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理解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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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趨同化經濟思想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指的是凱恩斯理論出現以前的經濟思想主流學派，由亞當·斯密在1776年開創。主要追隨者包括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和約翰·穆勒。一般說來，該學派相信經濟規律(特別如個人利益、競爭)決定著價格和要素報酬，并且相信價格體系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

不可否認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對后來的經濟學家發生了深遠影響。古典政治經濟學受到過度地膜拜，似乎發展成為了許多后世經濟學理論框架的起點和基準線。著名古典經濟學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馬爾薩斯（Malthus），米爾（Mill），甚至包括馬克思（Marx）和凱恩斯（Keynes）撰寫的傳世之作為當時社會的經濟過程描繪了第一幅藍圖。經濟學理論自此不斷發展，現今流派紛呈，不過，古典經濟學看來已經構成現代經濟學理論趨同化的理論起點。

1市場自我調節理論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場自我調節原則（marketself-regulation），這是古典經濟學派立論的出發點，其對后世經濟學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不加以調控的市場體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將會充分地掠奪式開發社會的生產潛力。通過亞當.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市場將充當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獲得的稀缺資源，最佳地滿足社會對資源的無限需求。借助于有價格修正作用的機制使之能夠行使分配權力，具備自我調節功能的市場就可以發揮其功能了。正是由于這種價格機制的修正功能，保證市場對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的旺盛需求。靈活工資和浮動價格相當于市場的自我調節。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紀30年代那場沉重的經濟危機中古典政治經濟學所信奉的靈活工資制和價格機制頓時失靈了，從而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大部分理論被永久性地挫敗了，由此為約翰·凱恩斯及其門徒們打開了另一條大門。

2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特征

經濟過程周而復始地運動的特點，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另一條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社會階層或勞動分工具有內成的循環性質。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既充當買方又擔任賣方，從而使商品——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發生交換關系，形成一個環狀的運動軌跡。一種商品的賣出，為該出售者換取了獲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過這樣的交換，商品的賣方取得了一定數額的收入。

該項收入又將被用于購買和消費另一種商品，這是一種需求激勵因素（demandstimulus）。隨著需求增長，商品存貨下降。這種供應匱乏狀態又會刺激生產過程，最終會回歸原始起點，也即通過商品的最初售賣增加收入。這種經濟學思想意味著宏觀的經濟現象可以通過對微觀的經濟決策的觀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釋。一言以蔽之，亞當·史密斯對經濟的理解是：“經濟是多個企業單元相互之間的交互關系?！?/p>

3勞動價值理論

為了使社會的總有用性實現最大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要求對勞動階級進行分工并使之走向專業化和專門化。當時，史密斯相信一個國家的總財富應當以全體國民的財富之總和來計算和測度，而不是按照國王的財富來測算的。史密斯還認為，最直接地創造社會財富的辦法乃是進行社會分工。勞動價值理論（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將勞動力的社會分工與商品交換過程聯系起來，商品標價是與每一商品生產過程投入的勞動力相關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實際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個生產者,通過供應恰當數量的產出，將確定地獲得補償，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產方式”。勞動價值理論表明循環流動具有不穩定性。如果勞動價值理論不成立，事實上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破裂了，那么，凱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帶來的累積性生產效應將損害整個社會。

當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沒有認識到的是，市場也有可能因內部協調全盤失靈而遭到破壞?！八_亞（Say，1767—1832)法則”，也即“市場法則”是政治經濟學內在的一種古典觀念，斷言：“邏輯上不可能遭遇整體的市場失靈”(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復始的經濟流動過程中發生了某個環節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將無法供給一種修復機制，無力使裂縫彌合。因為他們不相信會出現這樣的裂縫。例如，凱恩斯主張財政赤字消費以刺激需求，即為著例。

古典學派的學者堅信，商品價格可以自由地上漲與下降，總是能夠發揮調節作用，保證滿足旺盛的市場需求，但是個體生產者計算錯誤，則是個例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承認個體生產商和供應商存在計算錯誤的情況。

市場也可能并不接受某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所提供的商品。換言之，個體銷售者可以在市場找不到購買他商品的買方，但是，從整個市場來判斷，交易失靈（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發生。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便是個體生產商和銷售商在市場上會面臨尷尬境地。事實上這種困境催生了一種動機，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種動機將協助市場發揮分配功能。1800世紀的工業和技術革命發生之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預測道，某些類型的勞動力商品將發現他們在市場上“不對路了”，提供的服務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相信，本質上“失寵的”個體生產商必須開發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轉而學習新的勞動技能,市場終將回報他們?？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個體生產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暫時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提及社會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為“對經濟活動參與者私人目的的滿足”。實際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重點放在開發資本存量以滿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遺憾的是，勞動力（labor）最終會被視為市場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樣的商品。如果存在勞動階級的話，對他們的制度性保護是極其有限的。工廠18小時輪班倒、童工剝削、骯臟的工作與生活環境，都是因為嚴格遵守市場自我調節原則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制度性的政治體制往往是與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學相伴相生的。由于經濟活動參與者的逐利行為所無意間帶來的結果，政府的與政治的政策隨之形成。換句話說，政治要受制于市場經濟學。如此組織起來的社會，基本上為了經濟市場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經濟市場的方便與效率而驅動的。

另一個殘酷的現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我調節性質的市場將推動工資水平向維持勞動人口的生計的趨勢發展。在后現代世界里,對勞動力的制度性保護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限制這種極度不公平現象對社會造成的破壞。這種巨大的困難造成人們在19世紀很難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義經濟措施。史密斯“看不見的手”理論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對經濟活動可以不加干預，公共機構也不得對之加以干預，由此導致勞動力工作條件惡化、貨幣工資收入減少。

古典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商品的賣方花費金錢，增大消費，實現一種供需平衡。在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假定的市場上，人們沒有什么持有貨幣的激勵，也即不存在什么“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理論(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資本積累理論

在貨幣市場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靈活，并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而作出適時調整，使之對經濟體中的投資與儲蓄達致平衡。古典學派（Classics）并不承認凱恩斯提出的“節儉反證（paradoxofthrift）”。

從古典學派的視角來看，個人生產商選擇支出還是儲蓄，關系不大。隨著生產商儲蓄增加，利息率將下調，刺激投資需求，抵消消費削減帶來的負面效應。這種消費削減是由于儲蓄增長造成的。

資本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下永遠是要受到市場上的儲蓄供應量的限制的。儲蓄是直接測算資本持有者賺取的再生產盈余或利潤的尺度。資本積累要同時受制于和取決于儲蓄的供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支持，實際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財富和社會階層。生產資料的持有人在經濟循環流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將經濟盈余和利潤轉化成為新的資本，由此創造出新的市場，為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出賣售其勞動力。古典學派主張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確保經濟擴張。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特征是私人對財富的積累以及私人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私人財富（資本）的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中，會導致社會生產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長。一個關鍵的假設是：整個社會的資本存量所能夠產生的生產能力總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資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術進步，隨著機器生產工藝的運用，都可能對勞動階級發生“去穩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總體評價及其影響

古典經濟學又稱古典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大約從1750--1875年這一段政治經濟學創立時期內的除政治經濟學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其起源以大衛·休謨（DavidHume）的有關著作出版（1752年）為標志，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為奠基。后來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產生于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枴ゑR克思曾這樣概括地評價：“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钡怯捎诖嬖谥@種理論的批判關系，古典經濟學也就成為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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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4]王祖奇.凱恩斯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思想的產生與時代[J].學術界.2009(06).

第2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浇躺駥W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第3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1、國際政治經濟學引入體育發展研究的社會價值和意義

面對持續惡化的全球貧困狀況，一些國家居住著數百萬世界上最貧窮的人，沒有任何發展機會可言，需要根據具體環境采取具體措施，改善生活機會以促進世界和諧發展。體育對全球發展做出的貢獻，可以歸結為在國際援助和人道主義救援方面的努力。因此，為了縮小貧富差距，體育做出的任何貢獻都必須建立在更大范圍且堅持不懈的工作之上。在此廣泛借鑒國際例證，證明體育在幫助改善當今世界貧困人口的生活機會方面的潛力。

從非洲一些地區流向世界各地的運動員被比喻為一種強有力的國際貿易，其中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運動員離開祖國，轉而效力一些石油大國，如雅加達和巴林等。這種對非洲足球人才的搶奪或許可以等同于不同殖民時期對非洲礦產資源的掠奪。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出力，而世界各地的富有國家獲利。對非洲運動員的搶奪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那時運動員被誘惑進入美國的大學，而如今，世界各地的石油大國直接從非洲購買優秀運動員，運動員的行動自由可能會導致國際田聯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在自由市場規則和資本主義背景下，個體的流動性在日益增加，這點毋庸置疑。但是運動員跨國流動原則不應該損害成員國的利益。作為政策回應，例如尼日利亞收緊了運動員出國簽證的條件，試圖以此阻止運動員的流失。

當前對體育和資本主義存在兩種觀點。其一是從體育發展的角度看待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可以視為當下人民和國家之間的一系列關系。體育是一種普遍信仰，體育同樣也是造成國家和人民之間矛盾的導火索。第二種看法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體育和資本主義的關系。體育或許能夠給許多地方和人民帶來希望，但它同樣也可能成為歷史上對平等原則、公正和緩解貧困的工具。過去通過體育進行的干預工作還不足以實現上述任何一個可能性。

2009年初，國際社會想要努力理解新的金融危機的意義，它的起因、持續過程、結果及可能的解決方案。這場全球危機始于2007年夏天，由信貸緊縮拉開序幕，國際金融系統的崩坍也預示著國際力量平衡中可能出現巨大的改變。雖然這場金融危機始于美國，但權力平衡的變化給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帶來了進一步的挑戰，而這種意識形態至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對西方有著廣泛的影響。美元的價值和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未來很可能取決于中國。有學者觀點認為，這些轉變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面臨的最嚴峻的財政、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危機。

許多世界最貧困的國家繼續拒絕國際社會一次又一次提供的可持續性援助。體育歷來一直被當作人道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充分使用，是許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運動員實現社會流動的可行方法。歷史上有關體育和資本主義的資料中有很多例子，證明歷史上的體育是如何發揮干預作用。在此對既有文獻成果進行回顧，在未來可能新世界秩序的背景下，用一種更有依據的方法對體育和國際發展進行描述性研究。發展面臨的真正挑戰是縮小貧富世界之間的差距，世界上最窮的人，生活在最底層的百萬人民，面臨著不可遏制的悲劇。筆者嘗試探討體育在這一消解世界貧困過程中起到的積極作用。

2、國際援助與緩解貧困：一個新的體育發展議程

第4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在民族地方院校，基于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下同）課程本身固有的復雜性、教材編寫的固化，以及生源狀況與師資結構的特殊性等，教學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問題，致使部分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真諦理解不夠、領悟不深，以致更多地把其當作政治性、意識形態類的批判性課程，而對其與時俱進的品質，如承認市場競爭、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重視不夠，這種認識上的片面性極不利于學生對社會轉型期某些重大改革問題的認知，不利于其自身的社會適應性，進而影響民族地區經濟體制的全面深化改革，阻礙民族地區和諧社會的建構。因而對該課程的改革必要而迫切。

二、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課程本身：內容抽象、邏輯性強、有爭議點

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基礎是馬克思撰寫于19世紀的鴻篇巨著《資本論》，內容主要是從商品這個最基本的細胞開始，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發展的規律性，涉及到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的循環與周轉以及剩余價值的分配理論等。該課程內容比較抽象，語言較為生澀，需要學習者具備高度抽象的閱讀理解能力。比如，對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商品價值的構成與創造、資本的循環與周轉、馬克思兩大部類理論、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規律、農產品按社會生產價值出售等內容的描述就屬此類。其次，知識點前后關聯度大，邏輯性強，需要學習者具有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如若沒有一個宏觀的體系框架做指引，前面的知識又不理解、沒記牢，就會嚴重影響對后續知識的領悟和掌握。再次，一些論點在學術界存有爭議，需要學習者具有堅定的信仰、去偽存真的能力和與時俱進的品質。比如非物質生產部門是否創造價值、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力是不是商品、公有制企業是否存在剩余價值、資本主義是否滅亡、何時滅亡、社會主義國家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等問題，所有這些對生源基礎相對薄弱的民族地方院校文科生而言，是有很大難度的。

（二）教材編寫：假設性案例過多、真實性案例過少

前已提及，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基礎是《資本論》，寫于19世紀，主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發展的規律性，而我們的學生生活在當代，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時代與環境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對問題的理解。而且，相對于被大家深切感知和受用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講，政治經濟學中的理論，似乎離大家很遠，無法受用，這固然與它們研究對象的不同有關———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運行，是比較淺層次的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關系，是比較深層次的問題，但也與教材中案例的多少以及案例與社會經濟生活的貼近程度相關。西方經濟學教材特別是一些國外教材中的案例生活氣息濃厚，現實性強、通俗易懂；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的案例則大多是假設性的，真實性差、晦澀難懂。正如不少學生所反映的，西方經濟學與我們的實際生活密切相關，好學且富有趣味，而政治經濟學缺少具體實例的證明，感覺難以理解、深奧、枯燥無味。可見，深奧的理論如果沒有真實性案例的佐證，就會導致理論陷于抽象、枯燥，缺乏吸引力，容易使理論偏離社會經濟生活，變成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

（三）生源狀況：生源尤其是少數民族生源底子薄、漢語水平不高、學習積極性較低

伊犁師范學院地處新疆伊犁，是一所民族地方院校，錄取分數線較低，生源主要為疆內生源（93.51%），其中少數民族生源占三成（30.57%），且其類別大多為“民考民”（70.76%），少數為“民考漢”（29.24%），就思想政治教育專業來說，2012年計劃招生66人，其中“民考民”35人，占到了總招生數的一半以上（53.03%）。而且由于多數少數民族學生長期生活在民語環境（指在少數民族家庭內部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用民語交流，在民族學校由少數民族教師用民語教材、民語授課、民語問答）中，他們對漢語的理解、掌握和運用的能力較弱；進入大學后，突然轉入陌生的漢語教學環境（指不懂或不熟悉民語的教師用漢語教材、漢語授課、漢語問答），語言上的障礙非常大，影響了其對知識的接收、理解與表達，以及記憶效果。調查發現，不少少數民族學生將“漢語水平不高”歸為他們學習困難的主要原因。而“民漢一體化教學”的超前與不切實際，又使少數民族學生的語言障礙被人為地放大。所謂“民漢一體化教學”，是將民、漢班學生按照學號單雙混合編班，由同一位教師進行授課。但由于民漢學生知識基礎不同、漢語水平不一，也因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與高度抽象性，使得教師講解時在內容多少、理論深淺與語速快慢上不好掌握，最終影響了少數民族學生對知識的接收和理解。此外，由于歷史發展的慣性、經濟的落后、競爭意識的淡薄及非法宗教活動的影響，人們對文化科學的追求在整體上相對內地是落后的。

（四）師資情況：雙語教師短缺，部分教師教改積極性較低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教師的有無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一所院校教育教學質量的好壞?；诿褡逶盒Ｉ礌顩r的特殊性，教學過程中采用雙語教學較為適宜。所謂雙語教學，即在教學中同時使用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及文字教學，教師用民族語言翻譯、詮釋所教授的內容，民族語言起輔助和鋪墊作用，從而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教學內容。但目前的境遇是雙語教師嚴重短缺：漢族教師漢語水平與理論水平較高，但不懂或不熟悉民語；少數民族教師熟悉民語，但在漢語水平和理論知識方面稍遜一籌，這使得雙語教學無法實施。此外，教師作為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需要從事者具有飽滿的熱情和高度的責任感———因為這影響著教師的教學態度，影響著教師教學改革與探索的積極性，影響著教師課堂教學設計、教學環節組織、教學方式方法的改革與完善，并最終影響課堂教學效果的好壞。但不容樂觀的是，部分教師的教學熱情在降低，教學改革的積極性在下降，表現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只顧教，而對學生學不學不太關心，且多不愿意拿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去鉆研教學、探究教學方式方法的改革。

三、對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建議

（一）教材雙語化、體系框架化、爭論多元化、授課分層化

基于政治經濟學課程本身的深刻性與高度抽象性，以及民族院校生源狀況與師資結構的特殊性，為使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可以考慮：一、教材雙語化?？梢杂捎嘘P專家聯合編寫一部適合民族地區學生實際，內容上更簡單易懂的、較少涉及數學的本土化雙語教材（主體部分用漢語表述，頁腳或章節之后將一些抽象生澀的專業術語和關鍵語句用民語翻譯和注解）作為必要的過渡；或者由從事教學的民漢教師合作出一本關于專業術語民漢對照的輔導小冊子，作為少數民族學生課前預習或課下復習的輔助。二、體系框架化。由教材編寫者或任課教師將整個課程的體系框架圖放在導論部分，或將部分框架圖置于篇前或篇后，以利于學生對知識點的串聯和對整個內容的宏觀把握。三、爭論多元化。針對當前熱點、難點，特別是有爭議問題，要求學生獨立思考或在查尋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分組討論，以激發學生探求知識的欲望，于唇槍舌劍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四、授課分層化。途徑可以是由同一位教師授課，針對基礎不同的民、漢班學生，在內容多少、理論深淺、語速快慢以及考查層次上有所區別；或者可考慮打破行政班級的自然劃分，根據學生漢語水平和知識水平分班，因材施教。當然，隨著社會經濟生活中民漢交流的增多，特別是教育領域“民漢合園”“民漢合校”的穩步推行，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水平在逐步提高，因而“民漢一體化教學”也是可以預見的。

（二）增加與理論相契合的案例，與時俱進關注時事

理論只有在案例的佐證下，才能增強學生的理解力和信服力。雖然任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用自選案例對理論進行講解，但因水平有限易致所選案例與理論的契合度不高。因此，建議所用案例最好還是由專家經過深入研究、審慎選擇后再加入到教材中，以達致與理論的契合。具體來說，除增加教材中歷史性的案例以對理論進行歷史的考察之外，應更多地增加教材中現實性的案例以對理論進行現實性的論證。因為理論只有與實踐相結合，解釋現實，指導現實，才能更好地凸顯其有用性和鮮活的生命力。而所謂契合性，是指能夠真正闡釋理論的，不是生搬硬套、牽強附會的。比如，可以用圈地運動闡釋資本原始積累，但卻不能用來闡釋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原始積累發生在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之前，強調的是“暴力剝奪”，而資本積累出現在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之后，突出的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此外，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要求任課教師不能僅局限于教材固有內容，而應更多地關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適時地將有關理論創新或典型案例充實到教學過程中，必要時與學生展開互動討論。

（三）教學過程輔助情境展示，鼓勵學生適當參加社會實踐

為增加理論的可感知性和可受用性，需要學生“身臨其境”，即進入理論所描述的情境之中，增加切身的體驗感。具體做法：一是，在課堂上教師先講解理論知識，然后讓學生模擬經濟生活中的場景，最后根據場景展示的內容與學生共同總結回應所學理論知識；或者以作業形式課后由學生將所學理論知識消化吸收后排成具有一定故事情節的經濟小品。這種方法生動有趣，易調動學生參與學習的積極性，可避免空講理論知識的單調與枯燥。二是，借助一些社團組織，如社會實踐與就業指導協會，邀請企業相關負責人跟大家面對面、近距離地講述企業創建、資本運作以及市場競爭等；或者鼓勵學生在保證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假期參加社會實踐，進入工廠、企業打工實習，獲得第一認知，以突破意識形態的局限，更好地理解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創新，更深刻地領悟我國經濟體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好地助推大學生的多渠道就業，為民族地區和諧社會的建構貢獻力量。

（四）探究部分教師教改積極性低的成因，多管齊下予以解決

部分教師教改積極性低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歸結起來有以下幾種：一是，科研重壓使得教師無暇更多地顧及教學。在現有考核體制下，達不到科研標準，無法晉升職稱，完不成科研任務，就有被高職低聘的風險。在利益的權衡下，沒有多少人愿意更多地去關注教學。二是，陳舊呆板的教學管理束縛了教師的手腳。教師上課要帶齊教材、教案、大綱、進度計劃等教學常規，要嚴格按照進度計劃授課，否則就有被通報罰款的風險，這種呆板模式化教學的規制和懲罰性的約束使得一些教師傾向于中規中矩授課，規避創新。三是，教師的職業倦怠使然。教學、科研、學生工作及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壓力，使得部分教師產生負面情緒，導致不同程度的職業倦怠。四是，學生厭學情緒的影響。受社會、學校、家庭中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一些學生根本就不愿學，如此，也嚴重挫傷了教師教學與教改的積極性。鑒于此，要激發教師教學與教改的積極性，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作為高校，應該有一個明確而科學的目標和定位。既然定位于教學型大學，就應把教學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而不能“唯科研是從”。為此，制度上，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改革現有考核體制，將教學人員與科研人員分開考核，同時建立并完善教學改革的相關激勵機制，激發教師的教學熱情；管理上，要切實為教師創造一個良好寬松的教學環境，并通過設立專職班主任等方式，將專職教師從瑣碎的學生工作中解放出來；服務上，要為教師教學改革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如經費劃撥、進修訪學機會的提供、軟硬環境的改善等。第二，作為任課教師，應常態化地通過訪談、問卷調查、課程評議等方式傾聽學生的心聲，了解學生的合理訴求，并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加以滿足，因為教學過程不是“教”與“學”彼此分離、毫無關聯的“單口相聲”，而是教師與學生雙向互動、彼此交流的“雙口相聲”。如果教師的“供給”與學生的“需求”不匹配或匹配度不高，教學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第三，相關各方應協同努力化解民族地方院校大學生的厭學情緒，激發其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因為厭學情緒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有多方配合形成融貫性的合力，才可能化解。

四、結束語

第5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1.教材的選擇不能體現其民族地區地方高校的特點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政治經濟學使用的教材與全國其他高等院校趨同，其民族地方特征未能體現。民族地區高校的學生知識準備相對欠缺，一些涉及政治經濟學相關方法，如：數學分析法、模型分析方法等未能學習和掌握，學生學習到政治經濟學中相關知識時，只能是一知半解，教師難以開展系統的教學活動。民族地區高校政治經濟學的教材一般都選擇全國統編教材，目前使用的是由逄錦聚等主編的面向21世紀政治經濟學教材(第四版)，內容龐雜，采用的數據陳舊，理論內在邏輯關系不緊密，涉及地方尤其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熱點、難點和具體問題的內容案例很少。

2.政治經濟學教學師資薄弱教師的教學水平直接關系到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的問題，師資問題是決定教學環節的關鍵因素。民族地區地方高校師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數量少，結構不合理，知識老化。教授政治經濟學的專業教師數量少，教師年齡普遍偏大，青年教師比例少，教學能力不高，難以完成教學任務。師資培訓的經費欠缺，教師參與學術交流的機會很少，教學和科研水平難以提高，教學質量得不到保障，不能滿足培養人才的需求。

3.政治經濟學傳統的教法與測試方法亟待改革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教授政治經濟學的大多數老師仍采用傳統的板書方式授課，上大課，老師臺上教，學生臺下聽，“滿堂灌”致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未能調動起來。民族地區地方高校的辦學條件在不斷改善，大多數學校已建有多媒體教室，但其設備現代化程度不高，同時由于教師年齡偏大在運用多媒體教學設備、收集材料、PPT制作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如：不熟練、收集材料困難、PPT制作難度大、備課量大等因素，致使政治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抽象的理論、數據分析、模型等，需要用課件影像資料來形象深動地闡明，而得不到運用，使其問題更加復雜化和抽象化，傳統的教學方法既單一，教學效果又不佳。政治經濟學很是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要運用理論去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接受檢驗，由于受傳統考試方法的影響，政治經濟學課程的考核基本是通過期末閉卷考試，既簡單又單一，造成學生只關注書本知識、死記硬背、脫離實際，很難體現對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具體問題的實際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學生創造性的發揮。

4.政治經濟學教學實踐環節缺失政治經濟學既有較高的理論性，又有很強的實踐性，尤其重視實踐經驗的總結，應用性很強，但民族地區高校由于受傳統教學模式的影響，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教學實踐，加之高校擴招，教師教學任務繁重，很難抽出時間組織學生深入到基層、企業、經濟開發區等去調研，一些涉及本民族地區的重大經濟現象、重大經濟問題、熱點、焦點、民生的問題，無法從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找到答案，從而削弱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指導價值，削弱了高校為地方經濟建設的服務功能，極大地挫傷了教師與學生“教”與“學”的積極性。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進的建議

1.結合民族地區的實際著力充實教材內容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政治經濟學在使用全國統編教材的同時，應結合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教學大綱和補充教材編寫工作中，以政治經濟原理為指導，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成熟的案例來突破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熱點和難點引導學生討論，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激發創造性，完成學習任務，實現培養目標。

2.通過引進和培養人才，建立一支結構合理而又穩定的師資隊伍民族地區地方高校大多數建校時間短，師資力量還比較弱，高學歷、高職稱教師達不到要求，而且教師隊伍不穩定，為此應集中力量重點解決教學骨干教師的問題，一是要實施人才引進計劃，積極爭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出臺各種優惠政策，搭建科研平臺，創建能引得進、留得住、出成果的人才引進機制，通過人才的引進，優化師資結構；二是要通過“西部計劃”、“教授工程”等措施將優秀教師送到重點院校進修學習，提高專業知識水平，通過培養改善師資結構；三是要大力支持和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國內學術交流活動與合作，要求教師深砧教材，掌握學科發展前沿，發現學科新問題，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學能力；通過以上措施從而形成一支結構合理較為穩定的師資隊伍，確保政治經濟學教學的穩定發展和質量的不斷提高。

3.與時俱進，充分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改進教學方法政治經濟學理論性較強，傳統的教學方法是教師從基本概念范疇出發，通過邏輯推理、抽象思維在黑板上一步步演繹出一般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然后圍繞這些原理引用一些事例加以分析和證明，教師把備課、教學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疇的界定和邏輯推理上，追求理論體系的邏輯性、完整性，因受課堂時間的制約而理論聯系實際顯得有些欠缺，學生學習時感覺抽象難理解乏味，難以激發學習興趣。而通過多媒體運用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文字、圖形、影像、語音等方式來演示教學內容，將政治經濟學中許多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論、復雜的邏輯關系直觀、清晰地表達出來，其教學效果，具有十分明顯的作用，為此教師應努力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面對現代化多媒體教學手段提出的更高要求，教師要熟練和掌握多媒體的運用，要求教師要制作自己的課件，通過課前大量的準備、課件的制作，在課堂教學時節省傳統板書時間，傳授大量信息，既改變了傳統單一的教學方法，使教師的教法更具靈活性和創造空間，又有利于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同時民族地區地方高校要克服辦學經費困難的矛盾，積極爭取多方支持，加大投入力度，加強現代化多媒體教學設施的構建完善，為教師的教學提供力所能及的硬件設施，為實施現代化教學手段提供前提基礎。

改革傳統考核的方式，注重對學生的全面考核。課程考核既是對學生學習過程掌握知識程度的檢測，又是對教師教學效果的檢驗，主要是考核學生對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靈活運用基本原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根據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特點，考核可采取口試、作業、討論、案例分析、筆試等形式，考試和口試主要是考核學生基礎理論和相關實踐問題分析的能力；課堂討論、案例分析和作業主要考核學生的綜合運用能力，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新意識。

第6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 課程建設 思考 實踐

【基金項目】本論文是長江大學校級教學研究項目《政治經濟學課程特色與支撐教學研究》（JY20111015）和長江大學2012年校級精品課程《政治經濟學》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2）08-0248-02

改革開放以來，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現實相對應，經濟學成為了一門顯學。但是相對于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咄咄逼人的“經濟學霸權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大學中的地位卻有不斷邊緣化的風險。其課時不斷被削減甚至被取消，那么政治經濟學是不是如某些“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完全過時了，根本不成其為科學呢？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雖然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具體觀點的確已經不適用于當下（事實上有哪一個學派的經濟學觀點不受時代的限制呢？），雖然其研究的具體方法還需要不斷擴展與深化（事實上哪一種數學的、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不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呢？），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方法和核心結論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獨特的理論價值，例如政治經濟學對于人的命運的關注遠遠重過對單純物質財富的追求，其研究方法也更加重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間的總體性而不是孤立的分析經濟問題。所以，《政治經濟學》課程不能接受被邊緣化的“宿命”，應該有所作為，但是要得到人們的理解與尊重，關鍵還是要把課程自身的建設工作做好，做實，長江大學學院近十來年來在《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建設中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并據此在實踐中展開了如下四個方面較扎實的工作：

一、教學計劃上——思想高度重視，課時充分保障

眾所周知，是一個涵蓋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在內的博大的思想體系?？紤]到《科學社會主義》作為一門獨立課程在大學本科階段已經基本停開，其很多內容事實上已經納入到《政治經濟學》課程，特別是其社會主義部分進行學習與討論的事實，對于《政治經濟學》課程，如果思想上再不重視、課時上不保障，那么所謂系統、完整的傳播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這種支離破碎的理論的學習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學生很難履行其未來工作的基本使命。為此，2003年長江大學組建后，政法學院（現學院）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專業一直非常重視《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工作，盡管在長江大學校內有一工部[一工部：全稱“一年級教學工作部”，是長江大學為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加強大學生的基礎教學和養成教育，建設優良學風和校風，于2006年5月成立的。學校從2006級大學本科學生（外語、體育、藝術學院學生除外）開始，實行“1+3”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在一年級集中開設思想政治理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計算機等基礎課程，進行集中教學、集中管理。然后進入后三年的專業課學習。][1]改革、在政法學院內部也進行過政法大類培養的嘗試，為此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課時也不斷有所調整，但是，《政治經濟學》課程要學習兩個學期、一個學年的做法從來沒有改變，其總課時一直保持在102-119課時之間，總學分也一直穩定在6-7個學分之間，使得《政治經濟學》課程與《哲學》課程一道屬于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專業課時最多，學分最大的兩門專業核心課程之一。

二、教學內容上——體系完整系統，觀點開放多元

是由其立場、方法和觀點共同構成的。所以，《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體系也必須完整的統籌這三個方面。

致力于最大多數人的自由與解放的基本立場表現在政治經濟學上，就是他比別的經濟學派別都要更加關注人——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命運，關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在教學中強調這一立場就能夠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很好的區別開來，在貧富懸殊較為嚴重的當下也更能凸顯《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時代價值與現實意義，更容易引起同學們的共鳴與學習思考的興趣。

在方法方面就是要強調它的唯物、辯證的方法，在教學計劃中我們有意識的把《政治經濟學》課程和《哲學》課程安排在同一學年學習，這樣就能使同學們用學到的哲學方法去分析經濟現象，反過來又用經濟學的理論和事實具體化哲學命題的內涵。例如貨幣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長期發展的產物這一經濟學判斷離開了哲學中聯系、發展的辯證法觀點是無法深刻理解的，反過來貨幣產生的四個階段的知識內容又會極大地充實與具體化同學們對“發展”這一抽象范疇的認識。

在教學內容體系方面，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普遍比較繁瑣，一般的教材都多達十數章，甚至二十多章，這樣就會使教學內容過于龐雜，模糊了學生學習的焦點。為此，我們在總結多年教學實踐的基礎上，把實際教學內容簡化為一個導論外加八章，即：導論政治經濟學概述；第一章商品經濟；第二章資本主義經濟；第三章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演化；第四章社會主義經濟；第五章市場經濟體制；第六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第七章市場經濟中的宏觀調控和第八章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經濟的科學發展。這樣的安排既堅持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經典體系，也遵循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打破了把政治經濟學區分為看似黑白分明的資本主義部分與社會主義部分的傳統二分法，把這兩種經濟制度看成是人類為了謀求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總體努力的一種整體進程，同理市場與計劃的優勢與失靈在整個教學體系中也得到了均衡的表述。

在精簡優化教學體系的同時，我們還注重不斷擴展實際的教學內容。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立場與核心觀點的同時，也注意吸取一切有益的國內外新理論、新觀點，使得《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有更大的包容性。例如，在資本問題上，我們一方面堅持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規律，另一方面也介紹科技進步、新教倫理、甚至個人的理財與生活方式對資本積累可能產生影響等開放多元的觀點。其他例如在經濟周期、全球化等內容上我們也盡量介紹各個學派的不同觀點，拓寬了同學們的經濟學視野。

三、教學方法上——教師真情投入，學生學講并進

在《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中，我們要求教師不僅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更要有對《政治經濟學》課程基本理論與觀點的高度認同。只有這樣，《政治經濟學》在教師那里才會不僅僅是一門課程，同時也是一種信念。而只有當教師把《政治經濟學》課程當成自己的一種堅守，他才會真正的全身心投入，用激情去感染學生，并由此以政治經濟學內在的邏輯力量去征服學生。

在教師具體教學方法的使用上，我們也根據教學內容不斷調整和轉換，《政治經濟學》課程第一學期的重點是要講透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難點是要培養同學們分析經濟現象時具有邏輯與抽象思維的能力。所以，這一階段更適合采取傳統的板書式教學方法——它看似“傳統”但是卻比“PPT”更能夠保持教師教學內容的思維連貫性，在自由的講述之間傳達出政治經濟學理論迷人的邏輯力量。當然，老師的灌輸式教學法并不是單向的，我們還非常注重教學反饋，利用QQ群，短信，課后作業、課堂提問等方式隨時發現同學們在學習中的困難與困惑，并且在第一時間給予及時解答。

《政治經濟學》課程第二學期的教學重點是分析實際的中國經濟問題，考慮到同學們在第一學期已經較系統地學習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加之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是師范類專業，所以第二學期的教學方法將由教師灌輸為主轉向強調師生教學互動，特別是抓好學生的講課工作。在師生互動方面，第一我們開始采用開放式互動教學模式，即教師上課只提出講課要點與問題，同學們先分組討論，最后再集中陳述各小組的基本結論。這種開放式互動教學模式對于鍛煉同學們的教學組織能力，問題凝練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都有明顯的幫助。第二就是學生講課。在學生講課組織上最大的風險就是倉促上陣，缺乏團隊精神，老師偷懶，學生好玩，根本達不到以講課促進教學的目的。在實踐中，對此我們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

1）提前確定講課內容。在第二學期一開學就讓同學們根據自己的興趣確定互不重復的15分鐘講課內容，并且明確自己的講課時間，使他們及早進行充分的準備。

2）分組與小組預講。正式的教學課時是有限而寶貴的，如果不經過預講直接講課，時間與效果肯定不好控制。為此，我們按10個左右同學為一組先分小組，然后在小組范圍內先進行預講，由小組成員相互檢查講義、課件，并點評預講時的優點與改進意見。

3）正式的全班講課。通過前面的細致安排，在全班范圍內講課時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與時間的控制往往都比較到位與準確，在每一個同學講課后，教師都要對其教案、多媒體課件，板書，語言表達、教態等問題提出簡短的點評。

4）嚴格控制教學規模。為了確保各種教學方法取得實效，我們還注意嚴格控制教學規模，一直把班級規?？刂圃诿堪?0人左右，這種規模使得老師講課，開放式互動教學與學生講課工作的效果都能夠切實得到落實與保障。

通過高質量的學生講課環節，我們同學的師范職業能力得到了不斷提高與完善，在校級與全省的講課比賽中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也增強了其就業競爭能力。

四、課程建設上——三位一體推進，理論聯系實際

在全球化與知識爆炸的時代，要使《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建設工作健康可持續，必須要有整體性的三位一體觀念，即：課堂是核心，教材是基礎，網站是擴展。無論時代怎樣發展，抓好課堂教學始終是任何一門大學課程建設的核心工作，在這個環節上老師不全心教，學生不認真學，一切都是空話。同樣一門課程面對不同的教學對象，其教材應該體現出獨特的針對性和一定的適用性，所以，我們在總結過去多年教學經驗的基礎上在2010年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這本自編的教材文筆生動，視野開闊，深入淺出，我們自編教材的三個愿望，“1） 給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注入人文的關懷與道德的考量。2）給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提供開闊的視野與鮮活的生命。3） 給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留下想象的空間與討論的時間?！钡玫搅送瑢W們的高度認同，教材使用近3年來受到了同學們的一致好評，也為保證課堂教學水平與質量進一步夯實了基礎。課堂再好，總有下課的時候；教材再好，但是更新相對緩慢，在好的課堂與教材的基礎上建設一個高質量的 《政治經濟學》精品課程網站就變得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從今年開始我們把課程建設的重心開始轉向網站建設，希望這個網站更新更快，互動更好，成為一個跨時空的、永不打下課鈴聲的云課堂。

學說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對于實踐的高度重視，即真正有說服力的理論不僅要能夠解釋世界還要改變世界，所以，我們在《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建設中也始終重視理論聯系實際的環節。通過學生講課抓師范能力建設；通過安排學生深入仙洪試驗區調研，參觀美的荊州工廠等了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荊州工業發展的實際。通過這些生動具體的工作，就會使同學感覺到所學的東西有用，學會的東西不足，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釋，這一切反過來又會轉化成他們未來更大的學習興趣與思考動力。

總之，成功是勤勞者的獎賞，宿命是無為者的辯白，實踐證明只要真抓實干，在當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是可以建設好的，它完全可以避免被邊緣化的“宿命”，仍然有可能成為最受學生們歡迎的課程之一。

第7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鶜W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皣H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第8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關鍵詞】案例教學法 師生互動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2）07-0043-01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涉及到社會經濟運動的本質、矛盾及其運動規律，理論性強、學術流派多、是學生覺得比較難學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在教學實踐中，借助多媒體平臺實施案例教學，豐富了教學手段，有力地促進了學生對抽象經濟學概念和原理的掌握和理解、提高了學生運用經濟學理論認識和解決社會經濟運行問題的能力。

案例教學是在教師的指導下，結合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組織學生對案例進行分析、思考、討論和交流，幫助學生理解經濟范疇和原理，提高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教學方法。案例教學法能讓學生在案例的思考、分析和討論過程中，逐步培養起完整而又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的教學方式。

2007年底我們著手進行貴州省高教處設立的“案例教學法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的運用”課題研究，課題組老師多次深入企業、鄉村，尋訪公司管理人員和田間農民，了解企業、鄉村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管理運行機制，并借助網絡、電視媒體收集大量文字、視頻資料，經過精心篩選，編輯了“關注價格”、“關注中國制造” 等七個專題的案例，廣泛收集國內外專家從不同角度對各個專題進行深入詳實分析的視頻資料。例如，“關注價格”這個專題，涉及近幾年倍受關注的豬肉、糧食、大豆、石油四類商品價格，注重從點到面，從局部到全局分析的特征，幫助學生理解有關價格這個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和原理?！柏i肉價格”側重從價格波動背后分析供求對價格的影響；“糧食價格”側重從價格波動中分析合理的農業產業結構對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性作用；“大豆價格”側重從價格波動中分析面對外資大舉進入國內市場，中國如何保障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全和獨立；而“石油價格”則側重透過價格波動，分析面對經濟全球化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中國經濟應該如何布局，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如何應對，通過四類商品價格問題的分析，讓學生對價格理論的理解逐步深入，知識能力得以提升。2008年中國步入奧運倒計時，奧運會引起了眾多中國人的關注，根據這一情況我們收集了奧運經濟專題，從洛衫機奧運會的扭虧為贏、奧運經濟現象的興起，到各國借舉辦奧運帶動經濟發展，企業借奧運商機做大做強的具體案例，透過當事人的分析、企業的具體經歷，讓學生更好地理解了“發展經濟”源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亮點。隨著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國內國外媒體給中國經濟戴上無數的光環，為了讓學生保持清醒的頭腦，正確看待“世界制造中心”、“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等美譽，了解“中國制造”的傷痛，我們整理了“關注中國制造”專題，講述了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歷史沿革、存在的問題、發展的潛力，并與八十年代的“日本制造”進行比較，尋找如何打造“中國制造”競爭力的途徑，幫助學生正確建立對中國經濟的信心。2007年4月2日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的破產，引爆了殃及全球、持續數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次貸危機”這個中國人非常陌生的概念，越來越成為眾多人關注的焦點，于是我們又整理了“美國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專題，收集媒體對國內外專家的訪談、評述，對次貸危機爆發的背景、原因、對美國和世界金融領域的影響，可能引發的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以及后危機時代的一系列經濟問題，進行全方位的分析介紹，使學生能夠比較清醒地了解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并逐步形成自己對經濟形勢的見解，讓教學不僅成為知識傳播的途徑，更變成能力培養的舞臺。在收集整理案例的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案例要盡量保持完整、涉及的問題要有啟發作用，要有利于學生對案例所涉及知識形成完整的認識和理解，這樣的信念使案例教學法在教學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第9篇：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1.政治的生成與傳播

政治貌似熟知，其實無法定義，因為政治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固定在哪種含義上。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達爾曾說:“確切地說，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復雜的事物，很可能還是人類所遇到的最復雜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備處理政治復雜性的技能，人們就會草率或過分地簡化政治，這就是危險。公正地說，我們認為，大多數人確實都把政治簡單化了?！雹偎裕J知人類的政治，需要從歷史和邏輯兩個角度展開。從人類政治歷史演變的“歷時態”看，政治與國家、經濟、社會關聯。與國家關聯的政治，按照馬克思的理解，政治現象是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即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的產物，因而，各種復雜紛繁的政治現象所體現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社會中各階級圍繞著“國家”的統治權力而展開的激烈斗爭。因此，從與國家關聯的角度來認識、把握、研究政治，是貫穿人類幾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線，直至當代仍然如此。與經濟關聯的政治，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人們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生活還沒有什么獨立性，在很大的意義上政治生活就是他們相對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會生活。當人們的維持生活與生產資料的經濟生活逐步凸顯出來越來越具有獨立意義的時候，人們便從與“經濟”相對應的意義上認識、把握和對待政治了。應該說，在當下社會里，人們對于政治的認識更多的是從與經濟對應的意義上，或者說是從與經濟關聯的維度來把握和認識政治的。與社會關聯的政治，從社會維度對政治的認知和把握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境界，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產物。在人類社會諸多領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們的政治生活就是“社會”生活，這種政治、社會生活可能僅僅只是相對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如果說，這可以視為從社會關聯或意義上的“政治”，那么毫無疑義，這種界分是完全不自覺的。隨著經濟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對政治的制約，人們從與經濟對應的意義上認知和把握政治，而當人們能夠自覺地從高于經濟和政治本身的境界來把握政治的時候，實際上又是從“社會”的境界和意義上對政治的把握。這正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過程。從國家、經濟、社會三個維度所規限的政治，即政治的“歷時態”生成過程，可以歸納為政治的國家化、經濟化、社會化過程。這種過程既是一種時間意義上的歷時展開過程，又是空間意義上的橫向擴展過程。這種過程正是政治從無到有、從己到人、從私到公、從內到外、從一到多的通過“傳播”這一根基性路徑的生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傳播在被理解為“人類社會的特質”的基礎上與政治的本質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為:沒有不通過傳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沒有被統治者的統治者一樣，即所謂的“政治即傳播”。這種看法的深度與視角，可能不同于現在人們對政治傳播的理解與解釋，尤其是傳播學學者對于政治傳播本質的看法。我們沒有具體展示所謂政治傳播的歷史形成過程。比如，在中國歷史上從堯、舜、禹及上古時期《尚書》《左轉》等所記載的“口傳”政治，先秦諸子百家的“說服”政治，秦漢時期的“書刊”政治，唐宋時期的“進奏”政治，元明清時期的“特務”政治等;在西方歷史上，古希臘羅馬乃至中世紀的辯論修辭政治，近代資本主義時期英法德的報業新聞政治，美國的宣導性政治，以及傳播學創建后在傳播技術與新媒體引擎下的說服政治、修辭政治、溝通政治等。在我們看來，展示這樣具體的對政治的傳播過程，在理論上并不能揭示傳播的政治本質和屬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樣運用傳播來實現自己的。毫無疑問，展示政治是如何運用傳播或者在政治范疇中討論政治，無法說明我們上述的政治在“國家化、經濟化、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規定性這一理論見解。所以，這種理論，看來看去，還是一種傳播學，而不是政治傳播學。

2.政治統攝傳播

傳播是一種交流，交流是一種過程，是一種信息流動的過程。在這里，實際上“信息”是傳播的核心，比“流動的過程”更為重要，至少說二者同等重要。但傳播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預設了這種信息，即把這種信息當做一種既定的東西，認為傳播的變化就是傳播過程的發展，認為傳播學就是研究這種過程之規律的學問。毫無疑問，傳播的“過程”本身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確實越來越復雜，但是，研究者們把這種過程研究得更加復雜。打開現在任何一本傳播學著作，濃墨描寫的是過程。諸如線性的、非線性的、單向的、雙向的、立體的、直接的、反饋的、系統的;還有所謂拉斯韋爾模式、神農———韋弗數學模式、奧斯古德模式、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德弗勒反饋模式、賴利夫婦模式、馬萊茨克模式、鮑爾———羅克希依賴模式等等，紛繁復雜，眼花繚亂!說實在的，不僅僅是非傳播學研究者們很難理解和消化，就是有些研究傳播的學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為了使問題回歸簡單樸素，我們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溯了，就讓我們回到“傳播學之父”施拉姆當年對傳播的認識和研究上來。施拉姆確認傳播的“人類社會特質”的基本思想后，認為傳播是一種信息流動的過程，雖然之后他對“傳播關系”“傳播行為”“傳播契約”“傳播過程”等展開不斷深入的研究，但是，這種研究，與他對“信息”的認知是同一的。就是說，傳播過程的展開與被傳播之“信息”的生成擴展相互依托，是同一個過程。這一點，被后來的傳播學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對傳播過程的研究上。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傳播學只看到傳播形式而看不到傳播內容的原因。事實上，施拉姆當年創建“傳播學”時，首先研究了傳播的內容———“信息”。在他《傳播學概論》里專門有一節是談“信息的性質”。他指出“信息是傳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了香農和韋納的思想，認為“凡是在一種情況下能減少不確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眴栴}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著所講的大量的通過信息流動“減少不確定性”而形成“確定性”的過程，正是信息的“社會性內涵”的生成與展示過程。換句話說，我們是要通過人的社會性本質的生成與展示過程，才能知悉“傳播”究竟在傳什么!這也是“傳播”必須由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來說明的原因。施拉姆當年這種研究思路清晰易懂:“社會是各種關系的總和，在這些關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們要明確了解的一點是:人類傳播是人做的某種事。它本身是沒有生命的。它本身沒有什么不可思議的，除非是傳播關系中的人使之成為不可思議。訊息本身并無含義，除非是人使之有含義。因此，我們研究傳播時，我們也研究人———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與他們所屬的集團、組織和社會的關系;研究他們怎樣相互影響、受影響，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別人和受別人教，娛樂別人和受到娛樂。要了解人類傳播，我們必須了解人是怎樣相互建立起聯系的。”②當我們認為，傳播過程受制于所傳播的內容，而傳播的內容即“信息”的內涵是人類社會性本質的具體生成與展開的時候，傳播本質中的政治要素便凸顯出來。也就是說，傳播的“使不確定性不斷地走向確定性”的過程，正是一個傳播的內容不斷地社會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傳播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不斷地政治化的過程。傳播的社會化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也是一種政治化過程，這是我們觀察與探究“傳播究竟在傳播什么”的一種理論視角。其實，現實發生著的傳播歷史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一點。2003年，法國學者埃里克•麥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傳播理論史———一種社會學的視角》，這部優秀的著作從社會學的視角對西方傳播理論史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麥格雷提出了研究傳播的“三個維度”:“要更準確地定義傳播這個詞，必須選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詭辯論的角度，接受社會科學奠基人和繼承者以不同方式發出的邀請，把傳播看成一個我們永久居住的三維空間?！覀€人贊同的表述是:傳播現象是一個‘自然的’‘文化的’和‘創造性的’現象，三層意思的重要性逐層遞增，分別對應的是與客觀世界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和社會政治秩序?！雹坳P于三個維度的關系，麥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統攝傳播”的學術思想:“把握上述三個層面、三個世界的關系，是傳播研究面臨的一大挑戰?！瓊鞑ナ紫仁俏幕聦嵑驼问聦?，其次是技術事實?！雹堋翱腕w、社會關系和政治秩序，是傳播的題中應有之義。任何一種傳播學理論都是由幾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組成的:人與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對權力/文化關系的判斷、統領全局的政治秩序觀。……任何理論都是由科研預設以及意識形態、倫理觀念和政治判斷組成的。無視理論某個部分或多個部分事先已經納入的觀點，就可能冒倒退的風險。學術研究思潮的發展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雹菘梢钥闯?，麥格雷在這里已經突破了社會學的視角，講的是研究傳播所應堅持的哲學和政治學立場，是從傳播的社會本性出發超越了社會學本身。他據此非常推崇馬克思側重于意識形態的關于社會關系本質的理論，推崇涂爾干關于社會共識與社會整合的理論，推崇韋伯關于社會行動的理論。麥格雷尖銳批評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由于互聯網、新技術和新經濟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傳播學研究的“技術決定論”的死灰復燃。他認為這種對傳播的研究，偏離社會與政治的軌道，是傳播研究的“回歸客體”式的“不可能的倒退”。

二、政治傳播與傳媒政治

在理解政治傳播的內涵與廓清政治傳播的邊界時，還應該說清楚政治傳播與“傳媒政治”的關系?，F在，很多的研究自命為“政治傳播研究”，而其實質是一種傳媒的政治研究?，F在的研究狀貌，與其說是政治傳播研究如火如荼，不如說是“傳媒政治”研究如火如荼。有學者認為:“傳媒政治是從傳媒的視角研究政治和從政治的視角研究傳媒的一門政治學的分支學科。就它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來說，它指傳媒與政治關系及其一般規律，是政治的一種手段和形式，是關于傳媒的權力構成和權利分配?！雹藓苊黠@，這種界說似是:傳媒政治是從政治的視角研究傳媒，而無法達到從傳媒的視角研究政治，從傳媒是無法深入到政治的。這種情況下，是根本無法探求“傳媒與政治關系及其一般規律”的。在我們看來，所謂傳媒政治，已經是下沉到政治傳播很低層面———以媒介作為傳播工具———的一種具體的媒介研究，正像我們同樣可以從社會、文化、經濟、技術等角度研究媒介一樣。如果非要給傳媒政治尋找一個“歸宿”，勉強可以歸為“傳播政治學”(如果能構成一種“學”)。當年麥克奈爾在她的《政治傳播學引論》中已經非常明確把“政治傳播”與“傳播政治”做了區別:政治傳播講的是“關于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⑦，而傳播政治指的是以政黨等為主體的通過政治廣告、政治公關等形式為自己的競選而做的具體行為。媒介，只是其中一個角色而已。若再深究一下，在我們看來，政治傳播，著力的是人類社會中政治與傳播的本質性融合，它立足于與社會“同一”的人類政治生活。這種理解中，政治與傳播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均居“本體”地位;而所謂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傳播，以單純的傳播為“本位”，研究傳播與政治的關系，研究傳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與功能。因此，這種研究的著力點是“政治的媒介化”與“媒介的政治化”。最近出版的美國學者米蘭•本奈特和羅伯特•恩特曼主編的《媒介化政治:政治傳播新論》，雖然以“政治傳播新論”作為副標題(這種標題誤導了很多讀者)，其實，正是一本研究“傳播政治學”的著作。在我看來，作者在書中把“傳播政治學”說得很清楚:“本書旨在探求媒介是如何通過影響信息交換，從而影響人們在政治活動中的思想和行為的。”⑧這個“宗旨”準確地說明了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那么，為什么會把“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看得如此重要，作者聲明道:“媒介化的政治傳播已經在當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據了核心地位。盡管傳統政治的諸多形式，諸如挨家挨戶式的游說、政黨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開展等仍然沒有消失，人們也依然可以在沒有媒體參與的情況下直接進行政治討論。但是很多的政治組織已經認識到，如果沒有多方面的運用，政治統治以及一系列相關的步驟(諸如形成輿論等)是不可能以其現有的方式順利實現的?！雹嵴蝹鞑ヅc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的差別在于，如何理解人類社會生活中政治與傳播的地位及其關系。那么，這里的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是如何認識政治與傳播的，作者在書中的觀點是頗具代表性的:“在此，我們講‘政治’寬泛地定義為社會中‘對價值的權威分配’。這里的‘權威’指的是公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決策者借由其權威地位，依靠公民自愿分配或強制行使權力，以控制、管理社會內物質、服務、衛生福利、人身安全和其他價值的流動。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民主社會，從統治權的角度來看，個人的權力并不平等。因此在現代民主之中，傳播順暢與否是衡量權力大小與平等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標。通過傳播，人們不僅能夠使自身的價值觀念和利益(或‘偏好’)為人所知，而且還能夠了解政府的活動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人們這些偏好。傳播可能會掩蓋政治決策者背后的動機和利益瓜葛，從而對社會中的權力和政治參與產生負面影響。但傳播也能夠通過促進公眾參與政治決策，在這些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⑩將政治傳播與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區別開來，有利于回歸政治傳播的本原，沿著正確的方向深入研究政治傳播。

三、政治傳播與傳播政治經濟學

在研究中，還有一個核心命題就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它也往往與政治傳播糾結在一起。從外部形態看，傳播政治經濟學比前面所說的“傳媒政治”的研究對象要規范、系統，因此，說到傳播政治經濟學，人們似乎容易接受，而把“傳媒政治”當作傳播政治學，人們可能還不以為然。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傳播學研究中一個獨特的流派。“這個流派完全有別于美國的實證學派，它著重分析傳播體制的經濟結構與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過程，從而揭示傳播與文化工業的復雜性，以及通過資本實現的傳播與文化活動對社會過程的影響。通過對傳播的所有權、生產、流通和受眾消費等層面的分析，傳播政治經濟學試圖展現傳播的社會權力關系?！爆伂嫝炓话銇碚f，傳播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范式在傳播學中的具體應用，或者說，支持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性理論是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范式是從政治、經濟即權力和資本關系的角度來看待社會現象的世界觀及其研究方法。它被定義為并聚焦于對社會關系尤其是權力關系的研究上。眾所周知，這一理論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馬克思。19世紀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其核心的理論是唯物史觀。具體到傳播學領域，傳播的政治經濟學范式認定媒介及其信息傳播是社會控制的一部分，把媒介的整個傳播過程看做是一種包括傳播資源生產、分配、流通、交換、消費各環節以及宏觀決策的經濟活動，把所有的媒介產品當商品，從而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大眾傳媒支配和控制的權力關系。歸根結底，傳播的政治經濟學關注大眾媒介的所有權結構、所有制關系及其控制。到21世紀，跨國傳媒集團對發達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信息壟斷或滲透，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點批評指向。傳播政治經濟學貌似是對傳播的一種“經濟機制”的分析，然而這種分析卻是從“政治視角”出發，或者說，這種經濟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立場上。正像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看到經濟的政治意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所每每得出的結論總是政治的。據此，它被命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傳播政治學便難解難分。對于傳播的研究，當從“政治經濟”的寬泛視角“濃縮”到獨有的政治視角時，它就成為一種傳播政治學。無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還是所謂研究傳媒政治的傳播政治學，其著力點都是對“傳播”的分析，因而自然地被劃歸到純傳播學的“流派”。而政治傳播，既不能說是著力于單純的“政治”，也不能說是著力于單純的“傳播”，它著力的是“政治傳播”。這就是三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四、政治傳播與政治社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