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象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文化形象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文化形象范文
城市形象是一個多元系統，包括政府形象、企業形象、市民形象、窗口形象、建筑形象、環境形象、文化形象、發展形象等一系列子系統，各個子系統之間相互支撐、相互影響，共同形成完整的城市形象。[1]而城市品牌與城市形象有著不同，城市品牌是城市形象的概括性表達，是城市形象的視覺化符號化的表現。城市品牌是對城市形象的提煉，是對城市形象特征的核心把握，它具有對城市形象的再加工再設計性，具有一定的城市推廣營銷理念。廣大的城市消費者不會象城市經營者或者城市研究者一樣去了解城市形象的多元化系統化的全部，而一個城市恰恰能夠被消費者普遍了解、辨別、認同并得以記憶的是對該城市最具特色、對公眾最具價值的一個或者幾個要素。也正是這些要素使得一個城市和另一個城市有了區別，是這些要素使得城市消費者對其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記憶。城市的品牌不是去創造一個新的概念，不是強行改變消費者心目中已存在的記憶，而是把一個城市中被消費者零散記憶的碎片通過有利于城市發展、信息傳達的方式系統起來，更加具象化、明確化、條理化、差異化，進而在城市消費者心理建立起一個更具明確的、典型的形象引導城市的更好更快發展。昌吉市“飛馬轉盤”是昌吉的城市的標志建筑雕塑，已深入昌吉市乃至全疆民眾心里。為此“飛馬轉盤”雕塑形象就是一個值得被關注和采納的設計要素，可以通過藝術加工、地域文化的再融入來再建構一個被升華的視覺符號；以此來承載新疆昌吉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讓其附上昌吉周邊民眾的心理夙愿代表昌吉城市，為其建立城市品牌視覺形象。當然昌吉市還有其他的城市名片，如“回民小吃街”。“回民小吃街”也正是昌吉回族自治州歷史文化、民俗飲食文化等的縮影，昌吉市是昌吉回族自治州周政府駐扎所在市，理所應當要承載和展示回族的優秀歷史、文化、民俗等信息。通過以上的闡述無疑以回族優秀文化的語言來詮釋昌吉市的城市品牌形象也是順理成章的，同時也是對地域文化的一種直接體現，在視覺語言元素的提取中也正遵循了品牌設計的差異化原則，這于品牌的設計要領不謀而合。昌吉城市品牌視覺形象元素對回族民俗文化的關照，也正是對作為全國僅有兩個回族自治州的一種優秀文化的有利傳承與保護，這也符合我國當下對中華優秀文化傳承發展的夙愿。當然市標構思的意象還可能有好多，也可以通過其他的歷史文化、人文文化、地理環境資源、生活民俗等來發掘，不論市標的構思信息提取取其那類，但總的構思意象要圍繞昌吉市本土地域而尋求。構思以及相關語言符號的提煉，在具體的視覺形象符號的整理與設計上應該遵循品牌標識的準確性、易識別、時代性、簡潔性。在追求滿足以上原則為的同時為達到地域性、民俗化、貼心化還應該在形態樣式上力求地域元素形態的彰顯、民俗元素的凸顯、造型形態樣式的貼近當地民眾的心理。
2彰顯昌吉市特色產業推廣宣傳設計研究
昌吉有著六大支柱產業，煤電煤化工、有色金屬冶煉、機電建材制造、紡織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食品加工業等六大產業。神東天龍五彩灣煤礦、華電昌吉熱電已初具規模；南山屯河化工、特變電工已享譽全疆；天山紡織集團、溢達昌吉棉紡、中糧屯河番茄、天山面粉、天山生物、笑廚食品、麥趣爾等都將詮釋著昌吉特色產業的發展足跡。除以上之外還有以旅游、民俗文化、飲食文化業也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這些都將為昌吉市的發展乃至昌吉州的發展做出重大的貢獻，而這些產業、文化、民俗都需要對外的宣傳與推廣，只有他們的循序漸進發展才會有昌吉市的長足發展，怎樣將這一系列的資源對外宣傳推廣出去也便是昌吉市品牌形象對外宣傳的根本實質是在。時下視覺傳達的措施與手段眾多，傳統的有靜態平面二位廣告媒介，如戶外大型高桿廣告、燈箱廣告、報紙廣告等；新興的有網絡媒體廣告、電視視頻廣告等。通過運用提取的昌吉地域文化的視覺元素進行創意設計昌吉特色產業廣告，這樣可以使受眾群體更為迅速的產生認識和聯想，使圖形圖像傳達的信息更加明確，溝通變得更加容易。許多優秀的廣告創意都是采用了一些被受眾見慣不慣的形態形象進行巧妙的應用和設計，從而產生不平凡的視覺效果和宣傳意義。每個地方不同的地域文化都將賦予我們對其特有的文化價值觀，這也將帶給我們在對事物認知上所產生的特有的群體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也正是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受眾群體對自我價值的強烈確認。在具體的設計構思中若巧妙地把帶有某種地域的、歷史的、時代性的符號溶入現代具體的設計之中，使其產生獨特的視覺效果，完成畫面視覺效果的受眾心理認同。這種刺激受眾心理的認同也只有承載厚重的地域文化語言元素才能達到。在具體的宣傳廣告的設計上可以重點打造地域性的特色化、主題化、類型化，突出地域優勢、資源優勢。在具體的廣告設計上力求簡潔、新穎、另類，設計出具有一定地域性差異化的視覺畫面來吸引受眾群體。
3“回民小吃街”地域文化一條街導視系統設計研究
第2篇：文化形象范文
1歷史上CI的出現
從50年代初到現在，CI的誕生有近50年的歷史,他發展沿革大致上經歷三個階段:
A從商標品牌到產品視覺統一設計，
B企業風格的視覺傳達設計，
C從視覺形象識別到整體形象識別，
CI已經從單純的視覺傳達設計演變為一種企業形象的傳播策略，我們可以看出VI形象的識別是現在CI、MI等的最初起源，最初是商品標志視覺功能的擴展，商標品牌作為商品的標記和象征，在商品市場的競爭中發揮這主要作用，1851年，美國寶齡公司老板發現負責貨運的人總是在裝蠟燭的箱子上畫上黑叉叉，經詢問才知道是為了那些目不識丁的碼頭工人能分辨哪是蠟燭哪是香皂。后來，有位聰明的工人把難看的叉叉改成了星星，進而成為固定的符號經常出現。
CI這一詞最早由美國的設計家來蒙特于1930年左右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的經濟發展在世界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企業重視工業設計和產品的視覺設計。現代設計的搖籃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這所起初培養建筑設計而創建的學校，轉而以培養工業設計、商業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等專門人才。造就了一批設計師，對今天設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視覺文化時代的到來
據說視覺文化的時代已經來臨。丹尼爾·貝爾認為：“目前居統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聲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率了觀眾。在一個大眾社會里，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隨著時代的進步，大眾社會的要求逐漸擴展延伸，品牌等成為一種無形資產成為商品分辨和信譽保證的重要識別，使得在人們視線里出現整體的視覺識別系統，時代也有了它新的概念，即視覺文化時代。視覺文化時代的到來，急劇加速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促使視覺文化的進步，總之，設計與經濟時代的發展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
二第四大眾傳媒互聯網的發展
1互聯網的發展
自從發明了電腦，出現了WWW,科學發明改變了社會，人類的智慧是無窮無限的，互聯網的發明稱之為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的最偉大的發明。PC時代的數字化是個人的，互聯網時代的數字化則是全球的。互聯網使時空的距離成為零，整個地球被收縮成一個新的世界，我們可以周游世界，大大地降低了信息的傳播費用，實現社會化，達到信息的迅速廣泛的傳播。與傳統的傳媒方式相比較，互聯網具有鮮明的優勢。以計算機二進制語言處理的數字化信息，構成了信息社會的最基本原子，在信息時代，人類的生存和生活，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數字化信息之上，第四大眾傳媒互聯網將普及發展與人類社會。
2四次信息傳播革命
自從人類誕生以來，人類社會至少已經經歷了四次意義重大的信息傳播革命，每一次信息傳播革命都把人類文明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一次信息傳播革命是語言傳播的誕生：提高了人類信息傳播的質量、速度與效率。
第二次信息傳播革命是文字傳播的誕生：使得人類的信息傳播革命第一次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得以廣泛流傳和長期保存。
第三次信息傳播革命是印刷傳播的誕生。報紙、雜志、書籍等印刷品大眾媒介迅速普及。第四次信息傳播革命是模擬式電子傳播的誕生。
19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一系列模擬式電子傳播技術與媒介相繼出現，并迅速普及，使得人類信息傳播的速度空前迅疾，范圍空前廣泛，內容空前豐富，復制擴散和保存信息的能力空前增強。人類進入以模擬式電子傳播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時代。
最新的一次信息傳播革命，即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第五次信息傳播革命，是數字式電子傳播的誕生。進入90年代以來，先進的計算機技術不僅征服了文字數字化的難題，而且征服了比文字更復雜的聲音世界。如今，表現和記錄人類物資和精神世界的數字、語言、文字、聲音、圖畫和影像等過去相互之間界限分明的各種信息傳播方式，都可以用計算機的二進制語言來作數字化處理，從而可以渾然一體，相互轉換了。報紙、廣播、電視和書籍、雜志、電影等傳統大眾傳播媒介在形式之間的差異正在縮小或消失；交互式傳播媒體的出現，使得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傳統的相互關系正面臨巨大的變化。人類進入了真正的信息時代。
第3篇：文化形象范文
【關鍵詞】 文化建設；成都形象；文化資源；個性特色
【中圖分類號】 G11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139(2012)02—0064—4
作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成都市，自2003年以來，已經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改革試驗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已經獲得了“三個集中”(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六個一體化”(城鄉規劃、城鄉產業發展、城鄉市場體制、城鄉基礎設施、城鄉公共服務、城鄉管理體制等的“一體化”)的輝煌成就。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些成就，可以涵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三大領域，卻在“文化建設”方面，卻明顯缺失。因為，就當下的中國發展的國策而言，需要的是“四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全面發展。按照這個標準，成都市應該及時跟進，加快文化建設的步伐。
文化建設的內容甚多，城市文化設施如社會公益性文化設施的公共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科技館、體育館等基礎性設施的硬件建設，已經被很多人認識到了。中國的每個城市、包括成都市，都在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確實，這些硬件設施為廣大市民的文化消費與文化審美活動，提供了條件，為提升普通市民的文化素養、培養現代社會的文明公民，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這也為文化創造者的文化傳承與創新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空間。
在“現代化”的城市建設理念支配下，中國城市的文化設施建設、包括成都市的城市文化設施建設，大多雷同，缺乏自己的特點。例如，成都市體育中心、四川省與成都市圖書館、成都市嬌子音樂廳等大型文化設施的外觀形制，如果把其標牌名稱去掉后，換上任何一個城市的名稱都可以。像天府廣場這樣的不可置換的城市文化形象設施建設，在成都街頭還太少。一個城市的精魂和個性呈現，就在于其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張揚——這才是城市文化形象建設最困難的所在。
城市建筑的任何一種具體物質形制，都應該讓人感受到一種獨特的文化韻味。北京的四合院與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風格的民居；同樣是皇宮，北京的紫禁城與巴黎的凡爾賽宮，卻具有東西方的不同歷史文化內涵；伊斯蘭文化圈的的穹隆建筑以及尖拱窗形式，與西方哥特式高聳的尖塔構成鮮明對比；即使是現代化建筑，紐約的摩天大樓與上海的摩天大樓，都有各自的文化韻味。城市的建筑不僅是凝固的音樂、立體的繪畫、實用的雕塑，是技術與藝術的完美結合、實用性與觀賞性的統一，而且必須具有鮮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時代的獨特文化內涵。
事實上，區域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是中國社會、乃至于整個世界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一個基本特點。一個區域的稟賦受到地理、資源、文化傳統、民族、基礎設施、市場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而形成自己的個性；一個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形態，又往往集中體現于一個中心城市的形象之中。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資源稟賦、構成因素及分布狀況、由之而來的特有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由這些前提條件決定而形成的文化、制度、人口規模等，這就決定了每一個城市都是獨特、不可互換的。一個城市的建設必須體現自己對歷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體驗，展示自己獨特的社會圖景和地域文化氣象。這種圖景和氣象，固然展示著這個城市當下的社會面相和精神世界，更要呈現出特定地域社會的文化面貌。我們對一個城市的文化形象的認知，要將其視為一個復雜的、互動的、長期的歷史過程的結晶和縮影”，要將這個地域空間中多重因素疊合的社會文化因素，通過物質化的建筑設施，進行顯像化的展現。于此，這個城市動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變化的時間歷程，通過不同街區的各種物質化手段，得到立體的‘‘全息化”展示。也就是說，通過對“地域空間”的歷時性的過程和場景的重建與再現，常常更有助于廣大市民與外來者，對這個區域社會歷史脈絡與文化創造歷程及其特色精妙之處的感悟與理解。
特定的區域，既是人類在一個特定空間中生存的歷史過程單位，同時也是他們基于特定自然條件稟賦而進行生存活動與文化創造的空間。這個具體的時空，一方面為該區域人類的活動提供了條件和限制，但同時也是他們進行獨特歷史創造的“場”，一種獨特的歷史就在這種特定空間展示了自己的過程。作為巴蜀大盆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成都市，應該承擔起這個任務。因為位處巴蜀大盆地的成都，有著自己漫長的發展歷史，一直是內陸大都市、大陸型農耕文化圈城市的典型。
成都形象定位是“文化、歷史之都”，這早已被四川省與成都市政府、本土學術界與廣大市民所確認，成都市為這種城市文化形象的建設，也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把這種品牌形象特征用物質化、視覺化的方式，外顯出來，昭示世界。在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宮、文殊院、大慈寺、寶光寺、都江堰與二王廟、青城山等歷史文化保護地的完美化建設等方面，投入極大并獲得很好效果；在錦里、寬窄巷子、文殊坊等街區的文化形象設施建設上，也取得較好成績。
但是，可以被稱為“文化、歷史之都”的城市尚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行文批準并對它們進行重點保護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截至今天至少已經有113座。所以，作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成都城市建設，必須探索一條自己的路子。
第4篇：文化形象范文
關鍵詞: 關聯理論 商標翻譯 文化形象 轉換
1.引言
商標是商品的標志,是生產者推銷商品的宣傳手段之一,也是商品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的主要原因之一。關聯理論是探索交際與認知關系的語用理論,對商標及其翻譯都有相當的解釋力,尤其是對于商標翻譯中的形象轉換和具體翻譯策略很有啟示。本文擬從關聯理論角度對商標翻譯中商標詞的文化形象轉換作粗淺探討。
2.商標翻譯中的文化形象價值
在當今社會,商標已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商標是一個企業(商品)的形象代言,商標的優劣集中體現著一個企業的文化底蘊的程度深淺,這就對商標的翻譯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求譯者在翻譯商標過程中不僅注意到源語,還應該關注譯語文化,尤其是商標詞中所蘊涵的豐富文化形象內容。
一個好的商標詞其所包含的文化形象應在消費者和商品之間建立最大的關聯性,從而使消費者更好地認識和了解商標所代表的產品。
3.關聯理論對商標翻譯文化形象轉換的闡釋力
關聯理論認為,交際活動屬于認知活動范疇,交際活動包括言語交際和非言語交際,其中言語交際是主要形式。言語交際是一種有目的、有意圖的認知活動;交際雙方能相互識別對方的目的或意圖,其基礎在于雙方對認知環境具有共識;認知環境由三種信息組成:邏輯信息、百科信息和詞語信息,其中邏輯信息和百科信息是造成各人認知差異的主要因素。[1]
在關聯理論框架下,交際行為是一種明示――推理的認知行為。關聯是人類認知活動的關鍵所在:人們只對那些與他們有關的現象產生注意。因此,一則翻譯商標成功與否,應該看是否能代表企業形象,使受眾感到與自己相關,是否能使他們產生注意,從而引發興趣、形成欲望、采取行動。就是說,相關性應該成為商標翻譯中譯者可遵循的翻譯準則。
但是中西文化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差異,如何在譯語文化里再現商標源語文化形象,找到中西文化形象的轉換途徑,正是商標翻譯的關鍵所在。
那么在商標翻譯中,怎樣才能在譯語里生動形象地傳達源語文化形象和內涵,從而使譯語讀者能像源語讀者(消費者)一樣在看到商標后聯想到產品的優質和獨特功能,產生同樣的購物沖動呢?譚載喜說:“翻譯對原文意思的理解,遠遠不是單純的語言理解問題。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它深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2]因為商標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符號切換,而是一種綜合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動,它可以對產品輸入國消費者的傳統習慣、心理、信仰等產生直接沖擊,從而影響商品的市場占有率和商品的銷量。
這就需要譯者采用關聯理論,根據最佳關聯的原則,分析目的語的認知環境和文化背景,確定如何恰如其分地將交際信息轉達給目的語消費者,而目的語消費者則會結合商品的話語信息和相應的語境信息,在關聯原則下進行推理,對不同譯語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形象進行分析,尋找最佳關聯,最終取得語境效果,達到交際成功。[3]
具體來說,商標和商標的文化形象轉換從關聯理論角度來看,可以采用保留源語文化形象、替代源語文化形象和刪減源語文化形象三種基本策略。
3.1保留源語文化形象
源、譯語讀者認知環境相關方面(如語義和語用)有很大的重疊,源語的有些文化形象對譯語讀者來說是可理解的,此時保留文化形象可實現原、譯文高層次的趨同,不會導致其與目的語文化相沖突,也不會誤導讀者,并且譯語讀者也能調動自己的認知語境,得到最佳關聯。
Eg.1:Crown(car)皇冠(轎車)
Ivory(Perfume soap)象牙(香皂)
轎車Crown譯名保留原文的文化形象,直譯為皇冠,因為皇冠在中文讀者的認知語境中和英文讀者對于Crown的認知基本一致,都還有此車品質超群或車主位尊權重的寓意,既滿足了消費者對產品的期待又滿足了其虛榮心。而香皂Ivory譯為象牙,也保留源語的文化形象,暗示人們使用該香皂皮膚會像象牙一樣光潔細膩,對愛美的消費者有極大的誘惑力。在中西方語境下,這些文化形象對讀者來說具有相同的聯想,語境效果也是類似的,因此可用保留策略,鮮明的形象給人以無窮、生動的聯想,讀者可得到豐富、積極的語境效果。
保存原文文化形象是商標翻譯過程中文化形象轉換的基本措施。如“老板”電器(Boss)、美國生產的“PLAYBOY”牌服裝(“花花公子”)、王安公司的“APPLE”牌電腦(“蘋果”機)都采取了保存文化形象的措施,在目標國起到了良好的產品銷售效果。[4]
3.2替代源語文化形象
若源語與譯語讀者認知環境在文化形象相關方面差異很大,對后者來說不理解或涉及社會禁忌、敏感話題(如政治、道德、風俗)等,采用保留策略會誤導讀者乃至產生消極影響,必須花費大量的認知推理努力,并且關聯性不強,譯者可在譯文中相同或不同位置引入新的相關文化形象(不必是同一主題),以達到最大關聯。
Eg.2:Opium鴉片/罌粟情人
“Opium”是一種名牌香水,此名稱可以喚起英語讀者無窮聯想:濃郁的東方情調、夢幻、浪漫和詩意等。因此香水對異性極有魅力(Cook,1992:105-106)。然而在中文語境中,人們對那段歷史記憶猶新,其對應詞“鴉片”幾乎是貶義詞,用作比喻時(如“精神鴉片”)也指消極事物,因此保留此形象可能誤導漢語讀者,甚至產生反面效果。譯者可用替代策略,“罌粟”指美麗而“邪惡”的罌粟花,此處指其另類的情調。“情人”屬于擬人,突出其誘惑力,制造一種“親密、曖昧”的氛圍。再造的文化形象新穎別致,在傳遞原文化形象一系列隱含意義從而產生豐富語境效果的同時并沒有耗費讀者不必要的推理努力。[5]
還有名牌轎車Benz(奔馳),以及超市Carriefore(家樂福)和Coca-cola(可口可樂)都是妙譯,所包含的文化形象符合中國消費者的心理和認知環境,從而達到最大關聯的效果。
3.3舍棄文化形象
翻譯如同臨畫,要有取有舍。同樣,商標文化形象轉換也要適當作出取舍才能達到商標的目的,要考慮目的語讀者認知心理和認知環境,這也是符合關聯理論的最佳關聯原則。
Eg.3:五羊牌自行車――Five Rams(誤譯)
在中國文化中,羊的形象是比較可愛、吉祥的,有“三羊開泰“的成語,倍受中國消費者喜愛。然而在英文中,ram除有”公羊“之意義外,還有“猛撞,猛擊”之意,騎上這種商標命名的自行車,不免使人產生“橫沖直撞”和“不安全”的感覺。因此,在翻譯中,應該舍棄原文的文化形象,筆者建議音譯結合,譯為“Fun Running”。
Eg.4:Goldlion(名牌領帶)――金利來
在英文中lion是百獸之王,是尊貴的象征,但是因為在中文中“金獅”和“金失”諧音,這是中國消費者的心理所不能接受的,根據關聯理論的最大關聯原則,必須舍棄原文的文化形象。譯者根據其諧音取義譯為“金利來”,意含“財源滾滾來”的意思,符合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心理,順從其認知語境,從而達到最大關聯的目的。
4.結語
綜上所述,商標翻譯之后的文本應該仍然是商標,即仍具有商標的功能,代表企業(商品)的良好形象。不顧中西文化差異,照搬照抄原文的文化形象、力求字面上的對應的商標譯文,最大程度地忠實商標原文文本的同時,也往往最大程度地喪失了商標譯文文本的商標功能。因此在進行商標翻譯時,譯者應遵循關聯原則,充分考慮源語和譯語的文化差異,對兩種語言的認知環境進行比較,從原交際者(源語商標)明示的交際行為中尋求出最佳關聯性,然后再根據譯語接受者(商標受眾)共知的認知環境,對商標中的文化形象適當進行轉換,傳遞給譯語接受者,達到最大關聯,從而實現商標的意圖,說服消費者購買產品。
參考文獻:
[1]Sperber,D. and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譚載喜.翻譯是一門科學――評介奈達著《翻譯科學探索》[J].翻譯通訊,1982.
[3]何自然.認知語用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第5篇：文化形象范文
[關鍵詞]齊齊哈爾；城市文化形象；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3 ― 0087 ― 02
一、城市文化形象
（一）城市文化形象的概念
城市文化形象是一個城市憑借其歷史、建筑、環境、制度以及經濟發展等多層面的內涵對社會公眾產生意識上的影響之后而形成的最基本的印象。
（二）城市文化形象的構成
城市文化形象集合了城市地理環境、標志建筑、政府職能以及市民素質等多方面的內容，可以從多個層面進行分析。
1.城市功能形象
城市功能形象作為城市建設的中心，直接體現出城市的特點。城市的規模包括城市的人口、占地面積等，所以通常大城市會成為經濟政治發展中心，并帶動周邊區域發展。而那些小城市往往都會抓住自身特點，發展標志性產業，即產業形象，如桂林立足本省旅游資源，塑造了獨特的城市旅游形象。
2.城市景觀形象
城市景觀形象是指城市的自然環境及人文景觀，它是一個城市展現魅力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景觀是由長期的地理環境演變而成，而人文景觀是經過人工建設而成，它們都是城市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上海的外灘依水而建，加之豐富的人文歷史，形成了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相結合的觀光帶。游客既能感受到自然的美麗，也能體驗到文化的魅力。
3.城市標志形象
城市標志形象是城市最獨特的標志，它不僅體現城市文化內涵，而且能給人留下獨特的印象。標識形象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我國的天安門、法國的埃菲爾鐵塔、美國的自由女神等都是實實在在的標志性建筑，都具有獨特的象征。那些無形的形象標志往往是美稱或者宣傳口號，如“桂林山水甲天下”。
4.城市環境形象
城市環境形象同城市景觀形象相似，分為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自然環境是城市居民生存和生活的基礎，優質的自然環境會讓城市居民生活得更健康幸福，而人文環境更側重為人類活動提供便利，如建筑、道路等都是為了讓人們生活更加方便。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都是城市環境形象的重要體現，二者缺一不可。
5.城市政府形象
政府扮演著城市建設和發展的領導者、管理者的角色，往往會從各個方面來促進城市發展，完善城市形象建設。政府自身的形象建設也是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體現，政府的廉潔高效、服務于民往往會吸引外來投資，加速城市建設，有助于城市文化形象的打造。
6.城市市民形象
城市居民是城市的主人，也是城市文化形象建設的主力軍，為城市建設貢獻力量也是為他們自身謀取福利。市民的整體形象體現的是一個城市人文方面的素質，這一點成為評價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依據。因此，城市居民的言行舉止、精神狀態以及個人素質都直接關系著城市文化形象的構建。
二、城市文化形象傳播的重要性
城市文化形象是一個城市的無形資產，體現在文化資源、文化氣息、文化特點等方面。這種無形資產會對社會公眾產生極大的影響，不僅能夠凝聚城市發展的力量，而且能夠強化市民思想認同，增強城市活力。
（一）建設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經濟水平
文化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從來都是分不開的，在城市發展中，經濟與文化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城市文化作為城市形象建設的一部分，早已滲透到城市之中。城市文化形象體現著市民對文化的追求和品位，它會在無形之中帶動城市發展，促進經濟與文化的良好結合，提升城市經濟發展潛力。
（二）建設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有助于表現城市的精神面貌
城市文化形象體現為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一個城市從形成到發展，始終伴隨著文化的靈魂，具有自身獨特的地域文化氣息，而且隨著當地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城市文化形象得到了很好的補充。每個市民對自己所在的城市都有不一樣的情感訴求，希望為自己所在城市的建設貢獻力量。
（三）建設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有助于體現地域的獨特文化
每個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都有獨特之處，在地域上、歷史文化上以及文化認同上存在差異，但這正是城市文化形象的一部分，不同的地域特色也代表了不同的城市文化形象，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城市特色。城市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對傳統的認同和對文化的傳承之上，在時代的巨變中尋求創新融合，這樣才能讓城市保持永久的魅力。
三、大眾傳媒視域下提升齊齊哈爾市文化形象的對策
（一）齊齊哈爾市文化形象的國內傳播
1.央視媒體――城市文化形象專題片為主
央視媒體在信號覆蓋率、影響力和權威性上都是國內最一流的，它的欄目在策劃、制作等的環節上一直遙遙領先于我國其他媒體。央視媒體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成就，正是在于它對新聞事件的報道與認識上頗具廣度、分析問題的切入點也十分深刻透徹。各個地區的城市文化形象在央視媒體上主要表現為城市宣傳片、城市廣告和綜合性節目這三種形式。
2013年4月1日，大美鶴城：齊齊哈爾城市文化形象宣傳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齊齊哈爾市政府為了擴大影響，塑造并宣傳齊齊哈爾城市文化形象，提升齊齊哈爾城市影響力，為城市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在央視投放了這個城市文化形象宣傳片。目的則是宣傳“世界大濕地，中國鶴家鄉”的形象，體現出齊齊哈爾市作為一個濱水園林城市、裝備工業基地、綠色食品之都、生態旅游勝地等優勢，用這種方式來推廣象征著美和祥瑞的鶴文化，擴大齊齊哈爾城市知名度，使國內外都能將目光投向這個城市，吸引更多人來到齊齊哈爾，帶動齊齊哈爾的經濟發展，促進齊齊哈爾城市建設。
2.省級媒體――系列報道與連續報道為主
每個省級電視臺皆有綜合新聞節目，這些新聞節目既有省內事件報道，也有省外重要事件的報道，新聞報道的形式有利于促進城市文化形象的傳遞。在省內媒體播放的系列報道和連續報道通常包括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省內的城市文化形象專題片，把城市文化形象當作重點題材進行推廣，宣傳介紹省內城市，促進本省政治經濟發展，推廣先進產業的發展模式，供本省其他地市借鑒；第二種是外省城市文化形象專題片，目的是提升在省外的知名度，宣傳推廣城市文化形象，促進不同省市間的經濟貿易、旅游文化交流等。
3.地方媒體――全方位多類型的系統宣傳
地市級媒體對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有著不容小覷的力量。城市文化形象在這類媒體的宣傳中，有很多節目形式。在綜合性節目里，可以把齊齊哈爾市當地風俗特色作為素材，打造具有獨特城市文化風格的文藝演出；在電影和電視劇里，將齊齊哈爾的城市環境當作背景的微電影能夠體現出本市的文化形象；政府投資制作的城市形象廣告或宣傳片，利用媒介進行播放時也是首選本市電視臺。這些在地方媒體上播出的有關城市文化形象的節目能使百姓對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產生更多的信任與自豪感，從而使得他們更積極的參與到城市的建設中去，推動城市的發展。
（二）齊齊哈爾市文化形象的國際傳播
1.媒介：加強傳播交流技巧，實現文化對接與融合
文化跟傳播的關系密不可分，一旦發生傳播行為，必然也會產生文化交流。國際傳播是不同國家間的傳播，也便是不同文化的傳播，所以在跨國界傳播里的文化各有不同是非常正常的，可盡管如此，并不代表這些文化差異不重要。這些差別表現在很多方面，應當在了解、尊重文化差異的基礎上，重視文化上的不同，再對這些差異進行戰略上的改善，從而實現不同文化間的對接。
（1）文化適應：用文化去親近文化
對于世界聞名的品牌，在國際傳播中一定要注重不同文化間的對接。采用文化適應的戰略，在理性了解、分析各地區的文化差異之后，為了使這些地區的百姓能接受這個品牌，便要調整自己的行動，使產品更易于被大眾接受。
（2）文化轉換：向世界表述，講民族故事
在文化對接里，文化轉換是指為了完成某個目標，有意識地適應另一種文化的情況。既要保住原文化本身的特質，也要考慮到另一種文化的特點。一般來說，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當富有生機且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達到國際化的標準，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認同。
2.政府：演繹大型文化事件，巧用大眾傳媒塑形象
演繹大型文化事件重點在于城市文化的對外傳播，主要目的在于宣傳齊齊哈爾市城市文化形象，增強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在如今復雜的國際競爭環境下，積極爭取到更多的資源是首要任務。時下政府舉辦的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通常都是一次匯集不同的發展目標和利益集團的過程，會帶來兩個基本效應：即齊齊哈爾市知名度的提高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出現。
各種關于政治、經濟、文化的活動都可以展現出齊齊哈爾市文化形象的特質，更是齊齊哈爾城市文化整體性的象征。這些活動廣泛面向社會各個階層，吸引大量的社會公眾參與進來，讓內外部公眾在活動過程中了解和感受城市的發展，對齊齊哈爾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齊齊哈爾城市影響力的提升、齊齊哈爾城市對外競爭力的增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這些大型文化活動將會引起媒體矚目，有助于擴大齊齊哈爾市的知名度，對齊齊哈爾市文化形象的塑造與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具體操作時，將大型文化活動同齊齊哈爾城市文化形象的結合要注意方式方法，將某一大型文化活動作為媒介，與齊齊哈爾市獨特的有形、無形資源達到完美的融合，擴大齊齊哈爾城市的影響力。
〔參 考 文 獻〕
第6篇：文化形象范文
〔摘要〕在異國形象的創造過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形象是一個文化事實或文化的集體想象,它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時期都可視作一個創造、生產和傳送符號之地。同時,書寫者自身的文化立場和社會意識形態對建構異國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異國形象實際是在研究這種文化體系之間的力量關系,異國形象是這些力量關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敘事中,文化是創造異國形象的一個結構性力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這個跨文化的異國形象里,凸現了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描述,顯示了本土文化對異域文化的形象“再現”,在這個“再現”里,實際體現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當代形象學認為異國形象不再是對異國現實的簡單復制式的描繪,而是在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文化關系中的一個“想象性再現”,在這個想象性再現里,透視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較文學形象學專門研究一個民族文學中的異族、異國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作品如何構造他種文化的形象。異國形象的建構由此上升為一個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個文化的表征。
一、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異國形象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形象,更是一個文化形象,代表著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看法和態度。同時每一個被描繪的國家也都有許多側面,選擇其中的一個側面來代表這個國家也不
僅僅是文學問題,其背后一定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論文。研究異國形象,文化問題總是作為形象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形象形成的意義和原因出現的。事實上,異國形象研究也只有在文化這一更為廣闊的領域內才可能得到更為深刻、更為全面的闡述。異國形象的建構包含了創作者對一個不同文化的總體認識和態度,同時又代表著一個群體對另一國家、民族的文化觀照,是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的言說,它涉及人物、物質精神生活、觀念思想等。形象不僅展現了與本文化相異的他者文化的某些特性,也傳遞著形象建構者的信息。1951年,卡雷明確提出形象學的研究原則,指出在研究事實時不應拘泥于考證,而應注重“研究民族間的各種游記、想象間的相互詮釋”〔1〕。基亞進一步歸結為:“不再追求總括性的影響,而設法深入了解在個人和集體意識中那些主要民族的神話是怎樣制作出來的,又是怎樣生存的。”〔2〕顯然,兩位學者都意識到“他民族神話”或“異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對異國文化的看法,折射出異國文化在本國的介紹、傳播、詮釋的情況。這就
給當時已趨呆滯的實證方法注入了活力,同時也使傳統的國際文學關系影響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20世紀60年代,形象學進一步發展。德國學者胡戈·迪塞林克開始提出擴大研究領域、注意視角轉變的問題。他對“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或“幻象”,亦可稱“異國形象”,是一種“人為的形象”〔3〕,要求研究者對“人為的形象”深入探討,發現和確定該形象的形成過程及根源;“正確提出有關影響的問題且力求尋出答案”〔4〕。這里強調的是對“形象”及“幻象”的研究要包括求證其影響方式,決不僅僅是單純的羅列。這一探索和思考體現了異國形象研究背后哲學和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更為關注的問題,凸顯了異國形象研究的文化構成。另外一位對比較文學或者說對比較文學形象學做出突出貢獻的是法國學者巴柔。1989年他發表的《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被認為是當代比較文學形象學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真正明確提出了當代形象學的基本原則,其核心是對“他者形象”的定義,此定義內涵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形象是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個人或集體通過言說、書寫而制作、描述出來的,但這種描述并不遵循真實的原則,即并不真實地描繪出現實中客觀存在的那個“他者”。事實上,形象是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顯示或表達出形象塑造者樂于置身其間的那個社會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虛構的空間。也可以說,形象是對一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在場成分的描述(對異國的理解和想象),這些在場成分置換了一個缺席的原型(異國),替代了它,也置換了一種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因此,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并非現實的復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5〕
其二,形象是一種象征語言。形象是可以用來言說和思維的象征語言之一,其作用是說出跨人種、跨文化的關系。在言說者、注視者社會與被注視者社會間的這種關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較少具有確實性。這種人類學實踐意義上的形象在我們稱之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稱為社會總體想象物。〔6〕
由此可以看出,不僅注視者審視被注視者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建構了異國形象,此異國形象同樣也能夠說出對本土文化(審視者文化)有時難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東西,即“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時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正如讓-馬克·莫哈所指出:“異國形象屬于對一種文化或一個社會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學本來意義上的范疇,而成為人類學或史學的研究對象。”〔7〕我們可以看出,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已經轉移到對文化給予高度關注。與此相應,形象學研究所處理的文本也從文學文本的范圍擴展到文化文本的范圍。文學文本與其他類型的文本的關系不僅構成互文相涉,而且是同一個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有機的。
二、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義
形象是對作為文化他者的異域進行的描述,通過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對立,確認自身的身份及其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空間。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和對立關系上,而這種差異對立關系,又被結構到整體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異域形象的意義體現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其產生與交流,都必須分享與遵循該文化有的結構原則,這一結構原則是由差異系統構成的。
事實上,對形象的研究應該較為注重探討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視者文化,而非被注視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圖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實”程度及其與現實的關系。因此,我們就必須先了解注視者文化的基礎、組成成分、運作機制和社會功能。形象是一個文化事實或文化的集體想象,它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時期都可視作一個創造、生產和傳送符號之地。既然他者形象是一種文化描述,那么形象的符指關系永遠都會多少被習俗所限定。社會、文化規約解釋、擔保了形象的傳播及其有效性。〔8〕形象創造者總會自覺、不自覺地依附于本國文化,以本國文化作為參照系來審視異國文化。這種對本文化的依附現象正是觀察和創造異國形象的出發點。就西方的中國形象而言,西方二元對立的原則,構成一個總體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礎,而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則構成西方的中國形象生成的意義語境。西方不同語境下產生的中國形象,是西方文化構筑的他者。西方文化構筑中國形象,重要的是確立中國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觀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國形象與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認同過程中形成的差異對立關系。中國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或認識中國的現實,而是作為他者幫助確認了西方有關地緣文明的觀念秩序。西方的中國形象是一種社會想象,是協調權利的話語或整合權利的意識形態,我們從中可以獲得批判的立場。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研究中國,而是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對東方的再現“,有助于歐洲(或西方)將自己界定為與東方相對照的形象、觀念、人性和經驗”〔9〕。因為形象建構者一般都是以自我文化認同為基礎來對異文化進行審視和改造的,其先在的文化視域決定了他如何建構敘寫異國形象。通過他者形象的創造,其背后的文化動機得以凸現。法國學者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形象研究的重點:“事實上,所有具有學術價值的形象學研究一般都注重⋯⋯研究創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0〕簡而言之,我們研究異國形象實際上研究的是文化體系之間的力量關系,異國形象是這些力量關系的表述。
〔參考文獻〕
〔1〕卡雷.比較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51.
〔2〕基亞.比較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106.
〔3〕〔4〕胡戈·迪塞林克.有關“形象”和“幻象”的問題以及比較文學范疇內的研究〔A〕.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80,83.
〔5〕〔6〕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形象〔A〕.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56,157,158.
〔7〕〔10〕讓-馬克·莫哈.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及方法論〔A〕.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7-18,26.
第7篇：文化形象范文
近十年來，我的主要工作是圍繞“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參王岳川著《發現東方》，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年版。]展開的，希望用現象學方法為被歪曲和誤讀的中國文化“去蔽”“還原”，強調中國文化的“身份立場”，并將思想中國或文化中國的理念以及當代中國的思想、學術和藝術可持續地進行“文化輸出”，呈現給世界以恢宏、雅正、剛健、渾厚的中國“新文化形象”。[參喬力主編《中國文化經典要義全書》，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版。]
中國書法是東方漢字文化圈的標志，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編碼。書法是書寫文字尤其是漢字的藝術，在世界各類藝術中只有書法和文字結合得最為緊密，一提到書法就不可能不提到漢字。漢字是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的載體，沒有漢字審美書寫的中國文化是難以想象的。
中國書法盡管具有悠久的歷史，但在當代卻面臨諸多危機。其一，國際上對書法的理解有限，國際展出和流通的中國書法作品數量不足，層次低，質量差，嚴重影響了中國書法的國際形象。其二，國際書法的審美共識尚未建立，東亞國家之間甚至出現了對于書法文化話語權的爭奪，中、韓的“書法命名之爭”暗含了對于東亞文化領導權的爭奪；日本對于本國現代“書道”的西方宣傳攻勢使其檔在了中國前面，因此亟需建立中國書法的大國形象，使得中國書法獲得國際性的審美共識，以應對書法的文字、形式和內容等最新變化帶來的新問題。其三，書法在二十年“書法熱”普及之后，對書法大家和經典作品推出的重大意義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從重視書法普及到重視書法提高的“書法文化轉型”中，大學書法教育無疑責無旁貸。其四，書法的文化生存環境問題。書法脫離日常生活的實用功能后在當代無可挽回地失落了，在鼠標鍵盤的誘惑下，青年一代很少用毛筆寫字，在波普藝術和大眾傳媒的轟炸下，黑白兩色的書法藝術正在青年五彩斑斕的圖像生活世界中走向“文化缺席”。
這給我們以警示：當代書法如果一味追求技術性形式性結構性，而忽略了文化性精神性和人格心性的提煉，那么青年一代真有可能最終拋棄書法。在消費主義成為時尚的時代，書法的真正魅力恰恰與詩歌、哲學和思想相通――其中蘊涵著濃厚的文化氣息，昭顯著特殊的文化魅力。因此，借鑒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文化中國”的觀點，我將“書法文化”轉型為“文化書法”。
人們都知道“中國文化”，但知道“文化中國”這一概念大概不多。以來的中國文化徘徊在時間性的爭論中，不斷重復著現代與古代、創新與復古、變革與守成等二元對立的爭論，這些爭論隱喻了古代中國被強行拋入現代西方世界體系中的尷尬角色，“古今之爭”和“中西之爭”歸根結底還是在納入西方框架內去思考問題，這在今天已經出現了現代審美疲勞和后現論疲勞。可以說，“文化中國”更多地從文化空間拓展入手：如果說“中國文化”是局限在中國本土的文化，那么“文化中國”就擴充了“中國”這一概念的空間范圍，包括逐漸擴大的四個圈層：本土說漢語的中國人的文化圈，全球說漢語的中國國人的文化圈，說英語但思考漢文化問題的外國漢學家文化圈，不懂中文但喜歡中國的外國訪問者旅行者文化圈。這樣幾個文化圈，把中國文化的涵蓋范圍由十三億中國人擴展到全球范圍的二十億人，而成為開拓性的“文化中國”。不妨說杜維明消解了意識形態層面上中國與西方的對立，從而擴大了中國文化的內涵和空間。
第8篇：文化形象范文
關鍵詞： 美國文學 文化中國 哲理化 詩意化 唯美化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向世界說明中國日益成為我國外語研究者的使命。為完成這一使命，研究異質文化中的中國形象不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盡管目前已有較多學者聚焦這一領域，但對于美國文學中的“文化中國”形象卻缺乏應有的關注。縱觀美國文學，其間的中國形象呈現出兩種迥異的趨向：其一為“苦難中國”，其二為“文化中國”。“苦難中國”的表現，可以說是“排華運動”的意識形態與美國記者型作家們以在美國的中國勞工為樣本描寫中國的結果，有妖魔化的傾向；而“文化中國”的實現，則是美國知識界力圖確立民族文化的主體身份多方借鑒的結果——從歷史社會語境中抽離出來的“文化中國”與19世紀前期美國的思想獨立和20世紀早期的現代主義思潮相互呼應，頗受美國精英知識分子們的青睞，具有哲理化、詩意化、唯美化的特點。這兩種形象可以說都是片面的，前者的書寫者們只書寫他們所愿意看到的，而對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下的中國狀況漠不關心——記者型作家只看到中國的苦難和某些民族劣根性，對光明積極的一面視若無睹；精英文學界只關注中國悠久的文學傳統，對現實中國置若罔聞。關于“苦難中國”形象已有諸多研究文章問世，而對于“文化中國”形象則鮮有人問津。本文從超驗主義對中國的哲理化、新詩運動對中國的詩意化和現代戲劇對中國的唯美化等三方面對美國文學中的“文化中國”形象進行剖析。
一、超驗主義對中國的哲理化
誠如錢滿素先生曾經指出的：十九世紀的美國，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在精神上仍然處于兩個世紀前移民從宗主國帶來的清教文化的陰影之下，這份遺產已經更多地成為負擔而非恩惠。要否定它，就產生了向歐洲以外的文化——一種真正的異己文化——去另辟蹊徑的迫切需要（錢滿素，50）。于是，超驗主義的倡導者愛默生“為了表達德性的本來含義”，決定“大大超出自己的環境和習俗”，“飛向異教徒，引用蘇格拉底、孔子、摩奴和索羅亞斯德的名字與有關人事”（Emerson，104）。
愛默生對中國的儒家學說情有獨鐘。為爭取美國的文化獨立、建構自己的超驗主義思想體系，愛默生曾鉆研孔孟之道以資借鑒。值得注意的是，愛默生同時還接受了啟蒙時代的共和與人權思想，同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歐洲思想家一樣，愛默生也對中國當時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持批判甚至憎惡的態度，更視現實中國為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這一充滿悖論的現象表明愛默生為充實建構自己的超驗主義思想體系，將儒家思想從中國的歷史語境中抽離出來，并加以理想化，而后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進一步加強同加爾文“預定論”的決裂，同時保持對正在興起的城市工商文明的警覺。
超驗主義的另一代表人物、愛默生的愛徒兼好友——梭羅，對儒家學說也曾學習借鑒，并加以抒寫。在與愛默生一道編輯超驗主義雜志《日晷》時，梭羅就曾登載儒家語錄；在其代表作《瓦爾登湖》中，梭羅還多次引用孔孟之道，以彰顯個體的自立、修身、自省等的重要性。1845年至1847年間，他在瓦爾登湖旁度過了近兩年的刻意隱居生活，自己動手建房、栽種，通過與自然對話反省自身，在形式上實踐儒家思想，但并未體悟到儒家“濟世”文化的深意。從這一意義上來講，梭羅只是截取了儒家語錄的字面意思，而對其背后所蘊藏的深厚意蘊并未理解，就將其削足適履地納入其個人主義思想之中。
由上看見，愛默生、梭羅等超驗主義者對中國的抒寫極具哲理化，他們將中國從社會歷史語境中剝離出來，抽象成一種可以對抗美國清教文化中不合時宜之處的思想話語，從而為確立美國文化的主體身份服務。這一文化中國的形象隨著美國文化的獨立而日漸暗淡，直至一戰后美國文化出現危機，意象派詩人龐德再次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解決之法，并對中國古典詩歌大加贊賞，文化中國的形象話語才重新活躍。
二、新詩運動對中國的詩意化
1912年隨著芝加哥《詩刊》的創辦，龐德對中國古典詩的譯介給美國詩壇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詩人們開始紛紛學習借鑒外國詩歌，吸收多元思想與不同表達，美國現代詩歌由此發軔。雖然借鑒源頭眾多，但誠如新詩運動中曾一領的詩人賓納所指出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比起阿拉伯詩人的全部夸張，波斯詩人的全部冷嘲，日本詩人的全部嘆息，印度詩人的全部推理的狂歡，比起這一切，中國詩人對我們來說更為真實（Craft，225）——龐德所譯介的中國古典詩影響最大。在龐德等人的推動下，這場原本是促進美國詩歌現代化和民族化的文學浪潮卻意外地建構起了或者說營造出了一個異域情調十分濃郁的中國形象，該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女詩人瑪麗安·莫爾甚至提出：新詩運動存在的理由就是因為它接受了中國的影響，是作為中國詩的一個強化形式而存在的（趙毅衡，15）。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典詩歌不僅對一戰后的新詩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二戰后黑山派、垮掉派、新超現實主義等“反學院”詩派也有很大啟迪。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詩壇所關注和借鑒的都是中國古典詩歌，換言之，他們看到的和想看到的是一個沒有“現在”的中國。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也許是中國古典詩歌所營造出的藝術氛圍可以幫助美國詩人逃避過分工業化和物質化的美國主義，用藝術的幻想抵御資本主義對人性的壓抑。由此可見，美國詩人在潛意識中將中國審美性地放置在了前時代。
三、現代戲劇對中國的唯美化
美國文學中的超驗主義對中國有著哲理化的傾向，新詩運動對中國有著詩意化的傾向，而美國現代戲劇對中國形象的建構則有一種唯美化的傾向。這是因為戲劇服飾、舞臺布景、燈光等直觀手段更容易被按照想象制作得美輪美奐，富有異域情調。與此同時，這些被用作噓頭的想象出的中國式布景、音樂、臺詞等亦愈來愈偏離現實的中國。
二戰前有關中國的美國戲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現代戲劇開山鼻祖尤金·奧尼爾的《馬可百萬》。奧尼爾對中國文化十分傾慕，曾于1928年來訪中國，但同前面提及的美國詩人一樣，奧尼爾對“現在”中國的現代化程度和雜亂的文化環境感到失望，為沒能看到他所期待的文化中國而遺憾，遂匆匆離去。回到美國后，他繼續沉溺在他從道家思想中所推想出的中國形象，并用獲得的諾貝爾獎金在加州建了一幢中國式居所，上書“大道別墅”。此外，奧尼爾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還體現在其巨作《馬可百萬》之中。該劇倒敘了馬克·波羅的一生，詳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孫女庫珂金對其的暗戀。劇中的庫珂金寧謐與執著，散發著一種東方式的美，象征著東方文化對純凈精神境界的追尋；原本才華橫溢的馬克·波羅卻禁不住誘惑，日益貪婪、勢利，演變成為典型的美國商人，代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缺陷與不足。兩相映照，東方文化的內斂和直覺與西方文化的張揚和理性形成了鮮明對比；陰陽對立與轉化的觀念更凸顯了本劇的回歸主題。中國由此在東方神秘主義與西方物質主義的相互映襯下成了懷舊的理想象物。
參考文獻：
[1]錢滿素.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M﹞.北京：三聯書店，1996.
第9篇：文化形象范文
[關鍵詞]城市動畫；動畫形象；動畫景觀；動畫文化資本
近年來，創意產業在國際上方興未艾，城市創意產業特別是動畫正在成為現代產業發展中的一個研究熱點。動畫片一直也都是動畫理論研究的重點，國內學者多有論及動畫的造型、動作、語言、繪畫、聲音等造型藝術，也有論及動畫形象的概念，特別是美國好萊塢、日本動畫形象的諸多經典形象，通過符號詮釋動畫形象的文化價值。從“城市動畫”的角度切入動畫形象、動畫景觀，繼而探討“動畫文化資本”概念的，鮮有論及。當前中國城市正在由工業制造型向科技、知識、人力、文化、體制等要素驅動的生產創意型城市過渡，城市動畫是一個重要的命題，正在推動著中國城市社會的文化變遷，一批批的城市被授予“國家級動畫產業基地”稱號，僅在江蘇蘇南就有四個城市。根據2014年CCCI（中國城市創意指數）分析，四大城市中的蘇州、南京還位居此指數榜前十，此外，蘇州還入選了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意城市網絡”。從城市創意產業的角度，提出“動畫文化資本”的概念和思路，對當前中國城市動畫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
一、城市動畫、動畫形象與“動畫文化資本”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文化，城市空間的拓展離不開創意文化產業的興盛，城市動畫是城市創意產業的一部分。21世紀動畫的發展，隨著3D、數字捕捉技術等科技的進步，動畫藝術正在形成一種虛擬影像圖騰的動畫美學，各種動畫造型視覺符號的出現，形成一種吸附各種文化基因和地理學、區域性認同、人格身份認同的系統媒介。動畫集城市的景觀記憶、消費者審美記憶、市民形象記憶等于一身，構成了城市文化資本與城市市民文化的心理符號。“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動畫’的相關表述和博弈，已經在實踐著一種新的文化資本的整合性產業范式。‘文化資本’在如何敘述‘中國動畫’這一議題下，‘城市動畫’是作為思考中國動畫的一個重要角度。”[1]
動畫作品的形象世界是一個空間構造，這個空間由動畫創作者的“慣習”實踐構成，這個創作出的空間可以被命名為“場域”或“場”，動畫形象處在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的“藝術場域”中。慣習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傾向的系統中，作為一種技藝（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說是創造性的）能力，是完完全全從實踐操持（practical mastery）的意義上來講的，尤其是把它看做是某種創造性藝術”[2]173。動畫作品的創意實踐關乎“文化再生產”的文化傳播傳承。“慣習有助于把場域建構成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一個被賦予了感覺和價值，值得你去投入、去盡力的世界。”[2]173“藝術場域正是通過拒絕或否定物質利益的法則而構成自身場域的。”[2]134從這個意義上講，動畫形象創造了一個符號系統，承載著動畫（兒童）“伊甸園狀態”[3]似的直接意指信息，也代表了延伸的含蓄意指信息，諸如文化內涵等。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動畫形象必然與城市形象、企業形象等密切相關，特別是包含了MI、BI、VI識別系統的企業形象識別系統CIS，動畫形象也應該與其一致，動畫形象作為一種視覺形象符號，是動畫有效傳播的重要手段，動畫形象也逐漸成為一門新的學科，并成為“動畫文化資本”的一種內容和形式。
在資本中，動畫文化資本有著重要的作用，這種資本不僅可以傳承傳統文化，賦予文化遺產以現代化屬性，隨著城市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這種資本逐漸形成“社會上層文化（high status culture）”[4]的行為、慣習和態度，并最終在一個城市里形成對動畫樂此不疲研究和欣賞、文化投資趨之若鶩的“動畫朋友”創意人才集聚，“動畫朋友”是“這樣一種非制度性群體，它的成員有著對動畫的強烈興趣”[5]。隨著現代化的發展的，在整個城市中，越來越多的成員對動畫產生了興趣，成為動畫愛好者，繼而出現動畫創作人才和投資動畫的人群以及一些動畫收藏家、購買動畫的人群，動畫產業與動畫文化形成了良性的循環，城市動畫產業就呈現出成熟的發展態勢。在動畫形象再生產過程中，城市文化的內容只是原材料，由動畫創作人才完成動畫文化內容的“符號”編碼，市民在購買和消費“解碼”動畫作品的過程中，最終完成了對城市文化的語境和市民文化潛意識的激活。
二、動畫形象是動畫文化資本的核心價值之一
動畫形象是城市動畫的一種文化資本，動畫文化資本是通過動畫形象的符號化被確認的。動畫形象的塑造對于提升城市動畫力度以及動畫意識形態的構建蘊涵著無限的價值，動畫形象所傳遞的價值觀念、文化偏好，會潛移默化地成為城市市民的一種意識，而這種意識會遷移成一種消費力，它是動畫文化資本的一種呈現方式。比如，常州動畫通過一個恐龍的形象符號，確立了動畫文化資本的輸出，常州宏夢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制作的《奇奇顆顆歷險記》，通過可愛的有點憨厚、近乎賣萌的恐龍奇奇和顆顆營造了常州城市動畫的氛圍，消費者接受了這個動畫形象傳播的文化特質。在此基礎上，常州不斷通過恐龍文化主題公園的加強和突出，讓恐龍形象成為城市旅游發展的重要文化資源，讓動畫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動漫博覽會等逐漸成為推動常州動畫形成動畫市民空間深層結構。
2006―2013年，江蘇省動畫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既有傳統題材神話動畫，如《東方神娃》，也有商業動畫過程中逐漸形成風格的科普動畫、探險動畫和保護自然動畫等，如《智慧島》《奇境歷險氣摩城》《雪翎飄飄》等，但有一類“后現代城市美學”的動畫形象逐漸成為城市動畫的主流，出現了以《哈皮父子》《炮炮兵》等作品為代表的益智、搞笑類的后現代動畫。
《卡拉樂隊》塑造了四只個性獨立的鳥兒，反復詠唱中國式民謠音樂，激活了一幅幅寓意城市人感受的城市物件：垃圾回收站、水果促銷等。《炮炮兵》設計了一個無厘頭形象：身穿綠色軍裝、頭頂大鋼盔、眼睛不外露、圓滾滾、胖乎乎的小兵，與傳統的英雄人物的道德規范不同，炮炮兵酷感十足，親和力也很強，告別了《東方神娃》傳統動畫的“神”型，回歸到“人”型，通過搞怪的、無厘頭的豐富表情和符號營造出輕松、恣意、灑脫的市民日常生活氛圍。《風影少年》采用游戲方式，強調角色表情的感染力，用Q版設計了一個夸張、輕松的人物形象黃風，圍繞著輪滑故事展開冒險。《哈皮父子》塑造了一類“非生命物形象的擬人化動畫”，通過擬人和夸張的手法，結合Q版方式設計角色表情，簡潔的線條，單純的色彩，通過對都市真實生活的仿真，將人生中的困難移植到小皮陌生化的動畫場景里，隱喻地表達了都市父子間淳樸的親情、愛與寬容等理念。與此相似的動畫有《老鷹抓小雞之智斗富豪城》《山貓和吉咪之一家親》等，《老鷹抓小雞之智斗富豪城》中小雞形象，也是一類通過擬人化手法結合動物自身特征塑造的動畫形象，簡潔的造型，結合傳統剪紙藝術風格，寓意現代城市人追求的賣萌、可愛特質，通過現代城市賣假貨的情節植入，表達小雞們對富豪城老鷹代表的權力體系的冒險斗爭。《奇奇顆顆歷險記》中恐龍的形象顛覆了現代美學中暴力等行為特質，在動畫線條的簡化處理下，塑造了奇奇和顆顆的甜美型外表，在與恐龍故事危險的情境張力中試圖表達兒童天真、可愛、善良、樂觀等現代城市逐漸消失的氣質。《山貓和吉咪》也是通過極簡的線條勾勒了正義、勇敢的山貓和“甜蜜型”天真的吉咪，試圖教會兒童如何尊重他人，學會理解和寬容、敬老愛幼等品格。《諾諾森林》將現代城市“蝸居”人的枯燥、煩悶、機器般的生活置于原始叢林那個人類曾經熟悉的陌生化環境里，藝術地表現了阿布等人的勇敢、寬容等。《向錢沖，向前沖》中將古代的各種錢幣――刀幣、開元通寶等與現代的銀行卡、電話卡等角色，融入一個現代場景里，嘗試表達錢的不同價值。《小卓瑪》中小卓瑪的動畫線條分明，有點男性化特征，純潔并正義凜然，在戰勝毒蜘蛛等邪惡勢力的過程中，表達環保和人與自然和諧等主題。《蘆蕩金箭》塑造了一個利他、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形象金端陽，金身上被涂上了傳統英雄色彩，該片借抗日政治意識形態傳達現代城市人逐漸泯滅的勇敢等價值，通過勇敢、堅韌能達到復仇的幻想世界，這是這類歷史題材動畫代表的中國文化符號。
總體來看，江蘇城市動畫形象存在著“眾聲喧嘩”，特別是個性化行為舉止的嫁接，幽默與無厘頭形象與善良純真等基調并存。在這些動畫作品中，存在著作品蘊涵深層文化附加值不夠的問題，也有魔幻奇遇過程與日常生活審視之間不能很好兼容的矛盾，讓動畫形象的內在質樸情懷、存在于人們心靈深處的情感觀照深度喪失。光有時代精神，沒有城市文化精神是遠遠不夠的，動畫形象是“動畫文化資本”的原力，它集中體現了城市人的信仰、素質、審美品質，無論是寫意、寫實還是個性化的另類風格或者抽象風格，都必須承載濃厚的文化含義、城市人的精神內涵，拓展受眾定位等。
動畫形象的創造，是創造城市動畫核心競爭力乃至動畫文化資本、城市核心競爭力的有力要素，動畫形象的符號代表了城市動畫的無窮魅力，是城市市民社會的精神文化象征，能夠給城市帶來真正的無限遐想的可能，動畫形象具有成為市民社會大眾心目中令人向往的可能，這將有力地促進城市文化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三、文化象征地“動畫景觀”的創造
――“動畫文化資本”的核心運作
一個城市的發展，不能離開城市文化。馬克思?韋伯有個著名的觀點，新教徒的倫理形成了簡樸、勤勞、高效的精神，這種精神催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城市時代，無論是動畫人才、動畫企業還是動畫銷售受眾，矢志于對城市動畫的創意精神的追求，必然也推動動畫創意思潮的發展，對各種城市傳統人類精神的共同傳承，才能為動畫的發展提供永續的動力。城市動畫的發展是由創意人才驅動的，他們選擇的地方都是具有包容性、多樣性和容易接受新思維的地方，而城市的發展必然也導致企業將部分生產環節外包給專業分包商去做，因為這樣有利于削減開支，同時也激勵了創意。[6] 另一方面，人類基因決定了人類必然以“種群”的方式出現，[7] 城市文化基因決定了人類種群的存在方式之一――城市動畫，隨著動畫受眾層的增大，文化程度的增高，“受眾潛意識中所固著的審美理念和審美標準具有強烈的本土情結”[8]。城市文化傳統是深刻烙印在城市人心靈深處的痕跡，這種原始的集體無意識最能夠打動現代城市中人類的審美情趣。用這樣的標準評價2006―2013年蘇南四市的動畫作品，會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城市傳統文化、城市時尚、城市記憶、城市獨特的地理特質等并沒有被文化資本轉化，動畫集體呈現出低齡化及認同程度較低的傾向，引不起市民的心理共鳴，自然客觀上也拉遠了作品與城市市民的認知距離，導致動畫的整體市場狀況并不理想。
丹麥未來學家沃爾夫?倫森指出，人類在經歷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之后，將進入一個以關注夢想、歷險、精神及情感生活為特征的夢想社會，人們消費的注意力將主要轉移到精神需要。在當前城市創意經濟時代，隨著工業文明的發達，文化產業的諸多產品更關注以精神文化生產方式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這種精神需求在動畫精神上的表達側重于對現代文明的反思，比如宮崎駿的動畫，《幽靈公主》《天空之城》等，探討物質文明的弊端，對自然資源掠奪性開采和環境污染破壞等；新海誠《追逐繁星的孩子》《云之彼端》等作品對城市貪欲、征伐的文明的反思，借助于城市中的地鐵等象征場景，展開對短暫生命意義的追問，在惡劣的自然中需要心懷感激與祝福，仰望星辰等，而這些角度也恰恰是站在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文化上的反思。正是由于這種文化的大背景，中國伴隨著城市文明的興盛，城市動畫才有可能由于一種人類生存的自我觀照而備受矚目。2006―2013年間，江蘇城市動畫在動畫景觀方面有意識地尋求一種特色地域景觀的表達，在和諧、恬靜，遠離喧囂、浮躁的動畫景觀中給兒童提供一種生存的想象空間，這方面，《小卓瑪》借助淳樸寧靜的湖泊、靜穆的雪山等獨有的地理景觀，把一個藏族姑娘熱愛自然的故事演繹成現代草原上追尋自我成長的故事，也激起了很多城市市民的感動。《泡泡魚的美麗生活》中美麗水塘的詩意勾勒，《蘆蕩金箭》《沙家浜新傳》融入常熟沙家浜陽澄湖獨有的蘆葦蕩場景等嘗試用地理景觀作為動畫表達的突破，這些動畫共同的表層價值是講一個現代的故事，比如環保、抗日等，表達人性的善良、天真、勇敢品質等，深層文化價值是對遠古自然文明人類集體無意識的頌歌。
不同動畫文化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根據導演的主觀需要對文化有所繼承和發展，最終形成了有動畫文化資本運作可能的動畫產品。“一種資本（例如希臘語或積分學的知識）的價值，取決于某種游戲的存在，某種使這項技能得以發揮作用的場域存在。”[2]135 動畫形象可以承載地域特色場景的元素，傳達角色性格并表達故事情節，可以通過先進的動畫技術對地域文化資源進行再生產，比如，利用實物景觀的拍攝，經過專業的PS處理后融入動畫。將城市人的審美意識形態和情感記憶融入動畫設計中去，從而制作出富有地理學氣息兼具時代特質的更具真實感的動畫。在動畫景觀方面的文化資本運作上，江蘇城市動畫可以不斷拓展，在動畫城市景觀的渲染中可以融入城市的特色街景、有中國文化或者江蘇地域江南文化的室內桌椅、斑駁的長椅上的疤痕、火車站標志等，在真實精細的表現過程中講一個故事。動畫的場景加入了地域文化特色，實現城市地域審美觀的現代性轉移，文化資源就變成了文化資本。
比如，將古街古巷、小橋流水人家融入動畫作品中，江南地域文化與動畫產品形象的象征意義就可以很好地交織在一起，槳聲燈影、園林、斑駁的浦口火車站等形成江蘇動畫角色生存空間的秩序，昆曲以及一些民俗藝術象征文化身份，蘇州東方之門等建筑象征了承載著蘇州古老傳統文化的開放，南京長江大橋溝通天地，有限的形象賦予了無限的意義，動畫作品能自然地融入這些文化要素，動畫語言的載體最終會體現出文化底蘊。在這方面，有些作品逐漸引起了關注，《粉墨寶貝》就是一部將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昆曲融入動畫的作品，該片用傳統京劇式的繁復線條勾勒出“粉粉”和“墨墨”學習昆曲的形象，動畫巧妙地融合傳統昆曲文化，特別是將戲曲中“髯口胡須”“水袖戲服”等仿真飄逸情景用3D表現，達到非常逼真、可視的視覺效果。其他的還有《姑蘇繁華圖》《歡歡喜喜鬧園林》等。
四、結 語
城市動畫是一個城市的信息場，是城市文化的一個象征地。城市動畫在今天信息化的時代里，無論是街頭巷尾的顯示屏還是公交車，無論是公共空間逛超市還是私有空間看電視、玩手機，動畫信息場逐漸為城市市民所使用和傳遞。這些動畫信息的構成要素已經成為城市形象的表意符號，代表著城市市民對文化乃至藝術的理解和感知。
隨著中國經濟由制造業向服務外包業的轉向，城市動畫形象的塑造和創新，就是對城市所有的文化資源進行再生產、再塑造。在動畫中，市民生活的韻律在物質化的長廊與技術的、藝術的處理之間尋找相應的平衡，堅硬的建筑、斑駁的景觀，通過動畫的重新創意設計，被擴大了意義和價值，其城市物質符號的釋放被置換成巨大的精神容器。對于當前中國創意城市的發展來說，動畫文化資本的運作意義就在于使城市中的動畫景觀源頭得到藝術的最大效益化。因此，在當前城市動畫的創作和經營過程中，江蘇動畫公司或可根據江蘇城市地域特色，有目的地進行“動畫文化資本運作”，塑造全新的動畫形象，挖掘城市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動畫資源，在價值觀念上需要處理好文化消費與個體自我表達、現代文明反思等命題，使動畫文化資源轉為動畫文化資本，讓城市市民價值和心理有了歸宿，讓每座城市歷史與美學交融并重新增值。
[基金項目] 本文系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指導項目“文化資本在江蘇動漫外包中的影響力研究”（項目編號： 2012SJD840021）；2014年江蘇省“‘青藍工程’資助”項目；2013年蘇州工業園區服務外包職業學院優秀青年骨干教師“資助”項目（項目編號：KY12-GGJS-201309）。
[參考文獻]
[1] 張建亮.文化資本視閾下的中國動畫博弈[J].大舞臺，2012（12）.
[2] [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鄧正來，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3] [法]羅蘭巴特，讓鮑德里亞，等.形象的修辭[M].吳瓊，杜予，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45-46.
[4] 李煜.文化資本、文化多樣性與社會網絡資本[J].社會學研究，2001（04）.
[5] 蘇鋒，方淑芬.美國“動畫文化”現象的成因及演變機制[J].國外社會科學，2006（06）.
[6] [美]理查德?佛羅里達.創意階層的崛起[M].司徒愛勤，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61.
[7] 張鴻雁.人類城市化的“城市文化基因”與“城市社會再造文化因子”論[J].社會科學，20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