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貿易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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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關鍵字：比較優勢理論 假設前提 決定基礎 動態

作者簡介：劉培青(1976－)，女，湖北黃石人，南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是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基金項目：本文是湖南省衡陽市社科聯課題《我國外貿出口的動態比較優勢研究》（2006-HYSKJJ-ZC-024）資助項目

隨著國際經濟關系的日益密切和國際經濟交往的縱深化發展，作為指導國際商品交換的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受到了很多的質疑。作為一種國際貿易純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到今天仍然沒有一種理論能夠捍動它在理論界的壟斷地位，它所揭示的科學內涵是不可替代的。下面就以爭議較多的對比較優勢理論的三種質疑的解釋來說明比較優勢理論的科學性。

一、假設前提無損比較優勢理論的科學性

許多人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所構建的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前提的基礎之上的。比如說：完全競爭市場、需求偏好相同、規模收益不變、要素國際間非自由流動等。現實經濟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綜合體，比較優勢理論所依賴的假設前提在現實經濟中并不存在，因此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踐指導意義有待檢驗，以它為指導所產生的經濟結果會與經濟目標相左。上面的質疑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比較優勢理論需要一系列假設前提才能成立；二是這些假設前提與現實背離。

比較優勢理論的確要依賴一系列假設前提，這些假設可能與現實不符，但若據此否定比較優勢論，未免失之偏頗。對理論的闡述假定一些前提條件是一種分類分析方法，將完整的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通過每個部分的研究來揭示整體包含的規律、性質。這體現在經濟學研究的范式上就是在一定的假設下得出什么樣的結果。這種做法是研究方法的需要，目的是尋找事物內在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重要的是，一個理論若是經過正確的假設得到的，那么再把假設的因素一個一個重新考慮進去，該理論仍然具有科學性。需要嚴格的假設前提并非比較優勢理論所獨有，而是所有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都是從制度既定、一般均衡的假定出發的，而現代經濟學更是建立在理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可人的許多經濟行為是非理性的，但這絲毫無損于現代經濟學的科學性。因此，關鍵是判斷所假設的因素與考察對象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應不應該抽象的問題。一如在失重條件下考察人的生理機能，所抽象掉的若是重力，那就是合理的，若抽象的是人體的一部分，則就不合理了。比較優勢理論設立一些前提條件是合理的。李嘉圖的古典比較優勢理論的考察對象是勞動生產率差異與對外貿易的關系，要素稟賦理論考察的對象是要素稟賦的差異與對外貿易的關系，至于其它的假設條件對于要考察的關系并沒有實質影響。

比較優勢理論通過正確的分類分析法，該理論得出“兩優相較取其重，兩劣相較取其輕”的國際交換規律，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只要抓住這一合理的本質內容，再把假設的因素還原，它仍然是指導當代國際貿易的科學理論。

二、新理論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完善和發展

比較優勢理論到了H-O理論階段似乎十分完美，但里昂惕夫之謎的出現激勵著人們去大膽懷疑傳統理論并且從多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和國際分工模式。二戰以后，國際經濟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理論解釋一些新現象。因此，有人認為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已經過時。

縱觀所有的國際貿易理論，它們都闡述了在國際市場上一國出口自己具有優勢的產品，進口自己處于劣勢的產品，通過國際交換獲取貿易利益。至于一國優勢的形成基礎是什么，各貿易理論所揭示的是不一樣的。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相對成本理論認為優勢的形成基礎是絕對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異。H-O理論從認為是要素稟賦的差異。新要素理論認為，生產投入中的要素除了傳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之外，還有技術、人力資本、信息、研發、管理等新要素，不同國家在這些新要素稟賦上的差異也構成了一國比較優勢的基礎。技術差距論則認為技術獲得時間先后導致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產品生產能力的不同。重疊需求理論第一次較系統地從需求的角度闡述了相似需求是商品生產和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干中學模型認為技術知識隨產量提高而不斷積累導致國家間比較優勢的不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則具有了動態性質，認為產品要素密集類型的變化導致了不同國家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具有比較優勢。產業內貿易理論從產品的異質性、規模經濟和相似需求三者綜合的角度闡述了比較優勢的決定基礎。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從規模經濟和市場競爭不完全的角度闡述了國際貿易的原因。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國比較優勢的形成基礎，從而更具統一性和說服力。楊小凱的內生理論從分工和專業化的角度闡述了比較優勢的基礎。還有些理論從產業集群、交易成本的高低、市場結構和企業的異質性等角度論證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同貿易理論只是從不同角度解釋了比較優勢的形成基礎，并沒有擺脫比較優勢理論所揭示的國際交換規律。

自李嘉圖于1817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來，雖然新的理論不斷產生，但至今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動搖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地位，新理論不過是對它的補充和完善。隨著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仍將需要新理論來解釋新現象。決定一國比較優勢的基礎會隨著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它們不能擺脫尋求差異進而產生比較優勢通過貿易來獲取利潤的本質，所以新理論最終屬于比較優勢理論的一部分，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正如克魯格曼所說：“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至今沒有一個已經過時，它們在認識和理解當代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中仍然很有用。例如，當許多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時，比較優勢理論仍然是基本原則” ①。

三、比較優勢陷阱不能歸咎于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陷阱是指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依據比較優勢生產并且出口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于發達國家的貿易中總是處于不利的地位，出口越多反而越窮。批評者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靜態理論，不考慮結構調整等因素，按此原則參與國際分工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首先我們來看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范圍。從李嘉圖的古典比較優勢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再到現代比較優勢理論，它們所揭示的都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國際交換的規律而不是經濟發展的規律。反映經濟一個方面規律的經濟理論當然只能指導一個方面的活動而不能指導經濟總體的活動，如果用它來指導經濟總體就是沒有處理好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經濟發展出問題是遲早的事。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經濟的方方面面，單靠外貿的發展不足以帶動經濟的發展，在發展外貿的同時必須輔之以其它的經濟政策。發展中國家正是混淆了外貿發展和經濟發展兩者的區別，誤以為只要出口多經濟就會發展而盲目發展出口，最終導致了經濟的貧困化增長。如同我國，單純依賴外貿的發展而沒有其它的經濟推力能否促進經濟全局的發展就是個問題。

再次我們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質問題。比較優勢具有動態性質，這種動態性質表現在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要素稟賦的變化上。比如，資本稀缺的國家可以通過一段時間的資本積累和引進外資來改善資本狀況。技術發展水平低的國家隨時間的推移可通過技術外溢、干中學和技術創新等多種方式提高技術能力，而不一定永遠處在低技術生產階段。當一國要素積累和競爭力不斷提升時，一國的比較優勢部門必然會發生轉變，也就是說比較優勢是動態變化的。一些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國家在參與國際分工時，沒有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系，固守一種傳統優勢和傳統產品的出口，獲得了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邊際收益遞減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帶來的是價格的下降和貿易條件的惡化，喪失了經濟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國家只看到了本國既定的比較優勢而沒有看到比較優勢的變化，忽略了潛在的比較優勢，沒有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化在不同時期發展不同產品的出口，從而使一國外貿的發展缺乏持續性。陷入貧困化增長的國家不是因為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的，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與動態的統一，而是這些國家沒有用發展的眼光動態地運用理論。今日的中國在為自己的產品只有價格優勢而沒有技術而苦惱時，而早就進入發達國家的美國卻為自己的產品沒有價格優勢對其他國家的產品窮追猛打，說明任何國家固守一種優勢都不可行，而應該尋求動態比較優勢。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實踐的抽象，都是向前發展的，作為靜態與動態統一的比較優勢理論是經濟學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否定比較優勢理論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注釋：

① Kurgman P.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edited by Jagdish N. Bhagwati, pp. 197-22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參考文獻：

[1]陳琦偉．《國際競爭論》[M]．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15-75．

[2]大衛?格林納韋．《國際貿易前沿問題》[M]．馮雷譯．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1-129．

[3]李欣廣．《理性思維：國際貿易理論的探索與發展》[M]．北京：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12-120．

[4]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8-250．

第2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一、動態規模經濟理論分析

動態規模經濟源于知識的積累。它可能產生于廠商內部，也可能產生于廠商外部。當產生于廠商內部時，廠商的生產成本會隨著累計產量的提高而降低。由于馬歇爾的外部經濟性，當某個廠商通過經驗積累而提高其產品質量或生產技術時，其他廠商就有可能對該技術加以模仿并從中受益。隨著某一產業整體知識的不斷積累，這種知識外溢有助于其中各個廠商的生產成本下降，從而導致整個產業的平均成本下降，使得本國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特別是成本優勢。動態規模經濟廣泛地出現于技術密集性產業，特別是高科技產業。

源于知識積累的動態規模經濟與靜態規模經濟有一定差異。在具備靜態規模經濟的行業中，如汽車、石化等，成本依賴于當前產量。它使得當經濟活動處于一個比較大的規模時，能夠以較低的單位成本來進行生產。但在具有動態規模經濟的行業中，生產成本則取決于經驗積累。

在靜態規模經濟不變的情況下，動態規模經濟效應也可能是很大的。(圖1)

圖1中，AC1表示靜態規模經濟不變的某一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如果存在動態規模經濟，長期成本曲線會向下移動，從AC1移動到AC2。生產沿著曲線由A點移到B點反映了靜態規模經濟不變，而由AC1上的A點移到AC2上的C點則是由于動態規模經濟效應引起的。

但是，靜態規模經濟和動態規模經濟有時會同時發生。也就是說，長期成本的下降可以是靜態規模經濟效應和動態規模經濟效應同時起作用的結果。（圖2）

在圖2中，AC1表示靜態規模經濟遞增的某一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如果存在動態規模經濟，長期成本曲線會向下移動，從AC1移動到AC2。生產沿著曲線由A點移到B點反映了靜態規模經濟遞增，而由AC1上的A點移到AC2上的C點則是由于動態規模經濟效應引起的。

二、動態規模經濟與后進國家貿易保護

（一）動態規模經濟下國際貿易理論。動態規模經濟強調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廠商知識或經驗的積累，整個產業生產總量不斷增加而使平均生產成本下降的現象。或者說，知識或經驗積累是動態規模經濟形成的原因。假定，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都生產某種商品，并用學習曲線表示動態規模經濟效應的大小。（圖3）

橫軸表示隨時間推移該產品的累計產量，縱軸仍然表示平均成本。曲線L1表示A國的平均成本隨著累計產量的增加而下降，當累計產量為Q1時，平均成本為C1，而當產出量達到Q2時，平均成本則下降為C2。曲線L2表示B國的學習曲線，當B國的產量為Q2時，其平均成本為C3。雖然B國的學習曲線低于A國，但是，如果此時B國還未生產該產品的話，其初始成本將為C0，而C0要高于C1或C2，這是市場所不能接受的，因而B國不可能進入該產業。因此，在動態規模經濟條件下，貿易模式是不確定的；B國為了進入該產業，政府往往會提供貿易保護。

假定，B國放棄自由貿易，對該商品征收進口關稅。在進口關稅的保護下，本國的累計產量增加到Q1。假定，A國的累計產量不變，也為Q1。那么，B國商品的成本比A國低C1C4，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成本優勢。這里的分析至少表明，對于落后的國家或地區而言，貿易保護可能為政府發展動態規模經濟產業提供機會。

（二）動態規模經濟與幼稚產業保護。幼稚產業保護論主張為產業的長期利益而進行暫時的保護，其理論基礎是動態規模經濟。在這里，“時間”因素非常重要，它要求受保護產業能夠在一定的時間長度內獲得產量的持續增長和成本的持續下降，進而逐步成長起來。下面我們來簡要地考察這一過程。

在圖4中，橫軸表示進口競爭產品的數量，縱軸表示價格。AC1為廠商的私人平均成本曲線，如果該廠商不存在外部經濟和其他扭曲，那么AC1也就是社會平均成本曲線，這里假定該廠商形成一個單獨的產業。（圖4）

SS為進口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可能因人口增長或人均實際收入增長向右移動，D1D1表示在時期t1的需求曲線，D2D2為時期t2的需求曲線。在t1時期，如果不保護，本國將不可能生產，因為本國生產成本太高。但在以稅率為ST/OS的進口關稅的保護下，生產才能在tl開始。

隨著經濟發展，需求曲線向右移動至D2，產量規模擴大，成本將下降，進口關稅就能逐步削減，甚至在t2，進口關稅保護就能撤除。

那么，這個曾經是“幼稚”的產業長大了嗎？答案是否定的。這實際上是一個“假幼稚產業”，同需求曲線的移動相聯系的靜態規模經濟在這里不能成為保護的依據。這僅僅說明為了建立起一個小于OQ2產量的早熟產業，需要付出很高的社會成本，如消費者福利的損失等。

如果我們假定該廠商具有動態規模經濟，那么，社會平均生產成本曲線AC0就位于私人成本曲線AC1以下。當產量為OQ1時，兩條成本曲線之間的邊際偏離就為ST。如果OQ1產量有充分的市場，在國內能夠銷售出去，那么就應該設置稅率為ST/OS的關稅保護，使國內該產業能在t1生存并生產產量OQ1。當需求曲線向右移動時，關稅率就能逐步削減，直到t2就可能完全撤除。因此，在這里，是國內生產所存在的這種邊際偏離引起的動態規模經濟（在圖4上的表現是社會平均成本曲線的下移），才為貿易保護提供了論據。

可見，這里的分析對幼稚產業判別標準進行了詮釋。成本差距標準主要考察的是靜態規模經濟，但沒有考察保護過程中消費者福利的損失。而利益補償標準考慮了消費者福利的損失，但沒有從動態規模經濟的角度進行分析。動態規模經濟作為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依據對幼稚產業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

三、動態規模經濟產業對外貿易政策思路

動態規模經濟產業主要是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如何通過對外貿易政策發展高科技產業呢？動態規模經濟下的國際貿易理論告訴我們，政府在動態規模經濟的發展上是可以有所作為的，而關鍵是如何作為。

從國際貿易政策的趨勢看，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自由貿易政策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在國家、區域、多邊等層面上采取了許多自由貿易措施。雖然不同國家或地區實行貿易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有很大的差異，但大多數國家都傾向于實行外向型的貿易政策改革計劃。盡管新貿易保護主義仍然存在，烏拉圭回合協議的實施、歐盟和亞太經合組織的快速發展，以及各國市場的逐步開放，為世界貿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較為開放與自由的環境。顯然，自由貿易政策得到了許多國家和組織的擁護。但是，由于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國家利益的存在，對外貿易政策中的保護貿易政策成份是不可避免的。

加入WTO后，我國的對外開放又前進了一步。與此相適應，我國的對外貿易制度需要進行調整。這一調整需要協調好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的關系。WTO是倡導自由貿易的，體現了國際主義精神，而我國又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加入WTO后，我國需要處理好民族利益與世界利益的矛盾。在不引起WTO及其成員國抗議的前提下謀取自身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已經擺脫了內向型初級產品出口小國的角色。如果說由于補貼等資金原因不能實施有效的戰略性出口貿易政策，但至少已具備了利用大國優勢合理保護動態規模經濟產業的條件，可結合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發揮規模經濟以降低成本并鼓勵出口，同時對外國壟斷企業或跨國公司的進口與直接投資進行關稅、配額以及稅率等的重新規制，減少它們的壟斷利潤或租金。當然，這種選擇性的干預不應阻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總體進程。對動態規模經濟產業的貿易保護是作為自由貿易政策的補充出現的，只能是“適度保護”。而適度保護的內涵是積極的保護、戰略的保護、藝術的保護和謹慎的保護。

積極的保護是一種主動的、著眼于出口促進的、瞄準國際市場的保護。簡單地利用貿易壁壘來保護幼稚工業是一種被動和陳舊的方式，代價是不小的。而從戰略發展的角度對某些產品（不一定是整個行業）實行保護也許會帶來長期的優勢和利益，但是這些產品不一定是幼稚產業，可以是壟斷企業；保護的手段不一定是貿易壁壘，可以是代價較小的產業政策或消費政策；保護的時期不一定是長期的，可以是短暫的。

由于國際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和現代企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如何擴大國際市場份額以擴大生產降低成本，成為企業能否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取勝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能夠正確地選擇某些有發展前途并能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產業，通過政策支持，幫助其達到一定生產規模的話，對本國的經濟發展和貿易利益的取得都會有利的。這種貿易保護著眼于一國長期的戰略發展，被稱為戰略性貿易保護。對戰略貿易部門的保護應有時間計劃，明確保護的目標、階段、措施，并通過制度改革減少國內廠商的尋租行為產生的浪費和過度進入形成的無效率。

第3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摘 要 在對靜態比較優勢、動態比較優勢進行回顧和總結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超比較優勢理論，構建了梯形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借鑒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國際市場占有率和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三個指標，本文對2000―2010年期間我國2 000多種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情況進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以超比較優勢為核心的梯形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即穩定發展具有靜態比較優勢的產品和行業，積極培育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產品和行業，高度重視并戰略性地發展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品和行業。發展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業是我國對外貿易取得突破、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關鍵，也是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的關鍵。對于潛在的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應該給予戰略性的扶持，選擇少數幾個技術密集型的新興戰略性產業進行重點突破；對于已經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業，國家政府要緊密跟蹤其比較優勢的變化，關注整個世界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特別是主要競爭對手的新變化，穩定以及逐漸提高已經具有超比較優勢行業的競爭力，防止超比較優勢行業的衰落。

關鍵詞 比較優勢 動態比較優勢 超比較優勢 梯形對外貿易發展戰略

一、 引 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貨物貿易額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① 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大幅度增長。201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2.97萬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了143倍，1978―2010年年均增長16.8%。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顯示，2000―2009年，中國出口量和進口量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和15%，遠遠高于同期世界貿易總量3%的年均增長速度。② 在世界進出口貿易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額1978年為206億美元，所占世界比重不足1%，2010年中國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占世界貨物出口和進口的比重分別提高到10.4%和9.1%。③ 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居世界位次不斷提升。1978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居世界的第32位，1990年提升到第15位，2000年提升到第8位，2004年提升到第3位。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二位。[1]2011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9.89%，并且已經連續三年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

但是，在看到我國對外貿易取得巨大業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也存在著一些新問題，這些問題成為我國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嚴重影響我國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發展，急需實施新的對外貿易戰略。具體來看，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存在以下問題和挑戰：首先，我國出口結構有待優化，產品地位有待提高。雖然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名義上已經完成了從勞動密集型為主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轉變，但在實質上我國還處于國際分工的較低位置，還處于國際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的最底端。其次，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急劇增加，貿易風險日益凸現。盡管我國實際上得到的貿易利益很少，但卻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10年，我國已經連續16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WTO成員，連續5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再次，國際范圍內碳關稅的發展已經對我國現行對外貿易發展方式形成嚴重沖擊。碳關稅的興起和發展將使世界經濟進入低碳經濟時代，這意味著我國傳統的粗放式參與國際分工的戰略已經不可持續，對外貿易發展方式必須進行調整，貿易結構也必須進行優化，以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

為了應對目前對外貿易發展中已經存在的、日益凸顯的各種難題和新的挑戰，我國急需實施新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以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基于此，首先，本文在對對外貿易理論進行回顧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超比較優勢理論；其次，對我國各類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指數、國際市場占有率和產品技術復雜度進行全面分析；最后，提出了以超比較優勢為核心的梯形對外貿易發展戰略，以期指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二、 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建國以來我國對比較優勢理論重視不足的反省，理論界普遍接受了比較優勢的觀念，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也是建立在勞動力價格低廉、資源豐富等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學術界針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出現了分歧。有些學者認為，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貿易分工格局長期化，將使我國貿易條件逐步惡化，對外貿易有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趨勢。[2][3]另有學者認為，國家或地區的要素稟賦和某一特定產品的要素密集度都是動態變化的，認為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所描述的貿易模式進行國際分工會導致“比較優勢陷阱”的觀點并不正確，在準確理解現代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尊重現代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的國際貿易與分工，對于促進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結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4]

針對這種爭論，有關學者提出競爭優勢戰略和動態比較優勢戰略。洪銀興[2]認為，發展中國家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將出現比較利益陷阱，一種產品的資本和勞動投入可以相互替代，單純由勞動力稟賦所形成的比較優勢并不能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只有高新技術和豐富勞動力資源的結合才能讓中國貿易產品形成競爭優勢。王佃凱[3]認為，發展中國家實行比較優勢戰略發展國際貿易，不僅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反而陷入了比較優勢陷阱，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比較優勢戰略忽略了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等動態貿易利益；由于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的比較優勢戰略呈現出不適性，這使得我國的貿易發展戰略必須進行調整，由比較優勢戰略轉變為競爭優勢戰略。岳昌君認為，無論是產業內貿易還是產業間貿易都屬于貿易方式，歸根結底，追求的是對外貿易綜合效益的提高，“南北貿易”對發展中國家雖然有利，但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因規模經濟和技術優勢可獲得更多的貿易所得。為使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我國提出“科技興貿”的戰略，但科技興貿應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遵循動態比較優勢。[5]林毅夫和李永軍認為，競爭優勢的建立離不開比較優勢的發揮，發展中國家只有充分依靠和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能夠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最大限度地促進自己的經濟發展。[6]程恩富和丁曉欽認為，要實現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就必須以國際經濟綜合競爭為導向，將現有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而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創造和培育我國的知識產權優勢或知識產權型競爭優勢。[7]郭克莎認為，對外貿易戰略要以動態比較優勢為基礎，以比較優勢的轉換為導向，有選擇地利用靜態比較優勢，有重點地運用逆比較優勢戰略，在WTO規則下有效地推行有保護的出口促進戰略。[8]代謙和別朝霞認為，動態比較優勢的核心是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一方面可作為一種要素投入用于各種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外部性，能夠有效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研發部門的效率，這種外部性是發展中國家培育自己動態比較優勢的核心，只有人力資本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使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變，才能使發展中國家不斷進入更高級的產業，實現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升級。[9]馬常娥認為，根據比較優勢經濟理論和實際國情，我國目前巨大的勞動力存量仍然是經濟發展和國民財富創造的重要動力源泉，也是對外貿易比較優勢的重要基礎，不能輕言放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一個國家既要充分發揮其對外貿易中現有的比較優勢，更要注重發現和培育對外貿易的潛在優勢，才能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獲取更多的比較優勢利益。中國應當努力培育資本優勢，著力對外貿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大力改造，并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職工培訓、引進戰略性投資者等途徑，實現產品出口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10]阮敏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靜態競爭優勢帶來的剩余將不斷提高資源稟賦的結構，動態比較優勢會自發地導致動態競爭優勢，因此，要利用靜態的比較優勢所獲得的剩余來培育動態比較優勢，從而使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不斷漸進地高度化。[11]王岳平揭示了我國在分享全球化利益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固化分工的特征，提出結合不同類型行業比較優勢的階段性變化培育我國產業動態比較優勢。[12]

總的來看，基于比較優勢的視角，國內的學者已經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問題進行了眾多的討論，但是，已有的討論存在一定的不足：① 已有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文字層面的理論分析，沒有對我國出口商品和出口產業的出口比較優勢、國際市場占有率、技術水平等進行實證分析，② 已有研究大部分都是以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為核心進行討論的，沒有提出新的理論依據。基于此，本文重點內容包括提出“超比較優勢”理論，對我國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情況進行全面分析，并構建以超比較優勢為核心的梯形對外貿易發展戰略。

三、 比較優勢、動態比較優勢與超比較優勢

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國際分工理論中的經典學說和核心學說。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理論依據一般是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有靜態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之分。靜態比較優勢就是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具有靜態性，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自主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引進外資得到“干中學”的溢出效用逐步得到發展，各個國家按照這種比較優勢格局參與國際分工可以獲得最大貿易收益。傳統的基于靜態框架的比較優勢理論對當前國際貿易新特征的解釋和指導能力逐步減弱，相反，從動態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比較優勢理論，并用以指導發展中國家擺脫“比較優勢陷阱”正成為研究和實踐的前沿問題。動態比較優勢也就說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從目前來看某個國家在某個產業不存在比較優勢，但是，這個產業存在著發展比較優勢的潛力，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育和發展就會形成比較優勢，進而改善該國參與國際貿易的福利獲取。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去主動培育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劣勢產業，那么，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產業上的比較優勢會發展很緩慢，以致發展中國家經濟被鎖定在生產要素推動階段。

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是對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分析的延伸和發展，是貿易理論與經濟增長理論綜合考慮的成果，主要研究的是長期比較優勢變化的決定因素及其福利的影響。現有的關于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大類[13]：基于要素變化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基于技術進步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和基于其他因素變化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

在動態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有的學者提出了競爭優勢理論。所謂競爭優勢戰略就是指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產業結構升級為特征，全面提高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國際貿易利益的一種強調貿易動態利益的貿易發展戰略。它強調貿易利益的動態性和長期性，為了獲得穩定的、長期的貿易利益，甚至可以犧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較優勢。競爭優勢戰略注重產業內部的交換關系、產業的生產率以及產業替代的因果關系，能適應當前國際貿易中產業內貿易不斷上升的趨勢，它所關心的是如何將一國的潛在優勢轉變成現實的競爭優勢。[3]Michael E. Porter也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并不足以解釋現實國際貿易中的形態，比較優勢并不一定可以表現為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而競爭優勢是一國財富的源泉，一國在生產要素方面的比較優勢有利于去建立國際競爭優勢，但是，不是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創新能力對于一國維持競爭優勢至關重要，而一國的國際競爭優勢的建立才能獲得持久的比較利益。[14]

其實，在國際貿易中，不僅存在絕對利益和比較利益，而且存在超絕對利益，超絕對利益是一國與另一國進行對方沒有的商品貿易時所具有的利益，主要產生于社會資源的特點，特別產生于技術和技能的積累。[15]絕對利益學說是假定兩個國家都能夠生產兩種商品，當一個國家某種商品的生產成本或市場價格低于對方國家時，它在這種商品的貿易上具有絕對利益。但在現實里，一個國家能夠生產的某種商品可能是另一個國家所不能生產的，這就不存在這兩個國家里絕對成本或絕對價格的高低問題，因而也就不是絕對利益的問題。假定存在A、B兩個國家，某種商品只有A國能夠生產而B國不能生產，那么在這兩個國家這種商品的貿易中A國具有不可比擬的利益，這種利益就是超比較利益。也就是說，所謂超比較優勢是指在兩個國家的貿易中，一個國家能夠生產的某種商品可能是另一個國家所不能生產的；或者在多國貿易中，某種產品只有很少國家可以生產的情形。超比較優勢產品是國際貿易領域中一種客觀現象，不僅有其客觀性，而且有其相對性。超比較優勢產生于社會資源的特點，超比較優勢產品或者是分布極不均勻的自然資源產品，或者是某個國家特有的特殊工藝產品，或者是高技術和高技能產品[16]。超比較優勢產品產生的原因，既有先天的自然稟賦，也有后天的科技創新和發明，還有由于壟斷或使用傳統工藝所形成的超比較優勢。世界上貿易強國均有其超比較優勢產品，而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也必須發揮超比較優勢產品的作用，尤其是發展高層次的比較優勢產品。[17]

總的來看，從短期和靜態來看，我國應該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從長期和動態來看，我國應該按照動態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國家政府應該培育某些目前沒有比較優勢但未來對我國經濟具有主導意義的產業，以使這些產業在未來形成比較優勢；從核心競爭力、可持續發展和國際地位來看，我國應該按照超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國家政府應該積極支持某些可以與發達國家同時起步的產業，推動科技的自主創新，發展成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業。[18]

因此，為了加快對外貿易發展方式的轉變，國家政府應該對我國各個產業的現狀以及未來世界產業發展前景進行深入分析，構建并實施以超比較優勢為核心的梯形對外貿易發展戰略。之所以以超比較優勢為核心，是因為它最能促進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最能提高我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貿易福利。之所以是梯形的，是因為對不同產業，要實施不同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傳統優勢產業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對經濟具有重要影響的產業培育其動態比較優勢以參與國際分工；對于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與發達國家同時起步的重要新興產業則應該培育超比較優勢以參與國際分工。

這種階梯形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既可以充分發揮我國已有的比較優勢，又可以培育潛在的比較優勢和超比較優勢，從而轉變我國現行的對外貿易發展方式，保證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由于扶持和培育產業需要采取一定的財政和信貸政策，需要耗費大量的社會資源，而政府的資源又是有限的，因此，必須要從中選擇最值得扶持或培育的產業。有鑒于此，提出一套科學的產業分類標準對出口產品進行分類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把超比較優勢產品提煉出來，重點培育這類產業。因此，本文將提出一個產品綜合分類標準，并且對我國出口產品進行分類，為構建以超比較優勢為核心的梯形對外貿易發展戰略提供依據。

四、 比較優勢的測度指標

1. 測度指標

從超比較優勢的形成原因和定義可以看出，相對其他產業和國家，超比較優勢可能表現為：① 本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很強的比較優勢；② 本國在該類產品的世界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③ 該類產品的技術水平很高，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可以生產。可以說，如果某個國家在某種商品上具有超比較優勢，那么，該國在該種產品上必然表現出上面所說的至少一種情況，而這三種表現可以通過三個量化指標來衡量：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國際市場占有率和產品技術復雜度指數。

（1）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顯示性比較優勢（RCA）指數是 Balassa[19]于1965年提出的測算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指標，該指數在理論上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一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比較優勢。該指數的計算是一國一種產品的出口量占該國出口總量的比例與世界市場該產品出口量占世界總出口量的比例之比，具體計算公式為：

RCAij=Xij/∑ni=1Xij∑mj=1Xij/∑mj=1∑ni=1Xij

其中，RCAij表示j國在i產品上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Xij表示j國i產品的出口量，n為產品數目，m為國家數量。

從長期來看，一國的比較優勢和在國際貿易上的表現應該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如果某個國家在一種產品上相對他國越具有比較優勢，那么，該國這種產品的RCA指數越大。RCA指數是一個相對指標，表示一國在某種產品上相對其他產品比其他國家更有優勢，該指標可以對應超比較優勢的第一個表現。

（2） 國際市場占有率（MS）。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是最直觀反映一個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綜合競爭力的指標，是一個國家的某種產品參與國際貿易競爭的實際結果。國際市場占有率（MS）是指一國某種產品的出口量與世界該種產品出口總量之比，它可以直觀地反映出一國某種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國際市場占有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某種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絕對優勢。國際市場占有率（MS）的計算公式是：

MSij=Xij∑mj=1Xij

其中，MSij表示j國i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該指標對應超比較優勢的第二個表現。

（3） 產品技術復雜度（RTV）。在國際市場上，即使一個國家某種產品出口占世界出口總的份額很小，但是，如果該產品的技術含量很高，那么，該國在這種產品上依舊擁有超比較優勢。至于為什么在國際貿易中并沒有表現出較高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和國際市場占有率，原因很可能是高科技產品在不同的國家出口政策有所不同，一些高科技產品是被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因此，產品技術復雜度（RTV）可以作為一個獨立指標來表示超比較優勢。本文借鑒樊綱等[20]的顯示技術附加值方法對一國出口產品和產業進行技術賦值，具體計算公式為：

RTVij=∑mj=1RCAij∑mj=1RCAijYj

其中，RTVij表示j國i產品的技術水平，Yj表示j國的人均GDP。

另外，本文對產品技術的分類方法是按照等世界份額的方法進行分類的，即把世界看做一個整體，把所有產品都分為高技術、中篇上技術、中等技術、中偏下技術、低技術五類，每類產品的出口份額都占世界總出口額的1/5。[21]

2. 測度的產品樣本和數據來源

本文將分別對貿易產品2000和2010年的指標進行計算，貿易數據來源于聯合國國際貿易數據庫，[22]人均GDP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23]貿易產品分類使用的是《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3五位碼分類。五位碼分類共有3 121種商品，2000和2010年世界可計算商品種類分別為2 952和2 872種商品，人均GDP數據包括181個國家，2000和2010年數據分別為22.23萬和22.72萬組數據。其中，中國在2000和2010年可計算的商品種類數為2 832和2 718種，兩年都有數據的商品種類為2 717種，沒有數據的商品是因為沒有參與貿易或者數據缺失。

五、 中國出口產品比較優勢的總體分析

1. 顯示性比較優勢

本文對2 717種中國貿易產品的RCA指數總體分布進行了統計，并將RCA指數按值分為四個區間：比較劣勢、較低比較優勢、中等比較優勢和較高比較優勢（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2000年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RCA≥1）的產品是917種，其中，具有低比較優勢、中比較優勢、高比較優勢的產品數量分別為504、107和306種。2010年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RCA≥1）的產品有997種，其中，具有低比較優勢、中比較優勢、高比較優勢的產品數量分別為730、134和133種，較低比較優勢的產品占據了絕大部分。比較2000和2010年的數據，可以發現，在2000―2010年期間，中國整體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增加了80種，其中，較低比較優勢產品增加226種，中等比較優勢產品增加27種，而高比較優勢產品則減少了173種。這種變化說明，在2000―2010年期間，中國出口商品具有比較優勢的種類越來越多，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所占比例從33.75%增加到為36.69%，但是，具有較低比較優勢的商品種類增加幅度明顯，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商品種類中減少幅度明顯，具有較低比較優勢的商品所占比例從18.55%增加到26.87%，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商品所占比例從11.26%下降到4.90%。

進一步來看：① 2010年RCA指數最大前十位出口商品的RCA指數都大于6。② 在2000―2010年期間，中國出口商品的RCA指數出現了很大變化。RCA指數上升前十位出口商品的RCA指數在十年間增長基本上都超過了3，其中，既有原來是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也有原來是具有較低比較優勢的產品，另外，這十種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也都表現為大幅增長的態勢，增長幅度從43%到71%。RCA指數下降幅度最大的十種產品，2000年這十種產品的RCA指數都在10以上，屬于較高比較優勢的范圍，到2010年，有三種產品已經從高比較優勢降為比較劣勢，剩余七種都變為中低比較優勢；在國際市場占有率方面，除了RCA指數下降最小的商品外，其他九種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都減少了至少14%以上。

2. 國際市場占有率

表2列出了中國貿易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總體分布情況，具體來看，2000年國際市場占有率在10%以下的商品有2 162種，占商品總數的79.57%，國際商場占有率在50%以上的只有37種，占商品總數的1.36%。在2010年，國際市場占有率在10%以下的只有1517種，占商品總數的55.83%，國際市場占有率在30%與50%之間的商品共計287種，占商品總數的10.56%，國家市場占有率在50%以上的增長到155種，占商品總數的5.70%。總的來看，在2000―2010年期間，我國出口商品國際市場占有率整體表現為快速增長的態勢，2010年大約45%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超過了10%，大約17%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超過了30%。

進一步來看：（1） 2010年國際市場占有率前十大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份額都超過了80%。（2） 在2000―2010年期間，中國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出現了很大變化。國際市場占有率份額增長前十的商品，在這十年間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增長都超過了50%，其中，有六種商品在2000年的世界市場占有率不足10%。在此期間，國際市場占有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種商品，國際市場占有率下降都超過了30%，只有三種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還維持在10%以上，有三種商品在2010年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接近0。

3. 產品技術復雜度

表3是中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分類情況。從表3可以看出：2000年，我國出口商品最多的是低技術含量商品，中等技術含量商品所占比例較低。到2010年，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發生了較大變化，低技術含量商品所占份額大幅下降，從2000年的40.35%下降到2010年的24.80%，中等技術含量商品所占份額大幅上升，從2000年的13.78%上升到2010年的23.12%，高技術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額也出現了上升的趨勢，從2000年的8.27%上升到2010年的11.10%。總的來看，在2000―2010年期間，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結構日益優化，技術水平日益提升，改變了以出口低技術含量商品為主的局面，中等以及高技術含量商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例明顯提升。

4. 出口產品的分類標準及結果

通過對產品層面的全面分析，我們對我國對外貿易出口商品結構和現狀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總的來看，在2000―2010年期間，我國出口商品具有比較優勢的種類越來越多，其中，具有較低比較優勢的商品種類增加幅度明顯，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商品種類減少幅度明顯；我國出口商品國際市場占有率整體表現為快速增長的態勢，大約45%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超過了10%，大約17%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都超過了30%；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結構日益優化，技術水平日益提升，改變了以出口低技術含量商品為主的局面，中等以及高技術含量商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例明顯提升。

在此基礎上，為了構建新的貿易發展戰略，我們還要對出口商品的類型進行劃分。本文根據五位碼產品的指標表現對這些產品進行分類，分別為靜態比較優勢、動態比較優勢和超比較優勢。具體分類標準是：將具有靜態比較優勢的產品定義為2000年和2010年的RCA指數都大于1；將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產品定義為2000年的RCA指數小于1且2010年RCA指數大于1；將已經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品定義為國際市場占有率（MS）大于50%或者RCA指數大于4；將潛在的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品定義為國際市場占有率（MS）在10%―50%之間或者RCA指數在1―4之間。統計結果表明：在2000―2010年期間，具有靜態比較優勢的產品占產品總數的25.76%，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產品占產品總數的10.93%，二者合計占產品總數的36.69%。在超比較優勢方面，中國目前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品還比較少，已經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品只有156種，只占產品總數的5.74%，其中，已經具有超比較優勢的高技術含量產品只有4種；潛在的具有超比較優勢的高技術含量產品有144種，具有比較劣勢的高技術含量產品有404種。

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類型產品的內部結構情況，本文按照RCA指數對不同類型產品進行了分類。針對產品內部的分類標準，本文界定為：超比較優勢產品的RCA指數大于4，潛在的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品的RCA指數在1―4之間，比較劣勢產品的RCA指數小于1。統計結果表明：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品主要是低技術含量產品（75種）、中低技術含量產品（36種），中高技術含量產品（5種）、高技術含量產品（3種）中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種類比較少。從超比較優勢涉及的行業和產品特征來看，可以把相關行業和產品的超比較優勢分為兩類：一類是資源型超比較優勢，這種超比較優勢主要來源于我國的資源稟賦優勢，紡織、服裝等產業就是明顯的例證，這些產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我國擁有的大量廉價勞動力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源泉；另一類是技術型超比較優勢，這種超比較優勢主要是由本國的技術水平所決定的，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是典型的代表行業。

六、 構建以超比較優勢為核心的梯形對外貨物貿易發展戰略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正處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正在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這種轉變的關鍵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轉變的根本目的是國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國際地位的提升，轉變的前提條件是社會穩定、經濟平穩增長。從對外貿易的角度來說，構建以超比較優勢為核心的梯形對外貨物貿易發展戰略，是轉變我國現行對外貿易發展方式的有效途徑之一，既可以充分發揮我國已有的優勢，又可以培育潛在的優勢和超級優勢，既可以保證經濟平穩增長，又可以順利完成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具體來說：

（一） 穩定發展具有靜態比較優勢的產品和行業

在短期內，在科學技術和社會資源一定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的格局為一定。世界各國只有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才能得到國際貿易的利益。因此，在短期和靜態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的原則不可抗拒，我國應該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社會資源的特點，爭取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利益，爭取通過國際貿易加快本國經濟的發展。[16]

靜態比較優勢產業是我國一直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雖然，這類產業的比較優勢水平沒有達到超比較優勢的程度，但是，這類產品和行業卻是我國對外貿易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因為這類商品是我國目前主要的出口商品，例如，服裝、紡織、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儀器儀表及辦公機械等行業，這類產業的貿易收益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卻可以為我國解決一部分就業。因此，國家政府要穩定發展這類行業。

（二） 積極培育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產品和行業

我國既要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但又不能拘泥于僅僅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的格局在短期內是一定的，但在長期里是可變的。我國在短期內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的同時，必須注重自主的技術創新，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長期的比較優勢格局。在投入高成本去研究我國得不到的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或者去超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時，顯然沒有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但是一旦我國掌握了這樣的先進技術，我國將創造出新的比較優勢格局，使我國可以按照新的比較優勢格局參與國際分工。也就是說，在短期內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靜態的國際分工的前提下，通過局部地發展沒有比較優勢但具有比較優勢前景的產業來創建新的動態的比較優勢格局。這就是說，不斷從短期的、局部的非比較優勢走向長期的、動態的比較優勢，就是我國應該采用的發展戰略。在這個方面，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值得借鑒。然而，由于社會資源是稀缺的，政府只能有重點地發展某些對本國經濟具有重要影響的主導產業，而且這些主導產業是有可能成為比較優勢產業的。[16]

動態比較優勢產業是我國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的希望，雖然這類產業沒有達到超比較優勢的水平，但是，這類產業的比較優勢是動態變化的，而且，比較優勢是提高的，這對于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例如，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就是動態比較優勢行業的代表，這類行業的發展，不僅有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與我國國內需求的方向也是一致的。針對這類行業，國家政府應該積極培育。

（三） 高度重視并戰略性地發展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品和行業

目前，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處于有利和主宰的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處于不利和從屬的地位，關鍵在于發達國家掌握著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中國家很多進口的產品是它們不能生產的，出口的卻是發達國家可以生產但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向于放棄的商品。因此，發達國家支配著國際貿易并在國際貿易中獲取高額的寡頭壟斷利潤。顯然，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可以通過出口相對成本低的商品、進口相對成本高的商品來獲得國際貿易利益這樣的問題了。像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果停留在按一般意義上的比較優勢來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我國將永遠落在發達國家的后面，始終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由于超比較優勢產生的主要源泉是科學技術，我國要改變不利的國際貿易格局，必須要加快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要進行自主的技術創新。當然，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需要長期積累的，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不可能全面超越發達國家。但是，在政府的主導和支持下，我國有可能在科學技術的某個方面取得突破，局部地建立某些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具有超比較優勢的高技術產業。[16]

超比較優勢行業是我國對外貿易取得突破、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關鍵，也是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的關鍵。在國際貿易中，超比較優勢產品是一國國際貿易地位的決定因素，擁有超比較優勢商品的數量越多，在國際市場上就越有話語權。資源型的超比較優勢很難改變，但是，技術型的超比較優勢是可以改變的，日本、韓國的發展經驗就是最好的例證。因此，國家政府應該高度重視并并戰略性地發展具有超比較優勢的行業。

具體來看：

（1） 繼續扶持和大力發展已經具有超比較優勢的行業。對于已經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業，國家政府要緊密跟蹤比較優勢的變化，關注整個世界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特別是主要競爭對手的新變化，穩定以及逐漸提高已經具有超比較優勢行業的競爭力，防止超比較優勢行業的衰落。目前，我國具有超比較優勢的行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例如，紡織業、服裝業等，這些產業的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為了保持競爭力，這些行業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用新技術來改造傳統生產工序，使這些產業賦予更多的技術含量，從而使這些產業的競爭力從依靠資源轉向依靠技術。

（2） 戰略性地培育潛在的具有超比較優勢的行業。對于潛在的具有超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應該給予戰略性的扶持，選擇少數幾個技術密集型的新興戰略性產業進行重點突破。高技術產品無疑是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超比較優勢產品，生產這些產品需要很高的技術水平，一般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國家能夠生產。高技術產品的生產流程十分復雜，模仿的難度很高，而且高新技術產品的技術升級較快。盡管整體產業的追趕相對較慢，中國依舊可以通過集中資源突破某個或者某幾個領域，正是這種重點突破的戰略使得中國在航空航天和核工業上能夠走在世界前列。經過了多年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積累，中國現在完全有足夠的資源去實現在某幾個產業或產品上發展成為超比較優勢，從具體的產業來說，通用設備行業、醫療設備以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等行業是中國最該大力培育成為超比較優勢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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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一． 比較優勢的動態性

國際貿易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論”。

人們普遍認為，居于經濟學主流地位的“自由貿易”思想，是以靜態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而主張國家保護的德國歷史學派才主張“培養動態比較利益”。實際恰恰相反：比較優勢或者比較利益，從來就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不存在什么“靜態比較利益”。只不過在具體問題上，人們一般要從現實存在的比較優勢出發，并且有意無意地，主動被動地，把它長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論”中，就承認比較利益的動態性。他把絕對優勢分為兩大類，第一是自然優勢，第二是“獲得性優勢”，指工業發展所取得的經濟條件，二者結合構成一個國家在生產和出口某種產品上具有的勞動生產力的絕對優勢。獲得性優勢包括資本和技術因素的作用，因此絕對優勢應該是動態的。（楊圣明等，1999）李加圖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證明了，生產力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可以根據相對優勢進行交換，雙方獲利。

H—O—S模型以資源稟賦理論為基礎指出，一個國家應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以促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這當然是動態變化的過程。

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而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對里昂惕夫悖論的解釋是：美國熟練勞動比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練勞動型的產品，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這就使比較優勢更加顯示其動態性----熟練勞動和人力資本，都是后天培養并可較快形成的。

在微觀理論方面體現比較優勢動態性的，是產品壽命周期理論。處于創新期的新產品，實際上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進入發展期即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

進入成熟期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進入衰退期基本成為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地也隨著壽命周期變化而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

巴拉薩在1979年提出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假設各國外貿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生產要素積累狀況而迅速改變。他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中國印度東盟，等各個階梯，比較優勢可以逐級替代。他的動態產業升級國際分工模式與東亞地區的“雁形發展模式”相似，強調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和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

但實證分析證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于是，爭論就轉到了：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那么國家保護是否能夠促進？或許，效果更壞？----這才是“經濟自由主義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爭論的焦點。

比較利益理論的應用，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于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欲望的，處于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所以強調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并且進一步主張國家保護幼稚工業，因為所謂“國際市場經濟”，已經被發達國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參與者。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而依靠市場力量，則根本無法實現比較優勢的升級。

歷史的進程和邏輯基本一致。

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 世紀20---40 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的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運用動態比較利益理論，提出“產業結構論”，主張國家扶植需求彈性高，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率提高的產業，即重化工業，獲得成功。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戰后初期，發展中國家盛行保護主義，70年代以后因為效果不佳，自由貿易理論占了絕對的優勢。

自由貿易理論的基本理論模型證明，自由貿易可以避免保護政策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消除生產和消費扭曲，并產生額外的收益。作為一個無法影響國外出口價格的小國，關稅會扭曲生產者和消費者行為的經濟動因，自由貿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個社會福利。據估計，貿易保護的成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 菲律賓5。。2%（1978），美國0．26%（1983）。

小國和發展中國家從自由貿易中獲得額外的收益，第一是規模經濟，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車進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車廠，生產16。6萬輛汽車，而一個有效率的汽車廠年產量應該在8-----20萬輛之間。第二是為企業家提供了更多的學習革新機會，發現出口機會。第三，非自由貿易的任何政策，最終都會被政治決策過程所扭曲，利益集團會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響的部門中進行收入再分配。

主張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根據是國內市場失靈論：生產者剩余不能正確衡量成本與收益，原因是國內市場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如結構性失業，資本不能向高回報部門迅速轉移，新興行業的技術外溢。次優理論認為，如果某一市場不能正常運轉，那么政府對其它市場的不干預政策不再是最優選擇；如果某種產品的生產能產生除生產者剩余以外的邊際社會收益，那么征收關稅就能夠使社會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護的幼稚工業應該與一種具體的市場失靈相聯系，這種市場失靈使得私有市場不能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這一產業。有兩種情況：

1．不完全資本市場：發展中國家沒有一整套金融機構，如有效率的銀行和股票市場，使傳統部門如農業的儲蓄用于新成長部門，如制造業的投資，那么新工業部門的增長將會受到這些工業當前贏利能力的限制，最優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次優政策是以保護提高其利潤，使這些工業更快成長。

2．無償占用：新產業的先驅者必須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創造出有形產品以外的無形利益，如知識和新市場，政府應該補償這部分無形貢獻。

自由貿易論者對于保護主義的批評是：

第一，國內市場的失靈應該以國內政策來糾正問題產生的根源，對生產者的補貼比征收關稅效果更好，間接的政策會導致社會其他部分行為的扭曲，使用貿易政策處理國內市場失靈只是次優，不是最優。

第二，進口替代會惡化二元結構。在欠發達國家，資本密集，高工資的現代化部門，與非常貧窮的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稱為“經濟二元化”，這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制造業每個工人的產值比其它部門高得多，商品價格比農產品高幾倍，工資比農民多10倍，資本密集度比農業高得多，但是工業部門的資本回報率很低。如果經濟能夠把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可以增加產值，對制造業的關稅保護可以從上述“工資差別論”中得到支持。1970年哈里斯和托達羅指出，制造業吸收一個農民，可能導致更多的農民離開農業，增加城市失業。自由貿易論進一步指出，制造業的高工資是進口替代下，免受外國競爭的工業中工會壟斷造成的，自由貿易會降低工業工資，提高農業工資。

第5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論文摘要: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強調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動態的、變動的，強調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實踐中要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

一、引言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包括李嘉圖的相對成本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而近現代的比較優勢論強調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的重點是扶持新興的幼稚產業,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把比較優勢看成是動態的、變動的,更貼近國際貿易的現實。

二、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

（一）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

比較優勢是與絕對優勢對應的概念。絕對優勢建立在生產的絕對成本的比較上。如果一國生產單位數量的某種商品使用的資源絕對量較少或效率較高，那么它在這種商品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例如巴西能以較低成本生產咖啡和香蕉，美國則能以較低成本生產飛機和緊密機床。因而，巴西在咖啡和香蕉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美國則在生產飛機和緊密機床上具有絕對優勢。于是，各國通過國際貿易獲得他們很難生產的產品：加拿大需要進口咖啡，日本需要進口石油，科威特需要進口飛機等。

比較優勢建立在生產活動的機會成本基礎上。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低于其他國家，則該國在該生產上有比較優勢；反之，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高于其他國家，則缺乏比較優勢。作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一，比較優勢原理的中心命題是：一個國家即便在每一種商品的生產上都不具有絕對優勢，它仍然會在某些領域享有相對比較優勢；不僅各自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有可能通過交換增加福利，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同樣可以通過貿易增加福利。

(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

第一個說明不僅絕對優勢而且比較優勢也能成為貿易源泉的人，是19世紀早期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他在僅需要一種生產要素的假設條件下，用幾個數字為例簡要闡述了這一原理。20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俄林在考慮多種要素作用的基礎上，重新表述了比較優勢原理，認為決定比較優勢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要素稟賦。要素是對生產過程發生作用的各種有形、無形因素，如自然資源、知識資本、物質資本、土地、熟練與非熟練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則指一國（或地區）實際擁有的要素總量和結構。某種產品或行業的生產活動是否具有比較優勢，取決于它們能否比較密集地利用該國相對豐裕的要素，取決于它們生產的成本比例能否與該國結構相一致。越是能密集利用一國豐裕要素的生產項目，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越是需要密集投入一國相對豐裕要素的生產項目，則越是缺乏比較優勢。

總之，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一個國家由于生產技術先進或要素稟賦豐裕而在某些產業具有比較優勢，那么該國主要生產并出口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本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樣就可以與別國取長補短，提高本國的國民福利水平。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國家都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然后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貿易，則可以促進世界資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三、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

(一)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及其實踐上的缺陷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有完美的邏輯體系，但理論本身存在如下缺陷：1.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模型是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下構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國公司和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前提提出了挑戰。2.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有限。二戰后美國和德國的工業化發展歷程，都不是遵循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發展起來的。3.比較優勢法則是一個靜態的理論。

無論是李嘉圖提出的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赫克歇爾—俄林提出的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稟賦理論，二者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均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從而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特征。比較優勢是一國的天然稟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國的生產技術可能會進步，或者要素稟賦的積累會改變，那么原有的優勢和劣勢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可能相應地改變。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顯然忽視了這些可能的變化。

在實踐上，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容易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因為在按照靜態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生產技術水平低，其比較優勢產品一般是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果選擇這樣的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主導產業，則很容易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即將本國經濟鎖定在低技術的專業化生產模式中，結果只能生產和出口技術含量低的產品，不僅受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盤剝，并且被置于世界經濟二等公民的地位，同時還面臨產業競爭力無法持續發展的問題。

(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

目前，被廣泛的接納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基于未來發展戰略的動態比較優勢是需要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產業政策可以加速這一進程。典型的解釋東亞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發展變化的“雁行模式”理論－日本為領頭雁，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亞洲四小龍”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雁行模式形成東亞區域內產業循環和連鎖變化的機制，使東亞各國或地區產業不斷向更高層次轉換，帶動經濟的依次起飛和持續發展。以及后來的外貿優勢轉移學說、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等均說明了一國比較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會隨著世界經濟形勢轉變，會隨著一國要素稟賦積累和技術進步等因素發生變化。就政策而言，動態比較優勢觀點表明：一國有可能通過適當的產業和貿易政策來改變其天然具有的比較優勢，即比較優勢不是外生的，而是內生的。“內生比較優勢”是指如果一個國家選擇專業生產某種產品，它可以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內生地創造出原來沒有的比較和絕對優勢。如在一個原本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占比較優勢的國家來說，其比較優勢并非只能固定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通過扶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可以實現本國比較優勢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從而改變本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因此，按照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觀點，一國應該著眼于未來有選擇地去扶植和培育戰略產業作為新的主導產業，樹立新的比較優勢，以保證本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持續發展和提高。

四、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是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在現代貿易格局下的發展和延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被動適應”的主張，強調一國應利用要素稟賦結構等天然形成的比較優勢來選擇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是一種“積極改變”的主張，強調一國從適應比較優勢向創造比較優勢，通過產業升級、學習積累等經濟活動來培育本國新的比較優勢，在更高級的產業領域形成產業國際競爭力。

在實踐中我們也要看到，雖然遵循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較為理想的產業政策選擇，但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應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脫離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去進行。尤其是在目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飛速發展、世界生產資源有效整合的背景下，這為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提供了契機。發展中國家只有在現階段發揮靜態比較優勢，才能積累經濟進一步發展所需的資金和技術，然后通過將資金和技術用于培育未來戰略產業，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成功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

參考文獻：

[1]胡昭玲.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M]，2006，(3).

[2]林毅夫.比較優勢與中國經濟發展[J].經濟前言，2005（11）.

第6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摘 要：從動態比較優勢的角度出發，根據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國際分工地位，結合制造業發展中重要因素條件的現狀，進行分析并提出如何尋求制造業合理的產業定位，如何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

關鍵詞：動態比較優勢；國際分工地位；產業定位

1 比較優勢相關貿易理論概述

1.1 比較優勢始終是貿易理論的核心

根據克魯格曼的觀點，各國參與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有兩個，其一是進行貿易的各個國家之間存在千差萬別，每個國家都從事自己擅長的生產，便能從這種差別中獲益；其二是國家之間通過貿易能夠達到生產的規模經濟。這其中便包含了一個經濟學家們所認為的“無可否認但對于很多人來說并非顯而易見” 的正確的經濟學概念――比較優勢。

1.2 傳統比較優勢的局限性

無論是李嘉圖模型還是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考慮的都是靜態比較優勢，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的比較優勢必然會發生變化，傳統比較優勢的局限性便逐漸體現出來，傳統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方法不能將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的技術進步體現其中，因而不能更加廣泛地適用于國際貿易的各個領域。

1.3 動態比較優勢的提出和發展

二戰以來，日本及東亞的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迅速，使得傳統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很好地做出理論解釋，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1955）從動態的、長期的觀點出發，把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政府政策、各種可利用資源的引進、開放等因素綜合到貿易理論中，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技術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進入研究領域，如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的發展。

2 我國制造業國際分工地位研究

傳統的國際分工主要發生在產業間，二戰后國際分工逐漸深入到產業內，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國際分工已經深入到產品內。我們以我國制造業中的電子、機械產品生產為例，主要生產過程有研發設計、零部件生產、組裝三個階段，三個階段分別主要依靠人力因素、資本因素、勞動力因素。

如表1所示，如果經濟體出口最后組裝階段的產品卻需要進口研發設計階段的產品，那么進口商品的價格高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如我國目前的貿易狀況。而處于國際分工高度的經濟體，出口研發設計階段的產品而進口組裝階段的產品，其進口商品的價格低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在國際分工中獲利。高端的國際分工是以一抵二，低端的國際分工是以二抵一。對于高技術產品，發達國家占據國際分工高端；對于低技術產品，發展中國家因其本身具有的的勞動力優勢，可通過實現產品升級的渠道，在國際分工中占據更加有利的地位。

3 如何尋求合理的我國制造業產業定位

3.1 制造業發展中重要因素條件

首先，技能型人力資源供小于求。改革開放以來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制造業就業人員占全國就業人員總的比例在下降，然而，制造業對技能型人力資源的需求仍然較大，且目前社會供給仍只停留在初步滿足的階段，若尋求制造業深度與寬度的更進一步的發展，技能型人力資源的培養必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其次，技術創新能力處于初步階段。根據資料統計，目前仍沒有中國企業邁入世界制造業500強，在制造業所涉及的各個行業中，各類精密技術的普及率均較低，汽車設備、光纖設備、電路設備、石化設備等行業對進口的依賴度較大。

第三，資本積累不足。制造業向更高的技術方向發展，最重要的支撐便是資本積累，加快資本積累，改善融資渠道，加快市場流通才能從根本上支撐制造業的深層次和規模發展。

3.2 如何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

首先，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應繼續解決就業這一歷史任務，并合理過渡。事實證明，能夠充分利用資源的比較優勢的經濟體，其產業和技術結構會更加合理，創造的價值會比較大，在世界貿易競爭格局中也會占據更加有利的位置。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如果我們生產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客，在一些層面上來說生產襯衣比生產空客更加重要，8億件襯衣的所賺的一點小利及所解決的就業問題相對于空客所依靠的歐洲四國巨額補貼是更加盈利的。生產襯衫的中國能夠比生產軟件的印度發展得更好也是同樣的道理。

其次，大力支持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并逐漸發展并鞏固其在產業中的主導位置。根據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選擇適合本經濟體并具有競爭力的主導產業，能夠使經濟體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并更能利用經濟體天然的要素稟賦優勢，并根據要素稟賦優勢的轉變而升級產業結構，從而使得經濟體自身有著良好的循環動力。

第三，將低品質垂直產業內貿易控制在50%以下，并逐步縮減其比例，從而在國際分工中占據有利位置。在產品生產的環節上，投入更多的資金和人力。

參考文獻

［1］保羅?克魯格曼，茅瑞斯?奧伯斯法爾德．國際經濟學．海聞，蔡榮，郭海秋等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第五版）．

第7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貿易結構高級生產要素金融效率

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呈現出強勁趨勢，既使國際貿易環境出現各種不利的事件，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及貿易上所獲取的利益都出乎經濟預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國對外貿易在現時代的“無約束”發展超脫了現存貿易理論的普遍解釋范圍，抑或是否中國所表現出來的貿易現象成為貿易理論界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其實則不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改革的進程中，一直堅持自我為中心的貿易方針，即以自我所擁有的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主導，大力開展出口導向型貿易，以此來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興起。同時以這些新興產業為依托，更深層次地改良優勢產業，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其次，多年來的貿易成果積累了充盈的資本，為產業進行結構升級和優化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無論是從產品規模和質量上，都隨著貿易成果擴大而增強，延續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而且也在產品的國際信譽市場上異軍突起，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擴充提供了保證。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開放貿易在以勞動力成本為依托的貿易商品延續了幾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經濟效益，從長遠看整體國家貿易商品結構也出現了嚴重傾斜，沒有形成一個立體層次的貿易結構，即在高、中、低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一個均衡的結構。而高、中層次的貿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為當今經濟發展動力的局面中，往往成為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穩妥而快速地推動我國貿易結構優化是關乎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國家金融體系一直在開放的貿易環境下遵循著計劃經濟時的經營體制，在對國有的金融界進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國的金融業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經營市場。本文就是從當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中，以金融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討論如何借助于金融層面的經濟發展力量來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

1貿易結構優化概述

從貿易理論來分，大致可分為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和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

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中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理論：一是以大衛·李嘉圖和赫克歇爾-俄林為代表的古典貿易理論。其代表觀點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而導致價格差的原因則歸結于勞動生產率或技術差異；而赫克歇爾-俄林則是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異來討論國際貿易起因，進而指出生產要素的豐裕和稀缺程度決定生產要素價格差，從而致使商品的國際價格差異。二是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構建框架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產品規模的經濟效應和產品差異上的消費效應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又一動因。新貿易理論是在突破古典貿易理論假設前提下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補充。但這兩種理論的出發點都只強調了現存的資源，是在資源總量恒定不變的前提下對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論探討，是一個靜態過程。

從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分析：一是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等后天因素人為地創造出來，強調的是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技術創新。該理論的兩大支撐是技術和資本，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手段，加快產品中生產要素的轉換比率，同時把技術作為比較優勢的內生變量，強調“干中學”的經濟效應。通過“干中學”以及技術創新鞏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資本的作用在于技術創新和產品生命周期成長和成熟兩個階段，是產品生產在生產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這兩個階段由于技術外溢資本的作用尤為重要。二是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可以人為地有意識地選擇策略來配置稀缺資源，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波特的競爭理論中，有四個基本的要素：生產要素、需求結構、相關與支撐產業、企業的戰略和競爭程度。波特將生產要素細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費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級要素則需要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夠創造出來的要素。他認為高級要素最為重要，它們是取得高級國際分工層次的關鍵，一國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過高級要素獲得補償，但是在高級要素上處于劣勢則無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彌補。競爭優勢注重企業的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關注要素的質量和產品的需求情況，主動地創造比較優勢，在改善貿易結構中，高級要素的決定作用越來越明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貿易動力主要由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在這個階段貿易結構主要是表現為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貿易發展。第二階段中推動貿易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比較優勢的動態階段，即以規模經濟效應實現貿易結構優化，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貿易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比較優勢建立在高級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從而上升到后天稟賦層次。第三階段，競爭優勢成為推動貿易結構優化的主要動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此階段以吸收貿易發展帶來的先進技術，逐漸發展成為規模和技術優勢為特征。而在這三個階段的進化過程中，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優化貿易結構上的兩個關鍵。在當今經濟發展的秉性中，這兩個因素無不與高投入的資本量相關。我國的對外貿易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就需要結合當前金融發展的大前提，繼續保持在自我特有貿易低層次上的優勢，同時也要借助于金融促進的力量來構建我國中高層次的貿易體系。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貿易結構優化

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的時候，一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幾乎可以代表該國參與全球經濟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增長中貿易結構的取向和相關調整都對經濟增長率和其發展的持續性至關重要。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多年中的貿易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同時在貿易成果展現的主要方面外匯規模的龐大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金融體系是長期滯后于快速增長的貿易發展勢頭。特別是加入WTO后金融將面臨整體開放的形勢和國內對金融促進貿易發展不利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金融的發展應更有效地對抗外來金融的競爭以及促進國家貿易在結構上的優化，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進程的良性延續提供恒久的動力推動環境。

首先，從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聯系來看貿易優化的問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分成兩類，主張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叫做供給主導，主張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對金融服務需求的被動反映稱為需求遵從。無論是供給主導還是需求遵從的觀點，都明確地指出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保持經濟增長的唯一影響因素的觀點，而把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同時也對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在對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即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Levine，1997），金融市場通過增加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增長（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也較快。筆者在貿易結構優化概述中已經得出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改善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關鍵，而這兩者在現代經濟中無不與資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聯系。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我們已經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長期的資金投入才可以獲得的，而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在貿易結構優化中的關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術進步理論中與資本的聯系獲得。希克斯將技術進步分為中性、勞動節約型和資本節約型三種。中性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產原有產量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生產中的資本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勞動的生產效率的增加，結果是達到原有的產量可使用較少單位的勞動和資本，但資本/勞動比例上升；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資本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導致生產原有產量現在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但此時勞動/資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來衡量貿易結構時，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貿易結構優化過程中，資本投入量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以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效率對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貿易結構的高級進程是資本是否起作用的標準。因此，在金融發展中提高資本在貿易商品生產中的生產效率是替代貿易結構優化中有關金融各方面相關問題的一個核要議題。

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立足于金融業在混業經營上的趨同，而金融業借助于混業經營的方式來發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經濟增長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從區分上可以從金融的生產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來看，生產性效率簡單來看就是企業從金融發展中可以獲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則是指金融業因為效率的提升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這些內在的關系為對外貿易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資本在企業生產中的運用來通過技術或者是生產要素高級化的實現來優化該國的貿易結構提供了方法。

我國金融的發展在促進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將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首先，借助于整體金融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即可以在混業經營方式下多渠道地獲得風險資金從而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為企業在生產轉型過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發展中體現出的金融產品功能，可以幫企業以多樣化方式來應付對外貿易經營中的風險，規避全球經濟負面作用下的貿易風險，改善企業對外經營中的貿易環境，營造企業以技術運用為主體的貿易氣氛，為企業進行改良式的貿易運作奠定基礎；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發展帶來的機遇實現企業技術創新。無論是技術引進還是合資生產，都會對中國這樣一個成熟的貿易大國的相關產業產生激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從另一方面來增加我國貿易商品的技術標準。而更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國貿易發展的新格局，為長遠的貿易結構優化和貿易利益獲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貿易單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發展中的提升不僅可以使得企業在生產中獲得放大性的效應，而且也為企業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提高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業在擴大再生產中為了追求貿易利率而加大對資本的投入量，優化國家貿易結構創造基礎；最后，金融發展對貿易結構良性促進作用反過來又會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尤其在開放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兩者在發展的過程是相互促進的。正如我國多年來貿易成果同樣也為國家的匯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結論

金融和對外貿易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兩個方面。對外貿易是積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保障層面。我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要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不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產品和加工貿易上，還要在高速發展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上迎頭趕上。以我國的金融發展為契機，以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為方式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升級。同時也要注意到金融發展不利方面，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同樣與資本一樣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壞性，要在兩者的互動過程中關注金融風險的擴散以及給對外貿易行業帶來的各種風險，積極地防御風險，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為貿易結構優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參考文獻

1楊德權，梁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國外研究綜述[J].財經問題研究，2005（3）

2彭磊.貿易結構優化三階段論及我國所處階段的實證檢驗[J].國際貿易探索，2004（3）

第8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TradePolicy)。該理論動搖了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自由貿易政策的最優性，證明了政府干預的合理性，提出了適當運用關稅、補貼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有助于提高一國貿易福利的主張。這一核心結論正好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因其在理論的獨創性、分析方法的獨到性及其解釋現實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經濟條件下的貿易行為

1.規模經濟效應的非常數性。規模收益用于微觀經濟學分析廠商的生產函數始于20世紀30年代。顯然，國際經濟學在這一方面落后了許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分析基礎之上。戰后國際貿易發展現實顯然無法得到傳統貿易理論的合理詮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產品是以規模報酬遞增生產的，并且生產這些產品的行業（如汽車業、半導體業、計算機業等）構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可分為外部經濟效應和內部經濟效應兩部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是指廠商水平上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的遞增性報酬以外部經濟的形式體現的情況，因而這種廠商及其產業能夠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出口的擴展。這種外部經濟效應往往并不能為各廠商同時同等程度地享受，廠商與行業間的競爭行為因而受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廠商內部規模經濟效應，即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一個較大的公司能夠更好地克服生產不可分割性，使生產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時，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費用并不會隨生產規模而變化，因此其每單位成本會隨著生產增加而下降。如果規模經濟持續存在，則平均成本總大于邊際成本，如果以邊際成本定價就意味著損失，因此，內

部規模經濟不可避免地與競爭均衡發生了矛盾。因而，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之間與產業內、公司內的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這一現實。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才試圖突破這一理論與現狀的隔膜，將規模經濟引入貿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過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達到擴大出口、搶奪競爭對手市場份額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

2.市場的非完全競爭性。由微觀經濟學可知，廠商這一層次上的規模經濟的存在意味著價格行為與非負的利潤不一致，因而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對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西方經濟學迄今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結論。但是，畢竟放棄了傳統貿易理論最不現實的假設，即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種市場結構：(1)可競爭市場（伯蘭特假定這與無代價和無限制地進入和退出相結合）；(2)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即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3)壟斷競爭。盡管一般性不完全競爭理論沒有產生，但是，在各種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在實證和規范兩個方面有關貿易的一些重要結論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術對貿易的內生變量性質

傳統貿易理論早就注意到技術進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理論才把技術變化、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克魯格曼等人認為企業內部存在著動態的規模經濟。技術的改變是企業獲得動態規模經濟的最重要形式，從而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技術變化包括兩種情形，其一是技術創新(Innovation)，其二是邊干邊學(Learningbydoing)。

技術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R&D)活動來獲得的。R&D所產生的技術創新改變了企業的生產函數，降低了邊際生產成本。在生產過程中，同樣的要素投入能帶來更多更好的產出，其表現為：(1)要素生產率的提高；(2)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這樣，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就會不斷下降，從而能在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技術進步能從學習曲線(LearningCarve)的角度闡述動態的規模經濟。假定邊際成本是累積產量的減函數，累積產量越多，生產經驗、銷售經驗和管理經驗越豐富，邊際成本就逐漸降低，這就是邊干邊學。一般而言，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其技術，而是在貿易、投資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即所謂的“技術外溢”。亞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傳播技術及其影響的國際技術外溢，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而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則系統研究了行業間和同行業內部技術的外溢及其作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重點強調了規模經濟效應是擴展國際貿易的動因之一，而技術進步是企業動態規模經濟效應的來源之一。技術進步與國際貿易的擴展存在一種互動關系，貿易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及各國

努力來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技術開發不再是個別國家的行為，不再是外生的經濟變量，而是直接推動貿易發展的內生變量。

三、突破之三：對政府干預作用的重新定位

傳統貿易理論的主流觀點認為：政府干預導致資源配置扭曲，造成國民福利下降，如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政府對出口實施補貼等，都會造成國民福利的凈損失。只有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才是“雙贏”。當然，主流觀點并不反對在出現市場失靈如外部性問題、壟斷、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時，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選擇地干預，目的是消除“反競爭”(Anticompetitive)現象，保證市場競爭自由有序正常地進行。但總體上強調的還是自由主義思想。當然，在自由貿易的喧囂聲里，還有幾聲應推行政府干預的呼聲，但其勢單力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幼稚產業保護論”，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尋求一個良好的生存、成長環境，免受外國同行企業的競爭壓力。但這一學說并無完善、系統的理論證明。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則認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政府可以借助R&D補貼、生產補貼、出口補貼、進口征稅、保護國內市場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增強其國際競爭能力，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謀取規模經濟之利，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轉移其壟斷利潤，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政府起著關鍵的作用，必須有一個盡可能信息完備、決策獨立、干預有力的政府。理所當然，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中，政府的干預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體說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解釋：

1.政府干預是實現規模經濟的最優途徑。

在非完全競爭及規模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中壟斷利潤普遍存在，一個企業的壟斷實力越強，獲得的壟斷利潤就越多。國家干預可以將國外企業的利潤轉移到國內企業。為此，對于各貿易國來說，如何擴大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份額，并進而通過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取得市場競爭優勢的關鍵。靠企業自身去積累和成長，在強手如林、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國家的企業，要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真正挑戰者，顯然困難。而借助政府力量作為“第一推動力”，選擇有發展前景的產業在一定時期內給予扶助，使其盡快擴大規模，獲得規模經濟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徑了。

2.政府干預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模型實施的基礎。

“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英文簡寫IPAEP）是克魯格曼1984年提出來的重要理論。該理論有兩個假設前提：一是市場由寡頭壟斷，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規模經濟效應。當本國企業處于追隨者地位，生產規模遠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邊際生產成本很高時，這時本國政府通過貿易保護，全部或局部地封閉本國市場，阻止國外產品進入國內市場。隨著國內市場需求的逐漸擴大，這類產業的規模經濟收益便會出現，生產成本得以降低。同時，國外競爭對手由于市場份額的縮小而達不到規模經濟，邊際成本上升。此消彼漲，國內企業就可能占有國外市場更大的份額。而銷售額的擴大又進一步降低了邊際生產成本，提高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樣，以政府干預為后盾，IPAEP理論的實施便達到保護國內市場，擴大國外市場的目的。戰后，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經濟發展中，汽車、電器、計算機設備等的發展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3.政府干預作用內生化是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因素。

將政府干預作用作為比較優勢內生為國際貿易理論的一個變量，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一大進步無庸置疑，而比較優勢依然是國際貿易的基礎。一方面技術變量已成為現代企業和國家相對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而技術變量的提升不管是來自于“邊干邊學”，還是R&D，都與法律、投資激勵等形成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都需要通過政府的支持，即取決于政府的干預情況。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資源稟賦的內涵發生了變化，相對于“自然資源”而言，“創造型資源”（如信息、知識資本、創新、制度、技術等）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企業以及一個國家越來越依靠于這類資源來獲得比較優勢，因而政府干預也被內生為區位因素，成為直接影響這種“創造型資源”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潤轉移理論

傳統貿易理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通過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來進行國際貿易，使參與國雙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實現“雙贏”。但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卻提出了利潤轉移的論點，即把壟斷利潤從外國公司轉移給國內，從而在犧牲外國福利的情況下增加本國福利。利潤轉移理論顯然與傳統貿易理論能增進雙方福利水平的論點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國際競爭都具有寡頭競爭的性質。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揭示了利潤轉移理論的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關稅的利潤轉移效應。布蘭德和斯賓瑟提出的“新幼稚產業保護”模型，假設一家國外寡頭壟斷企業獨家向國內市場提供某種商品，正在享受壟斷利潤，且存在潛在進入的情況，那么，征收關稅便能抽取外國寡頭廠商的壟斷利潤。因為，外國寡頭廠商會吸收部分關稅來決定“目標價格”，以阻止潛在進入。否則，國內企業的進入將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國公司甚至會將關稅全部吸收。國內既不會發生扭曲，又可以獲得全部租金。稅收收入就是轉移了該廠商的壟斷利潤。該模型突破了傳統最優關稅理論關于只有大國才有可能用關稅來改善其貿易條件的限制，認為即使是貿易小國也同樣可以通過征收關稅來改善國民福利。

第二種類型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手段的利潤轉移效應。該觀點來自于20世紀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產業保護論”，認為一個有戰略意義的行業在受保護的國內市場里能迅速成長而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從而相對于外國廠商具有規模上的競爭優勢，使其能夠增加在國內市場和沒有保護的外國市場的份額，從而把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到本國廠商，使本國福利增加。

第三種類型是出口補貼的利潤轉移效應。布蘭德和斯賓瑟于1985年提出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認為向在第三國市場上同外國競爭者進行古諾雙寡頭博弈的國內廠商提供補貼，可以幫助國內廠商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增加國內福利。古諾博弈的特征是，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通過補貼降低國內廠商的邊際成本，使廠商有更高的反應曲線，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份額。總之，出口補貼降低了非完全競爭產業的壟斷扭曲程度，增進的本國和消費國的總收益大于另一生產國的損失。

五、簡要評價

第9篇：動態貿易理論范文

[關鍵詞] 貿易自由化　收入分配　影響

從亞當?斯密的國際貿易理論開始，經濟學家就開始研究國際貿易中國家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問題。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這方面的理論探索也在不斷深化。目前，貿易自由化及其對社會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已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關注。

一、貿易自由化的含義

從已有的研究文獻來看，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的含義是與描述自由化的特征聯系在一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

1.貿易自由化就是指完全的自由貿易。表現為大幅度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取消政府對貿易活動的一切干預。這是一種極端的觀點。事實上，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各國政府對貿易活動的干預也從沒有停止過。

2.貿易自由化為一國貿易體制的中性化。中性化即政府在進口和出口部門平均分配激勵措施，削減貿易體制中的反出口偏向。巴格瓦蒂認為中性化是貿易自由化的核心。

3.貿易自由化表現為開放性。克魯格認為，發展中國家貿易體制中存在著大量的配額和許可證之類的數量限制措施，削減數量限制是向自由貿易體制轉變的基本特征。由于各國政府對出口貿易一般都持自由放任態度，因而貿易自由化主要指進口自由化。

從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角度出發，貿易自由化一般被認為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即一國政府根據本國的經濟和社會條件逐步消除貿易和非貿易壁壘，減少政府對貿易活動的直接干預，逐步擴大對外開放程度，從保護貿易體制向自由貿易體制轉變的過程。

二、貿易影響收入分配的模型分析

1.亞當?斯密的貿易理論。最早提出自由貿易理論的是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他認為，一個國家在某個行業的生產上比其他國家生產效率高，從而具有絕對優勢，那么這個國家就應該專門生產本國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通過國際分工，與其他國家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行貿易，這樣，通過自由貿易，貿易雙方都能獲得貿易利益。這就是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

2.大衛?李嘉圖的比較貿易理論。李嘉圖認為應該按照生產成本相對差距進行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這樣，對分工和交換的雙方都有好處。一國即使生產不出成本絕對低的商品，只要能生產出成本相對低的商品，就可以同另一國進行貿易，并使貿易雙方都得到好處。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貿易理論是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石，為倡導自由貿易政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赫克歇爾―俄林模型。這個模型被稱為H―O模型，清晰地表述了貿易與要素數量與價格之間的關系。假設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A國是勞動豐裕的國家，B國是資本豐裕的國家，兩國分別生產兩種產品（X和Y），其中X是勞動密集型產品，Y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在生產過程中都使用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通過模型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一國應當出口其相對豐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產品，進口其相對稀缺和昂貴的要素密集型產品。也就是說，勞動要素相對豐裕的A國應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X，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Y。相應地，B國應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Y，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X。

4.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斯托爾帕和薩繆爾森是最早直接把國際貿易與國內收入分配關系聯系起來進行單獨研究的經濟學家。1941年他們以H－O模型為基礎提出了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定理）。SS定理在H－O模型的假設條件下證明了當一國實行自由貿易時，貿易會導致豐裕生產要素的實際收入提高，稀缺生產要素的實際收入下降。1948年薩繆爾森在對H－O理論進一步研究時，得出一個新的命題：在長期內所有的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自由貿易會使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均等化（即要素均等化定理，FPE）。如果貿易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可能會使發達國家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下降，相當數量的非熟練勞動者可能會失業；發展中國家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可能會上升，其生活狀況可能會得到改善。

自SS定理和FPE定理提出之后，經濟學家又對貿易與國內收入分配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三、貿易自由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貿易自由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在傳統的貿易理論上是簡單明了的，然而在實踐中是相當復雜的。事實上，貿易自由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過程受到多方面的制約。

1.貿易自由化通過價格結構的變動影響收入分配。貿易自由化使一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的價格上升，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價格下降。產品價格的變化會影響相關要素價格的變化，并直接影響收入分配。在H－O模型中，國際貿易會降低一國稀缺要素生產的產品價格而提高豐裕要素生產的產品價格。這種商品價格變化會直接影響到要素價格的變化，從而對國內收入分配產生影響。著名的SS定理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得出的結論。大量有關貿易與收入分配關系的研究也都是從商品價格變化角度進行分析的，但由于選用的數據和處理方法不同，他們得出的結論也不同，有的人認為貿易對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不大，有的人認為貿易的作用重大。

2.貿易自由化通過技術進步影響收入分配。又分為三種情況：(1)外生性技術進步。Richardson（1995）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指出，貿易開放和部門的特定技術變化的聯合作用就會導致收入不平衡加劇。Krugman（2000）指出，要素偏向的技術進步也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Jones（1997）以簡單的2*2的H－O模型分析指出，隨著南方國家技術的進步，對于中等技術密集產品，南北兩國都可以生產該產品，兩國中等技術密集產品關稅的降低會導致兩國工資不平等向同一方向變化，但是這種變化還依賴于貿易自由化變化的方向。如果北方國家進口中等技術密集產品并且降低關稅，則兩國國內工資不平衡會擴大，如果南方國家進口并減少關稅，則兩國工資不平衡程度會降低。(2) 內生的技術進步。Dinopoulos and Segerstrom（1999）發展了一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指出貿易自由化會增加R&D的投入。進一步導致對熟練勞動工人需求的增加，從而提高熟練勞動者的相對工資。Neary（2002）的寡頭競爭模型中也指出，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競爭加劇，企業會加大對R&D的投入，引起熟練勞動者的相對工資上升。Thoenig and Verdier（2003）建立了一個質量梯度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general－equilibrium quality ladder model）。分析指出貿易影響收入分配的方式是：貿易－技術偏向的技術進步一收入差距增大。Acemoglu（1999）的模型也指出，在技術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貿易量的增加會提高技能豐裕型國家的技術升水而降低非技能豐裕型國家的技術升水。E.Beaulieu et al.（2004）建立了一個既存在科技產品間產業內貿易又存在科技產品與傳統產品的產業間貿易的南北模型，考察了科技產品貿易壁壘的降低與南北兩國國內工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如果兩國在科技產品上貿易壁壘都降低，則兩國國內對科技產品的需求都會上升，兩國的貿易量會擴大，國內產量也會擴大（即技術進步）。隨著兩國科技品產量的擴張，兩國對熟練勞動者的需求會上升，使兩國熟練勞動者的工資上升而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下降，引起收入差距擴大。(3)技術進步與生產外包。Feenstra and Hanson（1996）從生產外包和技術進步角度分析了貿易對收入差距的影響。W.J.Ethier（2005）則是從全球化角度考察貿易、技術與工資之間的關系。他的結論是：第一，全球化程度上升，使南方國家貿易條件改善，提高南方的設備利用以及北方向南方的外包，南北雙方熟練勞動者與非熟練勞動者的相對工資都會上升，收入差距拉大；第二，南方或北方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或提供設備服務的相對成本下降（技術進步），則南北兩國的設備利用會增加從而增加對熟練勞動者的需求，使兩國的相對工資上升。

3.貿易自由化通過競爭動力結構的變動影響收入分配。貿易自由化的范圍并不像傳統理論所假設的僅僅發生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它同時也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僅發生在不可替代的產品之間，也發生在可以相互替代甚至是同質產品之間。在這種情況下，貿易自由化將使得一家企業不僅要面對國內企業的競爭壓力，同時還要面對來自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壓力。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采取多種多樣的手段來保護自己。常見的手段和方式包括：壓低在職職工工資；用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采用熟練勞動力；轉移經營方向。這些手段和方式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收入分配，改變著一國的收入分配狀況。

4.貿易自由化通過政府作用的變化影響收入分配。政府在貿易自由化與收入分配調節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貿易自由化使政府試圖通過對產業的保護和對市場的干預影響收入分配的功能受到嚴重的影響。在實行市場經濟和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下，政府的政策可能更傾向于關注如何更多地實現經濟效率，社會公平性可能會被放在一個較次要的位置。而且，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干預也會更加規范化，更多的是通過稅收體系的建立、對社會弱勢群體的轉移支付、對特殊行業（如農業）的補貼來影響收入分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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