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勞動經濟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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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1、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理論認為：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關鍵在于( )。
A、勞動者具有人身自由
B、勞動者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料
C、勞動力成為商品
D、勞動生產率的變化
2、在遠古時期，在( )著作中，熱情謳歌了人類的勞動，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得到財富、榮譽、家庭和朋友。
A、赫西奧德的《勞動與時日》
B、色諾芬的《經濟論》
C、色諾芬的《雅典的收入》
D、柏拉圖的《理想國》
3、產業革命后，提出“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觀點的經濟學家是( )。
A、配第 B、斯密 C、李嘉圖 D、薩伊
4、( )標志著勞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進行獨立發展階段。
A、索羅門·布拉姆的《勞動經濟學》著作出版
B、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革命”
C、20世紀40年代，芝加哥學派進行的“勞動經濟學革命”
D、我國朱九通教授所著的《勞動經濟學概論》出版
5、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是( )。
A、勞動力市場理論 B、工資理論
C、人的勞動和人力資源 D、個人職業生涯與職業選擇
6、在知識經濟時代，就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 )
A、健康的身體 B、忠實于雇主
C、身懷一技之長 D、具有知識和不斷創新的能力
7、按照行為科學家的研究，人的行為鏈條為( )。
A、動機需要行為目標 B、需要行為動機目標
C、目標需要動機行為 D、需要動機行為目標
8、美國行為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順序分為( )。
A、安全、生理、尊重、社交、自我實現
B、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實現、社交
C、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
D、生理、尊重、安全、社交、自我實現
9、在人力資源所包括的幾個素質中，( )是基礎。
A、科學文化素質 B、思想道德素質
C、身體素質 D、技能能力素質
10、狹義的人力資源開發是指( )。
A、人力資源的生理開發 B、人力資源的心理開發
C、人力資源的倫理開發 D、人力資源的智力和技能開發
11、在影響勞動力供給的諸多因素中，最為主要的因素是( )。
A、市場工資率 B、非勞動收入
C、家庭性因素 D、個人偏好
12、現代勞動經濟學認為，在工時固定的情況下，要實現的勞動供給量，的辦法是( )。
A、實行獎勵工資 B、實行計時工資
C、實行固定工資 D、進行道德刺激
13、勞動力供給等于( )。
A、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
B、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效率
C、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勞動力的效率
D、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勞動力的效率
14、影響勞動力供給的非經濟因素有( )。
A、市場工資率的高低 B、非勞動收入的多少
C、家庭因素的強弱 D、個人偏好
15、影響勞動力市場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是( )。
A、市場性要素 B、組織性要素
C、社會性要素 D、工會、政府
16、勞動力市場的歧視主要可分為( )兩類。
A、種族歧視、性別歧視 B、種族歧視、身體障礙歧視
C、宗教歧視、身體障礙歧視 D、工資歧視、職業歧視
17、在支配勞動力流動的內在機制中，最基本的機制是( )。
A、工資機制 B、供求機制 C、競爭機制 D、風險機制
18、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合理性是指( )。
A、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較
B、勞動力流動的收益大于勞動力流動的成本
C、勞動力流動的收益等于勞動力流動成本
D、勞動力流動收益小于勞動力流動成本
19、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是( )。
A、健康狀況 B、社會文化因素
C、經濟因素 D、人際關系
20、與年輕的勞動力比較而言，年老的勞動力流動率較低，主要原因是年老的勞動力流動的( )。
A、直接成本增加 B、機會成本增加
C、心理成本增加 D、風險成本增加
參考答案：
單項選擇題
1、C 2、A 3、A 4、A 5、C 6、D
7、D 8、C 9、C 10、D 11、A 12、A
第2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勞動價值；剩余價值
一、引言
一個理論中有哲學的分析工具，所以這是哲學問題，能不能成立？現代經濟學幾乎全部都在使用數學工具。哲學工具是為解釋經濟事實服務的，假如對經濟事實的解釋力沒有了，僅在哲學意義上是合理的，那還有什么用處？事實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里已經自己講明白了，他的經濟理論是實證主義的，不會走形而上學的路線。
二、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其實是要解釋交易的。一只羊換一把斧頭，究竟是憑什么來確定這種交易的。古典經濟學家的解釋是，因為生產羊和生產斧頭的勞動時間相等。
假設一個人，可以去生產羊，也可以去生產斧子，但是他產羊，卻也需要斧子，這時候就要去用羊交換斧子。要怎么交換呢？他會想，他生產一只羊用了5小時，假如做把斧頭只用4小時，干脆自己不生產羊去做一把斧頭不就得了，所以他會希望用0.8只羊去交換一把斧子。做斧子的人也會這樣想。最后二者達成交易，這就是勞動的價值。
但我們知道，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因為現代社會的實際情況會復雜的多，我們還要面對生產力不同、勞動不是唯一的投入、存在壟斷等這些影響交易的因素。勞動創造價值不代表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
商品具有二重性，即價值和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儺裕具有不可比較性。價值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凝結，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它構成商品交換的基礎。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等范疇，是馬克思用來說明商品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質。
三、剩余價值論
剩余價值理論是用來解釋為什么會有利潤。
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競爭使得利潤為零，因為如果你用超出成本5元去賣，我會出4元，這樣所有人都來買我的，不去買你的，那么你就會出3元跟我競爭，最后我們都出一個成本價，利潤為零。這樣一來，利潤在長期是沒有的，在短期具有利潤，但是會瞬間失去它們。馬克思對這種解釋不滿意。既然沒有利潤，資本家為什么要生產。
假設一個人種小麥，但是消耗體力。但有生產就必定有一個超出補償體力消耗的剩余。關鍵是這個剩余歸誰所有。
傳統的看法是，既然勞動的是勞動者，那么肯定歸勞動者所有。但是實際并非如此。假如勞動者必須有鋤頭才能種小麥，但是勞動者又不能獲得鋤頭，那么他只能去租別人的鋤頭，這時候別人會跟他要多少租金？租金可多可少，取決于借的人的心理底線。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由于私有制，一部分人剝奪了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價值。
從完全競爭的角度，剩余價值的剝奪是不成立。馬克思認為，資本為了競爭而不斷提高有機構成，最終剩余價值越來越少的規律。資本主義為了剝奪，最終什么也剝奪不了。資本主義自己毀滅了自己。
所謂的資本有機構成，就是不變資本（物質資本）和可變資本（勞動）的比。資本家為了提高生產效率，而用機器去替代勞動力，但是隨著勞動力的減少，可以剝奪的剩余價值也少了。于此同時，由于需要的勞動力越來也少，失業也就越多，工人也就越貧困。
這里我們仍然能夠看到馬克思和新古典的差別。在新古典框架，工資是勞動的邊際產出，隨著資本的擴大，勞動的邊際產出也是提高的。但是馬克思認為，隨著資本的提高，勞動者是越來越貧困的。而不幸的是，現代經濟事實是支持后者的。
但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仍然是零利潤的。這樣的市場怎么可能有意義。熊彼特用不完全競爭和創新解釋這個問題。他認為企業是可以獲得利潤的，原因是它們進行了創新，商品不再是同質的了，由于創新它們獲得了暫時性的壟斷地位，并因此獲得了壟斷利潤。當然這種創新會隨著其他的創新而被毀滅掉，這時候又必須進行新的創新，由此資本主義是不斷前進的。而履行創新職能的，就是企業家。另外，現代經濟學也解釋了，為什么是資本雇傭勞動，而不是勞動雇傭資本。也就是為什么利潤一定要由資本家占有。我們知道，分配制度是，工人拿固定的工資，剩下的一切收益都是資本家的，也就是資本家有剩余索取權。一個原因是，工人是風險厭惡的，而資本家是風險偏好的，最優的配置當然是給工人一個確定性的支付，而資本家拿剩余索取權。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工人支付的勞動是比較容易辨認的，而資本家的管理才能、創新能力是不容易辨認的，也就是工人比較好監督，而資本家不好監督。因此需要給資本家一個激勵，讓他們自己好好干，這個激勵就是，你的報酬和你的努力是掛鉤的，這樣就要把剩余索取權分配給資本家。
四、總結
馬克思的模型概括了當時的經濟狀態。雖然資本主義現代是這個樣子，但是19世紀它是另外一個樣子。馬克思的模型甚至有很多天才的預言，而這些預言不是根據歷史規律，而是在模型的框架內通過邏輯推演出來的。
馬克思是第一個研究商業周期，而不是把蕭條看做偶然事件的人，馬克思也是不滿足于靜態研究而去研究經濟的演變的人，而且他把經濟的演進內生化，看做“按它自己的軌跡發展并且按自己的狀態決定以后的狀態”，這是非常偉大的理論。我們現在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也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也不過是收集它們的片磚碎瓦、一些統計的事實和有用的方程式。也許我們對馬克思太苛刻了。
參考文獻：
第3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Abstract】Artificialintelligencecanbesaidtobethefourthhumanrevolution.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scontinuouslyadvancingaroundtheworld，andChinaisalsocloselyfollowingthepaceoftheworldandconstantlyexploringthefieldofartificialintelligence.However，withtheemergenceofmoreandmore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iesandequipment，theinflue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societyisgrow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hasagreat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China'sindustrialeconomy.Thispaperbrieflydiscussesandanalyzestheseinfluencesthroughinvestigationandconsultingdata.
【關鍵詞】人工智能；工業經濟；影響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industrialeconomy；influence
【中圖分類號】F426；TP1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1069（2020）11-0029-02
1引言
在20世紀人工智能技術有了質的飛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而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仍舊在不斷發展，應用人工智能的行業也隨著人工智能技術不斷發展在不斷地增多，例如，軍事行業、服務行業、駕駛行業等。而隨著人工智能在這些行業的應用，對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也起著一定的作用，本文簡要地討論了相關的內容。
2人工智能對我國工業經濟的影響
2.1替代勞動力
我國是工業、農業大國，很多人以勞動作為工作、賺錢的途徑，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有可能會替代勞動力，這種影響有利也有弊。對于個人而言，很多農民工會思考自己的工作和技能是否會被人工智能取代，有危機感。但是好處是這些人員會促使自己去學習新的知識以及能力，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發展新的技能，防止被取代[1]。對于企業而言，不斷地使用勞動力會持續增加資金投入，很多工業相關企業考慮到雇一個工人的綜合用工成本是很高的，除了薪酬外，還包括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等問題，因而他們會優先使用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應用只需要一次性投入，可以減少企業的資金投入，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工業企業使用人工智能技術以及設備可以減少資金、稅金的投入，因而很多企業出于成本考慮優先使用人工智能，這樣自然而然會帶來失業問題。但是工業企業并非隨意應用人工智能，當下我國法律就工業領域人工智能應用問題加強了對勞動者的保護。對人工智能會替代勞動力這個問題不同的人員有著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持悲觀的態度，有的人持樂觀的態度，根據調查可知，大多數的經濟學家是持相對悲觀態度的，認為人工智能有可能會替代勞動力，從而影響工業經濟增長。
2.2增加就業崗位
前面講到人工智能在工業領域中的應用會替代勞動力，但與此同時也會創造就業崗位。眾所周知，人工智能包含很多方面，在工業領域中很多人工智能的自動化技術以及設備逐漸得到應用，這些新引進的先進設備為人們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帶動了工業經濟增長從而推動了國家的經濟增長。根據一些專家、學者的研究發現，人工智能技術以及設備的應用實際會為那些沒有應用人工智能的生產環節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讓工人、勞動力可以專注于無法通過人工智能完成的工作。
2.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近年來，很多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在工業領域中，如大數據、云計算、5G通信等，這些技術的應用導致工業的生產、傳輸、存儲、處理、分析等不同環節發生全方位、革命性變化，這些數據、算法變化是依靠人工智能技術運行的，從某種方面上講，工業領域中的一些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說是一種現代的信息技術，是當下互聯網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這些人工智能的應用，我國工業領域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工智能技術涉及很多現代先進的技術，這些先進技術的應用必然會促進工業產業鏈中各環節技術產品的集群式、爆發式增長，優化了產業結構，從而促進工業經濟的增長[2]。
2.4促進工業生產智能化，提高生產效率
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人工智能技術不斷地應用在工業領域，這些智能化設備技術的應用促進了工業行業生產流程的智能化。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科學技術不發達，很多工業領域中的生產設備都是流水線式生產，工業工作中所涉及的每一步工作都需要人工操作，很多關鍵的工作環節以及決策判斷都需要依靠人力勞動或者人們思考來進行。但是人工智能自動化時代的到來為工業生產帶來了智能化和集成化的改變，可以提高工廠的工作效率，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設備以及技術，這意味著工廠和車間可以實現更長的作業時間。眾所周知，當前勞動力成本逐步提高，尤其是加班需要支付兩倍或者三倍的薪資，但是設備不需要，工廠只需要支付值班人員的費用就能夠讓工廠二十四小時開工運轉，可以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減少資金投入。目前，在美國、德國等一些國家都已經出現了不停工的“無人工廠”[3]。
2.5降低工業生產的危險性
工業是我國幾大產業之一，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在工業領域中很多工業生產工作都涉及高危險性的環節，在之前人工智能還沒出現時每一項工作都需要由工作人員親自操刀去實踐，即使危險系數高的工作也需要由工作人員去進行，因而經常會出現一些危險事故，造成工作人員的傷亡，面對這些危險因素當時的管理人員以及工作人員是無能為力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現可以制造出工業機器人，或者相關的保護裝置，高危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機器人進行處理，如果必須由工作人員來進行可以利用先進的設備來探測危險，最大限度降低危險發生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在工業領域的應用，在降低人工風險的同時還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2.6提升工業產品的質量和性能
人工智能在工業領域的應用對工業產品的質量有著一定的影響，它可以提高工業產品的質量。如紡織加工工業，在人工智能應用之前，很多縫合工作都是需要人工來進行的，即使工作人員的操作十分嫻熟，每個人縫合出來的成品還是有差距的，每人每天縫制的質量可能存在差異，這種情況不利于產品的銷售，并且會導致出現企業資源浪費等現象。而隨著人工智能的應用，很多流水線工作都采用機械進行制造，每一個步驟都是經過智能化機械完成的，彼此之間的差異是很小的，與此同時，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產品的質量。除此之外，人工智能還能應用于工業產品的研發設計上，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人們靠手工無法完成的工作或者計算出人類無法計算出的數據[4]。人工智能在工業產品研發中的應用可以提高工業產品的品質和性能，使其具有更高的經濟價值與使用價值。在工業領域中應用人工智能可提升質檢水平，提高產品合格率。人工智能在生產線各個環節全面實時監控，與傳統方式相比，人工智能對生產過程的監控能大幅度提高企業對產品質量的監管和控制能力，降低產品不良率，提高生產效率。有的工業企業采用人工智能對產品生產過程進行全面質檢，不僅可以節省資本還可以創造更多的利益。
第4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工會 職能
經濟全球化不僅改變了國際經濟格局，也使各國勞動關系產生了新的變化。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動關系，不僅有利于促進中國長期繁榮穩定，而且有利于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
一、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勞動關系的影響
（一）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傳統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影響
長期以來由于勞動力成本較低，導致中國勞動力具備比較優勢，從而形成了中國出口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高附加值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格局。但近些年來，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國勞動力成本大幅攀升，加之人民幣持續升值和其他新興的具有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國家的產品沖擊，原來低附加值的出口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窘境。從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來看，中國喪失傳統勞動力比較優勢已成定局。如何解決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喪失后，中國經濟產業的轉型和升級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二）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勞動者就業和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建設，中國大量傳統行業面臨重大沖擊，在這些傳統行業工作的勞動者不得不面臨再就業的壓力。與此同時，大量新興行業不斷涌現，急需大量具備行業工作經驗和實際操作技能的勞動者。于是在中國出現了一邊是勞動者大量無法正常就業，一邊是企業缺少能夠勝任崗位需求的熟練勞動者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導致了中國勞動者收入分配方面出現結構性失衡。如何實現中國勞動者勞動技能的提升和勞動就業能力的增強是中國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勞工標準對中國勞動關系的影響
國際勞工標準是國際社會共同推動勞動者權益保護的重要成果，也是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共識。通過損害勞動者正當權益，甚至嚴重傷害勞動者身心健康換取企業利潤和經濟增長現象將逐漸被杜絕。但近年來，國際上眾多勞工組織和民間機構和部分國家政府在國際公認的勞工標準基礎上提出了更多更嚴格的勞工保護標準。這些新的標準雖然能夠進一步促進中國勞動者的保護，但勢必也會對于中國企業的競爭環境帶來新的壓力。如何在保障勞動者權益保護與國際標準接軌的同時，保證企業盈利和經濟增長同樣是一個重大的難題。
二、中國工會的新智能
首先，中國工會組織應當積極加強與國外工會組織的溝通、了解和合作，共同促進貿易自由化和勞工權益保護。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以來，國外工會組織成為推動貿易摩擦和提高貿易壁壘的重要推手。中國工會組織應當加強與歐美各國工會組織的聯系，加深了解，加強磋商機制，充分理解各自的利益訴求。通過相互的溝通和了解，在共同促進經濟合作和貿易自由化的前提下，一道尋求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方法和途徑，避免濫用貿易保護主義，共同促進各國的經濟增長和勞工權益的保護。
第二，中國工會組織應當積極倡導符合中國國情的勞動關系發展途徑，穩步推進經濟貿易增長和勞工權益保護的和諧發展。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借國際勞工標準為名，施貿易保護主義之實。中國工會組織應當根據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穩步推進符合中國國情的勞動關系發展之路。一方面，職工工會組織要積極維護職工利益，保障職工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要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避免盲目的，不切實際，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所謂“國際勞工標準”。
第三，中國工會組織應當積極促進中高等職業教育、大學生創新能力培養、職工崗位培訓和科學技術普及等方面政策的不斷出臺，推動中國經濟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國際貿易結構的轉變，減小國民經濟對國際貿易過度的依賴。中國消耗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污染了環境，卻遭到發達國家產品傾銷的調查，真是得不償失。中國工會組織應當積極引導中國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高，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的提升，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同時，隨著產業的升級，勞動者的整體收入也將不斷提高，減小國際貿易依存度奠定堅實基礎。
第四，中國工會組織應當積極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完善。積極引導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嘗試企業工會參與企業管理和公司治理等制度，推動優勢企業的健康成長和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近些年，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產品仍然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從事這些國際貿易的企業很多都是中小型企業。這就導致這些企業在面對國際貿易摩擦時，單個企業因申述成本過高而放棄申述，喪失了國際貿易中的話語權。中國工會組織應當積極引導工會參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完善，促進優勢企業快速成長，脫穎而出，迅速做大做強，以提高參與國際貿易活動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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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中圖分類號］F01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0）07—0025—06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研究價值決定的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這種爭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例如，隨著西方邊際學派用價格論取代價值論之后，價值決定不再是西方經濟學所探討的主題，人們普遍認為價值決定問題不再有探討的意義；又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又該如何看待勞動價值論呢？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實體
這是勞動價值論第一個方面的含義，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它來源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來源于馬克思對勞動大眾的關切和重視，與他一貫地以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一脈相承。這是勞動價值論的精華部分。
在人類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對什么是“財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供自己消費，產品的具體的、直接的使用價值是財富的直接表現，人們既不追究“一般財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隨著交換范圍的擴大，隨著人們對原始資本積累渴望的日趨增長，有了“抽象的”以貨幣為目的的商人，開始把金銀貨幣當做財富的象征，貨幣主義就是這種觀念在理論上的反映。在這之后，又產生了分別把商業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作為創造財富的源泉的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重工主義，他們雖然意識到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從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長一國財富這樣的問題。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從形式多樣、紛繁復雜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這個范疇，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并以探求一國財富如何增長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經濟學。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在“勞動一般”問題上的貢獻，并且科學地闡釋了這項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進展的原因，即：人們之所以能夠對任何種類的勞動予以同樣看待，并且確立勞動在現代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聰明的人腦對由各種具體勞動組成的“具體總體”進行了總結和歸納，而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勞動在現實中形成了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在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中，任何一種勞動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特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無差別的。勞動已經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成了創造財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與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2卷，21—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經濟的產物，對現代社會開辟財富之門具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認為，“勞動”、“抽象勞動”這些作為現代經濟學的起點的范疇的產生，是與以追求貨幣為目的的雇傭勞動制度的產生相聯系的，它打開了現代勞動分工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之門。因為，當工人可以在現實中，通過直接與貨幣相交換，把自己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轉化為被社會承認的抽象勞動的時候，工人就可以不關心自己所從事的“勞動的內容”和“活動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沒使勞動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對于使“自身勞動能力”得到發展的和“預示著”向“較好工資”方向的“任何改變，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準備的”。因此，這將促進“勞動能力品種的發展”，促進“勞動種類”的形成和“工資方法的劃分”，促進新的勞動部門和新的勞動方式的建立，促進整個社會內部的分工和現代勞動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所以，承認勞動價值論，承認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就為現代社會打開財富創造之門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社會必要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方式和途徑
這部分主要是理解勞動價值論中“價值”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的和實踐的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遺產的基礎上得來的，但對價值概念的內涵卻給予了極大的豐富和創新。
首先，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這就揚棄了斯密的“勞動一般”在形式上、內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消耗都算在“勞動”范疇之內，保證了范疇使用的徹底性，擴大了“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就是：“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馬克思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范疇獨具特色地說明了他所理解的勞動價值論是如何確定商品的價值、又如何深刻地說明了商品交換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的。在馬克思看來，形成價值的勞動不是一般的勞動，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勞動，而是經過市場的選擇被證明是社會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因此，決定商品價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界定不但說明了商品交換所依據的量的關系的決定、商品交換的性質，而且說明了價值的實現途徑及其所體現的社會關系。它極大地擴展了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涵，把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和運用推到一個相當高的理論和實踐層次。
1.價值量的決定——理論探索及社會實踐的需要。
關于商品價值量的決定，也即價格的決定問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試圖在理論上搞清楚卻沒能搞清楚的東西。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是雙重標準和混亂的；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徹底的，卻因為沒能說明勞動與資本相交換的關系而徹底破產；在馬克思之后，效用價值理論不再從生產的供給方面探討價值的決定，而是改為從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對消費者效用滿足程度的角度探討價值的決定；但邊際效用價值論在號稱是一場“革命”之后，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價值的均衡價格理論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經濟學當中，并沒有能夠從較深的層次說明商品價格的決定以及商品交換關系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內在矛盾的理論，有的只是對交換以及對價格形成的表面現象加以描述的均衡價格理論。但是，這種說明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們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價值的決定，那么，“兩個商品互相交換的比例，它們的價值，就純粹是一種偶然，從外部飛到商品上面來的東西，可能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這就陷入了不可知論。其次，價值不但在理論上是商品價格的基礎，在實踐中同樣是商品生產者進行商品交換活動的基礎，因為商品所有者在計算各種交換的可能性時，既要考慮到它當做價格波動中心的中等平均價格，也要考慮到價格圍繞這個中心上下波動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勞動價值論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途徑的關鍵。
當我們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對概念，在理論上說明了價值量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們在實踐中真正地解決了價值量的決定問題。“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實是一對在現實操作中看來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樣理解馬克思賦予它們的內涵及作用方式呢？筆者認為，這恰恰是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關鍵所在。這樣一對在現實中難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夠說明市場經濟、交換機制產生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能夠在提出商品交換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在社會分工發展和深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人類社會的勞動由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矛盾——的同時，提供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向必須通過分工和交換而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過程。在商品經濟產生的早期階段，產品的供需比較穩定，生產結構比較簡單，社會似乎能夠像馬克思曾舉例說明的那樣，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中等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者所耗費的時間，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解決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
但是，這并不是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本意。它的本質特征是變化、發展、求新、圖變，而決不是為了尋找中等條件、平均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超越這種變動緩慢的低水平階段，社會經濟結構必然會日趨復雜，社會勞動的供需關系、生產結構、產品結構也會日益復雜，供需鏈條會不斷拉長。這時，由社會分工和交換所產生的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社會勞動交換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問題，就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任何人都無從知曉并確切地說出他生產的商品中凝結了多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法知道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產品，需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他提供什么樣的產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才能構成社會勞動分工體系的一個部分。更明確地說，就是在這樣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他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他的產品一定能夠賣得出去。這是一個無法人為計算、人為控制的問題，同時又是人類獲得發展和進步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以私人勞動為特征的個人能否使自己的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并因此能夠從社會中獲得其生存、發展的資料這一重大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提出這一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因為它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形成了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它找到了一種能夠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分工，容納更高水平的生產力發展，保證全社會的消費者獲得更多樣的、更復雜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滿足，同時刺激全社會的勞動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特長，激發更高的社會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的經濟機制。而這種機制是能夠通過商品的社會屬性、價值及價值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說明的。
我們說，所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本質上是由市場過程來抽象的量，是通過無數買者和無數賣者進行無數次的交換這一社會性的活動，通過“社會”的過程抽象出來的“社會性”的勞動時間。它是把供給、需求、科技水平、生產力變化等一切復雜因素都考慮在內的，由社會過程決定的，能使供求達到平衡的，為社會所必需的、有效的“勞動時間”。這樣，它就有了事后決定的含義，是對市場經濟運動過程之結果的肯定和總結。它既是人力所難以衡量和計算的——人類社會正是通過市場機制、交換機制，來解決人類本身所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完全問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途徑問題，也是不可模擬和復制的。它不是現實的、具體的勞動量，與現實的用小時、分鐘、秒表示的時間不同，它是抽象的、社會性的概念，是經濟學理論分析的需要，是一個用于理論分析的范疇，既無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體的國民經濟體系核算。
3.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他對市場經濟較高階段發展運行規律的理解和認識為基礎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確立及其對社會必要勞動的說明是建立在對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資本關系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了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以普遍的交換為目的的資本式的、社會化的生產，才能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把一切生產變成商品生產，使使用價值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媒介。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通過貨幣所進行的交換行為成為一種有規則的、重復性的活動，才能在高頻率的交換過程中抽象出價值這一范疇，來反映社會必要勞動的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決定交換價值或價格的內在尺度。從而排除商品交換初期那種由消費者的主觀意志、偏好，即主觀效用決定價格的現象，讓生產費用成為調節生產和消費的內在尺度。
對于這個過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一切商品作為價格——作為被計量的交換價值——來規定，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只是逐漸發展的，是以經常的交換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經常作為交換價值來比較為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這樣一個科學真理：彼此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錯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54—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價值關系并不是商品經濟產生之初的商品、價值關系，而是在充分認識了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研究出來的作為一般抽象的商品、價值關系，它必須以普遍的、發達的商品交換為前提。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在論述價值形式的發展過程時指出，與其說在這個過程中“商品開始轉化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價值開始轉化為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價值概念的純粹發展……要以建立在資本上的生產方式為前提，同樣，在實踐上也是這種情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頁。）“價值表現為一種抽象，這只有在貨幣已經確立的時候才是可能的。……這種貨幣流通導致資本”，它“只有在資本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所以，“價值概念完全屬于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說明了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性質、轉化的途徑以及轉化過程中量的決定，說明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交換關系的本質。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交換關系的本質，這就是，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中，每個人不直接生產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產必需品，而是專門為別人生產當做商品銷售的產品。每個人的私人勞動本質上是社會勞動，但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它必須通過交換過程轉化為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必須作為商品交換出去，必須由別人來購買和消費。因此，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反映了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關系，說明了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不同的市場經濟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開創的價值理論，轉向由供需決定的價格理論，雖然省卻了價值決定和價值分析上的麻煩，卻不能揭示商品交換所體現的社會勞動交換這一本質問題，不能說明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經濟運行方式上的本質差別，不能說明市場經濟的歷史性，暴露了其理論分析上的狹隘性。版權所有
其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社會必要勞動”界定“價值”，雖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無數次現實社會中的交換后果來說明商品價值的決定，卻恰恰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堅持了理論分析的徹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價值是通過市場關系這一社會過程，來確定社會勞動的分工體系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方式。通過社會的交換過程，它告訴人們，哪種私人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它在怎樣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為社會所承認？所以，市場、價值、價格等機制，正是人們通過社會關系、社會過程來確定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手段。這正是市場機制的本質，是市場機制的優點，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形式。
可見，“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概念，在說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的區別，說明商品交換過程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的同時，為商品交換過程的實際運作和人類勞動分工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這個問題是說，在明確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更明確地說是由社會必要勞動——創造的、并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前提下，在一個具體的生產環節和階段，如在企業中，商品的價值是由物化勞動還是由活勞動創造的。
眾所周知，在正常的生產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總是比前期投入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即生產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購買勞動力商品花費的成本，即對工人支出的工資；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購生產所需的物質要素花費的成本，如在廠房、機器、設備等上的花費；生產出來的商品增大的價值部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通常稱為剩余價值。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理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就變為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
更進一步，我們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勞動作用在一定的物質實體上生產出來的。由于人類社會現有的物質財富都可以還原為人類勞動的產物，是人類勞動一層一層疊加在最初的原始資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這些物質資本要素看成是人類勞動的物化，稱為物化勞動。這樣，具體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論，或者說剛才提到的具體生產過程中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就轉化為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商品價值的形成過程中分別起怎樣的作用的問題，更直接地說，就是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不同理解。
傳統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僅僅是指活勞動創造價值。在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這一點通過對商品價值構成及形成的說明而具體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產出來之后，其價值是由這樣三個部分構成的：第一個部分與投入的人力資本相對應，即勞動力商品的工資部分，它通過工人的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來，屬于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的一部分。第二個部分與投入的物力資本相對應，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廠房、機器、原料等物質資料的價值。它本身不創造新價值，只能通過工人的勞動把它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稱為物化勞動的轉移，這是物化勞動不創造價值的具體表現。新產品價值的第三個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價值部分，因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以及物化勞動不能創造價值，這部分價值只能是由工人創造的了。順理成章，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就徹底地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但近年來，在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上，出現了一些反對意見。反對者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應該認為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第6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論文摘要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當代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僅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拙，而且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不僅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供了重要指導，而且成為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深刻闡釋了商品經濟的本質和運行規律，賦予了活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人類經濟學說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許多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新情況和新特點，因此，有必要結合現實問題，加強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重要價值與當代意義的理解和認識。
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創立一百多年后，當代世界經濟結構和中國社會現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人類已經進人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提升特別是計算機的普及創造出新型的生產工具，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革，生產工具的發展使現代經濟呈現出全新的生產模式。
在這種新變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人的勞動形態由此而發生了三個方面的改變:一是隨著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人類生產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變為以腦力勞動為主;二是管理勞動在規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這種對生產進行科學組織與管理的勞動同樣是一種高級的腦力勞動;三是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服務勞動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社會產品中，活勞動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物化勞動的比重卻逐漸增加。知識、信息、科技等日益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與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相比，現代勞動的內涵與形態所出現的巨大變化引發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種種疑問，為此，只有對現代勞動形態下勞動創造價值的機理以及資本、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與勞動創造價值的關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是活勞動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活勞動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支出，而物化勞動則是指包含在過去勞動中的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馬克思認為，在價值形成的過程中，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作為生產要素的物化勞動只能依靠活的具體勞動轉移價值，其本身并不增加價值量。而且，這些物化勞動在轉移自身價值時，也需要通過具體勞動來實現。盡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優化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促使不變資本在產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學技術并不創造價值，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是人類活勞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活勞動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創造價值。在商品生產中，新技術和新知識進入勞動過程，但不進人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過程。也就是說，不是新技術、新知識本身在創造價值，而是掌握和運用了新技術、新知識的勞動者把人類的簡單勞動變成了復雜勞動，而復雜勞動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簡單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總之，勞動創造價值的形態發生變化并不意味著勞動創造價值的本質發生變化，因為勞動價值形態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勞動創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勞動生產要素也開始創造價值。
在當今社會，知識經濟越發展，人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為具有更高創造性的科技勞動必然能夠創造更高的價值。目前，世界各國及地區均日益加大了對各種高素質人才引進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由此也印證了馬克思關于活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理論的科學性。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代的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勞動價值論在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在以下四個方面顯示著其當代意義:
(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闡述了價值來源于勞動的科學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價值論所闡述的商品經濟規律與規則為商品生產與經營制定了行為準則。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是社會分工和產品的私人勞動性，商品生產者要想獲得生存與發展，必須使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要求生產者努力去改進技術，逐漸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增加產品數量的同時提高產品質量。此外，勞動價值論還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根源，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社會分工，存在著各個企業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使社會經濟自然地發展成為一種商品經濟。如果按照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商品的價值要轉化為價格就必須依靠市場，即價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努力建設有序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運營以及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要求各種商品生產和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循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而一個有序的市場環境至少應當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在商品交換中充分體現價值規律，嚴格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二是要擁有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并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因此，為了又好又快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嚴格依據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實踐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指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而超額價值則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由于“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樣社會平均勞動要多，因此，企業為了獲得更大的生產利潤，必然要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加強勞動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從而獲得超額的價值。所以，生產者在經濟活動中會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巨大效用。
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盡管是以簡單勞動作為其研究商品價值的基本勞動形態，但馬克思對含有科學技術因素的復雜勞動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過程中的獨立要素，與生產力中的各個要素密切相關。同時，他在闡述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因素時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可以說，在決定勞動生產力的諸多因素中，許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科學技術相關。由于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是一種具有激烈市場競爭的經營活動，面對各種各樣的生存與發展壓力，商品生產者必須在生產中積極追求科技進步，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武裝勞動者，以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同時努力改進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總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復雜勞動在社會總勞動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如果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大多數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和社會活動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識，就會帶動整個國家的科技進步，并促進全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
(三)合理調整收人分配關系的指導思想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而勞動價值論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據。一些研究者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支撐來探討收人分配問題，實際上是混淆了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分配與價值生產沒有任何關系。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盡管物化勞動是創造價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但它們在勞動過程中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價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時，應當充分尊重和維護創造價值的勞動者的權益，勞動者不僅應當通過勞動的付出來獲得必要的產品，而且還應當名正言順地參與其他產品利潤的分配。
當前，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勞動形態與價值的形成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科技勞動、管理勞動、服務勞動早已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的范疇，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按勞分配依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分配原則，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所公認的分配原則，因此，在中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把兩種分配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定與調整分配政策的重心應當始終放在尊重和維護勞動者的整體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為了調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投資積極性，過分傾向于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造成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嚴重失調，擴大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收人的差距，加劇了貧富分化。為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深人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讓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勞動在生產中的主導作用，親身體會到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在實際分配中理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關系，既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又允許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來參與分配，適當調整高薪階層的收人，積極擴大中等階層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階層的收入。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從而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四)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第7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外貿企業 勞動生產率 第二代農民工 全科醫生
中國外貿企業的發展困局
根據要素稟賦理論（H-O Theory），在國際分工的貿易體系下，每個國家應該利用其相對豐富的生產要素（如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來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而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70年代末持續上升，迅速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吸引外資，主動將自己納入國際經濟的分工體系中；二是中國政府實施的開放和引進外資政策恰好與西方工業國家的產業升級和轉型在時間上對接，歐美日等經濟體將傳統的制造業逐步外移，成就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三是低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加上其他要素價格偏低，使得中國內外資企業的經營成本非常有優勢。然而現階段，企業所占據的這些優勢已經大為減少，特別是在具有先天資源稟賦優勢的勞動力資源上。
（一）企業面臨剛性成本輸入壓力
世界各主要國家為應對金融危機所實施的寬松貨幣政策誘使原材料呈現出明顯的金融屬性。以中國出口的優勢龍頭產品―紡織品為例，其原材料棉花的期貨產品價格在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共上漲了4.6倍。國內的棉花期貨價格也由2010年中期每噸18000元飛漲到2011年初每噸約35000元。其成交量遠遠超過現實生產的需求量。隨后在2011年上半年其價格呈現“過山車”行情，國內期貨價格從高點35000元附近急挫至20000元附近。短時間的價格劇烈波動給中國的外貿企業造成巨大的生產困難。實行即用即購這樣零庫存策略的企業在價格上漲時幾乎買不到原料，等原料到庫后價格急跌又承受了大量的庫存損失。
（二）國內勞動力成本呈現剛性上升趨勢
《2010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顯示，企業面臨著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壓力。由于價格上漲導致生活成本增加，工人提高工資的訴求有所增加，有57.4%的企業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上升10%以內，另有25.8%的企業上升10%以上。同時由于價格與銷售緊密相聯，有近一半的企業維持產品價格不變或降低，但面對巨大的壓力，多數企業還是實施了提價措施，被調查企業2010年平均調整價格1.5次，其中有23.4%的企業提價幅度在10%以上。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2011年，為應對窘境，許多從事制造業的外貿企業面臨兩大成本壓力只能壓縮產能，2011年東南沿海地區在二季度獲得的實際訂單量比上年銳減三成以上。很多企業反映“問題不是缺訂單，而是海外訂單來了，企業不敢接，也沒能力接”。
（三）企業勞動力資源大量流失
訂單和利潤的萎縮給外貿企業造成的傷害還不僅于此，甚至危及企業生存的根本―人才。外貿企業一般都采用計件工資制，工人的收入與企業的產量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關系。由于產能縮減，大批外貿企業的工人月收入下降，不得不另謀出路。許多技術工由于工廠開工不足，苦于沒活干，薪金減半無法供養家庭，無奈之下只能選擇跳槽。由此造成企業員工流失率越來越高，員工總數減少了1/3。企業只能接零單、散單，以維持工廠運轉，盡可能留住一些老員工，力求保住企業的根基。
綜上所述，中國外貿企業正在失去其自身所特有的成本優勢，更重要的是企業在短時間內無法完成對高技術性中間投入品的進口替代。雖然我國制定的出口政策一般是鼓勵出口產品結構向高新技術、自主知識產權、附加值高等方面轉化，但不可否認，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產業結構優化問題或金融人才的缺乏問題，而是“三農”問題。而“三農”問題的本質就是如何提高農村人口的收入問題。目前農民的收入中大約40%是外出務工所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如果這部分企業因經營狀況或模式發生的變化而收入減少，那么，城鄉收入差距更大，更不利于新一代勞動力的發展。
解決之道
（一）轉型之困
很多外貿企業希望借助當下全國產業結構的大趨勢，能夠拓展國內市場，使自身變成依靠“兩條腿走路”的完整企業體。但是，轉型并不是有勤奮和事業心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強大的資金后盾，因為轉型就意味著投入。在日常經營上，做外貿比較簡單，接單生產后按期交貨即可；技術服務由外商提供；資金方面，通常外商會打入預付款；生產規模上一般比較大，這也使企業養成一個最低起訂量的習慣，發貨也習慣大批量的整貨柜的運作。企業長期做外貿業務所帶來的影響是企業中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被西方國家的專業分工制牢牢限定在流程上，專業有余，綜合能力不足，呈現明顯的類機器化趨勢。
而做內貿，首先企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建廠、注冊品牌以及申請專利。之后要對產品進行市場營銷，全靠自己去市場上拼搏，風險差不多都集中在制造廠家這邊。這些都將化為產品的成本。
這些不同點使得企業很難用原來那一套人馬完成不同的兩個市場上的任務。企業既無力大規模錄用有經驗的人員，也在短時間內無法對現有人員進行有效培訓以使他們適應現實的經濟發展要求。從表面上看，資金成為企業轉型的瓶頸。實則不然，企業的勞動力素質不符合新形勢下經濟發展的要求，導致勞動生產率在客觀上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
（二）外貿企業勞動力供求變化
在現階段，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出現使得勞動力供給呈現出一個新的變化趨勢，這為中國實現集約化的勞動力使用，從而在根本上提高勞動生產率提供了可能。
第二代農民工主要由“80后”、“90后”的農村勞動力組成，一方面他們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使他們在掌握新技能、接受新事物、進入新行業和新工作領域等方面具有優勢，從而擁有了轉變自身身份的前提基礎；另一方面，他們農業生產勞動的經驗與技能薄弱，不能作為當今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因此無法滿足第一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第二代農民工的職業發展目標必然是進入第二或第三產業進而能夠在城市中立足。但是客觀地說，他們與城市勞動力相比，由于前期所受教育的局限，其掌握的專業技能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本領不能夠立即滿足企業的要求。
從需求角度，外貿企業當下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不再僅僅需要簡單的流水線工人，而是需要一專多能、能夠同時勝任多任務要求的現代化勞動力。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在成本成剛性上升的背景下，通過內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手段實現集約化生產，順利實現勞動力的轉型升級。
如何將二者連接在一起，實現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需求的均衡，是需要外貿企業深刻思考的問題。
（三）根本出路―固有優勢升級
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功在于對外貿易發展，而對外貿易發展的成功在于中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我國外貿企業在人民幣升值和國內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雙重壓力下，需要改變過去那種粗放外延式的勞動力使用原則，即把農民工以及其他流動打工人口僅僅當作是候鳥型的勞動供給，一切為企業短期利益服務。正確的方法是企業應該采用集約化的勞動力使用原則。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人力資本理論，開辟了關于人類生產能力的嶄新思路。該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資本，即對生產者進行教育、職業培訓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時的機會成本等的總和，表現為蘊含于人身上的各種生產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質的存量總和。同時作為國際貿易新要素理論之一，該學說認為新時代人力資本的結構與物質資本同樣重要，一個國家應該重視人力資源，取得好的投資收益，才可能獲得新的比較優勢。
從國際貿易學理論上講，1966年英國經濟學家唐納德?基辛在其論文《勞動技能與比較利益》中指出，如果把勞動技能比重作為人力資本的組成部分，再將這一加入新元素的人力資本作為新的生產要素加入H-O模型，那么，在美國出口的產品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就是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不是一般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基辛還認為，勞動技能水平的不同成為產生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這是因為：一般勞動不可能迅速和輕易地成為熟練勞動；勞動熟練程度決定經濟發展水平，進而決定國際貿易的發展；資本能低成本地進行國際轉移，而勞動只能高成本地進行國際轉移。這導致國際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均等化，以及國際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非均等化。
綜合上述兩個重要的理論學說，本文認為堅持全力培訓員工技能，優化生產流程，不斷完善公司制造水平，從根本上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外貿企業甚至是整個中國制造業在未來發展的關鍵。
全科醫生的啟示
21世紀被認為是“頭腦的世紀”，勞動力取代機器來驅動各種業務增長。目前印度和中國勞動力過剩，然而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由于其人口逐漸老化，正面臨著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在2020年，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短缺人口將達到4000萬。雖然中國和印度的勞動力過剩，但是其絕大多數勞動力不具備技術嫻熟的服務能力。因此，需要一種新的模式將其轉化為服務技術嫻熟的勞動力。全科醫生制度給出了一定的啟示，外貿企業可以從中借鑒。
（一）全科醫生為勞動力培養模式轉變提供了理念上的指引方向
在業務提升上，倡導“一專多能，鼓勵多能”。員工立足本職工作固然正確，但任何崗位絕非孤立存在的。員工要通過日常工作，掌握與自己聯系的技能接觸點，逐步消除業務盲點。全科醫生沒有專科醫生專業，卻很實用。企業應組織多樣化的情景式培訓，給員工多樣化的舞臺歷練，讓多能者多得益，讓多能者多示范，由此帶動勞動生產率的整體提升。全科醫生告訴我們：業務有界限，但只要敢于跨越，善于跨越，持續跨域，那么服務就能不斷注入新的活力，服務之路就能不斷提升。
（二）全科醫生類勞動力對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貢獻度
范圍經濟存在于單個企業的聯合產出超過兩個各自生產一種產品的企業所能達到的產量之時（兩個企業分配到的投入物相等）。范圍經濟可用企業節約成本的百分比來計量：
S=［TC(Qa)+TC (Qb)-TC(Qa，Qb)］/ TC(Qa，Qb)
式中：S為范圍經濟程度；TC（Qa）為生產Qa所耗費的成本；TC（Qb）為生產Qb所耗費的成本；TC（Qa，Qb）為聯合生產成本。
當S>0時，存在范圍經濟，且S值越大，范圍經濟程度越高；當S
產品的成本結構無外乎包括兩部分，固定成本與可變成本。由于中國外貿企業所面臨的加工貿易模式短時間內難以發生質變，而做內貿又在資金與人力兩個方面不占優勢，因此擺在企業面前的成本中，固定成本一類很難在短時間發生根本性改變，而可變成本卻存在很大的空間，以一專多能為特點的新一代勞動力通過提高自身效率，能夠切實帶動企業生產總體效率的提升以消除固定成本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聯合生產不同產品時，全科醫生類的勞動力可以最大限度降低聯合生產成本。
（三）如何實施培養
我國外貿企業應切實將員工培養作為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同時將勞動力視為企業最寶貴的資源。在此基礎上，同新一代農民工主觀上求上進的欲望相結合，將能使兩者的利益呈現最大相關性。
本文認為國家應出臺與全科醫生培養機制相類似的機制，較之全科醫生的培養，企業所需之勞動力的培養成本要低得多，關鍵點是試點的帶動效應以及實施過程中的規范化運作。另外，由于存在地區差異性，外貿企業也可根據自身的特殊情況在對員工進行培訓時設置不同的方案。
參考文獻：
1.外貿企業負重前行 轉型升級刻不容緩.國際商報，2011-5-16
2.戴中等.國際經濟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
第8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威廉·阿瑟·劉易斯于1915年出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一個黑人家庭，就學于倫敦經濟學院，1940年獲博士學位。殖民地黑人身份及成長經歷，使劉易斯更加關注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上世紀50年代后，他開始專門研究經濟發展問題，主要著作有《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理論》。
劉易斯發現一個問題：很多后發國家的經濟已經發展了相當長的時間，為什么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是那么低？他發現，如果將關注點聚焦在傳統農業部門存在的大量剩余勞動上，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盧鋒向《英才》記者介紹，劉易斯的理論更重視積累和資本形成對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作用，相信經濟發展的本質是要最大限度地把經濟剩余轉化為資本，在一定時期內收入分配有利于儲蓄階層或資本家階級是題中應有之義。“當然，市場機制下實現的較高儲蓄率、投資率，對于發展是非常基本的條件。”
盡管劉易斯提出其理論后，各方頗多爭論，但其作為發展經濟學開拓者的地位，則是無可爭議的。他先后在多所大學任教，還擔任過加納等國的政府顧問和聯合國一些專門機構的要職，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1979年，劉易斯與舒爾茨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劉易斯拐點
對于時下曝光率頗高的“劉易斯拐點”，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對《英才》記者做了詳細解釋。“劉易斯最早提出了二元經濟理論，把產業分成傳統和現代兩類。傳統產業的低價勞動力不斷向現代部門轉移。轉移到一定程度，就出現第一個拐點，即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成有限供給，工資從基本不漲變為小幅上升；等到勞動力轉移完畢，就出現了第二個拐點，工資大幅上升。這時候會出現資本深化，即用資本替代勞動。”
那么，將“劉易斯拐點”套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中，時下的中國位處哪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坦言：“他的理論本身存在邏輯問題，沒說清工資到底是怎么決定的，怎么變動的？所以，討論中國是否過了拐點很困難。”
盧鋒舉自己的研究成果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工名義貨幣工資年均增速約為9.7%。上世紀80年代前中期增長顯著，隨后十來年相對停滯，最近十多年增長較快。實際工資增長趨勢也基本類似。“劉易斯理論中農民工收入長期基本不增長的現象在實際中是不可能出現的。怎么可能幾十年不漲工資，之后突然大幅增長？”另外，中國改革以來，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近5%這一數字，也不支持劉易斯的理論。因此，對于目前那種簡單解讀劉易斯理論和套用拐點方法，盧鋒本人持有保留意見。
“說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是錯誤的。因為拐點有兩個，中國現在處在兩個拐點之間，并不是農村勞動力已經沒有剩余了。誰敢說沒有剩余？”馬曉河解釋，由于體制障礙，勞動力實際還沒轉移完。但是，表面完成的假象已經導致工資上漲、資本深化等現象提前出現。“其實拐點已經到來是假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告訴《英才》記者：“劉易斯理論的核心是研究工業化的本質。發展中國家都存在一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這中間核心的問題是怎么盡快地、有效地、低成本地實現勞動力的轉移。”
在吳敬璉看來，研究“劉易斯拐點”的現實意義，實際是要研究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否真正完成，且改變轉移的模式是怎樣的？而這些問題涉及的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抉擇，以及中國二元結構形成的緣由。
關于中國二元結構的形成過程，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向《英才》記者做了簡單回顧：“20世紀50年代初，政府動員2000多萬青壯年農民進城支援工業化。那時候中國還不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到1956年初步完成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時，矛盾開始凸顯，即排斥勞動力。于是乎，這2000多萬人怎么來的怎么回去。”
溫鐵軍介紹，當時的中國經濟中，資本高度稀缺，我們是靠從“三農”提取剩余價值，完成了城市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這一過程中造成了城鄉二元結構。當年很多人算過賬，大約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工業資產，主要源于工農產品剪刀差。“所以，中國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是工業發展的內因造成的。”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并沒能真正消弭城鄉二元結構。吳敬璉表示：“實現勞動力的轉移要有效，低成本，而我們現在的問題很大。”他指出，在消耗了大量的土地和投資后，現有城市化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另外就是攤大餅，城市的運營效率低。每個人的生活半徑很長，堵車、污染都出來了。”
“工業化長期超前于城鎮化，先生產后生活，近60年的情形都是這樣，把大量資源都導向了工業化，結果工業生產過剩。于是大量出口，結果大量外匯結余，又帶來儲蓄增加，儲蓄等于投資加出口，出現了惡性循環。”馬曉河認為，中國要打破增長模式鎖定，就必須改變發展戰略和體制的制約，調整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
爭議新型城鎮化
對于時下熱議的“新型城鎮化”，吳敬璉語露謹慎，甚至可說是有些無奈。“什么叫新型城鎮化，老實說，我不知道。沒有定義。”他擔憂，如果不能順利解決土地產權等體制障礙，各級政府會繼續沿用傳統模式來搞城鎮化，最后還是重復以往的造城運動，出現新一輪的投資過熱，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至于如何給新型城鎮化定義，馬曉河有著自己的標準：首先，應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鎮化，重點應是農業人口的市民化轉移；其次，城鎮要與農村聯動融合發展；第三，一定要走資源集約化道路，堅持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
“沒有定義的好處是大家可以自由討論、解放思想，最后給出一個好的方案；壞處則是概念很可能被扭曲。”姚洋推測，新型城鎮化的具體方案出臺可能要等到10月份。
至于城鎮化的“新”，姚洋提醒，一定要避免城市化過度帶來的貧民窟化現象。既要防止都搞大城市，也要防止小城鎮遍地開花。
姚洋認為，不能太強調鎮的概念。如果拼命建鎮、圈地，連村都要搞園區，結果又成了畫地為牢，資源利用就不經濟了，還會造成更多污染。“這方面需要一個新的利益協調機制。各個村招商，應該將項目引到縣城園區，這樣有拿土地入股的，有拿招商入股的，各得其所。”
“在很大程度上，城鎮化是將縣級以下的城鎮集中，在最短半徑中讓最多的農民獲得非農就業機會”，溫鐵軍的看法更實際。他指出，中國的3000多個縣、3萬多個建制鎮，有大量的基建投資需求，這個空間足夠吸納中國的過剩產能。而中小企業進入鎮的成本比進入大城市低得多，就業則6倍于大企業。農民進入城鎮就業，比進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機會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
談及新型城鎮化的最大瓶頸，馬曉河建議盡快建立外來人口進城的成本分擔機制，中央、省（地）、農民各負責什么，都要分清楚。“現在誰都喊城鎮化，但誰都不作為，因為都不想承擔成本。改革開放這么多年，已經把二元制度的紅利吃干榨凈了，所以誰都不想承擔現有體制下農民轉成市民的成本。”
對于市長和市民都擔心的掏錢問題，姚洋顯得比較樂觀。他提醒，不必把這種成本想象得太高。農民進城更能激活消費和投資。“社保不是缺錢嗎？可以賣一部分國有資產。類似外來人員子女就學難的現象，根本不是問題。這幾年，北京已經關了幾百所小學，原因是孩子太少。如果不是外來的孩子上了學，很多老師早下崗了。”
圍繞新型城鎮化，目前討論最熱的當屬土地問題。不少學者和企業家主張，落實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允許土地的自由交易，從而解決農民進城的成本。
溫鐵軍不主張這種激進的私有化，認為那樣可能重走印度的老路。印度有34%的無地農民，他們只好大建貧民窟。“現在在全球危機的打擊下，過剩資本更大規模地流向征占土地。所以目前最大的問題在于，地方政府有可能更大規模的征收農民土地，使得農民被動上樓，被城鎮化。”
“在農村搞土地私有化，我認為沒必要應該是股份制，不管征誰的，大家都有一份。”，姚洋提醒說，一些農民成了千萬富翁，一些還那樣，就會產生新的不平等。即使私有化，也應該收取土地收益稅。馬曉河則支持土地商品化、市場化的觀點，關鍵是政府不能參與土地交易這種市場行為，讓農民能夠直接通過市場獲得相關收益。
第9篇：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時代；農村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需求
隨著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村現代化的加速進程．在農業人口有9億之眾的中國農村．目前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現有耕地人均不足2畝，并且每年還在繼續以幾百萬畝的速度銳減，致使農民生產和生活空間十分狹小．同時也造成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因此，大規模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已不僅僅是人口學的問題，同時屬于經濟學的范疇．它直接關系到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的諸多制約因素中，勞動力素質低下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重視和加強對轉移勞動力的再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綜合素質和就業能力。成為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礎工作，也是農村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一般來說，文化程度越高的農民市場競爭意識越強，他們能夠多渠道收集社會信息，了解職業崗位的需求。自覺地接受各種職業崗前培訓和專業技術教育，具有較強的就業競爭能力。而我國農村農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這使得他們轉移后無法參與高收入崗位的競爭。因此．這就需要政府、社會、企業等方面共同肩負起教育培訓的重任，通過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訓模式，改善辦學條件，實行大規模的各種職業技能培訓，從而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素質。
一、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學理論
最早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研究的阿瑟?劉易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為以城市為主的現代工業部門和以農村為主的傳統部門兩部分。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要遠低于工業部門的。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的關鍵在于資本家的投資。只有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工業部門．二元經濟轉向一元經濟，城鄉達到同一，才能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和農業的現代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劉易斯理論”。
在“拉尼斯一費景漢理論”中．也提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先決條件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及農業技術的進步。這同樣對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要求。
另一種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是“托達羅理論”。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不僅取決于城鄉經濟結構的差異，也取決于轉移者對轉移成本和效益的權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預期收入高于農業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業的可能，人口也會不斷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種理論可以理解為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表現為一種“拉力”；二是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對農村勞動力的排斥，表現為一種“推力”；三是經濟發展使勞動者產生的一種轉移的心理動機，即為主觀能動性。這當中主觀性的顯現表現出對個體素質提出了較高要求，個人素質是影響勞動力轉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較高的教育文化素質才能客觀估價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較高的預期收入和社會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質低的人則由于較少的就業機會或較低的收入而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因而不完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訓工作，盲目地、輕率地強迫轉移，則不會實現有效的勞動力轉移。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據相關資料統計，1999年我國農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狀況是在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學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專占1．57％，大專占0．4％。農村住戶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66年．岡0剛超過小學畢業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區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職業技能教育方面，德國通過“雙元制”教育．農業勞動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過3年的職業培訓．而我國的初中、高中畢業生很少有機會經過崗前培訓而獲得相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據國家農調總隊調查．200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為4，82億人．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約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達87，8％，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國家不足全國人口10％的農業勞動者中，受過中等職業技術培訓的超過90％。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更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就業層次的提高和就業的穩定性。
實踐證明，美國、韓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能順利完成產業結構轉換的根本條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發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國就業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質水平。對于發展中大國的中國而言。提高城鎮化水平，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是大勢所趨。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其素質的關系
新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需求正由單純的體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轉變。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對其轉移具有顯著影響。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擇業范圍和空間越廣、收入越高、穩定性越強、社會問題也越少。
(一)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擇業范圍越寬。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適應新的環境．他們有較強的自信、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他們不甘農村生活的寂寞，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產業就業的比例則越大，更易于實現轉移。不僅如此，轉移后，他們會很快適應城市生活，與城市原居民能夠較好地相處．減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會問題。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證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力轉移越容易．擇業的范圍越寬。
(二)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擇業空間越廣。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影響著其轉移距離，統計表明，向發達地區轉移的勞動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區轉移的勞動力。因為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對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輕易遠距離轉移．而且他們思想意識保守，難以對城市產生認同感，故土難離，更愿意留在故鄉，而不是轉移到城市。他們的擇業空間受到了嚴重的限制。
(三)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程度與勞動生產率有較強的正相關性。教育文化水平較高的人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對生產率的提高起促進作用，他們為企業創造了較高收益，相對的，企業也會付給他們高的收入作為報酬。
(四)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社會問題越少。勞動力轉移的事實表明，勞動力素質對社會問題影響不小。素質低的勞動力進入城市后，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只有靠出賣苦力謀生，由此引發城市相關治安問題。甚至這些現象突出．低素質的勞動力會產生厭世心理，做出一些違規、違法的行為，造成社會動蕩。所以為避免勞動力轉移后的社會問題。應做好轉移前及過程中的教育培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