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辯證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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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技術理性；價值理性；期待可能性；極端規范論體系

在人類發展演化的過程中，勞動技能的進步似乎起著十分重大的作用。那么，技術與人類的意識的變化，尤其與刑法理念更新的關系是什么，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其實，在福柯的哲學思想當中，似乎可以找到技術與理念關系的答案。“其開始研究19世紀法國社會中的刑事制度，旨在探討知識構成的‘法律-政治’模式和‘權利-知識’的合二為一。這是因為若沒有權力，知識就不會形成，若沒有知識，權利就不會實施…‘權利-知識’的合二為一，在古希臘集中體現在‘尺度’之中，在中世紀主要存在于‘訊問’之中，在工業社會則尤其濃縮在‘檢查’之中”[1]（P20），福柯同時強調，“19世紀奠基了敞視式監獄大行其道的年代，敞視式監獄、戒律和規范化概括地描述了權利對肉體這種新掠奪”[1]（P20）。這里的“尺度”、“訊問”和“檢查”其實各自都代表著相應時期實施權力的手段。這種手段與方法決定著對罪犯肉體或者思想自由奪取方式理念的更新，進一步可以說：技術決定著理念。

“理念”“內容”或者“思想”概念屬于意識的范疇，“技術”“形式”與“（語言）表述”屬于物質（存在）范疇。“技術決定理念”這與我們日常的“內容決定形式”、“思想決定表述”等似乎是不一致的，那么“技術”與“理念”之間真的是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嗎？這種關系是否體現在人類發展的任何方面呢？或者說，“決定”一詞在不同語境下具有不同內涵？

“技術決定理念”，筆者認為，這里的“技術”和“理念”分別指歷史事實（或者“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這樣，依照哲學原理，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兩者是一種“唯物辨證”關系。那么，這種關系是如何體現與發展，以及在刑事法律發展與演進過程中，是怎樣表達這種關系？

眾所周知，科學技術對于人類的深刻影響已毋庸質疑。“海德格爾把技術的本質理解為‘座架’，即是指把大自然和人類社會設想為一個技術上可操作的認知構架。”[1]（P68）因而與韋伯的“工具理性即鐵籠”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對犯罪和刑罰的認識和理念也是基于科學技術的“座架”而發展。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正是在科學技術對于人類認識論轉向的影響下，在刑法學界具有典型的德國犯罪論體系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初步建構直至發展到今天。由實證主義的體系發展至晚近出現的極端規范論體系，在認識論及方法上形成了存在論（事實論）和規范論（價值論）這兩條主線，即以存在論開啟犯罪論的發展之路，以價值論為其增添人文反思。”[2]（P5）筆者十分贊同上述學者的觀點，并將在后文，以18世紀至20世紀科學技術與哲學發展的辯證唯物關系，依據“技術決定理念”的基本論點，深入探討刑法理念，尤其是犯罪構成理念的發展與變化，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論在新技術條件下的演進。

一、18世紀科學技術對刑法理念的啟明

（一）牛頓哲學的影響

人們通常說，18世紀是方法論覺醒的世紀，而科學技術即是這一覺醒的敲門磚。例如，牛頓與萊布尼茨各自發明的微積分，以及伽利略-牛頓的“證明物體靠相互引力而運動的假說已足以解釋太陽系中一切莊嚴的運動”等。

雖然牛頓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說：“到現在為止，我還不能從現象發現重力的那些性質的原因，我也不愿建立什么假說。”[3]（P166）但是，他的門徒們，尤其是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例如德拉美特利和霍爾巴赫，卻忽略了牛頓當初的謹慎精神，以其科學為基礎，建立了機械論哲學。“根據這個哲學，整個過去和未來，在理論上都是可以計算出來的，而人也就變成了一架機器”，[3]（P193）一個工具。

機械論成為了啟蒙思想家反對羅馬正統教義的有力認識論武器。而“唯物主義”一詞也是18世紀時出現的，他們用之，以一種全新的機械決定論為基礎，開始重新且全面地認識自然、社會與人本身。在刑法理念上，早期最為反封建時代罪刑擅斷主義的絕對罪刑法定主義似乎也體現了當時哲學認識論——機械論思想——要求認為與把握行為者行為的精確性與決定性。這種絕對的罪刑法定主義是一種嚴格、不容任意選擇或變通的原則。它要求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定必須是絕對確定的，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只能被動地執行法律，沒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權力；在立法上，體現為絕對禁止運用類推和擴大解釋，把刑法條文對犯罪種類和犯罪構成要件的明文規定作為對現行案件定罪的唯一根據。

（二）康德唯心主義思想的啟示

牛頓的理論在解釋天體機制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因此人們就把這樣的機械概念對整個宇宙給予最后解釋的能力估計得過高。“有些頭腦清晰的人認識到科學不一定能揭示實在…存在的整體是廣大的，人們在只研究它的一個方面的時候，是無法窺知它的秘密的…一條逃離機械論的道路是康德和黑格爾及其追隨者們所走的道路。他們建立了一個歸根到底溯源于柏拉圖的哲學，即德國唯心主義，這個哲學同當代的科學差不多完全脫離了關系。”[3]（P11）

那時期，之所以出現這種“唯心主義”，筆者認為，其實正是技術發展的緣故，促使這一部分人以另一種角度和方法來認識世界。“在康德看來，科學探討的范圍，已經由于牛頓的數學的物理學方法規定下來，只有那樣才能得到科學的知識…康德把外觀與實在分開，仍然有哲學上的價值。科學世界是感官揭示出來的世界，是現象的世界、外觀的世界；不一定是終極實在的世界。”[3]（P189）

康德的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刑事責任與刑罰理論具有隱約式的重要啟示。康德主張，“沒有紀律的自由，勢必顛覆自由本身”，“在爭取自己自由的同時，也應尊重別人的自由”，[4]（P39） “人行為，做到無論是你自己或別的什么人，你始終把人當目的，總不把他只當做工具”，“按照康德 ‘自律的道德’，每個有理性者都是自己對自己頒布規律，每個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目的”[5]（P92），人人之間是平等的。當有人侵犯他人的自由和破壞這種平等時，康德認為，“刑罰應該貫徹正義的理念，而最能體現正義理念的刑罰原則就是平等原則，也就是報應原則”[4]（P130）。康德的實踐理性同樣告訴我們：實踐理性務須超越我們的經驗世界，世界存在一個普遍有效的道德依據，其根源于意志自律，“而自律即是自由” [4]（P39），因此，對我們來說，依據道德律而行為當然就是一種強迫，或是一種“義務”，“這是道德律對非純理的人類所提出的行為要求”。“意志一般說來對其行為時有責任的”[6]（P109）——這就是康德的自由意志論——刑事責任的根據。

其實康德的法權哲學思想，對于“構成要件”這種法實證主義所要求體現的模型，同樣具有著所謂“康德式”的批判。筆者認為，從客觀經驗中取得的原則都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不可能提供康德的道德律所應有普遍性和絕對的必然性。“任何試圖從經驗中歸納出道德律的努力最終導致倫理學上價值相對主義和法權哲學上的法實證主義。”[4]（P44）如同倫理學上的價值相對主義往往會導致社會道德意識整體性的喪失，甚至會使社會群體結構關系自我瓦解一樣，法實證主義只在于研究法律是什么，至于此等概念和原理是否合乎正義則非所其問。我們憑什么可以評價，甚至糾正人們行為的道德性和實證法的合理性呢？答案就是存在一個超越經驗的“法上之法”，即自然法。

目前有人認為，“在古來一切哲學中，康德的形而上學最能代表近年來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所指明的境界”，“相對論與量子論，生物物理學與生物化學以及有目的的適應說，這些最新的科學發展都把科學的哲學帶回到康德那里去。[3]（P190）而筆者認為，基于法實證主義的思想而形成的犯罪構成理論，同樣也會被帶回到康德那里去。

二、19世紀技術發展與古典犯罪論體系產生的辯證關系

（一）科學技術發展與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分歧

19世紀可以看做是科學時代的開始。我可以看到在那段時期里，為了追求純粹的知識而進行的科學研究，開始走在實際的應用與發明的前面，并且啟發了實際的應用和發明，而發明出現之后，又為科學研究與工業發展開辟了新的領域。例如，拉瓦錫把物質不滅的證據推廣而及于化學變化，道爾頓最后建立了原子說，而焦耳也證明了能量守恒的原理，等等。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開始在19世紀上半期影響人類的其他活動與哲學了，“排除情感的科學研究方法，把觀察、邏輯推理與實驗有效地結合起來的科學方法，也極合用…在統計學中，數學方法和物理學方法被明確應用于保險問題與社會學問題。”[3]（P294）

而與此同時，提出“同一性哲學”的黑格爾異常猛烈而尖刻地對自然哲學家，特別是牛頓，大肆進行攻擊，其結果是，“科學家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強調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扣除一切哲學影響，而且，哲學的正當要求，即對于認識來源的批判和智力的功能的定義，也沒有人加以注意了”[3]（P279）。在這些玄妙的黑格爾唯心主義盛行后，有這樣的唯物主義學派，諸如摩萊肖特、畢希納等，促使著人們注意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明晰進步。這也許恰恰是唯心主義所顯明的積極意義。此時的社會科學同樣面對著自然科學的成就，也“自愧不如”，甚至開始要進行“科學性”洗禮。“實證主義”便是這一“洗禮”重要結果之一。其于19世紀由法國圣西門首先使用，再由孔德繼承，強調“實證”的感覺經驗才是知識的對象來源，同樣也是人類認識的范圍，并將這一主張應用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甚至是宗教學。“在自然科學的成就成為‘知識的典范’并橫掃各個知識領域的背景下，近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會領域中，形成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2]（P5）

(二)實證主義的古典犯罪論體系

刑法學作為一門重要而特殊的社會科學，必然會面臨自然科學技術所帶來“實證主義”式的革新。“如果沒有牛頓經典理論的普及，實證學派就無法從物質基礎的層次上否定自由意志論；沒有現代醫學、解剖學的發展，龍勃羅梭的突破也無法成為可能。”[2]（P6）

機械決定論在19世

紀的影響，使實證化思潮進一步地預示著整個犯罪論體系發展的脈絡，即基于古典刑事法學派罪刑法定的思想，李斯特-貝林格“古典犯罪論體系”呼之欲出。

“在古典犯罪論體系中，行為是自然的因果歷程；因果關系的判斷遵循著自然法則的必然條件公式，整個構成要件是純客觀的、無涉價值的；違法性是行為與實在法之間的對立沖突狀態；而罪責則是對可以探知的心理事實的評判，與行為人的主體意思直接相關的故意與過失只是責任的兩種形式。”[2]（P7）一句話，在古典犯罪論體系里，構成要件、違法性以及罪責都是客觀的。“在貝林格看來，構成要件是完全客觀的實體，是可以感知到外在客觀世界的過程。”[6]（P248）所有這些無不表達古典犯罪論體系的實證主義立場。

可以說，德國古典犯罪論體系是通過建立在科學機械實證主義的基礎上的，體現著純客觀的、中性無色的、價值中立的研究方法。

三、19世紀末以后技術進步與犯罪論體系的整體性反思

（一）機械論逐步瓦解與目的論復蘇

19世紀富有革命性成果之一的來自生物學方面的科技進步，當屬達爾文在自然選擇基礎上創立的進化論。在自稱為唯物主義者的德國人中，達爾文的研究成果成為了一條重要的分界線。《物種起源》風行之后，德國哲學家在海克爾的領導下，把達爾文的學說發展成為一種哲學信條。在19世紀末期，進化哲學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對于人類社會的看法，“他在事實上永遠摧毀了終極目的論的觀念，不論在今天的國家中，或將來的烏托邦里都談不上有終極的目的。”[3]（P294）而這對人自身的認識來說，會產生可怕的后果，即人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與工具。可以看出，其與上述康德的目的論思想是悖逆的，同樣也與哲學思想不符。正是因為如此，“漸漸地人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進化論雖然可以說明生物用什么方法從早期的形態進而發展到有復雜的生理與心理特點的物種，但對于生命的起源與基本意義，或意識、意志、道德情緒與審美情緒等現象，卻不能說明。”[3]（P298）至于“存在” 的大問題，那就更無法談到了。

綜上而言，正是由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物理、化學與生物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致使人們感覺未知的境界還很寬廣或者對生命的機體的表面上的目的性深有所感。甚至哲學家格納諾認為：“有生命的物質的本質就是有目的性——有一定目的，力求達到一個目標，這種目的性控制了身體與心靈的生長與功用，這不是機械與化學的盲目力量所能及的。”[3]（P341）

技術上，海森堡于1927年對電子進行描述提出了不確定原理，除此之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說明了純機械論在解釋日漸增多的新認識時，所體現的無能為力以及目的論重新被人們認可與接納。在現當代西方哲學史上，相應出現了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存在主義——以存在者本身的存在為研究對象；以文德爾班為首的新康德主義——重新肯定康德實踐理性而提出反實證主義的價值論。

（二）體現“目的理性”特點的犯罪論體系的產生

20世紀30年代，德國波昂大學的魏爾采爾、墨拉哈為代表的目的行為這一目的行為論出發，試圖建立新的犯罪論體系。1961年，魏爾采爾發表《刑法體系的新形象》，正式提出應從行為之目的性與刑法之目的觀來掌握犯罪行為的結構并建立新的犯罪論體系。而直到后來，由德國刑法學家羅克遜、雅各布斯等所提倡的“目的理性”犯罪論體系，尤其是雅各布斯的極端規范論，將客觀目的（具體說，是一種刑事政策上的“必要預防”）作為刑事犯罪構成的判斷準則之一，這可以說在刑法理念中，進一步地貫徹了新康德主義“客觀價值論”。由此可見，犯罪論體系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在實證主義的古典犯罪論中不斷進行價值增添的過程。“其間雖然存在交錯與回轉，雖然究竟應當重事實還是應當強調價值的爭辯仍未完成，但在犯罪論發展的實踐上，的確是其在認識論上由自然實證主義到新康德主義，由事實論（存在論）體系走向價值論（規范論）體系，這是新康德主義對于犯罪論體系在認識論上直接影響的結果。” [2]（P9）而重要的是，這與同一時期德國新康德主義對于其他社會科學的普遍影響是相一致的。

（三）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在晚近犯罪論體系中的較量

對于“理性”，在西方哲學的發展史上，其內涵上發生了數次的分野。早在18世紀，為調和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康德將理性分為兩個范疇，即“知性”與“（狹義）理性”。而后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到19世紀末，“科學與哲學又重新攜起手來（最先是在進化論思想，后又在物理與數學新發展中）”[3]（P15），使新的認識論——新實在論拋棄歷來的全面哲學體系而只研究存在于科學現象下面的形而上學的實在時，理性的內部又一次分野，即產生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而工具理性使自身失去價值理性之后，與科學主義合流，形成了我們現在具有時代特點的“技術理性”。“技術理性的實質在于對人的工具化和對效率及計劃的追求，這一點也在認識論上直接影響了晚近德國犯罪論體系的發展” [2]（P9）。可以說，目的理性是對新康德主義價值論的實踐，但也有學者認為，“目的理性的犯罪論體系，尤其是雅各布斯的極端規范論體系實際上早已脫離了新康德主義的人本主義的本意，成為對技術理性的臣服和實踐。” [2]（P10）筆者認為，產生這樣的爭議，正是在于新康德主義本身。文德爾班德價值論認為，“普遍的社會規范決定個人的社會行為，個人的道德活動也得遵循這種普遍的道德規范…個人的特殊價值決定于一般人所接受的共同意識規范。” [7]（P887）而在體現“目的理性”的犯罪構成體系中，“從規范中來，到規范中去，人再次成為工具，成為維護規范的工具。”[2]（P10）因此，這種看似注重目的與價值、體現新康德主義學說的犯罪論體系，實際上早已轉化成為了技術（工具）理性，更進一步說，在犯罪論體系上的表達，對于人的工具化立場上，目的理性，尤其是極端規范論體系，與體現技術理性的犯罪論體系正好是殊途同歸。因此，那些提出爭議的學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這也正反映了在這個技術日益突飛猛進的時代，我們的認識論所面臨的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至今尚未得到解決，并且在求得解決之前，還必須波浪式地經歷許多回到機械論哲學和離開機械論哲學的反復過程。” [3]（P302）筆者認為，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人們對自身及其周圍認識能力的不斷加重，犯罪論體系也會朝向更合理的方向發展。

（四）期待可能性理論在技術條件下的變異

產生期待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契機，是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國法院第四刑事部所作關于萊倫勞斯事件的判決。到20世紀20、30年代，發展成相應的理論，即行為違反了刑事義務，行為人也知道自己違反了刑事義務，但是在行為時的具體狀況下行為人無可奈何，不可能期待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就仍然不能譴責行為人。可以說，期待可能性理論顯示了刑法對于人性理解和包容的謙抑本性。而此理論的提出，正是發生在上述所說的人們正在反思機械論的時期，似乎與存在主義的“存在總是存在者的存在”所體現“人”的價值意義相似——人本身的存在就是認識的根源，評價“人”時，應當從主客體的合一性入手；期待可能性理論要求：即使行為人行為上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但也會因為期待可能性而不成立犯罪或者不受到刑罰處罰。

在技術成為意識形態的今天，在信息技術不斷泛化的網絡社會里，從人性出發的期待可能性賦予了新的內容——技術可能性。責任成立過程是一個定罪個別化的過程。期待可能性是確定責任成立與否的核心要素，它判斷的是是否可能期待行為人為合法行為。而在網絡技術構建的網絡社會里，行為人的能力憑借網絡技術的拓展，包括其適法以及違法犯罪的網絡技術能力。行為的“個別化”空間正由傳統的物理空間轉變為一個由信息網絡技術構架的網絡虛擬世界。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是否有可能期待行為人為合法行為成為了我們今天所要探索的問題——網絡技術期待可能性。而其評斷的標準，筆者認為，不但是結合了原有傳統的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準則，更要掌握新型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與刑事責任成立有關的知識。

縱覽歷史，從18至20世紀科學技術所帶來的人類認識論、方法論及其世界觀的變化與發展，以及刑法理念，特別是犯罪構成要件理論和期待可能性理論隨之相應的演化與變異中，筆者最終可以肯定的認為：在刑法的發展過程中，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國家刑法權力實現的“技術”不斷地深化，決定了刑事法“理念”的演進與發展。而“技術決定理念”論題的奧秘也將會繼續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啟示。

參 考 文 獻

[1]莫偉民.莫偉民講福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劉守芬.技術制衡下的網絡刑事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英]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4]朱高正.朱高正講康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全增嘏.西方哲學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第2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一、自然辯證法的課程定位及學習的作用

自然辯證法從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角度出發， 研究的自然觀和自然科學觀，揭示了自然和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的關系。它是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的統一，是構成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門課程不但把科學當作是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揭示其中內在的規律，也研究其緊密相聯系的技術，涉及包括哲學、自然科學、科學技術政策等多個領域，是關于自然和對于自然認識和改造的哲學。這樣一門課程對大學生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學習自然辯證法是為了樹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提高辯證思維能力；了解自然發展的整體圖景，從宏觀上把握自然發展變化的規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是自然辯證法的基礎和核心，是自然辯證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從整體上、從相互聯系中揭示了自然界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規律。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可以正確認識人類自然觀的歷史發展過程，明確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科學性，認識到它所揭示的辯證法規律。

學習自然辯證法是為了從總體上了解自然科學，掌握科學技術的地位與作用，促進科技的迅速發展。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有助于大家把所學的各門具體自然科學知識聯系起來，深入到自然科學更本質的問題。這樣也助于我們樹立辨證唯物主義自然科學觀，就能夠更好的理解我國科技發展的模式，方針和政策的精神，自覺按照實際情況，正確執行方針，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并推動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學習自然辯證法是為了系統的掌握自然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規律，從而有利于提高科學研究的能力。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是從哲學高度對各類具體方法加以綜合與概括。這樣不僅可以使大家在掌握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之外，增加了關于方法論的理論知識，還可以使大家在觀察問題、認識問題、思考問題以及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上，都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二、自然辯證法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

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自然觀的集中體現。“自然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學”。它通過對自然科學歷史的闡述和對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研究， 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學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內在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對當時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的最新成就進行了極其廣泛、深入的研究， 發現了其中的發展規律，進而提出了自然辯證法， 而這種發現又堅定地證實了的科學性。這種證明與被證明的關系是整個這個開放發展體系的重要的實證基礎。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實踐活動，是在理論指導下展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和道德規范的教育， 體現了真理性和階級性的統一。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最大的障礙就是生產力水平較低。只有加大對科技研究的投入力度，率先發展科技，提高科學技術，才能切實提高生產力，增強我國綜合國力。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我們可以更好地掌握科學知識，培養科學理念和科學精神， 從而全面提高我們大學生的素質水平。自然辯證法的教學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學好自然辯證法，掌握其內在規律和方法，對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有益的。

三、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對大學生產生的教育價值

第3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研究生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的培養和鍛煉，不僅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儲備，而且需要多學科的、交叉性的知識儲備。愛因斯坦曾言:“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4］不同學科的理論、知識、觀點、方法與技術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與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與能力結構，形成單一學科所不及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與處理問題的素質和能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就是一門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綜合性、交叉性學科，能夠實現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與科學技術社會論等多種學科知識的互補，該課程所蘊含的知識有利于培養當代研究生的創新素質與創新能力。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自然辯證法概論”不僅研究自然界及其與人的關系，而且研究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及其與社會的關系。“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五部分。“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主要運用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依據科學技術的發展演變來研究科學技術的內容、方法及其人文蘊涵，研究自然、社會及其相互關系。因此，“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反之，如果把這些知識排除在“自然辯證法概論”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憑借思辨、猜測、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進行研究，而這些屬于人類早期的做法，或者說是宗教、神話、文學的做法。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英國科學家斯諾提出“兩種文化”(即人文科學文化和自然科學文化)，指出人文科學文化與自然科學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羅姆•凱根提出建立“第三種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當代科學為其融合設置了障礙。“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包含自然科學知識、人文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便于學生對同一事物或同類事物進行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的理解與認識，溝通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實現對事物立體化、真實化的理解與認識。這種理解與認識可能是相互協調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無論怎樣，都是對真實世界、現實世界的理解與認識。以這些理解與認識為基礎，以現實事物為基點，協調、統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與認識，從而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問題時能夠實事求是地認識、解決與處理，實現自然與生態、科技與國家、經濟與社會等多方面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緩解、預防或避免生態、環境、能源、人口、社會等問題的發生。

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理性思維、批判思維與辯證思維等多種思維底蘊

“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既是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也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較強的課程，具備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批判思維與辯證思維等創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維底蘊。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能力。理論思維是人類在知識和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事務本質、規律和普遍聯系的一種理性思維。從課程內容方面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概念、觀點與理論，這些理論能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課程性質方面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屬于哲學門類，哲學是抽象思維較強的學科，哲學類課程的學習過程就是對抽象思維能力鍛煉和提升的過程。如，對生態自然觀部分的學習，既要理解和掌握相關系統科學的概念、觀點和理論，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態科學的概念、觀點和理論;既要從科學視角審視生態自然觀產生的現實根源與邏輯必然性，也要從哲學視角審視其理論內涵與當代價值。任何科學研究活動都必須運用理論思維，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也是哲學家，如愛因斯坦、玻爾、波恩、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學家波恩指出:“關于哲學，每一個現代科學家都深刻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學思維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維與經驗思維，培養和鍛煉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規律性認識的抽象思維。“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是多學科交叉的哲學性質的學科，其抽象程度與理性思維水平要高于一般的專業科學理論，能夠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能力。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批判思維能力。所謂批判性，就是人們對已有的理論知識、思想觀念等提出懷疑，并通過科學研究尋找真理，實現對現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論的革新。目前，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廣泛應用，在增加社會財富、提高人類生存質量的同時帶來了資源匱乏、生態危機等問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不僅是對現實的了解和理論的學習，而且是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對這些內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論根源、現實根源與價值觀根源。如，對“科學技術與社會”部分的學習，不能簡單認為科學技術是好的、萬能的，也不能簡單認為現代社會中的科技運用都是善的、正當的，而要研究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態及其在社會中廣泛應用的科學技術根源、現實社會根源與科學技術觀根源。對既定事實與理論的懷疑與批判是創新素質與能力的重要內容。如果一味地循規蹈矩、因循守舊、崇拜偶像、迷信權威，就只能復古守成，難以創新。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力才能對不斷變化的事物去偽求真，追根溯源。是對前人既定的理論框架完全接受，還是大膽反思和批判、推陳出新，成為評判人們是否具有自主創新意識的重要參量。“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倡導批判性的科學精神、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態度與實事求是的科學追求，有助于培養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維能力。第三，“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辯證思維能力。馬克思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辯證法概論”以辯證的視角理解人、自然、科學技術、社會及其之間的關系。如，對科學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確證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證偽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個體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會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學”時代的意義，也要理解其“大科學”時代的意義;既要理解其簡單性的本質，也要理解其復雜性的本質;既要理解其對人類社會積極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極性甚至破壞性的一面;既要理解與認識科學，也要理解與認識非科學、偽科學與反科學;既要避免科學主義，也要避免反科學主義。

三、“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溝通科學、技術、社會與人文的實踐底蘊

第4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論文摘要:恩格斯將哲學基本問題確定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一方面將物質與存在混為一談,同時沿著這一思路,無法確立完整的哲學體系。事實上,只有把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確立為哲學基本問題,才能將整個哲學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

我們的哲學教科書一直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一觀點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說:“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我認為,恩格斯在這里將物質與存在的概念混為一談了。這是因為:首先,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能解決思維或意識是不是存在的問題,而不能解決物質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然而,哲學既要研究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也要研究物質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可見,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其次,哲學的基本問題也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因為,哲學是唯物辯證法哲學。唯物論首先說的是物質與精神或思維的關系問題。所以說哲學的基本問題,也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再次,恩格斯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發生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將物質與存在混為一談。其實,物質與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沒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質的概念寬泛的多,包括思維也是存在。物質是實存在,意識是虛存在。只有把意識和物質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進一步研究它們之間的絕對相對問題和決定性作用與被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問題。如果根本就不承認思維或意識的存在性,那就既不會存在絕對相對問題,也不會存在決定性作用與被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問題。所以說,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即使是我們“修正”一下,將存在換為物質,那么,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是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呢?我看也有問題。因為,從宇宙自然的角度來看,質量和能量、空間和時間以及靜止和運動,這些范疇還既不涉及意識,也不涉及和意識相對應的“物質”概念,完全是從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來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時就以人劃線,以人定位,勢必陷入“唯我論”、“唯心論”的泥潭。再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對立統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變質變律,這些規律之中對立統一律是基礎、前提、核心,說明對立與統一是辯證法哲學的基本問題。

因為,對立與統一規定著否定與肯定及量變與質變,由此,也說明了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并不是辯證法哲學的基本問題。再從主體的角度來看,經濟主體的基本問題是勞資關系問題,政治主體的基本問題是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或曰官民關系問題。再從歷史主體的角度來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是歷史主體的基本問題。很長時間以來,甚至直到現在,我們的哲學教科書仍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看作是一對矛盾統一體,這是發生混亂最根本的原因。社會存在是與自然存在相對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體,而社會存在反映的則是社會主體。然而,社會意識則一方面是與自然意識相對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與社會物質相對而言的。因為,社會意識包括經濟意識和政治意識,而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和政治物質。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并不是對應概念。二者只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以及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把握這一點,是認識社會意識能動性的關鍵。因為,如果否認社會意識的存在性,否認社會意識屬于社會存在的范疇,就等于說意識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東西又哪里能有能動性呢?有人對與社會意識相對應的社會物質的概念提出質疑。其實,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和政治物質。經濟物質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資本,如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及其產品都是經濟物質。而政治物質則是指國家機關、軍事力量、法庭、監獄等等,這些難道不是政治物質嗎?

雖然在社會存在中也包括社會意識與社會物質的關系問題,甚至在社會經濟中,包括經濟意識和經濟物質的關系問題,而在社會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識和政治物質的關系問題,但都不是基本問題。經濟意識和經濟物質的關系問題,不是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政治意識和政治物質的關系,不是社會政治的基本問題,同樣,社會意識和社會物質的關系問題,也不是社會歷史的基本問題。況且,將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也無法說明哲學體系的科學性。哲學是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互補。自然觀反映的是客體存在,歷史觀反映的是主體存在。客體并不等于物質,因為,自然人意義上的意識,也是客體。同樣,主體,亦即社會也不等同于意識。社會物質,包括經濟物質如資本和政治物質,如監獄、法庭、軍隊等,也屬于主體范疇、社會范疇。由此,也說明了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

意識與物質的關系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那么,它在哲學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地位呢?我認為,意識與物質的關系是哲學本體論的基本問題。哲學與本體論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關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學與本體論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本體論當然是哲學,然而即不能反過來說哲學就是本體論。哲學包含本體論,本體論只是哲學的一部分內容。哲學不僅包括本體論,而且包括自然觀、辯證法、以及經濟觀、政治觀、歷史觀等內容。其中,自然觀是本體論的前提,它們與辯證法共同組成哲學客體的范疇。自然觀的基本問題是質量和能量的關系問題,這一點是由愛因斯坦的質能關系原理確立起來的。因為,空間和時間以及靜止和運動的關系,都是建立在質能關系的基礎上。這無論是在哲學上,還是在物理學上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主要是解決了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問題,人們可以由質量和能量的關系入手,進一步認識空間和時間的關系以及靜止和運動的關系。遺憾的是,我們的哲學教科書還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原因在于馬克思在前,愛因斯坦在后,抱著“凡是論”態度的哲學家們,并未能將愛因斯坦的這一哲學與自然科學上的突破性發展成果接納入哲學的體系,還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學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談不上對愛因斯坦相對論思想的批判性發展。

建立在自然辯證法基礎上的是本體辯證法。本體論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因為,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直接制約著實踐和認識的關系問題。實踐是物質的,認識是意識的,客觀是物質的,主觀是意識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辯證法和本體辯證法基礎上的是客體辯證法。辯證法的基本問題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問題,這一點理論界是明確的。現在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否定和肯定的關系以及量變和質變的關系。自然辯證法和本體辯證法以及以它們為前提的客體辯證法,共同構成哲學的客體,而和客體相對應的是主體。主體包括經濟主體、政治主體以及以它們為前提的歷史主體。主體經濟的基本問題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即勞資關系問題;而主體政治的基本問題是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即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問題。建立在經濟主體和政治主體基礎上的歷史主體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整個哲學實際上是如下一個體系:

通過上述哲學體系圖,我們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學與本體論既不是等同重合關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本體論只是哲學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體論的基本問題與哲學的基本問題,就不是一回事。本體論的基本問題是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而哲學的基本問題則是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當然,哲學是一個多層次體系,然而每一個層次和每一對范疇的基本問題都必然反映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如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問題是質能關系問題,而在質能關系中,質量是客體,能量是主體。因為,質量具有可動性,而能量具有能動性。由此決定了空間具有客體性,時間具有主體性;靜止具有客體性,運動具有主體性。因為,空間是質量的存在形式,而時間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靜止是質量的本質特征,而運動是能量的本質特征。再從本體論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問題,而物質具有客體性,精神具有主體性。由此決定了實踐具有客體性,認識具有主體性;客觀具有客體性而主觀具有主體性。因為實踐是物質的,而認識是精神的;客觀是物質的,主觀是精神的。再從辯證法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對立和統一的關系問題,對立性是反映客體與客體的對立性以及主體與主體的對立性,而統一性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統一性。由此說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體與客體的否定性以及主體與主體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肯定性。同樣,量變反映的是客體與客體的量變以及主體與主體的量變,而質變則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質變性。因為,否定和量變都是反映事物的對立性特征,而肯定與質變都是反映事物的統一性特征。再從社會經濟主體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資本是客體,勞動是主體,因為資本具有可動性,而勞動具有能動性。由此決定了剩余資本具有客體性,而剩余勞動具有主體性;資本股份具有客體性,而勞動股份具有主體性。因為,剩余資本與資本股份都是資本的特征,而剩余勞動與勞動股份都是勞動的特征。再從政治主體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官民關系問題,亦即公民和國家的關系問題,具體表現為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問題。其中,公民是客體,國家是主體;民是客體,官是主體;民主是客體,法治是主體。“民可以載舟”,就說明了民的客體性,而官具有能動性,說明了官、國家、法治的主體性特征。由此決定了民權的客體性,政權的主體性。再從社會歷史主體來看,它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經濟是客體,政治是主體。由此決定了階層的客體性,政黨的主體性;人民的客體性,人才的主體性。

通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說明:其一,無論哲學有多少層次,每一個層次中的基本問題都是反映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其二,只有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才能將哲學的所有范疇從始至終貫徹到底。其三,這就更清楚地說明,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并不是哲學基本問題。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識存在,也包括物質存在。思維與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對立關系,也不存在統一關系。再從物質和意識的關系來看,雖然物質是客體,意識是主體,但客體并不等同于物質,主體也不等同于意識。客體和主體的關系,要比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寬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體和主體的關系問題,才能將哲學各個層次的所有范疇從始至終作為主線貫穿到底,而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則只能說明本體論的基本問題。超出本體論的范疇,如自然哲學、辯證法哲學和經濟哲學、政治哲學以及歷史哲學的基本問題,就都不是由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所能說明得了的。過去,正是由于哲學教科書沒有認識到哲學是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的互補。所以,一些哲學家便一再否定歷史觀的哲學屬性。其錯誤在于:首先,哲學既包括對認識對象,即自然的認識,也包括對認識者,即社會人自身的認識。如果只完成對宇宙自然的認識,而不完成對社會人自身的認識,就不是完整的哲學。其次,人類認識世界的目的在于為人類自身的存在而服務。如果連人類自身是怎樣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對自然的認識就毫無意義,從而也就否定了哲學的價值。最后,從哲學本身來看,歷史觀正是哲學區別于一切西方舊哲學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部分,歷史觀的創立是整個哲學實現變革的樞紐和焦點。馬克思如果不創立社會歷史觀,就不可能完成哲學上的根本變革。

由上可見,無論從哪方面看,都說明歷史觀不可能不屬于哲學的范疇。還有一種觀點,雖然承認歷史觀屬于哲學的范疇,但認為只有客體哲學是哲學的基本內容,而歷史觀則屬于哲學在社會科學中的“推廣和應用”。這是斯大林的觀點。他說:“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于社會生活現象,應用于研究社會,應用于研究社會歷史。”這種觀點的要害在于把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看做是兩門學科,而不是看作哲學的不同組成部分,這就割裂了哲學本身的完整性。其實,列寧關于客體哲學和主體哲學是一塊整鋼的思想才是正確的。列寧說:“在這個由一整塊鋼鐵鑄成的哲學中,決不可去掉任何一個基本前提任何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常說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哲學基本問題上,我們所要堅持的,正是由哲學為我們開辟出來的客體和主體相互補的這種完整領域。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導致哲學本身的倒退。

在客體和主體的關系中,二者都是非決定性的。從主體的非決定性來看:首先,自然可以決定社會的存在。當自然還沒有進化到人類的時候,社會就是不存在的。同時,如果自然發生大的災變時,就有可能將人類大部或全部毀滅,瑪雅文化、希臘文化等的突然性毀滅,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災變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決定社會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資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礦藏、物產、地勢等都可以造福一方,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

關于主體的非決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所創造。”馬克思的論述,很明顯地說明了主體具有非決定性。這是因為大自然本身具有規律性,人類的社會活動如果不符合客觀規律,其目的就不能實現,甚至反過來對人類違反客觀規律的錯誤行為實施懲罰性報復。

當然,主體具有非決定性,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問題的另一方面來看,客體也具有非決定性。馬克思就曾高度贊揚了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過程中的能動性作用。他說:“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是社會化了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所以說主體對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動性作用。這是因為:

首先,量子力學的微觀物理實驗結果就證明了主體對客體的選擇、干擾也都起著能動作用。其次,主體是有目的的。所以,主體的一切社會活動,都相對于自然存在而言表現出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人們極力擺脫自然對人類的威脅,能動地去實現自己的目的,這是客體具有非決定性的主要根源。再次,人對自然具有自覺的改造能力,當然,人類首先是對自然的適應性,這是與人之外的其他生物所共通的。然而,人類不僅可以適應自然,而且可以對自然條件進行選擇,并進而達到改造自然的程度。如果沒有這一點,那么,也許至今地球上仍只有類人猿,而沒有人類。當今的地球,已經很難找到沒有人化的痕跡,這都說明了客體具有非決定性。

既然主體和客體都具有非決定性,那么,二者的決定性又表現在哪里呢?我認為,主體的非決定性和客體的非決定性的互補,才能成為二者的決定性。對于這一點人類的認識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在古代,由于人類的生產力水平低下,一切都屈服于大自然,所以,主體實際上是客體的奴隸。人們相信神的力量,實際上就是在客體面前無能為力的表現。只看到主體的非決定性,而看不到客體的非決定性,這是唯心論存在的根源之所在。到了近代,隨著機械工業的發展,人們又認為主體是客體的主人,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只看到客體的非決定性,而看不到主體的非決定性。這是唯物論存在的根源之所在。結果,造成了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直到今天,人們才逐步認識到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是一種互補關系。沒有客體,主體也無法存在。所以,人們的一切行為既要考慮到主觀目的,也要考慮到客觀規律,只有使二者相協調、相互補,才能使主體和客體共同存在。所以說,主客體非決定性的互補才是決定性的。

第5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下簡稱《終結》)是最能體現恩格斯的哲學觀點的著作之～,書中恩格斯理清了與德國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費爾巴哈之間的思想關聯,使我們深刻地理解了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這些先驅者的理論基石之上的,有著十分深厚的學理根基。反之,也使得我們從中更加理解是如何通過對他們的思想成果的進行揚棄和發展后而深刻地解答了自己時代的重要哲學課題,成為人類思想史上又一筆寶貴的理論資源。

一、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思想的批判

在《終結)一書中,恩格斯對辯證法思想的討論是從回顧德國1848年的革命開始的。他指出這場政治革命的前奏是德國的哲學革命,沒有這種思想上的重大變化就不會產生以后的政治變動。但是恩格斯緊接著提到了法國大革命,并將其與德國革命進行了比較,特別是反映在哲學思想上的差異。他認為在哲學上法國人要遠遠比德國人表現的激進,他們為了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主張敢于同法國當權者做激烈的斗爭,豪不畏懼各種危險,而德國人在哲學上卻表現的很保守,在行動也并不積極,但是這對于德國哲學來說卻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革命的因素深藏在晦澀的言辭之下,而這種對革命有所論證的觀點為事實證明對1848年的德國革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恩格斯的《終結》就是從分析在德國出于主流地位的黑格爾哲學內在的革命因素入手的。Www.133229.COM恩格斯認為能夠最好地體現這種革命因素的思想就是黑格爾提出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這樣一個哲學命題。對這個命題的理解可以是仁者見仁,知者見者的。對于德國當極者而言,這是關于自己合理存在的最好證明,而德國的自由派也是因為如此看待而表達了對這一哲學命題的憤怒,但是,在恩格斯看來,黑格爾德這一命題中卻包含著正好與此相反的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素,而這一點也曾經被德國詩人所指出。在這個哲學命題中,黑格爾用合乎不合乎理性來衡量現實事物的存在價值,從“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似乎正是證明了當時德國政權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后半句又恰恰限制了前者,隱含與前半句可能截然不同的結論。恩格斯指出,正是在這里體現了黑格爾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黑格爾哲學的辯證法的思想成分,不論現實怎樣,用理性來衡量和決定一切現實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正當性,這就必然要受到現實事物所處的特殊環境的制約,在黑格爾看來事物都是出于變動不居的發展過程的,沒有任何事物在限制自身的各種條件已經發生變化時毫不為其所動,那么此時被理性證明是合理的事物就不可能在另一時間也被理性如此證明,反而有可能向著先前相反的方向發展,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而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有所改變,由此可以引申出舊事物原先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外在條件的變化而喪失后就必然會被合理性已然實現的新事物所取代,或者即恩格斯所說的“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在黑格爾的命題中蘊含的這種思想表現在哲學上就是“徹底否定了關于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而應該是“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人類世界里并沒有絕對真理的存在,凡是現存事物的合理性都只是暫時,因而它們也只能暫時的合理存在,這種思想充分體現出了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的因素。

恩格斯在《終結》里雖然明確指出了黑格爾哲學作為唯心主義的缺點,但是更強調了黑格爾哲學中體現出的辯證法思想,而且積極肯定了黑格爾在哲學上的這種偉大成就。認為黑格爾“不僅是一個富于創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個領域中都起了劃時代的作用”,所以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是采取批判揚棄、為我所用的基本態度的,通過對黑格爾的哲學命題的分析揭示出其辯證法的實質內容,進而充分肯定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的理論價值。

恩格斯在《終結》的第一個部分里主要是清理了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內容,對其哲學體系與辯證法思想之間存在革命性與保守性的內在矛盾進行了透徹地分析,為后文闡述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做好鋪墊,因為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汲取了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的積極成分后創造出來的,總而言之,黑格爾哲學和哲學存在著淵源關系,要理解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思想,就必須理解他和黑格爾哲學之間的聯系。

二、恩格斯對費爾巴哈哲學思想的批判

恩格斯在《終結》的第二個部分里將討論的焦點轉移到唯物主義之上。他提出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他指出根據對這一基本問題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在哲學上區別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同時這個基本問題在哲學上也可轉變為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從而區分可知論者和不可知論老,他指出黑格爾哲學雖然是唯心的,但是仍然堅持人類理智能夠認識客觀世界,而以休謨、康德維代表的近代哲學家卻“否認了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

隨后,恩格斯分析了費爾巴哈哲學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唯物主義觀點實現了對黑格爾哲學突破的原因,他認為這種哲學的突破不僅受到了“純粹思想的力量”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猛的進步”起到的推動、促進的作用。但是費爾巴哈哲學的唯物主義觀點并不徹底,只是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堅持了唯物的觀點,在進一步運用這一觀點到社會歷史領域中進行研究時就停止不前了。而且費爾巴哈沒有將唯物主義的一般世界觀與唯物主義具體的發展形式區別開來,所以在他眼里的唯物主義就只能是機械唯物主義而非其他。但是18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有著很大的局限,它將人簡單地看作像機器一樣,企圖像研究自然科學那樣來研究人,而且它無法“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當然這些局限和機械唯物主義所處時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水平緊緊聯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

恩格斯接著分析了施達克尋找費爾巴哈哲學中唯心主義因素上方向性的錯誤。施達克只是將一些表面現象當作了唯心主義的表現,比如認為費爾巴哈哲學中追求“理想目的”的觀點或反映在人腦中的“理想的意圖”即是唯心的表現,甚至還將費爾巴哈哲學主張人類“總的來說是沿著進步方向運動的信念”簡單的當作是唯心的。

簡而言之,在《終結》這部分的內容中,恩格斯著重分析了費爾巴哈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對黑格爾哲學的突破,這是費爾巴哈最重要的哲學貢獻之一,但是也指出了費爾巴哈哲學的唯物性是有

轉貼于

限的,主要僅止于哲學的基本問題而已,繼續深入下去后就無法堅持這種唯物立場了,更深入的詳細分析在《終結》第三部分里得進行。

恩格斯在《終結》一書的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與倫理學中所體現出來的唯心主義的局限,他認為這些觀點的思想性與黑格爾的相關論述比較起來相差很遠。

三、恩格斯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闡述及應用

《終結》的第四部分是恩格斯所寫全書的核心所在,他在這里簡要而詳盡地闡述馬克思的哲學觀點,即:辯證唯物主義,并通過運用這一觀點分析人類社會歷史與宗教發展來進一步闡明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清除地看出恩格斯《終結》的主旨,就是從哲學上理清馬克思的哲學觀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內在聯系,闡明后者既是對前者的繼承更是突破,是適應當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的最高哲學成果,樹立馬克思的哲學在德國哲學史上的歷史地位。

在這一部分開始,恩格斯就比較了深受黑格爾哲學影響的德國哲學家,包括: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爾巴哈和馬克思,他認為這些人中只有費爾巴哈和馬克思在哲學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貢獻。

第6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一、兩個人的作品都不是專門描述辯證法的。相比之下,老子的辯證思想在其作品的貫穿性上更強

赫拉克利特的一百三十余個殘篇中,表述或猜測表述關于辯證法的片段大概有三十個左右。而且因為是殘篇,所以這些關于辯證法的表述并不連貫,有些是有重復性的。比如“(豬)在污泥中取樂”和豬在污泥中洗澡,家禽在塵土和灰燼中洗澡。還有“如果幸福在于肉體的,那么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吃的時候是幸福的”和“驢子寧愿要草料不要黃金。”老子所著的《道德經》(又稱《老子》)保存的比較完整,其關于辯證法的表述是貫穿其作品始終的,雖然有些章節看似不涉及辯證法的內容,但其章節其實是后人劃分的,《道德經》本身是非常連貫的一部作品,在這部作品中辯證法的精神是貫穿始終的。當然,這個比較不是說老子的辯證法就比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思想層級高,只是基于傳世作品來分析其二者在辯證法思想表述形式方面的差異。

二、兩個人在表述辯證法觀點的同時都摻雜了本體論,赫拉克利特的本體論更明確一些

? 在這一問題上,學術界分歧很大。對于赫拉克利特在辯證法的表述中對火的本體論描述是沒有爭議的,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即赫拉克利特在表述火本體論的時候順便表述了他的辯證法。在老子的《道德經》(又稱《老子》)里是否有本體論的表述爭議很大,閱讀這部作品之后最大的感覺是世界是真實的,《老子》中所提及的“道”、抽象的“有”、抽象的“無”以及“萬物”、“人”、“國”等概念在人們的頭腦中組成了真實的世界。當然在哲學論文中進行這樣的表述顯得有些隨意,但就本體論表述來說,老子在客觀上表述了一個世界,就世界是什么這個問題,老子沒有把他當成單獨的問題,就對客觀世界的抽象理解來說,老子沒有把這種抽象表述為一個概念,比如火或水——是思維的落后。反而老子用這個思路來表述客觀和馬克思最后對物質世界的定義思路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這種異曲同工只是集中在思路上,其層級相差甚遠。

三、兩個人所表述的辯證法內容側重點不同

第7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在德國哲學家眼中，“批判”一詞倍受青睞。自從康德用“三大批判”構建起哲學大廈以來，批判就成了哲學家手中的法寶。在黑格爾哲學解體的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曾使批判濫觴。在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再一次濫用批判，把哲學批判發展到頂點，以致于再也無路可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批判的終結，因為，這種批判對現實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絕對否定，使哲學不再是人類的理性，而完全成為哲學家憤世嫉俗的牢騷。

一.把“批判”寫在旗幟上

法蘭克福學派是由眾多理論家組成的一個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們在社會批判理論的旗幟下聚攏在一起。

社會批判理論對現存社會進行的激烈批判涵蓋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們都難以望其項背。具體地說，社會批判理論是一種致力于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要求在總體上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全面把握社會發展的泉源。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運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現成結論去度量現代資本主義，到把與弗洛伊德主義等現代西方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再到最終形成一套獨立的社會批判規范和方法為止，法蘭克福學派在的名義下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盡管遠非徹底但卻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蘭克福學派奠基時期，霍克海姆在題為《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這篇社會批判理論的綱領性宣言中，就提出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以堅決的批判，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正義、人道的社會。霍克海姆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而批判的時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論就是適應批判的時代要求的批判理論。

在霍克海姆看來，傳統理論是產生于現存社會制度并把現存社會制度作為自然的、永恒的東西接受下來的理論，它以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為宗旨。它在對歷史事件加以解釋時，以為與操縱物理自然過程相似，都要求積累一大批知識，甚至是一套經過整理的假說提供的知識。由于積累知識的需要，理論的概念總會被絕對化，變成了具體化的意識形態范疇，而理論的批判功能卻因此與它絕緣了。傳統理論的理論活動特點“不管是象在歷史學和其他具體的描述性學科里那樣，問題在于綜合大量資料并獲得普遍規律，學者特有的主動性(即理論活動)都是接受、改造實際知識，使它合理化。”[1]因而傳統理論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有著修補功能，善于發現現存社會枝葉上的不和諧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現存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卻被作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為檢驗和排斥任何新產生的不諧和因素的標準。

霍克海姆認為，與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獨立于現存社會制度之外，把現存社會制度理解為一個系統的過程。在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批判中破壞一切既定的、事實的東西，證實它們的不真實性，從而加以否定。他說：“批判理論關注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會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現存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絕承認現存社會結構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適宜的和富有價值的因素。批判理論從具體的、現實的、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出發，去認識他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所遭受的異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文化意識形態危機，尋找個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論拒斥對社會歷史作抽象的、邏輯的探討，要求具體地分析社會歷史的現實狀況和發展進程，它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主體-客體統一的和運動著的總體。

因此，批判理論超越一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一種現實的、具體的人的立場和政治實踐，它除了對廢除社會不公正感興趣之外，再無其它要求。也就是說，批判理論是從屬于反對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斗爭的，是這個斗爭的產物和一部分，它自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是獨立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對這個社會展開批判的。

二.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霍克海姆認為社會批判理論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論懷疑既定的社會存在是現實的人的先決條件。

霍克海姆說，盡管批判理論“產生于社會結構，但它的目的卻不是幫助這個社會結構的任一要素更好地運行；不管從它的主觀意圖還是從其客觀意義來說，都是如此。相反，當較好的、有用的、恰當的、生產性的和有價值的范疇被人們在現存社會秩序中加以理解時，它懷疑它們，并拒絕承認它們是我們對之無能為力的非科學的先決條件。”[3]因為，“在采取了批判態度的人看來，現存社會整體的兩面性是一個有意識的對立。他們認為現存經濟形式及由此產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又是人類目前能夠并且已經給自己提供的組織的產物。因此，他們認同于這個整體，并認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這個整體是他們自己的世界。同時，他們也感受到，社會可以與非人的自然過程、可以與純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擬，因為由戰爭和壓迫支撐著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個統一的自覺的意志的創造物。這個世界不是他們自己的世界，而是資本的世界。”[4]

批判理論之所以認同現存世界的整體，其目的正在于否定這個整體。因為這個整體無非是由勞動分工和階級劃分構成的社會結構，無非是由個人活動之間的盲目作用決定的，一旦批判理論使個人活動從盲目性之中擺脫出來，納入有計劃的范疇，就能夠實現對這個社會結構整體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不同。

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在一種“確定的框架”中活動，他與既有社會是統一的。批判理論則不同，它是一種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論的主體“‘作為’科學家，學術專家把社會現實及其產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東西”，但他的目的則在于“試圖消除個人目的性、主動性、合理性與那些社會建立于其上的勞動過程關系之間的對立”，“期待一種新型的勞動組織”，把知覺給予的客觀實在“認作是原則上應該由人類控制的產物、或至少在將來會實際上由人類控制的產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個人的功能，也不是個人的總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體是處在與其他個人和群體的真實關系之中的、與某個階級相沖突的、因而是處在與社會整體和與自然的關系，網絡中的特定個人。這種主體與資產階級哲學中的自我不一樣，他不是一個數學點；他的活動構成了當前社會。”[6]

再次，批判理論的唯一功能就是變革社會。

霍克海姆認為，批判理論超越于階級利益而不受這種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態度的人“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對具體歷史狀態的表達，而且還是促進變革的力量。”[7]批判理論不準備系統闡述某個階級的感情和觀念，它是與那些要求替無產階級代言的理論不同的。同樣，批判理論與一切資產階級學說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它“不會為既存的現實服務，而只能吐露那個現實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環節上可能發現的荒謬和錯誤有多么不可辯駁，不管那種可能表明是復仇行為的錯誤有多么多，批判理論事業的總趨向是不接受所謂人類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論并不寄希望于財產關系的變革和新的社會合作方式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增長，而是謀求社會性質的變革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對于持批判態度的人，“他的職業就是斗爭”，通過他的斗爭實現社會的根本變革。由于批判理論具有超越于階級利益和超越于現實社會的性質，所以，它徹底變革社會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論的目標是徹底消除現存社會的非正義和追求未來社會的合理狀態。

霍克海姆說：“批判理論追求的目標─-社會的合理狀態，是由現存的苦難強加給它的。”[9]現存的苦難是批判理論的動力和源泉，因為現存的苦難能夠促使人們要求建立起一個合理社會的趨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為偶然地認識到自己的東西。同樣，正是現存的苦難把追求未來合理狀態的努力放置在對現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論看來，對現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當代社會轉化為一種正義社會的活動。對于批判理論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遠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動態統一，它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對具體的歷史狀況的表達，而且旨在促進社會變革。所以，批判理論是一種超越現在的現實，它關于消除社會分裂和非理性狀態的見解，它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在其批判中不斷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論以自我再生的總體為根據。

霍克海姆認為，在傳統理論那里，主體與客體是分離開來的，客觀事件是不依賴于理論的，客觀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著的是對觀察者的獨立性。因而傳統理論深深地陷入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論，它永遠不可能成為偉大歷史變革主體的自我意識，無法成為作為一種真正現實力量的理論觀念。批判理論作為最先進的理論，是與社會形式向未來社會形式轉變的過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論結構處在與歷史發展相平行的發展中，批判理論自身的內容也不斷受到“根本懷疑”，批判理論家不斷地重新開始。它在構造社會發展圖景時，在構造具有歷史性的存在判斷時，讓整個理論結構不斷適應全新情況。批判理論家在對消除社會不公正的關心中也不斷否定著自己的理論。因此，批判理論的行動原則就是：思想活動的內在本性使它面向歷史的變化，面向人們之間公正關系的建立。

在法蘭克福學派以后的成長過程中，霍克海姆對批判理論作出的上述規定得到了證實。馬爾庫塞、弗洛姆，甚至哈貝馬斯都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方面表現非凡的人物。他們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單面性”的指責，對晚期資本主義國家合法性的懷疑都體現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這種批判遠非是積極的，因為它把現實的社會存在與現實的人割裂開來，把批判的主體限制在獨立于現實社會之外的少數科學家、學術專家之列，試圖超越一切階級，用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來取代革命階級的價值評判，所以，它走上了絕對懷疑論的道路。它不僅懷疑現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對自身的存在也產生懷疑。在這種絕對懷疑的前提下，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也必然會在“不斷超越”的要求中化為烏有。

三.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

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以“否定的辯證法”作為其哲學基礎的。

早在1941年，馬爾庫塞在其《理性與革命》這部專門探討黑格爾主義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論敏覺嗅到了否定的辯證法的思想，試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提供“否定的”哲學基礎。1947年，霍克海姆與阿多爾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出版，標志著他們親手建立起來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否定的辯證法已初具體系的雛型。1966年，阿多爾諾發表了《否定的辯證法》這部專門著作，從而使否定的辯證法理論得到了系統而全面的闡述。

在《理性與革命》中，馬爾庫塞極力去發現“批判的黑格爾”，他不僅在早期黑格爾那里發現了作為政治學范疇的國家整體和作為倫理范疇的文化整體的否定內涵，而且，通過對黑格爾邏輯體系的考察，把握客體、主體、實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疇所標示的否定統一體；通過對黑格爾精神哲學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換關系整體、法律制度整體對個體的否定，并進一步超越這種否定，從未來的意義上理解被黑格爾規定為普魯士現實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統一起來的自由個體的聯合”。馬爾庫塞甚至干脆把黑格爾哲學稱作“否定的哲學”。

在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邏輯學”、“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分篇考察中，馬爾庫塞繼續探求可供社會批判理論汲取的質料。馬爾庫塞認為，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自我意識必然證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對立的兩個領域，一個領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勞動，以至于勞動限定了他的整個存在；另一個領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擁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由于這種擁有和占有而使其成為主人。”[10]由于這兩個領域的存在，自我意識就只能從其“對立”的意識中獲得自由。因為，作為客體的整體束縛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維的領域，進入自我意識完全實現了自己的世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對現實持積極的“否定態度”。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積極的“否定態度”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所正在身體力行的。

“否定的辯證法”這個詞是由阿多爾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中提出來的，它是社會批判理論徹底反傳統的標志。就如阿多爾諾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話中所指出的：“否定辯證法是一個蔑視傳統的詞組。”

辯證法這個概念已經蘊含著否定的含義，即通過否定達到肯定，馬爾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也已極力證明“否定性”是辯證法的基本特征。阿多爾諾認為僅僅去發掘辯證法的否定內涵還不夠，必須在“辯證法”之前冠以“否定的”這一定語，才能更徹底地突出辯證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會批判理論的絕對否定性。因為，在社會批判理論這里，否定就意味著批判、革命。既然他們從不準備在現實社會中發現物質革命的主體，去完成物質的行動，而僅僅期望通過自己的理論批判去實現社會變革，那么在他們理論的旗幟上寫上“否定的”一詞，也許能起到驚世駭俗的作用。

阿多爾諾認為，辯證法是一種尊重客觀事實的思維方式，是關于社會和自然的對抗的普遍解釋原則。當然，作為普遍解釋原則的辯證法決不停留在對表層的解釋上，而是要求對現實的內在聯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辯證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爾諾認為，否定的辯證法正是從這一點開始了它的思維進程的。否定的辯證法的任務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稱性，在事物之中體驗這種不相稱性。”否定的“辯證法不必害怕被指責為不管事物的對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堅持客觀的、對抗的固定觀念。在未平息的總體中，任何個別的事物都是不平靜的。”因為，“辯證法傾向于不同一的東西。”[11]

阿多爾諾所理解的辯證法只有一個原則，即絕對的否定，他說：“被否定的東西直到消亡之時都是否定的”。不過，阿多爾諾一再聲明，這種絕對否定的辯證法決不進行抽象的否定，而是進行現實的否定，即堅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認可的現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會意味著肯定，他說：“否定之否定并不會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證明這種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認為否定之否定能夠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話，那只能是一種一開始就從肯定性出發的唯心主義幻想。

第8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今天，幾乎整個人類都浸泡在經濟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開始枯萎，哲學成了不合時宜的“文物”。所以，“批判”這個帶有濃重理性色彩的詞語幾乎被人們忘卻，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感性地體驗著“競爭”的樂趣。但是，在近現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詞曾經紅火過，在今天回憶起這個詞語，或許能夠獲得些微的學術樂趣。因為一個無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時代，可能恰恰是從激烈的批判時代衍生而來的。象法蘭克福學派這樣的批判理論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揀起批判的“眼鏡”呢？

我們知道，在德國哲學家眼中，“批判”一詞是倍受青睞的。自從康德用“三大批判”構建起哲學大廈以來，批判就成了哲學家手中的法寶。在黑格爾哲學解體的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曾使批判泛濫過。在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再一次濫用批判，把哲學批判發展到頂點，以致于再也無路可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批判的終結，因為，這種批判對現實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絕對否定，使哲學不再是人類的理性，而完全成為哲學家憤世嫉俗的牢騷。

一、把“批判”寫在旗幟上

法蘭克福學派是由眾多理論家組成的一個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們在社會批判理論的旗幟下聚攏在一起。

社會批判理論對現存社會進行的激烈批判涵蓋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們都難以望其項背。具體地說，社會批判理論是一種致力于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要求在總體上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全面把握社會發展的泉源。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運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現成結論去度量現代資本主義，到把與弗洛伊德主義等現代西方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再到最終形成一套獨立的社會批判規范和方法為止，法蘭克福學派在的名義下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盡管遠非徹底但卻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蘭克福學派奠基時期，霍克海姆在題為《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這篇社會批判理論的綱領性宣言中，就提出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以堅決的批判，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正義、人道的社會。霍克海姆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而批判的時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論就是適應批判的時代要求的批判理論。

在霍克海姆看來，傳統理論是產生于現存社會制度并把現存社會制度作為自然的、永恒的東西接受下來的理論，它以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為宗旨。它在對歷史事件加以解釋時，以為與操縱物理自然過程相似，都要求積累一大批知識，甚至是一套經過整理的假說提供的知識。由于積累知識的需要，理論的概念總會被絕對化，變成了具體化的意識形態范疇，而理論的批判功能卻因此與它絕緣了。傳統理論的理論活動特點“不管是象在歷史學和其他具體的描述性學科里那樣，問題在于綜合大量資料并獲得普遍規律，學者特有的主動性(即理論活動)都是接受、改造實際知識，使它合理化。”[1]因而傳統理論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有著修補功能，善于發現現存社會枝葉上的不和諧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現存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卻被作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為檢驗和排斥任何新產生的不諧和因素的標準。

霍克海姆認為，與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獨立于現存社會制度之外，把現存社會制度理解為一個系統的過程。在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批判中破壞一切既定的、事實的東西，證實它們的不真實性，從而加以否定。他說：“批判理論關注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會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現存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絕承認現存社會結構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適宜的和富有價值的因素。批判理論從具體的、現實的、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出發，去認識他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所遭受的異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文化意識形態危機，尋找個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論拒斥對社會歷史作抽象的、邏輯的探討，要求具體地分析社會歷史的現實狀況和發展進程，它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主體-客體統一的和運動著的總體。

因此，批判理論超越一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一種現實的、具體的人的立場和政治實踐，它除了對廢除社會不公正感興趣之外，再無其它要求。也就是說，批判理論是從屬于反對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斗爭的，是這個斗爭的產物和一部分，它自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是獨立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對這個社會展開批判的。

二、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霍克海姆認為社會批判理論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論懷疑既定的社會存在是現實的人的先決條件。

霍克海姆說，盡管批判理論“產生于社會結構，但它的目的卻不是幫助這個社會結構的任一要素更好地運行；不管從它的主觀意圖還是從其客觀意義來說，都是如此。相反，當較好的、有用的、恰當的、生產性的和有價值的范疇被人們在現存社會秩序中加以理解時，它懷疑它們，并拒絕承認它們是我們對之無能為力的非科學的先決條件。”[3]因為，“在采取了批判態度的人看來，現存社會整體的兩面性是一個有意識的對立。他們認為現存經濟形式及由此產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又是人類目前能夠并且已經給自己提供的組織的產物。因此，他們認同于這個整體，并認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這個整體是他們自己的世界。同時，他們也感受到，社會可以與非人的自然過程、可以與純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擬，因為由戰爭和壓迫支撐著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個統一的自覺的意志的創造物。這個世界不是他們自己的世界，而是資本的世界。”[4]

批判理論之所以認同現存世界的整體，其目的正在于否定這個整體。因為這個整體無非是由勞動分工和階級劃分構成的社會結構，無非是由個人活動之間的盲目作用決定的，一旦批判理論使個人活動從盲目性之中擺脫出來，納入有計劃的范疇，就能夠實現對這個社會結構整體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不同。

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在一種“確定的框架”中活動，他與既有社 會是統一的。批判理論則不同，它是一種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論的主體“‘作為’科學家，學術專家把社會現實及其產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東西”，但他的目的則在于“試圖消除個人目的性、主動性、合理性與那些社會建立于其上的勞動過程關系之間的對立”，“期待一種新型的勞動組織”，把知覺給予的客觀實在“認作是原則上應該由人類控制的產物、或至少在將來會實際上由人類控制的產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個人的功能，也不是個人的總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體是處在與其他個人和群體的真實關系之中的、與某個階級相沖突的、因而是處在與社會整體和與自然的關系，網絡中的特定個人。這種主體與資產階級哲學中的自我不一樣，他不是一個數學點；他的活動構成了當前社會。”[6]

再次，批判理論的唯一功能就是變革社會。

霍克海姆認為，批判理論超越于階級利益而不受這種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態度的人“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對具體歷史狀態的表達，而且還是促進變革的力量。”[7]批判理論不準備系統闡述某個階級的感情和觀念，它是與那些要求替無產階級代言的理論不同的。同樣，批判理論與一切資產階級學說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它“不會為既存的現實服務，而只能吐露那個現實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環節上可能發現的荒謬和錯誤有多么不可辯駁，不管那種可能表明是復仇行為的錯誤有多么多，批判理論事業的總趨向是不接受所謂人類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論并不寄希望于財產關系的變革和新的社會合作方式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增長，而是謀求社會性質的變革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對于持批判態度的人，“他的職業就是斗爭”，通過他的斗爭實現社會的根本變革。由于批判理論具有超越于階級利益和超越于現實社會的性質，所以，它徹底變革社會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論的目標是徹底消除現存社會的非正義和追求未來社會的合理狀態。

霍克海姆說：“批判理論追求的目標-社會的合理狀態，是由現存的苦難強加給它的。”[9]現存的苦難是批判理論的動力和源泉，因為現存的苦難能夠促使人們要求建立起一個合理社會的趨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為偶然地認識到自己的東西。同樣，正是現存的苦難把追求未來合理狀態的努力放置在對現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論看來，對現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當代社會轉化為一種正義社會的活動。對于批判理論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遠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動態統一，它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對具體的歷史狀況的表達，而且旨在促進社會變革。所以，批判理論是一種超越現在的現實，它關于消除社會分裂和非理性狀態的見解，它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在其批判中不斷地得到更新。

在法蘭克福學派以后的成長過程中，霍克海姆對批判理論作出的上述規定得到了證實。馬爾庫塞、弗洛姆，甚至哈貝馬斯都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方面表現非凡的人物。他們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單面性”的指責，對晚期資本主義國家合法性的懷疑都體現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這種批判遠非是積極的，因為它把現實的社會存在與現實的人割裂開來，把批判的主體限制在獨立于現實社會之外的少數科學家、學術專家之列，試圖超越一切階級，用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來取代革命階級的價值評判，所以，它走上了絕對懷疑論的道路。它不僅懷疑現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對自身的存在也產生懷疑。在這種絕對懷疑的前提下，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也必然會在“不斷超越”的要求中化為烏有。

三、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

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以“否定的辯證法”作為其哲學基礎的。

早在1941年，馬爾庫塞在其《理性與革命》這部專門探討黑格爾主義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論敏覺嗅到了否定的辯證法的思想，試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提供“否定的”哲學基礎。1947年，霍克海姆與阿多爾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出版，標志著他們親手建立起來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否定的辯證法已初具體系的雛型。1966年，阿多爾諾發表了《否定的辯證法》這部專門著作，從而使否定的辯證法理論得到了系統而全面的闡述。

在《理性與革命》中，馬爾庫塞極力去發現“批判的黑格爾”，他不僅在早期黑格爾那里發現了作為政治學范疇的國家整體和作為倫理范疇的文化整體的否定內涵，而且，通過對黑格爾邏輯體系的考察，把握客體、主體、實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疇所標示的否定統一體；通過對黑格爾精神哲學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換關系整體、法律制度整體對個體的否定，并進一步超越這種否定，從未來的意義上理解被黑格爾規定為普魯士現實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統一起來的自由個體的聯合”。馬爾庫塞甚至干脆把黑格爾哲學稱作“否定的哲學”。

在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邏輯學”、“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分篇考察中，馬爾庫塞繼續探求可供社會批判理論汲取的質料。馬爾庫塞認為，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自我意識必然證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對立的兩個領域，一個領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勞動，以至于勞動限定了他的整個存在；另一個領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擁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由于這種擁有和占有而使其成為主人。”[10]由于這兩個領域的存在，自我意識就只能從其“對立”的意識中獲得自由。因為，作為客體的整體束縛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維的領域，進入自我意識完全實現了自己的世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對現實持積極的“否定態度”。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積極的“否定態度”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所正在身體力行的。

“否定的辯證法”這個詞是由阿多爾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中提出來的，它是社會批判理論徹底反傳統的標志。就如阿多爾諾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話中所指出的：“否定辯證法是一個蔑視傳統的詞組。”

辯證法這個概念已經蘊含著否定的含義，即通過否定達到肯定，馬爾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也已極力證明“否定性”是辯證法的基本特征。阿多爾諾認為僅僅去發掘辯證法的否定內涵還不夠，必須在“辯證法”之前冠以“否定的”這一定語，才能更徹底地突出辯證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會批判理論的絕對否定性。因為，在社會批判理論這里，否定就意味著批判、革命。既然他們從不準備在現實社會中發現物質革命的主體，去完成物質的行動，而僅僅期望通過自己的理論批判去實現社會變革，那么在他們理論的旗幟上寫上“否定的”一詞，也許能起到驚世駭俗的作用。

阿多爾諾認為，辯證法是一種尊重客觀事實的思維方式，是關于社會和自然的對抗的普遍解釋原則。當然，作為普遍解釋原則的辯證法決不停留在對表層的解釋上，而是要求對現實的內在聯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辯證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爾諾認為，否定的辯證法正是從這一點開始了它的思維進程的。否定的辯證法的任務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稱性，在事物之中體驗這種不相稱性。”否定的“辯證法不必害怕被指責為不管事物的對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堅持客觀的、對抗的固定觀念。在未平息的總體中，任何個別的事物都是不平靜的。”因為，“辯證法傾向于不同一的東西。”[11]

阿多爾諾所理解的辯證法只有一個原則，即絕對的否定，他說：“被否定的東西直到消亡之時都是否定的”。不過，阿多爾諾一再聲明，這種絕對否定的辯證法決不進行抽象的否定，而是進行現實的否定，即堅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認可的現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會意味著肯定，他說：“否定之否定并不會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證明這種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認為否定之否定能夠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話，那只能是一種一開始就從肯定性出發的唯心主義幻想。

“否定的辯證法”是“社會批判”的哲學表述。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中，阿多爾諾表明了一種思想傾向，即對一切現實的和有可能成為現實的東西的作出絕對的否定。當然，對于社會批判理論來說，一切現實的存在無非是傳統的凝結，對現實的批判也就意味著與傳統的徹底決裂。因為，在他們眼中，現實存在著一切，無論是觀念形態還是物質形態的東西，都已經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桎梏，人類的未來必須以現實的一切徹底毀滅的前提下。這無疑是一種激烈的歷史虛無 主義，是對社會革命一詞的誤解。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歷史的延續，不僅人的現實存在必須不斷地從傳統的存在中汲取其精華，而且，關于人類社會未來的設計也需要以傳統的存在為前提。所以，面對傳統必須作出理性的抉擇。

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進和發展的環節，社會的進步正是通過否定之否定來實現的。而社會批判理論則把否定看成是絕對的東西，認為現實和未來之間是絕對對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現實的所謂未來，只能是虛幻的、不具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的烏托邦。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行政學系

注:

[1] [2] [3] [4] [5] [6] [7] [8] [9]霍克海姆:《批判理論》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頁,第235頁,第198頁,第198-199頁,第200頁,第201頁,第205頁,第206頁,第206頁。

[10]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頁。

第9篇：政治哲學辯證法范文

今天，幾乎整個人類都浸泡在經濟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開始枯萎，哲學成了不合時宜的“文物”。所以，“批判”這個帶有濃重理性色彩的詞語幾乎被人們忘卻，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感性地體驗著“競爭”的樂趣。但是，在近現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詞曾經紅火過，在今天回憶起這個詞語，或許能夠獲得些微的學術樂趣。因為一個無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時代，可能恰恰是從激烈的批判時代衍生而來的。象法蘭克福學派這樣的批判理論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揀起批判的“眼鏡”呢？

我們知道，在德國哲學家眼中，“批判”一詞是倍受青睞的。自從康德用“三大批判”構建起哲學大廈以來，批判就成了哲學家手中的法寶。在黑格爾哲學解體的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曾使批判泛濫過。在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再一次濫用批判，把哲學批判發展到頂點，以致于再也無路可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批判的終結，因為，這種批判對現實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絕對否定，使哲學不再是人類的理性，而完全成為哲學家憤世嫉俗的牢騷。

一、把“批判”寫在旗幟上

法蘭克福學派是由眾多理論家組成的一個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們在社會批判理論的旗幟下聚攏在一起。

社會批判理論對現存社會進行的激烈批判涵蓋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們都難以望其項背。具體地說，社會批判理論是一種致力于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要求在總體上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全面把握社會發展的泉源。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運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現成結論去度量現代資本主義，到把與弗洛伊德主義等現代西方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再到最終形成一套獨立的社會批判規范和方法為止，法蘭克福學派在的名義下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盡管遠非徹底但卻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蘭克福學派奠基時期，霍克海姆在題為《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這篇社會批判理論的綱領性宣言中，就提出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以堅決的批判，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正義、人道的社會。霍克海姆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而批判的時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論就是適應批判的時代要求的批判理論。

在霍克海姆看來，傳統理論是產生于現存社會制度并把現存社會制度作為自然的、永恒的東西接受下來的理論，它以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為宗旨。它在對歷史事件加以解釋時，以為與操縱物理自然過程相似，都要求積累一大批知識，甚至是一套經過整理的假說提供的知識。由于積累知識的需要，理論的概念總會被絕對化，變成了具體化的意識形態范疇，而理論的批判功能卻因此與它絕緣了。傳統理論的理論活動特點“不管是象在歷史學和其他具體的描述性學科里那樣，問題在于綜合大量資料并獲得普遍規律，學者特有的主動性(即理論活動)都是接受、改造實際知識，使它合理化。”[1]因而傳統理論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有著修補功能，善于發現現存社會枝葉上的不和諧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現存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卻被作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為檢驗和排斥任何新產生的不諧和因素的標準。

霍克海姆認為，與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獨立于現存社會制度之外，把現存社會制度理解為一個系統的過程。在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批判中破壞一切既定的、事實的東西，證實它們的不真實性，從而加以否定。他說：“批判理論關注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會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現存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絕承認現存社會結構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適宜的和富有價值的因素。批判理論從具體的、現實的、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出發，去認識他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所遭受的異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文化意識形態危機，尋找個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論拒斥對社會歷史作抽象的、邏輯的探討，要求具體地分析社會歷史的現實狀況和發展進程，它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主體-客體統一的和運動著的總體。

因此，批判理論超越一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一種現實的、具體的人的立場和政治實踐，它除了對廢除社會不公正感興趣之外，再無其它要求。也就是說，批判理論是從屬于反對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斗爭的，是這個斗爭的產物和一部分，它自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是獨立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對這個社會展開批判的。

二、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霍克海姆認為社會批判理論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論懷疑既定的社會存在是現實的人的先決條件。

霍克海姆說，盡管批判理論“產生于社會結構，但它的目的卻不是幫助這個社會結構的任一要素更好地運行；不管從它的主觀意圖還是從其客觀意義來說，都是如此。相反，當較好的、有用的、恰當的、生產性的和有價值的范疇被人們在現存社會秩序中加以理解時，它懷疑它們，并拒絕承認它們是我們對之無能為力的非科學的先決條件。”[3]因為，“在采取了批判態度的人看來，現存社會整體的兩面性是一個有意識的對立。他們認為現存經濟形式及由此產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又是人類目前能夠并且已經給自己提供的組織的產物。因此，他們認同于這個整體，并認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這個整體是他們自己的世界。同時，他們也感受到，社會可以與非人的自然過程、可以與純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擬，因為由戰爭和壓迫支撐著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個統一的自覺的意志的創造物。這個世界不是他們自己的世界，而是資本的世界。”[4]

批判理論之所以認同現存世界的整體，其目的正在于否定這個整體。因為這個整體無非是由勞動分工和階級劃分構成的社會結構，無非是由個人活動之間的盲目作用決定的，一旦批判理論使個人活動從盲目性之中擺脫出來，納入有計劃的范疇，就能夠實現對這個社會結構整體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不同。

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在一種“確定的框架”中活動，他與既有社會是統一的。批判理論則不同，它是一種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論的主體“‘作為’科學家，學術專家把社會現實及其產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東西”，但他的目的則在于“試圖消除個人目的性、主動性、合理性與那些社會建立于其上的勞動過程關系之間的對立”，“期待一種新型的勞動組織”，把知覺給予的客觀實在“認作是原則上應該由人類控制的產物、或至少在將來會實際上由人類控制的產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個人的功能，也不是個人的總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體是處在與其他個人和群體的真實關系之中的、與某個階級相沖突的、因而是處在與社會整體和與自然的關系，網絡中的特定個人。這種主體與資產階級哲學中的自我不一樣，他不是一個數學點；他的活動構成了當前社會。”[6]

再次，批判理論的唯一功能就是變革社會。

霍克海姆認為，批判理論超越于階級利益而不受這種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態度的人“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對具體歷史狀態的表達，而且還是促進變革的力量。”[7]批判理論不準備系統闡述某個階級的感情和觀念，它是與那些要求替無產階級代言的理論不同的。同樣，批判理論與一切資產階級學說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它“不會為既存的現實服務，而只能吐露那個現實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環節上可能發現的荒謬和錯誤有多么不可辯駁，不管那種可能表明是復仇行為的錯誤有多么多，批判理論事業的總趨向是不接受所謂人類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論并不寄希望于財產關系的變革和新的社會合作方式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增長，而是謀求社會性質的變革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對于持批判態度的人，“他的職業就是斗爭”，通過他的斗爭實現社會的根本變革。由于批判理論具有超越于階級利益和超越于現實社會的性質，所以，它徹底變革社會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論的目標是徹底消除現存社會的非正義和追求未來社會的合理狀態。

霍克海姆說：“批判理論追求的目標-社會的合理狀態，是由現存的苦難強加給它的。”[9]現存的苦難是批判理論的動力和源泉，因為現存的苦難能夠促使人們要求建立起一個合理社會的趨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為偶然地認識到自己的東西。同樣，正是現存的苦難把追求未來合理狀態的努力放置在對現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論看來，對現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當代社會轉化為一種正義社會的活動。對于批判理論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遠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動態統一，它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對具體的歷史狀況的表達，而且旨在促進社會變革。所以，批判理論是一種超越現在的現實，它關于消除社會分裂和非理性狀態的見解，它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在其批判中不斷地得到更新。

在法蘭克福學派以后的成長過程中，霍克海姆對批判理論作出的上述規定得到了證實。馬爾庫塞、弗洛姆，甚至哈貝馬斯都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方面表現非凡的人物。他們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單面性”的指責，對晚期資本主義國家合法性的懷疑都體現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這種批判遠非是積極的，因為它把現實的社會存在與現實的人割裂開來，把批判的主體限制在獨立于現實社會之外的少數科學家、學術專家之列，試圖超越一切階級，用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來取代革命階級的價值評判，所以，它走上了絕對懷疑論的道路。它不僅懷疑現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對自身的存在也產生懷疑。在這種絕對懷疑的前提下，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也必然會在“不斷超越”的要求中化為烏有。

三、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

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以“否定的辯證法”作為其哲學基礎的。

早在1941年，馬爾庫塞在其《理性與革命》這部專門探討黑格爾主義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論敏覺嗅到了否定的辯證法的思想，試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提供“否定的”哲學基礎。1947年，霍克海姆與阿多爾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出版，標志著他們親手建立起來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否定的辯證法已初具體系的雛型。1966年，阿多爾諾發表了《否定的辯證法》這部專門著作，從而使否定的辯證法理論得到了系統而全面的闡述。

在《理性與革命》中，馬爾庫塞極力去發現“批判的黑格爾”，他不僅在早期黑格爾那里發現了作為政治學范疇的國家整體和作為倫理范疇的文化整體的否定內涵，而且，通過對黑格爾邏輯體系的考察，把握客體、主體、實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疇所標示的否定統一體；通過對黑格爾精神哲學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換關系整體、法律制度整體對個體的否定，并進一步超越這種否定，從未來的意義上理解被黑格爾規定為普魯士現實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統一起來的自由個體的聯合”。馬爾庫塞甚至干脆把黑格爾哲學稱作“否定的哲學”。

在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邏輯學”、“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分篇考察中，馬爾庫塞繼續探求可供社會批判理論汲取的質料。馬爾庫塞認為，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自我意識必然證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對立的兩個領域，一個領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勞動，以至于勞動限定了他的整個存在；另一個領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擁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由于這種擁有和占有而使其成為主人。”[10]由于這兩個領域的存在，自我意識就只能從其“對立”的意識中獲得自由。因為，作為客體的整體束縛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維的領域，進入自我意識完全實現了自己的世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對現實持積極的“否定態度”。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積極的“否定態度”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所正在身體力行的。

“否定的辯證法”這個詞是由阿多爾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中提出來的，它是社會批判理論徹底反傳統的標志。就如阿多爾諾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話中所指出的：“否定辯證法是一個蔑視傳統的詞組。”

辯證法這個概念已經蘊含著否定的含義，即通過否定達到肯定，馬爾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也已極力證明“否定性”是辯證法的基本特征。阿多爾諾認為僅僅去發掘辯證法的否定內涵還不夠，必須在“辯證法”之前冠以“否定的”這一定語，才能更徹底地突出辯證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會批判理論的絕對否定性。因為，在社會批判理論這里，否定就意味著批判、革命。既然他們從不準備在現實社會中發現物質革命的主體，去完成物質的行動，而僅僅期望通過自己的理論批判去實現社會變革，那么在他們理論的旗幟上寫上“否定的”一詞，也許能起到驚世駭俗的作用。

阿多爾諾認為，辯證法是一種尊重客觀事實的思維方式，是關于社會和自然的對抗的普遍解釋原則。當然，作為普遍解釋原則的辯證法決不停留在對表層的解釋上，而是要求對現實的內在聯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辯證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爾諾認為，否定的辯證法正是從這一點開始了它的思維進程的。否定的辯證法的任務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稱性，在事物之中體驗這種不相稱性。”否定的“辯證法不必害怕被指責為不管事物的對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堅持客觀的、對抗的固定觀念。在未平息的總體中，任何個別的事物都是不平靜的。”因為，“辯證法傾向于不同一的東西。”[11]

阿多爾諾所理解的辯證法只有一個原則，即絕對的否定，他說：“被否定的東西直到消亡之時都是否定的”。不過，阿多爾諾一再聲明，這種絕對否定的辯證法決不進行抽象的否定，而是進行現實的否定，即堅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認可的現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會意味著肯定，他說：“否定之否定并不會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證明這種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認為否定之否定能夠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話，那只能是一種一開始就從肯定性出發的唯心主義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