上的這一距離也使我們有可能對剛剛過去的這一個世紀進行比較客觀的總結。

2．對于外國文學理論的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一向是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十幾年以來，雖然很多國外的文學理論都有相應的譯著作品，而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徑進入中國，從而被國內的廣大讀者閱讀。但是，至今現在國內或缺的仍然是系統的研究，更不用說做到為我所需，為我所用。這種局面亟待扭轉。

3．加強外國文學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國文學作品的譯著以及評介文章等在中國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這方面我們已有相當顯著的成就，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如何將中國文化和對外國文學的研究結合起來，推出一批具有中國特色和獨立創見的研究成果，將是我們今后的主要研究課題，其成果也是中國評論界、學術界對世界文壇做出的最大貢獻。

4．傳統的研究方法已經束縛了我們對于外國文學的研究，這種狀況亟待解決，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國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學與人、文學與語言、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文學與文化等跨學科的課題。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顧傳統的研究方式和人類學、結構、符號、價值等新方法和新視角。

5．最大力度的減少重復勞動，加強各高校師資之間的學術探討、信息交流、互通有無，避免學術封閉研究，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重復浪費，提升資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強我們當前外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薄弱環節的各項研究工作。如對非主流國家文學的研究、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對戲劇、詩歌的研究、對文學翻譯的研究，填補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上一些空白的項目等等，遮羞都亟待進一步加強。

6、外國文學教學與教材編著標準需要轉移。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歷史潮流的推進，外國文學的學科建設受到了政治環境的極大影響，政治性成為外國文學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標準之一。而進入新時期之后，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以及開個開放的大局影響，外國文學在教材編著以及教學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極大地變化，審美性也開始成為教材編著所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7、外國文學學科建設的更新于調整。首先要從學科性質上帶來更新與調整，要求我們大膽的突破現有的教材體系和框架，吸取全新的科研成果，在有限的授課時間內充分的體現新課程要求;其次要更新學術理念，在外國文學教學中高度注意翻譯作品的價值與局限性，重視文學交流和傳播過程中的文化過濾和文學誤讀;另外要注意到教學方法方式等方面的調整和更新，傳統的教學模式已經讓課堂變成了知識的硬性灌輸，課堂變得枯燥乏味。

第4篇：文學研究范文

風俗是指一個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等。《漢書》中記載:“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故謂之‘俗’。”也就是說，因自然條件不同而形成的風氣叫“風”，因社會環境不同而形成的習慣叫“俗”。美國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認為，“特定的習俗、風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種“文化模式”，它對人的生活慣性與精神意識的“塑造力”極其巨大和令人無法逃脫。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體性、傳承性、制度化、儀式化潛移默化地規約、影響著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對人的精神意識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學家們在創作中都無法忽視它，而且會著力表現它。透過它展示人類生存的模式化、多樣化，展示人適應社會中的妥協與抗爭。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藝術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歷史事件寫成的風俗畫面”。中外文學史上，有很多文學大師的創作堪稱“風俗史”，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被稱為19世紀法國社會“風俗史”，通過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事生活場景、鄉村生活場景等的描寫，全景式地展現了19世紀法國社會的“風尚時俗”;曹雪芹的《紅樓夢》被譽為18世紀中葉中國封建社會的“風俗畫卷”，它忠實地記錄了時代的語詞典故、服飾、器用、建筑、園林、飲食、醫藥、稱謂、職官、典制、禮俗、歲時、哲理宗教、詩歌韻文、戲曲、音樂、美術、游藝、地理等等風俗事象，為后人認識和了解這一時代風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貴的“風俗寶鑒”。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認為，歷史往往只對轟轟烈烈的場面和突發事件感興趣，而真正記錄了風俗史的常常不是歷史學家，而是文學家。

二、現代鄉土文學與現代民俗學的結緣

審視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鄉土小說，與民俗文化的結緣是作家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現代民俗學發展的必然選擇。近代以來，屈辱的民族歷史深深印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西風東漸也逐漸喚醒了民族的自覺意識。當以科學和民主為主體精神的“五四”時代思潮風起云涌般席卷中國大地時，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理論倡導者和創作者在關注鄉土社會和人生的同時，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斕的民俗文化上。鄉土作家們將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為獨特的審美對象和表現中心，展現了“古老中國”廣大民眾的生存狀態及命運變遷。在這個前提下，中國現代鄉土小說作家們走出了兩條路徑，一是由魯迅開拓的“啟蒙主義”路徑:站在啟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現性重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注重表現“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視民俗背后歷史積淀的滯重和國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鑄國人靈魂;另一路徑是以沈從文為代表的“文化認同”路徑:站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審視民族傳統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價值，又對本民族不無缺憾的歷史文化積淀有所偏愛，希圖在“固有之血脈”和并存的“歷史惰性”之間找到一條重建民族文化之路。兩條路徑雖然使作品的審美風格迥異，但精神內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國民性的改造與重構。

三、現代鄉土文學與現代民俗學的密切關系

1．中國現代鄉土文學與中國現代民俗學具有共通的審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是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構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本身就極富審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與“俗”往往成為很多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而唯其文學對民俗的描寫最為傳神。因為文學是人學，文學描寫中的風土人情正體現“民”與“俗”的辯證關系，并將“民”嵌入“俗”中，成為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審美性，世界各國的民俗學研究，幾乎都是從民間文學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發展起來的中國現代民俗學與中國現代鄉土文學，基于現代鄉土小說作家自覺的民俗審美意識和共通的審美品性，現代民俗學的發展呈現了鮮明的“文學化”傾向。

2．現代民俗學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現代文學與現代民俗學共同起步的階段，很多作家一開始就成為民俗學的傳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學家鐘敬文在《民俗周刊》創刊號上發表的《數年來民俗工作的小結帳》中談道:“……趙景深、鄭振鐸、傅彥長、張若爾諸君，對民俗學，都頗有相當的注意，雖然只限于民間文學和藝術方面。”一些現代作家以濃厚的興趣開展了對民俗廣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趙景深的《民間故事叢話》、《民間故事研究》、的《貍貓換太子故事的演變》、鄭振鐸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學》、臺靜農的《淮南民歌》等。對民俗學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進了現代作家們對文學語言形式的變革及文學表現內容的拓展。魯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說，如《孔乙己》、《藥》、《風波》、《阿Q正傳》、《社戲》、《祝福》等，涉及眾多民俗事象，是現代作家對民俗的清理與文學創作緊密聯系的最佳體現。

3．文學期刊對現代民俗學的介紹文學期刊參與對現代民俗學的介紹與傳播，也為現代作家民俗文化視野的形成、創作視界的拓展提供了積極幫助。例如，《青年雜志》曾與《民俗》雜志合作開展風俗調查，并開辟“社會調查”專欄;《小說林》、《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月報》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紹民俗學;《野草》雜志推出了葉德均的“風俗專號”;《語絲》刊發了大量的民俗學文章。《現代評論》也十分關注民俗學發展的動向，的《貍貓換太子故事的演變》就發表在他主持的《現代評論》上。

四、結語

第5篇：文學研究范文

李健　著　新華出版社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繁榮，既是對中國古典史傳文學的繼承與發揚，也是對西方傳記文學的借鑒與模仿。

鑒于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在我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該書以比較分析和綜合評述的方法，分別從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形成的背景及其意義：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的新突破；中國現代傳記文學作品的新突破；中國現代傳記文學與西方傳記文學的交融及創新；中國現代傳記交學對古代史傳文學的繼承與創新；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現代性六個方面進行了較細致的研究和論述，以期通過對我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研究，更好地建構和提升我國新世紀傳記文學的理論與寫作。

《仙骨佛心――家具、紫砂與明清文人》

嚴克勤　著　三聯書店出版社

這是一本寫物的專著，寫的是家具、紫砂；這是一本寫人的專著，寫的是明清時期特定的知識分子階層特定的人生價值馭向與行為方式。

本書試圖從家具、紫砂入手去解開郁集在明清文人心頭的“結”。閱讀本書同時也是閱讀與明清有關的文學史、書法史、繪畫史、建筑史，他們或出自明清文人如張岱、冒辟疆、李漁、沈復、顧炎武，或出自現當代文人如宗白華、林語堂。某種程度，《仙骨佛心》就是一部明清江南文人歷史的文字追記，而穿插在書中的兩百多幀明清名畫和家具、紫砂等圖片，大大豐富了本書的信息量。

《放養孩子》

勒諾?斯科納茲[美]　著　中信出版社

我們為什么不敢讓孩子自己走路或坐公交車去學校，而是必須每天都開車接送他們?為什么我們總是忍不住給孩子打手機，詢問他們的一舉一動?為什么孩子大學畢業了、成家了，卻成了“啃老族”?

今天，孩子似乎成了父母的個人檔案卡，父母的一切成功與失敗都會被記錄在上面。能否把孩子養好，成了公眾評價父母的主要依據之一。于是，父母們普遍認為，自己有能力也有責任全程控制和安排孩子的生活。

作者勒諾?斯科納茲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父母有必要為孩子“全程保駕護航”嗎?她以中肯實用的“十四誡”告訴父母們：讓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永遠沒有遭遇任何風險的機會，恰恰才是最大的風險。父母需要做的就是把需要的東西教給孩子，然后給孩子一個自己玩耍、自己闖蕩、自己體驗失敗和自己贏得成功的成長歷程。

《慢養2：給青少年一個好性格》

黑幼龍　著　中信出版社

書中引入卡內基經典原則，通過自信、抗壓、熱忱、溝通、人際關系、影響力六個篇章，輔以卡內基青少年班學員的真實成長案例，為父母及青少年厘清思路，找到提高情商、性格塑造的關鍵入口!

書中案例真實呈現了青少年性格形成過程中可喜的變化，從不知所措的困惑，到有能力解決問題，而這一切變化都得益于卡內基所倡導的六種能力。每一個孩子都應該在青少年時期儲備這樣的能力，未來，他們才有機會贏得人生!

《以弱勝強的溝通術》

羅恩M?夏皮羅、馬克A?詹克斯基[美]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欺善怕惡、蠻橫無理之人無處不在，獨斷的老板、貪婪的客戶、自私的鄰居、陰險的競爭者

讓你的生活事事順心的方法就是搞定那些強勢人物，方法就在本書中!

第6篇：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 城市文學；文學史；空間形態；當代意義

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is re-surveying and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a spatial angle of view， digg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urban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good for rebuilding a space-time concatenate， mor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can also provide a wide historical sigh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ext for the pres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urb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patial form; present significance

近年來，在中國古代文學地域性研究呈現熱潮的背景下，中國古代城市文學開始進入當代研究者的視域。城市文學屬于古代文學的特殊分支，在內涵上與鄉土文學、山水文學相對應而存在，具體是指以古代城市這一特定空間形態為觀照視角，以人與城市關系為樞紐，以城市的物質構成、生活狀態、文化品質、人文景觀以及城市居民為主要表現對象的文學，其內容圍繞凸顯城市特點這一中心向不同層面展開，具體包括勾勒城市風貌、書寫城市印象、表現異于鄉村的都市生活形態、彰顯由城市激發的物質欲望、描寫個體都市體驗、刻畫各類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學的方式對城市進行文化定位與評判等等。

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文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首先，古代城市文學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是中國古代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視并認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學，才可能建構完整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史。

文學史寫作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文學發展歷史自身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文學史寫作必然是多樣化與系統性的有機統一。自清末黃摩西撰寫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以來，先后有數以百計的同類著作問世，內容由簡到繁，容量由少到多。無論單本斷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無不將時間（具體言之是朝代）作為寫作綱目，通行的寫法是以歷史發展的先后順序為線索，依次介紹歷朝歷代主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重要作家及其優秀作品。考察時代對文學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理念貫穿于各種文學史寫作始終。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歷史悠久，覆蓋地域廣闊，文體繁多，內容豐富，作家隊伍浩大，成員無數，名家名著層出不窮，任何一部文學史都難以將其全部囊括，掛一漏萬勢所難免。隨著文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為了彌補通史寫作相對粗疏和過于簡括的不足，及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學界前輩與時彥不斷推出各種分體文學史，如詩歌史、賦史、詞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說史等。此類著作仍以時間為貫穿全部材料的線索，只不過是就某一類特定文體的歷史演進狀況作出較為詳細描繪和評價，由于筆力相對集中，對對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統和深入。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視角之所以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主要原因在于我們民族的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高度發達，而空間意識和宇宙意識則相對薄弱。將時間作為文學研究的唯一觀照角度，便于撰寫者們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和把握文學的時代風貌之上，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即容易忽略文學存在的空間布局及其形態，從而導致諸多研究空白長期得不到填補。

文學的價值及其發展規律既可以在時間的延續中體現，也可以通過空間分布形態去認識。“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任務，是清理并描述中國文學演變的過程，探討其發展規律。”［1］而文學的演變包括了文學空間分布形態的演變，如果通過對文學創作中心空間移位的研究，對作家地域分布規律的把握，對地理環境與作家審美心理對應關系的揭示，同樣能夠發掘出文學發展的某種規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地域觀照、空間批評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被帶進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探討地域、空間對古代文學創作及其發展的影響，遂成為文學史寫作的一個新思路，在這一背景下，各種地方（省市）文學史相繼推出。當學者們開始從空間視角去重新認識各種文學現象時，又明顯表現出對產生于鄉村的田園文學和山水文學的濃厚興趣，在高度自覺的研究意識指導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學的研究系統，并由此取得豐碩成果，諸如山水詩史、游記文學史之類著作的出現即為標志。相比之下，對文學產生的另一空間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學則普遍缺少關注和重視，不僅參與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確的研究意識與系統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學資源未能得到充分發掘和利用，城市文學特色沒有得到總結和提煉。毋庸諱言，城市文學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薄弱環節。

古代城市文學是全部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我們以作家與城市之關系為切入點進入文學史研究領域，勢必發現許多新問題。例如，文學家的生存空間與創作空間的構成形態究竟如何？他們與城市的關系有何共同點？城市遭際與城市體驗以何種途徑、何種方式對其創作產生影響？其中的規律性與特殊性體現于何處？文學家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又如何內化為文學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們能否從古代作家創作的城市文學文本中尋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鄉差異？欲圓滿地回答此類問題，不僅需要借助時間線索，而且需要空間觀照視角和區域文化觀念，如果采用時空并置的雙重視角，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構必將更加完整和系統。

此外，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里，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具有相互影響與滲透之關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學地圖的豐富多彩，欲準確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內部構成體系，同樣不能缺少城市文學研究這一重要環節。研究城市文學史，從另一個向度呈現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將有助于我們深化對鄉土文學文化特質的認識，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文學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為古代社會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文化空間，不僅鑄就了古代城市文學特殊的精神風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為許多重要文學樣式的策源地及其發展繁榮的催化劑。研究古代城市文學，是推動古代文學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徑，有利于古代文學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學的本質與特色，歸根結底決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質與特色。中國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同時兼備軍事防御、政治統治、文化整合、經濟推動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為突出和重要。雖然它與西方近現代城市以鄉村為對立面，以脫離自然、悖離傳統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盡管城鄉之間在很多時候并無截然劃分的空間界限，但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逐漸具備了區別于鄉村的鮮明特質：第一，以人與人、人與物為主要關系結構。城市居民的異質性構成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人際之間的血緣、地緣關系，交換關系占據了較大比例，功利色彩較為明顯和濃厚。第二，城市是人類改造自然、改變自我居住地的創造性產物，其誕生與不斷發展充分顯示了人的自主意識與創造精神，與此相聯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顯創造力量，淡化無為意識，崇尚功利追求，張揚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為帝國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業，決定著中國城市的命運。”［2］因此，城市極易激發人們對于政治的聯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較之鄉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輻射和影響，更易于感受皇權的存在和威懾。城市生活濃厚的政治色彩、商業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經由創作主體心靈的感受與投射，賦予城市文學文本相應的文化風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質功利）、世俗性、娛樂性構成了古代城市文學最核心的意義要素，以富為美，以俗為美，成為城市文學審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對此，我們必須準確把握，才可能在與鄉土文學的聯系和比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既二元對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風貌。

作為大量財富聚積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無疑能夠為文學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因此，它成為許多重要文學樣式的策源地及其發展繁榮的催化劑。考察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小說創作與城市的密切關系，早期小說產生和傳播的空間背景不可能是以單家獨院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際交流和信息溝通的廣闊鄉村，而應是人口相對集中、信息傳播比較方便的區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鎮才可能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古典小說經宋元由文言而白話的轉折，至明清進入全盛時期，與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經濟的日益繁榮與昌盛，以及市民階層的不斷發展壯大，正是后者為小說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廣闊的市場。戲曲的情況與小說大體相同，古典戲曲的繁榮（包括創作與傳播）同樣離不開城市經濟的繁榮，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欣賞水平直接影響到戲曲的發展與審美趣味。古代小說戲曲研究欲在現有水平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與提高，強化和擴大城市研究視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文學還具有現當代文學史意義，可以為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提供一個廣闊的歷史視野與意蘊深厚的歷史文本。

近年來，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學創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審視既有成果，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現當代尤其是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話語體系，主要建構在西方現代城市理論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學則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學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參照系。與重視橫向移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縱向比較的環節顯得十分薄弱，在當代學者的研究觀念里，歷史上“鄉土文學異常發達使得中國在某種程度是成了一個鄉土文學的國度”［3］。“歷史經驗”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學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缺少了歷史的縱向座標與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資源，中國文學史因此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斷層”現象。

城市文學的研究價值并不與其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構成正比關系，事實上，中國古代作家群體因與城市的不解之緣，而成為城市文學創作的主力軍。盡管由于農業文化傳統所鑄就的“鄉土情結”的巨大影響，“葉落歸根”、“富貴而歸故鄉”被古代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視為理想的人生歸宿，城市只不過是個體生命中的“驛站”，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們對城市的觀照和書寫。無論匆匆過客抑或成功地進入者，城市總會在留下他們足跡的同時，向其心靈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僅僅因為標志另一種外部生活環境或另一種生活方式，還在于它參與了個體的人格建構，并成功地轉化為藝術創作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城市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古代作家的生存狀況與歷史遭際，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生長于農業文明的港灣里，社會的個體成員毫無例外地具有“農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向往和欣賞城市生活，紛紛離開農村，選擇新的生活環境與新的生活方式，顯然具有“告別”昨天的文化意味。當然，這種“告別”尚未形成解構和顛覆，不過，其中所表現出的對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認同趨向，正隨著歷史的發展由隱而顯，由弱變強，逐漸匯入了當代人的觀念形態之中。人類在進行改變生活空間、建設城市的實踐活動的同時，也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改變著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發掘內化于文學空間的思想文化價值，無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足跡，為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提供廣闊的歷史視野。古代作家群體在城市觀照和評判方面表現出來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為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縱向參照系。

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術界不斷傳出關于強調“打通”文學研究的時代壁壘，提倡建立大文學史、中國文學通史的研究體系的呼聲。深入系統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為后世中國文學研究提供文學資源與文化資源，無疑是“打通”的一種有益嘗試。

[參考文獻]

[1] 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p1.

第7篇：文學研究范文

現在翻開臺灣關于華裔美國文學作品能夠清楚地看到其在研究華裔美國文學上呈現出一種過分依賴美國批評動向的路線，過多地采用美國多元文化中的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少數族裔文化等研究理論去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偏離了華裔美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和理論意義。這樣不僅沒有形成臺灣獨特的華裔美國文化的視角，也沒能抓住華裔美國文化的核心和主流，無法彰顯華裔美國文化的獨特魅力。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與學者本身的求學經歷有關，臺灣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學者大部分都曾有美國留學經歷，或者在美國完成華裔美國文化的碩士、博士論文，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他們對美國國內的批評動向非常敏感，聯系緊密。盡管如此，臺灣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也取得了較高的成績，對大陸研究美國華裔文學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臺灣學者開創性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并取得的諸多成績和創建的基礎框架，為后學者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奠定了基礎。

二、具有“文化中國”情節的大陸視角

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陸所有關于華裔美國文學的論文一共不超過5篇。大陸最初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并不是純粹自己的見解，或多或少地會受到美國本土多元文化和臺灣學者對華裔美國文學理解的影響，這一階段屬于大陸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探索階段。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研究逐漸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為華裔美國文學多元化的發展注入新的思想。國內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并不像中國臺灣境內的學者那樣“步調統一”，在對華裔美國文學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現了兩類不同文學背景的研究學者：一類是以中文文學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學的中文系學者，另一類則是以英語文學為研究背景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英語系學者。大陸對海外文學的研究開始階段主要是對一些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小范圍的海外華人的中文作品進行研究。隨著對海外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除了對港臺地區的海外文學感興趣外，逐漸向世界范圍內所有華人文學研究擴展，包括東南亞文學、新加坡、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華人聚集比較密集的國家和地區。相較于以英語系學者為主要研究人員的中文系海外文學研究，研究成員隊伍更加龐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本土文學的文化內涵。他們在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過程始終以“文化中國”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華裔美國文學，并且試圖將海外華人文學與母語文學緊密聯系起來。他們發表的多篇博士論文和文學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華裔美國文學的多元化研究。與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學研究隊伍不同，由英語系組成的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隊伍最初是以翻譯華裔美國文學為主線，側重于將中國文學與華裔美國文學進行對比。恰逢21世紀初，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進入到了持續升溫的時期，大陸境內各個大學、期刊紛紛設立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機構或者期刊專欄，關于華裔美國文學的論文和文學作品已增加到近兩百篇。這樣，華裔美國文學也漸漸進入到了國內大學英語語言學習的課程，為英語系培養了一批專門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碩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績。無論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學研究還是英語系的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都是從華裔文學的屬性入手，強調其與中國文化的淵源，分析中國文化對華裔美國文學的引導和向度。從近幾年發表的有關華裔美國文學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題已不再僅僅以華裔美國文學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創作”、“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融與沖突”等角度一同展開。在大陸，雖然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還在持續升溫，但都與國內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地區，華人對自己故鄉的思念和中華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隨時間和空間改變的。

三、美國多元文化下華裔美國文化的差異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樣的，無論到了什么地方始終不變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響和思想觀念。美國自稱是一個自由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大國，隨著移民而來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沖突、融合、創新，這就像一個文化熔爐維系著美國多元文化的發展。但是美國國土無論多么的開放、自由，美國社會各民族的特點、民族的文化價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無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飾、語言、思想和政治觀念，他們對一些主流的美國政治觀念并非完全能夠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國多元文化下的差異文化政治。在一個多元化語境之下，美國文化試圖通過同化的方式來消除民族的文化差異和不同的政治觀念。如果美國完全丟棄族裔的文化特點，而以白人種族文化作為文化同化的方向，勢必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所謂的文化多元主義只不過是一紙空談。差異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點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單一性和同質性，新時期的差異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識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對華裔美國文學，貫穿整個文化脈絡的是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對美國主流的文化來講，華裔美國文學是少數族裔的文化傳統。但是無論文化差異沖突和融合，華裔美國文化應該呈現出一種具有正面、正統中國儒家文化和獨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國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開創出具有獨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學成就，并能夠形成影響美國文化，贏得自己生存空間的獨樹一幟的差異文化政治。

四、中國文化與華裔美國文化

第8篇：文學研究范文

一、文化意識下英美文學研究需遵循的原則

(一)交際性原則

所謂的交際性原則，主要是指通過研究跨文化文學作品增強自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語言不僅是文化的表現形式，還是人際交往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英美文學研究中若要增強跨文化意識，不僅要掌握基本的語言知識，還要熟悉、了解相關的文化特征與社會背景，并對這些文化因素進行深入解讀，從而促進文化交流，實現語言溝通。

(二)實用性原則

這里所說的實用性原則主要指在分析跨文化英美文學作品時，要結合客觀現實的語言環境，運用合理的語言材料，并兼顧語言要素和文化要素。若要全面解讀英美文學作品，就必須提升跨文化意識，充分遵循實用性原則，立足客觀文化特征，并尋找合適的作品切入點。

(三)階段性原則

文化內容的研究和吸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它需要綜合考慮接受者的語言能力和認知能力。因此，在進行英美文學研究時，必須遵循階段性原則，根據研究者的實際接受能力，分階段、有層次地研究跨文化的具體內容，由表及里地研究作品中的人文地理、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元素。

二、文化意識與英美文學研究的關系

文學作品體現了一個民族的社會特征、風俗人情、文化習慣和心理狀態，因此，若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就必須全面解讀這個民族的文學作品。而文化意識又與文學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思考文化意識下的英美文學研究，就必須首先探究二者的關系，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通過作品研究掌握文化差異

全面解讀和了解英美文學，能夠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文化差異，加深我們對跨文化交際的認識。因此，我們要在英美文學研究過程中開闊自身的文化視野，了解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并探究差異形成的原因，從而加深對東西方文化的認知，提升自身的文化意識。英美文學作品中廣泛涉及英美國家在各個時期的風俗人情、歷史傳統、生活習慣和社會心理，因此，全面解讀英美文學作品有助于我們了解英美國家的社會文化，進而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二)通過作品研究了解英美文化發展

英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主要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并且先后經歷了文藝復興、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階段，在近現代文學發展階段，英國的寫實文學則趨于多樣化。英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也體現了社會的變更和發展。不同時期的英美文學反映了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形態特征。19世紀之前，美國文學還是英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到了19世紀末，美國文學的創作特征初步形成，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日趨成熟，一批頗有成就的創作者也隨之產生。之后，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美國文學的創作主題和創作風格也逐漸確立。60年代“實驗學說”盛行，到了70年代文學則趨于多元化，創作方式和創作風格也較之前有了顯著變化。總體而言，美國文學與英國文學的發展充分展現了它們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背景，與社會變遷緊密相連，因此，研究英美文學作品對了解英美文化發展有極大幫助。

(三)通過解讀作品領會英語語言文化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對社會文化的綜合反映和歸納，它既源于現實，又超脫于現實生活之上。文學作品是語言文化的有機組合，因此，要全面解讀英美文學作品，就必須了解和認識英語語言文化，與之相對應的，研究英美文學作品的過程也是理解和探究英語語言文化的過程。文學作品不僅體現了作者對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生命狀態的思考和判斷，也反映了時代生活和社會環境，同時也展示了相關的語言文化。因此，在解讀英美文學作品時不僅要結合自身的見解及文學審美，更要結合對應時期的英語語言文化，以文學作品為依托，充分體會英語語言的表現力和演變歷程。

三、英美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一)研究內容過于陳舊

傳統的英美文學研究和教學更加關注基本文學常識的講授和思考，缺少對英美文學作品社會背景與文化背景的探究，對作品的跨文化分析更是甚少涉及。許多研究者并未從文化意識的角度系統探究英美文學作品，研究內容多局限于文學理論和文學常識，忽視了文學作品中蘊涵的文化意義。

(二)研究方式有待改善

目前，我國英美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還表現在研究方式上，在研究和教學過程中關注知識的被動接受，這使得研究者未能充分認識作家和作品的獨特性，不能全面了解同一歷史時期作家和作品的共性與差異性，同時，對不同歷史時期也缺乏科學的縱向比較。此外，這種傳統的研究方式根本無法深入研究我國文學與英美文學的差異性，這無疑對中西文化交流發展極為不利。除此之外，在傳統的英美文學教學中采用灌輸式教育手段，與學生的溝通互動較少，導致學生未能全面了解英美文學作品的創作方式、創作背景和創作內容，使英美文學學習和研究都顯得刻板枯燥。

四、文化意識下英美文學研究策略

通過以上對英美文學研究現狀的分析不難發現，目前我國對英美文學的研究存在較多不足和問題，未能從跨文化的角度全面系統地解讀英美文學，這對于英美文化研究和跨文化交際都是極為不利的，因此，若要全面解讀英美文學作品，必須增強研究者的跨文化意識，筆者認為文化意識下的英美文學研究策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合理運用多媒體

隨著計算機與網絡的普及，多媒體已經成為現代化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手段，在英美文學教學中合理利用多媒體手段，可以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英美文學作品的研讀。在英美文學研究和教學中要充分運用多媒體技術，觀看相關的圖像、聲音和視頻，并利用相關的軟件，及時存儲英美文學研究數據，建立文學研究數據庫，以增強英美文學研究和教學的系統性。尤其是在英美文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充分運用多媒體工具，組織學生觀看與英美文學相關的視頻資料，幫助學生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形態。同時教師也可以制作課件為學生詳細講解英美國家的發展歷程，從而引導學生思考文學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內在聯系。此外，教師還可以運用PPT為學生講解英美文學的各個發展階段及相應的文學特征，讓學生充分體會英美文學的動態發展歷程，以增強學生對作品內涵的體悟，提高學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增強學生的文化意識。

(二)深入探究英美文化內涵

文化內涵是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獨特領悟，它需要長期的體味和積淀過程。因此，研究者要深入研讀作品文本，結合自己的文學體驗，領會作品的文化內涵，豐富自身的文化積累，增強文化意識。在英美文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則要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手段豐富學生的文化體驗，根據作品內容為學生講解相關的英美文化知識，幫助學生全面解讀文學作品，并引導學生從跨文化角度解讀所學的英美文學作品。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分享自己所積累的相關文化知識，并引導學生從跨文化角度體會和討論中西文化的差異。當然，對英美文學作品的解讀和研究也不能僅僅局限于對作品的總結和概括，要結合多種文學資料，從不同角度審視作品內涵，進而提升自身的文化意識。

(三)加強師生間的互動交流

教育作為英美文學研究的重要環節，同樣需要從文化意識角度出發。單一的英美文學教育已經不能滿足學生的發展需求，不利于學生學習積極性的提高。因此，在英美文學教育過程中，教師要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并運用多樣化教學手段，激發學生對英美文學的學習興趣，加強師生互動。例如，教師可以鼓勵學生講解相關的英美社會發展史，或特定時期的風俗文化。根據學生講解內容引入對英美文學創作背景的介紹。同時，教師還可以根據所學作品知識為學生推薦相關的影視資料，并在下節課中結合作品與影視內容全方位解讀文本。這樣不僅可以增強學生在英美文學學習中的積極性，還可以提升學生的文化意識，讓學生將文學研究與語言能力、社會背景、文化習俗、歷史演變結合起來，從而加深對英美文學作品的解讀。

五、結語

第9篇：文學研究范文

1.明確英語文學教學的重要性

自從新課改實施以來，教育界就存在很多問題爭執不下，其中較為重要的問題就是英語復合型人才的培育。大多數學校開始實施英語和專業相結合的模式進行全民英語素質的提升。在這種氛圍的帶動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英語課堂發揮最大的價值。依據目前的狀況來看，實用主義風氣盛行，人們都開始意識到法律、經濟等課程的重要性和適用性，卻開始懷疑文學課堂的價值。從英語水平功能的視角進行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英語專業的學生一定要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礎知識：字面意思、理論推斷、批判手法以及鑒賞方法方面英文的閱讀。學生在掌握閱讀技巧的同時，還要重視鍛煉自己的寫作技巧，其中主要有剖析、表現以及談論不同層級，英語文學的主要目標就是培育學生的寫作能力和理解能力。從文學素養和鑒賞情趣的視角進行研究，我們就可以了解到英語文學主要是向中國學生介紹英語國家長期的本土風情和文化遺產，通過不同經典書籍和刊物的閱讀，長我不同民族的發展歷程和文明傳統，從而體會相關國家人民的精神領域和生活情趣。其實，《英語專業英語的教學大綱》中已經明確規定，英語文學課程的設置是為了提升學生的文學閱讀能力和文章理解能力，同時促進學生培育鑒賞能力和分析能力，從而增強學生的人文素養和語言基本功，讓學生可以全方位地感悟西方文化的魅力，樹立正確的文化批判主義精神。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英語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加強英語文學的研究力度，創造出文學界的新輝煌。

2.沖破傳統媒介的限制和約束

隨著世界科技的進步，電子信息技術逐漸滲透到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中，給英語文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利用互聯網技術可以幫助英語文學研究尋求出新的探究路徑，讓英語文學研究人員在更科學的道路上查找英語的內在含義，并且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接收英語文學研究信息，從而全方位進行英語文學研究。同時，最近幾年很多經典的文學作品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多頻率出現在大熒幕上面，擴展了英語文學作品的普及范圍，讓更多的觀眾了解到英語文學作品，感受到英語文學作品的魅力。可是，存在優勢的同時也具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從現實情況來說，大多數英語文學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的重點放在觀眾的視覺效果上，語言表達比較直接，內容相比較來說更加膚淺，所以英語文學研究者和普通大眾的學習過程難免會受到影響，思維方式也會隨之改變，逐漸從主動式學習轉變為被動式接受，從而慢慢喪失閱讀原著的習慣。另外，快速的生活節奏讓更多的群眾沒有心思停下腳步花費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內容繁雜的文學作品，從而越來越少的人可以領悟到英語文學作品的精髓。在內容直接的影視作品的帶動下，很多導演對同一部作品的解釋也存在極大的不同，導致文學變成市場上的商品，缺乏其中的韻味。對于信息技術給英語文學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研究人員應該有清楚的了解和掌控，并且采用有效的解決措施。特別在英語文學教學過程中，一定要意識到英文原著和參考文獻的重要性，落實翻譯文學的來源，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使用啟發式教學方法，讓學生可以在閱讀時積極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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