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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環境變化;環境意識;環保行為;中國公眾
中圖分類號 X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來,我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的《200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提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能力呈增大趨勢,但是環境支持系統在可持續發展各個支持系統中的能力相對較低[1],美國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共同的《2006年環境績效排名》報告指出,2006年中國的環境績效指數排名在133個國家中居第94位,環境問題可能是中國崛起中最大的變數[2]。聯合國《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指出:環境問題最好是在全體有關市民的參與下,促進和鼓勵公眾意識和參與[3],顯示了提高公眾環境意識水平在環境保護中的重要性。對公眾環境意識的研究能較好的反映公眾環境意識的水平。以1998年我國首次全國規模的環境意識調查報告《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4]、2001年“聯合利華杯公眾環境意識調查”[5]、2005年首個環保指數《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2005年度報告》[6]、中國環境意識項目主辦的《2007 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7]為代表的全國性環境調查,反映了過去10年來對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研究進入了迅速發展階段[8-9],調查的社會參與程度在不斷提高,但是這些調查之間呈現出持續性與互補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對環境變化現象與深層背景之間內在聯系的研究,缺少對時間序列的動態分析以及趨勢預測。為此,本文在已有調查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基礎上,進一步挖掘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趨勢,以提高已有資源的利用價值,為政府制定相關環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文以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2001年“聯合利華杯公眾環境意識調查”、《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2005-2007)》、《2007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為基礎進行分析,其樣本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個年份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見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2007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為基礎, 選取報告內容中較為關注的3個方面,分析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變化;以上述各個年份調查報告的數據為基礎,通過建立公眾環境意識評價指標體系,分析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特征及原因,并對未來環境意識的變化進行趨勢分析。
2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分析
2.1 公眾的環保意識
對于公眾的環保意識,選取環保知識和環保態度兩個方面進行衡量。對于環保知識,以1998年調查中13個環保知識題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調查中對7個環境科學知識基本概念的認知度進行衡量。
1998年調查中環境知識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換作百分制,則人均得分僅為21.54分,表明當時的公眾環境知識水平尚處于相當低的層次。2007年調查中環境保護的認知方面,81.5%的公眾聽過至少1項有關環境保護的概念,但是當進一步詢問時,僅有10%的公眾能夠正確闡明其確切含義,表明公眾對于環境保護的認知程度總體呈現高知曉率和低正確率的特征,公眾對于環境保護認知的實際知曉率偏低。
總體上看,相隔近10年,我國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現出隨年齡上升而下降、隨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趨勢。同時,兩個時期的調查數據均顯示出城市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高于農村公眾,且有城鄉差距增大的趨勢(見圖1)。有統計資料表明,我國城鄉居民每百戶彩色電視機的擁有量差距從1998年的9.2臺增大到2007年的43.3臺,城鄉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差距從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城鄉居民環境知識的獲取產生影響。
對于環保態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對于環境問題責任主體的認識和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來衡量。兩次調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眾依然認為政府和企業應對環境問題負有重要責任(見圖2),反映了公眾對政府監督職責和企業社會職責的要求。而對于環境問題產生的首要原因則歸咎于公眾的環保意識差,顯然“誰破壞,誰負責”的環保責任意識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在各類社會問題中,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從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視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環境問題仍未成為公眾最關注的焦點。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眾認為我國環境問題嚴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見圖3),公眾最關注的具體環境問題也有所變化(1998年:水污染、大氣污染、植被破壞。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減少、大氣污染)。其中城鄉居民對于具體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存在一定差異,1998年城市居民最關注大氣污染,農村居民最關注水污染,且城鄉居民對于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差別不大;2007年城鄉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對于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高于農村居民。
統計資料表明,近10年我國工業“三廢”的綜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相對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水污染問題,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對于生活垃圾污染問題,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生活垃圾的年產生量約為3.7 億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產量約為1.7億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長[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長率甚至高達20%[13],而我國每年的生活垃圾清運量最高僅為1.5億t左右,且無害化處理率僅為60%左右,低于國際通用標準的無害化處理率,因此導致我國大部分城市的垃圾問題日益嚴重,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眾的環保行為
在環保行為方面,以1998年調查中公眾參與5項環?;顒拥某潭?低度參與、高度參與、具體活動)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的環保經歷(主要環保經歷、主動性環保經歷、具體活動)來衡量。
1998年公眾低度、高度參與環保活動的比例分別為65.9%和8.3%,以具體活動為例,當工廠噪音影響個人生活時,選擇進行交涉的比例為43.9%,為環境問題投訴、上訪的比例為4%。
2007年接收有關環保的電視節目和紀錄片(82.9%)、報刊(47.3%)等大眾傳媒信息成為公眾最主要的環保經歷,參加環保公益活動(占18.1%)、環保宣傳(占4.2%)、成為民間環保組織成員(占2.1%)等主動性環保經歷不足,12.9%的人沒有任何環保經歷。以具體活動為例,對破壞環境的行為能夠予以制止或勸阻比例為37.1%,為環境問題投訴、上訪的比例為1.6%。
相隔近10年,公眾的環保參與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動性環保參與水平有所降低,能獲得顯而易見的眼前利益是公眾參與環?;顒幼钪苯拥膭恿?也是造成環保行為滯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參與環?;顒拥姆e極性越高,受教育程度與公眾參與環?;顒拥姆e極性之間呈現線形相關關系。
2.3 公眾的環保滿意度
在環保滿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對于本地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和環保工作的滿意程度來衡量。
相隔近10年,公眾依然認為本地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不夠,企業忽視環保也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而消費快速增長、人口增長過快、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等客觀因素被認為是次要原因(見表2),表明環境與經濟的矛盾并不是公眾關注的焦點,大多數公眾認為可以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
相隔近10年,公眾對于國家環保政策法規和環保宣傳教育的滿意程度上升較快,對于企業環保自覺性的滿意程度下降較快。數據顯示,近10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逐年增加,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明顯強化,而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整體水平僅為31分,總體水平較低,企業的環境責任在各類社會責任中的水平相對最低[14],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
3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特征及原因
3.1 變化特征
以上述調查報告的數據為基礎,參考2005年和2007年環保民生指數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建立公眾環境意識評價指標體系。由于數據的局限性,選取其中代表性的題目組成三級指標,個別數據進行了加權處理,通過專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權重(見表3),采用綜合評估法計算平均分值,計算公式如下:
可見,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環保意識呈現N形上升趨勢,環保滿意度呈現U形上升趨勢,環保行為則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以2006年為結點劃分為兩個階段:1998-2006年,環保意識的提高是環境意識總體水平提高的主導因素,環保滿意度則成為重要的制約因素,其中2001年公眾對于空氣、水環境問題的滿意度較低是環保滿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環保意識和環保滿意度的提高是環境意識總體水平提高的主導因素,環保行為則成為環境意識總體水平能否穩步提高的關鍵。
3.2 原因分析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被歸納為倒U形關系、同步關系、U形關系和 N形關系[15]。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類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是由于環境意識的發展受到經濟、政治、環境、社會多種因素的影響。對比國內外,美國環境意識的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歷了快速覺醒-頂峰-下降-反沖-繁榮的階段,其中環境意識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國經濟的繁榮時期[16]。在奧地利,公民有強烈環保意識的比例從1990-1997年下降了9%,這一方面是因為環境狀況的改善使公眾的環保滿意度增強,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的日益嚴峻降低了公眾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度。在我國公眾最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中,1999-2005年公眾對于環境保護關注度的比例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是因為下崗就業、社會保障、住房改革等問題的日益嚴峻更為引人關注,尤其是下崗就業問題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2006-2008年,環境保護首次連續3年位列熱點問題的前3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有所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公眾的環保行為總體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國公眾參與環保活動的起步較晚所造成的。美國在1969年的《國家環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確立了公眾參與原則;在中國,首部環保領域中公眾參與的規范性文件是國家環??偩?006年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從立法角度看,我國公眾參與環保活動較美國晚了近40年。起步較晚導致了我國公眾參與的能力和機會不足[17],環保行為總體水平偏低。同時由于行為本身具有鮮明的社會性特征,并隨個體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過去10年我國公眾的環保行為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這與消費和能源的發展趨勢相吻合,“生態文明”的提出從國家層面上將環境保護從行為實踐提高到理論和倫理的高度。
4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趨勢分析
利用上述數據進行統計回歸分析,得出最佳的擬合方程為y=2E-16e0.0198x。經方差分析、回歸系數的t檢驗表明回歸模型成立(R2 = 0.9791>0.8,顯著性檢驗P=0.0017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環保參與水平和公眾對國家環保政策法規和宣傳教育的滿意程度有所提高。
(2)環境意識各方面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類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其中環保行為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是未來環境意識總體水平能否穩步提高的關鍵。
(3)未來公眾環境意識總體水平將呈現加速上升的趨勢, 2008-2017年進入快速上升階段,2019年達到較高的穩定水平。
5.2 建議
(1)加強環境認知教育,明確環境變化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的嚴峻影響和挑戰,中老年、農村和低教育群體是未來環境普及教育的重點。
(2)激發公眾的環保責任意識,深入挖掘企業的環保積極性,使他們通過技術創新等有效途徑提升企業形象,積極履行相應的環境責任。
(3)加大環境保護的工作力度,重點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水平,鼓勵城市公眾進行垃圾分類和綠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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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非農村基礎教育變革新動向的政策文本梳理
為了系統深入探究農村基礎教育和貧困之間的關系,從2003年年中開始,曼德拉基金會對貧困率居高不下、基礎教育入學率一直偏低的夸祖魯—納塔爾、東開普及林波波3個省份9個農村社區的基礎教育狀況實施了問卷調查,并從這3個省份中各選取3所學校進行了參與式調查研究。2005年,曼德拉基金會了《新的呼聲:南非農村社區教育調查報告》,報告對農村學校的外部環境、課堂教學、師生關系以及農村學校與農村社區之間的關系等進行了總體性描繪和闡述,并重點關注農村居民自身的觀點和看法。[1]曼德拉基金會開展的上述研究,促使新南非政府開始關注農村基礎教育。2004年3月,南非教育部組建了“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MCRE,MinisterialCommitteeonRuralEducation),它的職責是提交具備可操作性建議的農村教育報告,以幫助教育部和省級教育部門提出更為全面、具體的提高農村基礎教育質量的行動方案。2005年5月,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了名為《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報告———對農村學校的新看法》的農村教育報告。該報告從農村學校資金、規模、類型、管理、課程、教師等八個方面為教育部和省級教育部門提出了82條如何提高農村教育質量的可操作性建議。[2]根據這一報告中的有關建議,教育部于2007年成立了農村教育局(RuralEducationDirectorate)。該局基于規模較大、資源較充足的學校更利于農村基礎教育發展這樣一種價值取向,在省級教育部門的配合下,參照1996年《南非學校法》等法律中有關公立學校撤并的條文,制定了《撤并規模過小或難以為繼學校的國家指導綱要》,以更好地指導和促進農村小學校的撤并,并爭取到2012年完成這方面的工作。[3]2008年,農村教育局又起草了《農村教育實施方案》草案,幾經磋商,后更名為《農村地區實現高質量教育國家指導框架》草案。草案主要內容包括:提高農村學校的課堂教學質量和學生學習質量;保持并提高農村學校的入學率;進一步改善農村學?;A設施;進一步完善對農村學校的管理體制;充分調動農村社區參與農村學校發展的積極性。目前,該草案正在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之中,正式文本尚未出臺。[4]上述報告或文件的陸續出臺,標志著南非政府開始關注農村基礎教育,正在制定或已經初步實施某些政策來促進農村基礎教育的變革。下文從學校布局調整、課程內容改革和師資力量加強三個側面來探析南非農村基礎教育變革新動向。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南非政府之前很少關注農村教育,所以官方教育統計多是以省為單位的,罕有以城鄉為單位的。南非的農村分布相對集中,某些省份農村化(據貧困人口比率來衡量)程度比較高,而另外一些省份農村化程度則比較低。農村化程度的高低可依據不同省份貧困人口比率的巨大差異來衡量,如農村化程度比較高的東開普、林波波兩省份的貧困人口比率分別高達70.7%、59.1%,而農村化程度比較低的西開普、豪登兩省份的這一比率只有28%和17.3%。[5]鑒于上述情況,本文主要以農村化程度較高省份和農村化程度較低省份的基礎教育差距來代表城鄉之間的基礎教育差距。
二、南非農村基礎教育學校布局調整動向
一般而言,學校規??梢砸罁1葋砗饬?,生校比越小則學校規模越小,生校比越大則學校規模越大。據2005年南非教育部統計,農村化程度最高的東開普省公立中小學生校比是349∶1,而農村化程度最低的豪登省這一比例是844∶1,這表明南非農村地區存在著較多小規模學校。[6]農村學校規模不論是大還是小,都有各自的利與弊,如何權衡這些利弊關系會直接影響到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趨勢和動向。
(一)布局調整動向之一:采取兩種學校模式
南非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于2005年出臺的農村教育報告非常注重權衡小規模學校和大規模學校的利弊關系。報告認為,小規模學校有其自身優點,如學校事務更加民主、學校紀律更加有序、師生交往更為頻繁等。但小學校也有很多不足,如資金匱乏、學習材料緊缺、過多復式班的存在等。大規模學校雖然可能實現所謂的規模效益,但也有很多潛在弊端,如這種規模效益可能會被學生的交通費和住宿費所抵消,有些大規模學?;ㄙM巨額資金建立起來之后由于缺乏持久穩定的生源可能會很快關閉,造成資源浪費等。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在權衡上述利弊關系的基礎上,在其報告中提議依據人口疏密程度在不同的農村地區采取“雙層學?!焙汀叭龑訉W?!眱煞N不同的學校模式。報告中也提議要對小規模學校進行適當撤并,但沒有設計出具體的指導方案?!半p層學?!蹦J竭m用于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農村地區。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農村地區,某一地域范圍內生源相對充足而穩定,能夠支撐起一定的學校規模,可以采取“雙層學校”模式?!半p層學校”模式的第一層包括1年學前教育和1~9年級的普通學校教育,大致相當于把我國的小學和初中合并在一起。第二層是包括10~12年級在內的普通學?;蚱芈殬I教育和培訓的繼續教育與培訓學院(FurtherEducationandTrainingCollege),大致相當于我國的高中或中等職業教育。第一層學校的主要任務是確保義務教育順利實施,第二層學校的主要任務是確保第一層學校畢業生可以繼續他們的學業,為下一步更好地就業或進入高校做準備。其中,第二層學校要為學生提供必要的住宿和交通支持。“三層學校”模式適用于人口分布分散的農村地區?!叭龑訉W?!蹦J降那皟蓪悠鋵嵕褪菍Α半p層學?!蹦J降谝粚舆M行再拆分的結果。具體來說,“三層學?!蹦J降牡谝粚影ㄒ荒陮W前教育和1~3年級的普通學校教育,大致相當于我國義務教育“五四制”下小學的前四個年級;第二層是包括4~9年級在內的普通學校,大致相當于“五四制”下小學最后一個年級和初中所有年級;第三層和“雙層學?!蹦J降牡诙酉嗤F渲校谝粚訉W校類似教學點,遵循“學校辦到家門口”的原則,規模較小,一個教師甚至能夠勝任整個學校的教學。第二層學校的布局要科學合理,應當確保學生能夠通過步行或乘車在一定時間內趕到學校上課,要給家庭距離學校過遠的學生提供住宿和交通支持。第三層學校要確保具備一定規模,每所普通學校至少要吸納600名學生,每所繼續教育與培訓學院至少要吸納1,000名學生,同時還要為需要的學生提供住宿和交通支持。[7]
(二)布局調整動向之二:對小學校進行適當撤并
農村教育局2007年的《撤并規模過小或難以為繼學校的國家指導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明確提出對小規模學校進行適當撤并,并設計了具體撤并方案。《綱要》認為,南非農村中小學只有通過適當撤并實現規模辦學增加入學人數,才能加快學校融資過程;只有通過適當撤并實現優化配置,才能改善學校硬件設施;只有通過適當撤并增加學校年級,分開學校層級,才能確保學生學業的可延續性,等等。此外,由于種種復雜的政治歷史和社會經濟原因,南非農場等私人領地上的公立中小學普遍規模較小,基礎設施較差,學生輟學率特別高?!毒V要》認為,要徹底改善這些學校的狀況,也必須對其進行適當撤并?!毒V要》指出,小規模學校撤并前,省級教育部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來確定這些學校是否真能撤并。概言之,省級教育部門必須明確某個農村地區的人口居住形式及未來變化趨勢,必須明確市級教育部門當前及未來的學校發展規劃,必須明確合并是否能夠確保學生學業的可延續性等。此外,《綱要》還規定了撤并的具體措施和步驟,以及省級和地方相關部門的具體職責。[8]
三、南非農村基礎教育課程內容調整動向
從1997年開始實施的南非《2005國家課程》,堅持“以結果為本位”的原則和1996年《憲法》的基本價值,旨在糾正種族隔離制度下舊課程所宣揚的白人高等、黑人低下的不平等觀念,致力于培育全新的公民意識和價值觀,倡導社會公平與公正。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新課程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注重培養學生的多種能力。然而,南非國內很多學者認為,《2005國家課程》只適用于課堂規模較小、教學資源較充足、教師質量較高的城市學校,并不適用于課堂規模通常較大、教學資源往往不充足、教師質量標準較低的農村學校。《2005國家課程》對教師有很高的要求,它“把教師看做知識的傳播者、學綱和教材的設計者、詮釋者、領導者、管理者、學者、研究人員和終身學習者、社區成員、城鎮居民和牧師、評審員和學習領域的專家”。[9]在這些撲朔迷離的角色要求之下,農村教師在本身質量就不高的情況下往往會無所適從。據曼德拉基金會200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農村教師中,對新課程不滿意的高達59%,其中林波波省尤甚,有67%的教師不滿意新課程內容。這表明,農村基礎教育課程急需調整。[10]課程內容調整動向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
首先,重拾農業教育。在南非種族隔離統治下,農業教育被作為維持此種統治的重要工具,使黑人永遠與白領工作無緣。種族隔離統治解除后,黑人占絕大多數的農村,普遍反感所謂的農業教育,很多學者也對此諱莫如深。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2005年報告中指出,農業教育具有重要地位,應該在一些合適的農村地區開展。開展的方式可以是綜合性的,比如把純粹的農業生產教育、為學校提供免費校餐的農業生產園教育、農業創收教育、農業科技教育結合起來,使學生從中掌握科學原則,發展多種能力。其次,加強文體教學。長期以來,南非農村學校對文體教學的重要性缺乏清晰認識,認為文體教學只是供兒童玩樂和浪費時間而已。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2005年報告中指出,上述觀點極不正確,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體育教育的文件中曾明確表示,接受文體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而且1999年南非在約翰內斯堡參加某項會議時也認可了這一點,所以,南非農村學校急需提高文體教學水平。開展文體教學,需要調動大量資源和進行大量專業培訓,國家體育活動理事會、文化藝術部、青年理事會和其他省級相關部門要加強合作。要重點培養農村失業青年來組織和管理文體教學,這一方面可以提升文體教學水平,另一方面還可以帶動農村就業。[11]
四、南非農村基礎教育師資力量加強的動向
南非農村教師與城市教師相比,不管是在量還是質都存在很大差距。據曼德拉基金會200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2003年全國的生師比平均為33∶1,而林波波和東開普省的生師比卻高達39∶1,夸祖魯—納塔爾還要高,為41∶1。[12]
此外,在被調查的農村教師中,絕大多數畢業于質量比較差、層次比較低、目前已被關閉或合并的教育學院,有10%的教師只具備高中畢業證書、沒接受過專門的教師教育,還有一些教師連高中畢業證書也沒有。[13]南非農村既難吸引足夠多,也難吸引足夠好的教師,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農村學校基礎設施破敗不堪使很多教師望而卻步。據曼德拉基金會200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農村學校中,只有45%有飲用水、43%有電源、71%有廁所。[14]其次,農村教師絕大多數不在任教的農村社區居住,住所往往距任教學校很遠。據曼德拉基金會200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被調查的農村教師中,東開普省有79%不在任教社區居住,林波波和夸祖魯—納塔爾的這一比例也分別高達63%和60%,而且這些教師的住所和學校的距離平均為36公里。[15]之所以造成上述現象,是因為依照現行的農村社區法律,這些外來教師沒有在任教社區的居住權,也就得不到政府的住房津貼。農村教師普遍采用的辦法,就是在大城市或距離任教學校最近的小城鎮居住,長途跋涉于家校之間。另外,師范教育的機構轉移和費用驟增導致注冊師范教育的農村學生劇減。傳統上,南非負責師范教育的機構是前文提及的教育學院,這種學院多位于農村地區,而且學院學生的學費和住宿費多由省級教育部門先行墊付,學生就業后再逐年清還。2002~2005年,南非高校合并時,教育學院多數通過合并升格為大學,師范教育的費用也隨之大幅提高。目前一名四年制師范生的學費高達8.4~12萬蘭特[16],學生雖然可以申請國家助學貸款,但名額十分有限,這使得很多農村子女與師范教育無緣。上述狀況表明,南非農村基礎教育師資力量只有通過采取多種途徑才能加強。
[關鍵詞]城市 互聯網 信息差距 治理
[分類號]G203
1 引言
國內研究主要分析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及其社會影響。而新近的調查發現,我國互聯網的普及率差距超過信息差距的總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間存在顯著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而且還呈現出加劇的傾向。需要從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需求與認知能力出發,結合我國的互聯網發展模式與特征,探討治理差距的對策職稱論文。
本文首先區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不同層次。在此基礎上,具體闡述我國城市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狀況與成因,以促進就業與社會和諧發展為目標,明確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具體情境,提出分階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三個層次
雖然已有文獻尚未明確劃分其過程的層次性,但可以從中發現,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獲益能力差距三個層次。
2.1 第一層次——接入差距
以歐盟的互聯網調查和美國商務部的系列調查為代表,許多研究根據創新傳播理論分析了互聯網接入的發展過程。研究發現一國的不同社會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時刻、飽和率水平都有顯著差異,可以用圖1所示的分層模型來表述:
群體A屬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國最先接入互聯網的群體,該群體中的個體接入比例最高;群體C是信息貧弱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起始時刻最晚、群體中僅有較低比例接入互聯網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層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能力包括基礎性技能、結構性技能兩個層面?;A性技能即對網上文獻的閱讀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過基礎教育取得的;結構性技能是使用互聯網收集信息、加工數據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類軟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礎性技能之上,主要通過信息技術培訓與學習取得。參與網絡游戲、瀏覽網頁與設計圖文、開展網上交易之間的技能差別是顯著的?;A性技能具有相對穩定性,而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著結構性技能持續變化。
2.3 第三層次——獲益能力差距
互聯網使用能力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輔助下,形成獲益能力,即運用互聯網支持工作、改善個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會中生存的一種戰略性能力。綜合已有研究,本文認為互聯網使用能力、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獲益能力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獲益能力差距最難以縮減。由于掌握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條件下,圖1中的群體C從互聯網使用中獲得的收益也低于群體A和B:
3 我國城市互聯網領域的信息差距現狀
3.1 我國互聯網發展模式與信息傳播特征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建立在政府推進和外來技術的基礎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務組織一用戶”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務體系。自2005年后,我國互聯網快速普及,正處在快速擴張初期,開始向農村滲透。2009年普及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網民3.84億,成為人口最多的網民國家。區別于發達國家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產生了多樣化的互聯網應用方式創新。除電腦之外,手機、游戲機、電視機等,都已具備網絡接人能力,手機和電腦共為互聯網信息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互聯網隨身化、便攜化趨勢日益明顯。持續更新的互聯網媒介,推動了我國信息傳播向分眾化、個人化方向發展。
3.2 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
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主要包括城市戶籍的無業與失業人員、在業低收入人員等以及農民工兩類。
3.2.1 城市互聯網接入差距
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關于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2008~2010三年中,我國總體互聯網接入率在持續增加,網民城鄉結構對比基本沒有變化;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率遠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農民工的接入率明顯低于城市戶籍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聯網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廣州和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聯網使用差距。以互聯網發展全國領先的北京市為例,包括流動人口、郊區農民在內的各群體的信息化水平可分為高端、中端、低端三個層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別是9%、37.6%、53.4%。各群體之間在收入水平、電腦擁有率、互聯網接入、上網時間長度、網絡應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較大。高端群體網絡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廣泛使用電腦和網絡,平均每周上網時間超過30小時,網絡應用水平高;中端群體電腦擁有率超過五成,網絡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網時間13小時;低端群體電腦擁有率低,幾乎不能上網、沒有郵箱。占人口半數以上的低端群體包括城郊農民、下崗與無業人員、殘疾人、家庭婦女以及農民工,傳統媒體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雖然缺乏國家層面的量化數據,北京市的互聯網應用結構作為一個參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數量以及該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互聯網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聯網獲益差距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網絡應用產生的價值很有限。在我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制度環境缺乏穩定性、組織機構快速變遷、個體流動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服務需求主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務等方面,而利用互聯網提供上述服務,在我國仍處于初始階段。第24次CNNIC互聯網調查指出,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等群體因回避社會現實而上網的傾向,超出主動的互聯網應用,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企業管理人員等則與之相反;農民工與辦公室職員在網上教育、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等應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聯網調查發現,與我國整體網民相比,手機網民中農民工和城市無業、失業人員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機上網中使用率最高的應用是聊天,達到71.5%,信息貧弱群體從互聯網應用中獲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國城市互聯網差距成因與治理
4.1 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個體層面,低教育程度、職業狀況、收入水平以及對互聯網的有限認知是我國城市互聯網接人與使用差距的四個主要成因,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對產生互聯網獲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CNNIC歷次調查發現,個人不上網的兩個主要原因依次為:缺乏上網所需的技能、不具備上網條件。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從事低收入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幾乎沒有在崗位上獲得信息技術培訓,制約著該群體對互聯網的使用。我國市場化定價的互聯網接入費用每戶平均77元/月,網吧上網費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聯網調查),網絡接入價格占收入水平較高。城市戶籍的信息貧弱群體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農民工,但是也難以支付市場化的信息技術培訓和網絡接入費用。信息貧弱者獲取信息的途徑以先賦性社會關系為主,鏈合關系短缺,導致其社會支持系統薄弱,難以通過使用網絡獲得利益。
在社會層面,農村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設施的難以獲得性,是造成農民工、城郊農民這兩個細分群體低接入率的兩大外部主因。信息資源供給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獲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貧弱群體對信息服務的類型和定價決策以及信息內容和傳播形式沒有實質性影響,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對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求的信息資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這一群體的就業、學習、生活事務。
4.2 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政策視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質是建立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動,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與公共衛生、社區服務等,促進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公眾的深度參與。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數量龐大,與其他群體間存在較大的互聯網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進程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在缺乏外部干預的情況下,現存差距將會加速擴大,互聯網差距會與既有的多種社會分化相互滲透,導致信息貧弱群體難以參與信息技術手段支持的社會活動,加劇這一群體在社會、經濟等多個方面的劣勢。
已有研究發現,僅采用技術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聯網基礎設施、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提供網絡技能培訓等技術性措施,不足以縮小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關政策設計開始轉向社會性視角,在采用技術性政策措施的同時,從信息貧弱群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發展障礙出發,通過社會政策,向這一群體賦權,使之形成自我發展能力。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業政策與信息化政策等多個領域,需要提高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職業技能,增加其社會資本,完善公共服務,使這一群體獲得更多利益。一個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據《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建立一個社會矯正機制,縮小我國城市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貧弱群體的就業與生活狀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5.1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戰略目標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社會基礎還較為薄弱。本文認為,我國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目標應具有階段性,以提高接入率為基礎,設定近期和長期目標,見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對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可獲得性。應加強城市公共網絡端口建設,將學校、圖書館、社區學習中心等接入互聯網,使信息貧弱群體能夠接觸網絡。建議以民政部門的社區信息化建設、各地區的社區學習中心為依托,通過社區、居委會統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向各類信息貧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獻電腦、免費或低收費網絡服務;各地區應探索將城市公共網絡資源向農民工開放的模式,改善他們對網絡的獲得。應融合網絡與傳統媒體,整合從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資源和服務,向信息貧弱群體提供多樣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聯網使用技能與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化培訓存在多方投入、多頭管理、缺乏整體規劃等問題,應鼓勵信息技術培訓機構、用工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以及開展就業支持計劃(例如國務院扶貧辦的“雨露計劃”)的政府部門進行合作,結合就業需求(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業)設計教學內容,使信息貧弱群體通過培訓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強這一群體在就業市場上的靈活性。
5.2.2 長期的治理措施
·強化信息化的社會基礎。應推進競爭政策和普遍服務政策,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根據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把握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趨勢,為本土產業技術創新形成包容性空間,繼續推進信息無障礙標準,增強縮減信息差距的技術基礎;借鑒國外經驗,重視全民信息技術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際傳遞。
·提高信息服務質量。采取措施促使各類信息服務主體承擔社會責任,要求電視、廣播、報紙、雜志、中文網絡等媒體對信息內容加強自律管理,創建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要與認知能力的信息內容。重點是加強電子政務建設,提高公共信息服務的用戶導向性,使城市信息貧弱群體能夠獲得關鍵性的公共信息服務。
·形成長效信息培訓運行機制。信息技術培訓需要進行平臺建設,吸引地方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的長期投入,對培訓項目進行科學的評估和改進。在實踐中,一些跨國公司聯合公益性、非營利性組織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區學習中心,項目設計和管理的規范性高,重視培訓師資和當地的骨干力量,產生了規模效應,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社區學習模式。
·增強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會參與能力。我國在較長時期內不會改變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中高級藍領短缺的就業市場狀況會延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就業以藍領職業為主,而當前的教育體系和就業選擇、社會資源分配不利于藍領。國家應提高職業教育的成效,創建更為多元的文化環境,使藍領在社會參與、經濟與文化資源分配中獲得更為公平的機會,提高收入和職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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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自政府有關部門的各種統計年鑒中,我們找不到任何關于中國灰色收入的正式統計數 字,有關專家也都表示目前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方面的確切數字。
但有一位叫李志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的副研究員,還是從官方的一些統計數字中發現了一些端倪。他在《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憂慮》一書中指出,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稱,2002年第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2元。如果數字確切,中國3.6億~3.8億城市人口的1年可支配收入總計就將為2.5萬億~2.7萬億元,但當年全國的工資總額只有1.1萬億~1.2萬億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總量上就超出了"工資總額"約1倍半--難道我國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萬億元?
此前一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76萬億元,如減去工資總額1.1萬億~1.2萬億元,以及農民的勞動收入約1萬億元,差不多剛好也是1.5萬億元。
通過對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的分析,李志寧還發現,自改革開放直到1999年,每年的儲蓄增加額都相當高,幾乎可以約等于工資總額的80%~90%,1995年居民儲蓄增加額居然還比該年的工資總額多出了44億元。當報刊宣布國內居民儲蓄總額至2002年9月末已高達8.45萬億元時,此前一年內新增居民儲蓄卻足足超出了工資總額3000億元。
此外,記者還從《中國統計年鑒》中發現,我國的"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這個比重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絕大多數年份里居然是負增長(1978年是15.7%,到1999年降為12.1%)--只要是學過最基本的經濟學理論的人都知道,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分配所占GDP的比例應是逐年提高,積累的比例逐年降低才對。
李志寧對此的分析是"腐敗在加速,而且在急劇加速"。"一個公然腐敗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治久安的。 "
不可承受之"灰"
同樣,一個嚴重貧富分化的國家也是無法長治久安的。
不久前,由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調查完成的《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一出爐,即成為海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因為這份報告顯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
調查報告的主持人李實研究員 說, 此次調查之所以得出中國"世界最高"的結論,是因為考慮到非貨幣因素。李實說的"非貨幣因素"僅僅是指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單位福利性質的非工資收入,而沒有提到單位外收入和非法收入。 因此,可以肯定,中國的城鄉實際差別比《調查》所公布的數字還要"聳人聽聞"。
《調查》還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即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經濟系數已經到了0.454,但這同樣沒有把"灰色收入"算進去。如果算"灰色收入",有的學者估計,可能還要再加10個百分點,因此,中國現在 的基尼系數至少在0.50以上,有幾位專家的調查顯示,可能超過0.60!
"灰色收入"的合理性
但也有專家指出了灰色收入在現階段的合理性與積極意義。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指出,"灰色收入"其實不含任何貶義的色彩。它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出現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灰色收入"當初的出現應該說是個好征兆,它預示著經濟開始活躍,個人有了更多發揮、運用自己長處的機會。薪酬和分配問題專家時堪特別指出,依靠個人知識技能的勞動獲得單位外報酬,如教授校外講學、技術人員業余打工等,也為社會創造了新的財富,這與醫生收取病人"紅包"等非勞動所得應該有嚴格區別。
【關鍵詞】中國收入差距,收入分配 ,稅收
一、引言
根據12年5月13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在京的全國首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截至11年8月,中國內地家庭收入平均值為52087元/年,其中,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分別為71546元/年和27606元/年。巨大的收入差距導致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不平等觀念出現、貧富分化。同時,有限的土地資源已經容納不下巨大的農村勞動力人口,城鄉收入差別已經引發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給城市就業、治安等都造成了不小的壓力。這使得發掘影響中國收入差距出現的原因和找出具體解決對策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二、收入差距現狀
(一)城鄉收入差距。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并呈現收入差距逐漸擴大的趨勢:1992年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收入高61.3%,到2010年高出比例為69.0%,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另一方面,自92年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行發展,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二)行業收入差距。不同行業間收入差距巨大,第一產業中各行業收入微薄,處于收入鏈最底層,金融業和信息技術類等行業工資遠高于其他產業,尤其是在2001年進入WTO以后,收入差距擴大更為明顯。在企業薪酬管理改革中,基于職位的薪酬加上為激勵員工而支出的貨幣更加拉大了由于職位不同而產生的收入差距。
(三)地區收入差距。統計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地區工資差別在不斷擴大,最高和最低衡量的差別倍數,由1985年的2.07倍,已經擴大到2008年的2.69倍以北京和上海為代表的東部發達省市,其工資水平在所有行業均高于以湖北為代表的中部省份和以四川為代表的西部省份,在金融和信息技術類行業,這種差異尤為明顯。東部省市,憑借其悠久的發展歷史,經濟基礎較好,并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獨占改革開放先機,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30多年來領跑國家經濟發展。而中西部省區,因為地理位置相對偏遠,無法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外向型經濟發展受阻,整體經濟發展較為滯后,發展速度也落后東部。
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
(一)國內原因
1、自然條件。自然條件的差異對收入差距有重要影響。我國地域廣闊,各地自然環境條件如氣候、土地、水源、礦產等存在很大的差別:北方干冷,南方濕熱;西部多山地高原,東部多平原盆地;由此造成人口規模、農業商業等方面發展不均衡,導致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較大。
2、二元結構。我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有二元結構組成,一方面農村經濟使用傳統的落后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城鎮啟用相對先進的工業生產,發展經濟,最終導致起步不統一。并且,為了實現工業化目標,政府實行了一系列向工業傾斜的政策,從農業取得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原始積累,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在城鎮內部,依靠公有經濟的持續發展、非公有經濟的快速騰飛以及國民經濟各個產業不均衡的發展支撐經濟總體的增長;農村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則是體現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農業發展和農村其他副業發展的不均衡中,這與政策的落實程度和自然條件的不同也是息息相關的。
3、經濟體制變革
(1)行業性壟斷經營: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國家對大型壟斷企業政策傾斜,逐漸形成行業壟斷性經營。例如,像電力、鐵路等大型國有企業,長期得到國家財政撥款的投資支持,形成相對很強的獲利能力,同時也存在嚴格的進入障礙,由此形成了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的收入差距。
(2)制度外收入:由于我國市場經濟存在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不完善的問題,市場內部出現了欺詐和投機行為。大部分制度外收入與灰色收入由于其集中的作用于高收入人群,加劇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3)三大產業發展不均衡: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新經濟的迅速崛起對傳統產業造成巨大沖擊;傳統行業由于自身經濟增長方式多為粗放的勞動密集型,發展速度較慢,行業工資標準相對較低,與其他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差距不斷拉大;金融和信息服務業等憑借其高知識量和高附加值在近幾十年來迅猛發展,行業發展帶動行業工資的高漲。
(3)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盡管農業的發展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但隨著城市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飛速進行,城市職工的報酬增加遠高于農業收入的增加。就地區之間而言,,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起來,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優越的地域條件及一定經濟基礎,而中、西部地區發展則較為滯后。
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分配制度由原來完全的按需分配變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政策,讓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充分調動一切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其中,按生產要素分配加劇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5、稅收政策。我國稅收政策不夠完善,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的稅種相對單一,沒有起到應有的調節作用,“放任”收入差距擴大。
6、其他。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不足,對低收入者的補助水平有待提高。在城鄉方面,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種社會福利政策,導致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二)國際原因。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國際貿易增多,行業競爭日漸激烈;知識經濟與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大大增加了市場對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從而增大了科技工作者與一般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差距。
參考文獻:
[1]杭行.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及對策分析[J].復旦學報,2002,(2).
要解決農民市民化問題,必須弄清農民人口現狀,找到農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徑。面對巨量農村人口,單純的大城市化或單純的小城鎮化,都難以解決問題,“中城市化”道路是可行的選擇。
當前中國農民人口結構的幾個總量特征
農民人口城鄉結構
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億:根據公安部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分縣市人口統計數據,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521萬人。
全國鄉村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6.3億。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數據,2011年全國鄉村人口6565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則鄉村人口中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62820刀人。
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6億、2011年全國農業戶籍人口88521萬人,減去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62820萬人,則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701萬人。
鄉村人口結構
全國鄉村常住人口中農民工為1.3億,農民工中本地農民工以及絕大部分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常住鄉村,為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而絕大部分在“縣外省內”以及“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常住城市,為城市常住農業戶籍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鄉外縣內”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的20.2%,約為3204.3萬,本地農民工9415萬,總計12619.3萬農民工常住鄉村。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農民工(全部為16歲及以上,絕大部分在60歲以下)中16-20歲的比重為6.3%。若16-20歲的人口比重按年齡平均分布,則16-18歲的比重約為3.78%,19-59歲的比重約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民工為12142.3萬人。
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37836.5萬人,減去19歲及以上的鄉村常住農民工12142.3萬人,則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全職從事農業生產的19-59歲的勞動力)為25 694.2萬人。
.全國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為283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鄉村人口中的非農業戶口人數約為2836萬人
城鎮農民人口結構
常住城市的農民工為1.3億人。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中,“縣外省內”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比重為79.8%,約12658.7萬人。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有30%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務工(在直轄市務工的占10.3%,在省會城市務工的占20.5%),有70%在地級市、縣級市及建制鎮務工。
常住城市的非農民工農業戶籍人口為1.3億人。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 701萬人,那么常住城市的農民工就為12658.7萬人,則常住城市的不屬于農民工的農業戶籍人口為13042.3萬人。
城鄉農民素質結構
城市常住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6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10%。
根據2011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為62.9%,小學及以下、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其比重分別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農民工是外出農民工的主體(79.8%),外出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從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即近90%城市常住農民工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
農村常住勞動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5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約占30%。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10)》,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約為52.44%,比外出農民工低約10%;高中程度的比重為12.05%,與外出農民工相當;中專程度的比重為2.93%,比外出農民工低2.87%;大專及以上的比重為2.41%,比外出農民工低4.59%;小學及以下的比重為30.17%,比外出農民工高18.5%;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程度明顯低于外出農民工文化程度。根據國家統計局對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的界定,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結構可以近似反映出鄉村常住勞動力(即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的文化結構。
城鄉農民年齡結構
鄉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超過1億。2011年末全國鄉村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約為1.08億,占全國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齡老年人增加更為迅速,到2009年底,鄉村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萬,占鄉村老年人總數的11.3%。
鄉村15歲及以下兒童約為1.3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11年中國鄉村0-15歲的人口比重為20.22%,則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中,0-15歲的人口總量達12702.2萬。根據全國婦聯課題組測算,鄉村留守兒童(0-17歲)達到6102.55萬。
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約為4億。測算方式見本文“鄉村人口結構”部分。21-40歲的鄉村農業壯勞力約為1.2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全國鄉村人口中21-40歲的人口比重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18286.9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本地農民工中21-40歲的比重為41.8%,外出農民工21-40歲的比重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中,21-40歲的農民工總量約為6277.8萬人。因此,2011年全國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的21-40歲的壯年勞動力為12009.1萬人。
城市農民T超過80%在40歲以下。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2011年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比重達到81.8%,40歲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國12658.7萬城市常住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10354.8萬人。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2303.9萬人.
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的幾個判斷
巨量農民亟須市民化
全國8.8億農業戶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國民待遇,但現階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鎮常住的2.6億農業戶籍人口,這些人口尚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其中,我國現有的12658.7萬“縣外省內”務工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生活,特別是3279萬“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大部分具有較強的就業能力,其子女也已長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鄉村,但大部分沒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強烈。
另外,若按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約60%,城鎮常住人口將達8.5億人,則2012-2020年新增城鎮常住人口達1.6億人(每年新增鄉村轉移人口約1800萬),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雖然其兼顧農業生產,但已在非農產業就業,文化素質、就業能力較強,市民化條件較好,市民化的要求較為迫切。
農民工文化結構與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雖然農民工比農村居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對城市市民而言,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較低,與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較大。2011年全部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僅為23%,特別是本地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達20.5%,而在城鎮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0%,城鎮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3.6%;全部農民工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僅為5.3%,而城鎮就業人員中的大學???、大學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達24.3%。我國農民工的整體文化素質不高,進城后就業競爭力低,就業穩定性差,極大地制約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農業生產力文化素質10年間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較高的鄉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鄉村智力資源嚴重外流,導致鄉村全職農民整體文化程度長期處在較低水平。2001年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39%,而根據筆者測算,2011年全國35.6%的鄉村全職農民的文化素質仍停留在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農業生產者文化素質10年來改善微小。
農業生產尚未出現空心化、老齡化現象
近年來,由于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鄉村地區青年人大量減少,個別地區出現“撂荒”現象,但從全國整體上看,大量農民工的離去目前并沒有導致我國農業生產的“空心化”(即大面積鄉村無人從事農業生產),農村農業勞動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據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我國耕地面積為20.27億畝,2013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6.79億畝,而2011年全國19-59歲的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為25694.2萬人,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為7.89畝、人均糧食播種面積為6.53畝,另有1-3億常住鄉村的農民T可以兼顧農業生產,鄉村現有農業勞動力數量完全能夠支撐我國農業生產與糧食生產。在土地面積不增的情況下,我國糧食連年增產,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農業生產也未出現“老齡化”。雖然我國鄉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國鄉村地區仍有1.2億壯年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壯年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也僅為17畝左右。
鄉村老齡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開展的“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已經達到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根據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2009年調查,農村老齡人口規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齡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齡人口撫養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較可行的戰略抉擇
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沒有空間
城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是一種倒u形關系,城市人口規模超過一定閾值后,城市生產就會走向規模不經濟。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城市人口規模達到150萬,其規模經濟完全消失。而我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人口規模已經遠超過最佳規模,雖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規模效益,但在整體上與理想城市規模相比,已經大量出現規模不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經達到或超過土地資源承載極限。據《京津冀發展報告(2013)―承載力測度與對策》的研究與測算,京津冀地區土地資源最大人口承載力可達17080.75萬-1901.07萬人,最大人口密度可達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達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經超出了土地資源人口承載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經達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經接近承受的極限。特別是在水資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6立方米,遠低于國際人均水資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標準,屬于重度缺水。我國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基本沒有空間。
大城市中大量農民工長期得不到市民待遇,處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農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狀態,也說明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遇到“天花板”。
小城鎮化帶動農民市民化長期徘徊不前
小城鎮由于定位、布局、體制等問題,資源、產業、人口等難以集聚,形不成規模經濟和城市功能。長期以來,我國小城鎮產業規模較小,產業結構簡單,就業崗位缺乏;重視工業輕視商業,往往“有城無市”,沒有持續的消費能力和發達的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較為薄弱,生產效率與生活質量較低。這些問題致使我國小城鎮長期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對農民市民化的帶動作用不大。2002年我國鄉鎮企業解決了1.33億鄉村勞動力就業,而到2011年我國在鄉村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民工還是1.3億。這說明,近10年來,小城鎮化基本沒有帶動農民的市民化,難以承擔城市化的任務。
“中城市化”可能是帶動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徑
針對我國2.6億農業戶籍人口常住城鎮、1.3億農民工進城務工但常住鄉村兼顧農業生產、2.3億鄉村老人與兒童尚需照顧的農民人口結構,在我國大城市化基本沒有空間、小城鎮化非農就業無法增長的情況下,應該轉向以中等城市為主體的“中城市化”戰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強縣城為基本單元,以建制鎮為支點,建設分布式城市網絡,淡化縣級行政功能,優先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統一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利用200個左右中等城市和縣城已有的成熟基礎設施與發展空間,低成本吸納中等城市既有和從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農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農業戶籍人口,逐步減緩我國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問題。加強建制鎮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本地農民工以及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等在市鎮落戶定居,實現產業聚集、人口聚集、服務聚集。小城鎮化是城鄉分離的,小城鎮僅具半城市功能。與小城鎮不同,作為中城市化的支點,建制鎮是市鎮,即與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體的,二者不是行政聯系,而是產業分工協作的統一經濟區。
需要說明的是,“中城市化”戰略與“市管縣”、“省管縣”是完全不同的。縣域經濟社會從本質上說,是城鄉分割的,而且以傳統農村為主?!笆泄芸h”、“省管縣”雖然重視縣域的發展,但從根本上說,是在城鄉分割的框架下強化縣級行政能力,因而無論是市還是省,對縣域經濟社會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戰略一開始就打破縣域框架,弱化縣級行政能力,走市鎮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的路子??h在“中城市化”戰略中只是一個地理或區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適度規模有利于充分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集聚效應,利用已有的良好產業基礎、教育科研條件,發展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開展城市建設,低成本解決住房等生活問題,大幅度減低農民市民化與公共服務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據生產生活需要,規劃和發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以公共交通為主解決市民出行問題;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弊病與規模不經濟。
推進“中城市化”的幾點建議
把新興、綠色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資源與產業基礎,發展各具特色的高度專業化新興產業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長性、高增長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縮小中等城市與大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業吸引力與就業容納能力。
大力發展中等城市綠色產業,推廣清潔、低碳、高效的生產技術,打造一批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宜居宜業的高品質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為主導,市、鎮經濟社會一體化布局,形成一批工業鎮、農業鎮、商貿鎮、服務鎮等。
圍繞城市需求發展第三產業
大力發展購物、休閑、娛樂、旅游、商務等專業市場,大型購物中心以及網上交易平臺等現代化商業設施,推動現代商貿服務業的發展,活躍城市消費市場,拉動城市消費,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質量。
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等生產業,在促進制造業發展的同時,改善城市產業結構,提高城市增長質量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齡化、“124”的家庭結構(即一個孩子兩個中年人四個老人)以及家務勞動社會化等帶來的養老、家政、醫療陪護等巨大服務需求,引導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與社區服務行業向規模化、專業化方向發展。
推動農業生產公司化
在培養職業農民與土地流轉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業生產的公司化,在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公司性質的現代農場、農莊、農業園區、農業合作社、農工商綜合體等,推廣生態種養模式,建設綠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農業轉變。在公司化的基礎上,農民收入逐步實現工資化。凡是實現收人工資化的農民,無論是務工還是務農,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農民實行超前免費中專教育
針對農民工文化層次較低、難以在城市穩定就業、無法在城市長期生存的狀況,實行農民免費職業教育政策,在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對青壯年農民附加3年免費中等??坡殬I教育,保障農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與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結構。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項跟蹤調查”顯示,在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有穩定受雇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的平均外出時間為283天,比未接受過的平均外出時間多出16.6天。
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中小城市放開落戶限制的基礎上,以推進基本公共社會福利的均等化為突破口,逐步消除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重點以農民工整體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確保農民工及其子女能夠平等接受教育、醫療、失業、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
關鍵詞:統籌城鄉;農村文化建設;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9-0151-02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城鄉文化建設的環境、條件、基礎都發生了不一樣的變化,特別是農村文化建設雖然這幾年來有很大的改觀,不過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城鄉文化建設發展并不平衡。統籌城鄉文化建成發展是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是實現十二五計劃的重要條件,是促進我國城鄉文化建設快速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國學者對統籌城鄉文化、農村文化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特別是黨在十六大以后,國內對于這方面的研究進入了一個白熱化的階段,不少學者都紛紛發表了自己的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對前人的研究進行整理和分析對今后改善我國農村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研究的主要內容
目前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基本還處在一個初級階段,并且從現有的資料整理分析來看,雖然很多學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觀點不同、主題不同、研究的成果也各異。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內容都是關于在統籌城鄉視域下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目前在統籌城鄉視域下農村文化建設的存在問題、統籌城鄉文化建設基本的途徑這幾個方面。
(一)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在2011年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中指出“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強調“增加農村文化服務總量,縮小城鄉文化發展差距,對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義?!笨梢娂訌娊y籌城鄉文化建設的重要,為什么要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研究者從城鄉一體化、和諧社會、小康社會建設三個方面進行了研究。
1.加強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基礎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對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提出了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明主”的發展戰略目標,其中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內容,這點也得到了唐金培的認同。他認為發展戰略目標中的“生產發展”不僅僅只是農業建設的發展,還有農村文化建設的發展?!吧顚捲!辈粌H僅是要農民生活變得好起來,也包括精神文化建設方面的豐富多彩?!班l風文明”就是通過提高新農村文化建設,提高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拉近城鄉距離?!按迦菡麧崱逼鋵嵕褪钦f要保持整潔干凈,這也是一種文化建設。“管理民主”就是利用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民主意識,縮小城鄉差距[1]。
此外,2012年同志在黨的十報告中指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辈簧俚膶W者也持有相同的觀點。王娟把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看成是構建城鄉一體化經濟建設的有效措施,她認為沒有文化的發展,特別是農村文化的建設發展,是無法實現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同時,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發展,能提高農民的知識水平,加快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使城鄉一體化的目標實現[2]。余友斌認為加快新農村文化發展,是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途徑[3],徐學慶認為,加強統籌城鄉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部分內容,是培養有能力、有智慧、有素養農民的基本手段[4]。
2.是構建和諧社會發展的需要
在黨的十六大中首次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而實現和諧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城市和農村文化建設的和諧發展。學者普遍認為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大力發展農村文化建設,統籌城鄉文化建設。朱光喜認為農村和諧社會主要是表現在農村的經濟、文化兩者之間的和諧關系[5]。王娟認為加強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會有利于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文化思想,有利于農村環境的道德建設,促進農民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局面。唐金培則認為,強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可以豐富農民的業余生活,可以提高他們的思想境界,正確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能化解各種心理矛盾,起到一個溝通的作用,形成一個“家和萬事興”的和諧局面,進一步推動我國和諧社會的發展。
3.是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保障
加強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其實是農民融入到城鎮生活中的一個過程。而我國目前處于城市和鄉鎮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隨著農村人口大量地涌向城市,農村的生活方式逐漸向城市看齊,因此就有不少學者認為,農民在進城后,逐漸從一個農村農民轉變為一個城市居民,由于教育方面的原因,文化等方面的反差會給農民帶來非常大的落差以及不適應。加強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其實是城市與農村兩者之間文化交流溝通的過程,這樣會使城市更加了解農村,農村也更加了解城市,而通過這樣的方式農民可以對城市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認識,這對全面加快小康社會的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目標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的現狀
不少研究學者認為,在統籌城鄉一體化過程中,農村文化建設現狀不容樂觀普遍存在著不少的問題。
1.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經費缺乏
劉文儉[6]等人認為由于國家的重視程度不夠,在文化建設方面的資金比較少。據權威數據的統計,在1998年到2002年用于農村文化建設的經費不足教育事業經費的七十分之一,不足科技研究事業的十分之一。雖然這幾年國家加大了對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但是依然沒辦法解決農村文化建設中經費不足的問題,郭國祥[7]等人認為,從國家到政府對農村文化建設都不夠重視,文化建設的經費只占整個國家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幾,遠遠低于城市文化建設經費投入。王娟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國家財政有限,加上農村地區較多,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成本高,因此也一直得不到過多的重視。
2.農村文化建設主體地位缺失
鄭風田[8]等人指出,我國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由于受到多種發展因素的影響,農村文化建設的主體地位慢慢走向缺失,城鄉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一直都沒有很好的辦法解決。同時她認為,在統籌城鄉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要以農民群眾的需求為指導對象,利用傳統文化,采取多種交流方式,把農村文化建設融入到城市文化建設中,此外,劉璐琳還提出加快農村文化建設發展是當前積極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和非常重要的任務。朱正剛也認為在進行農村文化建設時,要多聽取農民的建議,處理好相互友好的關系,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要積極調動農民參加文化活動的積極性,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早日得以實現。
3.農村的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差
目前,我國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與成熟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相差甚遠,在很多的農村地方沒有圖書館,沒有電影院。就連體育運動場也少得可憐。有學者認為,雖然國家一直在強調要統籌城鄉文化建設,但是實施起來卻不是那么容易。根據朱明燕[9]等人的調查報告顯示,全國11.3%的農村沒有書館沒有書庫,15.1%的農村有書館沒有閱覽室,全國21%的文化館無業務用房,難以開展業務活動。
(三)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的基本途徑
對于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的基本途徑,不少學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想法,總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各級黨政機關要高度重視統籌城鄉發展
劉文儉等人認為,由于我國的人口眾多,如果不想方設法改變農村文化建設落后的現狀,農村文化生活缺乏,那么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就會非常被動,水平也難以得到提高。城鄉經濟也難以得到持續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也明確作出指示各級黨政機關要高度重視統籌城鄉發展,希望通過統籌城鄉文化基礎建設,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
2.改革統籌城鄉文化管理體制
王娟認為我國農村文化建設管理在體制方面存在很多問題,管理錯位,管理也不得力,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實現,也將難以實現統籌城鄉文化建設的實現。呂全國[10]認為,要深化基層文化體制改革,以此推動農村文化建設整體水平的穩步提高。此外,他還認為,要把之前落后的以農村為主的管理模式進行改革,并且要適當整合各種有利資源,把分散的資源合理利用,同時,還要督促政府發揮其應起到的作用,制定相關政策,規范農村文化市場,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水平的顯著提升。
3.加大經費投資力度,加強農村文化設施建設
不少的研究者認為,要加大經費的投資力度,籌借農村文化建設資金,在這點上應該注意讓政府發揮作用,利用政府和社會的力量,改善目前農村文化建設落后的面貌,在文化建設過程中采取多種可以實現的模式得到社會和政府的支持,以此加強農村文化設施建設。
二、研究的不足
很多的學者在研究統籌城鄉視域下的農村文化建設時,都能結合目前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村文化建設的實際情況,理論聯系實際,但是不足之處在于我國的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重視理論方面的研究,而且深入地、比較系統化地將融入到研究中,這方面還是不夠,有些研究脫離了原本的理論基礎,也是不行的。研究的內容沒有能夠很好地把握住農村文化建設的重點。此外與國外農村文化建設比較研究的文章也比較少,
三、總結
雖然,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但也可以看出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努力成果,而加強農村文化建設不是依靠一個人或是一個單位就能實現的,它需要的是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終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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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電子商務市場;CNNIC;需求;潛力
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網民總數已經達到2.98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22.6%。在城市里,人們上網瀏覽新聞,搜索信息,在線購物等已漸趨流行,相應的電子商務市場份額也在快速增長,電子商務逐漸成為人們熱議的一個焦點話題,各種類型的電子商務網站也層出不窮,競爭日趨激烈。
而人口更多,地域分布更廣,消費需求更為多樣的農村電子商務市場,一度成為被人遺忘的角落。雖然如此,農村電子商務市場也在靜悄悄地孕育發展著,尤其是在一些沿海發達省份的農村。早在2006年,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就啟動了全省首家農村“電子超市”,標志著電子商務正式邁入浙江農民的生活。這僅僅是一個例子,農村電子商務市場的星星之火總有一天會成為燎原之勢。
一、農村互聯網絡應用現狀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2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首次在“網民規模與結構特征”部分專門增加了對農村網民的分析。報告顯示,我國農村網民規模增長迅速,截至2008年12月31日,網民總數達到8 460萬人,較2007年增長60.8%,增速遠遠超過城鎮的35.6%。
另據2009年3月CNNIC的《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農村網民文化水平相對較低,初中及以下學歷的網民占49.4%;農村網民更加趨于年輕化,30歲以下年輕群體所占比例高達76.9%;從職業結構來看,農村網民的構成主體是學生,所占的比例高達38.8%。正是由于這些特點,在網絡應用行為方面,農村網民娛樂化傾向更加明顯。在中國農村,網絡音樂、網絡視頻、網絡游戲以及網絡聊天成為農村網民使用互聯網的主要目的,其用戶的規模均超過了5 000萬人。此外,在上網場所方面,由于經濟支付能力的限制,家庭和網吧幾乎同等重要,網吧網民比例為54.2%,手機以較低的價格獲得農村網民的青睞,成為農村網民上網設備的有益補充。
互聯網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應用,最近幾年也在逐漸普及,出現了一大批類型各異的涉農網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第三方平臺形式出現的農業門戶,不僅為農產品的產、供、銷提供信息服務,也為供求雙方直接架起橋梁。
二、農村電子商務市場的潛在需求分析
由于我國農村自然和社會經濟環境的現實情況,農村對電子商務的需求在很多方面甚于城市。雖然農村電子商務市場才剛剛起步,但隨著農村電子商務市場相關條件的成熟,今后幾年有望迎來快速發展。
(一)農業對電子商務的需求
最近幾年,類似堆積如山的桔子賣不出去這樣的“豐收的煩惱”新聞時有報道。這一現象很大程度上跟我國農村居住分散,經濟和交通相對落后等特殊的社會環境造成農村信息閉塞,與外界信息溝通不暢有直接的關系。電子商務可以很好地解決農業生產與市場需求的對接問題,將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諸多環節有機的結合起來,從而保證農業生產符合市場需求。
此外,電子商務還可以很好地解決我國農業“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由于是小農戶,生產就形不成規模,自產自銷的方式不僅效率底,成本也極其高昂。電子商務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把小農戶組織在一起,在銷售環節上實現規?;?在降低流通成本的同時可以更好地滿足市場的需求,使得小農戶也一樣有競爭力。這一現實,也為專業的第三方農業電子商務網站提供了發展的空間。
(二)農村生活方面對電子商務的需求
在生活方面,農村電子商務市場一樣也存在巨大的潛在需求。由于農村特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沒有超市,商場等成規模的規范的購物場所,使得因為生活需要的購買相比城市顯得非常不方便,而電子商務恰好可以彌補這一不足。農村相對較低的經濟收入水平使得人們對商品的價格更為敏感,而在線營銷的普遍低價可以很好地滿足農村市場的需求。此外,農村在文化娛樂設施方面的缺乏,也為相關方面的電子商務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三)在線教育資源需求
黨的十七大報告突出地強調了“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把教育問題放在了實現社會公平的特殊地位。雖然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鄉鎮學校的發展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城鄉教育資源無論是在軟件還是硬件上的差距都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徹底改變的。城市里的集中了整個社會的優質教育資源,這些資源在滿足城市自身教育需求外,可以通過互聯網延伸到廣大的農村,讓農村的學生通過網絡分享最新的教育成果。
(四)農村勞動力市場對電子商務的需求
近年來由于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等原因,農村勞動力剩余問題已經十分突出。據有關部門統計,現在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已達2億左右,這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需要尋找新的就業崗位,而針對農村的勞動力市場沒有完善的信息服務方式。對于地理位置較偏僻,交通相對不便利的農村而言網上招聘求職將可以很好地滿足這一需求。
一些專業的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可以有針對性地根據市場的用工需求對農村富余勞動力通過互聯網開設相關的遠程職業培訓課程,滿足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
三、當前制約農村電子商務市場發展的主要因素
農村電子商務雖然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目前還有一些重要的制約因素影響其發展,主要有:
(一)互聯網設備缺乏
CNNIC的《2007年中國農村互聯網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6年底,農村擁有的家庭電腦數量為2.7臺/百戶,遠低于城鎮電腦擁有量47.2臺/百戶。在不上網的原因中,“沒有相應設備”占到農村不上網居民的39.5%,成為最大原因。家庭電腦的缺乏使得農村網吧上網比例超過半數(53.9%)。農村互聯網基礎設施的薄弱,已成為阻礙農民上網和農村互聯網發展的最大瓶頸。
(二)缺乏必要的網絡知識
在不上網的原因中,“不懂電腦/網絡”是農村居民不上網的又一重要原因,占到農村不上網居民的28.3%。不懂電腦/網絡知識很大程度上源于農村居民總體受教育程度較低。根據農業部調查,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7.8年,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小學文化程度占25.8%,初中文化程度占49.4%,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僅占1.1%。
1農村教育的基本狀況
駐馬店市現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2652所,其中,小學2344所(另有教學點558個),在校生100.26萬人;初中298所,在校生43.54萬人;特殊教育學校10所,在校生982人。義務教育階段現有教職工67114人,初中、小學專任教師學歷達標率分別為97.71%、99.33%。市中心城區現有公辦小學28所,在校學生34890人,教學班477個,平均班額73人;公辦初中14所,在校學生18845人,教學班280個,平均班額67人;農村小學2316所,在校學生967710人,教學班26881個,平均班額36人;初中284所,在校學生416555人,教學班9257個,平均班額45人。
2調查表明,農村教師隊伍存在的問題
2.1鄉村小學普遍存在教師生活、住宿問題無法解決
由于鄉村小學存在著教師生活環境相對較差,外地教師不愿意來,新增教師一般都是新招教師,因住房、生活問題無法解決,不能安心工作,這個問題如不能解決將很大程度地影響今后農村教育的發展。如:某小學,是一個偏遠山區學校,離鄉鎮還有10公里遠,去年新分來兩個女大學生教師,因學校沒有住房,生活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2.2農村教師整體水平不高,師資短缺和結構性短缺嚴重
第一,教師年齡結構、文化結構上不合理,全市現有8萬多名中小學教師,51歲以上的占23.9%,在職轉正民師占教師總數的34.5%,教師年齡偏大,缺乏新鮮血液。年齡偏大問題在該市農村中小學較為普遍,尤其以小學更為突出。在農村教育工作實際中,年齡偏大,并沒有顯現出教學經驗豐富的優勢,而更多地表現出對教育教學改革的消極、不愿更新知識,以致知識與實際脫節,學生不愿學,教學質量下滑。這種師資結構狀況直接損害著農村兒童、少年依法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同時,農村教師新生力量又得不到及時更新補充,導致農村學校教師年齡結構出現斷層,為農村教育的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在民師轉正的教師中只有極少數接受過系統的專業教育,大多起點學歷偏低、達標學歷是通過后期進修培訓取得,因此存在專業素質不高的缺憾。在強力推進課程改革的今天,他們中的大多數越來越不適應教育發展的需要,表現為教學理念陳舊、教學方法落后、現代教育技術缺乏,已不能勝任教學工作??梢姡壳暗摹懊褶D公”教師基礎差、人數多、年齡偏大、知識老化,已成為農村教師隊伍建設與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之一。
第二,教師編制管理不能適應新課程教學改革的要求?,F在農村中小學教師整體處于超編狀態。但實際情況是:教師總量不足,部分學科教師短缺,大多數農村小學和初中英語教師、音樂教師、美術教師、體育教師緊缺現象比較突出。農村小學按1:25的師生比例,遠不能適應素質教育形勢。有的學校按“師生比”不缺編,但體、音、美、信息技術等學科無專職教師上課,部分學校出現教師包班現象,很大部分小學都存在這種現象。教師編制管理跟不上教育發展步伐。
第三,現行的教師編制設置欠合理?,F行編制標準的師生比不符合農村學校的實際情況,且沒有設置寄宿制學校工作人員、專職校醫、心理教師、實驗員、安全員、圖書管理員等工作人員編制。寄宿制學校普遍缺少生活教師,生活教師配備工作已成為寄宿制學校當務之急的一件大事。第四,教師實行區域流動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和管理制度,造成城鄉之間重點學校與薄弱學校之間教師交流困難,優質教育資源配備不合理的現象?,F在農村中小學實行的是“人-編-卡”的剛性編制管理制度,阻擋教師正常流動,影響了教師資源的優化配置。農村教師管理缺乏淘汰機制,新教師得不到補充,想淘汰的沒有辦法淘汰,干好干壞一個樣,導致教師的進取心、緊迫感逐漸淡漠,加上培訓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終身學習體系尚不夠完善,正常流動渠道又不暢通,隊伍必然缺乏生機和活力。
2.3農村中小學教師的敬業精神不強
農村任教的老師,沒有多少上升的機會,包括職稱評審就很難,也沒有多少展示才華的機會。一些公開課或比賽課多由條件較好的城鎮學校教師來承擔,有進取心的農村教師難以得到推薦與展示的機會,農村教師參與培養、深造的機會也相對較少。其次,工作生活條件差也是導致農村教師敬業精神不強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生活條件待遇差、教學設備簡陋、職稱評定難,加之社會保障措施的缺乏,農村醫療保障差,很多人不愿到農村工作,再加上由于歷史等方面的原因,教師特別是農村教師地位低、留守兒童多,學生不好教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廣大農村教師的愛崗敬業、積極奉獻。
3農村教師隊伍建設的對策與建議
3.1加大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促進均衡發展
嚴格執行駐政[2008]91號文件精神,要在全市范圍內科學、合理地配置義務教育資源,進一步完善“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不折不扣地落實教育經費“三個增長”,提高中小學公用經費保障水平,采取強力措施,加大義務教育經費投入。3.2加快薄弱學校治理,縮小義務教育的校際差距各級政府要集中力量加快薄弱學校改造進程,在經費投入上,城市教育費附加要優先用于改造薄弱學校。出臺相應的政策,建設農村學校教師安居工程,解決農村教師的住房問題,使農村教師能安心工作。義務教育階段績效工資是提高教師積極性的有力抓手,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獎勵機制,努力形成薄弱學校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局面。要采取以強帶弱、聯合辦校等模式和手段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3.3根據學生人數的變化,教師編制實行動態控編
建議編制管理部門對教師編制實行總量控制,不再核編到校,由教育主管部門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統配,劃定一定區域作為核編單位,在每學年開始時,對本學年的教師及各種教輔人員的編制提出編制需求計劃,經上報編制管理部門批準后,及時進行調整,有計劃、有步驟地增減教師編制,把調整結果報同級編制管理部門備案。要形成中小學校長、教師有序流動的制度,逐漸消除城區學校超編和偏遠農村學校缺編的現象,促進縣域內、區域內、地區間教師的合理流動,解決教師隊伍的結構性矛盾,實現教育機會平等,縮小優質學校和薄弱學校間的差距,保持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重新核定編制,要充分考慮到許多農村學校地處山區、教學點分散、教學班較多但每班學生較少的實際,以教學班數量、課程設置和寄宿制學校實際為依據,以師生比為參照,科學、合理地核定教師編制,制定農村中小學教師定編辦法。
3.4采用定向招錄教師的辦法
充分考慮結構的合理性,把復合型教師作為今后農村小學階段招錄教師的重點;要多招錄一些愿意長期在農村工作的教師,采取定向招錄措施,解決當前農村教師隊伍存在的學科、年齡、性別上的布局結構不合理問題。建議政府根據國家有關政策,結合農村教育實際,出臺農村學校教師補充辦法,形成在每個學年的第一學期前對農村學校補充一次新教師的制度,促進農村教師隊伍結構的逐步改善。
3.5建立農村教師的退出機制
要重視當前農村中小學中存在著大量的不合格教師突出問題,盡快建立不合格教師離開教育行業的退出機制。如從政府投入農村教育經費預算中,安排“農村教師分流安置專項經費”,提供相應的生活保障、養老保險及必要的醫療服務,讓那些不能適應現代教育要求又不愿提高自身水平的教師退出教師行列,對在職教職工中因身體原因不能勝任教學工作的,要實行內退,不占用教師編制。對長期有病不能繼續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的人員,按國家有關規定辦理病退,形成農村教師的退出機制,為農村教師的補充更新提供編制空間,又激發了農村教師的工作積極性。
3.6建立長效支教體制和城鄉教師定期交流輪崗制度
要在全市范圍內實行中小學校長、教師定期交流制度,促進中小學校長、教師在市(鄉鎮)學校與農村學校、優質學校與薄弱學校之間定期交流,優化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師資力量的均衡配置。要鼓勵引導大中專畢業生到農村學校任教,建立農村學校教師的良性補充機制,有效推進長效支教體制的建立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