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濟的來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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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關鍵詞 多元化經營 規模經濟 相關多元化

1 多元化經營與規模經濟

1.1 多元化經營的涵義

多元化經營，又稱多樣化經營，是指個別企業供給市場不同的產品和勞務的增大，也就是企業生產多種產品或提供多種勞務。一般認為多元化與專業化是相對而言的，專業化是市場經濟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是企業成長的必然選擇，高度的專業化可以帶來單位產品成本的下降而獲得規模經濟；而多元化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繼續成長必然面臨的現實選擇。

1.2 規模經濟的內涵及擴展

（1）規模經濟的內涵。規模是指生產系統的大小，它一般由固定資產、職工人數與生產能力的大小或多少來衡量。規模經濟則指企業或工廠擴大到一定規模，由于固定成本可以分攤到較大的生產量而成本下降，其存在基礎是一些產品或設備的整體性以及生產活動的不可分割性。一般認為規模經濟是現代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是與專業化經營聯系到一起的，且企業實現規模經濟有一個前提，即市場容量足夠大，產品價值的實現不存在困難。

（2）規模經濟的擴展———范圍經濟的提出。隨著企業多元化的發展，對規模經濟的認識也有了深化，有人提出范圍經濟的概念，并提出要將范圍經濟納入規模經濟的范疇。范圍是指生產系統的集合分散程度，范圍經濟來源于生產活動的多樣化，企業內部生產多樣化或數個企業完成不同的生產又相互協作。存在的基礎是某些生產活動的可分割性。范圍經濟的本質上是對企業剩余資源的利用和共享。范圍經濟的存在似乎為多元化經營提供了理論基礎，但顯然范圍經濟的存在也不是普遍和任意的，許多企業濫用范圍經濟盲目多元化其實是逆邏輯而行，結果導致范圍損失。

2 多元化經營面臨的風險

（1）非關聯產業的多元化經營。新進入的產業存在明顯的規模經濟性，則對企業存在較高的進入壁壘，此種情況下一般不能通過直接投資來進入，通過對該產業內現有廠商的兼并或收購是較為現實的選擇。即使如此，也存在較大的風險。首先，可能因為收購兼并的成本太高、投入太大，對企業原產業的規模經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產業必需能提供足夠的現金支持；其次，收購或兼并后的整合可能時日較長，難以收到滿意的效果，企業容易陷入兩難困境。正因為這樣，非關聯產業的多元化經營因進入、退出都存在較高的壁壘，企業都不愿輕易涉入。

（2）某些“游牧民族式”的企業對收益較高的行業的逐利行為。除了要考慮到許多企業相繼進入后，新行業收益率的變化可能會使之成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同時還要考慮進入壁壘雖低，但退出壁壘卻高的后果（典型的多元化陷阱），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不能盲動，要考慮到各“元”在技術、生產、銷售、管理等要素上的相關性，也就是力求獲得內部的范圍經濟效益。

（3）建立在企業現有資源基礎上的多元化也必須考慮規模經濟問題。雖然企業擁有剩余資源是多元化經營的前提或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其剩余資源的量不足以轉移到其他產業領域利用。就是對大企業來說，剩余資源也有一個度量和合理利用的問題。

（4）建立在核心能力理論上的多元化。它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企業已經擁有核心能力，進行多元化是把核心能力在多個行業領域內重復使用，對目標行業的選擇要考慮核心能力的適應條件，以及核心能力在新行業內的重要程度，即延伸的領域與原領域能否產生協同的范圍經濟性；二是企業尚未建立核心能力，基于對核心能力的認識，通過多元化來構筑核心能力，這時往往要對其他行業進行收購、兼并，并進行剝離、清理、整合，往往還須伴隨著業務的對換和戰略聯盟的建立。此時多元化目的是長遠的，而不是急功近利。

3 多元化與規模經濟相容

（1）純粹的規模經濟是在專業化經營之上。它對產品實現即市場規模存在較高的要求，但在現代經濟社會，需求的多樣化、個性化迫使企業進行多品種小批量甚至是定制化的經營和組織生產，因而出現了多元化與范圍經濟的概念。這其實是對范圍經濟、多元化經營概念的延伸。規模經濟主要是指量的規模，如資產、職工人數和外在需求的規模，而范圍經濟是指質的規模，是核心能力、核心技術、戰略性資產的規模，是對現有核心能力的規模利用，是對抽象的能力利用的規模，多元化則是對核心能力的多方面擴張和利用。多元化如果逆規模經濟而行，則風險太大、困難重重。

（2）相關多元化是多元化與規模經濟相協調的體現。理論界推崇相關多元化，實踐證明相關多元化成功率較高，這是因為相關多元化與規模經濟相協調而存在以下潛在優勢：多元化的各個“元”———戰略業務單位之間可以共享同一戰略性資產，從而可以獲得規模經濟優勢；利用建立和維持某一戰略業務單位現有戰略性資產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核心能力，可以提高另一戰略業務單位的現有戰略性資產的質量，使現有戰略性資產的規模進一步增長；利用在建立現有業務的戰略性資產的過程中開發的核心競爭力，可能會更迅速地或以更低的成本去創立一項關于新業務的戰略性資產，這顯然是對現有核心能力的規模利用；相關多元化可能會增強現有的核心競爭力，因為在建立新業務的戰略性資產過程中，公司會學到新的技能，這反過來又會提高現有業務的戰略性資產的質量，這是核心能力的聚合效應。

（3）企業在選擇多元化經營戰略時，必須注意到多元化與規模經濟的相容性。相關多元化較好的結合了多元化與規模經濟性，是企業多元化經營的較好選擇。而且，要做到“魚”與“熊掌”兼得，不能多管齊下，在次序上要有先后。規模是基礎，在規模上培育了核心能力，才可以多元化。企業只有立足自己原有的優勢，不斷向更深的層次拓展，面對不同的客戶、不同的市場和不同的需求，不斷開發新的品種，這樣在主業基礎上的多元化，才能保證企業效益不斷增長。

第2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關鍵詞：規模經濟；外部性；產業集群；紡織產業

紡織業是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傳統理論認為我國紡織產業競爭力主要來源于資源和勞動力充裕等要素稟賦。然而，從國際紡織業競爭格局看，隨著人民幣升值和資源價格的不斷上漲，我國紡織品生產的資源優勢不斷被蠶食，但產業整體仍然保持了明顯的國際比較優勢；從國內紡織業競爭格局看，雖然中西部地區更具有發展紡織業的要素稟賦，但資源和勞動力相對缺乏的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東部地區的紡織業競爭力明顯強于中西部地區。國內外紡織業發展實踐表明，雖然要素稟賦仍是形成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但基于外部規模經濟的產業集群已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新的重要因素，產業集聚對產業競爭優勢的作用日漸顯現。

一、產業集聚正在成為我國紡織產業新的發展模式

紡織產業既是我國出口創匯的主要產業之一，其凈創匯額多年來一直雄居榜首，顯示出較強的國際競爭優勢，同時也是市場競爭高度激烈的傳統產業，產業平均利潤率卻保持在較低水平。作為技術、工藝相對比較成熟的傳統產業，紡織業進入門檻低，成為國內眾多地區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的首選產業，從而導致紡織產業內企業數量眾多，呈現出產業規模大、企業規模小的發展態勢。

從生產特點看，紡織產業屬于自由定位型產業。自由定位型產業一般位于能使其生產成本最小化的地區，如勞動力和原料充裕的地區。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紡織產業大都分布在老工業基地和原料產地，紡織生產基地以內陸居多。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紡織業布局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內地紡織企業特別是國有紡織企業普遍陷入困境，而以外商投資和出口導向為主的紡織企業在東部沿海地區迅速興起，在紡織業產能整體增長的同時，完成了產業布局結構的調整。2001年以來，年銷售額超千億的省份有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四省，這些地區紡織品銷售額不僅占居了全國當年紡織品銷售額的絕大部分，而且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趨勢。

對比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產業發展方面的差別，比較明顯的是，東部地區紡織業呈現出集群化發展趨勢，而中西部地區紡織業總體上呈現孤立和分散態勢。自2002年以來，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分別于2002年12月、2004年1月、2004年12月、2006年5月命名了四批共16個中國紡織產業基地市（縣）和80個中國紡織產業特色城（鎮），其中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四省占居了其中的87.5%和88.75% （見表1 ），這些產業集群代表了中國紡織產業最具競爭力的地域分布。

從國內紡織產業區域分布看，最具競爭力的仍然位于東部沿海地區，這些紡織大省和強省在資源和勞動力方面相比中西部地區顯然處于劣勢，甚至像江、浙這些“不毛之地”、“不棉之地”均發展成為紡織大省，充分說明紡織產業競爭力已不完全源自于資源稟賦。

值得關注的是，東部地區紡織業的產業集聚現象恰恰是中西部地區紡織業所欠缺的，正是由于產業集群的規模經濟效應提升了東部地區紡織業的競爭優勢。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源稟賦對產業競爭優勢的支撐作用逐漸弱化，規模經濟的作用顯著增強，產業集聚正在成為支撐產業持續發展的新的源動力。

二、產業集群優勢的形成機理

產業集群的競爭力主要來源于規模經濟所形成的低成本優勢。規模經濟分為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前者是指當企業的產出規模提高時，企業的單位產出平均成本下降；后者是指當整個產業的產出規模擴大時，各個企業的單位產出平均成本下降。由于紡織業各子行業均缺乏明顯的內部規模經濟性，單一企業規模與生產成本相關性不顯著，大企業不具有成本優勢。然而，眾多企業在特定空間集聚卻能帶來顯著的成本優勢，產業集群的競爭力來自于外部規模經濟。

產業集群之所以能帶來該區域內各個企業的單位產出平均成本降低，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產業聚集可以使該區域的企業享受到高效率、集中化和專業化的服務。產業的發展需要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隨著企業的集中，基礎設施更加配套和完善，從而達到產業規模的經濟效益。產業集聚可以導致勞動力資源的共享，專業人才的集中，專業服務的集中以及專業生產供應和商品采購的集中。產業集聚還可使行業內部專業化分工更加細化，該區域內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在主導產業上做精做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第二，產業集聚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競爭的壓力，使得企業不得不改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產業集聚可以導致勞動力資源的共享，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具有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力市場，為企業更加靈活地選擇和使用勞動力提供良好的平臺。

第三，產業集聚易于傳遞新的信息，有利于知識積累。產業集聚區不僅是生產中心，也是信息中心和技術中心。產業集聚可以產生“洼地效應”，提升知名度，擴大區域內企業影響。

產業集群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可以用圖1來表述，說明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原因。

圖1中，ACa表示東部地區紡織品生產的單位產出成本，ACb表示具有資源稟賦的中西部地區紡織品生產的單位產出成本。在外部規模經濟作用下，兩個區域的單位產出成本曲線ACa和ACb都向右下方傾斜。而在任何給定的產出規模下，ACb總是位于ACa之下，表明具有資源稟賦的地區更具有紡織品生產的成本優勢。但是，由于東部地區紡織生產的集群化，由產業集聚而形成的總產出規模達到Q1水平，單位產出成本為AC1，而中西部地區紡織生產呈分散狀態，產出規模在Q2水平，單位產出成本為AC2。AC2>AC1，說明具有資源稟賦的地區盡管存在潛在的成本優勢，但由于產業集聚程度低，難以分享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反而使東部地區的紡織產業借助外部規模經濟獲得競爭優勢地位，并且這種優勢會如同滾雪球一般自我積累和自我強化，形成持久性優勢。

三、我國紡織產業集群發展現狀與特征

考察浙、粵、蘇、魯等紡織大省的產業發展，除了在企業數量、銷售收入等方面超過其它省份外，最明顯的就是在產業空間布局上具有很高的集中度，表現出以某一、兩種紡織產品為主的產業集群現象。如江蘇省吳江市盛澤鎮的絲綢產業集群、浙江省嵊州市的領帶產業集群、浙江省諸暨市大唐鎮的襪業集群、廣東省東莞市大朗鎮和羊毛衫產業集群、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谷饒鎮的針織內衣產業集群等。

實際上，中西部有些地區的紡織品生產也有較大的規模，但大都沒有顯現出產業集群效應。因此，片面追求規模并不能形成集聚優勢。紡織產業集群是規模化與專業化的結合，專業化是紡織產業集群之魂。離開了專業化的實質，一味地貪大求多，企業間缺少有機聯系，則難以產生集群效應。

紡織產業集群是紡織產業內相互關聯的紡織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提供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相關教育、科研、行業管理等組織在一定空間區域內大量集聚發展并形成具有持續競爭優勢的紡織產業群體。基于紡織產業的高度市場化和傳統產業屬性，我國紡織產業集群呈現出與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不同的特點：第一，紡織產業集群的形成主要是由集群內生力量激發的，是大量企業在特定環境下依托當地產業特點和地方傳統優勢，在特定空間逐漸集聚自發形成的，集群內企業間存在強大的內聚力；第二，產業集群主要由大量的不同經濟成份的中小企業組成，集合了中小企業的靈活和大企業規模效益的優勢；第三，產業集群內企業專業化程度高，分工協作關系密切，形成“一縣一業”、“一鄉一品”的狀況，通過分工大大降低各環節的成本，實現小企業大規模；第四，產業集群在細分市場上具有很高的市場占有率，甚至達到了壟斷或相對壟斷的程度。

四、紡織產業集群發展對產業梯度轉移的影響

紡織產業集群發展模式突破了我們傳統的慣性思維，走出了一條利用外部規模經濟跨越要素稟賦束縛的經濟發展之路。資源稟賦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之所以降低，主要是由于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大大增強，生產要素的移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要素稟賦的作用，凸顯了規模經濟的效應，產業集聚提升了紡織產業競爭力。

基于外部規模經濟的紡織產業集群在確立競爭優勢的同時，也會帶來專業分工模式的固定化與可能的效率損失。從圖1可以看出，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上的專業化分工模式可能會導致東部地區紡織產業固定在這種既定的甚至是不合理的分工模式之中，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當東部地區紡織企業通過產業集聚獲得競爭優勢時，強烈的外部規模經濟會鞏固已有的分工模式。即使當其它地區已經具備了更低成本優勢時，這些地區仍會為維護其優勢地位而人為控制成本，造成經濟效率和經濟福利的損失。

事實也是如此，在紡織業持續增長的背后，東部地區已漸漸感覺到了危機：一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東部地區的土地價格迅速攀升，勞動力成本逐漸攀高，勞動密集度高且附加值較低的紡織品生產開始出現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二是發達國家憑借其技術實力、完善的市場網絡、品牌及資金優勢，繼續主導著高附加值的紡織品市場，基于外部規模經濟的產業集群發展模式面臨挑戰。

雖然規模經濟性在未來一定時期內仍使東部地區紡織業保持較強的動態競爭力，但過度依賴低成本競爭必將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因此，要實現我國紡織業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認真審視產業發展內外部環境的變化，重新思考競爭定位，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東部地區紡織產業集群的國際競爭能力，實現產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另一方面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和資源整合形成更為合理的產業布局與產業分工，充分發揮各地區的區位優勢，繼續保持產業的比較優勢地位。

隨著東部地區資源約束力逐步增強，紡織產業梯度轉移的驅動力也將不斷加大。同時，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迅速，各種基礎設施日漸完善，許多地區不僅資源充裕，而且是老紡織產業基地，具有紡織產業發展基礎和歷史積淀。我國紡織產業梯度轉移的時機已經成熟，中西部地區紡織業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產業梯度轉移是大勢所趨，但也不會一蹴而就。紡織產業是高度市場化的產業，產業梯度轉移是市場自發調整的過程，調整的速度、方向、力度既取決于東部地區資源環境變化與產業升級狀況，也取決于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環境的改善和優化。雖然資源優勢是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重要基礎條件，但僅僅依托資源優勢卻不一定吸引產業轉移，甚至會削弱競爭優勢。我國紡織業的國際比較優勢不僅表現為產品價格具有競爭力，供貨及時、種類齊全、服務到位更為關鍵，而后者更多的來源于產業集聚。紡織產業內中小企業眾多的特點奠定了產業集群發展的基礎，中西部地區紡織產業發展可借鑒東部沿海地區產業發展經驗，走集約化、規模化發展道路，形成區域性特色產品產業集群，要素稟賦與規模經濟雙輪驅動，提升我國紡織產業持續發展能力和打造新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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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百翔.產業集群與紡織業國際競爭力——基于浙江省五地市的實證[J].浙江學刊，2009（04）

第3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聚集經濟性是王步芳所著《企業群居之謎：集群經濟學研究》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它關系到網商集群的競爭優勢所在，對于阿里巴巴這樣的網商生態系統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什么是聚集經濟性

聚集經濟性，是指外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范圍經濟，是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在地域產業層次上的延伸。眾所周知，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是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錢德勒分析工業資本主義企業發展過程中，提出的兩種主要經營方式。從成本角度講，規模經濟是指品種越少，規模相對越大，成本越低；范圍經濟是指品種越多，規模相對越小，成本越低。將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從企業分析，延伸到集群分析，對于理解電子商務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聚集經濟性的具體含義，是指集群企業平均成本隨著集群企業數量的遞增而逐漸下降的趨勢（王步芳，2007，P110）。以阿里巴巴網商集群為例，加入阿里巴巴的中小企業，其長期平均成本隨著加入者的遞增而逐步遞減，我們就說阿里巴巴具有聚集經濟性。與之相反，聚集不經濟，是指在某一產業集群中，隨著集群企業數量的遞增，集群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也不斷遞增。聚集經濟與不經濟的區別，在于成本遞減與遞增的區別。

聚集經濟性好有一譬――“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三個臭皮匠聚集在一起，收益遞增，而成本遞減，一加一大于二。人們憑借常識，就可以接受這種經常能夠觀察到的現象。

聚集經濟性的概念，對于理解網商十分重要。什么是網商？網商就是哥倫布加大海。每個網商是哥倫布，所有網商加在一起是大海。按照梅特卡夫法則，網絡的價值，是節點的平方。我們也可以說，大海的價值，是浪花“節點”的平方。那么網商的價值，自然就是商網中各個節點的平方。這是一個大航海的時代。每個網商通過點擊起航，在網商集群構成的大海里，發現商業新大陸，降低企業原有成本。商業的進入門檻和創新門檻，正在迅速接近人類商業史上的最低點。

小企業替代大企業的臨界條件

意大利生產活動部部長馬爾扎諾指出：“一般地說，企業規模越大，協調成本也就越高。當中小企業專業區內交易成本低于大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時，小企業的優勢就會大于大企業。”

作者從理論上，也得出近似結論，認為“當邊際聚集成本遞減效用大于聚集的貨幣效應時，產業集群度不斷升高，說明聚集企業的成本遞減是產業集群形成的基礎” （王步芳，2007，P135）。

這里涉及的協調成本或交易費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信息費用、運輸成本、市場交易的搜尋成本、締約談判費用、履行合約的執行成本、信用成本、資本專用性水平等等。

小企業替代大企業的過程，通常是產業集群的成長過程。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特別是從威廉姆森的中間體制理論看，產業集群是介于市場和企業之間的第三種資源配置方式，是“克服企業組織的內部管理低效與外部市場失靈的一種制度安排” （王步芳，2007，P128）。

我認為，對于網商，也可以作如是理解。網商實際是在互聯網基礎上形成的與市場、企業并列的一種組織形態，具有市場和企業雙重性質。

對于互聯網本身，是不是介于市場與企業之間的第三種組織形態，過去人們看法不一。一種普遍認識，認為互聯網是扁平化組織。但這種看法，沒有辯析出互聯網的結構化特征，即接近企業特征的一面。如果互聯網只有扁平化一面，那與市場就難以區分了。由此會得出網絡化就是市場化的結論。事實上，就象網商來說，阿里巴巴并不僅僅是個大賣場，它還起到一種象企業那樣的組織管理作用。說它是介于市場與企業之間的第三組織形態，也許更加接近實際。

這一點定位準了，才能抓住產業集群包括網商關于協調成本或者交易費用的治理模式的準確特點。

聚集經濟性的來源

王步芳在《企業群居之謎：集群經濟學研究》中探討了聚集經濟性的來源，認為一是來自集群企業的外部規模經濟，而這種外部規模經濟源于集群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分工。一是來自集群企業的外部范圍經濟，認為也是源于集群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分工。這個觀點值得進一步研究。

外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范圍經濟，無疑是聚集經濟性的來源。指出范圍經濟是產業集群經濟性的來源，本身就是理論上的一個重大進步。需要進一步區分的，是外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范圍經濟對企業的不同含義。我認為，由外部規模經濟形成的產業集群，可以歸入機械系統；由外部范圍經濟形成的產業集群，可以歸入生態系統。把握二者的本質區別，對于電子商務具有重大意義。

舉例來說，阿里巴巴的網商系統，不是一般的集群，而是生態集群，或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網商生態系統。是不是生態系統，對阿里巴巴來說，關系太大了。比如，浙商的社會資本，就具有生態性質。但阿里巴巴要實現全球化，社會資本的地域性與網商的全球化之間的矛盾如何處理，就是很現實的問題。如果認為從本質上說，互聯網一定是生態的，或者說，一定要成為生態的，那么阿里巴巴就必須探索將關系和信任構成的社會網絡全球化的有效途徑。這是由理論延伸出的現實問題。

反過來按照生態的觀點審視《企業群居之謎：集群經濟學研究》，其中有個觀點值得商榷。王步芳認為外部規模經濟源于集群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分工，這無疑是正確的。但認為外部范圍經濟也是源于集群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分工，我認為不準確。集群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分工，是外部范圍經濟形成的第二位的原因，第一位的原因是集群企業之間的生態協同。

這里所說的生態協同，需要從兩個方面把握，一是分散化，二是自組織。分散化，指的不是分工，分工是有中心的；而是指分布式、節點化，它是去中心的。自組織，說的也不是職能和層級本身的事，而是以邊際成本遞減為本質特征，以流程再造和扁平化為實踐基礎的社會組織仿生過程。合在一起，就是生命體的特征。這是“生態”的本意。

第4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關健詞]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 市場開放度 規模經濟

一、引言

近年來,產業內貿易一直是貿易界的熱門話題，它在兩國經濟交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在出口的某種產品的同時又進口同類產品，它與產業間貿易有著顯著的不同。產業間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專門從事某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并進行出口，用以交換它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其他商品或服務。

產業內貿易理論基于新貿易理論，換而言之，它的誕生基于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壟斷競爭市場，而非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的完全競爭市場。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統計現象的直觀推斷。20世紀年代中期以前，Vordoom對“比荷盧經濟同盟”的集團內貿易格局變化的研究，Michaely對三十六個國家5大類商品的進出口差異指數的計算，Balassa對歐共體制成品貿易增長和Kojima對發達國家之間貿易格局的一系列的實證研究，構成了產業內貿易理論發展的第一階段。與此同時，對二戰后貿易新格局所進行的大量的理論研究推進了實證性研究的進展，并為產業內貿易步入第二階段對統計現象的理論解釋，提供了基礎。70年代中期，Grubel和Lloyd 《產業內貿易》一書所作的開創性、系統性的研究使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發展上升到第二階段。隨后，許多西方學者對產業內貿易現象做了大量的理論性研究，使這一理論日漸豐富。Krugman (1981) 提出的理論基于壟斷競爭的情況，認為“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是將現代貿易理論和傳統貿易理論區分開的評判標準，他認為這兩個因素是影響各國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因素。Falvey(1981)、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的研究基于赫克歇爾俄林貿易理論中的假想，分析了貿易伙伴國家的要素稟賦在產業內貿易中發揮的作用。Leamer (1988)提出市場開放度在產業內貿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近的關于產業內貿易的研究中，Davis (1995)的研究基于不同國家的技術發展差異，以強調要素稟賦作為比較優勢的傳統貿易理論作為理論基礎。Harrigan(1994， 1996) 也同樣強調了市場開放對貿易的貢獻，以及市場開放對特定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增長做出的貢獻。

基于新貿易理論和前人對產業內貿易的研究，本文將以下三個因素作為解釋變量來檢驗這些因素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所造成的影響：（1）要素稟賦；（2）規模經濟效應； （3）市場開放度。 下面的章節將對這三個要素建立模型并進行分析。

二、建立計量模型

1.因素的選擇

（1）產業內貿易。Grubel和Lloyd(1975)創造了產業內貿易指數以衡量產業內貿易。Aquino (1978)、Tharakan (1983) 都通過Grubel和Lloyd(1975)的方法對產業內貿易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數理分析。近年來，Vona (1991) 和Cooper等人(1993) 同樣印證了Grubel和Lloyd指數的正確性。因此本文同樣使用Grubel和Lloyd指數進行分析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在文中以IIT表示。

（2）要素稟賦。Falvey (1981) 、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在其產業內貿易模型中都將貿易伙伴國家的要素稟賦作為影響產業內貿易的因素。Moshirian (1994b) 的實證研究顯示人力資源和物理資源是一些國家在金融服務業取得比較優勢的兩大決定因素。Davis (1995)在對產業內貿易進行理論研究時折中了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理論中的要素稟賦理論。在銀行服務業這一領域，對各國比較優勢和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影響最大的要素稟賦是人力資源，它反映為接受過高等教育培訓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本文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將中國的教育發展程度用于評估人力資源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在文中以EDU表示。假設教育發展程度越高，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就越高。

（3）規模經濟效應。Krugman (1981)認為在特定的某些國家中，壟斷競爭條件下的規模經濟效應無論對于貿易總量還是產業內貿易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Greenaway和Milner 也認為規模經濟是影響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因素。Lee (1989)， Hughes (1993) 和Somma(1991) 發現規模經濟的存在對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有重大影響。在銀行業領域，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有許多文獻試圖證明在美國的銀行業中是否存在規模經濟。Berger等人(1999) 的文章綜述了那些試圖評估銀行效率，量化銀行業規模經濟的研究文獻。他們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那些總資產高于100億美元的銀行中才存在規模經濟。然而，在90年代，資產超過250億美元的銀行才體現出規模經濟。本文選取中國所有銀行的總資產來衡量規模經濟效應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在文中以SCA表示。假設規模經濟的存在對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增長有促進作用。

（4）市場開放度。在某些國家，由于國家對金融市場的開放，到20世紀80年代許多金融服務業的貿易壁壘已經消失了。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更促進了金融服務業的擴展，加速了金融服務業的產品多樣化。盡管Leamer (1988) 和Harrigan(1994，1996)強調市場開放度是促進貿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Hughes (1993)， Greenaway 等人(1994) 和Bernhofen (1999) 對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研究都沒把市場開放度作為影響產業內貿易的因素進行考慮。雖然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度相對不高，但本文仍把市場開放度納入考慮。本文以中國金融服務業的FDI來衡量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市場開放度。在文中以FDI表示。假設市場開放度越大，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量就越大。

2.模型的建立

本文運用Eviews3.1軟件將要素稟賦、規模經濟效應以及市場開放度三個影響因素與中國金融服務產業內貿易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從而得出結論。

本文的數據樣本區間選擇1997到2004年。計算產業內貿易指數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網。計算要素稟賦、規模經濟效應和市場開放度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1）計量分析。首先，我們對要素稟賦、規模經濟效應以及市場開放度三個因素與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建立模型：

IIT=eC1×EDUC2×SCAC3×FDIC4×eu

因為經濟時間序列經常存在異方差，為了消除所選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所有變量取對數得：

LnIIT=C1+C2×LnEDU+C3×LnSCA +C4×LnFDI +u

其中IIT表示產業內貿易指數，EDU表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SCA表示金融服務業的規模經濟效應，FDI表示金融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C1代表常數項，C2是回歸系數，代表要素稟賦對我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力度，C3是回歸系數，代表規模經濟效應對我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力度，C4是回歸系數，代表市場開放度對我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力度；u表示干擾因素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1：

表1：中國金融服務業IIT影響因素計量分析結果

該回歸方程的各變量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擬合優度達到了88%，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系數也達到了79%，且不存在相關狀況。

(2)實證結果分析。對要素稟賦的統計結果如預期的具備正顯著性，表明要素稟賦與中國金融服務業的IIT指數存在著正相關，而且要素稟賦對產業內貿易的增長有促進作用。這一結果是符合Falvey、Falvey、Kierzkowski以及Walter等人的研究結果的。這是因為一些金融工程或者風險投資管理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質金融人才。例如為兼并、收購行為提供顧問， 房地產業顧問，公司財務管理等。風險資本融資、項目融資、房地產融資也都需要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來產出多樣化的金融產品。而金融產品的高度多樣化則能促進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增長。

對中國金融業規模經濟效應的統計結果顯示，中國金融服務業的行業內貿易的確是與規模經濟相關聯的。實證結果顯示那些規模較大、更便于向國內外客戶提供服務的大型金融機構確實獲益于規模經濟，與小型的金融機構相比，這些大型的金融機構在國外提供金融產品的邊際成本是很低的。同時這些金融機構也提供了更多品種的金融產品，有利于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增長。研究結果與Hughes 等人(2001) 的結論相一致：規模經濟在金融服務業中存在，尤其是對大型金融機構而言。

對市場開放度的統計如假設的一樣，具備正顯著性。金融服務業市場的市場開放度越大，金融服務業的行業內貿易就越為發達。國外的研究成果均顯示一個國家對國外貿易與投資的開放度越大，在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量就越大。貿易壁壘和國家限制政策都將影響金融服務業的貿易量。這與Harrigan (1994， 1996) 的研究結果一致：市場開放度將增加貿易量，因此也會增加產業內貿易量。

三、總結

本文基于Helpman (1981) 、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及其他眾人發展的現代貿易理論，對影響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影響因素進行了一系列的假設，并建立了模型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要素稟賦、金融服務業的規模經濟效應以及金融服務業的市場開放度都促進了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增長。

由此可以看出，為了促進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增長，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1)提高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度，積極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以此促進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我國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東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都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充分利用我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日益興旺的經濟貿易，加快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與相互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2)提高產業集中度，實現規模化經營，由此發揮金融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嚴格規范市場準入條件，對外資向我國金融行業的進入做出相應的規定；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對國內的金融服務業進行合理保護；規范擾亂金融服務業市場秩序的行為，培育有利于規模經濟發展的市場結構。(3)重視教育事業對金融服務業的影響，重視對金融專業人才的教育培養。為金融服務業提供急需的高素質金融人才。

參考文獻：

[1]Fariborz Moshirian，Donghui Li，Ah-Boon Sim．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5，（24）.

[2]大衛?格林納韋．國際前沿問題[M].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

[3]Dominick Salvatore.國際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2.

[4]強永昌.產業內貿易論――國際貿易最新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第5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關鍵詞：蘋果產業；國際貿易；關稅；補貼

中圖分類號：F326.1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7-0117-02

一、世界蘋果生產的現狀

數據來源：（價值中國網）圖1

從圖1看出，世界蘋果的產量穩定，世界蘋果產量大概處于5 000萬~6 000萬噸，不過有逐年緩慢增長的趨勢。所以可以推定在最近的幾年世界蘋果產量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世界上共有6大洲84個國家生產蘋果，其中歐洲35個國家，亞洲25個國家。蘋果產量超過100萬噸的國家有12個，這12個國家的總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75.8％。其中產量最多的5個國家分別為中國、美國、波蘭、伊朗和土耳其，五國的產量約占世界蘋果總產量的54.8％。

二、世界蘋果國際貿易狀況

1.蘋果主要出口市場的地理分布：從出口量看，世界上最大的蘋果出口市場在歐洲，其次是亞洲和南美洲，主要的蘋果出口國有法國、意大利、中國、智利、美國、荷蘭、波蘭、比利時、南非、新西蘭和阿根廷等。

2.中國蘋果出口現狀。 蘋果是中國產量最大的水果品種，也是中國主要的出口品種。近20年來，中國蘋果的出口量增長很快，年均增長率是14.83％，遠遠高于年均3.06％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上出口量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蘋果出口量占世界比重已經由1985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9.8％。盡管如此，中國蘋果出口量占產量的比重還是非常低，2003年也僅僅達到2.9％。而其他蘋果主要出口國出口量占產量的比重都遠遠高于中國，以2003年為例，美國、波蘭、阿根廷的比重稍低一些，在15％左右，其余的幾個國家出口量占產量的比重都超過35％，甚至更多。

3.蘋果進口市場的地理分布：從進口量上看，世界蘋果的進口市場主要還是集中在歐洲，其次是亞洲和中北美洲。主要的進口國有德國、俄羅斯、英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和法國，這10個國家的進口量總和達到世界進口總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德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蘋果進口國，雖然這些年進口比重有下降的趨勢，但年均進口量仍達72萬噸，占世界蘋果進口總量的16％左右。在這些國家中，俄羅斯、西班牙、墨西哥的進口量呈不斷上升趨勢，其他國家進口量保持平穩或穩中有降。

三、保護我國蘋果的產業的理論依據

（一）根據國際貿易理論――幼稚產業的判定標準：坎普標準

1.坎普標準（Kemp’s test）：幼稚產業保護應以實現產業的外部規模經濟為前提，即如果某一產業將來在經過保護之后能帶來外部經濟效應，則暫時性的保護是可以考慮的。

2.在外部規模經濟存在時，私人邊際收益與社會邊際收益之間可能出現偏離。只要其在保護之后，能夠產生顯著的外部經濟效應，則仍有保護的必要。

3.與強調內部規模經濟的前兩個標準不同的是，坎普標準更加強調外部規模經濟與幼稚產業保護之間的關系。

（二）分析

根據坎普標準內部規模經濟的情形下，即使某一產業符合穆勒和巴斯塔布爾的標準，政府的保護也不見得是必要的。

從數據可得，中國的農民面臨著地少人多的事實，一直處于精耕細作的勞動模式，生產規模不明顯，生產率不高。

1.由于土地的資源的有限性，中國的果農很難成為美國似的農場主，生產達不到內部規模經濟。

2.由于農業作物的特性，資本投入回收慢，而在中國經濟過熱的情況下，投資在股市或者其他行業，資本回收快，回報率高，因此中國的農業資本的來源是有限性，中國企業進入農業行業的熱情不高。

3.農村的信貸體系不完善，果農的信貸依然存在問題。

4.農民素質的不高，沒有形成有效率的、有組織的農業協會，難于承受市場的價格的波動，議價能力弱。

外部規模經濟的理由如下：

1.中國是生產蘋果大國，果農占產量、面積與分布

我國是世界第一蘋果生產大國,栽培面積和產量均居世[LL]界首位。據統計, 2003年世界蘋果總產量為5 796.7萬t，我國蘋果總產量為2 110萬t，占世界蘋果總產量的36.4%。

2.蘋果也是我國重要產業之一, 2003年我國水果總產量7 552萬t，其中蘋果占27.94%［1］

3.全國34個省、市、自治區,其中26個有蘋果產量與栽培面積的記載。年產果100萬t以上的省份有山東、陜西、河南、河北、山西和遼寧省。其山東省是我國蘋果生產第一大省, 2001年蘋果總產量達616萬t，占全國蘋果總產量的30.8%；栽培面積40萬hm2,占全國栽培面積的19.2%［2］。

4.在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蘋果產業集中度、優質果率不斷提高。如資料顯示： 2006年渤海灣產區、西北黃土高原產區蘋果生產集中度達85%，比2002年提高5個百分點，優質果率接近50%，提高10個百分點。2006年我國蘋果純收入2 548元/畝，管理水平較高的地區超過5 000元/畝，是主產區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總的看來，我國蘋果產業已經發展成為最具活力的農業產業之一。

（三）利用國貿的幼稚產業保護前后的變化與福利效應理論分析

（引用老師上課的課件）

Y代表所謂的幼稚產業，其在發展初期的所對應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并不能反映其將來潛在的可能性曲線。如果選擇自由貿易，那么對應于世界相對價格p，本國出口X，進口Y，社會福利水平為U0；短期內假設本國對Y產品進口征收一個禁止性關稅，則征稅后的國內價格pt回到了封閉下的價格水平，對應的社會福利為U1，低于自由貿易下的福利水平。保護期間，Y部門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從長期看，本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移動到一個更高的水平，此時，撤除保護性關稅，假設本國在世界市場上是小國，本國的發展不影響世界價格，那么有兩種可能的結果：（1）如圖8-3（a）所示，對應于p，本國仍然出口X，進口Y，但與保護前相比，社會福利得到了改善；（2）在圖8-3（b）中，我們看到由于Y部門的發展十分顯著，撤除保護后，面對世界價格p，本國反倒由原來進口Y轉變為出口Y，社會福利水平由U1提升至U2，高于自由貿易下的福利水平U0。

因此，國家給予保護，是會產生外部規模經濟，一旦蘋果產業得到有效的保護，全國34個省、市、自治區,其中26個有蘋果產地。特別是年產蘋果100萬t以上的省份有山東、陜西、河南、河北、山西和遼寧省。

參考文獻：

［1］張興旺.我國蘋果產業現狀、在問題與發展對策［J］.柑桔與亞熱帶果樹信息，2005,(6).

［2］王朝輝.廣東特色水果出口貿易發展問題與對策――粵西茂名地區的研究［J］.林業經濟，2007，（4）.

［3］孔媛.世界水果貿易比較優勢與產業內貿易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6，（1）.

［4］王凱園.WTO框架下發展中成員農業利益研究［D］.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2007.

第6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一、銀行壟斷及反銀行壟斷的現實依據

盡管人們大量使用銀行壟斷這一詞匯，但卻很少有人給銀行壟斷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人手，來歸納和抽象銀行壟斷的含義：

首先，應界定壟斷的主體，即由誰來壟斷。顯然，銀行壟斷的主體是銀行，但它不是指所有的銀行。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眾多銀行無法串謀，采取統一行動。通常，能實施壟斷的銀行只是極少數家超大規模的銀行。其次，應概括壟斷形成的方式。一般人們認為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是形成壟斷的基本途徑。依靠內部積累和外部擴張實現規模上的突破，最終成為獨霸市場的壟斷者。但在現實中，壟斷的形成方式也并非僅局限于這兩種方式。企業依靠進入壁壘、法規限制、產品差別化等途徑也可在規模并不太大的情況下形成壟斷。再次，應劃定壟斷的范圍。它包括空間范圍和業務范圍。從空間范圍來說，壟斷既可以指一個行業、一個地區，也可以指一個市，甚至一個鎮。我認為，談經濟方面的壟斷離不開市場，壟斷一定是在某個特定市場中的壟斷，而市場則可大可小，完全依據的需要進行劃分。因此，用特定市場來界定壟斷的空間范圍可能更合適。而業務范圍從理論上說應涵蓋商業銀行所經營的全部業務。最后，銀行壟斷的概念應揭示壟斷的目的。傳統觀念認為，企業追求壟斷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壟斷利潤，因為企業在市場中競爭的目的就是利潤最大化，銀行是企業，銀行壟斷也是為了攫取超額利潤。然而，在我國的現實中，由于銀行壟斷不僅僅是經濟壟斷，還攙雜著行政壟斷，其壟斷的目的決不是一句利潤最大化所能概括的。況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利潤都不是全額留給銀行，從銀行的角度看，盈利與否并不直接決定銀行的命運。與其他的國有企業一樣，國有商業銀行并不天生具備追求盈利的機制。說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的目的就是保證國有經濟對資源的需求可能更符合實際。

綜上所述，我將銀行壟斷概括為：少數銀行為了特定目的，利用經濟或其他手段構筑市場壁壘，在相關的業務領域內實現操縱和控制的行為。

考察我國的銀行業，在實踐中，銀行壟斷由來已久，其弊端主要集中在：

1.效率不高。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與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相比，差距非常明顯。同等資產規模的銀行，我們的員工人數是人家的幾十倍。而分支機構甚至是人家的上百倍。剖析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低效率的癥結，蓋源于其壟斷地位。國內其他商業銀行對這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缺少外部競爭的壓力，致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長期消除不了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現象。

2.效益低下。與效率不高相聯系，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經濟效益也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及地區商業銀行的經濟效益。如與匯豐銀行相比，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平均資產收益率比人家低10多倍，人均利潤比人家低20多倍。效益不高，固然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壟斷的優勢致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高枕無憂，完全喪失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這一企業的原動力，效益不高，也就在所難免了。

3.缺少創新機能。目前，金融創新席卷全球銀行業，各國銀行為了在競爭中爭得先機，競相提高自己的創新能力，但我國商業銀行所創新的業務，無論是負責業務創新、資產業務創新、表外業務創新還是服務方式創新，嚴格說來都不是創新，因為這些創新在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中早已實施。我國充其量不過是效仿和移植。為什么我國商業銀行在各項業務領域的創新中，始終不能處于領先地位，始終不能理直氣壯地宣稱某某創新是由我國銀行發明的，這仍與我國銀行的壟斷密不可分。

4.金融風險大量累積。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數額之大、比例之高在世界銀行業中十分罕見。盡管我們通過債轉股消化了一部分不良資產，但不良資產比例仍高達20％以上，且消除不良資產產生的土壤并沒有清除，新的不良資產也還在不斷增加，目前城鄉居民的儲蓄已近10萬億元，單純地看儲蓄存款額高，就下結論說銀行風險大未免過于簡單化。但如果把高儲蓄額與銀行的低流動性聯系起來，銀行風險的現實性就大大增加了。由于壟斷的存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無破產倒閉之虞，結果是風險也越積越多。如果找不到有效的防范措施，這些風險就會像定時炸彈在某一時刻爆發。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一定是全面的支付危機并導致金融危機。

5.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金融資源配置合理的標準應看金融資源是否流向邊際效益最大的地區、部門及企業。如果資本回報率高的地區、部門及企業能得到金融的及時支持，那么，我們就可以說宏觀金融資源配置合理，反之，金融資源流向資本回報率低的地區或部門，金融資源配置就不合理。中國目前銀行壟斷的后果之一就是金融資源被配置到了低效益的地區、部門和企業。眾所周知，國有企業缺乏活力，效益低下，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比較，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額都高居榜首。所以，國有企業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幫助國有企業脫困甚至都成為政府要實現的重要經濟目標。面對國有企業這樣的低質客戶，商業銀行的正常反應該是避之惟恐不及，但事實上，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的絕大部分都流向了國有企業，而效益相對較高的非公有制經濟卻得不到所需的金融資源。

6.抑制了銀行功能的發揮。人們在歸納商業銀行的功能時只局限于它的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用創造、調節經濟及提供金融服務等。我認為，人們普遍忽略了商業銀行的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即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功能。金融交易的雙方或多方通過銀行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如資金盈余單位和資金短缺單位通過銀行可順利實現資金由盈余方向短缺方的轉移，達到融通資金的目的。而如果沒有銀行，他們自己去尋找交易伙伴，將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終還不一定能達到目的。正因為商業銀行能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它才能以“中介”的形式產生、存在和。然而，銀行壟斷的結果卻使銀行降低交易成本的這一功能受到抑制。鑒于銀行壟斷的上述弊端，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反對銀行壟斷。

二、對銀行規模經濟的剖析

規模經濟通常用來描述經濟組織由于規模擴大，導致平均成本降低，經濟效益提高的狀況。一般說來，企業經營都有一個規模經濟的問題。凡是因擴大規模使成本降低的，就稱其具有了規模經濟效益。相應地，銀行規模經濟也就是指當銀行規模擴大，單位運營成本下降、單位收益上升的狀況。需要強調的是銀行規模經濟并不意味銀行規模越大越好，而是有一個最佳規模。在銀行達到這個規模時，成本最低，效益最好。超過或達不到這一規模，成本就會上升，效益就會下降，出現規模不經濟。這一原理可由圖1表示出來：

橫坐標表示銀行規模，銀行規模可以用資產額來衡量，也可以用資本量或員工數來表示。縱坐標表示銀行的經營成本及提供金融產品的價格。經營成本包括存款利息及銀行正常的運營費用，如員工工資、銀行固定資產折舊、管理費用等。金融產品的價格可用銀行的貸款利息來表示。LAC表示長期平均成本。LMC表示長期邊際成本。S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SMC表示短期邊際成本。P表示金融產品的價格，由于其是常數，與表示邊際收入的MR相等。由經濟學理論證明，當邊際收入MR等于邊際成本MC時，可獲最大利潤。因此，圖中P與LMC相交的 D點所對應的Q為能夠獲得最大收益的規模。

銀行經營之所以存在規模效益是因為：（1）銀行具有相當的規模后，使公眾對該銀行的信任感也增加。這對靠信用生存的銀行來說，至關重要。（2）銀行規模擴大后，使銀行吸引的儲戶增加。銀行吸引的儲戶越多，所有存款人同時提取存款的可能性就越小，于是，銀行就可相應減少現金準備，增加盈利性資產的比重，使經濟效益得到提高。（3）銀行規模的擴大，常常伴隨著分支機構和營業網點的增加，一個分支機構和營業網點遍布全國甚至全球的大型商業銀行，在辦理結算、匯兌、資金調撥等方面所擁有的優勢，比一般小型銀行不知要強多少倍。（4）規模大的銀行資金遠較中小銀行充裕。這就使大銀行更有條件更新設備，采用先進技術，率先實現銀行化。（5）銀行規模擴大，其用于信用支持的資金相應增加，銀行就有實力參與大型項目的融資。這就大大提高了批發業務在銀行業務中的比重，從而降低單位金融產品的成本，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6）大型銀行有能力開展多種金融服務，實行多元化經營。這對發揮銀行優勢，規避經營風險具有特殊功效，也極大地提高了銀行的競爭力。

雖然銀行擴大其經營規模有種種好處，但也絕非銀行越大越好，這也是規模的又一層含義。銀行經營超過了其最佳經營規模后，就會變得規模不經濟。這是由于：（1）銀行規模過大，必然帶來管理效率的降低。這是由于規模擴大后，管理者為避免管理幅度也隨之擴大，必然要增加管理層次。根據法國管理專家V.A.格蘭丘納斯的，隨著下屬人數或單位數的增加，相互關系的數量也會急劇上升。銀行規模擴大后，銀行內相互可以分離的獨立的基本經營單位增加，管理層下屬的人數和單位數也會隨之增加，并導致上下級之間、上下級行之間、管理者之間及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呈非線性的增加，使人際關系復雜化，這些都必然降低銀行內部的管理效率。（2）銀行規模過大，導致信息傳遞鏈條過長。根據信息學原理，信息傳遞的鏈條越長，中間經過的結點越多，信息失真程度越大。過多的管理層次成為信息的“過濾器”，從最高管理層到最基層的執行層，信息的泄漏、扭曲將嚴重決策的效果。 （3）銀行擴大規模后，會增加生產成本。規模擴大后，必然增設機構、擴充人員，增加各種通訊、聯絡、管理等費用，導致生產成本上升。

三、反銀行壟斷與追求銀行規模經濟的關系

人們在追求銀行規模經濟的過程中，銀行規模變得越來越大，出現了大型甚至超大型規模的銀行。由于現實中，能夠壟斷市場的銀行也必然是一家或者幾家超大型銀行，因此，人們很地把壟斷與規模經濟聯系在一起。那么，追求規模經濟會導致銀行規模擴大，而大規模又會導致壟斷，是否是一條呢。或者說，反壟斷就必須反大規模，反大規模也就是要反規模經濟呢？我認為，要解析壟斷與規模經濟之間的關系，應先弄清能夠形成壟斷的條件。如果追求規模經濟創造了形成壟斷的條件，我們就可以說，規模經濟能夠產生壟斷；如果追求規模經濟沒有創造出形成壟斷的條件，規模經濟與壟斷就沒有必然聯系；如果追求規模經濟創造了形成壟斷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條件，那只能說明規模經濟與壟斷有一定的聯系，但前者并不必然導致后者。

那么，形成壟斷的條件有哪些呢？我認為在一個特定的市場中出現壟斷的必備條件有兩個：一是存在少數能控制、影響市場的。而它的控制和影響源自它們的市場占有率。二是存在市場壁壘。市場壁壘可能來自資本限制，有些企業屬于資本密集型的，沒有大規模的資本墊底，根本就無法進入市場；市場壁壘可能來自或政府的相關政策。如《商業銀行法》中規定，商業銀行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十億元人民幣。還有實際上對民營銀行的種種限制政策；市場壁壘還可能來自技術，某家企業掌握了不為他人所知的技術，自然就會形成壟斷。對于壟斷的最終形成來說，上述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銀行追求規模經濟，自然會產生大型銀行。然而，這種大規模與壟斷需要的大規模是不一樣的。根據前面的，追求規模經濟使規模的擴大會受到一定的限制。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規模不經濟。所以，追求規模經濟，可能使銀行規模擴大，但它不應該無限擴大，而會局限于最佳規模附近。而壟斷需要的大規模，從理論上講，是不受什么限制的。即使出現規模擴大導致成本上升也在所不惜。因為壟斷從經濟意義上來講，就是為了獲得壟斷利潤，規模擴大導致的成本上升造成的損失可以用壟斷所產生的壟斷利潤來彌補。這樣，銀行在短期內很可能將擴大規模以提高市場占有率放在首位，而將減少成本放在次要地位。既然追求規模經濟并不必然使銀行規模無限擴大，其市場占有率的提高也會受到制約，也就不一定出現個別銀行控制、影響銀行業市場的現象。壟斷形成的必備條件在此并不必然具備。

至于市場壁壘，它與銀行追求規模經濟的關系并不密切。雖然銀行在追求規模經濟過程中，可使銀行規模擴大，出現資本集中型的大銀行。但只靠資本量這單一的壁壘，仍不能阻止潛在的競爭者進入，因只要銀行業有利可圖，新進入市場的競爭對手不一定局限于由小銀行靠自身的積累擴大規模，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及銀行間的重組、兼并使超大型的銀行在極短時間內誕生成為可能。相對而言，法律或政策壁壘對銀行壟斷似乎更為重要。這一壁壘的作用是雙向的：一方面，它限制甚至阻斷了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另一方面，它又保護現有銀行免于破產倒閉，盡可能不讓其退出市場。法律和政策壁壘的效力源自政府的權威，而銀行在追求規模經濟的過程中，是無法對政府的權威實施影響的。因此，銀行追求規模經濟并不同時創造了壟斷的第二個必備條件。

至此，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銀行追求規模經濟會在一定程度上為壟斷創造條件，但不必然形成壟斷。因此，我們反壟斷就是要限制銀行為壟斷而無限擴大規模的行為，而不應反對銀行追求規模經濟時的擴大規模的行為。然而，進一步遇到的是，我們如何區分為壟斷而擴大規模和為追求規模經濟而擴大規模呢？我認為有兩條判斷標準：

第一，看其短期平均成本的變化。如果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大，該銀行的短期平均成本上升，就可判斷此種規模擴大屬于為壟斷而進行的規模擴張。因為成本上升還擴大規模，顯然是不合理性的經濟行為。商業銀行是追求經濟利益的經濟組織，除了決策失誤外，正常情況下，它應采取理性的經濟行為。而現在它卻采取了非理性的行為，惟一的解釋就是這種行為表面上看是非理性的，而實際上卻是理性的。它的理性就表現在從長期看，這種行為的結果是銀行還是“賺的”。它所“賺的”就是來源于擴大規模、提高市場占有率后，通過壟斷所攫取的超額利潤扣除由于規模擴大所引起的上升成本后的剩余部分。這就是銀行明知擴大規模會引起短期成本上升還要堅持擴大規模的真正原因。所以這樣的規模擴大是追求市場占有率的擴大，是為達到壟斷目的的擴大。如果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大，該銀行的短期平均成本下降，則說明該銀行規模的擴大是為了追求規模經濟的擴大。因追求規模經濟就是要找到這樣一個最佳規模，在這一規模下，銀行的短期平均成本最低。在實踐中，只要銀行在擴大規模的過程中使短期平均成本不停地下降，那么，就說明該銀行還沒有達到最佳規模，其擴大規模的過程也就可以持續。由于技術進步和創新等因素的影響，同一個銀行的最佳規模在不同時期也是不同的。通常這種最佳規模是越來越大的，這也可解釋為什么銀行的平均規模越來越大的現象。

第二，看其對市場的影響。如果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大，該銀行對銀行業市場的影響足夠大，就可據此判斷此種規模大屬于為壟斷而進行的規模擴張。這里的“足夠大”指該銀行規模擴大后導致市場上金融產品的供求價格或者服務水平發生了變化，通常是金融產品的價格上升或服務水平下降。這是因為一個或幾個企業壟斷了市場后，他們必然要通過提高產品的供給價格來攫取壟斷利潤，或者通過降低服務水平來降低成本。通過市場上出現的壟斷價格來判斷其背后存在著壟斷企業順理成章，但通過企業降低了服務水平來判斷其背后也存在壟斷企業是否過于武斷呢？當然，沒有在市場上取得壟斷地位的企業也可能通過降低服務水平或產品質量來降低成本，但這樣的企業在規范的市場中，從長期看，必然遭淘汰。只有取得壟斷地位的企業，才能做到即使降低了服務水平，也能長期霸占市場。中國的銀行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由于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即使廣大客戶并不滿意其服務，但由于沒有別的選擇，也只好與這樣的銀行打交道。因此當我們觀察到某銀行服務水平下降，而其市場地位卻長期不動搖的現象時，我們就可由此推斷，這家銀行在市場上一定具有壟斷地位。那么，其規模的擴張也必然是追求壟斷的擴張。如果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大，該銀行對銀行業市場的影響非常微弱或基本沒有影響，我們就可判斷該銀行的規模擴大屬于追求規模經濟而進行的規模擴張。追求規模經濟雖然最終也是為了盈利，但它的盈利與追求壟斷所取得的利潤不同。前者是通過規模擴大后使平均成本降低達到盈利相對增加的目的，后者則通過提高價格獲取盈利的絕對增加。因此，當我們看到某銀行規模擴大后，對市場影響極為有限，即金融產品的價格沒發生變化，銀行的服務水平也沒有任何降低，就可以得出該銀行的規模擴大是追求規模經濟的擴大。

依據以上標準，面對越來越大的銀行規模，我們在反銀行壟斷時就不難抉擇對什么樣的規模擴大不能限制，對什么樣的規模擴大應該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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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戚聿東：《中國壟斷經濟》，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

第7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關鍵詞】農業規模經濟 家庭承包經營 適度規模經營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曾極大地促進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和農業生產發展，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其超小規模、超高零碎和高度分散化經營等固有的弱點正逐步顯現。一是土地按人口平均到戶，農戶經營的土地規模狹小、地塊零碎；二是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帶動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三是農民收入過低，城鄉差距拉大，不利于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人們一直探討能否通過推進農業的規模經營，解決上述難題。

二、研究的四個主要內容

農業規模經營的倡議者認為：農戶經營規模普遍不經濟，這是農戶收入低的關鍵。要逐步縮小工農收入差異，只有靠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逐步轉移和土地集中，靠減少農戶數量、擴大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改造農業生產方式（劉福垣，1989）。但是，農業規模經營的思想源于工業企業的經營實踐，工業企業的經驗是否同樣適合于農業生產領域成為學界爭鳴的熱點之一。

1、農業規模經營的效率問題

對照工業企業的規模經濟的來源，學者們著重從要素的可分割性、分工和生產組織的效率角度，用已有的經驗數據檢驗等角度去探求農業生產領域是否同樣存在規模經濟的問題。

（1）關于要素的可分割性。林毅夫（1994）和羅必良（2000）認為，規模經濟的根源是要素的不可分割性，但其不可分割性可以得到緩解。他們實際上否認了農業生產領域中大型機械設備對規模經濟的決定性影響。但是，農業生產領域中的具有不可分割性的要素雖然不是大型機械設備，并不意味這種要素并不存在。較早時期李建德（1984）和李建德（1990）都闡明了這一點。

（2）關于分工和生產組織的效率。對于農業生產領域中的分工問題，學者們有比較一致的觀點，即由于農業生產中勞動對象的生長周期長、季節性強，農業生產中的協作，不可能像工業企業那樣，不同工序由不同的勞動者分工協作進行，而只能采取簡單協作的方式進行。這種由簡單協作而產生的效率還比較低下。同時，農業生產難以落實嚴格的經濟責任制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大。因此，集體經濟組織的效率相對于家戶經營而言是比較低下的。這里，家戶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經營單位，其效率得到進一步確認。

（3）關于規模經營效率的經驗數據檢驗。在考察農地經營規模對土地產出率的影響時，不同的資料數據支持著不同的結論，如羅伊?普羅斯特曼等（1996）列舉世界銀行對肯尼亞小農場和大農場的對比研究，表明規模在0.5公頃以下的農場的每公頃單產是規模在8公頃以上農場的19倍，前者的勞動用量也是后者的30倍。類似研究支持農業生產中的規模效益是很微弱的，甚至是農場規模與生產效率呈反比關系的結論，認為小農場的生產率一般高于大農場。但是，瑞定杰和康賽優（2000）對菲律賓的研究顯示，總體上小型農田的面積在逐步增加到4公頃的時候生產率保持上升趨勢，超過4公頃之后生產率呈下降趨勢，但面積小于0.5公頃的農田的生產率是很低的，而且不會高于大面積農田的生產率。國內的研究也出現類似的狀況，以至于有學者（徐明華，2000）認為農業規模經營的利弊尚待權衡。

2、農業規模經營與我國國情問題

我國人多地少，勞動力資源豐富，耕地和資本相對短缺，為此人們從兩個層面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

（1）關于要素稟賦與規模化道路選擇。張培剛（2001）提出，我國的農業生產不可能采取美國和加拿大那種以土地規模求效益的做法。美國農業的規模效益，實質是以本國較廉價的土地和資本替代勞動，而我國應走一條充分利用勞動力、發揮獨有的產品和自然資源優勢、節約土地和資本的規模化道路。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農業面臨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種背景下，楊潤廣（2004）認為，不搞農業規模化，就會由于與國外農產品競爭失敗，而把大量的農業生產者拋向社會。左和右都會產生離開土地的農業勞動力，這是不能跨越與回避的。因而他的主張就是通過政府行政手段，迅速地實現土地集中規模經營。對此，孫彩梅（2005）認為，通過迅速擴大農地規模來提高我國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是要付出代價的。她否定拋棄我國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的做法，反對推動土地集中的激進主張。

（2）關于剩余勞動力轉移。據估計，我國現在農業勞動力為4億上下，其中，剩余勞動力在1.8億至2億之間（譚崇臺，2002）。要實現規模經濟，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能夠從土地上轉移出來。溫鐵軍（1997）認為，中國只能以勞動密集就業于國家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為第一國策（寧可水平低、速度慢）；輔之以全面開通城鄉壁壘，調整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以此促進農地上承載的過剩人口實現非農轉移。楊潤廣（2004）認為，可以采取退耕還林的辦法，用數百億資金安置數億離田農民，從而快速實現農地的大規模經營。這些倡議一是離不開政府雄厚財力的支持，二是在解決了一個難題的同時是否會帶來更多的難題，有待人們研究。相反地，梅建明（2002）認為，推進農地適度規模經營是一個較長時期的過程，與此相適應，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是一個長期過程。的確，農業結構的調整，鄉鎮企業的復興，城市化進程的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空間。只是這個過程是漸進的、漫長的，決定了農業規模經營也是逐步地緩慢地向前演進。

3、農業規模經營的適度問題

人們早期認為，在既定條件下農業勞動者盡其所能可以經營的土地量即為規模經營的適度量。由于其忽視了要素間的有機構成，之后被補充為，在保證土地生產率穩定前提下，勞動者所能經營的實際土地量。但是這個觀點忽視了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愿望，在機會成本的影響下農民可能放棄對土地的經營。因而最后充實為，為了達到或超過當地其它行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農業勞動者在穩定和提高土地生產率的前提下所能經營的土地面積。在實際的研究中，為了簡單方便地說明主要問題，學者往往只是關注某一個制約條件。如徐建忠（2007）認為，農民進行土地規模經營，一個必要條件是擴大規模所獲得的收入水平，應該在當地城鎮的最低工資和當地城鎮勞動者平均收入之間，并由此計算出淮安市王家嘴村勞動者平均的適度規模在17.26畝到34.52畝之間。盡管從世界范圍看，農業中土地面積是衡量經營規模的最常用指標，但僅以土地面積作為衡量規模經營適度的標準是遠遠不夠的，它漠視了由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的集約使用所形成的規模效益。

4、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條件問題

一般而言，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離不開一些基本條件，如大批農業勞動力轉向二、三產業，并有穩定的收入；當地具有較好水利設施和必要的技術設備；比較健全的農業服務體系；農業經營者具備較高的文化素質等。近些年來，農業領域的確發生了一些可喜的變化，如農民收入的構成變化，即來自非農產業的比重接近50％，工資性收入占1／3，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達到80％左右，來自非農產業和進城務工的收入已經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家庭農業經營收入的增長，在收入增長總額中所占份額很小（王夢奎，2004）；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提高；農業服務化水平上升；農村勞動力文盲數降低；農機化水平提高等。有人據此認為推進土地規模經營的時機已經成熟，而反對者則認為近幾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又實行各種直補政策，農民惜土如金，多數農民打工還沒有獲得相對穩定的非農收入，各地條件相差很大，違背農民意愿，操之過急地推進土地規模經營只會事與愿違。

三、反思和簡評

縱觀圍繞農業規模經營展開的論爭，人們的分歧依舊多于共識。這除了人們看問題的視角差異之外，農業生產本身的復雜性也是重要的原因。例如土地產出率不僅受到土地規模大小的影響，而且受到農業自然條件、技術水平、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經營者的管理水平、農業社會化程度、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和政府的補貼政策的影響。在眾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土地規模的大小造成的影響淹沒其中。正是這樣，恰好從另一個方面論證了土地“1+1”的集中并不意味著真正的規模經營，如同溫鐵軍（1997）談到的農戶“1+1”的集中不等于規模經濟一樣。

很少有人否認，農業發展總的趨勢是土地經營規模會逐步擴大。只是對于這個實現過程的選擇大不一樣，有的主張激進，有的主張漸進。總的來看，農業經營規模必須同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農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適應，與不斷變化的實際相適應，既要考慮農戶的經濟利益又要兼顧農業的社會效益。

應該看到，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包括經濟尚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土地流轉盡管程序不是非常規范，流轉的規模也不是很大，流轉的范圍并不廣泛，但它的確一直自發地悄然地進行著，土地流轉和適度集中既是一種必需，也是一種必然。探討如何提高這些已形成了一定經營規模的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對于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將具有更加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劉福垣：規模經營是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要求[N].光明日報，1989-5-6.

[2] 林毅夫：9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的主要問題與展望[J].管理世界，1994（3）.

[3] 羅必良：農地經營規模的效率決定[J].中國農村觀察，2000（5）.

[4] 李建德：從農業規模經濟看責任制形式[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1984（4）.

第8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關鍵詞：出口競爭力；隨機效應；制造業；FGLS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2-0168-05

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命脈，且出口作為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制造業出口競爭力問題研究，已然成為研究的熱點問題。本文以湖南制造業為依托，基于C-D函數理論模型，構建了帶出口變量及其滯后項的隨機效應面板分布滯后模型，以探討湖南制造業出口競爭力提升問題。

一、引言暨文獻述評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制造業占商品出口的比重呈下降趨勢，約為69%。中國制造業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與作用不斷提升。在國內，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是保持國內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動力，現有數據表明，制造業總產值占國內總產值的比例約為40%，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70%。就目前來看，國內制造業呈擴張態勢。出口作為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因，制造業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怎樣提升出口額及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

三、湖南制造業出口競爭力實證

本文基于制造業出口競爭力的隨機效應模型，實證分析湖南省制造業出口競爭力問題，擬進一步提出增加湖南省制造業出口競爭力的對策以及為決策者應實施促進湖南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提供建議。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Winds資訊，研究行業為制造業中13個子行業，①樣本容量為91，時間跨度為七年，研究的地域為湖南省。

在對本研究數據進行分析與計量建模之前，我們以2005年為基期，對各行業的總產出、總資產以及出口額數據進行了GDP平減。對部分行業部分數據缺失問題，應用插值法對其進行填補，以滿足平衡面板建模的要求。

各行業的總產出變量為該行業的工業總產值作為替代變量；總資產源自國家湖南省統計局的各行業的固定資產與流動資產之和；出口變量各行業的年度總出口值。勞動為各行業的平均就業人數。

豪斯曼檢驗結果表明，在現階段，湖南省制造業存在如下經濟特征：（1）總資產與勞動力對總產出水平的影響存在規模經濟效應；（2）出口對制造業總產出水平不存在顯著的拉動效應。

鑒于此，我們在制造業出口競爭力隨機效應模型的基礎上，基于湖南省制造業13個行業的面板數據，對湖南省制造業出口競爭力進行實證分析。考慮到在隨機效應面板實證模型中，出口變量的估計參數不顯著，我們通過“試錯法”，探討出口變量滯后項對總產出的波動的影響。并根據AIC，SC信息準則，判定出口變量在隨機效應面板模型的滯后階數為2，據此，構建出口變量滯后2期的制造業出口競爭力隨機效應面板分布滯后模型。隨機效應面板分布滯后實證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總資產、勞動力、出口變量及其滯后項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皆顯著，各變量參數的估計符號皆為正，說明制造業各行業的總資產、勞動力、出口變量以及其滯后項對總產出水平增加具有拉動效應，參數符號的估計結果符合經濟理論要求。

（三）制造業出口競爭力的經濟特征

制造業產出水平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在隨機效應面板分布滯后模型中，資產、勞動力、出口及其滯后對制造業各行業總產出的影響的估計參數皆顯著，各估計參數之和為1.2363，①表明湖南省制造業各行業總產出存在規模經濟效應。具體而言，總資產、勞動力以及出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引致總產出水平增加1.2363個百點。其中，總資產對湖南省制造業規模經濟效應的貢獻率約為32.20%；勞動力的貢獻率約為57.21%；出口變量的貢獻率約為10.59%。各參數對湖南省制造業產出規模經濟效應的貢獻率表明，湖南省制造業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勞動力對制造業產出水平的影響主導地位，這一結論與現階段國內經濟發展的狀況基本相符。

出口對總產出波動的長期拉動效應值為1.15；資產、勞動與出口增加推動總產出擴張。總資產、勞動力、出口及其滯后項對湖南省制造業產出水平影響的符號為正，說明各生產要素以及出口額的增加，將推動產出水平的增長，出口變量以及其滯后項對湖南省制造業產出水平的增加具有拉動效應。具體而言，總資產增加對湖南省制造業產出水平增加的邊際影響值為0.3981；勞動力的邊際影響值為0.7073；當期出口額對湖南省制造業的產出的邊際影響值為0.0022，出口滯后1期的邊際影響值為0.1193，滯后兩期的邊際影響值為0.0093。估計結果表明，出口變量對制造業總產出水平的即期影響相對較小，滯后1期對當期總出水平的影響值最大僅為0.1193。從長期看，出口對制造業總產出水平存在乘數效應，效應值為1.15，②即若當期出口額增長1個百分點，將拉動湖南省制造業總產出水平增加1.15個百分點。可見，出口變動對湖南省制造業的長期拉動效果明顯。

出口對制造業產出水平的影響存在時滯效應，滯后階數為2。在隨機效應面板分布滯后模型中，出口變量的滯后1期、兩期的估計參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出口對湖南省制造業總產出水平的影響存在時滯效應，時滯期數為2期，滯后2期變量占出口對湖南省制造總產出影響的程度比例值為0.98，這說明了就出口變量影響湖南省制造業總產出水平程度而言，出口的時滯效應在影響湖南省制造業產出水平的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四）湖南省出口競爭力提升對策

1.降低勞動力比重，提升出口競爭力

勞動力對湖南省制造業總產出水平波動的影響程度較大，占57.21%。說明現階段，湖南省制造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勞動力變化主導湖南省制造業產出水平變化。因現階段，湖南勞動人口密集，工資水平相對較低，勞動成本低，引致制造業中的各子行業，增加行業中的勞動力、相對的降低資本在工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以勞動人口優勢，增加制造業中的各行業工業產出水平，進而推動制造業發展。

2.提高資本份額，增強出口競爭力

資本份額的增加促進湖南省制造出口競爭力提升。實證結果表明，資本變化對湖南省制造業規模經濟效應的貢獻率僅為32.20%。增加資本在湖南省制造業的規模經濟效率中的貢獻率，顯然成為重要措施。在現階段，湖南處于人口結構轉型時期，正由中青年期人口結構向老年期人口結構變化，據估計，在2020年左右，湖南省制造業的人口紅利優勢將缺失，這警示制造業應抓政府“調結構、促發展”的幾年機遇期，對湖南省制造業進行結構調整，以改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現狀，實現向湖南省制造業向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質變，通過資源優化配置來實現制造業的規模經濟效應，提升制造業產品的質量，從本質上提高湖南省制造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以占據相應的市場份額。

3.促進出口，強化出口競爭力

促進出口提升制造業出口競爭力。出口對湖南省工業總產值規模經濟的貢獻率僅約為10.59%，因出口變化對工業總值變化的影響存在著1.15倍乘數效應，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之一，這表明湖南省制造業總產值與出口之間存在著良性循環，增加額度的增加，有利于制造業總產出的增加，進一步的，產出的增加帶動了制造業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湖南省制造業出口與總產出相互促進，互為影響。

可見，湖南省制造業出口競爭力的提升的關鍵在于改變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增加資本與出口份額對制造業規模經濟效應的貢獻率，實現制造業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實現出口與產出之間的雙向良性循環，從質的角度，提高湖南省裝備制造業出口競爭力。

四、結論

本文以C-D函數為理論基礎，基于湖南制造業13個子行業，應用含出口變量及其滯后項的隨機效應面板分布滯后模型，實證分析湖南制造業出口競爭力問題，并得出如下主要結論：（1）湖南省制造業存在著約1.2倍的規模經濟效應，出口對規模經濟的貢獻率約為10.59%。這預示著湖南制造業，可以提高出口，來促進湖南制造業的發展。（2）出口及其滯后項變量、總資產、勞動力增加將推動湖南制造業總產出水平擴張，其中，出口變動對制造業總產出水平波動的長期乘數效應值為1.15。（3）出口對湖南省制造業總產出水平的存在2期時滯效應，出口滯后2期在出口影響湖南省制造業總產出波動的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影響值約為0.98。（4）隨機效應分布滯后模型表明，湖南制造業應實施結構轉型，降低勞動力的比例、提高資本與出口的比重，以實現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轉化，進行工藝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從質的角度提高湖南制造業出口競爭力。

參考文獻：

[1] 朱國娟，鐘昌標.裝備制造業進出口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情況，2007，（4）.

[2] 唐曉華，李紹東.中國裝備制造業與經濟增長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12）.

[3] 綦良群，李興杰.區域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機理及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1，（5）.

[4] 李士梅.當前中國制造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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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孫曉華，李傳杰.有效需求規模、雙重需求結構與產業創新能力：來自中國裝備制造業的證據[J].科研管理，2010，（1）.

第9篇：規模經濟的來源范文

傳統的企業管理，有嚴格的組織架構，從董事長到總經理，到董事會到監事會，從總裁到副總裁、高級副總裁等等，另外還有嚴謹的法人治理結構。

傳統的企業管理，有嚴格六個西格瑪管理控制體系，有大團隊到小團隊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有各種報告表格，有預算的制定、職責權利義務的配置，薪酬分配方案，企業文化建設，然后把這些一股腦注入龐大的、嚴謹的CRM、ERP等等。

就是這些嚴格遵循和嚴謹將企業搞得暈暈乎乎。所有的人都會認為，我們這些管理不是挺好的嗎？沿用了這么多年，不是挺有效的嗎？移動互聯網來了，不是一樣對付嗎？“互聯網+”用同樣的管理也不是可以嗎？

問題是，傳統企業所沿用的是19世紀所發明的管理哲學，采用的是20世紀中期的管理流程，產生于福特時代，成長于工業化大時代，對規模化的傳統企業非常有效，其每一次進步的基礎都是技術的進步。

而互聯網的新生發展在21世紀，中國移動互聯網的元年已經開始，如果用成長于工業化時代的管理思維，來管理互聯網時代的企業，是不是可以行得通？是否用冷兵器來對付原子彈呢？是否需要互聯網思維重構傳統企業管理？

事實如此，移動互聯網對傳統企業的管理提出了挑戰。

加里·哈默，倫敦商學院戰略及國際管理教授，創辦了全球著名創新公司Strategos顧問公司。作為戰略研究領域最前沿的大師，哈默在企業管理界獲得殊榮無數。其著作《管理大未來》試圖賦予21世紀的“管理”更開放和新鮮的活力。

但對中國企業來說，它的價值無非是再次提醒我們：欲贏得未來，要推進“互聯網+”，必須預先考慮優化和創新管理。企業只有一時的成功，沒有永久的成功。成績只屬于過去，未來總是充滿挑戰。一個企業如果不能夠堅持創新，不僅難以發展，甚至生存都是問題。

我們在傳統企業里面混跡多年的老板們、高管和中層們，對傳統的管理體系輕車熟路，但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在互聯網化轉型時，隱約體會到傳統企業對發展的束縛。

事實上，也正是一批傳統的管理者在“自以為非”、“歸零”和“倒空”等理念的驅動下，開始了互聯網化的轉型——真正有預見性的戰略家，是對趨勢的預測以及提出解決的方案。

傳統優勢或將消失加快

雞蛋從外邊打破一定是人們的食物，如果從內部打破一定是新的生命，對我們來講現在需要從內部打破，自我突破、自我顛覆、自我挑戰——海爾張瑞敏

《競爭優勢》是美國哈佛商學院名牌教授邁克爾·波特的著名三部曲之一，競爭優勢的定義是一個企業或國家在某些方面比其他的企業或國家更能帶來利潤或效益的優勢，源于技術、管理、品牌、勞動力成本等。

蘋果的itunes干掉了傳統的音樂產業，CD已經快消失殆盡；一批做電視的老大發現，被樂視和小米盒子搶占了市場，甚至出現銷售價格低于成本價；一批做手機的發現，為發燒而生的小米三年做到300億人民幣；美國最主流的報紙之一、《華盛頓郵報》賣給了亞馬遜；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新聞晚報》宣布休刊。這份創刊14年的報紙就這樣跟大家說了再見。

互聯網催化了變革的加快，競爭優勢消失得越來越快，產業更替越來越快；曾經引以為傲的人力、管理、資金，或許已經成為負擔，不僅僅已經不是競爭的優勢條件，或將阻礙了創新，也阻礙了管理的轉型和變革。

越來越多的傳統企業無法應對變革，越來越多的產業領先者出現，更替加快，不僅僅是越來越多的企業面對著挑戰，而且是整個產業面對互聯網的轉型沖擊。

這個論斷，不僅僅適合于企業，更適合于國家的競爭力和核心產業。克里斯坦森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在觀察許多亞洲經濟體的崛起，并認為他的顛覆性論斷也適合于中國的崛起。他宣稱日本確實具有摧枯拉朽的機會，但是陷入了創新者的窘境。

過去幾十年，日本企業接連不斷摧毀了安于現狀的歐美巨頭，跨入了全球領先的行列，但是這些企業一旦達到技術的前沿，便安于現狀，優勢變成了劣勢。

美國因其生機勃勃的創業型經濟導致缺乏競爭力的鋼鐵企業和紡織企業土崩瓦解，汽車產業被迫遷移，從而騰出了財力、物力和人力將資源注入到互聯網顛覆性的新興行業。

一個國家都如此，傳統企業如何面對移動互聯網呢？試看我們傳統企業管理理念中，基本建立在工業時代的基礎上，其前提是有一個很穩定、恒定的商業環境。而在發生了“破壞性創新”的環境大變革之中，這些東西還夠不夠用呢？

移動互聯網所帶來的挑戰，不僅僅讓傳統優勢成為了負擔，而且因為技術變革的加快，使得產業領先者更替速度加快，不到四十年時間，手機產業的顛覆企業已經是四五個企業坐莊了——所謂的競爭優勢比以往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消失得更快。

更恐怖的是，這已經不是一個傳統企業或者少數傳統所面臨的挑戰或者困境，而是一個個成編制的產業面臨著的共同挑戰。正如哈佛教授克里斯坦森所說：當顛覆來臨的時候，一個組織的實力反而成為其阻力。

有時候傳統優勢的尷尬就是這樣——當移動互聯網來臨的時候，傳統的實力越強，阻力就會越大。

規模經濟或將阻礙發展

當個性化需求凸顯的時候，規模經濟的效應就會對應出現下滑。規模經濟，是單一品種大批量生產的經濟。規模經濟效益，是指通過擴大生產規模增加同一產品的產量實現單位成本的下降。在一定條件下，規模報酬呈現遞增的規律，因此單位產品的成本會趨近邊際可變成本。“福特時代”就是這一時期的最好代表。

對于許多行業來說，沒有規模的不斷擴大，就無法提高市場份額，就無法增加邊際效益——對于一些傳統企業而言，“收益遞減規律”簡直就是一場噩夢——不僅僅發生在傳統產業領域，互聯網領域也一樣——市場日益成熟，加入者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收益會越來越低，時間越長、投入回報越低。

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總裁杰克·韋爾奇也曾經認為，未來世界只有那些具有規模經濟的企業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是否真的是這樣？工業時代、規模經濟的管理究竟給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轉型帶來何種桎梏？

因為工業時代的規模經濟，員工分工越來越細，很多員工與用戶距離越來越遠，與用戶已經沒有了親密無間的關系，對用戶的意見也失去了直接反饋的渠道；

因為任務分工越來越細，員工成為了整個機器上的一個環節，對產品的榮譽感、責任感已經隨著流水線而流逝；

因為與上下游同事的割離，一個個員工被切分成孤島，對整個系統僅僅是一個盲人摸象的認識，根本不能對整頭大象提出自己的改進意見；

因為工業化的規模經濟，所有的工作方法和程序由專家定義，與員工一毛錢關系都沒有，不管員工具有多大的創新天賦，展現的機會基本上被切斷。

規模經濟是典型的傳統經濟。只有實現產品的批量生產，生產形成規模，才能達到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最低生產成本要求。但是互聯網減少了信息不對稱，讓潛在的需求得到了釋放，個性化需求得到凸顯。在同樣的產品面前，有更多的選擇和比較；產品的競爭，不再是產品本身的競爭，而或許是服務的競爭，體驗的競爭。

因為互聯網促進了消費者成為生產者，個性化的需求和小型生產者的對接，使得規模經濟正在逐步失去優勢。

傳統經濟主要關注產品的功能、外型、價格等物質因素；而互聯網時代的趨勢則是更多從生活與情境出發，塑造感官體驗及思維認同，以此抓住消費者的注意力，改變消費行為，并為產品找到新的生存價值與空間。

正如科特勒所預言的那樣，數字化經濟下企業營銷必須面對諸多轉型：

由替少數人制作商品轉變為替每一個人制造商品；從先產后銷轉變為“先感應后回應”；由本土經濟轉變為全球經濟；從大眾市場轉變為專屬個人的市場；由報酬遞減的經濟轉變為報酬遞增的經濟。

“互聯網+”框架之下的生產模式，正從規模生產向個性化產品的規模生產轉變，消費趨向多樣化和個性化，功能性產品將被藝術性產品所代替；

大批量、同造型的產品將被多品種、小批量，甚至有可能被單件定制的產品所替代，“互聯網+”市場由規模化向細分化、個性化、多樣化演進；

“互聯網+”的企業會較之以往將更加注重生產經營與社會、市場和消費者的適應性，更加關注消費者需求的多樣性和變化。

托夫勒提出：“體驗制造商將成為經濟的基本(假如不是唯一的)主柱”。他預言：“來自消費者的壓力和希望經濟繼續上升的人的壓力——將推動技術社會朝著未來體驗生產的方向發展”。

流水線是制造業時代的核心競爭力，大型組織的優勢在于依靠大規模制造同質產品降低成本，獲取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但這一切，被互聯網時代五花八門的個性化需求瓦解了，大規模定制取代大規模制造，雖只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大規模制造一個訂單可以生產同一型號的產品幾十萬上百萬件，但大規模定制可能幾十萬上百萬的訂單對應的是幾十萬個型號。”

在這個高度互聯的世界，只要你足夠聰明靈活，小公司一樣能夠對抗大公司，成功的開展全球業務。非洲的手工產品能夠賣到歐洲；印度的大學生可以外包軟件編程；歐洲的設計師可以向全球展示自己的產品。

總而言之，互聯網已經提供了地區文化無法滿足的粘合劑的功能，成為連接生產者和市場的全新紐帶，將造就無數聰明、靈活，速度極快的小型企業業態。

大規模軍事化作戰的最高境界就是“萬人如一人”，這是《戰爭論》作者克勞塞維茨的經典論斷，但是“互聯網+”如今，或許會出現更多的游擊戰、巷戰、側翼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