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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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一、戰略出口政策和戰略進口政策的博弈分析

戰略出口政策的主要觀點是政府對寡占行業中的本國企業給予出口補貼，會使本國企業獲得一種Stackelberg領導者地位，增加其在第三國市場的銷售額。出口補貼所帶來的企業利潤增加可能超過補貼額，從而使得本國的福利水平提高。我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該觀點，如表1所示，假定在一個寡頭壟斷行業中有兩個潛在的生產者，一個本國廠商，一個外國廠商，二者的產品均在兩個生產國以外的第三國市場上銷售，這兩國內部無消費。括號前面的數字表示企業獲得的超額利潤，括號里面的數字表示該國福利的變化，可以看作是該國政府的收益。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企業獲得的超額利潤等同于該國福利的改善，因為超額利潤可以看作是一種額外的收益，均衡的結果應該是兩個廠商都進行生產，各自獲得5個單位的超額利潤。戰略性出口政策認為本國或外國政府可以改變這一均衡結果。假定本國政府可以給予本國的廠商5個單位補貼，而外國政府不進行干預，如表2所示，均衡的結果是本國廠商進行生產，外國廠商不生產，由于本國政府的補貼，本國福利水平提高了19個單位（這里假定補貼導致的市場扭曲損失為1）。

但如果兩國政府都可以選擇干預或不干預，結果又會怎么樣呢？我們用擴展式博弈表示這一情形。圖1中S表示補貼，DS表示不補貼，P表示生產，D表示不生產。第一層節點表示本國政府決策，補貼或不補貼；第二層節點表示本國政府決策后外國政府的反應決策；第三層節點表示政府決策后本國廠商的反應，生產或不生產；第四層節點是外國廠商的反應；第五層節點是均衡的結果。采用逆向歸納法，可以得到這一博弈的子博弈精練納什均衡為（本國政府補貼，外國政府補貼，本國企業生產，外國企業生產）。這是因為只包含兩國廠商決策行為的從左至右四個子博弈的納什均衡分別為（本國廠商生產，外國廠商生產）、（本國廠商生產，外國廠商不生產）、（本國廠商不生產，外國廠商生產）、（本國廠商生產，外國廠商生產），很明顯，均衡的結果是兩國政府都進行補貼，各自獲得4個單位的福利改進。

因此，政府的干預并不像戰略性出口政策所認為的那樣會在降低對方福利水平的基礎上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而是使兩國的福利水平都比不干預的時候低；雖然如此，由于每個政府都有通過干預提高自己國家福利水平的動機，最終的結果是雙方都干預，政府在戰略性出口政策的選擇上陷入“囚徒困境”。但現實中大部分國家的政府沒有像模型預示的那樣廣泛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這是因為上述模型的假定是靜態的，即政府的政策制定是一次完成的。當我們考慮政府在每個時期都可以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且無限延續下去，上述模型就變成一個無限重復博弈模型。為了簡化分析，假定貼現率為1，兩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有四種策略可供選擇：A＝每個時期都進行補貼；B＝每個時期都不補貼；C＝偶爾補貼，即在某一個時期補貼，然后是否繼續補貼視對方的反應而定；D＝不補貼，但報復，即自己不首先進行補貼，但如果對方政府在某一時期補貼，則在以后的每一個時期都進行補貼。如果兩國政府都不進行補貼，則兩國政府在每一期的收益都為5個單位，因為我們假定貼現率為1，所以無法算出它的總值，就用R來表示。如表3所示，這一無限重復博弈模型中唯一的（子博弈精練）納什均衡為（D，D），實際的結果是兩國政府都沒有進行補貼，各自獲得收益R，“囚徒困境”并不存在。所以，戰略性出口政策不僅理論上不可行，而且也不會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去實施。

戰略進口政策的主要觀點是對進口的寡頭壟斷產品征收進口稅，關稅帶來的進口價格上升會小于關稅本身，這相當于政府利用關稅來抽取外國寡頭壟斷廠商的壟斷利潤。其模型的假定和戰略出口政策是相似的，不過把分析的對象從第三國市場轉向本國市場，對本國廠商扶持的手段也就從出口補貼變為進口關稅，除了需要考慮本國消費者的福利水平受價格變化的影響之外，模型的分析過程和結論與戰略出口政策都沒有不同。那么，在這里戰略進口政策是否可行就取決于對方國家的政府是否可以采取報復措施，如果本國沒有同類產品向對方國家出口，戰略進口政策的實施就可以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但如果對方國家可以采取報復措施，則戰略進口政策在理論上不可行，在現實中也不會存在。

二、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政策的博弈分析

Krugman（1984）提出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政策的時候并沒有把它與幼稚工業保護聯系起來，但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政策卻被看為是對傳統幼稚產業理論的發展。以幼稚工業保護理論為基礎的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政策和前面的戰略性出口政策的區別在于本國的廠商和外國廠商相比處于弱勢地位，如果沒有本國政府的保護，本國廠商將無法與外國廠商進行競爭，而最終會退出該行業，如表4所示，均衡的結果是本國的福利水平沒有提高，而國外的福利水平提高25個單位。如果本國政府對本國廠商給予保護，則本國廠商會進行該產品的生產。當然，根據前面的分析，這時外國政府也會進行保護，均衡的結果如表5所示，兩國廠商都進行生產，本國福利水平降低3個單位。和前面一樣，兩國政府的干預降低了兩國的福利水平，但這對于本國政府來說還是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因為這種福利水平的降低是暫時的，經過一段時間的保護，本國廠商的競爭力會上升，能和外國廠商進行平等的競爭，所以，以幼稚工業保護理論為基礎的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政策在理論上是可行的。

三、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戰略性出口政策在理論上不僅是不可行的，而且在現實中也不會存在；戰略性進口政策的可行與否取決于對方政府可不可以采取報復手段；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政策是可行的，前提是要以幼稚工業為保護對象。由此可見，戰略性貿易政策并不像其理論模型預示的那樣在現實中有廣泛的可行性，戰略性貿易政策和其它所有的經濟政策一樣，只是當市場機制不能發揮作用時，才能被采用。

參考文獻：

第2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關鍵詞：技術壁壘 形成機制 研究

從關貿總協定發展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近50年的歷史中，各締約都在為實現WTO的貿易自由化宗旨而不斷努力，但另一方面出于保護本國或本地區的利益卻又不斷地提出各種有形的或無形的貿易壁壘。當前經過多輪談判，關稅壁壘的影響逐步減少，許多國家推出新的貿易保護措施，即非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主要包括：海關估價、裝船前檢驗、進口許可證、貿易技術壁壘、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此外還涉及到反傾銷、補貼反補貼、保證措施、政府采購等方面。在這些壁壘中，以貿易技術壁壘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最為直接、隱蔽，當前有大量上升的趨勢。

一、技術壁壘形成機制的研究意義

我國學術界對貿易技術壁壘的理解是比較一致的，即一國為了實現國家安全要求，防止欺詐行為，保護人類健康或安全、保護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護環境的合法目標，采取與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不一致的技術法規、技術標準、合格評定程序（包括對包裝、標志和標簽的要求）及衛生和動植物檢疫措施，針對一切產品，所采取的進口限制措施。

貿易技術壁壘與傳統關稅壁壘的區別主要在于：關稅壁壘實際上是一種金融性轉移，從提高進口商品價格方面削弱其競爭力；貿易技術壁壘則是從增加了出口方出口的成本來進行限制，不僅會削弱競爭力，甚至會使該國不能出口或放棄出口。

技術壁壘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使得技術落后的國家為滿足技術先進國家的標準而有壓力不斷提高本國的技術水平，具有推動技術進步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某些國家或廠商有意識地、有針對性地制定某些技術法規或標準，去限制其他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商品進口。這些技術標準和技術法規則形成了國際貿易實質性的障礙。因此貿易技術壁壘對世界貿易有很重要的影響，那么對研究技術壁壘的形成機制，及技術壁壘為什么產生、如何產生的也就顯得日益重要，研究貿易技術壁壘產生的原因和機理，能有預見性地制定合乎國際慣例和規則的技術貿易措施，從而有效地、合法地對本國經濟、環境、文化、政治進行保護。

二、技術壁壘形成機制研究綜述

關于技術壁壘的形成機制，目前國內外研究者提出的主要有兩種產生機制。

一種認為是各國技術性措施之間的差異引致技術壁壘的產生：即當各國在標準制定領域、手段、或標準具體要求上存在差異，各國合格評定程序與衛生檢驗措施存在差異可能導致重復檢驗的發生。這些差異導致了技術方面的貿易障礙。但這種形成機制分析方法的缺點是比較籠統，不能進一步說明具體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例如兩個國家技術措施存在差異可能是為了各國對產品質量要求不同造成的，也可能是為了保護各國不同的生態環境造成的。

第二種則是從政府干預的角度來分析技術壁壘形成的原因，包括經濟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動因。從經濟角度認為技術壁壘是為了解決信息不對稱、克服外部效應和公共產品供應不足而產生；從政治角度則是基于利益集團的需要來保障利益集團的利益。但《貿易技術壁壘協議》中明確提出，締約方實施貿易技術壁壘的合法目標是：“此類合法目標特別包括：國家安全要求；防止欺詐行為；保護人類健康或安全、保護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護環境。”顯然如果從政府干預的經濟和政治角度去分析技術壁壘的產生原因，某些經濟因素及政治因素有悖于國際貿易的宗旨。為了保護本國某行業利益而提出的某些技術標準，如果是不滿足TBT協議的合法壁壘要求的，那么出口國有權提出反對意見。

三、基于進口國利益保障動機的技術壁壘形成機制分析

筆者認為，技術壁壘之所以產生可以用出口國不能達到進口國關于技術方面的利益保障要求來進行解釋，這也是和TBT協議中有關宗旨、實施原則相符的。各種技術標準和要求是由進口國制定的，則產生的動因必然在進口國；出口方是被動應對的，能達到進口國利益保障要求就沒有障礙，而達不到，就對貿易產生阻礙，即成為了壁壘。因此要分析壁壘的形成機理，我們可以從進口方所要實現的動機來進行研究。

從進口國角度看，客觀上形成了壁壘作用的技術措施都會起到削弱出口方競爭力的作用，因此對維護本國企業有利，但如以此作為制定技術措施的動因是和WTO及TBT的原則相違背，不能作為合法的保障目標，因此進口國制定技術某標準必須基于一個與世貿原則不違背的合法的動機，才能作為產生新技術壁壘的合法的引發機制。

下面筆者試以進口國利益保障動機的不同來分析技術壁壘的種類.一般而言，在合乎WTO貿易規則的前提下，進口方制定各種技術措施是為了從如下幾種保障目標出發來保護本國利益：

（一）產品質量安全保障動機

國際貿易本質就是商品的交換，交換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本國能獲得最好的產品來滿足消費要求，得到盡可能多的福利。因此，首先對于要進入本國的產品本身必須有質量上的保證，如果產品質量低劣或與一般合格要求不符將使買者遭到經濟上或身體上的損失和侵害，福利減少。例如，某些歐洲國家要求面條內雞蛋含量達到13.15%以上， 食鹽低于1%，禁止添加色素等，避免食品營養不合格或對使用者產生損害。

其次，近年來貿易技術壁壘不僅對產品的最終形式有技術性要求，對產品的整個生產加工過程以及包裝和運輸技術安全保障也提出了技術要求。例如，美國對進口的水產品、果汁、蔬菜生產過程實施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HACCP）計劃，對進口水果蔬菜從種植、收獲、包裝、運輸直至銷售的全過程都進行限制，并且對水質、肥料、操作人員個人衛生及健康、倉儲、運輸、衛生也都進行全方位管理控制，以便保證進口食品的安全衛生。

對出口方來說，如果這些質量標準和要求達不到，就可能發生貿易障礙。這也就是在國際貿易中基本的技術壁壘形式，由產品的技術法規和標準產生的技術壁壘，普遍存在各行各業的貿易活動中。

（二）本國環境和生態安全保障動機

貿易與環境本來并不存在直接的聯系，但是由于貿易活動能夠把不同國家人們的需要與供給聯系起來，因而貿易活動實際上也會間接地甚至直接影響各國環境，在全球日益開放和一體化的時代愈來愈體現出來。現在國際貿易中已經采用了包括環境法規、綠色環境標志、綠色技術標準。、綠色包裝制度、綠色衛生檢疫制度等各種手段來防止進口方由于國際貿易可能遭受的環境和生態破壞。當出口國無法達到進口方這些有關環境和生態安全的要求時，便產生了綠色壁壘。隨著國際社會環保意識的不斷提高，綠色壁壘已成為TBT發展的主要方向。

（三）本國信息安全保障動機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國際貿易中對于信息技術的采用也日益增多，EDI和電子商務將是21世紀全球商務的主導模式，據美國調查公司IDC（Internet Data Center）估計，2013年全球電子商務交易額將會超過16兆美元。目前，發達國家在電子商務技術應用已經相當廣泛和普遍，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則是信息基礎設施落后、信息技術水平低、企業信息化程度低、信息不透明、傳遞不及時、不暢通等，在電子商務時代明顯處于劣勢；出口國如果信息化水平落后必然導致與貿易有關的信息的表述不銜接、不接軌，造成貿易的障礙。例如進口方要求采取網上通告、網上訂購、網上支付、網上交易等，而出口方做不到，則貿易無法進行；其次在信息安全技術方面，B2B系統需要采用嚴格、安全的身份認證技術，控制進入系統的人員（公司代表）及其訪問權限；需要對涉及商業機密的信息實現加密傳輸；還需要采取數字簽名技術保證合同和交易的完整性及不可否認性等。如果出口方不能達到以上這些標準，就形成了信息技術壁壘。這是伴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國際貿易中的新產物，若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信息鴻溝再繼續擴大，信息技術壁壘就可能成為將來國際貿易中的一個重大阻礙。

（四）規避新技術引發未知風險動機

任何新技術的出現，都具有兩重性，可以說是雙刃劍。例如以重組DNA技術為代表的轉基因技術，在為農業生產、人類生活和社會進步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可能對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產生潛在的風險，雖然潛在風險并不等于現實危險，但人類對于未知風險總是希望盡可能排除的。當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評估已經使得轉基因食品的國際貿易面臨了技術壁壘，例如歐盟認為由于歐洲公眾對轉基因食品可能危害健康和環境的擔憂不斷增長，因此，從1998年4月起歐盟暫停批準在15個成員國經營新的轉基因產品。澳大利亞于1999 年5 月13 日起正式實施《使用基因工程生產食品標準》， 對進口轉基因食品實行強制性的安全性評估。其他一些國家雖然沒有正式宣布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進行強制性評估， 但也要求出口國官方檢驗機構出具證書來說明出口食品是否是含有轉基因成份。

（五）產品合格評定的有效性保障動機

合格評定程序。指直接或間接確定產品是否符合技術法規或標準要求的任何程序。一般包括：取樣、檢測和檢查的程序；評估、審核的程序；注冊、認證、批準的程序等。合格評定程序的直接目的是通過程序檢驗來考察出口方商品符合技術法規或標準的有效性，而間接達到以上那些諸如保護產品質量和人類健康安全等利益保障目標。上世紀90年代后，許多發達國家通過對農產品、食品等進行種類繁多的產品質量認證制度和合格評定程序，如采取出口企業注冊備案制度及其他登記管理制度，加貼認證標志等措施，來禁止和限制國外不合規定的農產品進入國內市場。例如，美國要求對向美國輸入肉類產品的出口國進行每年一度的防疫體系、入港檢驗、農藥獸藥或化學殘留物的情況審查。要求農產品制成的食品、藥品、保健品、化妝品等必須經過FDA認證。

四、結論

國際貿易中，進口國之所以對進口的商品和服務進入提出各種技術標準和要求，其動機可以解釋為是為了使得本國政府及消費者有關以上各項利益能夠得到保障，從而構成了國際貿易技術壁壘的形成機制。當然，以上分類可能在實際中往往是相互交叉的，而且隨著新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其內涵也可能發生變化。

“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只要國家存在，國際貿易是不可能完全沒有限制的，可以說技術壁壘將會是長期伴隨國際貿易的一種壁壘形式，它本身也的確起到了保護進口國的各種利益和安全的作用，但不應被濫用，國際社會有必要按照TBT中實施技術壁壘的原則，合理有度地制定科學的、非歧視、符合國際標準的技術措施，既能恰當保護本國利益，同時也不給國際貿易帶來不必要的阻礙；新的技術措施一旦制定后應當按透明原則及時向締約方公布。此外，各國國情不同，發達國家作為自由貿易利益更大的獲得者，理應對發展中的成員給予特殊和差別待遇，以及適當的技術援助等。

參考文獻：

[1]王煥曦1，孫炳娜2.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形成機制與應對策略[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10，（1）：57-62

2]張海東.技術性貿易壁壘形成機制的經濟學分析[J].財貿經濟，2004，（3）： 61-65

[3]酈瞻.發達國家實施技術壁壘的成因與類型研究[J].北方經貿，2004，（10）：47-48

[4]沈曉丹.產生貿易技術壁壘的根源透視[J].政策與管理，2003，（2）：50-52

[5]Donna Roberts， Timothy E. Josling， and David Orden.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echnical Trade Barriers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echnical Bulletin No. 1876（1999）， pp. 1-44

[6]Barrett Christopher B， Yang Yi-Nung. Rational incompatibility with international product standard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54， Issue： 1， June， 2001， pp. 171-191

第3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當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體制改革以使政府保持其中性地位時，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正面臨著摒棄中性貿易政策以增加本國福利的需求。這一需求源于近年來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和體現不完全競爭及遞增的規模效益特性的模型的運用，它表明了政府在貿易政策中充當積極的角色。

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發展中國家很有可能在以下情況下恢復早先的政策：（a）如果他們認定發達國家的貿易干涉是一種變像的“使鄰國淪為乞丐”的方式從而使財富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b）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些理論上的發展為他們本身進行干預提供了根據。科魯格曼將貿易理論的發展通俗地解釋為“新貿易理論”是因為新模型為政府對貿易的干預在某些情況下有利于國家利益提供了可能。

以競爭模式為基礎的標準新古典貿易理論中鼓吹貿易政策能動主義只是將其作為糾正扭曲的一種手段。扭曲源自國際貿易或直接與國際貿易有關。這種貿易扭曲既可以是內生性的也可以是政策所致。內生性的貿易扭曲是與整個經濟相關的，在貿易活動中它是由于市場不利因素造成的。例如，出口的外部因素不完全適合于出口商時，出動就可能不會發生。在開拓國際市場，建立國家和產品的質量信譽，在外國市場上摸索經營的方法和在外國市場上尋求商品和服務渠道時會面臨這些外部因素。出動也可能由于資本市場的不完善而中止。這可能是因為出動因其最終的債務方是外國實體或者風險與貨幣的波動有關或者與在外國市場的經營有關而本身具有內在的風險。也還會出現一些其它形式的內生性貿易扭曲現象，例如，當被動接受價格的消費者和生產者沒有意識到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的市場力量時，或者，當遞增的規模收益導致產生一條非凸狀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時，就會出現內生性貿易扭曲現象。

當貿易干預自身導致偏離帕累托最優狀態時，政策所致的貿易扭曲就產生了。這種扭曲在國際貿易中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源于進口保護、外匯管制和出口征稅等的扭曲共同形成了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進口的作用。當政策制定者不能或不愿糾正這種扭曲現象時就只有政府干預才能糾正這一偏差，并以對進出口都公正的有效匯率為特征對出口和進口替代具有相同激勵作用的中性策略來消除以上偏差。這樣將可以在比較利益的基礎上發展貿易并改善經濟福利。

但新的貿易理論提供了即使沒有扭曲的情況時，政府對貿易的干預仍能改善福利的例子。考慮到這一理論內涵的重要性，本文評論了新貿易理論的觀點，并在理論和實際經驗的基礎上，評估了它們與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的相關性。

2.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提出了貿易干預的兩個論點——利潤轉移論（或稱戰略性貿易論點）和外部因素論。利潤轉移論是以許多市場上的國際競爭實質上是寡頭壟斷競爭的觀念為基礎的。在一些文獻中引用的這些市場的例子有諸如半導體、航空和生物科技產品等高技術產品市場。由于壟斷競爭的主要特征就是產品的價格高于生產的邊際成本，進口這一類產品的國家要向出口公司支付租金。這一情況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可能，因為政府可以通過改變公司的決策把生產和有關的租金轉移給國內的公司從而增加國民福利。

外部因素論認為，一些可以產生積極的外部因素的行業和公司也無法發揮它們的最佳社會效應；因此，有賴于政府的有效促進。而這一觀點一直被作為政府進行干預和提供保護的根據。

以上觀點認為，這些行業是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因此，必須是政府支持的對象。但實際上，這是非常少見的。

通過國際談判（如烏拉奎回合）以保護專利和知識產權的措施，實行慣例貿易，而研究與開發在這種保護中具有不適應性，對此，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此外，利用貿易工具如出口補貼來改變外部因素并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因為外部因素是國內的扭曲，要求使用國內的工具加以解決。有關貿易扭曲的經濟文獻明確地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最佳的政策干預就是研究與開發或生產貼補。只有當外部因素產生于出動本身而不是從生產時出口補貼才有合理性。在這種情況下，外部因素就與貿易相關，需要通過貿易手段來解決。在新貿易論的文獻中融人了外部因素就反映了普遍性的行業與貿易政策概念的混亂。因此，下面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重點放在唯一與貿易政策相關的利潤轉移論上。

a.利潤轉移論

有三種關于利益轉移論的不同形式。在最簡單的形式中，該論點主張使用關稅來抽取國外的壟斷企業在潛在的進入市場中可能享有的租金。如不存在這種潛在的進入關稅只會擴大國內外產品價格的差異，并使福利惡化。對國內公司潛在的進入市場的威脅限制了外國公司的定價反應并促使他們通過一定程度上吸收關稅來阻止這種進入。只要關稅被吸收，即使是部分被吸收，那么，價格的上漲就將低于關稅，因此，關稅收入就能遠遠補償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在特例中，當國外企業吸收了全部關稅時，租金就將在無任何額外扭曲的情況下被抽取掉。這一政策導致的結果和進口商通過進口稅行使壟斷力是一致的。這一點在商業政策文獻中已得到充分的闡述和分析。然而，它們又有本質的區別——正如在最優關稅論中所論述的那樣，租金抽取論不要求一個國家是傳統意義上的能影響貿易條件的“大”國；即使一個小國在國內市場上存在寡頭壟斷供應商時也可以利用進口稅來增加國民福利，這是在最優關稅例中不可能有的結果。

利潤轉移論的第二種形式是，對在第三市場上與一個國外對手進行雙寡頭壟斷競爭的國內企業提供貼補。第三市場的假設使得國民收益的討論僅限于生產者剩余。根據雙寡頭壟斷競爭模型的實質，由兩家廠商互相作用曲線的交點所決定的均衡產出水平，雖然就兩家總體情況而言是最優的，但就某一國而言卻是次優的。因此，貼補通過降低國內企業的邊際成本而增加了國家的福利，從而使之具有更高的作用曲線。這就使企業占有更大的外國市場份額，也增加了國內的利潤，降低了外國的利潤。扣除補貼后的國民福利隨著利潤的增加而增加，補貼本身只是一種轉移支付。這一觀點的關鍵是，補貼使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采取更富于進取性的策略，由此迫使國外競爭對手做相應的改變以適應這一情況。

這一分析在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具體內容中可以得到逐步理解。正如迪爾多夫和斯特恩所指出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扭曲現象。任何一個企業都認識到通過擴大出口所得利益會比事實上的少。”這導致了個體與社會邊際收益曲線的差異。在這種特定情況下，個體的邊際收益曲線在社會邊際收益曲線之下，因而由個體邊際收益曲線和個體邊際成本曲線的交點所確定的出口貿易額是次優的，所以，有必要擴大出口。這類差異產生于不現實的雙寡頭壟斷假設，其中每一個公司都預期另一公司的產出與本公司的產出是不相關的，而實際上模型表明兩者之間是負相關的。缺少國外生產者反響的信息是實際的扭曲。這也要求政府干預。但是，補貼盡管帶來了效益卻仍不是最好的辦法。扭曲理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政府向國內生產者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坦誠地說，政府所能獲得的信息比個人總要多些。

利潤轉移論的第三種形式就是新興工業論的新擴展。這種觀點認為，一個受保護的國內市場使得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國內廠商在規模上比國外生產者更具有優勢，并使它能夠在國內市場和未受保護的國外市場中增加市場份額，這樣就把利潤從國外轉移到了國內公司中，從而以國外福利為代價增加了國內福利。

在新古典理論中，源自公司的規模經濟就保護本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種經濟最終在公司的成熟期帶來利潤并可用來償還公司成長期內為投資所借的貸款。但在科魯格曼的例子中，規模經濟是不能由廠商自身得以實現的，因為廠商受到它在國內市場份額大小的限制。在科魯格曼的模型中，規模經濟是靜態的，隨著廠商的產出規模在一既定的時點增加而產出平均成本下降。換句話說，也就是廠商在標準的V形平均成本曲線上向下傾斜的一段內營運。

科魯格曼的靜態規模經濟模型作為一個獨立的保護幼稚工業理論是具有新意的，因為總是動態的規模經濟是以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性和外部因素為基礎的正統的幼稚工業保護論的核心。在這種動態經濟中，平均成本隨著產出增加時期的延長而降低。這里時間是關鍵，因為只有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有所認識。但是，動態經濟學可能確實是依賴于靜態經濟學的。舉例來說吧，當認識不僅是時間，而且也是市場規模的函數時，可能隨著累計產出的增加（這段時間的總產出）而提高，靜態規模經濟自身就不是幼稚工業保護論的基礎了。但在論證這種靜態規模經濟學是保護論的基礎時，科魯格曼把進口替代從國內擴大到國外，這樣就把暫時的進口保護轉換成了一種促進出口的機制。科魯格曼觀點的關鍵是已假定國內市場足夠大，能有利于假定的規模經濟的實現。

科敦指出，雙寡頭壟斷時假設關于進口保護可促進出口的假設并不重要。他引用伯塞爾和斯納普的研究表明，當存在以遞增的規模收益率為特征的國內壟斷者，他們接受世界價格（假定為小國），則關稅使歧視性壟斷成為可能使國內價格上升而國外價格下降從而促進出口（盡管這并不是社會意義上的最優）。

這樣，盡管一些有關利潤轉移的觀點出自傳統的貿易理論，但利潤轉移論的確為政府干預提供了至少兩條依據。一種是為布蘭德和斯賓塞的租金提取說為小國在其國內市場上存在著國外寡頭壟斷供應商時，利用進口關稅改善國民福利提供了依據；第二種是科魯格曼以進口保護來促進出口的論點，提出了靜態的規模經濟對于幼稚工業保護說是一種獨立的根據，但如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的，所有的利潤轉移說都遭到了激烈的批評。

b.對利潤轉移說的批判

利潤轉移說在經濟和政治經濟學方面遭到相同程度的批判。經濟方面的批判集中于模型對于競爭行為和公司數量，寡頭壟斷公司宣稱賺取超額利潤的數量，分析的部分均衡特性，對扭曲識別和對工具選用假設的敏感性。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批判集中在鑒于國外可能的報復，無效的政府干預，特殊集團利用了政策，道德公害問題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應而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范圍受到很大限制方面。

（i）經濟方面的批判

對競爭行為假設的敏感性，依頓和格羅斯曼簡明扼要地證明了這種模式的脆弱性。他們證明得出這些結果的關鍵取決于“庫爾諾特”關于每個廠商都把其它廠商的產出看作是既定的并因此選擇它們自身的最佳產出水平的假設。若轉換成伯特蘭戰略，則戰略的變量是價格而不是產出，通過使出口稅成為最優戰略能改變此種政策的結果；反之，如果雙寡頭壟斷者致力于不變的可推測量，而且每一廠商的可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為了捍衛其論點，斯賓塞提出，廠商間的競爭發生在三個階段——研究開發階段、生產階段和營銷階段，只是在最后一個階段，方可有價格的競爭。所以，對依頓和格羅斯曼的批判也只適應于最后一個階段。在最初的兩個階段是數量上的競爭，因此屬于庫爾諾特型。然而斯賓塞認為，仍可把早期階段作為目標，但是考慮到外部爭論，正如前面就外部因素問題所已經討論過的那樣，如果政策是針對早期階段的，那么，建議的只是產業政策，因為，所要求的手段是國內的工具，所以，不可能存在激進的貿易政策。

對產商數量的敏感性，狄克塞特考慮了一個更一般的雙寡頭壟斷的情況，但這是一個涉及國內市場并因而涉及與消費者剩余關系的情況。他表明只是在廠商數目不是“太大”時，才把出口補貼作為一項政策建議。但隨著國內廠商數目的增加，出口補貼的最優政策實際上會顛倒過來。這是由于國內廠商間的競爭導致了消極的金錢因素，因為每個國內廠商都考慮本身的行為對其它國內競爭者的利潤所產生的影響。這將減少它們共同帶給這個國家的全球性租金份額。當有足夠的廠商數目時，為了稅收的消極外部動機會超過為了貼補的利潤轉移動機。

正如霍斯特曼和馬克森所提出的那樣，即使出口貼補擴大了在全球市場的份額，設想的增加租金仍可能不會實現。這是因為出口貼補導致進入市場的低效從而減少了廠商的產量，使公司的平均成本曲線向上而不是向下移動，使租金也趨向于零。因此貼補收不回，生產者的超額收益率也極不可靠，國民福利也比自由貿易條件下低得多。

依頓和格羅斯曼也表示，當廠商行為具有始終如一的猜測性特征但又有不止一個國內廠商時，出口稅將通常是最優的。一致的猜測性消除了利潤轉移的可能性，這樣，剩下的可發揮作用的因素就只有國內廠商在第三市場上的競爭了，如上所述，這又會導致消極的金錢外部因素。福利最優化策略需要使用出口稅來限制出口和更充分地在貿易方面利用國內壟斷力量——這是古老的最優關稅論的復活。

關于超額利潤的大小：格羅斯曼總是就寡頭壟斷公司可賺取的超額利潤和租金的大小提出疑問。他指出，如果利潤不大，那么，作為增加國民財富的一種方法的利潤轉移的整個范圍將被大大縮小，在這種情況下只可能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

關于局部均衡的分析：當經濟干預保護理論在局部均衡內容的分析中得到擴展時，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結果可有根本的不同。促進出口論是以在本來是富有競爭性的經濟中只存在一個寡頭壟斷國內行業的模式為基礎的。當這個行業得到補貼時，它的擴展是因為其它用途中抽出資源所以沒有租金的損失。但在一般均衡情況中，一些廠商令傳統脫離廠商的行列，國內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將抬高它們的市場價格并以價格挫敗國內的競爭對手，這與著名的“荷蘭病”范例的配置效應十分類似。而且，如果有數個國內寡頭壟斷者從一個行業可獲得抽取租金的利益，這是其他行業租金的損失所造成的。這些將抵消來自出口補貼的國民福利增益。

事實上，狄克塞特和格羅斯曼已表示，當所有的出口行業處于均衡時（如面臨相似的出口市場條件，擁有同樣的生產技術，面對相類似的國外競爭程度），則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門是津貼的目標時，損失明顯地會超過收益，因此自由貿易是最優的政策。當行業處于不均衡狀態時，國民福利中會產生凈收益，這取決于在國內工業擴展時每單位稀缺資源的消耗所得到的超額利潤有多少轉移到了國內工業上。反過來，這又取決于國內外的生產技術、他們產品的替代程度、出口市場上的價格需求反應和寡頭壟斷競爭的實質。這也就意味著，對于選擇目標工業的大量信息要求，而從實踐上來看又很難得到滿足。因此，忽略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轉移和生產要素價格的相關變化，將會嚴重曲解這種模型。

關于市場失敗的辨別和工具的選擇：由于規模報酬遞增的原因，要證明貿易干預是合理的就很困難。因為這些都是廠商的內部因素，會產生什么廠商的利用規模經濟的動力與最佳社會目標不一致的問題。這只是與前面所述的利潤轉移理論中的第二和第三種形式相關。前面已經討論過，在利潤轉移的形式中較小的市場份額阻礙了規模經濟的實現。但市場份額的大小與第二種形式的模式是不相關的，不能達到規模經濟的原因在于得不到準確的信息而導致了市場失敗。這是因為庫爾諾特的純理論性和不現實性使人們放棄了正確的預測。但是，這樣并沒有給促進出口的策略提供依據。首選的最好政策，以消費者福利表示的最小成本達到既定目標的政策，不是貿易政策而是直接針對國內扭曲的國內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公開地提供市場信息。

在利潤轉移論的第一種形式即租金抽取中，利用關稅的貿易政策措施并不是最好的政策，因為，關稅擴大了國內消費者價格和國外生產者邊際成本之間的差距。最好政策是對國外寡頭壟斷者征收的最適當的一次性總付稅款和對國內消費者相等補貼的結合。這種兩面兼顧的政策實際上保證了高效率的競爭結果，又沒給社會增加任何負擔，因為，對消費者的補貼完全能從向外國寡頭壟斷者征收的稅收中獲得。

（ii）政治經濟學批判

外國的報復行為：當我們從政治經濟方面考慮時，利潤轉移的政策問題變復雜了。旨在通過讓國內廠商獲得超額收益或支持國內工業來增加國民福利的政策會引起外國的報復。這會使兩國都處于比自由、不受干預貿易條件下還要糟糕的境地，這種結果是不利的。

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這些高科技產業正如一國的疆土一樣，經常被認為是一件保護更廣闊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大事，正如制造業通常被認為是戰后發展中國家的國計民生一樣。姑且不論利潤轉移的相對優勢是否存在，外國政府的干預通常被看作是從這塊肥肉上撈取比合法市場體系保護下所得的份額更多的一種嘗試。

實際上，對于可能因遭受懲戒性報復而被排除在外的小國而言，外國報復的風險更大。請注意，正如對最低關稅論一樣，新貿易理論并不意味著增加全球的福利而僅僅只是站在本國自身利益的角度進行再分配。事實上，將從貿易中得到的收益從由市場決定的配置中轉移出來，已經減少了全球福利。

無效的政府干預：況且，利潤轉移保護論要求政府進行干預。但正如巴格瓦弟所說，政府不能只是被動的貫徹福利最大化經濟學家的思想，它應當是一個有其自身目的的自主行為者或是一個供游說者活動的市場。只要政府擺脫了溫和及被動的態度，則政府干預使福利更糟的可能性也會增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充滿了誤導的和過濫的政府干預的事例，況且，對任何政府信息方面的需要，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政府進行行業選擇時的信息需求非常巨大。尤其是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政府將比私營部門更能選擇“贏家”。

特殊利益集團左右的政策：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小而有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成本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總是過份和被誤導。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

道德公害問題：況且，政府為了履行對一激進型政策的承諾對廠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被比主動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因為，他們利用資源都沒有直接生產出產品。

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另一個政治經濟論點產生于帕累托的有效干預有不可避免的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應一般主張。出口貼補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列出的鼓勵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增加。與此相聯的另一種一般性主張，是關于貼補的資金將如何籌集以及這種融資可能產生的扭曲效應問題。這些使得貼補的有效經濟報酬率更難以實現，也更不確定。

上述批判嚴重地削弱了新貿易理論的效應并對它作為政策形成基礎的有效性提出了疑問。這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都是有幫助的。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反對新貿易理論的政治經濟論點產生了更大的效應。例如，特殊利益集團左右貿易政策的可能性與發展中國家更為有關，這是因為：1）追求租金和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活動更為有害；2）政治機構更脆弱，因而更易于屈服于此種壓力；機構安排比在發達國家更差。而且，在發展國家，政府干預的記錄特別差。由于對任何依據新貿易理論實施貿易干預進行產業選擇的政府來說，信息要求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這一過程將是低效率的和有損國民福利。

然而，仍有人看到租金抽取和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僅有效，而且具有特殊的關系。因此，下面一節將要根據此種經濟的共同特征分析新貿易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而將上述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批評擱置一邊。它表明，即使是這兩種對新貿易理論的特別見解也與發展中國家無任何關系。

3.新貿易理論與發展中國家

作為新貿易理論基礎的至關重要的市場與技術因素是否是確定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特征并不清楚。這涉及到市場結構、經濟規模、出口產品的技術特征問題。它也涉及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貿易自由化所帶來收益的程度以及源自競爭性的新古典模型針對貿易自由的政策處方是否為新的模型所改變了或加強了的問題。

a.市場結構

羅德里克提出：不完全競爭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部門較發達國家的更普遍。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文化因素與政府政策都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寡頭壟斷市場的形成。特別是在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內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進口替代政策，抵制了國外競爭的壓力。這些國家通過諸如進口配額之類的措施發展了國內的生產能力并朝著規模生產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當某公司被某行業的高額利潤和該行業的高速增長所吸引，想進人該產業時卻又被許可證的限制所束縛。發展中國家還普遍缺乏反托拉斯的政策和與之相關的措施。另外從計劃經濟大體情況來看，由于集中控制信息的需要，它的信息處理和向單個企業信息的限制也限制了各個行業企業數量的增加以使整個經濟體系便于管理。

事實上，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說明規模收益遞增與這種市場體制有因果關系。在汽車產業中一個有關規模經濟大小的有趣例子經常被引用。根據發達國家的研究，普遍認為各型汽車的有效的年最低生產規模為20萬—30萬輛。但是，發展中國家平均年產規模只在20萬輛左右。這說明了規模經濟未被充分利用。但是，這些研究并沒有考慮下列因素，如低資本密集度，低水平的生產技術，很低的研究開發費用和廣告促銷費用以及車型的較長流行時間。在一些高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固有的規模經濟沒有顯示出它們在這些產業中的國家比較利益是隨著產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實上，對這些產業國內資源成本計算的結果表明它們高于交換比率（即生產價值1美元的進口替代產品所使用的國內資源高于生產1美元價值進口品使用的國內資源）。此外，規模經濟的發揮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生產技術，發展中國家具有低勞動成本的優勢，因此傾向于采用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克魯克在她對印度汽車工業的研究中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被她采訪的制造業者認為沒有任何規模經濟可以發揮。

關于新貿易模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關鍵問題不在于市場是否僅僅具有壟斷性，而在于寡頭壟斷的特征是否源于規模經濟。畢竟，規模經濟使壟斷性公司在生產增長時顯著地降低了平均成本。從而，他們獲取了大量的全球性利潤。在這個方面，從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證據很明顯不能提供充分的佐證。

b.經濟規模

由于多種原因，發展中國家小的市場規模使其戰略性貿易政策成為不相關的因素。首先，小規模的國內市場阻礙了規模經濟在國內市場的發揮，也使克魯格曼的進口保護出口促進論與此無關。

其次，正如克魯格曼所言，小規模降低了發展中國家政府作出戰略決策的能力。這是因為小國家并不是典型的全球性產業的聚集地，通過戰略決策獲得其“租金”是新貿易理論的焦點。即使一些全球性的產業以一個小國為基地，由于其本身的小規模將削弱這個國家扮演一個可信的第一推動者的能力。

第三，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也易于招致外國的報復和蒙受更大的損失。盡管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將事實上使大國對之作出更多讓步和大國對小國家基于同樣理由報復的可能更小。但歷史上有許多強者欺壓弱者的例子。我們注意到，在20世紀70—80年代，西方發達的大國家就采用反傾銷稅來對付發展中小國，而最近這又被美國照搬作為其報復性貿易限制的威脅手段來解決美國與歐共體在公共采購政策方面的爭端。這個例子強有力地說明白了大國有可能對小國進行懲罰性報復即殺雞警猴，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報復對大國的利益影響甚小，更重要的是報復其他大國可能會導致兩敗俱傷。任何報復對小國來說都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為他們狹小的市場規模使其對進入國外市場的要求十分強烈。

c.出口商品技術特征

發展中國家反映其比較利益的出口產品是典型的資源與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這些產品的技術很少遵循遞增規模收益規律。而且，發展中國家不出口高技術產品，他們研究開發活動中溢出知識被戰略性貿易理論引用為引起干預的重要原因。上表顯示了1970—1989年世界高技術出口產品的份額分布情況。歸為其他類的發展中國家在1988—1989年期間至多只占世界高技術出口產品份額的6％。既然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利益不在高技術產業，則他們把全球利潤轉移給自身的范圍就非常有限。

1970—1989年世界高科技產品出口份額分布

國家1970－7373－7676－7979－8282－8585－8787－89

經合組織95.5793.9391.5288.7986.8085.3083.64

新興工業化

國家和地區1.302.283.184.066.057.568.76

其它2.693.364.435.235.986.146.27

克魯格曼認識到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的技術特征與新貿易理論模型的要求不相符合。但是他認為：盡管初級產品的生產本身與規模遞增效益并無直接影響，在諸如港口、倉庫、運輸設施等與初級產品出口相關的基礎設施提供方面都能戰略性地利用貿易政策。他指出，由于其它國家不實行積極的貿易政策，哪怕是一點點的投資津貼也會帶來可觀的比較利益。但是，是具備有效生產規模的出口基礎設施的提供相對于一個小國來說太大，還是相對于這些產品的世界市場規模而言所導致的規模經濟效益如此重要以致對本國出口決策產生著重要影響，對此，一直未有充分的證據。后者如果確實的話，將實際表明出口格局不是由產品的比較利益所決定的，而出口是由的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所決定的。而且，遞增規模收益率最初來源于生產技術水平的本質而不是取決于出口基礎實施，這和高技術行業中資本成本和研究開發費用的關系類似。

d.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收益

當因受到新貿易理論鼓舞發展中國家采取積極的貿易政策的行為由于上面論點而受到嚴重影響時，不完全競爭世界采取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傳統的計算貿易收益的“三角形”，是以競爭性的新古典模型為基礎依次列了GNP的0.5％至2％數值。但是哈里斯估計在不完全競爭模型中加拿大的靜態長期貿易收益8％—12％。理查森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是自由貿易而不是政府對本國制造商的刺激性干預所導致的貿易收益比完全競爭條件下獲得的收益高出1—2倍。以上結果證明了自由貿易是唯一與發展中國家相關的。這特別重要，因為新貿易理論被斷定損害了為貿易自由化所提出的新古典處方，許多發展國家在熱衷于保護主義政策幾十年后，開始轉向貿易自由化。

第4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1.進口制度

(1)關稅減讓與關稅免除

關稅減讓是入世承諾的重要之一。根據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的關稅減讓表，我國加入WTO后的關稅總水平將由2001年的14%降至2008年的10%，其中品平均關稅水平由13%降至9.2%，而且98%的工業品關稅減讓將到2005年結束。關稅減讓幅度較大的工業品主要有：汽車的平均關稅從80%-100%削減至2006年中期的25%；紙制品平均關稅從15%-25%降到7.5%；化學品和鋼鐵的平均關稅分別從14.7%和10.3%減至6.9%和6.1%。另外，中國自入世之日起即加入《信息技術協議》，并根據該協議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包括機、通信設備、半導體在內所有ITA產品的關稅。同時，中國承諾遵照"GATT1994"的相關規定，將進口的其他稅費約束降為零。在關稅免除方面，除依照國際慣例和《中國海關法》對特定貨品進口給予關稅免除之外，原本針對國有、外資企業及非盈利實體的關稅減免在最惠國待遇的基礎上適用。

(2)非關稅措施與進口許可程序

根據中國入世議定書附件3，到2005年，我國將取消400多個稅號的進口配額以及許可證、特定招標等其他進口數量限制，涉及到汽車、家電、天然橡膠、化肥、感光材料等主要工業品，而且在過渡期內，相關產品的進口配額將以約15%的年增長率遞增，直至配額取消（見表1）。對于過渡期內實行進口數量管理的上述產品，其配額的分配標準、分配時間以及許可證的獲得和展期等，將按照WTO《進口許可程序協定》的有關規定執行。同時，我國承諾在保留國營貿易的條件下，提高進口許可程序制度的透明度及其額外信息披露的非歧視性。

表1 加入WTO后工業品非關稅措施取消時間表

配額類別

單位

最初配

年增長率

取消時間

額量／額

1　成品油

百萬噸

16.58

15%

2004年

2　氯化鈉

百萬噸

0.018

15%

2002年

3　化肥

百萬噸

8.9

15%

2002年

（部分加

入時）

4　天然橡膠

百萬噸

0.429

15%

2004年

5　汽車輪胎

百萬美元

0.81

15%

2002年

（部分加入時

或2004年）

6　摩托車及其關鍵件

百萬美元

286

15%

摩托車2004

年，零部件

2003年

7　汽車及其關鍵件

百萬美元

6000

15%　 小轎車2005

年，其他

車2004年

關鍵件加入

時或2003年

8　空調器及其關鍵件

百萬美元

286

15%　加入時或20

02年

9　錄像設備及其關鍵件　百萬美元

293

15%

2002年

10　錄音、錄像磁

帶復制設備

百萬美元

38

15%

加入時或

2002年

11　收、錄音機及其機芯　百萬美元

387

15%　 　2002年

12　彩色電視機及顯像管　百萬美元

325

15%　 　加入時

或2002年

13　汽車起重機及其底盤　百萬美元

88

15%

2004年

14　照相機

百萬美元

14

15%

2003年

15　手表

百萬美元

33

15%

2003年

資料來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文件導讀》，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頁。

(3)國內稅對進口產品的適用

入世后，我國將保證對進口產品和服務征收國內稅費的有關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符合WTO的義務，并對其實行非歧視性待遇。

(4)其他進口管理制度

加入WTO后，我國將根據烏拉圭回合達成的《原產地規則》、《1994年海關估價協定》、《裝船前檢驗協議》、《技術性貿易壁壘》、《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關于實施GATT1994第6條的協定》（《反傾銷協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及《保障措施協定》等法律文件，全面清理、修改、制定相關的進口管理法規，使其與我國承諾的WTO義務保持一致，并確保這些法規的目的僅限于維護國內企業和產業的合法權益，協調與WTO成員的正常貿易秩序，而不是將其作為進口的障礙，或追求與WTO宗旨相背離的貿易目標的工具。

2.出口制度

(1)出口稅費、出口限制及出口許可程序

我國除將繼續對包括鎢礦砂、硅鐵及部分鋁產品在內的84個稅號征收出口稅外，其他絕大部分產品不征收出口稅。另據《外貿法》及有關國際公約，我國對部分農產品、資源性產品、化學品實行出口限制，并進行出口許可證管理。但自加入時起，這些限制措施將符合WTO相關協定和《中國入世議定書》的要求，并每年向WTO通告現存的出口產品非自動許可限制，除其中的合理措施外，其他限制將逐步予以取消。

(2)出口補貼

加入WTO后，我國將終止現行以出口實績為依據的出口補貼計劃，取消包括各級政府給予出口企業優先獲得外匯和低于市場實績利率的出口信貸等出口補貼措施，停止用于出口補貼的額外支出，也不再提供其他利益支持。對于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和議定書允許的補貼，將及時通知WTO有關機構。

(3)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約束與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

WTO成員對我國出口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時采用第三國替代價格的做法，將在入世后15年內完全取消。但過渡期內，除非中國企業能夠證明其出口產品確實是在市場條件下生產的，否則WTO成員仍可用替代價格計算該產品的傾銷幅度。另外，當中國產品出口規模急劇擴大，進而對WTO成員的國內市場和產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時，WTO成員可啟用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終止侵害，維護本國市場秩序和企業利益。在該機制下，如果經雙方磋商達成一致，中方應自行采取補救措施；但一旦磋商失敗，成員方的單邊限制措施則必須滿足WTO一系列條件和規定，并需進行公告。

3.貨物貿易的經營權與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

(1)貨物貿易的經營權

根據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的有關內容，入世后，我國將承認每個中國企業（法人而非人）擁有進出口貿易的經營權（非國內分銷權），并在3年內取消貿易權的審批制度，同時取消申請和保留貿易權的一系列限制條件，包括任何涉及出口實績、貿易平衡、外匯平衡及以往經驗的要求。貿易權的獲得將實行國民待遇原則，全資中資企業經營進出口業務的最低注冊資本在過渡期內逐年降低，加入第一年降至500萬元，第二年300萬，第三年100萬元，以后取消審批制度；外資占少數股權的合資企業加入后第二年放開貿易權；外資占多數股權的合資企業第三年放開貿易權。

鑒于WTO承認國營貿易企業的特殊權利，同時又限制這種權利的使用范圍，經過談判，我國入世后保留了對糧食、棉花、成品油、化肥和煙草等8大類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宗商品進口，以及茶、大米、鎢及鎢制品、煤炭、成品油、絲等商品出口實行國營貿易的權利。除上述實行國營貿易的商品外，我國還在過渡期內保留了對天然橡膠、木材、膠合板、羊毛、腈綸、鋼材等商品實行指定經營的權利，但指定經營的期限僅為3年，以后將取消這一制度。

(2)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

入世后，服務貿易的開放將是對外開放的重點領域。但相對貨物貿易來說，服務貿易的總體開放程度較低，市場準入的限制較多。電信、銀行、保險、證券、音像、分銷、批發、零售、咨詢等行業的開放除有一定過渡期安排外，這些行業外資進入和相關服務品的進出口還要受到股權比例、經營范圍及數量控制等限制。為推進上述領域的開放，我國將對承諾開放的服務貿易及其產品實行透明的許可程序和符合WTO要求的規范管理。

4.貿易制度的實施及相關WTO基本原則與普遍適用

(1)貿易制度的實施

中國入世的法律文件適用于整個關稅領土。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實施有關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以及外匯管制的所有政策法規時，必須采取統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任何涉及國內特殊經濟區的法規都應向WTO通告，并遵守非歧視原則。同時，建立相應機制和公正獨立的機構，以確保外經貿法規的透明度以及針對貿易法規的司法審查得以順利實施。

(2)非歧視原則

除了議定書規定的例外，我國入世后將在貨物進口稅、國內稅、生產要素的采購、產品銷售條件、基礎設施使用等方面，給予外國企業及其產品不低于本國同類企業和產品的待遇。

(3)與貿易有關的其他國內政策

在運用產業政策促進本國產業成長方面，我國入世后保留了地方政府對虧損企業的補貼、各類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造補貼以及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優惠，同時保留的還有對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貧困地區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現行優惠政策、出口產品的關稅和國內稅退稅、企業關稅和進口稅減免、國家政策性銀行貸款等約20個補貼項目。另外，我國對重要產品和服務將繼續實行國家定價和政府指導價，前者涉及的產品和服務主要有煙草、食鹽、藥品、民用煤氣、電力、自來水等；后者包括糧食、棉花、成品油、化肥、運輸和醫療服務等。

(4)貿易政策審議及過渡性審議機制

我國加入WTO后8年內，WTO相關委員會將對中國和其他成員履行WTO義務和實施加入WTO承諾情況進行每年一度的審議，審議會在中國入世后第10年終止。此間，我國有權利就其他成員履行義務的情況向委員會提出置疑，并要求其履約。

二、我國現行進出口制度存在的主要

我國現行進出口管理制度的確立是2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期間經歷了下放外貿經營權（1979-1986年）；推行外貿承包制（1987-1990年）；取消外貿財政補貼、進一步完善承包制（1991-1993年）；實行匯率改革、取消承包制、加強外貿宏觀管理（1994年至今）四個主要階段，走出了一條從高度集中、國家壟斷的外貿統制管理向市場體制過渡并逐步與國際貿易通行規則接軌的艱難之路。這一系列積極有效、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不僅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而且還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加入WTO掃除了體制上的障礙，成為世貿組織接納的有力砝碼。

盡管我國外貿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現行進出口制度與WTO規則和中國入世議定書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存在諸多不適應之處及自身的矛盾和問題。

1.外貿領域的市場化和開放程度仍然偏低。雖然我國相繼放開了生產性、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和科研院所的自營進出口權，但企業進出口權的獲得仍需要外經貿部統一批準。同時，近年來我國關稅水平不斷調低，但以配額和許可證為主的非關稅措施還繼續存在，配額和許可證的發放與管理仍帶有明顯的計劃色彩，對國有外貿和生產性企業實行一定的政策傾斜，這些做法無疑背離了世貿組織有關外貿經營權和進出口許可的規定以及非歧視性的原則。與貨物貿易相比，服務貿易的開放更是相對滯后，部分服務行業的市場準入限制較多，入世準備不足，應對措施不夠及時充分。

2.外經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與WTO公開、透明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國進出口管理工作主要由外經貿部負責，但海關、經貿委以及相關的行業主管部門也不同程度地參與，造成政出多門，不少政策規章缺乏有序銜接，連續性和穩定性較差，且政策傳遞效率較低。各主管部門之間協調不利，政府與企業之間因缺少有效的反饋機制而導致信息溝通不暢。這種狀況顯然無法滿足世貿組織對貿易法規的公開性和透明度要求。

3.國家對企業的行政干預和某些優惠政策與世貿組織的規則不一致。我國各級政府對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行政干預至今仍普遍存在，企業投資、融資、擔保、債務、資產重組、國際市場開拓等經營決策行為還不具備完全的自主性。另外，以往我國對出口企業的各種激勵措施包括優惠信貸和稅收減免主要以出口實績為依據，這類措施也屬于WTO禁止或限制的范圍。

針對這些矛盾和問題，我國在入世前后的一段時期內，加快了進出口管理體制的改革，包括改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為登記制；進一步降低外貿領域的進入門檻；進行機構調整，在外經貿部下成立WTO后，專門負責與世貿組織的協調及相關法規的運行；清理、修訂現行規章。截止2001年12月，僅外經貿部就新制定部門規章1個，修改部門規章和文件12個，廢止356個。國務院也相繼頒布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和《保障措施條例》，為入世后反傾銷等貿易糾紛的處理提供了依據。但鑒于加入WTO對我國外經貿領域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僅對現行進出口制度做局部或臨時性的修補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立足于我國對外貿易的長遠發展，對我國的進出口制度進行全面調整，構建與WTO規則相吻合的新型外貿體制，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發展的新形勢。

三、加入WTO后我國貿易制度的調整與重構

傳統的貿易政策大致可分為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兩大類，這兩類貿易政策之爭一直貫穿在幾百年國際貿易與實踐的發展過程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加劇，建立在競爭優勢基礎上的戰略貿易理論及其相應的管理貿易政策開始被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所接受，這種管理貿易政策兼有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兩者的特點，突出了對外貿易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主張國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對外貿易，并通過廣泛參與雙邊、多邊的國際經濟合作和協調各國的經濟貿易政策，增強本國在國際談判中的博弈力量，維護、提高本國企業和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從WTO的基本規則和運行機制可以看出，盡管WTO以自由貿易為宗旨，但同時它又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組織，允許成員在其規則下，對貿易和國內產業成長進行有限但有效的扶植和管理。因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WTO制定的組織框架和各種協議規則也是“被自由貿易之皮，行管理貿易之實”。

從全球范圍內管理貿易政策的實踐效果來看，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普遍采用了這一政策體系；而受制于有限的國內市場容量和弱小的高新技術產業，使得戰略貿易理論和管理貿易政策在發展中國家較少。但我國作為部門較為健全、制造業生產和出口能力不斷擴張的發展中大國，部分行業的規模經濟已經或正在形成，有條件實行促進產業競爭的進出口管理體制。

中國加入WTO后，雖然分享了多邊貿易體制帶來的各種權利，但也必然需要承擔相應的義務。伴隨著國內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和貿易壁壘的拆除，國內工業將直面國際競爭的巨大壓力，而在出口激勵手段受限的情況下，國內高技術產品出口也必將遇到一定困難。因而，盡管在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工業發展的比較優勢仍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以及中等技術的加工制造業。但若要從根本上增強中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實行純粹的貿易自由化戰略將很難滿足中國工業化和化的中長期目標；而著眼于形成動態比較優勢和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在WTO規則下，實施有管理的貿易自由化戰略則是我國的現實選擇。這一戰略的核心在于低程度的產業保護、靈活規范的進口限制和溫和的出口鼓勵政策相結合，強調政府對結構調整的積極干預，通過綜合運用WTO允許的關稅、反傾銷與反補貼、保障機制、政府采購、合理補貼、國內競爭法規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使我國總體貿易制度的定位趨向中性化，具體政策手段趨向彈性化、柔性化。今后，我國對現行進出口制度的調整與重構應循著這一戰略思路，在WTO規則框架下展開。

1.積極參與WTO多邊貿易談判和區域經濟協調，改善我國對外貿易的總體環境。加入WTO并不僅僅是被動接受其規則約束，還意味著獲得了參與規則制定的機會。隨著中國貿易大國地位的日益鞏固，我國在WTO的談判聲音必然越來越響亮，因而應充分利用WTO這一國際對話平臺，變以往對國內產業以守為攻、高筑壁壘的保護方式為以攻為守，在多邊談判中，主動緩解競爭壓力，為本國爭取更有利的貿易條件。同時，在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趨勢不斷增強的情況下，我國應本著的原則，積極推進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以消除區域內的貿易障礙，提高區域貿易的互補性，為我國企業創造良好的貿易環境。

2.全面清理、修訂進出口政策，增強貿易政策的透明度。入世后3-5年內，我國外貿管理部門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對照WTO規則和我國入世議定書，對現行進出口制度進行全面清理、補充、修訂，使其盡快符合WTO透明、公開、非歧視性等要求，將改革后的制度在國內統一實施，并接受WTO相關機構的審議。

3.根據WTO規則，實行主動靈活的進口管理和產業保護

(1)優化關稅結構，逐步縮減關稅手段的運用范圍。為提高對本國工業制成品的有效保護程度，我國應在WTO允許下，實行瀑布式的關稅結構，使關稅稅率隨著產品國內加工程度的深化而上升，即對初級產品、中間品的進口免稅或征很低的關稅，而對最終產品征收較高關稅。為此，中國在入世后的新一輪關稅減讓談判中，可在輕紡產品、中間品的關稅上做較大減讓，以換取對汽車、化學、機械等最終產品較小的減讓。同時，在逐步縮減的關稅運用空間下，取消不規范的關稅減免，縮小名義關稅和實際關稅的差距。

(2)加強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調查實施能力。入世后，為應對進口產品急劇增加和國外企業的不正當競爭，我國可利用WTO《反傾銷協定》、《反補貼協定》和《保障措施協定》的有關規定，終止其對國內市場的侵害，維護相關產業和企業的利益。，我國已經頒布了有關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法規，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還需改進進口產品的傾銷幅度、補貼性質、給國內產業造成的實質損害程度等的認定技術，完善相關的調查、裁定、磋商和執行程序，以充分體現這些措施的效力。

(3)運用國內法保障國內產業。我國入世后迫切需要形成完備、嚴密且與WTO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和市場規范，盡快制定《并購法》、《反壟斷法》以及統一的產業技術標準，充分發揮政府采購對產業成長的促進作用，在限制國外企業的市場力量的同時，規范國內企業的競爭行為，提高其整體競爭力。

4.采取柔性化的出口鼓勵措施。在WTO下，今后我國鼓勵出口應圍繞著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采取更有彈性的、溫和的制度設計。

(1)調整出口補貼的方向。WTO并非完全排斥補貼，其允許的補貼主要有可申訴補貼和不可申訴補貼兩大類。除了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可保留的補貼外，在可申訴補貼方面，今后可以采用為解決大企業長期發展的一次性補貼和對中小企業的政府債務免除等方式；對于不可申訴的補貼，在WTO規則下，用于R&D的補貼潛力最大。因此，我國應將出口補貼的重點轉向產品價值鏈的研發環節，調整現行的科研和技改政策，把對出口企業的扶植集中到符合WTO規則的R&D補貼上，推進國內企業的技術和產品創新，促使我國產業獲得動態的比較優勢。

(2)加強宏觀調控，進一步整頓出口秩序。部分出口企業只顧眼前利益，在國際市場上削價競銷是我國出口產品近年來屢遭國外反傾銷的主要原因之一。為此，外經貿管理部門應積極進行宏觀調控，加快建立市場經濟的價格運行機制，盡快形成與國際接軌的價格體系，從而使國外在反傾銷中對我國實行的各種歧視性政策失去依據，同時加強對出口企業的協調管理，進一步整頓出口秩序，避免因出口企業低價競銷而引發貿易摩擦，導致出口市場和效益的流失。

(3)強化中介組織的功能，為出口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加入WTO后，我國企業對相關政策咨詢和法律援助的需求越來越大，為外經貿中介協調機制的運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相應地，外經貿各商會和行業協會的協調指導和咨詢服務作用日益重要。因此，應提高現有行業協會的服務功能，建立和完善涉外的律師、、審計服務體系，同時加強外經貿管理部門及海關、外匯、保險、銀行、商檢等機構的化建設，為出口企業提供全方位、高效率、規范化的服務。

【】

[1] 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結果：法律文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導讀[M].人民出版社，2002.

[3] WTO與中國工業競爭力問題[R].中國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報告.

[4] 王允貴.入世后中國出口貿易面臨的制障[J].國際貿易，2001，(1).

第5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傳統貿易理論假設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各國間進行自由貿易，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關稅、進口限額等保護貿易或限制貿易的政策持否定態度，它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按照李嘉圖的學說，各國都應該致力于自身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交換自身相對劣勢的產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各國應該出口那些使用本國密集要素，進口那些使用本國非密集要素的產品。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

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新的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產業內貿易量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作用空前加強等現象，這些都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于是新的貿易理論隨之產生。新貿易理論對前者進行了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新貿易理論提出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

以上兩種理論歸結到國家外貿政策上就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政策，對這兩種政策國內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傳統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不切實際；另一種則恰恰相反。下面筆者將從他們的觀點出發，結合我國實際來分析著兩種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

一、主張傳統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我國現階段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條件，戰略性貿易政策在我國不樂觀

1、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應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重復生產，地理集中度偏低，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

2、戰略性貿易政策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首先，將扭曲微觀經濟主體。我國許多重要行業多屬國有企業，企業在內部轉制中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還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缺乏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對其進行扶持反倒會使其依賴性增強，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占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

3、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

4、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

（二）傳統的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

1、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如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和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國出口額為11，036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62.9%。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須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2、我國出口商品更多地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控制能力差。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且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但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們的比較優勢。

3、當前世界經濟正趨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特別是WTO的加入，各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正逐步取消，順應這股國際潮流，才會有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

二、主張新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且許多假設與現實不符

1、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外貿條件惡化，比較優勢陷入低水平循環的陷阱。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將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對這樣的情況應該積極改變外貿條件。

2、由于主流貿易理論的諸多基本假設與現實嚴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釋世界貿易中的如下現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謎展現的美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實證分析與該理論不符；其次是國際貿易伙伴結構揭示出的國際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而非在要素稟賦不同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最后是國際貿易內容主要是資本品與資本品之間的貿易而非資本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貿易。而新貿易理論恰恰可以解釋這些現象，從而可以為我國外貿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理論依據。

（二）新貿易理論、特別是國家干預的政策可以為我國經濟水平提高發揮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實現產業高度化。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兩者的產業結構級別通常不同）的競爭優勢是由產業級別決定的，兩者間的貿易越自由對發達國越有利，而同產業結構的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則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并不會使某國自然具有競爭優勢，所以政策主張傾向于干預。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減少管制，促進自由貿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種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的形成正掀起為保護正言的逆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可以從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得到啟示：接受現有國際貿易格局的產業發展政策會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一種低水平增長，并且在國際貿易利益這塊日益膨脹的“餡餅”中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小；干預的貿易理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國市場，開拓國外市場。首先，“戰略性貿易政策”框架內的多種貿易干預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增加本國企業成本競爭性；其次，出口補貼可降低本國企業的成本，增加其市場份額和利益；最后，通過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緊密結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術機會和外在型產業的發展。

三、這兩種貿易理論在我國目前都有其適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出口自身相對優勢的產品，這是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所在，我國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遵循這一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優勢，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就這方面而言不是新貿易理論可以替代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我國的對外貿易目標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擴大開放和擴大對外貿易中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

任何國家的貿易比較優勢和貿易比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原因是一國的生產結構類型和貿易結構類型在不斷逆轉。這種貿易結構類型逆轉的速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階梯中有相對的位置。如果一個國家不能適時地完成生產結構類型和貿易結構類型的逆轉，或者貿易結構類型的逆轉滯后于生產結構類型的逆轉，那么它將處于貿易比較利益的劣勢地位。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可能也不應該靠自身的貿易比較利益來改善自身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發地完成動態比較成本優勢和貿易比較利益地位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結合。對此，我國應該正確把握國際經濟的變化趨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運用國家干預力量扶植和促進重點產業發展，開發新的比較優勢；同時，利用國際投資及采取相關政策來促進自身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類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化，才是取得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利益地位的必要條件。

（二）新貿易理論強調貿易利益不僅來自比較利益，而且來自對外開放產生的規模經濟和技術外溢效應，這對我國外向型發展戰略的確定，有著重要的理論啟示和政策意義。

1、我們應該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貿易自由化也是傳統貿易理論所倡導的。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需求會增加，企業生產規模就會擴大。由于生產處于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使產品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和國內市場上都增加了競爭能力。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推進貿易的自由化進程，不僅要看到國際貿易帶來的直接利益，更應看到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所能帶來的技術外溢和邊干邊學的效應。不能把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看作是一種“入世”的代價，是為了獲得某種權利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

2、新貿易理論中關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的不確定性能給我們一些借鑒意義，尤其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具有指導價值。由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是不確定的，一國政策就能夠根據自己的經濟目標，通過適當的干預，較靈活地調整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生產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從而達到調整產業結構、保護幼稚產業的目的。例如，我國有13億人口，汽車工業市場潛力很大，發揮規模經濟的潛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導產業向規模經濟方向發展應是我國保護和發展汽車工業的主導措施。

第6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關鍵詞： 重商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積極影響；消極影響；政策建議

一、簡述重商主義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

重商主義思想最初發源于英國，萌芽于14世紀，產生于15世紀，全盛于16、17世紀。重商主義以16世紀中葉分為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無論早期還是晚期重商主義，都把貨幣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態，把貨幣多寡作為衡量國家富裕程度的標準，都強調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重商主義為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促進了西歐國家經濟發展，引起世界社會發展的重大變化，對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重商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縛，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與發展；其次，重商主義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積累了資本，為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次，重商主義思想不但促進了近代西歐民族國家興起，而且促進英、法、美、德、俄、日等名族資本主義國家的先后崛起，并成為20世紀的主要發達國家；最后，重商主義思想影響下，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干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西歐國家發展到一定規模，為提高經濟效益、減少交易成本國家就需要政府干預經濟。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不僅是企業的貿易活動，而且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安全與穩定，這就需要國家制定適當的對外貿易政策。

二、中國式“重商主義”

（一）中國式重商主義架構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擴大開放方面采取了廣泛的措施，實行了外貿“獎出限人”、資金“寬進嚴出”和產業“填平補齊”的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并逐漸演變為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式“重商主義”戰略。這一開放模式，通過資本控制、出口導向、稅收及準財政激勵、固定匯率及強制結售匯四大支柱的國家干預手段，發展對外貿易和推進工業化，以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四大支柱的政策背景及特點表現如下：

1.出口導向。由于中國國內潛在市場較大但內需相對較小，低成本勞動力豐富但資源與技術短缺，加上政策的傾斜，形成了進口以資源、中間品和資本品為主，出口以中低檔消費品、加工貿易制成品為主的貿易模式，出口大于進口，從而維持了較高的貿易順差。

2.通過稅收、金融等準財政激勵刺激出口，通過產業、關稅或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我國長期以來通過出口退稅（1985年起實行）、對外貿企業實行虧損補貼、出口信貸補貼等金融財稅政策鼓勵出口。

3.固定匯率及強制結售匯制度。從1994年1月開始，中國一次性匯率貶值，并將對美元的名義匯率長期固定在8.27 的水平。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減輕了進出口風險。2005年7月21日起，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上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2%，此后緩慢升值。同時，為配合固定匯率制度的施行，國家還實行了居民對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的兩級強制結售匯制度，嚴格限制私人部門用匯，將外匯牢牢地控制在國家手中，從而有助于穩定貨幣。

（二）中國式重商主義的積極影響

1.直接導致了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外匯儲備累積。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自90年代后出現了雙順差，，至今仍在持續，并且經常項目順差近幾年增長迅猛。

2.使中國在近10多年的時間內保持了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宏觀格局。90年代中期后，由于新重商主義及其配套改革的施行，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本在高位運行，而CPI 卻在低水平運行，造就了一個平穩增長的奇跡。

（三）中國式重商主義的消極影響

1.FDI的快速流入，盡管有助于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但也造成了中國的內、外資兩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發展極其不平衡的問題。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資金、勞動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大量加速流人東部沿海地區，中國的地區差距不斷擴大。

2.數量型擴張的貿易模式有著較大的負面影響。90 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出口與進口相對價格出現下降卻帶來貿易收人上升的現象，說明中國的貿易模式是一種簡單的“數量型擴張”。這種貿易模式，盡管在一定時期內解決了就業，拉動了經濟增長，但其長期的負面影響也不能忽略：引致貿易爭端。中國作為最終產地承受了美國、歐洲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壓力，據WTO統計，中國在近10年已連續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在國際制造網絡中，我國事實上處于比較優勢階梯的下端，只能出口技術含量低、竟爭激烈、低附加值的商品。加工貿易模式下，不僅重要的核心技術難以得到發展，還將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留在國內，影響我國長期國家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因而，數量型貿易增長模式及相關的新重商主義政策需加以改進。

3.經濟穩定受到挑戰，貨幣政策面臨困境。隨著雙順差激增，當前中國外匯儲備已約占GDP的2/5、貨幣供給量M2 1/4 左右，市場流動性開始過剩，并在近期表現為國內外投機性資本的涌動，資產價格和物價開始上漲，出現了“雙膨脹”格局，經濟穩定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而面對資產價格和物價上漲趨勢，央行還只能較多地依賴數量型干預，謹慎使用傳統的利率調控手段。既要穩定匯率，又要控制通貨膨脹；既要兼顧經濟增長，還要顧及外匯儲備損益，中國貨幣政策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三、政策建議

1.重視進口，平衡貿易進出口，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國內經濟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試圖依靠出口來拉動經濟將越來越難，中國必須通過對內發展、拉動內需來推動經濟發展國民儲蓄應該投入收益率更高的國內人力和物質資本。

2.提高環境成本，改變出口模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我國目前還是靠資源來換取技術和服務產品的出口模式這種貿易出口中，初級產品與工業產品之間存在著價格的剪刀差，初級產品國家要以更多的勞動和資源換回所需的產品。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及時改變這種貿易結構狀況，長此下去就會導致資源枯竭。這種資源型的出口已經使非洲一些國家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我國應避免類似情況重演。

3.擴大內需，升級消費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沒有國內需求的啟動，中國就難以改變歷時已久的外向型經濟。內需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升級，一方面能夠帶動企業進行研發和技術革新以調整產品結構；另一方面使得企業通過大規模生產降低成本成為可能，從而在出口市場上形成競爭力。同時，內需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升級還能夠擴大進口，有利于貿易平衡。

參考文獻：

[1]李志傳.中國外匯儲備增長與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0.

[2]程莉.重商主義影響下的中國經濟貿易中若干問題之反思[J].經濟師，2009，04：55-56.

[3]李新寬.重商主義概念辨析[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4：137-141.

[4]梅俊杰.重商主義與中國經濟再平衡[J].學術月刊，2011，06：80-85.

[5]段迎暉.叩響現代社會之門的重商主義[J].江淮論壇，2006，02：34-40.

第7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一、國際貿易政策理論與現實

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交替發展的歷史。一國不同時期采用的貿易政策，往往取決于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標：當一個國家經濟穩定增長，貿易交換的商品具有比較優勢，并對經濟發展起促進作用時，就會倡導自由貿易政策；而當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與工業化發展之間出現矛盾時，必然轉向保護貿易。

自由貿易政策主要基于傳統的比較利益理論，并隨著世界經濟和國際市場供求關系的不斷深化發展和層次上的變化而產生了新的理論基礎。如從需求角度解釋貿易發生的重疊需求理論，從供給角度的規模經濟、差異產品和不完全競爭來闡述的國際貿易新理論等。而保護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首先取決于政府要保護的目的，其理論基礎包括早期的重商主義、李斯特的幼稚產業保護、凱恩斯的超貿易保護觀點，以及在新的市場競爭條件下的戰略性貿易保護理論等。其次，根據政策目標選擇適當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的趨勢，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對各國實施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明顯抑制作用，當前新的貿易政策措施層出不窮，并成為實現政府政策目標的工具。最后，這些政策措施實施的效果是否達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標，從而成為繼續或將來實施的依據。

我國改革開放至今，對外貿易經歷了由國家統一經營、國家管理經營到放開經營的過程，貿易開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推動下不斷深化，但是，國際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卻在自由化進程中更加激烈。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拉動了經濟的總需求；另一方面與我國主要貿易對象――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凸顯出來，而這一變化是與我國改革開放后不同階段的發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調整分不開的。在我國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迅速增長而引起的貿易沖突加劇，勢必影響到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當前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必須注意保留貿易平衡政策運用的空間。

二、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階段發展及其效果評析

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離不開我國改革開放總體經濟發展的背景，同時又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與外貿體制改革的進程息息相關。

(一)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國在沿襲建國后進口替展戰略的同時，提出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主要采取的是“獎出限Jk"的政策，這與當時我國經濟發展基礎和對外開放面臨的外部環境是相適應的，也符合國際貿易幼稚產業保護理論以及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發展的“中心一”理論的觀點。實施促進國內工業發展的貿易保護政策措施主要是關稅，以及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商品分類經營和國營貿易等較嚴格的、傳統的貿易措施。伴隨著我國外貿體制實踐中的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下放部分外貿經營權、開展工貿結合、取消財政補貼等改革進程，采取了放寬外匯管制，實行出口退稅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為外貿企業自主經營創造了外部環境，為對外貿易的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該階段采取了動態的、有條件的貿易保護措施，倡導的是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結果促進了國內民族工業的發展，鼓勵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業，通過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大批工業項目建立了我國的出口生產體系，形成了我國明顯的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進口的貿易結構，體現了比較優勢行業和產品貿易的發展。但是由于政策實施上的不平衡，我國東西部貿易發展差距較大，外資政策與外貿政策的不配套，沖擊了一般貿易下的設備進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資企業。同時設備的引進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導致較先進的設備閑置，浪費了寶貴的外匯。

(二)貿易自由化傾向的過渡型貿易政策

進入90年代到我國人世前，是我國對外貿易全面深化改革、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時期。該時期我國經濟提出了“外向型”發展和“國際大循環”戰略，為此國家外經貿部提出“大經貿戰略”和“科技興貿戰略”。該時期對進口管制進行了較大的改革，在進口方面，1992年開始按照HS編碼協調制度對225個稅目進口稅率下調，減少和取消配額和進口限制等非關稅壁壘，以及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繼續實行出口退稅制度，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專門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等。特別是1994年外匯并軌制為代表的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對外貿企業實行統一的結匯制、減少進出口數量限制、鼓勵企業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強出口退稅制度等，理順了連接國內市場價格體系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的通道，有效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到2001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5097.68億美元，大約是改革開放初期1987年(206.4億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億美元)的三倍。確立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以及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為我國成為國際貿易大國奠定了基礎。

該階段由于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取向，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傾向于貿易自由化的過渡型貿易保護政策。盡管政府實施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與開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義觀點的影響，重點鼓勵出口創匯，甚至不遺余力地從事虧損出口創匯。結果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在給中國帶來發展經濟、引進技術所需的雄厚外匯資金的同時，“中國制造”的優勢也給中國“制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此外還存在出口貿易方式和結構的不平衡。加工貿易、代工貿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資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結構，實質上是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資源配置進行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中國處于全球低端生產環節，固化了中國在國際分工低端

產品的比較優勢；剛性的出口收匯任務與國家資源收購方法之間的矛盾，引發了外貿經營者之間對國內貨源的爭奪；優惠政策傾斜的目的與實施對象的矛盾。由于國家鼓勵多創匯，原有專業外貿公司或國營外貿企業實力強，仍是受惠主力，與優惠政策扶植我國私營和民營等外貿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貿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國面臨著加入WTO后如何推進外貿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和內外貿一體化的變化，為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及我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變化，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增強經濟安全成為新時期中國外貿戰略理念的核心。對外貿易政策目標以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和對外貿易由靜態比較優勢向動態比較優勢轉移為重點。尤其是WTO非歧視原則下的國民待遇、公平競爭與貿易、貿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國采取的基本是相對較低的保護與溫和的出口鼓勵政策相結合的措施，即運用關稅、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保障、政府采購等措施對國內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實行動態的、以擴張出口為目標的保護；運用低估匯率、調整出口退稅和補貼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出口鼓勵措施。人世后我國的對外貿易地位急劇上升，2004年進出口總額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1547.4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第三大貿易國，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機開始影響下的2008年，全國進出口總額達25616.3億美元，是人世時(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開放時(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該階段“人世”的要求決定了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體現社會經濟形態向現代市場體制轉變的發展要求，具體體現在貿易政策重心的轉移，即政府從側重宏觀外貿戰略向側重微觀主體發展方向轉移，實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貿易政策。而現實中我國與貿易國的摩擦卻并沒有因為入世后自由化進程加快而有所減少，相反我國遭遇了更為頻繁的貿易糾紛，在我國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快速增長而引起貿易沖突的加劇，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調整現行貿易政策、保持貿易的平衡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成為新的經濟形勢下面臨的長期問題。

三、新時期對外貿易政策導向與對策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機會熟悉運用其中的規則，保護和發展本國產品的對外貿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業，而不是單純強調對WTO承諾的兌現。WTO賴以建立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比較利益理論是有利于世界貿易發展的，但是其有效實現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即參與貿易的各國面對的競爭條件應是平等、公正的。而現實中的國際體系和國際分工，存在著強權政治和霸權體系，國際關系中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在這種體系中，國家實力和地位始終是本國、本民族最大經濟利益的可靠保證。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不但不能使國家變得強大，而且很難保持政治統一和國家權力的獨立地位。從國際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對外貿易實踐來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無不利用了重商主義學派的觀點，也為像中國這樣的還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政策取向。

(一)貿易政策中性化趨勢中的適度保護政策

我國對外貿易的迅猛增長和經濟地位的提升，引發了發達國家與我國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我國出口額的增長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斷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出口總額首次居世界第一位。與此同時受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貿易保護更加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監測統計，從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國政府提出的與貿易相關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貿易保護，高達84.6％，而在66例與貿易保護相關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執行。其中發達國家在最終執行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發展中國家。面對危機時期貿易保護的升級，我國與貿易對象國特別是發達國家貿易摩擦的加劇，以及我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存在的問題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了我國應在中性化趨勢中進行適度保護的政策取向。

我國面對貿易爭端如果采取簡單的貿易報復措施，引發貿易戰是不利于自身發展的，但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對本國幼稚產業實施保護，是有充足的理論依據的。因為一國貿易政策是傾向于保護或開放還是中性，根本上取決于一國經濟發展的狀況。我國人世后的貿易自由化道路的選擇以及實施開放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定了對外貿易政策的目的強調促進結構的轉變、進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總體的貿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個國家的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必須基于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市場機制和國際環境的有效作用，貨幣、貿易政策以及其他經濟手段是達到這種目的的工具。但問題是對“幼稚產業”的選擇和判斷應避免出現最終演變為保護落后產業的失誤。因此，采取的保護政策必須注意以下的問題：一是扶持的范圍必須是具有未來發展潛能的，達到保護是為了日后不需再保護的幾個行業，因此所選定的行業必須有利于國民經濟結構的提高，并且存在顯著的關聯效應、學習效應和動態外部效應；二是應該明確保護或扶持的時間，對被保護的企業和行業規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標，定位于能成為國際市場最主要的競爭者的這些產業，通過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業間高強度的競爭，以競爭促發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強調貿易保護，而主要是通過國內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等加以規范、誘導和扶持。例如，可以考慮把汽車、半導體、數控機床和飛機工業列為幼稚產業，扶持時間定為今后的“XX個五年計劃”，并對扶持目標和任務進行詳細分解。

(二)擴大內需、以進促出，保持經濟可持續和穩定發展

2007年我國GDP總量(按當時價格計算)為2.49萬億元，經濟規模居世界前列，預計到2010年，我國GDP總量將比2000年翻一番，屆時我國大國經濟體的特征將進一步顯現，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考慮到經濟發展潛力、人口規模、市場規模，我國的經濟增長比較趨近于大國的經濟模式，應更加強調內需的作用。同時，面對當前對外貿易不確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貿依存度帶來的潛在風險，提高本國經濟抵御外部經濟風險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擴大內需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和可持

續發展。

有關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可借鑒我國主要貿易市場的經驗。在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中，是在通過稅收政策基本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并且創造了“中產階級”以后，才達到提高“內需”的目的，而這種“內需”又推動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美國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時，就是依靠巨大的“內需”使美國經濟長期繁榮，直到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為止。相比之下，中國沒有利用對中國投資的外商通過征收大量稅金來縮小外商與中國平民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甚至也沒有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及其管理人員征收大量稅收，以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如果中國能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幫助大量相對貧窮的消費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幫助中國消費者減少在“醫療、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基本可以得到解決。

另外，我國經濟增長應依靠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這些要素的加強有賴于我國的進口結構和質量，因為進口中的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和戰略資源，雖然不會直接對GDP總額產生作用，但將促進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集約化增長，從而提高GDP增長率和提升產業競爭力。利用充足的外匯儲備進口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科學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創新，增強本國產業和產品國際競爭力，可以“以進促出”，保持適度的國際貿易收支順差作為促進中國外貿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支撐條件。

(三)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減少貿易摩擦

面對經濟危機每個國家都在尋找各自的出路。美國強烈要求中國減少外匯儲備，改變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方式，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而這一政策卻使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陷入兩難：一方面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會造成出口受阻、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從而引發銀行出現大量的呆賬壞賬；使國內的總供給能力大于總需求，從而產生與經濟危機類似的產能過剩問題。另一方面如果不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4萬億計劃”又可能引發通脹問題，從而加劇被美國套住和承受外匯儲備大幅貶值的可能。因此，應當轉變當前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優化對外貿易結構進行進出口平衡，減少貿易摩擦。

從貿易結構來看，應逐步改善商品結構單一、技術含量低的現狀，加大研發投資的力度和重視程度，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通過調整和完善出口稅收、加工貿易等政策，改變貿易方式中加工貿易大部分處于低附加值、價值鏈低端的局面；我國對外貿易區域的結構性問題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要想減少貿易市場過分集中帶來的威脅，需要加強內需，擴大國內市場來分散風險；針對長期以來大多出口產品采用貼牌的生產方式，鼓勵企業品牌發展戰略；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對環保節能型產品的出口給予優惠政策；規范出口競爭秩序和行業自律，穩步推進對外貿易秩序的法律法規建設，加快建設外貿信用體系。同時應協調利用外資政策，調整外商的投資結構，減少外商低端制造業的投資，限制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資項目，提高外商投資的質量；取消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縮小民族產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的差距和資源配置的不平衡性，減少國家財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調控資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應注意加強針對性。例如，美國輪胎特保案對我國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存在國家干預不當問題。對于在國際上容易引起糾紛的傳統優勢產業，出口退稅只要達到使出口產品以不含國內間接稅的公平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即可，避免出口企業以退稅作為壓低報價的“優惠鼓勵政策”，從而避免國外進行反傾銷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國內外市場不統一，存在國家干預的缺位問題。目前出口市場的信用體系暢通，而國內市場信用體系相對滯后，交易成本高、風險大，導致對內銷售的報價偏高。三國內商品流通出現阻滯的物流系統建設滯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預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預不當的問題。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改革高速公路收費體系，發展鐵路交通。

(四)建立開放經濟下的內外統一的貿易綜合管理體系

我國人世后雖然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管理體系融合，但仍存在外經貿管理措施的單一性、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做法的差異性、市場化的措施和金融融資方式依然“內外有別”等問題。因此，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為內外經濟融通一體化的綜合管理體系，建立統一的大市場體系。政府在管理形式上，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等間接管理手段為主，為我國企業平等參與國內和國際競爭創造條件；運用市場機制促進國內外商品流通；培育我國具有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包括生產商、貿易商、零售商，讓中國企業更愿意在國內市場做生意，腳踏實地立足國內市場積累經驗的同時參與國際跨國經營，形成具有世界“品牌”的生產型跨國公司、貿易型綜合商社和跨國流通企業，這對我國經濟、貿易發展更具有豐富的現實、政治和社會意義。

第8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近來，美國一部分人不斷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發難。2002年起，先后有美國制造商協會(Preeg，2002)、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公平貨幣聯盟( Fair Currency Alliance)宣稱，中國進行匯率操縱，使得人民幣匯率較購買力平價嚴重低估，阻礙了美對華出口，造成美中上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違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因此要求美國政府積極交涉乃至尋求WTO爭端解決。本文通過對IMF和WTO法律文件的認為，這些責難缺乏依據、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并不違反IMF和WTO規則。

根據1944年6月《聯合國貨幣會議最后議定書》，建立了IMF管轄國際金融體系(主要為匯率制度和外匯措施)，成立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負責戰后重建和，而負責貿易規則的任務后來落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身上，后者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協定，第三部分回顧中國加入世貿談判情況，最后分析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

一、從IMF對匯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匯率制度規定

1973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國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告崩潰。國際貨幣體系從釘住美元為主的固定匯率體系進入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體系并行的。應美國的要求，IMF相應修訂了協定，有關匯率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在IMF協定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和第十四條。

第四條第1節規定了會員方的義務：應努力以自己的和金融政策來達到促進有序經濟增長的目標，既有合理的穩定的價格，又適當照顧自身國情；應避免操縱匯率或者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有效的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會員方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努力創造有序的基本經濟和金融條件和不會產生反常混亂的貨幣制度去促進穩定。IMF 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號監管決定解釋：匯率操縱是指長期、單向、大量干預外匯市場。

第四條第2節規定了匯率制度的種類，包括：(1)一個會員以特別提款權或選定的黃金之外的另一種共同標準，來確定本國貨幣的價值。(2)通過合作安排，會員方使本國貨幣同其它會員方的貨幣保持比價關系。(3)其它外匯安排。這樣，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條第四款規定會員應當實行經常項目可兌換：避免限制經常項目支付，避免實行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貨幣匯率，兌換外國持有的本國貨幣(接受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八條款國)。但對經常項目可兌換條件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第十四條第2節規定，經IMF批準可以暫時維持現行外匯限制(援引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十四條款國)。

(二)IMF對匯率的監督

為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各國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政策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的覆轍，IMF被賦予了監督國際匯率制度的職權。IMF協定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有權監督指導會員方匯率政策。第二十六條第2節等規定，如果成員方拒不履行IMF的裁決，IMF可以處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資格，乃至經85%的投票權表決逐出IMF，但并不存在類似WTO爭端解決程序或交由WTO解決的先例。同時，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匯率的監督指導，應該尊重、關注會員方內的國情及和政策。

IMF對成員國的審查監督每年進行(稱為第四條款磋商)，重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匯率政策)，也審查第八條款國的匯兌措施是否違反經常項目可兌換原則，第十四條款國取消外匯限制的條件是否成熟。在實際監督中，IMF在匯率水平上態度靈活，更多地尊重東道國的意見，并不強加于人。甚至在危機前后，IMF對匯率水平是否恰當多與東道國充分協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1998年巴西金融危機中，IMF沒有強求這些國家調整匯率水平，直到市場力量迫使政府放棄不現實的匯率水平。

美國的財政赤字卻是世界長期的潛在威脅。IMF在《2004年世界展望》中批評美國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政策，認為這是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脅世界經濟的穩定。

(三)基金組織中固定匯率制度成員多于浮動匯率制度成員

在現實中，各國都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運行狀況自主選擇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根據IMF《2003年度報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種匯率制度，按照匯率彈性從小到大分別為：沒有本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貨幣發行局制度、傳統的釘住匯率安排、平行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浮動、無區間的有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在187個IMF成員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別為41、7、42、5、5、5、46和36個。通常前6類歸為固定匯率制度，后2類劃入浮動匯率制度，這樣，IMF會員采用固定、浮動匯率制度分別為105和82個，固定匯率制度占多。

縱觀世界各國，匯率的彈性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基本呈正相關。在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專利。雖然亞洲危機后，有一些國家采取了自由浮動匯率，但多數壽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員改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Z7次，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別有10個發展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減少到2003年的36個。

上說，除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外，其它匯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預。實際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匯率不管，差別在于干預的方式、頻率和力度。極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對匯率采取“善意的忽視”，但是偶爾通過官員“放風”來引導匯率走勢。而另一些發達國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綜合考慮利率和匯率的貨幣狀況指數進行調控，有時(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也直接入市干預。還有些國家采取間接干預，如通過調控利率調節匯率。總之，對匯市的干預是各國進行宏觀調控和維護穩定的匯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國沒有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

衡量幣值高估還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雙邊匯率為基準，而應以多邊匯率作參照系，而IMF等國際組織普遍采用實際有效匯率(RealEffective Exchange Rate)，根據測算，從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21.37%。表明，不論是出口還是凈出口，與中國GDP增長的相關性較大，而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并不顯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隨美元處于最為堅挺的時期，但中國出口增長27.8%，進口增長35.8%；相反，2003年，人民幣匯率隨美元走軟，出口增長34.6%，進口卻增長39.9%，外貿順差同比縮小了16%。

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基礎是銀行結售匯制度，機構和個人買賣外匯都通過指定銀行進行。指定銀行又根據核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上下限，將多余或不足的外匯頭寸，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平補，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該匯率制度是單一匯率，沒有歧視性匯率安排。銀行間外匯市場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價格優先、時間優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銀行依靠和市場手段，調控外匯供求關系，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匯率穩定，是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結果，并不是為了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在每年第四條款磋商中，IMF從未對我國匯率制度安排提出異議，也證明了人民幣匯率是符合IMF協定的。

(五)外匯儲備的標準

美國和日本某些人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了世界銀行的標準，目的是為了獲得對他國不公平競爭優勢，這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世界銀行并不管轄外匯儲備標準。相反，根據WTO有關規定(見第二部分)，締約各方應接受IMF對外匯儲備的結論，而IMF對華第四條款磋商沒有質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次，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世界銀行所謂的外匯儲備占進口的25%，只是一個最低要求。世界銀行專家認為，低于這一標準，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第三，儲備水平還要考慮許多因素。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外匯儲備需要考慮資本流動的因素。世界銀行專家認為，儲備的因素，還應當包括償還外債和維持對金融體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國銀行體系，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高達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負擔。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需要維持較高的水平，以維護投資者信心。

此外，的儲備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而非貿易順差。從1990年代起，中國在中國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國吸收FDI超過4500億美元，外債流入1800億美元。這些資本流入中有許多最后反映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中只有一部分來源于貿易順差，更多的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國際收支中的資本和帳戶順差達到800.1億美元，而經常項目順差只有733.5億美元。

二、從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看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還達成了一系列的多邊協議和協定，構成了當今國際貿易行為規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關系有所發展。WTO涉及外匯安排的條款，新添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等協定。具體規定如下：

1.貨物貿易領域。WTO成立后，根據《WTO關于與IMF關系的聲明》(以下簡稱《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規定，WID與IMF的關系基于規范GATT1947締約方全體與IMF關系的條款。因此，在貨物貿易領域，WTO與IMF關系遵循GATT與IMF的關系。GATT章節涉及外匯事務的實質性規定主要有國際收支保障條款以及外匯安排，如下：

國際收支保障條款。GATT第十一條、第十八條分別授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采取進口數量限制和征收關稅附加稅(稱為國際收支保障措施)。為防止濫用國際收支保障措施， GATT設定了嚴格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該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困難和儲備下降及兩者的威脅，或者儲備過低，而國際收支和儲備狀況由IMF認定，GATT締約方全體都必須接受IMF的結論。

外匯安排。GATT第一條規定，在有關進口和出口的全部規章手續方面，成員必須對其它成員實行最惠國待遇。對外匯措施來說，這與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條對成員的外匯安排進行了規定。第一款規定，GATF應與IMF進行合作，以便雙方在IMF管轄范圍內的外匯和GATT管轄范圍內的數量限制和其他貿易措施方面相互協調政策。第二款規定，在外匯安排問題的所有情況下，締約方全體應與IMF進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結論。第4款規定“成員不得通過外匯措施而使本協定的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也不得通過貿易行動使《IMF協定》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第5款規定，如果一成員的外匯限制與本協定對數量限制所規定的例外不一致，締約方全體可以向基金報告。第8款規定，本協定不阻止一締約方依照《IMF協定》，使用外匯管制或外匯限制。

GATT上述條款說明：GATT管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而外匯事務基本由IMF管轄，但雙方應當互相協調政策。GATT締約方有關儲備、國際收支、外匯限制、貨幣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問題，應當要提交IMF裁決。一GATT締約方可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外匯限制，不受GATT管轄。

2.服務貿易領域。GATS涉及外匯安排的是第十一條、第十二條、《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此外還包括《關于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和《金融服務協議》。GATS第十一條明確了WTO和IMF在服務貿易項下外匯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轄權，指出，任何規定不得IMF成員在《IMF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包括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匯兌行動；除在嚴重國際收支困難或其威脅的情況下外，一締約方不得對與其具體承諾有關的經常項目交易的國際轉移和支付實施限制，也不得對任何資本交易設置與其有關此類交易的具體承諾不一致的限制。同時，《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對金融服務管轄范圍進行了限定。中央銀行和貨幣管理機關和任何其它公共實體為推行貨幣或匯率政策而從事的活動屬于“在行使政策職權時提供的服務”，不在GATS涵蓋范圍內，因此不受WTO管轄。“金融服務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銀行。因此，GATS中關于外匯事務的條款，基本與GATT一致，均未涉及匯率制度。根據GATS第十二條，對服務貿易采取國際收支保障措施時，是否發生嚴重國際收支和對外財政困難或其威脅，也應接受IMF裁定。

3.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領域。TRIMs附件第二條規定：不得要求自求全部或部分外匯平衡(外匯平衡條款)。因此，WTO對家通常使用的經常項目外匯管制手段之一—外匯平衡條款享有管轄權。

綜上所述，貨物貿易項下，WTO成員的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是IMF的管轄范圍，WTO必須接受IMF結論，即IMF對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享有單獨管轄權。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的外匯管理方面，IMF擁有管轄權，但WTO也對與成員的極少數具體服務開放承諾有關的經常性、資本性國際交易外匯限制和外匯平衡措施分享管轄權。匯率制度則是在IMF單獨管轄范圍內。

(二)中國加入WTO有關外匯的談判情況

2001年6月，WID中國工作組會議的多邊談判在日內瓦恢復。會上，美國要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中加入外匯事務的條款，旨在將中國的外匯事務納入WTO爭端解決機制。有關外匯問題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國向WTO承諾外匯安排，開放部分資本項目，提供外匯管制的完全信息。對此，中方認為，外匯事務應當由IMF管轄，并不在WTO爭端解決機制范圍內。因此，中國就此問題與美方進行了多次雙邊磋商，WTO中國工作組舉行了八輪多邊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后各方達成協議，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刪除了要求中國承諾外匯制度，包括匯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國工作組報告有關匯率制度見第31—32段。文中，中國代表介紹了中國現行匯率制度，即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形勢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WTO成員(包括美方)當時對此均未提出異議(當然，如前所述，GATT規定成員應當轉向IMF提出)。2003年對中國的過渡審議機制各成員也未涉及中國匯率制度和政策問題。

(三)以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依據指責中國使WTO協定意圖無效是對WTO多邊規則的曲解

Preeg據第十五條第四款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使得GATT條款的意圖無效。因此違反了GATT規則。這是對WTO協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個多邊組織，它判斷貿易問題、解釋WTO協定是從多邊角度著眼的。因此，縱然中美雙方對雙邊貨物貿易赤字的統計存在分歧(雙方差距超過3—4倍，見Bronfenbrenner等人的，第74頁)，對WTO來說，強調的是一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總差額。即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如美國所稱，在 2003年超過1346億美元，但是，中方對日本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卻是大量的貿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國的貨物貿易總順差在2003年只有255億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來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務貿易赤字(2002年約為68億美元)，則比例還會更小。因此，中國外匯安排沒有使WTO協定的意圖無效。換言之，美方從中美貿易赤字角度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違反WTO規則，本身就是站在狹隘的雙邊角度，并不符合WTO規則。

其次，姑且不說WTO管轄權問題以及何謂GATr條款的意圖，如果完整地看，就會發現第4款實際上要求成員在貿易措施和外匯措施上相互協調，是一個平衡條款。GATT進一步解釋：“‘使…無效’一詞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協定任何條款文字的外匯行動，如在實際中不存在明顯偏離該條款的意圖，則不應被視為違反該條款。因此，一締約方符合《IMF協定》而實施的外匯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結算使用本國貨幣或IMF一個或多個成員貨幣的締約方，不會因此被視為違反第11條或第14條。”換言之，GATT第十五條第四款是為了防止外匯措施明顯偏離GATT條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斷章取義。

再次，WTO并不管轄匯率制度。Preeg認為，根據第十五條關于WTO可與IMF充分磋商的規定，美國可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條規定，在磋商中，“締約方全體應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所有統計或其他事實的調查結果”，即WTO聽從IMF裁決，既無規定也無先例將外匯安排納入爭端解決機制。

三、購買力平價和貿易的關系

(一)絕對購買力平價不能作為評估匯率水平的依據

撇開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問題，人民幣是否匯率低估的問題，涉及匯率的參照系選取問題，也就是匯率決定理論。Preeg提出人民幣匯率較絕對購買力平價低估了40%，就此認為取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購買力平價理論著眼于商品市場，從貨幣的交換職能出發，把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作為確定各種貨幣之間比價的一種匯率決定理論。自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 Cassel)提出該理論后，吸引了大量和檢驗，基本共識是，長期來看相對購買力平價基本成立，即匯率水平由國內外相對物價水平決定；絕對購買力平價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進行跨國比較的指標，不能作為確定匯率水平是否合適的依據(Visser，2002)。從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越不發達，匯率對絕對PPP偏離越大。

名義匯率對PPP的偏離度

經濟體類型匯率對PPP偏離度

低收入-75%

中低收入-64%

中高收入-40%

高收入非OECD成員-37%

OECD成員-12%

來源：1.匯率：《國際統計2003》，IMF。

2.PPP：《世界報告2003》，世界銀行。

發展中國家匯率與PPP偏離度較大的原因包括：現實情況與PPP完全競爭市場假定有很大距離；非貿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國的比例約占50%)；國內外生產率變動存在差異，產生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各國消費結構不同和偏好變動；PPP測算技術、資本流動、預期和其他因素的。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相對購買力平價大體相符

直接將相對購買力平價運用于中國這樣一個外貿市場多元化的高速增長的轉軌經濟國家并不可取，需要進行四項修正(或擴展)：用多邊相對價格變動(dP*／P)替代雙邊價格變動、生產率差異 (dδ，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考慮關稅減讓(df)和出口退稅率變動幅度變化(dv)的影響。同時我們采用貿易大體平衡的年份的匯率作為基期匯率，得出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式為dsppp=d(P*／P)+dσ-dV+df，我們稱之為人民幣PPP的生產率—市場化修正模型。據此估算出，以1987年匯率為均衡匯率(當年貿易逆差占GDP的-0.3%，則1998和2002年，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分別為8.37和7.52元／美元，名義匯率分別高估1%和低估9%(溫建東，2004)。考慮到2003—2004年中國通貨膨脹、出口退稅率下調、關稅減讓、資源瓶頸制約生產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兩者的差距將大大縮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明顯的低估。

(三)中美貿易赤字增長的主要原因

第9篇：對進口貿易的干預措施范文

關鍵詞:雙赤字;美元貶值;經常賬戶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6)07-0062-04

近年來,美國經常項目赤字､財政赤字以及美元貶值成為美國的頭號經濟問題,對世界經濟金融具有很大的影響,引起了美國朝野以及許多國家的關注｡

一､實證考查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經常賬戶及貿易收支急劇惡化｡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由2000年的4134.4億美元 (占GDP4.2%)猛升到2005年的8210億美元 (占GDP6.6%),上升一倍｡

美國自2001年衰退以后經濟增長較歐盟和日本為快,同時,2000到2004年,私人消費增長1.7%,實際固定資本投資增長13%,政府消費上升15%,因此進口增長較快｡近一､二年石油價格飛速上漲,美國又是世界石油最大進口國,也加劇了進口上升｡據報道2004年石油進口達1800億美元,占美國貿易逆差27%｡美國出口方面,因為歐､日等國經濟增長緩慢,加以美元持續貶值,導致從美國進口價上升,從而未能大量吸引美國出口｡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由于美國對向這些國家出口高科技產品加以管制,且居民收入水平比較低,從而未能擴大由美國進口高檔商品｡以上這些因素形成美國近年的經常賬戶赤字和貿易赤字大增｡

自2001年9?11后,布什政府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加上大量減稅,預算赤字急劇上升｡2001年還盈余924億美元,2002年預算赤字已達2305億美元 (占GDP2.1%),2004年達4120億美元(占GDP3.5%),2005年達4266億美元(占GDP3.5%)｡今后幾年據估算每年赤字仍達4000到5000億美元之多｡2002年經常帳戶赤字與財政預算赤字合計占GDP的6.6%,2004年為9.1%,2005年已達GDP的10.1 %,即1.25萬億美元｡

關于美元貶值問題｡美元實際有效匯率以2000年指數為100,自2002年一路下滑到2004年10月的88.1,下降12%左右｡2000年1歐元=0.9305美元,到2005年升為1歐元=1.2449美元,上升1/3多｡同期日元上升4%,由于日政府干預日元匯率,所以日元波動幅度不大｡另據美國聯邦儲備公報報道,美元由2002年1月31到2004年12月底對所有貿易伙伴加權貿易指數貶值19.9%,對主要貿易國指數下降38.2%,他們占美國貿易的55%｡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貿易伙伴的貿易指數大都盯住美元或加以控制,因此只下降0.6%,占美國貿易的45%｡美元匯率在2005年發生了逆轉,美元(主要貿易伙伴加權貿易指數)上升13%｡在經常帳戶進一步惡化下,美元升值有具體原因,一般認為這是臨時性的,長期而言美元仍將下滑｡

美國的雙赤字,即經常賬戶和財政赤字近年來嚴重發展,而國民儲蓄率卻每況愈下,美國國民儲蓄率占GDP比例1998年為18.2%,而到2003和2004降到13.4%和13.7%｡個人儲蓄率也逐漸下降,1998年占GDP的4.3%,到2003年為2.0%,2004年降為-0.2%｡由于儲蓄率低,美國若干年來靠外資流入彌補｡據報道,近兩年為彌補逆差和美國向海外投資,每年大約流入6000-7000億美元｡美國所欠外債已達13萬億美元｡美國外債以年終凈國際投資(NlIP)計算,2003年占GDP的24%,到2014年將占64%,2004年到2014年利息負擔將上升到GDP的1.7%,相當于2004年美元值的2500億美元｡如此巨額外債將來一遇風吹草動,必將對美國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困難｡

二､爭端對策

美國自70年代實行浮動匯率之后,特別是80年代以來對如何解決經常賬戶赤字問題,經濟學界形成兩大派｡其一是依賴市場自由調節,其二是應進行適當的干預｡

市場自由調節派認為,在浮動匯率制下,政府應集中精力專門從事國內政策的調節,而讓市場調節國際收支形成最優組合｡這種組合反映了每個國家經濟發展前景的市場觀點,也反映了政府對策對市場的看法｡所以政府應該忘記經常帳戶的問題而專門從事國內政策的健全發展｡

他們認為如果政府過度關注當前經常賬戶逆差,說明政府對市場機能缺乏信心｡他們進而說明市場機制――特別是匯率運動,在調節經常賬戶過程中的作用､效率及順暢功能,他們針對匯率配置與經常賬戶不平衡的調整過程指出,過去匯率波動幅度大,會造成資源錯配,但最終波動逆轉會使錯配的資源又調整矯正｡逆差如果持久,而矯正過程會引起金融混亂等問題｡利率和匯率波動的確很快,但投資者會保護自己,當前金融工程會做出許多抵消和對沖(hedging)作用｡而且當前美國經濟發展前景好,通脹率低,鼓勵國外投資,即使美元貶值也不會引起持續的通脹｡人們懷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判斷什么是正確匯率而加以干預,政府判斷未必比市場調節強,他們還指出很多經濟學家錯誤地低估了市場機制的矯正能力｡此外,1985年后美元急劇貶值并未攪亂市場,也末出現人們擔心的“崩潰式猛烈著陸”｡

適當的干預派認為,經常賬戶不平衡,從國民賬戶而言,對應于國內產出和消費,這是沒問題的,問題不在于相對應而是調整過程的牽連｡首先,長期經常賬戶與之相連的美元或升或降會傷害某些貿易工業,對美國某些地區形成勞工轉業,增加社會成本,使美國的貿易收支調整困難而拖延｡同時調整機制必須受到國內政策的支持,但是實施這種政策也困難重重｡所以經常賬戶不平衡往往與國內實際經濟不平衡相聯系｡其次,經常賬戶不平衡的“持久性”在缺乏正確政策支持下會導致金融混亂和世界衰退｡經常賬戶逆差相當于凈國外金融地位變化,即增加他國對本國的凈債權｡這又通過凈金融收入的國際資本流動反饋到經常賬戶｡如果逆差大而持久就會有凈利息流出流進該國,并涉及到經濟增長率,這種調整過程會像滾雪球一樣,引起金融混亂｡尤其是大國,如美國,持續逆差會引起他國金融資產組合的轉移｡國外金融資產持有者如果所持的金融資產收益增進,會增加其債權持有｡如果逆差國家實際經濟增長不比其他國家強,這種增進就要求其調整利率和匯率｡其結果出現逆差國的高利率和弱貨幣美元,如無他國國內刺激其經濟增長,最終會形成世界衰退和美國加速物價上漲,進一步攪亂金融市場,從而出現“崩潰式著陸”,美元會更加錯置｡再次,經常賬戶長期逆差會引起政府和國會采取保護貿易措施｡美國過去的經驗說明很難抑制保護主義壓力,而且一旦實施保護措施很難取消｡最后,80年代里根政府雙赤字及美元貶值是經過多國首腦在廣場會議協議解決的,所以應該采取各國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以解決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

嚴重的雙赤字及美元貶值引起美國國內各界各大報刊的關注和爭論,他們認為美國雙赤字會持久下去,美元也會持續下跌,美國政府減少財政赤字靠不住,因為目前政府還在減稅,在阿富汗及伊拉克進行戰爭消費浩大,而且今后幾年布什政府還將在醫療保險和退休金等社會保障方面有大量開支,有人估計可能占財政支出的一半｡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甚至IMF和OEDC當局都不同程度地同意這派主張,他們主張適當干預｡

美國聯儲雖然承擔國家貨幣政策但不直接負擔外匯政策,不過他們贊成美元有序貶值和減少財政赤字,而布什也承諾到2009年預算赤字將減少一半｡

2005年以來對解決美國雙赤字的問題又有一些新的議論:

一是2005年美國經常帳戶赤字已達8000多億美元,而預算赤字加上戰爭費用仍達4000多億美元｡許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看來這將長期化,今后每年僅帳戶逆差就要10000億美元以上,而且一旦發生外資流入減少或撤出,將使美國和世界經濟遭受滅害｡美元須貶值2/3到90%,至少先貶20―25%,使赤字達3%GDP,方可維持軟著陸,另外應大力減少預算赤字｡

二是一些人士認為只靠美元匯率貶值效果不夠｡匯率變動有多種原因,多種后果,關系復雜,涉及國民收入､利率差別､通貨膨脹差別,以及財政貨幣政策｡靠匯率解決只是短期有效,長期而言應從根本解決問題即(1)增加稅收(2)增加儲蓄 (3)歐日等發達國家增加對美國進口需求｡此外Eu-ropean Forecasting Network認為,美國實際上有三大逆差,即經常帳戶逆差､預算赤字和家庭消費逆差｡據報道,美國進口的消費品(除食物和汽車外)2004年占到貿易逆差50%,家庭逆差主要來自房屋抵押和通過共同基金買的股票｡因此負債大于收入,儲蓄較少而成為負數｡美國企業近年來負債少,有時還有盈余｡建議(1)房價下降10%,增加對資產的風險津貼,壓低股價10%｡這樣可使私人儲蓄增加｡(2)加稅和降低財政赤字,增加政府儲蓄,至少減少負儲蓄｡(3)歐日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亞洲貨幣升值而由美國增加進口｡

三是有些人士認為美國雙赤字反映了全球經濟不平衡,所以應由有關國家協議解決｡一些人士主張可由“美國､歐盟､日本和中國”四國協議解決｡G7今年開會也認為美國雙赤字會影響世界經濟和金融,應協商解決｡2006年聯合國在《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指出,美國經常帳戶赤字繼續攀升,外債增加,遲早會使外國投資者喪失信心,導致美元大幅度下跌,引起無序競爭｡美元大幅度下跌來減少赤字是不可取的,會給許多國家帶來財政損失,也使投資者對美元失去信心｡要減少全球經濟失衡帶來的混亂,調險,主要經濟大國之間應進行政策協調,由IMF加以督導｡

四是2005年以來,布什政府對待雙赤字問題有若干變化｡2005年經濟增長較快,美元升值13%｡外資陸續流入,他們認為赤字不必通過美元貶值,而是通過減稅使經濟增長解決｡

三､中美經濟關系簡析

美國2005年貿易赤字公布逆差為7258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順差2020億美元(包括香港),占美國逆差28%,因此部分美國輿論認為中國成為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頭號敵人｡國會叫囂要增加關稅27.5%,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使中國成為“貨幣操作者”,要求人民幣升值4%,從而帶動亞洲其他國貨幣升值促進美國出口,減少進口,改善逆差｡布什政府鑒于中期選舉,加大對中國施壓,成立對華貿易工作組監督中國實行國際貿易法規,對中國紡織品和其他商品實行限額或加以“反傾銷”處罰,一時中國成為類似80年代里根政府打擊日本一樣的頭號打擊對象｡

事實上,美國經常帳戶和貿易赤字根本原因,是美國花費大大超過收入,儲蓄很少,靠外資流入彌補,而布什政府把美國貿易赤字歸罪于中國,橫加指責,大肆在貿易和人民幣匯率上施壓,把中國作為替罪單是不應該的｡

中美建交27年來雙邊貿易和投資發展迅速,中美貿易建交時只有25億美元,到2005年已達2110.3億美元,上升84.7倍｡中美雙邊貿易近兩年實現20%以上增長,是近年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目前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美國對中國出口主要為動力設備､電機設備､飛機､化肥､塑料制品､化工產品､醫療設備及紙漿､棉花和一些農產品｡中國對美國出口為低檔電機設備､服裝､玩具､皮制品､家具等輕工業品,從商品結構看是互補關系｡

美國對華投資到2004年底累計項目4.5萬個,實際投資480億美元,到2005年已達500億美元以上,據美國商務部2002年調查,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報酬率是14%,而全球平均率為8%｡2004年美國商會報道86%美國在華企業收益提高,68%盈利很高｡

美國統計數字與中國不同,美方統計包括香港轉口貿易,中國為本國數字,2005年對美國順差1142億美元,其中50%―60%為外資企業在華組裝出口,按此推算,中國本身出口大約為500多億美元,占美國貿易逆差的7%｡中國出口中有相當部分是外資企業組裝出口這一點,2005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及美國貿易代表都承認｡此外,一些文件已指出美國跨國公司有大量內部貿易回流美國,如European ForecastingNetwork引 證 說 有1/3美國貿易逆差是美國跨國公司內部交易回流,美國一些經濟學家也指出美國跨國公司內部交易回流占美國貿易逆差相當部分,所以美元貶值對貿易影響不是很大｡中國商務部人士也指出中國出口中有58%來自外資企業,如果除去美國公司對美內部交易,中美貿易交易將下降30%｡

實際上,中國對美國貿易近年作出了不少努力,美方貿易代表波特曼說過去三年美國對華出口每年增長20%｡還有學者說中國市場相當開放,過去五年美國對華出口增加150%｡而且,國際產業已進行了分工,美國進口的產品90%己不在本國生產,即便不從中國進口也要從其他地方進口,不一定會在美國本國生產｡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可以通過貿易輸往中國,也通過在華投資內銷｡據報道2004年美國企業在中國銷售了750億商品,這些并沒有顯示在對外貿易數字上｡同時中國對美國出口多半為價廉物美的低檔工業品,不與美國商品競爭,不僅滿足美國市場需要,也節省了國民開支｡摩根斯坦利報道,使美國消費者在過去十年節省6000多億美元,2004年節省近1000億美元｡同時,美國公司還在與中國貿易中獲取可觀的利潤,僅2004年就達600億美元,還創造了400―800萬工作崗位｡另外美國長期實行禁止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無法從美國進口需要的高科技產品,只有求諸歐盟等國,從而美國失去了對華出口的機會｡此外,美國近年保護貿易主義增多,對中國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對若干商品進行反傾銷處置,也限制了中國對美出口｡

2005年,人民幣已升值3%,今后,將視中國經濟和金融而緩慢升值｡據報道,外匯市場對目前人民幣匯率較滿意｡許多人士指出鑒于目前中國不完善而脆弱的金融體系,人民幣如大幅度升值會造成經濟金融危機,經濟增長下降,對美國在華企業不利,也可能影響世界經濟金融穩定｡

就金融方面而言,中國近年已購買大約6160多億美國債券,其中大多為美國財政部國債,利息很低,有助于美國維持較低企業利息,利于投資和房地產,如中國出售美國財政債券會促使美國利率上升,也可能擾亂美國金融｡有關人士指出如果兩國貿易處理不當,可能爆發貿易戰和金融戰,對雙方和世界都不利｡

為了減少外貿在國際間的摩擦,我國應在經濟結構和貿易方面做適當調整｡此外在利用外資方面更應重視引入管理和高科技企業｡我國有13億人口的廣大市場,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存款｡應扶助發展民族工業,同時增加人民消費,特別是提高農民消費,從而可以很好地利用和發揮我國廣大市場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

總而言之,中美兩國都是世界經濟大國,兩國貿易是互補關系,應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并作適當調整,中國方面已在貿易和匯率方面作出相應調整,也希望美國全面考慮放寬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促進對華出口,加強經濟和外交合作取得雙贏,各得其利益有利于世界經濟｡

參考資料

(1)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04, December Volume

(2) ElU Country data, 2005

(3)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Issue Brief, 2004. 12.14

(4) John Williamson ,, basic books , Inc., 1983

(5) Roger M. Kubarych, “Republicans debate dollar policy and the U.S. Defici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5.1.13

(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5.1.30

(7) Peter H. Lindert,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D Irwin Inc. 1991

(8) Alexandre Lamfalussy , “Current Account Misplaces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Why They Matt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87.12

(9) Business Week, 2004.3.14

(10) Global Policy Forum, “US Trade and Budget Deficit and the fall of Dollar”, 2005.3.4

(11) 英《金融時報》有關各期

(12) R.W. Ferguson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ederalreserve.gov 2005.4.20

(13) Paul Dancombe “Wll the dollar crash”, currency point or view 2005.11.

(14) Michaol T. Darda “A Ruinous dollar policy”, NRO national review, 2005.12

(15) European Forecasting Network

(16) Inrahim Warcle “High Price of the cheap dollar” , 200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