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稅的優缺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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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費稅的優缺點范文

非會計專業會計類課程會計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學生的基本財務素質，讓他們“懂會計”而不是“做會計”，能看懂會計信息、并使用會計信息。這樣他們就需要熟悉國家相關財經稅收法規及政策，銀行結算方式，會計報表的分析，理財與投資的知識。會計老師要會同各專業老師進行認真研究討論，確定好符合非會計專業的教學內容，有重點結合專業實際，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和教學課時，授課老師做到因教學對象不同、專業不同而對授課內容有所增減，進行因材施教，因專業施教，相關學校與相關專業還可以經常搞一些教研與調研活動，主動聯系企業，從而達到對非會計專業的基礎會計教學目的和要求。

2整合教學內容，重視教材的選擇

為滿足非會計類專業對“基礎會計”課程教學目標的需要，必須調整“基礎會計”及相關知識的教學內容。鼓勵編寫結合各專業特點的校本教材，需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減少會計理論教學，增加會計業務知識的教學。具體包括以下三個部分：第一：會計基礎知識

1）會計核算原則

此部分介紹會計核算的基本原理，是學習會計的基礎，是會計的語言一定要掌握，才能理解和學會使用會計的思維去理解會計。

2）會計基本等式

會計有兩個基本等式，由其根據權責發生制引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的編制原理，區別在收付實現制下的現金流量表的理解。

3）會計核算方法

會計核算方法就是科目、帳戶和帳簿。在此不需要介紹很詳細如何進行會計核算，只是介紹其基本使用方法就可以了。第二：銀行支付結算方法重點介紹同城的支票、銀行本票的結算方式。一般介紹異地的銀行匯票、托收承付、匯兌的結算方法，以及票據的認知和使用。任何企業在實際工作中都會與銀行打交道，通過實訓讓學生了解各種票據在企業與銀行間的流動和使用方法。第三：稅收籌劃著重介紹三大流轉稅：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的籌劃與交納。特別要介紹營改增的內容。一般介紹所得稅和其他的常用稅種。第四：會計報表分析

1）會計報表結構

介紹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三大主要報表的結構和側重點。強調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下如何理解這三大報表。

2）會計報表常用分析方法

那就是比較分析方法和主要比率法。從而了解企業的償債能力、變現能力等指標。

3改進教學方法，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

如果教師對會計知識與非會計專業的內在聯系認識不清，不同的專業采用同一個教案，放一放同一個PPT,對教學對象所學專業內容，如國際貿易、電子商務、物流管理、市場營銷、商務英語、等不同專業缺乏必要的了解，就難以把握會計對于各種專業的作用，只能就會計論會計，直接損害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新性。除了必要的課堂講授外，建立以學生為主體、教學方法靈活多樣、教學手段與時俱進、培養途徑開放的全新的教學模式，理論聯系實際，強化實踐性教學。本文以銀行支付結算方法為例，談談這個章節的教學過程。

1）教學目標

了解銀行七種支付方法的使用和異同

2）同城使用的支付方法

支票、銀行本票異地使用的支付方法：銀行匯票、托收承付、匯兌同城異地均可使用的方法：商業匯票、委托收款通過演示教學方式，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制作生動活潑，直觀的教學課件，講述銀行支付結算方法，注意事項。

3）分組實訓

將一個班級的學生分成七個小組，每個小組分發一種銀行結算票據，對學習中的問題隨時展開討論，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團隊協作精神，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4）交流總結

每組成員將每個結算票據的結算方法進行演示和介紹，教師需要點評學生的實訓情況，指出各組討論分析結論中的優缺點，最后總結歸納正確的結論。以組為單位進行評分，由小組成員分享，計入平時考核成績。

4優化教學評價，全面反映學習效果

第2篇：消費稅的優缺點范文

關鍵詞：稅收制度；居民收入分配；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8104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1001809

改變收入分配失衡問題，已經成為我國下一步改革的共識。十報告指出，“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稅收作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履行組織財政收入的基本職能以外，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也應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稅收的收入分配功能就顯得尤為迫切，有必要就稅收對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進行系統性的回顧、梳理和分析，以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礎。

本文試圖就國內外學術界關于稅收對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的研究成果作簡要綜述。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稅收累進性度量方法及其分類，并詳細總結每一類度量方法包含的度量指標以及各自的優缺點；第三部分至第六部分，依次就稅制結構、商品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環境稅和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影響的國內外文獻進行梳理和總結。第七部分為結語。

一、稅收累進性度量方法及其內涵差異

研究稅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一種最普遍使用的衡量指標就是稅收的累進性，而用何種方法度量累進性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重要問題。對于哪種指標是最優的累進性度量指標，學術界還未達成共識。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學者們對稅收累進性的理解不同，一種理解認為稅收累進性應使納稅人的受損程度平等，即高收入者采用高稅率，低收入者采用低稅率。另一種理解認為稅收累進性應作為一種政策工具，用來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Baum ， 1987）。＼[1＼]二是有些度量方法在技術上難以實現。

總結以往的文獻，稅收累進性度量方法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關注內部稅率結構的稅收累進性，其度量方法主要有平均稅率法、邊際稅率法和應納稅額法等，這些屬于稅收累進性的局部度量法（Local measures of tax progression），度量的是稅收在某一收入區間的累進性；另一類是從整個收入分配區間度量稅收的累進性，主要分析稅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其度量方法主要有EP指數法、S指數法等，這些屬于稅收累進性的全局度量法[1]。（Global measures of tax progression）。 Kiefer（1984）將這兩類定義為結構型稅收累進指數和分配型稅收累進指數＼[2＼]。

1局部度量法

（1）平均稅率法、邊際稅率法、應納稅額法和剩余收入法

彭海艷和伍曉榕對平均稅率法、邊際稅率法、應納稅額法和剩余收入法這四種指標進行了詳細的介紹＼[2＼]。但若按照目前公認的稅收累進性的定義——平均稅率隨著收入增加而增加，上述四種度量方法都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邊際稅率法與累進性的定義不一致；應納稅額法只有在應納稅額為正時，才與累進性的定義一致。雖然平均稅率法和剩余收入法完全與累進性的定義一致，但這兩種方法對于累進程度的變動方向，可能產生不一致的結論。Jakobsson指出，剩余收入法相對于其他三種方法而言，是一個比較好的度量方法，但它又與稅制再分配效應緊密相關＼[3＼]。當且僅當稅收的剩余收入指數為常數時，稅前收入的成比例增加，才不會影響稅制的再分配效應。

（2）P局部度量法

P局部度量法的稅收累進度的度量公式是：

Pμ（T，x）=μ[xT'（x）-T（x）]+（1-μ）T'（x）1μ[x-T（x）]+（1-μ）

其中x表示收入，T（x）是稅收函數，μ表示不平等厭惡的度量方法，定義μ=0為絕對不平等厭惡，μ=1為相對不平等厭惡，0

相比前四種度量方法，P局部度量法與不平等厭惡的度量方法相聯系，與不平等厭惡度量方法不同，所對應的稅收累進性度量法也有差別。

（3）RSA指數法

相對份額調整（Relative Share Adjustment，RSA）指數法是按家庭收入從低到高進行排序，然后將其劃分成n組，每組由總住戶數的1/n組成。RSA指數可以寫成：RSAi=（稅后第i組人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前i份）。譬如，若RSAi代表的第i組人（1/5或1/10的人口），稅前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是3%，稅后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6%，則RSAi=2，說明該組人受益于累進性的稅收體系。如果RSAi小于1，則該組人稅后受損；如果RSAi等于1，則該組人不受稅收影響；如果RSAi大于1，則該組人稅后受益。如果按收入由低到高對RSAi進行排序，RSAi依次遞增，則說明該稅收體系是累進的，即稅收使低收入者得到的好處大于高收入者得到的好處。

RSA法是對稅收累進性局部度量方法的重要補充，因為它具體計算出了每一組人從累進（或累退）稅中的受益（受損）程度。局部度量方法反映的都是稅收在某一收入水平下的累進程度，對于同一稅收體系和同一收入水平，度量指標一般都能給出一致的結論，即該稅收體系是累進、比例還是累退。但上述度量方法不能對整體稅率結構的累進情況進行定量分析。例如，對于某一收入區間，稅收體系A比B更累進；但對于另一收入區間，稅收體系B比A更累進。體現在洛倫茲曲線上，就是兩條相交的洛倫茲曲線。如果想對A和B兩種稅收體系進行比較，則要采取另一類稅收累進性的度量方法，即稅收累進性的全局度量法。

2全局度量法

（1）EP指數、PO指數和RS指數

全局度量法主要關注稅收的再分配效應，即這類指數度量了稅后的收入分配狀態，同時稅收的規模大小也會對其產生影響＼[2＼]。

EP指數。Musgrave和Thin提出的有效累進度量方法（我們簡稱為EP指數），不僅依賴于稅率結構，還依賴于稅前的收入分配狀況（分母體現了稅前的收入分配狀況）＼[4＼]。該指數衡量某一給定稅收在多大程度上導致收入分配趨向平等，用公式表達為：Ea/Eb，其中Ea=（1-Ga）為稅后收入分配平等系數，等于1減去稅后的基尼系數；Eb=（1-Gb）為稅前收入分配平等系數，等于1減去稅前的基尼系數。如果EP大于1，則屬累進稅；反之，則屬累退稅。

PO指數。PO指數由Pechman和Okner提出，考察的是稅收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改變的相對值，具體公式如下：Gb-Ga/Gb。如果Gb-Ga/Gb=0，則為比例稅；如果Gb-Ga/Gb>0，則為累進稅；如果Gb-Ga/Gb

RS指數。RS指數由Reynolds和Smolensky提出，考察的是稅收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改變的絕對值，具體公式如下：Gb-Ga。如果RS為正，即稅后基尼系數小于稅前基尼系數，說明稅收降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該數值越大，稅收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則說明稅收擴大了收入差距。

后兩種指數實質上是EP指數的衍生（只是數學公式表達上有些差異），它們所反映的稅收累進性隨時間的變化方向是完全一致的。Kiefer指出，如果稅前收入分配比較公平，即使稅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很小，PO指數也會因為稅前基尼系數較小而被擴大。因此，利用絕對值（如RS指數）的變化度量稅收累進性比利用相對值（如PO指數）要好。

與局部度量法相比，雖然上述三種指標可以度量單一稅收的累進性，但也存在缺陷。第一，在給定稅率結構的前提下，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程度取決于稅前收入的分配狀況。如果稅前收入分配很公平，那么不論比例稅率還是累進稅率的EP指數均為1。第二，EP指數只是簡單比較了稅前和稅后的收入分配平等系數，實質上度量的是稅收的再分配效應，然而稅收再分配效應又是稅收累進性與平均稅率的函數，因此EP指數不能區分平均稅率的變化和稅收累進性的變化分別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此外，按照Musgrave和Thin的說法，如果在所有收入區間的稅率翻倍，EP指數也會增加。很明顯，這很難說是度量稅收累進性的合適方法，因為累進性應該度量稅制偏離比例稅制的程度＼[6＼]。

（2）KP指數、K指數、S指數、St指數和PROTA指數

這類度量法關注稅收負擔分配相對于稅前收入分配的情況，而不考慮稅后收入分配的情況，并且與稅收規模的大小無關。由于這類度量法對稅收規模相對于收入規模的大小不敏感，因此平均稅率并不影響該度量指數的大小。如果所有收入區間的稅收都成比例增加，該度量結果不會發生變化，它只依賴于稅收在各收入區間內的分配情況。

KP指數。KP指數由Khetan和Poddar提出，通過比較稅前收入的洛倫茲曲線和稅收集中度曲線來度量稅收的累進程度＼[7＼]。如果用Lb（P）表示稅前收入的洛倫茲曲線，LT（P）表示稅收集中度曲線，橫軸是納稅人口百分比，則有：

稅前收入基尼系數可寫成：Gb=1-2∫10Lb（P）dP

稅收集中度系數可寫成：C=1-2∫10LT（P）dP

KP指數可寫成：1-Gb11-C

如果KP指數等于1，則為比例稅；如果KP指數大于1，則為累進稅；如果KP指數小于1，則為累退稅。

K指數。K指數由Kakwani提出，公式為：K=C-Gb，即等于稅前收入洛倫茲曲線和稅收集中度曲線之間面積的兩倍＼[6＼]。K值隨著稅收彈性的增加而增加，隨著稅收彈性的減少而減少。如果稅收是累進的，說明隨著收入的增加，所納稅款占收入的比例也應增加，稅收集中度曲線應位于稅前收入洛倫茲曲線之下，則K大于0；如果稅收是累退的，稅收集中度曲線應位于稅前收入洛倫茲曲線之上，則K小于0；如果是比例稅，稅收集中度曲線和稅前收入洛倫茲曲線應該重合，則K等于0。

K指數的貢獻在于區分了平均稅率和累進性變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即研究了在稅收累進性不變的情況下，平均稅率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稅收的再分配功能；在平均稅率不變的情況下，稅收累進性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稅收的再分配功能。 Dalton （1955）＼[14＼]， Slitor （I948）＼[15＼]， Musgrave和Thin （I948）＼[8＼] 以及Bracewell-Milnes（1971）＼[16＼]關于稅收累進性的度量方法，都沒有區分兩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同時，Kakwani也給出了聯系兩大類全局度量法的關系式：RS=A11-AK，等式左邊是Reynolds和Smolensky提出的RS指數，右邊是K指數的線性函數，其中A為平均稅率。

K指數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其忽略了應納稅額的構成要素對稅收累進性的影響。納稅人的應納稅額也取決于收入之外的其他要素，例如婚姻狀態、孩子數目和他（她）在某些商品和服務上的支出。這些要素與收入相關，也與稅收集中度曲線相關。假設A國與B國的稅前收入分配和稅制結構相同，如果在A國相對富裕的人擁有更多孩子，而在B國相對貧窮的人擁有更多孩子，那么A國稅收集中度曲線在B國稅收集中度曲線之上。根據K指數就會得出A國稅制比B國稅制更累進的結果。K指數忽略了類似上述要素的影響，便會產生對稅收累進性的誤導。Petersen指出運用作為標量的K指數，對累進性進行測量是不合適的，因為其不能揭示納稅人所關心的問題，即累進性的嚴重程度＼[8＼]。

S指數。S指數由Suits提出，該指數的計算和基尼系數類似＼[9＼]。在計算S指數時，把所有家庭的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后繪制稅收集中曲線。橫坐標是從低收入家庭開始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累計百分數，縱坐標是這些家庭負擔的稅收在總稅收中的累計百分數。如果稅收是和收入成比例的，即稅收集中曲線和完全平等曲線重合，表示整個稅收是比例稅收；如果稅收是累退的，低收入家庭負擔的累計稅收比例大于他們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例，即稅收集中曲線位于完全平等曲線的上方；如果稅收是累進的，稅收集中曲線就位于完全平等曲線的下方。S指數可表示為：

S=（A-B）/A=1-（B/A）

其中，A表示完全平等線下方的面積，B表示稅收集中曲線下方的面積。S小于零表示稅收是累退的，大于零表示稅收是累進的，等于零表示稅收是比例稅收。

S指數的主要性質如下：第一，如果稅制的改變使得富人承擔更多的稅收，S指數將增加；同理，任何能夠將稅收負擔轉嫁到更低收入家庭的稅制變化都會減少S指數。第二，如果要衡量包含多種稅的稅收體系的累進性，S指數將是該稅收體系內每個稅收對應的S指數的加權平均，權數為該稅收對應的平均稅率。該性質的數學表達式為：

Sxz=（AxSx+AzSz）/（Ax+Az）

其中Sx和Sz分別是稅收x和z的S指數，Ax與Az分別是平均稅率，Sxz是包含兩稅的稅收體系的累進性指數。當將稅制體系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累進稅種與累退稅種互相抵消，容易出現一個比例稅制的效果。第三，某一給定稅收的S指數值，與初始的收入分配狀況有關，當使用S指數比較不同國家稅收累進程度時，必須考慮到各國不同的初始收入分配狀況。S指數對初始收入分配的依賴也體現出它在比較不同收入分配制度條件下的稅收累進性時的局限性（詳見Alchin， 1983）＼[21＼]。

Davise＼[10＼]與Kienzle＼[11＼]對S指數提出了一些質疑。Kienzle認為S指數沒有解釋清楚在某一特定時期內的稅收負擔與終生稅收負擔在分配上的差異，如最大的差異體現在包括企業所得稅在內的對財產課稅的稅負分配上。Davies同樣指出S指數取決于收入的度量方法，他認為應該運用終生稅負和終生收入的估計，對S指數進行調整。Davies的另一個質疑是認為沒有任何單一指數能夠匯總一個復雜稅制的整體情況，都會由于匯總而產生信息丟失的問題。但是，Suits認為上述調整會受限于對最終納稅人的確定＼[12＼]。尤其當離婚、寡居和再婚發生時更是如此。

K指數和S指數幾乎同時且獨立地被提出，兩者都與基尼系數和收入不平等相關，其區別就在于S多了一個隱藏的權重，即L'b（P），稅前收入洛倫茲曲線的斜率。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低收入者L'b（P）

St指數。St指數由Stroup提出，又稱為稅收負擔不平等指數（Tax Burden Inequality Index），即洛倫茲曲線和稅收集中度曲線中間的面積除以洛倫茲曲線和橫軸之間的面積＼[13＼]。該指數的特點在于，即使在稅收政策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也可以反映出稅收累進性的變化。例如在累進的所得稅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收入不平等上升，則稅收總收入將上升（因為窮人所面臨的邊際稅率要小于富人所面臨的邊際稅率），稅收的累進程度上升，但稅收本身并未發生改變。

PROTA指數。PROTA指數由Alchin提出，即PROTA=R/（A×Gb），其中R為稅收引起的收入再分配數額，A為平均稅率，Gb為初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14＼]。Alchin同時檢驗了PROTA指數、S指數、K指數和EP指數四個指標的相關性，結果顯示前三者都存在較高的正相關性，但EP指數卻與前三者存在負的相關性，這主要是因為EP指數忽略了平均稅率對再分配的影響。

（3）P全局度量法

P全局度量法由Pfingsten提出，與其設計的局部度量法類似，他建議運用以下公式度量稅收累進程度：

Pnμ（T，xn）=11n∑n1i=1Pμ（T，xi）

該指數滿足以下幾個公理：第一，最小性公理（Minimality Axiom），即如果社會上存在n∈N個家庭，則對于n=1的稅收累進性全局度量法必須與對應的局部度量法相一致。第二，擴展公理（Extension Axiom），即如果把每個收入階層的家庭數目乘以某一實數，稅收累進的全局度量指數并不改變。第三，匿名公理（Anonymity Axiom），即社會上家庭的總數目，并不影響稅收累進的全局度量指數。第四，等同標準化公理（Equality Normalization Axiom），即如果稅收累進性的局部度量指數對于所有家庭都是相同的，則其也必須與稅收累進性的全局度量指數相同。第五，單調性公理（Monotonicity Axiom），即如果某一家庭的稅收累進性局部度量指數增加，且其他家庭的稅收累進性局部度量指數并沒有減少，則稅收累進的全局度量指數將增加。第六，平均值公理（Mean-Value Axiom），對于同一稅收，混合兩種收入分配后的稅收累進全局度量指數一定界于混合前的兩個稅收累進全局度量指數值之間。

（4）KaP指數

KaP指數由Kakinaka和Pereira提出，即γt=T，t/Y，t，其中T，t表示t年稅收的比例標準差，Y，t表示t年收入的比例標準差，比例標準差為標準差除以平均值＼[15＼]。如果是累進稅，稅收收入的比例標準差大于收入的比例標準差，γt>1；如果是累退稅，γt

與計算基尼系數和洛倫茲曲線不同，KaP指數簡化了稅收累進性的計算，只需要宏觀層面數據，即總收入和總稅收兩個宏觀的時間序列數據。在很難獲得完整的收入和稅收負擔分布等微觀數據時，KaP指數提供了一種更便捷的計算各國稅收累進性的方法。

上述稅收累進性的度量方法，各有特點。局部度量法，可以測量和比較不同稅種在每一個收入區間的稅收累進性；全局度量法不能區分不同收入區間的稅收累進性差異，但可以衡量不同稅收體系對于整體收入分配的影響。因此，了解不同度量方法的相關性質與內涵非常重要。為了研究稅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我們應該使用全局度量指標，而且為了更準確地比較不同稅種乃至整個稅收體系對于收入分配影響的差異，我們更是有必要在認清不同度量方法內涵的基礎上，根據一定的價值判斷來選擇全局度量指標。

二、稅制結構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稅制結構是指一國各稅種的總體安排，稅制結構特別是其中的主體稅種，決定著稅制系統的總體功能。一般而言，直接稅，如所得稅等具有累進性，其收入再分配功能比較大；間接稅，如商品稅等具有累退性，其收入再分配功能比較小。因此，稅制結構中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的比重，將影響到整個稅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以直接稅轉向間接稅的稅制結構調整為例，Decoster等運用微觀模擬模型，分析下列改革（降低直接稅比重和提高間接稅比重）的再分配效應：社會保障繳費減少25%，間接稅稅率（主要是增值稅稅率）提高一定比例用來補償社會保障繳費的下降額＼[16＼]。研究結果表明，高收入者將因為這項改革受益，而低收入者將受損，整個稅制的再分配功能將減弱。同時，這種改革也將產生代際效應：退休人員將受損，工作人員將獲益。Decoster等也得到相同的結論＼[17＼]。Cameron和Creedy考察了從所得稅轉向帶有稅收減免政策的消費稅在整個生命周期里，對于降低不平等現象的作用＼[18＼]。研究結果表明，在整個生命周期內，這種稅制改變并不能改善不平等現象。對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現象而言，采用更高的轉移支付要比廣泛使用稅收減免要有效的多。因此，在進行類似的稅制改革時，如果要保持再分配功能不變，稅制轉向間接稅時，必須提高直接稅的累進程度。

在稅制結構中，除了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組合比例會影響整個稅收體系的收入分配功能，稅制結構與初始收入分配之間的相互作用也會動態地影響整個稅收體系的累進性。如Meltzer-Richard假說指出越不均等的收入分配越是孕育出收入的再分配需求。之前，實證上對該假說的驗證大部分集中在政府部門的規模上，Borge和Rattso運用挪威稅收結構的數據研究發現，稅收結構對于初始收入分配是有反應的：一方面越是均等的收入分配，暗含著稅收負擔從財產稅轉向人頭稅，即收入再分配的需求小＼[19＼]；另一方面，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絕大多數人就越會避開人頭稅，稅收負擔將越向財產轉移，即收入再分配的需求越大。

三、商品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由于商品稅一般按比例稅率征收，對于不同收入階層而言，低收入階層負擔的流轉稅稅負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往往要高于中等收入階層和高收入階層，即窮人的稅收負擔率更重。

雖然總體上商品稅具有累退性質，但各種商品稅各自的累退程度和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例如增值稅的累退性要弱于銷售稅。直觀上來理解，主要源于增值稅采用進項扣除方式，只對增值額進行課稅，避免了重復征稅的問題。劉怡和聶海峰通過比較中國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歷年的Suits指數發現，增值稅和消費稅負擔是累退的；由于中國營業稅差別稅率的設定和高檔服務作為奢侈品的特性，營業稅出現了微弱的累進性＼[20＼]。

上述文獻都是從時點上來分析商品稅的收入分配效應，Metcalf從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增值稅的收入分配效應，發現在整個一生中增值稅對于總支出是成比例負擔的，即增值稅具有比例稅的特性＼[21＼]。

此外，在計算商品稅的累退程度時，選擇不同的收入指標也會影響計算結果。以銷售稅為例，一般采用毛收入或者凈收入來作為計算銷售稅累退性的標準。Davies提出采用矯正可支配收入（即可觀測消費）計算銷售稅累進性＼[22＼]。采用矯正可支配收入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它會糾正對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低估，也會糾正對高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的高估。如果用C代表消費，CDR代表矯正可支配收入，而Y代表凈收入，對于高收入群體而言，C/CDR>C/Y；對于低收入群體而言，C/CDR

上述研究都假設商品稅按照稅法的規定，對所有出售的商品進行征收，不存在偷稅漏稅的情況。但在實際經濟中，商品稅偷稅漏稅的情況確有存在，這是否會影響到商品稅的累退程度？Jenkins等運用多米尼加共和國家庭收入和支出的數據（包括不同收入和消費層次的家庭購買的2 042種商品和服務），加入每種商品的增值稅在實際經濟中是否確實被征收的因素，考察了增值稅的累退程度，其研究表明增值稅對于各個收入階層都是非常累進的＼[23＼]。其主要原因在于，商品出售給窮人和富人的方式與場所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顯著。窮人一般去小商店和自由市場購買商品和服務，富人一般去大型超市和商場購買商品和服務。一般來說，增值稅的征收成本在小商店和公開市場較高，其征管力度要比在超市和商場小得多，因此小商店和公開市場里的部分商品可以逃避增值稅。

四、環境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環境稅基本類型一般有資源稅、能源稅、污染稅和交通環保稅等多種。一般結論認為，環境稅是累退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中支付環境稅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但也有一些學者，從其他角度考察環境稅的收入分配效應，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1 生命周期視角

Metcalf＼[21＼]、Poterba＼[24＼]以及Bull等＼[25＼]從生命周期的角度質疑了環境稅的累退性。如Bull等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研究了能源稅的稅收歸宿，其研究主要考慮了兩方面的因素：第一，由于能源稅對于個人一生有不同的歸宿影響，因此不能僅僅分析能源稅在某一年的負擔，而應該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研究能源稅的歸宿。第二，能源稅的影響來自兩個方面，不僅僅具有直接影響，即提高了能源產品的價格，同時也存在間接影響，即提高了其他以能源產品作為中間品的商品的價格。其研究結果表明，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碳稅的累退性明顯減弱。 碳稅是一種污染稅，它是根據化石燃料燃燒后排放碳量的多少，針對化石燃料的生產、分配或使用來征收稅費的。當僅考慮直接效應時，碳稅是累退的，當同時考慮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時，其累退性大大減弱。Kasten和Sammartino＼[26＼] 以及Poterba＼[27＼]提出低收入者每年收入的波動，也會夸大能源稅的累退程度。從生命周期的視角來看，汽油稅的累退程度要比一般想像的低得多。聶海峰和劉怡指出從終身收入來看，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資源稅等間接稅的累退性減弱，營業稅負擔呈現累進的特征，資源稅負擔接近比例稅率，整體來看，間接稅接近比例負擔＼[28＼]。

2 發展水平視角

經濟發展水平也會對環境稅的收入分配效應產生影響。以美國為例，即使是貧困的人，在美國也擁有車。一般來說，窮人的車會比較舊，比較耗油，窮人住的地方一般離工作地點很遠，要開很久的車去上班。這些都會造成窮人要花費較多的汽油在代步工具——車上。這些都加劇了燃油稅的累退性。但在發展中國家，窮人更多地依賴于公共交通而較少開車，從而使燃油稅出現了累進性。如Sterner和Lozada運用Suits指數，考察了墨西哥燃油稅的再分配效應，結果顯示：如果僅考慮燃料的直接使用，燃油稅是累進的；如果把燃料在公共交通方面的間接使用也考慮進來，燃油稅對于收入來說基本呈現中性＼[29＼]。Blackman等考察了哥斯達黎加的燃油稅負擔情況，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30＼]。

3 支出狀況視角

運用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數據考察環境稅的累退程度，通常也會有不同的結論。Poterba指出年度支出數據比年度收入數據更能反映家庭的福利＼[24＼]。與傳統的依靠年度收入數據得出的結論相反，低支出家庭的汽油支出在其總支出的比重小于對應的中等支出家庭。雖然收入在前5%的人，汽油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重大大小于收入較低的群體，但總體來說，比起汽油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汽油支出在家庭總支出中的比重要平穩得多。

4 整體稅制視角

上述對于環境稅的研究，是孤立地考察環境稅一種稅收。也許單獨地考察環境稅本身，其是累退的，但通過收入中性的稅制改革（即改革不影響稅收總收入），用環境稅代替其他一些稅收，可以達到累進的效果。Hamond等提出對污染和廢氣征稅，同時減少對勞動和資本征稅，可以使全社會效用提高＼[31＼]。Metcalf指出當環境稅收入通過減少工薪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方式返還給家庭，征收相當于聯邦收入10%的環境稅將不會影響收入分配＼[32＼]。因此，這種環境稅對收入分配不會造成累退的影響。

五、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特征使得它在縮小收入差距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如Milanovic＼[33＼]等。現在的問題是，哪些因素決定了個人所得稅累進性的高低？學者們針對不同國家個人所得稅制的研究發現，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影響所得稅累進性的主要因素有所不同。歸納起來，大致有稅率水平、納稅扣除、實物所得的處理、稅制改革的行為反應和稅收征管力度等。

1 稅率水平

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20世紀末以來聯邦個人所得稅的這種收入再分配功能卻一直在下降。收入分配功能的下降是緣于稅基的改變還是稅率的改變呢？Alm等指出美國1986年的稅制改革，在稅基上的改變雖然使所得稅更具有累進性，但在稅率上的改革卻使所得稅的累進性大大降低（如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稅率從50%降至385%），且后者的影響大于前者，導致1978—1998年所得稅的累進性大大降低＼[34＼]。岳希明和徐靜指出從國際經驗來看，平均稅率過低是個人所得稅在調節收入分配上貢獻不足的主要原因＼[35＼]。

2 納稅扣除

日本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主要目的在于籌措財政收入，故很少以稅收抵免作為福利政策的工具。因此，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主要是通過應稅收入（Taxable Income）的各項扣除來實現。因為大部分扣除項目都是按人頭來計算的，低收入者的扣除比例就會比較高。同時，大規模扣除項目所導致的稅收收入損失，主要通過提高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來彌補。再比如免征額的設定：中國個人所得稅的整體累進性指數隨著免征額的提高呈倒U型——先上升，后下降，即對于給定的稅率，存在一個使基尼系數最小化的免征額。（劉元生等， 2013）＼[65＼]。 2011年個人所得稅改革中確定的3500元免征額正好處于倒U型的最大值，超過3500元的費用扣除反而會削弱我國個稅的累進性（岳希明等，2012）。＼[66＼]

3 實物所得的處理

Bogetic和Hassan指出保加利亞的所得稅制度具有向農村傾斜的特點（城鎮家庭的平均個人所得稅率為53%，而農村家庭的平均個人所得稅率為24%，不到城鎮的一半），主要是由于實物收入（In-Kind Income）被排除在所得稅的應稅收入之外，而農村家庭得到的實物收入一般要比城鎮家庭多＼[36＼]。但隨著今后實物收入的貨幣化，該所得稅制度的累進性與向農村傾斜的力度將會逐漸降低。

4稅制改革的行為反應

20世紀80年代關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幾乎都認為美國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在增長。一部分研究從非稅因素考慮，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幾十年持續且加速的收入不平等趨勢造成的。 如Murphy和Welch （1992）＼[68＼]和Katz和Murphy（1992）＼[69＼]認為人力資本和教育的回報提高，造成對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上升；Freeman （1993）＼[70＼]認為是工會組織能力的下降。這些因素都與稅收無關，即非稅因素。另一種觀點從稅收的因素考慮，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減稅政策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如Lindsey＼[37＼]與Feldstein＼[38＼]認為高收入家庭應稅所得申報額的提高，是對減稅政策的行為反應，而不是收入分配本身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對于減稅政策的行為反應還包括勞動供給的增加、儲蓄增加、逃稅避稅行為的減少以及納稅人稅收扣除項目的改變（如慈善捐贈的數量以及房貸抵押的數量）。Auten和Carroll考察了20世紀80年代末，稅前收入對于稅率變化以及其他非稅因素的反應＼[39＼]。文章采用了1986年稅制改革前后的個人收入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稅率變化對納稅人的行為、應稅所得申報額等有很大的影響。

5 稅收征管力度

Bach等指出如果稅收征管力度不夠，高收入者可以較容易地逃稅避稅，則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會大打折扣＼[40＼]。Bird和Zolt在研究發展中國家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時發現，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并沒有廣泛地貫徹下去，使得個人所得稅對減輕收入不平等作用較小＼[41＼]。

6 收入的界定

在對所得稅的收入分配功能進行分析時，對收入的不同界定，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如Cok把收入分配公平中的收入定義為應稅收入，得出斯洛文尼亞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有所下降＼[42＼]。然而，Cok和Urban把收入定義為應稅收入和免稅收入（譬如養老金），得出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斯洛文尼亞的納稅人收入不平等現象有所增加＼[43＼]。因此，對收入這一重要指標的不同定義，對于考察所得稅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六、結語

本文從多個角度，總結了主流經濟學界關于稅收對居民收入分配影響的文獻。第二部分綜述了稅收累進性度量方法，第三至六部分考察了有關稅制結構、商品稅、環境稅和個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分配影響的現有成果。綜合已有的研究文獻，我們取得下列一些基本共識。

稅收累進性度量法可分為兩類，即關注于內部稅率結構的局部度量法和關注于整個收入分配區間的全局度量法，每種稅收累進性的度量法各有特點。由于選擇不同的度量法，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因此有必要在認清不同度量方法內涵的基礎上，根據一定的價值判斷來選擇度量指標；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組合比例以及稅制結構與初始收入分配之間的相互作用，都會對整個稅收體系的累進性產生影響，進而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 商品稅一般具有累退性，但比較各種商品稅，各自的累退程度也不盡相同，若從生命周期、收入指標的不同選擇、偷稅漏稅等現實角度考慮，某些商品稅的累退性會大大降低，甚至出現累進的特性； 環境稅一般被認為具有累退性，但若從其他角度考察環境稅的收入分配效應，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如生命周期視角、發展水平視角、支出狀況視角和整體稅制視角； 個人所得稅具有累進性，但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影響所得稅累進性的主要因素有所不同，歸納起來大致有稅率水平、納稅扣除、實物所得的處理、稅制改革的行為反應和稅收征管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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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消費稅的優缺點范文

2012年中國人境外消費額高達850億美元，相當于全球營收最高企業――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公司全年營收額的兩倍。

人們不禁疑問是什么促使中國人把人民幣都投放在境外消費市場，是什么促使了國人進行如此規模的境外購物，這又揭示了怎樣的消費購買行為？

菲利普?科特勒（2003）指出，消費者購買行為是指人們為滿足需要和欲望而尋找、選擇、購買、使用、評價及處置產品、服務時介入的過程活動，包括消費者的主觀心理活動和客觀物質活動兩個方面。

消費者購買行為是指人們為了滿足這個人，家庭的生活需要或者企業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購買愛好的產品或服務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行為，而發生的購買商品的決策過程。

一、消費者購買行為類型

李國慶，等（2006），把消費者購買行為通常分成八種類型，即，沖動購買；習慣性購買行為；尋求多樣化購買；忠誠購買；促銷反應購買；復雜購買；減少失調購買；影響購買。

1.沖動購買

該類型購買通常伴隨的是受感官刺激、情感波動、緊張釋放及享樂主義表現下的無計劃、對產品無充分認知等情況下的非理性購買行為。

2.習慣性購買行為

該種購買行為，通常由于長時間的習慣性購買某類產品而產生了購買惰性，出于購買成本考慮，由于產品相對低廉的價格導致消費者對購買該產品本身需要具備的認知和了解深入被忽略從而最終造成一個局面，即，產品只要本身不存在明顯不足就不會影響消費者對其發生購買行為。一般來說日常用品具備這種購買行為產生所需的一切要素。

3.尋求多樣化購買

消費者在對于購買一些成本低廉的產品時，如飲料、零食等，常常會基于購買時心情等即時情感偏差，而頻繁地更換購買不同品牌下的同類產品，其購買行為潛在的一個考慮因素就是尋求多樣化嘗試帶來的完全不同的體驗或刺激。

4.忠誠購買

該購買行為顧名思義即消費者對于某種品牌的產品或服務“情有獨鐘”。這種感覺通常涵蓋了消費者對于品牌A所蘊含的價值的高度信任，從而長期重復購買，即使該產品擁有B，C，D等多線品牌的同類產品可進行購買比較的情況下，仍往復持續對于A的購買行為。消費者由于過往的消費經歷或是消費感受而對某個品牌產生遞增的情感諸如，尤其在已經察覺各品牌的質量差異情況下，對該品牌的偏好或者重要性理解更顯突出，從而造就對其執著和忠誠。該購買行為也因此不會伴隨過多的購買思考。

5.促銷反應購買

消費者進行這種購買行為側重的不僅是價格的下跌同時也關心產品質量的保證。消費者傾向這種購買往往會造成買來的東西根本不用，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因為在購買中得到了實惠而在心理上感受到了某種享受。

6.復雜購買

這種購買行為暗含了消費者較多的前期投入，包括對同類產品的橫縱向比較，對產品屬性、功能、長久價值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信息收集和比對。該類產品或服務往往具備價格不菲、購買風險較大等特性。

7.減少失調購買

該購買行為強調的是認知上的錯位，消費者在判斷購買哪款產品時，將產品的同種替代品看成是雷同的，同時因為受限于消費者本身的專業水平，往往會把不同品牌產品的差異性或優缺點看作無線接近和相似，導致購買后發現其種種遜于其他未購買產品的優點而感覺后悔，但卻通過自我安慰來降低其因購買失敗而帶來的不協調感。

8.影響購買

這種消費購買行為中，消費者受到來自外界因素較大的影響，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由于專業知識受限，單憑看、聽、聞、觸摸等感官接觸難以區分其不同品牌產品間的差別，而希望借助于專家、權威人士、親朋好友等途徑的口碑推薦來作為有力的購買助推。

二、中國公民境外消費數據

中國公民在境外的消費行為包含了以上哪些呢？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了解下中國人在境外的一些消費數據。

受益于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奢侈品消費巨頭已經把中國視作為一個剛挖掘的、巨大噴涌而出的油氣田。由于進口商品稅率在中國較高，導致境外奢侈品在國內的消費價格較之境外普遍高出20%到30%，但是相對的一個數據是，英鎊兌換人民幣匯率在過去幾年的峰值1：15下跌40%到如今的1：9.28左右，兩相疊加后的結果就是，中國擁有奢侈品消費能力的群體胃口被大大激發。

在英國，2012年中國顧客的消費額占到了英國奢侈品消費市場30%的份額，緊隨其后的是俄羅斯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而英國本土消費者的消費額只占15%。在2012年造訪英國的中國游客數量達到250萬次以上，較之2009，增長了約20%，但中國人在當地的消費額度卻上升了100%。

在美國，根據中國國家旅游局統計，中國人2012年平均個人退稅購買的商品達到7000美金以上，乘以去年造訪美國的中國人人數約100萬人，結果就是70億美金。中國人在美購物的首選是LV，GUCI，愛馬仕，在此類高檔消費品的消費額度上，去年中國人花費了460多億人民幣。

在日本，受益于2010年7月日本政府放寬中國人旅行簽證政策的影響，中國游客奔赴日本的游客數量逐年水漲船高。2010年7月至9月間，日本觀光廳以赴日境外游客為對象進行了一項關于“消費動向”的調查，其結果是，赴日游客中，來自大陸的游客平均每人消費達到14，39萬日元（按當時匯率計算，人民幣11500元），“榮登”所有境外國家游客消費排名榜首。當年中國游客消費總額占赴日境外消費總額23.2%，遠超第二名韓國。中國游客在日消費能力讓當地某頂級品牌銷售負責人感嘆：“現在日本人的名牌消費力正在逐漸減弱，今后能否抓住中國游客是關鍵。”

新加坡旅游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署長周振興表示，2011年中國游客人均在新支出約達1337新元（約合1081美元），而2002年這一數字僅為467新元（約合377美元），10年間增長近三倍。

在中國一些周邊國家，由于地緣上的臨近優勢，中國人現今流行駕車跨國游，對象包括泰國、柬埔寨、老撾等。2012年第一季度，中國人在泰國旅游貢獻了1.14億美元。在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中國游客的消費模式是拿著手中早已擬好的購物清單，快速游走于各大知名品牌商店間，相比較日本人在當地的“看多買少”的糾結謹慎心理，中國人對于高價商品的購買能力讓人望而卻步。

三、境外消費動因

到底是什么動因促使眾多大陸的消費者前往境外進行大規模的購買？

事實上，中國公民境外消費的動因還可以歸類為以下七大類。

1.價格差異

有數據顯示，內地奢侈品諸如：手表、箱包、酒類、服裝、電子等五類產品的20種品牌高檔消費品，在國內市場的價格比香港要高45%左右，比美國高51%，比法國高72%。國內奢侈品價格高的原因在于進出口關稅、增值稅、消費稅過高。這三種稅費相加，最高將超過60%。

2.物質崇拜與非理性攀比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就是節約，許多中老年夫婦終其一生的積蓄為兒女購置房產便利其結婚生子所需。目前的中國，房價明顯虛高，許多人即使一輩子不吃不喝仍不能付清一套房子所需的成本，此時來自父母等長一輩的支助成為他們能夠娶妻結婚的仰仗。在此背景下，許多年輕人由于得益于父母甚至上上輩的殷富，開始對金錢的使用沒有節制或者說沒有經濟壓力情況下產生了超過自身經濟支出能力的消費現象。加之目前社會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更多的年輕人產生了非理性的攀比價值觀，導致媚富，嫉富，隨大流、跟風走等歪風產生。

3.經濟實力增長

其次，得益于我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GDP總量攀升至世界第二位的大背景，公民可支配收入較之以往明顯大幅度提升，越來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在滿足自身溫飽等基本問題后開始對生活質量和品位產生要求，將出境游作為一種定期的結伴或舉家出行的選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明顯增長無疑是背后的一把推力。

4.跨境游限制的放寬

2011年6月28日大陸居民赴臺“個人游”正式啟動，首批試點城市是北京、上海和廈門。兩岸雙方還同意開放福建居民赴金門、馬祖、澎湖地區的個人旅游。此政策為大陸游客的境外行又打開了一扇窗戶。有數據顯示：僅2011年上半年，大陸居民赴臺旅游總人數累計達到234萬人次，為臺灣經濟帶去32億美元的收益。臺灣游接待大陸游客平均每天達4000人次，而這些游客在臺的平均消費為每人234美元一天。

5.文化吸引

此外，出于國內外文化差異的吸引，東西方文化強烈的反差亦成為國人境外出行并購物的誘因之一。許多中國公民將體驗異域文化作為他們出國行的首要目標。相對應的，他們通常僅僅將涵蓋當地文化因素的諸如美食、紀念品、明信片、手工藝品等作為其消費對象。

6.內地產品缺失

例如，PSP（全稱PlayStationPortable，日本索尼公司開發的多功能掌上游戲機系列產品）――一款風靡全球市場的數碼產品，在中國市場也有無數的擁躉。但索尼（中國）方面公開宣稱，索尼的PSP產品不在中國大陸發售。從2004年12月12日到目前為止，索尼公司研發了PSP1000、PSP2000、PSP3000和PSPGO等系列產品，并面向全球的多個國家和地區公開發售，并因此制定了各種版本，但這些產品始終沒有面向中國大陸銷售過。與之呼應的解釋是，2000年6月國務院授權文化部等7部委執行的《關于電子游戲場所管理的通知》。這份通知的第六條明確規定，除了來料加工以供出口的游戲機生產外，凡是面向國內的游戲機零配件的生產經營銷售和進動一律停止。

內地玩家既然買不到正規渠道銷售的電子產品，使得其中一些人不得不在市場上購買水貨，但由于缺乏后續售后保障支持導致不少人更愿意借助出境游的機會親自選購。由此可知，國人赴境外掃貨的另一大動因是國內缺失正規銷售渠道下的純正原產商品，無論那是由企業自身決策還是國內政策的限制，最終都導致了中國公民把大把人民幣送出國門去尋找滿足。

7.內地產品質量危機

最后，也是最讓人扼腕的原因之一便是，內地產品質量危機。2011年4月22日，陜西省榆林市魚河鎮中心小學的251名學生喝完學校提供的蒙牛學生專用奶后，出現身體不適，被送往醫院治療，其中16人出現惡心、嘔吐等食物中毒癥狀。26日，官方的檢測報告出爐，稱學生所飲用的蒙牛學生專用奶未檢出致病菌，符合飲用奶標準。但官方未給出學生身體不適的原因。蒙牛相關人員解釋稱：“我們分析，可能是孩子們早上7點多跑步鍛煉后，空腹喝了冷牛奶，身體出現的乳糖不耐癥。”如此牽強的解釋背后是一連串觸目震撼的現實，從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至今，中國乳業巨頭們幾乎每年一次的“事故”，已經透支了市場的信任。從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到2009年蒙牛特侖蘇OMP牛奶添加IGF-1爭議，再到2010年蒙牛、伊利的“公關戰”，之后到上述的“毒奶門”，另于2011年12月24日，國家質檢總局公布了對200種液體乳產品質量的抽查結果。其中，蒙牛乳業（眉山）有限公司生產的一批次產品被檢出強致癌物黃曲霉素M1超標140%。而眾所周知，奶粉是將牛奶除去水分后制成的粉末。作為牛奶的直接下游產品，內地所產奶粉由于以上眾多歷歷在目的危機所累，使其在內地消費者心中地位急轉直下，內地的乳企毫無懸念的將消費者對其的信任徹底打散得灰飛煙滅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將大把內地游客手中的錢袋子無奈地驅往了境外。

在分析了大陸游客出境消費的動因之后，不難發現對于大陸游客而言境外大額度消費的對象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即，（1）諸如手表、箱包、酒類、服裝、電子等五類產品品牌高檔消費品；（2）同類國內產品的質量由于媒體廣泛報道和揭丑而導致消費者極度質疑從而傾向赴境外購買，此類產品包括奶粉，化妝品等。

四、中國消費者境外購買行為分析

對于中國消費者來說，他們在境外的消費是否屬于單純的沖動消費行為呢？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依紹華認為，中國人對于名表、名包、名酒、高端服裝的向往，是由于這些高端消費品牌進入中國的時間較短，我國消費者的消費心理還不夠成熟且與財富增長速度不匹配，在消費領域缺乏足夠的理性思考，普遍存在不合理、無規劃的消費行為和隨大流、跟風走的消費方式。而這些商品的文化灌輸借助商品廣告、各類時尚活動及媒體渲染等對社會產生影響，加劇了人們的物質崇拜心理。出于好奇、從眾、攀比等心理，年輕群體更容易出現沖動消費，亦稱非理性消費行為，導致消費欲望膨脹。

與之對應的，不少國際知名品牌巨頭將中國消費者的需求看作是整年銷售額完成與否的關鍵，并將這些消費者歸類為擁有龐大購買力卻缺乏品名文化了解的初級消費群體。很多內地人前往香港等地購物時往往表現為將表面印有高知名度logo的品牌作為購物的唯一參考標準，有無logo便是高端消費品的象征符號。倫敦的酒商對中國人有兩種印象。首先，他們眼中的這些中國消費者，錢不是問題。蘇富比拍賣行不久前宣布，一瓶1869年的“拉菲”以超過13萬英鎊的價格被―位中國買家買走。其次，中國買家有自己的喝酒方式，但這令傳統的品酒行家感到驚詫。據《每日郵報》報道，“即便是6000英鎊一瓶的1982年法國頂級紅葡萄酒，中國人也會端起酒杯一飲而盡。他們會干掉一整杯，甚至加入可口可樂，讓酒喝起來更甜。”這類消費者，他們對品牌內涵理解滯后于對產品價格的接受能力，換言之，他們能夠充分去享受和展示他們強大的消費能力暫且還未能升華到對品牌內涵與品牌外在相統一的知識積淀與鑒賞能力。

通常而言，高端品牌的成長往往伴隨著一個人甚至一個家族的傳奇史，了解該品牌產品的同時如果能從其發家史中去尋覓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的不可替代性，而能做到這些的消費者通常能將其對產品的喜愛由盲目追捧演化為“尊重+忠誠”。

相對于那些消費者，更多的中國中產階級群體由于自身穩定甚至不菲的固定收入，對奢侈品等高端商品擁有了一定的鑒賞能力，能夠基本辨別出產品的真假、檔次和產品所適用的對象和使用的場合。但是這種理解通常會變形成一種扭曲的“愛”。此類產品的消費對于他們來說意味著一種身份甚至氣質展現的必有之選。比如，我們通常能見到身邊有這樣的例子，這些人通過一段時間的積攢積蓄買來一套名貴化妝品，時隔不久去買一件同品牌的大衣，之后漸變成一種收集齊全該品牌所有能在無論是國內還是境外市場上所能見到的所有吃穿用用品為止。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奢侈品專業的專家盧曉給奢侈品的定義中，包含了六種特性，分別是：絕對優秀的品質、高昂的價格、稀缺性和獨特性、高級美感和多級情感、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傳奇的品牌故事以及非功能性。其實，對于奢侈品和高端品牌的理解仁者見仁。但在中國不少的消費者心中有了以上的六種特性就足夠讓他們為這些高價品奮不顧身，死而后已了。高端消費品與中國消費者的關系已發生改變，不是中國人在消費它們，而是它們在消費中國人。正是這種對高端消費品概念的模糊認知、加之由于稅收等因素導致的境外產品的價格相對優勢以及受到外界諸如媒體、專家、好友、同事等影響較大，導致了中國消費者在境外對于名牌、高價商品的挑選購買顯得“愛的似懂非懂、愛的體無完膚”。這種畸形的對高價格商品的忠誠購買，體現的是國人的消費往往在揮霍中伴隨著輕信，于盲目中夾雜著搖擺。如圖1所示，國人的消費在對品牌價值的認知匱乏和對品牌產品的過度畸形忠誠的土壤包圍下孕育了催生出了一種沖動購買與影響購買行為的包含與疊加。

國人在境外的消費是否都是那么非理性、隨意、浮夸而又缺乏思考呢？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很多洋品牌奶粉在國內一二線城市的商場、賣場比比皆是。但不少人認為同品牌奶粉存在內地版和港版的偏差，其理解是，后者更有保障。理由很簡單，他們認為內地能買到的進口奶粉往往含量和標準比起港版差很多，這往往基于媒體對內地在售進口洋奶粉的質量問題報道，使得他們更鐘情于境外版純正進口奶粉。量變導致質變，結果便是，香港特區2013年3月1日起實施《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根據該法例，離開香港的16歲以上人士每人每天不得攜帶總凈重超過1.8公斤的嬰兒配方奶粉，這相當于普通的兩罐900克奶粉，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奶粉限購令的根源之一，就是內地市面供應的奶粉難以讓消費者信賴和放心。

內地的進口奶粉和香港銷售的進口奶粉區別到底存在與否呢？

在產品執行標準上，內地市場奶粉執行的是大陸檢驗標準，香港市場奶粉執行的是歐盟檢驗標準。例如，在香港銷售的的雅培奶粉和在美國，歐洲市場上銷售的，都使用新配方，添加了SA（唾液酸--大腦發育的重要構成，可以阻止病菌入侵）。但是中國大陸市場上銷售的雅培配方滯后于國際。現在大陸市場銷售的雅培是美國市場上93年的奶粉配方。另外，在牛奶新國標中，生乳的蛋白質含量和菌落總數的兩項標準均低于發達國家標準。而標準低的根本原因是大企業綁架了這些標準，因為降低標準可以降低奶企的收購成本。內地的年輕媽媽對香港奶粉的熱衷可見并非僅限于盲目跟風，產品本身的質量區別和檢查標準的差異使她們更愿意把對寶寶哺育品的消費投放于境外。這類消費群體花費在產品購買前的關于產品屬性、功能、長久價值等比較、權衡、篩選等信息的收集和比對，為的是確保將該類產品的使用風險降到最低從而保證下一代的絕對安全。這類消費者在境外的集中購買也并不僅僅是某種意義上的對某品牌洋奶粉的簡單執著和崇洋，而是由于內地奶粉等產品的質量信任危機而導致的“寧可千里之外趕集”而不愿“近水樓臺得月”的無奈。內地居民對優質嬰兒奶粉的渴求，體現的是消費者除了在品牌上尋求品質與功能的保障，并追求心理與情緒上的滿足。他們奔赴香港，圖的不僅是免稅天堂下的豪奢產品更是他們意識形態中覺得其產品、有嚴格監督和質量檢測體系，是值得信賴的合格產品，這才導致了限購令前的那種赴港瘋搶購奶粉等畸形購買現象。如圖2所示，這些消費群體的消費行為，首先產生于受內地奶粉等產品不給力、低質量的大背景影響，然后輔之于前期的信息收集對比和比對，最終被催化疊加成加某種程度上的對洋奶粉的被動忠誠購買行為。這種被動的、畸形的忠誠購買行為不完全等同于本文伊始提到的消費行為類型中的純粹意義上的忠誠購買。由影響購買堆積復雜購買而成形的忠誠購買往往容易“倒戈”其他同類產品，原因通常是產品質量和使用體驗所決定的。例如，由于消費者前期的信息收集、橫縱向比較的對象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數據和外界口碑推薦，所以當此類消費者最終發現該產品的使用效果與預期存在較大落差時，這種忠誠購買就會被推倒。

五、總結

中國作為一個蘊含著巨大消費潛力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受到來自全球各行業企業的垂涎。中國消費者在境外的強大消費能力一方面是國家經濟實力上升的直接體現。而在另一方面，當這些人由于種種原因將消費能力傾注到境外后，往往伴隨著購買的非理性和對品牌產品等的理解片面和極端。

國內的大部分消費者目前仍處于高端消費品的初級消費階段，此階段的購買行為往往受限于專業知識、產品屬性了解匱乏、品牌內涵認知不足、產品辨別能力有限，受外界影響干擾比較明顯。

國人在購買鐘意的產品、滿足欲望、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需要權衡自身的消費能力與購買的匹配性，諸如產品的適用性、優越性、可替代性和購買的必要性，從而杜絕盲目揮霍后的后悔情緒、過度消費帶來的透支以及失敗購買后的不協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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