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走向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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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里夫金分析認為，在數字化經濟中，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同樣重要，使用權勝過了所有權，可持續性取代消費主義，合作壓倒了競爭，“交換價值”被“共享價值”取代。他甚至預言，“零成本”現象孕育著一種新的混合式經濟模式，這將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零成本社會：中國如何引領世界走向

物聯網時代和共享經濟

杰里米?里夫金

一種新的經濟體系正在登上世界舞臺。協同共享伴隨著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并開始改變我們組織經濟生活的方式，它極大地縮小了收入差距，使全球經濟民主化，并在21世紀上半葉創造了一個在生態上更具可持續性的社會。

新聞中不斷報道中國有望在2014年底替代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因此，新經濟范式的出現變得更加迫切。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基礎設施為通信、發電、物流和運輸改善推波助瀾，使這些領域在速度和容量上都有所提升，同時增加了經濟活動潛在的商業影響力，使商業生活走出小區域，走向全州市場、全國市場，乃至全世界市場。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提高了生產效率，大大降低了能源生產、產品和服務的邊際成本。更廉價的能源、產品和服務大大刺激了消費者需求，使就業率激增，從而提高了億萬人的生活水平。

如今，在市場經濟的各領域中，一種新的經濟范式正在演變，這種新經濟范式可能進一步降低邊際成本，使之接近于零。這讓許多商品和服務近乎免費，并能協同共享。在過去10年里，億萬消費者轉變為互聯網產消者，開始在網上以接近免費的方式制作和分享音樂、視頻、新聞和知識，這就削弱了音樂業、影視業、報業、雜志業和圖書出版業的收入。因而，零邊際成本現象在整個信息商品產業中鋪就了一條“毀滅之路”。英國和美國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引領者，而中國則通過打造物聯網基礎設施和相應的協同共享機制，將目光投向了第三次工業革命。2010年，由于經濟實力躍居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宣布了架設物聯網的計劃，聚焦智能能源互聯網和自動化物流與運輸網絡，旨在將其與通信網絡聯網，建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中國政府預計在2015年前投資8億美元初步打造物聯網。中國工信部預測，到2015年，物聯網市場額將超過800億美元，2020年將超過1660億美元。

2013年12月，中國政府還在另一方面邁出了巨大的一步――宣布正在投入820億的前期資金，建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分布式“能源互聯網”，該互聯網將成為物聯網技術平臺和基礎設施的核心。根據該計劃，在全國范圍內的街道和社區中，數以百萬計的個人以及成千上萬個企業都將能夠參與進來，以接近于零邊際成本生產自己的太陽能和風能綠色電力，并將其分享在全國能源互聯網上。

此外，中國還在發展3D打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正在使用3D打印技術制造復雜的火箭和衛星零件。2014年，另一家中國公司Winsun僅在24小時內就利用廉價的可再生材料建造了10座小房子。建造這些房子需要的人力勞動非常少，每座房子的成本不到5000美元。這樣一來，就有可能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以接近于零邊際成本制造數百萬座造價低廉的房屋。2014年，中國最大的小型商用和家用臺式3D打印機生產商太爾時代科技公司了其最新款的便攜式桌面3D打印設備“UP！”。該公司與美國領先的3D打印機生產商齊頭并進，同時也展開競爭，有望在未來幾年占據全球市場相當大的份額。

從生產力發展上來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貢獻很可能遠遠超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數十億人和數百萬組織連接到物聯網，從而使人類能以一種從前無法想象的方式，在全球協同共享中分享其經濟生活。這個連通性的轉折點甚至有可能超過20世紀電氣化所帶來的經濟活動，以及隨之產生的電話、廣播和電視的傳播。

即使我們對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進行升級，也不可能為效率、生產力和經濟增長帶來任何大的提升。化石燃料能源已經成熟，市場價越來越高。內燃機和集中電網等這些能源驅動型技術所能貢獻的生產力已經被充分開發，繼續開發的潛力不大。

然而，包括我的一個全球咨詢集團在內的一些機構所進行的新研究表明，隨著向物聯網平臺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移，在未來40年內，總能源效率有可能增長到40%或更高，并且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前所未有的生產力增長。

思科公司預測，到2022年，物聯網所節約的成本和產生的收入將達到14.4萬億美元。通用電氣在2012年11月發表的研究中稱，到2025年，智能工業網絡可能實現的效率提升和生產力進步將幾乎覆蓋每個經濟領域，影響“大約一半的全球經濟”。

（文章摘自本書部分章節）

《零成本社會：一個物聯網、合作共贏的新經濟時代》

推薦指數：

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工業4.0：即將來襲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

作者：烏爾里希?森德勒

出版： 機械工業出版社

“工業4.0”是德國在2013年提出的概念。它描繪了制造業的未來愿景，提出繼蒸汽機的應用、規模化生產和電子信息技術等三次工業革命后，人類將迎來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統（CPS）為基礎，以生產高度數字化、網絡化、機器自組織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反脆弱：從不確定性中獲益》

作者：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黑天鵝》中，塔勒布揭示了極其罕見而不可預測的事件如何潛伏在世間萬物的背后，而在本書中，他極力為不確定性正名。作者指出，反脆弱性是那些不僅能從混亂和波動中受益，而且需要這種混亂和波動才能維持生存和實現繁榮的事物的特性。

《游戲化革命：未來商業模式的驅動力》

作者：蓋布?茲徹曼

第2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關鍵詞：耦合度；社會經濟；資源環境；態勢；邊疆山區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運動方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以至聯合起來的現象，是在各子系統間的良性互動下，相互依賴、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動態關聯關系［1］。當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配合得當、互惠互利時，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時，為惡性耦合［2］。從協同學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決定了系統在達到臨界區域時走向何種序與結構，或稱決定了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趨勢［3］。目前，國內對“社會―經濟―生態”復合系統進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頗為豐富。許多研究人員利用現代系統理論體系，建立非線性動力學模型來研究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狀態和規律［4~5］、人口與資源環境的演進態勢［2，6］、區域系統耦合狀態［7］、城鄉耦合地域空間演變規律［8］以及資源開發中的耦合效應［9］等內容，其理論和方法在區域層面得到了很好的應用。

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系統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該系統的穩定性、可控性決定著地球生命支持系統與人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能否實現，因此，對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系統的研究已成為自然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共同關注的焦點［10］。區域社會經濟系統建立于資源環境系統之上，并與之發生耦合關系。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通過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與物質循環方式對資源環境產生脅迫作用。社會經濟發展所引起的環境效應又通過降低資源環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而對其產生約束作用。在這種雙重機制作用下，如何實現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相協調，是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云南省地處祖國西南邊疆，土地總面積38.32萬km2，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復雜，是一個典型的低緯度高原山區省份，固有的生態環境脆弱，經濟尚不發達。1949 ~ 2005年，全省總人口由1595.00萬人增加到4450.40萬人，增加了2.79倍；經濟規模（GDP）由8.93億元增加到3472.89億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 041.79元，相當于1990年的4.20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當于1990年的6.11倍，社會經濟發展成果顯著，城鎮化水平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人民生活得到較大改善。同時，云南又是一個人地矛盾比較突出的省份［11］，資源減少、生態環境退化等問題較為突出［12~13］。相關研究結果表明［14~16］：云南省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低，土地資源承載力始終處于超載狀態，這對區域社會經濟良性發展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利用極為不利。因此，研究識別云南省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態勢，對協調未來人口、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2研究方法

2.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數據處理

遵循建立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動態性及系統性原則，結合云南省區域狀況，構建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耦合狀態評價指標體系（表1）。為統一各指標量綱與縮小指標間數量級差異，采用極差標準化的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項指標值，x′ij為標準化后的指標值，max(xj)為第j項指標最大值，min(xj)為第j項指標最小值。當指標值越大對系統發展越有利時，采用正向指標計算式（1）進行處理；而指標值越小對系統發展越好時，則采用負向指標計算式（2）進行處理。

采用專家咨詢法（Delphi）和層次分析法（AHP）相結合的方法確定每個準則層及指標層的指標因子的權重值（表1）。

根據上述指標體系，本文從1991 ~ 2006年《云南統計年鑒》［17］、1991 ~ 2006《中國統計年鑒》［18］、1991 ~ 2006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環境狀況公報》獲取1990 ~ 2005年原始數據，并進行處理和計算。

2.2 系統耦合狀態評價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模型確定整個系統的演化狀態以及 與的協調程度（后有研究人員稱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為兩系統指標標準化后的數值；為各指標權重。鑒于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二者間的交互脅迫關系，可以把它們作為一個復合系統來考慮，顯然與是這一復合系統的主導部分，按照一般系統理論，該復合系統的演化方程可表示為：

公式（4）、（5）中，A、B為受自身與外來影響下社會經濟子系統和資源環境子系統的演化狀態。VA、VB分別為二子系統在受到自身與外界條件影響下的演化速度。在整個復合系統中，A與B是相互影響的，任何一個子系統的變化都將導致整個系統的變化。整個系統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與VB的函數，即V=f(VA,VB),這樣就可以VA與VB為控制變量，通過分析的變化來研究兩個系統間的協調耦合關系。

由于整個系統的演化滿足組合S型發展機制，可以假定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動態協合關系呈現周期性的變化，這樣在每個周期內，由于V的變化是VA與VB引起的，可以把VA與VB的演化軌跡投影在一個二維平面(V經濟發展初期，不受資源環境限制，資源環境不受經濟影響，發展只受自身因素影響。此狀態下，只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其發展能力無限提高，資源環境始終不變，是一種理想狀態。

良性發展階段

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開始相互影響，共同發展。此狀態下區域社會經濟提升速度快于資源消耗和環境變化速度，資源環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明顯，社會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產生一定的脅迫作用，但處于可接收范圍內，兩個子系統向著良性狀態發展。

分水嶺

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和諧發展。此種狀態下，資源環境剛好滿足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兩者變化速度相等，系統處于由良性狀態向不可持續演變的臨界點，為系統狀態演進的分水嶺。

不協調發展階段

資源儲量制約經濟發展速度，資源環境為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此狀態下，高度重視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資源環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明顯增強，資源消耗過度，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不足，系統向著不可持續狀況演變。

系統崩潰階段

經濟增長在資源環境的影響下達到極限，在經濟增長極限值要求下，資源增長呈現無窮大趨勢。此種狀態下，過度追求社會經濟發展，完全忽視自身支撐能力的提高，系統處于一種無限消耗階段，面臨崩潰的危險。區域系統將有兩種演進方向：一是兩系統間的矛盾不可協調，走向崩潰，因這種情況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只存在理論上的可能；二是人類采取一系列政策、技術、工程等措施，及時調控系統運行狀況，引導其進入螺旋式上升階段，實現系統的高級協調共生。

3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耦合狀態分析

3.1 系統耦合度計算

根據表1及公式（1）～（3）可計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f（x）和資源環境綜合指數g（y），結果如圖2所示。然后依據f(x)和g(y)進行非線性模擬，首先計算A與B、VA與VB，其結果為：

3.2 結果分析

（1）從社會經濟綜合指數f(x)和資源環境綜合指數g(y)來看（圖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趨勢，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動外，兩者基本同步增長，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斷逼近g(y)，表明云南省資源和生態環境壓力逐年增大，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越來越強。在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系統的內部關系中，相比之下，經濟發展大大超前，而環境保護則滯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說明在社會經濟獲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對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資源和生態環境壓力有所緩解。同時，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趨勢下，f(x)仍能獲得相同速率的增長，這表明，社會經濟發展中對資源環境的投入不但不會降低其發展速度，反而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突破資源環境的約束。

圖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耦合度

（2）從VA與VB變化情況看（圖3），兩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線，兩系統處于同步變化狀態，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從耦合度α的變化情況（圖4）并結合表2分析，近15年以來，1990～1993年α處于39°～42°之間，為協調發展狀態，1994年突破45°成為系統發展的分水嶺，之后均處于50°～84°之間，2001年更高達83°。α經歷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過程，盡管近4年來呈快速下降趨勢，兩個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態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一直處于不協調發展狀態，在高度重視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以犧牲生態環境和資源高消耗為代價，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

4未來發展態勢分析

近年來，云南省在環境保護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資源可持續利用方面做出了極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環保直接投資占GDP比重達1.4%，相當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業廢物綜合利用率相當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萬元工業產值耗能、萬元生產總值耗能、萬元GDP工業廢氣排放總量、萬元GDP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萬元GDP工業廢水產生量均有所下降，噸能創造工業產值和噸能創造生產總值也有極大提升。這些因素的促進下，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之間的耦合度呈下降趨勢。

盡管如此，云南省未來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脅迫和約束雙重機制加強，二者協調發展仍面臨巨大壓力。可以預見，云南省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脅迫作用將會越來越明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5年以來，由于過度追求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各種高耗能、高污染項目上馬，加之人口壓力不斷增大，致使區域資源消耗過快，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嚴重，區域土地、水、礦產等各種資源供給日趨緊張，區域綜合支撐能力受到嚴重影響。而歷史上對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所欠的舊賬越積越多，形成累積效應，并以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的滯后效應表現出來，至今仍沒有得到解決。

（2）長期以資源開發為主的產業結構和粗放的發展模式對自然環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于勞動力素質不高、技術落后，云南省在國際、國內區域分工中處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地位，經濟增長主要靠過度消耗資源和加重環境成本的方式來實現。以能源消耗指標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萬元工業增加值耗能（規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為3.55噸標準煤/萬元，仍高于全國2.59噸標準煤/萬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間呈波動狀態，下降極其緩慢。萬元生產總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為1.73噸標準煤/萬元，高于全國1.22噸標準煤/萬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過大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形成一個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產業體系方面面臨不小壓力。

（3）“三廢”排放量逐年增加，環境污染加劇，環保投資嚴重不足。根據2005年《云南省環境公報》，SO2排放量呈上升趨勢，大氣污染防治面臨較大壓力，昆明等6個城市空氣污染加重，15個開展降水酸度監測的重點城市中，11個城市出現酸雨。云南省77條主要河流的150個監測斷面中，水質在Ⅲ類以下的斷面達42%。1990～2005年，廢水排放總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達8.05億t，工業廢氣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達6646.08億標立方，工業固體廢棄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達4661.49萬t。與此同時，“三廢”處理能力卻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業廢物綜合利用率僅為35%，遠低于全國57%的水平。環保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年均增長4.7%左右，2005年達1.4%，略高于全國1.3%的水平，但遠遠低于云南省GDP和工業增加值的增長水平。生態環境污染加劇，環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

（4）全省總人口將繼續增長，加之云南為邊疆山區多民族省份，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各項建設起步晚，對環保設施和技術投入欠賬較多，在實施西部大開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形勢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項建設將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對資源環境脅迫強度，這已是難以逆轉之勢。

（5）環境保護治理和社會經濟發展受自然災害和自然條件的影響較嚴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條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94%，盆地面積僅占土地總面積的6%，這對社會經濟發展極為不利，資源富集但開發利用成本高，各類用地受到限制，環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術要求難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災害影響也較為嚴重。以農業生產為例，在1952～2005年間，全省農業自然災害總受災面積達4745.99萬hm2，年均受災86.29萬hm2，占年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為因素造成的災毀耕地共計達4.88萬hm2（年均因災毀而減少耕地0.49萬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較為嚴重，1999年以來，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達36.9%，土壤平均侵蝕模數達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經濟損失相對量達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蝕損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蝕損失1179.8元/km2?a［22］。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云南省未來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

5結論

（1）從系統理論思想出發，對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系統進行耦合態勢分析，以識別系統協調發展狀態，對今后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優化調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評價結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嶺以來，云南省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系統一直處于不協調發展狀態，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間。盡管2002年后呈下降趨勢向協調發展方向演進，但其速度極其緩慢，環境保護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其滯后效應在未來社會經濟發展中將越顯明顯，系統間的脅迫約束機制加強，目前總體上仍然處于極不協調狀態。

（3）分析表明，未來云南省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系統協調發展仍將面臨一系列的重大挑戰，系統向協調發展方向演進的難度大，達到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同步協調發展的目標任重而道遠。因此，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明確區域科學定位和統籌區域協調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同時加大環保資金和技術投入，特別是重視推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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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智國（1977－），男，云南武定人，漢族，講師，主要從事生態安全、區域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研究工作。

第3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關鍵詞：第二次轉型期； 群眾體育； 運行模式； 群眾體育運行

中圖分類號：G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315（2013）1-169-001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后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趨勢來看，至少應包括兩次大的轉型與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開啟的經濟體制改革，其主線是經濟體制轉軌，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做大經濟總量；第二次轉型的主線是發展方式轉變，目標是形成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走向富民強國。這關系到未來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在這個大背景下，“十二五”將是中國發展方式歷史轉折的關節點，也是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歷史起點。[1]

群眾體育是體育的重要部分，它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它依托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的分化、社會的變革，促進社會的不斷發展，也促進了群眾體育的不斷發展。同時它又對社會的發展起促進作用。

一、相關概念

1.群眾體育運行

是指群眾體育自身的運動、變化和發展，其運行大體包括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縱向運行是指群眾體育自身的變化、發展，橫向運行指群眾體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群眾體育諸要素、系統與社會諸系統的交互作用。

2.群眾體育運行模式

是指國家運用行政的、法律的或社會的等手段對群眾體育的運行進行調節和控制的方式。

3.第二次轉型期

為區別以1978年開啟的，其主線是經濟體制轉軌的經濟體制改革，本文所指的第二次轉型期是指以“十二五”為歷史起點的，以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

二、其他國家群眾體育運行模式比較

1.以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為主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主要以美國、巴西、德國為代表。這種模式不是運用行政手段予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從總體上規定群眾體育運行的方向，建立運行框架和基本準則。它運用經濟政策改變群眾體育市場運行條件來誘導群眾體育符合宏觀計劃目標。

2.以政府行政干預為主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典型的國家有加拿大等。這是一種比較集中的群眾體育管理模式，國家集權行政直接干預群眾體育的運行，社會組織和市場只起到輔助調控作用。

3.以政府行政干預與社會組織干預相結合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有法國、日本和韓國等。群眾體育在政府和社會兩股力量的調控下，在既集權又社會化的中間狀態下運行。

三、第二次轉型期之前的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1.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時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的體育發展主要強調國家的需要和一元化管理，體育事業曾長期被當作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內容列入政府工作計劃。采用由國家對體育統一計劃、統一管理、統一撥款、統一發展的運行模式，這種模式是傳統國家行政垂直管理模式，是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經濟極其落后的情況下集國家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來最大限度地發展體育事業，這種集中力量辦體育拿金牌的以競技體育為中心的體育運行模式與我國當時的國情基本相符。

2.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至1986年間，國家體委確定的體育改革的重點依然是發展競技體育，當然這與所處的歷史有關。1986年的《國家體委關于體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提出推進體育社會化的改革，但是在“現行的領導體制基本上是可行的”前提下提出的，突出體委系統的主要行政領導地位，即強調國家的行政干預，倡導體育是全民的事業，各行各業體育工作應由其主管部門負責。

四、群眾體育運行模式選擇依據

1.社會經濟基礎條件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制約著群眾體育的發展。當一個國家社會經濟基礎低下，國民溫飽尚待解決時，社會是無法也無力發展群眾體育時，政府就成為群眾體育運行的主要承擔者和支持者。當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到相當水平，國民富裕，具備群眾體育運行的經濟和物質環境時，才能談得上群眾體育社會化。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國家政府到老百姓個人，對體育健身的重視程度逐步加強。為群眾體育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群眾體育工作正逐步走向社會化，但也存在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的群眾體育開展廣泛、社會性強，產業化、市場化程度較高，而有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群眾體育發展緩慢。

2.群眾體育自身的社會基礎狀況

群眾體育的自身社會基礎狀況包括群眾體育自身的性質與發展程度。群眾體育的自身性質是群眾體育的社會功能和對國民和國家的影響，群眾體育自身的性質對其運行模式的選擇是關鍵性的。

五、第二次轉型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選擇建議

綜上所述，第二次轉型期中國群眾體育運行模式是政府干預為主的模式，逐步向以政府行政干預與社會組織干預相結合的運行模式發展，并將最終走向以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為主的運行模式的道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群眾體育的社會化不可能一步到位，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因此，我國群眾體育運行模式的選擇不能一概而論，應具有多元性，對于社會經濟基礎好，群眾體育自身社會基礎好，群眾體育開展廣泛，社會化、市場化較高的地區、城市，可采用社會投資，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的運行模式。對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群眾體育發展落后地區、農村，可采用政府投資和行政干預的運行模式。

參考文獻：

[1]楊軍.經濟發展方式如何轉變——專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J]南風窗，2010，（21）：31-33

第4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既然提高生產力與生產效率是實現高等教育經濟價值機制形成的主要途徑，那么根據這一途徑，我認為，高等教育經濟價值實現機制的形成，應該通過以下方法：

首先，高等教育經濟價值實現機制形成的前提主要體現在教育對制度變遷的促進作用上。我國經濟近二十年的發展速度以及壯大成果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又一個“神話”，而這一切都是由于我國施行了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現今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必須走向經濟體制改革的道路，經濟制度的變遷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契機，而能夠有效的為制度變遷提供養分，實現減少錯誤并且加強創新手段的，正是高等教育的普及與強化，也就是說，在新時期，高等教育經濟價值實現機制形成的前提必然是其對制度變遷的促進作用。

其次，高等教育經濟價值的實現機制形成的手段主要表現在教育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改變上。現今社會高等教育在幫助人們擺脫貧困上仍然占據主要地位，從這一點看，高等教育經濟價值若想形成有效的機制，就必須以教育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作為主要手段，通過放寬高等教育經濟收費等方面，提高貧困勞動者接收高等教育的可能，從而在根本上改變其收入過少的現狀，縮小貧富差距從這一方面看就成為可能，從而成為高等教育經濟價值機制實現的主要手段。

最后，高等教育經濟價值實現機制形成最行之有效的方法體現在教育對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上。社會經濟效益提高的原理主要是指在社會交易的過程中，經濟資源投入生產性活動的交易費用越高，就越能夠提高社會經濟效益，反之，如果經濟資源對非生產性活動的交易成本越高，那么就表明其會浪費大多數有效的經濟資源，社會經濟效益就會大大降低。這其中，控制經濟資源的交易成本就成為經濟效益能夠提高的關鍵。高等教育在提高人的道德方面，特別是思想水平與個人素質的培養上，其所起到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由高教所帶動的人們整體思想水平的上升，對于控制經濟資源的交易成本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通過高等教育對社會經濟效益的正確導向是高等教育經濟價值實現機制形成的主要方法之一。

二、結束語

第5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1．1熵值法和耦合協調模型耦合是復雜系統通過各子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與影響，促進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并且決定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2］。耦合度反映區域各子系統或要素協調程度，它刻畫了某一時點區域系統之間、系統各要素之間交互脅迫、交互依存關系的演進趨勢［9］。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積極和迫切；而由于生態系統支持能力的有限，反過來制約社會經濟超速發展。生態經濟協調論指出，一定區域發展的實質就是區域生態支持系統與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相互脅迫、相互作用、由低級協調共生向高級協調演進的過程。耦合協調模型指標權重的計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層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夠深刻地反映出指標信息熵值的效用價值，其給出的指標權重值比層次分析法和專家經驗評估法更具可信度，適合對多元指標進行綜合評價［10］。因此，選用熵值法確定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耦合協調模型的各指標權重。

1．2指標體系和評判標準根據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經濟區域特色，參考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國學者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以及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2－11］，確定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表1）。評判標準是衡量區域自然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狀況的尺度參考。社會經濟發展必然會消耗自然資源，給生態環境帶來一定的壓力，但這并不代表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破壞自然生態支持能力為代價。高水平社會經濟可以通過發展新技術，開發新能源等，減輕對生態環境的依賴，更可以對自然生態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和修復。因此在兩大系統耦合發展評判標準的劃分中，既要充分考慮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也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兩大系統的耦合關系和發展水平，以生態支持能力綜合指數（F）、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G）和耦合發展度（D）為基礎，提出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系統耦合發展評判標準（表2）

2結果分析

2．1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整體呈波動減弱趨勢（圖1），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近13a，研究區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平均值為0．494，2000年生態指數最大，為0．655，最小值出現在2009年，僅為0．290，極差0．365，進一步表明處于干旱區的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環境脆弱，穩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區生態支持能力變化，大致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2000—2004年生態支持能力緩慢減弱，主要原因為研究區降水量下降和工業廢水廢氣排放量增加；第2階段：2005—2009年生態支持能力快速減弱，生態支持指數平均每年減小0．07，遠高于近13a的平均減少速率，且R2＝0．92，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2009年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出現極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該年研究區的廢氣排放量劇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氣候的變暖趨勢，影響區域降水，增加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進一步擴大該段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第3階段：2009—2012年先增強后緩慢減弱。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不斷提高（圖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分析2000—2012年研究區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00—2007年社會經濟相對低速發展，研究區該時間段人均GDP、全社會固定投資資產和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由3240元、66億元和72億元上升到9077元、304億元和193億元；第二階段：2008—2012年社會經濟相對快速發展，年增長速率（0．05）較上階段的0．01增加了4倍。該時段人均GDP則突破了萬元大關，增長至31199元，全社會固定投資資產也達到了1105萬億元。

2．2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

2．2．1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演變由圖2可以看出，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整體不斷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盡管該區域的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不斷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僅達到低水平協調發展標準。按表2的評判標準，研究區2000—2012年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經歷了3個階段。第1階段：2000—2007年嚴重失調發展階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屬于經濟損益型，即經濟發展滯后，勉強保持在生態承載力閾值內；第2階段：2008—2009年輕度失調發展階段，g（y）／f（x）小于0．8，屬于經濟滯后型；第3階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協調發展階段，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屬于經濟發展與生態同步低水平協調發展型，其他年份仍屬于經濟滯后型。

2．2．2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空間分布對f（x），g（y）和D，g（y）／f（x）值進行分析，可將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經濟耦合發展類型劃分為4類：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圖3）。其中，甘肅省蘭州、武威和定西地區屬于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耦合度D分別為0．56，0．56和0．58。這些地區人口較多，經濟發展超過了自然生態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相對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不調和，系統落后，如果長此發展，該地區經濟和生態必將走上惡性循環的道路；甘肅省酒泉和平涼地區屬于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雖然整體發展緩慢，但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支持能力處于相互適應磨合的調整階段，短時間內可以促進二者共同發展；甘肅省張掖和陜西省的咸陽、西安地區屬于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態壓力不大，社會經濟發展尚在生態支持能力范圍內，二者處于低水平協調狀態；而天水市和寶雞市則屬于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態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低。經濟發展滯后，基本保持在生態支持能力范圍內，生態環境壓力小，社會經濟發展仍有較大空間。總體來看，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不斷下降，且耦合協調類型多數為生態損益或滯后型，表明該段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快速工業發展模式，給該段經濟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3討論

生態文明建設不只是生態、環境領域一項重大研究課題，而是人與自然、發展與環境、經濟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協調、發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環的理論與實踐，是人類社會跨入一個新時代的標志。對于生態環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區，尤其是承擔復興西部經濟發展，解決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更是重中之重。從絲綢之路東段現實情況出發，當前最緊要的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強化第一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適當調控第二產業；實現由主要靠物質（資金、資源、環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識和技術進步加快發展的轉變；調整優化經濟區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態功能區確立發展方向、重點；堅持經濟、社會、環境、資源、民生統籌兼顧，全面協調發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協調模型對絲綢之路東段的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進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標準來進行剛性劃分耦合基本模式評判標準的方法，勢必會帶來一定誤差［12］。另一方面，由于個別數據為插值以及數據標準化的原因，計算結果具有一定的相對性［13］，因而在反映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的協調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結論

第6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花色滿園關不住，教師個個樂融融。

啊！幸福的回憶，85年第一個教師節掀動著我們教育者的衷腸，擂動著教育革命的戰斗鼓點。我國第一個教師節恢復到現在，已有20年了。20年來，黨和政府在全力推進經濟建設的同時，始終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辦學體制改革，全國教育事業取得長足發展。我們全體教育工作者以對黨和人民教育事業的無限忠誠，愛崗敬業，為人師表，嘔心瀝血，辛勤耕耘，為教育的振興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教育工作者無私的奉獻，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我們的，廣大教育工作者為教育和社會發展作出的功勛將永載史冊！

萬里青云展開路，待鯤鵬奮搏，氣概高揚愛國情，20年化雨催春，看桃李芬芳，弦歌普奏尊師曲。廣大具有高尚的情操、淵博的學識和精湛的教育藝術的教師，在社會上樹立了人民教師的良好形象，受到廣大學生的衷心愛戴和全社會的普遍尊重。

20年來取得的令人矚目的驕人業績：教育“兩基”特殊教育，“素質教育”凝聚了教育工作者的無窮智慧和辛勤汗水。“國家興衰，系于教育”。要突出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地位，努力打造教育強國，著力提高教育內在品質，全面提升教師隊伍素質；要進一步關心支持教育，努力形成尊師重教的良好風尚，這是黨和政府對教育的決策，更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教育的無比重視，對教師的親切關懷，作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做學生喜歡的老師，辦人民滿意的教育。

要投身建設小康的偉大實踐中，廣大教本稿件版權屬于517878秘書網師肩負著為國儲才，為民育才的光榮使命，面對當前國際國內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我們教育工作者一定要與時俱進，以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為目標為黨和人民作出新的貢獻。

走向二十一個教師節的途中，我們全體教育工作者將有新的色彩，新的歌曲，新的步伐，新的節奏。

在新的戰斗中，將有新的紀錄，新的熱度，新的高標，新的旅程！

第7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一、研究過程

根據委托書的要求，我院于20xx年8月成立了擬建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項目組，在1:10000地形圖上初擬了路線建設方案，并組成了交通經濟和工程兩個外業調查組，分赴項目影響區，對影響區域內的各地、市、縣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經濟結構，工農業生產布局，交通量發展狀況及未來的發展規則，相關公路的路況及歷年交通量等方面的資料進行了收集，并進行了交通量OD調查，踏勘了路線走向，調查了沿線工程地質、水文、氣象、地形、地質、重要設施、水利工程等方面資料，征詢了沿線各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意見，在收集了上述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我院于10月上旬完成了此項目的工可報告。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

1、調查項目所在地區的社會經濟、交通運輸、城建現狀。

2、調查、研究路線走向方案，沿線主要控制點的合理性。

3、調查原有公路現狀，利用原有公路的可能性，條件及利用程度。

4、研究項目所在地區社會經濟，交通運輸發展趨勢，進行公路交通量的預測。

5、研究建設項目的公路等級、建設規模和主要技術指標。

6、研究擬建項目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質、地震等自然條件對公路建設的影響程度。

7、預測項目建設后對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并提出環保措施。

8、計算主要工程量、估算工程投資。

9、征求建設單位對擬建項目投資來源，貸款方式等問題的意見，提出了籌措資金的辦法，并對擬建項目進行評價，財務分析。

10、根據資金籌措的可能，研究實施方案及工期安排。

11、提出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第三節 主要結論

一、建設的必要性

1、我省干/支線公路網建設的需要

據《江西省干線公路網規則(1991-20xx年)》從我省公路網劃分為四個層次:主骨架線、干線、連系線和覆蓋線，規劃中的“北京至福州”、“上海至瑞麗”、“贛粵”三條高等級公路，以及與之并行的三條國道316、320、105構成主骨架線，干線由206、319、323國道為主的“二縱三橫”組成，連系線和覆蓋線主要由一般省道和縣鄉道路構成，以提高主骨架線和干線的輻射能力，本工程系我鎮覆蓋線中延伸線鄉村公路的一條，因此本項目在我縣鎮規劃公路網中處于重要的地位。

2、我縣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需要

“經濟要發展，交通要先行”，這已經成為各級領導和廣大民眾的共識;資溪高阜至務農鄉村公路在高阜境內與高阜至資溪縣鄉公路連接，延伸線與316國道相接，一同構筑了江西省資溪縣公路運輸網，是高阜鎮乃至沿線村落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之一。

3、是資溪人民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

進入21世紀，全國人民已經進入建設小康社會的全新時期，這是新的歷史時期賦予全黨，全國人民的神圣職責。資溪與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相比，有較大差距。“要想富，先修路”這是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總結，也是資溪人民致富奔小康的共同心聲。

4、是實施資溪“生態立縣、旅游興縣、重大戰略決策”的需要

5、是資溪及高阜提高城鎮化水平的需要

第8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關鍵詞] WTO 經濟法的功能 再認識

WTO是一個以市場為走向的、提倡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組織,他通過WTO規則和協議,為其成員國提供全球范圍內經濟活動的基本法律規則,并要求成員國的經濟活動要嚴格按照WTO規則與協議操作。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必然會導致現有的規范體系與WTO規則之間的沖突,所以,當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濟法的研究有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它不再僅關注我國自身經濟體制的轉型與發展,而是如何將我國融入WTO這樣一個真正的、完全意義上的市場運作機制之中。因而我們不僅要探尋自身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更要分析世貿組織所確立的規則,以WTO所確立的全球通行的交易規則為背景對經濟法的功能做出重新認識。

一、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功能

經濟關系是經濟活動主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所有關系的總和。入世后,成員國經濟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將會變得更加復雜多樣,而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綜合發展的趨勢也將日益加強。因此,我國經濟法的功能應該反映經濟關系分化與綜合兩個方向發展要求,一方面通過眾多的具體的部門經濟法分別調整各類經濟關系,另一方面又從總體上對各種具體經濟關系進行全面綜合調整。

1.在微觀規制方面,經濟法運用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責任法等法律對社會經濟進行個別調整,干預私人經濟,保護市場中的弱者,減少資源浪費,降低社會交易成本。例如,反壟斷法的適用,可以保障有效競爭,提高經濟效益和保障經濟公平;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可以保障市場主體營利行為的正當性,促進經濟的良性運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權益,實現社會正義,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2.在宏觀調控方面,經濟法運用財政法、金融法、稅收法、投資法以及產業結構調整法等法律,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方針和原則這些根本方面進行綜合調控,使整個社會經濟均衡高效地發展。例如,財政法的適用,從總體上調控經濟運行;金融法的適用,從總體上調控貨幣資金的運行;稅收法的適用,可以調整社會分配,限制或激勵某個行業的發展;投資法的適用,將有限的資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設項目;產業結構調節法的適用,可以干預扶持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產業結構加速現代化從而推動全面經濟增長。

二、對社會經濟發展進行宏觀調控的職能

WTO所架構的是一種市場走向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首先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意味著市場應是完整的,政府對市場不過多干預,這是加入WTO的一個制度性的前提條件。但是,單純由市場調節經濟活動所導致的盲目性和滯后性又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這就需要國家在遵循社會經濟自身規律,在市場經濟機制自發運行的基礎上,運用“國家之手”進行調節、控制和指導,排除社會經濟正常運行中的障礙,引導社會經濟按照國家意志所期望的途徑,朝著國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運行,以達到社會經濟良性運行、協調發展的目的。經濟法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中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重要法律領域。它天然的目的就在于以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兩手,優化經濟結構,減少經濟震蕩,從而提高經濟效益,以促進經濟穩定增長。

長期以來在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國家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導致了經濟法體系的不完善,從而在經濟轉型階段,經濟法對市場機制的調節出現了混亂無序的狀態。在現階段,為適應 WTO的要求,經濟法一方面要鞏固經濟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必須發揮締造經濟秩序的超前作用,我們必須做的工作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確立明確的產權制度,培育可以進入交易和受到社會保護的市場主體;其次是制定市場競爭的規則體系,促進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其三是建立特殊產業的非競爭性運作體系,界定非競爭行業,制定壟斷標準等等。

三、實現效益與公平的統一的職能

WTO的自由競爭原則,致力于消除國際貿易中的制度,實現各成員之間的經濟貿易在公平的基礎上自由競爭;WTO的非歧視性原則,要求其成員在實施某種優惠和限制措施時,不能對其他成員實施歧視待遇;WTO的透明度原則,主要是防止和消除執法中的不公開造成的歧視待遇和由此給經濟貿易帶來的障礙,監督其成員履行在WTO中的承諾。由此可見,WTO的宗旨就是為其成員國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來開展經濟活動,實現經濟效益。

效益和公平的統一是包括經濟法在內的所有法律追求的目標,經濟法運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協調各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保持社會平衡。因為,在自由放任的市場調節機制下,由于市場失靈所帶來的供求總量及供求結構失衡、社會分配不公及社會公害、缺乏社會保障等,國家干預或說經濟法就是通過規范市場主體、市場規則、保持總量及結構平衡、消除或減少社會公害、建立和健全社會分配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保證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協調。其主要表現為:一是為自由市場競爭創造和保持所需的制度條件,使市場機制更具效力;二是通過積極的社會政策保證社會的公平與安定,協調社會平衡。由于社會經濟始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經濟法的作用機制就是運用國家干預,在協調的基礎上,維護和促進市場機制的完善,彌補和矯正市場機制的不足,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公平。現代市場經濟中,追求公平同樣是市場主體的天性,是產生巨大激勵之精神保障。在公平價值的取向上,經濟法獨具品格,以現實的不平等為基礎建立其公平體系。在承認市場主體資源稟賦差異的基礎上,賦予不同的主體以相對特權。”即不同情況不同對待”。經濟法的公平觀蘊含著一種理念,即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適度差距或財產分配的合理差距、適度差距不能被一概地看成是不公平的。但是,收入、財產分配的過分差距則不能被視為公平的,而應視為不公平的一種反映,當這種差距影響到社會公共利益時,就應當消除這種過分的差距。

經濟法將結果公平引入自己的價值取向中,在認同分配差距在經濟意義上的合理性的同時,更兼顧社會意義上的合理性。經濟法通過保障政府對過分差距的收入和財產實行直接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結果公平,強調的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和對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補償或救濟。這主要體現在經濟法中的稅法和社會保障法。稅法規定累進所得稅、累進財產稅、遺產稅等,使得收入越高的人納稅的比率越高,收入低于法定納稅水平的公民則不納稅。正是通過對高收入者的一種直接"剝奪"來實現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達到結果公平,實現經濟公平。社會保障法則采取一系列保護性規定和措施,幫助人們渡過由于失業、年老、生病、傷亡、生育等等原因造成的困難,其保護范圍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充分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力圖實現社會財富分配結果的相對公平。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就意味著我們將自己完完全全地放到了世界大市場之中,只有按照WTO規則校準自己,才能從中獲益。在WTO規則下的更加完善的市場體系中,對我國經濟法功能的再認識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處理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的關系,達到效益與公平的雙重目的,從而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世界銀行:《變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2]史際春 鄧 峰:經濟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陳旭峰:民法的功能缺陷與經濟法的彌補[J].現代法學,1999年,(6)

[4]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第9篇：社會經濟走向范文

關鍵詞：科技；金融；經濟發展；人才

當前我國逐漸進入經濟轉型時期，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實質，而產業結構的調整，離不開科技創新的驅動。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能夠為國家資本的優化、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可靠的基礎，并促進先進科技與實體產業的有機融合，進一步實現經濟轉型，推進國家經濟穩定持續發展。

1 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加強財政科技投入方式的創新

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形勢下，各地區政府加大了對技術創新的關注力度，建立健全了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的相關政策，為企業技術創新發展營造優良的政策環境，并通過政府資金導向作用來引導技術、資本以及人才等重要因素逐漸向科技型企業集聚，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可靠的保證。科技與金融的融合能夠最大程度上為企業爭取資金投入，進而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優良的融資環境，更好的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形勢下科技創新以及科技成果轉換的資金需求，在推進國民經濟穩定持續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此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當積極加強科技與金融的有機融合，堅持與時俱進，積極探索新型財政科技投入方式，并強化科技創新，加強資金管理，促進現代化的投融資價值鏈的形成，確保政府資金引導作用能夠得到有效的發揮，鼓勵民間資本積極參與到社會經濟活動中，積極構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元化科技融資體系，促進政府職能的有效發揮，切實推進社會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

2 搭建優良服務平臺，將科技與金融有機融合

為進一步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應當積極創建優質的科技型企業服務平臺，為科技與金融的有機融合提供可靠的平臺。在當前社會發展形勢下，設立科學化的科技金融服務中心、建立科技金融谷以及成立科技支行等都是可行的服務平臺，便于對政府有關科技結合金融的支持性和鼓勵性政策進行宣傳，并且能夠及時開展金融結構域科技型企業的專項對接活動，切實解決當前社會發展形勢下科技結合金融過程中的難題，為科技型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搭建融資服務橋梁，促進科技及金融信息的有效傳遞，保證實體經濟與企業債券融資以及股改上市等融資需求能夠得到滿足，真正意義上推進社會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

3 豐富科技金融產品體系，提高服務質量

就宏觀層面來看，科技與金融的有機結合，能夠深入挖掘科技生產力的實際水平，促進科技創新的順利實現。在此種情況下，為進一步推進社會經濟發展，應當立足于科技金融的服務方向進行系統化分析，結合企業發展實際情況以及現有科技資源，以此為主要依據積極探索出一條科技創新的金融組織形式，提高資金的利用率，為科技創新提供可靠的資金支持。

在此基礎上，應當積極加大科技金融結合創新的粒度，結合科技型企業的資產實際情況，積極探索并開發出具有示范性的科技金融產品，并構建一條完善的業務鏈條，促進投貸聯盟、知識產權質押貸款以及產業鏈融資等產品的實現，切實提高組合性產品、集合類產品以及新興類產品的服務質量，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形勢下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強化科技型企業的專業化融資服務水平和服務效率。與此同時，積極借助多方資源、為科技型企業發展提供全面系統的金融指出和服務。

4 做好風險控制工作，促進科技金融深層次融合

在科技與金融的融合過程中，風險控制是制約融合效率的一項重要因素，針對此問題，各地區紛紛開展積極探索，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來解決風險控制難的問題，推進科技與金融的深層次融合。

4.1 建設信用體系

信用是科技與金融之間的一道看不見的墻，極易對科技融合金融的效果產生嚴重影響，因此各地區明確指出在科技與金融相互融合的過程中應當積極加強信用體系建設，結合時展需求，積極開展科技金融改革，提升企業整體信用水平，優化金融生態環境。

4.2 建立有效的信用評估系統

堅持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相結合，并鼓勵企業對自身進行評估和披露，建立部門聯動機制，依法面向社會公開企業的信用信息，營造守信受益和失信懲戒的良好信用環境。同時，在信貸評審中引入科技專家參與評估與調研，有效降低科技貸款的風險。

4.3 不斷拓展科技成果融資渠道，創新融資手段

如與銀行、保險等開展戰略合作，創新金融產品，成立科技金融戰略聯盟，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用于對擔保機構專利權、商標等知識產權以及高新技術企業股權質押擔保或有損失的補償，助推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實現無形資產的“有形化”；培育組建融資再擔保公司，提升融資擔保功能，引導融資性擔保行業走向良性健康可持續發展道路，增強行業融資擔保能力，充分發揮其杠桿作用，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比如科技金融新模式“科技之星”貸款業務，有效解決了科技型中小企業沒有有效抵質押物擔保的難題，幫助眾多企業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和產品市場推廣，推動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穩健發展；開展科技型企業信用履約保證保險貸款業務，幫助有技術、有市場，但缺乏資金、缺乏有效擔保的企業加快成長；針對具有先進技術、獲得有關專項基金撥款的科技型企業開發科技型企業創新基金寶貸款業務，為企業發放信用貸款。對科技附加值較高，具有自主研發能力和知識產權的科技型企業創新研發專利權質押授信業務等。

5 強化服務，推進科技型企業成長

處于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大多數是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短、頻、快”，對時間、效率、服務的要求較高。服務部門應打造過硬的營銷隊伍和專業化的審批團隊，為科技型中小企業開通融資綠色通道，從企業提出貸款申請到實現放貸，承諾限日完成，幫助企業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把握商機，切實將滿足企業融資需求到實處。要創造條件，在日常工作中盡可能為各科技企業規范化管理和發展提出了各種建議和幫助。

結束語

總而言之，科技與金融的有機結合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通過二者協調配合，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進一步推進經濟發展。在此種情況下，應當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積極以科技創新拉動金融創新，逐步完善科技金融服務平臺，提高金融服務質量，推進產業發展，最大程度上激活科技資源的潛在價值，提高科技生產力水平，促進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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