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哲學基礎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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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進入20世紀后，由于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性，使數學家致力探索事物內外在聯系和相互作用，從而在數學各分支的基礎研究方面取得若干成果.借助勒貝格測度及一般抽象測度的積分理論，1933年蘇聯科學家柯爾莫戈洛夫提出了概率論的公理化結構.可見概率論從產生之日起，就不斷積累、抽象，概括升華到理論，在實踐中去偽存真.當成果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還進一步追求哲學基礎與原始概念分析的深化與歸納邏輯的完美.概率論與科學哲學的關系本文以唯物辯證法為主要理論基礎，闡述概率理論與科學哲學的方法論和本體論兩方面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關系.概率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包括類比和歸納思維等.概率論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具備歸納思維.在文藝復興以前，占主導地位的推理思維是演繹思維，歸納思維是不受重視的.從重演繹到重歸納是一場思想革命.哲學史上對其貢獻最大的是英國的培根，在其巨著《新工具》中大力提倡歸納法.歸納法雖然是與演繹法同時存在的邏輯方式，與演繹思維不同，歸納思維使人們更有可能把看似無序、偶然性現象與自然界的有序、必然性現象聯系起來，而概率論反映的就是從大量隨機現象中抽象出來的穩定的規律性.在這種思維方式下所產生的研究方法使人們理想當中的穩定的規律性在技術上成為可能.概率哲學的本體論問題包括必然性與偶然性、隨機現象和統計規律的客觀性等.事物的發展過程，既受必然性的支配又受偶然性的影響，認為只要無限制地增加和控制條件，偶然性就不復存在的觀點是錯誤的.概率論所研究的是隨機現象的統計規律，而概率哲學思想是揭示隱藏在偶然性內部的客觀規律.隨機性也是自然界運行的一種模式，深入研究隨機現象的統計規律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運行的規律，因此對概率論隨機現象的研究具有很大的認識論價值.關于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界限是否存在以及隨機性本質這個哲學基本問題至今仍是概率哲學家的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在哲學領域，構建概率論理論體系的方法也直接影響和促進了科學哲學本體論和方法論的發展.19世紀著名的物理學家開爾文(Kelvin)勛爵說過:“數學是唯一有用的形而上學”，數學在哲學領域里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可見一斑.由于概率論所取得的成就超乎人們想象，使哲學不得不對長期以來形成的思想體系進行重新認識，并且借助于概率論的成果重建新的解釋體系，使科學哲學范圍得到了驚人的擴展.因此應當大力倡導把科學哲學與概率論看作協同發展的系統.
創新性思維是超越一般思維的“高級思維”，本文介紹教師如何講解概率論才能啟發學生創新思維.數學家賽爾伯格說：“數學的內容一定要重新斟酌.應該增加一些涉及如何發現并令人振奮的內容.”在備課過程中會發現，許多對概率論的產生和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科學家都是廣泛涉獵的雜家，既是數學家又是經濟學家，或是物理學家的都不足為奇，如拉普拉斯是數學家、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然而，有的學者既是數學家又是哲學家，如帕斯卡除對概率論做出突出貢獻外，還是有名的哲學家，寫過哲學名著《思想錄》；伯努利不但是數學家，還獲得過藝術碩士和神學碩士學位.這說明看似是兩個文理不同的方向，事實上是緊密聯系的.各門學科都是相通的，甚至是文理科也是如此，教學中對此適時做簡單介紹，引導學生廣泛學習，重視各個學科的融合，為創新思維提供參考素材.歸納思維是從大量的事物和現象中抽象出共性和本質的東西.拉普拉斯說：“分析和自然哲學中許多重大的發現，都歸功于歸納方法.”例如，伯努利大數定律表明:大量重復做某試驗，某隨機事件的頻率將在某數值附近波動，且隨著試驗次數的增加，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穩定在一個定值附近.即：設nA是n重伯努利試驗中事件A發生的次數，p是事件A在每次試驗中發生的概率，則對于任意正數ε>0，有（式略）這一定理不僅給出概率的統計定義，還推動了概率極限理論的發展.大數定律體現了哲學上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統一.在概率論教學中應啟發學生偶然與必然相統一的辨證思維和歸納思維.即以隨機數學原理解釋客觀世界存在的偶然現象，改變過去確定性的、唯一性的思維定勢，完善簡單化、經驗化的思維方式，從根本上拓寬思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還應啟發學生主客觀相統一的思維.例如在介紹事件的獨立性時，除了用概念P（AB）＝P（A）P（B）外，還有條件概率P（A/B）＝P（A）也就是說，事件B是否發生對事件A沒有影響，這是數學語言的客觀描述，而在實際中，我們在判斷兩事件是否獨立時，主要是通過主觀上判斷兩事件是否存在某種聯系，是否相互影響.在教學中突出哲學思想對科學研究的影響，及時進行哲學反思，才會給學生更深刻的啟迪，而不是單獨開一門數學史的課去了解.筆者認為這是創新教學很重要的環節，而現有概率論教材往往都忽略了這一點.
概率論的哲學思想和歸納方法對指導我們的生活有重要意義，學生通過了解這門課不斷演變的的思想方法對解決實際問題的思路有了新的認識.雖然對于概率論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但是隨著工作的不斷進步，更為詳實的歷史描述和全面的專題分析還有待將來去完成：（1）概率論發展的文化、哲學方面的深入研究；（2）如何有效啟迪學生的創新思維，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開發學生的創新潛能的研究；（3）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的課程重建。
作者：李靜 單位：德州學院數學系
第2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2.對兩種范式的界定
所謂“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范式是指譯文把原文本的作者意圖和價值觀放在翻譯活動的中心位置，主張文本含義為原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賦予,以忠實反映原文本歷史上的內容、含義和特質為首要任務。“相關性”一詞在后現代的文化學和翻譯學研究中都有學者使用，但在翻譯領域，尤其是在典籍英譯領域尚未有人將其用來界定為一種范式。這里所謂“相關性”翻譯范式，是指翻譯活動超越對文本本義的興趣，轉向關注一個文本可能產生的意義范圍。
3.“以文本為中心”辯
中國哲學典籍翻譯應該以文本為中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必然。
3.1哲學典籍的歷史功舷使然
眾所周知，那些偉大的、杰出的藝術品被稱為“經典作品”，而它們的作者則被稱為經典作家、思想偉人。我國傳統哲學發展史中“經學”更是典型的“經典崇拜”，甚至到了唯經是從，唯經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說法，“圣人千言萬語，只是說個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于書。……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仔細求索之耳。”(朱熹，1986:187-188)在經學家眼中，圣人的言論可以說句句都是真理，經典中不可能存在謬誤，所謂“圣人說話，磨棱合縫，盛水不漏”(同上：431)。因此，對經典應“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則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同上：433)。為了準確理解經典的“微言大義”，注解經典的“訓傳之書”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后代學者注解經典的各種“傳”、“注”，逐漸也成為歷史上的經典。人們認為道之在經，盡列其中。無論是元典還是元典派生出來的經典，被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千古傳頌，因為這些經典有其固定的意義和營養供人們汲取和吸收。所以，懷著敬畏之心、認認真真地從文本中挖掘精奧義理。如羅欽順所說，“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個身心入在圣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936:25)無論古代學者是在考證元典的詞義還是在闡釋義理，無論意在還原原義，還是在發明新意，他們的著作均構成了我們面前的經典，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這種典籍的譯文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
1)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民族文化身份維護者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構成要素是中國傳統文化，而中國典籍，尤其是中國傳統哲學典籍，是這一文化傳統和精神的文本型固化和凝結。
2)為了更好地參與文化競爭，使中華民族文化成為多元文化之一，就必須凸現民族文化的特色，包括原汁原味地翻譯出版中國傳統典籍。有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是一種西方的強勢文化向世界其它地區擴張的過程，且在不同地區已經產生不容忽視的結果，比如不少群族已經有文化上的無家可歸之感和文化認同危機。這種情況無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強力擠壓下，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必然結果。提倡全球文化多元化，實質上，就是提倡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實際上就是把有鮮明中國特色和中國個性的文化介紹到世界上去，保護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國文化在世界上被湮沒。我們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不排斥外來的優秀文化，事實上，縱觀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正是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但我們必須堅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差異性，才能實現多樣性。
3)具有正本清源，向世界呈現真正的中國哲學思想的義務和責任。我們知道，西方相當一部分哲學家不承認中國有哲學，所以，前幾年中國哲學界也相當熱烈地討論起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這看似荒唐可笑，但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背后蘊藏著深刻復雜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認同。西方不少哲學家多多少少有西方中心主義的情結，認為發源西方的哲學才是哲學，之外的任何哲學都不是哲學。在他們看來，哲學僅僅誕生于古希臘，任何被稱作哲學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學的東西都不算是真正的哲學。上起黑格爾，下到當代的德里達就是這樣。他們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沒有形而上學體系，充其量算是一種宗教。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講義》中認為中國文化代表歷史的幼年時期，僅表現出實體性而尚未進入主體性，換言之，根本尚未進入反省的階段。他甚至輕蔑地說：“中國民族的性格之特點是：凡是屬于精神的東西——資源的倫理、道德、心靈、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均遠離他們。”(Hegel,1969:174)他雖然未提及哲學，但顯然認為中國人不可能擁有哲學，因為哲學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現。因為他始終相信“依本義而言的哲學始于西方。”(同上：121)孟德斯鳩是一位更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者，認為西方以外的文化只能是陪襯，只能納入西方學術框架，用以說明西方文化的先進和正確。
4)具有使中國哲學走向世界，為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提供資源的作用。眾所周知，中國文化中，最重要、最能彰顯文化力量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核心要素：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例如“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義。西方啟蒙運動正是吸收了希臘和中國文化的人本主義，才形成西方的人本主義。中國文化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內省、尚中貴和、崇尚禮儀、強調秩序的社會和諧等思想均是當今世界急需且易于接受和吸收的思想資源。而這些精神均是在中國傳統哲學典籍中體現的。更根本的是通過哲學典籍的翻譯，使其他群族了解中華民族的思維主體性。任何具有自己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維方式或思維主體性。失去這個主體性，思維一旦被西化，中國就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當然也就無所謂擁有國家文化軟實力。思維的成熟度是衡量一種文化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志。
鑒于此，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性質應該是：維護民族文化身份，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建構全球文化多樣性，促進世界各種文化平等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跨文化傳播與交流活動。
作為譯者，我們的任務則是根據經典的歷史功能、特征、性質，還原歷史，譯出經典的原義，從根本上向世界傳播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而做到這一點，白根到底，我們的翻譯活動理所當然應該以文本為中心。
3.2大本的客觀意義使然
我們知道，在當代，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范式不斷地遭到質疑和挑戰。其影響來自西方哲學和文化學，尤其是主觀哲學闡釋學、解構主義哲學和文化學的“相關性”研究范式的影響。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認為，一個文本并非釋放了一個唯一“神圣的”意義，而是一個多維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各種各樣的思想共存。文本的意義乃是讀者解釋的結果，而不是作者意圖的產物，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語言符號可以從多角度進行解釋。文本的生命在于閱讀，讀者的誕生不得不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作者之死”讓讀者誕生，使讀者能進入被作者所禁閉的文本空間，讀者對于文本意義的生產具有參與權，甚至“生命”決定權。他們強調作者不是一個個體，而是由特定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歷史環境所限定的一個概念。主觀闡釋學認為，人決不會生活于真空中，在他具有自我意識或反思意識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因此，他不是從虛無開始理解和解釋的。他的文化背景、社會背景、傳統觀念、風俗習慣，他那個時代的知識水平、精神和思想狀況、物質條件、他所從屬的民族的心理結構等等，是他一旦存在于世即已具有并注定為他所有的東西，是自始至終都在影響他、形成他的東西，這就是所謂“前有”、“成見”、“前判斷體系”。不同的“視域”對應于不同的“前有”、“成見”、“前判斷體系”。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東西固然都有各自的視域，但理解并不是拋棄自己的視域而置身于異己的視域。理解一開始，理解者的視域就進入他要理解的那個視域，隨著理解的進展，不斷地擴大、拓寬和豐富自己。我們的視域是同過去的視域相接觸而不斷形成的，這個過程也就是我們的視域與傳統視域不斷融合的過程，伽達默爾稱之為“視域融合”。“只要我們不斷地檢驗我們的所有前見，那么，現在視域就是在不斷形成的過程中被把握的。這種檢驗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與過去的接觸，以及對我們由之而來的那種傳統的理解。所以，如果沒有過去，現在視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沒有一種我們誤認為有的歷史視域一樣，也根本沒有一種自為的現在視域。理解其實總是這樣一些被誤認為是獨自存在的視域的融合過程”。
對于伽達默爾而言，所有解釋都取決于具體語境，由特定文化的那些具體歷史相對性標準所形成并受其制約的，并無所謂可能“如其所是”地認識文本。一切闡釋都是生產性的;理解總是“別有所解”(understandingotherwise)，亦即去實現文本中新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意義從未被其作者的意圖所窮盡;當一部作品從一種文化與歷史語境傳遞到另一種文化與歷史語境中時，人們可能會從作品中演繹出新的意義，而這些意義也許從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時代的讀者預見到。
中國古代的經學研究，尤其是“今文經學”和“宋明理學”的研究基本上符合這種方法。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說中國哲學具有強闡釋學的特征。馮友蘭先生曾一針見血地以西方君主立憲制下被架空了的“君主”與握有實權的“內閣總理”，來比喻《四書》原著與朱注《四書》之間的巨大差別。他說，在朱熹注釋的《四書》變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舉考試的必讀教材后，“一般的知識分子都讀儒家的經典，實際上只是讀《四書》，對于《四書》的了解實際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現在西方的君主立憲國家，君主被架空了，實權在于內閣總理。在元、明、清時代，孔丘雖然還是被尊稱為‘至圣先師’，但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內閣總理’，一般人都尊稱他為朱子。”
然而，有一點我們務必清楚，不管是西方的闡釋學，還是中國古代的義理性經學，盡管它們采用“相關性”研究范式，盡管西方闡釋學和解構主義中較激進的學者從某種觀點出發否定文本含義的相對客觀性，但文本含義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中國義理性闡釋經學學者從未否定過元典和早期經典的客觀含義，如朱熹等。他們的普遍做法是繼承性發展。另一方靣，西方相當一部分，或者說大部分學者在肯定“相關性”研究范式的同時，并不否定文本含義的客觀性。他們并不贊成“作者原意”對于理解而言沒有任何意義的觀點，不贊成本體論途釋學和解構主義把作者和原文本邊緣化的觀點。美國途釋學家、文藝理論批評家E.D.赫施(EricDonaldHirsch)等就力圖接續和張揚施萊爾馬赫(FriedrichErnstDaniel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WilhelmDilthey)的認識論詮釋學理論。赫施在其途釋學的代表作《解釋的有效性》in中明確提出了“捍衛作者”的號，重新把追尋“作者意圖”和“文本含義”作為理解和解釋的基本目標，并站在客觀主義的立場上重申了理解和解釋的客觀性和有效性問題，倡導了一種新方法論詮釋學。
3.3文本的重要性使然
紐馬克(PeterNewmark)在其主要著作之一Arexrfwo*o/7>*ans/ario/i中提出了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的理論，被認為是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語義翻譯指在譯入語語義和句法結構允許的前提下，盡可能準確地再現原文的上下文意義，而交際翻譯指譯作對譯文讀者產生的效果盡量等同于原作對原文讀者產生的效果。”(廖七一，2000:180)紐馬克認為語義翻譯比較客觀準確，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文本的文化特色和原作者的創作意圖。而交際翻譯較主觀，多注意譯文讀者的反應，甚至用譯語文化代替源語文本的文化，即我們平時說的把源語文化歸化到譯語文化。因而，原文本越是重要就越是應該采用語義翻譯的策略。無疑，紐馬克是正確的。按照本文的觀點，語義翻譯就是“以文本為中心”，而交際翻譯則相當于“相關性”翻譯。
如前面所述，中國哲學典籍文本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本，采用“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策略顯然應該是首選。
當然，有“首選”就意味著還有其他選擇。猶如說任何譯文都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忠實一樣，如果從各個層面苛求，百分之百地做到以文本為中心的譯文，即百分之百忠實的譯文也是屈指可數的。況且，時代不同、讀者層次不同、要求不同、文化傳播的策略不同，相關性譯文同樣具有積極意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效果更好。因此，本研究并非排斥相關性譯文，但從經典的性質和功能等特定的層面考慮，以文本為中心的譯文不但是首選，而且是歷史的最終選擇。
4.結語
第3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關鍵詞】醫學哲學;醫學哲學思想史;醫學人文精神
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時期。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得到長足的發展，當時盛行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產生深刻的影響。中醫學將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引入中醫學，與中醫學自身固有的理論和經驗相融合，以說明人體的形態結構、生命過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機、診斷和治療。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與中醫學固有理論和知識相融合的獨特醫學理論體系。挖掘和研究傳統醫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國現代醫學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1《易經》、《黃帝內經》為中醫學的形成奠定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形成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有理論準備和積淀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春秋時期的扁鵲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醫”為“六不治”之一，標志巫醫相混的時代結束，不科學的巫術開始從醫學剝離出去。古人還認為疾病產生于人類“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飲食伺釁，成腸胃之眚，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1]。還認為“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云瑞名官，窮診候之術”[1]，才有了中醫中藥。“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圣道，則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農、黃帝的書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許多醫學史書籍也都普遍認為“醫之始，本岐黃。靈樞作，素問詳。難經出，更洋洋”[3]。而《黃帝內經》問世前，醫學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當醫生，許多文獻所談都過于粗疏。筆者認為在這個時期奠定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來自于“六經”之一的《易經》，其充當醫生的人也多來自于早期“儒”的社會職業之中。
“六經”之一的《易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哲學內容，如陰陽學說、天人合一的理論等，而且在思維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醫學的基礎。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這一醫學的行為上則更為重要。例如：在思維模式上，《易經》提出了"形而上為之道，形而下為之器"的道器論，在由“器”(物)升華為“道”(意)的過程中，《易經》主張要經過“觀物取像”、“立像盡意”、“以像喻意”的過程，這里的“像”應該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之處，作為哲學體系，在取譬中，它也成為醫學的思維模式。在方法上，取像類比是典型的《易經》，也是中醫學被廣泛應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國先民的重要思維方式，并被《易經》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醫學形成的過程中，吸納了這一重大命題，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的對應關系[4]。古人把物質世界的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到醫學的領域，借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并指導著臨床的診斷和治療，成為中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2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想和方法
精氣學說，是古代先哲們探求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氣)是宇宙萬物的共同本原，精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和調控著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此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滲透到中醫學中，促使中醫學建立了精為人體生命的產生本原，氣為推動和調控生命活動的動力的精氣理論，并對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藏象經絡理論、病因病機理論、養生防治理論的構建具有方法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陰陽學說，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石之上的樸素的辨證法思想，是古人認識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陰陽學說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說明相對事物或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互對立、制約、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長、轉化、自和等運動規律和形式，宇宙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世界本身就是陰陽對立統一的結果。中醫學將陰陽學說用于解釋人體，認為人體是由各種既對立制約又協調統一的組織結構、生理機能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學說幫助中醫學構筑了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并貫穿于其中的各個方面，指導著歷代醫家的理論思維和臨床實踐。
五行學說，既是古代樸素的唯物辨證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又是一種原始而質樸的系統論。五行學說認為，宇宙萬物可在不同層次上分為木、火、土、金、水5類，整個宇宙是由此5類不同層次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生克制化運動所構成的整體。中醫學以五行學說解釋人體，將人體的五臟、六腑、五體、五官、五志等分歸于五行之中，構筑以五臟為中心的5個生理病理系統，并以五行的生克規律闡釋此5個生理病理系統的相互關系。五行學說幫助中醫學建立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和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整體思想，構筑了人體臟腑經絡的系統模型，并用于解釋疾病的病理傳變和指導對疾病的診斷和防治。
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雖是我國古代富含唯物辨證法的哲學思想，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歷史的限制，仍存在著較多的局限性。人體的生命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尚有許多深層次的規律和機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學的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尚不能全面和從深層次來闡釋人體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規律和機制。因此，我們對精氣、陰陽和五行諸哲學思想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原始樸素的階段，應該結合現代自然辨證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個層次;對人體復雜的生命過程的研究，也不能僅用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來闡釋，而應該在中醫學整體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吸收中國古代人文學科的精華，一方面運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進行細微層次的研究，以逐漸揭示人體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
3天人相應、心身統一、臨床診治整體觀與氣血變化恒動觀是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
3.1天人相應整體觀人與自然界有著相類相通的關系;人與天地相參,與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陰陽與天之陰陽的相通相應：“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自然界陰陽五形之氣的運動,貫通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于天氣”(《素問》)。
3.2心身統一整體觀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體性,人體的各種臟器,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協調、相互聯系地維持著生命活動;生理與心理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統一體,生理狀態決定著心理狀態：“黃帝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歧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素問》)。心理狀態影響著人的生理狀態和病理狀態：“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
3.3臨床診治整體觀《內經》在對病因、病機、局部病變和整體狀況的關系、各種治療方法的關系等方面的論述,鮮明地表達了整體思維的特征。如認為局部病變是臟腑病變的整體反映,因此在診治局部病癥時,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素問》);強調將各種治病方法綜合起來,根據具體情況,隨機應變,靈活運用,使病人得到適宜治療：“古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問》)。
3.4疾病轉化恒動觀《內經》借用哲學“恒動觀”的概念﹑原理，認識人體生命過程的永恒運動及其伴隨發生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轉換過程。它認為世界是運動的，生命在于運動。事物與現象運動的化與變，以及事物和現象量與質的狀態為基本內容。正如《素問·六微旨大論篇》曰：“夫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搏，成敗之所由也……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在論述臟腑功能之后總結謂：“恍惚之數，生之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靈樞·天年》篇關于人體生長發育的論述，《素問·熱論篇》關于熱病傳變過程的記載，都是以恒動觀為思想基礎的。
4傳統醫學哲學思想的現實人文意義
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易經》、《黃帝內經》闡述了醫學人文觀念、醫生思維素質和醫學職業品格等方面寶貴思想。為醫學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體要求。
4.1醫學人文觀念第一,以生命為本的醫學本質觀。《內經》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素問》),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醫家當以病人的生命為本。因此，在為病人診治的時候，如同面臨萬丈深淵，極其謹慎;同時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堅定有力,全神貫注,決無分心：“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眾物”(《素問》)。第二,以人文關懷為本的醫學目的觀。《內經》認為,醫學的目的不僅是療病救傷,更重要的是對人的關愛：“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后世,無有終時”(《內經·靈樞》)。《內經》認為,醫者應關愛病人的生命,對病人滿懷同情和仁愛之心,以尊重和珍愛病人的生命為出發點考慮問題：“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靈樞》)
4.2醫者思維素質第一,完善的知識結構。《內經》從整體論的觀點和醫學的復雜性出發,對醫者的知識結構有著獨特的見解:醫者不僅要具有醫學知識,而且應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內經·素問》),這樣的醫者,《內經》稱之為“上工”。第二,主觀與客觀相一致。醫者的診斷屬于主觀認識,病人病情屬于客觀事實。《內經》認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為本”,醫者的診斷是第二性的,“工為標”。醫者的主觀與客觀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而主觀背離客觀,治療就將失敗。第三,理論聯系實際。《內經》認為,理論聯系實際的醫者才能掌握醫學的規律而不迷惑;對事物的要領了解極其透徹,才是所謂明事達理的人。
4.3醫生的職業品格第一,接診療病有方。《內經》認為,醫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需要從業者具有特殊的職業品格。在接診的時候,醫生應該注意起坐有常,舉止得體,思維敏捷,頭腦清醒：“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凈”。《內經》要求醫者診病時要具有高度負責的精神,全面觀察,全面分析：“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素問》),《內經》對“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素問》)的不良職業作風予以了嚴肅的批評。第二,醫患交往有禮。《內經》對醫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禮節作了首創性的闡述,首先提出“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的醫患交往的一般禮節,突出強調了“臨病人問所便”的重要性(《靈樞》)。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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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關鍵詞】 高血壓腦出血； 內皮素-1； 腫瘤壞死因子-α； 一氧化氮
中圖分類號 R544.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5）18-0033-02
doi：10.14033/ki.cfmr.2015.18.017
高血壓腦出血（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HICH）為腦實質出血，其病因主要為高血壓，中老年人群發病率較高，后期致殘率、死亡率極高，是嚴重危害中老年身體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高血壓腦出血占到我國腦卒中發病患者的15%以上[1]。高血壓腦出血的發生病理生理機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有研究發現[2]，高血壓腦出血存在內皮細胞功能受損及功能障礙，內皮細胞受損后的繼發性炎癥聯級反應可能是引起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出現繼發性腦細胞損傷的原因，但是對單純性腦出血與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內皮素-1（ET-1）、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及一氧化氮（NO）等影響因子的變化對比研究及因子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較少。本研究對高血壓腦出血患者ET-1、TNF-α及NO水平變化進行了檢測，并分析了其相關性，旨在探討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血ET-1、TNF-α及NO水平變化及其相關性，結果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期間筆者所在醫院收治的高血壓腦出血（高血壓腦出血組）、單純性腦出血（腦出血組）患者各40例為研究對象，入選標準：（1）高血壓診斷符合《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相關診斷標準。腦出血診斷符合我國第四屆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腦出血相關診斷標準，單純性腦出血時指無明確病因的腦出血[1，3]。（2）患者發病至入院時間不超過6 h。（3）無嚴重心、肝、腎功能異常。（4）排除腦缺血，未合并腦疝。（5）排除繼發性高血壓。（6）近期未患有過感染性疾病，無免疫系統疾病、原發神經或精神障礙性疾病。（7）預期患者生存時間在7 d以上。隨機選取同期門診體檢的健康人群40例為對照組。各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血壓腦出血組與腦出血組出血部位、GCS評分等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血壓腦出血組患者血壓高于腦出血組及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1.2 方法
抽取空腹外周靜脈血6 ml，采用離心機以3000 r/min轉速離心處理15 min，靜置30 min后取得血清，以放射免疫法測定ET-1、TNF-α，以硝酸還原酶法檢測NO水平，檢測試劑盒分別購自深圳晶美生物有限公司、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總醫院科技開發中心放射免疫所，采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患者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
1.3 統計學處理
數據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字2檢驗，多組計量資料采用方差分析，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兩兩比較采用t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法，檢驗基準α=0.05。
2 結果
2.1 各組血脂水平比較
各組TC、TG、HDL-C、LDL-C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各組血脂水平比較 mmol/L
組別 TC TG HDL-C LDL-C
高血壓腦出血組（n=40） 4.61±1.12 1.52±0.95 1.10±0.35 2.44±0.61
腦出血組（n=40） 4.33±1.10 1.43±0.72 1.36±0.41 2.15±0.58
對照組（n=40） 4.55±0.97 1.20±0.36 1.40±0.32 2.10±0.53
2.2 各組ET-1、TNF-α、NO水平比較
高血壓腦出血組ET-1、TNF-α水平明顯高于腦出血組與對照組，NO水平低于腦出血組與對照組，腦出血組ET-1、TNF-α水平高于對照組，NO水平低于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高血壓腦出血組不同GCS評分時ET-1、TNF-α、NO水平比較
不同GCS評分ET-1、TNF-α、NO水平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ET-1：U=5.32，TNF-α：U=5.40，NO：U=3.22；均P
表2 各組ET-1、TNF-α、NO水平比較
組別 ET-1（μg/L） TNF-α（pg/ml） NO（mg/L）
高血壓腦出血組（n=40） 132.94±24.76 143.84±24.38 43.90±14.84
腦出血組（n=40） 103.79±19.85 94.38±21.77 58.54±15.63
對照組（n=40） 44.51±14.55 24.65±13.70 121.05±16.88
2.4 相關性分析
高血壓腦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隨著GCS評分下降而升高，呈現負相關性（r=-0.51，P
3 討論
高血壓是引起腦出血發生的主要病因之一，國內外研究發現在發生腦出血時有CRP、脂聯素等多種炎癥因子及細胞因子的異常變化[4-5]。ET是迄今為止臨床所知作用最強的縮血管多肽，而且具有促進細胞增殖的啟動作用，對血管平滑肌細胞能促進其增殖，引起血管發生狹窄性變化。NO是一種活性較高的自由基，為內皮舒張因子，對血管內皮細胞具有舒張作用，可調節血管平滑肌促使其擴張降低外周阻力。ET-1與NO均能對內皮細胞形成影響，其變化能反應內皮功能狀態變化，研究發現高血壓患者ET-1/NO平衡存在異常，其可能機制是ET-1/NO失衡引起內皮依賴性的血管舒張作用減弱，血壓出現升高，反之血壓的異常影響血管壁對內皮細胞帶來損傷，形成互為因果的影響[6]。TNF-α是促炎癥因子，能對T細胞產生的多種炎癥因子起到促活性增強作用，在炎癥反應中起中心地位，研究發現腦出血所致的腦組織受損時TNF-α會明顯升高，TNF-α能誘導出血組織周圍出現大量的白細胞浸潤，加重細胞受損，促進內皮細胞粘附因子合成，增加腦血管通透性，促使腦出血后血管源性腦水腫的形成[7]。
Aoki等[8]學者研究發現，單純的高血壓患者及單純的腦出血患者ET-1、TNF-α有升高表現，而NO此時則會降低，高血壓腦出血患者這一變化會更為明顯，提示高血壓與腦出血患者均存在內皮功能障礙。本研究對高血壓腦出血及單純性腦出血、正常體檢人群的ET-1、TNF-α、NO水平進行了檢測，研究結果顯示高血壓腦出血組ET-1、TNF-α水平明顯高于腦出血組與對照組，NO水平低于腦出血組與對照組，腦出血組ET-1、TNF-α水平高于對照組，NO水平低于對照組，相關性分析也證實ET-1、TNF-α與NO之間具有密切關系，這可能是ET-1/NO失衡引起內皮功能受損所致，而且血壓的異常波動及低氧血癥均能進一步加重對內皮細胞的損傷，引起了單核/巨噬細胞等炎癥細胞粘附，相應的促使了TNF-α的增高，TNF-α可能通過TNFR I途徑相應的參與了內皮細胞的凋亡，對內皮功能形成新的損傷。GCS是反應腦出血患者昏迷程度的指標，評分越低代表患者病情越嚴重，本研究對不同GCS評分下患者ET-1、TNF-α與NO水平進行了檢測，結果顯示高血壓腦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與GCS之間呈現負相關性，NO與GCS評分之間呈現正相關性，表明ET-1、TNF-α、NO水平能反應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監測ET-1、TNF-α、NO水平變化可作為預測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客觀指標。
綜上所述，高血壓腦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升高、NO水平下降，其水平變化與病情嚴重程度關系密切，但是本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少，對內皮細胞功能影響因素較多，雖然相對控制了部分因素，仍然有遺傳等因素未能得到控制，因而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增加樣本量及加強偏倚因素控制后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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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關鍵詞】蛛網膜下腔出血；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vWF；ADAMTS13；遲發性腦缺血；腦血管痙攣；預后
The expression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and ADAM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QIAN Jin—xian*， LI Lei， LU Shi—qi， CHEN Gang，ZHAO Yi—ming. *Department of ICU，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North Campus）， N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Suzhou 21500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U Shi—qi ， Email：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s of dynamic changes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and 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ethods Twenty—nine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rom April 2010 through April 2011 were enrolled for retrospective study. The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3 sets of grouping：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DCI group） and non—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no DCI group），cerebral vasospasm group （CVS group） and no vasospasm group （no CVS group）， and good prognosi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and another 2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CT， DSA， or/and CTA to identify the intracrani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resulted from aneurysm rupture. The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1） the time from onset to admission was longer than 72 hours or patient was in imminent danger of death； （2） patients had surgery， interventional o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utside the hospital； （3） patients were under the treatment of antiplatelet medicine such as aspirin， clopidogrel， or other anticoagulants such as warfarin， etc； （4） patients had blood diseases， impaired kidney or liver function， pregnant， or with recent infections. Venous blood were taken one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o determin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ADAMTS13 and vWF by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 was used to measure mean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VMCA）.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 was measured before discharg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version 13.0 software.Results The levels of vW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CI group， CV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vWF between DCI group and no DCI group 1 day and 4 days after SAH （ P
【Key words】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eurysm subarachnoid hemorrhage；von Willebrand factor； ADAMTS13；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Cerebral vasospasm； Prognosis
蛛網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是常見的神經系統急危重癥之一，發病年齡相對年輕，其中顱內動脈瘤破裂是其發病的主要原因[1—2]。盡管最近幾十年，對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診斷方法、治療手段及圍手術期的管理取得長足的進步，但病死率仍高達45%，存活者也有著較高的致殘率，其中aSAH后4～10 d內發生的遲發性腦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DCI）是導致轉歸惡化的重要原因。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通過介導血小板與血管內皮下膠原黏附并進而形成血栓，在SAH中的作用日益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但是研究結論卻不盡一致[3—4]。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是一種在肝臟合成的金屬酶，通過降解vWF多聚體來減少血栓形成，而關于其在aSAH中的作用卻不甚明確。本文旨在通過動態觀察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變化，探討其在aSAH患者中的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0年4月至2011年4月入住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外科的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29例，其中男性12例，女性17例，年齡（53.03±11.19）歲。所有入選患者均經CT、DSA和（或）CTA檢查確診為顱內動脈瘤破裂致蛛網膜下腔出血，并在早期接受動脈瘤夾閉手術。登記臨床資料：姓名、性別、年齡、住院號、出血量、GCS評分、動脈瘤部位、意識障礙史、Hunt—Hess分級、改良Fisher分級等，臨床資料由兩位專科醫師獨立評判并進行綜合。排除標準：（1）入院時發病已超過72 h或即將死亡的患者；（2）在外院已接受手術、介入或內科保守治療的患者；（3）正在使用抗血小板藥物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其他抗凝藥物如華法林等；（4）有血液系統疾病、肝腎功能不全、近期有感染性疾病、孕期患者。對照組為正常健康體檢者20例，其中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齡（48.60±6.40）歲。將上述患者分為遲發性腦缺血組（DCI組）和無遲發性腦缺血組（無DCI組）；腦血管痙攣組（CVS組）和無腦血管痙攣組（無CVS組）；預后良好組和預后不良組。各患者組間治療無明顯差異。
遲發性腦缺血（DCI）診斷標準[5]：（1）新出現的局部神經功能障礙；（2）GCS評分下降2分以上；（3）腦梗死；排除顱內再出血或梗阻性腦積水引起。腦血管痙攣（CVS）診斷標準[6]：入院3 d至2周內行床旁超聲多普勒（TCD）檢查，如Vm MCA（大腦中動脈平均血流速度）>120 cm/s，同時計算Lindegaard指數，即同側MCA（大腦中動脈）與ICA（頸內動脈）顱外段Vm之比（LI）>3，則診斷為腦血管痙攣。預后分組標準[7]：入選患者在出院時進行GOS預后評分（1分：死亡；2分：植物生存；3分：重度殘疾；4分：輕度殘疾；5分：恢復良好）。其中將GOS評分為4～5分病例記為預后良好組，GOS評分為1～3分記為預后不良組。
1.2 方法
對所有患者分別在SAH后1、4、10 d各采肘靜脈血5 ml，分別加入枸櫞酸抗凝管中，3000 r/min離心10 min后提取血漿，—80 ℃冰箱貯存備用。健康對照組每例取外周靜脈血5 ml， 方法同上。血漿vWF抗原含量與ADAMTS13活性（試劑盒購自蘇州大學血液研究所）測定均采用雙抗體夾心固相酶免疫試驗（ELISA）。SZ—125抗體、SZ—129抗體由蘇州大學血液研究所提供。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 ）表示，并行成組 t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以 P
2 結果
2.1 臨床結果
在入選的29例患者中，動脈瘤部位：大腦前動脈瘤4例，大腦中動脈瘤2例，前交通動脈瘤10例，眼動脈瘤2例，頸內—后交通動脈瘤6例，大腦后動脈瘤1例，頸內動脈瘤4例。Hunt—Hess分級：Ⅰ級5例， Ⅱ級9例，Ⅲ級10例， Ⅳ級 4例，Ⅴ級0例。改良Fisher分級：0級0例，1級6例，2級12例，3級8例，4級3例。意識障礙史：短暫意識障礙6例，意識障礙持續大于30 min 7例，持續昏迷 4例。其中發生DCI患者6例（20.69%），發生CVS患者20例（68.97%），預后不良者共計10例（34.48%），有4例患者死亡，其余6例患者均伴有重度殘疾或呈昏迷狀態。發生DCI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66.67%），發生CVS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20%）。
2.2 血漿vWF水平的動態變化
健康對照組血漿vWF水平為（1.26±0.46）U/ml。DCI、CVS及預后不良組患者中1、4、10 d 血漿vWF水平均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P
2.3 血漿ADAMTS13活性的動態變化
健康對照組血漿ADAMTS13活性為（56.32±15.47）%。在發生DCI患者的1 d血漿ADAMTS13顯著低于健康對照組（P
3 討論
aSAH好發于Willis動脈環周邊較大的動脈分叉處，因其有再出血及出血后導致的腦損害如CVS、DCI、腦水腫和梗阻性腦積水等病理改變，所以有著較高的病死率和致殘率。其中aSAH后4～10 d內發生的DCI是導致轉歸惡化的重要原因[8]。但是對于DCI的確切發病機制仍不甚明確，最初一度認為aSAH后近端腦血管痙攣和管腔狹窄是DCI發生的“唯一”原因，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aSAH后CVS高達70%，其中只有30%發生DCI，并且在這部分患者中臨床癥狀與發生血管痙攣的血管分布并不一致[9—10]。此外，并不是所有發生DCI的患者都有血管造影腦血管痙攣的證據。隨后“廣泛微血管痙攣”[11]、“皮層擴散性抑制”[12—13]、“內皮細胞激活”[14—15]、“炎癥反應”[16—17]、“凝血級聯反應和纖溶失衡”[18]、“微血栓形成”[19]等學說相繼提出，在aSAH后DCI的發病過程中均扮演著不同程度的角色。但是目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微血栓形成”是DCI重要的發病機制之一，也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并且在尸解中也得到了證實[20]。
vWF主要來源于血管內皮細胞的W—P（Weibel—Palade）小體和血小板的α顆粒，介導血小板與血管內皮下膠原黏附并進而形成血栓，其分子量越大，與膠原和血小板的結合能力就越強[21—22]。ADAMTS13是一種金屬蛋白酶，主要在肝臟合成，主要作用于vWF第842位酪氨酸與843位蛋氨酸之間的肽鍵，從而降解vWF多聚體來減少血栓形成。Frijins等[23]研究提示，SAH后早期（72 h內）vWF濃度升高與DCI的發生相關，并且是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并不是CVS的獨立危險因素，可能由于vWF是小血栓形成的誘因，從而導致缺血性改變。ADAMTS13活性下降最初是在血栓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 （TTP）的研究中發現，近年來在心腦血管疾病中的作用也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但是關于ADAMTS13在腦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較少，最新的研究發現，vWF抗原升高與ADAMTS13 活性下降導致患者發生腦梗死的風險增高， ADAMTS13降低患者較ADAMTS13較高患者發生腦梗死的風險增加接近2倍[24]。國內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與之相似，在急性心肌梗死和腦梗死患者中ADAMTS13 活性較健康對照組顯著下降[25]。2009年Vergouwen等[26]研究也首次發現在aSAH后并發DCI患者中ADAMTS13活性下降，但是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下降之間并無相關性（ r =—0.027， P =0.736）。但是由于DCI的發生更多是由于腦血管局部微循環障礙引起，所以vWF、ADAMTS13變化規律并不同于大血管病變所致腦梗死。
在本實驗中入選的29例患者中，發生DCI患者有6例（20.69%），其中發生DCI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66.67%），有2例未發生CVS（33.33%），而發生CVS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20%），發生DCI合并CVS 4例患者均預后不良。這些臨床數據表明，aSAH患者DCI的發生與否與預后密切相關， CVS與DCI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但是在DCI患者中并不是所有患者均發生了CVS，在CVS患者中也并未均進展成DCI。
本研究中DCI患者vWF抗原水平在1、4 d時均明顯高于未發生DCI組。ADAMTS13活性在第1天出現明顯下降，明顯低于正常水平及未發生DCI組。提示在aSAH患者早期可能由于ADAMTS13活性下降，導致ADAMTS13不能有效降解vWF成小分子片段，vWF多聚體在血管內聚集，形成微血栓，從而表現出血漿vWF抗原升高。而內皮細胞激活同樣可以引起vWF抗原的升高，但是本研究中發現DCI患者早期同時伴隨著ADAMTS13活性下降，所以我們認為在發生DCI患者中微血栓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CVS患者血漿vWF水平持續升高，在4 d時明顯高于未發生CVS患者，可能是與該時間點正好是CVS開始啟動的危險期有關，而在1 d時及后期未表現出差異，表明vWF水平在CVS發生的危險期中明顯升高，這是由于內皮損傷致CVS發生所致。早期血漿vWF水平與ADAMTS13活性下降不僅與DCI發生有關并且與預后相關。研究發現，通過檢測SAH患者血漿和腦脊液中vWF 濃度發現，SAH并發腦血管痙攣或腦梗死患者中血漿和腦脊液中vWF均明顯升高，腦脊液中vWF 水平與神經功能狀況呈正相關，因此vWF 可以作為預測CVS和局灶性缺血的獨立危險因素[21]。Frijns 等[14] 在測定106例aSAH患者早期（3 d內）血管內皮細胞激活標志物時，發現內皮細胞激活的特異標志物vWF與DCI的發生及預后相關，由于vWF升高導致腦循環中微血栓形成，引起缺血事件發生。
總之，通過本研究發現微血栓形成是aSAH后并發DCI重要發病機制之一，動態監測早期血漿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可以預測DCI發生，并且對aSAH預后的判定起著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本研究由于樣本量較小，缺乏中長期的隨訪治療，故仍有待大樣本多中心的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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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6—11）
DOI：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2.09.019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1100872）
作者單位： 215000 江蘇省蘇州，南京醫科大學附屬蘇州市立醫院北區ICU（錢進先）；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外科（李磊、陳罡），急診科（陸士奇），血液研究所（趙益明）
通信作者：陸士奇， Email：
第6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這些命題的提出，都離不開當前語境下中醫學發展的需要，看似高妙空玄，實則很接地氣。提出這些命題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如何正確理解中醫，在西方文化占據主流地位的現代社會已經變得十分不易。相對于另外 4 個命題，中醫原創思維更具有基礎性，一旦研究到位，不僅有助于合理說明其他命題的內涵，而且還可以發揮消除存在已久的中醫異化與分化的積極作用。從字面而言，中醫原創思維的說法較為寬泛模糊、學理性較弱，為方便系統深入探討，本文采用“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提法，這樣可以提高命題的剛性，增強論證的強度。由于命題本身復雜，需要首先明確如下 3 個問題，以作為全面研究的基石。
1 何謂中醫原創思維模式
首先需要對“中醫”、“原創”、“思維”和“模式”做出符合命題本意的說明，不可望文生義地隨意發揮。這里所說的中醫，其主體是狹義的，是在漢文化背景下生成、發展、演化而來的醫學知識體系，不包括藏醫學、蒙醫學、維醫學、回醫學等廣義中醫學范疇的民族醫學，因為不同醫學體系的文化背景與實踐環境有所不同，若不加區分，勢必造成新的混亂。
原創也有 2 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基于醫者個體實踐的，不同于傳統，也有異于同時代其他醫者的個性化創造; 另一種則是基于中醫傳統整體的、不同于其他醫學體系的差異化創造，后一種理解符合命題本意。思維在此處的含義不是局限于嚴格意義的概念、判斷、推理范圍內的形式邏輯，而是綜合性的認識過程，更接近于“認識論”和“認知”。模式不是對一種或一類具體中醫學認知方法的說明，而是對中醫學知識積累中帶有共性的普適規范的概括。
在上述 4 個概念中，最重要且爭論最多的是模式，共有 3 種代表性意見: 一種認為中醫不存在模式，只有靈活機動、因時隨勢的各種方法，充其量可以說是方法體系; 另一種主張模式在中醫學中存在多種形式，是一系列類似武術套路的程式，屬于技術范疇; 第 3 種觀點認為中醫學盡管個性化色彩較為明顯，看起來缺少一個共同的標準化基礎，但實則形散神不散，共同的基礎其實是存在的。如同風箏在天空中看似隨意飛舞，但有一條線始終掌握在操控者手中，只是這條線是柔性的，不是一條剛性的鐵絲罷了。
筆者傾向于第 3 種意見，也曾經思索過為何中醫學的標準是柔性的，而非西醫那樣的剛性標準。與中醫放風箏模式相比，西醫的模式可以看做牽引式航空模型，它有兩個特點，其一牽引線是鐵絲，其二它靠自身動力，不受環境中風的影響。顯然，盡管風箏與航模的運動形式不同，但兩者間的共性是存在的，一方面都是飛行器，另一方面都受人操控。兩者間的差異也是明顯的，風箏的動力由環境風力提供，故受環境影響較大，而航模動力則由自帶的發動機提供，受環境風力影響較小。所以結論是，兩者本性相同，都是由人操控的飛行器，但類型不同，一種是環境動力型，另一種是自身動力型，故技術標準不同，前者是柔性棉線，后者則是剛性鐵絲。
中西醫也可如此類比，功能相同，類型不同，差異的根源在于中醫建立在自然主義文化基礎之上，而西醫則建立在技術主義文化基礎之上。
可見，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共性規范，不是個性表現。中醫的存在形式有兩個，一個是文獻知識，一個是職業實踐。如果沒有共同的標準，這些文獻將無法組織成為體系，供人們學習與傳承; 如果缺少公認的規范，中醫也無法以職業形態存在于現代社會，得到患者的信任與選擇。因此，問題不是中醫有無模式，而是存在一個什么樣的模式。中醫自身成長在自然主義傳統文化環境中，模式意識不強，經驗、多元傾向明顯，因此沒有強烈的標準與規范需求。
在以西醫為主導的技術主義文化氛圍中，標準與規范成為不可缺少的東西。如同道教遇到佛教后，為適應社會需求，將自己也規范為相似模式一樣，這是一種面對強勢文明的自我發現與調整的行為，是自然而然的過程。但要注意在形式上可以借鑒，在內容上不可異化，否則道教也就成了佛教。馮友蘭用“新瓶裝舊酒”對這種文化更新活動做出了適當的方法論說明，既生動又準確。中醫可以按照這樣的原則說明自己的模式，并要意識到這種說明是必要的，是對發展中醫有利的，不要覺得委屈，也不能自覺或不自覺地異化。
2 為什么要研究中醫原創思維模式
百年來，在西學東漸之風的強勁沖擊下，中國文化整體衰落了。尤其是其中的自然國學部分更是損失慘重，到目前為止，曾經獨領世界學術數千年的天學、地學、農學、工學、算學、兵學等學科成體系地被西方科學替換，惟有中醫學一支僅存。但在西方近代還原論科學的大環境中，整體論的中醫學處境艱難，不斷受到來自各個方面、形形的不合理質疑，或者不斷邊緣化到民間領地，或者在體制內被迫異化以適應狹義的還原論科學規范。久而久之，不僅中醫學的學術和實踐功力弱化，而且漸漸迷失自我，失去明確的方向和學科的立身之本。通過對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揭示，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是中醫學生存與發展的首要之務。
中醫原創思維模式是否存在的問題，關系到對中醫學知識的屬性定位，而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特征說明，則涉及對中醫學知識類型的定性。如果認定存在一個中醫原創思維模式，那么就可以合乎邏輯地認為中醫學是有理論體系框架與方法論支撐的、高質量的知識系統，而非沒有內在聯系的、難以傳承的經驗性知識碎片。而進一步對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特征說明，則可以凸顯中醫學知識的獨特性，強調其主體性，在弱勢情況下有效捍衛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與創造性，從而增強行業內的信心和公眾的信任，有力地推動中醫學的學術建設與社會健康服務。
一個直接的重要結果，就是對長期以來糾纏不休的中醫科學性問題給出清晰的回答，即中醫學是探索生命活動機制與疾病防治規律的科學，雖然與西醫的還原論模式不同，但依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與還原論科學等價的整體論科學類型。兩者各有其長，也各有其短，適用范圍有差異，應該互補、而非互斥。
中醫學有其整體論模式的自身發展規律，不可以用還原論模式改造，那樣勢必導致毀滅性后果。中醫學自身的規律集中體現在它獨特的、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為基礎的方法論上，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原創思維模式。中醫學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為了更好地適應環境變化，不斷完善自我，現代化是必要的，但不能在方法上將中醫學的臨床診療與病理學命題建立在西醫以細胞、分子、線性關系為標志的還原論生理學基礎之上，那將導致全面的異化。而應在系統、信息、非線性這些與傳統中醫學理論通約的復雜性科學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中醫學在現代大科學環境中的恰當位置。這樣不僅可以強有力地促進中醫學自身的發展，擺脫被動、孤立的處境，而且能夠推動新的廣義科學觀的建立與深化，可能發揮引領科學新一輪變革的積極作用。
3 如何研究中醫原創思維模式
從這里開始涉及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研究的角度及核心問題，總體而言，宜在醫學、哲學、史學 3 個角度展開討論。醫學角度的核心問題有兩個: 一個是中西醫的思維模式有何不同? 另一個是為什么中醫界認識問題的個性化傾向如此明顯，以致難以找到普適規范的基礎? 哲學角度的核心問題也有兩個: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認識論基礎在中國哲學中如何體現? 以及如何理解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一般形式? 史學角度的核心問題還是兩個: 中醫原創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是穩定存在的，還是動態變化的? 在西方醫學傳統中有否類似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相應形態，如果有，它與中醫學的關系如何?
在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中，會自然而然地找到適當的研究方法，因為方法不是僵死的，而是伴隨問題而生的。可以不夸張地說，問題是一切研究工作的靈魂與原動力。
比較中西醫的思維模式，需要確定相同的時間截面，這里所說的中西醫是當下并存于世的兩個醫學體系，而非過去的兩者。概括而言，西醫的思維模式是還原論，中醫則是整體論。還原論的觀念基礎是“天人兩分”，觀察視角為“實體本體”，研究對象為“局部結構”，分析方法是“主客相分”; 而整體論的觀念基礎則是“天人合一”，觀察視角為“關系本體”，研究對象為“整體信息”，分析方法是“主客合一”。與還原論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組織體系是形式邏輯，包括概念、判斷、推理等環節，基本特點是清晰、抽象、線性、剛性與排中; 而與整體論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組織體系是辯證邏輯，也包括概念、判斷、推理等環節，基本特點是模糊、意象、非線性、柔性與守中。正是因為整體論模式的辯證邏輯特點，采用此模式的中醫學個性化色彩明顯，規范性基礎不強。
這里導致非均一性的關鍵因素有兩個，一個是環境，一個是心理。西醫知識的起點，近代以來以實驗室為主，作為研究對象的細胞系和實驗動物可通過近交系培育實現均一化，但中醫學知識的起點則是臨床人體，無法均一化，因此個性化診療無可避免。個體性最突出的便是患者的心理特征以及具體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最終中醫的特長所在也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心理與環境動力的醫療作用了。
認識到這一點，便可以在現代社會的文化與技術環境中建立適合中醫的規范，其要點是 “彈性”，即剛性(共性) 要素一半，柔性(個體) 要素一半。既不像西醫那樣過度排除個性化因素的剛性“鉛球”規范，也避免傳統中醫過度強調個性化因素的柔性“面團”規范，建立一個既能體現現代社會的普適規范要求，也能保留傳統中醫個體化診療優勢的彈性“皮球”規范。皮球的優勢便是兼備了鉛球的常態固形，以及面團的動態變形的雙重特性。
有學者主張在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研究中務必區分中醫與中國哲學，其實這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傳統的學問中，哲學與科學是無法分割的，而在現代科學環境中，像思維模式這樣的方法論問題，往往屬于科學哲學范疇，更是不能分開。因此，要找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認識論基礎只能到中國哲學中去。認識論是一個既復雜又簡單的問題，如同人的兩只手，或者是左撇子，或者是右撇子。那么紛繁的人類認識活動，說到底基本類型也不外乎“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這兩個。
中國哲學中這兩型均有，但后者是主流類型。西方哲學中也有這兩型，與中國哲學相反，主流類型是前者。天人合一便是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認識論基礎在中國哲學中的體現，也是其自身的邏輯起點。從這個起點出發，可以引申出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一般形式，包括視角、對象、方法三個要素。目前已經形成分別從中國哲學和中醫學角度提出的兩個對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一般形式表述，即劉長林的“以時為正”、“道法自然”和“立象盡意”，以及王琦的“形神一體”、“氣為一元”和“取象運數”。兩者之間的對應點在于時空關系中的“重時”與形神關系中的“重神”，本體論中的“自然”與“氣”，認識論中的“意”與“數”。
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提法雖新，但其存在卻已十分久遠，至少在《黃帝內經》中已經成型。模式的本質是方法論，它是知識積累過程中的組織者，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中醫學知識才會不斷地自組織，在歷史長河中適時強化其理論內核，有效指導臨床實踐，在演化中逐漸完善。除了中醫學知識體系內部的自組織機制，還有兩種外部力量時刻影響著它的發展進程，一個是人類學因素，另一個是社會學因素。
人類學因素帶有根本性、源頭性特征，社會學因素則帶有過程性、即時性屬性。可見，人類學因素相對穩定，與常說的“道”接近，和文化精神相通; 而社會學因素則時時變動，與通常意義的“術”吻合，和技術形態一致。由此可見，更多反映觀念與民族氣質的中醫原創思維模式在內涵上是相對穩定的，但其外在表現則會因時隨勢發生對自身有利的嬗變。西醫的歷史相對于中醫較為復雜，它包含了除印度醫學和中國醫學之外的幾乎所有世界上主要的醫學體系，如埃及醫學、美索不達米亞醫學、希臘羅馬醫學、阿拉伯醫學等，這些醫學體系的類型呈多樣性，既有整體論也有還原論，直到文藝復興之后才漸漸凸顯了以還原論為基本模式的近代西醫學風貌。就是在現代，受生物學中實驗生物學與進化生物學兩個傳統的影響，醫學領域依然存在還原論的實驗傳統以及整體論的觀察傳統之別。其中實驗傳統為主流，但伴隨轉化醫學理念的興起，兩個傳統之間的融合已經開始。可見，整體論科學非中醫學所獨有，在西方古已有之，今天也依然存在。至于它是否受到中醫學的影響，則是一個難于簡單回答的問題。
近代以前，通過阿拉伯醫學的少量間接影響是有的，直接影響則缺少證據。近代之后可以明確地說幾乎沒有對西醫主流產生什么影響，但對一些非主流醫者則有一些點滴影響。較大的影響始于 1972 年帶來的針灸熱，之后中醫學以替代醫學與補充醫學的身份持續對西醫影響至今，且漸漸深入。較為合理的說法是，中西醫均有整體論與還原論兩種類型，但中醫以整體論為主流，西醫以還原論為主流，兩個醫學體系獨立發展，相互影響不大，兩者的整體論類型表現形式也各有其自身文化與技術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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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目的: 建立流式微球載體技術（FMA）檢測腎綜合征出血熱（HFRS）患者血清抗HFRS 病毒特異性抗體IgM和IgG及細胞因子含量的新方法。方法: 選擇28例臨床確診的HFRS患者及20例健康人血清標本， FMA定量檢測抗HFRS 病毒IgM和IgG; 定量檢測細胞因子IL6和TNFα。檢測結果與ELISA法進行比較。結果: FMA檢測HFRS患者抗HFRS病毒IgM和IgG的陽性率分別為92.85%和71.43%， 健康對照組的抗體陽性率（假陽性率）為0; HFRS患者血清IL6和TNFα的含量分別為(532.62±397.19) ng/L和(392.68±177.68) ng/L， 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38.77±20.32）ng/L（P
【關鍵詞】 腎綜合征出血熱; IL6; TNFα; 流式細胞術; 免疫酶技術
［Abstract］AIM: To establish a flow microbeads assay (FMA) to examine the level of 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virus (HFRS V.) specific IgM， IgG and cytokines in HFRS patients. METHODS: Serum samples from 28 cases of HFRS and 20 healthy controls were studied. Serum levels of antiHFRS V. antibodies were qualified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6 and TNFα were quantified by FMA.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by ELISA. RESULTS: FMA showed that the positivity rates for antiHFRS V. IgM and IgG were 92.85% and 71.43%， respectively. None was detected positive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level of IL6 and TNFα in HFRS group were (532.62±397.19) ng/L and (392.68±177.68)ng/L，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38.77±20.32 ng/L and 15.91±6.91 ng/L， P
［Keywords］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IL6; TNFα; Flow cytometry; immunoenzyme technology
腎綜合征出血熱（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HFRS）是由HFRS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急性病毒性傳染病。臨床上， 檢測特異性IgM、 IgG和細胞因子的方法仍以ELISA法為主， 該技術是以包被在酶板上的抗原(或抗體)與標本中的抗體（或抗原）反應， 形成抗原抗體復合物， 再用酶標二抗和酶底物顯色， 通過酶標儀檢測。該方法的靈敏度存在缺陷， 并且是一種非均相法檢測， 必需將未結合的抗體和酶標二抗分離出去后才能進行讀數， 因而增加了操作時間、 操作步驟和系統誤差。
流式微球載體技術 (flow microbeads assay， FMA) 是利用流式細胞術（FCM）和高聚分子微球載體技術檢測可溶性生物分子的新技術。原理是在聚苯乙烯微球上進行抗原抗體反應， 用熒光物質標記的二抗為示蹤劑， 通過流式細胞儀進行檢測。該方法靈敏度高， 可作均相法分析， 減少了操作步驟和時間。我們采用FMA檢測HFRS患者血清異性IgM、 IgG及細胞因子含量， 并與ELISA方法進行了比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陜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室提供的HFRS患者血清28例， 其中男18例， 女10例， 年齡17～52歲， 平均年齡30.6歲。FACSCalibur流式細胞儀、熒光校準微球（Flow check）購自美國BD公司。FMA 試劑盒由比利時魯汶大學醫學院饋贈。HFRS病毒抗體定性檢測試劑盒主要成分包括: 基因工程重組漢灘病毒抗原包被聚苯乙烯微球， 熒光素（FITC）標記羊抗人IgM和IgG， 陰性對照血清和陽性對照血清。人IL6和TNFα試劑盒主要成分包括: 鼠抗人IL6或TNFα抗體包被聚苯乙烯微球， 熒光素（FITC）標記鼠抗人IL6和TNFα抗體， 不同濃度梯度的IL6和TNFα標準品。腎綜合征出血熱病毒 IgM、 IgG檢測試劑盒購自北方生物技術研究所， IL6、TNFα生物素親和素酶聯免疫技術法檢測試劑盒購自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FMA檢測血清特異性抗體
（1）血樣采集: 空腹抽取HFRS病人和健康人靜脈血2 mL， 分離血清，-20℃保存。（2）檢驗方法: ①管1空白對照: 只加微球載體。管2零標準管: 加微球載體和標記抗體。管3 陰性對照。管4 陽性對照。管5此管開始為待測樣本管。②加微球載體: 各管加樣本稀釋液100 μL。所有管加微球載體10μL/管 ， 輕柔震蕩混勻。③加待測樣本: 管3加陰性對照10μL、 管4加陽性對照10μL。待測樣本管加待側樣本10μL， 輕柔震蕩混勻， 置2～8℃孵育 20 min。④清洗離心: 加PBS 4 mL/管， 3 000 g離心6 min。棄上清， 存留管底微球沉淀約100 μL。⑤標記從管2開始， 各管加標記抗體10μL， 震蕩混勻， 置2～8℃ 、 避光20 min。⑥分析每管加PBS 0.4 mL， 輕柔震蕩混勻后上流式細胞儀分析: 上機檢測前， 用熒光校準微球校正流式細胞儀光路和流路， 使變異系數值（CV）在2.0之內。依次上樣， 計數>500， 得到每個測定樣本熒光強度。（3）結果判定: ① 臨界值（cutoff值）計算: 臨界值=陰性對照熒光強度值×2.1。②陽/陰性結果判定: 測定樣本熒光強度值≥臨界值為抗體陽性。測定樣本熒光強度值
1.2.2 FMA檢測血清IL6和TNFα的含量
設置空白對照: 只加微球載體。零標準管: 加微球載體和標記抗體和標準品管。標準品管最終濃度分別為800、 400、 200、 100、 50 ng/L， 用Weitongcount制作標準曲線。操作步驟詳見產品說明書。
1.2.3 ELISA法檢測血清特異性抗體及IL6和TNFα的含量
按照試劑盒說明操作。血清IgM和IgG檢測結果判斷采用目測法， 根據顯色深淺判陽性或陰性。IL6和TNFα檢測結果: 在酶標儀上檢測吸光度值， 用CurveExpert1.3統計軟件， 繪制標準曲線， 并計算標本中細胞因子含量， 其IL6和TNFα濃度以ng/L表示。
1.2.4 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10.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IgM、IgG、IL6和TNFα的表達水平， 符合正態分布以x±s表示。兩組樣本間均數的比較， 采用t檢驗; IgM和IgG陽性率比較采用χ2檢驗; 將IL6和TNFα做相關分析， 計算相關系數（r）和P值， P
2 結果
2.1 FMA與ELISA方法檢測血清特異性抗體
結果見表1、 2。經χ2檢驗， 兩種方法的陽性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33， P>0.05）， 兩種方法符合率IgM和IgG均為11/14=78.6% ， 兩種方法高度相關。FMA檢測血清抗體結果見圖1， 其中IgM兩組比較P
2.2 FMA與ELISA方法檢測血清IL6和TNFα的含量
ELISA法結果見表3， FMA法結果見表4， 圖2。患者和健康人比較P0.05）; IL6 的r值為0.215， P值為0.461（P>0.05）， 兩種方法比較均無相關關系， 提示二者無明顯統計學意義。表3 ELISA方法檢測血清 IL6和TNFα的含量（略）表4 流式微球載體法檢測血清 IL6和TNFα的含量（略）
3 討論
研究表明， 人群感染HFRS病毒后僅少數人發病， 大部分人呈隱性感染狀態， 患者感染后抗體出現早， 發熱1～2 d即可檢測出lgM抗體， 第7～10天達高峰; 第5～7天可檢測出lgG抗體， 第14～20天達高峰。
在不同的抗體成份中， 對機體起免疫保護作用的主要是由漢灘病毒G1和G2糖蛋白刺激產生的中和抗體和血凝抑制抗體。細胞免疫在對HFRS病毒感染的免疫保護中同樣起重要作用。一些細胞因子的水平在HFRS的不同病期也有明顯變化［1］。
ELISA法常被用于IgM、IgG及細胞因子等檢測， 但因所需樣品量大、精確度小、費時等， 并且一次只能檢測一種成分， 這些都限制了方法的檢測范圍與前景。傳統的FCM因只能檢測顆粒性物質， 因而限制了流式細胞術的使用。FMA法有機地整合了有色微球、激光技術、流體力學、高速數字信號處理器和計算機運算法則， 在各種應用中的檢測結果與傳統的ELISA基本一致， 但有著ELISA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①通量大; ②標本利用率高; ③特異性強; ④敏感度高， 動力學范圍寬; ⑤液相反應; ⑥節約人力資源; ⑦重復性好。此外， 吳煦等采用流式免疫微球芯片技術分析特異性血小板自身抗體及其他物質， 與微孔板改進抗原捕獲ELISA（MACE）進行比較， 兩種試驗結果高度相關［2］、穩定性和重復性較好［3］、精確度較ELISA 要好， 能同時進行多個成分的分析［4］。
我們將FMA應用到HFRS患者血清異性IgM、IgG及細胞因子含量的檢測， 采用間接免疫熒光FMA定量檢測人血清中HFRS病毒抗體IgM和IgG; 采用雙抗體夾心免疫熒光FMA定量檢測人IL6和TNFα， 檢測結果與ELISA法進行比較， FMA檢測HFRS患者抗HFRS病毒IgM和IgG的陽性率分別為92.85%和71.43%， 健康對照組的抗體陽性率（假陽性率）為0; HFRS患者血清IL6和TNFα的含量分別為（532.62±397.19）ng/L和（392.68±177.68）ng/L， 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38.77±20.32） ng/L（P
在我們檢測的患者中， 兩種方法檢測IgM的檢出時間均為發病第2天， 高峰均出現在發病第4～7天， IgG檢出時間均為發病第4天， 高峰均出現在發病第7～14天， 而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不完全相同。兩種方法不同的是FMA法檢測IgM、IgG可以定量， 而ELISA法不行。兩種方法檢測血清IL6和TNFα的含量比較， IL6顯著增高時間均為發病第4天， 高峰均出現在發病第4～7天， TNFα顯著增高時間均為發病第2天， 高峰均出現在發病第2～4天， 且IL6和TNFα的濃度呈正相關。這與江振友等［5］實驗結果趨勢相同。細胞因子在HFRS發病機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國內外研究中多有論述。但采用FMA法于以上指標的檢測尚未見報道。本實驗結果HFRS患者血清中IL6和TNFα含量較健康對照組明顯升高， 推測HFRS患者發熱、 出血和腎臟損害等病理表現與細胞因子大量產生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 利用FMA對HFRS病人血清異性IgM、IgG及細胞因子含量的檢測， 克服了以往ELISA法檢測技術的缺陷， 提高了HFRS檢測的準確度和重復性， 該方法可以更好的用于臨床， 推動HFRS檢測的研究與應用。并在HFRS發病機制的探討、 診斷及預后評價中有一定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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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中醫原創思維定義存在的問題
界定中醫原創思維，是一項相當棘手和難度很大的工作。除了要概括其定義，還必須改變長期因循的理論定勢，需要溝通眾多自我生發的孤立觀點，區分幾個外延不甚清晰的基本概念。
1理論定勢的偏向需要糾正
理論定勢偏向其一，中醫原創思維是哲學命題，認定思維活動只是單純的認識活動。此等認識的結論，大都緣于中醫學同哲學的思維功能基本一致，認為思維活動只是認識萬物和宇宙自身。盡管認知功能是思維活動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思維的功能還有指導實踐和規范行為、梳理層次結構與構建實踐規則，創造價值與進行評價的功能。國醫大師陸廣莘先生曾說，中醫學不僅體現了認識論上的知識論，更是實踐論。換句話說，中醫原創思維，不是為了認識而去認識，其最終目標是為了解決臨床實踐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其二，中醫原創思維與中國其他傳統學科思維具有共同性，通過對中國傳統農學、天學、物候等學科的思維進行解析，能夠從外部間接了解中醫原創思維。筆者認為，從思維發生的認知基礎與基本特征，如天道自然、天人相應等認識的邏輯起點來看，這一思路并無不當。但基礎和特征并非思維本身，中醫學與其他學科的根本界限不應忽視。中醫學是以人體生命現象及其調控法則為對象，要認識的是生命的機制與原理，要解決的是辨證論治的實際問題，故中醫原創思維與其他學科思維大相徑庭。
2見仁見智的理論認識需要通約
通約，是數學上的一個術語。科學哲學在表述屬性或本質相同的兩種事物關系時，常常稱之為“可通約”。關于中醫原創思維的定義，當代不少學者都有論及。如王琦［2］認為:“中醫原創思維是‘取象運數，形神一體，氣為一元’的整體思維模式”。劉天君［3］提出“具象思維是中醫學基本的思維形式”。王永炎［4］主張原創思維具有“特有”、“與眾不同”、“創造性”3個屬性，“科學與人文交融”、“天人相應、調心與調身并重”兩大特點。劉長林［5］曾指出，中醫原創思維應以象思維為主導;“象”作為思維單元，是中國思想文化，包括中醫學在內的思維方式的共同特征。因此，需要比較各家觀點，突出共性，體現個性。研究者應當反思:為何上述研究的對象均有“象”的因素?各類研究之間有何聯系，有什么樣的共同特點?如果這些結論的孤立情況難以打破，無法體現中醫原創思維的全面內涵，設法找出的共同的結構、共同的要素怎么能涵蓋中醫原創思維的全部活動而形成統一的定義?
3模糊的理論概念需要澄清
思維、思維方法、思維方式、思維模式，這幾個理論概念常常干擾我們對中醫原創思維的準確把握。對方法、方式、模式的定義，不同的學者認識差異很大。在中醫原創思維研究中，三者是否能夠剝離開來單獨加以研究?比如，辨證論治是方法，還是方式，抑或是模式?只有明確了中醫原創思維這個上位概念的定義，才能對上述的若干概念加以澄清。
中醫原創思維定義的基本要求
厘清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后就是如何加以定義并確立規則。筆者認為，中醫原創思維的定義，需要滿足以下4個方面的要求。
1充分展現中國原創文化底蘊
劉長林［6］曾說，中國原創的思維方式，其認識論基礎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與“以時為正”。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中，側重于時間維度，并基于此來統攝空間，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征。“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中國文化對于自然整體生命狀態的本質描述。中醫原創思維的認識對象，是生命過程中的現象與運動、原理與規律，調整的是生命不斷生成演化的動力與狀態，應充分體現中國原創的文化內涵。
2充分容納中醫學術史上的原生意識活動
所謂原生，就是在中醫學術發展歷程中自然而然生成，不加任何外界干預。《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學基本理論體系，后世醫家在此基礎上，根據個人的臨床實踐，不斷對這一理論體系進行豐富與完善。這一過程就是中醫原創思維的生發過程。在當前，必須從學術發展的時間維度，來思考中醫原創思維的界定問題。同時，在共時條件下，對中醫原創思維進行深刻描述。
3充分發掘中醫原創思維的普遍特征
對于中醫學思維活動的特征，必須從面向臨床實踐的視角加以總結和歸納。有文字記載的中醫學思維，大約出現在公元5000年之前的黃帝時代。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漢和帝時代，才對中醫學原創思維的4種模式進行總結，也就是醫經、經方、神仙與房中4個流派特征。如《漢書•藝文志》載:“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發掘中醫原創思維的普遍特征，是界定其涵義的基本要求。
4充分考慮中醫原創思維的創造特性
鮮活的中醫原創思維，更加充分地體現在對臨床實踐的指導與規范過程中。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每一次思維活動的革新，都會帶來中醫理論與實踐的進步。從臨床處方論治視角來看，每一次面對病患都是思維創造的開始。因此，對于中醫原創思維的總結及其對臨床指導與規范作用、臨床層面創新意識活動程序的描述，以及臨床療效的評價等方面，也應在中醫原創思維定義中得到體現。
中醫原創思維的結構性要素及定義的表述
中醫原創思維，同其他思維活動一樣，都具備符號—語言、秩序—規律、程序—規則3個最主要的結構性要素。
1符號—語言要素
思維活動是自始至終在符號或語言媒介中運作的思維活動。無論符號表述一種意象涵義還是抽象涵義，其總是作為一種指代流動于思維過程當中。中醫原創思維關注的是一種稱之為“象”的符號，涵括了物象的自然整體、不加切割的全部信息。“象”是中醫原創思維的思維活動單元。“象”是作為認知主體的人的主客相融“感”的結果。中醫學大多數的思維活動，都是以“象”為媒介發生的。如自然之象有天象、氣象、陰陽五行之象等，人體之象有脈象、舌象，以及證候之象等。由于“象”本身蘊含的信息非常豐富，以至于“大一”和“小一”均難以超越其表征的范圍。“象”又是作為意識活動主體的人，以及外界環境信息兩相交融的綜合反映。因此中醫原創思維是在認識與調整人體生命狀態時，將人體信息表征“象”化，并在實踐中具體加以傳遞、交流和運用的意識活動。
2秩序—規律要素
思維活動本身就是從混沌或無序中發現或建構秩序的意識活動。中醫原創思維是一種認識活動，是以人類生命運動、現象的秩序與規律為解釋中心的意識活動，是指導臨床實踐并促使臨床行為與診療技術規范化與有序化的意識活動，也是進行臨床療效評價并促使價值模式和尺度標準化和有序化的意識活動。客觀地說，中醫原創思維決定了中醫理論體系框架的層次與結構，后者反映了前者的認知歷史過程。中醫原創思維也決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價值取向，后者反映了前者的秩序與規律。
3程序—規則要素
第9篇：中醫學哲學基礎范文
2詮釋學在中醫內科學中的應用
中醫內科學是中醫臨床學科的基礎和主干,在中醫學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各個學科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日趨頻繁,對中醫內科學中許多的概念和名詞術語,乃至臨床理論進行闡釋,顯得愈來愈重要。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隨著國內中醫詮釋學研究的興起,目前有關專家已經意識到從自然哲學視角來思考中醫內科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學東漸”的沖擊,一些中醫藥研究領域在引入詮釋學的同時,“西化”傾向明顯,多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模式方法、概念、范疇及學科模式對中醫學進行西化的推定,脫離了中華文化的氛圍[6]。鑒于此,我們應在秉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將詮釋學應用于中醫內科學的系統性研究中,用與中醫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相一致的中國詮釋學研究中醫內科學,移植復雜性系統科學中的釋義和理論,深入闡明其基本理論的概念內涵和辨證論治的哲學思維模式,用現代哲學方法論闡釋中醫內科學所蘊含的科學理念、原理、規律為中醫內科醫療、教學、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1對中醫內科病證的詮釋
2.1.1病證的內涵與外延
所謂病,是指有特定病因、發病形式、核心病機、演變規律和轉歸的一種完整的過程。中醫內科學多以病的主癥來命名,如咳嗽、心悸、頭痛、眩暈、胃痛、水腫等,也有部分病名與該病的主要病機有關,如郁病、虛勞、癃閉等。證候指醫生觀察與收集的患者四診的信息,主要指癥狀、體征等臨床表現,還包括中醫診病所重視的體質、性別、年齡、職業、自然環境(天時、氣候、物候、地理等因素)、生活水準、人文生態、此前的診療經過等狀況,以及各種現代檢測的結果,它反映了疾病發展過程中,該階段病理變化的全面情況,是四診信息表達的人體生理病理反應狀態環節過程的概括,具有“內實外虛”、“動態時空”和“多維界面”3個基本特征[7]。病與證:病是指疾病完整的過程系統,而證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階段的病理變化環節過程。臨床診療中,常將病、證二字放在一起講,這樣既能包括某病的臨床特征,也概括了病因和核心病機。證與癥:癥是指疾病的具體臨床表現,即醫生診病時收集到的患者的異常現象,由癥狀和體征兩部分組成,除了包括患者自我感覺或發現身體不適、異常的表現,還包括由醫生觀察到和體檢出的患者的病理征象,如舌象、脈象及通過色診、觸診收集到的臨床信息,也可參考西醫體檢所得的信息;而證是指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病證研究的重點需要重視對證候動態觀察的理解和闡述,通過“以象為素,以素為候,以候為證”[8]、“病證結合,方證相應”[9]的研究思路辨識疾病的證候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對以證候為診療對象的辨證論治模式進行深入探究,提出“意象診療模式”概念并加以闡釋[10],從而對證候進行深層次、多角度的探究和動態監測,為病證的詮釋提供有意義的科學依據,使中醫內科病證更加貼近科學,更加易于被現代醫學和現代人所接受和認識。
2.1.2對內科疾病病名的詮釋
為了便于掌握,我們將疾病首先分為外感與內傷雜病兩大類,內傷雜病再根據五臟、氣血津液、肢體經絡進行分類,當然,疾病所歸屬的分類系統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我們引入詮釋學方法對內科疾病病名的概念進行現代詮釋,即通過查閱古代文獻,反復研讀,系統的科學實驗和臨床實踐,結合現代科研成果,定義其內涵與外延。《中醫內科學》教材所列的疾病絕大部分是常見病、疑難病。首先應該對國家規劃教材收集的50種內科疾病進行詮釋。詮釋過程大體有3個層次,第一是疾病的起源。一般來說,許多疾病病名的提及或癥狀的描述都是在《黃帝內經》中,這個時期的特點主要以癥狀或體征描述為主。第二是疾病的充實完善。經過不同時期的發展,特別是集中在宋元明清時期,眾多醫家通過診療實踐,結合鮮活的臨證經驗,從不同方面補充完善了疾病的病因病機、臨床表現、預后轉歸和流行病學特點,為現代疾病概念的規范奠定了基礎。第三是系統發展。這個時期主要是指近現代,首先是語言的轉化,將古文演變成現代文進行闡述;其次是增加當代中醫學者的新見解、新技術;最后是納入現代科學技術對中醫的研究成果,其中含醫案知識庫的發掘與循證醫學的研究等,用現代自然科學的語言、術語、概念進行闡述和解釋。當然納入的過程應重視體現中醫原創優勢與傳統中醫理論的有機結合。以“肺脹”為例,“肺脹”屬現代難治病,由多種慢性肺系疾患反復發作,遷延不愈,導致肺氣脹滿,不能斂降所致。中醫古籍對肺脹的記述頗多,有明顯的階段性,后世醫籍對本病也不斷有充實和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后,逐漸將其作為專門病證,列專篇論述。《靈樞•經脈》篇提出:“肺脹者,虛滿而喘咳。”明確了病名,其病位在肺,主要癥狀有喘、咳及胸部膨滿3種。這應該是第一個層次。晉隋唐時期醫家開始認識到肺脹屬本虛標實之病,詳細論述肺脹多由久病體虛,肺脾腎虛損,水停痰凝,氣虛氣滿,痰瘀互結,外寒之邪乘虛侵襲,以致氣機升降失調而發。隋代巢元方更是強調肺氣本虛,復感外寒之邪是導致肺脹的發病機理,元代《丹溪心法•咳嗽》云:“肺脹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挾瘀血礙氣而病”,提出本病痰挾瘀血證候,并開創活血化瘀法。明清時期進一步整理規范認為,肺脹是一組癥候群,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此屬于第二個層次。近現代除進一步完善描述其臨床癥狀外,并研究分析肺脹客觀上存在著氣道高反應性、肺動脈高壓、肺纖維化、肺瘀血等病理狀況。若能將其“系統”地納入,形成肺脹項下的相應條目,則進一步完善和明確了肺脹的內涵和外延。經過發展,肺脹病的概念為:以胸部膨滿、憋悶如塞、喘息上氣、咳嗽痰多、煩躁、心悸、面色晦暗、或唇甲紫紺、脘腹脹滿、肢體浮腫等為主要臨床表現一種慢性虛弱性肺系疾患。其病程纏綿,時輕時重,經久難愈,嚴重者可出現神昏、驚厥、出血、喘脫等變證與壞病。繼之制訂肺脹的分期和分級標準,引入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內容等。從肺脹的病名演變過程看,符合詮釋學的基本原則,實際上也是按照復習文獻資料,臨證細心體悟;結合眾家之長,歸納整理;通過診療實踐充實修正;納入現代研究成果,完善肺脹病的現代詮釋[11],應屬于第三個層次。
2.2對中醫內科專有名詞術語的詮釋
中醫內科專有名詞術語是指在中醫基礎理論指導下確定的具有中醫內科學學術特點,并構成本學科概念體系的特有的關于人體生理病理名詞、名稱、用語,如命門、髓海、陰結、肺脹、消渴、偏頭痛、萎黃、臟躁、髓海、蓄血、肝積、淋證、腎風、癃閉、關格、筋痹等。專有名詞術語有其自身的含義、使用特點和范疇,而且它在中醫內科理論體系的構建與闡釋中也極為重要,若不能對之進行明晰的厘定,必然會影響學習者對它的準確把握。歷代醫家從各自所處的歷史背景、認知角度提出專屬內科學的概念術語,他們對這些術語的解釋是我們理解的基礎,借助詮釋學對中醫內科特有名詞進行辨識的驗證,對其演變進行哲學審視,揭示術語產生發展的本質及術語原構造者在當時文化環境下對人體生理病理現象的理解和表述,采用現代文獻學、考據學等方法,對這些術語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理解和認識,進而作出科學準確的評判,并用科學語言轉換為具體的說明,使說明的內容能進入實驗過程,從而矯正部分古代醫學術語概念多義性、歧義性、模糊性、隱喻性的不足,進而不斷發掘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內在聯系。例如,我們在對中醫內科名詞術語進行詮釋時可以參照朱文鋒[12]對規范中醫診斷名詞術語提出的幾項基本原則,進行分步驟詮釋學研究,一是科學的醫學名詞術語必須在實質內容上統領其所屬內涵,這就要求我們系統全面收集查閱古代、近代醫學文獻,并結合臨床廣泛調研,注重名詞術語內涵與外延的研究;二是在初定正名的基礎上做出注釋,進而按其內涵、外延做出定義性注釋,定義有困難的先做說明性注釋,力求用詞科學性、系統性、準確性、簡明性、單一性、派生詞能力強;還應組織本學科及相關學科,如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診斷學及其他中醫臨床學科及術語學、漢語言學等學科的專家進行咨詢論證、整體討論,完善其現代屬性。
2.3對中醫內科臨床理論的詮釋
中醫內科理論方法論的構建與完善是關系中醫內科學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環節,如何遵循形象—具象—抽象思維方法對其進行深層次的審視,用現代化語言對其進行理論總結、升華而后賦以清晰、明確的科學性表述,使其真正融入到現代醫學體系中,是中醫內科學界一直都在思索的問題,現代詮釋學的引入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思路。對中醫內科理論進行詮釋學研究,必須堅持中醫學系統整體與形象思維的特點,重視癥狀學觀察,證候病機的歸納,重理法方藥的一致性,通過理解重構、思辯創新來發掘傳統內科理論中潛在的知識結構和科學內涵,通過翻譯的手段實現理念更新,用邏輯、數學語言加以表述,進行科學語言的轉化過程,進而采用模式生物實驗加以佐證。同時根據對詮釋學的三要素之一——應用的理解,我們明確了實踐也是一種詮釋,因此,中醫內科理論的詮釋應以實踐觀點為基礎來重建現代中醫詮釋學,將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緊密結合。采用臨床流行病學調查,基于循證醫學臨床數據支撐的詮釋,采用適宜的數據統計方法等[13],建立中醫內科的臨床應用模型,通過應用模型證明中醫內科詮釋學體系的科學性和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以“通因通用”內科臨床治療理論的詮釋為例。“通因通用”語出《素問•至真要大論》,屬反治法的內容。原文:“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這告訴我們在診療疾病過程中要審證求因,辨明真偽,遣方用藥時采取順從疾病外在表象而治的治法,這便是詮釋該理論的第一個層面。醫家張子和謂:“君子貴流不貴滯。”著重強調了氣機通暢的重要性;高士宗謂:“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調氣以和血,調血以和氣,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結者使之旁達,亦通也;虛者助之使通,寒者溫之使通,無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為通,則妄矣”。此說法不但在前人基礎上對“通”的理解做了概念的提升,而且為通法的應用打開了新的思路。在具體臨床實踐中,醫圣張仲景對通因通用治法的應用可謂心思周全,巧妙靈活,其著《傷寒論》、《金匱要略》中多處提到“通因通用”治法,如“汗法治汗”的桂枝湯,“下法治利”的大承氣湯、小承氣湯,“吐法治吐”的瓜蒂散,“活血祛瘀法治胎動不安之漏下”的桂枝茯苓丸,等等,這些用法充分擴展了“通因通用”的臨床應用范圍,同時也表明該理論的應用已達到了較為成熟的階段,醫者在診病時,不再將通法拘泥于下法,凡人體表現出異常通的假象,均可用通法治之,此為第二層面上的詮釋。“通”字,《說文解字》謂:“達”也。《辭海》謂:“通,貫通,由此端至彼端,中無阻隔。”就機體而言,在生命活動中,陰陽平衡,氣血調和,氣機暢達是新陳代謝活動的基本保障,臟腑經絡,氣血陰陽各方面的功能失調均可導致異常“通”的癥狀,因此,凡機體各孔竅表現出非生理性“通”的癥狀,如自汗、盜汗、嘔吐、吐血、衄血、泄瀉、下痢、脫肛、遺尿、淋證、崩漏、帶下、遺精等均可視之為通證,在四診合參,審證求因的基礎上,辨明真偽,將符合形通而實不通的病例納入到“通因通用”理論的適用范圍之內,以通為用,以通治之,從而完善對該理論的升級,即詮釋的第三層面。此外,又如“肺熱葉焦”、“宿痰伏飲”、“心腎相交”、“乙癸同源”這些中醫內科學生理病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學意蘊,也有必要進行深入的剖析和闡釋;另如,“揚湯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壺揭蓋”、“引火歸原”、“利濕退黃”等治療方法中包含的自然哲學思維以及它們的實質性內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現代詮釋。
3中醫內科學詮釋的原則與方法
3.1崇尚國故,熟讀經典
詮釋的第一要素是理解,只有明確理解了所詮釋的對象,搭造出詮釋框架,才能發現框架的瓶頸所在,從而為之輸入新的科學元素。就中醫內科學而言,要想準確詮釋內科學的概念、理論,首先就必須對其進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需要熟讀經典,追思前賢學說,只有讀懂吃透,才能全面、深刻理解其主旨和精髓。3.2研習原著,勤于臨證中醫內科學理論學術體系的發展,本身也是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對經典著作的不斷闡釋來實現的,因此,臨床實踐也是一種詮釋,它既是詮釋的基本手段,也是詮釋的目的所在。通過獲取臨床療效,一方面可以使中醫內科學理論得到充分的實踐證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斷豐富和完善中醫內科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