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風險評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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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1甘肅省西峰農業氣象試驗站，甘肅西峰745000；2甘肅省天水市氣象局，甘肅天水741000）
摘要：為了對當地蘋果生產的防災減災提供參考依據，有必要對蘋果花期霜凍災害進行風險評估。對西峰農試站蘋果開花日期觀測資料及結合災情調查資料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慶陽市蘋果花期霜凍危害的致災因子主要是西峰區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極端最低氣溫和正寧縣4 月極端最低氣溫，兩因子的影響權重分別達24%和76%；進而建立了慶陽市蘋果花期霜凍危害風險模型并計算了災情指數。使用該模型對1990—2012 年蘋果花期霜凍災害風險評估結果與相對氣象產量進行對照分析，表明災情趨勢完全一致，且災情等級有差異，即發生霜凍危害程度與蘋果所處的開花時期有關：蘋果開花初期遇低溫霜凍時危害較輕，開花末期或坐果期遇低溫霜凍則危害較重。評估結果與實際吻合，所得模型具有客觀實用性。
關鍵詞 ：慶陽市；蘋果花期；霜凍；風險評估
中圖分類號：S166 文獻標志碼：A 論文編號：2014-0594
基金項目：甘肅省氣象局科技處“果樹氣象災害風險的綜合評估技術和方法研究”(2014-12)。
第一作者簡介：張謀草，女，1964 年出生，甘肅寧縣人，高級工程師，大專，主要從事農業氣象應用工作。通信地址：745000 甘肅省慶陽市氣象局，Tel：0934-8213784，E-mail：zhangmc8811@126.com。
收稿日期：2014-06-23，修回日期：2014-09-22。
Risk Assessment of Meteorological Frost Disaster During the Blossom Phase of Qingyang Apple
Zhang Moucao1, Yao Xiaohong2, Zhang Hongni1, Zhou Zhongwen1, Che Xiangjun1, Du Jun1(1Qingyang City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Gansu Province, Xifeng 745000, Gansu, China;2Tianshui Meteorology Bureau, Tianshui 741000, Gansu, China)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of local’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ssessthe risk of frost disaster during apple florescence. This paper used statistical method to analyze the observeddata from of apple’s blossom date which were got from Xifeng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The resultsshowed that: the main hazard factor of frost disaster during the flowering phase of Qingyang apple, was theextreme minimum temperature of Xifeng during mid April to early May and Ningxian’s in April. These twofactors’influence weights had achieved 24% and 76%, respectively. Then, we built an evaluation model offrost disaster during the flowering phase of Qingyang appl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frost disaster duringthe flowering phase of apple from 1990 to 2012 by the model, it showed that apple was frosted would be harmedlightly while its early blossom phase, but seriously while its final blossom phase or fruit bearing phase.
Key words: Qingyang; Blossom Phase of Apple; Frost; Risk Assessment
0 引言
近年來氣候變化對中國種植業結構帶來了一定的影響[1]，為了應對氣候的這種變化，合理利用氣候資源，人們在種植業結構調整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2-4]，劉德祥等[2]、鄧振鏞等[3]和王鶴齡等[4]認為宜將過去以糧為主的格局向糧、經等多種種植的格局轉變。慶陽市種植業結構也由過去以糧為主的單一種植結構向以糧、牧、林果等多種種植結構形式的轉變。慶陽市屬北溫帶半濕潤、半干旱氣候過渡區，屬干旱、半干旱大陸性氣候，光、熱、水在年內時空分配不均，形成了冬冷多晴，夏熱雨豐的氣候特點。該地年平均氣溫8.7~10.0℃，年降水量409.5~609.8 mm，年平均無霜期150~193 天，年日照時數2262.2~2527.0 h，太陽輻射總量5000~5600 MJ/m2，蘋果生長季≥10℃積溫為2800~3040℃，日照時數為1020~1140 h。這種氣候有利于蘋果的著色和甜度增加，因而該地蘋果在國內屬優質果品，蘋果種植也是其主產果業，2012 年全市種植面積達78600 hm2，產量達42933×104 kg。姚玉壁等[5]認為慶陽市氣候宜以蘋果的種植最為有利，但是近年來氣候變異，暖冬現象日趨明顯，造成果樹萌動期提前，初春寒潮降溫天氣增加，晚霜凍危害出現頻繁，影響著果品的品質和產量[6]。為了估算災害對果業造成的影響程度，為農業生產安排提供依據，楊仕賢等[7]、陳香等[8]、李美榮等[9]和許彥平等[10]就不同氣象災害對農、林果業造成的危害進行評估，提出定性評估模式。由于氣象災害對農業生產的危害程度具有地域性，同一強度的氣象指標在不同的地域上造成的影響是不同的，筆者擬對此類評估模型及其參數進行驗證和修正，以期建立蘋果花期霜凍危害風險模型用以對慶陽市蘋果花期受霜凍危害程度進行分析和評估，為果農進行果園管理，提高蘋果產量和品質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和方法
1.1 計算方法
文中用到的計算及數據分析均采用Excel 電子表格中統計函數及數據分析工具。
1.2 產量資料的處理
蘋果產量（1991—2012 年）取自慶陽市統計局。慶陽市蘋果種植主要分布在正寧、寧縣、西峰、鎮原、慶城和合水6 縣（區），且蘋果種植后基本是從第3 年掛果，第5~6 年是蘋果產量最高時期。該地蘋果種植面積也在不斷變化，每年有新增種植面積，也有老樹退化面積。因此采用單產進行氣象產量的分析不僅不同樹齡的產量有差異，而且不同果園的產量也有差異。因此，為消除此因素影響，對該地蘋果總產采用Excel 電子表格中的二次曲線擬合方法進行分離，同時為消除空間上的差異，用相對氣象產量[4]作為分析指標。Ys=(Y-Yt)/Yt …………………………………… (1)式中，Y 為慶陽市蘋果總產(kg)，Yt 為趨勢產量(kg)，Ys為相對氣象產量。
1.3 蘋果開花期日期及花期遭受霜凍氣象資料氣象資料取自相應縣的國家氣候站。正寧、寧縣蘋果開花期一般在4 月上旬至下旬，西峰、鎮原、慶城和合水縣蘋果開花期一般在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由于蘋果的物候觀測資料不完整，正寧、寧縣、鎮原、慶城、合水這5 個縣蘋果開花日期以調查和走訪群眾為主，西峰區蘋果開花期資料取自西峰農業氣象試驗站觀測資料。蘋果花期受凍氣象指標主要是最低氣溫<0℃持續天數、極端最低氣溫和平均最低氣溫[11- 14]。物候資料和氣象資料年代是同步的，其中西峰、正寧縣資料年代為1990—2012 年，寧縣、鎮原、慶城、合水資料年代為2001—2012年。
2 結果與分析
2.1 致災因子的確定
統計了各縣（區）對應開花期的極端最低氣溫、平均最低氣溫、最低氣溫<0℃持續天數、極端最低氣溫與<0℃持續天數積等因子進行兩兩組合后與蘋果的相對氣象產量進行回歸分析，建立蘋果花期霜凍危害影響因子與相對氣象產量的回歸模型（見式(2)）。由此可知，慶陽市蘋果在花期受晚霜凍影響的主要因子是西峰區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極端最低氣溫和正寧縣4 月極端最低氣溫。
Ys=0.1026+0.0129Tn 西峰+0.0415Tn 正寧(n=23，F=1.1683>F0.33) ………………………………………… (2)式中，Ys 為相對氣象產量，Tn 西峰為西峰區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極端最低氣溫(℃)，Tn 正寧為正寧縣4 月極端最低氣溫(℃)。2.2 開花期霜凍災害風險評估2.2.1 災情指數災情風險指數采用模型[10]見式(3)。P=H×V ………………………………………… (3)式中，P為災情風險指數，H為相應災害的影響權重，V 為相應災害等級值。實際工作中可按照災害發生的概率設定可能等級，按損失的強度或根據災害對其造成的災情程度設定等級強度進行風險評估[11-16]。以蘋果花期西峰區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極端最低氣溫和正寧縣4 月極端最低氣溫作為霜凍災害發生的主要影響因子，作為蘋果開花期霜凍災害風險評估指標(Pi)（見式(4)）。
Pi =Σj =12 (Hj ×Vij) ……………………………… (4)
式中，Vij 為蘋果花期霜凍災害等級分值，i 為1990—2012 年各年份排序(i=1,2,…,23)；j 為霜凍災害2個風險因子，j=1 為西峰區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極端最低氣溫，j=2 為正寧縣4 月極端最低氣溫；Hj為相應災害因子的影響概率，即H1=[0.0129/(0.0129+0.0415)]×100%=24%，H2=76%。災情指數(Pi)越大，表明蘋果花期受霜凍災害危害越重，對蘋果產量影響就越大。
2.2.2 分級標準用逐年西峰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極端最低氣溫、正寧4 月極端最低氣溫與其相應因子<0 年份的平均值之比作為災情等級的分級標準。其比值<0 的年份為無災，≥0 的年份值按照數值的離散程度將災情確定為輕、中和重3 級。
依據災情指數和分級標準得出該市霜凍災害風實際產量等級的對照情況（表3）。由表3 可知，在所分析的23 年中，蘋果相對氣候產量出現負值的年數是8年，評估中有災年數是8 年，評估準確率達100%，無漏評年份。而指標評估等級與產量實況等級差異較大，在出現災害的8 年中，僅有1990 年和2003 年的評估與產量實況一致，其余6 年的評估等級與產量實況有差異。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與霜凍發生時蘋果所處的開花時期有關，一般蘋果在開花初期，遇低溫霜凍危害較輕，在開花末期或坐果期遇低溫霜凍危害較重，特別是在坐果期遇到低溫霜凍時會造成絕收。如2006年霜凍評估級別為重，產量實況級別是中，霜凍發生在4 月12日，此時蘋果處在開花始期；2010年指標評估為重，產量實況級別是輕，霜凍發生在4 月14 日，此時蘋果處在現蕾期。
3 結論與討論
慶陽市蘋果主產地位于南部和中部地區，因此選取中部的西峰區和南部正寧縣的4 月至5 月上旬的極端最低氣溫資料能代表該地區霜凍出現時對蘋果的危害情況，且兩因子的影響權重分別達24%和76%。用此兩因子進行該市蘋果花期霜凍危害評估與其相對氣象產量進行對照，其趨勢完全一致的，因此用極端最低氣溫作為災害評估因子，利用(4)式模型進行慶陽市霜凍災害發生時對蘋果危害的評估是可行的。
用筆者建立的災情指數模型進行趨勢評估與相對氣象產量是一致的，但用模型進行評估的等級與相對氣象產量的等級有差異，模型預測的等級比相對氣象產量得出的等級量要高。主要原因在于霜凍災害出現后，由于不同果園所處的周圍環境、土壤肥力、管理措施等條件不同，同時不同果園災后所采取的恢復措施也不一致，災害對蘋果產量的影響程度就不同，因而災情評估等級要視低溫霜凍發生時蘋果所處的開花時期及其果園的環境、管理措施等而定。若低溫霜凍出現在現蕾或開花始期，則評估所得的災害等級比相對氣象產量等級高；若低溫霜凍出現在蘋果開花末期或坐果期，則評估等級與相對氣象產量等級基本吻合。這與許彥平等[10]采用模型做的天水市蜜桃霜凍災害等級的評估有差異，說明該模型在使用時應考慮當地的地理環境及管理措施等方面因素。今后還應在蘋果開花的不同時期（即分現蕾期、開花始期、開花普遍期、開花末期、坐果期）對氣象因子和地理環境因子進行同時試驗，對模型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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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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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水稻；高溫熱害；指標；風險評估；預警監測
近百年來，由于自然氣候波動和人類活動加劇導致的溫室效應，地球氣候正經歷一次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IPCC報告指出，到2100年，由人類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繼續增加，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將比1990年升高1.4-5.8℃，中國與全球氣候變化趨勢基本一致，且大量研究表明，氣候變暖將是中國未來的變化趨勢。在全球變暖的同時，極端高溫的發生頻率也呈現升高的趨勢，與1961-1990年中國的年平均氣溫相比，到2050年將增加（2.8±0.5）℃，未來中國的極端天氣事件如夏季高溫等出現頻率也將增加，在未來全球大幅變暖的情況下，若不加以防范，中國主要糧食作物在未來50年高溫熱害的影響下，產量會出現大幅下降，這將嚴重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近20年來受高溫熱害的影響，中國糧食特別是水稻將出現頻繁的減產情況。據報道，氣溫每升高1℃，水稻產量將會下降10%，尤其在水稻結實期，溫度上升1～2℃，產量將下降10%-20%。
目前在水稻高溫熱害指標以及水稻受害的機理研究、風險評估、影響評價等方面展開了一定的研究，但各項研究所得到的指標不盡相同，采用的評價方法有所差異，對水稻減產設定的災損表達方式也不一，開展的試驗研究也有局域性的缺陷，對于未來氣候變化情景下的高溫熱害發生頻次尚缺乏較為準確的預估，且風險評估在農業生產服務應用中的作用還略顯薄弱。筆者將對水稻受害的機理、高溫熱害指標探析、相關的風險評估及其預警和應對技術等方面進行闡述。旨在加深水稻高溫熱害的研究，為降低高溫熱害對水稻的危害提供更多參考。
1.水稻受高溫熱害的機理研究
目前普遍定義水稻的高溫熱害是指水稻處于孕穗后期和抽穗揚花期，也就是單季稻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時，遭遇連續日平均氣溫≥30℃、日最高氣溫≥35℃、同時極端最高氣溫38℃以上、相對濕度70%以下的高溫天氣，而導致水稻生長發育受阻，部分生理活性受到抑制，多方面生理生態功能都遭到損害，而最終導致減產或嚴重減產。
水稻處于不同生育期時，受到熱害的影響也不同。主要的敏感時期有減數分裂期、開花期、灌漿期等。減數分裂期高溫處理會使每穗穎花數、結實率、粒重和產量明顯降低。抽穗-灌漿早期使結實率和粒重降低而導致產量下降。在穗分化期，如溫度大于35℃，則花藥的開裂率和花粉育性會降低，從而導致結實率降低。開花期高溫引發的危害主要有5個方面，一是影響開花，這是由于漿片吸水膨脹造成；二是影響花藥開裂，這是由于高溫時失水過快而使花藥不開裂；三是影響花粉活力，這是由于高溫會大大縮短花粉壽命；四是影響花粉管伸長：五是影響受精，正是由于上述幾方面綜合影響而造成受精不良，降低了結實率。灌漿結實期高溫會對子粒干物質累積造成障礙，使得空癟粒增加，千粒重下降，導致產量損失，且氣溫過高使得灌漿速度加快，所形成的復合淀粉粒呈核狀，排列疏松且顆粒間充氣，引起光折射而呈白色不透明狀，導致堊白米率和堊白面積增加，而堊白是影響稻米品質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稻米品質也會受到影響。
綜上可知，目前研究高溫對水稻影響的機理包括生長發育、產量形成等方面，這為深入研究高溫對水稻生長影響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從分子水平著手，探究高溫對水稻的影響還較少，應開展生物研究，探明水稻基因在高溫下的表達調控機制，將受害基因群找出，從而揭示水稻對高溫的響應及耐熱機制。
2.高溫熱害指標
高溫熱害指標是研究和了解高溫熱害發生規律及開展高溫熱害監測預警、防災減災、影響評估等的重要工具，也是評判災害的標準。目前較多的判別指標是溫度和高溫持續的時間。西山巖男等指出，溫度達到30℃時，水稻出現不受精情況，且35℃可作為明顯的高溫障礙臨界值。譚中和等認為，高溫的致害指標為日平均氣溫超過30℃，日最高溫度超過35℃。陳端生等認為水稻高溫熱害指標是指連續3 d以上的日最高氣溫達35℃：湯昌本等則指出同樣的溫度需5 d以上才可作為水稻抽穗至灌漿期的高溫傷害指標。高素華等研究長江中下游水稻高溫熱害時，根據日平均氣溫、日最高氣溫、日平均相對濕度以及持續時間將熱害等級劃分為4個級別（表1），并據此研究高溫發生的年代際變化、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此外，包云軒等基于水稻三基點溫度，通過分析水稻的生育期資料，把江蘇水稻熱害的生理指標定為37℃以上，并根據持續天數分為了輕（2～3 d）、中（4～5 d）、重度（>5 d）熱害。
高溫熱害指標的研究相對于其他農業災害如冷害和低溫干旱等較少，除了一定強度的高溫會影響水稻生長發育，導致產量降低這個觀點一致，學者提出的指標卻不盡相同。此外，由于不同品種水稻耐高溫特性不同，如秈稻較粳稻更耐高溫，則在給出這二者高溫熱害指標時，應有約2～3℃的差別：在不同的生育期，水稻對高溫的敏感性也不同，如開花期大于灌漿期大于營養生長期，則在不同時期的高溫指標應根據不同的響應有所區別。
3.高溫熱害的風險評估
關于水稻高溫熱害的特征分析和風險評估主要集中在基于作物受災機理和受災指標的區域高溫熱害的風險評估和區劃，目前針對水稻高溫熱害的風險評估技術研究還不是很多，已有研究大多是通過分析歷史資料，計算災害概率、統計災損率和計算變異系數等進行評估。張方方等為湖北各地定義了高溫熱害等級，并確定了各等級風險期的起始和終止日期一級持續天數。張愛民等在GIS平臺上對多種氣象災害如冷害、高溫熱害、干熱風等進行了危害范圍、程度的檢測評估。張倩等利用模型模擬了高溫對各發育時段水稻生長發育及產量的影響，以此評估長江中下游地區高溫熱害對水稻的影響。
劉偉昌等采用ORYZA模型對湖南衡陽一季稻進行分析研究，根據不同高溫程度及持續天數，結合減產率，總結出了一個較為可靠準確的災損率定性評估模型，但此產量模型因未考慮乳熟期等階段高溫對水稻的影響，故存在一定局限性。
馮德花[刪結合安徽省高溫對水稻危害的特點將高溫熱害等級分為了5個級別，并通過計算減產率進行災害風險評估，但這種評估是將7-8月設定為水稻高溫敏感時段，過于寬泛，且未對高溫熱害的未來演變規律進行探討，也沒有對高溫熱害風險進行預測，不具有延展性。
綜上可知，目前開展的水稻高溫熱害風險評估多基于某個確定的熱害指標，利用模型模擬水稻生產，并基于災損率或減產率等進行評估，但由于水稻不同時期生理特性不同，且對溫度的敏感性也不同，難以形成標準化的水稻高溫熱害指標，風險評估的標準也就難以統一。并且目前采用的高溫熱害指標多以溫度為指標，而未考慮相對濕度、風俗、日照等氣象要素，無法得到一個綜合性的指標。因此，應建立一套系統的風險評估方案，將水稻高溫敏感的幾個重要時期進行分段研究，根據歷史氣象與產量以及減產率等數據，構建不同時期相應的高溫熱害指標、范圍、持續時間，應用模型模擬時空分布及水稻生育特征，進而對各個時期的熱害影響風險進行評估。
4.遙感監測及預警系統的建立
中國是世界上受氣象災害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近50年來中國高溫熱害的頻率和強度明顯增加，糧食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了巨大損失。因此，加強農業防災減災能力建設，建立高溫熱害監測預警系統，制定各項避災減災的技術措施，對減輕損失以及確保糧食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陽園燕等從水稻遇高溫熱害的生理生態方面研究出發，據三峽庫區歷年水稻空殼率的資料，篩選出日最高氣溫、日平均氣溫、空氣相對濕度等主要天氣因子，建立了水稻高溫熱害累積指數等級（表2）。并建立了水稻高溫熱害監測預警系統，根據每天氣象資料，實現了滾動監測水稻高溫熱害。
王敬濤研究設計的預警系統，包括水稻發育期模型、高溫敗育模型以及中短期天氣預報三個模塊，這個模型可處理水稻高溫熱害，提前預報高溫災害，經過實驗數據對該模型的驗證，模型模擬結果較準確，可用于該種植區域水稻的高溫熱害預警。劉偉昌等繪制了長江中下游地區各等級高溫熱害地域分布特點的專題地圖，明確了該地區水稻遭受高溫熱害的時空分布規律。
綜上可知，目前中國開展了一系列包含各種模型的高溫預警系統的研發，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未來中國水稻高溫熱害預警。但現有研究尚未進行高溫對不同品種水稻熱害預警，應根據不同地域特點采用不同熟制和播期及品種的水稻進行生產，這樣既能避開高溫熱害的不利影響，又能調整種植結構，提高作物產量。此外，采用多種預報方法結合，衛星遙感動態監測信息與預警模式相結合，能更高效地開展高溫災害預報。
第4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風險預防原則；溫室效應；碳排放；國際環境法
人生如大海行船，途中充滿各種未知的暴風和閃電，防患于未然，才是智者應對風險的選擇。如何應對各種風險，是人類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科技的發展和貿易的增長，使得各國對環境的破壞影響了整個地球村。環境污染的跨國影響，讓我們無法忽視這種蝴蝶效應引起的內在聯系。近些年變得愈加嚴重的溫室效應，更是讓全球知道了預防的必要性。在合理的成本基礎上預先防范風險成為當今國際社會的必然選擇，法律意義上的風險預防原則也隨之而生。
一、風險預防原則概述
風險預防原則最早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并逐漸發展到區域海洋環境保護領域。在20世紀80年代，德國開始向國際北海部長會議提議采納該原則，最終在1984年的第二屆國際北海保護會議中得到采納，會后發表的《倫敦宣言》成為第一個明確闡釋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文件。[1]隨后，風險預防原則在一系列重要的國際環境條約中得到了體現，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國際立法更是全面體現了風險預防原則。《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都包含了風險預防的思想。
風險預防原則的完整定義在國際習慣法上尚無確定的表述。諸多學者把《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中的第15項原則作為其較為權威的表述。筆者較為贊同的定義是“為了保護環境，各國應按照本國的能力，廣泛適用預防措施，遇有嚴重或不可逆轉損害的威脅時，不得以缺乏科學充分確實證據為理由，延遲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環境惡化”。[2]這些定義目的均是在表述：科學并不能永遠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資料以有效保護環境的角色，過度依賴科學證據甚至會適得其反。因此，風險預防原則便是要求在決策過程中對那些較小的缺乏科學確定性的負面影響也謹慎處之。好比日趨嚴重的碳排放問題，溫室效應的影響超過了學者們的預期，科學實驗得出的數據不能預知一切，“史上最暖的冬天”和“百年不遇的洪水”讓我們不得不提前做好預防措施，否則追悔莫及。
二、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條件――以溫室效應為例
風險預防原則在氣候變化方面的適用具有相當的說服力。筆者將借助溫室效應的問題來進行具體的闡述。地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有助于保持地表氣溫和氣候穩定。但隨著碳排放的不斷增多，地表的氣溫不斷上升，并進而改變氣候，對環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比如極地冰塊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很多島嶼和沿海地區將在不久的將來被海水吞噬。若不提早采取預防措施，后果難以想象。如前所述，風險預防原則僅是一個大的框架體系，具體的內容還需要補充完善，但有幾項在其適用中需遵守的條件具體表現為：
（一）科學上的不確定性
風險預防原則的前提是存在科學的不確定性，即對某種活動或事物的危險或損害沒有科學上的肯定性結論，鑒于這種危險的可能存在，我們理應阻止其發生。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根據常理會發生的某種風險卻欠缺明確的科學證據證明；二是因果關系不明確。例如，雖然可以得知溫室氣體對于大氣溫度的提升作用，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的不確定性及其因果關系的復雜程度，我們無法明確得知碳排放對于氣候變化的具體作用，各地區的不同反應也使得得出一個全球通用的結論變得更難。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預防性措施，因其重要意義就在于沒有后悔藥的前提下，盡量降低后悔的程度。
（二）風險評估的必須性
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決定了風險的不可避免，由此不得不對風險的系數值進行評估，即對哪些風險應當采取措施進行準確衡量，也稱之為風險閥值，即在哪一個范圍內采取預防措施。當然，閥值并非確定不變的，隨著每一項活動危險性增加的而降低其系數值，即高風險低閥值。由于現代工業的飛速發展，煤炭石油等礦石能源的利用在不斷提高，因此產生的溫室氣體將會對環境和氣候造成無法預知的影響。此項評估就要考慮諸多因素，其閥值也會不斷變化。
（三）收益的經濟分析
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使其理論逐漸滲入到國際環境法中。在風險管理過程中，如過度強調風險預防原則，將可能犧牲其它社會福祉，比如過分控制或降低碳排放會不利于社會的發展。簡單來說，就是運用風險預防原則來阻止某一活動的進行時是否能產生更大的收益。該原則是一種粗略的方法，可能會損害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們。對此《公約》的表述為：所采取的預防措施必須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討論的主題是未來各國的碳排放問題，但是，限制的同時也沒有忽略各國發展的需要，最終目的是在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四）舉證責任倒置和嚴格責任原則的運用
在對該原則適用與否的問題上，應該由開發者或實施國負擔證明他們的行動將不會引起過分嚴重的環境損害的舉證責任。畢竟開發者或實施國掌握著較為全面的資料信息，加之其通常都是社會的強勢方，經濟基礎扎實，而相對人則很難舉證支持自己的觀點。嚴格責任的適用則保障了舉證責任的倒置，也激勵了預防行為的實施。
三、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法地位
目前學界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法地位還存在一定爭論，但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該原則已經發展成為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第二，該原則不是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第三，該原則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對此，我們首先要明確究竟什么是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根據《國際法院公約》中的38條的（一）（丑）的規定，國際習慣法必須滿足兩個要件：“實踐”與“法律確念”。[3]推之，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就是為各國所普遍適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導性的規則。筆者支持第三種觀點，依據如下：
（一）從國際條約來看，《維也納保護臭氧層公約》、《里約宣言》等都對此原則有所表述，但是其內容仍不統一。雖然國際條約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權威證據，但是不能據此就將不具備統一性的原則援引為指導性規則，這會造成司法的不確定性。
（二）從國際判例來看，目前對于該原則的適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案例：“MOX核燃料廠案”、“南方藍鰭金槍魚案”、“新西蘭訴法國核試驗案”。這些案件中均未直接表述為“風險預防原則”，而多表述為“謹慎與慎重”或者“風險預防方法”。
（三）從國內立法及實踐來看，國際習慣的形成需要有足夠數量且具有統一性和一致性的國家實踐。德國和瑞士最早對該原則進行了規定，各國的司法實踐表明，該原則正在被廣大法院運用來作為裁判的依據。
由此，風險預防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已具備國際習慣法基本原則的要求，但由于尚未達成共識，所以將其認定為正在形成中的國際習慣法基本原則最合理。
四、發展中國家在風險預防原則之下的困境
從表面上來看，無疑風險預防原則起到預防性的作用，可是由于該原則在適用上的不確定性等相關因素，導致處于不利環境中的發展中國家遭受發達國家的壓制。幾次氣候峰會中，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了推卸責任一再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施壓，我們面臨的困境表現在：
（一）科學上的不確定成為借口
由于人類認知以及科技有限性，不確定性不可能完全消失，對于未來的決定，常常需在缺乏確定性的情況下做出。加之發展中國家的財力、物力均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比，所以該原則很可能成為發達國家阻止某些措施實施的借口。例如新能源探索方面，為了減少碳排放，世界各國都在努力追求新能源的利用，可是限于技術落后，很多嘗試會有不確定性，發達國家會以此為借口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大膽創新。
（二）貿易保護主義滋生
如果風險預防原則濫用，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如在WTO的荷爾蒙牛肉案中，歐盟禁止美國牛肉進口，原因只是基于對牛飼料中荷爾蒙含量的擔心，而這種擔心又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強大的美國都面臨著這樣的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又如何爭奪自己的席位。
（三）風險預防可能帶來新風險
該原則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風險，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時應用風險預防來阻止相關措施的實施反而造成新的風險。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產業采取措施，可發達國家卻以風險預防為借口阻止其運行，潛在的風險被避免，可發展中國家因此而遭受的損失或許比實施該措施還要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電站的建設，潛在的危險足以迫使我們停止核電站的運行，取而代之的火電站卻有可能造成更危險的局面。這樣的情況同樣發生在減少碳排放措施上。
五、中國對策――如何應對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綠色GDP的引領下向發達國家靠攏。風險預防原則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我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和經濟規模，即使采用各種末端治理措施，也難以避免嚴重的環境影響。適時地引入風險預防原則無疑會對環保、經濟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加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我國無法回避這一問題。應對之策如下：
（一）完善風險評估體系
在與大國相抗衡的國際環境之下，如果總是被牽著鼻子走，難免會成犧牲品。所以不斷發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評估模式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必要任務。唯此，我國所施行的措施才不會達到相應的風險閥值。在國際社會中，發達國家總是憑借著自己的科學權威地位告訴眾人如何區分好壞，可這也為發達國家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現在討論火熱的溫室效應，究竟是詭計還是事實，一直都是某些國家在說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評估體系，完善技術，不斷爭奪話語權，才能為國家謀福利。[4]
（二）綜合考量成本――效益的經濟分析
在對某項活動是否有必要采取預防措施的評估中，必須考慮到該項活動的收益，或者說是禁止該項活動可能帶來的風險。在作出具體決策之前，應該將各種因素考量進去，運用科學觀點來對決策加以考量，使得在應對發達國家的反駁上占有強勢地位。全面的經濟分析，增強了管理者的責任感，也增強了過程的透明度，使得風險預防原則的決策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
（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力求促成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條約的制定
在國際社會中，發展中國家都處于被動的地位，發達國家總是處于“規則”的制定者位置，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被忽略。在風險預防原則的具體適用規則尚未形成定論之前，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應該為此而奮斗，爭取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條約，使得在日后相關案例的處理中也能享有話語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中國更應該起到積極作用，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廣大同僚，爭取在對該原則統一認識的形成進程中發揮正面效應，致力于有利發展中國家的條約的制定。
風險預防原則的相關理論正在不斷發展中，可是目前對于該原則的完整定義、適用條件、法律地位等都還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但卻不能以此為由阻礙其發展的進程。相反，每一個國家都應該積極加入其中，共同致力于統一規范性文件的出臺。
中國，一個快速發展中的國家，一定要發揮出其大國的表率作用，在風險預防原則的確立過程中展現出自己的力量。同樣，在國際氣候變化這個尖銳的問題上，我們也要力爭發言權，擔起我們的責任。
參考文獻：
[1]王鐵崖.國際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462-463.
[2]王曦.國際環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11,116.
[3]詹寧斯.瓦茨修訂,王鐵崖譯.奧本海國際法[M].北京:中國,2007(12):52.
第5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1.1雷擊風險評估的要義
雷擊風險評估是指根據建筑物所在地雷電活動規律，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對本區域內發生的雷電可能導致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程度等方面的進行綜合風險預測，從而為建筑項目的規劃、建設項目選址、整體布局及制訂防雷具體措施、雷擊事故應急處理方案等方面綜合分析，科學論證，在此基礎上對整個建筑項目提出指導性意見的一種科學評價方式。通過雷擊風險評估可以為建筑項目提供專業雷電防護整體分析，保證項目建筑中防雷工程的安全性、科學性、高效經濟性等。雷擊風險評估是開展綜合防雷、防御自然災害的一種的必經程序，它較好地體現了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科學設計理念，對整個建筑項目的順利進行起到非常好的保障作用。它不同于防雷設計，防雷設計只是按照國家相關的管理規范來操作執行，對雷電防控方面缺乏系統性和針對性，只是從整體上進行安排，不具體，也不全面，在設計上存有許多的不足，防雷安全系數達不到預期目的，缺乏一定的風險管理和應急管理等。
1.2雷擊風險評估在建筑物控制火災方面的作用
科學合理地雷擊風險評估對項目建筑有較好的促進作用。
1.2.1高度的科學性
雷擊風險評估運用國家規定的、專業性非常強的知識對建設項目相關區域進行以下方面綜合性分析：大氣雷電區域環境檢測分析評估、當地雷擊發生率統計分析評估、當地雷電損害程度風險評估、雷電危害區域損失程度分析評估、對周邊環境的危害影響分析評價、風險管理及預防分析等方面進行全面科學分析，對建設基地的建筑物、供電系統、規劃布局、信息通訊系統、相關人員安全等方面提出具體的雷電防護建議及措施，盡最大限度為建筑項目提供更為科學的防雷設計方案，降低雷擊可能對整個建筑項目造成的傷害風險，確保工程的順利、經濟、高效運行。
1.2.2降低風險
雷電屬于自然現象，產生的原因受許多的自然因素影響，它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具有難以把握性，只是通過現有的科學知識進行分析，將雷擊的概率性降到最低化，任何人不可能將方案設計到百分之百的防護效果。通過開展雷擊風險評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雷擊對建筑造成的損失降低到現階段技術水平所能控制的范圍之內，從而有效降低了成本，提高投資效益。
1.2.3提供保障
科學合理的雷擊風險評估對以后的雷電突出事件提供一定的保障，當雷擊發生時，可以及時根據雷擊科學的風險評估中所制訂的應急預防及具體措施，對事故進行有效的應急救援，更好地將雷擊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
1.3雷擊風險評估的內容及方法建筑雷擊風險評估論文
雷擊風險評估主要是對項目的綜合要素與當地雷電因素進行結合分析，如項目整體規劃、建筑物選址、布局、輔助設備配置等方面雷電風險評估等，方法主要有以下幾個類型：
1.3.1建筑項目的預期評估
它是指工程建設項目中建筑物選址、布局、分布等與當地的雷電資料進行縱向、橫向比較，對建筑物本身、重要的設備、通信方式等進行分析、論證，并提出科學合理的措施，為工程建設提供防雷科學依據。
1.3.2項目的方案評估
它是指項目設計方案中各個具體項目的雷電防護措施進行分析，結合當地實際，科學論證，計算分析并設計出相關項目的雷電防護方案，為工程的順利實施提供保障。
1.3.3項目現狀評估
它是指對工程項目中已有的相關的雷電防護措施是否符合雷電災害風險科學的標準，參數是否與相關的標準相符，對存有的問題進行指導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議，努力將雷擊事故降低。
2建筑物火災危險因子在雷擊風險評估中的重要性
建筑物火災危險因子很多，在雷擊風險評估中的作用也不盡相同，其中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1建筑物的面積因素
研究表明，建筑物的面積不同雷擊風險也不相同，它具體又分為以下幾種情況：孤立的建筑物，它的雷電截收面積不是它本身的積極，而是用建筑物上沿接觸的斜率為1/3的直線，用建筑物在地面上旋轉1周后所描的區域面積，要大于孤立建筑物自身的面積。不是孤立建筑物時，它的雷電風險評估面積的接收面積要考慮到相關的附近建筑物的影響，用兩建筑物之間的距離的3倍于兩建筑物高度和的3倍進行比較，當3倍的距離大于3的高度時，也就是說這兩建筑物的面積沒有出現重疊部分，可以講這兩個建筑物是相互獨立的，按獨立建筑物評估，而當兩建筑物的3倍的距離小于3的高度時，實際的接收面積要將重合的部分面積進行除去進行計算，根據計算后的面積進行雷電風險分析評估。
2.2建筑物的類型因素
不同的建筑類型在雷電風險評估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類型的建筑類型不同風險評估中的參數的運用也是不一樣的。如生活中常見的建筑物中，與人們的人身傷害有關的風險評估中，參數取值也不盡相同，取值高的建筑物有醫院、學校、商場、賓館、公共娛樂場所等，而在財產損失方面的風險評估時，取值較高的有商業建筑、辦公場所、醫院、工業建筑、醫院、學校等。
2.3位置因素
建筑物在地面的不同位置，對雷電風險評估有一定的影響，建筑物比周邊其他物體要高，暴露程度大些的建筑物的雷電風險評估系數要大些。如城市的高層建筑一般要高于農村建筑，風險取值也不同。
2.4建筑物內財物設施因素
建筑物內部的設施不同，發生火災時造成的程度有很大差別，一些易燃的物品，設備的復雜電路等在發生火災時，很難在短時間內處理好，極易造成嚴重的損失。如在一些卡啦OK等娛樂場所、賓館等，裝飾時用到大量易燃物品，在雷電風險評估中與一般的普通建筑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別。
2.5建筑物內人員因素
不同素質的人在防火方面也有著不同性，對于防火專業知識不同的人員，在遇到特殊危險時，人員的緊急驅散程度方面有著很大的區別。由此造成的人身傷害程度也不一樣，在雷電風險評估時結果也不會完全相同的。
3結語
第6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期以來，中國農業可以歸納為四個字――“靠天吃飯”。這既道出了農業生產的規律，也說出了農民心中的無奈。
農業是中國重要的戰略性基礎產業，中國的農業事關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糧食安全。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之下，近年來，中國農業正試圖打破“靠天吃飯”的魔咒。
近日，由農業部與世界銀行共同實施、由全球環境基金資助的“氣候智慧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項目”在北京啟動。
事實上，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已經在喀麥隆、贊比亞等非洲國家和越南等東南亞地區開始實踐，并初步取得了成效。中國加入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可以讓中國農業以更為積極的態度應對氣候變化，也以更主動的行動保障糧食安全和發展現代農業。同時，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在中國的嘗試，也面臨著機遇與挑戰。
農業的雙重角色
在氣候與農業的相互關系中，農業具有雙重角色。
一方面，農業是氣候變化影響最直接的行業。2009年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公布的一份預測結果顯示，如果全球變暖趨勢得不到控制，2050年將發生全球規模的糧食減產以及物價高漲。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今年的第5次評估報告中也指出，增溫2℃或更高，會對熱帶和溫帶地區的小麥、水稻和玉米的產量產生負面影響。
“全球氣候變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很大，如果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不積極應對，那么將有很嚴重的后果。”江西財經大學國貿學院教授李秀香表示。
為什么氣候的變化能給農業生產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
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李茂松看來，有三大因素。
“第一，農業是有生命的產業，無論種植、畜牧、養殖，對象都是有生命的有機體；第二，農業生產過程具有不可逆性，進入某一生產階段之后就不能再從頭開始；第三，農業生產系統整體上是開放的，并沒有自我調控的機制。”
另一方面，農業也是溫室氣體的重要排放源。據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農業各相關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國，農業生產活動占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1%。
為了更好地應對日益劇烈的氣候變化，2010年10月28日，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表的報告中，“氣候智能型農業”第一次被提出。
聯合國糧農組織對“氣候智能型農業”的定義是：能夠可持續地提高工作效率、增強適應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并可以更高目標地實現國家糧食生產和安全的農業生產和發展模式。
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新型農業發展模式，氣候智慧型農業旨在走高產高效低排放的農業之路。
農業部科學教育司副司長、“氣候智慧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項目”國家項目辦主任王衍亮在項目啟動儀式上指出，氣候智慧型農業將探索如何在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民收入的同時，又做好農業的節能減排。
事實上，為了加強對氣候變化的應對，學界曾提出過“低碳農業”“循環農業”及“綠色農業”等多種農業發展模式。
相比之下，氣候智慧型農業的發展模式是一個更為綜合的概念。“氣候智慧型農業是一個更高層面的農業發展形態，是在以前發展理念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以更高的標準、智能化應對氣候變化的農業發展模式。”李秀香說。
作為一種新的農業發展模式，李秀香認為，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更強調減排性、適應性和高效率。“首先是運用智能技術達到農業減排目的，減少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農業對氣候的影響；其次是運用智能技術使農業適應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例如運用物聯網、傳感及云計算等技術實現對農業生產、儲存、加工和銷售以及包括氣候、土地和水資源等在內的農業生產條件的智能化監測、控制和管理。此外，這個概念還強調了高效的農業政策。”
據悉，在中國糧食主產區試點的“氣候智慧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項目”，將通過引進國際氣候智慧型農業理念和技術，重點開展減排固碳的關鍵技術集成與示范，提高化肥、農藥、灌溉水等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增加農田土壤碳儲量，減少作物系統碳排放。
“以前的概念往往只側重某一個方面，氣候智慧型農業是對之前眾多發展理念的融合、創新和超越，且更強調智能技術的運用。總的來看，如果智能化工業被稱為工業4.0，那么氣候智慧型農業就應該是農業4.0。”李秀香說。
國外探索與中國經驗
雖然氣候智慧型農業的概念提出時間不長，但是在國外農業發達國家，一些應對或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已經開始了探索之路。
以越南為例，其北部地區普遍種植玉米，氣候變化致使當地的土壤侵蝕不斷加劇，在越南開展的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引進了咖啡和茶葉等多年生作物，借此種方法保持水土。
“IPCC根據全世界的科學研究的現狀提出了三個環節。第一是論證，識別氣候變化的風險，并且把它納入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中；第二要分析適應技術，選項識別、風險評估、評估權衡；第三是實施，實施以后再認識。”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林而達表示。
在實踐中，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及部分歐洲國家，在農業的減排固碳方面已經頗有經驗。
“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往往會采用輪耕、休耕增強土壤的固碳能力，在農田的周圍，還會保留農業濕地，同時，間隔耕種也是一種減碳防蟲的好經驗。”李秀香說。同時，國外也正在探索實施更為高效的農業政策。
“例如天氣指數保險政策。”李秀香說，“即把直接影響農作物產量的氣候條件損害指數化，以客觀的氣象要素閥值，如溫度、降水、光照和風速等，作為理賠依據。如果發生農業災情，以往要查清損失后，再給予補償。實際上，要查明損失十分困難，而天氣指數保險則高效得多，譬如若水稻低于-5℃，損失就會發生，那么，天氣預報（-5℃）就成了理賠依據，無須損失調查。”
李茂松認為，與國外的經驗和探索相比，其實中國的農業文明早就闡釋了氣候智慧型農業的精髓。“二十四節氣就告訴我們什么時間應該做什么事情，二十四節氣名稱上就有適應氣候變化特征的經驗的總結。”
“我們中國有句話叫‘順天時應地利’，其實這就是氣候智慧型農業的含義，不要與自然規律作對，不要與自然為敵，而要趨利避害。”
發展瓶頸
2013年2月，氣候智慧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項目獲得批準。
中國中部地區的兩個產糧大縣――河南省葉縣和安徽省懷遠縣成為了該項目在中國的兩個示范區。本項目利用世界環境基金的510萬美元，項目縣按1∶5配套，項目總資金為3143萬美元。
據悉，項目從2015年年初正式實施，為期5年。目前，葉縣和懷遠縣已經開展了項目的籌備工作，在地方農業部門的網站上，該項目的移民安置政策框架、環境保護實施規程以及病蟲害管理計劃文件已經公布。
今年3月，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對葉縣和懷遠縣兩地進行了深入調研，了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的《社會影響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在葉縣和懷遠縣分別劃定的5萬畝項目區內，所涉的社會因素較為復雜，可能將面臨勞動力女性化和老齡化、村級組織化程度低、科技意識和環境意識不高等制約因素和潛在社會風險。
針對項目開展可能面臨的障礙，報告提出了以開展培訓、加強技術服務、采取激勵措施、明確資源分配為主要原則的十幾條對策。
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對糧食安全、節能減排和氣候適應“三贏”提供了新的途徑，但是項目在中國真正的生根發芽，還面臨著切實的挑戰。
“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方面在于農業智能技術人才短缺，技術推廣和綜合利用跟不上。”李秀香說，“另一方面，農村氣象預報設施以及智能技術設備普遍較少，僅防災減災都難應付，若實現智能生產與管理則更難，這也正是發展氣候智慧型農業的桎梏。”
“一家一戶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狀態，也對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的推廣有一定的束縛，不過現在土地確權之后，土地能夠向大企業和大經營戶集中，對發展氣候智慧型農業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李秀香表示。
鏈接
中國糧食主產區的氣候智慧型項目
本項目由環球基金會（GEF）出資，中國農業部和世界銀行組織實施，符合GEF的第5個操作計劃的目標（即克服提高能效和節能方面的障礙），將通過推廣農業主要投入品節約技術和農業土壤固碳增匯技術促進中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有效降低主要農業投入品的投入，實現高效使用，進而實現農業N2O等溫室氣體減排。
項目包含的活動針對提高農業糧食作物生產減排和增加土壤固碳碳匯以及促進農業減排增匯技術的廣泛應用。項目將與環球基金和聯合國開發計劃資助的終端能效項目（EUEEP）以及中國政府正在推行的“農業農村節能減排”的政策相得益彰。項目建議方在開展能力建設活動時將與EUEEP的相關活動協調。項目還將與參與農業節能增匯技術研究開發和農業節能減排技術政策設計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機構緊密協調。
該項目選擇我國主要糧食生產區，確定安徽省懷遠縣和河南省葉縣為項目區。安徽省懷遠縣為水稻―小麥種植模式，項目村12個，初步確定水稻和小麥面積均為5萬畝。河南省葉縣為玉米―小麥生產模式，項目村28個，初步確定的玉米和小麥面積均為5萬畝。
項目內容
1.技術示范與應用
2.政策應用與創新
3.知識管理
4.激勵機制與能力建設
5.項目監測與評估體系
第7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公共氣象服務；范疇；內容；措施
Abstract: the public meteorological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is the basis of the public service category,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type governm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safety and well-being is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the meteorological work overall demand, also be the main task of the public meteorological service.
Key words: public meteorological service category; content; measures;
長期以來，氣象部門將公共氣象放在首要位置，并在我國經濟、社會、生態、防災減災、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人民生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氣象現代化進程大大加快，氣象預報準確率明顯提高,氣象服務能力和突發性災害性天氣的監測、預警能力顯著增強,各類災害性天氣預警信息的渠道和手段不斷豐富,氣象防災減災能力和氣象服務的社會經濟效益顯著提升。
1．公共氣象服務范疇。
氣象服務屬于公共服務范疇，公共氣象服務是氣象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決策氣象服務、公眾氣象服務、專業氣象服務。決策氣象服務是指為當地黨政領導和有關部門決策所提供的氣象服務，對經濟社會發展、國家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公眾氣象服務主要是指針對社會公眾的預報。廣大公眾首先最關心的是未來的天氣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生活及其它社會活動，甚至造成損失；其次，則是關心什么樣的天氣、氣候生活更為舒適。專項氣象服務主要是指為重大社會活動、重大社會事件以及重大工程開展的氣象保障、趨利避害、災害評估等服務。服務的對象包括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活動的組織者、合作伙伴等。專項氣象服務除提供各種氣象服務信息外，應包括如人工影響天氣等手段直接為防災減災服務。
2．公共氣象服務的重點內容。
公共氣象服務要主動適應國家安全、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對公共氣象服務的總體需求，堅持“公共氣象”的發展方向，把防災減災服務放在公共氣象服務的首位。體現“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不斷滿足和不斷適應各類用戶的不同需求，以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為動力， 以提高服務水平與能力為主線，積極推進氣象服務現代化建設，不斷改善服務手段，提高服務質量，實現氣象服務產品的多樣化、系列化和可視化，氣象應急服務進農村、進企業、進社區，構建集約化、開放式的公共氣象服務體系。
2.1氣象災害的決策氣象服務。
決策氣象服務把防御和減輕氣象災害放在突出的位置，加強氣象災害普查、調查工作，編制各級氣象災害防御規劃，開展區域氣象災害風險評估，強化重大氣象災害全過程的災前評估、災中跟蹤評估和災后恢復評估工作。圍繞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目標，開展重點工程建設氣候可行性論證、重大社會活動氣象保障等決策服務。建立健全各級氣象災害應急管理機構，完善聯動機制，實現應急服務“進農村，進企業，進社區”的要求。為永州市各級黨、政、軍領導和決策部門指揮生產、組織防災減災，以及在氣候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等方面進行科學決策提供氣象信息。
2.2氣候變化的決策氣象服務。
根據本地天氣氣候特點，對市級氣候變化影響進行評估，制作市級氣候變化業務產品，分析溫度、降水變化趨勢，以及未來氣候發生突變的可能性，并提出相應的應對措施，向政府及有關部門提供決策服務。加強與農業等部門的合作，共同開展氣候變化對木蘭縣農業、水資源、糧食安全、生態系統等方面的影響評估，編寫永州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評估，為永州市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提出相應的措施。
2.3改進決策氣象服務手段，不斷健全和完善決策服務制度。
注意不斷改進提高決策氣象服務手段和方式。重要信息由領導當面匯報，一般書面材料由專業服務人員送到，情報資料通過傳真發送，緊急情況用電話報告，日常信息通過網絡訪問。力求做到想領導之所想，急領導之所急，努力做好超前服務和跟蹤服務。
3．提升公共氣象服務的幾種措施。
3.1積極構建氣象災害防御體系。
加強氣象應急隊伍和氣象災害信息員隊伍的建設；努力增強氣象災害應急保障能力建設，加快省市級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氣象服務系統建設；加大力度開展災情收集、普查和重大氣象災害評估工作；進一步完善預警信息渠道，擴大預警信息服務覆蓋面，特別是農村氣象信息服務覆蓋面，建立突發公共事件預警信息系統；進一步加強氣象防災減災宣傳。
3.2強化決策氣象服務工作.
通過樹立決策氣象服務的首位意識，完善修訂了《決策氣象服務周年方案》，規范決策氣象服務關注重點，特別是明確規定決策服務產品的內容、形式和發送，認真研究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以增強決策氣象服務的針對性、敏感性、綜合性、時效性，提高決策服務產品的質量。通過加強對重大災害性、關鍵性、轉折性天氣氣候的預測預報和服務，最大限度的減輕氣象災害的損失。
3.3全面加強公眾氣象服務。
廣泛征求用戶合理化建議，增強氣象服務的針對性；全面提高氣象災害分析評估能力，深入了解用戶需求，徹底改變服務滯后、被動服務現狀；通過“精加工”和產品包裝，在公眾氣象服務的多樣性、精細化、廣覆蓋上下工夫，逐步增加對公眾的預報滾動訂正頻次。深入開展氣象服務“進農村、進企事業、進社區、進學校”活動，豐富、優化氣象信息傳播手段，擴大氣象服務信息的傳播面；
3.4逐步完善專業專項氣象服務。
豐富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產品，通過多樣滿足不同用戶對氣象服務的需求；培育專業專項用戶群體，拓寬氣象服務領域；積極與相關部門和行業聯合，廣泛開展專業專項氣象服務，通過延伸氣象服務的鏈條，構建了現代農業氣象服務系統，大力加強人工影響天氣工作，強化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加強風能、太陽能的評估，為合理開發清潔能源服務；開展更加深入的專業專項服務，如電力調峰、水庫蓄水、城市供暖等氣象服務。
3.5是積極開展公共氣象服務基礎業務系統建設。
組織建立和培養專門的氣象服務隊伍；建立公共氣象服務信息采集以及數據庫系統，實現多種氣象信息和預報服務產品綜合集成、統計分析檢索以及輔助決策支持等功能；建立公共氣象服務的響應和反饋機制，建立與用戶的溝通機制，了解用戶的需求、對氣象服務工作的評價，科學評估氣象服務的效益，使公共氣象服務的開展更具針對性，產品更加多樣化；充分利用雷達、衛星、加密自動站、雷電、農氣觀測、風廓線雷達等觀測資料，綜合應用各種數值預報產品資料，積極開展多源資料融合系統建設，以強對流天氣潛勢預報、短時臨近預報、精細化預報方法、數值預報產品釋用技術、定量降水預報方法、短期氣候預測方法、重大氣象災害的評估方法研究為重點，努力提高氣象業務服務產品的科技內涵。
4．結論。
提升公共氣象服務水平是防御和減輕氣象災害、應對氣候變化、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解決民生問題、促進社會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的迫切需要。是增強公共氣象服務業務在整個氣象業務中主導地位、實現氣象綜合實力整體躍升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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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鶴年，沈國權，阮水根，秦祥士等.《氣象服務學基礎》[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1
第8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碳金融,氣候變化,清潔發展機制,風險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日益嚴重,溫室氣體排放過多是其主要原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遏制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社會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為實現減排目標,世界各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緊密合作。1997年簽署的《京都議定書》就是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典范。除了基于項目的減排機制外,在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基于配額的交易機制,其代表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
上述與碳排放權有關的市場行為,可統稱為碳交易。碳交易是一種促進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遏制全球氣候變暖的市場機制。市場機制要充分發揮作用離不開金融的發展。所以,由碳交易催生的碳金融不僅是市場機制推動減排的基礎,而且是低碳經濟的重要支撐。而低碳經濟的興起也為碳金融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遇。
目前碳金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一般而言,其概念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碳金融主要指基于溫室氣體減排量或者碳排放許可證的交易活動所產生的一系列現金流的統稱;而廣義的碳金融泛指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切金融活動,主要包括節能減排項目的直接間接投融資活動、與“碳排放”有關的各類權益及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動、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企業或機構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務等等①。
盡管中國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是節能減排形勢依然嚴峻。要完成政府設立的減排目標,除了加強規劃引導外,還必須借助市場的力量。目前,碳金融在促進碳交易市場發展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成效,逐漸成為發展低碳經濟和綠色經濟的助推器,但提升空間仍然較大。
一、我國碳金融市場發展現狀
與歐盟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碳金融的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目前國內碳金融主要側重于直接投融資、碳指標交易和銀行貸款等方面。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業務。
(一)基于項目的碳金融業務。目前國內與此相關的業務主要是清潔發展機制下的項目開發,即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的交易。近年來,我國CDM市場發展迅速,市場規模快速擴大。按照UNFCCC網站的統計,截至2012年3月29日,我國共有1871個CDM項目成功注冊,占東道國注冊項目總數的47.32%;預計產生的二氧化碳年減排量共計36890萬噸,占東道國注冊項目預計年減排總量的63.79%。兩項指標都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
(二)自愿減排(VER)市場中的碳金融業務。自愿減排市場源于一些不受《京都議定書》約束的團體或個人為自愿抵消其溫室氣體排放,而向減排項目購買減排指標的行為。其交易對象是經國家自愿減排管理機構簽發的減排量,即“中國核證減排量”(CCER)。目前,我國的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北京環境交易所主導制訂了國內首個自愿減排標準——“熊貓標準”,搭建了VER電子交易平臺,并有一些實施自愿減排的成功案例。
(三)商業銀行開展的綠色信貸業務。綠色信貸業務是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的主要模式。例如,2006年興業銀行就推出節能減排項目貸款這一“綠色信貸”品種,并創造性地引入了國際金融公司貸款的本金損失分擔機制;四大行也陸續跟進,截至2010年1季度,中行在節能減排方面的授信余額已突破1800億元,2009年建行綠色信貸項目余額就達到1811億元。
(四)碳金融合約交易業務。除了傳統的信貸業務,我國商業銀行也試行多樣化的碳金融服務。比如:2011年工商銀行正式推出碳金融合約交易業務,為天潤新能的碳排放權項目提供一整套碳金融相關產品和服務,提高了國內節能環保企業在國際碳排放權交易中的議價能力;民生銀行也成立了“綠色企業金融服務中心”,為綠色產業提供投資理財、財務顧問、結構化融資、融資租賃等金融服務,并研究試行綠色股權、碳排放權質押等標準化貸款融資模式和低碳金融產品。
此外,還有基于配額的碳金融業務。目前,這項業務在全世界碳金融交易中占據較大比重。在國內,由于碳排放權分配機制尚未形成,還缺乏發展基于配額的碳排放權交易的基礎,配額交易在國內還沒有正式展開。但是,我國政府已經展示了促進低碳發展和綠色發展的決心,并在配額交易方面展開了積極的探索。
隨著碳排放權交易日漸為人們所熟悉,碳金融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尤其是“十二五”提出的約束性減排目標明確到2020年,我國單位GDP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使碳金融的發展有了更為廣闊的前景。
二、我國發展碳金融面臨的主要風險
盡管我國碳交易市場的蓬勃發展為碳金融的推進提供了重大機遇,但是碳金融在國內仍然是新生事物,也面臨多方面的風險。我們必須對碳金融各參與方所面臨的風險有較為全面準確的認識才可以揚長避短,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發揮碳金融對低碳經濟和綠色經濟的促進作用。目前,我國開展碳金融業務主要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風險。
(一)項目風險。目前,我國碳金融業務中比重最大的仍然是基于CDM的項目開發。一個項目的成功開發需要經過設計、審定、監測、驗證、簽發等不同流程,而每一個項目從建設、審批到最終交付CER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會給參與方帶來一定的風險②。
在設計階段,項目面臨的主要風險是技術風險,有超過50%的項目因為技術方法的缺陷而被CDMEB拒絕。在審定階段,發改委、DOE和CDMEB需要分別對項目進行檢查、審核或重審。在監測階段,CDM項目可能出現無法達到預期績效的情況。截至2010年近54%的項目沒有達到預期產出。在驗證階段,大規模CDM產生的CER額度要求兩個以上的DOE同時審核,在DOE審定之后,還有相當一部分需要復核,還有一部分被否決。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IGES)的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11年8月1日,有20.8%的CDM項目需要重審,有9.5%的正在重審,另外有7.0%的項目被否決或取消。此外,漫長的程序也會給碳金融交易的參與方帶來風險,CDM項目從公眾評議到首次簽發的平均天數為482天。
(二)市場風險。在從事碳排放權交易和減排項目開發的過程中,金融機構面臨的主要市場風險包括市場規模的變動和碳排放權價格的波動。影響市場規模和碳排放權價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全球宏觀經濟形勢、各國的氣候變化政策與全球氣候變化談判情況、碳基能源的價格、特殊事件以及天氣方面的自然因素等(魏一鳴等,201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碳排放權市場規模和價格都出現了大幅波動,反映出市場風險的加劇。從市場規模的角度看,碳市場的總體規模在不斷擴大,但中國投資者參與程度較高的CDM市場卻呈現出不斷萎縮的趨勢。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表明⑤,2008年到2010年一級市場CER的交易額分別下降了12%、58%和44%。CER交易的二級市場在2009年也出現了33%的萎縮。從碳排放權的價格來看,其波動幅度也蘊含著巨大的風險。以EUA為例,受歐盟配額過量發放的影響,其DEC07合約從超過20歐元的高位跌到0.1歐元左右。即使排除這種極端情況,EUETS中的碳排放權價格仍然體現出較強的波動性。事實上,CER與EUA期貨價格的波動也具有高度一致性(王巧芳,2009)。
(三)政策風險。碳金融業務面臨的政策風險主要是各國氣候政策調整導致市場價格波動所帶來的風險。碳排放權市場本身就是各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產物,其市場供求首先依賴于各國的政策安排,而政策又會受不同利益集團錯綜復雜關系的影響,因此,政策方面的不確定性會給碳市場帶來巨大的風險。
從長期看,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個減排承諾期行將結束,盡管德班會議在最后時刻達成了繼續執行第二減排期的協議,但是要在2020年后真正達成對全球所有國家都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仍會遭遇重重困境,溫室氣體減排能否真正成為全球性的長期政策前景仍不明朗。從短期看,一些局部的政策調整對于特定的碳金融項目也可能意味著重大的風險。比如,按照歐盟制訂的法律,2013年后,只允許來自最不發達國家或者是與歐盟有雙邊協議的國家的CDM項目進入EUETS。因此,中國的CDM項目如果想進入EUETS就需要與所有歐盟國家達成雙邊協議,這無疑會給即將在中國實施的CDM項目帶來較大的風險。
此外,一些政策制訂和執行上的不確定性也會給碳市場帶來較大的風險。比如歐盟近期單方面將航空業納入EUETS的做法就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抵制。在不同國家的博弈中,相關突發事件的出現也可能給碳市場造成一定的沖擊。
(四)政治風險。碳金融業務面臨的政治風險主要是指由國家的主權行為所引起的造成損失的可能性。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主權國家作為氣候公約的締約方,盡管不一定是交易的直接參與者,但是其違約行為會影響該國企業或個人的交易行為,對相關的碳金融交易構成風險。比如,2011年12月,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是繼美國之后第二個簽署后但又退出的國家。加拿大的退出必定會對其國內碳排放權的需求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此外,一些國家政局不穩導致的國際能源市場價格波動也會傳導到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給碳金融業務帶來風險。
除上面闡述的各種風險外,碳金融市場還存在著金融市場共有的法律風險、流動性風險和操作風險,也需要引起碳金融市場參與者的注意。
三、推進我國碳金融發展的對策建議
從上一節所論述的碳金融風險出發,本文對碳金融接下來的發展提出幾點建議。
第9篇：氣候變化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壩體工程；潰壩；事故發生率；風險管理；優化措施
1關于潰壩特點及存在問題的分析
（1）近些年來，我國的水庫潰壩事件層出不窮，這充分暴露了我國大壩建設的質量問題。在大壩的建設及運作時期，是發生潰壩的高峰期。在一系列的壩體潰壩事件中，發現發現中小壩的潰壩狀況非常常見。一般來說，大型水壩的設計程序比較復雜，其工作標準比較高，施工質量控制也比較嚴，正是由于運行管理的嚴謹性，壩體潰壩現象才比較少出現。為了滿足現階段水壩工作的要求，實現壩體除險加固環節及安全管理環節的開展是必要的，從而避免其出現一系列的潰決狀況。（2）堆石壩及土石壩比較容易出現潰壩狀況。這些壩型的整體施工規模比較小，其工程整體造價水平低，施工比較快捷。我國的諸多中小壩都是當地材料壩，這種類型的水壩容易出現施工質量問題。實際上，這種施工不太復雜的水壩工作，對于泄洪能力的要求更高，如果不能解決好泄洪問題，就可能導致壩體的急速潰決狀況。在國外的發達國家中，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比較復雜，但是其整體建設體系比較健全，具備比較成熟的建設技術，無論是施工質量管理技術還是風險管理技術都具備比較成熟的技術，通過對定期安全評價及環境評價工作的開展，可以滿足大壩質量管理的工作要求.比如美國等發達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大壩風險管理制度，實現了大壩整體管理工作的有效開展。（3）目前來說，我國大壩工程的風險管理體系是不健全的，有些人員不能針對大壩建設的不確定因素進行有效的認識，也就難以做好細節性的風險管理工作，從而出現一系列的質量管理問題。我國的水利工程結構技術標準體系也是不健全的，針對病險水壩的除險加固體系并不健全，這就容易出現一系列的大壩風險狀況，不利于實際大壩質量問題的解決。通過對水利工程維修環節及管理環節的開展，可以降低水利工程的風險性。我國的水利工程風險管理體系依舊不成熟，我國水庫工程數量龐大，分布于我國的各個區域，水壩風險管理建設需要進行加強，我國的水壩工作環境，也不利于進行壩體的有效性的風險管理。我國的堤防線路比較長，很多堤防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質量上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在大壩風險管理過程中，跨流域調水的規劃建設工作比較復雜，我國的水利工程的安全管理依舊面臨著諸多問題，需要實現壩體風險管理體系的健全，進行工程風險定級，安全評估監督等工作的開展。在實踐工作環境中，我國恰恰欠缺有效的安全監測體系，缺乏完善性的維修計劃，難以滿足我國現階段風險管理工作的開展。
2大型水利工程風險管理整體方案的優化
（1）為了滿足我國水利工程風險管理工作的要求，必須要進行風險管理方案的優化。做好風險識別工作，進行風險來源的確定，做好風險分類的確定工作，進行主次要風險的識別。針對風險狀況做好風險評估及分析工作，進行風險發生頻率、大小等的分析，做好相關的風險決策及其管理環節。在實踐過程中，需要根據風險類型及大小，進行綜合性風險管理工作的開展，從而實現管理風險的控制。綜合性的管理工程主要包括工程改建、維修、風險管理等，在這里面非工程措施扮演著重要的地位，其提供的風險預報系統、工程保險制度、風險管理方法都能為實際工程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工作環境。這需要實現水利工程風險管理方案的優化，做好泄洪設施、庫岸、河岸護坡等的監理、檢測工作，保證這些建筑物的良好施工及運行，做好建筑物結構的觀測及安全評估工作。目前來說，我國的很多事故風險都是中小風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進行嚴格性管理制度的制定，積極做好定期的檢查及維修工作，進行絕大數工程風險的減少，做好防御重大工程事故的應急預案工作。從工程風險的分布狀況來說，工程的施工期及其運作期，是其事故的主要產生期。產生這些事故的最主要原因是水壩缺乏有效的泄洪能力，壩體的整體施工質量欠缺，存在諸多的工程建設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做好工程風險管理實踐工作。（2）在實踐過程中，設備問題是導致風險管理問題的重要因素，很多的設備存在老化、故障等問題，這需要進行定期維修計劃的制定，做好常見故障的預防工作，從而為工程實踐創造良好的客觀環境。為了滿足現階段水壩風險管理工作的要求，需要做好水利工程的保險體系的優化工作，為工作人員進行意外損害保險的購買，也要為工程施工、運作進行保險的購買，從而提升水利工程的安全性及整體質量，這需要引起相關人員的重視，實現工程整體施工體系的健全，滿足現階段水利工程工作的要求。從工程特點上來說，水利工程具備復雜性的特點，它的整體施工規模比較大，影響其穩定運作的因素諸多，比如氣候變化因素、人類活動因素、運行管理因素，為了滿足現階段工作的開展，必須要進行質量及安全風險管理工作的優化，針對其容易出現的災難性事故進行解決及預防，滿足水利工程的安全運作要求。為了實現上述目的，國家需要進行水利工程風險管理體系的健全，進行安全監測系統的健全及更新，落實好相關的安全評估及風險排查工作，做好水利工程的定期性維護及加固工作，實現工程風險問題的有效控制，進行系統性風險評估方案的制定，針對薄弱工程展開風險控制，保證工程系統風險得到有效性的控制。
3結束語
為了滿足現階段水壩工作的要求，進行壩體風險管理方案的更新是必要的，進行新型風險管理理念的應用，保證相關管理人員風險管理意識的提升。
作者:顏鐵 單位:黑龍江省水利水電集團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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