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融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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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根據民政部的《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15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2.22億，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6.1%，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44億，占比為10.5%，表明我國已跨過人口老齡化的門檻，正式跨入老齡化社會1，對我國當前養老制度提出嚴峻挑戰。為應對老齡化問題，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5號）、《關于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的指導意見》（〔2015〕84號文轉發）、《關于金融支持養老服務業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銀發〔2016〕65號）等一系列政策，推動金融支持養老服務業發展。發展包括養老金金融、養老服務金融及養老產業金融在內的養老金融，為養老產業發展提供財力保障，對緩解老齡化壓力意義重大。

一、鎮江市人口和養老服務業發展現狀

（一）鎮江市人口年齡分布情況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鎮江市常住人口為311.34萬人，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32.26萬人，占比為10.36%。據2015年最新的人口抽樣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為40.5萬人，占12.75%，較人口普查上升2.39個百分點，據國際標準鎮江也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鎮江市地處蘇南地區，2015年地區生產總值為3502.48億元，占蘇南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8.44%，在蘇南五市中處于落后位置，而鎮江市人口老齡化卻是蘇南五市中最為嚴重的。從圖1可看出，2015年末鎮江市常住人口為317.65萬，65歲以上人口為40.15萬人，占比12.6%，而老年人人口撫養比2達16.4%。老年人口比重、人口撫養比在蘇南五市中均居首位，未富先老、人口紅利消失等問題勢必會成為鎮江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阻礙。

（二）鎮江市養老服務業發展現狀

1、養老機構建設有待加強。截至2015年底，鎮江市老年人福利院有171個，具有職工人數1129人，床位數20265張，在院人數6362人，其中老人5789人。從橫向比較數據看，鎮江市養老院職工人數、床位數及入住率在蘇南五市中均處于落后地位。從縱向分析看，鎮江市養老服務床位數量比2013年增加了5195張，增長25.7%，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數達到41張，位居全省第五名。

2、政府購買養老服務制度逐步完善。鎮江市政府購買養老服務制度逐步完善，基本上實現了政府購買養老制度以縣為單位的全覆蓋。2013年以來，全市通過政府統保和自費投保相結合方式，建立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制度，基本上??現了以縣為單位的全覆蓋。

3、民辦養老機構成為主流。目前，鎮江市養老機構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發展的態勢，即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形式多樣化、目標客戶高端化。鎮江市養老機構中，事業單位52家，床位數為8274張，其余均為民辦非企業，屬于“民營非企業組織”，這部分養老服務機構在民政登記注冊，而非在工商部門，民營養老機構已成為鎮江市養老機構發展的重要補充力量。

4、加速養老相關行業的產業布局。調查顯示，鎮江市共有20多家規模以上企業涉及醫療器械、輪椅等老年康復輔具的加工、生產。近年來，江蘇康尚醫療器械、海陽智慧養老、慧明智能科技等一批智能理療、軟件開發、電子平臺企業依托 “互聯網+”的發展，正在加快養老產業的布局，市場規模呈逐年擴大趨勢。2016年1-9月份，鎮江市養老產業共實現銷售收入46.5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9.1%。

二、養老金融發展特點與困境分析

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主要由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及個人養老保險三部分組成。其中，第一支柱養老保險余額為3.9萬億，占GDP的比重為5.82%，較國外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

（一）養老金融發展的主要特點

通過對鎮江市31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及部分保險機構養老金融服務調查，發現鎮江市養老金融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個人業務方面，目前有2家開展老年人儲蓄業務，5家有針對老年人的借記卡，4家針對老年人的理財業務。如華夏銀行“智能儲蓄”，智能儲蓄按照存款基準利率靠檔上浮執行，低風險、高收益；江蘇銀行“幸福晚年版”保本型理財產品，期限42-365天，近期年化收益率為3.6-4%。

2、信貸業務方面，鎮江市養老服務業企業融資主要用于裝修、購置床位及相關醫療衛生設備。據統計，鎮江市銀行金融機構為養老院、敬老院、養老服務中心等養老服務機構提供貸款約為5760萬，其中擔保類貸款2600萬、抵押貸款3160萬，貸款期限最長接近5年，最短僅為1年。

3、商業養老保險方面，商業養老保險作為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重要補充，對緩解人口老齡化起到一定作用。如，丹陽泰康人壽推出的虛擬保險與實體養老社區相銜接的“幸福有約”養老計劃，確定“幸福有約”的市民通過購買養老保險，享受保險公司專業理財服務，年老時可入住泰康養老社區，通過保險金自由安排自己的養老生活。

（二）養老金融困境分析

1、養老企業資質不一，資產抵押認定困難。目前鎮江市多數養老機構無品牌、規模小、條件差、盈利能力有限，只能吸引老無所依的老年人，對部分老年生活要求較高的人來說缺乏吸引力。加之，無合格抵押品，不利于銀行的信貸審查。鎮江市當前“民辦非企業”養老服務機構居多，養老場所非自有財產，多為租賃場所，因此銀行在資格審查時需要其他企業提供擔保，在當前擔保圈（鏈）風險還未完全化解的背景下，略顯困難。

2、養老產業尚未成型，銀行授信較為謹慎。銀行機構貸款審批過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國內養老產業尚未成型，由于其發展模式的不明確、收益率的不確定，均給養老產業的發展前景帶來諸多變數，給審批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二是投資風險較大。養老項目具有投入資金大、收益低、投資回報周期長等特點，不少養老項目因為資金不足致使項目難以持續推進，還款付息壓力大，貸款審批的風險難以把握。

3、養老金融產品同質化嚴重，創新力略顯不足。一是信貸方面，鎮江市金融機構為養老服務業提供融資需求，多以養老機構的資產作為抵押，或由其他企業提供擔保，以降低銀行信貸風險，利率也相對較高，未體現扶持養老服務發展的特點。二是儲蓄及理財產品方面，部分銀行為老年人辦理專屬借記卡，以降低銀行卡交易的手續費，未提供其他增值服務；理財產品也多以保本型理財產品為主，與不斷推陳出新普通理財產品相比，養老理財產品還很少。

三、養老金融發展的國際經驗

美、英等發達國家具有完善的養老保障體系，出臺了一系列辦法和措施鼓勵養老金融發展，其成功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一）美??養老金融發展

1、養老金融發展離不開政策的支持。1974年《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1978年《國內稅收法》及2006年《養老金新保護法》等法規是推動美國養老金融市場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著名的401（K）計劃所采取的稅收遞延EET模式極大地提高了雇主與員工繳費的積極性。

2、養老金資產規模不斷增加。美國養老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包括：養老金退休計劃，個人退休賬戶（IRA）及雇主支持性退休計劃（分為確定收益型（DB）和確定繳費型（DC）兩種）。美國ICI的《2016年美國基金業年鑒》顯示，2015年美國養老金總資產達24萬億美元，占當年GDP的145%。

3、養老金融產品靈活多樣。美國完善的養老金市場為美國公民提供了多種投資渠道，有效地實現了養老金融資產的保值、增值。據統計，2014年，有近50%的養老資金投向共同基金等投資理財組合工具。而養老金融市場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逐漸完善；二是住房反向抵押貸款市場日臻成熟；三是推出生命周期基金。以上三種養老金融產品，相互補充，自成體系，極大地促進、完善了美國金融產品市場發展。

（二）英國養老金融發展

1、英國政策體系較為完善。上世紀70年代，英國迫于人口老齡化壓力，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對傳統福利型養老金制度進行改革。1975年《社會保障法案》，1986年《養老金法案》，2000年《金融服務和市場法案》，2004年、2008年又相繼出臺《養老金法案》，進一步補充養老社會保障體系。

2、養老金廣覆蓋。英國養老保障體系主要有信托型的企業年金和契約型的個人養老金構成。為進一步提高民眾參與積極性，英國設計了低成本存托養老金計劃和國家職業儲蓄信托計劃，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強制規定符合條件的雇員必須參加企業年金計劃，使得養老金基本實現了全覆蓋。

四、推動我國養老金融發展的思考

（一）完善養老社會保障體系

構建社會保障計劃、企業年金計劃及個人儲蓄養老金計劃是發達經濟體養老保障體系的普遍選擇，也是我國未來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方向。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第一支柱養老金占GDP比重很小，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養老保險存在較大提升空間。通過借鑒發達國家采取的稅收遞延EET模式等優惠措施，推動我國養老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為進一步建立養老金投資運營體系和養老金資產管理奠定基礎。此外，在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完善基礎上，也應考慮我國二元經濟發展過程中，城市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養老服務業發展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在推動城市養老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同時，增加對農村養老保障的投入。

第2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養老金制度是維系現代社會運轉的基本制度之一，既是社會穩定的安全閥，也是經濟增長的助推器。

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我國開始了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之路。26年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運作機制不斷完善，覆蓋面不斷擴大，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中流砥柱，為深化國企改革、促進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但是，基本養老金替代率不斷降低和個人賬戶空賬運行的挑戰日益嚴峻。在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之外，構建以個人自主養老為基礎的第三支柱，對于完善我國養老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將為整個養老體系的重塑提供戰略空間。

為了建設普惠、透明、高效的第三支柱養老金服務體系，基金業應當強化使命擔當，大力發展固定收益類和具有穩健現金流的投資產品，積極推動養老金對接資產管理市場，同時努力推動完善資本市場稅收制度。 提供足夠有效保障

從養老體系自身看，需要建設一個與第一支柱互補的改善型第三支柱。

一般而言，第一支柱養老金的核心目標是為國民提供底線之上的基本保障，避免老無所養，其特點是保底和公平。為了達到保底和公平的效果，第一支柱養老金通常采取社會保障稅等強制性繳費措施，通過不同程度的現收現付和賬戶統籌設計，實現相對公平的養老給付。

這一制度設計突出公平優先，并且帶有明顯的風險保障特征。其缺陷也同樣顯著：繳費激勵不足，個體理性選擇都是少繳費、多受益。從全社會而言，均衡費率水平很難確定。費率過高會導致企業人力成本上升，利潤率和競爭力下降，對就業市場也會產生擠出效應，削弱經濟發展動力。費率過低會導致繳費不足，跨期上很難維持與工資增長水平相一致的養老待遇，甚至出現賬戶虧空，體系運轉難以為繼。

基本養老的個人賬戶在目前的統籌層級上已經出現部分空賬，這些個人賬戶資金本來應該實賬積累，并用于繳費人自身的未來養老給付，實際上已經被當前的養老給付需求挪用。提高統籌層次也只能臨時緩解統籌賬戶壓力，除非通過公共財政轉移支付或國有資產劃轉，否則，在當前的費率機制下，基本養老保險自身的可持續性已經成為問題，基本沒有下調費率的空間。

第二支柱中的企業年金屬自愿性繳費，繳費負擔仍以企業為主，自2004年設立至今，覆蓋面僅有2300萬人。職業年金受益對象為事業單位職工等特定群體，繳費來源最終仍依靠公共財政。目前，在單位+個人分擔的繳費機制下，無論是強制性的第一支柱，還是自愿性的第二支柱，都無法對全體國民提供足夠有效的養老保障。因此，從養老體系建設的角度看，設立與第一支柱功能互補的第三支柱意義重大。 改善家庭資產配置

從居民儲蓄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看，建設第三支柱養老金是改善家庭資產配置、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途徑。

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家庭持有金融資產以銀行存款為主，2015年末占比為60%，持有銀行理財產品占比為14.5%，直接持有股票和持有公募基金占比分別為17.7%和3.5%，剩余的4.3%為基本養老金累計結存產生的未來權益。可以看到，我國居民儲蓄中，無風險資產即銀行存款加銀行理財的占比達到四分之三，投資性資產合計僅占五分之一，專門用于養老的資產占比不足5%。

上述資產結構帶來兩類金融配置扭曲，一是家庭部門缺少規范化、專業化養老資產配置渠道，以養老為目的的金融資產大量配置于無風險短期金融產品，獲取低于社會平均回報率的固定收益，或者無序流入高風險的股票市場，博取低概率的風險價差，少數人甚至誤入非理性投機陷阱，導致養老錢血本無歸。

二是金融體系將居民儲蓄向實體投資轉化的功能嚴重不足，尤其缺少有效的長期資本形成機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衰退、有效需求不足，同時量化寬松盛行，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率下行，金融領域結構性矛盾突出。大量金融資產沒有轉化成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資本金，而是借助金融“新”之名，在不同金融部門之間空轉套利。

整個金融體系在過剩資金的驅動下，從源頭開始，向下尋求無風險收益，衍生出各種相互嵌套的結構化金融產品，這些結構化產品通過劣后級向優先級保本保收益，實質上是優先級向劣后級提供貸款，由劣后級運用高倍杠桿從資本市場中攫取風險收益。

由于缺少養老金在資金來源端的分流和資金運用端的長期理性，金融體系中真正觸達實體經濟的投資工具非常不發達，客觀上加劇了金融資源配置的扭曲。發展第三支柱養老金能夠有效改善上述扭曲現象，其價值已經為以美國為代表的個人賬戶養老金（IRA）所驗證。 立足社會福利最大化

在第三支柱養老金的制度設計中，應當最大程度地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讓每個人都享有公平參與并獲取最大收益的機會。

第三支柱必須突出普適性、自主性和效率優先特征，為任何有自主養老意愿的個人提供零門檻進入的便利，理想做法是為每個人提供一個零成本的個人養老賬戶。同時，充分尊重個人對養老賬戶的支配權，所有的政策激勵、資產配置方案及監管均以個人賬戶為載體，從最終受益人的角度做出制度設計，通過激勵相容實現各方自主參與、公平競爭。

從政策制定者、金融產品提供者到具體監管部門，要排除部門利益的掣肘，從社會福利最大化出發推動養老第三支柱的發展。

具體來說，應當搭建一個無歧視的、有稅收優惠激勵的個人賬戶平臺，充分尊重個人選擇權，推動各類養老金融產品在公平的稅優激勵和個人選擇權約束下充分競爭，最終通過具體的投資組合，讓每個人的風險與收益得到恰當權衡，符合個體的生命周期需求。

在頂層機制層面，應當堅持以個人賬戶為核心，避免第三支柱淪為部分機構、部分金融產品尋求政策保護甚至政策壟斷的工具。在養老金融產品供給方面，應當堅持生命周期和養老風險管理要求，避免短期理財產品混淆養老屬性。在投資運作方面，應當堅持專業化分工、低成本運作和嚴格監管，針對產品設計、信息披露、估值核算和公平交易等建立統一標準，推動各類養老產品在風險控制、長期收益和管理成本上充分競爭，讓投資人利益優先原則在個人養老賬戶上得到落實。

最后，還應當引入法律監督、審計監督和公眾監督，避免個人養老資產脫離投資人利益，淪為投機者謀取個人不當利益的提款機。 基金業的探索方向

為了更好地發展包括個人賬戶第三支柱在內的養老金體系，基金業應當在制度環境方面做出更多探索。

首先是大力發展固定收益類和具有穩健現金流的投資產品。例如，發展以優質不動產為基礎資產的公募REITs，鼓勵具有持續穩定現金流的優質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項目實現資產證券化并上市交易，再通過公募REITs完成標的挑選和組合持有，讓這些REITs成為養老金尋求穩健回報的可靠工具，既能滿足養老資產的投資要求，同時也縮短了實體經濟融資鏈條，切實降低實體部門的杠桿率。

其次，推動養老金對接資產管理市場，建設基礎資產、組合投資工具、大類資產配置三層架構。

從基礎資產到組合投資工具交給普通公募、私募基金以及公募REITs等專業化投資機構，由公、私募基金從投資人利益出發，充分發揮買方對賣方的約束作用，關注科技動向、產業發展趨勢、公司戰略、企業家精神，跟蹤經營成效，發現具有低成本、技術領先和細分市場競爭優勢的企業，或者尋找有長期穩健現金流的基礎資產，建立特定投資組合，打造適合不同市場周期的投資工具。

從組合投資工具到大類資產配置，交給養老金FOF，比如目標日期基金（TDFs）和目標風險基金（TRFs）等配置型工具，專注于長周期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開發滿足不同人群生命周期需求的全面解決方案。

在@個有機生態中，通過投資工具的分散投資可以化解非系統性風險，通過大類資產配置可以化解系統性風險。

第三，推動完善資本市場稅收制度。應加快研究有助于資本市場投融資效率和促進長期資本形成的稅收體制，建立公平、中性稅負機制，推動稅收遞延惠及個人賬戶養老金等長期資金。同時，推動《基金法》稅收中性原則落地，避免基金產品帶稅運營，推動REITs等長期投資工具更好地對接養老金需求，服務實體經濟轉型。

第3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居民收入結構、財富結構畸形，是由于個人的養老金資產占其終身收入的比重過低，迫使居民表現出強烈的儲蓄養老動機，如此又進一步強化經濟結構的畸形

整體上看，養老金制度已經成為社會和諧的劑，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資本強國的堅實地基。故而，把養老金發展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釋放社會經濟壓力，創造養老金紅利，既是未來我國巨大的后發優勢，也是嶄新的比較優勢。養老金紅利與城鎮化紅利、改革紅利匯聚一起，可以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和經濟金融結構的全面轉型。

養老金的“蓄水池”功能

發展養老金，把長期資金從流動性當中分離開來、規范起來，是治理通貨膨脹、緩解就業壓力、推進金融改革的基本邏輯。

首先，養老金是天然的“蓄水池”，通過養老金發展來吸收流動性，既防通脹又防通縮。可以把央行從“通脹壓力”中“解脫出來”，為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贏得空間。其次，養老金發展與就業發展存在替代關系，能夠較好地減輕失業壓力，可以把政府從“凱恩斯主義政策依賴”中“解脫出來”，為推進結構調整贏得空間。第三，養老金發展與民間投資存在替代關系，可以把民間金融從“地下經濟”、“地下錢莊”中“解脫出來”，減少公眾為保障退休養老而進行的炒房、炒錢等非理性投資行為，從而為規范化的金融創新贏得空間。宏觀金融結構和經濟結構畸形的根子是微觀畸形，根源是居民收入結構、財富結構畸形，是個人的養老金資產占其終身收入的比重過低，迫使居民表現出強烈的儲蓄養老動機。金融結構畸形，又進一步強化經濟結構的畸形。而通過養老金發展來匯聚長期資金，又是改變金融結構、融資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源動力。

發展養老金，提高養老金資產占個人終身收入的比重，穩定養老金財富預期，可以收到良好的政策效果：一是可以分流銀行儲蓄，降低銀行資產的比重，改變畸形的金融結構；二是將養老金投向資本市場，推動儲蓄向投資轉換，提高資本市場融資的比重，改變畸形的融資結構；三是可以促進居民消費，提振國內需求，改變目前消費不旺的畸形經濟結構。

養老金的安全閥作用

從國際經驗來看，養老金發展有利于實現收入分配公平、提升社會福利、增強國民安全感，可為社會和諧與國家長治久安增加制度屏障。

本次金融危機以來，美歐社會整體上穩定，與“阿拉伯之春”國家形成鮮明對比，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養老金發展有差別。2011年，美國人均養老金資產規模為7萬美元，折合44萬元人民幣；智利人均為8500美元，折合5.4萬元人民幣；我國人均為4000元左右。也就是說，我國人均養老金資產只有智利的1/10，美國的1/100。增加養老金發展投入，增進國民幸福，增加居民財富，可以把中央政府從“政治壓力”中“解脫出來”，把地方政府從“維穩壓力”中“解脫出來”，大大節省社會維穩費用。

此外，養老金是長期資本，追求長期收益；是社會資本，受益者是國民。養老金與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一起，可以共同構筑起“三足鼎立”的資本格局，構建起不同所有制形態、不同利益取向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養老金大股東”，讓政府從“國進民退”的“所有制壓力”中“解脫出來”，從容進行所有制結構調整。

經濟增長的核心是三要素：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人力資本。養老金發展可以推動資本形成，匯聚長期資本。根據筆者測算，到2035年，養老金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貢獻為2%左右，可以抵消人口紅利枯竭帶來的負2%左右的貢獻。將人口紅利轉變為養老金紅利、金融紅利，可以為我國長期經濟增長注入新活力。

養老金是推動資本市場國際化的重要引擎

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老齡化壓力被認為是制約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攔路虎”。利用資本市場國際化來分散我國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危機，是一場偉大的跨期套利，是通過金融手段來治理老齡化危機的重大應對策略。當我國進入人口負債期時，我國老百姓可以通過持有全球范圍內的股票和債券來分享其他國家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貿易紅利、市場化紅利、城鎮化紅利，也即獲得資本紅利。同時，國內居民通過直接投資資本市場，還能提前分享到全球經濟增長及價值創造成果，本身就是一場偉大的現實分利。到那時，中國老百姓足不出戶，就能夠拿人民幣購買到全球最具稀缺性、最有成長性、最優價值的資產。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經指出：美國硅谷和中國城鎮化，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根據筆者預測，到2035年我國養老金總資產將達到79萬億元，比2011年增長15倍。資本市場融資規模將達到210萬億元，比2011年增長5倍。屆時我國將成為全球養老金大國、金融大國、財富大國、消費大國、制造業大國。

而通過養老金投資，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就是在推動創新和技術進步，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屆時我國還將成為全球技術大國和創新大國。我國將收獲：強大的人民幣、強大的資本市場、強大的技術，強大的國防。

養老金發展猶如一條長河，其下游是金融國際化，在全球范圍內釋放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壓力，至關重要的是資本市場國際化。具體來說就是把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主要工業大國的優質企業“請進來”，把俄羅斯、澳大利亞等資源大國的優質企業“請進來”，把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大國、人口紅利大國的優質企業“請進來”，這樣就可以把我國當前的人口紅利和發展紅利轉換成強大的資本購買力，同時優化我國資本市場的上市企業結構，推動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制度的發展，進一步培育機構投資者，塑造先進的資本市場投資文化。

選擇資本市場國際化作為養老金發展戰略的一個突破口，其戰略意義在于：有利于我國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和對等開放；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分散老齡化風險。

可以說，通過養老金發展來推動資本市場國際化，是推動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由之路。

啟動養老金發展戰略的政策建議

啟動養老金發展戰略，收獲養老金制度紅利，將逐步緩解目前我國面臨的諸多結構性難題：收入結構失衡，人口結構轉變，金融結構畸形，融資結構畸形，經濟結構失衡等；從中長期來看，將逐步釋放我國面臨的諸多社會經濟壓力：福利增長壓力，通脹壓力，就業壓力，財政壓力，融資壓力，所有制調整壓力等。

為此，筆者建議：

第一，盡快設立“國務院養老金發展辦公室”，統一規劃和實施養老金發展戰略。適時成立“中國養老金監管委員會”。

第二，盡快成立“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即“第二全國社保基金”，實現集中、專業、市場化管理。

第三，充實全國社保基金，進一步加大國有股劃撥力度，將目前的10%先提高到15%，然后進一步提高。

第四，出臺針對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產品的稅收優惠政策，推動補充養老保險發展。

第五，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基金積累。

第六，出臺《退休收入保障法》，保障老年經濟安全；出臺《養老金監管法》，實現依法監管。

第七，大力發展養老產業，推動城鎮化發展進程。

總而言之，啟動養老金發展戰略，是實施成本低、受益范圍廣、有效時間長的綜合解困辦法，有利于我國成功跨越“老齡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低增長陷阱”，再創“中國奇跡”。

第4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日本 公共養老金基金 投資模式 啟示。

我國通過構建城鎮職工基本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制度設計上實現了覆蓋城鄉全體勞動者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但城鄉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發展仍然面臨養老金財政的可持續性問題，特別是在未富先老的特殊國情下，如何保障養老金財政在未來20年、30年甚至更長時間段的收支平衡，是一個巨大挑戰。在此問題上，日本在長期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與發展中，構建了一個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公共養老金基金，取得了相當豐富的養老金基金投資和改革經驗。因而，深入研究日本公共養老金基金的投資運營模式，對我國養老金基金的投資與管理有借鑒意義。

一、日本公共養老基金投資管理模式的特點。

早期，日本公共養老金積累和郵政儲蓄存款一起被存入大藏省下轄的信托基金管理局（TrustFund Bureau，TFB），組成“財政投資與貸款項目”（Fiscal Investment and Loan Program，FILP），并納入中央政府財政預算。2001年4月，日本成立了年金基金管理機構——政府年金投資基金（GPIF），在厚生勞動省授權和監督下運營NPI和EPI養老金基金。該機構投資的收益和損失都進入NPI和EPI養老金基金賬戶。到2010年，GPIF用于投資的資產達116萬億日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養老金基金管理機構。

日本養老金基金管理及運營有著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

（一）中央政府監督管理、民間機構具體投資運營。

日本養老金基金管理屬于中央集中管理制。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征詢社會保障委員會基金管理分委員會11位成員（這些成員是養老金基金相關利益者，如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參保者，勞動者和管理層的代表，財政和經濟專家，但他們基本上沒有基金管理的實踐經驗）的意見后，制定和規劃投資政策說明書，并負責監管GPIF養老金基金投資政策的執行情況。與分散管理的個人賬戶相比，集中管理的優點是具有一定規模優勢，其管理成本和開支較低，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提高投資收益率。

（二）資產分配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實用主義特征。

日本早期經濟社會政策表現出生產主義福利模式特征，養老金基金投資也具有明顯的生產特征。隨著養老金財政問題日益嚴重，日本養老金基金逐漸獨立出來，并被允許投資于國內外金融證券市場，這又表現出實用主義特征。1986年，新成立的年金福利服務公司被允許從FILP項目借取資金，投資于股票和證券市場。2001年，日本新成立了GPIE公司，其主要任務便是保障日本養老金基金投資的穩定而有效率的回報，而非側重于服務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數量限制和相對消極投資相結合。

在基金投資管理上，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投資監管規則。一種是謹慎人規則（Prudent Person Rules，PPR），投資管理人應當達到必要的謹慎程度，這種必要的謹慎程度是指一個正常謹慎的人在與他們從事財產交易時所應具有的謹慎程度。另一種是嚴格數量限制規則（Quantitative Asset Restrictions，QAR），對養老基金投資的資產類別、投資比例等進行直接的數量限制。這一規則通常對養老金基金持有低流動性、高波動性、高風險性的資產都有禁止性規定或比例限制，比如對股票、風險資本、實物資產以及外國資產等的投資限制。

二、構建中國特色的公共養老金投資管理體制。

與日本相比，我國正在經歷快速老齡化過程，當前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13%，而且，我國表現出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征。因而，加快養老金基金的投資運營步伐，積極擴大養老金基金規模，是當前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借鑒日本經驗，我國應該提高城鄉社會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繼續做實個人賬戶，為實現統一的養老金基金投資管理掃清障礙，同時，還要建立中央政府管理下的國有投資機構具體投資運營的養老金基金管理模式。

（一）清除養老金基金統一投資的障礙，加快養老金專業投資運營步伐。

中國已經出現了養老金財政難以為繼的跡象。雖然養老金基金每年都有一定結余，但這主要是大量參保者新進入城鎮職工基本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帶來的，而且，從城鎮基本社會養老保險收入情況來看（表1），從2003年以來，養老金收入的增長明顯要慢于養老金支出增長，養老金收入與支出增長率之間的差額（表示養老金結余的增長情況）越來越小。2008年之后，養老金的支出增長明顯超過其收入增長，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養老金結余可能在未來10年被消耗一空。這就是說，一旦大量新養老金參保者進入退休年齡，現有體系下的養老金財政必然難以承受，即隨著中國老齡化加速和大量勞動者進入退休年齡，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的財政赤字缺口可能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中國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繳費率已經很高，甚至已經超過處于深度老齡化社會的日本（當前中國城鎮職工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繳費率高達28%，日本僅為16%），因此，中國難以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依靠提高養老金繳費率的方法來應對養老金財政危機。而且，我國養老金規模已經比較龐大，到2010年，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積累額已經超過2億元，不將其用于投資是一種巨大的損失。

有鑒于此，加強養老金基金投資管理，通過國債、金融和證券等市場來實現公共養老金的保值、增值便成為一條可行的途徑。從各省具體情況來看，2009年我國養老金基金結余最多的廣東達到1954億元，但其平均值僅為403億元，一些省份如海南、青海、寧夏則不到100億元。因而，如果從省（市、區）統籌層次來展開養老金基金投資，其投資成本將比較高，難以形成規模效應。這就要求我國加快養老金制度改革，為統一養老金基金投資運營提供基本條件。一方面，需要提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將各省市的養老金基金集中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養老金基金賬戶，進而為養老金基金集中投資管理提供條件。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做實養老金個人賬戶工作。從日本經驗來看，具有資金積累性質的個人賬戶將會逐漸成為養老金基金的主要構成部分，但當前我國個人賬戶真正做實率仍然不高，個人賬戶積累的養老金規模過小，因而，各地需要加快落實中央有關做實個人賬戶的規定，從而保障養老金基金規模的持續增長。

（二）建立中央政府集中監管、國有投資機構負責具體投資的養老金管理體制。

目前各省市管理的養老金主要投資于兩個方面，一是獲取相當于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投資利率，二是部分省份社會養老保險機構與中國社會保障基金會理事會簽訂合約，委托其代管養老金的投資事宜，一般的收益率在3%～3.5%之間。在近兩年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情況下，養老金基金不僅未能實現實際價值的增長，反而還有所下降。選擇合適的養老金投資模式，加快養老金投資勢在必行。

從管理模式上看，我國可以選擇中央政府集中管理，委托國有投資機構負責具體投資的養老金投資運營模式。當前，我國私人和企業信用體系不完善，民眾對民間私人投資機構信任度有待提升，而且，從統一積累養老金，降低投資成本和風險的角度來看，我國也不適合采用私人投資公司管理養老金的模式。因而，需要中央政府承擔公共養老金投資的監管職能，專門成立一個政府養老金基金投資管理機構。在政府養老金投資管理機構制定養老金基金基本投資原則、投資策略的前提下，選擇一些資質良好的投資機構，如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國有銀行基金投資機構等來負責實際的養老金基金投資，進而利用不同投資機構之間的競爭來提高養老金基金的投資回報。具體在基金投資公司選擇方面，政府養老金基金投資管理機構需要制定詳細的可操作性程序，根據投資機構過去的業績、人力資源以及投資程序的規范程度等來確定，并定期（2～3年）對投資機構進行評估，實行有效監管。

（三）結合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和國情來展開養老金基金投資。

日本國民年金基金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投資特征。在早期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國民年金基金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投資于國內債券市場，為經濟發展積累資金。同時，就養老金投資本身收益而言，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養老金投資國債也利益頗豐，日本國民年金基金投資國債的利息一般按照10年期政府債券的票面利率來核算，明顯高于同期銀行利率。這樣，國民年金基金投資既能兼顧社會養老保險的投資收益，又能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可以說，日本1960～197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源于國民年金基金和郵政儲蓄所積累的大量資本。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成熟階段，資本稀缺程度有所下降，日本才逐漸將國民年金基金用于國內外股票、證券投資，但時至今日，日本國民年金基金近2/3的資產仍然用于投資國內國債。

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資本仍然比較稀缺，特別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落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資金尤其龐大，因而，養老金基金不失為一種優質的資金積累來源。在這個背景下，我國應該考慮將養老金基金投資于推動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國債，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交通、電信、信息工程等基礎設施的中長期國債。在養老金基金投資國債的收益率方面，我國應該按照既有利于經濟發展，又有利于養老金基金積累的原則來設定回報率，建議按照5～10年期中長期建設國債的利率水平來計息。這樣，養老金基金投資既能推動我國各地區，特別是中西部落后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又可以獲得比較可觀的投資回報。

（四）采用數量限制原則與相對保守的投資策略。

無論采取何種養老金投資運營模式，投資規則與投資策略的選擇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應該就養老金基金投資確定明確的投資領域、投資范圍等，并提出基本投資策略及其投資組合。在投資范圍的選擇方面，我國當前應該按照數量限制原則，偏向于謹慎且相對保守的投資策略。養老金基金不是風險投資，不能不顧投資風險而一味追求投資收益率。對于民眾而言，養老金是老年時獲得收入的主要保障，對于政府而言，養老金是一個承諾，是政府對民眾的社會責任。因而，我國養老金投資策略應該是穩定和效率并重。

就投資領域和類型而言，當前我國養老金應該主要投資于中長期國債，部分投資于國內金融證券市場，適當考慮香港金融市場和發達國家金融市場，而在將養老金投資于新興國家金融市場投資方面應持謹慎態度。在投資股市方面，應該以投資國內股市為主，少量涉足國際股市，而且，應該側重于發達國家成熟的股票市場。我國目前非常缺乏專門從事基金投資的國際頂尖人才，且國外金融市場的政治、經濟風險可能明顯高于國內市場，因而，我國應該在將養老金基金投資于發達國家股市方面持謹慎態度，而且，最好委托給國際信譽較高的國外投資機構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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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養老乃民生之重

隨著我國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未來退休職工的養老問題如何解決，已成為公眾最為關心的民生問題之一。在全國兩會上，保險界多位政協委員紛紛建言獻策，從大力發展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加快發展第二支柱養老保障業務做實個人賬戶、建全企業年金稅收優惠等方面提出了多種建議。

老百姓是否能“老有所養”，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生活是否幸福、退休后是否還能過上有品質的生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太平保險集團董事長王濱認為，養老保障第二支柱的發展對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職工退休后的生活品質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加快發展第二支柱養老保障業務、逐年提高第二支柱的繳費水平，可以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減輕國家基本養老保險的壓力和財政負擔，是一項低成本的長效社會穩定機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企業年金、職業年金是國際上經過實踐證明成功的補充養老保障的制度。我國自2004年建立企業年金制度至今已經有8年時間，資產積累低于預期。按全國平均替代率來看還不足1%，而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替代率為9%，英國和美國將近40%。與之相比，我國企業年金、職業年金還沒有擔負起作為養老保障第二支柱的作用。

為促進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發展，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王濱提出，一要健全養老金的稅收優惠政策，二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將養老金制度由“非強制”轉向“半強制”，并逐步轉向“強制性”，三要進一步拓寬養老金的投資范圍，四要探討成立“養老金監管局”的可行性。

而關于健全養老金的稅收優惠政策，操作上可借鑒美國的經驗，適當提高企業繳費的稅優幅度，并對個人繳費部分采取延遲納稅的方式，將企業繳費享受稅前列支的比例從目前的5%提高至8%-15%；同時，企業繳費劃入個人賬戶的部分免征個人所得稅；另外，個人繳費及投資收益免征個人所得稅，在領取養老金時按較低稅率收取（建議按5%的稅率）。

在防范風險方面，條件成熟的時候成立“養老金監管局”，政府部門負責政策制定，“養老金監管局”負責養老金的監督、統籌管理，共同建立和發展公平、規范的養老保障制度。

關于養老金的空賬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合眾人壽董事長戴皓對此提出四點建議。一是推進稅費改革，通過“費”改“稅”，利用稅收的強制性特征來保證養老金的足額征收。二是加大政府補貼力度，確保養老金運營的平衡。三是提升收益能力，確保養老金防范風險與增值。可利用養老金數額大、來源穩定的特點，將其投入到重點建設項目中，以提升收益能力。四是利用國有資產彌補基金缺口。

民生問題是焦點

作為提供社會風險保障的關鍵行業，保險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在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方面已經發揮起重要作用。在兩會上，除了有關養老保險的話題，大病保險和失業保險等倍受熱議。

全國政協委員、合眾人壽董事長戴皓委員在兩會提案中建議大力發展專業養老社區，把培育專業養老社區作為發展的重點，將養老事業納入基本國策，并提出制定和落實專業養老社區建設和運營的優惠政策。戴皓認為，養老問題是黨和政府高度關切、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人民群眾迫切需求的重大民生問題，大力發展專業養老社區為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將發揮重要作用。

第6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養老金替代率 影響因素 優化措施

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當中，正在面臨著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因此社會養老問題也得到了更大的關注。對于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來說，養老金替代率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社會、經濟的穩步發展，國家財政負擔的減輕來說，都有著極大的意義，對于養老基金的平衡運行、退休職工福利待遇等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一、養老金替代率的基本概念

在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領域當中，通常利用替代率對待遇高低情況進行分析，養老金替代率指的是老年人在退休之后，領取養老金在過去工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對于養老保險對在職工資替代的百分比，也可通過養老金替代率進行衡量。通過這一數據，能夠對退休后的老年人與在職期間相比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等進行反映，同時也能夠對退休職工養老保險保障水平進行體現[1]。在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中，主要模式為統賬結合，職工在職期間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誠待保險費用，其中職工個人繳費占工資比例的8%，單位繳費比例為工資總額的20%以內。根據相關規定，連續繳費滿15年的職工，可以在退休后按月領取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是養老金的構成部分，其中根據個人賬戶儲存額度按月發放養老金，根據退休年齡和平均壽命確定計發月數和利息。在退休之后，根據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平均值、上年度在職職工月平均工資為基礎，按照1%的標準每滿一年進行一次發放。

二、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因素

（一）確定變量

對于養老金替代率來說，其會受到工資收入的影響，因此在經濟變量中，將實際工資增長率進行引入[2]。由于每個月都需要進行養老保險基金的支付，因此必須確保在銀行中通過儲蓄的方式對一部分養老保險基金進行處置。所以，對于養老金替代率來說，銀行的存款利率變動也會對其產生影響，因此在經濟變量中，將一年期的存款利率進行引入。如果發生貨幣相對貶值、總體物價水平上升等問題，在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當中，也會對養老金的購買力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在經濟變量中，也需要對通貨膨脹率進行引入。用解釋變量X1對通貨膨脹率進行表示，用解釋變量X2對實際工資增長率進行表示，用解釋變量X3對一年期存款利率進行表示，用被解釋變量Y對養老金替代率進行表示。具體的數據如表1所示。

（二）計量分析

在一部分非平穩經濟時間序列中，通常變化趨勢會相同，但其間并不存在直接聯系[3]。如果回歸這些數據，雖然會得到較高的結果，但是其中卻缺乏實際意義。因此，為了對這種虛假的回歸現象加以預防，可以利用Eviews軟件對這些數據進行ADF檢驗，以確定其平衡性。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根據這一結果能夠得主，對于平穩的序列來說，應當在后續的計量研究當中直接進行應用。

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中，假設在通貨膨脹率、實際工資增長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和養老金替代率之間，相互不為Granger原因，對養老金替代率變化原因當中是否存在通貨膨脹率、實際工資增長率、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影響。采用Eviews軟件對養老金替代率及其影響因素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根據得出的結果，能夠看出，在養老金替代率中，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貨膨脹率不是其Granger原因，而實際工資增長率則是其Granger原因[5]。而對于通貨膨脹率、實際工資增長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來說，養老金替代率都不是Granger原因。

對于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因素，可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分析，同樣用被解釋標量代表養老金替代率，用解釋變量對一年期存款利率、實際工資增長率、通貨膨脹率等進行表示，能夠建立雙對數模型，具體為lnY=b0+b1lnX1+b2lnX2+b3lnX3+ε。將相關的數據帶入到公式當中，例如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從而得出相應結果[6]。從中能夠看出，對于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貨膨脹率等，具有較為顯著的t檢驗結果，而實際工資增長率的t檢驗結果并不顯著。在F統計量中，P值為0.000217，證明模型能夠在F檢驗中通過。，極端得出DW為1.03，可采用Eviews軟件對偏相關系數進行檢驗，從而對模型中的自相關性進行判斷。根據結果能夠得知，有一階自相關性存在于模型中，可利用Eviews軟件的廣義差分法進行消除。由此可知，如果一年期存款利率上升1%，養老金替代率會上升0.4240%。如果實際工資增長率提升1%，養老金替代率將會下降0.0455%。如果通貨膨脹率提升1%，養老金替代率將會下降0.1727%。從中可以看出，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貨膨脹率這兩點因素，會對養老金替代率產生很大的影響[7]。

三、養老金替代率的優化措施

（一）緩解通貨膨脹壓力

在養老金替代率的優化當中，政府部門應當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作用進行充分的發揮，在物價指數和工資所得、企業經濟效益和勞動收入所得、經濟發展成果和居民收入水平之間，分別建立密切的聯系，從而使國民收入當中，居民收入所占比例不斷提升，在一次分配中提升勞動報酬的比例。針對城鄉居民，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建立和完善，對于社會保障事業，各級財政應當給予大力支持。針對低收入家庭的教育、住房、就業等方面的問題，對相應的政策進行幫扶，使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優化和完善。使養老金替代率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幫助底層民眾將抗通脹能力進行提升[8]。

（二）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

在眾多的投資方式當中，最為安全的方式當屬銀行儲蓄的方式，但是這種收益方式往往無法取得較高的投資[9]。因此，對于養老保險基金來說，為了實現良好的保值和增值，對于部分養老保險基金，可以選擇其它的投資工具進行運營。同時，也可以對其它國家的養老基金管理經驗進行參考，政府部門對擁有養老基金投資管理人資格的商業機構進行運作，從而使養老保險基金實現良好的升值。通過這種方式，能夠使養老保險的給付能力得到提升，同時使財政支付壓力得到降低，個人和企業也所面臨的繳費壓力也會更低。

（三）多元化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

政府部門一方面應當對養老保險進行完善，同時還應當對相關的養老保險補充稅惠制度進行建立，對于企業年金，以及其它形式的養老保險補充方案，應當進行良好的建立。政府部門對于先關的法律制度，應當進行相應的建立和完善，對我國商業保險市場的運行情況進行規范，對于有能力的個人，應當鼓勵其對商業養老保險進行購買[10]。對于養老保險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可以通過個人儲蓄型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等方式，能夠進行有效的彌補，最終使養老金替代率得到真正的提升。

結論：老年人是社會人群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我國當前正面臨著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老年人的數量越來越多，因此社會養老壓力也越來越大。因此對于養老金替代率來說，有很多因素會對其產生影響，對于這些影響因素應當加以明確，從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應對，使養老金替代率能夠得到真正的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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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養老保險基金 投資 融資模式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1-054-03

據預測，到2027年我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超過14%，正式進入“老年型社會”。養老問題成為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的關鍵問題。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發展程度較為落后，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時間較晚，發展不成熟，歷史欠賬問題較多，這種“未富先老”的狀況使養老負擔持續加大。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進程的加快，如何解決我國當前養老保險基金保證能力不足的問題，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養老保險基金的融資和投資行為是養老保險制度的核心問題，也是確保養老保險基金健康運行的基礎性前提條件。如何選擇一套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科學籌資方式，提升養老基金的整體利用水平，保障基金運轉健康是我們當前階段必須給予重點關注的現實問題。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水平較低，整體運行質量不高，籌資能力不強，投資風險管理不足和投資多樣化運行手段不高等問題，養老金的投資限于投資風險較低的銀行和國債購買，收益率較低，難以實現保值增值，成為制約我國養老保險基金保障能力水平的“瓶頸”。本文從我國當前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融資模式存在的問題分析入手，進行了相應的對策思考。

一、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現狀分析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金和職工養老保險基金共同構成了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主要內容。當前階段，“統賬結合”仍然是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主要管理模式，即通過個人賬戶和統籌基金兩大部分構成養老保險基金。用人單位根據我國相關規定，以員工工資的20%承繳保費，采用現收現付模式構成統籌基金，而職工則按照收入的8%的M率比例繳納至個人賬戶中。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所做的《中國勞動力變動趨勢及判斷》課題報告顯示，我國16歲到59歲的勞動力人口將在2021年達到9.26億的最高峰值，在此以后，將進入持續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下降通道。目前，我國人均壽命水平已經延長到75周歲，到202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5億人，2033年突破4億，2050年達到4.83億，這種越來越嚴峻的老齡人口化的趨勢水平也決定了我國未來養老金基金收支平衡壓力越來越大。從2016年年開始，企事業單位按照6.5%提升養老金標準。而這一規定直接導致了我國養老金標準將實現連續12年的上調。在養老金連續上調的背后還有養老金結構性缺口的尷尬。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進一步強化和完善保險基金投資管理的監管工作，繼續提升基金管理和運營的市場化水平。”截至2015年底，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高達36萬億元人民幣，而投入實際投資運營的資金不足兩千億元。雖然這部分資金為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整體收益能力的強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的，仍然有高達94.5%的養老保險金仍然以銀行儲蓄為主。基于上述情況我們可以看到，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存在低效率的問題，養老金的目前的年均收益率低于通貨膨脹率，處于貶值狀態，這種養老金“縮水”的問題在資金規模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對參保人員切身利益的維護顯然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我們不能從實際情況出發調整運營投資方式，那么必然導致這種“縮水”問題的進一步延續，難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二、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融資模式存在問題分析

（一）投資策略保守、投資范圍狹窄

養老保險基金主要是通過個人和企業繳納的形式，對公民未來的養老問題進行保障。和一般的基金不同，其更具有安全性要求，這個也制約了我國當前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行為，使得養老保險基金主要是進行了金融機構存款和進行國債的購買。難以進行市場化的投資行為安排，其強調在安全性的前提下進行投資，使得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始終處于低風險和低收益的階段。由于當前我國人民幣持續貶值的預期加大，以及通貨膨脹和物價指數的整體上漲趨勢較高，這也使得我國現階段養老保險基金的運營難以取得理想的投資收益。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顯得過于保守，比如瑞典就在市場化投資模式下，采用了相對積極的投資策略，而美國則以國債的方式提升基金的收益水平，智利強制性賬戶都不同程度投向市場，甚至投向海外市場。這和我國當前的社會總體投資渠道不足以及投資風險過高密切相關，也是養老保險管理機構投資管理過于僵化，機制不靈活有關。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逐步健康發展，以及我國P2P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的監管逐步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投資渠道將逐步拓展，也為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于高收益產品提供了各種可能。

（二）集中和分散兩種管理模式爭辯

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融資水平和管理體制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有效的管理體制可推動養老保險基金的科學健康運作，提高籌集有效性和投資的效益性。當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形式主要有集中管理和分散管理兩種對立的觀點。采用集中管理的學者認為，為了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管理的嚴肅性，提高運作的有效性，應交由單一機構進行管理，防止多頭管理可能造成的管理混亂的問題。但單一機構管理也存在機構管理活力不足，缺乏必要的競爭力的問題，進而影響到養老基金的投資效益。而分散管理相關理論中則認為，多機構共同管理對于養老保險資金利用率的提升是具有積極意義的，通過不同機構之間的相互競爭，更是為相關機構提升養老保險基金收益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內生動力。而參保人在分散的投資管理模式下，完全可以選擇那些投資回報率更高的機構運營自己的養老保險資金。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主要采用的是單一管理形式，投資效率總體不高，而發達國家目前主要采用的是集中管理和委托管理相互結合的形式具有一定的差距，這種綜合管理形式，可以有效地吸收單一管理和分散管理的優點，規避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問題，是一種較為有效的養老保險基金形式。因此，如何結合我國現階段養老保險基金發展的實際，采用科學的養老保險基金管理模式，成為提高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實現較高的投融資效果的關鍵所在。

（三）養老保險基金籌資形勢日益嚴峻

首先，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征繳管理的法律規定不完善，特別是尚未形成強制性的規定，現有相關法律法規基本上都是行政法規，整體約束能力不強是不爭的事實。其次，基金收繳率下降，養老金賬戶缺口問題較為嚴重，由于存在養老金拖欠繳納以及個人賬戶挪用造成的個人賬戶的“空賬”等問題。從1997年開始，我國普遍推行了個人賬戶和統籌基金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為養老保險基金的當期發放問題的有效解決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而2015年底，該制度雖然在客觀上為空賬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幫助，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基金總規模也同樣達到了5454億元，然而空賬問題依然較為嚴重。

（四）養老保險基金的籌資渠道受限

現階段，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國內養老保險基金的核心來源途徑仍然局限在以下幾個方面：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資金，國家財政保險和投資收益以及企業根據相關規定按照比例繳納的資金。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渠道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是我國企業的養老保險繳費負擔較重，20%的繳費比重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6%到8%的比重，企業的負擔過重。特別是當前我國供給側改革背景下，我國企業減負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社會各界對于降低企業養老金繳費比重的呼聲下，不斷降低我國企業養老保險負擔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環境下推動企I發展、促進養老基金結構優化的必然選擇。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來源渠道過于單一這一問題在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制度發展過程中的長時間存在，使得我國企業養老保險繳費難以短時間下降，也使得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面臨著兩難境地。其次，我國職工繳費比重難以短期內提高，由于對社會認識不足，認為養老金是國家的一項基本福利制度，個人應承擔較低的養老金繳納的情況下，如何提高個人認識，不斷提高個人繳費比重，成為我國未來養老保險基金管理的重要內容。再次，我國地方政府財力有限，特別是近來來土地財政導致的地方財政過度依賴土地市場收益情況下，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引發了部分區域財政壓力過大，難以從財政預算中安排足量的資金補貼養老保險的不足，限制了地方財政的養老金的保證能力。隨著中央和地方財政分稅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如何提高地方財政的可調控能力，直接影響到養老保險基金的財政補償能力的提高。四是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融資能力不足，使得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總體收益狀況不佳，影響到養老保險基金的籌資來源。

三、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融資模式的對策思考

（一）改變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策略

用積極穩妥的市場化運作模式取代傳統的保守運作策略，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拓展投資范圍，不斷的參與市場的運作，提高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收益率，并加強養老保險基金運行管理的綜合水平，風險可控基礎上，最大限度的推動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如上文中所介紹的，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共同構成了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主要內容，而兩者在性質上的上所存在的巨大差異，導致了投資運營過程中的具體目標也同樣有所不同。一般來說，統籌基金作為基礎資金來源，又承擔了基礎的支付功能，因此對于投資運營過程中的收益水平要求較低，保值是其主要運營目標。而個人賬戶則采用完全累積模式，因此其收益率水平的提升顯然是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的，也是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應對通膨的必然選擇和有效手段。因此，個人賬戶在投資運營過程中應適當的選擇風險稍高、投資回報率更大的投資項目。

（二）積極推進養老金進入資本市場

開展養老保險基金的多元投資渠道，讓養老保險基金投資于收益水平較高的投資項目，通過風險控制手段不斷地提高風險防控能力，是我國當前養老保險基金監督管理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投資工具選擇上，應重點選擇債券和股票，目前，我國債券市場的可選擇品種不到多，但債券投資相對于股票控制，風險可控性更高，而且其收益遠遠高于銀行存款和國債。股票雖然風險高，但收益也高。在投資品種選擇上，可以重點關注滬深300標的股票以及具有較高投資價值的優質股票，特別是對于一些成長性較好的上市公司應重點考慮進行養老保險投資。再次，積極地參與國際化投資策略。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國際投資渠道越來越寬，也使得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具有更為廣闊的選擇空間。可有效地分散風險、保障各項監管政策的有效實施。

（三）建立相對集中的政府管理模式

從發達國家的現實情況來看，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形式并不沒有統一的形式。美國采用了集中管理的模式，通過單一的機構進行集中管理；而瑞典采用的是分散管理的模式，全國具有養老金運營的機構高達7家，而新加坡采用的具有市場化運作養老金運行形式。從國外的成功運行經驗來看，養老金管理機構的模式并不統一，需要根據國情和養老金運行現狀來進行具體的運作。筆者認為我國應積極的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采用相對集中的管理模式，就是成立具有政府管理性質的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的專門機構，與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分工協作，主要承擔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和管理，建立其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融資體制，以增值和安全為主要工作目標，負責養老保險基金的日常投資管理，并建立起相應的績效考核機制，不斷提高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效益。這種模式的主要優點在于解決傳統的過于集中或者分散的弊端。通過集中管理的形式，可以有效解決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過于分散管理，而導致難以發揮養老保險基金規模效益的問題，而且可以有效的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養老保險投資基金的整體投資收益水平。為我國現階段養老保險基金管理過于分散問題的解決提供必要的支持。這不僅利于監督管理的實施，而且可以對于參保人員跨省進行養老金繳納提供了可行性。同時，可以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進行分別經營，促進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的競爭和相互對比，進而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投資收益。

作為一種典型的復雜、系統工程，養老保險基金的運行和監管需要多個部門相互配合，只有不斷地提高相互協作的能力，才可以更為有效地提高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能力和投資效率。在進行具體的投資管理過程中，人社部作為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主管部門，應積極會同相關部門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管理進行分析，提高管理的科學性。財政部門應從財政保障角度，通過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在相關部門配合措施下，對基金運行情況加以有效的監督、管理。證券管理部門要加強我國資本市場管理，特別是對于我國當前資本市場違規問題較為突出的現象，從制度監管和處罰的角度，不斷規范我國資本市場的經營，進而為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入市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四）妥善彌補隱性債務

當前，影響養老保險基金發展的隱形債務問題較多，我國老齡化問題趨勢較為嚴峻，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逐步加大，直接導致了養老保險隱形債務水平的不斷提升。現階段，社會保障能（下轉第57頁）（上接第55頁）力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而得到不斷的加強，養老保障的覆蓋面逐步加大，優厚的養老金承諾意味著未來較高的支出，隱性債務規模越大。為有效地解決隱性債務問題，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決問題：

首先，劃撥國有資產補償隱性債務。我國目前所形成的養老金“空賬”問題不是因為繳費的欠缺，而是因為歷史原因導致的養老金繳費欠賬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長期采用的是低工資形式，而醫療費、養老金以及住房福利等一系列保障方式彌補了工資上的不足。這種情況的客觀存在，說明了我國養老金問題主要是我國長期沒有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而這部分人需要在未來進行保障，如果單純依靠養老保險基金的繳納難以彌補缺口。其次，發行養老金國債，通過發行政府債務的形式進行養老金的籌集，是國外解決養老金缺口問題常用的方法，通過發行債務的形式，將集中爆發的養老金問題延期化，可以有效地解決由于我國歷史欠賬問題導致的養老金集中發放所造成了養老金缺口問題，而且不會給政府短期內造成過大的財政負擔，特別是我國當前地方財政過度緊張的情況下，債券已經成為改善我國養老保險基金資金結構、提升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收益率的有效手段，并得到了各方面的認可。再次，發行養老金彩票。作為當前階段我國一種常見的社會資金籌集手段，彩票為我國公益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來源，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公益事業的發展。彩票采用依法銷售、特許發型、自愿購買的原則，面向社會發行。當前隨著我國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網絡覆蓋率的不斷提升，彩票的發行范圍不斷擴大、發行方式日漸多元化。我國彩票資金的利用，則應嚴格《彩票管理條例》規定，采用政府性基金管理辦法實現對養老彩票所籌集資金的預算管理，將收支相分離，按照相關法律法規接受審計機關、財政部門以及社會公眾的監督，并根據預先做出的承諾如期向社會披露資金利用方向、利用項目等信息。

總之，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發展還需要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通過我國政府的相關制度制定和監督管理制度的落實，通過科學的市場運作，不斷提高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市場運作能力，拓展融資渠道，提高投資的效益。未來，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融資管理還應堅持“安全第一”的原則，以此為基礎，從當前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和養老保險基金的運行現狀出發，用積極穩妥的投資策略取代傳統的相對保守投資策略，在保證風險可控的基礎上，拓展投資范圍，實現多元化投資。并積極地控制風險，不斷推動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健康發展，提高我國養老保險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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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 浙江海寧 314408）

第8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我國政府對養老基金的投資管理一直采取限制性措施，《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嚴格限制了養老基金的投資方向和投資比例，提出結余養老金除留足兩個月的支出費用外，其余只能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不允許投資其他金融工具。但是隨著養老金需求額的逐年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不斷加劇，我國養老金的支付壓力愈來愈大。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在2010年7月13日的《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09年末，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1．6714億，占總人口的12．5%;80歲以上無勞動能力人口更是在1899萬的基礎上每年以100萬的增幅“跑步前進”。然而養老基金運營卻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由于養老金的投資渠道單一、投資比例受到嚴格限制、CPI(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持續攀升等原因，養老基金面對不斷縮水的窘境;另一方面，由于制度不完善和企業負擔重等問題，目前企業年金參與率不到2%，企業年金僅占退休收入替代率的1%。再者，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問題嚴重。2010年7月，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在中國和拉美養老金制度國際研討會上透露，中國養老金“空賬”規模已達1．3萬億，養老保險基金將面臨巨大的支付壓力。在養老基金投資方面，受限于資本市場的發展水平和養老基金投資對安全性和流動性的極高要求，大部分養老基金投資于銀行存款、國債等低風險低收益的金融工具，嚴重限制了多元化投資方式的利用。而且我國養老保險體制尚未健全，還沒有順利走過轉軌時期，制度改革帶來的改革成本和目前支付缺口給財政帶來的隱性債務危機，也給養老基金的增值提出了較高要求。然而我國養老金的投資歷程表明，養老金與資本市場的結合不僅時間短，而且投資比例也相對較小，再加上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完善性，導致養老基金的投資模式難以形成有效的、系統的管理模式和運行體系，從而導致較低的養老基金投資回報率。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竭力從籌集、運營、支付等整個流程中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研究更有效的投資運營模式，加快積累養老金實質資本額，減緩養老保險體系巨大的缺口問題。

二、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各組成部分的投資運營現狀

我國養老保險體系由基本養老基金、個人賬戶基金、企業年金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四部分組成。在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方面，《中國統計年鑒2010》的數據顯示，2009年的基本養老基金收入為11490．8億元，結余從1995年的429．8億元增加到12526．1億元。但是這部分基金是國民最基本的養老保障，所以國家規定這部分基金在留足兩個月費用后，結余部分只能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然而如果嚴格執行這種規定，以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作為銀行存款收益率(若有利率調整，則以天數為權重進行加權平均)、以五年期國債票面利率作為國債收益率來計算養老基金的投資收益率，在排除通貨膨脹影響的情況下，基本養老基金的投資收益從2004年開始就進入了負增長階段。2004年一年期存款利率為2．03%，五年期國債票面利率為3．06%，通貨膨脹率為3．9%;2008年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為3．93%，五年期國債票面利率為5．98%，通貨膨脹率為5．9%;2010年一年期存款利率為2．28%，五年期國債票面利率為2．53%，通貨膨脹率為3．3%①。基本養老金產生了嚴重的縮水現象。個人賬戶基金方面，由于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從國家統籌現收現付制模式向統賬結合模式轉變過程中，為填補當年養老金發放空缺，過多地使用了個人賬戶基金，導致個人賬戶基金積累的名存實亡，造成嚴重的“空賬”運行問題。為緩解這一突出問題，我國自2000年開始推行“做實個人賬戶”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效。2010年5月6日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公布的年度報告顯示，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問題已得到了初步緩解，2009年末個人賬戶基金增至439．59億元②。目前這部分基金以及中央財政對個人賬戶的補助基金都交予了各地區社保基金理事會投資運營，其投資收益率和社保基金的收益交融在一起。根據數據分析，個人賬戶基金的投資管理成效并不樂觀，上海市的平均實際收益率僅為0．22%，其他省份可見一斑。所以，如果延續現在的個人賬戶投資管理模式，個人賬戶基金很難達到保值增值的效果。近年來企業年金規模的發展也不容小覷，企業年金已經從2000年的191億元增值到目前的2525億元，在過去四年平均每年增加461億元。據專家預測，到2030年我國養老基金總規模有望達到15萬億元，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三大企業年金市場③。企業年金作為補充性養老保險基金，對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要求較之基本養老基金略低，投資限制相對較小，相關文件也將企業年金的投資運營權交予了各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或企業自身，資金的投資方向也有所放松，允許購買保險公司的團體保單、委托信托證券公司等機構投資于流動性良好、風險較低的金融產品，這就有助于充分利用投資組合提高投資收益水平。然而現實情況是:目前我國企業年金的銀行存款和國債占總投資額的80%以上，投資于金融產品的基金份額還不足20%，嚴重制約了企業年金投資收益的提升。據統計，企業年金的平均收益率2000年只有2．79%，中部地區還不足1%;雖然從2006年第四季度開始，企業年金的投資收益率有增長的趨勢，甚至在資本市場一片大好的2007年達到24．5%，但受金融危機沖擊，2008年又下滑到－1．83%。這也說明企業年金投資受市場波動影響較大，雖然多元化投資有利于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但目前缺乏良好的風險規避機制，極易引起收益大幅波動。全國社保基金是為了應付老齡化高峰的挑戰、填補當期養老金支付缺口而存在的，這部分基金的支出比例較低，大部分用于積累，這一特點使其有利于進行長期投資。全國社保基金在2010年已增至6927．73億元，其投資政策相對寬松，投資渠道除了債券、銀行存款和股票外，還包括資產證券化產品、證券投資基金、各種金融衍生工具以及海外投資等。隨著多元化投資策略的實施，全國社保基金的收益也不斷提高，特別是投資環境較好的2007年，投資收益率高達38．93%，收益額為1129．2億元。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收益率還是偏低，離支付壓力的增加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還有一定差距，而且我國養老金投資受資本市場波動性的影響過大，必須找到合理的規避市場風險的投資組合和投資工具，才能更好地實現養老基金規模的穩步增長。總體來看，目前我國養老基金運營管理模式在保障養老基金安全性和流動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國際收益水平相比還相差甚遠，而且跟不上我國經濟發展步伐，沒能充分享受我國整體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成果。根據蔣斌等人的研究，只有養老基金賬戶長期收益率不低于長期通貨膨脹率與工資增長率之和時，才能使個人賬戶達到理論上設計的28%的替代率或支付額度，目前的收益顯然達不到。而且目前的經濟形勢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沖擊迫使養老金采取能帶來更高收益率的投資手段，以保證未來的支付能力。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不成熟，投資環境尚不規范，急需建立有效規避風險的投資機制，找出有效的投資組合和資產配置比例。

三、利用多目標投資組合模型分析養老金投資組合管理模式

養老基金投資組合的建立必須遵守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基本原則，同時兼顧收益性和社會效益。本文以這三種投資工具為分析對象，建立投資組合模型，分析不同投資比例下養老基金的投資收益和面對的風險。

(一)指標的選取和計算

考慮到養老金投資注重長期收益的特點，本文選用1998年至今13年的數據。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作為銀行存款收益率，年內有利率調整的，以天數為權重進行加權平均。以五年期國債的票面利率作為債券收益率。股票收益率的確定以上證綜合指數和深證綜合指數為計算依據，采用多期加權平均的方法:先利用每天的收盤價計算環比增長率，然后相加得出當月股票收益率，依據每月的股票收益率計算每月的環比增長率，然后計算上證綜指和深證綜指的股票年收益率。截至2011年3月18日，根據上海交易所公布的滬市證券總市值為188783．67億元，深證交易所公布的深市總市值為90627．24億元，所以滬市和深市的股票收益率再以0．676和0．324為權重進行加權平均，最終得出股票的投資收益率。然后利用SPSS軟件對三種投資工具的投資收益率進行分析，得出三類投資工具的平均投資收益率、方差、標準差，如表1所示。對三種投資工具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數據如表2所示。可知銀行存款投資收益和國債投資收益正相關，和股票投資收益率負相關;國債投資收益和股票投資負相關。

(二)建立多目標投資組合模型

根據以上對資產配置模型的分析，我們選擇多目標投資組合模型來分析中國養老基金投資。R表示養老金投資組合收益率;σ2表示投資組合的方差，即投資組合風險;ρij表示投資工具i、j之間的協方差;用γ1、γ2、γ3分別表示銀行存款收益率、國債投資收益率和股票投資收益率;σ1、σ2、σ3分別表示銀行存款投資風險、國債投資風險和股票投資風險;用x1、x2、x3分別表示銀行存款投資比例、國債投資比例和股票投資比例，其中x1+x2+x3=1。由于養老基金投資具有一定的比例限制，所以100%≥x1≥10%，100%≥x2≥40%，40%≥x3≥0。根據多目標投資組合模型有:MaxR=γ1x1+γ2x2+γ3x3(1)Minσ2=∑ni=1∑nj=1ρijxixjσiσj(2)其中γ1=0．02683，γ2=0．037562，γ3=0．12255;σ1=0．009082，σ2=0．01328，σ3=0．474016;ρ12=0．828805，ρ13=－0．19731，ρ23=－0．04581。利用SPSS和Excel等數據分析軟件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果:隨著銀行存款比例的下調和股票投資比例的上升，投資收益率逐漸提高，但風險也逐步增加;在目前的限制條件下，投資收益率分布在0．03402和0．070484之間，所承擔的風險介于0．000132和0．035822之間;當銀行存款投資比例為10%、債券投資比例為50%、銀行存款比例為40%時，收益率達到最大值。如此的平均收益率高于歷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0．01523，但遠不能達到1998年來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修正值0．08942的水平。這組數據表明，在目前限制條件下，養老金的投資可以實現保值的目標，但增值率較低，不能享受我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說明養老金投資還有較大的增值空間。在已有數據的基礎上，根據目前養老金投資比例的限制，進一步探索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果:當銀行存款比例為10．08%、債券投資比例為27．62%、股票投資比例為62．30%時，養老基金投資收益率將達到GDP增長速度，收益率為0．089428，此時面臨的風險為0．087，是養老基金較難承受的。所以在我國目前資本市場發展情況下，這種投資比例還難以實現，但可以作為養老基金投資優化的趨勢。

第9篇：養老金融的意義范文

但是總的來說中國企業年金制度仍需不斷完善，市場仍處于幼稚階段，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關鍵和最主要的問題是受托人“空殼化”與市場角色“分散化”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導致派生出一些其他次要矛盾，制約了企業年金的健康發展。

一、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受托人“空殼化”與市場角色“分散化”

1、當前外部受托模式中受托人出現“空殼化”現象，核心作用難以形成

上述分析的受托模式現狀可以得出的結論有二：第一，就內部受托與外部受托二者來說，當前市場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外部受托上；完善外部受托制度較長時期內既是需要解決的主要市場矛盾，也是企業年金市場發展的主要方向。第二，就外部受托模式的4個市場角色來說，當前主要矛盾集中在受托人身上：受托人的核心地位受到撼動，出現“空殼化”趨勢，難以承擔起信托制企業年金架構中賦予的法律責任。當前外部法人受托模式存在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權利與義務不對稱，實力與權力不相符，市場資格與實際地位不對等，商業利益與法律責任不匹配，導致生計難以維持，作用難以發揮，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理想與現實相背離。所以，如何將四對矛盾結合起來，這是當前外部受托模式的主要難題。受托人是信托型企業年金的核心概念，是企業年金的第一責任人，是企業年金基金的治理主體，作用十分重大，它包括選擇任命、監督管理、評價更換賬戶管理人、托管人、投資管理人以及相應的所有中介服務商，負責制定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策略和與委托人的溝通；在長達幾十年的受托基金資產管理中，受托人全程承擔上述服務提供商出現的任何違約或過失造成的法律責任的最終后果。但是，按照23號令的規定，受托人提取的管理費不得高于受托管理企業年金基金資產凈值的0.2％，這個比例僅占企業年金管理總成本的1.6％左右，比美國401(K)的受托費少一半左右，加之在惡性競爭中他們不得不壓低收費標準，甚至象征性收費的現象比比皆是；受托人和賬戶管理人建立管理平臺的一次性投入很大，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但如此低價運行不僅不能維持運轉成本，而且還難以體現受托人的核心地位，影響其履行正常職責。

第二，受托人數量有限，單一牌照難以生存，甚至“受托+賬戶管理”的雙牌照機構也自身難保，市場核心作用受到嚴重影響，受托人機構事實上形同虛設。在目前的5個受托人中，1個單牌照的機構和2個雙牌照機構(受托+賬戶管理)利潤空間十分有限，積極性不高，難以發揮年金市場上的主導作用。只有另外2個雙牌照受托人(受托+投資管理)由于其具有投資管理資格而情況稍好，腳跟稍穩，具有明顯的市場優勢和市場推動作用。就是說，單牌照的“受托人+賬戶管理人”捆綁式受托人處于同樣的兩難境地，難以統領“其他人”，受托人的行業信譽和應有的法律地位遠沒有樹立起來，受托人地位被“虛置”起來。

第三，受托人“軟骨病”導致惡性競爭，動搖了以受托人為核心的信托型年金市場結構。在信托型企業年金的市場鏈條中，由于受托人的核心地位幾乎是形同虛設，所以，賬戶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資管理人不得不紛紛撇開受托人，徑直追隨委托人或企業主，直接與之打交道，拉客戶，甚至出現個別“程序倒置”的現象即由其他已經“拉到客戶”的市場角色反過來推薦和指定受托人，或者，企業雇主繞過受托人直接指定其他市場角色的現象也不鮮見，這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失去市場核心的信托制必將導致市場秩序的極大混亂，其他3個角色各自為戰，相互殘殺，惡性殺價，自毀長城；長期看，受托人作為治理主體的缺失必將導致長期內對其他市場角色的監控力度下降，蘊藏著極大的資金安全性風險和金融市場風險。

第四，大多數受托人目前處于勉強維持狀態，推動年金市場的龍頭作用不盡人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年金市場的發展。除上述制度設計原因以外，似乎中國的法律文化也可能是導致受托人空殼化的一個環境原因。受托人法中有兩個最根本原則：忠誠原則和謹慎原則。忠誠原則要求受托人管理信托的唯一目的是保障受益人的利益，這就要求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資產時不能自我交易，以防止任何利益沖突；謹慎原則要求受托人負有謹慎管理的義務。目前中國受托人的窘境已明顯構成其對受托人忠誠精神和謹慎精神的嚴峻挑戰，甚至有可能導致繼受商事信托傳統進程的夭折，因為在任何國家，養老金信托都是其最典型、最成功和最廣泛的商事信托的案例代表。

2、受托人缺位導致惡性競爭，市場角色分散導致超低收費，這就是所謂“機構熱”的主要原因之一

受托人軟弱與市場角色分散既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也是互為因果；市場角色過于分散導致受托人虛置，受托人軟弱又導致對其他角色監管的放縱，進而導致惡性競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目前市場尷尬局面可以將受托人弱化與市場角色分散看作互為因果的同一件事的兩個側面。23號令規定，受托費是0.2％，托管費0.2％，投資管理費1.2％，賬戶管理費每戶每人不超過5元。但實際情況卻是，市場各個主體的取費現狀遠遠低于上述標準：投資管理費根據投資產品的不同，常常在0.4％－1％之間；托管費大多在0.05％－0.15％之間，賬戶管理費也是象征性的，大型企業每人每月往往在1元以下；受托費則大多數只在0.05％－0.1％之間。

目前，企業年金市場群雄角逐，惡性廝殺，自毀長城，猶如春秋戰國。受托人和賬戶管理人初次投入巨大，出于穩定客戶的考慮，以大大低于運營和服務成本的價格“硬撐”下去是出于無奈，他們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擴大當期市場份額以攤薄成本上，寄托于未來擴大客戶來源以期盡早收回成本上，他們強烈地期待著市場的擴大與繁榮，拼命地跑馬占地，這就是所謂當前“機構熱”的原因之一。于是，惡性競爭和價格戰愈演愈烈，甚至出現個別零收費現象，在表面上看，機構顯得“越來越熱”，而在本質上，受托人越來越受到擠壓，難以形成專業化和職業化，進而又加劇了市場角色之間的價格戰和低收費的無序競爭。

當前，信托型企業年金制度下的受托人十分重要的市場地位只停留在理論上，現實中的景象是，外部受托人既面臨著自我生存的考驗，又面臨著市場的嚴重擠壓；外部受托人既是中小企業舉辦企業年金的必由之路，又是目前的一個瓶頸。

3、受托人“空殼化”和市場角色“分散Pc"~利于

中小企業參加集合企業年金，這就是所謂“企業冷”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一，受托人“空殼化”不利于生產集合年金產品，不利于中小企業參加企業年金。眾所周知，企業年金目前的舉辦人都是壟斷性行業和高盈利性國企，這種被媒體稱之為豪門盛宴的現象廣受詬病，而占GDP55％和占全部就業人口75％的230萬家中小企業則與之無緣，舉辦年金的不到100家，僅占0.4％，資產總額不到1％。中小企業站在企業年金門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例如一般來說，中小企業多為非國有企業，規模有限，缺乏集體協商機制，強資本弱勞工現象較為明顯，利潤率不如壟斷性國企高，經濟實力難以允許他們向員工提供足夠的福利待遇，等等。國際經驗告訴人們，克服這些困難的一個途徑在于由市場為他們提供一些專門設計的“集合企業年金計劃”；一般來說，提供這些產品的供應商是受托人或其他服務商。但是，在當前受托人空殼化的市場條件下，在“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窘境下，他們不可能有足夠的動力和財力投資開發集合年金計劃，換言之，專業化程度較低的受托人在實力和能力上都難以滿足中小企業市場的這個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說，這是目前中小企業難以舉辦企業年金的一個重要原因。

規模經濟效應是指由于規模的擴大導致年金計劃本身長期平均管理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經濟效率和收益的不斷提高。由于規模經濟的作用，管理成本的高低與公司規模的大小成反比，公司越小，參加企業年金的管理成本就越高，這是中小企業站在企業年金門檻之外的一個重要原因。例如，美國低于100人的小型公司401(k)計劃的管理成本占到全部資產凈值的1.4％，甚至1.6％，比正常的平均值高出62％左右，而較大型公司只有0.5％－0.8％左右。

外部經濟效應是指無須增加管理成本而對其他年金參加者產生的外部經濟收益，因為在年齡結構、收入水平和繳費能力等很多方面具有一定同質性的中小企業可以由受托人建立一個“資產池”，建立一個集合計劃，這有利于保障集合年金計劃對參與職工公平和效率預期的實現。所以，對中小企業來說，加入集合年金計劃會降低單位管理成本，使受益人的福利增加；對監管部門來說，監管部門由監管數個主體變為主要監管一個集成的主體即“資產池”，監管成本得以降低，監管效率將會提高，監管便利性也大大增強；對運營商來說，管理運營聯合企業年金計劃這個“資產池”，將有利于其規模經濟的實現，大幅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運營管理的收益和便利性。

第二，市場角色“分散化”不利于集成信托產品的市場供給，不利于企業年金市場的深度開發。市場角色的“分散化”，致使外部受托人“空殼化”，進而導致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制度的管理環節多、流程長、效率低、成本高，極大地影響了企業建立企業年金的積極性，既不利于啟動企業年金市場，又不利于中小企業參加集合企業年金。這便是企業年金“企業冷”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我國法人受托模式開發集合企業年金計劃的方向應主要是“前端集合”計劃：參與計劃的成員企業，須接受受托人統一制定的集合年金計劃，與單雇主法人受托模式相比，集合計劃法人受托是一種“標準化”的計劃，在國際上它包括多雇主企業年金計劃、區域聯合企業年金計劃、聯盟企業年金計劃等，最典型的集合計劃是香港強積金的“集成信托計劃”，它允許接受多個企業的信托，在這個意義上講它也是一種“零售年金”計劃，可對小企業甚至自雇者開放，一般來說企業員工在受托人統一制訂的產品清單中享有選擇產品的決策權。所以，從國際上流行的集成信托計劃上述“前端集合”與“零售年金”這兩個特點來看，其提供商一般來說是不同角色捆綁程度較高的受托人。簡化市場角色，打造具有投資資格的捆綁式專業化受托人，并不排斥投資管理人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可以促其提升供給集成信托產品的能力。投資管理人的直接客戶本來就不應是委托人即企業主，而應是受托人。但在受托人“空殼化”的情況下，投資管理人只能繞開受托人，這不利于投資管理人對集成信托產品的開發和銷售，不利于投資管理人企業年金的投資功能的正常發揮，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降低了專業基金投資公司的產品供給能力，因為受托人的品種開發不是萬能的，需將相當一部分投資外包給投資管理人，投資范圍和品種的限制使之只能自行開發設計特定的某些產品，而大量的集成信托產品只能來自外包。

二、建立“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1、當前改革的思路是：垂直整合市場主體資格，建立以受托人為市場核心的養老金管理公司

如前所述，市場呈惡性競爭帶有某種必然性：第一，一方面在市場啟動初期，過于分散的角色劃分自然導致過低收費競爭和市場價格扭曲的傾向，另一方面非專業化的受托人作為市場角色之一同樣受到價格扭曲的擠壓，難以發揮信托型年金市場中的核心作用，進而加劇了市場無序競爭；第二，一方面非專業化受托人不能發揮集合年金市場的拉動與主導作用，只能被動地圍著那些經濟效益較好的大型國。企和集團公司轉，甚至聽命于其他市場角色的擺布，另一方面受托人沒有能力開發潛力巨大的集合年金市場的資源，加劇了不斷增加的市場主體對市場份額的無序競爭，這又進一步壓低了市場價格；第三，一方面中小企業進入企業年金的門檻太高，集合企業年金難以在市場產生，進而減少了受托人的市場資源，另一方面受托人不能成為中小企業進入市場的主渠道，作為年金市場主體的中小企業面臨無“人”開發的市場斷裂態勢，進而導致中小企業建立企業年金的積極性不高，新的市場進入者不是非常踴躍，市場年金存量還主要以歷史遺留下來的行業年金為主導，“豪門盛宴”的詬病難以消除。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外部受托制度當前存在的諸多矛盾互為因果，惡性循環，受托人資格成為一個棄之不舍但又食之無味的“燙手山芋”。解決這些矛盾的焦點在于強化受托人的核心功能，具體思路是疊加資格牌照，使受托人逐漸走向專業化和職業化，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捆綁型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

對此，勞動社會保障部已注意到這些問題，表示進行第二批機構認定時將不再單獨設立受托人和賬戶管理人資格，而試行“受托人+賬戶管理人”并考慮“托管人+賬戶管理人”的2+2模式，這充分說明，下次資格審批將有可能成為企業年金制度發展史上一次重要轉折，促進企業年金市場的發展再上一個臺階。

2、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是實施信托制企業年金的一個制度創新

無論從國外的經驗教訓看，還是從國內的市場前景需求看，受托人的發展方向應予以強化，應考慮到專業化和職業化問題；專業化和職業化改革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賦予其更多一些的功能；較多的市場資格的捆綁，其直接途徑就是建立真正的養老金管理公司；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是實施信托制企業年金的又一個制度創新。

根據國外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實踐，養老金管理

公司作為一個外部法人受托人，其核心要素在于其具有投資管理(包括其分包)功能的一體化，就是說受托人資格與投資管理人資格是捆綁在一起的，這既是受托人在市場上的生存之本，又是養老金管理公司的本質特征之一，更是養老金管理公司得以發揮其核心作用的關鍵所在。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的運行模式與現代信托理念不僅不是相悖，恰恰相反，而是對堅持信托制的一個創新：早在20多年前拉丁美洲十幾個國家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成功實驗、中國香港地區7年前強積金的正式運轉和澳大利亞超年金近年來取得的業績，都是對盎格魯、撒克遜信托傳統的發揚廣大，其他歐美許多國家捆綁式受托人的誕生也是一個明證。

3、建立捆綁式的養老金管理公司制度安排完全符合現行政策的規定

一部三會共同簽署的23號文件《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明確提出了“養老金管理公司”這個概念，并將之規定為受托機構之一，這是建立養老金公司的基本政策根據。第23號令第十條明確規定：“本辦法所稱受托人，是指受托管理企業年金基金的企業年金理事會或符合國家規定的養老金管理公司等法人受托機構”。

所謂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制度安排就是指“捆綁式”服務，也稱之為“一站購齊式”或“全天候服務提供商”，在國際實踐中，就是指市場不同角色和機構功能的垂直整合，即由一個金融機構同時兼有多種市場角色或功能，包括受托人、賬戶管理人、投資管理人等，在有些國家和地區甚至還包括托管人的資格。兩個部令規定中只是提出投資管理人與托管人。不得為同一人兼任。將投資管理人資格捆綁在受托人之內，在首批機構中已經有過實驗，2年來的結果證明，這個實踐基本是成功的；這說明，它不但沒有超出23號部令關于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法人受托的捆綁規定，而且也符合國際發展的潮流，適應目前中國促進企業年金市場的需要。

4、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符合中國的國情

建立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之所以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和年金市場的需求，是基于以下幾點分析的：

第一，捆綁式專業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可以降低我國企業年金的運營成本、管理成本和溝通成本，提高各個環節的服務效率和準確性，有效克服提供商各自為政、片面宣傳和誤導委托人和受益人的現象，以“一站購齊式”全天候服務商的方式和專業化的產品設計，推動集合企業年金的發展，提高中小企業進入市場的積極性和熱情，成為拉動企業年金市場發展的旗艦和綜合服務管理的核心平臺。

第二，純粹的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除具有一攬子綜合服務能力以外，還具有對資本市場與年金市場二者關系充分理解和深入研究的專業結合能力；在資本市場上，養老金產品設計是最人性化、離資金源頭最近、游離于其受益人(賬戶資產所有者)時限最長的金融資產；以受托人為核心的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無論在投資管理系統還是在其他各項專業服務上，都可通過及時把握和監督具體的市場運作來識別每一個市場主體的運行準確性、收益合理性及其價值內涵。

第三，在缺乏信托精神的大陸法體系下，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可彌補單一資格受托人短視的缺陷，這是目前中國堅持和推動信托型養老金的一個捷徑，因為它可克服僅從表面投資結構和收益數據來分析判斷投資管理人的膚淺判斷，能夠避免單一提供商容易陷入程式化管理的誤區；個性化的方案設計和收益回報的長期性，既是養老金投資與其他基金投資之間最大的區別，也是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受托人)與其他投資公司之間最大的區別。

第四，毫無疑問，“分拆式”存在一些優勢，也是“捆綁式”所不可比擬的，例如，價格是透明的，責任是清晰的，主體是確認的，專業化程度較高，任何帶有利益輸送和損害受益人利益的決策傾向都受到各司其職的市場主體的監督和審議等等，但同時其存在的問題也是比較明顯的，例如，不同行業和不同機構之間的分工合作問題，不同市場主體價值鏈的成本收益平衡問題，尤其是受托人成本收益低下導致的核心作用缺位問題，等等，反過來，“捆綁式”的優勢也是“分拆式”所難以替代的，例如，它的成本相對比較低，信息相對來說是對稱的，成本可以內在化，可以避免受托人法律地位的弱化及其責任重大與盈利空間狹小的矛盾。

換言之，分拆式和捆綁式之間的分析比較顯示，他們各有春秋，問題僅僅是個選擇的問題，即哪一個模式更適合所處的歷史環境和發展階段。權衡利弊，在當前階段，打造幾個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明確受托人法律地位和市場作用，可起到推動市場發展和滿足市場發展需求的作用。

5、國外“捆綁式”養老金受托人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按法律組織性質，受托人可分為內部理事會受托制和外部法人受托制；按受托人與其他市場角色的組合形式，可將其分為分拆模式和捆綁模式；分拆模式是指受托人將賬戶、投資、托管人角色(部分)分給其他個人；捆綁模式是指受托人將其他市場角色集為一身，為計劃發起人提供“一站購齊式”服務。

法人受托捆綁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發展成明顯不同的兩種形式，一種是單個法人受托捆綁模式，另一種是傳統的金融集團下的捆綁模式，即服務提供商均屬同一個金融控股集團。90年代以來又出現了第三種新型的介于分拆和捆綁式兩個極端之間的捆綁模式即“法人受托聯盟模式”，這是受托人與其他專業法人機構以建立戰略聯盟的方式共同提供服務的一種折衷方式，是在法人受托模式下引入的一種變通的分拆模式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以分成和提成為基礎，為市場提供“一站式”服務。

在單個法人機構捆綁模式中，國外目前主要存在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強勢金融機構為軸心建立的捆綁模式，例如以投資管理能力強大的銀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和信托公司等為核心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受托人提供捆綁的一站購齊式服務；另一種是80年代以來在拉美十幾個國家和中國香港地區出現的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這些公司大多根據法律重新組建的專門養老資產管理公司，是一種嶄新的全天候的一站購齊式捆綁模式。

以拉丁美洲國家的養老金管理公司為代表的高度捆綁模式和以中國香港地區的單一金融機構為捆綁模式是企業年金受托管理的最新模式。這個模式隨著DC型計劃數量的膨脹和DB計劃的衰落，尤其是90年代以來隨著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發展和壯大，金融機構開始傾向于提供捆綁式服務，并逐漸成為養老計劃信托管理的一個主流模式，市場份額越來越大，捆綁模式開始逐漸取代分拆模式的主導地位。

三、中國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基本原則及其政策建議

1、中國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定位

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重要目的或最大特征應該是，它是專門致力于兩個部令規定的企業年金這個第二支柱資產的專業化公司；客戶群既包括廣大的中小企業，為其提供集合年金計劃產品，又可

為大型企業提供綜合服務的一攬子業務，這既可體現政府的社會責任也可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因為，培育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就意味著培育這個市場，就意味著為企業和市場服務，為國民福祉服務。

2、中國組建養老金管理公司完全符合國際慣例和歷史潮流

毫無疑問，前文論述的是旨在推動面向中小企業的集合計劃的拉美國家建立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香港強積金計劃捆綁式受托人和澳大利亞等案例，其實，即使在被稱之為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聯邦政府也不遺余力地通過修改立法等各種手段，采取提供捆綁式一站購齊的服務方式，向中小企業提供價格低廉和手續方便的集合計劃和零售產品，最典型的就是前文所述的“簡易職工養老金計劃”和“簡易個人退休賬戶”；對此，美國聯邦政府是通過修改《稅收法》第408(k)條款的方式建立起這種簡易的捆綁式服務養老計劃的，以便為中小企業舉辦簡便和低價的退休計劃提供法律根據；所以，該項捆綁式的簡易計劃普遍被學術界看做是政府與市場通力合作的結果，看做是聯邦政府對中小企業潛在需求快速反應的結果。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聯邦政府為高度捆綁式的專業金融機構擔當受托人設置的門檻很低，規定凡是具有提供年金產品資格的銀行、共同基金、保險公司均可擔任受托人。

3、中國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目的在于構建“三層級”的市場結構，優化市場資源

第一，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與目前的雙牌照和單牌照提供商之間的關系不僅只是競爭性的關系，他們之間還具有互補性和不可替代性。建立養老金公司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多層次的市場需求，構建一個“三層級”的市場結構：單牌照與雙牌照提供商－金融控股集團背景的提供商－捆綁式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以發揮不同市場主體的優勢，達到優化市場結構和提高市場效率的目的；適應市場發展的要求，實現構建“三層級”企業年金市場的制度創新；通過專門化的道路，把企業年金市場帶動起來，對做大做強養老金管理公司進行試點，使之成為企業年金市場中的旗艦。

第二，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與發展金融控股集團旗下企業年金供應商角色可齊頭并進。在考慮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同時，要采取緊急措施，繼續推動金融控股集團旗下的受托人為開拓市場發揮作用。金融控股集團旗下金融機構作為企業年金服務提供商目前存在一定優勢，在集團內可形成明顯的價值鏈，減少不必要的重復投資，較高的投入成本可以受到一定的補償。發展金融控股集團旗下的企業年金提供商與建立專業養老金管理公司是并不矛盾的，他們具有一定互補性和不可替代性，這是拉美26年來實踐養老金管理公司的一個重要結果：拉美國家養老金管理公司的股東大多都是金融控股集團(例如：BBVA)，但這些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專有性、專業性、信托性和捆綁性等特征，是其金融控股股東所無法可替代的。

4、應合理吸取國外的先進經驗，根據國情，吸取所長，為我所用

從宏觀上講，中國香港和拉美的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新生事物，他們是強制性第一支柱基本社保制度的產物，參與率有法律保障，能夠“吃得飽”，與中國自愿型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制度相比具有較大的差異性；但是，在微觀操作層面卻具有較多的可比性，可資借鑒的東西較多，尤其在風險控制方面。

第一，在高度捆綁模式下，應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托管人的監管作用。香港強積金條例規定合格的受托人可以兼任托管人，對此我們應采取更為嚴格的態度。2004年兩個部令規定，投資管理人和托管人不能兼任，受托人和托管人也不能兼任。在制度設計上，這些規定是發揮托管人對捆綁式公司的監管作用和對資金安全的保障作用的重要法律保證。托管人以外部第三方的角度對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合規性的監督是企業年金監管框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優勢在于，托管人的外部監督可以從安全性和專業性上起到審計部門難以發揮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規避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在受托和投資這兩個程序在同一個法人主體中的道德風險。

第二，要加強公司治理和完善風險內控機制。在養老金管理公司架構下，按照信托管理模式，要通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嚴格的隔離制度，保證在同一法人體系內受托職能與其他管理職能的共存，加強風險內部控制，對受托資產與自有資產實行有效隔離，對受托人內部和外部管理的獨立性進行有效的監督，保障受托資產安全，避免利益沖突。對此，在拉美國家養老金管理公司運行的26年中，人們幾乎從未發現由于投資管理功能與受托功能捆綁在一起而導致的資金安全性風險的記錄，他們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中國的基金管理公司在這方面也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并總體來說是成功的，良好的治理結構和透明的運行機制使利益沖突得以避免，這是近年來基金管理公司數量膨脹速度很快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養老金管理公司的投資工具和品種要做出某種適當的安排與限制，以防止“權力濫用”，保證資金的安全性。拉美國家總體來說對其投資管理外包沒有任何硬性規定；考慮到現階段中國的市場環境，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應對其投資功能設立某種比例的外包最低限制，對不同產品品種的外包數量設置某種外包最低限額，甚至對金融控股集團旗下的投資管理也須設立類似的外包比例下限。對養老金管理公司財務透明性問題和利益沖突等潛在風險，須通過行政與財務上的獨立核算予以規避。

5、養老金管理公司與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的關系

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資金的性質與企業年金賬戶資金雖然都具有強烈的私有性，但還是存在本質的區別：前者是國家舉辦的強制性基本保險，國家應承擔一定的補償責任，應建立一定程度的補償機制，制定一套相應的政策，對投資機構國家要做出一定的制度安排，對受益水平應承擔一定財政責任。而企業年金則不完全如此；按照國際慣例，企業年金作為自愿型補充保險，應完全進行市場化營運；作為DC型信托制，目前階段無須建立官方的補償機制。鑒于此，養老金管理公司的任務應是專營企業年金資產，基本養老保險賬戶資金應由中央政府另行單獨制定投資管理政策，在管理營運上不應與企業年金合二為一。

6、關于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待遇補償機制

國際慣例顯示，專業養老金管理公司可以建立某種補償機制，但在實踐中各國采取的做法各有不同，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四種情況：一是以立法的形式強制性從自有資產中扣除一個比例，建立風險基金，例如，智利法律要求養老金管理公司從自有資金中提取養老基金凈值的1％，以此建立一個儲備金，并允許將之與養老基金資產一起進行投資。二是強制性從運營商管理的基金資產中扣除一定比例，例如，香港強積金條例規定，為保護受益人的利益和彌補受益人的潛在損失，香港強積金管理局在受托人管理的強積金資產中強制性扣除0.03％，將之作為一個補償基金，以彌補受托人由于不法行為

和違規操作所造成的損失；法律還規定，當該補償基金的數額不足以彌補損失的時候，財政司將有可能提供相應的援助和貸款。三是強制性要求受托人購買保險公司的責任險。澳大利亞的實驗具有一定啟發意義：為建立一個補償機制，澳大利亞引入了商業再保險機制，強制性要求受托人必須購買“受托人保險”，以補償當受托人在履行其職責時可能發生的經濟責任，但規定對受托人發生欺詐行為或民事判決的罰款處分行為，保險公司則有權不履行賠償責任。四是強制性對投資回報率做出最高限額，超出部分作為風險儲備金予以提取。例如，智利在做出上述扣除一定自有資產的規定的同時，還規定養老金管理公司實際投資回報率必須要達到一個最低標準和最高標準，對于超出最高標準的部分予以強制性提取，據此建立一個“利潤儲備金”，用于以豐補歉，以彌補實際投資回報率與最低投資回報率之間的差額。

鑒于商業保險的國際發展趨勢和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可以考慮澳大利亞的補償思路，將養老金管理公司的補償機制與商業再保險機制結合起來，采取市場化的方式，由保險公司設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特種“受托責任險”。

7、對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進行立法

與美國非常成熟的資本市場條件相比，為保證企業年金資產的安全性及其受益職工的權益，推動和規范受托人提供商市場的有序發展，中國應盡快立法，加快建立捆綁式養老金管理公司的步伐；這完全符合國際慣例，也是中央政府應該承擔的一個社會責任。

四、中國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根本障礙在于監管體制關系不順

1、建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法律依據與立法缺位

2004年兩個部令允許養老金管理公司模式的捆綁式制度安排；2004年6月29日國務院令第412號的《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保留并設定行政許可500項，其中第92項為勞動社會保障部負責“補充保險經辦機構資格認定”。這是勞動社會保障部審批企業年金營運商牌照的法律依據。

但是，發放牌照不等于審批機構，養老金管理公司的審批主體問題目前還沒有解決。在“一部三會”(勞動社會保障部、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的監管制度安排下，養老金管理公司作為一個信托性質的機構，其審批似乎應由銀監會負責核準，但由于種種原因，意欲建立專營企業年金的養老金管理公司的愿望卻未能實現，所以，他們只能“曲線救國”，轉向保監會審批建立“XX養老保險公司”。眾所周知，在世界各國“職業退休金計劃”近百年的實踐中，職業退休金計劃的融資工具主要有兩種：“養老信托基金”和“養老保險合同”。2004年兩個部令的規定十分明確，中國實行的是屬于盎格魯一撒克遜傳統的“養老信托基金”，而不是“養老保險合同”；“養老信托基金”與“養老保險合同”之間的本質區別就是資產型與負債型、信托型與公司型、市場型與合同型、DC型與DB型之間的區別；2004年兩個部令確立的中國職業退休金計劃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冠以“XX養老保險公司”字頭的營運商盡管簽字畫押，但仍有兼營后者之嫌，不利于企業年金由養老金管理公司名正言順、堂而皇之地專司其責。

2、養老金管理公司“難產”的關鍵在于企業年金監管機構關系沒有理順

根據企業年金“誰監管、誰審批”的國際慣例，企業年金的監管機構與審批機構應為同一機構。例如，在拉丁美洲，養老金管理公司由政府行政監管部門審批成立，如在智利就由“養老金監管局”批準建立，墨西哥是國家退休儲蓄計劃委員會審批，在性質上它是公共有限責任公司，并要符合這些國家的“公司法”的相關要求，拉美的養老金管理公司監管機構一般都是獨立自主的，向上對社會保障主管部門負責，向下對養老金管理公司實施監管和注冊審批的職能。香港強積金制度實行的是牌照審批制度，受托人的審批發放機關是其行政監管部門強積金計劃管理局，只是在審批強積金中介機構和強積金計劃及其產品時，則由強積金管理局、金融管理局、保險業監督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聯合執行。澳大利亞政府對經營超年金業務的機構實行的也是經營許可證制度，由“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負責審核批準經營執照。

勞動社會保障部作為企業年金行政主管部門，要同時成為其行業監管和機構審批的主體，最好應將監管部門單獨設置，予以實體化，擴大和強化監管隊伍。這樣的監管改革思路是符合目前中國金融監管總體框架的，也符合企業年金的監管體制。目前世界上企業監管模式大致有三種：第一是“聯合模式”，即由一個機構負責監管所有金融部門，包括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等，德國、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挪威等采取這種模式。第二是“半聯合模式”，即只有保險資金和企業年金這兩部分資金由同一個機構聯合監管，其他金融部門由其他機構負責監管，捷克、波蘭、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時等采取這個模式。第三是“專業模式”，即設立多個監管機構同時專門從事企業年金的監管，整個監管過程涉及到三個以上的監管機構，采用這種模式的國家有美國、英國、日本、意大利和愛爾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