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金融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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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期望理論 農村金融市場 高職院校 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9（b）-0183-01

1 “期望理論”框架與人才培養的關系

1.1 期望理論

期望理論，又稱作“效價―手段―期望理論”，是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和行為科學家維克托?弗魯姆在1964年在《工作與激勵》中提出來的激勵理論。期望理論是以三個因素反映需要與目標之間的關系的，要激勵員工，就必須讓員工明確：（1）工作能提供給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以激發員工的努力；（2）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是和績效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只有達到績效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3）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提高他們的績效，也即這個績效是通過他們的努力工作可以實現的。激勵公式是：激勵力=期望值×效價，這種需要與目標之間的關系用過程模式表示即：“個人努力個人成績（績效） 組織獎勵（報酬） 個人需要”，要激勵員工，實現高的激勵力，期望值和效價都必須高。

1.2 期望理論在人才培養中的應用原理

（1）期望值與人才培養目標的關系。“期望值”應用在人才培養中，就是對人才培養的目標的評價，人才培養的目標是學校與企業對所培養的學生的素質要求，這樣的人才培養目標對學生是否具有激勵力，即期望值是否高，就在于學校培養人才與企業對人才的需求是否一致的，在人才培養目標的設定上是否明確，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是否達到這樣的目標。

（2）效價與就業崗位、報酬及職業前景的關系。“效價”應用在人才培養中，就是學生對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與相對應報酬的評價。效價是否高，就在于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與相對應的報酬是否明確，對學生是不是具有吸引力，就業前景是不是明確并具有吸引力，學生是否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樣的崗位與報酬，并能實現自己各階段的職業目標。

（3）激勵公式與人才培養的效果。人才培養目標與課程體系的設置狀況直接反映在人才培養的效果上，學生的就業前景與獲取的報酬狀況就是這種效果的體現。要實現對學生的學習激勵，就需要激勵公式中的兩個因素即期望值與效價都高。這就需要學校與行業企業共同努力才可以實現。

2 “效價”不高的廣東農村金融人才現狀

落后的管理模式，不合理的人才結構，使得高素質的金融人才對職業前景缺乏信心。近年來學歷結構雖有優化，但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以廣東農村信用合作社及改制后的農商行來看，近年來因改制，吸收了大量的本科以上學歷的人才，但專業五花八門，缺乏扎實的專業知識，更談不上《意見》中要求的具備現代金融企業經營管理、風險管理、市場運作和業務創新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核心人才的要求。

工作環境與薪酬缺乏吸引力。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特別是農信社、農村合作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為主體的農村金融機構由于地理位置、待遇和體制等因素，十分缺乏研究型、應用型高端人才，廣東作為改革的前沿陣地，雖然地理與待遇條件略好，但同樣面臨著人才不足的問題，同時“三農”教育的缺乏，使得高素質人才對農村金融市場就業的意愿低下，據調查，廣東高校包括本科和高職院的人才培養目標中，很少有把農村金融市場作為主要的就業目標。

缺乏創新性的人才培養模式。農村金融機構在人才的培養上，一是寄希望于從各高校招聘各種高素質的專業人才，新畢業的大學生，沒有任何銀行工作經驗。真正培養村鎮銀行發展經營所需的專業人才還需要很長時間；另一方面用傳統的短期培訓的方式來提高員工的素質，但員工的積極性不高，大多應付了事。

3 “期望值”與效價不對等下的廣東高職金融專業的人才培養

人才培養目標的設定上，“期望值”過高。因為招生人數和報到率方面的考慮，在人才培養目標上都希望設置得具有一些吸引力。而這些行業中的一些大中型機構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對畢業生的素質要求也越來越嚴格，高職學生漸漸不能適應它們的發展需求。在課程體系的設置上，目標難以實現，降低了“期望值”。廣東高職金融類專業的課程體系因要與人才培養目標相適應，所以課程設置的內容廣，每門課程學時少，很多知識點到為止。很少有課程完全是針對農村金融市場所需要的特定的知識與技能。

4 學校與行業企業聯手，共同推進高職激勵力的農村金融人才培養

改變思想，共同創新人才培養模式，讓學生來自企業，讓學生去企業學。企業與學校一個是人才需求體；另一個是人才供給體，本就是可以互相配合，達到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減少人才培養成本的目標，但是因為各種因素，使得這兩方面一直沒有達到很好的融合。校企雙方都要改變思路，共同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委托培養的模式新用就是一個很好的途徑。讓學生來自企業有兩個思路，一是企業讓部分員工進高職院校進行繼續教育；另一方面，結合業務特點，企業在在本地高考生源中選取優秀的人才，進行委托培養，基于人才結構的特點，可以在專、本、碩不同層次加以委托培養。

加強示范教育，方便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學生的眼里，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要讓學生相信學校與企業是在共同努力為他們打造一個具有發展前景的學習環境，那么已經畢業的學生的就業狀況與職業發展是最好的說明。所以校企要共同培養并宣傳已畢業生的就業情況與工薪水平，特別那些通過自身的努力后獲得職位晉升的學生更應該作重點宣傳。

廣東農村金融機構需要能適應目前農村金融市場改革與發展的要求的高素質的人才，就要樹立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的理念，通過創新人力資源管理體制，不斷優化人力資源結構，逐步建立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員工隊伍，而廣東高職院校的金融類專業要培養與之相適應的人才，就需要加強與企業的合作，只有人才培養的期望值與效價同時提高了，具有高激勵力的人才培養方案下培養出來的人才才能促進廣東農村金融機構的業務發展。

參考文獻

[1] 周三多.管理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第2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理論研究；方法論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07－0011－04中圖分類號：F830.6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歷程與經驗表明，只有取得科學理論的支持，農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實質性突破，農村金融才能獲得真正意義的發展。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沒有理論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論研究對于政策供給的意義特別重要。幾十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農村金融已有了巨大變化。然而農村地區自然稟賦差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層次不一以及農村金融改革的滯后，中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協調日趨突出，農村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面臨諸多難題，這使得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顯得尤為迫切與重要。目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已經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也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獻。本文將從方法論角度對相關文獻加以梳理，旨在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發展狀況作一個透徹的了解，以期對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方法論作出恰當的評價，為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論上的準備。

二、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傳統方法

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根本上解決了原有體制下激勵約束機制不足的缺陷，使得瀕臨崩潰邊緣的農村經濟擺脫了困境，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隨著中國農業銀行的恢復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得以重新建立，農村金融有了極大發展。與此同時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也逐漸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圍繞著農業銀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業務管理等問題進行研究，為農村信貸管理體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據。這一時期傳統的金融理論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在既定的理論約束下，政策報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問題――政策建議的邏輯思維成為主流模式，眾多的研究是為政府實現特定的目標而直接投放信貸的方式干預農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議。這種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農產品增加的短期目標而忽視農村收入的可持續性增長，并且僅僅強調信貸投放而忽視儲蓄動員和有效的農村金融機構建設[1]。總結這一時期的理論與實踐，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傳統方法的效果總體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結論是基于如下三個標準作出的：（1）傳統戰略如瞄準問題和補貼在解決問題上是否成功；（2）傳統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減少貧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方法轉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學開始逐步與世界主流經濟學接軌，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逐步主導著中國經濟的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在接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同時，開始嘗試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在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基礎上建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和金融發展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流行，對中國當時進行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在客觀上起到相當大的啟示和引導作用，同時也為中國的學者研究中國農村金融提供了理論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文獻不囿于農村金融內部，開始在更大的視野范圍來研究農村金融，大量文獻集中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的關系、農村金融發展、農村金融結構與功能、農村金融制度以及農村金融體系的變革方式等方面展開探討。

（一）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開始認識到農村金融研究目標不僅僅在于農村金融自身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以金融發展來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而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弄清中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必然聯系以及內在機理。一些文獻基于中國農村地區數據、運用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格蘭杰回果檢驗等經濟計量模型，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和因果方向進行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國農村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不明顯，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的各項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東部地區也僅僅只有農村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與其相反的是，農村經濟增長對農村金融發展的影響則是非常明顯的。根據帕特里克的兩種金融發展模式“供給引導式”和“需求追隨式”，一些研究也認為，原有向農村金融機構大量注資的“供給主導”農村金融發展模式并沒有發揮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國今后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應該轉換思路，按照“需求追隨’模式，有的放矢地促進農村金融增長[3]。

也有學者從金融發展水平以及金融結構兩個視角，對中國農村金融狀況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發展理論所提供的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和M2/GDP），從宏觀層面來衡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指出這兩個指標絕對值在中國農村并不大，但都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不過由于這兩個指標在衡量金融發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對由這兩個指標所獲得的結論應持謹慎態度。如果以L/GDP來衡量，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并沒有表現出如FIR和M2/GDP所表現出的那種極其明顯的趨勢。二是設計一些指標（如金融資產與純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貸款與純收入之比）從農戶層面來考察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其分析的結果是，一方面農戶經濟生活中貨幣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農戶存在較強的流動性約束，不過農戶可通過非正規金融渠道融得資金從而使流動性約束得到部分緩解。也有文獻依據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結構的概念來分析中國農村的金融結構狀況[4]。

上述研究文獻基本都遵循著戈德斯密斯的經濟增長金融發展的研究思路，通過一系列數量指標從金融結構上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給予衡量，利用經濟計量模型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數量化分析。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邏輯更為嚴密，路徑更為深入，結論更為精確的優勢。然而局限性也是明顯的。該研究方法只是指出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具有計量上的因果關系，但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相互影響的渠道或環節在理論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農村金融結構的變化未必能夠準確度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

（二）農村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一反傳統主流經濟理論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偏重實物要素而忽視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轉而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樣本，集中研究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從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理論，其理論政策含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政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國內一些學者沿著相同的思路對中國農村金融抑制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中國農村存在嚴重的金融抑制現象。一些文獻從農業的自然屬性、農戶的生存與發展特點出發來闡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釋了現象背后農戶和農村企業信貸需求總量變化以及層次分布。也有文獻是建立在對農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礎上，從農戶和農村企業通過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資金有限，融通資金渠道單一等方面來闡述供給型金融抑制。在闡述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農村資金為何供給不足的原因解釋方面，指出金融制度、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給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視角則側重于長遠，注重增量的發展動態。上述研究文獻稟賦新古典主義發展經濟學的思想，將視角投向農村金融市場，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供給與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國農村存在嚴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結論要深刻得多。這些文獻的論證邏輯基本遵從現象原因這一思路，采用對大量農村地區抽樣調查和相關數據的統計分析方法。當然這些研究還存在著研究層面和視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視角是否存在其他復雜的需求制約因素？以及連帶出農村金融主體的金融需求結構與其他各項經濟活動的相關性分析等方面還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論來說，有些文獻缺乏研究的規范性。

從金融功能論的研究視角對中國農村金融與經濟關系作出客觀的描述，被一些中國學者所運用，其中較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種叫做機構分析法，簡稱為機構觀。具體表現為結構功能行為績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農村金融要發揮其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功能必須在現有的農村金融結構框架下進行，根據現有的農村金融結構賦予其相應的功能，并通過其行為績效判斷其功能實現的效應。正是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走上了一條“機構路徑”。長期以來注重了農村金融機構的存在形態，而忽視農村經濟對金融資源多層次、多元化的需求和農村金融制度整體功能的發揮。為此，另有一些學者提出，應以功能觀來重新認識農村金融經濟的關系，以此指導中國農村的金融體制改革，更好促進農村金融經濟的協調發展。功能觀是從系統的功能出發，然后探究需要何種結構來實現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結構思維方法。其實質是從金融所處的系統環境和經濟目標出發，考察金融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功能耦合關系，演繹出外部環境對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根據成本――收益原則，選擇能滿足系統環境對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態和功能實現機制，由此對系統進行結構優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環境功能結構的思路[5]。功能觀的研究范式為研究農村金融體系的變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釋思路，扭轉了一直以來農村金融理論研究與實踐忽視農村金融體系功能問題的傾向，也為重構農村金融體系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三）農村金融制度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制度經濟學無疑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對傳統發展經濟理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另一方面也為傳統發展經濟理論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國內一些學者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采用歷史演繹從制度層面上分析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的演進邏輯，以及從實際經驗數據來分析這種演進背后的悖論和缺陷。認為農村金融制度歷史變遷的特點是，農村金融制度的每次變遷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誘發性政府行為，更不是農村經濟主體自主，這種以扼殺農村經濟組織自發行為為代價的外生性強制性制度變遷與農村經濟發展相悖，導致了農村金融主體的缺位，農村金融容量的增長趕不上經濟總量的增長[6]。這些研究文獻突破了將農村金融制度視為既定不變的外生變量傳統研究方式的束縛，彌補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對農村經濟增長影響分析的傳統農村金融理論研究上的不足。然而這種研究方式闡明的只是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歷史演變的邏輯，卻無法說明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應有的邏輯。

（四）農村金融體系的變革方式

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國農村金融研究所關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為主導還是以商業化為取向眾多文獻爭論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應以合作制為主導；另一種觀點是商業化取向，甚至放棄合作制；還有一種折中觀點，認為商業化和合作金融應共同發展。各種文獻的觀點之所以出現差異，從理論本源來說，關鍵在于其研究者對中國現實農村經濟判斷的差異。按照“理性小農”命題(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富于理性的小農，那么就沒有必要單獨為其設計一套農貸制度安排，而只需將服務于現代經濟的金融體系直接延伸到農村經濟，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即可，換句話說，商業化的金融體系同樣適用于農村地區；按照“道義小農”命題(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是生存取向的，不會冒險追求利潤最大化，那么農村地區商業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當的。但無論從“理性經濟小農”視角還是從“道義小農”視角來考察中國農村經濟，得出的結論都難免簡單化，中國小農經濟到底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值得進一步討論[7]。從研究方法論來說，持商業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導觀點的研究文獻基本上采用理論演繹的三段論形式來得出各自的結論。理論前提承認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礎是小農經濟，而商業金融活動所具備的條件是農村市場經濟，商業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農經濟化條件下的金融服務，進而從中國現實農村經濟特性的描述中獲得理論推理的依據。這些研究文獻論證形式縝密嚴謹，其觀點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問題在于，缺乏對中國現實農村經濟特性嚴格的實證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分析，沒有哪一種關于中國農村金融的命題具有普適性。

（五）農村非正規金融

對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農村非正規金融產生的成因；其二是農村非正規金融中的利率問題。一些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農村非正規金融產生的成因：(1) 從中國小農家庭的生存經濟與其資金的非生產性需求兩者之間內在邏輯聯系出發，通過案例研究表明非生產性資金缺口和農貸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規的或商業性的金融來滿足。(2)從農村非正規金融與中國城鄉的特殊結構與聯系相關性入手，認為是由于城鎮和農村之間缺乏一個較好的金融組織。特別是在轉軌經濟中，作為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農村非正規金融是由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從農村金融供給的角度，認為農村貧富差距的加大使農村非正規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給。(4)從金融政策的根源來看，由于貸款管理的落后和貸款配給的錯誤，扭曲了農村正規金融資源的配置，收入較低農戶的信貸需求仍然要通過非正規金融得以滿足。對農村非正規金融中的利率問題，不少學者以農村民間金融為例，從信息不對稱角度出發，把民間信貸利率部分地視為具有調節借貸風險組合或過濾借貸風險的功能。有文獻認為，民間信用利率決定于資金供求狀況、借貸者親疏關系、期限長短、淡旺季節等因素，因而利率檔期分明。 也有文獻依據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貸配給模型來揭示出民間金融各種利率形式的機理和長期并存的原因。

從已有文獻來看，對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研究視角呈現多元化，研究方法從案例分析到規范論證呈現多樣性。其不足之處在于缺乏非正規金融研究的系統性理論框架，視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問題的認識較為全面，但多種結論的差異將使得理論研究失去了實踐意義，另外案例研究中樣本選取的不同將會影響到結論的可信度。

四、結語

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理論研究的梳理，不難發現各種理論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僅如此，無論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聯系識別，金融抑制理論對供給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區分，合作制為主導還是以商業化為取向的爭論，還是農村非正規金融成因分析只是農村金融的一個方面，各種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視了農村金融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以及系統內外存在的復雜聯系，這也是導致各種理論研究與實際脫節的重要緣由。可見，農村金融問題研究不能簡單地依賴某個理論。綜合各種理論研究的優勢，將系統論的思想引入農村金融問題研究之中，通過對農村金融系統內外復雜聯系的研究尋找改革途徑將是未來農村金融研究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周霆.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創新論――基于“三農”視角的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229.

[2]雅榮,本杰明,皮普雷克.農村金融問題、設計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國農村金融研討會閱讀材料,2002,(9):23.

[3]焦兵.東、西部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貢獻的比較研究[J].統計與決策(理論版),2007,(1):70-72.

[4]姚耀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及其金融結構分析[J].中國軟科學,2004,(11):36-41.

[5]李喜梅,彭建剛.經濟變遷中的中國農村金融體系:一個從隱功能角度的解釋框架[J].農業經濟問題,2005,(10):51-54.

第3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ARMA模型 金融加速器 金融政策

引言

1929～1933年全球經濟經歷了大蕭條，在此之后Fisher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指出大蕭條的原因是信貸市場的失靈，這一觀點成為了金融加速器的雛形。金融加速器理論的提出是由于在借貸市場中雙方所獲取的信息具有不完全對稱性，使得投資過程中部分資金的投資產生了成本，沒有達到最優狀態甚至是無效率的，這就會造成下一期的投資、負債、產出以及借貸能力，各項經濟指標都會因此產生加劇波動。由于投資過程是雙向的，所以當金融加速器產生正面效應時，相應企業的凈資產投資產出將進一步增加。與之相反，當金融加速器產生負面效應時，相應企業的凈資產和投資產出也將減少。近幾年來“三農”問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是國家加快現代化建設的工作重心。農村金融又是農村經濟的核心問題，但由于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加之本身基礎薄弱的農村經濟基礎，很多優勢資源也隨之向大城市轉移，甚至出現許多“金融盲區”。據筆者調查，在云南許多農村地區連“土生土長”的農村信用社都在農村銷聲匿跡。因此，融加速器理論對于農村地區的經濟指導作用具有現實的性和重要的意義。

一、“金融加速器”理論和ARMA模型

傳統的經濟學假設市場是有效的無摩擦的，各個交易者之間的了解都是充分的，即信息完全對稱。而現實市場的信息是非完美的，借款者和貸款者之間的不對稱信息使得銀行獲得企業項目信息的成本增加，導致了借貸市場資金分配的非最優甚至是無效率。當企業微觀個體受到外部不利沖擊時，凈資產和現金流量必然發生變化，企業微觀個體在借貸時所能夠提供的抵押品將會減少，會影響企業的借貸能力進而影響其下一期的投資、產出、凈資產以及借貸能力，如此循環往復，宏觀經濟必然會因為眾多微觀企業個體的變化產生結構效應，經濟指標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則有摩擦的信貸市場在外部沖擊下會加速經濟的增長或者衰退。成本隨著經濟周期反方向變動，在經濟蕭條時上升，在經濟擴張時下降。

自回歸滑動平均模型（ARMA模型）是研究時間序列的重要方法。通常是在面板研究中，考察消費者的長期行為模式變遷過程。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農村地區金融業務穩步發展，居民消費價格水平穩步提高，本文采取21世紀以來全國農村月度CPI數據為時間軸，建立ARMA模型。

二、文獻綜述

信貸市場和經濟波動之間的相關作用理論很早被發現。維克賽爾、哈耶克等提出了經濟的波動和信貸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并且指出信貸的變化情況會導致經濟的波動。Fisher提出“債務-通貨緊縮”理論，指出“大蕭條”的主要原因是信貸市場上的失靈。凈資產在債務鏈中占有重要作用。當企業的凈資產越低，可以獲得的貸款能力越低，貸款的減少會影響投資和產出，投資產出減少必使利潤減少，進而凈資產會因此不斷地循環減少。相反，當企業面臨著比較寬松的信貸政策時，其借款得到增加，投資、產出以及利潤都會增加。最終會導致通脹的產生。隨著20世紀8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逐步崛起和發展，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再次受到了重視。部分學者還將此理論運用在分析信貸市場對經濟波動放大效應的研究，同時將“金融摩擦”（信息不完美）這一概念納入到經濟周期波動的一般分析框架中，奠定了“金融加速器”理論的基礎。引用Bernanke和Gertler（1989）的觀點“正是由于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完美引起了企業借貸成本的變化，資產負債、投資、產出也隨之變化，微觀層面的變化積聚到宏觀層面產生結構效應，最終使得宏觀經濟呈現出更大的波動態勢。”Bernanke等人在1996年最早提出了“金融加速器”概念，即信貸市場在自身條件變化和外部沖擊的情況下能夠使得原來的經濟沖擊加強放大。Kiyotaki和Moore（1997）指出，因為信貸市場上不合理的配給因素的影響，企業為了能夠獲得足夠的資金進行下一期的投資生產，以實現持續經營，經常就會采取以企業的自身價值或借款人所持有的一定數量的特定資產作為抵押進行融資。在此情況下，宏觀經濟的變化會通過企業的信貸狀況來影響企業的貸款和投資水平，這將會加劇宏觀經濟的上升或者下降的態勢。他們提出，是信貸約束引起了宏觀經濟的過度波動。

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8）又在新凱恩斯模型的基礎上，假設信貸市場的不完全、企業凈資產、價格黏性，建立了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模擬了外部沖擊經過“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效應可以達到的效果，此模型被稱為BGG模型。Bernanke等一系列研究構建了信貸周期理論的基礎，為分析資產價格波動、信貸周期、貨幣政策的傳導等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后來學者在BGG模型的基礎上發展出DSGE模型，放松了一些假設條件，并且深入探討了銀行信貸標準的變化原因與變化會對經濟波動和資產價格產生的影響。

國內學者對于“金融加速器”和ARMA模型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得成效。崔光燦（2006）在研究資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時指出在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下，能夠運用“金融加速器”理論解釋如何由資產價格的波動而產生的宏觀經濟波動。趙振全和于震等（2007）對中國的信貸市場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發現在1990年1月到2006年5月這段時間，金融加速器效應在中國的借貸市場上表現的極為明顯。且在相同特征的各種外部沖擊下，經濟波動在信貸市場中會由于市場所處的狀態不同而不同。同時，還指出借貸市場是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波動源而且是波動的有力傳導媒介。楊勝剛和侯坤（2011）對我國的金融加速器傳導機制的非對稱性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的金融加速器傳導機制非常具有非對稱性。在負面沖擊下，市場的“反身性”作用會被壓縮至一個很狹窄的時間段，信貸總量和企業抵押資產縮水，這將加速經濟的衰退。另外有不少學者對于金融加速器的效應在不同地區是否具有差別進行了研究。袁申國和劉蘭鳳（2011）考察了427個上市公司1999～2009年的面板數據，并且以資產負債表系數衡量金融加速器效應的大小。實證分析表明根據資產總額的不同，將企業分為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東部企業不存在金融加速器效應但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明顯存在著金融加速器效應，并且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存在著金融加速器時期規模交叉效應。張良貴和孫久文（2013）則把我國分為五大經濟區域，研究了不同地區的金融加速器效應特征和不同經濟區產業轉移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金融加速器效應存在著明顯的區域特征，這是由于不同地區的政策和市場化程度所決定的，并且區域之間產業的轉移影響著金融加速器效應的演化。耿葉萌、呂恕（2014）《基于時間序列模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實證分析》中就指出針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趨勢性和季節性，運用時間序列模型分析預測，不僅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國的消費需求情況，而且能夠為政府把握未來的經濟趨勢并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提供重要的依據。王志堅、王斌會（2014）的《ARMA模型的穩健識別及實證分析》中也對ARMA模型的可行性和準確性作了精確的分析。

三、“金融加速器”模型理論及其在我國農村環境下傳導機制的說明

為了研究“金融加速器”作用下農村主要金融機構受外部沖擊后的影響程度，需要建立一個農村特定條件下的四部門經濟模型――家戶、企業、銀行（金融中介）以及政府的基本經濟框架，本文選擇的研究地區為云南省巧家縣、大關縣、永仁縣等部分具有典型代表性地區的農信社為模型中農信社的代表，而零售部門企業選自當地一些土生土長的地方企業為代表。“金融加速器”的效應通常通過幾個渠道來實現：一是通過當地企業的現金流進行傳導，包括政府部門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從而道德名義利率的上升減少經濟的總產出，降低了企業的現金流，企業自身內部的資金結構發生變化，此時要想保證投資水平的不變就必須增加對外融資的數額，根據國際通用的信用評級辦法，這些企業的違約風險必然上升，農信社為了避免風險就會提高借貸的成本，這就是現在所謂的“借款難”的問題，這就進一步增加了下一期的投資產出收入以及現金。如表1是人民銀行統計處關于云南八個農村信用社2014年2月的借款數據：

由圖中可看出存款數量遠遠大于貸款數量，這看似是一種“金融太平”的現象，但是這只是一種假象，因為存款一直放在銀行，結合現在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企業以及個體的資產是在蒸發的，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八個縣在2013年12月存貸款數據（表2），除了個別地區縣鄉，存款減少貸款卻是增加的，也就是說在這兩個月過程中，現金流不斷從信用社轉移到了外部，這也就是金融加速器在其中作用，投融資不斷地增加只會造成更多的成本。

現在在對金融加速器有一定了解的情況下，我們來建立一個宏觀的四部門家庭、銀行、企業和政府的基本經濟框架。其中以上數據中的存貸款來源只發生在企業之間，而零售部門的存在只是為了說明價格變動的關系。

四、ARMA模型的建立

ARMA模型是時間序列的分析重要方法，我們用ARMA模型對中國農村CPI數據進行研究并且作出預測，考察中國農村地區的經濟情況和變化趨勢。

使用EViews軟件對2000年1月到2014年3月的中國農村CPI月度數據構成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

由圖1、表3可以看出ADF檢驗統計量大于臨界值，所以模型非平穩，所以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一階差分處理。

如表4所示進行一階差分后，1%、5%、10%的置信區間下ADF檢驗統計量均小于臨界值，所以差分后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可以對其進行建模。

圖2是一階差分序列自相關圖和偏自相關圖。由于經濟變量一般都為1階或2階ARMA模型，所以我們可以嘗試建立ARMA（1，1）、ARMA（1，2）、ARMA（2，1）、ARMA（2，2）四種模型進行比較，選取其中擬合度最優的一個模型。

由表5得知經過調整后得出ARMA（1，1）模型為最優。常數項c的p值過大，應該省略。又因為省去c值之后AIC更小，所以模型更為精準可靠，最終確立ARMA（1，1）的數學方程為預測后2014年4月與五月的農村地區CPI的值分別為102.0687和102.0449與現實CPI數據誤差小于1%，所以模型十分精確。由此看出，中國農村CPI在平穩中向上攀升的趨勢。則當局應當密切關注CPI的走勢，防止過度的通貨膨脹造成的經濟過渡波動。

五、結論及完善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系統的對策

（一）完善農村地區的征信體系，使信息不對稱的程度相對減弱

征信體系是社會經濟發展壯大的必然產物，是與征信活動相關的法律制度、組織機構和市場管理等共同構成的一個有機融合的體系，為借貸市場進行信息方面的服務。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經濟市場的波動是由于借貸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那么減弱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可以為借貸雙方減少摩擦，降低相應的交易費用。并且可以在外部經濟不利的沖擊時，貸款人能夠根據借款人的信用情況，比較準確的了解其公司經營狀況和資產負債的狀況從而對其進行合理的貸款發放，避免借款人在不利的外部沖擊下籌資困難，降低經濟的波動程度。則，減弱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可以避免經濟的過度波動，使農村經濟可以長時期的平穩增長。完善農村地區的征信系統，樹立正確的征信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要使征信業務制度規范，征信機構制度規范，征信人員制度規范，這是使征信系統完善和業務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

（二）構建農村經濟的預警機制

通過ARMA模型，我們可以預測未來的CPI數據，而用來反映居民消費的變化情況和運動趨勢，并且可以了解到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的相對程度。為了避免農村地區的經濟下滑，我們可以通過ARMA模型進行預測。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當經濟系統面臨不利的情況時，當局可以運用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調節。可以加大對借款人的借款額度和對居民進行鼓勵消費，以此來保證農村地區的經濟平穩增長。

（三）完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

統籌建立適度競爭的、多層次農村金融體系，加強農村信用社的管理，規范農村信用社的管理體制及保持農信社獨立法人地位總體穩定，從而促進其在農村金融中的調控作用，增強農村金融在抵御外來風險時自身所能發揮的作用，更好地運用農村信用社貼近基層、貼近農戶的“三農”服務主力軍作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和農民收入水平提高，農村金融需求將會不斷擴大，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也需隨之不斷改進和創新。最后，堅持推進并不斷完善農村的金融市場。逐步改變目前農村金融市場的單一融資模式，縮小農村金融和城市金融之間的巨大鴻溝，擴展直接融資在其中所占的比重，探索中小企業集合發債、上市等資本市場融資渠道。加快發展農產品相關的期貨市場和衍生產品市場，增加農產品品種數目，合理有效地發揮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減弱農產品在生產和銷售過程中由于市場所帶來的風險。除此之外應該加大力度完善農業方面的保險體系，創新農業保險的品種，探索發展出農村信貸和農業保險相互結合緊密聯系的銀保互動機制，不斷探索發展新的模式并形成比較完善的農業風險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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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　金融危機；富余勞動力；轉移

作者簡介　張公信(1963－)，男，河南工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河南鄭州　450001)

本文是2008年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課題(項目編號B107)及河南工業大學校基金項目(項目編號07XSK004)部分成果。

河南是個農業大省、人口大省，農村富裕勞動力規模巨大。隨著金融危機在全球的蔓延，對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規模以及轉移產生一系列巨大的影響。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機背景下河南農村富裕勞動力基本狀況的基礎上，對這一現象的加劇原因及解決措施做一些淺顯的探討。

一、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現狀

河南是全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人口9869萬(2007年底)，其中農業人口6774萬，占全省常住人口的69.35％。根據經濟學家拉格納-納克斯的解釋，農村富余勞動力是指那部分可以從農業部門抽走，而又不影響農業總產量的農業勞動人口。河南農村實際有勞動力4725萬，其中從事農業生產者1500萬，富余勞動力近3200萬人。農村富余勞動力規模過大，是河南面臨的一個世紀難題。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廣大農民進廠、進城的腳步，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截止2007年底，全省轉移的農村勞動力達1974萬人，同比增長228萬人。輸出到外省達1199萬人，省內轉移770萬人，境外就業4.8萬人。然而，今年以來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機和歐美經濟衰退的影響，東南沿海大批中小企業紛紛破產或倒閉，農民工成為首當其沖受到沖擊的群體，許多農民工失去工作，被迫返鄉，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規模在一定時間內將會不斷增加。據河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統計部門的調查，春節前全省返鄉農民工已達950多萬人，其中，從省外返回660多萬人。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多的原因分析

1　金融危機背景下大量企業倒閉、停產，促使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規模增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逐步提高，現在已高達40％以上。正因為這一原因，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及蔓延也嚴重地沖擊到了國內經濟。數據顯示，2008年9月份。國內GDP增速多年來首度回落至1位數。同期，傳統大宗商品出口大多增幅回落。其中，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2％，鞋類出口回落1.7％，塑料制品出口回落8.4％。與此相聯系的直接反應是企業大量出現停產、半停產，甚至引發倒閉。

而東部沿海地區又是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區域。據資料表明，河南省農村流出省外的勞動力呈由東向西遞減趨勢，轉移到東部地區的占78.87％。金融危機背景下，沿海地區大量企業倒閉，勢必會使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規模因農民工的回流而加劇。據河南省勞動保障廳有關統計顯示，截至2008年12月20日，河南省回流農民工已達377萬，其中受經濟危機影響回流人數占總數的60％。由此可見，河南農民工又是就業問題上受沖擊的最主要群體。

2　金融危機背景下南方各地區“雙轉移”政策的實施與推進，進一步加劇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規模。農民工回流的增多，不僅是受金融危機下企業倒閉的影響，與沿海地區在金融危機下加速推行的“雙轉移”政策也不無關系。所謂“雙轉移”，這是廣東創造性地提出的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統稱。即讓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向內地轉移，讓農村勞動力向流出地轉移。現在已成為廣東、江蘇等沿海省市的重要戰略選擇。隨著沿海地區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轉移，本地經濟的產業升級，通過更新設備提高自動化水平，“這毫無疑問意味著機器對人的大規模替代”。

作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輸出大省的河南來講，由于河南位于中部平原，以現有的農業機械化水平，1000萬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已經足夠。農村目前仍有1100萬的富余勞動力，按河南現有產業規模很難悉數吸納。在“雙轉移”的背景下，只能不斷增大農村富余勞動力規模。

3　金融危機背景下城市下崗工人、等待就業的畢業生、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三碰頭局面的影響。金融危機對經濟的沖擊有一個逐步蔓延的過程。隨著對沿海地區影響的進一步加深，對內地外向型經濟及相關的企業的沖擊也越來越大。造成內地企業也出現了部分停產或萎縮，對勞動力吸納能力減少。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559萬人，比2007年增加64萬人。預計2009年將突破600萬人。形成了城市下崗工人、等待就業的畢業生、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三碰頭局面。這一現象在河南更為突出，從而使本身很窄的就業渠道變得更窄，部分從農村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又回到農村，在一定程度上又給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增加了難度。

三、金融危機背景下促進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金融危機背景下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規模越來越大，能否有效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這不僅是關系到社會能否保持穩定的大事，也是關系到新時期民生問題的大事。在當前的條件下，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要抓住以下幾個方面。

1　加大對現有中小企業的扶持和支持力度，通過“保企業”來“穩就業”

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小企業一直是創造就業的主力軍。小企業的就業容量和就業彈性，都明顯高于大型企業。在美國，2／3的就業崗位是由小企業創造的，在10個主要就業行業中有7個行業是小企業占主導地位。在我國，同樣的投資額，用于工業小企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是用于工業大企業的5倍多；生產同樣的產值，小型工業企業使用的勞動力為大型工業企業的1.9倍。

河南地處中原，雖然現有的中小企業中外向型企業較少，受世界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相對較小。然而隨著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河南中小企業的發展態勢同樣不容樂觀。一份來自河南中小企業服務局的調查報告顯示，雖然全省中小企業繼續保持健康平穩發展的態勢，運行質量較好，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企業生產增速下滑明顯，停產、半停產、倒閉企業增多。

2　培育河南新的經濟實體，擴大河南自身消化富余勞動力的能力

(1)發揮政府的作用，培育河南新的經濟實體。企業是就業崗位的創造者，只有增加企業數量，才能增加勞動力需求，才能擴大就業的容量。

河南作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在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一定階段內，通過輸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辦法“借雞生蛋”，不失為一種良策。而金融危機背景下，原輸

入地區企業的大量停產、倒閉，這些地區“雙轉移”政策的實施，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已成不爭之實，而且這一現象將不會在短時間有根本性的改變。因此，發揮各級政府的作用，培育和發展河南新的經濟實體，可以有效地擴大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渠道，相應地增強河南自身消化富余勞動力的能力，對于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會有顯著的作用。

(2)激發返鄉農民工創業積極性，實現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創業是就業之源。“從根本上說，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關鍵是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一個人創業不僅創造自己的就業崗位，而且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來帶動更多的人就業。”黨的十七大曾提出，我國要“適時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完善支持自主創業、自謀職業政策，加強就業觀念教育，使更多勞動者成為創業者。”突出強調了創業就業在擴大就業中的指向性和傾向性。

近期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沿海地區一些企業虧損倒閉或大規模裁員，導致大批農民工失業返鄉。然而，我們還應該看到，這些返鄉農民工中，有部分人長期在外工作，擁有一定的資金積累、風險意識；掌握著一些市場信息和生產技術；學會一些管理經驗；更有一部分人懷有返鄉創業的激情。因此，河南應該充分發揮返鄉農民工的優勢，鼓勵和引導他們自主創業，要通過創業來拓寬就業領域、擴大就業崗位。

3　抓住“雙轉移”契機，發展適合當地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增加對勞動力的吸納力

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不斷提高企業技術含量這的確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從長遠來看，這對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企業的競爭力無疑是最佳的選擇。

由于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各自代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梯，同時，由于我省社會生產力水平還存在著多層次，現在還沒有發展到依靠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支撐經濟發展的階段。這就決定著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對就業有著極大貢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還應長期存在。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河南的產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等各項戰略措施，應當有利于充分發揮本省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進一步強化就業優先理念，或自主發展，或抓住沿海地區“雙轉移”的契機，進行產業承接轉移，發展既能解決大量人員就業，又有發展前景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進而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

4　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提高河南農村富余勞動力省外轉移的整體競爭力。

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說到底還是“轉移農民”的問題，而農民能否轉移成功，歸根到底取決于農民自身的素質。據有關資料顯示，我省原來轉移的勞動力中，小學文化程度占1.16％，初中文化程度占72.95％，也就是說初中級以下的占到了84.1％，正是由于這些問題使我省農民工在和其他省份農民工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特別是當前，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我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不少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加上沿海地區“雙轉移”政策的實施，必將導致這些企業對傳統勞動力的用工必將減少，勞動力競爭將更加激烈。

5　加快農村小城鎮建設步伐，提高農村小城鎮容納富余勞動力的能力。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有序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十七大報告為我們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指明了方向――大力推進城鎮化。“沒有城鎮化，農村富余勞動力就不能大量轉移出來”，而小城鎮分布廣、數量大、增長活躍，安置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潛力巨大。

2002年以來，河南城鎮化建設步伐加快，成效顯著，2006年，全省城鎮化率已達為32.6％。但總體城市化水平不高，仍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1.4個百分點。因此，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務院制定的“嚴格控制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鎮化發展方針，加快河南城鎮尤其是小城鎮建設，滿足鄉村人口城市化需求，是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途徑。

6　完善就業信息服務體系，提供真實、有效信息指導。

第5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研究視角

一、金融效率視角

研究金融效率視角下如何優化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目的是在了解兩者相互作用機制的基礎上，以此尋求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的路徑與方向，促進農村金融效率的提高，以進一步促進“三農”的發展。

因金融生態這一概念是國內首創，對于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問題，國內研究成果相對較多，國外一些相關文獻中只是鮮有涉及。

1.國內研究概述

國內學者如周小川、蘇寧、黎和貴等，從全國范圍和不同區域的層面、從理論和實證等多種角度對金融生態環境及其優化展開了研究。研究內容主要是造成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無效率的原因及其表現，并提出了相應的完善措施。原因主要體現在政府行政干預、法制不完善、缺乏誠信，因此對應的完善措施是明確劃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建立良好的法制體系、加強監管提高誠信意識。最終實現農村金融環境的穩定提高。

2.國外研究概述

國外學者通過研究得出金融生態環境與金融效率關系的觀點時（因為研究較少），也提出了相應的改善金融生態環境，提高金融效率的對策，諸如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實現金融機構產權私有化、減少政府對金融部門的干預、建立完善的社會信用機制等等。

二、功能視角

近年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研究金融問題應該系統性地、整體性地把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都納入到金融體系之中，對系統整體進行改造，而在改造之前必須要預先了解它的功能。只有準確分析了解了金融功能之后，才能更好的為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提供理論支撐。

1.國內研究概述

在理論研究方面，國內運用“功能觀”研究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文獻并不多。主要的研究學者有唐志道、李喜梅、鄧奇志等，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以金融功能觀為理論指導，注重間接功能與直接功能的協調，顯功能和隱功能的比較分析。最終以一個全新的視角提出了優化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路徑。

2.國外研究概述

1993年，美國金融學教授默頓（R. Merton）和博迪（Z. Bodie）首次提出了基于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功能觀點的金融體系改革理論，即“功能觀點”，1993年之后又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全球金融體系：功能觀點》（1995）―書中。默頓和博迪在兩個基本假設的前提下，提出了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在時間和空間上轉移經濟資源;儲備或聚集資源或分割股份;清算和支付結算;管理風險;提供價格信息;解決激勵問題。之后，1993年，金（King）和萊文（Levine）也從金融功能角度探索了一種既包含發達國家又包含發展中國家的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并研究了全要素生產力的作用機制。1997年，萊文提出金融系統具有資源配置、動員儲蓄、實施企業監控、促進風險管理、便利商品、勞務和合約交換這五種功能。

三、征信視角

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劣直接影響著農村金融能否促進農村經濟健康發展。從征信的視角來看我國農村的金融生態環境，當前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還不理想，表現在征信系統不健全、失信懲戒機制的缺位和法律體系的不完善。所以，從征信視角分析對于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1.關于農村金融生態的研究概述

研究農村的金融生態，首先我們要了解金融生態。關于金融生態，目前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其原因主要是分析視角不同。歸納起來有以下四種：一是生態學的視角;二是多因素論的視角;三是仿生學的視角;四是系統論的視角。

在對金融生態研究的基礎上，許多學者結合農村發展的特殊性對農村金融生態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如金才鑫、謝升峰等，他們認為農村金融生態是由農村金融主體（包含農村金融產品及服務的生產者或供給者，如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及其他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及其賴以生存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包括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農村法治建設、鄉村文化）構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

2.關于農戶信用度及農村征信體系的研究概述

農村征信體系的建立應在對農戶信用度的正確認識上。目前理論界關于農村信用度的研究存在兩個極端：一部分人認為，農民具有很強的信用度，農村信用環境具有天然和傳統的有利條件。相反，另一種觀點卻認為，農戶屬于低收入群體，這類人群在信貸活動中沒有可供抵押的資產，游離于“抵押”這一制度約束之外，因此必然是不守信用的。盡管關于現在農村信用度處于何種水平的研究尚存在爭議，但目前，學者們的研究已在以下兩方面達成了共識：一是征信制度缺失以及由此而引起了信貸市場交易效率的低下;二是農戶征信制度的缺失對已成為制約農戶融資的瓶頸。國內關于農村征信體系建設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農村征信體系的指標體系的設計，以層次分析法和模糊數學方法為代表;二是農村征信體系建設的政策建議，包括強化政府信用，信用法制建設和信用意識宣傳等。

四、總結評價

以金融效率視角分析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的研究概述，現有研究成果是孤立的研究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研究金融效率、從單一角度研究金融生態環境與金融效率的關系、對兩者相關性的研究是片面的，沒有立足于研究和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以提高農村金融效率，并以此促進農村經濟質的增長，特別是對于十分脆弱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與低效率的農村金融兩者的內在聯系的研究嚴重不足，對以效率為目標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的路徑選擇也沒有給出一個相對科學的方向，更沒有形成完整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的理論支撐和政策實施體系。

以功能視角分析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的研究概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重點集中于以金融功能觀為理論指導，使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實現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相協調，并細致分析了顯功能與隱功能各自的性質和實現方式。但是，國內外學者的分析研究都沒有明確給出優化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路徑選擇，有待于今后為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化提出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和可實施政策建議。

以征信視角分析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的研究概述，國內學者比較深入地對金融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和征信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但現有研究較少涉及到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研究深度有待深化、廣度有待拓展。基于此，以后我們的研究方向應該基于征信視角對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以解決以征信為視角考慮的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以更好的優化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綜上所述，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化應以功能視角為前提、金融效率視角為核心、征信視角為補充。在充分深化研究我國農村金融功能的基礎上，為我們解答為什么要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是要用更健康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為農村金融功能的發揮創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更好的促進“三農”的發展。以金融效率視角為核心，是以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化的目標是要更好的提高農村金融的效率，以高效率的水平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以征信視角為補充，是要解決農村信貸市場效率低下和農戶征信制度的缺失問題，從而為農村金融的良好有序發展創造最佳的外部環境。所以，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化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應該把這一問題放入一個系統之中，以更加條理、系統的研究方法去優化我國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參考文獻：

[1] 李喜梅.基于功能視角的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

第6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 農村金融;金融抑制;經濟發展

農村金融是農業及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三農”問題一直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目前,我國農村領域普遍存在著金融抑制現象,金融服務難以滿足“三農”發展的需要。農村金融抑制是怎樣形成的?如何消除它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約束?已引起了決策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目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已經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針對于農村金融抑制問題的研究也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獻。本文從研究的不同角度對相關文獻加以梳理,旨在對中國農村金融抑制問題研究的成果作一個透徹的了解,并對此研究的角度作簡要評價,為中國農村金融抑制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方向。

一、我國存在農村金融抑制

最早提出金融抑制理論的是美國的經濟學家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1973),他們深入的研究了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集中研究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從而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論。

國內一些學者沿著相同的思路對中國農村金融抑制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中國農村存在嚴重的金融抑制現象。大量研究認為我國農村金融抑制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供給型金融抑制。二是需求型金融抑制。三是供需結構型金融抑制(王國華、,2006)。

在以上三種類型的金融抑制中,供給型金融抑制起著主導作用,其它兩種形式的金融抑制處于從屬地位(何志雄,2003)。這是因為:首先,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先滿足量的要求,然后才有質的提高。因此,只有在緩解供給型金融抑制的基礎上,才會考慮需求的增加與需求的多樣性問題。其次,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金融“供給領先”模式已為許多國家,特別為東亞國家的發展所證實。第三,供給型金融抑制有時也會以需求型等金融抑制的形式出現(曾芳芳,2006)。

那么,我國農戶金融抑制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李銳、朱喜(2007),通過biprobit和match模型定量的回答了這個問題,分析得出我國當前農戶的金融抑制程度約為70.92%,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農戶的金融抑制程度相當嚴重。因此研究農村金融抑制產生的原因以及對此提出解除其抑制的政策建議顯得十分必要。

二、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產生的原因

(一)從供給角度來分析農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對于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產生的原因,其中多數研究沿襲了西方金融抑制理論傳統,從金融供給的角度出發來研究,認為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正規金融部門對農戶貸款資金供給有限,及金融服務項目不足。按照謝平(2001)的觀點,“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在農村金融中會發揮作用。

任偉(2006)認為,我國當前農村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問題。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的金融體系使得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和城市金融市場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割裂的市場。在這個市場里面資金流動是不暢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從農村向城市輸送資金的單向流動的金融市場。這種金融市場的組織制度安排使得“三農”問題的解決面臨資金嚴重不足的困難。因此農村金融市場的根本問題是一個如何增加農村金融服務供給制度的問題。

然而,以上分析和研究是在理論的層次上展開的,對實際的解說和操作可能不具有明顯的有效性,從案例研究中才可增加其可信性。在此基礎上,曾芳芳(2006)以重慶農村為例,認為重慶這種存款需求和規模均較小的欠發達地區,表面上看是金融有效需求不足,其實質卻是金融供給類型不對,從根本上講是金融供給的總量不足。

那洪生,周慶海(2004),則從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的具體表現分析,我國當前農村存在的金融抑制屬于典型的供給型金融抑制,并指出造成農村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供給不足,亦即不適當的制度安排。

實際上,以上學者都只是從制度供給不足或資金供給不足單方面來分析農村金融抑制產生的原因,只強調其中一方面而提出的原因必然是不全面,不完善的。因此,在此基礎上,馬曉河、藍海濤(2003),結合雙重的供給不足,并通過進一步考察發現,制度和資金雙重供給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長期執行的是城市和工業優先發展的傳統工業化戰略。

但如果僅從供給角度分析金融抑制,必然有這樣一個前提,即農村的金融需求彈性是無限大的,也就是說,只要有足夠的金融供給必然能產生相應的需求,達到供需自然平衡。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當前我國農村還存在明顯的資金有效需求或需求能力的不足(王彬,2008)。

(二)從需求角度來分析農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事實上,農村金融制度的完善不僅取決于正規金融部門的資金供給,而且也取決于農戶對借貸資金的需求強度。一些文獻則從金融需求的角度來研究農村金融抑制,認為行業風險、市場風險、制度風險、產業結構及社會保障等因素的制約,致使農戶借入資金的預期收益較低,同時,非正規金融對正規金融的替代效應與擠出效應,使我國農村中的農戶形成了因其借款需求不足而導致的需求型金融抑制(高帆,2002)。

張琴,趙丙奇(2006)通過對農村金融交易主體的訪問分析了農村資金需求者的情況,討論了目前農村各個需求主體之間的不一致性以及出現的替代關系,同時指出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需求需要多樣化的金融機構來滿足。

進一步,劉祚祥(2007)從農村金融抑制的需求角度,注意到我國農戶在城市化與工業化轉移過程中的逆向淘汰趨勢,以及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社會的微觀經濟組織的行為選擇對金融交易的影響。劉祚祥與孫良媛在湘北調查的基礎上,分析了農戶的逆向淘汰趨勢與農業的低效率增長的內在聯系,提出了農戶的自生能力不足是難以通過中央財政補貼來彌補的命題(劉祚祥、孫良媛,2006),從而為農村金融的需求型抑制提供了分析的邏輯起點。

(三)從供需均衡角度來分析農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如果只是單純從金融體系的角度分析金融抑制問題,因此不夠全面。為使金融能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服務,從供求均衡的角度尋找導致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產生的根本原因,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張杰等(2006),認為農村金融服務供給應以金融需求為基礎,走出中央與地方利益主體相互博弈的困局,盡快達到兩者之間最優的均衡點。這就需要我們從金融供需的層面上對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的表現、成因進行更深一步的分析,以期在此基礎上對緩解我國農村金融抑制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于是,王彬(2008)從金融供需均衡的層面上,指出我國農村金融抑制成因也可以從農業、農村金融體系和政府三個層面來思考,從而分析了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產生的深層次原因。

雖然這些研究從制度層面較好地解釋了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的成因,也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在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層面所做出的解釋卻不夠系統和全面。基于此,何德旭與饒明(2007)試圖從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層面,運用金融排斥性理論框架解析我國金融抑制的深層原因,他們認為產生農村金融抑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在經營過程中,在經營取向上對農戶的金融需求造成了較強的金融排斥性,從而沒有為農村經濟發展配置足夠的金融(信貸)資源。

綜合各家觀點,中國的農村金融抑制問題既有供給的問題也有需求的問題,但是到底先從需求角度入手還是先從供給入手這個問題很難得到完全的解釋。對于農村金融抑制產生的成因仍存在爭議。并且我國學者大多數研究都只不過從理論上來研究農村金融抑制的成因,較少利用模型來進行分析,因此得出的結論有效性不強。

三、解除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的政策建議

解決“金融抑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都主張實行“金融深化”,減少國家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行政干預,推動金融交易的增加,強調貨幣深化和金融機構的多樣化是金融發展的必要步驟,在市場競爭機制下實現對資金更有效的配置。

因此,鑒于農村金融市場出現的金融抑制問題,國內多數文獻認為解決該問題的關鍵是進行金融深化(郭衛2002,那洪生,周慶海,2004,涂高文2005,黃衛紅,2006);王安明(2005)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金融深化的理論和制度。

在此基礎上,王國華與(2006)進一步指出,農村金融深化的根本還在于制度創新,所以,應從農村的現實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狀況出發,根據農村地區對金融服務需求的結構、數量與特征,來設計和提供相應的制度供給,這是解決農村金融抑制的基本思路。于是,任偉(2006)、李春梅(2007)對此提出了具體的對策和建議,指出政府應該從農業產業化發展和農村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大局出發,從國家金融改革和金融發展的總體目標出發,制定全面、系統的農村金融改革與發展戰略和具體的、分階段的實施規劃。

另外,殷本杰(2006)通過規范的理論分析,論證了金融約束可以有效的修正金融抑制的許多缺陷。但何大安,丁芳偉(2006)從農村金融體制的內生性因素入手結合國內實際,認為當前的農村金融不是純粹意義上的金融抑制,而是更多的反映為由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動態轉變。他們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逐步解決農村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轉變過程中諸如利率、市場準入、業務經營、資本流動等內生性因素對產生農村金融市場化非均衡推進現象影響的問題。

從刺激金融供給的角度,曾芳芳(2006)指出農村金融重組和深化是解決供給型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徑。從根本上來看,農村金融供給可以歸納為農村金融機構的進入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陳霞(2007)認為,增加政策性金融機構進入農村金融市場,放寬合作金融的準入門檻、鼓勵發展多元化的合作金融組織,建立市場準入制度、放開對農村民間金融的管制,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業務指導和風險監管,是解除農村金融抑制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劉祚祥(2007)則從刺激金融需求的角度,提出解除我國農村金融抑制以推進我國金融發展的具體措施。但是,他們的研究都只是從供需的單方面展開的,在此研究基礎上,王彬(2008)進一步指出,應針對當前我國農村金融供需之間的矛盾,重新定位與調整農村金融體系,以期通過制度創新以及加快相應的政府改革,改善農村金融供需雙方關系,從而進一步緩解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現象。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趙志芳(2007)運用交易費用等原理,分析了農村信用合作社在滿足農村金融需求方面具有的天然的比較優勢,因此基于重構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思想,趙志芳從宏觀和微觀層面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幾點看法。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研究文獻都提出了要通過政府之力來解除農村的金融抑制現象,這就在邏輯上產生了一個悖論,政策性金融天生隱含著金融抑制的結果,而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又可用來推進農村金融抑制的解決,在實踐中也產生出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些國家通過政策性金融有效解決了農村的金融抑制,一些國家卻因為政策性金融加重了農村的金融抑制。政策性金融顯然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引發金融抑制,也可用來緩解金融抑制(謝文,2006)。因此,筆者認為,針對我國不同的地區,由于其實際背景和側重點不同,研究結論并不具有普適性,應根據實際情況來探尋切合我國各地區的行之有效的體制改革措施和方法。

參考文獻:

[1](美)愛德華?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聯書店,1991.

[2](美)羅納德?麥金農. 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M].上海:三聯書店,1988.

[3]郭衛.農村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問題研究[J].農村金融,2002.

[4]何大安,丁芳偉. 中國農村金融市場化非均衡推進現象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6,(6).

[5]何德旭,饒明.金融排斥性與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供求失衡[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7,(5).

[6]黃衛紅.中國農村融資問題與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關系研究[J].農村經濟,2006,(5).

[7]李銳,朱喜.農戶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損失的計量分析[J].經濟研究,2007,(2) .

[8]劉祚祥.農戶的逆向淘汰、需求型金融抑制與我國農村金融發展[J].經濟問題探索,2007,(4).

[9]陳霞.我國農村金融抑制問題研究[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7,(4).

[10]馬曉河,藍海濤.當前我國農村金融面臨的困境與改革思路[J].中國金融,2003(11).

[11]那洪生,周慶海.對我國農村金融抑制問題的研究[J].理論縱橫,2004,(1).

[12]涂高文.完善農村信用社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考[J].江西金融職工大學學報,2006,(1).

[13]王彬.農村金融抑制及制度創新――基于供需視角下的分析[J].河南社會科學,2008,(7).

[14]王國華,.論我國農村金融抑制與金融制度創新[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5).

[15]謝平.中國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改革的爭論[J].金融研究,2001,(1).

[16]謝文.農村金融抑制與農發行發展路徑選擇[J].農業發展與金融,2006,(6).

[17]高帆.我國農村中的需求型金融抑制及其解除[J].中國農村經濟,2002,(12).

[18]殷本杰.金融約束:新農村建設的金融制度安排[J].中國農村經濟.2006,(6).

第7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 農村金融 VAR模型 Granger因果檢驗

一、理論基礎

（一）農村金融市場論

農村金融市場論認為盡管農戶有能力儲蓄，但是農村正規金融體系的業務并不是很好發展，因為農村正規金融機構面對的業務主體畢竟是農戶，相比較城鎮居民，農戶收入少、儲蓄少、經濟理念不發達，一些中間業務和理財、基金產品相比較城鎮居民很難開展。在這種背景下，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不等同于非法金融，它是合法存在的，主要包括一些當鋪、高利貸、民間借貸等）的存在為正規金融機構的正常運行保駕護航，和正規金融機構一起為農戶服務。

（二）農戶行為理論

在研究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民增收之間關系的過程中，農戶行為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農戶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農民增收產生影響。農戶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產生許多經濟行為，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會產生生產行為，在消費生活中會產生消費行為，有些農戶將自己的資金用來投資會產生投資行為，還有一些農戶有自己經營的產業。

二、實證分析

下面，我們通過收集1993～2013年的有關數據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我們選取農村金融相關率（FIR），農村金融中介效率（FE），農村金融發展規模（FS）三個指標來衡量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建立VAR模型：

（一）平穩性檢驗

模型建立之后，便要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因為本文數據的原因，ADF檢驗顯示不佳，所以采用Phillips-Perron檢驗統計量。本文模型中的四個變量，都在10%的置信水平上二階差分后通過平穩性檢驗。

VAR模型的滯后期的確定，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問題，如何確定最佳滯后期也是VAR模型的關鍵所在。目前AIC和SC準則是確定VAR模型滯后項的主流法則，而本文AIC和SC法則確定的滯后期不一致，我們采用LR方法，得到的最佳滯后期為2。

（二）協整分析

確定了最佳滯后期之后，我們接下來通過協整檢驗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

由此可以看出，農民純收入與農村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是：

RI=1.235659FIR+1.064811FE-1.103819FS+0.4112

農民純收入與農村金融相關率成正比率，即農村金融相關率每增加1%，農民純收入便增加1.24%；農民純收入與農村金融中介效率成正相關，即村金融中介效率提高1%，農民純收入將增加1.06%；農民純收入與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成負相關，即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增加1%，農民純收入將降低0.1%。

協整檢驗只能說明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卻不能說明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引導和被引導的關系。因此我們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來檢驗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從因果檢驗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在10%的臨界值下，金融相關率的變化會帶動農民收入的變化；金融中介效率的變化會引起農民收入的變化；金融發展規模的變化也會引起農民收入的變化。農村金融發展規模不僅是農村金融中介效率變化的原因，也是農村金融相關率變化的原因。說明隨著農村金融規模的不斷發展，也會促進農村金融相關率和農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

三、結論

通過實證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農村金融相關率（FIR），農村金融中介效率（FE），農村金融發展規模（FS）和農民純收入（RI）這四個指標之間兩兩之間都有相關關系。農村金融相關率（FIR）通過了平穩性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后，可以確定和農民純收入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的均衡關系。金融規模的擴大對農民收入增加有著很強的促進作用，金融相關率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都可以有效的促進農民收入的提高。

四、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政府政策性支農力度。政府應該通過出臺相關的政策來扶持農村金融，使其能更好的發揮其在農民增收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二，針對地區差異，選擇合適的改革模式。在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適合商業化運作，可以將當地的金融機構的業務主體轉移到農戶身上。在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中西部農村，從商業金融層面看，這些農戶具備較高風險，因此合作金融是這些地區的首選形式。

第三，完善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由于農村非正規金融業務可以深入到農村正規金融達不到的層面，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存在可以為農民更好的服務，因此我們需要在正規金融主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非正規金融的補充作用，讓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一起構建良好的農村金融體系，共同為農民收入增長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何亞玲.甘肅省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問題研究[D].甘肅農業大學，2008.

第8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農村微型金融是基于解決農村金融困境需要而建立的一種制度安排。農村微型金融在運行過程中，存在追求社會效益與財務可持續發展的沖突，需要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平衡微型金融的兩種目標。正確定位農村微型金融的目標對于我國全面推廣微型金融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農村微型金融 目標定位 扶貧 可持續

根據世界銀行定義，微型金融是對貧困和低收入人群、微型企業提供貸款、儲蓄、保險及貨幣支付等服務的金融形式。在國際上，微型金融被譽為是削減貧困和促進經濟和社會轉型的突破性革命。在我國，農村微型金融已經成為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推動農村反貧困的重要力量。如何防止微型金融偏離為農村服務和為窮人服務的方向，是發展農村微型金融必須面臨的重大課題。

微型金融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模式

（一）微型金融的理論基礎

金融發展理論。金融發展理論由格利和肖（Gurley&Shaw，1955）、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開創，主要闡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農村金融研究的基礎之一。世界銀行經濟學家Demirgü-Kunt、Bourguignon和Klein等人（2008）提出了“金融寬化”和“全民金融”（Finance to All）理論，把貧困人口喪失享受金融服務的權利作為導致貧困的主要因素，要求擴大金融服務面，建立提供全民化服務的金融體系。以此為基礎，小額信貸理論和微型金融理論逐步發展起來。

金融創新理論。金融創新理論由熊彼得（J.A.Schumpeter，1912）提出，他認為金融創新就是為了追求利潤機會在金融領域中建立的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使各種金融要素重新組合。尼漢斯（1983）認為降低交易成本是刺激金融創新的支配因素。西爾柏（1983）認為新技術的出現及其在金融業的廣泛應用提供了金融創新和成本降低的條件。格利（J.Gurley）和肖（E.Show）認為，經濟增長推動融資技術革新，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能夠提高金融機構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能力。

交易費用和信息不對稱理論。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諾斯認為，交易是有成本的。低收入群體因居住分散、需求規模小、缺乏擔保等原因，導致交易成本高和信息不對稱，被正規金融服務所排斥。微型金融通過本土化經營和小規模經營，充分利用地緣關系營銷，加強與客戶的日常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微型金融還進行了小組貸款等機制創新，使低收入群體以共同信用做擔保來取得貸款，也使微型金融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風險和道德風險，提高了市場效率，降低了運作成本。

（二）微型金融的實踐模式

微型金融自產生以來，形成了多種經營模式。按運行機構分，有正規金融的小額貸款項目模式、非政府非盈利組織的小額信貸模式和專業化微型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模式。按貸款形式分，有小組貸款模式、個人貸款模式和鄉村銀行模式。按目標分，有福利主義模式、制度主義模式和混合主義模式等。

福利主義模式。福利主義微型金融模式以平等的福利權益價值觀為理論基礎，強調改善貧困人口的社會和經濟地位，關注金融服務的深度和扶貧的社會效益。福利主義金融機構沒有明確的商業目的，大部分福利主義金融機構不能實現財務上的可持續發展。在資金來源上，福利主義金融機構不依賴市場融資，主要依賴捐贈資金和低息或無息貸款維持微型金融機構持續發展。

制度主義模式。制度主義微型金融模式以規則公平價值觀為理論基礎，強調自由平等和非歧視原則，注重規則公平和過程公平。制度主義微型金融機構引入市場機制，主要依靠收取客戶利息和費用增加收入，實現收支平衡和自身可持續發展。制度主義微型金融為了自身可持續發展，往往向中高收入群體安排資金，使微型金融發生使命漂移。

我國農村金融的目標定位沖突及其面臨困境

我國把服務“三農”和維護農村金融穩定作為農村金融的兩個基本目標。這兩個目標有一定的互補關系，但在一定情況下也存在沖突。當前我國農村金融供求矛盾突出的困境表明，我國農村金融的兩個目標尚沒有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

（一）農村金融風險大且運行成本高

農村金融是現代農業經濟的核心，是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條件。為了發展農村經濟，幫助農民脫貧致富，改善農民生活狀況，國家一方面加大扶貧開發的財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機構提供低利率貸款甚至無息貸款，以盡可能滿足農村金融需求。我國對農村微型金融長期以來奉行福利主義政策，努力提高微型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

但是，與城市工商業相比，農業生產風險大、效益低。農村金融需求具有分散、小額、季節性等特點。農村信用建設體系不完善、缺乏可抵押的財產，金融生態環境差。這就導致了農村金融風險大、運行成本高，影響了農村金融機構的效益。農村信用社作為服務“三農”的主力軍，一直以來處于低效率運營狀態，并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包袱，與上述因素密切相關。

（二）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受限

維護金融秩序、確保金融機構穩健運行，一直是我國金融領域的基本政策。改革開放以來，國有銀行為了優化資產，對農村的金融分支機構進行改革和調整。農村信用社為了擺脫歷史包袱，進行以商業銀行為取向的改革。國家為了維護農村金融秩序，限制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對于民間金融更是采取嚴厲的限制政策。對于近幾年來興起的農村新型金融組織等微型金融機構，國家也實行審慎的監管政策。

農村金融調整保證了銀行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但降低了服務廣度，支農功能受到削弱。農業銀行不再姓“農”，轉向為城市工商業服務。農業開發銀行也把業務重點放在發放糧棉收購款上，成為糧棉收購銀行。農村信用社歷經多次改革，不僅沒有體現真正的農民合作性質，這導致了農村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得不到金融支持，甚至出現了許多金融空白鄉鎮，給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難。與此同時，在民間融資受到限制的情況下，農村富余資金只能存入銀行，不能進行金融投資，影響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我國農村微型金融績效及其制約因素

（一）農村微型金融的績效

自從20世紀80年代引進國外小額貸款模式以來，特別是國家試行農村新型金融組織以來，我國的微型金融發展迅速。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0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統計，2010年末，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共計3519家，以縣（市）為單位的農村信用社法人1976家，農村商業銀行84家，農村合作銀行216家。

實踐證明，農村微型金融利用處理“軟信息”的優勢和發放關系型貸款的技術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金融供求矛盾。農村微型金融尤其是農村新型金融組織以其靈活、方便、快捷的服務加強了與農民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缺乏金融服務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收入，改善了農民生活，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農村微型金融還只是貧困人口脫貧的條件之一，必須與科技、市場等條件相互配合，才能收到扶貧效果。

（二）制約農村微型金融發展的因素

由于我國農村新型金融還處于試點階段，農村微型金融還存在許多不完善的方面。一是微型金融覆蓋面不夠。農村微型金融機構數量少，不適應農村金融需求；許多微型金融機構由于經營困難，不能作為成功的模式和范例被推廣，限制了微型金融的服務廣度。二是微型金融持續為農村服務的能力弱化。許多微型金融機構由于產品創新不足，不能化解“三農”業務的高風險、高成本、低收益，為“三農”提供服務的能力比較低。

微型金融面臨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自身目標定位的內在沖突。一是微型金融在自負盈虧和資金來源的壓力下，不得不把謀求商業利潤和財務上的可持續發展作為首要目標，這必然導致微型金融向農村高收入群體或中小企業偏移的傾向，改變當初設定的扶貧宗旨，甚至發生不愿意為“三農”服務的現象。二是微型金融規模的擴張導致服務成本加大。由于微型金融通過實地考察和人際交往了解客戶信用，通過監督和社會認同保證客戶償還貸款，并對客戶進行生產指導，這就決定了微型金融的交易成本相對較高，也決定了微型金融必須把服務對象局限在一定范圍內，不能無限制地擴大。

我國農村微型金融健康發展的對策

（一）細分農村金融市場，建立差異化的農村微型金融體系

農村金融市場總體上屬于低端市場，但仍然是一個差異性的市場。我國不僅東部與中西部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而且同一地區內對微型金融也有不同的需求。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赤貧戶需要通過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改善生活，中度貧困和一般貧困群體可以通過合作性金融平滑收入和發展生產。從區域上而言，農村資金互助組織等合作性金融適合經濟不發達地區和正規金融服務空白區域，村鎮銀行適合于資金流失大、競爭不充分的縣域經濟，商業性小額信貸適合于經濟發展潛力大的縣域中小企業。

一般而言，政策性金融的資金來自于國家財政，以服務“三農”為主要目標。合作性金融的資金主要來自于本社區成員，扶貧性金融的資金來源于社會團體，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商業性金融以商業資本為資金來源，其出發點是獲取較高的盈利，以經營和財務上的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目標，適合面向中高收入群體和縣域內的中小企業。

（二）放寬農村金融市場準入，引導各種資金服務“三農”

放開農村金融市場，擴大農村金融供給，是緩解農村金融困境和擴展農村金融服務面的根本辦法。允許民間資本和多種經濟參與農村新型金融，就是要承認民間資本通過農村金融謀取較高利潤的權利，就是要讓各種資金在服務“三農”中各得其所，也有利于把民間融資引向合法、規范、有序的軌道。

加強對涉農金融服務的優惠措施。一是對涉農金融進行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和各種減免措施，降低農村金融運行成本，促進農村新型金融健康發展；二是通過控制金融牌照的發放，規定商業銀行在城市和東部發達地區設立營業網點的同時，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增加服務網點；三是政府通過直接投資參與微型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引導微型金融致力于為設定的目標服務。

（三）完善農村金融治理結構，可持續地為“三農”服務

微型金融的核心優勢在于通過“局部知識”等軟信息和聲譽機制、靈活便捷的服務等組織優勢減低風險和成本，擴大服務深度和廣度。微型金融還可以嘗試把小組聯保與抵押擔保相結合，或者與第三方擔保相結合，發展“微型金融機構+企業+聯保小組”的抵押擔保模式，以降低經營風險，提高服務能力。微型金融還可以通過不斷創新服務產品提高服務能力。微型金融把微型保險、金融租賃與小額信貸相結合，推出“貸款+銀行卡+保險”等產品優化組合，滿足客戶多樣化的需求。

微型金融的治理結構屬于扁平式結構，決策環節少，方便靈活。Hartarska（2005）認為，基于績效的經理人薪酬制度不利于維護儲戶利益，而董事會的獨立性與微型金融的社會扶貧功能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呈正相關。在社會績效管理上，Aubert、Janvry和Sadoulet（2008）認為，通過對貸款人的財富審計和對信貸人員的貸款回收獎勵，能夠推動信貸人員兼顧微型金融的社會效益和財務持續性。

參考文獻：

1.謝朝華.我國金融監管制度的目標框架選擇[J].商業研究，2005（18）

第9篇：農村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 農村金融；金融地理學；金融發展水平；省際差異

中圖分類號：f833/8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十”報告提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發展農村經濟的關鍵是提高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縮小農村金融發展差距，而探究農村金融發展差異的影響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差異研究一般包含在區域金融差異研究之中。宋宏謀等以農村信用社為研究對象，實證分析了1979～2000年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問題[1]；伍艷等發現我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給的區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國在農村金融相關率方面區域差異明顯，且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的影響也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3]；高新才等認為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市場化進程的區域差異以及政府行為的區域差異是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勞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學這一新興學科概念[5]。隨著金融地理學的發展，越來越多學者嘗試將這一理論運用于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研究中，如田霖（2005）將各種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納入實證分析，認為經濟、科技、文化、開放、基礎設施、勞動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對區域金融綜合競爭力有顯著影響[6]；盧佳、金雪軍（2007）實證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經濟地理因素對區域金融發展均有顯著影響[7]。但目前國內從金融地理學角度研究農村金融的文獻并不多見。

本文試圖將金融地理學理論創新性地運用于我國農村金融區域發展差異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對農村金融產生影響，且影響程度不同，并運用模糊曲線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以期拓寬金融地理學在農村金融發展方面的應用領域，為國家實施惠農政策、縮小農村金融發展差異提供理論指導。

二、指標選取、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標體系的構建

考察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差異影響因素的前提是衡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國內關于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構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鑒區域金融研究中指標構建思路[6-8]，進行一定調整和整合，從金融總量、金融結構、金融效率、金融環境四個方面來構建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見表1），運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各指標數據均來源于2006～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農業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銀監會網站農村金融服務圖集。我國農村金融協調發展是合作性金融機構、商業性金融機構等相互依存，面向“三農”的協同過程[9]。下面選取五大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農村商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農村新型金融機構的農村地區金融數據。為了使數據平穩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為基礎數據。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個變量間相關性的一種多元統計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對樣本進行分類和綜合評價①。

2.模糊曲線法。

金融地理貢獻因子和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關系是復雜的非線性形式，模糊曲線法不需要建立數學模型就能識別最有效的輸入變量，比較適合解決金融地理因子的貢獻程度問題②。

本文綜合考慮特征根值大于1、累積貢獻率大于85%兩個標準來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5%，即前五個因子可以解釋原始變量90%左右的方差，已經包含了14個統計指標絕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轉后因子載荷矩陣可知，公因子

f1在網點分布密度、金融從業、人均存款、人均貸款的載荷值較大，可代表農村金融資源覆蓋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關率、金融市場化率載荷值較大，代表農村金融結構；公因子f3在儲蓄投資轉化率、農村gdp、農村財政支出載荷值較大，代表農村金融環境；公因子f4在貸款增長率、存款增長率載荷值較大，代表金融增長潛力；公因子f5在存貸比、貸款產出率和儲蓄動員率有較大載荷值，代表農村金融效率。綜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計算出各省的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得分排名（見表3）。（二）因子分析結果

從表3可以看到，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內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東部沿海的省份，內蒙古由于在金融資源覆蓋水平和金融增長潛力方面表現突出，使得它的綜合得分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農村金融環境和金融增長潛力排名較好，綜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現象尤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區的江西、山西農村金融綜合水平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區的陜西農村金融綜合水平較好，排在18位。可見我國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在各省之間存在差異，且和東中西部行政區域劃分不盡相同。 　四、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差異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選取與計算

為了更好地解釋各省（區/市）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差異的因素，依據金融地理學理論，引入經濟、環境、設施、勞動、文化、科技、開放、聚集金融地理學因子作為解釋性指標（見表4）。環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條件、地理區位和經濟區位。自然資源是社會生產原料和能量的來源，農業生產尤其依賴陽光、溫度、降水等自然條件，故以基礎能源資源儲量、受災面積代表自然條件。從地理區位上看，距東部海岸遠近是影響東部和中西部經濟發展的重要區位因素，與我國降水量分布規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農村的地理區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國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村所在地區經濟實力，能代表經濟區位。

農村基礎設施是指為農村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及農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各種設施的總和，它能直接間接作用于農村經濟，用發電裝機容量、人均擁有機械動力、公路里程數來衡量農村設施因子。勞動力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和素質高低也是農村經濟發展重要影響因素，用農村就業率、農村金融從業比重、勞動力文化水平來衡量。

文化觀念是包括風俗、習慣、禁忌、價值觀念等在內的社會意識。和諧豐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進農村居民間的信任關系和社會資本的積累，有利于農村互助金融的發展。選取農村文化站數量和農村文教娛樂支出比重來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進步已成為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選取農村固定投資投入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科學研究數量以及各省技術成交量來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策略使得對外開放水平對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影響較大，國內很多學者均從實證角度證明了開放對我國地區的經濟增長差異有顯著影響，選取農村進出口額和農村外商投資總額來衡量開放因子。

另外，借鑒田霖（2005）博士論文中聚集力指標，將人口密度和產業密度作為聚集因子來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產業結構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

（二）各因子的貢獻程度

根據模糊曲線原理以及運用matlab編程計算③，輸入各個省份的樣本數據，就可以得出每個因子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見表6）。表中顯示：各因子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均產生正向貢獻，依其重要程度依次為科技因子、經濟因子、文化因子、設施因子、開放因子、環境因子、勞動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貢獻程度最大，說明農村科技水平成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經濟因子作為農村金融發展的基礎因素，其貢獻程度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貢獻程度達到0.178，排名第三位，說明農村文化建設對農村金融發展有著重要促進作用。設施因子、開放因子和環境因子的貢獻程度比較相近，均在0.16左右，說明這三個因素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貢

程度只有0.08，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作用較小，人口密度和產業集中度對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影響不大。

五、相關政策建議

縮小農村金融區域發展差異，實現農村金融協調發展才能充分發揮金融資源扶貧功能，幫助縮小城鄉經濟差距，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根據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結果來看，農村金融發展依靠的是各種社會經濟文化的協同作用，我們不能忽視各地農村中除經濟以外的科技、文化、設施、地理環境、勞動力等影響因素，要依據客觀規律和各地自身情況，抓住關鍵金融發展因子。

1.繼續貫徹“科技興農”方針，深化農村科技體制改革。增加對農村信息、計算機和科研的資金投入，促進金融資本與科技創新的結合，提高農村金融有機構成，從而發揮科技與農村經濟、金融的良性互動作用，提高農村金融的發展實力。

2.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培育良好信用環境。增設農村文化站點，豐富農民精神生活，增強農民間情感交流和溝通，增進社會信任，提高守法意識、信用意識，為農村金融發展創造良好的信用環境。

3.順應產業結構調整要求，夯實農村經濟基礎。政府應抓好農村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交通運輸條件，構建和完善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制度框架，夯實農村經濟基礎。

4.適當鼓勵農民工返鄉就業，拓寬農民創業融資渠道。政府應積極為返鄉農民工提供創業培訓、融資指導服務；農村金融機構應加大對農戶和農村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擴大農村金融服務覆蓋面，充分發揮農村金融的杠杠效應。

注釋：

①本文建立的農村金融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指標數量較多，且指標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較合適。

參考文獻：

[1]宋宏謀，陳鴻泉，劉勇.中國農村金融區域發展程度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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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才新，李陽.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與政策分析[j].現代經濟探討，2008，（3）：45-48.

[5]勞拉詹南.金融地理學金融家的視角[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6]田霖.區域金融綜合競爭力差異比較與模糊曲線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5，（6）：8-15.

[7]盧佳，金雪軍.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地理環境與經濟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學視角的實證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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