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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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社會文化學；英語教學

引言

近年來，隨著國際間教育領域合作的加強，針對英語語言教學的全新看法顛覆了傳統教育學視闕下英語教學作為單一語言教學的觀點，而將社會文化屬性加諸于英語語言教學。因而在此一現實環境下，通過全新的教學方法與教學實例來促進英語教學在社會文化要素方面的累積可謂十分重要，社會文化學強調對語言體系的學習過程，同時加重了任務型教學的比例。這些變化都催生了英語教學的現實進展，同時也為社會文化學視角下的英語教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英語教學的社會文化學屬性

社會文化學概念肇始于二十世紀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斯基的著作，維果斯基與傳統的心理學家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他通過將心理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不同側重點的學科進行了有機結合，重視利用方法論來解決人類的心理活動。在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學研究之中，其有關學習途徑的基本思想來源建立在社會和文化環境下，以語言和社會活動作為前提，將知識和概念建構于學習者的心中，通過不斷的學習和深入達到對特定社會文化的理解，進而加深語言學的基礎與實際應用水平。因而，英語教學便是一種在社會文化影響下進行的語言文化活動，其有關學習的態度、能力、意志等因素均與社會文化環境有關，因而賦予了教學活動本身更多的社會學屬性。在英語教學的社會文化學屬性中，對人的學習行為和學習意識的關照超過了對語言和教學本身的關照，教學者和學習者都需要明確語言學最根本的目的還是完成社會文化中關于交流、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具體的語言（英語）只不過是一種可行的載體和手段而已。

二、社會文化學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

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學在英語教學中的研究與應用已屢見不鮮，比如英國學者Lantolf等人便認為學習者在交際情景中所進行的大部分交際活動都與其自身的需求密切相關，他們使用語言來處理其相應的事務和遭遇。在國內類似的應用也早有研究可查，主要體現在對我國英語教學體制和英語教學方法的改革方面，比如2001年修訂的英語教學大綱就針對英語教學實際提出了應該完善以英語培養為核心、加強英語語言的應用和基本技能的培養，側重于學生通過英語的學習可以達成的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僅僅是英語學習相關的知識性技能。近年來，英語教學在英語學綱的變化之下也相應的產生了較多變化，比如在實際教學中更加注重結合本土社會文化以及英語語言文化進行教學，注重教學環節的自由、平等，減少填鴨式教學方式的應用，在尊重學生自我學習習慣和自我實踐方式的基礎上引導性的進行英語教學，在這一過程中減輕了英語教學的固有負擔，注重學生的綜合能力培養。在社會文化學概念進入到英語教學行列中之后，廣大英語教師積極響應，勇于向傳統的教學方式發起沖擊，不斷從現實教學環節中總結經驗，并且通過革新思路、改變教學互動環節、進行角色扮演等豐富多彩的課堂教學活動來增加英語教學的趣味性和活力，這既是文化教學領域內關于傳統教學的改革方案，也是英語語言教學在我國獲得獨特生命力的體現。社會文化學將普通的教學、學習模式改為了引導式、互動式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實現交流，在交流的過程中完善對英語語言的認知和應用，在應用層面加深對英語語言的整體理解，這有助于教師和學生豐富語言見識、增長文化內涵、實現良好的社會文化修為。同時，社會文化學概念也更加深入的體現在英語教學之中。通過目前我國英語教學中社會文化論的應用與結合教學的相關論述，基本可以明確目前受到社會文化理論的影響，英語教學已經凸顯了其重要性，并不斷的豐富其應用前景，即使只是小規模的應用也已經為基于社會文化學的英語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在此基礎上，我們應該更加深入的了解英語語言文化，將其社會文化教學與知識性教學良好的結合在一起，促進外國語言教學水平的提升。結語綜上所述，英語教學在現實環境中的應用于發展絕對不只是語言學相關門類中窄小的一部分，社會文化學這一大分支也該占有一席之地，社會文化理論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在實際的社會文化教學中，英語既起著與中國本土教學文化和西方語言文化相結合的作用，也扮演著應用型語言在社會中良好發展的角色，未來，只有深刻的把握社會文化學理論，將英語教學的現實情景之中加入更多社會文化元素才能完善語言在社會文化中的相關屬性，促進社會文化的縱深發展。

參考文獻：

[1]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2001.

[2]顧嘉祖.邁向特色創新階段的我國符號學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3,(5):1-2.

第2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品牌行為；價值觀；代際影響；民族中心主義

中圖分類號：F713.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3）01-0031-02

品牌是管理及營銷領域最缺乏統一性的概念之一，De　Chernatony　和　Dall'Olmo　Riley（1998）的研究將品牌的定義分為十二類：法律工具、標識、公司、快捷方式、風險規避、識別體系、形象、價值體系、個性、關系、附加值、進化體，可見品牌概念定義之紛繁。但這些定義也有著一致性的趨勢，即主要從企業和消費者兩個角度展開，前者的眼中品牌是作為企業競爭優勢的構建手段，后者則認為品牌是消費者需求滿足和獲得效用的源泉，而且這兩者之間相互很少交叉（Wood，2000；王成榮，2008）。

無論是從何種角度定義品牌，品牌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意義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加之跨國經營活動的增多，品牌的全球化發展成為了企業的重要經營活動，這也就推進了品牌理論跨區域研究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同一品牌在不同市場定位和訴求的差異性，引發了研究者對于社會文化環境對于品牌活動影響的關注（Roth，1995）。社會文化導向被認為對消費者的認知、接受品牌傳播過程，即消費者的品牌行為有著重要影響（Aaker　&　Maheswaran，1997），社會文化環境也因此成為了品牌活動本土化的主要影響因素（Heerden　&　Barter，2008），并影響著品牌發揮作用的過程（Yoo　&　Donthu，2002；黃勝兵，盧泰宏，2003；何佳訊，2006）。

現有的研究對于社會文化的重要性有著廣泛的關注，但對影響品牌活動的社會文化因素還缺乏清晰的歸類，基于進一步推進對社會文化與品牌活動關系研究的需要，本文從價值觀、代際影響、民族中心主義三個角度，對現有研究中涉及的影響消費者品牌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進行綜述。

一、價值觀

文化的核心內涵是價值觀（羅長海，2006），其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指導著個體行動和態度，　并直接指揮著個體決策系統。Schutte和Ciarlante（1998）在研究了東西方消費者之間的差異后指出，消費者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其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西方的很多相關研究是以Hofstede和Bonds的五維價值觀理論為基礎，該理論闡明，人的文化價值觀系統包括5大因素：權力距離，對不確定因素的避免，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性化/女性化以及長期導向/短期導向（Hofstede，1994），而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則使得影響我國消費者品牌行為的價值觀與西方有著顯著的差異。

我國學者張夢霞建立了儒、道、佛文化價值觀度量量表，來測量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對中國消費者行為的解釋力，以儒、道、佛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比西方價值觀，能更有效地詮釋中國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張夢霞，2005）。劉世雄開發了中國消費文化價值系統，由7個維度構成：“長期與短期導向”，“人與宇宙”，“不確定回避”，“物質主義”，　“時間導向”，“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　，“情緒化與情緒中性”　，并對大陸7個文化區域的中國消費者進行了測量，其中，只有物質主義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而形成，其余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價值觀有極深的淵源（劉世雄，2005）。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主流，人們的許多消費態度與行為都與其有關，我國消費者對奢侈品品牌的熱衷也可以從中得到解釋（劉世雄，2005）。Veblen最先提出了奢侈品購買動機，即炫耀性購買動機（Veblen，1998），之后許多學者對此作了繼續研究。然而由于所處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國消費者有著與西方不同的奢侈品消費動機：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消費者對奢侈品的追捧更多是為了面子、身份和階層標志（Franck　&　Johnson，1999；Tsai，2005）。我國學者朱曉輝把儒家文化作為奢侈品購買價值導向，進行了相應研究（朱曉輝，2006）。張夢霞根據其建立的儒家文化價值觀度量量表，發現該價值體系能較好地解釋中國消費者的奢侈品購買行為，而量表中“行為地位一致”　維度，更是對奢侈品購買行為有顯著的詮釋能力（張夢霞，2005）。文化類要素對消費行為的這種影響，對于高附加值的品牌尤為重要。Park等人的研究也證明了在韓國的文化背景下，象征性的社會認同是促進消費者奢侈品品牌購買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Park　et　al.，2007）

此外，中國不同區域在文化上的顯著差別，對消費者的態度和行為也有所影響。如劉世雄的研究發現，中國7大文化區域在絕大部分文化價值維度上存在著認識上的顯著差異，由于這種差異，中國文化價值演繹出的七種消費生活形態：務實型消費、隨緣型消費、保守型消費、享樂主義消費、忠誠型消費、從眾性消費、理性化消費（劉世雄，2005；2006）。

二、代際影響

代際影響指一個家庭中，由一代人向下一代傳遞信息、信念和資源，這是社會文化傳承的一種重要方式。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代際影響被引入到消費者行為的研究中，指家庭中的一代人向另一代人傳遞與市場相關的技巧、態度、偏好、價值觀和行為（Moore　et　al.，2002）。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的性質和形態決定了家庭的性質和形態，家庭的變化可以表現社會的變化，父輩對子輩在消費中行為中的影響與其所處的文化背景有關。Viswanathan等人的研究發現，由于泰國文化與美國文化中存在對物質產品重視程度及接觸產品和服務的機會的差異，使泰國家庭中的父母與子女的消費技巧、消費偏好和消費態度上具有更高的一致性（Viswanathan　et　al.，2000）。Sekhon分析了英國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印度裔移民在繼承母國文化和適應東道國文化的沖突，第一代印度移民堅守印度價值觀，第二代則是東西方文化的混合，兩代人都面臨選對商品和品牌的壓力，否則他們就會被社會所排斥，并失去他們印度人的身份和歸屬感，而第二代人不僅要選擇最能代表其地位的產品，還要履行第一代人對他的期望，這期望又具有深刻的印度文化的烙印（Sekhon，2007）。目前，關于消費行為的代際影響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國家文化背景下做出的，國內相關研究較少。

如果說價值觀作為社會文化的核心，是影響消費者品牌行為的核心要素，那么代際影響則體現了這種核心要素在社會中的延續，這意味著影響一個區域消費者品牌認知和消費行為的文化要素，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保持穩定。

三、民族中心主義

在研究的初期，民族中心主義是針對消費者對本國品牌傾向性原因展開的，但是隨著研究的發展，研究者們發現其一方面是消費者選擇本國品牌的重要原因，但同時卻并不對國外品牌排斥，這種矛盾心態體現了全球化趨勢下消費者品牌行為的多元化。

Shimp和Sharma　（1987）提出了“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概念，揭示了消費者傾向于給國產貨比進口貨更有利的評價的原因，并開發了測量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傾向的量表CETSCALE（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y　Scale　），證實CETSCALE與消費者對外國產品態度呈負相關，與國產產品態度呈正相關，之后這一概念在法國、日本、西德，以及韓國等地區得到了驗證（Netemeyer　et　al.，1991；Shimp　&　Sharma，2005）。但也有研究發現民族主義并不一定意味著本國產的傾向性，Durvasula等人對前地區的研究在證明了CETSCALE適應性的同時就發現，由于國內日用品的匱乏，那里的消費者對外國產品的態度較美國消費者更為有利（Durvasula　et　al.，1997）。另一個極端的例子是關于中國南京消費者對日本產品敵意態度的研究，該研究指出敵意是與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有區別的構念，它可以直接影響購買意愿而無論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如何（Klein　et　al.，1998）。

以發達國家為研究背景得出的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單維結構，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受到了質疑（Marcoux　et　al.，1997）。對于發展中國家市場來說，由于外國貨的質量往往優于國產貨，如波蘭、墨西哥，消費者在接受國貨的同時，并不排斥、甚至更喜歡外國貨（Supphellen　&　Rittenberg，2001；Bailey　&　Gutierrez　de　Pineres，1997　）。王海忠的研究指出，中國消費者的民族中心主義具有健康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和虛偽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的兩面性，進而提出中國消費者同時存在民族中心主義和民族淡漠主義的矛盾心理傾向（王海，2005；2006），王海忠等還以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傾向為細分標準，把中國消費者劃分為“國貨崇尚簇”、“國貨接受簇”和“崇洋簇”3個細分市場（王海忠、趙平，2004）。

由于出生于同一時代的人經歷過共同的社會、政治、歷史和經濟環境，會產生相似的觀念和行為，因此影響品牌活動的也不僅僅限于區域之間差異化的社會文化，還包括形成中的全球消費文化，Alden等人的研究就提出了在全球消費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下，品牌進行統一定位的可能性（Alden　et　al.，1999）。

消費者在民族中心主義中表現出的既偏向本土品牌，又向往國際品牌的矛盾心態，實際上體現了現代社會中消費者所兼具的本土情結和國際化視野，這體現了全球化趨勢下消費者品牌行為的多元化。

本文綜述的三類社會文化因素，體現了社會文化在影響消費者品牌行為中的不同狀態：價值觀作為社會文化的核心，是影響消費者品牌行為的關鍵性因素，是社會文化影響作用的一種靜態現實；代際影響體現了社會文化傳承的動態過程，揭示了社會文化因素對品牌行為影響的穩定性；而民族中心主義相關研究中呈現的兩面性，作為另外一種動態過程，體現了社會文化因素在穩定性的基礎上，也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呈現多元化的取向。實際上代際影響和民族中心主義，都是通過影響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對消費者品牌行為產生影響的。

這意味著造成消費者品牌行為差異性的社會文化因素既具有穩定性和傳承性，也具有動態的融合和發展性。因此保持品牌與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匹配，并不簡單的意味著對區域傳統文化的迎合，還包括在文化融合趨勢下對品牌自身文化特征的推廣，如可口可樂傳統上被認為是美國文化的象征，但是實際上經過長期的發展，其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融入到各國的社會文化之中，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品牌即便在貿易保護和限制的環境下仍然不受影響的原因，因為他們大多已經成為了一種獨立于國家文化之外的文化（Siege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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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字：產業集群、自主創新環境、指標體系

作者簡介：鄭健壯（1965-），男（漢），浙江寧波人，博士，教授；杭州職業技術學院金都管理學院院長。主要從事產業集群及其政策研究。潘虹（1983-），女（漢），浙江杭州人，助教，碩士，杭州職業技術學院管理學院。

基金項目：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提升浙江產業集群自主創新能力的研究”（08CGYD031YB）資助

一、引言

產業集群作為一種新興的世界性經濟現象，已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浙江省是國內中小企業密集的地區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借助民間力量，省內的產業集群經歷了快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階段，并逐步進入穩定發展的時期。然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同時也影響到了浙江省內大部分的產業集群，面對人力成本的增加，原材料價格上漲及企業資金緊張等諸多不利因素，集群的發展正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當前形勢下，中小企業如何抵御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已成為政府、企業家及各界專家關注的焦點，我們認為提高集群的自主創新能力是關鍵。省內的產業集群以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為主，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普遍比較薄弱?，部分產業集群已出現發展緩慢，甚至衰敗的現象。在金融危機的宏觀環境下，政府和企業不但要重視集群內部的自主創新意識和自主創新條件，更需要為集群創造良好的自主創新環境，這是提高產業集群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基礎和保證。那么究竟什么是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包含哪些方面內容？自主創新的環境將如何影響集群的自主創新能力？本文就這些問題展開了討論。

二、集群自主創新環境的概念

國外自主創新環境理論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萌芽階段。創新環境的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馬歇爾的“創新氣氛說”[19]，他認為“在一個企業集聚區域，存在著濃郁的創新氣氛，新工藝、新思想能很快地被接受、傳播”，這里所描述的“創新氣氛”實際上就是一種協同創新的環境。2、企業創新環境研究階段。在1989年巴塞羅那會議上，歐洲的區域創新環境研究小組（GREMI）最早提出了“創新環境”的定義。他們認為“創新環境”就是在有限的區域內，主要的行為主體通過相互間的協同作用和集體學習過程，而建立的非正式的復雜的社會關系。隨后，他們又提出了“創新網絡”和“集群學習”等概念，并逐漸形成了創新環境學派。Porter在其著名的“鉆石理論”里也充分肯定了環境因素對企業創新活動的重要作用[20]。之后的學者（如Maillat，1995[5]；Bramanti & Maggioni，1997[2]等）從創新個體――即企業的行為特征出發研究了創新環境，雖然他們中大部分學者提出企業需要在創新與發展過程中，同當地的大學、研究機構、行會等中介組織及地方政府之間相互合作，建立有效的“創新網絡”，但尚未從產業集群的角度專門探討創新環境這一概念。3、集群創新環境研究階段。1998 年，Padmore等人[7]建立了一個以企業為中心的創新系統模型（GEM模型），并提出了以產業集群為基礎的區域創新系統的三類構成要素：環境（Groundings,包括要素資源和基礎結構設施）、產業（Enterprises，包括供應商和相關企業）和市場（Markets，包括外部市場和內部市場），這標志著創新環境的研究真正進入到產業集群研究的范疇。這一時期的學者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處于產業集群內部的企業比外部孤立的企業更具創新性（Baptista & Swann，1998[1]；Poter，1998[8]），并且強調集群學習環境對集群創新的重要作用（Capello，1999[3]；Keeble，1999[4]等），同時也認為創造良好的合作創新環境是提高集群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Meyer-Stamer，2002[6]）。

相比西方國家的研究，我國學者對集群的研究相對較為滯后，早期的學者（如王緝慈，1999[23]；王大洲，2001[22]；蓋文啟，2002[13]；胡太山，2002[15]；黃中偉，2004[16]等）主要運用“創新網絡”的概念對影響集群發展的各類因素進行了研究。李勇剛（2005）[17]首次將產業集群的“創新環境”和“創新網絡”的概念區分開來，他認為產業集群的技術創新環境是指集群促進企業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的特有的環境因素，包括基礎設施環境、市場環境、勞動力環境、制度法規環境、技術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六個方面。陳赤平（2006）[10]則將集群技術創新的外部環境劃分為四個層次：產業或部門層次的外部環境、區域層次的外部環境、國家層次的外部環境以及國際層次的外部環境，并對每個層次的內涵作了詳細的闡述。

上述的文獻回顧表明，理論界對創新環境的研究尚不成熟，尤其是國內的學者，鮮見有學者專門從集群角度全面地對自主創新環境評價體系進行研究，因此本文將從不同維度專門研究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下面筆者首先對集群自主創新環境的概念進行闡述。

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最早是由波特提出的，他認為集群是指在特定區域中，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關聯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金融機構、相關產業的廠商及其他相關機構等組成的群體，集群代表著一種在效率、效益、柔性等方面具有明顯創新優勢的組織形式（Porter，1998）[8]。從上述定義中可以發現產業集群具有明顯的地理性、產業關聯性和創新性，產業集群的發展與創新密切相連、不可分割。理論界對“自主創新”的研究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已出現，但直到目前尚未形成通說，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周寄中教授[28]給出的定義，他認為自主創新（Self-oriented innovation）就是指通過提高科技原始性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能力，因而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進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一種創新活動。姚凌（2004）[25]總結了蓋文啟和王緝慈（1999）[12] 等一些經濟地理學家對區域創新環境的定義，提出區域創新環境是指一定區域內，在行為主體（包括企業、科研機構、政府、中介組織等）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與交流基礎上所形成的，有利于創新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包括基礎設施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制度環境及學習環境。韓立民和趙新華（2006）[14]則認為企業自主創新活動的外延就是指企業外部的各種創新環境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市場環境、創新投入的外部資金來源和制度基礎四個方面。張微（2007）[27]提出了“城市自主創新環境”的概念，他認為城市自主創新環境是指“城市創新主體之間在長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與交流的基礎上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系統，自主創新環境的營造是一個綜合性的系統，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內在聯系。”

根據上面的綜述，特別是借鑒“區域創新環境”和“城市自主創新環境”的概念，本文認為：集群自主創新環境就是指一定區域內，與集群發展相關聯的各行為主體（包括企業、科研機構、政府、中介組織等）間通過長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與交流所形成的有利于提高集群自主創新能力，進而提高產業集群競爭力的相對穩定的綜合系統。這一系統包含六方面的構成要素：制度法規（System）、社會文化（Culture）、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和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六類環境，我們將集群自主創新環境的系統模型稱之為“SCHISM模型”（如圖1所示）。

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具有如下特征：1、多元性。這一綜合系統內部的構成元素是多元的，不但包括有利于集群自主創新的硬環境（基礎設施環境、人力資源環境和市場經濟環境），還包括鼓勵集群內部自主創新的軟環境（體制法規環境、文化環境和社會服務環境）。2、區域性。由于集群具有明顯的地理特征，受不同地區社會文化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差異影響，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自然會帶有顯著的區域特色。3、層次性。集群內部和外部的環境都會影響到集群主體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在國際經濟一體化、通訊網絡發達的今天，產業集群的發展同地區政策法規、國家宏觀調控甚至是國際經濟形勢息息相關，因此，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也具有層次性，可以分為地區層次、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三類（陳赤平，2006）[10]，每種環境所處的層次視環境對集群自主創新的影響程度而定，而本文的研究主要針對地區層次的環境。4、協調性。在知識經濟時代下，集群的自主創新不能單純依靠單一主體的行為，而是不同主體（包括企業、科研機構、政府、中介組織等）之間有機結合、高效協作的過程，因此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具有一定的協調性，任何一個主體協作中斷或供需錯位都會導致良好的自主創新環境被破壞。5、動態性。為了進一步促進集群內創新活動的發生，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會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隨時進行自我更新和改善，因此，集群自主創新環境的穩定是相對的，系統內部各元素的動態發展則是伴隨集群發展過程始終的。

三、產業集群自主創新環境評價指標體系

在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集群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會受到來自地區、國家，甚至是國際層面各類環境因素的影響，根據相關的文獻分析和上文對集群自主創新環境的定義，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六方面要素出發構建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1、 基礎設施環境

熊彼得在對創新含義的解釋中提到：取得或控制一種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給來源，不管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也是創新的內容之一。集群的基礎設施環境（包括硬件資源）與企業的創新活動密切相關，它是集群內部創新產生的最基本的物質保障，除了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交通、能源、電力通訊等以外，主要是指為區域創新主體服務的公用設施，包括公用圖書館、公共實驗室、公用會議室、公共信息服務網絡以及其它一些為知識的交流學習提供公共空間的有形設施（蔡秀玲，2004）[9]。集群中的企業通過這些技術創新基礎設施，可以跨越許多無形的障礙，方便快捷地接觸到技術創新思想的來源及知識、信息，從而促進技術創新（李勇剛，2005）[17]。結合相關文獻，筆者使用以下幾個指標來測量集群的基礎設施環境：集群所在區域大學及各類研究機構的相對數量、公共圖書館的相對數量、公共數據庫的完善程度、專利授權的數目、計算機及無線網絡的覆蓋率等。

2、 市場經濟環境

集群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與集群的自主創新能力密切相關。一般來說，第一產業比重較大，且生產現代化程度不高的地區，由于長期以來相對穩定的生產方式，創新不容易發生；而在二三產業比重較大的地區，由于相對激烈的競爭，企業為了適應市場的變化需要不斷對產品、技術和服務等進行改良，創新活動發生往往比較頻繁（崔浩敏，2007）[11]。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尚不健全，市場競爭秩序不規范，地方保護主義嚴重，那些處于行政壟斷或過度競爭中的企業難以通過平等有效的競爭尤其是技術競爭獲得發展，這使得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和能力（廖少綱，2008）[18]。因此筆者認為集群所處的市場結構的合理性、集群的產業配套條件和專業化協作水平等都是影響集群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將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發展，反過來，自主創新也能促進集群乃至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

3、 人力資源環境

人才作為企業自主創新的核心力量，決定著集群自主創新的能力和發展潛力。企業的各項創新活動的開展都依賴于人的行動和參與，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人才的培養和儲備、人力資源的規模和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自主創新的深度和廣度。集群人力資源環境包括對各類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機制、企業對優秀人才的激勵措施、集群內部人才信息網及人才儲備制度的建立、人才交流平臺的搭建等。人才的高流動性對于集群內部某個企業來說是一種資源的流失，但是對整個區域來講卻是有利的，人才在不同的部門、企業之間流動有利于知識的交換和碰撞，從而產生創新的火花。因此，集群內應當對人才“跳槽”保持寬容的態度（葉帆，2006）[26]，重視人才，堅持“人才是第一資源”是集群獲得創新動力的源泉。

4、 社會文化環境

集群的文化環境是自主創新軟環境的重要部分之一，包括集群內勞動力的文化水平、價值觀念、社會風氣等，它將直接影響到人們是否有追求創新的熱情，人與人之間是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關系（李勇剛，2005）[17]。Michael Porter從競爭優勢的角度認為，基于文化的優勢是最根本、最難模仿的、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競爭優勢，要加強國家的競爭力，最艱巨的任務之一就是如何改變經濟文化[21]。同時，創新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烙印，培養良好的創新文化是集群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催化劑和動力源泉。結合相關文獻，本文將促進集群自主創新氛圍形成的文化環境概括為以下三方面：1、以科學精神為導向的自主創新氛圍，包括科學態度、科學信念、科學道德、科學方法、科學法規等。2、激勵和寬容并存的自主創新氛圍。集群的主體應當擁有鼓勵創新的企業文化，敢為天下先、敢于進取、敢冒風險、寬容失敗。3、競爭與合作并駕齊驅的自主創新氛圍。由于自主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發揮整個區域乃至社會的創新資源，官、產、學、研、金各方資源積極配合、相互合作，同時，為適應市場變化的需要，企業應當通過競爭不斷提升自我，激發員工的創造積極性和工作效率。

5、 制度法規環境

自主創新的制度法規環境是指政府通過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規條來有效保護自主創新者的合法權益，以促進自主創新的總體進程。政策制度可以激勵和引導企業和個人的創新熱情，完備的法律體系可以保護創新企業和個體的利益。在信息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新技術一旦被發明也就意味著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使用并模仿制造，如果沒有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人的創造積極性會受到極大的制約，需要通過對知識產權的激勵和保障為技術創新提供持久的動力。金融、稅收、財政、產業政策的效果可以衡量企業技術創新的政策環境，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效果、人才激勵效果和相關法律保障可以衡量企業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王影，2006）[24]。結合相關文獻，本文認為寬松的財政稅收制度，有效的人才激勵制度，完善的技術交易制度，區域投融資制度以及有效的企業評價和認定指標體系建立都為集群的自主創新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基礎。

6、 社會服務環境

所謂“社會服務”是指以提供勞務的形式來滿足社會需求的活動。狹義的社會服務指直接為改善和發展社會成員的生活福利而提供的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務，而廣義的社會服務包括生活福利、生產和社會。社會服務為集群的自主創新提供了信息交流、技術決策及資源配置的平臺，促使政府和各創新主體與市場之間知識流動和技術轉移，對降低創新成本、化解創新風險、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提高創新效率都有重要的作用。王影（2006）[24]曾用政府機構的服務水平和中介機構的服務水平來衡量企業的技術創新支撐服務體系，中介服務機構主要通過信息咨詢服務、技術開發與推廣、新技術交易服務、金融服務、創新培訓服務、企業孵化服務、國際化服務等職能服務于企業創新活動。本文認為良好的自主創新社會服務環境可以大致歸結為以下幾方面：社會治安秩序良好；行政管理的效率高；交通物流業發達；中介服務機構完善；地區的綜合影響力大等，具體到指標如表1所示。

四、小結

本文在吸收國內外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對集群自主創新環境定義與內容的闡述，提出了集群自主創新環境的“SCHISM模型”，并建立了一套包含硬環境和軟環境的評價指標。這套指標中的硬環境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市場經濟和人力資源環境，軟環境主要包括社會文化、制度法規和社會服務環境，在這六個維度下本文又設置了30個具體的指標。受到數據獲得的限制，本文僅從理論上對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內容進行了闡述，下一步，筆者將采集相關數據，并運用多因素模糊綜合評批模型和層次分析模型對國內部分地區產業集群的自主創新環境現狀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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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生態語言學；視聽說教學；網絡選課；生態化環境配置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1）03―0091―04

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網絡自主學習的介入，打破了傳統課堂教學環境的生態平衡，使物理環境、認知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失衡，認知環境問題尤為突出。因此，本文以生態語言學及其教育教學觀為指導，試圖通過選課軟件配置生態化視聽說教學環境，并結合本校大學英語視聽說教改實踐，分析了視聽說教學環境配置平衡狀況。

一 生態語言學、生態化英語視聽說教學環境

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破壞，人類中心主義受到了Goatly等[1]語言哲學家的批判，他們強調過程第一性和“生態平衡”，出現了“生態學”。“生態學”和語言學相結合衍生出 “生態語言學”。Fill[2]認為語言、語言使用者以及與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環境構成了語言的生態系統。語言、文化多樣性與主體多樣性也受到了洪堡特、薩皮爾、韓禮德等[3]語言學家的重視。韓禮德從系統的順序類型概念分析了與語言相關物理系統、生物系統、社會系統和符號系統，構成了語言的物質、認知和社會文化環境。

生態化外語教學觀從微觀上考察外語教學環境，即把語言使用和外語教學置于一個統一的、能動的、可變的的體系中，師生在這些關系之間有意識的互動中進行教學活動。[4]而生態化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就是在完成視聽說教學的同時，使師生認知主體、環境和社會語言文化取得和諧發展，構建相互聯系、動態平衡的環境系統。

教學環境分為課外環境和課內環境。Stern[5]提出了影響課外環境的六個因素，其中包括語言學的因素、社會和文化因素、經濟因素；課內環境包括物理因素（時空分布）。另外認知因素和元認知因素是影響知識結構和教學過程的重要方面（如教學內容、教學計劃、教學方法、教學風格、教學評價）。

二 選課軟件對生態化視聽說教學環境的配置

生態化視聽說教學關注教學主體、環境的多樣性、交互性以及動態平衡性。師生生理變化和文化背景差異需要多樣化的物理環境和文化環境；對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計劃、教學風格、課堂組織形式和評價體系等個性化要求需要生態化認知環境；教學通過認知群體在社會環境中的活動實現（師生、生生課堂活動）。為此，以生態語言學及其教學觀為指導，依托清華大學《新時代交互英語》視聽說網絡課程，我們自主設計了選課系統，把網絡教學平臺與課堂教學對接，形成系統化的物理環境、認知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圖1）。通過“消息通訊、課程管理”功能連接網絡視聽自主學習和課堂口語教學物理環境；借助網絡自主學習、課堂口語教學建立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通過“課程管理、用戶管理、統計匯總”實現多元平衡的認知環境；通過“系統相關”功能實現整體系統平衡。

1 物理環境配置

包括不同時空的課堂環境、網絡虛擬環境。“耐度定律”和“最適度原則”要求課堂時空環境適合教育生態主體的耐受度，為此，聽力訓練可以在200-300人的自主學習中心集中學習，而口語教學以小班為主，班級選課人數上限設為32人（為讀寫譯班級一半），時間上可自主選擇。

2 認知環境配置

知識的獲取需要借助一定的認知方式進行，在平衡的認知環境中發生信息交換。選課軟件可配置生態化認知群體、認知計劃、認知內容、認知方式、認知過程、認知評價體系，實現知識的學習。

通過網絡平臺測試定級，選課軟件可以配置快、慢和一般進度的教學班級和教學計劃，配置不同的認知群體和認知計劃，形成差異，誘發競爭，建構了個性化、動態的學習通道，激發了學生學習積極性。原來低起點的同學經過努力，可以跳到較高級別的群體學習。在具體操作上，根據學生分級和耐力差異，在選課系統上強度不同（2節課或1節課一次），密度不同（每周上或隔周上）的面授課供學生選擇，只要完成固定的學時即可。學生按選好的課程列表（課程號、上課形式、年級、等級、單元、教師、地點、時間）上課（圖1），做到自主計劃。

認知內容上，通過網絡平臺配置網絡課程、自主學習材料、課堂面授內容。師生既是信息的消費者，又是生產者，除了網絡課程平臺提供的教學資源外，師生的教案、課件, 學生作品、作業，發現的學習資源都可以上傳到學習平臺。如電子詞典、普特英語（省略）、普特英語聽力論壇（forum.省略）。學生在教室用手機上網可以查詢詞匯或資料。

教師根據教學風格施教，學生根據認知風格選擇適合自身的老師，如分析型學習者喜愛支架式教學范式，中間型學習者喜愛拋錨式教學, 整體型學習者喜愛隨機進入式教學。

在教學環節組織和認知過程中，體現教學主體和環境交互的層次性、立體化和序列性，遵循從單一到復雜、輸入到輸出的語言習得過程。形成從學生與網絡交互、學生與文本交互，到生生交互、師生交互，從個體之間的交互到個體與群體交互的綠色生態過程，完成課前、課堂與課后，課內與課外結合的教學過程。為此，學生在進入課堂前，首先通過網絡自主學習完成課前視聽力任務和簡單的語音、跟讀學習，然后才能通過軟件“課程管理”選課參加課堂面授。課堂教學通過口語形式完成輸出。在內容處理上，教師注意對難點、重點處理，教材的拓展，并布置課后“難題探究”。

為了達到平衡全面的教學目標，避免重知識輕情感發展缺陷，相應的認知評價體系也應呈現多元化、生態化。過程哲學注重過程性評估，學生平時的單元作業和課堂表現通過軟件“統計匯總”記錄在案，評語庫管理是菜單式成績和格式化評語，每個學生或班級的成績可以通過統計匯總進行成績統計。過程性評價包括網絡成績、課堂表現；終結性評價包括期末的聽力和口語考試，四項成績各占25%。課堂表現評價除了老師主導外，尊重學生和小組的自我評價、互評。

3 社會文化環境配置

社會環境由師師、師生、生生群體構成，通過網絡消息溝通和課堂互動，建立和諧的師生群體，形成教學主體共同發展的社會環境。

語言文化環境也呈現多元化，不僅教地道口語，也要讓中國英語甚至漢語及其文化并存，借助英語傳播中國文化（如“美麗中國”資源）。用多樣化文化培養多樣化思維方式和個性化學習。

三 生態化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環境調查

為了調查總體和具體生態環境配置情況，對我校08級2751名在校本科生進行了為期二年的視聽說教學實踐，時間為2008年9月至2010年7月。網絡視聽說自主學習使用清華大學《新時代交互英語―視聽說》教學輔助平臺，課堂面授使用對應的教材（1-4冊），通過自主開發的“動態選課”軟件，整合視聽自主學習和課堂口語教學環境。對教學環境，采取問卷調查與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問卷參照《大學英語課堂環境評估量表》[6]，內容覆蓋了總體環境設置、物理環境、認知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幾方面的平衡程度。采用分層抽樣法，對13個學院分別發放調查問卷250份，收回有效問卷209份，各學院的比例在10%左右，其中男生154人（73.7%），女生55人（26.3%），視聽說2級學生為50人（23.9%），1級為159人（76.1%）。問卷記分采用萊科特五級記分制（Likert-scale）。答案ABCDE從低到高分別賦值1，2，3，2，5分，由低到高分別表示與傳統的教學相比，平衡明顯變差、有所變差、不變、有所改善和明顯改善。通過SPSS13.0描述性統計，計算各題項的平均分和標準差，各量值的百分比。

調查結果發現總體生態環境平衡值達3.49，有85 %同學認同選課的環境配置（表1）：

1 物理環境平衡情況

物理環境的平衡值達3.65，訪談中，其中85.84%的同學認為寬松的選課和多樣化的網絡、課堂環境使他們感到更舒適、更安全、更具個性化。通過選課，30.6%的同學認為可以選到合適的上課時間，原因是學院經常會有各種文體活動、學術講座、選修課、考試，有時難以應付，而通過選課，可以全面合理安排時間。學生可以根據生理特點、季節變化選擇合適的上課時間、上課密度和強度。選課出現的一個現象是，選周一（1，2節） 上課的學生不足，原因是周末休息后形成的星期一效應使然。到了周五，選課的人數也減少，可能是周末效應的作用，為此，我們加大其它時段教學密度。

2 認知環境平衡情況

表2顯示，認知環境平衡情況良好（3.72），在認知計劃方面，82.6%的同學認為通過選課形式，做到了師生之間共同協商教學計劃。39.2%的學生選擇了每周上兩節面授的快進度教學，12.2%同學選擇了每周上一節（隔周上）的低密度慢進度教學，15%的學生選擇了每次上兩節課的高強度低密度教學（隔周上的一般進度），23%的學生選擇每周上一節（一般進度）的低強度一般密度教學。但協商程度還有待于增強（3.01）。選擇了每次一節課堂口語教學的同學覺得有緊迫感強，上課節奏快，迫使他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否則就沒有機會開口，下課后有意猶未盡的感覺，很有成就感。而每次上兩節課的同學，覺得比較從容，機會較多，表現充分。在認知內容處理方面，55%的同學認為面對海量的網絡資源，自我篩選學習材料或素材的能力得到提高。認知風格方面，32.1%的同學選擇了適合自己的教師，使得教法與學法對接。而出于教學目標、內容和方法考慮的學生只占到3.35%和8.61%，原因是在制定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時，教師任處于主導地位，教法的選擇也憑教師的經驗而定，學生幾乎沒有發言權。

在教學環節銜接和認知過程方面，課前、課堂與課后，課內與課外結合較好（表3）。通過網絡自主學習和選課教學，53.1%的同學認為安排學習時間的能力提高，29.7%的同學認為上課前及時預習、下課后及時復習，學習習慣有待于提高。

原因是課程較多，為了有效利用網絡，一次上網自主學習好幾個單元，自主學習內容比課堂面授超前，有的同學超前較多。課外作業方面，21.1%同學能按時完成，特別是完成“難度探究”作業的習慣有所改善。但通過外教口語、英語沙龍、演講比賽、外語電臺、英語文化節等課外活動的同學較少，23%同學仍然通過練習增強運用。

生態化認知評價要遵循人本主義學習觀，只有在生命全面發展的基礎上，才有利于認知的發展和知識的學習。教學中的情感因素直接影響認知的發展，情感包括學習動機、焦慮、性格、自尊（自我意識、安全感、認同感、歸屬感）、自信等。生態化的評價體系，不僅要終結性評價考核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更要關注學習態度、學習信心等情感的改善，作為過程性評價，反映教學目標與全人發展的平衡。

生態化認知評價方面，顯示較高的平均值（3.72）。其中69.3%的同學認為網絡自主學習和選課面授可增強學好英語的信心，原因是網絡學習和交流，可以做到自我糾錯和自我完善，在自我發展中提高學習成績，避免挫折感。76.1%的同學認為網絡記錄能控制學習過程，做到自我評價，增強了自我意識。學生的成績和評價以積極鼓勵為主，因而75.6%同學認為有能力完成學習，因此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感”。在學習動機方面，反映了文化環境對學習主體的影響力，67%同學的反映英語學習既是為了工作需要，同時可以通過看英語電影和文體節目了解英語文化。在歸因方面，72.6%同學認為學習成敗在于主觀努力，19.1%同學依賴于網路，說明應加大網絡學習的力度。同時，網絡學習淡化了“人類中心觀念”，師生之間都看不見，交流過程成為關注重點，避免了課堂中回答不出問題時的尷尬，降低了焦慮。但在激勵手段方面，只有31.1%同學通過自我激勵方式促進學習，需要軟件加以驅動。

3 社會文化環境平衡情況

不同文化形成獨特語言，通過媒體傳播；另一方面，語言也通過情感、態度和觀念實現人際互動，影響文化。通過視聽說選課教學，在社會關系和語言文化方面，師生關系、協作學習、課堂活動的積極性均值較高（表5）。通過選課，重構了師生間的權勢、地位關系。57.2%的同學認為師生之間是探索者和指導者關系，17.7%認為是合作者，重新解釋了“師道尊嚴”觀念。網絡自主學習和課堂面授創設了較真實的情景，10%的同學認為通過討論（包括網絡討論）、角色扮演、課堂展示等活動，在訓練聽說能力同時，建立了良好的師生、生生、主體與媒體關系。當學習遇到困難時，29.7%同學會求助他人幫助（如通過網絡平臺），或幫助他人，進行協作學習，有16.7%同學通過網絡查詢解決（或BBS討論解決），10.5%的同學問老師，21.1%的問同學。

課堂面授時，83.7%同學思考后能參與討論，75%同學參加課堂活動的積極性增強，提高了交際能力，但交際能力均值只有2.41。訪談表明，學生在自我表現方面比較積極，而在傾聽和吸收他人發言時，注意力不夠集中，容易陷入漫談，不利于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為此，教師采取了傳話、重復他人意見、辯論等形式控制學生注意力，以建立緊密的人際關系。

由于對課堂語言多樣性的包容，當遇到表達困難時，允許學生使用中式英語、漢語交際，甚至是體勢語言。通過視聽說教學，達到了語言文化的多樣性，而語言的多樣性，促進了物種多樣性，結果是更多的學生愿意參與口語互動，而非總是幾個老面孔出現。

四 結束語

視聽說教學具有靈活性特點，網絡選課為生態化教學環境配置提供了可能性，這樣，學生在和諧的教學環境中提高了聽說能力。另一方面，個性的發展和選課的自由度也須分別對待。對于語言水平較高的學生可以增加學習環境自由度，對于水平較低的學生要加大限制或者干脆固定班級，對于中間水平的學生開始的選課限制度要大，隨著自主學習能力的提高逐漸放寬環境。通過分類指導，才能真正做到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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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llocation of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Audio-visual and Spoken English Teaching

ZHANG Li-xin1SU Hong-ying2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16,China;2.Nanjing College of Chemical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16,China)

第5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檔案；文化

Abstract: For the fundamental weaknesses of current archives culture studies,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study of archives culture should be the basic topics in archival department studies. By analyzing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archives culture, it resolves the main content that archives culture studies should be covered. And it proposes the basic tasks of archiv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Archives；Culture

上世紀80年代，一位署名“阿迪”的作者在其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檔案文化”的概念，這對一向“詳于政事而略于文化”的檔案部門來說，無疑是一次觀念上和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在近三十年來，檔案領域對“檔案文化”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過，特別是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后，部門領導、檔案學者、基層工作者齊上陣，使“檔案文化”研究形成了一個小。筆者在“CNKI”上用“檔案文化”進行精確檢索，共有876篇文章，仔細瀏覽，雖然，其中不乏還算精彩的文章，但遺憾的是，還有不少作者對“文化”和“檔案文化”的概念缺乏準確的把握和理解，寫出的文章似是而非，如同“霧里看花”，使之成為一個十分糾結的論題。為使“檔案文化”的理論研究進一步深入，并指導檔案文化建設，我們有必要確定研究對象，理順思路，有針對性地展開研究。

1 檔案文化：作為一個研究對象

在人類社會的進程中，檔案工作已經存在幾千年的歷史，盡管其社會化程度很低，但也構成了一種文化現象。經過多年的積累，檔案文化構成了影響我們檔案實踐的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我國的檔案事業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是國家法律和行政領導，應該說是非常嚴密，但在實際中，總能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抵消著我們的積極努力，使檔案事業的發展遠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檔案法》的相關條文應該是檔案行為的底線，卻成為檔案部門遲遲無法實現的最高目標，法律賦予社會公眾的檔案權利也遲遲得不到落實。檔案部門抱怨社會的檔案意識不強，而公眾卻埋怨檔案部門開放檔案不力，這都明確地告訴我們檔案文化的現實存在。同時，在檔案事業建設過程中，我們清晰地看到：檔案法制建設和行政管理方式既受到檔案文化的影響，也受到檔案文化的制約，檔案的具體實踐狀況，更決定于檔案文化。檔案文化將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課題。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檔案事業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對人類文明進步發揮過重大作用，應該是一種獨立的文化現象，而長期以來，檔案學者多從國家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去探討檔案的社會功能，很少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檔案現象，這導致在檔案學理論建設中，受社會體制、意識形態、民族文化等影響，檔案的概念、價值、功能、資源建設、管理原則，以及具體實踐上均難以取得一致，同時，行政官員、歷史學家、社會公眾，在對檔案的理解上也缺乏統一性。因此，檔案學的最基本的問題是闡釋自身的文化起源和價值，給檔案現象一個文化詮釋，從而，建立起更為寬闊的檔案學理論研究對話平臺，促進檔案學理論的深入。

檔案和檔案工作構成的檔案文化與社會文化系統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社會環境影響著檔案文化的發展，同時，檔案文化的發展也對社會文化產生著重大影響。檔案文化并不是一個部門或一種職業的文化。檔案文化應是社會文化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與社會文化休戚相關。

對于檔案文化的概念，我們應該把握兩點：一是檔案文化應是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檔案文化是以檔案為核心而產生形成起來的一種文化，它是在人們對于檔案這一事物的實踐和認知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形成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的指導之下產生和形成的。那么，這種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就構成了檔案文化的核心部分，在價值觀和價值體系的指導之下，人們就會產生有關檔案的具體行為方式，具體的行為方式必然形成相應的物化成果。由此，而構成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二是文化是一個特定的空間發展起來的歷史范疇。任何文化的產生、發展、演化都離不開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對檔案文化概念也必須限定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之內，否則，就會產生由于時空錯置，而眾說紛紜，難以取得共識。

于是，我們可對檔案文化作如下定義：

“大檔案文化”的概念。檔案的生命過程與社會生活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檔案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和形成，為著社會生活的需要而對其進行管理，然后，又是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檔案產生于社會生活、服務于社會生活的特性，使我們的研究必須以社會整體的檔案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大檔案文化”是某一歷史時期，某一特定社會群體（如國家、民族等）的有關檔案的文化現象，它包括社會的檔案意識、檔案傳統、檔案管理體制、檔案法制建設、社會公眾與檔案有關的行為方式。

“小檔案文化”的概念。為使檔案能有效地為社會生活服務，必須建立以檔案為工作對象的機構和部門。在這些機構和部門中產生形成的文化體系，就構成我們所稱的“小檔案文化”。它屬于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亞層文化或部門文化，是“大檔案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檔案工作人員的檔案觀念、檔案心理、檔案經驗與知識，檔案管理理論、技術和方式，以及物化成果。

無論是“大檔案文化”，還是“小檔案文化”，都是圍繞檔案這一事物所產生的文化現象。只是涉及的社會范圍有所不同，而實質上具有共同之處。即都是由檔案觀念、行為方式、物化成果等方面所構成。因此，筆者認為：

檔案文化就是某一歷史時期某一特定群體的檔案意識，以及在這種意識指導下的有關檔案的行為方式和物化成果的總和，還包括社會總體文化作用于檔案而產生的文化總功能。

2 檔案文化：不是檔案與文化的簡單疊加

前面我們說過，檔案文化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對檔案文化的研究應該從整體上去研究。檔案文化的研究應該從歷史和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去探討，而不是沿用過去的思維定勢，從配合中心工作的角度去進行研究，勢必又使這一基礎理論問題成為短期的、應景式的研究目標而難以深入。

檔案文化是圍繞檔案這一事物所產生的文化現象。即由檔案觀念、行為方式、物化成果等方面所構成。檔案文化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

2.1 檔案文化特征。檔案文化的特征可以從兩個方面去認識，一是檔案文化的基本特征，即檔案文化是應社會發展的總體需要而產生和形成，它既受制于社會總體文化的制約，又反作用于社會總體文化，它總是與社會發展的總體利益密切相關。這是檔案文化作為行為方式和精神觀念的最為本質和基礎的特征。二是檔案文化的現實特征。文化是一個特定的空間發展起來的歷史范疇，任何文化的產生、發展、演化都離不開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檔案文化在歷史的發展上存在著不同的層次，每一層次都反映著不同時期由各種文化要素所連接起來的平面分布特征。同時，在不同時期、地域的文化生態環境中，也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國家、地區和民族以及時代的文化特征。

2.2 檔案文化結構。檔案文化的結構表現為多環形文化結構形式，可分解為表層結構、中層結構、深層結構三個部分。表層結構中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是人們有關檔案的各項活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檔案管理方式、利用方式、檔案機構設置、檔案法制建設和檔案活動的物化成果等。這個層面上的內容直接接受社會文化的諸多方面的影響，是檔案文化中比較活躍的部分，也是能直接感受的部分。中層結構的內容更多地表現在精神層面上，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是檔案管理和利用的理論、經驗、技術、規范及人們相互間的檔案關系，其內容受到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的雙重制約。深層結構是人們難以察覺和最富有相對獨立性的部分，同時，也是檔案文化中最能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部分。它所包含的內容是人們的檔案觀念、傳統、心理、思維方式等。在這個多環形文化結構中，各個孤立的層面之間存在著有組織的關聯，既具有由表層結構向深層結構逐層深入的內聚合功能，也具有反向的外擴散功能，這種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互動關系及相反相成的結構邏輯，構成了檔案文化生生不息的動態過程。

2.3 檔案文化模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種特征的檔案文化之間由于深層結構和結構內核的重大差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質，這些文化特質依據不同的構成方式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統或體系，因此，檔案文化模式也各有差異。由于人類對于檔案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其文化創造也有共同之處，由此，構成了檔案文化的普遍文化模式。由于意識形態、文化傳統、文化環境和政治經濟狀況的不同，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檔案文化會表現出不同的構成方式和特征。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檔案的文化模式似乎是穩定的，其特殊性征的改變是難以察覺的，但并不意味著它是恒定不變的，恰恰相反，它總是處于一種漸變的過程之中。在文化生態環境發生變化和與其他檔案文化模式發生激烈碰撞的過程中，表層文化通過由周邊向內的向心力向深層結構傳導，在積聚到一定的量時，檔案文化的深層結構和結構內核會通過其固有的自適應機制，做出調整的反應，這種反應是通過向外的張力和擴散力，導致整個文化模式發生變化。選擇檔案文化模式發展與延續的最好途徑是使檔案文化各結構層面和結構內核處于不斷改化和不斷吐故納新、存優汰劣的良好狀態之中，使之能既適應社會歷史的變遷，又永葆內在活力。

2.4 檔案文化功能。檔案是人類進入社會生活之后才出現的一種記憶方式，它改變了人腦記憶的生物屬性，成為一種文化，同時，作為一種文化也在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從其基本功能來看，首先，是使人類記憶具有了社會屬性。檔案的出現復制了生物記憶的基本程序，并使這些程序由個人擴及社會，使人類的記憶具有了社會的屬性。其次，是人類需要借助自己創建的檔案機制構成的記憶鏈條，對歷史的連續性與間斷性、社會形態的共同基礎和民族特色、社會發展一般趨勢和多元選擇等重大問題做出解釋，使自身具備不需要基因變異就能適應環境的能力。從實用功能來看，加強了人類社會的管理控制能力，促進了社會的知識更新，延續人類文明的傳承，承擔著社會教化的功能。

2.5 檔案文化生態環境。文化生態系統，是指影響文化產生、發展的自然環境、科學技術、生計體制、社會組織及價值觀念等變量構成的完整體系。檔案文化是由人創造的一種文化體系，其發展變化會受到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等諸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產生了多種時態和多種類型的檔案文化。作為一種文化，檔案文化無疑會與其所處的社會政治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各種社會制度在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都會產生對過去形成的文件材料的利用需求。由于這種需求而產生的檔案價值觀念，在歷史上形成了與所處的社會政治體制相適應的檔案文化。檔案文化生態環境對檔案文化的生成與發展發揮決定性作用。

3 檔案文化：文化建設的任務

在現代信息社會，檔案是最基本、最可靠的信息資源。檔案文獻中保留著一個民族的深厚記憶，利用檔案是認識歷史進而認識現實的重要途徑,社會公眾智慧會因此得到非常有益的開啟，不僅可從中獲得民族文化的基因和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感，使得屬于我們民族的核心精神得以彰顯和發揚,同時，可發揮出無窮的創造力，這是構筑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條件。因此，全面建設與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符合檔案工作發展規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檔案事業體系，是我們新時期的發展目標。

作為一種文化，檔案文化是過去積累和形成的一種傳統，在面對新的社會環境時，總會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此，檔案文化的建設與創新是一項長期和永恒的任務。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在當前社會轉型和技術革命的雙重沖擊之下，檔案文化建設則要顯得更為嚴峻和復雜。

3.1 要研究分析傳統檔案文化。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和一個民族的檔案文化傳統，是其發展的文化“基因庫”，在檔案文化中發揮著隱性潛在的控制性作用，是檔案文化的特性和內聚力形成的根本原因，使之區別于其他類型的檔案文化。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潤于過去的歷史傳統之中，傳統無時不對當代人發生著作用，構成我們置身其中的客觀環境。由于產生于不同歷史文化環境中的傳統檔案文化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為現代化發展的資源，對傳統檔案文化的繼承并不意味著傳統檔案文化的直接的、自然的延續，而是對其的批判繼承和超越，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發展和創新。因此，要全面深入地整理和研究傳統檔案文化，準確地把握其文化特質，分清優劣，擇優汰劣，使之實現創造性的發展。

3.2 檔案文化建設要著眼于為檔案事業營造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檔案文化不是一個部門文化，而是社會文化的一個亞層文化，不面向社會，不面向公眾，永遠只是一種邊緣化的文化。傳統檔案文化是以“官本位”為核心的文化，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的聯系不夠密切，檔案事業沒能建立在廣泛的社會基礎之上，因此，社會化程度比較低。我們要認識到，當前的檔案文化建設不是極力讓社會公眾接受現有的檔案文化，而是要從公眾的利益出發，讓社會公眾有知情權和檔案事務的參與權，從觀念、體制、理論、技術等方面進行適應性的調整，使之在更大的社會領域范圍內以網狀或細密的方式流通和運行。

3.3 檔案文化建設要為檔案事業尋找在社會中的準確定位和發展空間。面臨社會轉型的沖擊，檔案部門一直在為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務中進行艱難的選擇，在社會風向的導引下，部門的宗旨和長遠目標變得十分模糊，在傳統的體制和意識的影響下，顯得十分被動，未能順利地實現轉型。在這種情況下，檔案文化在幫助檔案部門建立自我、動力、身份認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也就是說，要為檔案事業在紛繁的社會環境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園，確定合理合法的工作目標，從而獲得職業的尊嚴。這需要準確的界定，而不能無休止地推托下去。

第6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渠道 渠道沖突 文化環境

在當今的市場環境下，營銷渠道管理在營銷管理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越來越被看成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一個戰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說法。

西方學者對營銷渠道的研究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結構和渠道行為兩個領域，而渠道沖突是行為領域的一重要研究對象，因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沖突。透過國外渠道沖突及其管理理論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其主要界定在相對成熟的市場體系內，或者植根于超級組織體內部來進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著對渠道系統進行研究時，只重點研究組織和成員自身的行為，包括競爭、沖突、合作以及關系等，而忽視了宏觀環境（如經濟、文件、政治、、社會價值觀等）。有的認識到環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更缺乏這方面的實證研究。這也直接導致了許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條件為基礎的營銷渠道理論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實上，營銷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們必須在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中運作，而這些外部環境又時時影響著營銷渠道管理。這些環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會文化環境。西方學者對于我國市場的具體環境研究不多，這需要我國的研究人員自己來認真研究各環境因素。

1 渠道沖突的內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員之間要進行合作，矛盾或沖突就難以避免，Stern L. W.和EL-Ansary A.就說過渠道合作與渠道沖突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誰也離不開誰。企業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須認真研究渠道沖突。國外對渠道沖突的定義有很多，比較權威的是Louis W.Stern和Adel 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義，他們認為渠道沖突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即某個渠道成員發現其它某個或某些渠道成員正在阻止或妨礙自己完成目標。

導致渠道沖突的原因有很多，如傳播誤解，渠道成員不同的目標和有分歧的專門化功能，以及聯合決策過程的失誤；不同的經濟目標，渠道成員不同的意識形態；不恰當的渠道結構；不同的感知、領導風格、銷售付款條件和目標等。許偉波了企業渠道沖突的根源主要來自于客觀成因、直接成因、環境成因和現實成因4個方面（見表1）。

2 渠道沖突的環境因素研究

導致渠道沖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紹的大量有關內部因素的研究以外還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環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環境之中，這些環境是存在差異和不斷變化的，所以，營銷渠道的環境研究至關重要。從廣義上講，環境由營銷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組成。Rosenbloom將眾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為經濟環境、競爭環境、社會文化環境、技術環境和法律環境五類。他認為環境對所有渠道參與者和目標市場都產生影響，有渠道成員參與者（生產者和制造者、中間商、目標市場），也有非渠道成員參與者（服務機構），并建立了關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經理在環境因素的影響時，必須考慮所有的渠道參與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經提出關于渠道成員行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們認為環境因素也可能導致渠道沖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們針對環境的不同要素做過相應的研究。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但隨著相關理論的不斷和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日益加大，國內學者們也逐步對此展開了研究。國內企業的渠道環境的確十分復雜，連國際上著名的美國Boston咨詢公司從跨國公司的角度說：的分銷通道令人頭痛。正是我國營銷渠道環境的復雜性為企業的渠道沖突提供了沃土。

環境的范疇很廣，而每一大類又包含很多具體的因素。通過分析、整理國內外的一些研究資料現將環境因素及其內涵歸類如下（見表2）。

3 文化環境對渠道的

由上可見，導致渠道沖突既有內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環境的因素，而文化環境也是外部環境中的重要一項。關于文化的定義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 and 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 and 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國著名學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認為，所謂文化就是一個群體（如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共同擁有的、不同于另一個群體的思維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個體或群體傾向于相同的價值觀、相同的思維方式和相同的行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個體或群體在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方面則有較大的區別；同一文化中的人們容易溝通，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則較難溝通。一些渠道師如Janeen Olsen和Kent L.Granzin等認為文化環境是影響渠道結構的主要因素。

過去幾十年來，全世界許多國家有很多研究人員都贊成這一觀點，也因此針對社會文化環境及其影響展開了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進行跨國營銷時面臨的一些渠道。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費者購買習慣對國際營銷者選擇的和目標消費者想要的渠道結構的類型產生影響。有很多文章是從整體上分析不同國家的文化體系對渠道產生的影響，而不是具體的某個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內瑞拉、埃及、印度和熱帶非洲這六個地方的消費品銷售渠道，發現其渠道結構有很大的不同，他認為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在于它們有不同的社會、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顛和北美，Guirdham在西歐，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熱帶非洲，諸如此類對分銷渠道的研究結果都說明了以上結論。

而在具體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價值和社會組織是影響渠道的關鍵因素。有些研究人員針對文化相關因素對渠道內部關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們選擇了二十組加拿大生產廠商和他們在英國的分銷商作為研究對象，認為他們的關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會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沒有特別地納入研究，因為這些研究對象所處環境的文化距離是相同的。但他們也指出文化差距這一障礙可通過頻繁地溝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來，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對70個美國出口商和他們在日本的分銷商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推斷出一種非抑制狀態會減少這種美日渠道間的沖突，并用社會心理的因素來解釋這種現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標準和價值。此外，Kale and McIntyre（1991）提出了一個文化特征對渠道的影響評價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關系的人員來采用它。他們借用了德國著名學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個維度，即個體主義、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躲避和夫權主義，將其于國際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為理論。他們認為在國際營銷渠道中，渠道成員在文化上的差異將影響渠道關系的建立、渠道關系建立后渠道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渠道效率的評價。他們覺得在評價文化對渠道行為的影響時應選擇一些基本的特征變量，然而，這是一項相當復雜、煩瑣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 Denis了文化對分銷決策的影響，他從習慣、價值觀、社會組織、標準和個性特征五個維度對渠道的結構、成員關系和內部行為等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Bert Rosenbloom結合美國的具體社會文化背景，從人口年齡、種族結構變化、趨勢、家庭或住戶結構和婦女地位的變化五個方面分析了對渠道可能產生的影響。

1 Stern L.W.，EL-Ansary A.，Marketing Channel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2

2 Bert Rosenbloom， Marketing channels (6th ed.)， Chicago: Dryden Press， 1999

3 Dubois， Bernard，“Culture et marketing，” Re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1987

4 吳小平.西方營銷渠道理論綜述[J].商業，2005（1）

第7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跨文化；促銷；促銷策略；人員推銷。

進入21世紀，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迅速發展，市場營銷已經從一國市場擴展至多國市場，此時企業的營銷活動就面臨著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的社會文化、政治、法律等錯綜復雜的環境因素。著名雜志《電子世界》曾以“全球市場做生意的最大障礙”為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調查，結果在法律法規、價格競爭、信息、語言、交貨、外匯、時差和文化差異等八個項目中文化差異被列為首位。可見，對于跨國公司或者即將進入國際市場的企業來說，研究在跨文化環境中的營銷策略的重要性。國際市場營銷策略主要包括產品策略、價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銷策略。其中促銷策略又包括人員推銷策略和非人員推銷策略。

本文著重對跨文化環境中的人員推銷策略進行研究。

1跨文化促銷及人員推銷的涵義。

1.1跨文化促銷的涵義。

促銷（Promotion）是指企業通過人員推銷或非人員推銷的方式，向目標顧客傳遞商品或勞務的存在及其性能、特征等信息，幫助消費者認識商品或勞務所帶給購買者的利益，從而引起消費者的興趣，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及購買行為的活動。而筆者將跨文化促銷定義為企業在一個與自身文化存在差異的地區開展的促銷活動。

1.2跨文化人員推銷的涵義。

根據美國市場營銷協會定義委員會的解釋，所謂人員推銷，是指企業通過派出推銷人員與一個或一個以上可能成為購買者的人交談，作口頭陳述，以推銷商品，促進和擴大銷售。它是促銷的一種方式。那么以跨文化的視角來看，跨文化的人員推銷就是企業在一個與自身文化存在差異的地區開展的人員推銷活動。

2文化與促銷。

2.1文化的內涵。

文化這個概念是在英國文化人類學的奠基人愛德華·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來，并把文化的涵義系統解釋為：“文化是一個復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類在社會中所獲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他認為文化是探索人的思維和行為法則的最為適宜的主題。人類學家維特·巴諾提出了一個綜合性概念：文化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即所有的習慣行為和類型化的模式，這些模式行為是通過語言和模仿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通俗定義為，文化是指在同一國度、地區、社會團體、行業和公司甚至包括企業內部同一部門里，人們共同的價值觀、信仰、制度、期望值和標準。文化差異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費者是否接受一個產品，都是文化意識的反應。

2.2文化差異對促銷的影響。

2.2.1價值觀念的差異對促銷的影響。

不同的文化對時間、財富、工作、成就和風險有不同的看法和價值觀念，是消費者衡量什么是適當行為的標準。例如，西方國家強調注重隱私、追求變革、獨立自主、突出個性；而東方國家價值觀崇尚喜好共性、人際和諧、集體觀念、沉穩中庸，因而西方國家是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取向，而東方國家則推崇集體主義。因此，在人員推銷中，有針對性的、全面的、一對一的推銷服務更適合“個人主義”文化特征，因此在西方國家開展的跨文化促銷必須是以尊重個性為前提，采取富有個性的策略。而在東方國家趨向于高度集體主義的文化中，應采取大眾化為主的策略。

2.2.2審美的差異對促銷的影響。

不同國家、民族對自然、藝術和社會生活等都有不同的審美意識、審美標準、審美方法和審美習慣。理解和把握目標市場區域文化的審美價值觀念對于開展跨文化促銷具有重要意義。比如，不同的群體對不同的圖案有著約定俗成的偏愛或厭惡。中國龍、石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元素，蘊含著深厚的民族感情，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這些形象是神圣而不可褻瀆的。2003年末“豐田霸道”（“霸道”是一款新車名稱）的廣告中，中國石獅敬禮鞠躬廣告，2004年日本立邦漆“盤龍滑落”廣告都引起了中國民眾強烈反感，認為這些公司不尊重中國文化，因而這些產品促銷宣告失敗。

2.2.3溝通方式的差異對促銷的影響。

任何一種經濟活動都離不開有效溝通，培養不同文化之間溝通的技能對產品促銷有關鍵意義。溝通包括語言溝通和非語言溝通。不同的語言文字是不同文化最顯著的差異，而跨國商務活動能否順利開展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語言的交流。比如在稱謂方面，英語和漢語兩種語言的習慣與禁忌有很大差別。在英語國家直呼其名，表示平等、親切和友好。漢文化中，名稱方面的禁忌則有著獨特的歷史內涵，中國傳統的“避諱”的文化沿襲至今，晚輩對長輩、下級對上級、不能直呼其名，否則便會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缺乏教養。為了成功實現跨文化促銷，必須首先了解目標市場的語言文字使用習慣，避免使用可能產生不利于促銷的歧異詞語，在進行人員推銷時，促銷員應使用消費者通俗易懂并樂于接受的語言與之進行溝通。

語言文字錯誤的使用會阻礙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非語言溝通包括表情、手勢、眼神、姿勢等，不同文化背景下非語言溝通的差異很大。比如在絕大多數國家中搖頭表示反對，點頭表示同意，但是在尼泊爾、馬其頓、斯里蘭卡、印度、保加利亞等國，卻正好相反。在跨文化促銷過程中，促銷員要對上述方面要有充分認知，以避免使用錯誤的體態語而引起誤解。

2.2.4的差異對促銷的影響。

一個國家中，是文化的主要變量，人們的倫理道德、文化藝術、思想認識、社會風尚等大多受影響，它也是文化差異中最為敏感的因素。在進行跨文化人員推銷時，促銷員必須充分了解顧客的宗教背景，避開其宗教禁忌。比如印度教將黃牛視為“圣牛”，禁止教徒吃牛肉；伊斯蘭教認為豬不潔，不準教徒吃豬肉，也不許喝烈性酒。因此在與信奉這些宗教的顧客溝通時應避免談及這些問題。

3跨文化環境中的人員推銷策略選擇。

3.1國際市場推銷人員的招聘。

一個企業要想在目標國市場長期發展，其國際市場推銷人員的招聘一般應在目標市場所在國進行。因為當地人對本國的風俗習慣、消費行為和商業慣例更加了解，并與當地政府及工商界人士，或者與消費者或潛在客戶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系。但是，在海外市場招聘當地推銷員會受到當地市場人才結構和推銷人員的社會地位的限制，在某些國家或地區要尋找合格的推銷人選并非易事。企業也可以從國內選派人員出國擔任推銷工作。企業選派的外銷人員，最主要的是要能適應海外目標市場的社會文化環境。

3.2推銷人員的培訓。

推銷人員的培訓既可在目標市場國進行，也可安排在企業所在地或者企業地區培訓中心進行。跨國公司的推銷人員培訓多數是安排在目標市場所在國，若在當地招聘推銷人員，培訓的重點應是產品知識、企業概況與推銷技巧。若從企業現有職員中選派推銷人員，培訓重點應為派駐國市場營銷環境和當地商業習慣等。

對于從企業現有職員中選派推銷人員，特別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內容的培訓：首先，要培訓跨文化營銷人員時刻保持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對出現的各種問題要善于從文化的角度找到答案。同時要對不同文化采取中立態度，杜絕文化優劣的觀點；其次，要求選拔的跨文化營銷人員掌握目標國的語言、宗教、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識，加強對目標市場文化的研究，人力資源部門可以以外地旅行、錄像、特別課程、特別課程等方式進行培訓；第三，企業可以直接聘用有跨國工作經歷的營銷人員，讓他們對新人通過非正式組織傳授跨文化工作經驗，以此節省培訓成本。

3.3推銷人員的激勵。

對海外推銷人員的激勵，可分為物質獎勵與精神鼓勵兩個方面。物質獎勵通常指薪金、傭金或者獎金等直接報酬形式，精神鼓勵可以有進修培訓、晉級提升或特權授予等多種方式。企業對推銷人員的激勵，應綜合運用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等手段，調動海外推銷人員的積極性，提高他們的推銷業績。

對海外推銷人員的激勵，更要考慮到不同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海外推銷人員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行為準則與價值觀念，因而對同樣的激勵措施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因此，特別是對于在海外選聘的與母國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推銷人員，企業也特別要注意激勵方式的選擇，以充分調動其工作的積極性。

3.4推銷人員業績的評估。

人員推銷效果的考核評估指標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直接的推銷效果，比如所推銷的產品數量與價值、推銷的成本費用、新客戶銷量比率，等等；另一種是間接的推銷效果，如訪問的顧客人數與頻率、產品與企業知名度的增加程度、顧客服務與市場調研任務的完成情況等。

第8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文化語境；翻譯；作用

對于所有從事翻譯工作的人來說，他們也許始終都在追尋著到底什么是翻譯，什么才是好翻譯。其實，真正意義上來說，翻譯就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具體說來，就是“換易言語使相解也”。但是，如何用另一種語言文字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表達出來？“換易言語”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無疑就是：翻譯的標準是什么？翻譯的方法應如何？

這也是我今天想和各位翻譯愛好者共同探討的一個話題。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翻譯必須“忠實”。但是，“忠實”什么？“忠實”的應該是原文的內容意旨和風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如果斤斤計較于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譯文無疑就會“異彩紛呈”，因“隔閡”而不“合格”。譯文的語言表達如果連“貫通”都做不到，讀者還怎么去“融會”？結果又怎么可能“與觀原文無異”？語言文字類型不同，語言表達習慣也就大不相同。

每門語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語體，而不同的語體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雖然每門語言的大部分詞語適用于各種語體，但是不少詞語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語體，有些詞語只見于書面語，有些詞語只用于口語。同時，交際身份、交際場合、交際內容以及交際心理不同，遣詞造句均會有所不同。就翻譯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譯者”和“所以譯者”兩門語言中口語與書面語、正式語體與非正式語體之間的差異，進而在遣詞造句上不僅“合意”而且“合宜”，當裨益匪淺。一般來說，原文用的是書面語體，譯文則不能用口語語體；原文用的是口語語體，譯文則不能用書面語體；原文非常正式，譯文則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譯文也不能非常正式。雖然一門語言中的基本語法和詞匯是操該語言的大多數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屬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行話”，不同的專業有不同的“術語”。譯文應該是個統一的整體，譯文既不能口語與書面語雜糅，更不能“方言”與“雅言”紛呈。總之，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必須關注原文及譯文遣詞造句的“語域”（register），使譯文不僅在語義上“合意”，而且在語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所以，我認為文化語境在翻譯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美國學者D.A.Swinnty的實驗表明，語境是影響翻譯的主要因素，忽略了語詞詞義提取時意義與語境的結合，不能達到對句子的充分理解，就不能對語詞在語境中的意義正確翻譯。

語言界研究語境最早始于倫敦功能學派創始人馬林諾夫斯基對語境的定義，他認為語境可分為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情景語境是指語言行為發出時周圍情況，事情的性質，參與者的關系、地點、方式等。文化語境是指任何一個語言使用所屬的某個特定的言語社團，以及每個言語社團長期形成的歷史、文化、風俗、事情、習俗、價值標準和思維方式等。由于不同名族所處的自然地理、人文歷史和文化環境不同，各名族的人們對外部世界反映產生的印象和概念也會產生差異，所以不同名族文化背景使人們對事物會產生不同的認知概念，因而產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義的詞語。隨著語言的發展，社會文化因素不斷滲透到語詞選擇和定型的各個環節，語詞的特定音義是一個名族各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現，能夠細致、全面地體現名族文化的特性。因此，語詞的翻譯依賴著它本身所存在的語言文化環境，文化語境包含的諸多因素，如地理環境、社會歷史、政治經濟、風俗民情、、審美取向、價值觀念及思維方式等等直接影響著語詞的翻譯。

在翻譯中，譯者必須了解不同名族社會文化體現在語篇中的文化內涵，正確理解語詞所包含的文化語義，采用適當的翻譯方法，如原譯文語言與文化因素與譯文基本一致時，可采用直譯法、形象套用法、借用類似法等；如果原文語言的文化因素與譯文不對等時，可采取法、意義對等法、添加注釋法等，當然將一種語言譯為不同文化的另一種語言并非易事，而將特定文化語境中的語詞翻譯成同樣體現文化特色的語詞就更難上加難，有時難免出現引起讀者誤解和曲解的翻譯。這就要求譯者應特別謹慎，仔細分析隱含在語詞背后的容易引起語義沖突的文化因素，根據具體語篇，在不違背原文語言的表達基礎上再現原文語詞的文化意蘊，達到忠實原文的目的，真正實現兩種文化的溝通與移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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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會文化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 鍵 詞:技術創新;社會文化;顯功能;潛功能

Abstract: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 practical human activity integrating such factors as science，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economy together，plays a positive promoting role in changing not only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the socio-cultural system through its distinctive activities to change the social features covering materi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pision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functions by Merton and see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bundant socio-cultural connotation aris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alyzed， including how to realize the explicit function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igest the positive implicit function to get rid of the socio-cultural boundaries. Especially， the socio-cultural crisis caused by the negative implicit function is further analyzed. These analyses are not only helpful to all-sidedly recognize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is of significance to forming a new viewpoi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ulture.

Key word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cial culture; explicit function; implicit function

技術創新是企業家抓住市場的潛在盈利機會，以獲取商業利益為目標，重新組織生產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強、效率更高和費用更低的生產經營系統，從而推出新的產品、新的生產(工藝)方法，開辟新的市場，獲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給來源或建立企業的新組織，它是包括科技、組織、商業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動的綜合過程［1］。它不但在社會經濟系統的變遷上顯示了其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直接推動作用，而且也在社會系統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等諸層面上顯示了間接的功能作用。在社會文化體系中，技術創新的功能定位和角色期待直接影響著人們實施技術創新的效果。這就要求我們從文化視角來解讀技術創新活動的時候，“只找出它所依附的原因還不夠，必須進一步把這種現象所以能夠協和一致的功能找出來”［2］。

一、 技術創新的顯功能和潛功能劃分

根據默頓的社會功能劃分，對于某一事項社會功能的解讀，既可以根據“多重后果和總后果的凈差額的概念”，劃分為功能、負功能和非功能，也可以根據主觀目的與客觀后果是否一致的情況，劃分為顯功能和潛功能。顯功能是指某一具體單元(人、亞群體、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的那些有助于其調適并且是有意安排的客觀后果;潛功能是指同一層次上的無意圖的、未認識到的后果［3］152－170。與前一種劃分相比，顯功能和潛功能的劃分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不但關注到未被意料和未被廣泛認識的社會和心理后果，而且區分了活動的主觀愿望與客觀效果。這不但有利于全面認識技術創新對社會系統的功能作用，更有助于人們從積極方面來理解技術創新活動，肯定技術創新行為。

默頓認為，顯功能和潛功能的劃分是以行動主體的動機為依據的。在社會文化系統中，所謂技術創新的顯功能是指技術創新活動想要達到的有助于社會文化系統調適的為人們所認可的積極后果。它與技術創新的目的直接相關，強調后果的積極性和可預見性。在同一層次上，技術創新的潛功能，是指那些發生于社會文化系統，人們在技術創新實踐之前未曾預料到的功能后果。它強調功能后果的“未能預期”和未被認識，不但具有非預見性，而且具有結果的不確定性。那些對社會文化系統具有積極意義的后果構成潛正功能;對社會文化系統具有消極意義的后果構成潛負功能;那些與社會文化系統無關的后果則可以忽略不計［3］153。因此，本文在分析技術創新的社會文化功能時，主要側重于它的顯功能和不能忽略不計的潛功能的內容，并且通過區分潛功能的不同后果，使人們在認識到技術創新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認識到其對整個社會文化帶來的消極影響，從而做到趨利避害，揚長避短。

二、 技術創新的社會文化顯功能

透過文化形態的多重視角，廣義的社會文化可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技術創新通過在器物層上豐富社會物質文化資源，在制度層上為社會提供新的制度模式，在觀念層上創造一個全新的文化環境的方式，豐富著社會文化的內涵，帶來文化的創新。

1. 技術創新豐富社會物質文化資源

社會物質文化指人在物質生產活動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產品，以及創造這些物品的手段、工藝和方法等。它處于社會文化系統的最外層，是人類活動的直接作用對象，比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經歷更多更頻繁的變化、改進和更新。

技術創新作為促進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始于研究開發終于市場實現。技術創新的持續開展不但實現了技術發明的不斷商業化和產業化，同時也加快了創新產品的普及。從人的存在和發展看，技術創新成果為人的自然生命存在提供直接保障，如醫療設備和治療手段的創新，提高了醫療救治的成功率，整體上延長了人的平均壽命。從人和自然的關系看，技術創新成果提高了人的自我改造和發展程度，如自然災害監測設備在各國的普及，在相當程度上減少了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傷害，推進了人和自然的協調程度。從人的現實活動看，技術創新成果實現了人對生活環境、條件的改善需求，如地鐵、輕軌、磁懸浮列車等交通工具的市場化，提高了人們的出行質量。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每一次成功的技術創新實踐都會把人類活動帶到一個新的廣度和深度，如射電望遠鏡的使用，使人們對宏觀宇宙的觀察可達到200億光年以上。載人航天技術的成功應用，不但把人類的活動范圍從陸地、海洋和大氣層擴展到太空，更使人們能夠利用太空和載人航天器的特殊環境進行各種研究和試驗活動，開發豐富的太空資源，等等。

2. 技術創新構建新的制度文化模式

“一切創造只有通過貫徹客觀的必然性，才能達到其崇高的地位，所以，柏拉圖認為，創造服從于理念;康德認為，創造服從于普遍的法規。”［4］201技術創新對于社會制度文化層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建構新的社會組織網絡、規章和制度實現的。首先，從文化進化制約因素的六個維度［5］，即改變、接受、執行、傳播、產生和評估來看，創新可能是文化走向結構變化的第一步，個人的創新行為必須和其他人對這種創新行為的接受區分開來，技術創新的個體的隨意性和理解上的差異性要求新的制度文化模式的產生。其次，技術創新作為一種創造性的智力資源需要有公正、有力的法律手段維護其勞動成果。馬克斯·韋伯認為，制度的“適用”不僅能使人在理性的基礎上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系，也能產生“合理的經濟行為”，它還是合法統治的依據［6］。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等就是圍繞如何維護智力創造者、知識擁有者的合法權益，以調動其積極性，推動技術創新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的一種社會關系［7］。它們的出現正是適應了技術創新成果的制度合法性訴求。第三，在企業層面上，以理想信念、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為依據制定的企業制度文化對于員工行為的約束和規范，直接反映了企業技術創新的水平和接受程度。大到國際統一、行業統一的技術標準的建立，小到企業的技術規范、教育培訓等的形成，都是技術創新主體為適應技術創新實踐所作出的一種積極應對。

3. 技術創新創造新的社會文化環境

從嚴格意義上講，制度可以體現價值觀，但是社會制度并不能完全包含價值觀。技術創新活動所遵循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并不是完全由社會制度來體現和承載的［8］。技術創新帶來的人們的價值理念、思維模式等觀念的轉變，創造出一種維持技術創新社會角色的文化環境。首先，技術創新實踐的過程性和系統性使企業不再是因相互利用的需要而聚集起來的群體，而是一群有著共同價值觀、共同理想和情感追求的人凝聚起來的組織。企業共同價值觀的確立，為企業及其員工界定了技術創新的精神文化目標。其次，技術創新的價值預設反映出社會文化的價值內化結果，它通過對社會文化中有利于技術創新的價值取向的發現、肯定和加強，來自覺地維持技術創新的持續發展。其間逐漸形成的追求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人文價值相統一的新的生活方式，完成了對以往文化的超越。最后，技術創新的文化滲透具體化為一種整體的技術創新行為導向，意味著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情境。這種文化情境不僅是技術創新功能、指令的反映，而且也是技術創新賴以生存的空間。它不是作為社會制度的補充而出現的，而是一種包含社會制度在內的，從更深、更廣的范圍和層次上來制約和影響技術創新活動的文化環境。

三、 技術創新的社會文化正面潛功能

與顯功能相比，潛功能體現出的是“非常識性”知識，它使某一活動或信念不像它初看上去那樣簡單，而是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有利的方面，技術創新對于文化邊界的消解，客觀上打破了文化對人類活動的各種束縛。

1. 技術創新承擔了文化補償性功能，消除了傳統價值的桎梏

蘭德曼認為，技術發明補償了人適應自然的匱乏，也補償了幸存下來的道德和社會慣例的不足之處，它們被發明之后不會很快消失，而是成為一種伴隨著民族的永恒的財富。我們在創造技術文明的同時，也有能力把它們作為一種穩定的慣例和傳統價值保存下來［4］202。一旦技術創新居于劣勢的社會或文化系統處于文化方面具有高度控制性的技術創新社會或文化系統的開放狀態之中時，由技術創新優勢所建構出來的外來文化的示范效應就會通過文化的模仿和攀比機制而發生，而在逐漸地適應和整合這種文化示范效應的過程中，一種文化上的變遷過程也就不知不覺地發生了［9］。

在新技術面前，人們總是習慣用固有的思想觀念和傳統的思維方式來對新技術進行判斷，技術創新的受阻也主要來自技術思想觀念的保守。于是，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地方性關系，在價值層面上，必先遭遇緊張和沖突而不是共生和融合。然而，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創新的持續快速發展顯然是對保守的傳統價值的有力回應，它對人類以重復性思維和重復性實踐為主的傳統生活圖式和價值傳統的消解，使人類進入一種超越傳統經驗性和人情化模式束縛的文化圖式。這樣一來，一種以崇尚創新、敢于冒險、尊重差異、容忍失敗等為特征的創新價值觀逐步建立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創新承擔了對文化傳統中難以適應時代要求的文化要素的補償作用。

2. 技術創新打破了文化的階層壟斷，使文化日益平民化

文化天然地限定了其服務的對象和范圍，在國家范圍、階級范圍、組織范圍等方面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文化限制和文化特權。然而，隨著技術創新的新進展，這種文化壟斷和文化特權逐漸被打破，為大眾所接受和利用。以網絡技術創新為例，最初，大型計算機主機只有極少數專家才能控制，他們對信息享有天然的壟斷權。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分時系統”技術的成功應用，使大型主機變成了個人計算機，讓計算機得以普及，進入尋常百姓家中。而80年代中后期開辦的數不清的BBS站點和以非層級方式鏈接的Usenet的興起，則徹底打破了專家和政府對信息的絕對壟斷，完成了計算機的英雄時代向平民時代的轉變。特別是近幾年來，個人博客的產生和發展，集中地反映出人們在社會文化領域，反對任何形式的集權和信息壟斷，推崇個人自由和自我創造的精神。一直以來由政府和官方控制的媒體資源，正由于網絡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發展被普通群眾所參與和享用，成為社會文化領域的主體趨勢。

3. 技術創新模糊了文化的時空維度，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從文化演進的方式、路線、環境、結構和內容來看，雖然一定文化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受到自然環境和技術發展水平的制約，但是在技術體系內在地規定了技術發展的譜系、邏輯或可能性的同時，一定的文化會在這諸種可能性之間進行篩選而使技術發展的軌跡呈現民族特征。一種文化在一定時期的發展過程中，技術的一些譜系可能會被遺忘或摒棄，然后經過一個時期后又再度出現［10］。當今，技術創新實踐的廣泛開展，使世界呈現出的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化和知識經濟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技術創新的結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社會化過程，在一定范圍內實現了社會時間和空間的共有，比如，國家可以借助于媒體技術實現全球同步的決策;企業可以通過電視電話會議同時與全球各地的分支機構進行即時溝通。一項或少數幾個重要的技術創新成果的出現，以及隨之涌現的一系列在技術上與之相關的創新，使世界各國的人們經歷著日益相似的生活環境的熏陶。技術的全球化，使人們在對時間的理解上打破了不同地域從不同的時間觀念出發的地方時間觀，能夠從一個共同的時間即“全球時間”出發考慮問題。比如美國的電腦公司利用美國和印度兩國之間的全球時間差，要求跨國公司的兩國的軟件開發人員相繼工作，一個國家的員工下班了，另一個國家的員工正好上班，通過信息傳遞接著干另一國員工未干完的工作，從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1］。正如雷蒙·潘尼卡、池田大作所認為的那樣，全球化生活給現代人的生存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張力或危機。但從積極方面說，這反而迫使人不得不跳出個體、國家、民族、種族的框框，嘗試從一種全球意識出發，立足于全人類的利益考慮問題和采取行動［12］。

四、 技術創新的社會文化負面潛功能

技術創新與社會文化的互動，是對技術創新本身的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再認識。如果技術創新主體在價值判斷上割裂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就會造主義泛濫或功利主義盛行，而主體與客體的價值分離則嚴重危害著技術創新生態價值的實現。因此，技術創新具有人們不愿看到的消極文化功能。

1. 長期只作單一經濟合理性的考察，助長了功利主義的價值觀

“作為一種在認識物的基礎之上，控制物和改造物的活動，技術活動由于其巨大的物性價值而大大促進了‘物’文化的張揚。”［13］在傳統的物本主義發展觀的指導下，技術創新成為一種“唯經濟價值取向”的實踐活動［14］。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技術創新的關注過于集中在其經濟價值上，與其他社會要素在層次上逐漸地脫節、斷裂，造成了技術創新行為的社會失范。在國家之間，經濟競爭使政府對政策和制度的供給偏向于經濟效能，人們在享受著技術創新帶來的巨大財富的同時，一種以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為目的的技術創新價值取向亦在逐漸形成。此外，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其采取和實施技術創新的根本目標是最大限度地謀取經濟利益，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這使得技術創新在經濟領域呈現出一種無限制的自我擴張的發展態勢，這種技術創新觀和技術創新模式逐步確立起一種社會共識和價值共識，被歷史地定格下來。于是，技術創新變成了人文主義者猛烈批評的對象，卻成為功利主義者追求物質財富的工具。功利性、短視性和唯經濟利益至上的價值觀讓技術創新離其促進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本來面目越來越遠。這種人們不愿看到的負面后果不但使人們開始懷疑技術創新的價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對技術創新的否定，導致對技術創新活動的抵制。

2. 對于環境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過度使用，造成了與生態價值的背離

與技術創新發展速度相比，人類在道德上、認識上會顯得準備不足，這就導致技術創新成果的濫用。實踐表明，傳統技術創新觀由于忽略了資源的節約、自然環境的優化、社會關系的和諧和人文價值的追求，它在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又在不斷給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障礙，產生了技術創新社會功能與價值關懷相背離的危險傾向。于是，某種情況下技術創新能力越強對自然的破壞就越大。如大規模機械采掘對地質環境的大規模破壞，造成的地面坍塌;生物技術創新對空氣、水域的污染和對地球植被的破壞，導致的“溫室效應”和“酸雨”等，都反映出人類在追求商業效益時，對自然生態系統所存在的“內在價值”的忽略。此外，在整體水平上，由于人們的天然活動空間的日益縮小，人造活動空間的日益擴大，使社會生態倫理價值在人們的腦海里逐漸模糊。因此，經濟、社會和生態不相協調和非共生性質的產生及社會公共福利的嚴重損失的現象背后蘊涵著的技術創新對“天人合一”的傳統倫理觀念的消解和對生態價值的背離，不但是人們在進行技術創新之初所始料未及的，也是有悖于人類的生存發展本質的。

五、 結語

基于上述研究，我們認為，無論人們是否能夠感觸到技術創新的社會文化功能的暗流涌動，其都內在地作用于社會文化。總體來看，技術創新對于社會文化系統的功能作用是技術創新所具有的豐富社會文化內涵、實現文化創新的顯功能和消解社會文化邊界、引發社會文化危機的潛功能共同作用的結果。

技術創新對于社會文化的功能作用是通過其顯功能與潛功能之間及正面的潛功能與負面的潛功能之間的相互滲透、互補和耦合來實現的。當現存的社會結構總后果的凈差額顯然是正功能時，就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技術創新愿望和持久的創新動力，反之，就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明顯的要求變遷的壓力。因此，必須在技術創新文化功能的消長中，發揮其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功能，反思其重構社會文化圖式的功能，遏制其危害社會進步的功能，使三者之間揚長避短，從而形成一種技術創新與社會文化系統協同互進的循環模式，達到持續、健康的技術創新實踐的實現。此外，社會文化系統總是要靠不斷地與外界進行著物質能量的交換，來達到從不平衡、不穩定而趨向平衡和穩定。在技術創新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過程中，技術創新要素與社會文化要素通過從不和諧、不穩定而趨向和諧與穩定創新的互動，形成了一種超循環的發展態勢，使得一種具有技術創新特征的文化體系得以孕育和產生，成為一種技術創新文化。因此，當我們從文化視角來考察創新活動的時候，僅認識它的各種功能作用還不夠，還要建立一種新的技術創新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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