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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不同類型的城市都在經歷著不同程度的結構重組和空間擴大。城市規模擴張已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特征,制度在城市經濟規模中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作用。對于城市制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馬歇爾和熊彼特所代表的演化經濟學派、凡伯倫所代表的社會心理學派、康芒斯所代表的社會法律學派以及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他們認為制度可以對經濟體擴張起著良好的規范性作用,可以指引宏觀經濟健康有序發展。諾斯將制度分為兩種:非正式的制度指的是由于風俗、傳統、地域理念而形成的約定俗成的約束,比如宗教;而正式的制度,則是政府部門為了約束經濟行為而制定的一系列的,要求經濟參與主體必須遵守的強制性條款。制度是為利己和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存在的,在形成城市規模之后的城市擴張中,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引導合理的經濟秩序,避免檸檬市場方面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制度的存在有助于避免混亂的經濟秩序,使得城市的規模的擴大趨于理性——結構上的不斷更新,而不僅僅是規模的擴大。在本文中主要介紹的是城市規模擴張中正式制度所起的作用。
二、城市規模擴張的含義
城市規模擴張的概念最早是在1867年有A.Serda《城市化基本原理》中提出的概念。隨著城市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內外對有關城市規模擴張原理有著不同的解釋,形成以人口擴張、空間擴張、文化擴張、生態擴張等等。
1.人口擴張。人口擴張觀點認為,將非城市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這個簡單的過程就完成了城市規模擴大。H.Eldridge認為人口的集中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而他的支持者提出了“第一產業人口向第二、第三產業人口規模不斷轉移”的觀點。這種理論在現在雖然不能全面成立因其忽視了眾多思想、文化、經濟、社會等現實問題。但是從目前城市經濟發展的進程來看,人口擴張成為已經成為了城市經濟擴張的重要組成部分。
2.空間擴張 。空間擴張指的是在城市規模擴張中,一定地域的產業結構、管理手段、服務設施、環境條件以及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單一到復合的一種轉換或重組的動態過程。但是這種片面的強調,忽視了精神、思維、教育等人文素養的變遷。
3.文化擴張。文化擴張指的是將城市發展理念、教育理念帶入到鄉村,通過人文影響逐漸實現擴張。這種規模擴張忽略了城市發展的內在機制,片面強調人文影響。
三、制度在城市規模擴張中的作用
當初期的城市經由一定的路徑依賴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再進行更深層次的發展、壯大時,自發的城市規模擴張已經不能滿足快速膨脹的城市形勢,而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彌補這種不足,避免“公地悲劇”。制度具有權威性、強制性的特征。有效的制度可以協調各方面因素,實現城市經濟規模有序擴張。已初具產業規模的城市,若要實現城市的合理化發展,則必須要對城市作出長遠性、整體性的制度體系。這種制度體系要基于整個城市的歷史文化特征、經濟要素、人口規模等作出合理判斷。尤其重要的是,城市自身所處的經濟位置、發展理念、發展目標作出合理判斷。
1.避免公地悲劇 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公地悲劇”。所謂的“公地悲劇”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經濟人利益最大化屬性和公共物品屬性造成的公共物品的大量滅失。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自組織性擴張中,由于每個經濟經濟個體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視了很多公共利益,比如環境、交通等等,從而對經濟發展形成阻礙。在這種依靠城市原始本能進行擴張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政府可以通過指定一系列的相關法規、制度,實行強制性措施,來實現城市經濟的快速、穩定、持續發展。
2.先行導向型作用 制度引導具有先行導向性。城市政府作為城市制度的制定者,在即將開發城市某個地區、某項產業時,必然會出臺一些列的相關政策。政府在制定制度時會結合城市的產業布局、競爭力發展而做出的決議。這時,作為經濟個體,企業若選擇政府要投資開發的土地進行商業活動,政府則會有大量的優惠政策;若無優惠政策,政府也會優化基礎設施建設,大量吸引資金,形成良好的商業、生活環境,這樣給企業發展帶來長遠契機。在我國改革開放城市經濟的發展探索中不難發現,滯后型的制度總會帶來一些列的問題。以山東省會濟南為例。在發展初期,政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發展態度,當再次采取措施時,原有的經濟格局已不易再被打破,整個城市呈現出軸對稱的發展趨勢,只能在周線的基礎上,很小范圍內的向周圍發展。因為“倫敦車轍”效應,整個城市的交通等基礎設施已經形成規模,只能在既定基礎上發展。基于很多早期城市存在的明顯問題,現在我國城市擴展規劃具有明顯的先行導向型作用。以上海的浦東新區為例,強有力政策的前期引導已經為入駐浦東新區的經濟體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潤,浦東新區的發展也有效帶動了整個上海的經濟發展。
3.實現城市有效率擴張 制度引導可以實現城市的有效率擴張。有效率的擴張指的是,城市產業結構的改進、提升帶來的城市經濟的新增長點,在原有的地域不能承受這種擴張帶來的人口、土地的增長,進而尋求更多發展空間的擴展行為。作為整體經濟的總攬全局者,政府出臺每項經濟政策時都會考慮經濟的長遠發展,并為以后的經濟發展預留一定的空間,而不僅僅是為了擴大規模而城市外延。對于城市需要郊區化的產業,政府就會相應的提供一系列的基礎設施作為輔助,通常這些輔助設施會由于原先廠商原先所處地域,因而會吸引大量的廠商形成集聚,將外部化優勢內部化,逐漸具有規模優勢。對于整個城市發展而言,將相似性產業集中到一起,有利于節約基礎設施的建設。而且若所有不同的產業全部分散到一個城市的不同外部,帶動所處新區域的發展,形成新的商業中心,最終會形成多個市中心的格局。有利于土地、勞動力資本的有效利用,進而加快城鎮化進程。
4.肅清市場 制度可以肅清市場,提高產業競爭力。存在城市擴張需求的產業,基本都是廠商數目較多、現行的城市規模中限制了行業發展,因此需要更大的空間來滿足行業需求。而廠商數目較多的產業,極易形成“檸檬市場”——即具有價格優勢的劣質產品占據優勢地位,而價格較高的質量較優的產品則占據了劣勢地位,使得這個城市的產業相對于其他城市,不具有競爭優勢。城市擴張中,政府可以通過制定一些列的相關制度限制劣質產品生產者的外向擴展,提高劣質廠商的機會成本;對符合條件的優質廠商提供優惠政策從而降低其生產成本。通過市場作用,淘汰劣質廠商,肅清市場,提高城市的整體競爭力。
[關鍵詞] 城市體系 規模結構 分形 河北省
一、引言
作為一個開放的社會經濟系統,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區域之間不斷地進行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流動與交換,這種空間相互作用使一定區域內不同規模等級、不同職能性質、聯系密切、相互依存的城市形成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即城市體系。城市體系是區域經濟的骨架,它不僅造就了一國或一個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格局,也形成了這種格局的空間特征。研究城市體系結構特征,設置合理的城市體系,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城市體系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一般包括城市規模等級結構和城市空間結構。其中,等級結構是城市體系研究的重要內容。所謂城市規模等級結構指一定區域內城市規模的層次分布,揭示一個區域內城市規模的分布規律(集中或分散) ,反映城市體系從大到小的序列與規模的關系。國內外研究成果表明,城市體系規模分布具有分形特征,即城市的規模等級分布具有自相似性,即分布序列中局部與整體間的自相似性。許多學者利用分形理論對東北地區、河南省北部地區及山東、四川、江蘇省等地的城鎮體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作為京津的重要經濟腹地的河北,目前尚無這方面的專門研究。
河北省地處華北京、津周圍,黃河以北,渤海之濱。長期以來,河北省城市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進入上世紀90年代,全國特別是一些發達省份城市化加速之時,河北省城市化水平才剛剛進入快速發展期的初始階段。到2005年,全省共有城市33個,其中地級市11個(石家莊、邯鄲、邢臺、保定、張家口、承德、廊坊、唐山、秦皇島、滄州、衡水),22個縣級市,115個縣,35個市轄區,910個建制鎮,它們共同構建了河北省的城市體系。本文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運用當前城市體系研究中較為成熟的分形理論,對河北省城市體系等級規模的特征進行定量研究,明確城市體系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據此提出優化河北省城市體系結構和功能的發展對策。
二、分形理論及分維數的測算模型
分形理論(Fractal Theory)是由美國科學家B.B.Mandelbrot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創立,與混沌、耗散結構、元胞自動學等理論都是進三十年發展起來的,主要用于解決和解釋非線性世界里一些具有隨機性和復雜性特征的現象和問題。分形理論最重要的兩個概念是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或稱無標度)和分形維數(fractal dimension,簡稱“分維”)。分形理論認為那些外在極不規則和支離破碎的幾何體(或現象)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和自相似性,即每一個局部放大后與整體一樣,整體縮小又與各個局部相同,但不是完全數學意義上的自相似性,而是統計上的自相似性或是近似的自相似性。分維是分形特征的定量描述,是表示自相似性的隨機形狀和現象的主要特征參數。
確定分維的方法有多種,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是豪斯道夫(Hausdorff)維數,其定義為:對于一個區域(或客體),設定一人口尺度r度量其容積大小,測度結果是與r有關的區域城市數目N(r),當r值改變時,N(r)也相應發生變化,r由小到大時,N(r)不斷減小。若N(r)與r成冪函數關系:
(1)
則表明城市規模分布為分形,其中r為人口尺度,N(r)為區域內城市數目;D為豪斯道夫維數,C為常數。
1949年G.K.Zipf提出了一個通用的城市規模分布法則:
(2)
式中:r為城市位序;P(r)為第r位城市的人口數量;P1為首位城市規模;q為Zipf維數。將上式變換得到
(3)
令,則
(4)
顯然Zipf公式具有分形意義。對于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而言,分維(D,q)的含義如下:
式中P1為最大城市人口數,容易看出:
當q=1即D=l時,P1/Pn=n,首位城市與最小城市的人口數之比恰為區域內的城市總數,G.R.Carroll稱此種形態為約束型位序-規模分布;
當q>l即Dn,此時城市規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異大,首位城市的壟斷性較強;
當ql時,Pl/Pn
當q0即D∞時,所有的城市一樣大,系統要素規模無差別;當q∞即D0時,區域內只有一個城市。這兩種極端情況在現實中一般不會出現。
三、河北城市規模分布及其分形特征
1.首位分布不明顯,城市規模分布較均衡
在河北省現有的城市中,非農業人口超過100萬的特大城市有石家莊、唐山、邯鄲3個,50~100萬人的大城市有保定、秦皇島、張家口、邢臺4個,20~50萬人的中等城市有滄州、廊坊、承德、衡水4個。2005年河北省市區(地級市)非農業人口規模排序見表1:
表1 河北省市區非農業人口規模排序 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河北經濟年鑒2006
根據M.Jefferson的城市首位律,由表1可計算出河北省城市首位指數,一般認為城市首位指數應該包括2城市指數2、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
式中:Pn表示按人口規模排在第n位的城市非農業人口數,n=1,2,3…11。按照奧爾巴赫(F.Auerbach)位序―規模原理,正常的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都應該為1,而2城市指數應該為2,但河北省城市規模指數遠小于這個標準,這說明河北省城市人口分布在各等級城市里,中小城市比較發育,城市首位分布不明顯。截至2005年底,特大城市市區非農業人口占城鎮總人口的19.83%,大城市市區非農業人口占11.36%,中小城市市區非農業人口占68.81%。這與上述結論基本一致。從11個地級市來看,城市規模等級結構不合理,缺少城市人口超過300萬的超大城市,只有兩個城市人口超過200萬的特大城市(石家莊和唐山),城市的凝聚力不足,輻射力較弱,沒有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帶動效應,難以形成規模效益。在邯鄲、保定、秦皇島、邢臺四個大城市中,除了邯鄲進入100萬的人口規模外,其余城市人口平均為73.36萬,無論數量還是規模與江浙相比,存在較大落差。中小城市發展相對較快,數量居多,但規模小、實力差,整合人口、經濟和社會能量的集約化程度卻不高。
為了更好地反映規模等級城市分布的均衡程度,可以采用洛侖茲曲線中計算集中指數的公式求得不平衡指數S來進行度量。
(5)
式中:n即把區域內全部城市按一定的規模細分為n個等級,xi為i級規模的城市人口的累積百分比。如果城市人口均勻分布在n個等級中,則S=0;如果分配極不平衡,所有城市人口集中在一個規模等級,則S=1。取河北省2005年統計資料,將11個地級市按人口規模劃分為5個等級,最高等級大于200萬,最低等級小于30萬。將各等級人口累積百分比代入(5)式,求得不平衡指數S=0.30。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數偏小,表明整個城市體系的發育尚不成熟,屬于初中級平衡型。
2.城市體系規模結構的分形特征
根據Zipf定理,采用2005年統計數據,對河北省城市規模結構做分維測算。將(4)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得到
(6)
以lnr為縱坐標,lnP(r)為橫坐標做出雙對數散點圖,再用線性回歸進行模擬計算。
河北省城市規模分布雙對數散點圖
根據上式得lnC=6.2410,D=1.0912,R2=0.9460。分維值D>1,說明城市規模分布比較集中,中間位序城市數目較多,首位城市規模不很突出,這與城市首位分布及不平衡指數的分析結果相一致。
2.城市規模分布的時序分析
依據1995年~2004年河北省11個地級市的非農業人口數,采用Zipf公式,計算Hausdorff指數(表2),從中找出河北省城市體系發展的內在規律。
表2 河北省城市規模分布的分維及其變化趨勢(1995年~2004年)
從表中可以看到,相關系數R2都較大,相關性較好,總體呈現上升的趨勢,表明河北省城市規模分布具有比較明顯的分形特征,采用分形理論適合對該城市體系等級規模結構進行分析研究,這對于制定區域城市體系規劃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表中D值的變化反映城市體系的均衡度,D值越大,各城市規模分布越集中,城市發展越均衡,城市首位度越低。相反,D值越小,城市規模分布越分散,城市發展越不均衡,城市首位度越高。從河北省城市規模分布的分維測算結果來看,自1995年以來全省城市規模等級結構分布一直都比較集中,D值雖有波動,但變化不大,總體呈下降趨勢。整個體系等級差異較小,人口分布比較均衡,城市布局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首位城市帶動和輻射力較弱。這表明90年代中期以來,規模較大的城市其相對發展速度較慢,而中小城市發展較快,但大多數城市規模較小,城市體系的發育還不成熟。
三、優化河北省城市體系的對策
特殊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決定了河北省城市體系發展的現狀。河北省被北京和天津分割成南北兩個區域,整個城市體系實際上是圍繞京津形成的,沒有形成輻射全省的中心城市。由于區際間缺乏有效的經濟溝通和協作機制,系統內因產業結構趨同而引發的功能內耗與資源大戰,從整體上抑制了河北省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針對河北省城市體系發展存在的問題,結合對河北省城市體系等級規模特征的定量研究,提出以下發展對策以達到不斷優化河北省城市體系的目的。
1.實現城市體系的優化重組和全面升級
目前,京津冀經濟一體化進程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已進入了實質性階段,但京津兩市要在更大范圍內對河北形成持續而強有力的輻射帶動作用,短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河北省不能在期望中等待。應通過實施“擴區并市”戰略,優化整合特大城市,把石家莊培育成為人口規模達到3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進一步增強唐山的經濟實力和輻射帶動力,積極培育邯鄲、保定、秦皇島和張家口躋身特大城市之列,推動邢臺、滄州、廊坊、承德、衡水等中等城市的結構升級,使之跨入大城市行列,實現城市體系的全面升級。大力發展中小城市,提升已具備一定規模和經濟發展條件的縣和小城鎮進入中等城市序列,以完善城市規模等級。
2.以產業帶動城鎮體系結構和功能的優化
以傳統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為支撐,繼續發揮省會城市石家莊對冀中南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同時積極培育唐山、廊坊、保定、邯鄲、秦皇島成為區域次中心城市,加強區域各中心城市之間的信息、人才、技術、資金的溝通與傳遞,構筑分工明確、多元互補、相互協作的產業梯度,進一步加強區域各中心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形成以產業帶動為主的發展格局,從而推動整個城鎮體系向最優的自然結構發展。
3.確立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的城市體系發展戰略
作為環渤海經濟圈的重要成員,河北省的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無疑受到環渤海經濟圈的重要影響。因此,在確定河北省城鎮體系發展思路時,應在注重自身城鎮體系的完整性與獨立性的前提下,將其納入整個環渤海地區城鎮布局和等級體系中去統籌考慮,尤其不能忽視京津兩地的重要影響。要充分發揮作為京津重要經濟腹地的區位優勢,利用京津冀產業梯度轉移優化河北省產業結構升級,著力培育特大、大城市,加快發展中小城市,優化城鎮布局,努力構筑層次分明、布局合理、功能互補、特色鮮明的城鎮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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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化;工業化;市民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071-02
黨的十報告將城鎮化列為未來二十年中國“新四化”的一項重要內容,明確提出要走新型城鎮化道路,著力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如何理解城鎮化及其相關問題,對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發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城鎮化的概念
“城鎮化”在國際上叫“城市化”,二者是同一個概念,都是對Urbanization的翻譯。“城市”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城”,是指帶有圍墻和駐軍的政治中心、軍事要塞和居民聚集區;“市”,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逐漸形成商品貿易市場。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二者空間趨合、功能相融,統稱為城市。“城市化”是指工業革命以來,城市數目的增多,規模擴大和人口、資源、財富、產業的集聚,其本質是傳統的農村自然經濟社會形態向現代城市市場經濟社會形態轉變的自然歷史過程。
在中國,“城鎮化”的概念被廣泛使用。中文的語境中,鎮和市,既有權力的界定,還有大小的差別。通常會認為“城市”會比較大,級別高;而“城鎮”則會比較小,級別低。城市化強調大城市的發展,意思接近于日本和中國臺灣所說的“都市化”,城鎮化更多的是強調中小城市、小城鎮。二者沒有太大實質性的差別,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城市化”暗含的市場化過程的意思是“城鎮化”所難以表達的,因此,筆者認為城市化比城鎮化的概念更加科學、規范。
本文基于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政策取向和中文語境,不加區別地使用城市化和城鎮化概念。
二、城鎮化水平
城鎮化水平,通常用城鎮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來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過程和聚集程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197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17.9%,2012年達到52.6%。這意味著,在過去34年中,中國的城鎮化率提高34.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都要達到1個百分點以上。但是,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同,中國的城鎮化率不能準確反映當前的城鎮化水平。農民進城了,但沒有市民化。第一,由于行政區劃變動,傳統的農村變成了社區,農民生產、生活方式沒有改變,但是作為市民統計被城市化了。第二,在城鄉二元體制下,戶籍問題把農民擋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們生活在城鎮但沒有在城鎮落戶,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另外,由于土地增值的潛在利益分配與戶口的緊密結合,導致不少農民不愿融入城市社會。據統計,中國有2.6億農民工“漂浮”在城市中,游離于城鄉之間。如果擠掉水分的話,我國只有36%的城鎮化率甚至更少。
中國的城鎮化率多少才是最優的呢?不少學者以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為參照,認為中國的城鎮化率在未來二十年要達到70%以上,以此為前提,提出通過大力推進城鎮化,拉動內需,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其實,城鎮化水平的高低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是緊密相關的,城鎮化不僅是經濟發展最大的內需動力,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因此,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必須拋棄片面追求城鎮化率的數量化的指標,關鍵是實現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城鎮化水平。未來我們不僅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的農民進城,更重要的是如何消化城市現有城市農民,使他們真正轉變為市民,穩步推進城鎮化發展,從而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和水平。
三、城市規模
關于中國的城市規模,理論界爭論頗多,其焦點在于是以發展大城市為主,還是以發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鎮為主。一種觀點主張優先發展大城市。認為大城市的土地等生產要素規模效益和集聚效益高,配套設施完備,服務體系完善,就業和發展機會多,經濟輻射力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自身的規模缺乏對較大產業投資的吸引力,難以形成產業聚集地,因而也無法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以吸引人口聚集,缺乏推動區域城鎮化發展的動力。另一種觀點主張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認為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僅表現在:城市規劃和建設盲目向周邊攤大餅式的擴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銳,而且還會出現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犯罪頻發以及公共衛生惡化等“城市病”。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則不會出現上述情況,而且在城鄉產業合作,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縮小城鄉差距等方面更符合我國的國情。
其實,城市的規模主要受所在區域自然和經濟條件的影響,城市過大和太小都存在規模不經濟的問題,而所謂的“城市病”也不是大城市必然的產物。比如美國紐約,比我國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東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就看不到我們常見的“城市病”。目前,我國大城市出現的許多問題,主要是滯后和脫離以人為本理念的規劃,落后的管理和服務以及公共資源在不同行政等級城市中的不公平分配等造成的,與城市的規模沒有必然的正相關。
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城市規模必須適應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從我國人口密度要求,工業化、信息化發展要求以及經濟全球化要求出發,既建設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同時也建設一批富有特色、專業性強、人居環境適宜的中小城市,共同形成城市群、城市帶,實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四、城鎮化和工業化
城鎮化和工業化是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兩個方面,二者互相聯系,互相促進。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經濟支撐,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載體。表現為:工業化促進就業和創業,促進各種生產要素聚集和人口聚集,推動城鎮化進程;城鎮化能刺激需求,為工業化提供更好的平臺,可以為工業化提供生產要素,減少交易成本,提供龐大的市場等。就世界總體來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是一致的,但就具體的國家或地區的一定時期來說,二者往往又是脫節的。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發展和“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方針,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鎮化,造成工業化超前,城鎮化滯后的總體局面。但是,不同的地區也存在著明顯差異,在沿海地區,工業化快速發展,城鎮化嚴重滯后,大批來自農村的工業勞動力不能被城市吸納,不能成為城市市民。相反,許多中西部地區人為圈地造城,缺乏產業支撐,城市聚集度不足,有城無人,有城無市,形成“空城”、“鬼城”。因此,新型城鎮化和工業化應該互為支撐、聯動發展,產城一體,產城融合,共同促進現代化的發展。
五、城鎮化路徑
城鎮化路徑就是包括人居環境的地域性質和景觀的城區化、農民的“市民”化和經濟的市場化的自然歷史過程。
(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市承載力
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對城市科學規劃和合理布局,加大和完善城市的住房、學校、醫院、商場、道路、水電煤氣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變傳統的農村人居環境為現代的城區人居環境,提高城市對人口和產業的集聚和吸附能力,為城鎮化發展提供物質基礎。
(二)改革戶籍和土地制度,實現“人的城鎮化”
1.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化農民為市民,這就必須取消依附于戶口上各種特權和利益,使戶籍與各種社會福利待遇完全脫節。給進城農民以城市居民待遇,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逐步實現人口在城鄉之間、城市之間的自由遷徙,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一體化的戶籍管理制度,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發展面前機會平等。同時,大力發展工業和城市第三產業,化務農為務工,讓更多的“被城市化”的農民和城市里的農民工,從事非農產業,實現職業身份轉變,從而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2.我國農村實行的是集體土地產權制度,農民戶口一旦遷離他所屬的集體,也就自動失去了土地產權和增值的潛在利益,導致許多農民雖然人進城了,戶口還在農村,甚至在城市有了穩定收入的職業也不愿化為市民。因此,改革土地政策,首先必須土地確權,規范具體集體單位的法律邊界,明確界定集體產權,非經法律行為不得剝奪,保留進城農民繼續分享集體積累收益的權利并承擔相應的義務。其次,積極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大農村土地流轉步伐,探索土地集約化運行模式,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為勞動力轉移創造機會和條件。
(三)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現代城市本質上就是社會的高度分工和經常易的空間聚集,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城鎮化的過程就是傳統的農村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向現代城市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轉變的過程。因此,中國的城鎮化必須改革傳統的經濟體制,培育市場組織、強化市場功能、規范市場運作,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大力發展第二、三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提升,更多創造就業崗位來吸納農村轉移的勞動力。轉變落后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培育并廣泛傳播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現代城市文明,實現農民從身份到本質的全面市民化。
六、農村的發展
我國城鎮化不管發展到什么程度,仍然會有相當數量的農民生產、生活在農村。隨著城鎮化的發展,未來還會有部分城鎮人逆向流入農村,因此,發展現代農村,實現城鄉一體化是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目標。
在城鎮化背景下的現代農村發展,首先,必須改革傳統的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鼓勵人口和生產要素城鄉間合理流動,農民可以進城,城里人也可到農村,實現城鄉發展的動態平衡。其次,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推動農村工商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最后,改進農村公共服務機制,推動社會事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向農村傾斜,努力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強農村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和綜合整治,努力建設以青山綠水、寧靜幽雅為特色、融現代文明、田園風光、鄉土風情于一體的美麗鄉村。
參考文獻:
[1]吳殿廷.區域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一、城市中心區的概念發展及我國城市中心區的演化
1.城市中心區的概念
從地理學的角度,城市中心區(Downtown)有兩種稱謂,在北美地區被稱為CBD(CentralBusinessDistrict);在英國的城市規劃中,更多地使用中心地區,即CA(CentralArea)的概念。CBD和CA在概念上有著明顯的區別,CBD被定義為城市中零售業、服務業及私營公司辦公業務占統治地位的區域;CA通常的定義是:有一定的中央商務職能,但仍然包含一定的居住與工業用地。CA一般就是指城市歷史形成的核心區域,居住與工業用地不僅常位于CA的邊緣,也經常零星地位于CA的主要功能用地之間。雖然CA與CBD在概念上容易區分,但在實際運用中卻沒有截然不同的界限。在早期的認識中,CA被認為包含CBD或者CBD是CA的核心區域,CBD位于城市交通最繁忙和地價峰值地區。在此概念基礎上,形成了早期城市中心區(CentralArea)的圈層結構。
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提出的早期的CBD的概念中,商業與辦公職能混雜。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戰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信息技術、通信技術及社會結構的變化,CBD的概念也有很大發展,逐步演變為城市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在功能上越來越趨向“純化”,在空間上也表現出脫離城市中心區的趨勢。原有概念的城市中心區一分為二,逐步形成以商業零售為主的城市中心商業區和以商務辦公、金融保險、信息產業為主的城市中央商務區并立的空間格局。
2.我國城市中心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78年。建國以后,在“變消費性城市為生產性城市”的建設方針指導下,城市產業發展向第二產業傾斜,以期盡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城市的商品流通也基本為計劃指令所引導,城市第三產業所承擔的流通、服務職能趨于萎縮,城市中心區的區位優勢也無從體現。城市在形態上呈現一種“均質狀態”,城市中心往往為大型政治集會場所和政府部門所占據。
第二階段:1978—1990年。1978年以后,由于實行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城市第三產業迅速發展起來,但產業規模小、檔次低,基本處于自發狀態。城市中心區逐漸成為商品流通中心,而服務業還未成氣候。
第三階段:1991年至今。伴隨大規模舊城改造,“退二進三”、疏解中心城區壓力等一系列城市發展政策的實施,城市中心區向功能化、規模化和系統化的方向發展,部分大城市提出了建設CBD的目標。
根據我國城市中心區用地發展的現狀,可以把中心區的用地類型分為三類:屬于中心商業職能的商業用地系統;屬于中央商務職能的金融、信息、服務、管理用地系統;居住、工業等其他用地系統。我國城市中心區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中央商務性用地比重偏低,居住、工業用地比例偏高,而商業零售用地占絕對優勢。上海中心區三大用地系統的比例為3.5:2.5:4,福州中心區相應的比例為23.55:36.08:40.37.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城市中心區還處于不同職能用地混雜,中央商務職能不突出的傳統CBD(商業零售中心)的初級發展階段。
二、城市中心區發展面臨的交通困境
城市中心區的特征是公共活動強度最高,建筑密度大,交通指向性集中,物質形態趨于精致,并存在著“自我強化”的傾向(趙和生,1999),城市中絕大部分能量都在此交換,環境容量趨于飽和,甚至超負荷運轉。而城市道路面積的增長幅度遠遠低于機動交通的增長,交通方式比較單一,城市中心區交通問題越來越嚴重,甚至趨向惡性循環(viciouscircle)。
1.傳統規劃模式的影響
城市中心區一般是由城市的老城區發展起來的,巷陌縱橫,基于低速交通的傳統街道既是交通空間,又是生活空間,沿街設市的傳統布局模式延續至今。這種模式造成城市道路功能不清,等級不分,根本不能適應現代機動交通的要求。
2.城市在空間結構調整過程中,副中心沒有很好地起到疏解中心區人口壓力的作用
戰后城市化迅速發展,各國都意識到傳統“攤大餅”式城市擴展模式的弊病,轉而積極培育“多中心組團”式的城市空間形態。但是,由于小汽車交通的盲目發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萎縮,城市副中心及衛星城并未形成足夠的吸引力,反而造成蔓延式的“郊區化”,“潮汐式”的工作出行給中心區造成了空間的交通壓力。20世紀交通的盲目發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萎縮,城市副中心及衛星城并未形成足夠的吸引力,反而造成蔓延式的“郊區化”,“潮汐式”的工作出行給中心區造成了空間的交通壓力。20世紀70年代紐約市中心的小汽車在高峰期達到400萬輛,舊金山通行能力最大的路段小汽車交通強度達到了47000輛/小時。
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管理模式,城市發展十分緩慢,城市空間擴展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現多中心模式,多以單中心餅狀緩慢地向外蔓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由單一的無償行政劃撥向行政劃撥與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并存的二元土地出讓方式轉變。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加速了舊城改造、土地置換與城市郊區的蔓延,城市規模迅速擴大。但是,這種由級差地租起決定作用的城市規模的擴張呈現出粗放無序的增長態勢,在形態上表現為新一輪的“攤大餅”,城市郊區和副中心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導致城市的向心性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增強了。
3.土地使用強度過高,土地資源相對不足
城市中心區是城市中產業集中度最高,就業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巴黎市中心居住著250萬人,提供120個就業崗位,人口密度高達24000人/平方公里。紐約的曼哈頓區居住有160萬市民,每天有250萬人從周邊地區趕來上班,人口密度達29000人/平方公里。我國上海市中心區局部人口密度達到16萬人/平方公里,北京市中心區平均為2.7萬人/平方公里。如此高的人口密度產生大量的工作、購物出行,引發了嚴重的交通、環境問題,由于環境質量的下降,西方國家城市中心區曾經歷過嚴重衰退。
關鍵詞:低碳城市 理論 綜述
全球氣候變化涉及的水資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態安全等科學問題已越來越關注人類活動的影響,而碳排放成為影響全球氣候增溫的主要因數。國內外研究發現碳排放與城市化過程相交織,低碳城市遂成為遏制全球增溫的首要選擇。與此同時,在經歷了300年的高速工業文明發展階段后,全球正面臨著氣候變化和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外延增長式的城市發展模式已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發展需求,城市發展模式面臨著轉型的抉擇。在此背景下,各國相繼提出了低碳經濟和低碳城市新概念。國內外學者對低碳城市的理論內涵進行了積極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試圖就研究低碳城市的發展理論,為抑制全球氣候變暖貢獻力量。
一、國外低碳城市發展理論相關研究
(一)低碳城市發展模式研究
英國政府認為,針對低碳城市建設,不同城市空間需有相應的規劃應對和側重,并分別從城鎮中心,邊緣中心、內城區、工業區、郊區縣市、大型的新城市伸展區和聚集區、農村地區等7個方面做了詳細闡述。
2004年日本政府與學者開始對低碳社會模式與途徑進行研究,2007年2月頒布的《日本低碳社會模式及其可行性研究》,以日本2050年C02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降低70%為目標,提出了可供選擇的低碳社會模式,并在2008年5月進一步提出《低碳社會規劃行動方案》。日本低碳社會遵循三個基本原則。即:減少碳排放;提倡節儉精神:與大自然和諧生存。
(二)低碳城市規劃與實踐研究
英國是低碳城市規劃和實踐的先行者,政府通過成立碳信托基金會,并依托碳信托基金會與能源節約基金會聯合推動了英國的低碳城市項目。首批3個示范城市(布里斯托、利茲、曼徹斯特)在其提供的專家和技術支持下制定了全市范圍的低碳城市規劃。Glaeser and Kahn(2008)對碳排放量與城市規模、土地開發密度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城市規模與碳排放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隨著城市規模的增大,新增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要高于存量人口:而土地開發密度與碳排放量存在較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城市規劃對土地利用的限制和約束越嚴格,居民生活的碳排放量水平越低。Jenny Crawford和Will French(2008)探討了英國空間規劃與低碳目標之間的關系。其認為英國的規劃系統對新技術的適應度和準備度是實現低碳未來的關鍵。抓住這個的關鍵才能形成將國家層面的自上而下的領導性優勢和地方層面強調權利分散的靈活性優勢結合起來的規劃系統。
二、國內低碳城市發展理論相關研究
(一)內涵研究
付允、汪云林、李丁等認為,低碳城市就是通過在城市發展低碳經濟,創新低碳技術,改變生活方式,最大限度減少城市的溫室氣體排放,徹底擺脫以往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大量廢棄的社會經濟運行模式。形成結構優化、循環利用、節能高效的經濟體系,形成健康、節約、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最終實現城市的清潔發展、高效發展、低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夏堡認為,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實行低碳經濟,包括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一個良性的可持續的能源生態體系。胡鞍鋼認為,在中國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低碳城市是重要的一個方面,包括低碳能源、提高燃氣普及率、提高城市綠化率、提高廢棄物處理率等方面的工作。
(二)特征和支撐體系研究
2009年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綠皮書中將低碳城市的特征概括為以下幾點:經濟性、安全性、系統性、動態性、區域性。同時《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綠皮書提出了低碳城市的基本支撐體系:1 低碳城市的產業結構體系。實現工業向服務業的轉變和重化工業化向高加工度化的轉變,利于我國減少能源消費,發展低碳經濟。2 低碳城市的基礎設施體系。需預先做好城市基礎設施的總體規劃,保證城市基礎設施設計的低碳化。3 低碳城市的消費支撐體系。為實現城市的低碳發展,人們要改變以往高消費、高浪費的生活方式。4 低碳城市的政策制度體系。制定合理、正確的制度和政策,依托和整合現有政策體系及手段,確定低碳城市發展的長期目標,向社會大眾表明政府聯合全社會一起實現低排或零排放的決心。
(三)思想基礎研究
李克欣認為,低碳城市是指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全面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下,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宜居城市。指出“環境和學”是低碳城市建設的思想基礎。
(四)發展模式研究
劉志林、戴亦欣、董長貴、齊嘩等認為,低碳城市的發展模式應當包括以下內涵:1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2 碳排放量增加與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脫鉤的目標:3 對全球碳減排做出貢獻;4 低碳城市發展的核心在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五)實現途徑研究
付允、汪云林、李丁等認為,應從基底低碳(能源發展低碳化)、結構低碳(經濟發展低碳化)、方式低碳社會發展低碳化)和支撐低碳(技術發展的低碳化)來發展低碳城市。周國模認為,作為城市當中重要的設施、元素,建設城市森林與它大量的吸收城市二氧化碳是同步的,建設城市森林和建設低碳城市才能實現兩全其美。仇保興認為,我國正處在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具備大規模建設生態城市的“后發優勢”。如何建設低碳城市,從城市規劃建設角度,至少可將低碳城市定義為低碳機動化城市交通模式、綠色建筑、低沖擊開發模式與規劃建設生態城市的四重奏。顧朝林、譚縱波、劉宛認為,低碳城市規劃將成為碳減排的關鍵技術。
(六)評估標準體系研究
2010年3月19日,中國社科院公布了評估低碳城市的新標準體系,這是中國迄今首個最為完善的標準。該標準具體分為低碳生產力、低碳消費、低碳資源和低碳政策等4大類共12個相對指標,
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時隔37年后再次召開,為中國城市新階段新形勢下的發展提出了系統、明確的思路和具體、周密的措施,主要體現在強調了“一個尊重”和“五個統籌”。“一個尊重”是指尊重城市發展規律;“五個統籌”包括: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統性;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提高城市發展持續性;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發展的宜居性;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提高各方推動城市發展的積極性。圍繞如何落實“一個尊重”和“五個統籌”,《中國經濟報告》記者近日專訪了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原所長、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會長肖金成。
新時期城市發展規律
中國經濟報告: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了怎樣的城市發展新思路?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和新形勢下,應該如何規劃和推動新一輪的城市發展?
肖金成:在世界范圍內,城市已經有了幾千年的發展歷史,經過了不同歷史階段。客觀上講,學者們已經認識到經濟發展的階段,即經濟發展速度的高低快慢,與城市化階段之間的關系。城市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有其自身規律。城市和經濟發展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要規劃好城市,要促進城市群的形成,不能依靠主觀武斷,必須要遵循城市演化的基本規律。
規律首先是自然的,它可以被認識,但不會被主觀理念所改變。按照規律辦事則事半功倍,反之則會事倍功半。因此,如果我們的工作是違反歷史自然進程規律的,就很容易無功而返,甚至最后還是要回到起點重新開始。城市發展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包括了人與人的相互作用,比自然科學的規律更難被認知和明確。雖然我們現在對城市發展的規律還在不斷的摸索和認識中,但必須肯定的是,如果違背自然規律去發展和建設城市,那同樣是會帶來諸多問題的。
那么,世界大城市發展的規律是什么?大城市不可能一開始就是大城市,必然是由中等城市發展而成,中等城市由小城市發展而成。在城市演化過程中,規劃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無法影響到城市基本的發展軌跡。實際上,城市規劃僅僅出現了100多年,在沒有規劃的漫長發展史上,城市按照其自然規律發展,同樣出現了平衡的體系。因此,在規劃城市之前,我們必須認清并把握以下兩條城市發展的基本規律。
第一條規律是,城市發展是其自然環境、經濟發展階段、人口密度、交通發展程度和產業基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城市的本質是人口的聚集,城市最初是市場交換的中心,并逐步演化為工業、政治、軍事的中心。在這個過程中,產業集聚加劇了人口集聚,加速了社會分工,同時也擴大了城市規模。杜能的農業區位論(1826年)較早認識到,城市規模取決于周邊農村的生產力和農產品的運輸條件。
如今,隨著農業生產力和運輸條件的大力改善,城市的規模不再受制于農業和交通的發展條件。城市客觀上的規模會很大,但同時也突出了新的制約――產業。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如果產業不能隨著人口的聚集而聚集并發展,那么,大量的人口無法就業,就不會長期生活在這里。產業發展帶來就業崗位的增加;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就會提高當地的消費力,從而拉動服務業發展;服務業的發展又會產生許多新的就業崗位,吸引人口聚集,這就會出現大城市。但一個區域內不可能同時有很多的大城市,因為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
第二條規律是,在大城市發展的同時周邊會出現中等城市、小城市,并形成城市體系。城市群的形成同樣要遵循其演化規律。大城市不可能是孤立的,周邊城市與它的距離越近,聯系度就越強;反之,聯系度則越弱。這樣,就形成了城市體系中的圈層,從內向外,吸引力越來越弱。一個區域內聚集了很多城市,最初都是小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個小城市演化成了中等城市,周邊是小城市;再后來,中等城市發展成大城市,又有幾個小城市發展成中等城市;這樣形成的一個金字塔式的結構,就是城市體系、城市群。
城鎮化是歷史自然發展的過程,城市群的演化也同樣是一個歷史自然演進的過程,是逐步形成的,并非僅靠規劃就可以發展出來。一個城市群的經濟發展程度、交通聯通程度、產業基礎和產業分工合理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城市群的規模。城市群實際上是城鎮化發展到較高水平才會出現的。只有在區域中的經濟整體比較發達、產業基礎深厚、分工合理,并且城市間的交通通達便捷、聯系密切,城市群才有可能形成。
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實現第一個“統籌”,即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
肖金成:空間結構,可粗分為“全國”和“區域”兩個尺度的空間。城市的輻射力和影響半徑有限,實際上再大的城市也不會輻射到整個國家。在“全國”尺度的空間里,尤其是在幅員遼闊的中國,一個大城市是遠遠不夠的。不可能只依靠一個上海或者沿海的大城市,就可以帶動全國范圍的地區。因此,我們應該根據城市的輻射半徑將大城市予以合理分布。在中部、西部也應發展規模大的城市,比如中部的武漢、長沙、鄭州,西部的重慶、成都、西安,還有更靠西北、西南的蘭州、烏魯木齊、貴陽、昆明等城市。這樣,中國整體的空間結構才會相對比較合理。
規模結構與空間結構是互相聯系的,不可能只發展一個大城市,而不發展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個合理的城鎮體系,是一個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并形成一定規模的結構體系。
產業結構包括工業、農業和服務業這三大產業。一個區域的產業結構要合理,就既要有工業還要有農業、牧業、服務業,也不能只發展輕工業或重工業。合理的產業結構,需要城市規模和空間相協調。這樣,才能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科學規劃城市空間布局,實現緊湊集約、高效綠色發展。
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落實第二個“統籌”,即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統性?
肖金成:現在中國各級政府對規劃都很重視,規劃的種類和數量相當繁多,但是還基本沒有形成體系。城市規模和它所在區域的人口、發展水平、區位、自然環境等因素都密不可分,同時也受到其周邊城市的產業、交通、經濟、人口、文化等方面發展的影響。因此,城市規劃不能孤立地進行,需要依據區域規劃對城市的定位來進行。科學的規劃體系需要概念性規劃、戰略性規劃、區域規劃、城市規劃和局部規劃,這樣城市規劃本身才具有系統性。
城市建設同樣需要系統性。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隨著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大城市越來越大,但我們建設城市時往往有三種傾向――“大”“洋”“怪”。一是追求大規模,二是崇洋,三是追求獨特,但是缺乏實用性。實際上,城市是讓人生活的場所。它首先要滿足生活的需要,基礎設施要完善,要有濕地和森林來維持生態系統的平衡。所以,我們規劃建設一個大城市時,必須要宜居。
現在提倡的智慧城市建設,本質上就是系統性的城市管理。城市不同于村落,人和人、產業和產業之間的聯系密不可分,如果管理不能做到一體化,就很容易產生各種問題。以財政為例,如果一個城市各個區的財政各為己用,那么每個區就都會想大力發展工業以增加稅收,而不去發展居住、生態空間,那么整個城市的功能就會紊亂。所以,一個城市規模再大,也依然是一個整體,其管理系統自然應當一體化。建設智慧城市的目標,就是協調統籌、統一規劃,向數字城市、綠色城市發展。
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實現第三個“統籌”,即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提高城市發展的持續性?
肖金成:對于城市來講,改革主要指體制的改革和創新,包括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務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財政和金融體制,還包括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等多個方面。以北京市的財政制度為例,每個區的財政是各自獨立的。那么,由于西城區銀行業集中,稅收較高;海淀區科技企業集中、土地空間充足,稅收也較高;朝陽區CBD繁榮,土地空間充足,也使其財政收入較高;相對而言,東城區、昌平區、懷柔區、延慶區財政收入就比較低,因此,直接影響到公務員的工資,影響到居民的公共服務和福利。不合理的財政體制導致了產業結構和布局的不合理。因此,需要改革體制,改革才是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中國城市要實現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需要從灰色動力結構向綠色動力結構轉型。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科技資源,很多創新都依靠科技。一個城市的產業能不能快速發展,能不能有新的產業出現,實際上還是靠科技進步和人才支撐。
文化是改革和科技以外的第三大持續動力。對城市來說,文化產業可以被物化,通過把文化產品、文化服務貨幣化,來支持城市的經濟發展和就業;文化可以通過博物館、展覽館等體現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文化還通過旅游業的發展形成更大的形象魅力。
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實現第四個“統籌”,即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發展的宜居性?
肖金成:城市和區域的空間可以分為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雖然在城市里,有一些空間,其生產、生活、生態屬性比較模糊,但對于功能區的規劃,十報告中有明確要求: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
“產城融合”同樣也是從優化這三大空間布局的角度提出的。沒有產業的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但是如果產業遠離城市就會不方便,離得太近又會有危險。比如,天津濱海新區危險品倉庫爆炸案就因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布局不合理而造成惡果。
對于規模比較大的城市,其森林、湖泊、濕地以及小區綠化帶,都應該作為生態空間根據一定的標準和比例保留和保護好,做到所謂“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碧水,記得住鄉愁”。另外,還要提高城市發展的依據性,盡可能地保留歷史遺跡。
城市不僅要為原住民服務,外來人口同樣是城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有讓外來人口在這個城市生產、出行、工作,包括教育醫療都感到很便捷,讓農民工等真正融入社區、融入城市,這才是“以人為本”的城市。
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實現第五個“統籌”,即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提高各方推動城市發展的積極性?
肖金成:這個統籌,就是讓城市發展尊重普通人的利益,尊重當地文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把政府、專家、多學科人士的積極性聚到一起,體現人人參與的現代治理文明。政府、社會和市民是城市的三個主體,實際上是統籌的對象。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規劃和管理。社會保障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建立和完善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體系是城市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作為城市的一分子,現在的市民,主人公意識比較弱。城市居民應該增強主人公意識,增強把城市建設好、維護好的責任意識,增強納稅人意識。要讓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而要把建設更公平的城市社會作為建設宜居城市的重要內容和重要保障。
建立高效、有序的城市架構,以適應自然環境,改善居住環境是人類永無止境的探索,“精明增長”的設計理念應運而生。
與全國其他新區比較起來,藍色硅谷核心區的面積稱不上大,總規劃面積僅443平方公里,其中陸域面積218平方公里。未來,這里如何實現“精明增長”,打造宜居、宜業的新城?答案在業已成型的“青島藍色硅谷核心區概念性總體規劃”中,便可以找到。
人氣是城市的靈魂
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認為,人氣就是流量,流量就是活力,有沒有活力對一座城市來說生死攸關。目前,藍色硅谷核心區常住人口10.3萬,而在其概念性規劃中,到2060年,人口規模將達到70萬人。
人口的集聚有規律可循,人們之所以對擁擠、昂貴、空氣質量糟糕、壓力巨大的城市生活趨之若鶩,就在于人口的聚集可以帶來更多的機會,創造更大的財富。對于藍色硅谷核心區來說,依山傍海的自然環境固然是天賦之光,但要聚集人氣,還需要打造富有活力的創業環境。
據了解,山東大學青島校區、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深海基地等項目已經全面開工,未來這些項目將為藍色硅谷核心區帶來數以萬計的高素質人才,“引進來”之后,要“留得住”,便需要完善的配套,未來藍色硅谷核心區將大力滿足這些人才的休閑度假、購物、教育、醫療等需求。目前包括青島十九中、北京協和醫院青島分院等在內的一批相關配套項目已經落戶,連接青島市區和藍色硅谷核心區的軌道交通正在建設中,核心區內的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如火如荼,一個集科技研發、成果轉化、休閑度假、商務往來等功能于一身的環境宜人、功能完善的新城正呼之欲出。
星座城市深度融合
傳統的“攤大餅”模式,“單中心+環線”的結構引發城市交通弊端:無限制擴展城市規模造成人口過度擁擠,有違生態城市建設理念,城市結構與布局不合理。
而“星座城市”顧名思義,就是幾個小城鎮像星星般各自獨立,又圍繞一顆主星有機融合,這是一種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強調土地混合使用和密集開發的策略,主張人們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點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務設施的地方。
據藍色硅谷核心區管委會綜合部部長張介紹,藍色硅谷整體規劃格局借鑒新加坡經驗,核心區的交通規劃頗具亮點:城市道路以快速路和準快速路構建城市快速交通系統框架,每個由快速路、準快速路和生態廊道圍合的地塊成為一個新鎮,新鎮內通過主干道將車流引導至快速路系統,將遠距離與近距離出行車輛有效分流。
記者在規劃圖上看到,一條濱海大道貫穿藍色硅谷核心區全域,向南可到達青島市區,向東北方向可至煙臺海陽,將沿著鰲山灣分布的“新鎮”緊密連接。而每個“新鎮”都有主干道與這條輕軌相連,“新鎮”內有相對獨立的交通系統,內部功能配套完善,人口無須做大規模的“鐘擺式”流動。
由于近幾年城鎮化的加速,在商業與產業尚未成熟、需求并未特別凸顯之時,眾多“新城”拔地而起,隨后“鬼城”層出不窮,就如一場瘟疫蔓延在三、四線城市。從南方的貴陽、昆明到北方的營口,從東部的溫州到中部的鶴壁、十堰,再到西部的鄂爾多斯、神木,“鬼城”魅影頻頻閃現。
近期,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課題組對12個省區的調查顯示,12個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要建4.6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
有人戲稱,如今的中國就如曾經的日本東京,到底應如何避免新型城鎮化淪為“鬼城”?又該如何讓“鬼城”走出夢魘?
城鎮化≠房地產化
“如今政府的宏觀政策正是讓這些開發商覺得有利可圖。”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資深經濟學家吳俊毅表示,“近幾年來優惠政策的推動與暢通無阻的融資平臺,使得開發商們熱衷于所謂的‘新城’建設。”
故而城鎮化被簡單的定義為了房地產化。
曾經的邏輯應該是這樣的,就開發商而言,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預期使得他們更有勇氣大手筆借貸和投入,銀行業基于同樣的預期而更樂于核準對開發商的貸款。同樣是基于這樣的預期和“土地財政”的現實,政府有著強烈的內在沖動去鋪開新攤子,建設新城區,全國幾乎所有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推動本城市擴張,以至于形成了百城競建“國際化大都市”的奇觀。
雖然大多地方政府不愿承認“鬼城”一說,原因是沒有數據直接證明這些房子是空置的。實際情況是很多房子都是被有錢人以及外地人買走的,這些房子被當做投資對象,處于事實上的空置或者閑置狀態。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存在很大問題,一些民眾購入多套房產作為投資,造成大量房屋空置。”投資大師、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創始人喬治·索羅斯就曾直言表示。
另據胡潤研究院《2013年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的調查數據顯示,仍有64%的中國富豪表示將房地產作為投資首選,這一比例已連續四年超過60%。
以上或許是造成“鬼城”的直接原因。因此,要解決“鬼城”問題首先要擺脫投資人乃至于地方政府對于房地產的依賴度,這就牽涉到土地制度的改革。
中國人對土地的感情尤深,且依賴程度一直未降低。
2013年,中國的宏觀經濟連續兩個季度增長放緩,但房地產行業卻保持著一枝獨秀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雖略有波動,但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已經連續5個月保持高于20%的同比增速。
除此之外,最能反映樓市預期的土地市場同樣在最近出現了大幅升溫。不僅一線城市頻頻傳出“地王”新聞,全國賣地和買地的熱情都一并高漲起來。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的增速已經由年初的同比下降22%降低到目前的10.4%。
有專家認為,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未來可以嘗試以土地融資的模式建設城市,就是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或者土地抵押的方式,獲得城市建設以及基礎配套建設必需的資金,通過這種方式推動城市的建設和發展。
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云昌指出,在高風險區域內,應減少土地供應,緩解供求關系。“在經濟整體疲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急于賣地補充財政資金的傾向愈加明顯。因此,應警惕地方財政短缺加大賣地沖動的行為,進一步挖掘地方購買力,以免更多的‘空城’變為‘鬼城’。”
厘清城市定位與內驅力
在很多城市,城市規模被人為的擴大。這種爆炸式的圈地不僅意味著全國范圍內的城鎮化是脫離當時城鄉居民購買力水平和需求的無本之木,更造成了城市規劃的混亂。但是,城市的驅動力并非靠圈地造就,而是產業。從西方的經驗來看,城市化的根本動力是工業化,城鄉人口隨著工業化進程發展有序變化;城市化的核心,不應該僅僅是土地的城市化,而應該是人口的城市化,只有持續增加就業和收入才能讓人真正融入城市,只有市民真正具備了城市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化才能可持續發展。
財經評論者吳其倫指出,“鬼城”若要擺脫現狀,短期來講,應該慎重上馬新建項目。未來3~5年內,當以集中精力清理庫存為主。從長遠看,要進行產業規劃的調整,像鄂爾多斯、貴陽這樣的城市,不要僅僅停留在只適用于當地人口的產業,而是應該與周邊進行緊密的戰略合作,大力吸引勞動密集型企業,聚集人氣,使城市更具活力。
以著名“鬼城”鄂爾多斯為例,它如今依然是資源主導型的經濟結構,新的經濟增長點—非煤經濟需要較長的培育周期,同時煤炭業發展正處于一個快速增長期,因此,在現階段可以說是“一個在走,一個在跑”,還難以做到步調一致,經濟發展受制于煤炭開發的狀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是無法改變的。
“而對于一個尚未建設或者還在初期規劃中的新城來說,要避免‘鬼城’的命運,首先應該明確城市的內驅力與產業的特色定位,這樣才能釋放掉過剩的需求,并將有效需求帶上來。除此之外再將相應的產業配套建設完善,這樣城市才能夠得到內驅力。按照此種方式,現有‘鬼城’的消化期大致為5~10年。”吳俊毅稱。
遼寧的沈本新城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遼寧省的沈陽和本溪兩大老工業城市之間,一座規劃人口達百萬的沈本新城正在崛起。記者采訪看到,這里并沒有急于興建大片住宅樓,而是著力構建醫藥產業集群,200多個項目入駐形成逾千億元的新興醫藥產能,成為國內最大生物醫藥產業集聚區,越來越多的醫藥企業員工選擇在當地置業定居。
區域規劃要明確
另外,要避免“鬼城”的出現,還需要在建設之初對區域做相應的規劃與調整。
在吳俊毅看來,這需要區域內各個政府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良好溝通與規劃,并需要一個整體的思維,而非以簡單的政績眼光來看。例如,在打造“1小時生活圈”與“xx生態圈”的概念下,新城的建設并非單個城市產業定位明確即可,有的城市對于規劃僅僅是一個概念,并沒有深入理解這個概念的可行度與成功度。
“規劃者應該明白,這個圈內需要哪些產業,摒棄哪些產業,讓區域之間具備互補性的特質,才能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吳俊毅說。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市規模的逐步擴大,城市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土地作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其需求量與日俱增。中國的城市以占全國 0.43%的國土面積承載著全國 41.8%人口的生存空間, 并聚集著占全國 84.8%以上的非農業產值的經濟活動。狹小的城市空間產生如此巨大的生產力, 承載著接近 50%的人口和人類財富的絕大部分。我們在驚嘆這一數據的同時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原土地利用模式不能適應現代城市發展要求的矛盾的日益顯現,土地利用模式改革已勢在必行,因此探討城市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的途徑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涵義
土地集約利用的概念最早來自于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在地租理論中對農業用地的研究,是指在一定面積土地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使用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較小面積土地上獲取高額收入的一種農業經營方式。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包括三個層面的涵義:一是土地產出高效化,即不斷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提高土地利用率及產出率,獲得土地產出的最大化。二是土地布局和土地結構合理化,即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之間高效協作,使城市健康高效發展。三是土地利用效益的綜合化,即城市土地利用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應體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效應的統一。
三、我市當前土地利用現狀及問題
1、城市用地規模過度膨脹,浪費現象嚴重。在當前土地利用中,建設用地粗放利用十分普遍。近幾年,__的城市發展也逐步趨向“攤大餅”式發展,盲目追求城市規模的擴大,忽略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單位面積土地的產出率,造成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20__年__中心城區建設規模達到269.4平方公里,人均建設用地123.5平方米,遠遠超過經濟發達國家城市建設用地人均82.4平方米和發展中國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表 1 20__ 年__市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一覽表
城 區
20__ 年現狀
城鎮人口(萬人) 建設用地面積(平方公里) 人均(平方米 / 人)
張店城區
73.3
100.9
137.7
淄川城區
53.3
59.3
111.3
博山城區
28.9
39.9
138.1
__城區
45.1
45.7
101.3
周村城區
17.6
23.6
134.1
合 計
218.2
269.4
123.5
2、城市用地結構和布局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低。合理的城市用地結構和空間布局有利于發揮城市土地資源的生產潛力和區位效益及聚集經濟效果,從而達到城市土地利用的綜合效益最優化。由于歷史原因,加上__組群式城市的特點,我市城市土地利用結構長期處于不合理的狀態,表現為工業用地比重偏大,城市環境綠化和第三產業用地比重過低。
表 2 20__ 年__市中心城區建設用地平衡表
序號
用地代碼
用地名稱
面積( hm 2 )
占城市建設
用地( % )
人均( m 2 / 人)
現狀
現狀
現狀
1
r
居住用地
9082
33.71
41.6
2
c
公共設施用地
3207
11.90
14.7
其
中
行政辦公用地
480
1.78
2.2
商業金融用地
1231
4.57
5.6
市場用地
452
1.68
2.1
文化娛樂用地
116
0.43
0.5
體育用地
49
0.18
0.2
醫療衛生用地
137
0.51
0.6
教育科研設計用地
719
2.67
3.3
文物古跡用地
23
0.09
0.1
3
m
工業用地
9070
33.67
41.6
4
w
倉儲用地
398
1.48
1.8
5
t
對外交通用地
535
1.99
2.5
6
s
道路廣場用地
2581
9.58
11.8
7
u
市政公用設施用地
370
1.37
1.7
8
g
綠地
1613
5.99
7.4
其中公
共綠地
__4
4.25
5.2
9
d
特殊用地
84
0.31
0.4
合計
城市建設用地
26940
100
123.5
根據國家標準《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規定,合理的城市用地結構是居住用地占20%至32%,工業用地占15%至25%,道路廣場用地占8%至15%,綠地占8%至15%。由此可以看出我市工業用地偏高15個百分點,商業金融用地偏低3到10個百分點。
土地產出率低,造成土地價值得不到充分利用。在我國的城市中,中小城市的地均產出又普遍低于大城市,兩者最大的差距達到20倍。據相關資料顯示,我國的幾個大城市的地均gdp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地均gdp的差距是幾十倍不等。因此,如何提升現有土地的利用價值也是我們需要研究的課題。
3、 __市是典型的組群式城市,由于各城區之間發展缺乏協調統一的規劃,難以產生集聚效應。在城市化進程中,各城區過分強調了自身功能的完善與發展,而忽視了與周邊地區的功能互補,各自為政,自成體系,基礎設施重復建設,城市集聚效應無法達到最優,土地浪費情況比較明顯。
4、土地市場機制不健全,土地配置不合理。我國現行體制下實行的是國家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土地使用權的出讓,由地方政府負責,這就決定土地的出讓市場有區域性。由于土地市場具有不完全的市場屬性,雖然不同區域間的土地供給從宏觀上看是統一的,但從微觀上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地方自身利益驅動下,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采取一切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招商引資的現象也確實存在。其原因在于土地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沒有真正起到合理配置土地資源的作用,必然嚴重影響城市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影響城市土地資源的集約利用。
四、當前我市提高土地集約利用的政策措施
1、制定科學合理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土地管理工作的龍頭,合理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是土地集約利用的關鍵。首先,必須嚴格控制城市建設用地的供應總量,遏制城市規模的盲目擴張與占用耕地的勢頭。其次,要給城市留有余地,滿足其發展的需要。要堅持把當前與長遠結合起來,既注重規劃的超前性,又注重土地資源的保護。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控制下,通過城市總體規劃的合理編制,科學確定城市用地控制規模,制定合理的用地標準。
2、優化調整規劃審批程序,制定相關政策,在各層次規劃中認真落實節約集約用地的原則和要求。首先,在規劃的編制、審批用地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和前期方案審查階段,應將是否節約集約用地作為重要內容。目前城市規劃界貫徹循環經濟理念時,確實存在著重規劃輕實施、重生態輕用地的傾向。在規劃方面,已經提出的各種規劃理念如生態城市規劃、緊湊城市規劃、集中型城市化等,基本上都是較籠統的大概念,一般沒有把節約集約用地和高效用地觀念落實成為整套的設計規范與規程,審批時,對規劃方案是否落實節約集約用地的原則、程度如何缺乏判定的依據。其次,在規劃實施過程中也要認真貫徹落實節約集約用地的原則。有了好的規劃,不能嚴格實施,或者在實施過程中具體建設項目不能按照節約集約用地的原則和要求開發利用土地,也不可能實現節約集約用地的目標。近幾年來,我市部分產業用地容積率偏低,閑置土地依然存在,都是不節約集約用地的體現,需要我們從項目審查、規劃許可、用地預審等環節依照節約集約用地的原則和要求進行嚴格把關。另外,各類規劃調整,特別是對已出讓土地的規劃調整,也要認真貫徹節約集約用地的原則。
3、盤活城市存量土地,挖掘城市用地潛力。20__年我市人均建設用地面積123.5平方米,遠高于同等規模城市,甚至超出國標指標級別ⅳ的人均用地指標上限。這說明城市內部存量土地還有著巨大的挖掘潛力。要大力推進城中村的全面改造和綜合整治工作。加快出臺舊城改造政策,對城市建成區內的低層、低密度舊房屋地段進行重點改造,完善配套設施,改善居民居住環境,以提高建筑容積率和居住人口密度。對城市建成區內的閑置、廢棄地,應及時由政府收回進行儲備或另行安排使用。 加快舊工業區改造,對產業園區進行空間整合,提升土地使用價值,促進產業集聚,充分發揮園區在產業集聚和集約用地上的優勢。對瀕臨破產或資不抵債的企業,應結合企業改革、改組,實行企業兼并、聯合、轉讓等形式,盤活土地資產,充分挖掘城市用地潛力,努力實現城市建設用地由以增量開發為主,向以存量整理利用為主的方式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