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周期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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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周期 拐點 谷-谷法 經濟增長 宏觀調控

經濟周期或稱經濟波動,其周期性變化在很大程度決定了市場主體的判斷和選擇。同時正確判斷經濟周期變化對國家實施正確的宏觀調控政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研究經濟周期變化是宏觀經濟理論的一項重要命題。

經濟周期是指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所呈現的一起一落、擴張與收縮不斷交替的波浪式運動過程。美國國民經濟研究所(NBER)把經濟周期定義為“古典型經濟周期”與“增長型周期”。古典型周期是指在經濟周期下降階段,國民經濟產出總量絕對下降,即出現負增長。對于我國來說,改革開放前經濟周期大起大落,表現為古典型周期。如果國民經濟產出總量并不絕對下降,而是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減緩,則為增長型周期。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周期的特點為波動幅度減緩,并由古典型轉變為增長型。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五輪周期,宏觀經濟一直維持平滑的高位運行,周期界定已經十分模糊。

一、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周期的基本判斷

現代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周期發生在實際GDP相對于潛在GDP上升(擴張)或下降(收縮或衰退)的時候。每一個經濟周期都可以分為上升和下降兩個階段。上升階段也稱為繁榮,最高點稱為頂峰。然而,頂峰也是經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后經濟就進入下降階段,即衰退。衰退嚴重則經濟進入蕭條,衰退的最低點稱為谷底。當然,谷底也是經濟由衰轉盛的一個轉折點,此后經濟進入上升階段。經濟從一個頂峰到另一個頂峰,或者從一個谷底到另一個谷底,就是一輪完整的經濟周期。以下本文將用這種兩段式(谷-谷法)來劃分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周期。

從圖1看,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經歷了五輪明顯的經濟周期,時長為4―10年。1978―1999年的前四輪經濟周期經濟增長曲線變化明顯,跌蕩起伏清晰。進入第五輪經濟周期區間后,該區間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經濟增長曲線相對平穩,但周期自身的階段性特點依然存在。

第一輪經濟周期是從1977―1981年,周期時間為五年。需要說明的是改革開放前最后一輪周期結束在1976年,那一年我國GDP增長指數達到谷底,經濟增長為-1.6%,為一輪周期的完整性體現。我們把改革開放后第一輪經濟周期擴展到1977年,那一年的經濟增長開始復蘇,上漲了7.6%。第一輪經濟周期增長最快的年份是1978年,達到11.7%,經濟周期的波幅為5%;最高通貨膨脹率為6.5%;第二輪經濟周期是從1982―1986年,這輪周期持續了五年時間,最高通貨膨脹率8.8%,年度經濟增長最快達15.2%,周期波幅為6.4%;第三輪經濟周期從1987―1990年,周期時間為四年,最高通貨膨脹率為17.9%,該周期經濟增長最快為11.6%,周期波幅為7.8%;1991―1999年的我國第四輪周期,該周期通貨膨脹率創紀錄地達到24.1%,經濟增長也高達14.2%,周期波幅為6.6%。

對于改革開放前三輪經濟周期,理論界并沒有太多爭論,但對第四輪經濟周期谷底界定為1999年這一觀點遭到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的質疑。他們同樣以GDP增長率為研究指標,認為自1991年第四輪經濟周期后,GDP增長率雖一度達到1992年的14.2%,但自1993年下半年實施“軟著陸”的宏觀經濟政策到1999年,GDP增長率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尤其是1997―2002年GDP增長率是徘徊于“七上八下”的局面。因此,以1999年7.6%的谷底作為第四輪經濟周期的結束年份是不合理的。此外,在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02年經濟才開始復蘇,GDP增長率從2001年的8.3%升至9.1%的新高,2003年更是高達10%,可以說我國是自2002年開始才算真正進入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所以持上述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經歷的第四輪完整的經濟周期應該是1991―2001年,而非1991―1999年。

本文認為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家更具科學性,因為所謂谷底就是在其后經濟應該出現明顯的恢復和增長,2002年9.1%的經濟增長更加符合事實。但為研究方便,本文從直觀的角度將其起止時間規定為1991―1999年,而將隨后的2000年和2001年都看成是第五輪經濟周期上行調整的積累期。因此第五輪周期是從2000年開始的,2007年經濟周期達到波峰,經濟增長為13.4%,2008年后經濟增長進入周期下行區間。

二、我國第五輪經濟周期的界定

進入21世紀后,我國也進入了第五輪經濟周期,這一點沒有太多疑問,但從目前來看本輪經濟周期是否已經結束,拐點是否已經來到?理論界目前沒有統一定論,但確定第五輪經濟周期的“拐點”對下一步實施宏觀調控政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將把確定第五輪經濟周期的“拐點”作為研究的重點。

按照“谷-谷法”劃分2009年GDP增長8.7%并不是本輪周期的最低點,最低點是2001年,經濟增長只有8.3%。如果以前期8.3%為標準,現在2009年經濟增長8.7%就確定為谷底并不科學,那么唯一可以解釋的是2009年我國經濟還沒有到谷底,第五輪經濟周期尚未結束。按照經濟周期的規律,2010年或者以后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還會繼續下跌,經濟增長仍然乏力,采取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推動經濟增長仍然將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標,因此確定第五輪周期的終結點必須十分慎重。經濟周期波動的拐點,關鍵是看到在經濟下滑的后面是否有強勁持續反彈的跡象。2010年剛開始用年度經濟增長數據判斷顯然不符合實際,但我們從季度經濟增長來著手分析也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圖2是總結1999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共11年44個季度我國GDP增長的曲線圖,在這個曲線圖上我們可以比較完整地看到第五輪經濟周期的經濟增長變化,并用經濟周期理論的四階段法來詮釋該輪周期的全貌。

1、1999年是第四次經濟周期的終結。1999年GDP增長7.6%,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把我國經濟拖入了深水區,由于我國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1998年出口出現負增長,到1999年盡管部分亞洲金融危機國家和地區經濟逐步復蘇,我國外貿出口也轉降為升,但由于國內需求仍然十分低迷,因此1999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跌破8個百分點,創造了近十年來單季最低增長速度,盡管經濟增長困難重重但復蘇的跡象已經開始顯現,國家宏觀調控力度也進一步加大;圖2中1999年第四季度呈現一處拐點,拐點后2000年國家經濟開始復蘇。

2、2000―2001年我國經濟進入“復蘇”調整階段。兩年八個季度GDP增長在七和八之間徘徊,最低7.9%,最高8.9%。這兩年間是經濟增長的積累期,這不僅包括國內需求的積累,也是信心的積累。國家堅定不移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2001年國債余額已接近警戒線水平,在國家宏觀調控的推動下,2001年第四季度經濟已經穩定反彈,供給過剩的狀況已有所好轉。

3、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7年第四季度是本輪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2007年第四季度成為本輪經濟周期出現的第一個頂峰拐點,經濟達到增長的峰頂。這期間我國實現了平穩的、長達六年的經濟擴張,是我國第五輪經濟周期最好的階段,屬于經濟的上行區間。經濟增長幅度從2002年第一季度的8.9%到2007年第二季度的13.4%,增長速度不斷加快直到頂峰。同時物價水平也不斷攀升,CPI從2002年的-0.8%上揚到2007年的4.8%,2007年11月CPI一度上漲到6.9%,創造了五年內的單月最高漲幅,通貨膨脹壓力有所上升。國家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從2003年開始將積極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調整為“雙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適度收縮了銀根和政府投資,這樣做效果明顯,六年間我國始終保持著溫和的通貨膨脹率,沒有出現由于經濟過熱導致的惡性通貨膨脹。而相對溫和的通脹對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益的。因此本輪周期出現長達六年的擴張期,這期間政府“反周期”政策運用功不可沒。

2007年第四季度是本輪周期頂峰,經濟增長達到了13%,這個頂峰同時也是拐點,2007年第四季度后經濟開始下滑。而形成這個拐點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世界金融危機蔓延導致外需遽然減少,另一方面則由于五年來國家為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一直采取相對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導致國內需求不足;加之2008年初國家對金融危機的危害性估計不足、宏觀調控沒有及時調整、緊縮政策使得國內需求雪上加霜。內需外需同時作用導致2008年我國經濟開始下滑,經濟下滑的同時由于國際能源價格的原因,國內通貨膨脹卻進一步加劇,2008年我國CPI水平達到了5.9%,創造了十年來的最高水平。因此反觀2008年,中國經濟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滯漲”現象。

4、頂峰拐點過后,2008年我國經濟增長進入“緊縮”階段。一年的緊縮后,2009年第一季度經濟進一步進入“危機”階段跌入谷底,本輪周期又出現了第二個拐點。2007年第四季度我國經濟達到頂峰,隨后經濟增長速度放緩。2008年全年盡管增長9%,但與2007年相比仍然減少了2.7個百分點,從季度數據來看,2008年GDP的增幅逐季遞減,第一季度GDP增長了10.6%,第二季度10.4%,第三季度9.9%,第四季度9%。但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長僅為6.1%,而這個季度可稱為“危機”階段,這個季度創造了近20年來的單季最低增長紀錄,中國經濟掉入谷底。從圖2上看這個拐點非常明顯,2009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見底后,第二季度經濟開始快速反彈,而且反彈之勢迅猛,經濟增長了7.1%,第三季度上漲8.9%,第四季度竟高達10.7%。出現這個拐點的主要原因同樣是國家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

通過對圖2進行的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第五輪經濟周期在歷經2000―2001年兩年的復蘇期后進入長達六年的擴張期,這六年時間經濟增長平均達10.3%,2007年年末經濟開始下滑,進入本輪周期的下行區間。這個緊縮期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到2009年初跌入谷底,但很快在國家強大的“反周期”經濟政策作用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就走出谷底強勁反彈,而且這種反彈之勢在2010年還將持續。因此可以得出第五輪經濟周期在2009年已經終結的基本結論。

三、我國第五輪經濟周期的特點

1、第五輪經濟周期是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長,擴張期持續性最強的一輪周期。我國1977―1981年第一輪經濟周期,持續時間五年,其擴張階段是1977年和1978年兩年,到了1979―1981年國家實行調整政策,其后三年經濟步入周期的收縮階段;1982―1986年第二輪經濟周期,周期時長為五年,擴張期從1982―1984年共三年時間;1987―1990年的第三輪經濟周期,時長為四年,擴張年份是1987年和1988年兩年,1989―1990年經濟又步入收縮階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前四輪周期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是1991―1999年的第四輪周期,時長為九年,但擴張年份卻只有1991、1992年兩年,1993年就開始步入收縮階段,此后持續七年下滑,這一輪周期成為擴張與收縮比率最低的一輪周期。

而我國第五輪經濟周期從2000―2009年持續時間長達十年,除2000年和2001年為經濟復蘇期外,從2002年開始到2007年長達六年的經濟擴張,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0.3%,物價平均增長速度僅為2.1%,真正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2008年和2009年兩年收縮期,其擴張和收縮比也是改革開放后最高的,這充分證明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強勁。同時還值得注意的是,六年的擴張期還是在國家采取相對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防范通貨膨脹的基礎上完成的。因此可以說六年的經濟擴張其動力來自市場經濟自身的增長性。這也充分說明了進入21世紀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得到不斷完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從而使經濟肌體內部的有效需求得到不斷的、穩定的釋放。

2、第五輪經濟周期是改革開放以來增勢最平穩,周期波動振幅最小的一輪周期。經濟周期振幅是指每個周期內經濟增長高低起伏的劇烈程度,也稱峰谷落差,是反映經濟增長內在穩定性的一個重要指標。通常而言,振幅越小,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性就越高,經濟增長的抗衰能力也就越強。改革開放后前四輪經濟周期的振幅分別為5%、6.4%、7.8%、6.6%,均值為6.45%。而第五輪經濟周期的振幅僅為3.1%,不僅低于前四輪的均值,而且也是改革開放后周期振幅最小的。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性顯著提高,同時也說明國家“反周期”經濟政策運用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第五輪經濟周期這十年期間,我國經濟有冷有熱,有快有慢。2000―2001年經濟復蘇期國家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推動經濟增長;2002年經濟擴張期國家又采取相對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控制經濟過快增長,降低經濟增長熱度,2008年宏觀經濟嚴重下滑后國家再次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斷加大政府投資,擴大國內需求,政府成為經濟增長另一匹發動機,避免了經濟的大起大落。第五輪經濟周期振幅小、運行平穩,充分證明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3、第五輪經濟周期是改革開放以來與國際經濟周期運行最為吻合的一輪周期。我國經濟受世界經濟影響從改革開放后就顯現出來,改革開放后十多年,我國之所以能夠保持較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這種影響日益加深,導致我國1991―1999年的第四輪經濟周期出現長達七年的收縮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東南亞各國快速發展造成對我國投資以及出口的影響。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東南亞經濟泡沫破滅把我國經濟拖到谷底,隨著2000年世界經濟復蘇,我國經濟也開始走出谷底;無獨有偶,2008年我國第五輪經濟周期進入衰退期,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美國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機導致支撐我國經濟的外需驟減,從而把我國經濟拖入了下行區間,直到2009年下半年才開始復蘇,我國第五輪經濟周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周期呈明顯的疊加狀態。不難看出,21世紀以后我國經濟周期受國際經濟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日益加深,與世界經濟周期呈“同步化”發展趨勢已成事實。

四、新周期的“反周期”宏觀調控政策取向

一是我國第五輪經濟周期的拐點在2009年已經出現,2010年是第六輪經濟周期的元年;二是我國經濟在2010年已經進入經濟增長的上行區間,控制通貨膨脹應是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取向。

為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地增長,第六輪經濟周期政府應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1、在總結第五輪經濟周期運行特點的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提高經濟增長的市場內生動力。經濟增長的動力一方面是內生的,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市場力量會不斷增強,市場是經濟增長的內在力量和源泉;另一方面是外生的,政策作為一種外在力量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影響經濟周期的形態或導致周期的變形。第五輪經濟周期之所以時間長、擴張持續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市場內生動力被激活,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因此強化市場力量,就是要進一步推進改革,提高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盡管歷經30多年的改革,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已顯著提高,但還是存在一些嚴重問題,主要是各個領域和各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嚴重不平衡;同時,制約我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仍然嚴重滯后。例如農村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等,只有隨著這些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經濟增長的市場內生動力才可能進一步激發。同時政府干預經濟的一些行政手段也應逐步減少甚至退出,進而改革政府干預經濟所采取的一些非常規的政策、手段和方法,為培育市場內生動力創造條件。

2、審時度勢,科學判斷我國宏觀經濟的變化,及時調整“反周期”宏觀政策取向。基于第五輪經濟周期拐點已經出現,宏觀經濟已進入上行區間這一基本事實,在未來一段時間要將“保增長”的單極目標逐漸變為“保增長、調結構和控通脹”等多重目標,將財政貨幣等“反周期”宏觀政策從“積極穩健”向“雙穩健”轉變,有效控制各級政府固定資產的投資節奏,保持經濟平穩。

宏觀調控的重點是總需求,2009年國家4萬億政府投資砸下后社會投資需求已激活,甚至有過熱跡象。因此2010年后宏觀調控的需求管理應該以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為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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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波動；潛在增長率；可持續性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4―0031―07

目前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只有維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率，才有可能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才能滿足社會就業的需要。近兩年，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新增大約110萬個就業崗位。50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快速持續的增長率。改革開放前(1953-1978)的平均增長率為6.1％，而改革開放后(1978-2003)，中國經濟則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9.4％。是什么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這種高增長率的潛力有多大?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應采取何種政策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這些問題都是中國經濟發展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目前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研究很多，但是這些研究總體上不超出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特征、可持續性和潛在路徑三方面的范疇，本文將分別從這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特征

經濟特征既是經濟研究的出發點又是其歸宿，經濟研究要從經濟現象提煉經濟特征，從中找尋規律，提出和驗證假設，進行邏輯分析或者數理建模，最后通過研究提出對這種特征進行改進的對策建議。圖1反映的是中國實際GDP增長率序列(1978-2004)，大量文獻針對這個時間序列的形成原因和表現特征進行過多角度的詳細分析，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國經濟周期及其特征、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方面。

(一)中國經濟周期及其特征

在中國經濟的周期劃分方面，劉樹成利用1953-1995年數據，按照“谷―谷”法，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在此期間經歷了九個周期，并對改革前后進行對比，認為改革前波動狀態的特點：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勢低、擴張長度短；而改革后波動狀態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一平緩”型轉變。袁志剛、何樟勇在劉樹成的研究基礎上指出，從195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十個周期，其中五個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發生的。

從經濟周期的表現特征方面，劉樹成認為，從建國以來到1992年，我國經濟波動表現出在波動幅度上的“大起大落”和在上升、回落期時間長度上的“短起短落”。原因在于適時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張軍認為，白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難度似乎越來越大，特別是自1994-2000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出現了顯著而持續的下降趨勢，1995年之前中國經濟的高度波動趨勢可能已經被1995年之后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降趨勢所取代。

在研究角度方面，有些文獻從產出缺口研究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如郭慶旺、賈俊雪在估算中國潛在產出過程中發現，1978-2002年我國的產出缺口出現波動正負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1995年以前，產出缺口波動比較劇烈而且頻繁；1996年特別是1999年以后，產出缺口變化較為平緩；從1999年開始，我國產出缺口擴大的勢頭明顯趨緩，但在2002年出現了一些反轉跡象。原因在于自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遏制經濟下滑、治理經濟衰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一些考察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的新方法開始出現，黃賾林利用三部門實際經濟周期(RBC)模型考察中國經濟的周期特征，發現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是技術沖擊、勞動供給變動和政府支出沖擊綜合影響的結果。劉金全研究發現，經濟周期波動與價格貨幣等名義量值波動密切相關，產出波動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資波動性、政府支出波動性和進出口波動性。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

李善同的研究表明，1978-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中，資本投入的貢獻接近60％，生產率的貢獻為30％，勞動力總量擴張的貢獻占10％左右，而生產率提高主要來自于資源配置優化，企業微觀效率提高、技術進步、外資和外貿的溢出效應等貢獻。王小魯利用生產函數對1953-1999年的經濟增長進行計量分析，認為經濟高速增長不能簡單歸結為“投入帶動型經濟增長”，主要應是外延型增長。世界銀行在《2020年中國》中提到，1978年以后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是由以下四個原因導致：一是高儲蓄率，有高儲蓄率才有活躍的投資和高的資本積累率；二是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化既是增長的原因也是增長的結果；三是改革，改革方式很適合中國國情；四是1978年的經濟條件易于被改革接受。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反映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長短期的關系，劉霞輝結合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特征來研究經濟波動，認為中國經濟雖保持了整體的高增長速度，但經濟的波動幅度較大，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對經濟的頻繁干預，中國經濟正是由于人為干預破壞了經濟發展的既定路徑，使得經濟系統出現不正常的過度波動，經濟發展已經偏離了經濟的常態。

袁志剛、何樟勇從供求關系和增長方式來探討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的常態特征，認為在傳統體制下，價格體系僵化，“經濟粗放式高速增長一短缺一進一步粗放增長”成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的常態，形成這種常態的機制在于政府的經濟發展追求規模目標和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饑渴，使得宏觀經濟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非均衡短缺常態。在經濟轉軌初期，隨著價格體系的逐步放開，經濟開始并長期處于“經濟擴張沖動一瓶頸制約加劇一通貨膨脹一政府暫時的經濟調控一宏觀經濟中瓶頸短缺緩解一新一輪的經濟擴張”的宏觀經濟運行。1997年以后，供給能力相對過剩和需求相對不足轉而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常態。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通貨緊縮趨勢持續出現，此時宏觀決策層通過持續五年的凱恩斯式的擴張性政策來推動GDP的增長，但是仍未改變這種經濟運行的現狀。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關鍵性問題。特別是近幾年，中國面臨著多方面的增長壓力，長期高速經濟增長能否持久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宏觀經濟學家研究的中心問題。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和經濟增長的現狀。

(一)經濟增長的國別比較分析

從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歷程來看，一國在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之后，要經歷一個經濟減速發展或者調整的過程。江小娟通過國際比較研究得出，在上世紀下半葉，有近50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明顯加速，其中韓國、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三個經濟體的年均增長速度在7％以上。在40年的增長過程中，增長較快的國家和地區表現出前高后低的共性：在高速增長持續二、三十年之后，經濟會出現較大波動，多數在第三個10年增長速度開始明顯下降，到第四個10年，則大多數進入了低于4％的增長時期。李揚、殷劍鋒認為，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長期伴隨著高儲蓄率和高投資

率。對于儲蓄率和投資率長期居高甚至不斷上升的現象，新古典增長理論對此解釋力有限。楊認為這種現象是東亞經濟增長的典型特征，而不是世界經濟的典型特征，因為在其他經濟里，投資和GDP之比是不變或下降的，據此認為，東亞依賴資本投資的外延式增長將會停頓。國內許多經濟學者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率仍然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仍然存在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的空間，如果深化體制改革，調整產業結構，中國經濟可以獲得持續的快速增長。雖然增長速度會低于過去20年的平均水平，但中國經濟在中長期內仍可保持快速增長，供給方面和需求方面都具有很大潛力。

(二)中國經濟面臨的現實困難和有利條件

楊多貴等較樂觀地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具備五大顯著特征：第一，經濟增長速度進入一個新上升的增長時期；第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機制和市場機制正日趨完善；第三，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企業群體、產業構造和地區布局正不斷提高競爭力；第四，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影響越來越顯著；第五，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發展觀念已經確立。

但是，更多的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增長持謹慎態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取得了長達20余年的高速增長，但其增長方式背后蘊涵著高昂的發展成本。當前，我國經濟已經在多方面呈現出高增長的潛在困難。李善同認為結構性因素已經造成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主張推行政策以消除促使增長放慢的結構性因素，消除社會投資增長的制約因素。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潛力，從需求方面，一是要提高居民消費支出能力，變居民的潛在需求為現實需求；二是要消除投資增長的“瓶頸”。從供給方面要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王小魯認為，外延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減弱，體制缺陷正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且面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重大挑戰。江小娟進一步擴展了王小魯和李善同的分析，認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現實難度體現在：一是原有支柱產業難以支撐持續高速增長，需要結構調整升級，而國內資金和技術的供給能力無法滿足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二是體制因素抑制經濟增長，如社會化的產權保護制度不完善、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大范圍的企業重組、收入差距拉大、社會穩定壓力大、外資大規模流進流出等。張軍從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特征來考察制約了經濟增長的因素，認為從90年代中期以來，增長下降趨勢主要是由于資本產出比的過快上升。

中國經濟從1980年以來，經歷了25年的持續高增長，形成高儲蓄一高投資一高增長一高儲蓄的循環發展模式。研究表明，高投資一高增長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短期內高投資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但如果沒有技術進步，帶有高額成本的高投資一高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這種增長模式是以高壞帳、高污染和高能耗為代價的。短期內政府決策必須考慮到粗放式經濟增長的宏觀收益和宏觀成本，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這種增長方式轉變方面，“十一五”期間粗放式經濟擴張已經走到了盡頭，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要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資源節約型經濟增長方式。

三、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內涵與計算

對經濟增長的探討旨在研究一國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征，這種探討無外乎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潛在增長率的大小以及如何才能達到潛在增長率的增長過程。因此，研究潛在增長率的實質是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問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在“卡爾多程式化”事實的假定下，默認了潛在增長率的存在性，然后采取各種方法去測度潛在增長率。經濟學界為了找尋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對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做過很多估算。

(一)基于定性分析層面的估計

劉迎秋從經濟增長階段論探討潛在增長率的存在區間，認為東亞和中國的經濟起飛大體符合羅斯托的起飛標準，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實現起飛后從自我持續增長向成熟推進的階段，并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上限為9％，下限為6％。左大培估計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9％左右。劉國光根據20世紀80-90年代的實際平均增長率10％，過渡到1998-2001年7―8％的事實，估計2000-2010年的實際增長率應該在7-8％之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8-10％之間。王誠指出，3―4％以內的通貨膨脹率是經濟中的正常現象，5％的失業率為自然失業率，9―10％的經濟增長率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而程曉農則認為，8％為無利潤增長點，如果經濟增長率低于8％，經濟就會陷入高失業率和大面積虧損的兩難窘境。

胡祖六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前景表示樂觀。認為中國經濟具備保持長期較快增長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目前人均GDP與發達國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追趕空間；經濟增長主要靠內需拉動，而且高投資率有高儲蓄率作后盾，在長期內投資快于消費增長的狀況將得到扭轉；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向型經濟特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生產力的提高。鄭斯林等預測，如果國內外經濟運行環境能夠處于常態，今后5-10年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長率應是8―10％。

(二)基于定量分析層面的計算

中國社科院經研所宏觀經濟課題組研究表明，中國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上是一致的，國有投資的波動則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根據對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國有和非國有投資作用的分析發現，當經濟增長率超過9％時，非國有投資增長率高于國有投資增長率；當經濟增長率低于9％時，非國有投資增長率就要低于國有投資增長率。因此9％的經濟增長率可以作為經濟景氣的判斷值，也就是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李善同等通過開發動態遞推CGE模型DRCCGE分析，發現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源泉依次為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預測中國“十一五”期間將保持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為8％左右，2010-2020年年均增長率下降到7％左右，在此期間增長的首要動力仍為資本積累。

近年來很多新方法也相繼引入潛在增長率的估算中。如陳玉宇、譚松濤從產品市場價格出發，解釋經濟增長影響通貨膨脹的原因，驗證穩態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率(SIRG)在中國的適用性，并測算出我國的SIRG在9.8％左右。劉金全、佟新華檢測了中國經濟增長自然率水平，得出充分就業條件下自然率為8.7％，宏觀調控和諧有效條件下自然率為8.6％，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條件下自然率為8.1％。張鴻武在對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估計方法進行歸納的基礎上，對1992-2004年的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進行估計，得出我國1992-2004年間季度GDP的潛在增長率為2.25％，折合年均潛在經濟增長率約為9％，并認為9％的經濟增長率可以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標準。

四、中國經濟增長研究小結及簡評

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從供給短缺到有效需求不足，再到現在的資源瓶頸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局面。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涉及中國經濟增長的研究角度也很多，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主

要是尋找、驗證和解釋經濟增長的表現特征，并為今后的經濟發展提供借鑒。通過對上文的分析，筆者有以下見解：

第一，中國經濟周期的十周期劃分法及對于“大起大落、短起短落”到快速平穩發展態勢的分析是很科學的，但是對于其時間分割來說，筆者認為選取1994年較之劉樹成所選取的1992年要更為合理，因為在1992年，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在保持回落態勢，但是它并沒有回落到后期經濟增長的平穩路徑，這個增長的平穩路徑應該是從1994年才開始的，所以，選擇1994年作為這兩個階段之間時間分割點更為合理。

第二，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是從生產供給的角度分析，力圖在既定資源條件下實現產量和產值最大化。但是，當今世界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常態，而經濟增長中考慮需求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來看，當前總需求不足的宏觀經濟環境下，應著重研究總需求不足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什么是促進經濟供求平衡的機制，力求謀求經濟的協調發展。

第三，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分析缺乏福利性分析。經濟增長并非經濟發展的目標，只是改善人們生活的中間目標而已，最終目標仍然還是追求人們的福利最大化。因此，有必要進行經濟增長的福利性評估。因為經濟增長和福利增長并非同一，為了最大化社會福利，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最大化不一定會是經濟發展的最優選擇。探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我們制定未來經濟發展戰略的必要條件。

第四，與前述各觀點不同，筆者認為，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最大難度在于進一步利用制度創造價值的空間日益受到限制。在對于中國經濟增長過程的分析中，很多學者有意或者無意地回避了對于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制度創造價值方面的分析，通過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使得改革之前的無價值或者少價值的產品投入市場進行交易，另一方面還創造了大量的金融虛擬資產，這些都對中國的GDP增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那么，從這個角度來看，隨著政府和金融機構創造價值的能力日益下降，制度創造價值的空間將不斷減小，中國的經濟增長的難度將會不斷加大。

第3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關鍵詞：商品房地產經濟；周期性波動

房地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其產品的基礎以及創造社會大額的財富性，而成為國民經濟的首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產業周期，房地產周期一定會受到宏觀經濟的影響。我國的商品房地產經歷了從萌芽到發展壯大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平穩過渡而是波動性。周期波動的初級階段，應該明確房地產周期波動的相關概念，客觀的描述房地產經濟的運行狀態，從而具體的刻畫出周期經濟的運作模式。另一方面，房地產行業所涉及的經濟周期與經濟波動都能夠體現我國房地產事業的興盛與否，通過分析與研究，提高房地產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相信通過市場機制的健全與政策周期波動的調整，使得我國商品房地產業能夠穩定有序健康的發展。

一、商品房地產周期波動理論概述

1.經濟波動與經濟周期。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不同的階段，而經濟的增長也呈現出波動狀，這種波動可能會促進經濟的進步，也可能給人來帶來嚴重的災難。西方的經濟學家很早就提出了經濟周期理論，也就是說，不同的時期經濟增長快慢不一，實際的經濟增長曲線總是與期望的存在偏差，我們都希望這種偏差能夠盡可能的減少，這樣才能夠擁有穩定的經濟增長模式。而經濟周期的概念卻因分析角度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如果按照邏輯的理論分析，經濟周期就是經濟波動偏離均衡狀態的體現。還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周期強調經濟收縮與擴張的交替出現。

2.商品房地產周期與房地產波動。商品房地產的經濟周期；主要包括繁榮、衰退和復蘇以及蕭條這四個階段，這些過程的實質就是宏觀經濟在運動過程中所呈現的動態的運行模式，我國的房地產經濟周期表現為不規則的波動。另外，房地產經濟波動則是在房地產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長速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經濟不穩定運行，這是一種連續的、動態的波動現象，尤其是房地產經濟的增長曲線與實際的相差較大，研究這種偏離的程度能夠有效的控制房地產經濟的增長程度，房地產經濟實際增長曲線與趨勢增長曲線的偏離程度越大，那么房地產經濟波動幅度也就越大，房地產增長的穩定程度就越差，反之，房地產增長的穩定程度就越好。

3.商品房地產周期波動與經濟周期波動的關系。商品房地產周期波動與經濟周期波動總的發展來說是密切相關的，也可以分兩個不同層次來分析房地產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的關系。因為，一方面房地產周期波動是經濟周期波動這個大范疇的一部分，是房地產行業的經濟周期波動；另一方面，房地產周期波動是房地產行業運行過程中經濟周期波動，也就是說房地產周期波動是經濟周期波動在房地產行業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運動形態。

二、商品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存在的問題分析

最近幾年，我國部分地區的投資過大，土地供應短缺，房地產投資比重的不斷加大，其增長速度和可能超出國民經濟的承載范圍，一旦經濟出現負增長趨勢將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總結我國房地產周期波動的狀態特征不難發現，周期長度的不規則與波動幅度的大幅改變，使得我國的房地產事業發展很不穩定，其中政治因素造成的影響是最大的。房地產經濟周期之所以會發生波動首先是由于消費者的需求增加，盡管我國頒布了福利分房制度，但是依舊不能滿足人們因為住宅需求，其次，就是數量型的單一擴張與收縮，這不僅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還影響了企業增提素質水平的提高，最后，就是產品傾斜性波動，房地產業更偏向高檔住宅，而忽視了廣大百姓的需求。

三、解決商品房地產經濟周期性大幅波動的舉措

總結我國前兩次房地產周期波動，特點是波動的幅度不同，而房地產業周期劇烈波動的危害直接影響到地方經濟的發展，，其主要表現為房地產消費的持續低落，將會最直接影響到宏觀經濟整體消費，使得經濟增長失去原有的動力，，進一步嚴重的講可以使得宏觀經濟增長減緩，更有甚至致使衰退。所以，盡可能的，減少系統外部環境的沖擊，努力改變系統內部特性，作為緩解房地產經濟強幅波動的重要方式。

1.減少商品房地產業的外部沖擊。要想更好的實現房地產業的宏觀經濟調控，就應該首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受到外部環境的沖擊，一些強制性的法律手段能夠規范市場行為，再加上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維護房地產經濟的正常秩序，將土地資源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可以通過建立房地產檢測預警系統，實現經濟數據的整合與分析，將土地的開發與商品房的買賣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從而起到調節經濟周期波動的效果。與此同時，改善房地產的調控機制與調控手段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綜合運用多種有效的調控手段，確保中長期產業發展與短期宏觀調控兼顧，盡可能實現宏觀調控的軟著陸。

2.穩定商品房地產業的內部結構。首先，塑造居民的消費能力，隨著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于住房的要求也逐漸的提高，這就使得房地產的投資動機與居民的消費動機不同，不僅讓居民消費產生盲目性，更影響了房地產業的穩定發展，政府應該加快落實住房補貼，讓不太富有的人民大眾都能住上滿意的房子。另一方面，就是強化房地產經濟的總體規模，只有提升了自身抵抗外界因素的影響能力，才能夠真正意義上的實現穩步發展。最后需要強調的就是加大價格機制與供求機制的內在穩定作用，完善房地產市場的供求機制，通過拓展多級市場實現多種形式的交易，增強市場流動性，滿足不同層次的人們對于住房的需要，減輕房地產的周期波動幅度。

四、結語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我國房地產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進行了探究，提出了防止其劇烈波動的有效措施，相信我國長期的戰略導向措施能夠使得我國的房地產經濟更加穩定的運行，與此同時，從根本上轉變房地產經濟的周期運作規律，改善房地產內部的傳導機制，在短期內實現房地產經濟周期的駕馭，使得我國的國民經濟更加健康、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永岳，陳伯庚主編.《新編房地產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第4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2、就業理論，失業分為摩擦性失業、季節性失業、周期性失業；

3、通貨膨脹理論，根據短期和長期菲利普斯曲線，通脹與失業短期有相互替代關系，可以以增加失業率來換取通貨膨脹率的降低；

4、經濟周期理論，是指經濟增長過程中反復出現并具有規律性的擴張與衰退相互交替的經濟現象；

5、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發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經濟增長是一個量的概念，經濟發展是一個質的概念；

第5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作者簡介：宗建亮(1955-)，男，江蘇揚州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2005級世界經濟專業博士研究生，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理事。貴州財經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世界經濟與國際貿易研究；李天德(1949-)，男，河南鄭州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博導、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突出貢獻專家等，主要從事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研究；熊豪(1980-)，男，河南洛陽人，貴州財經學院國際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世界經濟與國際貿易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為2005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05&ZD006)《世界經濟周期與非周期波動與中國經濟預警機制建設》的階段性成果，課題項目負責人李天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博導、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等。

中圖分類號：F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1-0028-04　收稿日期：2007-10-23

一、相關研究綜述

石油危機或劇烈的價格波動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國家間經濟波動進而導致世界經濟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動，如美國戰后的經濟周期、幾次經濟危機，多數是和石油危機相關。據OPEC估計，油價每上漲10美元，會使世界經濟增長率下降0.25％。在OECD和IMF資助下由IEA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油價從25美元/桶上漲到35美元/桶時，總體上將使同期OECD的GDP減少0.4％。

自1970年的石油危機引起世界經濟危機后，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影響的研究得到高度的重視。國外研究觀點認為，石油價格波動會導致世界經濟波動，因此更多研究集中在油價波動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反應方面。Hunt、Isard、Laxton(2002)和Huntet.al(2001)在研究的基礎上從三方面利用IMF的多國模型(MULTIMOD)實證模擬了油價變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一是實際GDP和通貨膨脹率對持續不同時間的油價沖擊的反應，二是對比分析實際GDP和通貨膨脹率對短期和較長期的油價沖擊反應，三是微觀經濟個體對改變他們真實工資產生非對稱反應的過程，該研究進一步解釋了Hook(1996)和Hamilton(2000)研究發現的存在與油價和宏觀經濟行為之間的非線性關系。Hunt等人的研究還表明，不同國家對油價的沖擊有明顯不同的反應，基于油價變動而采取的國別貨幣政策會影響到油價上升對經濟的沖擊作用。Bemake.Gerher和Watson(1997)發展了一種基于VAR技術的、能夠把一個給定外生沖擊引致的總體經濟影響分解到對具體部分影響的方法，并利用其研究了石油價格對經濟的影響，結果表明，外生的油價沖擊引致的經濟衰退不是完全源于實際的油價上升，內生的貨幣緊縮手段是重要原因。由于各國際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以及各國能源消費結構和能源供給結構的差異，也有從分析油價對具體經濟發達國家影響進而評估油價對世界經濟的沖擊效用，如Jimenez-Rodrigue和Sanchez(2004)利用計量方法把油價對實際GDP的沖擊分析擴展到幾個OECD國家和G7國家，研究發現除了日本外的所有國家的產出增長率與油價的上升呈負相關關系，對GDP的最大負作用出現在沖擊后第四個季度，除了法國和意大利在第三季度外，而且所有沖擊效應在三年后完全消失；油價上升100％對GDP產生累計負作用具體到美國和德國是5％左右。意大利是4％，法國3％，歐元區整體是2％，加拿大是1％。目前就石油對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分析很少。孫執中(1991)討論了第三次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研究表明第三次石油危機加劇了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幅度和波長等。

二、研究方法和內容

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更多地是由世界經濟內在因素引起的，由其引致的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也顯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如何判斷世界經濟的某次波動是否周期性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本文試圖從兩個方面加以判斷：第一、某次帶有全球性或對世界主要大國有極大影響的因素發生的時間在合理時滯范圍內是否有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形成；第二、這次事件或因素與本次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形成有無因果關系，由此推斷此次事件或因素對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形成的影響。油價波動如何影響了與其有同步關系的世界經濟波動周期，可采用比較方法分析，因為在1971～2005年發生的大的石油價格波動有三次，同期有多于三輪的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故可以對比受油價影響的三輪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與余下的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在形狀圖形上的區別，以期發現這種影響。需要說明的幾點：

第一、考察第一個標準時，考慮石油價格波動是通過對影響具體國家的經濟而作用世界經濟，因此在時間序列上分析波動軌跡時要考察石油價格波動與世界經濟增長率的關系以及選取的同期世界主要大國經濟波動關系；第二、采用基于VAR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格蘭杰因果關系等方法分析第二個標準；第三、本文采用數據均為真實數據，石油價格數據是以1973年為基期且剔除匯率及通脹影響，經濟數據以1980年為基期；經濟數據均來自IMF2007年3月份的《世界經濟展望》(WEO)，石油數據來自IEA。

三、三次石油危機與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在時間上的關系

(一)、本文以美國、日本、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和瑞典為樣本，其經濟增長率數據見表1，圖1為八國經濟增長率走勢，圖2為世界經濟增長率和石油價格波動走勢。

(二)、結合圖1和圖2分析，1970～2005年，世界經濟增長率顯示有六輪周期性波動(峰―峰判斷)，在每輪周期波動內，所選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波動顯示出高度的同步性，故可判定發生了六輪世界性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即1971～1976、1976～1984、1984～1988、1988～1994、1994～2000和2000～2004)。對圖2的比較，發現在時間上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與石油危機有關聯。1973～1974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同期發生(1971～1976年)了第一輪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這次石油危機正發生在世界經濟的衰退階段(1973～1975)；第二次石油危機發生在1979～1980年，且發生在第二輪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衰退階段(1976～1982)；始于1990年的第三次石油危機發生在第四次世界經濟的衰退階段(1988～1991)。石油危機產生前的石油價格劇烈波動到石油危機的形成的累積效應與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衰退階段正好吻合，故可判斷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與石油危機在發生的時間

上存有同步性。

四、石油危機或價格波動對世界經濟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動影響的分析

顯然，石油危機或價格波動對世界經濟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動的影響是存在的，我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從油價波動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基礎上分析其對世界經濟周期性或非周期性的影響。

分析采用真實的油價變動率(ROIL)和世界經濟增長率(RWORLD)。考慮到世界經濟增長率受油價變動影響的滯后，故采用滯后兩期的世界經濟增長率(RWORLD2)。

第一、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虛擬回歸，先檢驗變量的平穩性，結果表明變量OILR和WORLDR均為平穩的。

第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依據ACI和sc最小準則，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故分析二者Granger因果關系時滯后階數取2，結果如表3所示。

結果顯示，關于油價增長率不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拒絕它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是0.0243，表明在98％的置信水平下，可認為油價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表明油價變動率確實影響到世界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對世界經濟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動的形成有影響。

第三、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

此處借助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析來進一步考察影響路徑。VAR模型考察變量間關系時不受先驗經濟理論的限制，直接通過時間序列數據本身的特性進行研究。

選取RWOLD2和ROIL建立VAR模型：

其中，C；為常數項，bjk代表各變量的系數，uit為各變量殘差項，P為滯后項，根據ACI準則和SC準則取3。

在VAR模型的基礎上，運用脈沖響應函數來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若u。發生變化，不僅導致各變量的當前值發生變化，而且會通過當前值影響其未來取值。脈沖響應函數可以描述這些影響的動態軌跡，顯示任意一個變量的擾動怎樣通過模型影響到所有其他變量，最終又可反饋到自身的過程。

結果顯示，由于初期受油價上升導致開支擴張，世界經濟增長率受油價變動率沖擊后第一年即刻就有弱的正向反應，到第二年后變為負向反應，且強度在逐漸加大，在第四年達到最大，第六年后影響逐漸減弱并消失。這表明油價變動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具有先增強后減弱的遞減趨勢。油價變動率受世界經濟增長率沖擊后第一年就有正向反應并在第二年后達到最大，此后減弱在第四年轉為負向反應，第七年反應消失。

五、結論

以上分析證實了石油危機或價格波動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波動關系，由石油危機或價格劇烈波動引發的世界經濟增長率變動也必然會引起表現其波動規律的世界經濟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變。通過上述分析、對圖2的觀察及對比受油價沖擊的三輪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與余下的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得出結論如下：

第一、石油危機或價格劇烈波動加深了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幅度

三次石油危機均發生在所在輪次世界經濟衰退階段，而受石油危機沖擊的三輪世界經濟衰退階段波幅均比余下輪次的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波幅大。第一輪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1973～1976)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率從1973的6.9％降到2.4％，降幅高達4.5％，第二輪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1976～1984)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率降幅高達4.1％，第四輪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世界經濟增長率降幅為3.1％，第三、五和六輪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世界經濟增長率降幅分別為1％、2.3％和2.3％。

第二、石油危機或價格劇烈波動拉長了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周期

第6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關鍵詞：物價;價格改革;經濟周期;相關性;托賓效應

中圖分類號：F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2-0016-03

1 我國經濟周期的初步界定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米契爾對經濟周期的定義，每一個經濟周期經歷四個階段，即經濟擴張階段、緊縮階段、危機階段和復蘇階段。體現在經濟增長曲線上就是一輪波谷到波峰的循環過程。

從圖型上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經歷了四次明顯的經濟短周期，時長為4-6年。這四次周期經濟增長曲線變化明顯，跌蕩起伏清晰。進入1998年后我國進入第五次經濟周期區間，該區間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經濟增長曲線相對平穩，但周期自身的階段性特點依然存在。

第一次經濟周期是改革開放后1978年到1983年，周期時間為6年，最高通貨膨脹率為6.7%，年度經濟增長最快達到10.9%，經濟周期的波幅為5%;

第二次經濟周期是1984年-1987年，這次周期持續4年時間，最高通貨膨脹率8.8%，年度經濟增長最快達15.2%，周期波幅為6.4%；

第三次經濟周期是1988年到1992年，周期時間為5年，最高通貨膨脹率為17.9%，該周期經濟增長最快為14.2%，周期波幅為10.1%；

1993年到1998年的第四次周期發生在黨的十四大后，該周期通貨膨脹率創紀錄的達到的21.7%，經濟增長也高達14%，周期波幅為6.2%；這次周期我國政府第一次成功運用經濟手段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在第五次經濟周期來臨時，經濟沒有再出現大起大落；

第五次周期是尚未結束的經濟周期，從1999年到現在，這次周期在政府宏觀調控手段運用日趨成熟的情況下區間變長，增長曲線的波幅較小，最大波幅僅為3.8%。2007年經濟周期達到波峰，經濟增長為11.4%。2008年后經濟增長進入周期下行區間。

為便于更好的說明物價與經濟周期之間的相關關系，我們分兩個層次對五次經濟周期展開分析。

2 1978年-1992年經濟波動為價格改革買單

1978年到1992年間我國經歷了三次經濟周期，物價與GDP的相關系數為-0.175343371，從上表來看，三次經濟周期的相關程度并不一致，但都存在同樣的負相關關系，按照相關系數理論，負相關意味GDP和物價呈反方向變化趨勢，即物價高漲時，GDP增長緩慢；當物價穩定后，GDP增速加快；這說明在這三次周期中物價成了經濟增長的絆腳石，而導致這一經濟現象與我國長達15年的價格改革有關。

我國的價格改革采取的漸進模式，從放開消費品價格到采取價格雙軌制和調放相結合的辦法逐步放開大部分投資品的價格，這個艱難的過程歷經了15年。價格改革取得的成果就是1979年的在市場上有98%的商品由國家定價，到了1992年國家定價的比例下降到2%。同時，價格改革還導致了我國長期短缺的計劃商品價格在改革后迅速上漲，尤其是消費品價格上漲幅度更大，膨脹的價格嚴重打壓著市場需求。

消費品價格上漲遏制了消費需求，根據供需原理物價上漲一方面會刺激供給，另一方面也遏制了需求。從需求來看，盡管改革初期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是缺乏彈性的，但受制于人們有限的收入水平價格上漲還是導致了需求的整體下滑。從消費結構來看，耐用消費品需求回落的幅度更大，但對低端商品需求的遏制效果相對有限。這里派生了另一種“吉芬商品”現象，由于收入原因價格上漲反而使人們對低端商品的需求進一步增加，致使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這一點在1978年到1987年的兩次經濟周期體現的比較明顯。

另一方面消費品價格上漲不僅沒有刺激供給，一定程度還遏制投資需求。原因在于消費品價格和投資品價格的改革進程并不一致，由于國家防止投資品價格上漲過快會對經濟造成沖擊采取了相對緩慢和曲折的改革步驟，消費品價格放開的步伐快于投資品價格。消費品的價格上漲使消費品供給部門增加投入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膨脹，但這種繁榮卻十分短暫，因為消費品價格上漲并沒有讓投資品生產廠商得到實惠，仍然受制于國家計劃價格調配的投資品部門積極性難以調動，他們單方面成了消費品生產部門廉價原料提供者，于是消費品價格上漲反而導致生產部門的投資需求萎縮。

國內物價快速上漲導致國內產品成本居高不下，一定程度遏制了出口需求。同時由于我國處于原始積累階段大量商品依賴進口，進出口需求極不平衡。從數據上看1978年貿易出口額為97億美元，進口額108億美元，貿易逆差為11億美元，到了1985年出口額273億美元，進口額423億美元，貿易逆差高達150美元，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價格改革基本完成，貿易逆差才大幅下滑。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貿易順差。

基于以上分析， 1978年到1992年發生的三次經濟周期，物價上漲事實上阻礙了經濟的增長，當國家通過行政指令控制物價后，市場需求重新得到釋放使經濟增長得以恢復，這就是為什么前三次經濟周期與物價負相關的主要原因。當然從相關系數值來看二者之間的相關程度十分有限，這說明價格改革只是導致1992年以前我國經濟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那么我們換一個角度理解，這十五年我國的經濟劇烈波動其實是在為經濟改革也包括價格改革的成本買單。

3 1992年后物價和經濟波動存在顯見的正相關關系

第四次經濟周期從1993年開始就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市場經濟雛形的形成和人們極度膨脹的預期。從政治層面來看，十四大的召開明確了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這如同給經濟預期注入的一劑強心針；從經濟層面來看，首先是由于我國價格改革在1992年基本完成，90%以上的商品由市場定價，價格已經成為調配社會資源的核心和基本的杠桿；價格放開后真實的需求釋放出來，供需嚴重失衡導致價格快速上漲有力的刺激了市場供給；其次是由于改革的深化，市場體系基本得以建立，尤其是市場主體隨著改革自由度得到很大提高，這大大增長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最后是政府調控經濟的方式有了很大轉變，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和指令性計劃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廣泛使用的經濟手段和間接調控，盡管調控方式的轉變不能使市場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讓物價和經濟增長的變化和起落更加平穩，因此這次經濟周期一開始就表現出經濟過熱的狀況。

同時這次經濟快速膨脹也是以物價上漲為信號的。物價警示從1992年就強烈的顯現出來，1992年我國物價增幅從3.4%快速躥升到6.2%，增速快了近一倍。在物價的刺激下1992年經濟增長比1991年也快了5個百分點，達到14.2；進入1993年后物價和經濟增長仍然高溫不退，繼續顯現雙膨脹。到了1994年CPI增長達到創紀錄的21.4%，經濟也以兩位數的幅度狂奔。高物價伴隨高增長，宏觀經濟的溫度到了沸點。1994年國家開始給高速前行的經濟踩剎車，采取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到了1997年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物價回落，增長放緩，第四次經濟周期以經濟軟著陸結束。第四次經濟周期歷經5年時間，5年的高速發展徹底掃清了“殘余”的短缺商品，結束了短期經濟時代，5年時間也讓宏觀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商品從供不應求到供過于求，物價開始出現下滑，加之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對出口的沖擊使我國經濟顯現衰退跡象。

物價低迷、增長乏力是第五次經濟周期開始的標準。

1998年到2002年我國的物價增長幾乎為零，但經濟仍然保持8%左右的增長幅度，表面上看我們實現了低通脹高增長的理想狀況，但事實上低迷的物價已經使經濟失去了基本的動力。真正經濟增長的推手卻是政府的赤字政策， 98年到2002年我國財政赤字累計達13000億元，這還不算地方政府的赤字，五年間政府為彌補投資需求不足共投入長期建設國債8000多億元，而僅國債對GDP的貢獻率平均每年都保持兩個百分點，占了GDP增長的25%，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政府投入。5年持續的低物價再次讓宏觀經濟供需結構發生轉變， 2003年糧食價格上漲終結了我國疲軟的經濟，能源價格、原材料價格在其后幾年相繼上漲，并有力的刺激了投資需求。2003年到2007年間我國經濟在生產價格的驅動下增長勢頭迅猛。

第四次和當前的第五次經濟周期，物價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關系是顯性的和明確的。

4 結論和啟示

（1）在市場經濟改革未完成之前，物價的過度上漲會嚴重制約經濟增長。

1978年到1992年的十五年我國歷經三次經濟周期，這15年是我國全面實施市場經濟改革的15年，同時也是推進價格改革的15年，15年的價格改革導致物價大起大落牽制著經濟增長的跌宕起伏，周期曲線清晰的反映出這一事實。其間每一次價格放開都會導致物價大幅上漲，上漲的物價拖累了經濟增長，行政指令控制物價后經濟出現恢復，這一周期變化的循環模式體現在價格與增長之間的負相關系數中。通過第二章節的分析可以看出這是由于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尚未完成，價格無法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杠桿，物價上漲只能帶來成本的上升，而不能讓生產者享受物價上漲帶來的收益，因此物價上漲制約著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

（2）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經濟中“托賓效應”明顯。

1992年我國價格改革基本完成后，市場經濟的雛形顯現出來，價格成為了調配社會資源的基礎性工具。經濟增長在價格的指揮棒下收縮和膨脹，正相關關系表現突出。美國經濟學家托賓為這種經濟現象做出了解釋。

托賓認為當貨幣供給增長率增加引起溫和通貨膨脹時，持有貨幣成本上升，增加了資本作為價值儲藏的相對吸引力，人們將調整自己的資產組合結構――資產相對構成會轉向資本――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這種通貨膨脹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被稱為“托賓效應”(Tobin Effect)。

“托賓效應”很清晰的說明了物價對經濟增長存在促進作用。盡管這種論證缺乏階段性的深入，而且“托賓效應”也不能全然說明我國的物價與經濟周期的情況。但“托賓效應”從一定程度給物價推動經濟增長提供了理論支持。

從1992年到1997年的第三次經濟周期來看，我國經濟處于賣方市場下的總需求驅動階段，此時出現價格膨脹，將形成供給沖擊，并且形成投資和獲利預期，名義利率、工資和價格等名義變量的活性增強，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擴張，從而加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該階段也是我國經濟處于資本快速積累、社會消費受到壓抑的發展階段，通貨膨脹也是長期實行高積累政策的結果。當高積累轉化為投資需求，必須通過適度價格膨脹，才能完成積累轉化為投資需求這一過程；

1998年后我國經濟呈現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階段，價格的持續低迷直接作用一方面是大幅降低供給，但對需求的刺激卻十分有限，特別是消費缺乏彈性的低端商品，低價格并沒有帶來高需求，而彈性較大的大宗商品的降價預期導致持幣待購現象嚴重，嚴重打擊價格走勢。供給減少，需求增長緩慢牽制著經濟增長。此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明顯。

2003年后連續幾年的低水平供給和低物價使宏觀經濟供需結構再次被打破，財政政策的持續性進一步加劇投資品的相對短缺，加之收入分配結構和消費品結構的升級和變化，新一輪的投資熱情被激活，投資品價格上漲使供給快速增加從而帶動經濟增長。“托賓效應”以新的形式發揮其作用。

（3）“托賓效應”發揮的必要條件：溫和的通貨膨脹。

在探索物價與經濟周期的相關關系的過程中，特別是對第四次和第五次經濟周期的分析，我們看到了物價上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同時我們也看到物價的上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受一定范圍限制，也就是說溫和和輕微的物價上漲明顯的促進經濟增長，但當物價上漲超出一定程度后反過來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

以我國第四次經濟周期的實例來看，1992年物價上漲到6.4%，對經濟產生的促進作用最大，當年經濟增長達到14.1%，但到了1993后物價繼續大幅上漲，但經濟增長卻開始回落，到了1995年在物價上漲近一倍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卻回落了近2個百分點，物價對經濟增長的“托賓效應”開始失效。當前第五次經濟周期同樣如此，當我國經濟在2003年擺脫通貨緊縮困擾后，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有力的促進了經濟的復蘇，2004年物價上漲到3.9%，經濟增長也連續兩年達到10%以上。這種良性的促進關系到了2007年達到最高峰，經濟增長達到10年來創紀錄的11.4%，但到了2008年上半年物價上漲超過一定幅度后其對經濟的牽制作用顯現出來，2008年2月物價上漲近8%但經濟增長同比卻下滑了近一個百分點，經濟滯漲若隱若現。

第7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杠桿”一詞源于物理學，最早來自于古希臘著名科學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隨著金融業的發展，杠桿成為了利用小股力量撬動大量資源的代名詞，對于實體經濟活動和金融投資都意義非凡。杠桿率（總債務/GDP）作為宏觀經濟領域的重要指標，一直以來都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廣泛關注。對一國杠桿率的衡量一般可以按照家庭、非金融企業、金融企業和政府四個部門分別測算加總。

我們發現，從各國的發展經驗看，杠桿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即適度的杠桿對經濟有益，但如果杠桿率過高，債務增速過快，杠桿反而會拖累經濟增長。

當前，一方面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另一方面實體經濟高杠桿。如果急于克服下行壓力保增長，杠桿率就會進一步提高;如果加大力度短時間內“去杠桿”，實體經濟增長又往往遇到下行風險。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去杠桿”列為五大任務之一，彰顯了中央對化解我國目前高杠桿風險的決心和魄力。

以下三個方面是“去杠桿”改革的關鍵：在保底線增長的背景下，“去杠桿”的現狀和未來五年我國總的杠桿率變化趨勢;“去杠桿”的結構性關鍵在于非金融企業部門;在我國金融周期的頂部“去杠桿”需要巨大勇氣和防范金融風險。

“去杠桿”現狀、原因與展望

“去杠桿”任務進展緩慢，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還在加杠桿。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中的統計數據：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在結構上，居民部門杠桿率在40%左右，金融部門杠桿率約為21%，包含地方融資平臺的政府部門杠桿率約為57%，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高達156%（這里包含地方融資平臺債務，與政府部門有重疊）。值得注意的是，“去杠桿”任務進展緩慢，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還在加杠桿。2016年是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年，但從進展情況看，“去杠桿”進程不容樂觀。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等機構的分部門數據估算，我們預計，2016年底中國的整體杠桿率將從2015年底的249%上升至263%。其中，居民部門在2016年杠桿率上升3個百分點，主要是由于居民加杠桿購買房地產。企業部門在2016年杠桿率上升7個百分點，主要是分布于上游行業（鋼鐵、水泥、煤炭、有色等）和基建行業。政府部門的杠桿率也上升了4個百分點，主要是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推動。

從整體而言，中國“去杠桿”進程在2016年成效并不明顯，加杠桿趨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2016年“去杠桿”進展緩慢主要由以下兩個原因造成。其一，國有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預算軟約束推動政府和國有企業杠桿率提升。

根據筆者在《中國財政政策順周期行為：分權體制與預算軟約束》（發表于《經濟學動態》2015年第1期）的研究發現，財政分權體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動力，而預算軟約束有助于其融資能力，使得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動力變為現實。相對而言，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負債問題并沒有成為一個衡量工作績效的有力指標。

其二，居民部門杠桿率上升。目前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水平大約為43%，遠低于大部分發達國家和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平均水平（按照BIS的估算，這些經濟體平均居民杠桿率為75%，2015年）。從2013年開始，我國個人購房貸款快速上升，從銀行的角度看，個人按揭貸款相對安全且利潤可觀，因此有意愿多放居民住房按揭貸款。從居民角度分析，投資渠道的匱乏以及與住房掛鉤的其他資源共同構成了居民追捧房地產的根本動因。因此，在經濟下行期，中國的樓市不但沒有受到經濟的拖累，反而成為居民資產保值增值的重要選擇。

保增長壓力下，未來五年我國整體杠桿率不容樂觀。那么保底線增長與“去杠桿”之間的穩妥協調，將會對未來五年我國整體杠桿率水平產生什么影響？這里我們借鑒和拓展陸婷、余永定（2015年）對于債務占GDP比重的動態路徑模型，以期測算出未來五年我國整體杠桿率可能的變化趨勢。按照我們的杠桿率動態路徑模擬，我們發現，如果資本回報率小于債務利息率，杠桿率將不再存在穩態解，即全社會杠桿率將隨著保增長的要求而不斷升高。

參考筆者在《中國金融風險的聚集與應對》和《供給側改革之思 （三）：探尋合意增長速度》兩篇文章中對中國資本回報率、融資成本和未來合意經濟增長速度的討論，我們認為：未來五年我國資本回報率可能繼續下降;由于大量對資金價格不敏感經濟主體的存在，融資成本未必能及時隨著資本回報率相應下降;未來五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可能緩慢下降。

因此，在未來五年有保底線增長目標存在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實體經濟或資本市場重大的改革出現，那么，全社會杠桿率水平很難顯著降低，且可能持續攀升。這里我們根據參數的假設，對未來的全社會杠桿率水平做了理論模擬，但囿于篇幅限制，模型的細節并不贅述。

“去杠桿”關鍵在

非金融企業部門

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的總體杠桿率水平并不一定是風險的癥結所在，高杠桿背后的結構性問題才是重中之重。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全球第一（156%，遠超90%的全球警戒水平），債務風險突出。我國去杠桿的關鍵就在非金融企業部門，特別是國有企業、產能過剩行業。

從行業分布上看，越是那些產能過剩的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其杠桿率越高，尤其是在鋼鐵、媒體、造船、地產、有色、基礎化工等行業。同時，這些周期性行業對資金成本上升的敏感性較大，利息支出負擔最為顯著。結合過去幾年的數據，考慮到我國企業特別是工業企業盈利能力較低這一因素（為全球平均利潤率水平的二分之一左右），我國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債務負擔可能已達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4倍。

從企業投資回報率來看，資本利用和資本配置效率下降是過去和未來杠桿率和債務風險進一步上升的重要原因。參考工業企業數據，我們發現，1997年-2015年間，我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即ICOR=當期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DP增加值，數值越高表示投資產出效率越低）平均為4.2左右。這一數據與處于相似增長階段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現階段的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數值明顯偏高。我國單位投資所帶來的單位GDP增量下滑，企業的資金周轉大幅度放緩增加了進一步融資需求，但企業自身的現金流創造能力卻大幅度下降，這必然帶來投資效益進一步的下滑和實體部門償債能力的下降。

從企業性質來看（按國企和民企分類），國企的杠桿率顯著高于民營企業。自2009年4萬億刺激計劃之后，國有企業的杠桿率開始顯著攀升，且與民企杠桿率之間的差距迅速拉大。非金融企業債務將近70%來自于國有企業，特別是上文提到的產能過剩行業和地方融資平臺。

然而，從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來看，國企杠桿率上升的同時，資本性支出（CAPEX，一般是指用于基礎建設、企業設備、擴大再生產等方面）卻沒有明顯增加。這說明國企債務融資加杠桿之后，有很大部分資金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有的是通過成立財務公司等渠道進入資本市場，有的通過各種方式以高于貸款利率的融資成本滿足其他經濟主體的融資需求。

我國的“去杠桿”問題具有結構性特征，整體的杠桿率水平高其實并不意味著風險就會爆發（我國目前249%的杠桿率水平相比日本、美國400%-500%的杠桿水平并不高）。我們認為，目前高杠桿的壓力主要來自于非金融企業部門，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的國有企業部門。

金融周期頂部

“去杠桿”需注重風險

20世紀80年代，Bernanke等人的開創性研究對貨幣和證券“中性論”進行了批判，金融周期理論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其后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金融周期理論的基礎，并建立了一般理論框架。金融周期是一個較新的概念，是指金融經濟活動在內外部沖擊下，通過金融體系傳導而形成的持續性波動和周期性變化。一般經濟周期涵蓋1年-8年，一個金融周期持續15年-20年。在上半場，信用擴張快、資產價格上升，經濟增長比一般經濟周期的動能強;到了下半場，信用緊縮，增長下行壓力持續的時間較長。金融周期的拐點可能和金融危機聯系在一起，在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地方，信用收縮也對實體經濟帶來沖擊。

中國人民銀行2016年4月8日的工作論文《金融周期和波動如何影響經濟增長與穩定？》通過對全球68個主要經濟體1981年-2012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系統考察了金融周期和波動對經濟增長與穩定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在金融高漲期和衰退期，經濟增長率較低，同時容易爆發金融危機;相比之下，金融正常期的經濟增長率更高，同時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也更強。

因此，只有當金融周期處于相對平穩的正常狀態時才有助于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金融波動的增加都伴隨著更低的經濟增長率和更高的金融危機發生概率，這意味著，金融波動可能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同時增加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

衡量金融周期一般考慮信貸周期，特別是非金融私人部門信貸和房地產價格等指標。非金融私人部門主要由非金融企業、居民和為居民服務的非營利機構兩部分構成。信貸來源包括國內銀行信貸、跨境銀行信貸和其他國內金融機構信貸三個部分。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社會融資規模。同時，未來準確反映各類“影子銀行”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信用擴張情況，我們綜合考慮了總杠桿率和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水平。我們將間接金融部分和直接金融部分的信用擴張綜合起來，通過對比其與實體經濟活動的相對強弱關系，并分離出偏離均衡值的周期項，得到了我國金融周期指數。

相比于文獻對于金融周期的測算，我們增加考察了往往被忽視的“影子銀行”和準政府的信用擴張，范圍比目前的文獻測算更廣，因此結論更加接近目前的實際情況。從我們的測算結果看，我國目前處于金融周期的高漲時期。

我國目前從信貸和房地產等金融屬性領域考察，已經處于金融周期的高漲期 。這一時期如果單純從短期經濟穩定的角度來看，可能很難覺察出“去杠桿”可能帶來的金融領域信用收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結合金融周期理論和我國所處的金融周期階段來看，目前我國開始“去杠桿”改革面臨的金融風險不容小覷。非金融企業、金融企業、地方融資平臺等部門著手去杠桿的過程中，很可能帶來信用違約、銀行壞賬增加、資產抵押物重估等一系列信用沖擊。

結合央行工作論文展示的國際經驗，在金融周期頂部的信用沖擊很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風險。在“去杠桿”的過程中，應該時刻把防范金融風險放在突出的位置。

誠然，“去杠桿”在我國現階段并不僅僅是一個總量的問題，而且從我們構建的數理模型看，在未來五年保增長的環境下，我國總體杠桿率水平很難顯著下降，可能還會繼續攀升。其中，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是問題的關鍵，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的國有企業部門。這部分杠桿率未來可能向政府部門或居民部門騰挪，但問題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而不是簡單搬移杠桿。

第8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自然增長率；經濟長波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09）02-0010-06

當經濟增長接近“自然增長率”水平時，經濟運行并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因此，宏觀經濟學理論中存在大量“自然率”命題，例如“自然增長率”、“自然失業率”和“自然利率”等 (Blanchard,et al，1989)。同時，當經濟運行與“自然率”水平出現顯著偏離時，不僅產生經濟周期波動，造成社會資源配置的變形，還會導致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干預 (Ginsburgh,et al，1998)。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顯著的周期性波動，例如出現了1990年至1992年的經濟低谷、1996年實現的經濟“軟著陸”、2003年開始的經濟“軟擴張”(劉金全，2003年)。步入2008年后，中國經濟又開始出現了名義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雙重膨脹，在通貨膨脹加劇的同時經濟再次進入快速增長階段。這段已經30年的快速增長和迄今仍然存在的持續增長預期，不僅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一輪增長型長波的主體區域，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過程的“自然率水平”形成并穩固起來。為此，我們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自然率”屬性和經濟長波特征進行描述和檢驗，并對相應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給出重要的對策建議。

一、接近和保持“自然增長率”是實現增長型長波的基礎條件

“自然增長率”水平一定對應著經濟增長的某種“自然”狀態。在此“自然狀態”下，經濟增長過程的某些動態屬性具有和諧與穩定的特征 (Apel，et al，1999)。中國經濟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資源配置方式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變，由此進入了經濟轉軌時期的快速發展軌道。在大量投資和無彈性勞動供給條件下，中國經濟開始了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快速形成和經濟總量的快速擴張過程。顯然，無論是總需求還是總供給的膨脹，都將帶來產出和價格水平的波動。但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實現長達30年之久的快速和持續增長，其間至少經歷了六個增長型經濟周期的轉換，這必然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機制具備了形成經濟長波的內在機制和經濟基礎，這也預示著中國經濟正在接近或達到“自然增長率”的增長途經。

顯然，在不同的參照標準下，經濟系統存在多種“自然率”狀態，這些經濟狀態都與“自然增長率”有關。在物質資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狀態下，經濟中的某些資源應該能夠得到充分和可持續的利用，社會福利水平也應該得到最大的改進，經濟效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等；在勞動力資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狀態下，勞動力市場應該在沒有“非自愿失業”下達到“出清”，勞動力市場所存在的“摩擦”或者“障礙”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金融資本以合理的利率水平進行租賃和出租，資本市場供需處于基本平衡狀態，此時名義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協調一致，呈現出“自然利率”特征。顯然，經濟系統中的一些“自然”狀態是彼此相容或者不相容的，相容時可以同時出現或者彼此促進，不相容時則彼此沖突或者制約。因此，當穩定性的經濟增長長波出現時，這些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自然屬性基本上達到整體上的協同和匹配，這樣經濟系統才會在接近均衡狀態下具有長期穩定性和持續性。

經濟長波與“自然增長率”的內在關聯主要出自于“自然增長率”的屬性。新古典宏觀模型中總供給曲線中出現的“自然率”是指實際產出的“自然率”水平或者“自然增長率水平”。新古典宏觀經濟模型的供給函數經常采用下述菲利普斯曲線方程或者Lucas供給函數形式 (Phelps，1967)：

πt=α(yt-y)+πet(1)

這里πt和πet分別是實際和預期通貨膨脹率，yt是實際經濟增長率，y是“自然率水平”。菲利普斯曲線具有多種表現形式。假設短期內無法及時調整資本要素，則勞動力投入是實際產出的主要要素，此時的“自然率”水平也對應著勞動力充分就業的“自然率”水平；當經濟個體能夠形成通貨膨脹率的理性預期，并且該預期在短期內是完全可預見的，即πt=πet，則此時經濟能夠達到“自然率”水平。“自然率”假說與理性預期假說的結合是必然的，因為經濟接近“自然率”水平被認為是理性預期的一種必然結果。

如果理性預期條件滿足，則上述菲利普斯曲線方程可以表示為：

yt=β0+β1yt+εt(2)

其中εt=πt-πet是通貨膨脹率預期中的“驚異成分”，yt是某個時期內的增長率“均值”，表示一個階段內的“自然增長率”水平。上述菲利普斯曲線機制表明，在經濟長波軌跡上，經濟增長將圍繞著“自然增長率”進行，此時非預期通貨膨脹率，即通貨膨脹率“驚異成分”對經濟增長產生妨礙作用，如果一旦出現通貨膨脹率預期高于真實通貨膨脹率，則提前采取的緊縮性政策將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從而導致宏觀調控的社會福利損失。這意味著政府在對通貨膨脹進行預期誘導時，絕不能夸大通貨膨脹預期，應該盡量降低通貨膨脹“驚異”的作用。

顯然，上述菲利普斯曲線機制所蘊涵的“自然增長率”水平與經濟穩態路徑要求的“自然增長率”水平密切相關。正是由于圍繞“自然增長率”水平，宏觀經濟總量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關系，這才形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基礎，也為經濟政策干預提供了工具選擇依據。

如果經濟沒有接近或者達到“自然增長率”水平，那么在長時間內將會出現經濟增長的收斂或者趨同現象，即初始人均產出較低的國家將出現快速經濟增長，并最終向人均資本―產出水平收斂，這種經濟增長規律被稱為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假說”(Barro，et al，1995)。雖然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收斂性假說”的成立需要滿足一定的經濟制度和資源初始條件，但是一旦經濟增長的收斂性成立，那么經濟增長的收斂過程將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因而這種收斂軌跡也將形成追趕型的經濟長波軌跡。因此，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假說”也揭示了收斂過程中“自然增長率”與經濟長波之間的內在關系。經濟增長的收斂性保證了經濟增長速度向“自然率”水平接近，而向“自然率”水平的接近則必然導致經濟長波的出現。

顯然，即使經濟增長速度在某個時間區域內接近或者達到“自然增長率”，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必然出現穩定趨勢，也隨著形成增長型長波軌跡。這是因為經濟周期是在不斷變化的，同時“自然增長率”也具有時變性。不同的制度條件、資源條件和技術條件下，經濟系統能夠達到的“自然增長率”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較長時間地保持在“自然增長率”附近，這樣的經濟增長才能有助于形成穩定的經濟長波軌跡。在經濟周期波動中不斷地向“自然增長率”靠攏，并且不斷地增強“自然增長”的慣性，這樣才能為經濟長波主體區位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于是，當經濟處于穩定性增長階段時，該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更清楚地揭示“自然增長率”的屬性。

二、中國經濟持續和穩定增長的“自然增長率”水平

由于經濟周期波動的存在，經濟增長在收縮期和擴張期之間進行轉換，這種經濟增長率的周期性變化，為判斷和估計“自然率”水平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是，由于在長期持續快速增長階段，“自然率”的出現也意味著均衡經濟增長的實現，此時的經濟增長也對應著經濟的均衡增長路徑 (劉金全 等，2005)。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具有馬爾可夫區制轉移的均值―方差模型 (Krolzig，1997)，描述出經濟波動性較低的區制狀態，然后計算這些區制中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并將其當作“自然率”水平。

此時，我們假設經濟增長率滿足下述回歸方程：

yt-μ(Ct)=∑pi=1i［yt-i-μ(Ct-i)］+εt(3)

其中，Ct=1表示經濟處于“快速增長階段”，Ct=2表示經濟處于“適速增長階段”，參數約束為：μ(1)＞μ(2)。假設隨機誤差εt的方差也具有區制狀態，即εt~N（0，σ2(Vt))，Vt=1表示經濟處于“較高波動性階段”，Vt=2表示經濟處于“較低波動性階段”，參數約束條件為：σ2(1)＞σ2(2)。可以計算上述增長率過程相應的均值與波動性之間的取值概率和轉移概率，并且據此判斷和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基本態勢。

圖1 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實際增長率軌跡

圖1給出了中國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的實際GDP增長率軌跡，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并進行了整理，其中光滑曲線是利用H-P濾波獲得的趨勢曲線，而柱形圖表示對應的波動成分。從增長率軌跡來看，整體上呈現一種“U型”特征，既有1992年至1996年的顯著波動和快速增長，也有1997年至2002年的緩慢增長的“蟄伏”階段，還有2003年至今開始的“軟擴張”。雖然這三個周期中的平均增長率水平存在顯著差異，但是平均增長速度仍然達到了10.55%，改革開放30年來的后半程構成了中國建國以來第一輪增長型經濟長波的主體區位。

利用上述實際產出的季度增長率數據，我們可以估計上述具有均值和波動性雙區制轉移的回歸模型，得到“低波動率”區制對應的估計結果（見表1）。從估計結果中可知，在經濟周期“低波動率階段”，經濟出現快速增長的可能性(72.4%)大于經濟出現適速增長的可能性(27.6%)。在保持穩定性的前提下，快速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為11.2%，而適速增長的平均速度為7.7%。

這意味著即使在經濟波動性比較穩定的時候，經濟增長速度也會出現比較大的落差，這種落差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軟著陸”后出現了兩個波動性平穩的經濟周期，一個是1997年至2002年的經濟“蟄伏”周期，

此間平均經濟增長率

表1 經濟穩定和可持續增長的“自然率”水平估計

波動性增長速度估計值出現概率“自然率”水平低波動階段適速增長快速增長

0.0770.1120.2760.7240.083

為8.6%，波動率為0.8%；而進入2003年至2007年的經濟“軟擴張”周期后，平均增長率提高到11%，而波動率仍然保持為0.8%。同樣是波動率穩定的兩個經濟周期，平均增長率上卻存有2.4個百分點的差距。

我們計算所有屬于“低波動性”階段內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平均值，則可以得到經濟穩態路徑所要求的“自然率”估計，該估計數值為8.3%，這是中國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并能夠形成經濟長波軌跡的“自然增長率”水平。

圖2 1993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的波動率軌跡

為了進一步說明“自然增長率”、經濟波動的穩定性與經濟長波主體之間的內在關聯機制，我們利用時間序列的滾動標準差來獲得中國實際產出序列中的條件波動率。選取滾動時窗為12個季度，即三年的時間間隔。我們可以得到圖2給出的波動率軌跡。

從圖2給出的波動率軌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隨著中國經濟在“自然增長率”附近徘徊和經濟長波主置的延伸，中國經濟波動率呈現出明顯的平穩跡象，已經由1991年的2.5%逐漸降低到2008年的0.3%，這是經濟增長穩定性最為明確的體現。

三、中國第一輪增長型經濟長波的期限結構和可持續性

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波動的“自然”狀態和“自然率”水平，是一個國家穩定快速增長時期必然出現或者接近的“理想”狀態。接近并保持經濟增長的“自然率”水平，不僅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基本目標，也是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功能的基礎。在經濟增長穩定性和持續性要求下，我們初步估計出中國經濟長波主體區域的“自然增長率”為8.3%，我們暫且假設這個自然率水平在短期內是不變的。為了描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輪增長型長波的期限結構和持續性，圖3給出了1978―2007年的年度增長率軌跡，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在圖3中，我們利用水平線標示出“自然增長率”水平，于是柱形圖表示經濟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之間的偏離。為了劃分經濟長波軌跡中不同區位的特征，我們利用陰影將30年的期限結構劃分為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對應著具體的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階段。

圖3 中國第一輪增長型長波的初始和主置

第一，從圖3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開始的前13年，即1978年至1991年，構成了這輪增長型長波的初始階段。這期間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十分明顯，經濟增長速度數次穿過“自然率增長率”直線，并且曾經在1989年和1990年分別降低到4.1%和3.8%的最低水平。由于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面對總供給的“瓶頸”制約，經濟總量的形成主要來自總供給的拉動，因此我們稱這個階段為經濟增長的“總供給單因素驅動”階段。該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市場處于供給短邊狀態，宏觀調控以總供給管理為主。由于該階段也處于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初期，供求關系的市場調節機能尚不完善，因此宏觀經濟波動比較明顯，經濟周期分界清晰。但是，正是在經濟長波初始階段總供給能力的提高和改善，徹底解脫了社會總供給瓶頸的桎梏，為后來經濟長波的延伸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二，從1992年開始，中國經濟長波開始進入快速增長的主體區位。從圖3中可以看出，1992年到1996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于“自然增長率”水平，并且一直處于“自然增長率”之上。這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第二個快速增長的經濟周期，而第一個快速增長周期則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該經濟周期的結束便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導致的經濟“軟著陸”。在此期間，無論是總供給還是總需求都十分活躍，為此我們稱這個階段為“總供給和總需求雙因素驅動”的經濟增長階段。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雙重擴張，不僅促使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同時也導致了顯著的通貨膨脹。正是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導致政府采取緊縮性宏觀調控，致使經濟實現了“軟著陸”(劉國光 等，1997)。這個階段應該是中國經濟長波過程中的一個“黃金周期”，此后中國經濟開始步入賣方市場為主的總需求管理時代。

第三，從1997年開始，中國經濟中開始陸續出現總需求不足的現象，從而經濟長波開始進入“總需求單因素驅動”階段。經濟增長在此階段持續的能力是經濟長波延續的重要基礎。從已經完成的經濟增長過程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在此階段具有相當強的持續能力，這主要得益于中國眾多的人口、后工業化進程和深廣的市場等重要特征。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在這個區位完成了兩個特點迥異的經濟周期：第一個周期是從1997年至2002年的經濟“蟄伏”周期。從圖3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個經濟周期內，經濟增長率幾乎貼近或者穩定在“自然增長率”水平上。雖然這個階段經濟增長的惰性十足，但是這個階段卻開始凝聚了經濟增長在自然率水平上的穩定性，由于總需求管理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體現出政策效應，因此這個階段采取了短期期限結構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則來自于“自然增長率”所具有的抗跌性和慣性。第二個周期則是從2003年開始至今的經濟“軟擴張”周期。從圖3中可以看出，2003年起，中國經濟開始持續加速，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輕微上揚，再次穩定在兩位數水平上，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三個快速增長周期，并形成了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端倪 (劉樹成，2007年)。這個經濟周期與前面的快速增長周期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穩定性顯著提高。任何快速經濟增長都是由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雙重作用實現，因此伴隨著實際產出的快速增長，在這輪經濟周期內又出現了顯著的通貨膨脹，同時受到了石油價格急劇動蕩、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外部經濟沖擊的影響，這很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在2008年結束這輪具有“軟擴張”特點的經濟周期。

綜合上述經濟增長過程的描述和分析，我們基本勾畫出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增長型經濟長波的期限結構和相應的持續能力。中國經濟長波的初始階段大約持續了13年，經濟長波的主體區間已經持續了17年，按照經濟周期波動的基本規律、長期趨勢和長波對稱性等標準來觀測，經濟長波的尾部階段至少還有13年至15年的過程。這意味著在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仍然處于經濟長波的期限之內，這也意味著這個期限內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會維持在“自然增長率”上，這樣的預期增長軌跡完全能夠符合中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劉金全 等，2003)。因此，2008年和2009年都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年份，只有盡量延伸經濟長波的主體區位，才能夠為經濟長波尾部的拖長和穩定提供支持，才能夠為宏觀經濟調控尋求更為寬松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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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atural Rates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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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Jin quan1 ZHANG Ying1,2

（1.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2.Changchun Taxation College, Changchun 130117）

第9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關鍵詞： 最優通貨膨脹率；中央銀行；效用函數

中圖分類號：F822.5；F832

一、引言

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是經濟協調、均衡發展的標志，實現低通貨膨脹率條件下的高經濟增長率是各國貨幣政策的理想目標。但是，大量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表明，低通貨膨脹率和高經濟增長率的雙重目標難以共同實現，各國中央銀行只能根據當前形勢在二者之間取舍，選擇適度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組合作為貨幣政策的最優目標。從而，最優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權衡和選擇，成為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框架的研究重點和實踐焦點。

在此方面眾多的研究成果中，最具影響力的是Barro and Gordon（1983）基于中央銀行效用函數提出的“最優通貨膨脹目標”理論，他們認為各國的中央銀行都具有包括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或失業率等政策規則參數的特定效用函數，并確定能夠最大化效用函數值的參數值。其中，能夠實現中央銀行效用水平最大化的通貨膨脹率即為“最優通貨膨脹目標”，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修正便以此為參照目標。該理論一經提出就引起宏觀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廣泛關注。

Walsh （1992）利用Lucas （1972）的理性預期模型，對中央銀行效用函數進行研究，發現中央銀行對于“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抉擇具有政策傾向，這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的現象，因此也得到了廣泛的理論和實證支持。Sevnsson （2001）進一步提出了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具體操作標準――“靈活通貨膨脹目標制”，極大增強了該理論的實際操作性。

“最優通貨膨脹目標”理論也在貨幣政策實踐領域被廣泛采用。自1990年新西蘭中央銀行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來，已經有將近30個國家加入這個行列。在長期的政策實踐中，通貨膨脹目標制促成了中央銀行更系統連貫的內部決策過程，并且強化了宏觀政策價值取向前所未有的責任感，以及經濟體系中的各部門間 （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更透明的溝通和交流。正如King （2002）所說，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所實現的貨幣穩定與經濟穩定是歷史上罕見的。

由于實行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在過去取得巨大成就的示范效應，全球經濟學家和主流規范的決策者非常關注該學術和政策領域的發展動向。然而，國內學者卻關注較少，對中國最優通貨膨脹率的研究文獻也主要集中于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相關性研究，而很少涉及中央銀行效用最大化的通貨膨脹動態最優化分析。本文試圖利用前人提出的中央銀行效用函數模型，結合中國的實際數據，采用VAR模型（脈沖響應）與動態最優化等分析方法，探究實現中央銀行效用最大化的最優通貨膨脹率。

本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介紹中央銀行效用函數模型及其參數構成；第三部分采用平穩性檢驗、Ganger檢驗、VAR模型等方法分析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相關關系及相互作用機制的路徑；第四部分采用動態最優化方法，研究實現中央銀行效用最大化條件下的最優通貨膨脹率；第五部分為本文研究結論及政策含義。

二、中央銀行的效用函數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取舍非常關注通貨膨脹率穩定和實際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穩定由通貨膨脹率缺口表示，即實際通貨膨脹率對目標通貨膨脹率的偏離；實際經濟穩定由實際產出缺口表示，即實際產出對潛在產出的偏離。一般而言，中央銀行的效應水平由通貨膨脹率缺口和實際產出 （或失業率） 缺口決定，由此中央銀行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公式 （1）：

其中，，和分別表示期的實際產出、通貨膨脹率、中央銀行效用水平；和分別表示潛在產出和最優通貨膨脹率目標；參數表示中央銀行在產出擴張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相對權重。

Barro and Gordon （1983） 認為實際產出對潛在產出的正向偏離 （）能夠增加中央銀行效用，表現為經濟超預期增長，所以；而任何水平的通貨膨脹率缺口都會降低中央銀行效用，表現為實際通貨膨脹率對目標通貨膨脹率的偏離 （正向或負向），所以 （） 以負平方的形式進入效用函數。①

獲得具體的效用函數模型之后，中央銀行仍然面臨一系列影響政策方向的問題：比如對通貨膨脹變量與實際產出變量的權衡缺乏統一標準、政策目標的不明確和不透明，以及政策目標之間跨期替代不一致等問題。這些問題最直接的解決方式，是以明確的跨期動態效用函數作為中央銀行的操作目標，明晰目標變量及其權重，解決目標變量的穩定性與跨期替代問題，并為目標變量提供明確的順序設計。具體而言， 期的跨期效用函數等于現期效用函數與未來各期效用函數的現值之和，即公式 （2）：

其中， 表示以期為基期，未來期的跨期效用函數； 表示貼現率。

另外，和分別是基于期的信息對未來期通貨膨脹率和實際產出設計，和 分別表示通貨膨脹率和實際產出的設計路徑。以和為自變量的期跨期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公式 （3）：

對于公式 （3），只要能將和表示為的函數，并確定和的數值，跨期效用函數將提供通貨膨脹率與實際產出缺口排序的便利方法。而對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選擇，決策者只要選擇跨期效用函數值最大的通貨膨脹率與實際產出組合，就可作為貨幣政策目標。

一般而言，無論通過哪些中間目標，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都著眼于 “充分就業、穩定物價、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然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貨幣政策要同時滿足四項目標的要求，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各國都以其中一項作為主要目標。②中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一直把“維持幣值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作為最終目標。因此，以上中央銀行效用函數的分析框架適合用作中國情況的實證研究。

三、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相關形成路徑設計

在以上中央銀行效用函數的分析框架基礎上，本文擬結合中國的情況，從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實證路徑入手，探索中國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分析方法。

本文擬采用向量自回歸 （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相關形成路徑，并利用脈沖響應函數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分析二之間的相關關系。

經濟增長的度量可以選取實際GDP增長率（y）；通貨膨脹率的度量可以選取消費價格指數（CPI）的變化率（π）。樣本數據取自1978-2010年中國實際GDP增長率和消費價格指數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 和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一） 數據實證檢驗

在建立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路徑模型之前，為了避免模型的 “偽回歸”現象，首先要求兩組變量都通過平穩性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然后才能建立VAR模型，分析它們的形成路徑和相關關系。利用Eviews6.0軟件，采用ADF檢驗法對y和π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平穩性檢驗結果表明y和π都是平穩序列，二者之間可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另外，為了證實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需要進行G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④

Ganger檢驗結果表明，在滯后階數為1-3階，顯著水平為5％的條件下，可以拒絕“π不是y的Ganger原因”和“y不是π的Ganger原因”的原假設，y和π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即通貨膨脹率和GDP增長率相互影響、互為因果。

（二） VAR模型建立和估計

通過平穩性檢驗和Ganger檢驗證實了GDP增長率 （y） 和通貨膨脹率 （π）之間存在的均衡關系和因果關系，可以建立以y和π為變量的VAR模型。見公式 （4）：

VAR模型的估計結果見表3：

估計結果表明模型中和截距項的回歸系數，以及模型中項的回歸系數未能通過檢驗；剔除VAR模型中未通過檢驗的變量，并重新估計，得到關于和π相關形成路徑的具體形式。見公式 （5）：

基于公式 （5） 所揭示的y和π相關形成路徑，可以得出以下實證分析結論：

（1） 與正相關，與正相關，說明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都具有慣性增長效應；

（2） 與 負相關，反映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反周期作用；

（3） 和對的回歸系數偏低 （分別為-0.26和0.17），說明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

（4） 與正相關，反映了經濟增長從社會總需求方面對價格水平的推動作用；

（5） 與負相關，反映了經濟增長從社會總供給方面對價格水平的制約作用；

（6） 和對的回歸系數較大 （分別為1.263和-1.095），說明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非常顯著。

從以上結論可看出，在短期內（1年），一年前的GDP增長率對當年的通脹率回歸系數是1.2 （大于1），很可能說明去年的GDP增長通過增加社會總需求的方式推動了當年物價的上漲；在長期 （1年以上），二年前的GDP增長率對當年的通脹率回歸系數是-1.05 （絕對值大于1），說明二年前的投資產能經過一年釋放出來，從社會供給方面制約了物價的上漲。

(三) 脈沖-響應分析

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圖，能夠直觀反映通過因變量對于自變量沖擊的響應程度，進而揭示變量間的相互作用機制。由于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互為因果，所以存在兩個脈沖響應分析圖⑥，見圖1：

脈沖響應分析圖表明：

（1） 對于GDP增長率一個Cholesky標準差信息沖擊，通貨膨脹率的響應在第三年達到最大值2.4556，隨后逐漸減小，到第五年變為負影響，并逐漸消失。這說明，經濟增長通過增加社會總需求的途徑，對價格水平上漲具有長期、穩定的推動作用。

（2） 對于通貨膨脹率一個Cholesky標準差信息沖擊，GDP增長率的響應在第一年達到最大值0.4843，隨后迅速變為負影響，到第三年變為最小值-0.8085，并迅速減弱，到第七年以后影響逐漸消失。這說明，由于經濟增長的慣性作用，當通貨膨脹發生時，經濟增長能夠保持原有趨勢，但是隨之而來的反周期性宏觀緊縮政策將徹底扭轉經濟增長的原有趨勢，由于宏觀經濟政策存在種種時滯，各種因素將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從而通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更加持久和復雜。因此，在短期或長期，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都不顯著，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測算及其實證解析

(一) 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測算

在以上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相關形成路徑的解析基礎上，結合中央銀行的效用函數分析，就可以進一步測算最優通貨膨脹率。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測算方法和測算結果，將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和最終目標的路徑設定，提供非常重要的理論參數參照系。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如果將公式3中的通貨膨脹率和GDP增長率的路徑表示為時間變量的函數，并確定和的數值，通過求解期跨期效用函數最大值，進而就可以確定最優通貨膨脹率和GDP增長率目標。根據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結果，通貨膨脹率和GDP增長率路徑對時間變量的函數表示為公式 （6）（詳細過程及各參數值請參見附錄1）。

公式 （6）表明，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都具有穩態值：；；說明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隨時間變動，將最終分別趨于10.12%和5.08%。⑦

將公式（6）中的各變量帶入公式（3），可得期跨期效用函數穩態解的表達式（詳見附錄2）。通過求解等式：；得到實現期的最優通貨膨脹率 ，見公式（7）：

引入本文附錄1、3中各參數值，測算出基于t期信息，中央銀行實現跨期效用最大化的最優通貨膨脹率為4.29%，這一最優值水平低于穩態值水平。

（二） 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實證解析

基于1978-2010年中國GDP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的VAR模型分析，以及中央銀行跨期效用函數的動態最優化分析，本文的實證分析顯示：

1.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穩態解分別為10.12%和5.08%。在長期中，通貨膨脹率的動態最優解為4.29%；

2.通貨膨脹率的最優值低于穩態值，說明中央銀行如果堅持奉行“低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將能夠在長期中獲得更大的效用水平；

3.中國最優通貨膨脹率的解析值，高于國際 （主要工業化發達國家）所認同的2%最優通貨膨脹目標，這一偏差的產生原因可能來自于兩方面因素：一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央銀行職能的不同定位導致對貨幣政策目標的定位差異。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具有“維持幣值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從而在對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權衡中相比其他發達國家有更高的通脹容忍水平；二是實證數據周期內中國實際GDP增長率顯著高于其他國家，因此在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相關路徑中，所匹配的最優通貨膨脹率水平也可相應較高。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路徑設計都是基于本文實證數據周期的歷史數據，這一時期恰好是中國經濟轉軌、分工發展、模仿性技術進步、工業化及城鎮化起步至加速過程。然而在更長周期的視角中，GDP增長率由資源稟賦決定。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進入工業化后期，資源利用將突破劉易斯拐點，閑置資源逐步減少，GDP增長率具有逐步降低的趨勢。因此，本文利用歷史數據計算GDP增長率的穩態解為10.12% （最優通貨膨脹率的穩態解5.08%和最優解4.29%），此結論可能僅適用于本文實證數據周期，對未來也許沒有趨勢性可信度。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⑧：

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助推作用。“低通脹、高增長”的雙重目標難以實現。長期以來，在追求經濟高增長的激勵機制作用下，貨幣政策也主要呈現出“高增長、高通脹”的政策效果。

雖然貨幣政策定位于 “維持幣值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但是實證觀察到的最終效果偏向于優先促進經濟增長。由于GDP核算的是以貨幣計量的國民收入流量，伴隨著本文實證數據周期的高GDP增長率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國民收入和國民財富的貨幣金融化過程。這一過程中，出于對宏觀經濟 （總量和結構）的存量和流量均衡維持的需求，貨幣政策的貨幣供應量參數一直維持在大大高于GDP增長率的水平，由此貨幣化的GDP增長流量和金融化的國民財富存量之間還存在著更為微妙而重要的均衡關聯。

因此，以上結論對貨幣政策的認識還有更加深刻的政策含義：不僅需要就本文所揭示的流量層面的“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助推作用”實證結論，進行貨幣政策的定位反思，以確定是否要延續“高增長、高通脹”的貨幣政策效果；而且，還有必要在存量層面深入解析，在時間周期內累積的貨幣存量，是通過什么樣的作用機制和時間路徑，對下一期的通貨膨脹產生了什么樣的實質性影響？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存量累積效應，也是貨幣政策再認識的一個非常重要問題。⑨

由此，對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把握，才有其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含義。即便是在本文實證數據周期的高GDP增長過程中，中央銀行的 “低通貨膨脹目標”貨幣政策也將能夠在長期中獲得更大的效用水平。從而，在可展望的十二五期間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中國宏觀經濟將更加注重質量提升從而要求趨勢性的平穩增長 （增長水平小于上一階段），“低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定位將更加符合中央銀行效用函數特征和宏觀調控的要求。這一政策趨勢已然從現有的貨幣政策價值取向中有所反映。

在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國際貨幣政策實踐中，相比較而言其他主要發達工業化國家追求價格水平和經濟增長雙穩定，尤其注重控制通貨膨脹，其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相對單一，而且獨立性也相應較強，因此能夠將通貨膨脹長期控制在較低水平 （比如2%）。這些中央銀行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穩健性經驗，對于中國十二五期間國民經濟總體發展規劃所要求的貨幣政策職能定位，在貨幣政策實踐方面有明確的借鑒價值。

此外，本文的分析還指出，由于實證揭示的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更加持久和復雜，貨幣政策很難根據觀察到的通貨膨脹率做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調控。在考慮了GDP增長和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累積效應后，當期的通貨膨脹率很可能只是一個表象，相機抉擇的宏觀反周期貨幣政策又將成為下一期通貨膨脹的累積性因素。因此，在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政策邏輯下，動態的最優貨幣政策取向，就是重新回到跨期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的最優權衡路徑中。

附錄：

1.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對時間的函數設定

正文公式（5）表示了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的形成路徑，其中路徑中的解釋變量雖然包括和，但是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是否構成影響仍然值得商榷。因為，對經濟增長產生實際影響的，很可能是根據通貨膨脹制定的反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而非通貨膨脹本身。而且模型中和偏低的回歸系數（-0.26和0.17）說明，即使通貨膨脹能對經濟增長產生實際影響，影響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保持π的路徑不變，剔除路徑中的和，并重新估計，可得的新路徑，公式（5）轉化為附錄公式1.1：

關于貼現率 （）的設定，可以基于“中央銀行以五年經濟規劃周期作為制定貨幣政策的時間跨度”的假設。如果該假設成立，則意味著下一個五年規劃中任意一年的效用現值將趨近于0，即有：，⑩ 當前效用（）與五年后效用現值（）的自相關函數為公式3.2：

其中表示與的相關系數，由于與之間的時間跨度為一個完整的經濟規劃周期 （5年），經濟發展處于相似的經濟周期狀態，!則與應該具有極高的相關性，設定，則。Bartlett（1978）曾證明，如果 則近似存在，其中 表示樣本數。那么在5%顯著水平下， 的置信區間為：[-0.341,0.341]，由于存在，則所在區間為[0，0.806]，選取區間右側臨界值0.806作為貼現率 （）。

由于1978-2010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π）與GDP增長率（y）都是平穩序列，但是其波動性較大。選取各序列的中位數作為公式3.1中和的初始值，即：； 。將表1.1中各參數值代入公式3.1，得到中國最優通貨膨脹率（）等于4.29%。

注釋：

①Barro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兼顧 “穩定物價、促進增長”兩大目標，所以正向產出缺口能夠增加中央銀行效用；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注重“產出和物價雙穩定”，任何方向的產出或通貨膨脹率缺口都會降低中央銀行效用，因此，中央銀行具有損失函數：。由于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能明確定位于“穩定物價，并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本文認為中國人民銀行具有效應函數 ，即公式 （1）。

②經濟發展比較快速穩健的國家，都把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或唯一目標。1990年，新西蘭率先提出，貨幣政策應當以控制通貨膨脹為唯一目標。其后，有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十幾個國家接受了反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

③檢驗模型包含截距項，不含時間項，差分滯后項階數依據SIC準則確定。

④由于VAR模型并不反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所以需要進行Ganger因果關系檢驗。

⑤采用滯后長度標準 （Lag Length Criteria） 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

⑥分別是π對y的脈沖響應函數，以及y對π的脈沖響應函數。

⑦此結論可能僅適用于本文實證數據周期，對未來階段也許并沒有趨勢性可信度。

⑧該實證結果在本文實證檢驗的數據周期內，該數據周期對應著經濟周期和政策周期。

⑨這也是本文分析邏輯中，需要進一步延伸的研究問題。

⑩由于，如果 則， 。

!一個完整經濟周期具有的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4種狀態，本文認為中國的一個經濟周期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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