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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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模式分析 省域經濟發展模式 發展模式類型

一、省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分析

1、模式概念。模式(Pattern)一詞指涉的范圍十分廣泛,它是指由多個相關因素或多個子系統構成的一種具有內在結構和運行機制的復合系統及其運行方式,是被加工后的一種范式,一種可模仿、推廣或借鑒的一種相對固定的運行方式。它不同于在約束和假定條件下通過數理方法形成的數理模型。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中,對其運行模式的研究已經成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模式分析方法是一種認識事物和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是通過把事物及其運動方式進行理論概括而進行思維的一種方法,它是人類思維的一個典型特征。概括的說,模型是忽略掉了它所描述或解釋的原型(特定事物或現象)中的次要特征,而突出原型的本質特征,以使人們把握錯綜復雜、變化多端的特定事物或現象,并運用概括出的模式范疇來解決實際問題。

從東西方思維方式的比較來看,模式理論的基本思想起源于中國,是中國文化的固有思想。模式的中文解釋是:某種事物的標準形式或使人可以照著做的標準樣式。模式的思維方式存在于中國古代文化的各個角落,包括哲學、法律、醫學、兵法、體育、文學,直到我們行為處事的方式。例如孫子兵法中,充斥著各種模式。孫子說,至于死地而后生,就是一種戰爭模式;三十六計,條條都是戰爭模式,而走為上計,則是講:在諸種模式中“走”這種模式是最好的策略選擇;甚至空城計,都可以講是一種在特殊條件下的戰爭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現已廣泛運用于社會科學中。在政治學中,人們把西方民主政體的政治體制模式概括為:總統制模式和內閣制模式等。前者如美國,總統有很大的權力;后者如英德,內閣總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權力,總統或國王更多的是榮譽職位,無實權。在公共管理科學中,人們把政府的公共管理類型在歷史上的變遷,高度概括為三種模式轉換,也就是從古代傳統的統治型模式到近現代的管理型模式再到現代和未來的服務型模式。在經濟學中,較早使用模式分析的是二戰后的發展經濟學家,例如195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納克斯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三個可供選擇的發展模式:初級產品出口模式、工業制造消費品出口模式和國內市場擴張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尤其有名的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東亞模式。目前模式分析方法已廣泛運用于經濟學和管理學中,如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商業贏利模式等。

模式分析方法之所以被人們廣泛運用,概括起來講是因為它有以下三大優勢:一是通過對各種事物運動規律的提煉而將它們概括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們在相同或相似的條件和環境下參照相應模式來解決或處理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例如中國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計,就是三十六種模式。二是通過提煉事物的基本特征而將它們簡單地概括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們認識和把握復雜事物的本質及運動規律。例如公共管理理論將政府管理形態在歷史上的發展演變高度抽象地概括為:統治型模式、管理型模式和服務型模式。三是面對事物新的發展和變化,而在已有理論不足以解釋和解決其發展變化時,通過對其進行模式概括,有助于突破已有理論的束縛,使人們能從思想上認識和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例如發展經濟家把東亞數國經濟發展奇跡概括東亞模式,以及近年來把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概括為中國模式,就是因為占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這些國家的發展之迷。

2、省域經濟發展模式概念。省域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指我國特定省級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式,它反映的是省域經濟發展中具有本質性、規律性的活動特征。由于經濟發展是多元因素復雜作用的、動態的有機體,且從歷史的角度看,經濟發展又是很多周期疊加的結果,所以省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是一個省域的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同時省域經濟發展模式又是隨著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大環境和自身經濟發展進程,在實踐中不斷優化升華的,在一定歷史階段和一定領域既表現出相對穩定性的一面,也表現出漸進性和漸變性的一面。省域經濟以特定的省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以省級政權為調控主體,以市場為導向配置資源,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備的區域經濟。(陳仲伯,2006)從經濟運動過程來看,它是由再生產各個環節(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構成的;從經濟結構來看,它涵蓋了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比例關系;從發展來看,它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能動性和不平衡性;從地位上看,它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國國民經濟戰略實施過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的基礎作用,因為全國經濟發展狀況,從區域空間角度看,即是全國各省域經濟發展的綜合。

省域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僅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同時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特色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有的反映在一個省域經濟總體發展方向、路徑的宏觀層面上,有的反映在特定產業、特定領域、發展方式方法的中觀層面上,還有的反映在一個行業、一個增長極點(產品、產地)發展的政策路線、技術路線、市場路線途徑選擇的微觀層面上。因此,研究探索省域經濟發展模式,深化對省域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對深入貫徹落實實踐科學發展觀,推動省域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中國省域經濟發展模式的類型

目前,對我國省域經濟發展模式類型的研究還未見系統研究報道,根據經濟活動中的要素作用、組織方式、市場依賴等關鍵性節點,我們對省域經濟發展模式做以下分類。

1、從資本所有權的角度看,有公有資本推動模式、民有資本推動模式和外來資本推動模式等。古典的哈羅德――多馬模型得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就是:資本的不斷形成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早期的發展經濟學據此而“唯資本論”是不正確的,但是沒有一定資本的積累,經濟發展也不可能的。這一道理在省域經濟發展中同樣成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來源通常具有多元化特征;而資本來源與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存在著較大的關聯性。就一個省而言,實際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單靠某一種資本是很難實現推動經濟良性發展的。實際的情形是只有公有、民營、外來資本共同作用,效力才有可能達到最佳。所不同的只是三種資本的各自作用力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從推動省域經濟發展的主導資本性質,可以將省域經濟發展模式分為公有資本推動型模式、民有資本推動型模式和外來資本推動型模式。

2、從聚集經濟角度看,有中心開發模式、點軸開發模式、網狀交織模式、圈層開發模式等。中心開發模式即“中心――理論”在區域經濟學中的典型運用。這一模式的實質是區域經濟核心區通過發揮其支配效應、信息效應、心理效應、現代化效應、聯動效應、生產效應等來鞏固和強化自身的支配地位,并通過核心區創新帶動擴散區的創新,以核心區的增長促進整個空間系統的發展。

點軸開發模式即根據區域經濟由點及軸發展的空間運行規律,合理選擇增長極和交通便利、資源豐富的具有發展優勢的軸線地帶,并使產業向增長極和軸線地帶集中布局,從而以點由軸及面,逐步形成產業密集帶,促進和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

網狀交織模式是點軸經濟發展模式的延伸。它是通過加強不同增長極或增長點之間的有機聯系,延長和拓寬發展軸,通過加強不同發展軸之間的有機聯系,使發展軸由直線延伸狀態轉變為網狀交織發展結構,形成縱橫交錯、上下貫通的立體型發展軸網絡,從而把全區域各個增長極或增長點納入一個統一的發展系統中。

圈層開發模式的特征是區域經濟的發展應以城市為中心,并根據城市擴張和發展的一般規律,將城市由內到外分為內圈層、中圈層和外圈層,以圈層狀的空間分布為特點逐步向外發展,如長株潭城市圈、武漢城市圈等。這種模式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邊次級城市發展及農村城鎮化建設。

3、從對區域內外生產要素和產品市場依賴程度的角度看,有外源主導型發展模式和內源主導型發展模式。不同地區根據其資源稟賦條件和發展環境,對本地區內外的生產要素及市場依賴程度有所差異。采取外源主導型發展模式的地區往往擁有優越的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等不可移動要素的天賦優勢,對外資具有很強的聚集力,外資進入后往往有利可圖,這些地區往往利用加工貿易、轉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業等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來推動本地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如廣東在這方面非常典型。而內源主導型發展模式主要依靠本地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自身不斷增強的經濟聚集力完成累積循環,實現后天的分工和專業化及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優勢,推動本地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其經濟具有很強的根植性,如溫州就是典型的依靠內源型經濟發展起來的地區。

4、從地緣經濟的角度看,有珠三角模式、長三角模式等。所謂地緣經濟,就是依靠地理區位的優勢而發展起來的一種經濟。(蔣年云,2007)地理位置相近的多個行政經濟區域通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實現聯動發展已成為加速經濟發展,提高經濟競爭力的有效途徑。為增強綜合競爭力,不同的省際之間向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方向,共同打造超行政區劃的共同經濟區,已成為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如長三角就包括了上海、浙江、江蘇三省市的有關地區,目前珠三角也由初期的“小珠三角”擴大到現在的“泛珠三角”區域。這些經濟共同區是相關省市通過共同發揮地緣經濟優勢,從而實現各自發展目標而形成的一種泛省際行政區劃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們在產業結構調整、產業鏈組建和產業集群打造諸方面極力追求聯動協作共同發展,對省域經濟及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 張孝德:模式經濟學新探――中國市場經濟模式的選擇與創新[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

第2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一）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空間格局特征

綠洲是新疆傳統村鎮的依托，歷史文化村鎮與綠洲呈現“共軛分布”特征，在空間分布上二者具有一致性、均質性。按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所屬區域綠洲群分析，其空間布局以3個集中區為中心單向擴散，環狀延伸為相對集中區和過渡擴散區。通過對109座樣本數據分析，昌吉州、吐哈盆地綠洲群分布24座，占樣本總數22%，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鎮占4座，國家級傳統文化村鎮7座；北疆天山北麓伊犁河谷綠洲群分布15座，占樣本總數13%，因面積較其他區域小，歷史文化村鎮最為集中，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鎮2座；北疆額敏河及布爾津河綠洲群分布11座，占樣本總數10%，所占區域較大，分布相對松散，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鎮1座，國家級傳統文化村鎮2座；南疆喀什噶爾綠洲群與葉爾羌河綠洲群所分布22座，占樣本總數20%，國家級傳統文化村鎮1座；和田河綠洲群所分布24座，占樣本總數22%，國家級傳統文化村鎮1座；焉耆沖積洪積扇平原綠洲等其他區域占11%。

（二）新疆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空間形態特征

通過地理信息處理系統分析得出，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在地理空間單元上整體呈現4個特點。第一，空間分布上“大分散、小集聚、低密度”；第二，區域位置，“環天山兩麓、沿山前及平原水區”呈點狀、斑塊或片狀分布；“沿河流、順川道”呈串珠狀、群帶狀分布；第三，綠洲型傳統村鎮與水的空間分布規律，“逐水草而居、隨渠井而擴散”形態。從歷史文化村鎮分布格局和數量現狀分析得出，新疆各地區的各級歷史文化村鎮的研究工作基礎薄弱、申報積極性整體較弱且不平衡，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地區，申報積極性高，數量多；而在經濟水平相對滯后的南疆等地區則相反，但特色歷史文化村鎮總量最多，國家級項目立項少。基于以上分析，新疆歷史文化村鎮的申報、定級、研究及保護等工作開展的廣度和深度與以下因素有著直接關系，即所處區域的綠洲資源稟賦優劣、依托所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申報主體政策導向積極性、各級評定標準的局限等。

二、地域資源約束下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類型研究

（一）區域地貌條件約束與支持下的類型

1.環山前溢水型。聚落選址在兩山之間的水系溢水口區，地勢局部相對平坦，農業用地分布在較為利于耕作的平坦地帶，農耕地是農耕聚落之本，在土地利用安排上具有優先選擇權，通常土地與村鎮垂直形態特征表現為“宅高田低，上居下耕”的特點[1]。2.荒漠腹地鑲嵌型。該類型的綠洲文化村鎮發育于深入沙漠腹地的高山融水而形成的河流兩岸一級階地、河流尾閭區沖積三角洲的綠洲上。經濟生產方式以荒漠—綠洲農牧結合為主，文化類型相對單一。水系形成的綠洲呈狹長走向，零散小綠洲聚落彼此相對分散，但方向性明確，各聚落空間沿水系呈帶狀、梳狀特征。3.河谷平原綠洲型。“山川形勢，甲于諸部……，人民殷庶，物產饒裕，西陲一大都會也”[2]。在昌吉州、伊犁地區受高山區的中等河流影響，在山前形成洪積扇，河流進入平原后，形成廣闊的河谷沖積平原，河谷平原分為多級階地，通常土層深厚，土壤肥沃，是發展農牧較為理想之地，也是聚落集聚較高的區域[3]。4.山區草原綠洲型。該類型分布山地區，中山區為春夏草場最佳區，中山區一般海拔在2000-3000米，雨量充沛，水系特別發育，土層深厚，適宜草場生產，是天然的游牧場。跨季節性、跨區域的草場資源現狀，為山地游牧民的生活生產的形成提供天然的物質基礎。

（二）水資源約束下的綠洲歷史文化村鎮類型

水資源作為綠洲聚落發展和維系的重要資源決定著綠洲聚落的發展規模。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具有“唯水性”特征，水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決定綠洲的狀況[4]。在新疆生態極其脆弱的條件下，水資源對綠洲傳統聚落的約束極為明顯，從水資源約束維度上考慮，水資源空間分布的差異性，決定了綠洲傳統聚落的選址、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習俗等的差異，為便于提煉樣本與水資源的關系，定量設置以核心居民居住地為圓心，到達水源地的時間門檻值和里程門檻值為評價指標探討[5]，第一，以農耕方式為主的村落可達性指標為40分鐘或2.5km半徑，牧業為主的村落可達性為1小時或3.5km半徑，滿足該指標的為鄰水型、沿水型綠洲型；第二，低于該指標值的兩種類型，貫穿綠洲型和水源盡端綠洲型。從水資源對綠洲傳統聚落的選址和生產生活方面的制約及支持視角看，突出水資源在綠洲歷史文化村鎮中的“唯水性”特征。

（三）文化資源約束下綠洲歷史文化村鎮類型

通過對109個樣本在ArcGIS10.2的空間信息分析，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多數沿古代絲綢之路沿線的經濟文化中心、交通關隘、宗教文化盛行地或周邊輻射區域而建設。結合其所在綠洲地理文化空間單元、生產方式、核心文化特征的時空界定，凝聚3大核心綠洲文化集聚區：一是東天山吐哈盆地農耕文化區；二是天山南麓環塔里木盆地農耕文化區；三是天山北麓山地、平原農牧文化及交錯區，各類具有獨特文化特征的綠洲村鎮在此產生。根據地理文化單元內的文化資源類型對綠洲型歷史文化村村鎮提煉為3類聚落類型，即民族文藝與競技型、特色民族手工技藝型、民族建筑與宗教藝術型。它們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時空的延續性、地域的邊緣性、多元文化積淀的復合型、尺度的圈層性；第二，沿新疆古代絲綢之路沿線聚集、擴散，空間上呈串珠狀、集聚型梳狀的分布，特色文化景觀遺產的古絲路文化的當下綠洲村鎮中的具體生衍。

三、新疆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的成因機制

（一）物質交換和精神交換雙重維度下“適度交換機制”的影響因子

1.區域自然資源影響因子第一，綠洲資源決定綠洲歷史文化村鎮物質交換的基礎。綠洲作為生產與生活的必要條件，山前盆地邊緣綠洲、戈壁荒漠腹地平原綠洲、山地草原綠洲等三種綠洲類型為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的異質性發展提供可能。因地域自然資源因子不同，決定了綠洲聚落的形成和發展的軌跡差異。由于受到沙漠、戈壁、山脈的分割，綠洲資源分布呈現出各自獨立且距離相對遙遠的分散特征，綠洲傳統村鎮在綠洲范圍內完成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聚落與聚落相對分散，內部交換距離相對集中。第二，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適度交換機制。水資源在綠洲歷史文化村鎮中分布決定物質和精神交換的空間結構、職能、規模、水利用方式、可持續發展程度。水資源是綠洲聚落的發展動力，是人與綠洲物質交換和精神交換共同依賴的基礎，同時也為綠洲農牧業文明及其他文明類型的形成奠定了配置資源基礎。例如，東天山吐哈盆地區水資源稀缺，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沿水分布，通過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實現人與水資源的物質、能量等交換，適宜采用低耗水的生態農業模式如種植棉花、葡萄等，以求集約利用；而北天山伊犁山地草原型歷史文化村鎮有著充沛的水量，依靠天然優質草原適宜發展畜牧業。水資源的能量交換方式也體現了地域景觀特色。地處吐哈盆地邊緣的綠洲歷史文化村鎮除依靠天山融雪和山前泉水維系綠洲內的生活生產外，適宜的地勢條件開鑿坎兒井水利工程，也是獨有的水利工程文化景觀遺產，成為區別于其他歷史文化村鎮的文化特征；“新疆隨處可見水磨之設施，也有利用水力榨油、碾米、壓棉者，……，可見水力利用已漸成規模”[6]，豐澤水源條件，推動水利應用方式的多選擇性，形成景觀的多樣性。2.區域交通因子古代絲綢之路作為主宰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貿易之道、文化之道，是沿線及輻射周邊的綠洲傳統聚落獲取物質和精神交換的核心場所，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是西域文明當下時空中的投射。通過不同時空中的交通網絡疊合比對，得出大部分綠洲歷史文化名村距離當下主要交通干線較遠，不夠便利，但是在歷史上多是交通樞紐和咽喉部位，只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交通要道逐漸偏移，大多已經被其他交通方式所替代[7]。在古代交通較好的條件下，貿易發達，綠洲傳統村落發展為手工技藝型、商貿型等歷史文化村鎮。在交通可達性差的區域，形成文化遺產類型相對單一、純度高、經濟因素影響表現出惰性狀態的傳統村落，典型案例為戈壁沙漠腹地型的于田縣達里雅布依村，深處荒漠腹地，受交通條件極其落后的影響，聚落形態以自組織發展。3.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因子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在歷史文化村鎮“全生命周期”內物質與精神交換過程中經歷2個過程。第一，“原型期”。歷史文化村鎮的形成、成熟階段是歷史文化資源積淀的過程，高速社會經濟發展為歷史文化資源的形成提供保障。第二，“破碎與重構期”。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價值觀導向、物質和精神需求的類型和層次提升，導致歷史文化村鎮出現3種生命軌跡的可能：一是因自身“經濟價值”不突出，導致歷史文化特質逐步“破碎”，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解體”；二是以經濟利益驅動為導向，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的過度開發導致“完整性、原真性”文化遺產變向的消失，被取代是“涂脂抹粉的表皮工程”；三是社會經濟條件為綠洲型歷史文化村鎮提供科學保護和合理開發建設基礎，促進其健康永續發展。以上3種發展境況也正是當下新疆歷史文化村鎮等級評估制度的真實反映。

（二）物質交換和精神交換雙重維度下“時間門檻機制”的時空延遲影響因子

1.從聚落外部的物質、能量、精神等要素的交換空間，在系統的時間控制軸初期發生部位，屬交換結果的輸入側，交換的規模、難易程度、產生效應受外界因子影響。2.聚落內部之間的人與綠洲、人與人、人與神等3類“物質、精神的交換空間”。在系統的時間控制軸的核心部位，屬交換結果的輸出側，具體反映在各類特色空間上（物質空間、精神空間、文化空間）。以農耕為基礎的麻扎村和畜牧為基礎的瓊庫什臺村為例，生產時間門檻約束的時空間特征是“上居下耕”空間布局、居住點與水源的三種關系（鄰水、貫穿、貫穿等）、資源限制下的游牧民族的“冬牧場、夏牧場”轉場式生產方式；生活空間的時間門檻約束下時空特征是穆斯林一天中“五功”時空序列、信仰空間“圍寺而居”的便捷往、吐魯番地區“冬夏居所”季向性時空選擇、一年中的民俗節日的時空序列安排、多元宗教文化更迭與融合的時空遺存等。3.聚落與社會之間的物質與文化交換空間。綠洲歷史文化村鎮經歷在當下社會的價值決定了其后期發展的軌跡。當下人們對歷史文化村鎮價值的判斷往往取決于人們自身的需求，即綠洲聚落內部人的高品質物質和精神的空間需求，外部不同利益主體的需求，政府地域名片打造、開發商經濟利益為主的“特色村落文化工程”等。面對此類外部干涉因素對系統的反饋作用，時空延遲因子反映的是剛換反饋，經過長期時空積淀中形成的歷史文化村鎮，會在以利用為導向的“時空壓縮”做出劇烈的反應，表現出生態環境嚴重惡化、歷史文化的物質空間和精神空間載體破壞，被“新價值觀”的物質和精神空間所取代。

作者:孟福利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

[1]岳邦瑞，王慶慶，等.人地關系視角下的吐魯番麻扎村綠洲聚落形態研究[J].長沙：經濟地理，2011，（8）：78.

[2]鐘興麒，王豪，韓慧.西域圖志校注[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209.

[3]中國科學院新疆綜合考察隊.新疆地貌[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56-59.

[4]李玥宏，岳邦瑞，等.淺談水資源對干旱區聚落鄉土景觀形成的影響———以吐魯番麻扎村為例[J].長沙：經濟地理，2011，(13)：36.

[5]多納•C羅珀.論遺址區域分析的方法與理論[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239-257.

第3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現代性；產生的條件

法律的產生和發展來源于社會，從法律的產生來講，它是受到社會的制約和約束的，因此，對于立法者就應該以社會存在的客觀事實為基礎，以事物的本質為前提。馬克思指出：“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作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在中國，經濟法學領域在系統、整體研究經濟法的產生社會條件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少。

一、經濟法現代性概論

經濟法現代性的定義比較前沿，學術上比較認同的是，經濟法的現代性主要體現為其在精神追求上的現代性，在背景依賴上的現代性，以及在制度建構上的現代性。

從這三方面我們所探討的課題為：①經濟法是在精神追求上的現代性，人類會以自己的精神來追求某一喜愛的事物，這種追求更直接地體現上層建筑領域，特別是意識形態、法制建設等方面，由此使法律成為體現人類精神追求的一個重要領域。②經濟法在背景依賴上的現代性，這強調初始的條件或選擇對某一國的經濟發展的特殊影響，并且，一國法律的形成和發展也同樣受許多比較有特色的特殊背景因素影響，對此可稱之為“背景依賴”。以法理來講，每一個部門法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該國特殊的背景。③經濟法所在的制度建構上現代性，經濟法即在精神追求上具有現代性，而且在制度設計層面也具有現代性。

經濟法的現代性，就目前學術上而言，并沒有多大的論述的分析，在通過資料的收集和分析，我認為經濟法所具有現代性的條件有兩方面，一是經濟法所產生的歷史起點做一分析， 二是經濟法的內在運行上分析。

（一）經濟法所產生的歷史起點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歷史和時間的起點、發展脈絡。對于經濟法而言，它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政府一系列的干預失靈所產生的法律部門。它的產生依托于政府的干預，是在政府對經濟干預失靈后為解決政府干預失靈應運而生。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為調控國家日益衰敗的經濟，普遍實行國家干預，制訂了大量的經濟政策，從以后的結果和法理看，這些經濟干預政策，不具備現代經濟法的規范政府干預的職能，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導致了政府干預的濫用，最終政府干預走向失敗，進而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60、70年代經濟出現“滯脹”美國開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失靈”。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現代經濟法在作為解決“政府失靈”的有效手段應運而生了。

（二）經濟法的內在運行上分析

它不僅是政府干預經濟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預的約束和規范，是政府干預法治化和市場秩序優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說，只有 認識到經濟法的雙重職能，才能防止出現“政府失靈”，使政府干預經濟在一個法治的軌道上協調，長久、有效地進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 需求，而在現代市場經濟基礎產生的經濟法無疑應肩負起上述雙重職能。另一方面，現代經濟法法益保護也具有雙重性。既側重于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又兼顧市場 經濟個體私利的保護，實現社會公益和個體私益的最大協調和平衡。

二、經濟法現代性的思考

從經濟法現代性所產生的條件，我們可以看出，經濟法現代性可以關注社會公益和個人私益，并且有著雙重保護法益的功能。對經濟法現代性的研究，可以對我國經濟法制建設和經濟法學界的一些理論提出一些建議，為中國的法制建設做出一些貢獻。

（一）我國沒有古代經濟法

我國經濟法學界，一直有些學者認為經濟法，我國自古就有。陶和謙先生在其主編的《經濟法學》一書認為：“古代經濟法，一般包括奴隸制 國家經濟法和封建制國家經濟法，所體現的是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意志，是這些國家管理社會經濟的重要工具。”。片面的認為我國古代就有經濟法，從經濟法現代性來看，這個答案是錯的。

中國古代的經濟法，同現代經濟法相比，沒有可比性。從形式上看，它只是我國刑律的極小部分；從數量上看，雖然中外法律中的經濟部分詳略不一，但數量很少，因此也只能把它歸為古代刑法中。而且經濟法的產生的基礎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產生，古代并不具備經濟法所需的市場經濟土壤，不可能產生經濟法。

（二）推動我國經濟法制建設

經濟法現代性來自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起步階段，許多經濟法制還不夠完善，這就需要集思廣益，攻克我們所遇到的一道道難關。而我國目前市場運行中所存在的行政壟斷、市場統一化所受到的地區封鎖以及許多組織創新過程中嚴重的權力資本化，這些都是我國經濟法現代性發展所面臨的困境。

同時，我國經濟領域中還有許多侵害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合法性、嚴重阻擾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破壞市場經濟自身競爭性的政策措施，還常常會有一些部門和地方以法律條文形式合法化，使不當的行政干預在市場經濟中完全孳生化。這些違背國家法治精神的“法制化”做法，還被冠以“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的美名，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為加強我國經濟法現代性的建設，我們就必須想法子將那些有違現代經濟法特征和宗旨的“惡法”徹底的掃除神圣的法律殿堂，這樣建設健康發展的統一的經濟法部門。

綜上所述，該文章以從經濟法產生的條件，即社會條件的這個時間和歷史起點上以及在經濟法內在精神追求上解釋了經濟法的現代性。可以得到，經濟法的現代性顯著特點是經濟法獨立于傳統私法和公法，因此，我們可以明白經濟法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律部門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論意義。

參考文獻：

[1]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法學與法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98年版，第60頁

第4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考情分析】

[ht6]年份題型考點

2010年選擇題儒學社會地位的提高

2010年選擇題宋明理學

2011年選擇題儒、道、佛出現融合趨勢

2011年選擇題古代中國文人畫的特征

2012年選擇題諸子百家的思想

2012年選擇題明清時期儒學的發展

2012年選擇題古代中國文學的時代特征

從近三年新課程地區的高考試題看，本專題主要考查的內容是儒家思想的內容及其發展演變，尤其是儒家思想發展演變的階段本文由收集整理性特征，更是考查的重點。這突出說明新課改形勢下高考依然注重對主干知識的考查。第一，對于“百家爭鳴”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主要考查儒家代表人物及思想，兼顧其他學派的思想，對東西方思想進行橫向比較。學生復習時應注意掌握儒家及其他學派的思想內容，并能靈活運用；從縱向和橫向比較中外思想家的主張。第二，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重點考查董仲舒儒學的內容及影響，學生復習時仍要以此為重點。第三，對于宋明理學，主要考查理學代表人物的思想內容，學生復習時要對理學產生的背景和影響加以關注。第四，對于明清之際活躍的進步思潮，對李贄的思想考查較多。學生復習時仍要重視這一點，對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要稍加注意。總之，思想文化是人類文明史的重要內容，在強調以文明史觀審視歷史的今天，本專題在高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學生復習時應高度重視。

第5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中國古代大思想家老子的這一名句充滿辯證法的光輝。禍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禍的因素，二者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對立面的雙方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這是普遍的真理。劣勢和優勢也是這樣。最近，我去江蘇省錫山經濟開發區采訪，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孫小虎說，開發區經過10多年的開發，加上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屬于自然資源的土地、屬于社會資源的優惠政策等可利用的資源越來越有限。這看起來是限制了發展，但是，正是這種資源約束逼使我們轉向集約經營，將極大地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并帶來新的快速發展期。孫小虎同志在這里講了一個在經濟發展中劣和優之間的辯證關系。

這世界真奇妙，許多事情是相輔相成，但在更多的時候卻是相反相成的。在經濟發展中，有時正是逆境中產生競爭優勢。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一個黃沙漫天、嚴重缺水的國家，恰恰是缺水使以色列的節水農業走在世界的前列，并被世界公認為是農業以及農業技術相當發達的國家。印尼地處熱帶，水資源豐富，土壤肥沃，每年春季只要放一把火，燒出一塊地方，撒上種子就有好收成，于是在這個國家的一些地方，至今仍是“刀耕火種”，放火燒荒引起森林大火常常使周邊國家遭殃。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早在200多年前，馬克思對此就有過描述。他說，那些新近開墾的土地，“完全無需使用肥料，甚至只要進行粗放耕作，也能長期獲得收成”，“由于耕作的自然規律，當耕作已經發達到一定水平，地力已經相應消耗的時候，資本才會成為土地耕作上的決定因素”。資本對農業的投入是從土地資源出現瓶頸開始的，而資本的投入意味著人們開始從粗放經營轉向了集約經營。經濟增長方式由此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在經濟發展中，是資源短缺促成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提升，這已經成為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在生產活動中，資源比較豐富的地方，人類會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即利用這些初級生產要素，生產活動是粗放型的；而在資源缺乏的地方，則必須創造生產條件，即必須投入資本，發現和發明一些生產技術，利用資金和技術等高級生產要素，生產活動轉向集約化。由此可見，人類是在資源約束等劣境下，為了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瓶頸，被迫選擇了技術含量更高的經濟增長方式。盡管最初的選擇是被迫的，但是，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初級生產要素是天然的，也是有限的，而高級生產要素是通過教育和投資獲得的，是無限的，其無限的創造力、擴張力是初級生產要素所無法比擬的。正是資源約束成為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杠桿、經濟新的發展和質的提升的原動力!經濟發展中劣和優的辯證法就在于此。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如果說當初由于缺少資金和技術，利用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的話，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有了相當積累的時候，就應當及時提升經濟增長方式。因為那種以初級生產要素的構成為特征的比較優勢既面臨著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他們比我們具有更多的初級生產要素方面的優勢)，更不可能與以高級生產要素(以高科技為主)構成為經濟發展特征的發達國家競爭。我們如果仍然津津樂道比較優勢，很快就會發現我們處于真正的比較劣勢。近年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宏觀調控，目的正是為了提升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宏觀調控使我們感到經濟發展所依存的各類資源越來越緊張，似乎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窘境。然而，對于有著“四千四萬”精神的江蘇人民來說，當初在一無資金二無技術的條件下，我們能取得輝煌業績，如今既有資金又有一定的技術基礎，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其實，只要我們及早順應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積極主動地調整產業結構，創新發展思路，前途自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江蘇省錫山經濟開發區正在做這方面的努力，我們相信這種努力一定會得到優厚的回報的。只要我們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一個新的快速發展期正在快速向我們迎來。

第6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人口；社會組織；階級結構

中圖分類號：F129文獻標識碼：A

當前中國處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中，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學習一些經濟的發展歷史，以企在通古今經濟之變的過程中獲得教益，增強自身對復雜經濟問題和理論的理性認識能力。

一、人口數量的發展

（一）人口數量增長的歷史軌跡。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歷代統治者往往將戶口的多寡作為國力盛衰、社會治亂的重要標志。更為重要的是，戶口是政府征收賦稅、征發徭役的重要依據之一，因此對戶口的統計和調查極為重要。

（二）人口數量增長的階段與特點。中國傳統社會人口的增長過程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漢末年，人口增加到約6，000萬人。

第二階段：自東漢至8世紀中葉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約8，000余萬人。

第三階段：從中唐經五代，至北宋期間的12世紀初，人口突破1億人，在13世紀初達到近2億人。

第四階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紀初得到恢復，至19世紀中葉達到4.3億人的高峰。

特點：1、人口自然增長緩慢；2、人口數量增長呈現大起大落的階段性特征；3、人口增長的不平衡性。

二、社會組織與階級結構

（一）家庭、宗族與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關系、血緣關系和收養關系而形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是人口再生產的單位，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在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家庭也是一種基本的經濟生產單位。而宗族則是由若干個有父系血緣關系的家庭在宗法觀念的規范下組成的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由于中國傳統社會屬于宗法社會，宗族血緣關系就構成各種社會關系的基礎和主體。宗族作為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長期存在于中國古代社會。

（二）中國古代的宗族組織。殷商時宗族就已誕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當完備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組織。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點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結合，且大宗、小宗等級森嚴。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宗族制度也隨之發生變化。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廢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縣制，建立起中央集權制，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復存在，但在官僚體制下，一批世代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發展起來，經兩漢時期的發展，到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東漢末年，豪族大姓已經空前膨脹，他們控制地方民眾，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時代曾經推行強化政府對官員選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務是評定人物，并以此作為政府用人的依據。

西晉政府還給予士族以一定的蔭族、蔭客以及免役等特權。士族以家庭為單位，擁有各種特權，中古時期尤受推崇。

東晉南朝時的譜牒之學極盛，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分辨族屬支派分化之殊，以明親疏貴賤、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權為主旨。

宋代是我國宗族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即由門第等級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過渡。

宋元時期宗族制的實踐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階層，到了明清時期才真正出現宗法理論庶民化，祭祖活動普及于民間。

清康熙九年（1671）頒布“上諭十六條”，前二條即為“敦孝第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顯。國家基層政權和族權漸趨合一，宗族逐步成為維系王朝統治的基層社會組織。

(三)聚落形態。一個血緣群體往往集中居住在一個點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態。這一現象自東漢以后已較為普遍。宋代以后，特別是明清時期，這種聚族而居的風氣更為盛行，清代張海珊在《聚民論》中說“今者強宗大姓所在多有，山東、西江左右以及閩廣之間，其俗尤重聚居，多或萬余家，少亦數百家”。直到20世紀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現象依然沒有實質性的改觀，可以說家族聚居是中國鄉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這種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態是與特定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相聯系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塢堡以及后來的山水寨等一般與社會動蕩不安有關，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時的聚居則是受農耕經濟、宗法觀念的影響，這種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態使得血緣與地緣達到統一，在增進宗族凝聚力的同時，也強化了宗族組織對族眾的管理和控制，從而使家族組織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

（四）聚落與環境。聚落是人類聚居和生活的場所。聚落環境是人類有意識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創造出來的生存環境。早期人類的聚居地一般都選擇在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比較優越、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的地點。例如，我國陜西藍田猿人的遺址，就在一條河流最高的階地上，當時那里的氣候溫暖濕潤，有較多的動物可供捕獵（僅考古發現被捕獵的動物種類就有42種）。隨著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人類活動的領域不斷擴大，由熱帶、溫帶逐漸擴展至寒帶，創造出各種形式的聚落環境。

綜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滿足方式的社會歷史性決定了人與社會都處于變化發展之中。因此，需要從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總體歷史進程中考察人和社會，探討人與社會交互作用、演化發展的規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態、組合類型無不深深打上了當地地理環境的烙印。同時，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風土民情等。當然，聚落也對地理環境和人類的經濟活動發生作用，城市聚落對經濟的發展和分布有著巨大的影響。人口數量的變化，往往是與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聯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利用自然環境從事物質生產的能力。聚落作為人類適應、利用自然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結晶。

（作者單位：北京工商大學）

參考文獻：

[1]丘志喬.代位權與代位執行并存還是歸一――對我國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的思考[J].廣東社會科學，2006（4）.

第7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中國儒家文化；古代朝鮮半島；韓國現代化；韓國當今社會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1）02-0095-1.5

中國與韓國是友好近鄰，兩國地緣相近，文化交流源遠流長，關系密切。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已有近4000年的文字可考的歷史。韓國人則善于學習，總以開明的態度歡迎中國文化和現代的西方文化，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華，創造了具有本國特色的優秀文化。雖然韓國現代社會采用歐美的經濟模式，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即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本文重點探討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鮮半島的傳播，及其對韓國現代化和當今社會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一、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在古代朝鮮半島的傳播

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延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國的春秋末期，是由魯國人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創立的。儒學的歷史沿革，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重大演變過程：（一）先秦儒學。（二）秦漢儒學。（三）魏晉儒學。（四）隋唐儒學。（五）宋明儒學。

儒學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不僅對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也有深遠影響，尤其在朝鮮半島和日本，儒學已經成為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學產生后，很早就傳入東方諸國，其中最先傳入儒學的國家是古代朝鮮。因古代朝鮮地處亞洲東部的朝鮮半島（韓國人稱之為“韓半島”）北端，陸地與我國山水相連，西南與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隔海相望，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二、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對韓國現代化的影響

在古代，中國傳統文化在朝鮮半島傳播中影響深遠，在韓國現代化（韓國人稱之為“近代化”）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也在韓國文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有些地方與西方現代性相沖突，但是也有具備與現代性相通的成分，并具備向現代性發展的潛質。這一點，不僅體現在韓國現代化發軔期，即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奠定了韓文化基礎，而且在韓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優越性）也越來越彰顯出來，乃至影響韓國現代社會。朝鮮近代史，是以1876年朝鮮先被迫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后與美、英、德、俄訂立與此相類似的條約，朝鮮門戶被打開為界。1897年，李氏王朝國王改國名為“大韓”，1910年被日本吞并，此后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間，1884年歐美傳教士開始進入朝鮮半島傳播新教，但此時的李氏王朝是一個高度漢化了的國度，儒家經典主導著這個國家的思想和行為方式。

進入20世紀后半葉后，作為東北亞地區國家之一的韓國，其現代化的步伐明顯加快了。韓國發揮密集型技術人才的優勢，抓住機遇，緊追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韓國經濟起飛為何如此之快?固然有經濟一體化以及美國大力扶植等因素，給這個國家帶來了良好的競爭氛圍和發展機遇，但這些只是外在條件。韓國經濟發展神速，還有其內在原因。韓國經濟起飛的運作在人，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質的提高確屬內在原因之一，然而人口因素最終又離不開文化的養育，這還需要從韓國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去探究。韓國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在古代，朝鮮半島人民就大量學習中原漢文化。

到了近代，韓國在經濟上又全面學習日本，并全套學習日本的科學管理技術。到了現代，韓國又全方位向歐洲開放，特別是虛心學習美國。他們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實際是向美國看齊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又保護和弘揚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國還好，韓國在保護中華傳統文化方面有功。從小到集體的人與人之間，大到國家的愛國主義精神支柱，每一步都滲透著儒家文化的傳統素質。以儒家精華為基礎的韓國人精神及其思維模式，還強調人在社會中的關系，“群體內的和諧”與“群體外的競爭”密切結合，使得韓國國內穩定不亂，又能在國際經濟發展中大顯身手，促使其綜合國力名列前茅。

韓國學者金日坤認為，韓國經濟現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歷史穩定的儒家文化，是當今的韓國保持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傳統和秩序。韓國雖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參照的系統是歐美的經濟模式，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為潛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響著韓國人的意識和行為。儒家文化已經成為朝鮮半島韓國人救亡圖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精神動力。

三、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對韓國當今社會的影響

韓國是一個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韓國人稱之為“儒教文化”）為根基的國家，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在韓國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展，其文化資源被充分發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至今仍然對韓國當今社會產生很大影響。在行政、執法、敬祖、宗族、鄉校及學生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底蘊。韓國在接受中國文化之后，又將其逐漸發展成為符合本國特點和具有獨創性的文化和傳統。當今韓國現實社會受儒家文化影響最深的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顯現出來：

（一）在思想教育層面上，儒教文化得到重視和傳承

韓國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響。由孔子、孟子創立的儒學的基本特征在整個儒教文化發展過程中都沒有改變，其原來的特征和本質在韓國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和強化。在傳承儒教文化方面，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韓國從1960年起，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學的教育科目，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傳。在初中設立的“道德課”上，要求學生在家“敬老孝親”；在學校“尊敬師長”，同學之間要“互敬互愛、團結協作”；在社會上要注意“人際關系及各種禮節”等。韓國對大學生的“國民倫理課”，其主講的“韓國傳統思想的源流”，教育學生繼承傳統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開化”的內容，也是在繼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礎上，再開化“自主自立思想”，“固本強國”。

（二）在倫理道德的層面上，儒家文化是社會和個人行為的準則

儒家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倫理與價值的體系。它是影響韓國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文化因素。當今韓國，儒家文化價值觀念在國民精神中保持著支配地位。在當今現代化、西洋化的風潮中，韓國在東洋三個國家中仍然是一個父家長制、血緣主義最強的社會。韓國所具有的純韓國人式的性格、思維方式、行為規范皆以此為準繩。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會的基底。韓國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為“萬師之宗”、“萬世之表”。韓國每年都舉行祭祀孔子的“釋典大祭”。這不僅是教育界的意識，也是韓國民眾的意識。據韓國權威人士估計，現在韓國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過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韓國人的儒教倫理道德還表現在家庭內。這方面，韓國的家庭孝道堪稱一絕。韓國把孔子的“禮”和“孝”緊密地聯系起來，并落實到家庭民俗上，使家庭優秀儒家文化久經不衰。20世紀西方精神文化強烈沖擊韓國，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壘，并在東方文化的倫理體系中自我發展和完善，是韓國東方優秀傳統道德的一道風景線。韓國仍然保留著如前所述的父家長制，即使因就業的需要，時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團圓、遇事全家商討、逢節全家祭祀的民俗習慣還保持著。父慈子孝、尊兄愛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風。這些傳統儒家文化倡導的行為規范，是家庭和睦、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保證。韓國還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關系推而廣之于親友、鄰里、社會，使整個國家在20世紀先后遇到的戰爭、金融等危機面前有條不紊。

（三）在國家決策層面上，儒教文化又是處理國與國之間和對外貿易的準則

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有著極其豐富的營養，其中先秦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來佛教、伊斯蘭教、薩滿教等都是對韓文化的補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諧”、“和平”。《尚書》講的“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孔子講的“和為貴”，孟子講的“大同”等都是“和平”精神的體現。韓國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以儒家“和為貴”和“仁者愛人”的思想，凝聚民族精神，促進國家興旺發達，在處理國與國關系時力避極端。前些年，每當美、日在朝核問題上動不動就要制裁朝鮮，甚至以武力相威脅時，韓國都堅決反對，主張通過談判解決爭端，實現民族和解。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來的民族精神的體現。

總而言之，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雖然其在五四中受過沖擊，但其合理的內核至今仍大放異彩。我們應該在指導下，剔其糟粕，吸取精華，借鑒韓國經驗，使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

【參考文獻】

［1］蔣璐，程兆謙，林琨．儒家文化圈內的文學差異及其對組織合作間的影響［J］．中國軟科學，2007，（7）：121．

［2］王湘江，曾虎文．潘基文尊孔子為精神導師［N］．文摘報，2008-07-08（7）．

［3］樸文一，金龜春．中國古代文化對朝鮮和日本的影響［M］．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99．184-191．

第8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　作為千年古都的洛陽，其輝煌的古代文化和歷史文明給今天的洛陽帶來了豐富多彩的藝術作品，總體而言，這些古代藝術作品可以分為彩陶藝術、墓葬藝術和佛教雕塑，這些留存下來的藝術作品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美術史中重要的藝術精品，同時也是今天洛陽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3700多年前，大禹在洛陽建立都城，此后夏、商、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晉等十三個朝代在此立都，從而使洛陽成為中國歷史上建都最早、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的古都，長期以來都占據著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悠悠千載的帝王興替，崢嶸歲月的歷史煙云，時光流逝，帝王不再，曾經輝煌的古代文化和歷史文明給古都洛陽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洛陽現今除地面尚存的眾多歷史文化遺跡之外，地下所存歷代墓葬以上萬計，所出各個時期的各類美術文物數量足以數十萬件計。這些分布廣泛、數量豐富的洛陽古代美術遺存，作為古代文化傳承的一種獨特的符號系統，以其特殊的方式延展著中華民族視覺美術前進的足跡，印證著文明發展的步伐，同時也在今天成為洛陽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

一、根在河洛與彩陶藝術

在中國人心目中，洛陽自古是“天下之中”，是“中心”。古代所稱“中國”即指洛陽一帶；“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謂洛邑，為天下之中也”；“洛陽處天下之中，挾崤澠之嚴阻，當秦隴之襟喉，而魏趙之走集”等等。這些都表達了洛陽為“天下之中”的意思。作為“天下之中”的洛陽是最早跨入文明時代，而且在以后的數千年里，長期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成為“東方古代文明的中心和發祥地”。

有一種說法，要了解中國的20年可以到深圳；要了解中國200年可以到上海，要了解中國的500年可以到北京；要了解中國的1000年可以到開封；要了解中國的3000年可以到西安；而要了解中國的5000年，只有到洛陽，正所謂“欲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早在史前時期，我們的先民就在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生產和生活。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這里就已進入到農業文明時代；當時人們不僅居住地穩定，并且基本脫離了茹毛飲血的生活。隨后，在1959年考古工作者通過長期對二里頭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不少學者認定最早的洛陽城也是夏王朝的都城，這也是我國“七大古都”(洛陽、西安、北京、南京、開封、杭州、安陽)中最早誕生的都城。由夏以降，商、西周、東周、東漢、三國魏、西晉、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均曾建都洛陽，洛陽由此就有了“九朝故都”(九表示多數)或“十三朝故都”的俗稱。

悠久的歷史給洛陽帶來了浩如煙海的藝術寶藏，考古學家在這里不僅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制品，也發現了最早的青銅和青銅器，更為著名的是這里所發現的彩陶藝術品，舉世聞名的仰韶文化遺址也在洛陽轄區內發現的。這些早期人類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陶器盡管是先民為了不同的用途而制作，但其質樸簡潔的造型，明快絢爛的紋飾所顯示出未經磨礪的幼稚和天真，卻帶給人一種恍若返璞歸真的藝術美感。如大莊遺址出土的一件廟底溝文化類型彩繪陶盆，造型堅實挺闊，飾以花瓣紋。其實用與唯美的巧妙結合，體現了河洛先民的聰明智慧與浪漫的氣質。1978年在洛陽附近的臨汝縣問村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件彩陶缸，陶缸腹部彩繪一幅形象生動、色彩鮮明的“鶴鳥銜魚石斧圖”，占畫面主置的是鶴鳥，體形肥碩，通身灰白，長嚎短尾，延頸直立，口銜一條大魚，旁側樹立一件有“x”型標志的有柄石斧，這幅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彩陶繪畫，線條構圖詭異，具有濃厚神秘氛圍，顯示了原始先民結構作品的水平和寫形狀物的能力，成為中國古代美術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這些彩陶藝術作品無論在造型、紋飾、圖形和色彩上都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準，對后世藝術產生深遠影響。

二、生在蘇杭。葬在北邙：墓葬文化與藝術

古人云：“生在蘇杭，葬在北邙。”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人眼中，洛陽盆地北高面水，低山環繞，溫暖向陽，洛河、伊河等河流緩緩從盆地中央流過，是典型的避風聚水之地，風水兩者兼而有之，故自夏、商、周以來，成為理想的建都之地和上乘的陰宅之所，是他們無比神往的墓葬之地，故而才出現了“北邙山上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的獨特景況。“洛陽為九朝都會，先民遺址，隨處皆是，地下寶藏，不知既極。”而古墓中，尤其是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所伴隨的不計其數的隨葬品都是珍貴的古代藝術品，既有堪稱古代書法藝術精品的墓志和碑刻，更有顯示出中國古代藝術成就的陵墓雕塑、彩陶和墓室壁畫。

現今已發現的洛陽地區古墓不計其數，其中已確定有皇陵區8處，名人墓11座，著名壁畫墓21座，已發掘各代墓葬五、六千座(包括已發掘西周墓葬總數約800余座，發現東周墓千余座，發掘漢墓近3000座，西晉200座，北朝墓30余座，唐代600多座，其余還發掘有秦、曹魏、北宋墓若干，洛陽市北二、三十座墓冢組成邙山古墓群更是成為了目前洛陽一道獨特的古墓人文景觀。在這巨大古代墓葬文化中，其藝術價值首先是通過洛陽古代陵墓雕塑來反映的。洛陽古代陵墓雕塑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邙山的漢陵區，遺留有大量石人、石馬、石象等雕塑，這些雕塑既是皇陵石雕的開山之作，同時又從建筑藝術形式本身體現了皇帝的權威，以其高超的石刻工藝增加了陵寢的神秘感。唐孝敬皇帝李弘的恭陵位于河南偃師城南的景山上。恭陵坐南朝北，南門外為神道，神道兩側依次排列石象3對、石馬1對、石華表1對。這些石刻雕塑造型碩大生動，雕刻技藝高超精湛，極富盛唐氣息，整體效果和氣勢并不遜于唐代其他皇陵。而在此墓葬群中的宋陵石刻在藝術上更是頗有特點：宋陵武士身軀高大，形象勇猛，雕像甲胄的紋飾細膩傳神；宋陵番使深目高鼻，須髯濃厚，酷似唐朝胡人形象；宋陵石虎造型威武雄壯，四肢前立后蹲，張口咆哮，威風凜凜；宋陵石羊則面目清秀，體態修長，靜臥于旁，展示了石羊恬靜、乖巧的美。這些宋陵雕刻作品人物和獸類造型逼真，裝飾花紋細膩，代表了宋代雕刻藝術的最高水平，體現出了雕刻藝術精湛和成熟。

最能反映洛陽墓葬藝術價值的還有洛陽出土的唐三彩和墓葬壁畫。唐三彩也被稱做“洛陽唐三彩”，這是因為洛陽于唐朝時出產三彩陶器極負盛名，匯成了一種新奇的民族藝術。從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隨葬唐代三彩陶器來看，有模仿生活中的各種器物，如住房、假山、柜櫥、牛車等；有各種動物，如馬、駱駝、獅、虎、雞、狗等；也有各色人物，如武士、文吏、貴婦、仕女、牽馬胡人等。這些造型渾厚豐滿，工整細膩，色彩絢麗，神態逼真，氣魄雄偉，刀法簡樸，線條流暢，瀟灑奇特的唐三彩作品雖然歷經一千多年，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輝。從其藝術價值上來說，洛陽唐三彩在人物俑的塑造上，不僅能夠展現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各自不同的鮮明外部整體形象，同時還能準確地捕捉其特有的心理特征，對五官部位巧妙地予以夸張，進行精細地刻劃，達到了形神兼備的效果，如天王俑夸張其雙目，以顯威武；文吏俑微收其雙唇，以露其親和；女侍俑兩眼平視，一副順從的神態。在動物俑的塑造上也同樣能夠展現出不凡的氣勢。同時在工藝上，洛陽唐三彩創造性地運用了低溫鉛釉色彩的絢麗、斑斕，以及我國獨有的流串工藝，使得這些陶器作品在造型上生動逼真；在色彩上光彩絢爛、典雅富麗，成為我國藝術寶庫中難覓的珍品。洛陽墓葬壁畫藝術主要體現在此發現的兩漢墓葬中，現已發現的完整的兩漢壁畫墓室已有十數座。這些墓室壁畫以數量多、年代跨度大、表現技藝豐富高超而居于我國古代三大墓葬壁畫分布區之首。事死如生的漢人在其墓葬壁畫上描繪有攤戲、打鬼、羽化登仙、天文星象、歷史故事、迎賓拜渴、宴飲歌舞、車騎出行等內容，深刻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思想、情感、觀念及生活意趣。1976年出土的西漢卜千秋墓壁畫顯示了漢代繪畫開闊雄渾的氣派，墓室中滿繪壁畫，主室平脊上所繪著名的“升仙圖”以長卷方式描繪了男女墓主夫婦在神仙靈怪的護佑下升入天界的景象，在13塊磚上依次繪有女蝸、月亮、持節仙翁、雙龍、神豹、聚羊、朱雀、白虎、仙女、玉兔、蟾蜍、墓主夫婦、伏羲、太陽、黃蛇等形象，流動的彩云縈繞其間，氣魄深沉雄大，用筆豪放，色彩鮮明，充滿了飄動活躍的氣氛，為研究漢代的歷史和藝術提供了珍貴的視覺形象資料。

洛陽作為古代墓葬的“首善之區”，其歷史和文化價值是舉世皆知的，隨葬在墓中的藝術作品更是埋藏在地下的藝術寶庫，這些藝術作品不僅生動記錄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狀況，是洛陽甚至中國歷史的寫照，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其所體現出的藝術特色在中國古代美術史上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佛像雕塑與龍門石窟

古都幾度興廢，戰火幾度燃燒。歷經悠悠千載的帝王興替，伴隨崢嶸歲月的歷史煙云，洛陽地面上的許多古代美術作品都已經灰飛煙滅，至今屹立不倒的龍門石窟終究讓我們能夠探尋一番洛陽地面美術的過往輝煌。

龍門石窟的建立要歸功于北魏孝文帝的遷都，在他遷都洛陽后，篤信佛教的他把佛教也從山西平城一即云岡石窟，轉移過來。中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以及隋、唐、北宋等朝代，連續大規模營建達四、五百年。據統計，龍門現有佛龕2345個，佛像十萬余尊，佛塔六十余座，碑刻題記二千八百余品。大小不一、高低錯落的佛完如蜂巢般密布于東西兩山崖壁，南北綿延達一千多米，蔚為壯觀。堪稱為一座大型石刻藝術博物館。1961年，國務院公布龍門石窟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11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將龍門石窟列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龍門石窟的佛教雕塑具有巨大的藝術價值，首先體現在造像術上的較大的進步，相對于云崗石窟造像概括洗練，以整體感取勝而言，龍門石窟的魏窟寫實能力大大加強，表現出較多的中國藝術形式，大佛姿態也由云崗石窟的雄健可畏轉變為的溫和可親，洞中的釋迦面露微笑，衣飾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變成了漢族的胞衣薄帶式。進入唐代后，變化則更為明顯，唐代的佛像具有更多的人情味和親切感，形體豐滿健壯，雍容華貴，象征著唐代早期的國勢的強盛和經濟的繁榮。在藝術上，唐代的圓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紋更加流動飄逸，力士夜叉渾身肌肉突起，肌膚和解剖的原理又適當加以夸張，充滿了雄偉的氣勢和向外進發的力量。再次，龍門繼承了云岡的藝術風格，從造像題材來看，云岡石窟以三世佛為主，龍門石窟北魏時期也整體上給予了繼承。但是進入唐代后，由于唐代高僧玄奘說過“天見彌勒佛下生”的話，武則天為了加強其統治，宣揚其就是彌勒的化生，于是她在龍門大造彌勒。龍門成千上萬的造像中，體形最大、體態最美、藝術價值最高、整體設計最嚴密就是奉先寺的主尊盧舍那大佛，女皇武則天鼎力相助的盧舍那大佛，像高17.14米，頭高4米，耳長1.9米，身旁有肋侍菩薩兩尊，佛弟子、金剛、神王各兩尊，這9尊造像或文靜質樸，或飽經滄桑，或雍容華貴，或文或武，性格各異，錯落有致，這一切都本著一個主題，烘托盧舍那大佛的至尊至上，當然這也就是烘托武則天的至尊至上。最后，龍門石窟由于是北魏進駐中原后才開鑿的，它歷經多朝多代，直到明朝還有小規模的雕鑿，其受到的文化熏陶十分強烈，除了佛像外，還有像龍門二十品和藥方洞這種特殊的藝術題材。“龍門二十品”是北魏時期書法藝術的精華之作，它所展現的書法藝術，是在漢代隸書和晉代隸書的基礎上發展演化而來的，是隸書向楷體過渡中的一種字體，字形端正大方、剛健質樸、既具隸書格調，又有楷書因素，是“魏碑”體的代表，在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具有極為崇高的地位。

四、洛陽古代美術的經濟價值

從彩陶藝術到墓葬藝術到佛像雕塑，洛陽古代美術作品以其巨大的藝術價值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比重，為洛陽昨日的文化添上了絢爛的一筆，更是今天洛陽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有學者指出：“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藝術品和藝術所產生的效應除了知識活動、發展文化和贏得他人尊重的一種生活方式的傳播外，同時還是一種經濟來源這一點是得到普遍承認的。只要想一想那些成群結隊去參觀那些藝術名城的人們夠了，這些名城包括巴黎、威尼斯、羅馬、佛羅倫薩等等。”可見，藝術成為了許多人們“慷慨解囊”時不可抗拒的誘惑，藝術與經濟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有著密切的關聯。從上文可知，洛陽作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華夏文化的搖籃，其悠久的歷史遺存下來了豐富多彩彩陶藝術、墓葬藝術和佛像雕塑藝術構成了洛陽極其絢爛的藝術文化風景線，而這些藝術品的遺址則成為了人們流連忘返的名勝古跡。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龍門石窟，每天都吸引著大量的國內外游客，成了洛陽最亮的名片；邙山陵墓群、洛陽古墓博物館，也都成為了國內外游人喜愛的古文化旅游景觀。無疑，洛陽古代美術遺跡成為了洛陽旅游經濟中的一個重要法寶。“在現代旅游活動中，文物資源無疑是主角”。

旅游作為一個朝陽產業，有著傳統產業不可比擬的優勢，許多國家把它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為了使自己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旅游業內人士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文物上，創建特色旅游品牌。文物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和特有的文化個性，又是不可再生的，這正是特色旅游的優勢所在。洛陽經濟的主導產業是工業，但是如果能夠以洛陽古代美術為依托，以“文物搭臺、旅游唱戲”把本地旅游搞出特色，也必定有助于拉動洛陽經濟的更快增長。從旅游學的角度看，旅游開發涉及到許多學術上和技術上的問題。不言而喻，洛陽的古代墓葬資源具有巨大的開發價值，“名”、“古”、“特”、“新”、“奇”、“用”，這幾項旅游開發的要素在洛陽古代墓葬資源都具備。“生在蘇杭，葬在北邙”就是洛陽古代墓葬“名氣”的最好例證，這種情況在中國找不出第二家；“古”就是古老的程度，洛陽古代影響比較大的墓葬若從周靈王算起，距今也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周靈王陵是有史可證的第一個帝王級別的陵墓，此種情況，其他地方也沒有；“特”即特殊、特別，洛陽古代墓葬時間長，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多，墓葬形制變化大，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大，確實與眾不同；洛陽古代墓葬雖然是古老的文化，但其中蘊涵著許多“新”的東西，如出土的墓志和文物中有許多史籍上沒有記載的東西，可以起到補史和佐史的作用，典型的就是洛陽新安縣的“千唐志齋”，被稱為“石刻的唐史”博物館；“奇”就是奇特，洛陽古代墓葬乃天下奇觀，綿綿二千多年，人們不改初衷，一直把洛陽的北邙當作墓葬的“萬吉之地”，邙山之上累累古冢，在無言地訴說著它的神秘和奇特；“用”就是實用價值，如果我們將洛陽古代墓葬看成是文化資源的話，它就是一筆不可估量的財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洛陽開始認識到歷史文化資源是洛陽最大的優勢，旅游經濟的發展應作為洛陽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和支柱產業，使旅游經濟的發展步入了快車道，旅游經濟在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顯著作用。2000年，洛陽借河南省提出的“三點一線”的黃金旅游發展戰略，打出“黃河旅游帶”品牌的機遇，在發展旅游經濟中有更大作為。“三點一線”匯集了龍門石窟、自馬寺、關林、小浪底、少林寺、清明上河園等一大批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知名度的名勝古跡。

近幾年，洛陽的城市面貌有了明顯改觀，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快，旅游環境得以改善，投入巨資整治了龍門石窟、白馬寺、關林、漢光武帝陵、千唐志齋、小浪底風景度假區以及白云山、龍峪灣、雞冠洞、洛浦公園等，使洛陽景區面貌一新。龍門石窟等一批精品旅游景區、景點建設初露端倪，洛陽旅游開始有了品牌形象，游客人數增長迅速，成為了洛陽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據統計，第25屆牡丹花會共簽訂各類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合同298個，同比增長21.6％；投資總額462.6億元，同比增長4.4％；合同引進市外資金398.4億元，同比增長9.4％。全市接待游客人數825.5萬人次，入境旅游者6.92萬人次，實現門票收入1.11億元。第26屆花會期間，洛陽市共接待國內旅游者1437.7萬人次，國內旅游收入58.89億元，較去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12.23％、20％；接待入境游客11.39萬人次，旅游創匯3029.41萬美元。花會期間，洛陽市共簽訂合同項目284個，投資總額達698.98億元，合同利用市外資金612.17億元。其中外商投資項目21個，投資總額12.75億美元。

第9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