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關鍵詞 更替水平；權衡；人口平衡狀態；老齡化；人口遷移

中圖分類號 C924.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4）10-011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16

隨著歐洲各國工業文明和社會的發展，人口驟降和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強，這使得他們開始嘗試通過移民來改變人口年齡結構（United Nations[1]； Juham[2]）。然而，中國目前也正面臨同樣的人口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和人口老齡化困境，并由此會導致將在2030年左右出現較為嚴重的人口負增長狀態（彭秀健[3]； 彭希哲，胡湛[4]； 張熠[5]）但是通過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負增長的時間會在2020年之前（國家統計局網站）出現，這將會使得這種趨勢進一步被提前。中國能否在這僅剩的6年的時間里做好應對人口負增長狀態呢？從歐洲16國家的人口政策來看，一方面，均鼓勵國民生育，國民的生育會是一種豐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們均采取了“高技術”移民來改變人口老齡化問題。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基數大、老齡化速度迅猛的發展中國家，是否也可以通過類似的模式來緩解人口結構失調性的矛盾呢？鑒于此，筆者將結合歐洲16國的人口結構及移民狀況來分析這一問題。

1 文獻綜述

從目前已有的人口增長理論和人口模型來看，其假設均是人口的增長是指數形式的（Keyfitz[6]； Espenshade. et al[7]； 賈紹鳳， 孟向京[8]； 朱農， 曾昭俊[9]； 胡鞍鋼[10]），這不符合實際狀況，特別是當把人口預測和優化目標區間設定在30年以上時，研究結果將會產生很大的偏差，使得研究結論失真。盡管不同的靜態模型可以用不同的方程表達，這也能夠提供一定的解釋力，但是這些模型的構建是在人口遷移率為常數的前提下展開的（Mitra[11]；Schmertmann[12]；唐家龍，馬忠東[13]；王桂新等[14]；陳沁，宋錚[15]）。實際上，人口遷移并不總是常數的形式，遷移率與人口的年齡規模是成正比的（Rogers[16]）。為了使得研究更加符合現實人口遷移狀況，本文假定，正向或負向的隊列凈遷移與人口出生狀況是成正比的。這將便于我們分析生育和遷移變量組的均衡點。本文采用了人口封閉狀態下的相關方程對人口增長率和年齡分布進行分析和測算。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們將隊列凈遷移與人口出生狀況成正比的假設引入模型，并且采用歐洲16國及中國的相關人口數據來對遷移生存函數作經驗分析。第三部分，筆者將重點分析凈遷移對出生率的影響效應，并且將測算生育-遷移的均衡點，也就是生育和遷移的動態變化形成的人口相對靜止狀態。進一步地，筆者將基于北歐國家的相關人口數據給出經驗估計的結果。采用北歐福利國家的人口撫養比數據，分析移民對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影響效應。最后一部分，筆者將針對中國相對靜態人口格局和人口老齡化趨勢進行總結，然后，從兩個視角提出解決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建議。

讓λ=0，可以得到靜態人口的特殊形式，表1結果表明，目前的遷移水平對歐洲16國家人口增長率產生了正向效應。接下來，筆者將重點通過歐洲典型國家人口結構變化情況來分析人口增長均衡的問題。上文中我們提到，近似的穩定狀態在F=1時，并且在不存在人口遷移的狀況下是成立的，但如果存在人口的遷移，情況將會產生較大變化。

從圖1可以看出，如果北歐4國中，挪威的生育率降到0.70，則在目前生育概率和生育分布不變的情況下，凈遷移率應該達到0.35左右來維持這種平穩狀態。數組已經用“*”標在圖中，北歐4國的相關數據可通過表1展現出來，挪威生育和凈遷移率數組為（0.84，0.28），瑞典為（0.76，0.34），丹麥和芬蘭分別為（0.78，0.14）和（0.78，0.12），而中國的生育和凈遷移數組為（1.18，0.15）。挪威數組值在其均衡曲線的上方，芬蘭和丹麥顯著性的在其均衡曲線的下方，瑞典基本上位于其均衡曲線上，這說明瑞典穩定狀態的人口增長率趨于零。這種橫向比較表明，從長期來看，人口遷移對人口增長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但是對于不同的國家影響程度也是有較大差別的。要達到穩定狀態，丹麥的人口凈遷移應該達到0.28，但芬蘭的人口凈遷移應該達到0.39，這種差異性取決于不同國家的H（x）函數的變化值。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中，通過對歐洲16國及中國相關數據的分析和模型變量的估計，我們測度了人口遷移和其生育率的相關數據和指標，建立了穩定狀態的人口模型。在生育率和凈遷移率相對穩定的動態條件下，研究兩者之間的變化關系。本文假定的是一個開放的人口系統，在這個系統里面，人口遷移率與生育率是成正比的，人口的流入具有穩定性。實際上，一個國家的人口也是有一定的流出率的，其與人口的規模也是成正比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不變的凈流動率假設暗含了流入人口的規模是可容納人口規模的線性函數。從這個視角來看，這兩種假設沒有看上去的差異那么大。凈遷移水平和移民生存函數對人口年齡分布結構有顯著性的影響。研究結果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否定人口遷移能夠加重當地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可能性。然而，這種效應具有敏感性。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長率，這會使得人口的年齡分布更加年輕化。但是，如果控制人口增長率，增加的人口在會低生育率的條件下，使得人口分布更加趨于老齡化，因為遷入的人口總是比新生人口更加老化。我們最期望的結果是人口的老齡化是由于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然而，如果人口老齡化的發生是因為人口的負增長，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從廣義的生態學意義上來看，盡管我們會認為正的人口增長率是不可持續的，但是通過減少人口的凈遷移來規避人口急劇下降問題，會減少處于工作年齡的人口的贍養負擔，從而增加他們的福利，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還有增長的空間，那么，日益增長的凈遷移能夠顯著性的降低人口老齡化狀態，對于一個具有較低凈遷移率的國家，其人口老齡化程度相當于該國家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幾年甚至十幾年而導致的人口老齡化狀態。但是對于大部分歐洲國家，這種效應是在遞減的。他們已經把這種“移民效應”發揮到最大作用了，其穩定的人口增長已經為正。如果他們目前期望在不加劇人口老齡化的條件下通過降低凈遷移率，那么唯一的選擇就是增加本國人口的生育率。

我們假設移民和本國人口生育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緩解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這種假定是合理的。因為過去的移民是目前穩定的人口基礎。然而，如果移民有更高的生育率，那么這些國家的老齡化率將會比預測的更小。鑒于上述對歐洲16國家的人口結構、移民狀況和老齡化趨勢的均衡分析，并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本文認為，這對于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緩解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可以從兩個視角解決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

5.1 在適當的范圍內提高中國內部人口的生育率

從目前中國人口的更替水平來看，中國已經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在未來50年中國不單單是勞動力人口快速下降，老齡化比率會迅速提高。而且隨著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人口的生育模式以及生育理念會進一步的改變。按照發達國家的相關生育狀況來看，隨著社會保障水平提高，生育率會逐漸下降。這會與目前及今后中國逐步依賴內部消費來驅動經濟的快速發展戰略是相悖的，會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本文認為，應該在適當的范圍內提高中國內部人口的生育率。選擇適當的生育模式，進一步落實父母“單獨”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從而，在適當的范圍內提高中國內部人口的生育率。

5.2 制定各種吸引政策，鼓勵國外高素質人力資源移民中國，更好的完善人力資源結構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照歐洲的做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歐洲國家通過比較優勢，不斷地從發展中國家中獲得優質勞動力資源，我們稱之為“高技術”移民，這些人力資源不僅僅是處于勞動力年齡的人口，更多的還是在科技上有高能力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力資源。實際上，歐洲很多國家中擁有高度發達的經濟及科技和信息是因為他們高度發達的教育培養的以及通過比較優勢獲得國外優秀勞動力人口建立起來的，不是簡單的勞動力人口堆積。而且一個國家只有擁有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才能站在經濟和信息化的制高點，而不僅僅是擁有勞動力。因此， 本文建議，中國應該制定更多的吸引政策，鼓勵國外高素質人力資源移民中國，更好的完善中國人力資源結構，從而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目前，中國的勞動力人口結構，遠未達到優化狀態，特別是隨著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的

延長，退休年齡并未得到相應程度的提升，目前法定退休年齡仍然維持在20世紀50年代的

水平。為延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優化勞動力人口結構，本文認為，應逐步建立激勵性的

彈性退休機制。允許勞動力人口在退休年齡、退休方式及退休收入方面具有一定的彈性。這

方面，可以借鑒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彈性退休金制度，來設定和優化適合中國的激勵性彈性退

休機制，也就是通過退休年齡段的選擇、工資稅的差異及階梯式的替代率來達到激勵勞動

力人口延遲退休的目的。勞動力人口可以自主選擇一個年齡段退休，相應地享受不同替代率

水平的養老金水平，最終使得勞動力人口結構得到優化。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United Nations. Replacement Migration [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8.

[2]Alho J. Migration， Fertility， and Aging in Stable Populations [J]. Demography， 2008， 45（3）： 641-650.

[3]彭秀健.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宏觀經濟后果：應用一般均衡分析[J]. 人口研究， 2006， 30（4）：12-23. [Peng Xiujian.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nalysis of General Equilibrium Applied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06， 30 （4）： 12-23.]

[4]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J].中國社會科學，2011，23（2）：121-141. [Peng Xizhe， Hu Zhan.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olicy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 23 （2）： 121-141.]

[5]張熠.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速減緩與普享金計劃[J]. 財經研究， 2014， 40 （1）：16-25. [Zhang Yi. The Aging the Population， Economic Growth Slowed down and Enjoying the Pension Plan [J].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2014， 40 （1）： 16-25.]

[6]Keyfitz N. Introduction to the Mathematics of Population [M]. MA： AddisonWesley， 1997.

[7]Espenshade T J， Bouvier L F， Arthur B W. Immigration and the Stable Population Theory [J]. Demography， 1982，19（1）：125-133.

[8]賈紹鳳， 孟向京.中國仍應嚴格控制人口增長[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2，12（6）：135-137. [Jia Shaofeng， Meng Xiangjing. China Still Should Strictly Control Population Growthrelationship Betwee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2，12 （6）： 135-137.]

[9]朱農，曾昭俊.中國城市人口增長的決定因素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 2004，26（5）：9-18. [Zhu Nong， Ceng Zhaojun. The Analysis on Chinas Determinants of City Population Growth[J].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 2004，26 （5）： 9-18.]

[10]胡鞍鋼，劉生龍，馬振國.人口老齡化、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證據[J].人口研究， 2012，36（3）：14-26. [Hu Angang， Liu Shenglong， Ma Zhenguo. Population Aging，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Panel Data[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2，36 （3）： 14-26.]

[11]Mitra S. Generaliz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and Stable Population Model[J]. Demography， 1983， 20 （1）：11-15.

[12]Schmidbauer H， Rsch A. Population with Constant Immigration[J]. Mathematical Population Studies，1995，78（5）：341-58.

[13]唐家龍，馬忠東.中國人口遷移的選擇性：基于五普數據的分析[J].人口研究， 2007，31（5）：42-51. [Tang Jialong， Ma Zhongdong. Selectiv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igr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ive Census Data[J].Population Research， 2007，31 （5）： 42-51.]

[14]王桂新， 潘澤瀚， 陸燕秋.中國省際人口遷移區域模式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的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 2012，34（5）：24-32. [Wang Guixin， Pan Zehan， Lu Yanqiu.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Regional Pattern Chang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2000 and 2010 Census Data[J].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 2012，34 （5）： 24-32.]

[15]陳沁，宋錚.城市化將如何應對老齡化？從中國城鄉人口流動到養老基金平衡的視角[J].金融研究， 2013，33（6）：1-15. [Chen Qin， Song Zheng. How Urbanization will Deal with Aging Problem？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Flow from Rural Area to Urban Area to the Pension Fund Balance [J]. Financial Research，2013，33 （6）： 1-15.]

[16]Rogers A. Multiregional Demography. Principles， Methods and Extensions[M]. New York：Wiley，1995.

Studying on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of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Rate in the State

of Steady Population

WANG Zengwen1，2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2.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Abstract

第2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如法國和英國,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高速發展,自19 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持續下降,結果導致人口老齡化。到20 世紀中葉,人口老齡化已經引起西方人口學者的廣泛關注。根據聯合國的人口資料,1950 年,發達國家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19 % ,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到1970 年代,人口老齡化趨勢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十分明顯,而且在一些實行計劃生育的發展中國家也初見端倪,人口老齡化正越來越成為嚴峻的全球性問題。

    1956 年,聯合國在《人口老齡化及其經濟社會影響》一文中,對“人口老齡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較科學的定義:一個人口的老齡化是指人口定義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關于老年的起點年齡,為研究和統計上方便,聯合國將老年人的起點年齡定為60 歲或65 歲;關于老齡化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起點比例,世界公認的標準是60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為10 % ,6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為7 %。

    一、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認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會導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老齡化。隨著穩定人口理論的確立與完善以及人口預測技術(特別是計算機的開發和使用) 的推廣,西方人口學家對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遷移率和人口老齡化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聯合國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齡化》中分析了穩定人口的構成,考察了生育率對年齡構成的影響,結論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穩定人口的年齡結構之間的差異,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穩定人口的年齡結構之間的差異。聯合國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趨勢的決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強調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緩慢則人口老齡化不會很快。人口學家A·柯爾將人口出生率下降帶來的老齡化形象地稱為“從金字塔底部的老齡化”。中國1970 年代末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開始迅速下降。與此同時,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明顯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體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長期下降就會導致人口老齡化,也就是說,任何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發展中國家,遲早都會出現人口老齡化。中國已經實行了長達近30 年的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長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快于西方國家。據李仲生的預測,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數量迅速增長,2050 年將達到217187 億人,老年系數也急速增長,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快速穩定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醫療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從另一個方面促進了人口的老齡化。

    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

    西方人口學者普遍認為,人口老齡化會對消費需求、私人儲蓄、勞動生產率、社會保障體制、公共財政以至經濟增長都會產生影響。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效應是非常復雜的,其效應與經濟中的具體條件有直接關系,如人口老齡化的具體程度、儲蓄率水平、養老水平、工作時間、壽命預期和經濟增長等。筆者結合中國的實際,從以下五個方面加以論述。

    1. 對勞動力供需關系和就業的影響。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的下降意味著此后大約20 年后新增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假定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變,新增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將改善中國勞動力供過于求的情況,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率,這樣看來較低的生育率對解決就業問題有利。但是,這個假定是不成立的,因為人口增長率的下降不僅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同時也影響整個經濟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并進而影響對勞動力的需求。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外投資和出口拉動,而中國商品的出口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如果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由于出生率的持續下降而減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國外對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大量出口需求會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從而減少了對中國的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此時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

    2. 對消費或儲蓄需求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亞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他認為消費者是理性的,一個人會以其一生擁有的要素資源總量來安排消費和儲蓄,以實現一生的消費效用最大化。一個人關于儲蓄和消費的決策不僅著眼于現實的收入,而且著眼于終身的收入。根據這種假說,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儲蓄率將下降。美國經濟學家盧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預期假說,認為一個人的經濟行為不但受當期的各種條件約束,也受到他對未來的預期的約束,如果人們認為未來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社會保障計劃會面臨巨大的財務風險,那么現在人們會減少當期消費和增加儲蓄,從而導致儲蓄率上升。實踐的情況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將導致養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的津貼會供給老年人的養老費用,老年人不儲蓄或減少儲蓄,使得儲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紀60 年代普遍實行養老金計劃后,儲蓄率從7 %下降到低于1 %;美國在20 世紀70 年代由于社會保障的增加減少了個人儲蓄總額。[1 ]從長期趨勢看,老年人口的儲蓄水平相對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儲蓄的數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隨著年齡的上升而減少,隨著我國人口的快速老齡化,特別是當老年人口內部的高齡老人增加時,勢必影響儲蓄。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儲蓄等于投資,儲蓄的減少等于投資的減少,從而對經濟的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1985 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占GDP 的比重呈不斷下降的趨勢。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的儲蓄動機調查發現,2000 年以后,在中國居民的儲蓄動機中排第一位的與社會保障有關,包括養老和醫療保險,這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人口老齡化導致儲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近20 年來日本的人口老齡化沒有提高消費率,國內消費需求不振已經成為長期困擾日本經濟發展的頑疾。從中國的具體實踐來看,人口老齡化增加了儲蓄,加重了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消費需求不足將是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長期問題,快速老齡化形成的消費需求結構,對于經濟發展是不利的。

    3. 對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勞動生產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勞動生產率等于一定時間內國內生產總值和各種生產要素總投入的比值。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受到各種投入的生產要素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一定數量的勞動力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齡化往往導致勞動力人口減少,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克拉克在《個人與人口老齡化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在勞動年齡人口中,年齡構成不同對經濟發展有不同的影響,15~44 歲的勞動力人口和45~64 歲勞動力人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有明顯差別。一般說來,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資源相對縮減。

    中國的勞動力數量自1978 年以來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長,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與支持。但是,未來中國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逐漸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導致勞動力不足,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法國人口經濟學家阿爾費雷德·索維認為,老齡化人口的觀念趨向于保守,缺少創造力,從而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般來說,老年勞動力的反應速度比年輕勞動力慢,不能適應快節奏的生產活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中國屬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仍然偏多。為了給新增的勞動力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就要增加生產資料和資本的投資。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深,為滿足變化著的需求,生產和生產結構也要發生變化,要求對勞動力進行重新培訓和教育,而由于大齡勞動力的流動性較差,重新培訓的費用較高,接受新技術的速度較慢,很難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從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的結構性失業。不過,由于勞動年齡人口中較低年齡所占比例的下降,失業壓力的減輕,又會對降低失業率產生有利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可能會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產生積極的作用。

    4. 對社會保障體制可持續性的影響。從理論上講,養老保障是一種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調節不同代際人們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功能。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在1950 年代的計劃經濟體制大環境下建立起來的,它的最大特點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城鄉二元性。中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分別由民政部門、人事部門和勞動部門來加以實施和管理。幾十年來,中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對保護老年人的基本權益和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種模式畢竟是在計劃經濟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隨著中國社會發展、經濟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這種國家保障模式已越來越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必須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有:養老資金緊張、個人賬戶空賬運行、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較窄等。建立與人口老齡化進程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并適當引入商業保險機制是迎接老齡化挑戰的重要課題。中國是在經濟還不發達和人口總量巨大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養老與社會保障事業起步晚,并且面臨的情況更為復雜和特殊。

第3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一、人口數量的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人口增長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當前我國勞動力人數增長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勞動力人數增長速度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關系，我國的大部分生產部門對新勞動力投入的吸納度較小，有的部門甚至不需要新勞動力的投入。在此情況下，投入勞動力越多．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越慢，越不利于經濟增長。勞動力的供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現代產業結構轉軌，從而很難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至于制約經濟增長的質量。最后．閑置勞動力不僅是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還要別人來撫養．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的負擔。更為甚之，一部分勞動力因沒有工作收入而淪為盲流．引發違法犯罪活動，擾亂社會秩序，從而破壞了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穩定的社會環境。

2.人口增長對就業的影響

面臨日益嚴重的就業壓力．我國現在存在的失業問題是由于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勞動力需求。勞動力的增長同人口的密度密切相關．人口迅速增長在經過15年左右的間隔之后，勞動力也隨之大規模增加，遠遠超過了經濟發展創造的就業機會從而引起了嚴重而持久的失業問題。我國人口到21世紀初已基本超過13億．近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達1500―2000萬人，其中城鎮新增勞動力600萬人，產業結構的變動還將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地區轉移。體制轉軌的深入又使傳統體制下包容的國有企業冗員顯現出來。但在勞動力需求方面，隨著經濟技術結構的推進，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不斷下降，因而當人口大幅度增長，導致就業壓力增大，這將是當前和未來半個世紀我國經濟生活中長期困擾的問題。

3.人口增長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

國內生產總值是反映一國國民經濟的生產規模及綜合實力派的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和提供的最終貨物和服務的總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凈增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增加．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導致人均占有水平提高慢，與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拉大。隨著我國基本國策計劃生育的實施。我國人口控制現有了卓越的成效，已經步入慣性增長時期．加上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經濟結構的日趨合理，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適度增長階段，這樣．人口因素對于各項人均占有水平提高的快慢已經沒有前幾次人口增長高峰時期的作用大，但影響還將持續下去。繼續控制好人口增長速度，人均占有GDP就有較大提高；全國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有可能提前實現。

二、人口質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技術進步與人口數量并無必然的關系。特定人群的創新能力，主要取決于制度對創新的鼓勵程度和人群的文化知識水平。與技術進步緊密相關的是人口素質大過于人口數量。因此，中國的人口問題，不僅在于人口數量的龐大，更在于人口素質的低下。大量的低素質人口的增長，不僅不能促進技術進步，反而會成為社會進步的負擔。由于人口急速增長導致了勞動力的資本投資降低，勞動力素質的降低，對于經濟發展不利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就現代的經濟發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是必要的。這樣的素質包括文化素質、科學技術素質及身體素質，特別是科學技術素質和文化素質對于高速的經濟成長來說是極其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國民的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素質較明顯提高，人口的過快增長，加重了教育事業的負擔，引起了教育和教育設施的不足，對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由于勞動力的資本投資過低。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熟練工人和科學技術者在數量上是偏低的。而以上這些勞動力的素質低成為制約中國勞動生產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速度。

三、老齡化人口的增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國的老年人口有以下特點人口規模大，發展速度快，文化素質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由于歷史原因，中國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人口老齡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增加了社會負擔系數，還影響部分產業的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就一般來說，人口老齡化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阻礙作用，被撫養人口負擔特別是老齡化負擔的增大對于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將來在中國隨著老齡化的發展，首先老年人口的增長加重國家財政負擔，需要提供社會福利，老齡醫療，福利設施以及退休金等多種社會服務。從中國城市居民的消費水準看，老齡者的家庭用品、消費品、醫療費及交際費支出的比例顯著提高。將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老齡者人均消費額減少，住宅建筑、電視機以及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部門的需求量減少，這樣人口老齡化的消費減退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發展。最后人口老齡化對于個人儲蓄也產生相當的減退效果，減少了資本積累。中國老齡者的實際收入一貫較低，他們的經濟來源大部分是由子女提供的。這樣隨著今后經濟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退休、退職的年齡人口的比例上升，老年階層的儲蓄傾向將漸漸減弱，導致了今后老年階層的儲蓄進一步呈現降低趨勢量，同時還導致了供養這些老人的子女儲蓄也下降。

需要說明的是，就人口本身的年齡結構而言．老齡化問題目前不能通過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來解決。已有學者指出，老年人的人數完全是過去高生育率的結果，并未因現在推行計劃生育、降低出生率、減少出生人數而有所增加。如果現在放松計劃生育、提高生育率，勢必會增加未來的老年人數。總之，雖然人口出生率不能無限制地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決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提高生育率，那樣只會讓我國的老齡化社會長期持續下去，根本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和經濟增長。

四、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影響

1.經濟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

由于過去我國整個經濟水平很低時，農業占主導地位，孩子可以早早參加勞動．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經濟狀況，同時也能在父母年老生病時提供保障。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孩子都能給父母帶來正的效應，子女的數量和質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獲得滿足。自1991年以來，我國人口增長率顯著下降。客觀地說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歸功于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也是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增長，國民可支配收入也相應增加。具體到單個家庭．經濟的增長反映為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收入增加，則生育人口的邊際成本也相應增加：一方面，作為家庭收入來源的勞動收入增加，生育、撫養一個孩子需要占用大量的時間，顯然，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加，養育一個孩子的各種成本也相應增加。比如。給孩子的吃穿住、教育投資的費用會相應增加。越是富有的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越高．因此．隨著經濟增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人口的生育率就相應地下降。

2.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對農村人口出生率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影響人口出生率的除了我國堅持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低經濟發展水平導致高人口出生率，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將使得人口出生率降低。即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與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負相關的。

五、結論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和經濟增長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經濟是人口存在和增長的基礎．沒有一定的經濟條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增長：人口是經濟行為的主體．沒有一定數量、質量、密度和結構的人口．社會經濟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增長。但在兩者的相互作用中，經濟增長對人口增長起著決定性影響。經濟增長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社會再生產環節，滲透到人口增長的各個主要方面，決定人口數量增長的方向過程，及人口綜合素質的提高，為人口存在和增長提供物質保證。沒有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就失去了長期維持的基礎．不能長期維持。經濟增長使人受教育的機會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使勞動者的就業結構和就業機會發生變化。人作為社會的主體．是社會生產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社會生產關系以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口為基礎，人口是社會生產關系的承擔者，是人類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沒有一定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經濟活動，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存在。人口及其增長對社會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它能促進或延緩經濟的增長。人口對經濟的反作用是在人口和經濟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錯綜復雜的聯系中實現的．主要表現在，當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和增長速度適應社會經濟增長要求時，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的增長起促進作用：相反。當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和增長速度不適應社會經濟增長的要求時，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便起阻礙、延緩的作用。人口增長與經濟的發展相互之間是起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關鍵在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否相互協調，是否相互適應。

參考文獻：

[1]李小寧任若思經濟增長模型中的人口機制[J]北京航天大學學報1999(3)

[2]溫軍等發展的理論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J]西北人口，

[3]李南蔣正華人口與經濟發展的數量分析[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7(2)

[4]施娜柯人口紅利與廣東經濟增長[J]統計觀察2005(3)

[5]李南壽論人口與經濟的關系[J]“人口和經濟”專題研討會論文選登

[6]賀菊煌中國人口與經濟長期預測模型[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1(9)

第4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一、人口老齡化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依據國際通行的標準，將60歲以上人口算作老齡人口，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超過10%或7%的地區，即可看作是進入了老年型地區。2000年，我國步入老年型國家，成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同世界其他國家大致相同，同時也呈現出自己的一些特點，如老齡人口規模大、增長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齡化趨勢明顯等。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在本國家或地區完成工業化后，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情況下到來的，因此，其對老齡化的承受力強。而我國是在經濟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出現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不同步，發達國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國是“未富先老”。我國是個人口大國，人口老齡化必然會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方方面面的影響，成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導致老年撫養系數上升。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退出勞動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減少，老年撫養系數上升，即被贍養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齡結構預測表明，老年撫養系數從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為12.9%，1999年為13.5%，2010年為17.4%，2030年為37%，到2050年則進一步上升為47.5%，勞動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頁)盡管少兒撫養比有下降趨勢，但由于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贍養費用也要比少年兒童撫養費用多得多，因此，勞動力成本會大大提高，這會降低產品的競爭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

2.影響勞動力的供給結構和數量。隨著我國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齡化最終將導致勞動力不足和勞動力年齡結構高齡化。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技術密集型行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靠的是科學技術，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的不利影響較小。而我國屬發展中國家，多是以體力要求為主體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由于不同年齡勞動力在體力、精力和適應力等方面的差異，我國勞動力供給結構和數量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3.影響擴大再生產。國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額時分為積累和消費兩大部分，積累資金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基金的增長，意味著必須壓縮消費基金。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使國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醫療費用和福利費用等消費基金的壓縮極為困難，這不但消耗大量經濟增長的成果、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而且導致積累基金減少，特別是生產性基金減少，影響擴大再生產，降低經濟增長率。

4.引起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變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著許多同青壯年不同的特點。老年消費群體的日益擴大，直接會引起社會消費結構的變化，從而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動。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第三產業尤其是生活消費服務業的水平比較落后，遠遠不能滿足老齡人口的物質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老年人口因其體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導致自我撫養能力的衰減，而加重對別人的依賴，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目前，我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家庭結構趨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資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養老的能力。受經濟基礎和社會發育程度的嚴重制約，現階段社會保障體制還不完善，老年人經濟自養能力不足，尤其是農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這將加重家庭的經濟負擔。隨著老年人數的增加，給家庭經濟收入和家庭消費水平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此容易引起代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二、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長期人口發展規劃。目前，我國總人口已達到13億，龐大的人口基數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必須認真執行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繼續控制人口增長，保持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時，在農村的總和生育率不變的情況下，適當提高城鎮的總和生育率，使城鎮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結構“四、二、一”格局的出現，減緩城鎮的老齡化速度，降低對老年人的供養系數。這既能控制人口增長，又可以防止老齡化速度過快，推進老齡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2.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力。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提前到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極不協調。在2020年之前，我國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將始終處在60%以上，雖然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在提高，但在勞動力的總量上將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我們應充分利用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黃金期”，大力發展經濟，使社會財富日益豐富起來，提高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力，為適應老齡化的高速發展和高齡社會的到來奠定物質基礎。為此，我們要做到：（1）加快科學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2）把老齡產業作為老齡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增長點，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緩解社會的就業壓力，促進經濟繁榮。（3）利用地域間老齡化程度的顯著差異，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地域間的優勢互補，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安老體系。老年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應根據老年人的自身特點，逐步建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老年照料服務體系、老齡政策法規體系，使老年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問題基本得到解決。（1）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健全老齡法規體系，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2）建立一個公平與效率兼顧、基金來源多渠道、城鄉有別和社會養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多層次的與經濟水平相適應的養老保障體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權利。（3）發揚我國尊老、敬老、養老的優良文化傳統，繼續發揮家庭養老在解決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維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區養老社會化服務進程。針對老年人尤其是高齡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點，大力發展社區服務，補充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將社區工作的重點轉向為全體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護理、文化娛樂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務上。

第5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論文關鍵詞:健康;老齡化;價值

    健康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重要要素,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投資。在當今中國經濟相對落后,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人民還不十分富裕的背景下,面對21世紀老年人口數量急劇增長和比例迅速提高的老齡化社會,采取各種積極有效的措施,改善國民的健康狀況,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質量,努力實現健康老齡化,不僅可以化解人口老齡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利于減輕國家、社會和家庭的負擔,也是人們夢寐以求的愿望。

    一、人口老齡化的特點

    人口老齡化標志著社會的進步。在當今世界,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卻是在我們的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后的條件下悄然來臨,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點。

    1.老齡人口數量多、發展快。在21世紀前40年內,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數的比例將由2000年的7逐漸攀升到2010年的8.38,2030年至2040年,會快速上升到20.9[1](P1)。世界銀行預測,法國老年人口從9增加到18,用了140年,而中國將用不到40年,老年人口的數量從2000年的9000萬上升到2040年的2.9億。2050年,60歲及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占全國人口的1/4,達4億之多,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

    2.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健康狀況不佳。從幾次全國性較大規模調查反映的數據來看,我國老年人口中帶病帶殘,不能自理的比例相當高。1987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調查表明:健康狀況較差的占26.9%;199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老年人在60歲以后的壽命中約有60~80的時間是在帶有各種慢性病的狀態下度過的。

    3·老年人的分布城鄉之間差異較大。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據2000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有8.0739萬農民,城鎮只有3.79億人口。按照65歲以上人口7的比例推算.在農村大約有5652萬老年人,約為城鎮老年人口的2倍。加上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一些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逐步向城鎮轉移,進一步加大了農村老齡人口的比例。

    4人口老齡化與低生育水平同步進行。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快,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計劃生育工作降低了人口生育率。在我國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后,黨和國家根據現代化建設的總體目標,作出了繼續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這意味著我國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穩定低生育水平與人口老齡化同步進行。

    5.人口老齡化是在家庭功能弱化的條件下出現的。隨著我國城市社會競爭的激烈和工作節奏加快,家庭中子女個數減少農村青壯年外流以及人口城市化發展,家庭規模在變小,家庭的養老功能在弱化。老人與子女共同居住的概率在下降,子女對于老人的照料、護理愈來愈少,尤其是農村老人養老問題更加突出。

    6.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社會養老保障是國家依法對老年人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它包括老年社會保險、老年社會福利、老年社會救濟.而老年社會保障是它的核心。目前.中國的正規養老保障覆蓋范圍還只限于城鎮職工.且主要是城鎮正式就業的職工.而廣大農村居民沒有包括在內.占老人65卻又無固定收入的農村老人.國家的社會保障幾乎為零。

    二、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

    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由于我國人口老齡化有其自身特殊的特點.其對國家、社會和家庭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1.人口老齡化會改變人口的撫養比。人口老齡化與嚴格控制人口出生率同步進行,在老齡人口不斷增加的同時,適齡勞動力數量受到影響,從而改變人口的撫養比。據人口年齡結構預測表明,1999年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3.74%,2000年為15.6%.2025年為29.46%,2050年撫養48.49%。總撫養比也從2025年的59。5%上升到2050年的76。8%。可供使用的適齡勞動力資源不足,被撫養人口的增加,勢必影響經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2.人口老齡化影響國家資金的投入。中國老年人口發展快,數量多,加之中國老年人健康狀況差,自身的衰老與患病率、致殘率高,從而導致老年群體對社會的需求增加。疾病還會使一些老年人及其家庭致貧難于脫貧、重新返貧,國家不得不拿出一定數量的資金,用于老年人群的醫療、養老、社會福利及救濟,用于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資金投入不足,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人口老齡化要求國家調整現有的產業結構。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發展,老齡人口的急劇增長.為了滿足老年人群對物質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就必須調整現有的產業結構。以“老有所養、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有所醫”為目標.積極發展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衛生、老年體育等事業,以解決老年人的經濟供養、文化娛樂、醫療保障、護理照料等問題。這也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4.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老齡問題將會對社會助老支持提出更高的要求。從家庭角度來講,穩定低生育水平意味著子女減少,家庭結構小型化。其結果.一方面老人數量上升,照料需要增加;另一方面,子女減少,家庭養老資源形成了供求關系的不平衡,老年問題包括多個方面,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經濟供養和生活照料.在中國未富先老和強調家庭養老功能的環境下,家庭養老功能弱化,將會加大老年問題的壓力和嚴峻性,尤其是農村,老年人口多,健康狀況差,無固定收入,而農村青壯年又紛紛外出打工掙錢,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更加突出。這將會對社會助老支持提出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補充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從而成為中國21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三、營造健康老齡化是21世紀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全球共同面對的一大難題,而我國不僅是世界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面對老年人口健康狀況差和尚不發達的背景,積極營造健康老齡化,有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給國家、社會和家庭造成的負擔和壓力,這是21世紀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1.實現健康老齡化是實現“五個老有”的老齡工作目標的需要。健康長壽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強,不僅對社會、家庭照料的需求降低,還能力所能及地從事一些社會勞動,增加個人收入,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健康的身體又是老有所學的基礎保證,老人通過學習,發揮其參與生活的潛力,滿足了老人參與社會的心理需求.實現了老人的自身價值。老人身心健康.心情舒暢,老有所樂.健康的身體也使老人對社會醫療保障的需求降低,最終實現老有所醫。

    2.營造健康老齡化有利于緩解老年貧困。營造健康老齡化,需要關注全社會每個公民生命全程的健康。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對于貧困的緩解具有重要作用,幫助貧困人口走向富裕的決定因素在于迅速提高他們的素質,這其中也包括健康水平。陸杰華對四個縣的研究結果表明健康人口與非健康人口的家庭經濟收入有明顯的距離,有成年人患病的家庭收入比健康家庭要低30~40%。1998年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在農村地區貧困戶中,疾病為最主要致貧原因的占22%左右。

    3·營造健康老齡化,有利于彌補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不足。老年人健康狀況是決定老年人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老年人口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患病率是總人口平均水平的3~4倍.而這些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又是引起老年人殘疾和自理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使得老年人對醫療、經濟、護理照料的需求成倍增長。濟南市曾對老年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做過一次調查,排在首位的是醫療保障(占34.53%),其次是就醫就診(占26.79%),再次是及時發放退休金(占25.79%)。勝利油田曾進行過一次抽樣調查,老年人對“上門服務”的需求占70.79%健康的老人不僅對社會醫療、就醫就診的需求減少,且生活相對能自理,既能幫助子女料理家務,還能發揮余熱,從事社會勞動,增加個人收入,不僅能減輕社會醫療保障負擔,以為促養,又能減輕當今家庭的贍養、護理負擔。

    4.營造健康老齡化,降低被撫養人口的比例,增大物質資本的積累和投入。老年人擁有健康的身體,是老年人再就業的基礎。老年人再就業是為了滿足自已的生存和物質精神需要。發揮余熱的同時,能避免老年貧困。同時由于白食其力,降低了勞動力負擔系數,減輕了社會負擔,填補了適齡勞動力的不足。老年人擁有健康的身體,對醫療、護理的需求減少,節省了因健康狀況不佳而需要護理、服務、醫療等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增大了物質資本的積累和投入,有利于經濟的發展。

    四、實現健康老齡化的途徑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人口的疾病譜和死因譜由急性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為主轉向以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為主。心腦血管病、惡性腫瘤、糖尿病等成為影響人類健康、導致殘障、威脅生命的主要疾病E73(P56)。部分地區曾對65歲以上老人的健康狀況做過調查,一般均患有3~4種甚至l0種以上疾病,完全健康無病的是極少數,而且患病率有逐年增高和年輕化的趨勢。這些疾病對老年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脅尤其顯著,因此研究健康老齡化的途徑有很重要的意義。

第6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溝謀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浚崾刮頤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表1各種中國人口預測方案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參數比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測單位或個人平均出生預期壽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聯合國(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銀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鵬(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學軍（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表2是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結果。

表2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單位：億

預測單位或個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聯合國(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銀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國老齡委員會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鵬(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學軍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絲誒狹浠討欣夏耆絲詰奶氐慵壩紗瞬畝隕緇峋玫撓跋於薊嵊興浠饈僑絲誒狹浠討幸醞幢還惴喝鮮兜牧硪桓鮒匾矯妗U飫锝擻玫諶⑺拇穩絲諂詹槭荻災泄夏耆絲詰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參考文獻

北京市老齡委編.1990.北京老年人口論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陳衛.1994.城市化、國內遷移和人口老化.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杜亞軍.1988.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與就業問題.人口研究，(3)

.1985.社會學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韓良誠.1992.中國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國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亞洲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人口學刊,(3)

胡逢云.1994.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上海市改革養老保險制度的探索.經濟日報,(8.2)

胡偉略.1990.關于中國老年人口經濟收入問題的城鄉比較分析.中國老年人口文選.經濟管理出版社

胡偉略.1993.中國家庭的社會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經濟與生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胡偉略.1994.論家庭保障的社會化.人民日報,(10.5)

黃勇.1992.中國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陽師專學報,(2)

李榮時.1993.計劃生育與社會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國人口形勢與對策.科學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國社會養老的現狀與趨勢.人口與經濟，(3)

劉錚.1984.人口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呂榮侃.1991.中國老齡人口再就業問題.人口研究，(2)杜鵬.1994.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馬贏通.1987.加速人口老齡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國人口科學,(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贍養.中國生育率下降后果與對策研究組咨詢報告第四號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老齡論壇,(1)日本社會發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會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論老年人口學的基本范疇及其理論框架.中國人口科學，(1)

喬曉春.1988.對加速人口老齡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一文的幾點看法.中國人口科學,(2)

喬曉春.1994.對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人口老化與老年人口問題的認識.第六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論文選

曲海波.1990.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

田雪原,胡偉略.1991.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獨生子女與父母養老保險的理論和實踐.四川大學出版社

王樹新.1991.論開發利用輕齡老年人口資源.中國人口科學,(4)

王文英.1987.關于人口老齡化若干問題的探討.人口與經濟，(2)

王蕓.1993.退休制度與退化年齡.老齡問題研究,(7)

鄔滄萍.1987.調整人口年齡結構是計劃生育的社會職能.中國人口科學，(2)

鄔滄萍.1986.以戰略眼光對待老齡問題.北京市老齡問題委員會編.首都老齡戰略問題研究

鄔滄萍,徐勤.1990.對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特點的新認識及對戰略對策的新思考.中國人口科學，(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國家社會養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國國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動與老齡化.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齡化的宏觀經濟影響與對策初探.北京市老齡問題委員會編.首都老齡戰略問題研究

熊必俊.1987.國外的老年社會保障與退休制度.老齡問題研究資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經濟學初探..老齡問題研究資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調查與研究.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于學軍.1994.老齡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國青年報，(9.3)于學軍.1995.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

于學軍.1995.中國人口老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人口研究，(4)。

于學軍.1995.中國人口老化與代際交換.人口學刊，(6)

于學軍.1996.中國人口老化對消費需求的宏觀影響.人口學刊，(5)

于學軍.1996.中國人口老化與儲蓄.人口與經濟，(3)

于學軍.1999.中國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國人口科學,(4)

袁方.1987.中國老年人與家庭贍養.家庭結構與人口老化國際研討會論文

袁方.1988.論人口老化對策.北京老年人口論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從海南的實踐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論文選

曾毅.1994.關于中、長期人口預測的課題研究報告.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中長期人口預測課題組內部報告

張純元.1987.中國農村的養老事業.人口與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張純元，1990年，“論人口消費結構”，載于《人口情報與研究》，1990年第1－2期，天津。

張純元.1991.中國老年人口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曾毅.1993.農村儲備積累式養老保險勢在必行.人口與計劃生育,(6)

張翠珍.1993.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市場經濟與人口學術研討會論文

張東輝.1987.西方國家的人口老化與退休金危機.山東人口，(2)

張宜霖.1992.試析推遲退休年齡.人口，(2)

中國老齡問題全國委員會.1983.老齡問題研究－－老齡問題世界大會資料輯錄.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周弘.1989.歐洲社會保障的歷史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

朱傳一.1990.從國外趨勢看中國老年社會保障工作的發展方向.中國人口科學，(2)

ArnoldS.Brown.1990.TheSocialProcessesofAging&OldAge.Prentice-Hall.Inc.

DavidA.Wise.1989.TheEconomicsofAging.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Modigliani.1975.TheLifeCycleHypothesisofSavingTwentyYearsLater.inM.Parkined.ContemporaryIssuesinEconomics.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PRB,.1994.WorldPopulationDataSheet

第7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關鍵詞:和諧老齡化;和諧老齡化社會;構建

中圖分類號:C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1011502

1 和諧老齡化概述

1.1 和諧老齡化的基本含義

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和老年人人數的不斷增加,老年維權工作越來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老齡工作的重點,搞好《老年法》的宣傳工作、建立健全老年維權組織,為老年維權工作提供組織保證;發揮部門職能,搞好老年維權工作,在全社會努力營造一個尊老敬老的社會環境及和諧的社會氛圍(曹馨儀,2005)。和諧老齡化是指在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老年群體與社會階層、群體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穩定發展、勻稱合理的社會結構和發展狀態;和諧老齡化是在和諧社會的基礎上針對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需要提出的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新思維,內容可概括為:社會尊重,待遇公平,“五有”實現,共享發展,代際融洽,鄰里和睦,家庭幸福,社會環境優雅,健康快樂,這些內容具有豐富的內涵(秦普德,2006)。

和諧老齡化是針對老年人內在的利益和老齡化社會群體內部與外部環境是否和諧,以及對我國社會結構和發展狀態的影響而提出來的概念,是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我國戰略部署的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理念,是構建全面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努力去構建和諧老齡化。

1.2 和諧老齡化理念的由來

1990年9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莊嚴地向全世界發出了“健康老齡化”的目標,就意味著要用健康老齡化的戰略來解決老齡化社會。“健康老齡化”是指老年個體、老年群體、老年家庭和老年社會都是健康的,是大多數的老年個體、老年群體和老年家庭同科學文明、健康幸福、經濟發展、秩序穩定、有保障的老齡化社會的相互適應與協調。它重在強調老年內部的全面健康以達到與老齡化社會的和諧。近些年來,“健康老齡化”的理論和實踐在發達國家受到普遍重視。

1999年是國際老年人年,在這一年的世界衛生日,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積極老齡化”的口號。“積極老齡化”表達了比“健康老齡化”更為廣泛的內涵,從“健康老齡化”到“積極老齡化”是人類老齡觀念的一次重大變革。“積極老齡化”是指在老年時為了提高生活質量,消除年齡歧視的不利影響,使健康、參與、保障的機會盡可能獲得最佳機會的過程,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加舒適、更有尊嚴、更有價值。可以看出“積極老齡化”是“健康老齡化”的進一步擴展,不只是保證老年人的健康,更注重生活質量和價值的提高。

在全國第八次人口科學討論會上,我國專家提出了21世紀“成功老齡化”戰略的基本框架。成功老齡化是對過去消極對待老齡化的反駁。對生物學家來說,身體健康、功能自主及長壽是成功老齡化的指標。心理學家以經驗研究成功老齡化時,普遍將生活滿足感、高士氣或良好感作為主觀評價。新的老化觀把老年幸福擴展到了主觀領域,發現個人生活意義是老年人主要的發展任務。

穆光宗撰文指出,在迄今為止有關老齡化的政策應對中,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是被屢屢提及的兩大命題(穆光宗,2007)。健康老齡化是指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口比例和規模擴大的過程,不是終極目標,如何使老年人成為社會發展的建設力量才是解決老齡問題的重要途徑,強調的重點是人在進入老年之后,盡可能長久地保持在各方面,包括生理、心理、職能等方面好的狀態。積極老齡化是指老年人的參與意識,包括延長退休時間或退休后繼續參與社會,參與發展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和規模擴大的過程,強調老年群體和老年人自身在整個生命周期中,不僅在肌體、社會、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狀態,而且要積極地面對晚年生活。“和諧老齡化”更多是從個體和個體之間、個體和群體之間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甚至老年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來理解老年人和老齡問題。從“健康老齡化”到“積極老齡化”再到“和諧老齡化”的認識路線,使我們認識到其實人類真正需要的不單單是健康的、積極的或者是和諧的老齡化,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的順利解決正是成功老齡化的體現。

綜上所述,“健康老齡化”與“積極老齡化”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的重要途徑和貢獻,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實現成功老齡化。而和諧老齡化是為了迎合我國和諧社會建設而提出的概念,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更多是從個體或者群體的角度來理解老年人和老齡問題,但是“和諧老齡化”更多是從個體和個體之間、個體和群體之間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甚至老年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來理解老年人和老齡問題。“和諧老齡化”要促進家庭關系、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天人關系的和諧。構建和諧老齡化建設是實現和諧社會和成功老齡化的必經之路。

2 我國構建和諧老齡化的現實性、重要性、可行性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使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惠及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全體人民,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諧老齡化更是從我國人口發展狀況的需要,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特別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從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需要提出的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有中國特色的新思維、新概念。和諧老齡化社會重在構建,包括在構建和諧社會之中。我國的老齡化狀況與其他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有很大不同,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起來有較大難度,具有嚴重性持久性特殊性的特點。構建全面和諧社會,構建和諧老齡化勢在必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社會福利的日益改善,人類的平均壽命正日益延長。老年人既是和諧社會的受益者,也是和諧社會的維護者和建設者。21世紀我國顯著的社會狀態是人口老齡化嚴重:預計到2015年,中國老年人口將超過2億,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4%,到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將達到20億人,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這就意味著屆時全球每5個老年人中就有1個中國老人,而中國每4個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人口老齡化已是世人不爭的事實(人民日報,2007)。這樣老年人口占中國總人口數的1/4,如果和諧老齡化的建設搞不好勢必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面對當今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部署,一些老年學專家和教授提出了關于”和諧老齡化“的命題,針對老年人自身及與其親屬、社會環境之間的和諧做了一些研究,如人口老齡化引發的代際沖突及如何應對的探討;“孝”這種道德資源在和諧老齡化構建中作用的強調;提倡老年大學以及開展老年文體活動在履行構建和諧社會的使命中應不斷努力研究、探討和實踐的建議;通過創建和諧社區,大力發展老齡事業,開展多種形式的社區老齡服務;提出營造和諧老齡化環境。以上對和諧老齡化的研究是針對如何處理好老年內部所存在的問題而進行的探討和研究,這為和諧老齡化社會的構建提供了理論基礎。

3 構建和諧的老齡化社會

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要特別重視構建和諧老齡化社會,一是各級領導要把實現和諧老齡化社會放在應有的位置,充分認識實現和諧老齡化社會的重要性;二是老年人或老年群體自身要為實現和諧老齡化社會而努力;三是調動全社會的參與。人口老齡化問題關系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積極有效措施構建和諧。

3.1 老年人自身的努力

家庭代際關系不和諧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代際之間有著不同的婚姻、家庭、敬老、生育、幸福等觀念。老年人通過參與老年大學和老年文體活動,可以提高自我認識,進一步促進行動的自覺性。老年大學是老年人的學府,應對當前我國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方針,老年大學應充分發揮教育老年人的功能,引導老年學員從思想認識到行為實踐上增強融入社會、構建和諧的自覺性,這應是當前老年大學在履行構建和諧社會的使命。為適應形勢發展,根據老年人獨有的心理和生理特點,積極開展廣泛多樣的老年文體活動,活動形式來滿足不同層次老年群體的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生命質量,創造良好的活動環境,也是建立和諧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內容。開辦老年大學、開展老年文體活動都是為了使老年人融入社會、協調關系中,促進家庭關系、社會關系、人際關系、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些關系的和諧正是和諧老齡化構建的重要內容。老年人自身觀念的改變,需老年大學、老年文體活動中心等機構幫助和引導,是解決代際矛盾和社會沖突的關鍵所在,有利于進一步營造”和諧老齡化“的環境。

3.2 政府的角色定位

(1)服務提供。人到老年,生理能力的衰退,心理觀念的改變,是我們研究和改進福利服務的出發點,這要求提供給他們更加周到細致、更人性化的服務。然而家庭養老方式的弱化,使社區成為了主要的養老場所,社區養老需要建立滿足老年人生活居住和具備精神慰藉的福利服務設施,這需要國家、社會與企事業單位加以扶持和幫助。政府應充分加以重視,調動各方力量積極參與,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加大對老年公寓、養老院等福利服務設施的投入,使盡可能多的老年人老有所居;集聚社會力量,比如青年志愿者的加入,給老年人以心理引導和精神上的慰藉;社區也要動員當地各企事業單位的投資和建設,創建更高層次的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福利服務設施的建設需多方支持才能達到更好更優的效果。良好的福利服務設施,有利于老年人的生活安頓和心理健康,處理好老年人群的關系有利于社會的安定,是“和諧老齡化”構建的有效途徑。

(2)政策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是否應該停止實施或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我國是人口大國,計劃生育政策一旦放松就會一發不可收拾,造成有限資源與人口劇增更加嚴重的社會矛盾。與其說停止計劃生育政策,倒不如面對老齡化時代的現實采取積極有效應對措施(如“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或適當地調整政策(適應老齡化趨勢,政策稍傾向于老年群體),據《老年人權益法》維護好老年群體的合法權益,處理好老齡化社會與計劃生育政策的關系,使老齡化社會結構與社會政策和諧并存。

(3)經濟引導。未來老齡化加劇的社會狀態,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市場經濟的發展會愈來愈重視老年人的需求,將加大在老年產業的投入。然而老齡化與經濟發展的適應并不像說的那么容易,其間必然存在矛盾,這不僅需要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作用,還需要的國家政策支持和扶持(如因老年人購買能力的減弱,對老年產業進行稅收優惠政策)。如借鑒日本針對老年人行走不變開發的“助走機”等老年產品以適應老年市場需求,鼓勵商業者開發老年產品并針對老年購買和消費的特點對產品的提供者給予政策或稅收優惠。政府需把老年消費品市場的發展和老年產業開發納入計劃,加大改革以適應老齡化時代要求。經濟發展與老齡化并不存在必然的關系,但是如果經濟發展不把當時的主要消費者老年人作為滿足對象,必然影響經濟的健康向前發展。中國現實經濟還不發達的狀況下,“邊富邊老”關懷老年、財富共享、和諧共生的重要主張也應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對策。不僅有利于經濟與老齡社會的和諧發展,也是構建和諧老齡化的重要體現。

(4)養老保險迎合。基于當前中國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發展的現實,有必要逐步將社會保障模式從當前的現收現付制轉向自存自用的個人賬戶制,并從企業集團著手推進這一轉軌進程。現收現付制將雇主和雇員繳費全部進入社會統籌基金,不設個人賬戶,由社會統籌基金統一支付養老金,不足部分由財政直接撥付。在人口老年化的壓力下,令財政不堪重負,讓在職者喪失信心。而個人賬戶強調個人貢獻,由“個人賬戶”這個單一支柱承載個人養老負荷(如美國養老金儲蓄計劃),結合社會統籌,統賬結合的社會保險制度既吸收了傳統型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優點,又借鑒了個人賬戶模式的長處;既體現了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保險的社會互濟、分散風險、保障性強的特點,又強調了職工的自我保障意識和激勵機制。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由現收現付制轉變為中國獨創的統賬結合制度既符合我國的國情――老齡化的現實,也體現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對老齡化社會的迎合。

3.3 社會的支持

老齡化的到來給我國的傳統“孝”文化帶來了挑戰,當今社會青年人在外忙于工作生活,不再是過去子女在父母膝下養老的狀況,農村空巢家庭現象嚴重。由于自己不能在父母身邊盡孝,有“創意”的人還花錢去買“孝”,認為也算是盡孝了,但是這種行為只是尋求到了心理安慰,沒有考慮會給社會道德和老年人心理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中國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代表,它強調的是個人對家庭及社會的職責與義務而不是個人的權利,重視家庭的倫理道德,強調要尊老敬老,子女要把父母長輩視為自己終身盡孝的對象,贍養父母、遵從父母;如果不贍養父母,則是不孝,要受到道德或法律的懲罰。“孝”是發自內心的,不需要表面上的做作或演示,是子女對父母的一種真實的感情回報。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尊重過去與老人經驗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謂是崇尚老年至上的文化,這也是老齡化社會與中國傳統“孝”文化不可分割的和諧的表現。“孝道”不可丟,要把這一優秀的傳統美德永遠延續下去,老齡化與孝文化的結合,是構建和諧老齡化的要求。

參考文獻

[1]穆光宗.論“和諧老齡化”[J].老齡問題研究,2007,(5).

[2]趙淑英.對成功老齡化本質的理解[J].湖北體育科技,2003,22(3):331332.

[3]穆光宗.老年發展論――21世紀成功老齡化戰略的基本框架[J].人口研究,2002,26(6).

[4]趙華夏.和諧老齡化力倡孝道[N].第八屆亞洲/大洋洲地區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大會年報.2008,(1).

第8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由此可見，當時出臺的“獨生子女政策”，即“一胎化”政策并非最佳選擇，而是在中國人口過剩、計劃生育起步階段不得已而為之的“急剎車”政策，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這項政策只考慮30年，也就是一代人是不科學的，至少應再考慮三代人，否則不可能認識到“一胎化”可能產生的社會弊端，結果可能導致30年后“一胎化”政策被否定。到頭來，這種國策是難以持續的，甚至還會出現反復。

基本國策當以百年計

其實，早在1980年9月25日“獨生子女政策”作為基本國策正式出臺之前，筆者就在1979年冬提出，下一代要實行“雙獨可以生二胎”，即一百年四代人平均為“1.5胎化”的中國人口戰略主張。30年過去了，實踐證明筆者當年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

一項長期政策，特別是基本國策，必須考慮眼前利益和長遠影響，權衡利弊，作出最佳戰略選擇。人口戰略所涉及的計劃生育應該作為百年大計來考慮。也就是說，計劃生育至少要以100年為單位，以25年為一代，考慮四代人應如何實施計劃生育，而不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要么“一胎化”，要么“兩胎化”，把根本國策混同于臨時對策。

“一胎化”政策在當時是必要的，但也伴隨著巨大的弊端。“一胎化”生育政策實際上是以“剝奪”人們自主選擇生育數量的權利為代價的，其帶來的另外一個弊端就是“老齡化”。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0／2011》預測，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到2050年，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為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從現在起就要應該計劃地實行中國計劃生育的新戰略“1.5胎化”。

有選擇地“1.5胎化”

近期有報道稱，“十二五”期間，中國將開展“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政策試點工作。2011年將首批在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試行；然后，在京滬津等大城市實行；計劃在“十二五規劃”(2015年底前)內，實現全國全部執行“單獨二胎”政策。這與筆者的人口架構理念比較接近。

我認為，中國最合理的計劃生育和人口戰略應該是在未來100年，即1980年至2080年，實行“有選擇地1.5胎化”。即，從中國在全國范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后，以未來四代人為對象制訂計劃生育長遠規劃，具體做法是：

第一，凡是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選擇權，而他們的下一代人生育第二胎則要受到一定限制，提倡重返生育獨生子女。

第二，凡是夫婦中男方是獨生子女的，原則上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選擇權。如果只有女方是獨生子女，則這對夫婦則不能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選擇權。這非歧視女性，而是在客觀上有利于保護女嬰。

第三，父母是獨生子女的“二胎選擇”并非硬性規定，而是一種選擇的權利，如果放棄這種權利，便意味著這種把權利移交給了自己的下一代。這就增大了人們接受的自愿性和自主性。城市和農村應統一政策，少數民族可以例外。這有利于提高人口質量、素質和中華民族多民族合一的國家特色。

第9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由于實行了以“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過程。與這種變化相伴隨的，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根據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口轉變通常要經歷一些共同的階段。第一階段特征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從而導致低自然增長率；第二階段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高自然增長率；第三階段則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低自然增長率。如果按照這一自然趨勢發展的話，中國可能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持續處于第二階段。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則使中國的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紀伊始，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經過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較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國的人口數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現出持續的下降。197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5.4，從那以后，這個指標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為2.1)以下。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7左右，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于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進一步降到6％0以下。

相應地，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為44％，1964年為3.6％，1982年為4.9％，1990年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聯合國確定的標準，2000年，中國已基本進入老齡化階段。而根據2004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測算，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進一步上升到8.58％。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已經從早期年輕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轉變為老年人口增加、中間年齡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欖型。而根據聯合國人口局的預測，2050年按照年齡結構刻畫中國人口金字塔將是一個倒置的形狀(圖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農村向城市流動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齡較輕，大規模勞動力流動的結果導致城鄉老齡化程度差異已經逆轉。以往人們認為，農村的老齡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時期內延緩城市老齡化速度。實際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戶籍所在地進行的城鄉分類，該次普查數據顯示，鄉村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達到8.1％，已經高于鎮(6％)和城市(6.7％)的老齡化比率。這表明，迄今為止，人口流動已經填補了城鄉老齡化程度上的差異。事實上，如果考慮到流動人口的因素，農村比城市有更嚴重的老齡化問題。

二、未富先老影響勞動力供給

按照規律，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們收集了全世界129個國家的數據，運用非參數估計方法，給出了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與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關系。非參數估計是一種強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這種估計方法事先不對函數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讓數據“自己說話”。非參數估計有幾種不同的估計方法，我們這里運用的是LOWESS估計法，選擇的帶寬(bandwidth)為0．75。

圖2中的左圖，給出的是2005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對數形式)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對數形式)的關系。在圖中，我們標出了中國所處的位置。兩者的關系是這樣的：在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較低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隨著人均國民總收入的上升而提高，當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擬合線的斜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漸下降。圖2中的右圖給出的是2050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對數形式)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對數形式)的關系。從圖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與人均國民總收入呈現這樣一種關系：隨著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當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擬合線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

如果中國的老齡化過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而提前催生的，與其他國家相比則沒有什么特殊之處。從政策措施上看，我們只需參照已經出現老齡化的其他國家的經驗，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即可應對老齡化帶來的各種問題。然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以后者效果為主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說，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這使得中國的老齡化與其他國家經歷的老齡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尚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問題，構成特殊的政策挑戰。

從圖2的左圖和右圖看，中國都處于擬合線的上方，表明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僅說明中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而且表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這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使得中國的生育水平在短時間內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例急劇降

圖2 人均收入水平與人口年齡結構的關系

注：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2001年數據，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為2000年數據。資料來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應迅速提高。在一定時間內，少年兒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帶來了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相對上升。在圖2的左圖和右圖中，中國都恰好大約處于擬合線斜率開始發生變化的位置。這表明，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將不斷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將不斷上升。這整個變化軌跡將形成中國“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畫面。

通常，人口老齡化不僅表現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還表現為少兒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動態。觀察圖2中顯示的整體趨勢也會發現，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不僅將持續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將趨于減緩。根據聯合國提供的預測數據，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會不斷上升，此后則處于下降態勢。從絕對數量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左右達到峰值，為10億人左右，然后會逐漸下降。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預測同樣顯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達到最高值72.1％，從絕對數量看，在2016年左右達到最高值，為9.97億人左右，隨后將逐年下降。

如果將勞動年齡人口細分為四個小組，即15―24歲、25―39歲、40―54歲和55―64歲組來觀察也可以發現，2000―2030年，15―24歲和25―39歲組占總人口的比例都持續下降，與之相反，55―64歲組的比例處于上升趨勢，40―54歲組的比例則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說，不僅中國的人口整體上趨于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本身也呈現老齡化的趨勢。此外，由于15―24歲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歲組也有一部分會退休，也都會導致勞動力供給的減少。

所有的預測結果都顯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的變化，將不同于長期以來我們觀察到的趨勢，從動態的角度看，勞動供給狀況不容樂觀。這與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對勞動力所產生的需求構成了明顯的矛盾。

三、勞動力需求將繼續增長

中國30余年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結果，不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總量，在一定時期內緩解了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也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勞動力資源豐富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最基本的優勢之一，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成為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特別是工業結構的調整，基本上是按照這一比較優勢指示的方向進行的。

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和城鄉就業人口始終保持龐大的規模，并不斷擴大。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勞動力絕對數量的不斷增加，經濟活動人口由1978年的4.07億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億人，城鄉就業總量也由1978年的4.02億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億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鄉勞動參與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數國家。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張學輝，2004)。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借助于人口紅利的直接證據。

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和商品基本能夠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但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依然困難，而中國的比較優勢恰恰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資源方面。因此，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服務業和制造業作為吸納勞動力的兩大部門，有著相當大的發展潛力，因而對勞動力有著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產業和部門的發展，也需要相當數量的勞動力。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著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長大約0.2個百分點。雖然這個就業彈性并不令人滿意，也反映了經濟增長終歸要形成對勞動力的需求。

根據我們對“十一五”時期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和城市勞動力供給之間匹配關系的觀察，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已經開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趨勢(圖3)。在設定的高位非農經濟增長率和高位非農就業彈性的情況下，從2004年開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將持續低于勞動力需求量，而且兩者差距越來越大。在其他各種假設下，2010年之前，也將分別出現新增勞動力數量低于勞動力需求量數量的情況。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填補出現的缺口，但是，這個趨勢表明，中國遭遇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大。

資料來源：蔡、都陽、王美艷《中國勞動力市場總體狀況》，提供給世界銀行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報告

四、政策調整建議

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會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古今中外、蓋莫能外。然而，由此對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會有所不同。在大多數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發生時人均收人已達到較高水平，因而資本相對豐富，可以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實現產業結構向勞動節約型和資本密集型的升級。中國過早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則會導致工資水平上漲，從而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而從人均GDP看，中國尚未進入用資本替代勞動的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將不能及時顯現出來，因此，經濟增長有可能喪失其可持續性。

“先老”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下降和“未富”帶來的大量勞動力需求，形成一個比較優勢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端倪，背后潛藏著動態比較優勢危機。為此，我們需要未雨綢繆，及時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根據經驗，勞動力從過剩到出現短缺端倪的時候，勞資關系、政府立法和工會作用都開始向有利于勞動者的方向變化，因此，這個時期也是一個構造適合中國國情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時機。

1、最大化開發現有的人口紅利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嚴峻的就業形勢導致數千萬城鎮職工下崗，其中一些人或處于失業狀態，或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在勞動者不能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總撫養比因為被高估而不能真實地反映人口的經濟負擔，其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勞動參與率從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現象，是由于就業機會不充分，就業培訓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務不到位造成的。這種情況意味著我們未能把現有的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就業問題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決，特別是在中國的失業現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結構性等自然失業構成的情況下，擴大就業仍然有賴于勞動力市場發育和政府、社會的就業服務水平的提高。

事實上，中國成功的人口轉變，較早地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于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提高的人口紅利，這是中國創造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人口結構的優勢趨于減弱。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資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緩這個人口紅利的消失，保持勞動力成本低廉和儲蓄率高的發展優勢，從而贏得增長方式實現根本轉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的時間。而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因此，在發展過程

中，把擴大就業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僅決定著人口紅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勞動者積累人力資本的重要過程和創造經濟增長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資本積累力度

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對于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說人口紅利更多地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并且作為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的話，通過對勞動者本身的投資，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用質量替代數量，則是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實際上，作為勞動力短缺的信號而出現的“民工荒”，其更準確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勞動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隨著企業技術和工藝的改進提高的話，勞動力短缺問題就會顯得格外突出。圖4顯示了城市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從中可以看出，隨著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時工資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義務教育水平是一個關鍵點，受教育年限一旦超過9年，小時工資水平大幅度持續提高。這種情況說明，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對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圖4 農民工教育回報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2001年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計算

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改善，需要通過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質達到。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是人力資本培養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體制，也是人力資本積累與勞動力市場有效連接的渠道。中國教育進一步的發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資源，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把有限的資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從健康角度，尋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和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個機制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回報，鼓勵和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并且形成準確的勞動力價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必要制度條件。

3、養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積累制度過渡

迄今為止，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仍然是一個現收現付的模式。一般來說，這種養老模式需要以相對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為支撐。而一旦人口進入老年化階段，這個模式就會面臨著巨大的支付危機。與現收現付制度相比，完全的個人積累式養老基金籌集和發放制度，能夠通過建立強制性的個人賬戶，鼓勵個人為年老時進行儲蓄，通過個人承擔風險的資本市場投資使養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過市場選擇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針對人口轉變的新特點，做好老齡化時代養老的準備，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和具有可持續性的養老保障體系，出路就在于從現在開始，就明確從現收現付制度向完全的個人積累制度的轉變方向，并且制定明確的過渡辦法。

支撐這個過渡的關鍵，是增加“新人”的數量和比例，從而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實際上，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存在這樣一批新人，問題在于他們還沒有被納入城市的養老保障體系之中。因此，進行這項改革的過渡辦法就是把已經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政策模擬表明，如果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同時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到2020年，社會養老負擔率只有25.3％，比不進行這兩項改革的情形低大約19個百分點(蔡、孟昕，2004)。

4、清除勞動力流動障礙

未來城市勞動力供給，將不能滿足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賴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減緩的話，勞動力短缺制約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就會加大。近年來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規模逐年擴大，就是對已經出現端倪的城市勞動力短缺的自然反應。然而，迄今為止，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約著勞動力的暢通流動，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認可，只能到處流動而不能遷入城市，他們的消費行為、子女教育行為也因此而異常和失范。歧視外地人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務的供給等，也都根源于戶籍制度。消除這些制度，不僅可以使勞動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動起來，而且有助于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其產生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直接貢獻。例如，世界銀行的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后能夠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和10％的假設下，中國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World Bank，2005)。

5、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由于非公經濟的成長和國企改革的深入，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近年有很大的增長，但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并沒有實現根本轉變。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即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從邊際生產率低的部門向邊際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的結果，真正由技術進步和微觀效率改進的貢獻微不足道。世界經濟發展的先例表明，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人實現經濟擴張，生產率沒有實質性增長的國家，盡管在一定時期由于這樣或那樣特有的原因表現出高速增長的績效，但是，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在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的情況下，保持經濟增長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此外，中國作為一個相對于人口規模自然資源缺乏的國家，能源、礦產等供給對于目前的高速經濟增長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支撐乏力。

由于增長方式是由發展戰略理念及將其付諸實施的政策傾向和手段決定的，轉變增長方式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形成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針對中國面臨的各種制約因素，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一系列發展政策的調整和激勵機制的改革，把發展戰略轉到符合比較優勢的方向上，把增長方式轉到具有可持續性的軌道上，增長源泉逐漸轉到依靠生產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參考文獻：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①蔡、孟昕：《人口轉變、體制轉軌與養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續性》，《比較》2004年第10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