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制度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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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關鍵詞：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社會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

當前司法實踐中，精神病人肇事現(xiàn)象仍然屢有發(fā)生。肇事的精神病人在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的同時，由于其自身精神狀況與家庭情況的制約，又可能無法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訴求提供有力的回應。那么，如何有效地對該類群體實施有力、有效的管控，盡可能地降低精神病人肇事的風險隱患，又能有效地回應被害人即其近親屬的訴求，最大限度地消除其不滿情緒，已經成為我們必須直面的課題。而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正在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可能。更為有利的是，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體系建設正在為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有力實施提供一種有利的契機。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如何不斷地健全完善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并有效地把兩者銜接起來，形成配套的制度機制，將成為我們著力予以關注的重點。

1我國的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與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的關系

從當前我國的司法實踐可以看出，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健全與完善關系到對該類人群的有效管控，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和被害人訴求的滿足。通過我國近年來的部分司法案例可知，一部分精神病人由于沒有得到有效的看護與救治，在一些情況下，由于其精神失常，喪失自我管控能力而采取極端行為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不可避免的傷害，最后導致精神病人肇事現(xiàn)象屢有發(fā)生。毫無疑問，精神病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行為給普通群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都造成了傷害與威脅，如果今后依舊不能對該類人群加以有效的看護與管理，不能用有力的制度機制來進行約束，那么一旦該類群體失去有效控制，必將造成可怕的后果，成為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和社會秩序穩(wěn)定的一大風險隱患。同時由于部分精神病人在造成危害后果后，無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且一些精神病人家境貧寒，根本不具備相應的民事賠償能力，那么受到其傷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屬就將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即在其生命受到剝奪或是財產受到侵犯、安全遭到破壞的不利處境下，面臨這樣一種不利局面，卻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這顯然有失公平的，那么久而久之，隨著精神病肇事現(xiàn)象的發(fā)生，越來越多的被害人及其家屬訴求無法得到有效的回應，時間一長必將會導致過多社會不滿情緒的滋生，導致司法公信力的不斷下降，不斷積攢的負面情緒也將會對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構成一個潛在的威脅。有鑒于此，我們有必要以防微杜漸的前瞻視角，采取針對性的防范措施，來健全完善相應的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而要在今后不斷地健全完善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則必定需要依托基層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如在實踐中，司法機關要增強與基層社區(qū)街道的工作聯(lián)動，努力把該項防范工作做在前面，爭取做到防患于未然，而非致力于事后的補救。因為太多的事例已經證明，對精神病人肇事案件，事后補救的效力與效果都是有著很大的缺陷和不足的。今后的工作中，街道社區(qū)要定期對其管轄范圍內的精神病人進行摸排和登記造冊，充分發(fā)揮本社區(qū)、本街道管轄范圍的醫(yī)院及心理咨詢師的作用，定期適時對轄區(qū)內在冊的精神病人進行救助以及提供心理上的輔導幫助，從而有效地掌握精神病人的家庭情況、受救助程度以及心理變化情況。如此，對精神病程度相對較低、仍具有一定自我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通過有效的心理輔導與提供有效的看護與救助，就可以從根本上減少其心理上的波動，防止其失控肇事。而對精神病病情較為嚴重的病人，街道、社區(qū)則要加強與其近親屬的溝通頻率，并及時聯(lián)系當?shù)氐墓矙C關，著力在日常生活中對其進行重點看護。唯有如此，在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與精神病人家屬共同努力下，才能夠構建起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實用性強的完善防護網。通過對精神病人的心理變化程度實施一個有效的監(jiān)測與預防，進而有的放矢，防止精神病人肇事等一系列突發(fā)事件的發(fā)生。

2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與合法權益保護

與此同時，在充分發(fā)揮聯(lián)動作用、構建聯(lián)動機制，并對精神病人進行有效防護的同時，我們也要明確一點，即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核心與精髓在于救助而非懲罰。我們必須明確，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構建的目的是為了對精神病人進行有效的防護，而非是去對其進行一種變相的刑事懲罰與制裁。有鑒于此，在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實施的過程中，我們更要注重對精神病人合法權益的保護，防止具體工作人員因為操作不當或是基于主觀故意對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誠然，司法實踐中，要想做到這一點也絕非易事。工作人員、精神病人及其近親屬以及普通群眾對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了解，直接關系到這項制度究竟將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落實落地。因此，必須著力做好前置的宣傳普及工作，如通過進行有效的社區(qū)宣傳，采取社區(qū)宣傳欄、社區(qū)自媒體等多種形式來增進普通社會公民群眾對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了解，也讓精神病人及家屬充分地認識到該制度的發(fā)揮，其目的是在于對其進行有效的救助與防護，而并非對其進行制裁，這樣能夠有效地疏解精神病人及其家屬的心理壓力，讓其自愿接受該類制度的管控，而非被動被迫的接受。也才能讓他們在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同時，敢于勇敢地站出來說出自己的訴求，通過尋求公力救濟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此一來，既可以有效地讓精神病人及其近家屬從主觀上認可該類制度而非被動的逃避，從而避免部分精神病人及其家屬因為心理上排斥誤解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而逃避該類制度，降低我們的管控阻礙。還可以有效地暢通相應的訴求渠道，及時了解掌握工作人員的相關行為是否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合法權益造成了傷害，在訴求的反應渠道得到有效暢通后，就可以對工作人員的違規(guī)行為進行及時處理，有效的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

3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考核評價體系

同時，一項制度的有力實施離不開配套考核評價體系的作用發(fā)揮。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同樣離不開相應的考核評價體系，如適時地對精神病人的精神狀況進行評估，能夠動態(tài)的掌握精神病人的心理情況，為我們的工作奠定一個有效的開局，同時，在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達到規(guī)定期限后，我們更要對其精神狀態(tài)進行有效的評估，通過有效的管控與評估來正確的認清精神病人現(xiàn)在的心理狀態(tài)到底是如何的，才能夠安心的將其放回歸社會。另外，該項考核評價體系也必須把該項制度的一些參與者的行為表現(xiàn)納入其中。如街道、社區(qū)是否發(fā)揮了日常的管控作用？司法機關的行為是否有違規(guī)之處？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案件的處理結果持何種態(tài)度，其負面情緒是否得到有效紓解？相關的考核項目，在設置的過程中要努力做到全面、具有可操作性。表現(xiàn)優(yōu)異地適時予以獎勵，并把其先進的工作經驗、工作方法予以宣傳，努力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模板。對表現(xiàn)不符合要求的，要及時予以處理，責令限期改正，違反法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多措并舉，全面提升監(jiān)督質效。總而言之，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完善是多方合作、聯(lián)動發(fā)力的成果，并不是狹義的由審判機關或是公安機關獨立即可完成。實踐可知，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完善離不開一個全鏈條的保障機制，需要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行政機關、街道社區(qū)、醫(yī)療組織等單位部門全方位、多角度的參與互動。唯有如此，才能夠最精準地捕捉到精神病人的日常思想動態(tài)變化，從而進行有效的管控。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同時將其置于有效的管控之下，防止其因精神問題誘發(fā)其他犯罪行為，侵害社會公民的合法權益，造成他人人身財產的重大損失，為社會穩(wěn)定帶來威脅。而該制度健全完善的這種需求，其實是與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的題中之意密不可分、非常契合的。也正因如此，我們才要借助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這一有利契機，以此為抓手，不斷完善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著力把精神病人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管控環(huán)節(jié)的重要一環(huán)，既對其給予充分的人文關懷與法治保障，也要對其進行有效的、實際的監(jiān)管，全方位的保障社會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針對當前實踐中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我們要進行針對性的健全與完善。要想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針對當前實踐中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實施情況進行一個摸底排查，努力做到底數(shù)清、情況明，摸清到底哪些環(huán)節(jié)比較薄弱，也才能夠找到我們進一步完善這一制度的支點和抓手。找到相關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之后，要進行重點分析，如何能夠對這一環(huán)節(jié)進行強化，都需要哪些部門的聯(lián)動合力，然后根據(jù)工作需要，組織相關部門制定相關方案，由各部門重點針對自己參與管控的環(huán)節(jié)，各負其責、協(xié)同作戰(zhàn)，有針對性地把弱項缺點加以完善。相信通過這樣的職能分工與協(xié)同作戰(zhàn)，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會得到進一步的完善，而這也必將會給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提供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為社會治理體系中其他薄弱環(huán)節(jié)的完善與強化提供有益的借鑒。

4結論

綜上可知，當前我國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的健全與完善關系重大且任重道遠，把握住我國社會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的有利契機，趁勢而上、順勢而為，將二者有效銜接，將為該項制度的作用發(fā)揮提供一條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效途徑。既能夠有效地防止精神病人肇事現(xiàn)象的發(fā)生，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法治與人文關懷，又可以有力地回應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訴求，消除社會潛在風險與隱患，真正為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提供助力。

參考文獻

［1］趙梓涵．嚴重精神病人犯罪事前管控機制的完善［J］．武漢公安干部學院學報，2018，（03）．

［2］李敏．精神病人犯罪的特點及管控對策［J］．法制博覽，2019，（01）．

［3］韋清．淺議我國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制度［J］．法制與經濟，2015，（10）．

［4］鄧國良．暴力型精神病人強制醫(yī)療申請與決定程序之修改建議［J］．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6，（05）．

第2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一、巨大的“福利赤字”凸顯福利制度改革迫切性

據(jù)預測，中國人口2020年將增加到14.5億。未富先老、人口老齡化是中國一個突出的問題，據(jù)《華盛頓郵報》報道，2040年左右，中國將面臨1280億美元的巨額社會福利赤字。而另一方面，福利、保障制度越完善，人們的勞動欲望卻越低。

1.“倒金字塔”的家庭結構與“家庭福利”的疲軟

“新人口論”阻止了中國人口的任意增長，但同時客觀上也構成了中國式“老齡化社會”的直接原因。在“家庭福利”問題上，一對夫妻可能同時面對兩代老人，形成一個2∶4∶8倒金字塔結構的家庭。這意味著人口老齡化水平與福利水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城市家庭代際結構從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的轉變，對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方式提出挑戰(zhàn)（李培林）。“家庭福利”不堪重負，終將成為阻礙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潛在危機。另一方面，以2005年為例，我國人均收入為1740美元，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4.8%，韓國的10%。如果的“財富增長和人口增長不成比例”的邏輯仍然成立的話，這意味著中國人的“家庭經濟”的增長將無力支付成倍增長的“家庭福利”支出。

2.居高不下的失業(yè)人口與就業(yè)的壓力

截至2005年底，中國國有企業(yè)下崗職工仍有500多萬人沒有實現(xiàn)再就業(yè)，全國城鎮(zhèn)登記失業(yè)人員還有681萬，城鎮(zhèn)登記失業(yè)率為3.6%（曾培炎2006年7月10號）。來自北京大學的另一個統(tǒng)計認為，中國城鎮(zhèn)的實際失業(yè)率在15%到20%（蕭灼基，2004）。對于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沒有準確統(tǒng)計，但估計在2億左右。其中有1億人到城鎮(zhèn)打工了，還有1億是潛在的失業(yè)人口，但他們不在失業(yè)統(tǒng)計之內，因為他們的勞動時間雖然不能充分利用，但畢竟還有一塊土地可以生存。

城鎮(zhèn)失業(yè)人口享受“低保”，事實上是對社會力量的一種浪費，不如將他們轉變成一邊享受低保，一邊參與公共服務的社員（社區(qū)成員），即參保的同時也參與“福利義務”。這將使一部分低保人員轉化為社會勞動的生力軍，緩解由于單方面施救帶來的依賴心理和社會福利的負增長。

3.農村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目前群眾要求最為強烈的是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將更多的社會成員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目前很多城鎮(zhèn)職工未能享有社會保險，而廣大農民則基本上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之內（景天魁）。我國農村老年人口中有退休金的比例只占5%，絕大多數(shù)老年人要活到老干到老，70歲以后普遍依賴子女的經濟供養(yǎng)，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為了讓改革成果惠及廣大農民，中央采取了諸多措施，但如果想切實讓受益方受益，不應是單方面地付出，而是應激活受益方，讓他們參與社會生產建設。這樣可以避免受益方過度依賴援助，以免產生新的福利赤字。

4.社會的缺失

中國伴隨經濟體制改革出現(xiàn)的一個社會現(xiàn)象，就是個人主義開始膨脹。人們生活在“個人欲望的世界”里，缺乏真正的社會生活。所謂的“社會責任”、“義務”和“道德”沒有堅實的人文土壤。中國目前貧困人口還有1.3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0.4%，占世界絕對貧困人口7.5億中的18%！“空巢老人”越來越多，據(jù)有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空巢老人”家庭已占老年人家庭總數(shù)的25.8%，這種現(xiàn)象不僅在大城市普遍存在，在人口流出的村落也非常突出。在道德滑坡日趨嚴重的今天，貧困問題需要社會力量的關懷。

綜上所述，本來可以代替國家承擔一部分福利的家庭，因為倒金字塔的家庭結構，在養(yǎng)老問題上呈現(xiàn)為一種消耗型家庭；福利赤字意味著我們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撐這樣一個龐大人口的中國社會福利；失業(yè)和貧富差距的壓力始終伴隨著中國的經濟改革，農村尚有土地作為家庭福利的支點，但是城鎮(zhèn)人口則容易變成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加之“社會缺席”，使得道德沒有了土壤，即便有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福利或保障的體系，也因為制度缺乏倫理基礎而形式化。因此，應當激活個人在公共服務系統(tǒng)中的責任，使之成為“福利義務”，在國家、市場和社會中承擔社會這一領域中的責任。這有利于“以人為本”的人性化建設、“和諧社會”的社會化建設。

二、福利制度改革面對的焦點問題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國家開始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zhàn)。福利赤字、公共開支與日俱增、民眾的福利依賴嚴重等，日益暴露出福利國家的弊端。當前，福利制度改革已成為福利大國的熱點問題。“福利國家”與“福利經濟”這兩種福利模式均面臨同一個問題，即在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方面，物力和財力遠遠趕不上欲望增長的速度。這種欲望隨著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而“水漲船高”，因而它始終重復著一個邏輯：貧/富、強/弱二元對立關系，使得人人平等、社會公正卷入物質主義或技術主義的怪圈而欲速則不達。人們對制度的依賴心理導致自身“植物人化”傾向加重，這很可能也是福利赤字產生并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公共服務的問題并非單純的技術問題和制度問題，它只不過是實現(xiàn)福利理念的手段而已，人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因此，公共服務社會化的研究，試圖嘗試如何讓公共服務系統(tǒng)中的人成為對他、對己均有責任的主角。

圍繞福利制度中的人的問題：1.在研究與實踐層面，授受雙方的強弱二元對立關系的弊端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認識；2.在認識論意義上，居高臨下的道德權威很難社會化，因為首先它不能自我檢驗，其次個體被集體主義所淹沒；3.授受雙方長時段互動的重要性。尤其是第三條，通過對實踐公共服務社會化的志愿者的跟蹤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長時段的志愿者行動對雙方的倫理都是一種考驗；相反，在短期的、突發(fā)性的救助活動中卻看不到這一點。公共服務社會化研究抓住公共服務的人性化這一點，預設“普遍福利”的相互參與，是實現(xiàn)人性化互惠和較高服務質量的重要途徑，反思把良知寄托在技術和制度上的那種福利改革思想。

三、“福利義務”設想及其意義

“福利義務”，也就是“公共服務社會化”，其內涵是：1.給予每一個人參與公共服務性質的社會勞動機會；2.不能因公共服務的實施造成新的失業(yè)。換言之，享受“低保”和健康的“離退休”者同樣可以參與一種公共服務性質的社會勞動；3.因為我們強調的是“福利義務”的制度化、社會化，所以公共服務的內容應該是面向普通人，有些最基本訓練就能參與的那種社會勞動。為此我們模擬具體的實施方案并進行了跟蹤研究。

“福利義務”是指國家發(fā)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民參與的社會公共服務的義務活動。它類似于兵役，凡一定年齡的城鄉(xiāng)居民（如18~69歲），均須在一定時間段以勞務形式從事國家安排的社會公共服務（包括公共安全的兵役）活動。

“福利義務”的工作范圍：服役者根據(jù)國家指派，前往某地諸如學校、醫(yī)院、福利設施、公共服務機構或社區(qū)等，并根據(jù)該機構的要求進行非專業(yè)性質的輔助工作（民間個人互助、親屬義務等不在此列）。

“福利義務”期間的費用：服役者的招募、培訓、派遣、駐地生活等費用由國家負擔。

人力資源調配：國家設立專門機構負責“福利義務”的執(zhí)行，接收單位有責任接納和管理服役者。

“福利義務”的回報：參與過福利義務的人員，可以在70歲以后終身享受來自公共服務社會化（福利義務）社會的回報。其他回報，諸如國家對納稅人的回報，通過市場行為購買的特殊服務等，構成一個互補的福利系統(tǒng)，從而實現(xiàn)“福利義務”在代際之間的交換，緩解“家庭福利”的壓力。

“福利義務”有如下特點：1.福利義務的系統(tǒng)從招募、服役直到退役很像兵役，但它比兵役在時間上較自由（為期一年以上）。2.由于強調大眾化，因而降低了“門檻”，給普通人的介入提供了可能。3.由于回報機制，它不否認善意地利己，將道德放在堅實的家庭福利的基礎之上。4.將傳統(tǒng)的家庭內部血緣義務關系轉換成社區(qū)內部社員之間的義務關系。建議由政府劃出試點行業(yè)或者省、市、區(qū)，進一步檢驗這一體系的可行性。

互惠性：在力所能及的時間和地點，參與一年以上的公共服務，將血緣的義務關系轉變成社員（社區(qū)成員）的義務關系，既利己又利他，互惠互利。

以人為本：人力、物力、財力中，突出人力的人性化。

社會化建設：從人的社會（屬）性、文化（屬）性出發(fā)，建立普通人也能參與的公共服務系統(tǒng)，使道德建設成為可操作的社會實踐。

道德化建設：將道德建設置于可操作的情景下，進行個人層面的和諧社會實踐。

（本研究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在整個研究期間，受到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的人類學、社會學、人口學專業(yè)相關研究人員的批評與幫助。在此一并感謝！）

第3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摘要目的：探討手術室護理人員職業(yè)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會支持程度對其離職傾向的影響。方法：選取2011年7月~2013年12月的84名手術室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將其Mobley離職傾向量表及自我離職傾向評估結果進行統(tǒng)計，然后將其中不同職業(yè)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會支持程度者的評估結果進行比較。結果：84名手術室護理人員中Mobley離職傾向量表中5分者比例及自我離職傾向強烈者人數(shù)均較高，且其中職業(yè)效能感較低、文化程度較低及社會支持程度較低者的人數(shù)明顯高于職業(yè)效能感較高、文化程度較高及社會支持程度較高者。結論：手術室護理人員的離職傾向較為明顯，且其職業(yè)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會支持程度均對其離職傾向影響較大。

關鍵詞 手術室；護理人員；職業(yè)效能感；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離職傾向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4.10.041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 and social support degre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nurses in operation room

DONG Hong-juan,SONG Yan-ling,GAO Yan(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city,Shenzhen518001)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and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 and social support degre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nurses in operation room.

Methods：84 nurses in operation room from July 2011 to December 2013 were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Mobley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and self turnover intention of all the nurses were analyzed，the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nurses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 and social support degre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5 points rates of Mobley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and strong rate of self turnover intention were all high，the rates of nurses with lower occupation efficacy，lower education degree and lower social support degree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with higher occupation efficacy，higher education degree and higher social support degree，all P<0.05，there were al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nurses in operation room is obvious，and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 and social support degre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are great.

Key wordsOperation room；Nursing staff;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Social support degree；Turnover intention

手術室護理人員是臨床護理人員中較為特殊的一個群體，其工作不同于病房及門診護理人員，其工作強度相對更大，且工作時間具有不確定性等，加之對于新技術不斷學習的需求等，其各方面的負擔明顯往往更重，因此有研究認為［1］，手術室護理人員的離職傾向較為明顯，而這對于手術室護理質量的提升極為不利，因此對此方面的干預極為必要。筆者就手術室護理人員職業(yè)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會支持程度對其離職傾向的影響進行探討，為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據(jù)，現(xiàn)將結果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我科2011年7月~2013年12月的84名手術室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均為女性，年齡22~40歲，平均年齡（29.70±6.40）歲。護齡2~21年，平均護齡（8.70±1.70）年。職業(yè)效能感：很高22名，較高22名，較低21名，很低19名。文化程度：中專32名，大專40名，本科12名。社會支持程度：高支持40名，一般支持24名，低支持20名。所有手術室護理人員均對本研究知情，且積極配合進行問卷調查。

1.2方法將84名護理人員分別采用Mobley離職傾向量表及自我離職傾向評估法進行評估，然后將評估結果進行統(tǒng)計分析，并將其中不同職業(yè)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會支持程度的手術室護理人員的Mobley離職傾向量表及自我離職傾向評估法評估結果進行比較。

1.3評價標準（1）Mobley離職傾向量表主要為對被評估人員的離職傾向的3個方面進行評估，分別為離職資本感知、離職誘因及離職意向。將3個方面的最終評分設置為1~5分，1分表示極不可能離職，毫無離職傾向，隨著分值的升高，表示離職傾向加強，5分表示很有可能離職，離職傾向強烈［2］。（2）自我離職傾向則以視覺模擬的方法進行評估，評估分值范圍為0~10分，由護理人員根據(jù)自身感受選取最能代表自身離職傾向的分值，其中3分及以下為離職傾向較弱，4~6分則為離職傾向一般，7分及以上則為離職傾向強烈。

1.4統(tǒng)計學處理采用PEMS 3.1統(tǒng)計軟件進行分析，對數(shù)據(jù)進行描述性分析。

2結果

2.1不同職業(yè)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會支持程度者Mobley離職傾向量表評估結果（表1）

表1顯示，Mobley離職傾向量表職業(yè)效能感中很低5分人數(shù)最多；文化程度中中專5分人數(shù)最多；社會支持程度低支持5分人數(shù)最多。

2.2不同職業(yè)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會支持程度者自我離職傾向評估結果（表2）

表2顯示，自我離職傾向評估職業(yè)效能感中很低傾向強烈人數(shù)最多；文化程度中中專傾向強烈人數(shù)最多；社會支持程度低支持傾向強烈人數(shù)最多。

3討論

我國臨床中護理人員的缺口較大，在職護理人員的流失速度仍較快，因此對于臨床護理人員離職傾向方面的調查及干預十分必要。另外，手術室護理人員作為臨床護理人員中工作強度較大的一個人群，較多護理人員存在明顯的身心雙方面的壓力，加之手術室相關技術發(fā)展更新較快［3-4］，手術室護理人員不僅僅要面對高強度的工作，且需要不斷繼續(xù)學習，以滿足臨床的需求，因此其工作壓力相對更大，而這極大地影響到其工作信心及熱情，是導致護理人員職業(yè)效能感較為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甚至影響到護理人員繼續(xù)工作的信心［5］，這可能是導致手術室護理人員離職率較高的重要原因［6］，但對其的肯定性研究仍相對不足，因此進一步探討的價值較高。

本結果顯示，手術室護理人員的離職傾向較為突出，主要表現(xiàn)為手術室護理人員中Mobley離職傾向量表中5分者比例及自我離職傾向強烈者人數(shù)均較高等方面，另外，職業(yè)效能感較低、文化程度較低及社會支持程度較低者的離職傾向更為突出，因此提示我們應尤其重視對此類護理人員的干預，積極疏導其離職情緒，滿足其心理疏導需求。分析原因，職業(yè)效能感較低的護理人員其對于工作的信心不足，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感較低，因此其離職傾向明顯，而文化程度及社會支持程度較低者其除工作壓力方面表現(xiàn)更大，對于工作的積極性相對更低，因此離職傾向更為突出［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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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關鍵詞：人才交流機構；事業(yè)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社會化管理；社會化服務

 

隨著人才價值的回歸和人才強國戰(zhàn)略的實施，人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堅持用人制度改革，是實現(xiàn)人才資源配置市場化、人才管理社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傳統(tǒng)人事管理向新型的社會化人事管理過渡轉變。作為政府人事部門所屬的人才交流結構，開展社會化人事管理和服務，如何為事業(yè)單位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人事人才專業(yè)化的配套管理和規(guī)范的服務，是我們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充分發(fā)揮人才管理服務職能，為人才社會化管理服務提供保證

人才的社會化管理就是單位實行人事制度改革、實行新的用人方式后，要解決人才和單位對人事檔案依附關系的問題，讓人才自由流動而沒有人事檔案管理的后顧之憂，同時也為單位在自主選擇用人上消除人事管理關系的顧慮，最終實現(xiàn)人才資源的社會化配置。

（一）發(fā)揮政府人事部門人才服務機構的主渠道作用

按照規(guī)定，人事檔案除可由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和政府人事部門所屬人才交流服務機構管理。組織人事部門賦予人才交流服務機構人事管理職能，來保證人事檔案的真實性、嚴肅性、完整性和安全性。作為承擔政府人事部門職能的人才交流服務機構，起著聯(lián)系政府人事部門、單位及人才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專門負責為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人事人才社會化管理和服務。多年來，人事部門為人才的流動和管理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法規(guī)，人才交流服務機構通過借助于行政職能，為配合企業(yè)改制和用人制度改革，為企業(yè)和人才個人搭建了社會化管理的服務平臺，開展了相應的配套人事保障服務。

（二）轉變職能，創(chuàng)新機制，拓展服務領域

1．變管理為服務。轉變職能最重要的就是要從管理延伸到服務，由過去單純的“管檔管人”逐步轉變到“為人才和單位服務”，貼近企業(yè)與個人的需要，不斷拓展服務領域和空間，通過管理體現(xiàn)服務，實現(xiàn)管理的價值，增加服務附加值，使人才檔案管理和使用發(fā)揮新作用。人才服務機構在人才檔案的社會化管理中不斷提升人才檔案的使用價值，豐富檔案記錄內容，為企業(yè)用人提供必要的有效信息，以優(yōu)質、高效、一流的服務，讓人才滿意放心，讓單位減負消腫，更好地為用人單位和各類人才服務，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服務。

2．建立適應市場化、符合社會化的運行新機制。時代在變，管理也要變，適應市場化就是要有適應市場競爭的能力，要有市場的促銷方式和手段，要有廣為人知的宣傳力度，要讓人才個人和單位能接受和認可的社會化管理和服務的方式。符合社會化運行的新機制就是人才交流服務機構內部要有激勵創(chuàng)新機制、調整分配機制、用人機制，調動員工積極性、工作動力等，激活內部管理和服務，來贏得客戶。

人才進入市場，通過市場調節(jié)優(yōu)化配置，實現(xiàn)人才效能的最大釋放，單位用人到市場，人才求職找市場的市場化格局已逐步形成，人才服務機構在市場化經濟環(huán)境中提供社會化管理和服務的作用更加顯現(xiàn)，在推進人才市場化配置和人才檔案社會化管理服務方面，作為政府人事部門人才服務機構，也要調整定位，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符合人事政策和市場運行的機制。

3．做好基礎管理服務，不斷拓展新服務項目。基礎管理服務工作是原來已建立起來的傳統(tǒng)人事管理業(yè)務，包括檔案管理、人才調動、身份保留、工齡計算、職稱評審、出國境政審、辭職審批等管理服務，在做好基礎管理服務的前提下，挖掘和發(fā)展的新服務領域和項目，使傳統(tǒng)業(yè)務與現(xiàn)代管理相結合，擴大管理和服務面，以解決不斷發(fā)展的新需求，通過人才檔案管理提供新的服務，如注冊資格審查的存檔證明、合同鑒證、代辦社會保險、人才派遣、人才引進、人才測評等，使管理和服務不斷推陳出新，人才檔案的社會化管理才有生機和活力。

（三）整合社會資源，優(yōu)勢互補

人事服務有其自身的專業(yè)屬性，又具有政策性強、管理規(guī)范、社會信譽度高等獨特性，但傳統(tǒng)的人才管理條塊分割依然存在。人才檔案受不同部門、行業(yè)管理在全國較普遍，勞動部門職業(yè)介紹機構在管理人才檔案，各行業(yè)主管部門成立的人才服務機構也在管理人才檔案，涉外人才服務機構作為一個企業(yè)也在開展社會化人才檔案的管理工作，形成了多頭管理的局面。改革進程需要逐步推進，人才的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需要規(guī)范，又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打破部門和行業(yè)的管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自發(fā)展格局。對此，作為政府人事部門的人才交流服務機構可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聯(lián)合行業(yè)中介服務機構開展工作，實現(xiàn)優(yōu)勢互補。

（四）運用現(xiàn)代技術，提升管理服務水平

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化時代，電腦化管理已相當普及，各人才交流機構要充分應用信息技術，加快提升現(xiàn)代化的管理技術水平和手段，加快硬件投入和軟件開發(fā)，使服務方式更為便捷，辦事環(huán)節(jié)和手續(xù)更加簡化，從而提高服務標準和服務效率。

二、營造社會化環(huán)境，加快社會化公共服務進程

（一）以政策為導向，為社會化管理和服務鋪路搭橋

人才的社會化管理和服務進程離不開政府的推動，以及人事行政部門的政策性支持。隨著各項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促使人才服務機構為單位改革和人才進入社會化提供配套的人事人才服務保障。這一切都是政府在穩(wěn)步推進各項改革的基礎上發(fā)展過來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既有其行政手段，又有其社會特征，既依靠政策導向，又依賴于市場實現(xiàn)社會化管理和服務。

（二）挖掘服務潛能，樹立服務品牌

市場競爭優(yōu)勝劣汰，獲勝靠什么？除了靠競爭力外，還要靠服務。服務的態(tài)度、方式、效果直接影響市場的口碑和知名度，各人才交流機構要通過各種渠道和不同方式，與媒體合作，加大宣傳力度，讓單位和人才個人了解業(yè)務范圍、服務功能，并被社會所認同。同時，在原有業(yè)務的對外服務基礎上，根據(jù)客戶的需要，量身訂做需求的業(yè)務項目和服務范圍，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增強對服務的認知度。

第5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國家治理能力首先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guī)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xié)調的國家制度。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zhí)行能力的集中體現(xiàn)。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xiàn)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善于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水平。

（來源：文章屋網 ）

第6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關鍵詞]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10X（2016）02-0086-05

逐漸走向富裕的中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熱情很高，因為他們已意識到公民參與對于維護個體利益的重要性。但為數(shù)不少的公民選擇的參與方式游離于制度之外。公民參與的主要問題在于大量無序公民參與的存在。的頻發(fā)正是無序公民參與的突出表現(xiàn)。本文試圖從動力機制的角度分析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實現(xiàn)制度化的突破口，以期提升公民參與的有序性與有效性，同時推進協(xié)商民主的健康運行。

一、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不足的表現(xiàn)

在民主傳統(tǒng)較為匱乏的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定基本由政府掌控，公民直接參與的機會相對較少。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過程在實際運作中面臨諸多因素的限制。從公民層面看，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他們所處社會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及公民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公民所接受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公民自身所接受的教育程度高低；公民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1]（P4）。這些因素同時也是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來源。

社會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決定公民總體參與的時間及可能性。一般來說，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公民參與意愿比較強，因為他們有可能抽出比較多的閑暇時間用于參與。經濟貧困地區(qū)的公民由于疲于應付生計，擁有的空閑時間相對較少，他們基本無暇顧及參與公共政策。作為個體的公民經濟條件不同，參與公共政策的可能性也就不一樣。溫飽問題解決之后，人們的需求層次隨之提高，政治需求也相應提高。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公民，他的需求僅僅停留在生存的層次，政治需求無從考慮。

公民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決定公民參與的能力高下。充裕的時間只是為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實際參與還需要一定的參與能力。通常情況下，接受教育年限較長的公民參與能力比較強，而接受教育年限較短的公民參與能力較弱，因為前者接受的思想訓練及掌握的知識量更多。此外，知識水平較高的公民更能領會公民參與對于公民的意義。

公民所處政治環(huán)境的民主強弱直接決定公民參與的機會多少。在公民具備參與能力和時間之后，政府能否為公民參與提供適當?shù)臋C會成為公民最終能否參與的關鍵因素。假如政府不為公民提供任何參與機會，公民參與能力再強、時間再充裕也無濟于事。公民參與的主動權掌握在政府手中。開明的政府為公民參與創(chuàng)造各種機會，專制的政府則關閉公民參與的一切機會。

從政府層面說，推動政府實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內外兩個方面：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外部動力包括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戰(zhàn)、民主政治建設的發(fā)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2]（P125-130）。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是國際社會發(fā)展的常態(tài)。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面臨的發(fā)展壓力也是空前的。為了取得在治理方面的競爭優(yōu)勢，中國政府需要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以實現(xiàn)決策的民主化，提高決策的效率。內部動力主要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公共決策文化的進步[2]（P134-136）。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治理的方式也隨之發(fā)生根本性變革。由政府完全包辦的治理模式已無法適應社會的轉型需要，多中心治理勢必取代單中心治理。為此，政府不得不迎合這一變革趨勢，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外部動力與內部動力都可以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但外部動力并非政府所能左右，因為它受諸多外部因素交互影響。內部動力則是政府經過自身努力能夠對其施加影響的動力來源，所以它才是根本動力。

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公民有足夠的動力參與公共政策；而為了實現(xiàn)善治，政府也有動力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但從參與方式看，無論公民還是政府均傾向于選擇非制度途徑。盡管政府試圖通過行政體制改革誘導公民選擇制度參與途徑例如，引入聽證制度聽取公民對于公共資源或公共服務價格調整的意見。，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實際上，政府和公民的制度化動力都嚴重不足。

政府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過程中動力不足主要表現(xiàn)為：出于懶惰心理，為數(shù)不少的政府官員并不支持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因為他們認為公民參與勢必增加政策制定工作的強度和難度。

公民參與對政策制定于事無補，反而增添不必要的麻煩。

與其如此，不如組織若干專家與官員共同閉門制定政策效率高。在完全排斥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心理作用下，政府官員不大可能將公民參與的制度落實到位。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只是為公民參與制定一些原則性較強、操作性較差的制度，以此滿足公民參與的制度需求。當且僅當公民參與的需求異常強烈且形成實際的、較強的壓力時，政府才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回應。這就是人們熟知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怪象。

公民在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過程中動力不足具體表現(xiàn)為：既然通過制度途徑難以維護自身權益，通過非制度途徑反而能夠達到預期目的，公民也就失去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

不過，強勢群體與普通公民不同，他們擁有大量通過制度途徑表達利益訴求的機會，并借機有效影響政策的制定，從而維護自身利益。畢竟，政府為他們提供的表達機會更多，話語權也更大。。近些年來，頻發(fā)就是公民以非制度途徑表達利益訴求的典型表現(xiàn)

近些年呈現(xiàn)面廣、暴力對抗性顯著增強等特點。參見楊光斌：《公民參與和當下中國的治道變革》，《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1期。。

公民通過正當途徑反映問題時，無論公民反映的次數(shù)多少以及問題的重大與否，如果政府官員都將問題擱置一旁，就會迫使公民通過非制度途徑達到預期目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政府解決問題的方式助推公民以非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公民是否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公民合理訴求的回應方式。

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不足的原因

無論政府還是公民都缺乏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因而當前中國公民參與尚未納入正軌，也未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公民參與面臨亟待解決的種種危機：公民政治參與熱情銳減；缺乏合法的、通暢的參與途徑；公民政治參與過程中與政府發(fā)生沖突；公民參與失序[1]（P5）。由于公民缺乏通暢的制度內參與途徑，正當?shù)睦嬖V求受到阻隔，越來越多的公民被迫選擇非制度參與途徑。而非制度公民參與往往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公民與政府的關系趨于緊張。一部分公民的利益訴求通過非制度方式得到妥善解決之后，他們的行為便成為更多公民仿效的對象，很可能產生蝴蝶效應。

非制度公民參與雖然解決了部分公民的利益訴求，但大多數(shù)公民的利益訴求仍然無法解決。假如大多數(shù)公民都同步采用非制度公民參與方式，整個社會將陷入紛爭的漩渦。這種參與方式既不利于公民參與意識的培養(yǎng)，也不利于公民參與能力的提升，因為非制度參與方式不符合常規(guī)；這種參與方式對于協(xié)商民主的發(fā)展來說也是災難，因為政府和公民無從協(xié)商，二者之間充滿著無盡的沖突；這種參與方式也將層層剝落政府的威信，因為他們制定的制度無從遵守，許下的諾言無從實現(xiàn)。善治目標的實現(xiàn)也將遙遙無期。

若欲改變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困境，就得從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入手，因為非制度參與是引起參與困境的主要因素，制度參與有助于化解這一困境。在具備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之后，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才可能被推動步入正軌。當前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不足石路認為影響政府決策民主參與的主要因素有兩個：公民參與冷漠和政府“自利性”。公民參與冷漠實際是政府對公民參與持冷漠態(tài)度的結果。當政府的“自利性”與“公共性”不產生矛盾時，政府仍然可以推動公民參與。而完全自利的政府是難以維持長久的。參見石路：《政府公共決策與公民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原因有兩點。

首先，從公民的因素看。公民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愿意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畢竟這個過程既費時又費力。對于那些利益尚未受到侵害的公民來說，參與公共政策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只有當公民“在意識到公共生活與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或者以為自己有必要表達個人訴求的情況下”[3]，公民才會積極地參與這一過程。等到公民自身利益受損之后，他們也不愿意尋求制度途徑維護自身權益，因為制度途徑并不暢通，也不能產生實際效果。

利益未受損時，公民認為沒必要參與公共政策；利益受損時，公民又不選擇制度途徑維權。總之，公民缺乏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根本動力在于維護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從當前公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來看，大多數(shù)公民并不懂得如何通過制度途徑的公民參與維護公共利益，同時保障個人利益。個體利益的維護固然重要，但公共利益的維護更具有長遠意義。公共利益若得到有效維護，其中的個體利益就更容易得到保障。也就是說，個人利益的公共部分疊加在一起，比單個的個人利益更好維護，更不易受到侵害。近年來公民的維權意識有所增強，但維護公共權益的意識并不強。而維護公共權益最理想的、最可持續(xù)的方式是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非制度途徑雖然也可維護公共權益，但不可持續(xù)，且對社會秩序形成負面影響。

由此可見，公民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動力不足的根源在于公民有限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限制了公民維護公共利益的動機的形成。非制度參與只是維護個體利益的快捷方式。

其次，從政府的因素看。公民缺乏動力推動公民參與制度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政府回應乏力的無聲反抗。他們對公民參與進程的影響有限，影響較大的是政府，因為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是“強國家，弱社會”，政府與公民相比是強勢的。但政府也缺乏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政府在進行決策之前選擇參與人員時總是把普通公民置于最后考慮的人選

劉選會認為政府在參與決策人選時的價值取向通常是政府職能部門是首選，第二位的是機關團體，第三位的是專家學者，最后才是普通公民。參見劉選會：《“二八定律”與公民參與政府決策》，《理論導刊》2012年第2期。。

出于決策效率與權力安全的考慮，政府不大鼓勵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客觀地說，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將影響政府決策效率。在公民不參與決策的情況下，政府召集相關部門人員和專家學者進行商討，決策結果很快就能出臺。若要吸收部分公民參與決策，政府就要在參與人選、參與流程設計和與參與人員協(xié)商等環(huán)節(jié)上花費大量精力。特別是管理者與公民的協(xié)商過程將大大延長決策的過程，因為普通公民缺乏相應的專業(yè)知識，溝通相對較難。為了提高決策效率，政府傾向于排斥公民參與。而且，公民參與實質是將政府的部分決策權讓渡給公民。這對習慣于專權的政府官員來說，無異于奪權。決策權的部分讓渡意味著政府權力的稀釋。為了確保權力的完整性，政府不愿意主動引導公民參與公共政策。

公民對公共利益的忽視導致缺乏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政府則害怕決策效率的降低和權力的稀釋也喪失了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作為公民利益代表的非營利組織總體力量比較單薄，不足以與利益群體相抗衡，而且這些組織受政府的牽制很大，還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在公民中的影響力并不大。因此，非營利組織也缺乏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動力。

三、公民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機制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因為公民和政府都沒有動力推動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制度化過程至少面臨三大困境：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標――科學與民主的二難選擇；集體選擇比私人選擇承受的成本更高昂；政府失控的威脅[4]。簡單來說，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究竟是行政民主還是經濟效率，如果是行政民主，那么，花費較多的時間組織公民協(xié)商決策是值得的，因為只有公民參與制定的公共政策才具有民主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僅僅經過專家學者們商討形成的決策雖然決策過程短，但無法體現(xiàn)民意，而體現(xiàn)民意的決策執(zhí)行時不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價值取向是經濟效率，那么，花費大量的時間用于公民參與是不值得的。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公民參與的人數(shù)越少越好，因為決策時間可以縮短到最少。決策成本也將降至最少，因為人數(shù)越少，花費的財力也越少。但經濟效率高卻以犧牲行政民主為代價也不值。而且由少數(shù)專家快速制定的公共政策由于無法體現(xiàn)民意，執(zhí)行時將遭遇巨大阻力。行政民主與經濟效率似乎二者不可兼得，這就是公民參與制度化的最大困境。

解決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尋求新的動力機制。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來源不外乎公民、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三大主體。新的動力機制的目標是激發(fā)三大主體實現(xiàn)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機。在強有力的動機推動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進程將持續(xù)快速運行。

首先，以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識共同驅動公民推動公共政策制度化參與。直接推動公民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是公共利益，即不同個體利益的共同部分。在制度途徑受阻的背景下，個體利益的維護通過非制度途徑更容易實現(xiàn)。小范圍的公共利益的維護通過非制度途徑在短期內也能得以實現(xiàn)。然而，公共利益的長期維護僅靠突發(fā)式的、間歇性的是難以持久的。公民參與僅以個體利益驅動公民走上制度途徑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維護個體利益的個體行為是分散的、隨意的。只有公共利益的持久維護才可能驅動公民通過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因為公共政策是以權威方式分配公共資源的工具，公民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也就意味著參與分配公共資源。在參與過程中，公民被賦予表達利益訴求的權利和機會。在公民參與的前提下，政策的內容將或多或少體現(xiàn)公民的利益訴求。如果沒有公民參與，政策的內容很難體現(xiàn)公民的利益訴求。

囿于公民參與意識的狹隘性，大多數(shù)公民考慮較多的是個體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他們眼里是別人的事，與己無關。其實，公共利益包含個體利益，維護了公共利益，也就維護了部分個體利益，因為公共利益是個體利益的公共部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我國公民的個體意識有所增強，公共意識卻比較缺失。盡管中國公民長期接受的是整體利益至上的觀念，但公共意識并不強。西方國家的公民接受的是個體利益至上的觀念，公共意識卻比中國強[5]。公共意識的缺失使得中國公民缺乏為公共利益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因此，應通過培養(yǎng)公民的公共意識以形成公民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維護公共利益的動力。非制度途徑雖然也可在短期內維護公共利益，但在維護某一群體公共利益的同時，卻損害了另一群體的公共利益，如他們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權利。

其次，以公共利益和民主意識共同驅動政府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僅以效率衡量政府的績效顯然是不夠的。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平衡各利益群體之間以及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如果利益平衡恰當，政府的工作就做得到位。否則，即使政府的工作量再大，公民之間、各群體之間利益關系失衡，它的政績也是較差的。實現(xiàn)社會的公正公平是政府工作的價值取向。正因如此，不能單純以政府在單位時間內制定公共政策的數(shù)量作為衡量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績效，認為在較短時間內制定較多公共政策的政府就是績效最高的政府。從我國政府運作的現(xiàn)實看，更多的追求低成本高效益，比較忽視公民對正義的需求。快速低成本制定出的公共政策表面上效益高，實際上效益很低，因為它可能無法得到貫徹執(zhí)行。

推動政府產生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的不是政府的公共利益，也不是公民的公共利益，而是二者公共利益的公約數(shù)。政府有充足的機會為本群體謀取公共利益，事實上不少政府就是這么做的，但它可以既為本群體謀利，也為公民謀利。如果政府只為自己謀利，它就會成為短命政府；如果它愿意同時考慮公民和自身的利益，它將持續(xù)執(zhí)掌政權。同樣地，推動政府有充足動力推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不是效率，而是民主。只有充分體現(xiàn)民意的公共政策才是最好的政策，僅僅體現(xiàn)低成本的公共政策未必是好政策。當民主與效率二者不可兼得時，民主理當成為首選的價值取向，沒有公民支持的公共政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公共政策的實施對象就是公民。當然，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完全順應民意，因為民意有短視的缺陷。

最后，以公共利益和整合意識共同驅動非營利組織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非營利組織近年來在中國有所發(fā)展，特別在沿海地區(qū)發(fā)展比較快。單個公民通過他維護自身權益比單獨行動效果更好。因此，非營利組織發(fā)展前景可觀。非營利組織也是以公共利益推動公民參與的制度化。這種公共利益是經過非營利組織整合之后的利益，而不是原初的個體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合意識是非營利組織走上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

綜上所述，公民、政府和非營利組織都以公共利益驅動他們實現(xiàn)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但公民還需以公共意識為輔助動力，政府以民主意識為輔助動力，非營利組織以整合意識為輔助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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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關鍵詞：社會交換理論；核心價值觀；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D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1-0234-02

黨的十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首次提出了“社會治理”的概念。

針對這兩個論題，學術界分別從不同視角出發(fā)，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通過CNKI檢索發(fā)現(xiàn)：學術界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出發(fā)探索“社會治理”的相關研究相對薄弱。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可歸納：第一，凝練與建構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方法論探討（寇東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3；左亞文《理論月刊》2013；韓震《紅旗文稿》2012）。第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概括（田心銘《紅旗文稿》2012；梅榮政《紅旗文稿》2012）。第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功能詮釋（陳先達《與現(xiàn)實》2011；王學儉《理論探討》2013；韓震《紅旗文稿》2012）。第四，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信仰的路徑探索（范玉剛《湖南社會科學》2013；周文彰《前線》2013；施惠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2）。

縱觀國內成果，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研究層面。而從社會學出發(fā)，探索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進社會治理的研究不足。龔群《以社會有機體論為基礎概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紅旗文稿》2012）借鑒社會學理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概括做了方法論探索；這對本論題所要開展的跨學科研究有一定啟示意義。但是其文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與內涵研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功能的分析相對不足。韓冬雪《政治合法性視域下的中國社會管理內涵探究》（《理論探討》2013）則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研究中直接論及了社會治理問題，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治理的指導思想與價值追求，社會治理是實現(xiàn)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的具體化路徑與方法，而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管理實踐中的功能研究相對不足。這都為當前的研究預留了理論與實踐探索的空間。

其實，對于社會核心價值觀和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西方社會交換理論學派對此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借鑒社會交換理論學派的研究成果，明晰社會核心價值觀在推進社會治理實踐中的作用對于當前推進我國國家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將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現(xiàn)代化治理型的社會管理與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型的社會管理存在本質區(qū)別。社會治理中行使公權力的主體不再僅限于政府和國家。如皮埃爾?塞納克倫斯指出的：“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1]。社會治理的主體呈多元化，打破了國家和政府對公共管理權的壟斷，他們只是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眾多權力中的一個，多元治理主體集體行動的“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和支配，而是協(xié)調”[1]。社會治理的協(xié)商性民主取代了統(tǒng)治下的強制性規(guī)范。社會治理權力主體的多元化，治理的民主化趨勢直接決定了公權力運行向度的改變。“統(tǒng)治”是國家和政府依靠自身的政治權力對社會公共事務強力推行自上而下單向度“硬”管理。社會“治理”則是多元化主體（國家、社會、個人）在協(xié)商性民主的平等互動中采取合作的方式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軟”管理，以實現(xiàn)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標。民主協(xié)商、平等合作成為現(xiàn)代社會治理最顯著的特征。但是在現(xiàn)代化轉型期，身處社會經濟結構變遷中的多元社會治理主體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基于民主協(xié)商的多方利益博弈如何以最低的談判成本和最高效的方式達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共識，成為社會治理的所面臨關鍵問題。

第8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在傳統(tǒng)思想中，檔案館僅僅是個先來是去翻閱資料、查找文獻的悠閑地點，檔案館人員的管理工作僅僅是借閱收回的單一工作。伴隨當代信息水平的不斷發(fā)展以及逐漸普及，人們學找到了更方便、更迅速、更簡單的信息取得方式，在一定水平上讓檔案管理工作的地位和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響。這樣的狀況沉重打擊著檔案館工作成員的自信心，使她們不能夠感受到自身的工作意義以及本身所進行工作的作用，很難平衡自身心理。

二、婦幼保健院檔案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對婦幼保健院單位檔案內容了解不清伴隨中國科技的飛速的發(fā)展，檔案系統(tǒng)自身的含義以及外延也相應的產生改變。婦幼保健院檔案的管理區(qū)域也從之前的資料檔案、發(fā)展的檔案等轉變到目前的電子文檔，及其照片檔案、聲音檔案、數(shù)字檔案以及數(shù)據(jù)檔案等新型檔案。因為還沒有對歸入檔案管制的內容給予明確的規(guī)定，各婦幼保健院單位參照自己的解讀以及運行“因時制宜”管制，讓眾多本應歸入管制的檔案沒有歸入檔案管理。

（二）對婦幼保健院檔案工作重要性意識不夠覺得檔案工作沒有太高的技術含量，不能在單位獲得重視，工作量比較大，萎靡不前，只是位于你上交我接受、你不移交我也不進行管理，有事做事、沒事帶著的情況，大多數(shù)檔案資料僅僅處于長久存放的情況，不能按時整理歸位，更不能去說利用資料了；一部分的機構負責人只是為了自身工作的便利，文檔資料不按照要求準時歸檔、移交，更有甚者把檔案歸自己所有，給檔案的保管、尋找以及運用帶來巨大的難度。

（三）婦幼保健院檔案專業(yè)技術人員少檔案的專業(yè)人才團隊在理論知識、學歷水平、專業(yè)知識等方面有很大差別，跟社會發(fā)展需求懸殊是當下中國檔案專業(yè)人才團隊的普遍狀況。一些檔案部門是隨意可以向里放人的處所，但專業(yè)畢業(yè)生卻不多。調查顯示，我國出名檔案學培育基地教育出來的學生，畢業(yè)之后確實從事專業(yè)職位的數(shù)量并不多，很大一部分的畢業(yè)生走向一些金融公司證券部門或政府等。還有一部分現(xiàn)在在檔案館就職的，也懷有“有時機就走”的想法，畢業(yè)生就職的分流也越演越烈。

三、改善婦幼保健院檔案管理工作的方法

（一）改革開放到現(xiàn)在，黨及政府有關機構特別重視檔案的管制工作，先后了許多部政策用來改善檔案管制工作法制化是管理檔案管理工作的根本，要做好檔案管制工作就必須要依法治理，達成檔案管理的制度化。檔案管制設備的現(xiàn)代化，檔案類型的多樣化特色決定了檔案管制方法要繼續(xù)改革，只有堅定與時俱進，才能適宜新形勢，創(chuàng)立檔案管制工作的新局面。萬象更新的形勢對檔案管理人員在業(yè)務水平、知識水平及管理操縱能力等地方都說明了新的要求。檔案事業(yè)的拓展必須堅持按依法治理的道路。唯有實現(xiàn)檔案管制的制度化，檔案管制工作才能施展原有的作用。為了增強對檔案的管制和搜集、整理工作，更方便地保護和使用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就此產生。

（二）確立改革的路線，使婦幼保健院檔案管制工作可以持續(xù)發(fā)展只有經過改革，才可以給平穩(wěn)、連續(xù)、和諧地運行理清阻礙、逃脫困境，才可以幫助人的潛力發(fā)揮提出最廣闊的平臺。中國正在施行的一場關于社會各方面的變革，變革的成功將給我國社會的可持續(xù)運行供應可信賴的保證。檔案管制工作身為社會大團體中的一個子部分，是所有社會團體的首要組成環(huán)節(jié)。因此，檔案管制工作的可持續(xù)運行一定要改革，換句話說改革就是檔案管制工作可持續(xù)運行的促進力。

（三）實施制度化、標準化的工作秩序和方法首先，全面調查案卷，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實現(xiàn)檔案管制度化、標準化的首要工作。另外平常的檔案管理部門由于歷年來沒有進行徹底的調查，還有移交部門規(guī)定管理期限不準確，都存在一些重復或者沒有參考價值的案卷，因此，第一步要除去一些無用的案卷才能杜絕今后實施數(shù)字管理時發(fā)生重合和效率低下的狀況。其次，重新整理文件，實現(xiàn)文件制度化。將一些文件過多、內容雜亂的文件進行再次整理。整理案卷的原則是最大努力的把一些互相存在相關聯(lián)信息的案卷整理在一起。在整理文卷的過程中要把一些沒有頁碼、沒有案卷目錄、無文卷題目或題目不清晰的文卷要重新整理、補全并保證所有文案更加規(guī)范。整理文案不僅使館藏文案優(yōu)化，還可以更加科學的保管文件，并且還能提高實行數(shù)字管制檔案后的有效利用的效率。

四、總結

第9篇：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

網絡是個好東西，全民網絡時代催生著人們不斷高漲的網絡參政熱情，這也恰恰是網民對我國政治發(fā)展與社會政治生活現(xiàn)實熱情關注的體現(xiàn)。以對反腐倡廉建設的網絡參與為例，黨的十以來，“房叔”、“表叔”、“房妹”事件頻頻被網絡舉報曝光，多名官員密集被紀檢監(jiān)察機關公開停職調查，網絡反腐的威力逐步顯現(xiàn)，大大拓展和強化了社會主義民主監(jiān)督的空間和效果，也在客觀上提出了暢通網絡監(jiān)督體制機制、提升網絡參與法制化和制度化水平的現(xiàn)實課題。

從更寬闊的視角來看，網絡新媒體以其虛擬性、互動性、平等性、直接性、及時性、開放性、便捷性、廉價性等特點，正在成為我國公民參與政治的新途徑，在增進公民參與、強化民主監(jiān)督、培育公民社會、構建新型民主政治等方面具有重大而獨特的作用。因此，必須把網絡問政看作是實現(xiàn)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重要步驟，看作是推動政府治理模式轉型、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通過積極發(fā)揮網絡問政高效便捷和開放互動的獨特作用，逐步營造開放、透明的政治環(huán)境、制度環(huán)境、監(jiān)督氛圍。

實際上，隨著網民網絡問政熱情的高漲，政府也在不斷完善以尊重民意、提高執(zhí)政能力為中心的應對機制，網絡發(fā)言人、網絡新聞會、政務微博等治理創(chuàng)新層出不窮。不少從政的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各級行政官員也注重通過網絡與網民實現(xiàn)互動，并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全國不少地方針對網絡論壇出臺規(guī)定，形成工作機制，也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可以說，網絡問政為政府與公眾良性互動搭建了廉價便捷的平臺，在我國正逐漸成為一種習慣、一種常態(tài)，初現(xiàn)“網有所呼、政有所應”的良性互動態(tài)勢，這也有助于形成把政府自上而下指令與公眾自下而上參與結合的新型治理模式。這既符合當今世界治理理論和實踐的發(fā)展趨勢，也展現(xiàn)出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新氣象、新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