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態學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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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摘要]生態圖書館已成為理論研究的一個新的生長點，它的發展應在遵循整體與局部、相同與差異、發展與控制相結合原則的基礎上，實現生態優先、生態平衡、生態富民、生態點滲透、生態模式的發展戰略，目的在于構建實現生態圖書館發展的一中心、二項目、三模式、四組合、五要素的發展思路。
[關鍵詞]生態理念生態圖書館生態環境生態模式
1生態圖書館研究的現狀
縱觀生態圖書館的研究發現，學者從不同側面對其進行了探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它畢竟是一個年輕的研究領域，許多方面還存在欠缺，表現為：對生態圖書館的理論基礎和框架研究很薄弱，未能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研究體系；案例研究、評價定量研究、科學實證研究也不足，缺乏高水平的標志性研究成果；對生態圖書館的認識和理解還停留在感性層面上，研究思路不夠開闊，研究的范圍不夠廣，缺乏對圖書館人的生態研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準確的、能夠獲得多數認可的生態圖書館內涵，大量文章集中在討論生態圖書館的產生、概念的界定、特點、原則、意義等方面，觀點雷同，缺乏創新性和開拓性，并沒有將這些問題推向深入。
2生態圖書館的內涵
2.1生態理念的內涵
作為一種生態價值觀的生態理念，其內涵即有機性、內在聯系性、整體性、和諧性與互動性。生態理念強調的是生命的、有機性的、內在聯系的觀點，不僅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省，而且更深刻的是對人的行為合理性的反省和對人文精神的覺悟。可見，生態理念體現的是一種人文精神，一種生態價值觀。
2.2生態圖書館的內涵
生態圖書館學是一門嶄新的介于生態學與圖書館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是基于生態理念、研究圖書館生態現象以及發展規律的科學，是生態學基本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中的應用，強調如何運用生態學原理對現有圖書館學理論進行改造而建立生態圖書館。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圖書館是一種系統觀、整體觀、聯系觀、和諧觀下的圖書館觀，目標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實質是把圖書館發展看作是系統、協調、動態平衡的可持續發展。它視圖書館與周圍環境為生態系統，研究該系統內各要素的關系，探討和揭示該系統的基本規律，可從三個方面來理解：①研究圖書館與內外部環境組成的生態系統，反映系統內外部的相互關系；②以館員和讀者為發展主線，研究個體的心理和生理等內在的環境因素；③將生態服務與生態環境相結合，將生態服務作為圖書館的中心環節，依據生態學的原則，對外部環境做出平衡性的適應，對內部資源進行統一的協調和重組，使系統的結構、功能達到最佳狀態。
3生態圖書館發展的理論根據
人類生態學是研究人類群體與其環境相互作用的學科，它研究人與社會機構的地理分布的形成過程及隨時間變化的規律，研究人類種群在時間、空間分布上的各種社會和非社會原因。在圖書館中同樣可以進行這方面研究，比如圖書館院落環境、圖書館與城市環境，圖書館地理分布的形成過程及其隨時間變化的規律，館員和讀者群體在時間、空間分布上的各種社會和非社會原因等。
3.2濟學理論
生態的含義為“自然的、經濟的、環保的”。《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修訂稿)》認為高校圖書館任務之一是實現文獻信息資源的優化配置，而資源優化配置正是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可見，研究圖書館經濟學是生態學的必然要求。現有的圖書館經濟學、文獻經濟學等理論的發展為生態圖書館提供了經濟學方面的理論依據。
3.3持續發展理論
著名的圖書館學家阮岡納贊在《圖書館學五定律》中指出：“圖書館是個正在發展的有機體”，而生態學正是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所以，生態圖書館是圖書館學發展必然的選擇，也是生態學研究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圖書館學是一門正在發展中的科學，其學科性質也在不斷變化，未來可能是綜合科學。任何一種事物，只要它還在發展，就必須研究與其環境的關系，而研究事物與環境的關系正是生態學所擅長的領域。生態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因此，立足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生態圖書館的發展問題，有助于將這一問題的探討引向深入。
3.4生態危機理論
從生態學的角度看，圖書館是一個生態系統，由圖書館系統與其生存的生態環境共同構成，它除具有一般系統的整體性、層次性、功能性、相對穩定性等共性外，還具有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信息傳遞等特點。在圖書館發展過程中，系統與其環境不斷進行著物質、信息的交換，達到生態平衡。然而，現實的圖書館卻存在著忽視生態的傾向，帶來了一系列的生態危機。從生態結構上看，圖書館的層次結構、服務結構、類型結構、館員結構等方面存在種種矛盾；從內部看，過度服務、片面教育等失誤，使圖書館生態環境惡化，它正和自然環境的生態危機一起，將圖書館置于危險的境地，使圖書館不能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可見，圖書館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之間有著相似生態危機，生態危機理論能為研究圖書館提供新的思維方式。
4生態圖書館發展的原則
4.1整體與局部相結合的原則
縱觀圖書館發展歷程可知，造成圖書館整體服務功能發揮不佳的原因既有整體因素又有局部因素，而整體與局部相結合的原則正是生態理念的要求，它在強調整體對局部起決定作用的同時，也看到整體受局部的影響，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局部對整體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圖書館在制定發展規劃時，既要考慮整體，把組成生態圖書館系統的個體看成是系統上的一個結點，它們占據一定的生態位，圖書館依賴于其存在而存在，進而形成一定的相關性和動態效應，保持圖書館各部門的整體平衡，又要通過制定制度、采取措施等手段，協調內部生態系統的各個要素，保證生態圖書館的順利發展。
4.2相同與差異相結合的原則
自然生態系統中，相同與個體差異明顯，各自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同樣，組成圖書館系統的各元素之間既有共性，也有明顯的差異，所以，要協調好圖書館的各項工作，在尊重相同的前提下，合理區分各項工作的性質和要求。管理者要在統一要求的前提下，尊重每一位館員的個性差異，使他們能在適合自己的崗位上各就其位，各負其責，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館員要在對多數讀者提供相同服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每個讀者的個性差異，提供個性化服務。這種相同與差異的結合，必將成為生態圖書館發展的必然選擇。
4.3發展與控制相結合原則
自然生態系統有自我維持和自我調節的能力，當系統超過承載力限度時，將從一種穩定狀態走向另一種穩定狀態。圖書館生態系統同樣遵循這一規律，既要保持系統的相對穩定，遵循圖書館發展規律，不搞圖書館“”，又要通過機制調節來提高系統的承載力，使系統運行良好并發展到更高一級的狀態。對生態圖書館系統的控制，要依據社會發展對圖書館的需求和圖書館的自身發展，有控制地打破現有的平衡態，有目的地創建和發展新的平衡態。
5生態圖書館的發展戰略
生態圖書館的發展就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通過特定技術對圖書館進行延展、移植、重塑，形成以服務發展為動力的圖書館。目前圖書館面臨的狀況復雜，加上不規范的盲目發展，使生態圖書館的平衡難以維系。因此，良好的發展戰略是生態圖書館發展的保證。
5.1生態優先——生態圖書館發展的基本口號
圖書館的走向需要重新審視生態優先的問題。近年來，圖書館在追求服務效益的同時也在追求經濟利益，一些圖書館的服務價值觀發生迷亂，傳統圖書館開始向經濟方向邁進，致使圖書館服務變成服務加經濟的簡單混合，提倡圖書館促經濟，而忽視經濟帶動圖書館，最終造成圖書館與經濟的實質脫節，圖書館趨向異化。所以，發展生態圖書館是生態優先的根本要義。
5.2生態平衡——生態圖書館發展的終極目標
生態理念下的平衡是一種動態平衡，是指一定時間內生態系統中的生物與環境之間，通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達到協調統一的狀態。生態圖書館類似于自然生態，但它受各種隨機因素影響而呈現出比自然生態更復雜的形態。自然生態失衡之后，呈現出結構性破壞、整體性衰敗、共生關系解體的發展態勢。而生態圖書館系統是由人、社會、自然之間的互動形成的復雜三角形交流關系，一旦失衡，就會造成人與圖書館關系的高度緊張，進而形成脫胎換骨式的質變——圖書館危機，這種危機不是泛義上的變化，而是圖書館模式的失范。這種失范意味著圖書館精神體系的崩潰。生態學發展的策略之一是以動態平衡取代靜態平衡。生態圖書館系統作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動態系統，只有通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反復過程，才能推進系統的整體優化。因此，依照生態學發展觀點，生態圖書館建設的重點在于關注系統的結構平衡和過程變化，刺激產生新的圖書館基因，建構生態圖書館一體化的動態平衡。
5.3生態富民——生態圖書館發展的現實意義
人類的生存方式是生態學研究的最基本的問題。按照生態學理念，生態圖書館的發展要以知識增長和環境保護為基本出發點，以追求最多的信息為目標，以高端的信息技術運用為手段，以多種信息產品為服務方式，來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其實質就是解決讀者的民生問題。所以，生態圖書館的發展，只有立足特色，開發生態服務模式，才能從整體上解決讀者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提高的問題，體現生態富民的思想。
5.4生態點滲透——生態圖書館發展的過程
生態點是指圖書館豐富的資源、良好的環境、暢通的信息渠道、較高的信息產品價值等。圖書館以這些生態點為基礎，實施發展計劃，取得成功經驗后，再進一步滲透范圍，在周邊地區形成圖書館集群，建立生態發展系統。這就是生態點滲透思想，也是生態圖書館發展的基本過程。它的內涵之一是以點帶面，主要考慮的因素是特色資源、生態環境、館藏豐富、讀者參與、服務特色、技術手段等。只要按照生態圖書館規律統籌謀劃，做好試驗，以點帶面，最后必能實現圖書館發展的飛躍。它的內涵之二是點面結合，以圖書館的生態點為點，以周邊相關圖書館為面，結成合作發展機制，共同促進圖書館的發展。5.5生態模式——生態圖書館發展的形態
生態圖書館發展的實質是實現圖書館與環境之間動態的富有創造力的關系。因此，需要建立如下幾種生態模式：
5.5.1生態建筑這是以物質的形態展示生態圖書館的形式。生態圖書館建筑能滿足讀者回歸大自然的需求，起到撫慰人心、陶冶情趣、使讀者從生理和精神上得到享受的作用。其特征是：①精心營造內外綠色環境。通過人工環境與自然環境一體化，把建筑視為一種抽象的自然，喚起人與自然的共存渴望，使讀者充分享受圖書館內外部環境具有大自然韻味的樂趣；②關注自然采光與遮陽。自然光線晝夜復始循環控制、影響著人體生物鐘，使人類的生命節奏保持平衡。日光制造維生素和眾多至今未知的營養物質，使讀者精力充沛。所以，圖書館建筑要重視利用自然光；③綜合利用風能、水能、太陽能。生態圖書館要重視生態對建筑的影響，盡可能利用風能、水能、太陽能，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依賴。
5.5.2生態館藏這是以實體和虛體的形態展示生態圖書館的形式。建設生態信息資源，就是要針對館藏結構層次不合理的狀況，加強館藏資源的生態化建設，在購進資源的同時應加強對自有資源的開發，使其專業化、特色化。還應樹立跨地區、跨系統、跨國別的文獻資源共建共享理念，拓寬文獻資源交流與傳播渠道。考慮如何形成針對每一個讀者的專門化、個性化的生態知識體系，這種生態體系既不會使需要某一種信息的讀者遺漏信息，形成信息不足，也不會給不需要某一種信息的讀者提供過多信息，造成信息污染。這就是圖書館生態館藏的核心所在。
5.5.3生態文化這是以動態的方式展示生態圖書館的形式。生態圖書館文化是一種新的文化，由圖書館的物質層次、精神層次和制度層次組成。物質層次主要是通過物質形態表現出來，是圖書館文化賴以生存、不可缺少的基礎。精神層次是意識形態在圖書館實踐中的反映，是圖書館內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機結合體，是生態圖書館文化的核心，是生態文化之魂。制度層次影響著精神層次和物質層次的實現，不同的制度層次總是在不斷互動，這正是生態圖書館文化形態具有復雜意蘊的原因所在。
5.5.4生態人才培養目標這是以“生態人”的形態展示生態圖書館的形式。生態圖書館的主體是人，只有主體的生態和諧，才有生態圖書館的發展。圖書館本身的特征決定它是培養生態人才的主導基地，因此，生態圖書館發展需要致力于人的生態性發展，促進人的生態和諧，盡可能多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信息需求。“生態人”有如下特征：①敬畏生命的思想信念，追求生態的整體利益。“生態人”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象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樣，不僅追求社會整體利益，還追求生態整體利益；②追求物質獲得與精神享受的統一。“生態人”不僅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維持生命的基本狀態，而且能追求道德生命的終極價值；③堅持可持續發展的行為理念。這種人才的核心體現著身心和諧、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特征。
5.5.5生態圖書館中心區這是集定區域的圖書館建成的以保護館藏為基礎、以服務為目的的一種綜合圖書館區域。這里既有高校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科研圖書館等主題性圖書館，也有公共圖書館、社區圖書館、街道圖書館等綜合性圖書館，還有圖書館“試驗區”之類的讀者咨詢、讀者教育、讀者參與等科教性的服務區。中心區在結構上包括圖書館的服務、技術、咨詢、文化、讀者參入、讀者休閑場景等部分。在服務的方式上采取集體服務和個別服務相結合的方式吸引讀者。因此，生態圖書館的中心區是集圖書館建筑、信息服務、信息聚集、讀者查詢、文化展示、讀者休閑于一體的生態圖書館區域。
另外，生態模式還有以下幾種：以信息產品的收集、加工、調研等要素構成的信息服務模式；以科研人員和讀者的科研成果展覽等要素構成的科技博覽模式；以讀者參與圖書館管理、館員與讀者溝通、館員與讀者互動、館員與讀者狂歡等要素構成的體驗模式；以自然環境與圖書館環境養護、圖書館風景長廊、名人字畫的顯現等要素構成的旅游模式等。所有這些模式，雖然分別是以服務、觀賞、參與和游樂為主題，但它們基于生態理念共同組成了生態圖書館的生態模式。
6生態圖書館發展的系統構想
為構建生態圖書館持續有效發展的新格局，就要在圖書館生態點上，多角度、立體式地創建“發展與館藏并舉、自然資源與信息資源并存、圖書館與圖書館之間相容、現代信息與傳統結合、服務效益與社會效益雙贏”的生態圖書館發展系統。以該系統為核心，向周邊輻射，帶動其它地區生態圖書館系統的建立。在系統之上，形成圖書館管理、領導平臺、讀者服務和讀者參與的立體格局。這一系統的結構如圖1所示：
在系統結構圖中，處于中心點的生態圖書館中心區是圖書館系統的中樞和支柱所在，囊括圖書館的生態服務、生態信息、生態展示、生態體驗、生態旅游、生態建筑等多種服務單元。這是生態圖書館系統的“一中心”。縱向中軸上的生態理念館員和生態理念讀者，是生態圖書館組成的最基本要素，是圍繞發展生態圖書館的基本目標設定的，兩者與生態圖書館在表面上各有歸宿，實質上服務的理念、目標、意義完全一致。這是生態圖書館系統的縱向二項目。處于橫向中軸上的圖書館生態建筑、生態館藏資源和生態文化，分別是生態圖書館發展的三種模式，缺一不可，否則容易造成館藏與發展之間的斷裂，失去圖書館發展的固有意義。這是生態圖書館系統的橫向三模式。在對角線頂點上，領導參與支持平臺、圖書館內外生態環境、服務效益、社會效益分別承擔圖書館的組織管理、平臺服務、引導服務和參與支持等各層次工作責任，其目標指向生態圖書館，但又與其它配套子系統密切關聯，彼此之間只有良好地協調配合，圍繞中心結為一體，才能真正實現生態圖書館發展的大計。其中，將統籌管理權歸屬圖書館，而將領導機制轉化為平臺服務，是現代圖書館管理大勢所趨，以生態引導服務，增強生態圖書館活力，更是生態圖書館實現“品牌服務效應”的必需選擇。這是生態圖書館系統的四組合。系統結構的，是由自然生態、讀者生活、市場機制、社會環境、保護研究五要素構成的圖書館環境。這五要素在圖書館的生態化發展中缺一不可。生態圖書館系統與外在環境融合，組成完整的生態圖書館大系統。這個大系統能把圖書館真正推上生態化、系統化、協調化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真正實現生態理念下的生態圖書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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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引言
當今社會面臨著許多嚴峻的問題，譬如環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態失衡等。生態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環境的污染、生物多樣性的破壞，這一系列問題迫使人們尋找新的出路，來彌補人類犯下的錯誤。于是，綠色發展的思想應運而生。生態設計的理念也就此誕生，并形成了強勁的發展勢頭。
生態設計的涵義
所謂生態設計，就是指在設計過程中，追求與生態環境的協調一致，盡量不去破壞環境，乃至保護環境的一種設計形式。景觀生態設計的涵義莫衷一是，大部分人認為它是一種運用生物生態學、人類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等生態學理論，對某一園林景觀進行的景觀設計。簡言之，園林景觀生態設計，就是園林的生態設計。它的突出特點是將園林景觀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系統來考慮的。
生態設計的原則
1.生態原則
正如園林景觀生態設計的定義所示，生態設計要以保護自然環境為設計的前提，也就是說，要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宗旨。在規劃與設計的每一個環節，都要充分考慮環境的因素，最大程度地適應生態環境。
2.因地制宜原則
生態設計要講求因地制宜的原則。如果要在一定尺度的空間內進行園林設計，那么最好先對周邊的居民文化進行一定的了解。只有了解了當地的傳統文化和居民的生活習性，才能有針對性地對園林的進行規劃，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與物質需求。其次，為了貫徹生態設計的理念，還應當將周邊的自然環境諸如地貌、氣候、植被等因素考慮在內。
3.經濟適用原則
在園林設計中，還要考慮一定的經濟因素。按照生態設計的理念，最好的設計方案是能夠用最低的成本，設計出最漂亮舒適的園林。同樣一定尺度的空間，有的設計師就能在設計中努力節省資本，因地制宜地利用周邊的植被、材料，設計出最令市民滿意的原理景觀。當然，在園林設計中，也不可一切都以節約資本為目的，必要的材料即使較昂貴也要購置。
園林景觀生態設計的途徑
1.適當保留一定的原有植被
為了實現生態設計，節約一切可節約的資源，設計師在作園林設計規劃時，應該對所選地址周邊的土地及植被進行觀察研究。如果選址周圍的植物與周邊的地理環境已經建立了穩定的聯系，并且這些植物對園林景觀有輔助的作用，那么在建設中最好能將這一批植被保留下來。這不僅節約了一定的成本，也保護了這些植物，一舉兩得，符合生態設計的原則。另外，對于那些不適于放在園林景觀內的植被，最好不要丟棄，可將其移栽到適合其生長的空間，讓它們繼續存活下去。
2.優化植被之間的關系
有一定生物常識的設計師知道，植物在生長過程中會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對其周邊的植物會產生或利或弊的影響。設計師在作規劃的時候，務必要將這一因素考慮在內。譬如松樹與云杉如果種在一起，它們分泌的次生代謝物質，就會對二者的生長產生不利影響。而白蠟與皂莢在一起種植，則會促進二者的生長。植物與植物之間這種依存與悖離的關系，在園林設計中必須注意。設計師在作園林規劃時，可以請教一些資深的植物學家進行講解，在弄清了植物之間的關系之后，遵循互利共生的原則，設計好植物種植的位置，并協調好與周邊植物的關系。
3.注意自然景觀與園林景觀的平衡
在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自然景觀成為最為寶貴的資源之一。設計師在進行園林設計時，一定要注意保護那些極為珍貴的自然景觀。譬如在設計中，可以將森林帶、風景保護地帶、果園地帶辟出，給游人或居民作為休閑放松的場所。像河流、小溪、山谷、叢林等自然景觀，在園林設計中，設計師可以將其引入到園林景觀中，并與人工湖泊、人工植被、花草協調起來，共同構成一處美麗的景觀。這樣就能使園林景觀看起來更自然美麗，也保護并有效利用了自然景觀。
4.注重物種群落的保護，維持生物系統的穩定
生態學里有一個理論，在同一生物系統中，各種群對整個群落的存在與發展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非阻礙作用。也就是說，一個系統越復雜，包含的物種越多，那么整個群落就越穩定，發展也就越好。所以，設計師在園林設計中，最好能保持物種的多樣性，這樣既有益于美化園林景觀，也有利于維持這一物種群落的穩定性，使得這一群落中的物種獲得正常的生長。如果園林景觀中的物種過于單一，那么這些物種存活的概率將會大大降低。這樣一來就浪費了投入其中的資金，不符合生態設計的經濟適用原則。
結語
第3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民族生態學；人類學；美國
[作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81
[中圖分類號]C95.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1－0069－007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指的是誕生于美國生態人類學中的一種獨特方法，它試圖從認知的視角探討不同的民族與其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自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該學科在歐美國家得到了較快發展，甚至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生態人類學中主要的學術思潮之一。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學術界也以民族(ethos)為研究中心發展起另一種民族生態學研究的理論框架，我們稱之為“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由于中國當時恢復了與蘇聯的密切關系，因此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初期深受蘇聯學術框架的影響。與此同時，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研究也開始影響到中國的植物學界和民族學界，從而開啟了最早的中國民族生態學研究。然而，由于同時受到美、蘇兩種學術傳統的影響，中國民族生態學界對兩者之間的區別與聯系一直未能澄清，這給學科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隱憂。有鑒于此，我們希望此文能夠增加國內學者對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認識，亦為促進民族生態學在中國的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概念界定
作為一個新的學科領域，民族生態學的概念仍在不斷的修正中，這也正表明其研究魅力所在。術語“民族生態學”于1954年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在菲律賓的哈努諾人(Hanunoo)中進行的植物命名方法的語義學研究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真正洞察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認知。不過，康克林與其追隨者一樣，只是花費很大力氣去記述植物和動物名稱的清單以及它們的文化使用口]，未能延伸到更深層次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家日益對理解人群自己的感受及他們對世界的解釋感興趣，因此他們對人類活動的動因和后果感興趣的程度遠遠大于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興趣。于是以人們自己的世界概念模型為重點，產生了被稱為“認知人類學”的領域。鑒于其在方法論上的貢獻，人類學家們有時也稱之為“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學”(Ethnoscience)。剛剛誕生的民族生態學與這一領域不謀而合，在借鑒其方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簡單了解民族生態學的發展脈絡之后，我們接著來探討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雖然康克林沒有就“民族生態學”一詞給出明確的概念界定，但后來的生態人類學者多次試圖去框定“民族生態學”。下面我們就較有代表性的四種界定予以分析，然后結合來自其他學科學者的意見，力爭對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有比較清晰的認識。
美國人類學家福勒(Catherine Fowler)是較早地試圖從理論上總結民族生態學發展歷程的學者。早在1977年，她在為《生態人類學》寫作的“民族生態學”專章中敘述了民族生態學的歷史、概念、方法論、招致的批評以及其他方面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正是在這一專章中，福勒把民族生態學描述為：一種關注本土人環境概念的獨特的人類生態學進路，它主要采納民族科學的方法，嘗試證實對應環境的本土術語系統與那些概念化之間的條理關系。從福勒的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民族生態學在當時僅僅是人類學的人類生態學的一個分支。對福勒來說，其關鍵在于要從被研究群體的自觀點(own point of view)去看問題，這樣民族生態學就變成了一個群體從其自觀出發的生物相互聯系的觀念。福勒還指出，雖然民族生態學因缺乏關注其方法的行為含義而招致了許多批評，但它卻始終堅持自身能夠更完全和完整地描述土著人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福勒之后，布羅修斯(J.Peter Brosius)等人對民族生態學有一個更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民族生態學(ethnoeeology)是民族科學的一個亞學科，它研究的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他們的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pp.187－188)。布羅修斯等人在文章中認為，民族生態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描述和呈現文化內觀的知識，而不能止步不前。就像弗雷克(Charles O.Frake)所言，“民族志學者不能僅僅滿足于西方科學式的文化生態系統元素的分類。他必須像他們自己所理解的那樣按照被研究者民族科學的種類去描述其環境”。由于該文著眼于如何運用民族生態學去探討傳統農業知識，而不是重在民族生態學理論上的探討，因此這篇文章的最大貢獻也許在于指出了本土知識系統中分享的民間智慧和個體經驗組合的動態性和復雜性本質。當然，布羅修斯等人在文章中亦指出，在以后的民族生態學研究中，要把研究的注意點從名詞轉向動詞。因為動詞本身暗示著過程和其語言認知，它對人類適應的概念化也十分重要。
當代英國生態人類學家米爾頓(Kay Miltort)認為，“ethnoecology”一詞中“ethno”這個前綴的意思同“folk”差不多，指的是從被研究者的角度(主位的)界定的而不是從分析者的角度(客位的)界定的知識領域。這樣，關于某一社會的被研究者對植物界的民族分類，便成為“民族植物學”，進而類推出“民族動物學”、“民族醫學”以及“民族生物學”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生態學”區別于所謂科學“生態學”，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傳統的環境知識，而這些知識只在那個特定的文化語境中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族生態學有助于理解傳統群體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過程，從而地方生態治理提供本土經驗和智慧。
不難看出，上述概念界定基本上都限制在“民族科學”的語境內，因此我們今天看來可能會覺得上述界定似乎跟人類學界最新的理論發展沒有什么聯系。其實，面對人類學的后現代時代，民族生態學家們多多少少總會有所觸動的。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雷(Virginia D.Nazarea)在1999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一書中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一種看待人類與自然世界關系的方式，只不過強調認知在框定行為中所起的作用罷了。她認為，作為對自然環境的解釋、認知和使用的系統的考察，民族生態學不再忽視文化的代表的與直接的方面的歷史與政治基礎，也不再把塑造知識系統和最終實踐的分布、獲取和權力問題拒之門外。民族生態學應該最大化利用其比較優勢，結合事無巨細的田野工作，充分意識到歷史、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這樣一來，民族生態學就會在跨學科研究中做出重大貢獻，甚至成為保護、可持續性和平等研究領域的倡行者。從納扎雷的上述論述中，我們亦可約略看出，民族生態學也在與時俱進中，它不僅堅持其原有的方法論利器，而且還勇于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知識、權力、風險的新思想，從而為民
族生態學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與上述人類學家不同，植物學、生物學、生態學等其他學科學者的界定卻有著一定的差別。民族植物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包括所有的描述地方性群體與其自然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因此它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學科。無獨有偶，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Toledo)也傾向于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范疇，他認為民族生態學可以被界定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進路，它旨在探索人類群體如何通過信仰和知識的屏幕來看待自然，以及人類自身形象上如何使用或管理自然資源。無論怎么表述，人類學以外的學者也都想把“民族生態學”這一理論工具延為己用，希望通過這種跨學科的探討來充實自己的專題研究。
我們認為，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傳統的人們所擁有的生態知識。這種研究最初僅僅在生態人類學界流行，更像是一種觀察人與環境關系的視野或方法。只有在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特別是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醫藥學等亞學科促生后，民族生態學才向一門總括式學科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與上述“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截然不同的是。“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大致在研究范疇上等同于生態人類學，“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由于中國民族學界也曾深受蘇聯的影響，因此中國的民族生態學一開始就是民族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指的是以民族為中心的生態學方面的研究。它與生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對象大致相同，并且其理論方法有進一步融合的趨勢。在當代中國的學科分類范疇中，“民族生態學”成為民族學下面自主設置的二級學科，其培養模式與各分支民族學人類學學科相似。據我們所知，目前國內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博士點有兩處：一是托庇于云南大學民族學研究院，走的是民族學人類學的培養路線，大致等同于生態人類學或生態民族學；另一個誕生于中央民族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走的是生態學的培養路線，實質上是“民族地區的生態學研究”。
二、理論預設
凡是熟悉民族生態學發展歷程的人們都知道，民族生態學與認知人類學有著密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其一分支學科。按照丹德拉德(Roy D'Andrade)的界定，認知人類學是關于人類社會與人類思想關系的研究。認知人類學家研究的是人們在社群中如何構想和思考那些組成他們的世界的物和事(p.1)。由于認知人類學非常關注分類、認知以及文化的內涵，這使民族生態學也深受其影響，從而使得學科發展中始終存在著兩個基本的理論預設：
1、人類與環境的互動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認知狀況(思想、知識和語言)的影響；
長期以來，由于受到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的影響，不少人類學家認為語言是一個用來組織經驗的概念體系，它不僅迫使人們接受一定的世界觀，而且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模式，從而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準則。因此，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概念體系，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觀、思維模式、行為規范和文化。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人類學家借鑒了語言學家派克的觀點，提出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去了解和記錄文化，要把文化主位(emie，即文化負荷者的觀點)和文化客位(erie，即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區分開來。上述兩種語言學思想是影響認知人類學發展歷程的重要思潮之一。
作為認知人類學的分支領域，民族生態學顯然也深受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和派克語言學觀點的影響，甚至在學科內部形成了對應的理論預設。民族生態學家們認為，人類是一個特殊的物種，他不像其他物種那樣，他具有思維、知識和語言，因此這些文化元素必然會對其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行為施加影響。人們不會直接地對環境起反應，而只能對那些他們意識到的且語言中已標示的動植物做出反應。在面對環境刺激時，人們會在已有世界觀的圖式下調動其已有的知識體系，從而做出適應性的行為。對此，瓦伊達(Andrew P.Vayda)和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曾經在“操作的”環境和“認知的”環境之間做出了著名的區分。所謂“操作的”環境，即所有環境因素的綜合，不管這些因素是否得到理解；而“認知的”環境則指的是一個特殊群體的人們所意識到和理解的環境。在某種意義上講，“操作的環境”和“認知的環境”之間的區分更像是對來自派克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一種模仿。
為了洞察土著人的思想、知識和語言對外部環境世界的影響，民族生態學家經常從語義和分類的角度考察土著人的生物分類體系。他們不厭其煩地收集植物、動物、昆蟲、土壤、疾病等方面的土著術語資料，然后按照生物分類學的發展或按照一般化水平對術語進行等級上的安排。通過揭示土著生物分類背后的組織原則，民族生態學家們聲稱克服外來者強加于土著人既有結構的傾向是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成分分析”上，很少能夠進一步去思考。事實上，結構化了的動植物分類不僅反映了其環境世界觀，而且這種世界觀影響到分類結構本身乃至人類行為。這也招致了許多批評，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被批評者們稱為“民族語義學”或者“民族分類學”，而不能夠升華到“民族生態學”的范疇中去。
2、由于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和環境的因素差異，不同群體的人們對其所處的外部世界的解釋會有所不同。
當今世界生活著各式各樣不同的群體。他們采取狩獵一采集、園圃農業、畜牧業、精耕農業以及工業化農業等不同的生計方式。由于生計方式的差別，他們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環境觀。不同民族的環境觀會因為社會、歷史、文化的原因而有所差異，同時自然環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不同民族對他們所處的外部環境的認知。當然，這也并不是說，每個文化或社會看待外部的環境會一定有著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類學的田野研究一再表明，不同群體的人們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可能會發展出相似的文化特質，從而在文化面貌上具備一定的相似性。
米爾頓的地球變暖案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來自西方世界的科學家們說世界正在逐漸變暖，人類的活動，特別是那些向大氣釋放某些氣體的活動是造成地球變暖的原因。雖然大家同處于一個地球，但是，來自其他文化的人們可能否認地球變暖在發生。或者，如果他們承認有變暖現象，他們可能歸因于神靈的行動或神圣造物主。或者承認人類要負一部分責任，他們認為地球變暖是某個更高主宰施加的懲罰，因為他們的社會未能尊奉古老的傳統。之所以對地球變暖這一外部事件的解釋會有如此不同，不僅因為他們朝夕生活的自然生態環境有著較大的區別，而且因為他們與自然相處的不同方式的差異直接影響到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雖然我們并不能否認其中存在的文化建構的因素存在，但是這些差異巨大的解釋肯定是跟其社會文化和自然生態差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
這一理論預設與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息息相關。由于不同群體的人們對其外部世界的解釋(認知)會有所不同，當然所有的解釋可能都不乏合理的元素，但只有本土人才會對畢生相處的環境做出最為合理的判斷，才會有最為準確的解釋。這樣的理論預設促進了民族生態學的傳統生態知識研究的拓展。著名民族生態學家波西(Darrell A.Posey)等人更是認為本土生態知識(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的研究亦即民族生態學。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傳統生態知識研究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生態學、環境科學及其他研究人與環境關系的學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兩個理論預設結合起來來看，我們會發現它們實際上講的都是人類行為和認知之間的關系。第―個預設說的是人類在自然環境中的行為會受到其認知狀況的影響：如果某個群體的人們對某一類型的自然環境認知水平較高，那么他們就會在這種環境中運用自如，如魚得水；反之亦然。第二個預設則講的是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和他們延續下來的社會文化傳統會影響到其對外部世界的解釋(認知)。如長期生活在中國華北平原的人們，來到青藏高原以后，基本上都會不適應，因為他們原來生活于海拔較低的地方，對應的社會文化傳統難以應付這樣的情形，因此會對這種類型的自然環境持否定態度；而原來居住在高山地區的人們則不同，他們擁有相應的文化適應策略，長期以來也形成了應對的身體素質，因此對青藏高原的抵觸性情緒就不會那么強，其解釋也就自然有所差異。
三、學科特征
作為生態人類學發展中的獨特成果之一，民族生態學在歐美學術界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人類學的。由于民族生態學十分關注“他者”，尤其那些仍實踐著傳統資源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土著群體，因此它具備一些不同于所謂的科學“生態學”的學科特征。具體來說，我們認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有以下學科特征：
1、本土人立場
本土人立場，亦被稱為“主位”立場，是從被研究者本身出發看問題的一種方法。它的出現與文化相對論關系密切。在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文化相對論是必須秉持的觀念之一。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人類學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場，從被研究者的時空場景中考慮自己研究的課題，然后再跳出來，結合客位的立場，對文化現象做出正確的解釋。作為生態人類學中的一種獨特方法，民族生態學必然也要堅持文化相對論，堅持本土人的立場。從學科名稱來看，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y)是一個復合詞，它由ethno加ecology構成，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屬性，即ethno的生態學。ethno在英語中是“民族的”意思。如前所述，它與“folk!”的意思差不多。以此而言，民族生態學就是從本土人立場出發的生態學，其中的“本土人立場”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生態學的根本標志。如果在研究中未能采納本土人立場，而僅僅對土著人的植物、動物、醫藥進行研究，充其量只是“土著人的生態學研究”，而不能稱之為“民族生態學”。當然，如果從“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眼光來看，仍然可以稱之為“民族生態學”的。
2、民族志方法
在長期的學科發展歷程中，人類學中的觀察、參與觀察、結構性訪談、半結構訪談、無結構訪談、譜系法等等都民族志方法都得到了極大發展。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生態人類學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吸收了民族志方法作為學科的方法論支柱。從20世紀50年代學科誕生之初，到如今蓬勃發展，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民族志方法。事實上，迄今為止，最為杰出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都是由人類學家來完成的。民族生態學的創始人康克林對菲律賓哈努努人顏色分類和刀耕火種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人類學中的經典。為了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康克林從1952年至1954年初一直在菲律賓的哈努努人中進行田野工作。后來，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伊富高人身上去，并為此6次到田野點進行了長達數年的實地調查。正如民族生態學家諾蘭(Justin M.Nolan)所言，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態學的附贈方法，民族生態學家通過使用參與觀察和其他的定性資料收集技術，可以觀察到相關生態可能性背景下的不同決策促生的行為模式。這一方法對決定和估測人類行為的影響是不可限量的。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所謂的科學“生態學”的重要方法論，因此，民族生態學一定要堅持田野調查、堅持參與觀察，否則就難以實現其研究目標。
3、認知的視角
作為認知人類學的一個分析領域，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認知的視角，而且長于從認知的角度來分析一個族群與其周圍自然生態環境的復雜互動關系。隨著認知人類學的發展，對人群概念世界描述本身成了目的，這樣正規的采集資料技術就推廣到民族生態學中。比如，一位對收集人們怎樣對他們的自然環境分類感興趣的生態人類學者，他會設計出幾個層次的問題，從包含事物較廣泛的范疇到較小的范疇。剛開始時，他可以問世界上存在著什么事物，然后再依次問有什么植物，有什么樹木，有什么藥用樹，如此逐步縮小范圍之最低層次為止。分析者通過向許多提供情況的人按照同樣的順序提出同樣的問題，就能得到當地居民對他們自己所處環境的共同認識的總圖。這種方法雖然有效，但人類學者逐漸認識到使用這種方法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可能在當地人的文化語境中并不存在這樣的分類，或者根本沒有分類，被調查者就會強行按照自己的邏輯設計出一種分類方法來。這樣一來，民族生態學家不得不恢復使用傳統的參與觀察法。由此可知，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認知的視角，力爭從“他者”自身的文化傳統去分析其對外部環境的認知，從而為民族生態學的存續提供跨學科的動力。因此，不少認知語言學家、植物學家參與到民族生態學研究中來，運用其語言分析工具和植物學知識，從而更為準確地揭示出“他者”的民族生態學特征。
4、關注傳統生態知識
民族生態學自誕生之初，就把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除“傳統生態知識”外，生態人類學界內部還有本土生態知識、農村人的知識、本土技術知識、傳統環境知識、地方性生態知識以及本土農業知識等類似的術語。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格利斯(J.T.Inglis)編輯的《傳統生態知識：概念與案例》、貝爾克斯(Fikret Berkes)的《神圣的生態學：傳統生態知識與資源管理》等。當然，也有一些學者稱之為“本土環境知識”，如埃倫(Roy Ellen)等3位學者編撰的《本土環境知識及其轉型》一書就是如此。通過對傳統生態知識的挖掘和深描，民族生態學家可以得知當地人怎樣理解他們的環境和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認識，能夠糾正和補充某些膚淺的人類生態學的研究。事實上，傳統生態知識研究已經發現，一些個人在各樣植物、動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上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而這是文化內部因素(如年齡、性別、地位、興趣、教育以及經驗)導致的結果。例如，在女性操控耕作和谷物食品管理的社會，女性很可能要擁有耕作方面的更精細的知識。相反，在男性參與的地方生計的狩獵者中，男性通常
操控和交流著野生動物方面的信息。民族生態學家已經從這些發現中獲益，可以從中確認哪些個體在具體資源上是最具備與地方生境的物種差異。這對解決環境問題和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都具有相當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5、跨學科色彩濃厚
如馬丁和托萊多所述，民族生態學如今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跨學科領域，它包含著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生物學、民族醫藥學等多個亞領域。為了學科的發展，民族生態學持續地從生態學、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經濟學以及其他學科吸取營養。事實上，前輩民族生態學家已經在跨學科上給我們做出了示范：美國學者伯林(Brent Berlin)早就認識到自己學科專業的局限性，因此他長期與兩位生物學家合作組成了跨學科團隊，最終在民族生態學研究上取得了學術界公認的成就。民族植物學家馬丁也提倡這種跨學科團隊的合作，生物學家收集和辨認植物物種，語言學家研究地方命名，人類學家記錄生態知識，醫藥學家分析植物的醫藥價值，動物學家觀測動物種群，資源經濟學家證實森林產品的價值。不過，他認為，民族生態學家為了獲得對傳統生態知識的全面認識，一定會經常孤獨地工作，因此必然要時常跨越眾多學科的邊界。可以預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由不同學科的學者組成的民族生態學研究團隊將會越來越多。
結語
在前文中，我們討論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理論預設和學科特征。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像是一種觀察視角或一種研究策略。在民族生態學內部分化出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醫藥學等更為專門化的領域后，民族生態學一躍成為一門統領性的學科，與所謂的西方科學的“生態學”遙相呼應。
第4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一、前言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穩中趨快。但城市環境水平卻有所下降，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水土流失面積在逐年增加，城市大氣、水體污染難以有效控制；酸雨面積正在擴大，已經超過國土面積的30％；特別是2000年的幾次大規模沙塵暴，嚴重襲擾了包括北京在內的北方大部分地區，更是敲響了人們心靈的生態警鐘，更多人們開始關心自己的生存環境，關心身邊是否有足夠的綠色空間，因此，關于現代城市綠地的生態規劃與建設管理，越來越顯出其重要價值。
二、綠地規劃理論的發展與綠容率指標體系
人類社會在經歷了工業化城市迅速發展，生態環境在不斷惡化是目前城市規劃建設的實際工作中存在亟待解決的難題。英國著名社會學家霍德華早在100年前提出的田園城市理論，具有代表意義，寬闊的森林、農田等組成的綠帶包圍著城市，城市中有農田和菜園分隔，市內有中心公園，住宅花園和林蔭道路。1930年L﹒柯布西埃提出了綠色城市（Green City）思想，主張充分利用高層建筑空間，建設立體花園城市。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先生多次提出“山水城市”概念，其核心就是“人離開自然又要返回自然”，在這個時期，我國開展的“生態園林城市”建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有許多城市被命名為國家園林城市。但這些理論只能對建設園林城市有指導意義，對園林綠地中的各項技術指標和規劃原則沒有明確的要求和規定，這對建設現代化園林城市的實踐中，還是遠遠不夠的。
隨時展與進步，我們認識到與城市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的植物系統是城市生態系統中最重要一環，綠地系統的建設也得到規劃管理者的重視。但是，從目前來看，現實中綠地系統的現狀卻不盡人意，其中生態綠地系統的科學規劃、管理和評價指標存在缺陷。沿用至今的綠地率、綠化覆蓋率、人均綠地面積等綠化指標，對于在宏觀上表示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的綠化用地規模基本狀況及水平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如果用綠地面積或綠化覆蓋率來進行規劃并推算控制園林綠地的生態效益，往往會出現很大的誤差，不能真實反映在環境中綠色面積能發生實際效應的生物量、生態效率以及生態功能，特別是在分析城市的綠化結構和估算綠地的生態效益時，綠化覆蓋率等指標是無法實現的。因此，我們要不斷來完善綠地系統的評價體系，更科學合理地評價綠地生態效益。
結合多年以來沿用的貫用術語和“綠容率”新的指標體系，我們可以更加科學、合理地評價現代園林城市的生態效益。
綠容率指標體系作為一種新生理論，它的具體含義是：為了應用于生態規劃對總體規劃、控制性規劃、詳細規劃、綠地系統專項規劃、城市設計、項目設計進行科學指導與控制而制定的綠化指標。其目的在于提高單位面積上綠地的科學生物總量，進而約束綠地系統建設的投機行為，規范綠地系統建設的責任和義務，提高有限的綠地系統建設的品質和效率。這一體系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沿用原有的綠地評價指標—綠地率和綠化覆蓋率；第二部分是衡量綠地本身的生態效益水平的指標—綠量、綠量率；第三部分是將綠地建設與城市規劃建設結合起來的綠容率及綠化建設指數。
1、綠地面積：指城市中各類公園、街頭綠地、居住區綠地、單位附屬綠地、道路綠地、生產綠地、防護綠地和風景林地等綠地面積總和。
2、綠地率：指城市一定區域范圍內，各種綠地面積占區域總面積的百分比。即：綠地率＝區域內園林綠地面積總和/區域總面積×100％。
3、綠化覆蓋面積：一定范圍內所有喬木、灌木、地被和草本植物垂直投影面積。
4、綠化覆蓋率：指一定區域內綠化覆蓋面積占區域總面積的百分比。即綠化覆蓋率＝區域內園林綠地覆蓋面積總和/區域總面積×100％。
5、綠量和三維綠量：綠量在綠容率指標體系中指植物全部葉子的1/2總面積，國際常用單位為平方米。三維綠量也是20世紀80年代新提出的概念，是指綠地中植物生長的莖、葉所占的空間體積的量，單位常用立方米。
6、綠量率：也稱葉面積指數（LAI），指單位面積內植物1/2的葉面積。
7、綠容率：也稱綠量容積率，指某規劃用地內，單位土地面積上植物的總綠量。
8、綠化建設指數：是將綠地系統及建筑開發結合起來和一項指標，是綠容率和容積率的比值，也是綠量和總建筑面積的比值。
三、綠容率指標體系產生的背景及實施技術路線
綠容率作為生態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體現了規劃編制的科學指導意義和嚴謹的可操作的量化應用路線，改變了社會對綠化的單一認識和簡單的行為方式。
目前，我們經常談到歐美等發達國家如何優美、如何生態環境優良，其實這種現象是發達國家經過多次失敗、痛苦和災難以后的修正結果。無論是霧都倫敦、畸形發展的紐約曼哈頓，都是以代價換來新生的城市。我們欣賞維也納森林，我們向往柏林城市中心森林的優美、清新和品質，但是中國的城市走向何方，卻是每個中國人所必須面臨的現實，更是每一個中國影響城市發展的規劃師、建筑師、經濟學家、生物生態專家以及商人、政府官員必須面對的挑戰和選擇。
生態規劃不僅僅是一項科學研究，更是一項可應用、實施并影響后人的社會系統工程。我們看到許多城市都面臨著城市蔓延、城市擴張、城市板結以及城市健康安全的方方面面的問題。形式主義的城市草地、簡單低效的城市綠地建設、逐漸被壓縮、侵濁、破碎的城市綠地系統、加上長官意志、扭曲的地方經濟發展的狹隘導向和特權商品—破壞生態優先權的默許等等，這些行為往往借助了科學的外衣。某些學者在科學上的不負責任與價錢誘惑的錢權交易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為配套綠容率指標體系的實施，在分析國內外綠量研究現狀的基礎上，課題組統合，界定了綠量概念內涵。以綠容率為核心的綠地控制系統體系建立在GIS數字信息技術上，應用遙感和計算機技術測定和統計，支持和輔助綠容率指標系統建構和應用，有利于綠容率在生態化城市規劃中起到核心的指導作用、實施作用、管理作用和評價作用。
在綠容率體系中綠量的指標涉及單株綠量、群落綠量、地塊綠量的計算模型和數據統計模式。對于綠容率中有效的綠量計算是以穩定綠量的植物群落的初始綠量開始的。統一的綠容率指標體系涉及生態規劃中的自然區域和城市區域，統合了生態規則、傳統的常規指標，與生態等級控制指標、規劃的常規指標、城市容度指標并行構成技術體系。它依托GIS數字信息系統的動態運行，實現生態效益和城市生態承載等重要生態指標的對應與協調配套。
綠容率不僅可以用在生態規則中，而且可作為國土、森林、土地和城市綠地系統建設的設計管理指標。目前，在區域生態規劃、城鎮生態規劃、項目地塊城市設計、建筑設計、室內設計等領域進行不間斷的研究與實踐。 四、城市綠地規劃的生態學原則同綠容率指標系統內核相統一
當今全球面臨的環境危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曾對自然界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雖然創造了發達的城市文明，但同時也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現在人們已經覺醒，意識到了生態環境的重要性。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闡述了人類與環境的關系；1972年《馬丘比丘》提出子“建筑城市－園林綠化的再統一”的重要概念；20世紀90年代“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成為學術界公認的開發建設的指導思想；我國1992年發表的《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指出：“可持續發展道路是中國在未來和下一世紀發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選擇。”
在建筑界，對環境和生態的關注體現在“綠色建筑”和“生態建筑”的實踐方面。歐美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生態建筑設計主要表現為對氣候的關注，形成“生物氣候地方主義”的設計理論；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深層次生態學、生物建筑運動以及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逐步完善，生態理論大大豐富。在園林界，提出了園林生態學理論，這種理論以人類生態學為基礎，融匯景觀學、景觀生態學、植物生態學和有關城市生態系統等理論，研究風景園林和城市綠化影響范圍內的人類生活、資源利用和環境質量三者之間的關系及調節的途徑，并提出園林生態學原則理論：
1、功能原則：必須把維護人類身心健康、維護自然生態過程作為園林的主要功能來評價。
2、經濟與高效原則：強調用最少的投入來健全自然生態過程，滿足人類身心再生功能；強調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來實現上述功能。
3、循環與再生原則：強調利用生態系統的循環和再生功能，構建城市園林綠地系統。如養分和水的循環利用，避免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
4、鄉土與生物多樣性原則：強調城市園林綠地系統是以鄉土植物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最后堡壘之一，應節制引用外來樹種，保護和發展鄉土樹種。
5、整體和連續性原則：園林綠地不是一個獨立的游賞空間，而是城市與大地綜合體的有機部分，應作為人類生活空間和自然過程的連續體系來設計和管理。
總之，生態學原則已成為城市生態規劃和生態設計的基本原則，綠容率指標系統作為對城市生態綠地的科學評價體系，二者側重點不同，但核心都是控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和建設，以獲取最大效益的生態環境，保護人類擁有高質量、高標準的自然環境，維護人類身心健康。
五、結束語
當然，現有規劃體系的不完善和滯后于社會發展的規劃研究、創新與修正，也是導致社會問題、城市建設問題的重要原因。以生態學原則為基礎的生態系統規劃正是基于社會問題、社會需要和社會發展應運而起、應運而求、應運而生和研究成果和實施探索。綠容率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落實在各項生態規劃的編制應用工作，正是基于社會問題、科學問題和發展問題而開展的工作。中國社會管理與控制的現實是依賴人與法的結合，現在正從人治走向法制的過程之中。因此綠容率指標研究正是適應中國從人的意志向科學量化的法制管理方向發展的探索性研究，是專家學者以科學為手段服務社會、支持政府科學行政和積極行為。
綠容率指標體系作為一種約束綠化內涵和提高綠地生態功能的重要標準依據，其作用與以往的綠地建設指標有著本質的不同。既為綠地系統建設定性，也為綠地系統建設定量，還為綠地系統生態功能提供科學的標準化動態參照。創建綠容率指標系統和生態學原則，可以為政府精確規劃、科學行政提供支持和指導，還可以約束建設開發的形式與質量，提高了生態規劃對城市生態的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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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立民.綠量－城市綠化評估新概念.中國園林.2000(5)
第5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城市規劃；生態思維；特征；措施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城市產生之初，人們就把許多美好的理想寄托其上，并以“天人合一”為理論宗旨，追求人居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共生關系，體現了當時人們的城市生態觀。隨著人類不斷獲取生存條件的完善，人類卻漸漸偏離了創造美好園的理想，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了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尤其是進入超工業時代以來，由于現代生產及科學技術等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內容的迅速增加，以及人類社會生活的日益豐富，影響所及已經導致城市環境質量的顯著下降。生態思維的形成過程是生態學汲取其他學科營養，不斷充實和完善的過程，也是現代生態學從經典生態學向人類生態學轉化的突出表現。生態思維的興起有著深厚的認識論和社會基礎。從認識論角度看，生態思維是人類對其與自然界關系的認識一個飛躍的集中表現，也是人類摒棄凌駕于自然之上、將自己作為自然主人的認識的表現。從社會角度看，生態思維的興起是與生態學的社會化過程，即生態學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分不開的。當今，全球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各種社會制度的主流發展模式的大背景下，生態思維上升為主體思維模式并最終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倫理的基礎合乎邏輯。此外，生態思維的興起也是全球生態危機的嚴重性使然。在嚴峻的生態形勢下，任何一門具體科學理論和技術都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只有在思維和認識層次上采用先進理念，才能在全球范圍內解決生態危機。
一、生態思維的特征
1、整體性。即將生物圈看成一個整體，認為生物圈的整體功能比各個部分的功能更為重要。
2、關聯性。認為生物圈各構件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一物的存在依賴于它物的存在；一物的狀態影響著它物的狀態。
3、進化性。認為生物圈中每一物體實際上是它和其他物體與環境適應的關系的總和，每一物體與其環境都在進化著。
4、平等性。生態思維的平等性深刻地反映了人類認識到其與自然界生命和非生命的客觀實體具有平等的存在價值，均有以其自有方式尋求最適宜生存權利,人和自然客觀存在的關系應是同格的。
5、共生性。生態思維的共生性反映了人類已認識到，盡管人類取得了巨大的技術進步，但仍寄生于生物圈以維持其生存。人類只有同生物圈的其他物種及其生境構成一個相互依存、有利的共生體系，才能維持長久的生存。
二、城市規劃生態思維的必要性
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需要一種特定的社會環境倫理基礎作為支撐，從而也形成了相應的思維模式。長期以來, “人類中心觀” 成為規范和約束人類行為的道德依據，人類的“ 主體思維” ( 即強調人類對除人類以外的客體或物體的支配) 也成為主流思維的范式。在這一倫理觀念和思維模式的支配下，經濟的快速增長，付出的是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的高昂代價。現實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實際上是在生態環境惡化的形勢下，人類為自身的生存需求而采取的一種對自然客體妥協的發展模式，是環境壓力與經濟增長驅動力相互制衡的發展模式。顯然，可持續發展模式，必須建構以生態思維為顯著特征的社會環境倫理基礎，這是可持續發展能否真正實現的重要條件。城市作為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載體，作為對生態環境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力的“物質實體”，無疑應該采用較先進的思維方式或范式作為其發展的指南。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的現代化過程，都必須在重視城市的經濟、空間、功能等要素發展的基礎上，強調城市的生態環境的發展，使之與城市的經濟、社會、空間、功能等的發展維持同步， 從而不斷支持城市的全面發展。因此，城市規劃的生態思維是提供城市不斷具有持續發展的動力與可能性的重要思想觀念。
三、生態城市的規劃措施
1、城市與自然環境的協調與配合
城市運作導致“城市病”加劇，歸根結底都是人與自然對抗，超越環境容量與生態載力的結果。因此， 城市規劃要從城市與自然環境和諧觀出發， 才能體現生物圈與技術圈的協調，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的生態學原理。 為此，生態城市規劃應注重城市布局與自然山川的有機結合。好的規劃都懂得最大限度地保護和利用已有的自然因素，如山丘、河流、湖泊、植被、林木、地形、氣候等，甚至把遠處的自然景色，如高山、海洋等“借用”或“引入”到城市中來，加強人們對自然環境的接觸和有效地保護自然生態平衡，創造一個更為貼近自然的宜人生存環境。
2、城市合理規模與環境容量的集聚度
如何準確地把握城市合理規模和環境集聚度，是一項理論和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因為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發展的客觀因素， 不可同等對待，從實際出發，可由三個不同側面研究.
( 1) 在分析過去發展水平的基礎上, 預測某時期后“可能的”發展規模. 城市人口運動是一個同時含有已知、非確知和未知信息的灰色系統， 在其歷史演變過程中，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一定的隨機性。
( 2) 在分析未來影響城市成長因素的基礎上，預測某時期后“合理的”發展規模，城市人口運動又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有多重層次的復雜系統，要進行多層次、多元化分析。
( 3) 要與環境所能允許的“容量”相適應，城市環境容量主要由自然條件所決定，要從自然要素研究城市允許的承載力。在我國，特別是土地和水資源，是環境容量的主要制約因素。
3、建立再生、循環利用的產業結構
建立合理的再生、循環利用產業結構，可以減少對城市環境的破壞。城市性質規定了城市基本的活動方向、內容、形式和空間分布，也規定了城市產業結構的基本輪廓。所以，在確定城市性質和職能時，要充分考慮城市在區域中的作用和地位、生產力布局和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城市在國民經濟職能上的特點等，遵循生態工藝原理，將各部門組成綜合利用資源、互相利用產品和廢棄物，使其成為首尾相接的有機統一體，從而形成具有高效率、低耗能、低污染、規模化、集團化的產業結構。
4、利用自然地域空間的城市形態
就我國目前城市生長而言，其形態基本上有三種類型：一是在原基礎上向四周擴伸， 規劃界形象的稱為“貼大餅”，即同心圓式形態； 二是在原基礎上形成一城多心的組團結構；三是保留舊城， 在周圍建設衛星城，形成多中心開放式，達到地區全力的作用；四是充分利用地形，形成自由式城市形態。從生態城市的角度考慮，后三種是大中城市發展的方向。其優勢有：( 1) 將城市分解成若干具有一定職能的組團單元， 組團之間留有明顯的綠色空間，拓寬了城市和自然界的接觸面； ( 2) 工作生活盡可能在組團內就近解決， 形成相對獨立平衡的“工作—居住—學習—休憩—社會活動綜合區”，克服了鐘擺式交通； ( 3) 富于彈性和開放性，使城市可持續發展。
5、加強園林綠地系統規劃力度
長期以來，在我國的城市規劃工作中， 綠地規劃一直是比較薄弱的環節，大多在總圖上利用邊角、破碎地帶“見縫插綠”地“畫”綠地，只求在規劃圖上完成“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和“城市綠化覆蓋率”這兩項硬指標，而從城市生態的角度，對不同城市的綠地總量、布局等，常常缺乏定量的分析研究，因而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的科學性與生態的平衡關系。所以，生態城市規劃要加大園林綠地規劃力度，除城市應有的公園、苗圃、防護林等外，還應規劃諸如郊區森林公園、水土保持林、水源涵養林、寬型的環城林帶、大面積草坪，將農田引入城市等, 構成點、線、面的“三維空間”的立體交互、網狀聯接， 喬灌花草相間，常綠落葉搭配的多元綠地系統，以滿足生物因子適宜生態城市的需求。
生態思維是富含先進意識、現代內涵及人文色彩的思維模式。城市生態規劃則是協調人類與自然界關系的一種重要的人居規劃形態。由于城市在全球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作為協調城市人類與自然界關系的城市生態規劃，也已成為對人類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決策行為。因此，強調生態思維與生態規劃結合，是提高城市生態規劃的有效性、科學性的重要舉措，應予以充分重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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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園林景觀行為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 環境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TU2文獻標識碼：A
園林設計越來越提倡人性化和盡可能地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因此近年來關于心理學在園林景觀設計中應用的研究愈來愈多，目前國外關于心理學在園林景觀設計中應用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理論體系也比較完善；但在國內，相關的研究還是較少，而將這作為一門學科更為少見。對于在園林景觀設計中應用的心理學主要集中在行為心理學和環境心理學兩個方面。
1．園林景觀設計中的行為心理學
1.1何為行為心理學
行為主義心理學是20世紀初起源于美國的一個心理學流派，它的創建人為美國心理學家華生。行為主義觀點認為，心理學不應該研究意識，只應該研究行為。所謂行為就是有機體用以適應環境變化的各種身體反應的組合。這些反應不外是肌肉收縮和腺體分泌，它們有的表現在身體外部，有的隱藏在身體內部，強度有大有小。
1.11行為心理學在園林景觀中的具體應用
人的行為心理學理論在具體的園林設計中得到應用。如廣場設計、公園設計、住宅區設計、道路設計等。具有代表性的是阿爾伯特J·拉特利奇在公園設計中充分考慮大眾的行為，做出了具體的人的行為心理分析。他認為公園中的景點、道路、植物及坐憩設施等設計都應該根據人的行為心理來設計，合理安排每個設施的位置及朝向。他認為：公園中的每個景點或活動場所就是一個舞臺，坐憩設施應該朝著活動的方向。這樣設計既能讓人看到他人的活動，又能與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在心理上是感覺到“安全的”。坐憩設施應該遠離公園的出入口處。因為公園入口處是游客出入的地方，一進公園就被其他人看著，心理上會覺得不舒服并潛意識的提防。揚·蓋爾對人們如何使用街道、人行道、廣場、庭院、公園等公共空間，以及規劃與建筑設計如何支持或阻礙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進行了廣泛的分析研究，論述了日常社會生活對物質環境的特殊要求，提出了創造充滿活力并富有人情味的戶外空間的有效途徑。
人的行為心理學理論在考慮特殊人群的設計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老人，兒童，弱視群體等。克萊爾·庫珀·馬庫斯和卡羅林·弗朗西絲在兒童保育護外空間設計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們認為：兒童身體發育與跑、跳、攀爬等大幅度或大運動量活動關系最為密切，在設計的時候要從兒童的行為角度考慮。如根據兒童在接受挑戰的過程中發展自己的技能，但有時他們會中途退卻，甚至在最后時刻決定放棄的心理特點。設計師可以通過對具有挑戰性的游戲器械提供退出點和其他用途的方法，從而造成“體面的”退避。
1．2何為格式塔心理學
格式塔意為完形，格式塔心理學因此又稱為完形心理學。由于此流派是以人對圖形的視知覺理論為基礎，來研究人的心理和生理活動，所以格式塔心理學與藝術創作乃至建筑環境藝術設計中的視覺心理感受問題有著密切的關系。劉瓊和張朝暉指出格式塔心理學強調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物象之間存在著感知的距離，即使同一個物象，不同的人群所產生的感受也會不同。這就是說一個再優秀的景觀也不能使所有的人有相同的好的感受。那么設計師能做到的是要滿足參與這個景觀的群體中大多數人的愿望。對那一少部分人，至少做到不讓他們覺得排斥就好。
1.21格式塔心理學理論在景觀設計中的應用
20世紀出現了許多現代心理學流派，對美學產生較大影響的有心理分析分派、行為主義學派、信息學派和人本心理學派以及格式塔學派。其中，格式塔心理學理論在景觀設計方面的指導作用最為突出。許學民指出格式塔意為完形，格式塔心理學因此又稱為完形心理學。由于此流派是以人對圖形的視知覺理論為基礎，來研究人的心理和生理活動，所以格式塔心理學與藝術創作乃至建筑環境藝術設計中的視覺心理感受問題有著密切的關系。劉瓊和張朝暉指出格式塔心理學強調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物象之間存在著感知的距離，即使同一個物象，不同的人群所產生的感受也會不同。這就是說一個再優秀的景觀也不能使所有的人有相同的好的感受。那么設計師能做到的是要滿足參與這個景觀的群體中大多數人的愿望。對那一少部分人，至少做到不讓他們覺得排斥就好。
2．園林景觀設計中的環境心理學
2.1何為環境心理學
何謂園林景觀設計中的環境心理學，首先應完成對環境心理學的認知。環境心理學是研究環境與人的心理和行為之間關系的一個應用社會心理學領域，又稱人類生態學或生態心理學。
園林設計師在長期的設計思考過程中會形成這樣一個經驗，那就是設計的景觀與人的聯系往往比景觀本身更為重要。以一棵樹為線索，對人來說，一棵看不見的或者容易被忽略的樹就等于不存在。更具體一點的，遠處山坡上的一棵開花的孤賞樹對游人來說也只是某時某地的一個標記，當人們爬上山坡去接近那棵樹，并看清楚開花的這棵是一棵合歡樹，便開始產生豐富的聯想：想去摘一朵花，聞一聞它的花香。春天的午后，人們愿意在樹下小憩片刻；盛夏的傍晚人們愿意在高大濃郁的樹蔭下乘涼，在低處樹枝上給小孩系一個秋千，或是作一次聚餐。于是，這棵樹又有了新的內涵，樹還是那棵樹，但因為人們跟它的聯系不同，所感受的就不同，不同人又有不同的感受。這就是環境心理學研究的內容：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的關系，在這個作用中，人可以改變環境; 反過來，人的行為和經驗也被環境所改變。在園林植物配置的設計過程中，無論設計師在布置一棵樹或是一個植物空間的布局，都存在諸多環境心理因素需要考慮，不僅要考慮它們的空間位置關系，還要考慮與它有關的人的關系，設計師應該通過一系列關系的設計來充分展示物體最吸引人的特征，從而控制人對物體的感知。
2.2環境心理學在園林景觀中的具體應用
在筆直的園路種植單行或雙行樹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感；而在自然的道路兩側則用強調型植物強調頂點位置，強化道路的走向效果。園林中的道路可以利用植物逐漸形成統一的空間序列并能夠圍繞和連接不同的功能場地，游人也可以沿著兩側植物暗示的道路行進，走向目的地，在有序的空間序列中人們才能感到安全。
園林中利用植物可形成不同的邊界意象，邊界有虛隔和實隔之分。虛隔如草坪與游路邊界，可以用球形灌木有機散植，形成相對模糊的邊界，既起到空間界定作用，又不過分阻隔人與自然的親近；實隔往往用成排密實整形的綠籬對邊界進行圍合，創造出兩個不能跨越的空間，可以有效地引導人流，實現空間的轉換。
現遵紀守法放式綠地的邊界設計更傾向于帶狀開敞式的公共小廣場的邊界形式，沿路一側分別設幾個入口，整齊的冠蔭樹可以構成顯著清晰的場所特征和標識。不僅提供人們方便地進出場所，而且還可為等候、駐足、小憩的人提供一個遮蔭避陽、可靠安全的場所。如上海徐家匯公園和延中綠地的自然生態園都有類似的做法。
3．心理學在園林設計應用研究中存在問題及建議
國內外關于心理學與園林設計的研究基本還處在發展階段，國外的研究相對來說要較為完善一些，而且對于理論的研究也剛起步。而國內的研究只局限于具體應用上。總的來說，行為心理學在園林設計應用研究中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3.1 有關心理學理論的研究較少
目前國外的研究在某些具體的園林設計中應用的人的心理學。如廣場設計，公園設計，居住區設計等。這方面的研究要比國內的相關研究較早，也比較完善。而理論的研究比較少，并且是關于人的心理與設計之間關系以及認識方面的研究。但其主體是研究人的心理，注重理論研究，并沒有詳細，系統的研究園林景觀設計與人的心理之間的關系。但其研究的理論可以作為設計研究的指導，理論基礎，最根本的知識。
3.2 相關研究中建筑心理學較多，園林心理學較少
國內的一些研究中都提到人的心理學與建筑設計或者環境設計的關系。而真正提到人的心理學與園林設計的比較少。園林設計本身就與建筑設計密不可分，這種現象也可以理解。因此，園林心理學的研究也應該在建筑心理學的研究中總結、完善。
3.3 中國傳統園林中存在心理學思想，但未形成理論
在中國的古典園林設計中，有很多地方都存在心理學的思想，符合人的心理觀念，但并未形成專門的理論。一些好的思想并沒有繼承下來，這是比較可惜的。應該結合國外的先進理論技術，分析總結中國古典園林中的一些優秀的思想，形成自己的園林心理學理論，并應用于實踐。
3.4 有國外先進的理論知識作指導，但并未應用普及到園林設計中
格式塔心理學是很好的指導園林設計的心理學理論。但真正應用到園林設計中的卻非常少。因此，在學習國外先進的理論知識的同時，也要學習其先進的技術，并應用到國內的園林景觀設計中，而不是純粹的學習理論知識。
4．結語
何為優秀的風景園林設計一直是個困擾設計界的問題。在我看來，滿足了使用者的心理需求和行為習慣，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可，才可稱得上是真正優秀的設計，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也”！真心希望園林學與心理學結合走出一條新的設計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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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生態哲學；環境倫理學；自然價值；過程哲學；生態紀
中國的生態哲學從環境倫理學研究開始。環境倫理學概念首次出現在1980年《現代生態學中的方法論問題》譯文中。2 譯者余謀昌作為中國環境倫理學的首創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態哲學》一書，提出了生態哲學的理念，填補了我國生態哲學研究的空白。生態哲學作為一種新的哲學轉向，讓人類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動。中國的生態哲學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正在走向成熟。它從生態倫理學的發展階段展開，歷經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在人類思維的歷史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態哲學正在走向全面發展。
一、生態倫理發展階段
西方發起的環境保護運動和“”結束后，一些學者很快從“”中走出來，此時，中國的生態哲學研究也開始從環境倫理學涉及。在研究過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環境倫理學理論及思想，闡釋了生態倫理內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礎，產生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從而形成了中國環境倫理學重要的認識內容。
中國的生態哲學與自然辯證法有著深刻的淵源，或者說中國的生態哲學就是從自然辯證法中發展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觀就是它的根。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奠基人于光遠于1958年《人在變革自然界中的能動作用》（《自然辯證法通訊》3期），這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辯證法通訊》還在1964年第1期發表了惠伯納?魏漢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學？人們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發表了唐以劍的論文《人類生態學――環境科學研究的核心》。于光遠在1991年7月發表的《自然》（《自然辯證法研究》）一文對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這既是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的研究，也屬于哲學上的自然觀的研究，更是生態哲學的基礎，是關于自然的哲學。今天幾乎絕大多數研究生態哲學的學者都出身于自然辯證法。生態哲學的研究成果有相當多的在《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即原來的《科學技術辯證法》）這三大雜志。
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屬于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生態哲學貫穿始終的基本問題，中國的生態哲學也從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1980年，余謀昌把環境倫理概念介紹到國內， 1986年發表了《關于人地關系的討論》，認為遠古時代人類社會生產水平很低，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對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術革命以后，機器技術體系裝備的生產力高速發展，人類憑借著這種力量控制一個又一個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凱歌中開辟人類的新天地。1人類產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戰勝自然的觀念。1988年2月其發表的《生態學中的主體與客體》一文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生態哲學中的主客體來研究，這是當代重要的全球性問題。2一方面人作用于環境，另一方面環境也作用與人，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辯證的關系。此時的學者們已經將目光集中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討論中，這是評判問題的依據所在。正如余謀昌在《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一文中所說，生態哲學以人與自然關系為基本問題，它區別于人與自然二元分離和對立的傳統哲學，是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哲學。3
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進入倫理學研究領域，生態哲學就從環境倫理學發展起來。源于20世紀末西方的環境保護運動使得環境倫理學很快成為一種世界潮流，這影響著中國的生態哲學，其發展主要集中在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學習和跟蹤。中國生態哲學開始研究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倫理道德的層面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生態倫理學問題。1991年葉平發表了《人與自然：西方生態倫理研究評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態倫理學創立經過了孕育、創立和發展三個階段。41992年余謀昌撰文闡述了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他認為生態倫理學把倫理學知識領域從人與人的關系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道德對象的范圍從人類共同體擴大到“人―自然”共同體。5
在中國的生態哲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在環境倫理上的激烈爭論。孫道進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對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為了人類的利益、為了經濟目的，人類掠奪自然從而產生環境問題，這促使環境倫理學重新思考自然的價值、自然權利等問題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真正本質。楊克儉在《生態環境危機與人類角色轉換》一文中指出，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危及人類生命安全的全球性問題，要想消除危機，必須改變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觀念，重新認識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實現人與自然共同體的和諧共存、共同發展。2隨后余謀昌于1994年發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一文，引發了“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提出人類應該走出人類中心主義。這是現實對我們提出的迫切需求。因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貶低自然，雖然獲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體，也危及人類的根本利益，使得我們陷入困境。3因此，人類所面臨的抉擇是從舊意識向新意識過渡的過程。人不應該是世界的統治者，而應該是看護者。
對于這樣的批判和反駁，人類中心主義也在不斷擴展自己的理論內涵并為其尋求辯解。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發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辯證法研究》發表了《天人和諧之道――兼評“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和《走進人類中心主義 ――兼向余謀昌先生請教》兩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相統一，自然的利益體現為人的利益時才有意義。要解決目前的環境危機問題，人類必須盡快超越目前的發展階段，使人類文明持續不斷地提高。4與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相反，潘玉君等認為人類中心主義非但不應該走出，而且應當走進和重建。困擾人類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人類中心主義是人類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使人類體現或實現了價值。51996年張理海《人類中心主義：一種哲學觀念還是一種傳統文化精神？》并明確提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應該能夠緩解人類與自然的沖突，可以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關系，除了走進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別無選擇。6
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基于價值觀的不同所導致的爭論，使得自然價值問題成為環境倫理學的一個焦點。自然價值不僅關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權利，與人的行動相關。自然價值、自然權利是生態哲學在環境倫理上不或可缺的內容。
首先討論的焦點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內在價值。環境倫理揭示，自然不僅能滿足人類的需要，自然對人有價值，更能滿足每一生命個體的需要，這是自然的生態價值。1995年葉平的《人與自然：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一文首次將自然的價值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他認為自然界的價值具有多樣性，除了有工具價值以外還包含著內在價值、固有價值和生態系統的價值。人類應該針對自然事物本身去評價其價值，而不僅僅是從它的用途、功用來評價，自然事物有不依賴于人類評價和存在的價值。11996年佘正榮發表了論文《自然的自身價值及其對人類價值的承載》，他認為自然不僅有內在價值還具有創造性和維持性，不斷建造和優化自己生存及發展的條件，并維持著穩定的生態系統。2自然的內在價值不是人類賦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內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萬年發生、發展、進化的產物，人類的價值也只是自然所產生的千百萬種價值之一，服從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自然是內在價值、工具價值、系統價值的統一。3
其次，自然的內在價值是不依賴于人的評價而存在的，在億萬年前沒有人類的自然界就已經存在其自身的價值。《自然的價值與自然的本質》一文提出，將自然的價值成立條件歸于人的評價是有偏見的。在千百萬年的自然史中都有價值的產生，這并非什么人類心智中的、主觀的過程。4但是《論自然的價值及其主體》一文卻認為，所謂“價值”，實質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滿足人類的所需，即對人是有用的。這里的自然價值是對人類需要的滿足，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意義。5這與自然主義不同的是明確否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認為自然主義對于自然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解釋是矛盾的。而《自然價值的倫理精神》一文認為，自然不僅具有外在價值還具有內在價值。這種價值不必以人類作參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都共處于地球生態系統之中，體現了它們的統一性。6自然擁有內在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沒有評價者就沒有價值的問題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麗畫卷，即使沒有欣賞他的人，也不影響它的客觀存在。就是說，沒有評價者當然也能有價值。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不否認人的內在價值，在生態系統共同體內，人與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價值，又具有各自獨立的內在價值。7
然后，就是對于自然權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價值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然權利。1999年納什的《大自然的權利》由青島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觀點認為自然是有權利的，并且作為生物鏈最頂端的人類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權利，并且對它賦予道德關懷。大自然也必須擁有其自身的天賦權利。12001年《自然權利論――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礎》發表，文章闡明自然的權利是將權利擴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僅包括動物、所有的有生命體還包括無生命的自然在內的整個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內在價值賦予人權利，同理，自然龐大內在價值也賦予自然相應的權利。2鄭慧子在1999年發表的《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一文中認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統內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兩者構成的區域當中，人類應該承擔起責任和義務去維護共同體的秩序與和諧。3因此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是個不爭的事實。
二、從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國的生態哲學主要從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研究自然觀，2000年之后轉向從技術異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自然觀。人與自然的關系貫穿于生態哲學研究始終，人通過技術與自然建立聯系，技術的不斷發展引起學者對人工自然的哲學研究。1993年發表的《由自然哲學到人工自然哲學》認為，自然哲學的研究需要從自然擴展到人，人的活動所產生的產品及其過程、人對自然的能動作用、人的活動及其產品對人類的反作用等等都應該擴展為研究內容，也就是說人工自然必須走入研究視野，自然哲學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提出系統地開展人工自然觀的研究是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人工自然是人類行動產生的，人的行動溝通人類和社會并以人工自然呈現。對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揭示自然與社會的本質聯系，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實現生產模式的轉軌。51999年陳洪良《人工自然觀與現代社會發展》指出，人類社會在自然之中發展，自然的發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觀首先必須體現生態文明，這是人類的精神對自然的生態把握，把人類意識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態系統中。6
從自然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從生態自然觀研究開始的。生態自然觀更是中國生態哲學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發表的《從人工自然觀到生態自然觀》一文中指出，自然觀既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類自身成熟狀態的重要標志。自然發展過程與自然觀演變進程（天然自然觀――人工自然觀――生態自然觀）相吻合，生態自然觀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7自然觀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現代自然觀與可持續發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無所謂善惡，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應該自認為是大自然的統治者。作為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員，為了生存人類需要利用自然。人類通過發展科學技術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應該因為科學技術的局限性對發展科學技術沒有信心，也不應該弱化甚至放棄科學技術，只靠倫理信念規范人的行為，利用自然、改變自然依靠科學技術，人與自然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也需要科學技術。1
科學技術是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針對科學技術所產生的問題，分析人類利用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影響，是從技術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中的自然觀問題。2001年發表的論文《自然中的技術異化》是從批判的角度分析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危害。這篇論文是人工自然與天然自然研究的繼續。自然中的技術異化將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離，可是，自然界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由于技術進步的控制和干預，其整體平衡受到干擾，阻斷了天然自然的自然進程。技術的進步在不斷地削弱自己和人類的存在基礎。技術越發展越顯現出技術異化現象。2《從哲學視角審視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術的進步促進人工自然的產生和發展，對人類的進步有積極意義。然而，人工自然作為人勞動的產物，從天然自然中分離出來，在與天然自然的對立中成為導致異化的因素。3
對技術異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術放置于生態之中，并以生態的形式展現出來，那么技術就可以是天使。論文《生態技術――技術可以是天使》（2005年）認為，生態紀的技術就意味著那些增強“生命之家”的創新。技術是天使，使人類的故事演繹出輝煌。技術也帶來危機，它產生了環境污染、生態災難、物種滅絕，以至于我們現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終結。然而，終結也是新生的契機，新生代的終結意味著生態紀元的開始。4也就是說先進技術必須與生態的技術相一致，這也是技術的天使本性決定的，技術可以是天使。
把技術放到生態之中克服技術異化，是建立在生態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的現實行動，隨著生態哲學的發展，中國學者把世界觀和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世界觀決定價值觀，決定我們的行為。郁樂和孫道進在《試論自然觀與自然的價值問題》中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他們認為回答自然價值問題的理論根據是自然觀。關于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道德爭論的背后隱藏著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自然觀。無論是何種對自然權利的理解都取決于他們偏向于何種自然觀。要么將人融化于自然，要么從自然的利益出發批判人的所作所為。5薛勇民和路強在《自然價值論與生態整體主義》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將自然價值論放置在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中，自然價值論的確立才能成立，才能以豐富多彩的自然價值批判只有人類才有價值的錯誤觀念，自然價值論本身蘊于生態整體思想之中。1可見，中國學者們不再糾結于人與自然的抽象對立，而是將視野擴大到更全面更廣泛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下去理解自然的價值問題。
三、人類歷史思維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國學者開始研究西方哲學歷史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再加上對中國傳統哲學生態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國的生態哲學在哲學的歷史思維中研究生態思想的歷程，從思維的層面豐富了生態哲學的研究。在人類的思維歷史中，生態思想的發展是持續的，期間有過反復、曲折。生態哲學有價值觀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倫理學或環境倫理學；有本體論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自然觀；在哲學思維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就是思維層面的生態哲學研究，這相當于認識論維度的生態哲學研究。
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蘊含的生態思想一直都是中國學者的研究內容。《自然辯證法通訊》在1989年第4期發表了李志超的《抱樸子的自然觀》一文，1993年第6期發表了周昌忠的論文《中國傳統哲學天人關系理論的環境哲學意義》，1997年第4期發表了胡化凱的論文《感應論──中國古代樸素的自然觀》。這些研究都闡述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自然觀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了徐剛的《萊布尼茨與朱熹自然哲學》，把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做了比較研究。
生態思想在西方哲學思維的歷史進程中有著曲折的道路。2010年發表的論文《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古希臘到科學革命》，這是生態哲學研究深入人類思維領域，在哲學的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論文聚焦于每一時代哲學所關注的主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這體現為哲學的外在轉向。文章指出，哲學史是人類思維的代表，自古希臘以來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態性思想，但是對思維的抽象強調切斷人和自然的有機聯系，將哲學引向了中世紀的宗教。哲學背離自然、背離人，以神的唯一創造性代替自然的內在創造力，以上帝扼殺人性，割斷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科學革命之后，伴隨著牛頓力學而強大起來的科學，以機械自然觀解構了自然生態，終結了生態思想。文藝復興對人的理性與思維的張揚片面強調意識、思維、理性，徹底終結了哲學中生態思想發展之路。2
被機械自然觀終結的生態思想如何回歸人類思維歷程，中國學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笛卡兒到懷特海》一文就是對生態思想重回人類思維的歷史過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兒提出的心物兩分的二元論把生態性只給了人，人類思維從此空前提升，忽視了自然和世界；休謨和洛克對二元論的質疑和反思，使生態思想得以呈現，但又因社會與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顯；到了康德的心靈體驗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再也看不到對自然的生態闡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觀存在，生態性的思想只屬于那個客觀的精神，一個完全沒有物質基礎的存在。 12012年羅久發表了論文《自然中的精神――謝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觀念探析》，他指出，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謝林發展了一種有機自然的理論，認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規律的客觀對象，其本質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識的純粹客觀對象的總和，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2
哲學所關注的主題體現為哲學的外在展現，哲學的發展還有其內在的邏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純粹的思維向度的研究。2012年發表的《從達爾文到懷特海的本體論邏輯進程》一文，詳盡闡釋了生態思想如何從達爾文開始一直到懷特海，更徹底的生態哲學思想如何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經過創造進化論、突創進化論，最終到懷特海的有機體哲學這一發生、發展并形成的過程。32012年發表的論文《關系性―過程性原則的邏輯必然性》則闡述了在人類哲學思維的歷史中，從哲學的內在邏輯發展中揭示生態哲學的出現是哲學發展的歷史必然。探討哲學內在邏輯的演變歷程也是生態哲學的研究任務。古希臘哲學是哲學的邏輯起點，對物質世界的認識同時肯定了“世界是真實存在的”的本體論原則以及“認識必然可能”認識論原則。從這兩個可以推出“關系是普遍存在的”關系原則和“世界是過程的”過程原則。本體論原則、認識論原則、理性原則可以推出關系性、過程性、有機性邏輯必然性。生態哲學提倡關系、過程，強調整體和有機。這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來解析哲學的發展歷程，分析思維整體中的生態哲學思想，更是生態哲學得以完善的標志。4
四、生態共同體：生態哲學對走向生態紀元的追求
從中國學者對生態哲學在不同時代不同看法可以體會出生態哲學本身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第6期發表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進展》一文，從論文的題目可以看出，當時的生態哲學就被看作是環境倫理學。作者李壽德肯定了中國學者在環境倫理學領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榮2006年認為，在生態倫理學這門重大新興學科的開創過程中，存在著多元競爭的理論是非常合理的5，這肯定了生態哲學發展的多元性。2007年張豈之《關于環境哲學的幾點思考》，他指出，環境哲學的目的是要探討伴隨環境危機而產生的哲學問題，它們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各類問題。環境哲學必定需要研究環境倫理問題。當前最緊迫的是要解決人們該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6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生態哲學面對的問題就是哲學本身面對的問題，哲學的主題要轉向關注“如何做”。2012年劉福森發表的論文《生態哲學研究必須超越的幾個基本哲學觀念》指出，任何哲學都只屬于自己時代的“特殊哲學”，生態哲學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態文明，是按照生態文明的價值與邏輯所構思起來的新時代的哲學。12015年發表了論文《生態哲學之解讀》，作者直接闡明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是今天的時代哲學。如何行動成為哲學關注的主題。生態哲學就是哲學轉向行動，是行動的哲學。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的發展，那么生態哲學的構成就要有生態本體論、生態認識論以及生態倫理學。2
由于全球生態危機的現實，生態哲學揭示其深層根源并批判現代性所存在的問題也是中國學者所研究的內容。2008年發表的論文《生態學批評中的理想人格――“生態人”之分析》指出，生態學的批評使人類中心主義思維破產，以具有關系性思維和博愛情懷的“生態人”批判獨斷的理性人。3盧風在《整體主義環境哲學對現代性的挑戰》一文中，以生態哲學的關系及整體理論分析批判了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他的研究解構了現代性的物理主義，消解了主客體的絕對二分，挑戰獨斷的理性主義。他提出，唯當徹底擯棄了獨斷理性主義的完全可知論和知識統一論時，我們才會敬畏自然、保護地球。4解決當前嚴重的環境危機要求的不只是改革個人和社會的行為，更要挑戰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研究人類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義倫理，研究生態文化，研究關愛生命、保護環境，研究生態智慧。
針對全球生態危機，尋求后現代的思想去解決，運用具有更徹底生態性的過程哲學去分析也是中國學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發表的《過程哲學與生態危機》一文明確指出，過程哲學被譽為當代新思想的來源，并用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全球危機。過程哲學的空間不受限制，它涉及現實中的所有層次。不同層次的相互依賴，不同個體的相互依賴，特別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依賴。5《過程析學與時代的急難》一文中作者指出，過程哲學的精髓就在于使人們意識到“我們在世界中，世界在我們中”6。這是過程哲學有關現實的研究。過程哲學的產生與發展也伴隨著現代西方哲學的終結過程。7過程哲學由于對相互聯系的推崇，懷特海稱其為“有機體哲學”，以表明他對世界組成的理解。它是生態的，以生態學為基礎。《生態學：過程哲學的科學基礎》一文這樣闡述：生態學揭示了每一個體都體現了創造性的能量流動，支持了過程哲學所倡導的創造性、個體以生物多樣性、生態位創造構成了生態系統的有序結構，肯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由此支持了過程哲學的多元價值觀。1這是關于過程哲學本體論的研究。
第8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天人合一；美學；中國古典園林
中國古典園林作為由多種美的載體結合而成的景觀，是對美的綜合闡釋，是對藝術美學的綜合反映，在美學位置上具有非凡的意義。歷代文人，思想家，造園師把深厚的美學理論，傾注于中國古典園林的建造中，并在此刻畫出雋永，深刻的藝術美。
1 藝術美學的淵源：天人合一
我國具有悠久的文化歷史，美學歷史也淵源悠長。從相互對比的角度來看，中國藝術美學與西方藝術美學所追求的客觀真實性是不同的，中國藝術美學更注重的是意境的美，強調用美帶給心的高貴，靈的升華。在我國古代，文人和畫家的思想是：儒學文化和道家文化的互補。儒家表現為對社會發展的關注，道家是歸隱遁世和無為的思想，最后與佛家禪智慧的結合，為中國傳統美學帶來對社會和人生的深入思考。儒道釋三家思想不斷融匯，相互碰撞，對中國傳統藝術思想進行影響推動，于是形成了中國傳統的藝術美學。在這里，用一句話概括中國藝術美學那就是：天人合一。對天人合一的特點解釋是“心為物之君，物為心役；心物混融同一，心物一元”，在這里，我們把人的內心作為參照物，通過自己的內心，對人自由的天性進行發揮，最后達到與天與地，乃至社會的和諧。故在中國傳統美學中，天人合一這個理念強調的是，人內心的想法與藝術活動的關系。
從道家核心思想來說，天人合一代表性的概括了中國傳統藝術美學的精神。道家思想，作為中國古代哲學最高范疇，分為天道、人道、地道。從莊子的“天道”或“自然之道”，到孔孟儒派的“人道”或“倫理之道”，天人統一與“道”的相互結合，相互滲入，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孟子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孔子稱：“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他們將人的道德修養和聰明才智寄情于物，強調人的審美主觀性，和對山水的欣賞聯系起來，得到不同人不同的審美趣味，物我合一。“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中國的古典園林中也體現了這份與自然合一的美學特征。藝術家在藝術創造中，把審美體驗放入自然，與天地融為一體，實現心靈的自我。故“天人合一”基本精神是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這個主題思想對中國傳統美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在這里“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范疇。更重要的是它不僅是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說，而且也是一種關于人生價值，人生理想的學說。
2 “天人合一”藝術美學在中國古典園林中的體現
中國古典園林的建造追溯至奴隸社會，有了商業城市的發展，也就有了供統治階級游覽玩樂的場所，當時人們對水體修整，對地形地貌改造，建造一定規模的建筑物，在林中布置奇花異草，飼養珍禽異獸，就形成了以自然為雛形的宮苑。這里是從自然的物象出發，最原始的園林美學。到了封建社會，古典園林藝術得到發展，不同等級的園林逐漸出現，自然的環境通過改造，與寺廟、宮殿、別墅、住宅綜合在一起，中國古典園林美學，隨著朝代變更不斷發展起來。
自然，建筑，詩，畫，雕塑等多種風格藝術的結合穿插沉淀，造就了中國古典園林的藝術美學，中國古典園林是無聲勝有聲的詩篇，移步換景的長卷。“迥出天機”“參乎造法”的古典園林在造景手法上達到了自然美，建筑美，繪畫美與文學藝術上的統一。說到古典園林，在這里不得不提到“師法自然”的蘇州園林，蘇州園林的重要特色，體現在它是歷史文化的產物，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現在花木的寓意，疊石的寄情，廳堂的命名，楹聯匾額書條石的裝飾。這些點綴園林的精美藝術品，不但儲存了大量的歷史文化思想和科學信息，同時物質內容和精神內容都極其深廣。中國古典美學強調從自然中找到美，文人雅士在造園的同時順天應人，追求園林造景的風骨、性靈、神韻、意境。重師法自然，體天地之心。蘇州園林中，借景，透景，障景的造園手法，把自然的精華請入園中，心隨自然，景在眼中，胸中，心中。從而把自然美升華為藝術美。園林藝術映射出的美學精神，同時反映和傳播了儒，釋，道等各家哲學觀念，嚴肅的倫理規范，以及對人生的終極關懷。辛棄疾在詩詞中寫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與自然合一，相互映照，不分彼此，這樣的古典美學意境，將人的情感，精神都蘊藏在了富于變化的美學空間，迷人的藝術風韻中。天人合一這一深邃的哲學境界，代表了豐富的古典園林藝術內涵。
蘇州園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富有“詩情畫意”的拙政園，這“詩情畫意”說的便是園林的藝術美，也就是園林的意境。天人合一在這里體現了中國美學特有的審美范疇，把藝術家的情思意蘊與具體景觀相結合，景和情，物質和意識融為一體組造出獨特藝術環境。
從構園要素來說，植物是我國古典園林構園要素之一，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記》，描繪出一副天人和諧的園林環境圖：“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草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從簡單的描寫中，人們仿佛沿路走進園林之中，植物在襯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文人雅士造園之風的興起，中國古代詩詞中留下了賦予植物人格化的優美篇章，自然物與人相結合，從欣賞植物景觀形態美升華到意境美，涵義深邃，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蘇州園林里植物的配景相當豐富，造園師通過運用具有不同象征意義的植物表現不同的意境。蒼翠挺拔的松柏，形態古樸拙正，常綠延年，抗旱耐寒。它被人們稱為正義神圣，永垂不朽的象征。這些特性代表了人的堅貞不屈的。嚴冬時節，松竹梅傲霜斗雪，挺立天地間，被人稱“歲寒三友”它們體現了頑強的性格和斗爭精神。梅竹蘭菊被稱為“四君子”，“清華其外，淡泊其中，不做媚世之態”。這里把花木的形態與氣質結合起來，神態與風韻具現，藝術感染力增強許多。整觀蘇州園林的發展歷程，是一部中國古典園林史的縮影，更是天人合一美學思想的具象表達，它優美動人而又理性十足。“蘇州園林”這個龐大的園林群，有著太多的建筑相識于相同，有著太多的風景神似而意迥。各有千秋，意境非凡，但它們在美學基礎上所展現的問題，都是人類應該怎樣更好的親近自然，與自然共生，共發展。莊子“返璞歸真”的思想，孔子的“和諧”的建議，都是“天人合一”，這個美學的結晶反映，都是中國古典園林意境的闡述。
3 結語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最高境界。中國古典園林中美與善的統一，包涵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它的意境之魂魄，情感之結晶。在當今社會，我們可以把這一思想穿景觀園林的設計中去，建造出具有和諧之美，統一之美的現代園林。
參考文獻：
[1]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
[2] 周鴻.人類生態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7.
第9篇：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 學步兒 受挫-攻擊 單一被試實驗 干預
分類號 13844
1 引言
攻擊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個普遍的特征。據研究顯示，在人的一生中，攻擊行為發生的頂峰并不是像先前的看法那樣在于青春期，而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年。且在攻擊行為發展最開始的一步很可能發生在與成人互動的語境中，特別是與最初的養育者們的互動中。
本研究要討論的是學步兒的攻擊，在發展心理學的各個研究主題中，攻擊是一個難以定義的概念。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是指向有生命個體的行為，如Parke和Slaby認為攻擊是“以傷害或侮辱其他人或人群為目的的行為”。從廣泛意義上來說，攻擊暗示一種惡意目的的傷害，傷害的對象包括人類自身、動物和物體。有的發展心理學研究者把“破壞行為”也納入其中。例如，有些兒童故意摔打物品等。在此基礎上有學者給予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界定：攻擊是一種破壞或損壞財物，或者導致生理上或情感上受傷害的行為。這一觀點得到一些學者的認同，攻擊是指基于敵意、憎恨及不滿情緒，對他人、自身或其他目標所采取的破壞。
學步兒的攻擊有其自身的特性，由于身體力量有限，學步兒的攻擊結果基本不能造成攻擊對象的傷害或損壞。因此本研究在借鑒以上對攻擊的界定，并結合本研究對象的特點，主要強調學步兒受挫后的攻擊的意圖以及攻擊人或物過程的行為序列。
本研究采用養育干預的方法對學步兒攻擊行為進行干預。養育干預旨在改變家庭的環境，促進兒童的適應性和改善兒童的行為，在兒童的行為干預領域，干預者進入家庭生活場景，為家長提供社會支持和養育訓練，增進積極的養育方式，減少兒童的行為。養育干預的理論基礎包括操作理論、社會認知理論，但最為重要的還是來自于生態學的觀點。養育干預方法的出現使得干預的視角從對孤立的個體轉移到整個家庭的關系中，1974年Bronfenbrenner在一次關于早期干預的有影響力的報告中指出，“沒有家庭的參與，一旦終止干預，所取得的極少的成效也可能會消失。”這一觀點與Brortfenbrenner本人提出的人類生態學理論保持了一致，重點說明了在家庭生態環境中進行干預的重要性。在家庭的生態系統中，干預者提供了影響兒童行為的因素并使其發生相互作用的生態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預者可以闡明在自然條件下養育者的行為變化帶來的兒童的行為轉變。
2 研究過程
2.1研究個案——學步兒攻擊現象
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是一個1歲1個月15天的學步兒，男孩小羽。只要小羽受挫后，他會立刻向致挫源發起攻擊，以此尋求心理的安慰。而學步兒在尚未學會走路前，并沒有明顯的攻擊的傾向，攻擊的出現主要集中在學會走路之后。在母親看來，她不知道孩子為何突然之間就有了攻擊行為，而這段時間越發明顯，只要受到挫折就會發起攻擊。她擔心攻擊行為會一直持續下去，而她卻沒有改變孩子攻擊行為的辦法。她希望得到教育的指導。
在對學步兒小羽的攻擊情況大致了解后，作為研究者，我在家庭養育環境中對學步兒的攻擊傾向進行了自然觀察并作了詳細記錄，以下是自然觀察的兩個實例：
案例一：客廳里，剛學會走路沒幾天的小羽，專注地坐在地上獨自敲擊著手中的玩具，外婆在身邊陪護著。這時候，媽媽提著一桶衣服從洗衣間走向陽臺，途經客廳的時候，被小羽看見，他立馬放下手中的玩具，起身企圖去追上媽媽，他邁著跌跌撞撞的步伐奔向媽媽，不料小腳絆倒了凳子，他雙手撲地摔在了地上，立刻大哭起來。外婆見此狀，臉色變得緊張而嚴肅，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小羽身邊，將小羽扶起來抱在懷里，撫摸著哭泣的孩子，也許跌得不太重，孩子立刻停止了哭泣，還沒來得及回應外婆的反應，他便從外婆的懷抱中掙脫出來，用手拍打已經倒下的凳子，然后抓住外婆的手，示意讓外婆也去幫他打凳子。
案例二：家里的鞋柜旁，媽媽準備穿鞋出門，一旁的小羽正在玩一串小燈籠，看見媽媽打開鞋柜準備穿鞋，他立刻扔下手中的那串燈籠，向媽媽跑去，可是扔在地上的那串燈籠絆住了小羽邁向前的一只腳，眼看馬上就要摔倒，眼疾手快的媽媽，馬上扔下手中的鞋，伸手試圖抱住小羽，可是在觸到孩子的手之后，仍舊沒能抓穩小羽，孩子直接摔倒在媽媽的身上。此時小羽并沒有哭泣，媽媽扶他起來后，他揮手用力地向媽媽身上打去，這一動作讓媽媽吃驚不已。
從觀察記錄中發現，對學步兒小羽攻擊行為的觀察與養育者的描述呈現出一致性。在對攻擊行為背后的原因追尋中，先天因素是引起嬰兒攻擊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已有的研究發現，“嬰兒如果是易怒，適應力差的，那么在童年早期會比那些放松的、靈活的兒童更具有攻擊性。學前兒童的氣質如果是吵鬧、活躍、注意力不集中的，而且很難適應周圍的變化的話，那么他就比那些氣質水平相對成熟的兒童更具有攻擊性。”從父母報告中得知，小羽是一個偏于內傾型氣質的孩子，不易表現出害怕情緒、也不易被激怒、在對他對陌生人的行為抑制性考察中，發現他在片刻的注視后，能與陌生人進行積極互動，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害羞焦慮。在對小羽的交往進行的自然觀察中，其觀察判斷結果與父母的報告吻合。通過以上的考察，基本排除了由心理障礙造成的攻擊。因此可以做出初步的判斷，學步兒小羽的攻擊問題只是一種正常的、暫時遇到的困難。
在排除個案攻擊的先天性因素之后，可以推斷學步兒小羽攻擊行為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社會學習引起的。從對小羽的攻擊行為的觀察來看，其攻擊行為具有自身的特點：第一，這類攻擊是一種受挫后的反擊行為；第二，攻擊對象是致使學步兒受挫的物體或者人；第三，該類攻擊常發生在嬰兒、養育者以及以上兩者所面對的第三方之間。學步兒以攻擊性的方式來表達挫折，從理論上印證了J，DoUa一的“挫折，攻擊假說”。該理論認為，挫折會導致某種形式的攻擊，攻擊與挫折之間存在因果聯系。但這一理論存在固有的缺陷，它不能解釋個人在遭受挫折后出現的非攻擊行為，而實際上挫折只是增加了攻擊發生的可能性，卻不是攻擊產生的必要條件。后來Berkowitz引入情緒喚醒、對攻擊線索的認知等中介變量，對“挫折-攻擊假說”進行了修正，使得該理論有效地解釋了攻擊與挫折之間的路徑。在與學步兒家長以及親密的養育者的交談中得知，在學步兒小羽的養育過程中，隔輩在學步兒受挫后表現出類似的回應——使用暴力手段來攻擊致挫源（包括人或物），以此達到對學步兒受挫后的哭泣以及預防哭泣的安慰。如，從對學步兒母親的訪談中得知，在小羽摔跤被扶起后，奶奶會立刻使勁地在小羽摔跤的地方用力跺腳，并伴隨輔言語“老鼠絆倒寶寶，踩它！”，以達安撫學步兒的目的。類似的言行同時還發生在孩子外公、外婆的教養行為中。分析以上行為序列，當學步兒摔跤受挫后，養育者出于一種對孩子的疼愛，不管學步兒是否馬上出現了哭泣，養育者都會引導學步兒指向學步兒受挫的致挫源，“創造了孩子內在化和外在化經驗之間的可能性。”當然嬰兒通過社會學習獲得攻擊，其前提假設是基于嬰兒、他人和環境中的物進行三方交流的能力——次級主體間性，“即與他人共享第三方（一個物體，另一個人或事件）經驗的意識。”對于1歲多的小羽來說，顯然已經完全具備了在次級主體間的認知能力。當養育者用語言和行動共同解釋致挫源是致使學步兒受挫的原因，并用暴力行動回擊了致挫源時，學步兒在他的認知體系中形成了初步的理解養育者的想法，這在發展心理學中也被稱之為具象映射。在生理受挫之后，情緒的喚醒更易讓學步兒接受養育者行為意圖來應對挫折。已有的研究得出“反應過度的教養行為一致性地被確定為是對行為問題的有力預測。”養育者本應給予學步兒撫慰和鼓勵，但無意中卻在與學步兒的互動中，生動地展現了攻擊獲得的“直接指導”，使得學步兒小羽成功習得攻擊行為。由此我們可以推斷，養育者的教養態度和方式是學步兒小羽受挫后攻擊的習得的主要原因。
2.2研究設計
本研究采取單一被試設計中的單基線A—B實驗設計。單一被試設計是一種區別于團體設計，為解決臨床工作中被試容量小，異質性大的問題而提出的一種有效的研究方法。在本實驗中，自變量是學步兒受挫后實施的干預方法，因變量是受挫后出現攻擊動作的次數。整個研究的設計分為基線期和處理期，基線期記錄自然狀態下學步兒受挫后的攻擊次數，處理期記錄干預后的出現攻擊行為的次數。
2.2.1目標行為的確定及測量
為了便于在研究中甄別學步兒小羽的受挫后攻擊行為，本研究將受挫后攻擊行為的操作定義界定為：當學步兒受挫如摔跤、碰撞到物體或人，感到疼痛而哭泣或者沒有出現疼痛感而是心理感覺到受挫后，而出現的身體攻擊人或物的動作。在此需要說明的是，高程度的受挫會抑制攻擊行為的產生，對于本文討論的生理受挫范圍限于日常生活中輕微至中等之間。
在研究者的指導下，養育者學習受挫后攻擊行為的定義，清楚理解定義的內涵以及對攻擊行為的評判準則。判定學步兒出現正向行為（非攻擊行為）和負向行為（攻擊行為）的準則：當學步兒受挫，并且養育者進行干預之后，學步兒不出現攻擊動作，則認定為正向行為；當學步兒在接受養育者正向安撫之后，學步兒掙脫養育者的手，對致挫源發起身體攻擊的動作，則被認定為負向行為。具體來說，在基線期，學步兒在受挫后，出現用手、腳或者身體的其他部位攻擊人或物的行為，記為一次目標行為的出現；在處理期，養育者對受挫攻擊行為進行干預后，學步兒掙脫干預參與者（各個養育者或者研究者）的手，仍出現用手、腳或者身體的其他部位攻擊人或物的行為，記為一次負向行為的出現。
2.2.2信度和內部效度
在單一被試實驗中，信度主要表現為評分者的一致性信度。為了保證研究的信度，研究者指導養育者觀察和記錄受挫后的攻擊行為，并在整個干預過程中對攻擊行為的記錄工作進行監督。具體操作是，研究者提供記錄表，并與各個養育者在同一個觀察時段內各自獨立地觀察和記錄目標行為，比較兩者的結果，并計算出兩個人記錄結果中相同部分的比例。如果出現對目標行為判斷的偏差，研究者與在場的養育者一起回顧目標行為的場景，重新理解判斷攻擊行為的標準，以達到兩人對于同一目標行為判斷的一致性。當判斷目標行為的一致性達到100%時候，則由養育者獨立進行記錄。學步兒小羽受挫后攻擊的行為發生在家庭環境中，為保證實驗環境的穩定性，排除外界因素對被試目標行為的干擾，保證干預的內部效度，本研究對受挫后攻擊行為觀察的地點設定在家庭環境中，對于戶外發生的攻擊行為不予考慮。
2.2.3參與人員及其配合
研究中學步兒攻擊行為觀察記錄人員包括研究者（筆者本人）、學步兒的養育者們，包括小羽的父母、小羽的隔代親屬（外公、外婆以及奶奶）。在具體的記錄中，并不能保證每一位養育者全天24小時至始至終在場進行干預和記錄，因此對此問題的解決辦法分為兩步，一是確定當時陪護學步兒的養育者，二是當時的養育者除了記錄學步兒在該時段發生的受挫攻擊的頻次，還要記錄陪伴學步兒的時間長度、陪伴地點。陪伴者、陪伴時間段、陪伴地點、陪伴期間目標行為發生的頻次都要在記錄表上同時出現。與此同時，作為研究者本人，要隔天進入家庭場景，對發生在48小時之內各個時段養育者在家庭環境中所記錄的攻擊頻率以及陪護時段進行整理，對于記錄中存在疑惑的地方及時進行追問理清。
2.3干預
本研究設定了學步兒受挫后攻擊的養育干預的最終目標：終止學步兒因為受挫而引起的攻擊行為；實現養育者教養方式認知上的轉變。為了達到以上目標，本研究還設定了以下短期目標并描述了具體的干預步驟。
目標一，家庭中各個養育者清楚明白自己的教養行為是導致學步兒攻擊行為產生的根本原因。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研究者觀察并拍錄小羽受挫后攻擊的場景錄像，提供給家庭中每一位養育者觀看，讓他們說出看到學步兒產生攻擊行為的感受。然后討論養育者教養行為和學步兒攻擊行為的關系，讓每個家庭成員表達學步兒攻擊的歸因，干預者針對他們的歸因進行梳理和解釋，幫助他們認識到養育者的教養行為直接導致學步兒攻擊行為的產生，并列舉養育者們錯誤的教養行為。
目標二，養育者同意合作并承諾接受新的教養方式的訓練。為了達此目標，研究者聯合學步兒的母親一起與每一位可能接觸學步兒的養育者進行溝通，希望他們全心投入到干預項目中，針對學步兒攻擊行為相關的教養行為進行重新定位和訓練。
目標三，對養育者的教養行為進行訓練，使之掌握正確的教養行為。為此，研究者設計了具體的可供示范的養育訓練策略，并提供積極的言語行為示范，比如，當學步兒受挫后，立刻采取輕揉痛處或者在疼痛處輕吹，同時給予言語安慰：“××（如奶奶）給寶寶揉（吹）一下就不痛了，寶寶最勇敢！”當學步兒舉手或伸腿即將出現攻擊性動作時，利用負強化的原理，養育者輕輕拉住學步兒的手或輕握學步兒的腿，一旦學步兒試圖掙脫養育者的手，養育者不強行制止學步兒的攻擊動作。在整個干預過程中，養育者不出現任何激發他出現攻擊行為的言行，同時為了防止學步兒對否定句理解的偏差，不出現否定的訓導言語，如不出現“不能打”等詞。對于養育者們的養育訓練放在處理期開始的前一天進行集中訓練，之后研究者會在整個處理期對各個養育者是否運用新的養育訓練策略進行跟蹤和強化。
目標四，各個養育者學會使用學步兒受挫后攻擊行為記錄表。具體記錄受挫后攻擊行為的方法和步驟見上述“目標行為確定及測量”以及“參與人員及其配合”部分。
2.4數據的收集和處理
在學步兒受挫攻擊的數據收集和處理期，首先收集學步兒攻擊的基線期受挫后攻擊數據，接著在處理期引入干預方案，檢視干預方案介入后的效果。
2.4.1基線期。2013年1月15日開始實施，為期15天。按照干預方法中，目標行為記錄的操作方法，對學步兒受挫后攻擊行為進行記錄。此期間不給予特殊處理。
2.4.2處理期。經過基線期15天的觀察和記錄之后，第16天開始進入處理期，介入干預方案實施干預，處理期為期15天，有效記錄天數為15天。研究在處理期介入干預方案的具體內容，包括在學步兒受挫出現攻擊行為的干預方案、語言以及行為策略，記錄負向行為（受挫后攻擊行為）出現頻數。
在家庭生活自然狀態下，由于受挫而導致的攻擊行為出現頻率較低，因而采取以2天時間為一個觀察段，研究者隔日收集一次數據。在此時間段內記錄基線期學步兒受挫后出現攻擊性動作次數和處理期學步兒出現負向行為的次數。
3 研究結果
在干預方案實施完成后，得到基線期和處理期的兩組數據，見表1和表2。
為了保證兩個階段數據顯著性檢驗的合理性，首先對基線期與處理期兩組數據自我相關進行檢驗，利用Bartlett比值的大小來進行自我相關檢驗，計算得出，Br=0.35（Br
接著對基線期和處理期兩階段數據的顯著性進行檢驗，t=3.00>t（13）0.05=2.160，所以p
為了反映出數據的變化趨勢，分別計算出兩階段數據的回歸方程，統計結果顯示：基線期的回歸方程：y=3+0.11x，處理期的回歸方程：y=6.38-0.19x，根據回歸方程畫出回歸線，兩階段數據的回歸線如圖所示：
通過回歸分析統計結果及其回歸線得出，基線期回歸線斜率為正，說明基線期的受挫導致的攻擊行為呈現穩定并向上發展趨勢，處理期回歸線斜率為負，說明處理期受挫后發生攻擊行為的次數呈現下降趨勢。兩階段數據共同表明，基線期數據的發展趨勢逐漸向上轉變為處理期數據逐漸向下的發展趨勢。說明對學步兒受挫后的干預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被試攻擊行為變化的趨勢。
4 討論
從研究結果來看，對學步兒受挫后攻擊行為的養育干預是有效的，總結干預行之有效的原因可以歸為三方面的努力。
第一，準確地確定學步兒攻擊的真正原因。在對學步兒攻擊行為的干預之前，研究者準確地判定學步兒攻擊的真正原因。攻擊的產生受多重因素的影響，主要有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個體因素包括個人氣質類型、激素水平、社會認知以及控制力；環境因素包括挫折、模仿和暴力環境等。雖然心理學家在攻擊產生的原因上達成了普遍的共識，承認個體因素與環境因素共同對攻擊行為起決定因素。但是對于一個干預者來說，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找出影響學步兒攻擊行為的主要因素尤為重要。因此，在經過與小羽父母的協商同意下，本人進入小羽家，對小羽的攻擊行為進行觀察，并對其父母和其他養育者進行訪談，在此基礎上對小羽攻擊行為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最后確定出小羽受挫時引發的養育者教養行為直接導致了小羽攻擊模仿，為后來有針對性的干預方案規劃做了充分準備。
第二，在自然生態家庭環境下進行養育干預。對于兒童攻擊的干預，可以采用單獨針對兒童進行的干預方式，也可以與一位核心養育者一起進行干預，但本研究選擇了在自然的家庭生態條件下對學步兒攻擊進行養育干預。在第一種干預方式中，干預者直接對兒童的問題行為進行干預，這種做法源于兒童發展理論的一個假設：外行在養育年幼兒童上需要專家作指導，但這類干預脫離了干預情境，當兒童重新回到自然生活情境后，干預的效果是受到限制的。第二種方式讓一位核心的養育者一起參與到干預過程中，此時，養育者的作用被看作是干預的輔助功能，養育者只是配合干預者的工作，當養育者在干預中的角色被設定為助手或補充角色時，也有其自身的不足，“父母假定成一個助手角色，在他們孩子的中心項目中出現。助手角色的一個潛在的重大限制是，家長在育兒能力上似乎不能得到改善。”
因而，本研究選擇了在自然的家庭生態條件下對學步兒的攻擊進行養育干預，在生態系統中，各個部分都在起著相互的作用。這類干預假定養育者的教養方式以及整個家庭互動過程會對兒童的發展產生持續性影響。從學步兒的年齡特征以及發生攻擊的條件來看，學步兒受挫后的攻擊行為大都發生在家庭環境中，因此把本干預同樣也放在家庭環境中進行，為干預的有效性達成提供了先決條件。
第三，讓所有可能接觸到學步兒的養育者成為干預的積極參與者。養育干預的實施不僅放到家庭的生活情境中，而且還要將可能與學步兒互動的所有養育者納人到干預的參與者中。作為研究者，我深知養育者對自身養育行為的認知、干預工作者與家庭關系的質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干預是否有效。因而研究者在本研究中的工作不僅是定期的家訪，而是與各個養育者在生活場景中進行頻繁交流，積極參與到家庭環境中，努力成為家庭生態系統中的一員。在本次研究中，干預所面對的家庭并不是核心家庭，而是來自有隔輩教養的三代同堂的家庭，作為一個干預工作者，不僅要與主要養育者（學步兒父母）建立信任、理解和承諾的積極關系，還要積極與其他所有與學步兒有直接接觸的養育者建立和睦的人際關系，鼓勵他們積極配合投入到干預中。正是由于研究者與可能涉及的所有養育者建立了可信任的人際關系，針對學步兒攻擊問題，保持了積極良好的溝通，才使得本研究的養育干預得以順利開展并獲得有效的干預結果。
3.3對干預研究的再思考
雖然研究證明對學步兒受挫導致攻擊的養育干預是有效的，但會有這樣的質疑：正常兒童攻擊性有其暫時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對學步兒攻擊行為的干預是否必要？對于正常兒童來說，攻擊行為的發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正常孩子攻擊性有其暫時性，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但不能否認的是攻擊行為也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的可能性，因而在這種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對孩子受挫后的攻擊進行干預，體現了教育的價值。一方面通過干預可以有針對性地解決學步兒受挫后攻擊行為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干預改變養育者的教養方式，改善教養環境，營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整個養育干預的重點不僅是力圖達到幼兒受挫不出現攻擊行為，更重要的是通過養育者言語行動的指導，從認知心理的角度，讓學步兒逐步感受到攻擊不是解決受挫的唯一辦法。通過干預有效性的達成，讓養育者真正體會到，養育過程互動中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學步兒的行為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到攻擊行為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