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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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研究范文
保護運河遺產發揮其重要作用
探索治理“大城市病”之策
北京市高溫熱浪脆弱性評價
當前城鎮化問題與發展取向
新型城鎮化:質量提升路徑
經濟治理探索:中國大城市的比較
特大城市社會治理問題的再認識
2030年中國消費市場空間預測分析
CGE模型在資源環境經濟學中的應用
從城市治理模式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
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現狀與展望
中國城鎮化路徑的環境效應分析
中國城市行政等級與規模增長
基于LabVIEW通用測試軟件系統的開發
資本回報率、資本增長與中國地區差距
土地供應、產業結構與城鎮化的關系
國外綠色經濟增長理論研究進展述評
中國特大城市的過度擴張及其治理策略
基于生態足跡的中國福利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對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集聚外部性與城市制造業企業生產率研究
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進入新時期的思考
對中國城鎮化研究中若干統計數據的辨析
要素集聚、產業時空變動與城市層級體系
中國城市經濟的綠色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中國房價預警指標體系構建與變動趨勢預測
優質教育資源對杭州學區房價格影響研究
城市居民氣候災害風險及適應性認知分析
縣域城市化發展與交通擁堵治理
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產業布局合理化問題探討
生態文明視閾下的杭州城市河道長效管理實踐
析銀川市清真寺與城市肌理的環境關系
南京市保障房住區城市空間分異研究
對優化城市管理人才培養方案的探討
多元戰略維度下新疆區域協調發展模式研究
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城鎮化固定投入成本比較研究
中國碳排放的空間分布格局——基于極化指數的分析
志愿服務在構建城市休閑文化過程中的功能研究
杭州市公共租賃房需求實證分析及對策建議
杭州城市文化與城市建設的保護與利用思考
基于VAR模型的北京市房價與股價的互動關系研究
基于情感依戀的旅游者與旅游目的地的關聯研究
滇中城市群區域范圍界定及其空間發展模式研究
基于跨國公司模式的國內企業海外拓展途徑探析
新疆工業化進程與物流發展水平耦合度評價研究
技術進步推動下的多國多部門碳排放與能源使用趨勢研究
第2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園林環境；平面環境；設計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改善居住環境、提高生活品質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在居住場所及周邊環境的創新提升過程中，園林環境逐漸受到人們青睞。園林通過將自然環境與人們的休憩生活場所相融合，采用相關的技術設備對居住環境進行一定的改造，從藝術、美學等多個角度出發，為居民營造自然化的良好居住環境。建筑業的不斷發展間接促進了園林設計規劃的需求，平面環境設計作為園林環境設計中的核心專業，其重要性愈發突出。
1平面線型環境設計分析
平面設計是站在最直觀的二維視覺角度將設計范圍表現出來，線型平面是園林環境設計過程中的核心構成要素。線型的類型有很多，不同的線型的組合代表著不同的設計理念，同時也蘊含著不同的設計情感。由于人文地理、歷史環境的不同，人們在不同時期對線型的選取也不同。線型是由直線、斜線、曲線、折線等構成。設計者在設計創作過程中，著力于將有限的線型進行組合，構造出全新的空間形式，從而滿足人們的使用要求，將美和自然恰到好處地結合。
1.1園林環境設計
隨著生態文明的創造和飛速發展，園林環境成為建筑居住場所的重要組成部分。園林景觀將自然與人文相結合，促進了城市的生態化發展。地域性的選取和劃分在園林景觀建設過程中十分重要。大多數園林環境中的植物需要根據當地氣候，并結合相關的地域特點進行合理配置。我國地域的豐富廣闊決定了不同城市的園林景觀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地域差異。因此，雖然設計者在園林環境設計的過程中可以相互借鑒，但是景觀構造元素必須根據當地的地域特色進行選取。選取不同地域的園林景觀作為參考，需要建立在以自身地域特點作為環境構造要素的基礎上，也只有這樣，設計者才能創造出特色鮮明的園林景觀。此外，設計者根據地域特點建造園林環境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現有的資源，在提高環境完善質量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節約養護成本。在園林環境設計過程中，設計者通常選取平面表達用作斟酌設計對象的方向、比例及尺度等。環境平面是將設計、創造以及二次設計建立在人文文化、藝術文化、環境文化的基礎上，并合理地調整設計過程中居住環境與園林規劃環境的距離，有效實現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在平面圖設計開始的過程中，依據具體的設計內容，設計者采用藝術法則自由構圖，合理確定構造物的比例、尺寸，運用規律布局對環境進行統一分區，以優化平面空間。平面圖是環境設計過程中一種簡明、直接的表達方式，在整個設計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因此，平面環境設計可以在總的園林環境設計過程中，促進人與環境之間的可持續發展；通過長期的交互體驗指導和規范人在環境中的感知行為，充分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1.2平面線型環境特點
設計體驗要與建筑自身的性格相對應，通過空間和平面的相互體驗將建筑的特點充分展現出來，這是建筑設計過程中需要表達的重點。完整的設計過程離不開平面設計，平面是由無數條相異的線條組合而成，不同線條之間要根據不同的設計要求進行合理、規律的組合，這就是平面設計的本質。不同的平面線型代表著不同的線條的特點。直線被設計者定義為靜態的象征；相對應的，曲線的流動性使得其在設計中具有動感。但是，曲折線在動態中有著自身的變化特征，容易給人一種不安定的感覺；轉折的折線具有突然性，容易讓人產生緊張、焦慮的情緒；放射型線的聚縮感可以幫助不同空間實現有效的聯系，使空間具有中心點。我國古典園林環境平面設計中，建造者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建筑表面的圖案、紋飾等裝飾性設計上，而對于線條的關注度并不高。早期的園林景觀強調規則式劃分，平面布局需要遵照中軸對稱的規則，環境樣式的單調和規則也使得設計過程中缺少線條的多樣化分布。園林景觀規劃受到抽象藝術飛速發展的影響，隨著設計理念的不斷更新，設計者對于不同線條構造的表達愈發重視，其傾向于選取不同種類的線型勾畫出豐富多變平面環境，以表達自身個性的設計理念，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自然景觀是現代園林環境的規劃核心，在提倡親近自然、和諧相處的當代社會，設計者因地制宜、順應自然的園林環境規劃理念能夠充分發揮其地理條件的優勢，合理利用自然景物，依據自然山水風景的形成規律建造園林，從而巧妙地對自然美景進行抽象模仿和升華。
1.3平面線型設計分析
參照不同平面線型的表達特點及象征含義，設計者可以將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與地域類型特點、園林規劃范圍及周圍環境相結合，選取合適的線型組合進行設計，突出所在環境的特征與意境。例如，在建造場館、會所等具有象征意義的建筑物時，設計者可選取直線或較為平滑的曲線作為地面線型的基礎表達方式，幫助烘托肅穆、莊重的建筑氛圍。對于簡明、快捷的平面設計，設計者可適當選用直線作為建筑框架的表達形式，輔佐些許平滑曲線作為局部補充。例如，娛樂休閑區的場地平面環境設計可以通過增加幾何曲線的比例，來達到提高設計運動感的效果。設計過程中遇到窄長地面時，設計者可通過構造自由曲線來幫助設計；自由曲線在視覺上給人以無限延伸的感覺，可以增強窄長地面的寬闊感、提升動感。園林環境的建造規劃除了構造景物之外，還可以借助自然之物烘托意境，在良好的環境中給受眾留有回味及遐想的空間。意境的本質是通過構造獨特、廣闊的精神空間作為對物化形態的深層表達。良好的意境能夠讓人與景物之間產生微妙的聯系，情、景交融，讓人們在感受美妙園林環境的同時，激發出人們對于美好事物自身的感想。隨著社會發展以及平面設計技術的提升，動態化、互動化的平面設計逐漸成為一種新的趨勢；單一的、靜止的設計形態已經不能滿足當今條件下人們對于環境設計的要求。新的設計形態與新媒體相結合，設計動態特征明顯，加強了與設計環境、受眾的相互溝通，這是平面設計領域的一次新的拓展；富有創造性的設計形式充分滿足了人們多樣化的設計需求，豐富了人們關于平面設計的表達空間，相對于傳統的平面設計理念，其在表現形式和視覺環境方面有了全新的突破，為環境與居民之間的和諧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平面環境設計運用
現代社會不斷加快的生活節奏在園林平面設計中也有著一定的體現。現代廣場的設計偏向于采用清晰明了的幾何型布局，根據不同線型進行排列組合，規則布局場地分區，精細劃分平面空間；充分利用幾何線型的美感形式，為受眾營建直觀的視覺感受，構造優美的平面設計環境。
2.1平面環境鋪裝
平面鋪裝是平面環境設計中的重要環節。人們的視覺存在著一定的規律，研究調查顯示，人們的水平視野大于垂直視野，下方觀看的視野要大于向上方觀看的視野。因此，當人們在行走過程中，其大部分視線都會集中于眼前的景物；平面鋪裝正是考慮到人們的這一視覺特征，對建筑物底面等位置進行鋪裝，滿足設計要求的同時給人以充分的視覺享受。
2.2平面環境運用
充分利用豐富的鋪裝圖案可以達到開闊空間、增強尺度感的效果。在平面環境設計中，鋪裝圖案通過選用不同線型進行組合，在地面構造出相應的圖案；與傳統的光滑平面相比，鋪裝圖案借助地面構圖能夠營造出規則、有序的美感。地面圖案的設計不能單一地進行，在整體環境設計規劃時，設計者應充分考慮周邊景物的影響，確保與周邊環境能夠互相調和。取材于古代文化藝術的圖案創作設計方案，在幫助提升文化內涵的同時，還能夠突出環境所在地域的人文歷史品味。現代園林環境設計根據所需圖案、所在場地的環境特點選取材料樣式、大小，避免由于圖案的單一性造成人們的視覺疲勞。如鋪地紋樣的選取，可以借助卵石和各色瓷片拼接組合，以在烘托出古代園林氛圍的同時，蘊含一定的現代氣息。鋪裝材料的選取對于建造良好的園林環境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隨著物質生活的提升，現代都市的園林設計已經不再滿足于傳統的鋪裝選材。不同的鋪裝材質具有不同的質感，園林環境的平面鋪裝在選材過程中，首先需要考慮材料的耐用性。園林平面的鋪裝往往受其所處環境的影響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實際的設計過程中，設計者因地制宜地選擇磨損小、經久耐用的建筑材料，可以在建立溫暖、樸實的園林環境的同時，節約園林構造成本。平面環境設計中的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鋪裝色彩的選取，合理分配不同的色彩可以增加園林平面環境設計的空間識別性。建筑物的鋪裝色彩應按照不同的使用功能進行選取，在充分保證各分區連續性的基礎上實現不同區域產生不同藝術特點的空間效果；正確的色彩處理對空間主次關系的過渡及轉換有著重要的幫助。互相融合、互相滲透的特點決定了色彩在空間中可以隨意變化，現代平面環境設計中對于色彩的選取更加開放，人們對色彩的理解是一個逐漸深化、學習的過程。設計者合理地利用色彩的多變性可以創造良好的空間效果，且不同的色彩的特征會使人產生不同的心理感受；通過選取不同的色彩可以對復雜的空間環境進行統一規劃，從而增強環境的整體性。園林環境設計過程中，將主體建筑與地面鋪裝的色彩進行統一，有助于空間的協調。不斷更替的設計理念和科學技術促使著園林環境中的平面設計不斷深化、創新。整個環境設計過程隱約蘊藏著全新的設計趨勢，從設計理念到設計方式、設計實踐，新的設計風格正在不斷完善。通過對平面環境設計的詳盡分析，可以幫助設計者探尋環境設計理念的核心因素，尋找到適合社會整體發展趨勢的設計道路。良好的環境對于人類生活水平的影響日益顯著，平面環境作為園林環境設計的重要載體，影響著建筑物與周邊環境的相互聯系和發展，是環境設計規劃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3結語
園林環境景觀設計的宗旨是幫助人們在生活中更加接近自然、感受自然。園林景觀的不斷發展促使景觀建設加強對設計產品精細、高效的要求，在大型的園林環境設計項目中，除了平面環境之外，還將有更多的專業參與其中。設計者在考慮設計美觀優化的同時還要兼顧設計的實際條件，不能脫離項目環境的實質。否則，就會使得設計規劃出來的園林景觀缺乏生態發展性，對日后的環境維護也會造成一定的困擾。目前，園林景觀正朝著生態化、多元化方向發展，設計者在滿足人們適用性和舒適性的同時，還需要兼顧逐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及相應的社會價值觀，并充分體現地方特色。未來園林景觀的發展要求設計者多角度、全方位地考慮設計方式和構思理念，將理念與技術相結合，不斷完善環境設計系統，從而建設持續發展的園林環境景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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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漾.平面設計新趨勢成因探究——以環境關聯性和受眾互動性為例［J］.美術教育研究，2012（12）：88-90.
第3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植物環境;功能;特征
中圖分類號:S68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569X(2009)06-0044-03
1引言
西南交通大學位于四川“天府之國”的成都,創建于1896年,曾先后定名為“山海關北洋鐵路官學堂”、“唐山交通大學”、“唐山鐵道學院”等,是我國近代建校最早的高等學府之一,也是首批進入“211工程”建設和設有研究生院的全國重點高校。
西南交大在校園植物種植上基本遵循了因地制宜、適地適樹的原則;模擬自然群落結構,保持了物種多樣性;充分借鑒景觀生態規劃中整體優化與異質性原則,創造了穩定的校園植物景觀群落。
2 群落環境因子簡要分析
植物的生長受多種環境因子的影響:氣候類、土壤類、生物類以及地理人文等因素。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產生別具特色的植物景觀效果。
2.1氣候類
氣候包括了溫度、濕度、降水量、光照等幾個方面。隨著季節變化,這些在自然界生物的能源反過來影響自然生態。
2.1.1溫度
在一切氣候因素中,溫度具有最大的意義,因為溫度的分布同植物相同,是從赤道起有規律地排列在大致相符的帶內。成都年平均氣溫16.2℃,適合多種植物生長,為校園植物的物種多樣性提供了溫度條件。
2.1.2濕度
空氣濕度飽和差,是對植物地理分布發生影響的非常重要因素。郝景盛教授認為“森林之能否形成,空氣中濕度亦可決定,大氣中濕度小于50%之地,則無森林存在,反之空氣中濕度大于50%時則可形成森林。”
2.1.3光照
同一種植物,在不同的地理位置需光量是不一樣的,緯度越高對光的需求就愈大,溫度愈低需光愈多。同一植物在同一地理位置因光照條件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生長狀態,以下在功能分區單元會重點論述。
2.1.4降水
降水為植物所需水分的主要來源,對于植物分布的限制雖不如溫度重要,但也有相當的影響。雨水調和、土壤水分充足,則植物發育良好,否則生長必受阻礙。
2.2土壤
植物生長離不開土壤,土壤給植物提供生長的場所,對植物起固定的作用,同時為植物根系提供水、氧氣和營養物質。不同植物對土壤的酸堿性有一定要求。
當2種或幾種同是喬木或同是草本植物種植在一起時,其根系處在土壤的同一深度上,就會發生競爭現象,導致土壤中肥力不足而使植物生長不良。故此植物配置時一般多采用喬、灌、草結合,使其根系分布在土壤的不同深度,以減少植物根系的競爭現象。
2.3生物類
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如與植物生長在一起的其他植物、動物、人類等,均對植物的生長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3 與場地功能的結合分析
為了便于研究不同功能分區對植物物種選擇及種植方式的不同要求,本文將西南交大九里校區分成以下6個功能分區:南門入口區、教學科研區、體育運動區、學生宿舍區、職工家屬區、鏡湖游憩區。
3.1 南門入口區
大學的校門是來到學校的人們對學校最直接的印象,它是學校的門面。所以不僅要具有可識別性,更應體現這所大學的特色,其中植物作為軟質景觀所起的作用就十分重要。通常來說大學校門要體現作為高等學府的莊嚴和肅穆,一般植物配植都以對稱式為主,要求簡潔、明快、大方。當然植物不會栽的過于擁擠,因為大門前的功能還要滿足人流和車流的集散功能。
交大南門兩側植物種植亦采用對稱式:東側交大之聲植物配置從外到內依次是大葉樟、雪松、含笑、山玉蘭、雪松、大葉女貞;西側行政樓植物配置從外到內依次是大葉樟、雪松、含笑、山玉蘭、雪松。植物天際線兩側高、中間低,呈拋物線狀,臨近鋪裝一側均留有大片草坪,整體植物配置很好地起到了烘托建筑主體的作用。
從功能上講,為了減少二環路對校園的不利影響,植物配置采用喬灌草相結合的方式,形成一層厚厚的綠籬,有效地減少了二環路的噪聲及尾氣干擾。
3.2教學科研區
教學科研區是學校的主體建筑群區,也是校園綠化的精華所在,許多重要景點都集中于此。西南交大教學科研區包括:中心樓、逸夫館、機械館、圖書館、土木館、報告廳、網絡學院、電氣館、行政樓、大學生會堂、教材科、實驗樓等建筑。此區的植物功能上應形成幽靜美麗的環境,不影響室內的通風采光。在校園平視或在樓上俯視,都能取得最佳觀賞效果。
3.2.1從物種選擇與功能的結合關系角度分析
(1)為了取得與教學樓這些大體量建筑的協調,植物選擇上采用了高大的植物作為基調樹種,如土木館周圍的大片大葉樟栽植,中心樓兩側的銀杏和廣玉蘭搭配,行政樓前雪松的引用等等,這些軟質景觀的介入,很好的柔化了建筑本身的高度與硬度。
(2)圖書館前廣場上矗立有茅以升前輩的雕像,植物選種采用雪松、龍柏、圓柏、側柏等松柏類植物搭配,配合彎曲的小徑,突出了紀念意義的主題同時又不顯得呆板,獲得很好的俯看效果。
(3)校園內部有幾條深受學生喜愛的小徑,其中兩條位于教學區內:一條是電氣館背后的銀杏路,另一條是逸夫館后的大葉榕路,它們一個帶給我們迷人的秋景,一個帶走夏季咄咄逼人的烈日,是學生課后經常光顧的地方。
(4) 實驗樓一片,用地條件相對緊張,但垂直綠化的爬山虎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
3.2.2從植物與環境因子相互關系角度分析
(1)中心樓中庭生長了幾株董棕,董棕性喜陽光充足、高溫、濕潤的環境,生長適溫20～28℃,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成都的最低溫度是董棕難以承受的,但是由于處在高層建筑物中心,周邊建筑為其擋住了寒風與冷空氣,創造了相對溫和的小環境,因此,這里的董棕得到了較好的生長,創造了植物景觀奇跡。說明小環境的優劣對植物生長有著極大的作用。
(2)不同的植物對光照需求不同。一般來說,開花及色葉植物需要較多的光照才能正常生長。如逸夫館背后的紅葉李在強光照下表現出較好的生長狀態。
(3)喬木種植應距建筑合適的距離,離建筑太近容易遮擋光線同時影響植物生長。土木館外的大葉樟便因為距離建筑太近,產生“偏冠”現象。“偏冠”植物在暴風雨季節具有安全隱患。
(4)同種植物在生長時存在競爭關系,包括對陽光、土壤、水分、營養等多方面的爭奪。因此植株之間應間隔一定的距離,以保證各珠植物能夠正常生長。圖書館側面的種植剛好成為反例,植株之間間距太密,以至于植株生長緩慢且生長潛力較小。
3.3 體育運動區
該區接近宿舍區,在其四周應該栽植高大的喬木,下層配置耐陰的花灌木,從而形成一定的綠化層次和密度。具有一定密度的樹木形成的綠蔭能有效遮擋夏季陽光的直曬和冬季寒風的侵襲,也可以減少噪音的擴散,減少對外界的干擾,起到很好的隔離作用。
西南交大體育運動區主要分布在2處:一處在學校東北部,包括田徑場、詹天佑體育館、足球場、排球場、羽毛球場;一處在圖書館背后,主要是籃球場地,同時有小部分乒乓球場地。
3.3.1從物種選擇與功能的結合關系角度分析
(1)該區大量運用大葉榕,如羽毛球場、足球場、籃球場等,有效遮擋夏日陽光,形成宜人的活動區域。
(2)在籃球場與唐臣路之間種植法國梧桐、銀杏、廣玉蘭、桂花、海桐、梔子等植物,形成厚厚的“綠帳”,有效的界定空間并隔斷相互之間的干擾。
(3)詹天佑體育館與田徑場之間缺乏有效的植物種植,未創造出宜人的活動空間。
3.4 學生宿舍區
該區的綠化功能是創造安靜、衛生的環境,便于學生學習和休息。同時還應該根據學生活潑好動的特點及學校運動場普遍緊張的狀況,留出部分活動空間。植物配置的原則應簡單、實用、抗破壞,采用自然式與規則式相結合,植物的品種也可以相應豐富些,以增長學生的知識。西南交大學生宿舍主要分布在兩處:學校北門附近的眷誠齋和鏡湖附近的揚華齋。
3.4.1從物種選擇與功能的結合關系角度分析
(1)可識別性較差。每棟建筑幾乎一樣,因此植物配置宜突出識別性,遺憾的是當時缺少這樣的考慮,導致剛來到交大的人極容易迷路。
(2)缺少活動場地。盡管有用地條件,依然沒有得到較好的利用,如眷誠齋2號樓側面,欒樹下本應成為宜人的休息及活動場地,但現狀只是做了簡易的鋪裝。
3.5 職工家屬區
職工家屬區的植物配置形式比較自然,更加生動,適合人群居住。西南交大職工家屬區分南園和北園,由通往西門的道路一分為二。
3.5.1從物種選擇與功能的結合關系角度分析
(1)未充分利用林下場地。北園內有兩處樹陣林地,林下本是很好的鄰里交往、兒童玩耍的空間,現狀正被廢棄著。
(2)植物種植時未充分考慮人們抄近路的行為習慣,導致植物綠化被踐踏。
3.6鏡湖游憩區
校園內部休閑區植物配置更應該品種豐富、形式多樣。鏡湖位于西南交通大學九里校區校園中部,是整個校園環境的心臟,起著美化校園環境,提升校園文化內涵,提供師生交流場所,改善校園內部生態效益等作用。成為了各類人群飯后散步健身的好去處,在全校師生生活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3.6.1從物種選擇與功能的結合關系角度分析
(1)遵從了“適地適樹“原則,所選擇的植物樹種能與周圍環境相協調,同時適應當地的土壤及小氣候條件。如岸邊植柳,用柔軟的柳條軟化生硬的駁岸邊界;岸邊的迎春不僅帶給我們春天的驚喜,同時起到防護作用,是一種軟性的防護欄。
(2)考慮到了植物樹種的季相變化,做到了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春天賞玉蘭、櫻花美景,夏天看紫薇、荷花斗艷,秋天聞桂花芳香,冬天贊雪松挺拔。
(3)物種選擇較豐富,群落結構相對穩定,同時創造了景色宜人的休閑環境。
(4)創造了不同使用功能的空間:用密林組織的相對閉合的空間是看書學習的場所,疏林草地組織的開敞空間適合交流活動。
(5)這一片區在種植設計上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未充分考慮人的行為習慣:抄近路、依賴性、人看人等。
4結語
高校校園的植物景觀不但受到氣候、地域、土壤、水等自然因素和設計思潮、審美觀、經濟水平等社會因素的制約,同時還受到高校校園特定的使用群體和高校性質及風格的影響。反過來,高校的植物景觀又影響著校園的生態環境、人文環境和精神氣質。
西南交大作為一個教學、科研的場地,在校園綠地的建設以及植物造景方面有別于城市其他綠地,應該綜合多學科領域,保證植物景觀能夠持續發展。
(1)從生態學的基礎出發,尊重植物的地域性特征,運用生物演替的觀點,體現植物的多樣性和綠色文化觀。
(2)充分發揮植物的環境功能,確保形成一個安靜、平和、沉靜、內斂的校園環境。
(3)針對師生的行為特點,為廣大師生提供一系列從私密到開放的多層次戶外學習、休息、交流和群體活動空間,從而創造出大學校園中獨有的人文環境。
(4)不同功能區對植物景觀有不同的要求,設計中對各功能區區別對待。
(5)植物景觀設計應與植物科學研究相結合,通過采集植物、為植物分類、模擬植物的生長環境,為教學和研究提供素材,創造別具一格的校園風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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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環境研究范文
環境心理學是結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心理學，研究環境與人的心理和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一門跨民族跨學科的科學。它研究人們日常工作生活的空間環境以及在這些空間環境中人的心理和行為活動，強調環境-行為關系的整體性和相互性。這里所研究的環境包括一般社會環境，但更主要的是指物理環境，包括植物、噪音、溫度、空氣、建筑顏色、個人空間等。近年來，隨著環境心理學的不斷發展，部隊開始認識到營區環境對戰士的心理和行為有一定的影響。同時，面對社會的日新月異，經濟的不斷發展和部隊生活的單調統一，戰士出現了許多心理問題，引起了國家和軍隊的重視。在全面貫徹落實十關于國防和軍隊改革以及學習群眾路線的大環境下，如何改善戰士的居住條件、營造良好的軍營環境，成為我軍營區建設改革的一項重大課題。從環境心理學出發，深入研究戰士宿舍外環境的心理效應，同時引入戰士需求，設計戰士宿舍外環境，對營造積極向上、和諧融洽、愉悅歡快的部隊心理環境和在潛移默化中促進戰士健康成長，從而最終提高整個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戰士對宿舍外環境的心理需要
1.歸屬的需要
戰士在部隊單位，一般都是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同時回家探親的機會較少，戰士要求部隊環境要具有強大歸屬性。戰士渴望宿舍外環境是和諧的、人性的，充滿關愛、穩定和安全。
2.社交的需要
一方面，戰士希望在參與交往活動的過程中，培養與他人相處的和適應環境的能力，另一方面，戰士渴望在交往中交朋友、訴說心事、釋放壓力。因此，戰士要求宿舍外環境能有社交的功能。
3.獨處的需要
一方面，部隊生活基本上是統一性的、集體性的，戰士需要培養自己的獨立個性和思維，擁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另一方面，戰士心情低落時，有時在集體生活里并不能釋放壓力。因此，戰士強烈需要獨處的時間和空間，從而宿舍外環境要有私密空間。
三、戰士宿舍外環境存在問題
1.綠化與景觀問題
許多部隊單位形式主義思想嚴重，在戰士宿舍外環境綠化和景觀的規劃中過于注重視覺上的美觀，忽略了戰士對環境的心理需求。（1）在植物品種的選擇上，舍棄適宜當地生長的植物，引進稀有名貴的植物品種，給戰士一種只能遠觀不能親密接觸的距離感。（2）在植物的管理上，不管植物的特性，強行修剪成固定的幾何形狀，失去了自然美感，仿佛給戰士一種“我們跟植物一樣沒有自由和個性”的心理暗示。（3）熱衷人造景觀，通常是假山瀑布、假花假草、人工小池塘等，而且人造景觀通常選擇硬質材料，營造了生硬的環境氛圍。
2.安全問題
（1）在休閑區和訓練區缺乏過渡，這樣容易導致正在訓練的戰士會傷害到在休閑區休息的戰士。（2）休閑區和訓練區設置在道路旁、緊貼戰士宿舍樓下等存在安全隱患的地方，道路上來往的車輛、宿舍樓窗戶或樓頂墜物對戰士的安全產生威脅。（3）選擇有毒、有針刺、容易引起蟲害的植物花草綠化。戰士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常常缺乏安全感。
3.人文精神問題
（1）在戰士外環境的設計上，過于凸顯部隊現代化建設元素，各個單位的戰士宿舍外環境設計很少考慮到本單位的歷史傳承、部隊特色的東西。（2）缺乏文化、藝術的熏陶。宿舍外的宣傳欄粘貼的通常是各連各排各班的每周表現和條令條例規章制度，關于部隊文化、人文文化等方面的宣傳很少。宿舍外環境人文精神的缺失導致整個生活氛圍缺乏人文關懷，給戰士一種冷漠無助感。
四、基于環境心理學戰士宿舍外環境設計分析思考
1.入口
戰士宿舍入口包括宿舍門前的臺階、入口小廣場、小景觀等，它在意識形態里是一種標志和提示，它給戰士一種“你到家了”的心理暗示，因此，設計入口時要注意入口的領域感和歸屬感。例如，在設計臺階時，臺階階數不能超過七階，臺階高度要比正常臺階稍低些，超過七階或臺階過高，戰士走進宿舍就會覺得很費力、很辛苦，感受不到一回宿舍心情放松的感覺。臺階寬度要比正常臺階稍寬些，臺階寬全腳就能著地，給戰士踏實、平穩的感覺。在入口小廣場方面，小廣場地面要平，地面若鋪磚，顏色要溫和。小廣場上可設置獨特的小景觀或路標，提高宿舍辨別度，給戰士一種“這是你獨一無二的宿舍”的心理感受。
2.空間設計
戰士宿舍外環境空間可分為訓練區和休息區。訓練區用于戰士簡單的體能訓練，訓練區應開闊平坦，光線充足，訓練器材的質量要高，顏色要穩重。同時，可以在訓練區設置小的以運動為主體的雕塑或者標語，從而營造健康、活躍的氛圍，使戰士充分享受訓練的樂趣。休息區用于戰士休憩、聊天、觀景、娛樂等，休息區應利用綠化、矮墻、長廊等來構造開放、封閉、半封閉的空間，分別滿足戰士社交和獨處的需要，同時在具體設計時應注意提供給戰士安寧、自然的感覺。例如，休息區長廊的設計，不能緊貼建筑墻面或草墻，否則會有壓迫感，應該空出一段距離，并且隨著高度增加，距離也要增加。長廊外側應布置綠化帶，綠化帶內側供戰士休息，給戰士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交流活動空間。這兩個區域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相互之間是有聯系的。訓練區和休息區要有過渡，可利用曲線式小道路分離。在訓練區可設置提供沒有訓練的戰士觀看訓練、進行交談的小場所和設施。在休息區可設置較大的空地，用于戰士打拳、聯系俯臥撐等健身活動。
3.綠化
綠色象征著生命和力量，勃勃生機的花草樹木可以消除戰士消極的心理情緒，使戰士體會到大自然和生命的樂趣。在戰士宿舍外環境綠化設計時，在因地制宜、經濟適用原則的基礎上，應注重綠化的人文關懷和藝術美感。例如，在植物品種的選擇上，選擇無毒、無刺激性、無蟲害、易于管理的植物品種，給予戰士安全感。同時，選擇花色鮮艷、樹葉翠綠的花木，在視覺上營造積極向上的環境心理氛圍。在植物的布局上，采用群植、獨植、對植等不同方式與宿舍外環境中訓練區、休息區和道路的建設相互襯托，構造層次豐富的綠化空間效果。在植物造景時，應將自然形和幾何形結合起來構圖，使自然美與人工美各顯獨特的美感，給戰士不同的審美感受。
4.景觀小品
第5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變化環境；地下水資源；地下水環境；綜述；進展
中圖分類號：P343.6；P33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1683（2014）06001804
地下水是水循環重要組成部分，地下水的蒸發、補給、排泄、越流、橫向流動等使得地下水資源不斷得到更新。降水落到地面，一部分形成地表徑流，通過地表水體入海或再次回歸到大氣中；另一部分通過包氣帶滲入地下，形成地下水徑流，又通過蒸發、地下水開發、補給地表水等形式離開地下。
自19世紀以來，工業化排出大量“溫室氣體”使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升高，降水、蒸發等氣候要素也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地下水污染物運移的動力條件。同時，人類活動（包括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大量取用地表水和地下水等）也在強烈地改變流域水循環的各個環節。可見變化環境下流域水循環演變是全球氣候變化和強烈人類活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具有“自然人工”二元驅動力的模式，是一種“二元”水循環過程[1]。變化的環境直接或間接作用于地下水循環機制，不但影響地下水資源情勢，而且改變污染物作用于水體的機制，使得水環境情勢發生變化。鑒于地下水的重要性，分析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對地下水資源和水環境的影響，是未來制定地下水資源和水環境政策的重要依據，對于應對未來水危機有著重要的意義。
1 變化環境的內涵
過去20多年來，對由自然和人為因素引起的地球系統功能的全球尺度變化研究不斷深化。水循環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等的變化是全球變化的一部分，同時水循環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也受到來自大尺度的地球環境的影響。一般來說，變化環境下驅動水循環演變的因子可以分為自然環境影響和人類活動兩大類[2]；自然環境影響因子主要包括：氣候變化[1]，太陽黑子活動[3]，自然變化[4]等；人類活動包括農業活動[5]、工業化和城市化[6]等導致的下墊面變化和覆被變化，以及水利工程和取用水[7]等導致的水循環變化。一般將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統稱為變化環境[8]。水循環伴生過程是水循環的一系列伴隨過程，如水生態和水環境過程等[9]。
2 相關研究進展
2.1 變化環境下水循環及伴生過程演變研究進展
在對水循環的研究中，水文模型是一個重要且有用的工具。隨著水文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水文模型得到不斷發展，從降雨徑流“黑箱”模型（以Sherman單位線法為代表[9]）發展到概念集總式“灰箱”模型（以美國Stanford模型[8]，日本TANK[10]模型），再發展到基于物理機制的分布式“白箱”模型（以SHE模型為代表[11]）。
基于物理機制和偏微分方程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可以計算、模擬和分析具有時空變異性的各水循環要素，為變化環境下水循環演變分析和其伴生過程模擬及分析提供了強大平臺支持[12]。例如，Ktie等[13]將區域氣候模式與水文模型耦合用于研究河川徑流對氣候變化的響應；Tome等[14]將簡單的降水―潛在蒸發關系與生態水文模型結合，辨別出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河川徑流的不同影響；Barnett等[15]將“指紋算法”與氣候水文模型相結合，在美國中西部地區的水資源演變歸因分析中進行應用，得出該地區水資源演變的60%為氣候變化驅動；Scibek等[16]利用區域氣候模式、分布式水文模型和地下水模型，分析了氣候變化下的地下水和地表水相互作用；Huang[17]應用分布式生態水文動力學SWIM模型模擬了大尺度流域對土地利用變化的響應，而且在水循環模擬的基礎上又模擬了地下水氮負荷和氮濃度，得出優化的農業土地利用和管理是減少氮負荷和改善流域水質的必要條件；Ocampo 等[18]在澳大利亞西部的Susannah Brook以農業活動為主的流域，在調查水文過程與生物地球化學過程關系的基礎上，分析了坡度以及高地與河岸地區淺層地下水對氮循環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耦合水文過程與生物地球化學過程的“統一智能模型”。
2.2 變化環境對地下水循環的影響
費宇紅[19]通過對京津以南的河北平原近50年來地下水循環進行研究，認為淺層地下水和深層地下水的嚴重超采改變了地下水流的方向，從自西向東的自然狀態轉變為向各地地下水位漏斗中心匯流的狀態。張文華對石羊河流域地下水的動態影響因素進行了主成分回歸分析，認為人類活動對地下水動態的影響在67%左右，氣候變化對地下水動態影響在37%左右。張冠儒[20]采用動態建模與正交試驗相結合的方法對寶雞峽灌區的地下水位進行研究，認為灌溉量和蒸發量是影響地下水位動態的主要影響因素；韓業珍[21]在同一地區采用灰色關聯度方法研究了地下水位動態變化，認為黃土臺塬區和渭河階地區地下水動態的影響因素從大到小依次為蒸發、降水、地表水灌溉、地下水開采。林嵐[22]對松嫩盆地降雨入滲補給量變化進行了研究，定量評價了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情景下降雨入滲補給的變化。可見在變化環境下，地下水循環發生了嚴重的變化，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在一些地區對地下水循環有著巨大的影響，并且同一因素在不同地區的影響程度呈現不一致的特征。
2.3 變化環境對地下水環境的影響
韓冬梅[23]認為忻州盆地第四系地下水滲流場的改變使得含水層地球化學作用發生改變造成一系列的地下水資源、水環境問題。郎超[24]在喀斯特地區研究了“三水”運輸化學特征，發現包括三氮在內的一些具有人類活動影響的特征的物質是主要污染物，提示了人類活動對喀斯特地區地下水環境的重要影響。葉玉玲[25]對膠州灣周邊地區地下水文以及地球化學特征進行了分析，認為地下水向膠州灣輸送的營養鹽以硝態氮為主，氨氮和磷的量較小，并且這些營養鹽主要來自農業面源活動。章光新[26]等運用統計和相關性分析、離子比例系數和Piper三角圖示法研究了氣候變化和高強度人類活動下的松嫩平原地下水化學特征與演變規律，認為風化溶濾、蒸發濃縮、陽離子交換和人為混合等過程是影響地下水水質化學特征的主要機制。可以看出，氣候變化和人類生產生活已成為地下水環境改變的主要原因，并且由于農業活動中大量營養元素的施用，已對地下水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對該領域的研究對于緩解地下水環境危機有著重要意義。
近年來，國外研究多以地下水流模型和地下水溶質運移模型模擬變化環境以及管理控制情景下的地下水環境變化。Zhang等[27]通過建立地下水流模型（MODFLOW）和地下水溶質運移模型（MT3DMS），模擬了6種土地利用情景下的英國Sherwood沙地的地下水氮污染濃度，據估算，到2025年，由于森林面積增大，總氮污染負荷減少了35%，并且在最嚴格氮污染損失的情景下，地下水總氮濃度達到50 mg/L（合10 N mg/L左右），已高于歐洲飲用水標準。Gunter等[28]通過建立MODFLOW和MT3DMS模型研究了河道與地下水系統的水動力變化情景下的含水層的氮污染情況。Miroslav等[29]利用MT3DMS模型模擬了捷克Elbe河床底泥對地下水的污染，預測未來10～20年內該地區地下水質沒有大的風險。
3 不足及難點
目前，我國對地下水循環和水環境的研究大多處在調查、實驗和相關性分析階段，難以準確地揭示變化環境下地下水循環和水環境的演變機制，而模型模擬研究還在探索之中，在區域上多集中在灌區為主的小區域，大尺度的地下水水循環（地下水資源）演變研究較缺乏。
大流域（區域）地下水流模型在補給量的確定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在變化環境影響下，各種補給量發生了復雜變化，對補給的精細計算超過當前的計算能力和研究水平，因此影響了大尺度流域（區域）地下水流模擬的精度。由于地下水污染物運移模型是根據地下水流模型補給量和濃度來估算地下水污染物負荷。因此確定補給量的困難也影響著大尺度地下水污染物運移模型的精度。
另外，地下水污染負荷研究尚待完善，主要是土壤水運動以及土壤水營養鹽運移機制復雜多變。應用包氣帶和飽和帶污染物運移耦合模擬雖然有嘗試，但開發較難，并且不適合大流域。實驗估算法在點尺度上較精確，但大尺度流域影響因素眾多，布置大量實驗點不太現實。物料平衡法較為簡單，但是由于源匯項多并且復雜多變，影響因素眾多，不確定性相對較大。
4 發展趨勢與展望
（1）基于水循環模擬的地下水資源與水環境研究。地下水資源和水環境是水循環系統及其伴生過程的一個重要部分。水循環模擬，特別是“二元”水循環及其伴生過程模擬，是基于物理機制的過程模擬，其對于綜合模擬水資源系統和水環境系統有著強大的支撐作用。應用水循環模擬平臺，模擬變化環境對水循環影響，進而分析地下水資源和水環境的情勢，將是重要的研究趨勢。
第二，關于作用機理的研究。在基于水循環模擬的研究中，由于系統的復雜性和參數的不確定性和參數處理的粗略性，部分模擬結果失真。但是參數問題是表象，機理研究不足才是本質。雖然含水層污染物運移機制研究已取得很大進展，但是只是集中在小尺度范圍，而難以應用到流域（區域）尺度中。因此，在對變化環境下地下水資源和水環境演變過程中，要在作用機制和參數處理上特別是大尺度機制上進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地下水綜合模擬框架的開發。研究變化環境下地下水資源和水環境演變涉及到水循環及其伴生過程模擬的各個方面，其模型應用中需要用到其他模型的模擬結果，涉及到系統間的數據和參數交換。因此需要構建地下水綜合模擬框架，涉及到對水循環及其伴生過程的各系統的作用機制和耦合機制的研究，也涉及到不同尺度模擬之間的數據交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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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生態對話；環境社會學；生態社會；生態文明
自從1978美國社會學家卡頓（W.R.J.Cot-ton）和鄧拉普（R.E.Dunlap）發表《環境社會學：一個新的范式》以來，環境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雄心勃勃”、80年代的“歧路彷徨”和90年代的“柳暗花明”①，學科范式漸趨成熟，理論建設和經驗研究都取得了很大進展。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環境變遷的加劇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環境社會學的發展面臨更大的挑戰和機遇。本文以環境社會學家邁克爾•貝爾（MichaelM.Bell）和洛卡•阿什伍德（LokaL.Ashwood）在《環境社會學的邀請》②一書中的基本思想為線索，對環境社會學的基元觀念、研究對象和核心議題作一檢視，并就其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進行簡單討論。
一、生態對話：環境社會學的基元思想
“生態對話”是《環境社會學的邀請》中所倡導的環境社會學研究的基本立場。全書的開篇，貝爾和阿什伍德即表明，生態對話是社會與環境之間持續的、沒有終結的、相互依存的互動。在這場對話中，其中一個的內在改變會帶來另一個的改變。在他們看來，生態對話的提出不僅是基于環境社會學中的因果關系具有“對話式”與“沒有終結”的特征，還表明了環境社會學的行動取向———“我們可能無法在此刻停止環境問題造成的傷害，但確實可以做許多事情來改善所有生物的生態狀況”①。生態對話的實質是一種整體的環境觀，表明環境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不可分離性和持續互動性。在此觀照下，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為“最大可能意義上的群體”。“人類、其他生物、土地、水和空氣”，所有這些要素緊密聯系在一起構成了最大意義上的群體。而環境社會學就是要研究這種群體，分析人類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支持所有生命的水、土壤、空氣，如何共同分享地球這個唯一的共有地，進一步探討現實的社會與生態沖突的成因，并提出解決方案。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justice）、自然的權利與魅力（rightsandbeautyofnature）則是貫穿生態對話的三個主題。在筆者看來，生態對話和環境社會學研究對象“最大意義上的群體”等觀點，拓展了卡頓和鄧拉普、洪大用等學者對于環境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卡頓和鄧拉普認為，“人類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NEP）主導的傳統社會學過于強調人的獨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視環境因素對社會的影響。進一步，他們提出了建立“新環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Paradigm，NEP）的設想，新環境范式下關于環境與社會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稱為“環境社會學”②。卡頓和鄧拉普關于環境社會學的“環境—社會關系”研究的思路，在后來的環境社會學研究中得到了繼承。雖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是施耐伯格的政治經濟學范式、漢尼根的建構主義范式、吉爾貝托•C•加洛潘的系統論范式等都在具體的研究中展現了環境—社會關系的不同側面。然而，“環境—社會”關系研究對象的確定過于宏觀，停留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對經驗研究缺乏支持；同時，環境—社會關系的范圍也適用于對環境問題進行研究的包括生態學、政治學、倫理學等眾多學科，無法凸顯環境社會學的獨特性。在對中國社會轉型以來的環境問題進行研究時，洪大用將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具體化為“環境問題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社會影響”，突出了環境問題的“社會”維度，也將卡頓和鄧拉普確立環境社會學時對傳統社會學的“反叛”走向“歸一”③。但是，隨著“環境”維度的拓寬和越來越多研究分支（如災害研究、深生態學、激進動物研究、CriticalAn-imalStudies等）的發展，僅僅研究環境問題的社會原因和社會影響稍顯褊狹。“最大可能意義上的群體”不僅將動物、植物、水、土壤、森林、空氣等都看作與人類平等且共享地球共有地的要素，而且把社會學（最初譯為“群學”）“群體分析”的理路領到環境研究中，在研究視閾和分析方法上都大大拓寬。同時，這一界定也契合了當前環境社會學的跨學科研究趨勢，環境社會學立基社會學也包含“走出家門”的雄心得以展現。貝爾和阿什伍德進一步區分出物質、觀念和實踐三個層面，作為討論生態對話的切入點。物質層面是“消費、經濟、技術、發展、人口、身體等如何塑造人類面臨的環境現狀”，觀念層面是“文化、意識、道德觀、風險、知識、社會經驗等如何影響人類思考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方式”，實踐層面是“如何把物質層面和觀念層面中的要素結合起來，更好地去解決環境沖突”①。在生態對話的視閾下，物質層面、觀念層面和實踐層面始終在發生著互動，因此三者并非嚴格的概念界限，而僅僅是分析上的體現。這樣，環境社會學領域中“可能是最為持久的，并且有時是充滿惡意”的實在論與建構論之間的論爭②，可能是沒有必要的，對學科的發展并無助益，因為環境的物質層面和觀念層面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實在論和建構論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相互共存的關系。環境社會學必須揭示的最重要真理之一，是“物質、觀念和實踐三者間的深刻聯系”③。因此，對于物質層面、觀念層面和實踐層面下各個主題的討論，也不脫離對這種“深刻聯系”的揭示。
二、物質層面：多位一體的跑步機
貝爾和阿什伍德首先探討了生態對話中物質層面上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因素。具體而言，他們依次分析了消費、金錢和市場，技術和科學，人口以及身體等與人類所面臨的環境現狀之間的關聯。在論述中，貝爾和阿什伍德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在環境社會學的主要理論———“生產跑步機”（thetreadmillofproduction）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消費跑步機”（thetreadmillofcon-sumption）④的觀點。他們對于技術、科學與環境以及身體與環境的闡述也在學科中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總體來看，貝爾和阿什伍德關于金錢和市場，技術和科學，人口以及身體等隨后的討論也是以跑步機（雖然沒有明確說明）為框架，構成了對環境問題的物質層面研究的“多位一體”跑步機的分析框架。環境社會學中，施耐伯格（AllanSchnaiberg）在對環境問題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生產跑步機理論，并發展為環境社會學中的一個主流理論。這一理論聚焦社會結構和制度，認為市場經濟具有自我強化的機制，即資本、勞動力和政府構成了“經濟增長同盟”，持續追逐利潤，使生產的步伐就像在跑步機上一樣無法停止，這一過程需要源源不斷和持續增長的資源與原材料供給，工業污染不斷地被制造出來，對環境的破壞越來越嚴重⑤。生產跑步機揭示了市場經濟的兩個基本機制，即經濟財富的制造和環境污染的制造。其內在機理是持續不斷的投資需求，結果是高投資率的保持和環境成本的不斷外部化。貝爾和阿什伍德指出，對生產跑步機最常見的調整方案，一是迫使一些人離開跑步機，將產量降到成本和價格均衡的水平，但這是跑步機上的每個人都反對的；二是做一些競爭性的調整，這在調整之初易獲得人們的接受，但常常出現少數大企業壟斷生產和被迫退出市場的人尋求創造新的“跑步機”的結果。最終，人們都努力留在跑步機上。但結果卻是，富有者們努力將生產跑步機的壓力變為使自己更加富有的機會，環境問題則繼續為社會普遍忽視。因此，生產跑步機本質上也是一個社會過程———社會各利益群體、這些群體所擁有的權力以及對他人利益關注程度的結果。貝爾和阿什伍德進一步提出了消費跑步機的觀點。他們指出，現代社會炫耀性消費所具有的競爭性與攀比性特點，不斷加劇環境風險；同時，消費主義的擴張還抹去了物品所具有的社會精神，個體化愈演愈烈。如同瓦奇泰爾（PaulWachtel）所指出的那樣：“面對著伴隨過去那種安全而其樂融融的群體感消失而來的孤獨感和脆弱感，人們尋求追求財產來消解。”①但是，人們愈尋求更多財富來購得這些商品，就愈會不斷陷入現代經濟中相互競爭的個人主義，也就愈削弱了群體性，從而踏上了消費跑步機———不斷增加物質消費量卻未能帶來任何內心滿足感的消費全過程的惡性循環。與此同時，生態環境卻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生產跑步機和消費跑步機也在發生著“對話”，二者形成互為一體的跑步機———生產和消費跑步機，使它們所產生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互相推動②。但這是一個惡性的對話循環：生產活動創造了不平等，不平等創生了消費跑步機，消費跑步機創造了更大的不平等，進一步加速生產跑步機，從而使得整個循環不斷加快，而可持續性、環境正義、自然的權利和魅力被一再邊緣化。技術和科學常被看作是降低跑步機壓力的關鍵。如生態現代化理論所指出的，技術在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中具有重要貢獻和潛力③。但在貝爾和阿什伍德看來，技術不是機械結構而是社會結構。技術的現象學———技術規范將人們封鎖在持續的常規行動中，技術的文化———技術被人們無條件地信仰和崇拜，技術的政治———特定技術結構及其社會利益被人們不加批判地強化，極易使人們患上溫納（LangdonWinner）所謂的“技術夢游癥”———人們樂意地在重構人類生存條件的過程里夢游。可現實是，一旦付諸實踐，技術的齒輪也會嵌入生產和消費的跑步機，變成社會結構來塑造人們的需求和利益。正如這些需求與利益也在塑造著齒輪和跑步機。人類很快便陷入由這些結構所安排的行為規范和文化需求中，掉進技術與經濟的雙重夢游癥中。貝爾和阿什伍德還提出了“身體環境”（invironment）的概念來探討身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凸顯人類的身體作為跑步機的環境后果的主要承擔者。他們指出，通過各種大大小小、可見或不可見的方式，跑步機影響到人們的身體，并引起累積效應，使每個人同經濟模式、技術模式、環境污染和環境利益的分配模式聯系起來④。因此，身體（進一步，健康）是一項基本和重要的環境議題。“多位一體跑步機”的分析框架不僅是對已有環境社會學理論的推動，而且深刻揭示了人類日常生活的社會組織方式和制度方式如何導致了環境污染和環境退化的發生。這對于如何改革已有的各種制度來保護生態環境和規避環境風險，具有啟迪意義。
三、觀念層面：環境意識與社會平等
觀念（Ideal）是生態對話中同環境問題相連的又一重要內容。貝爾和阿什伍德首先追溯了環境統治（environmentaldomination）和環境關心（environmentalconcern）的意識形態根源，然后基于自然和風險作為人類思考和感知環境問題的觀念維度，重點探討了“自然的人類本質”（thehumannatureofnature）和“風險的理性”（thera-tionalityofrisk）。在觀念層面的環境問題的討論中，貝爾和阿什伍德的貢獻在于，從環境意識的角度論述了社會不平等問題與人們思考環境問題之間的緊密關聯。也就是說，社會不平等在環境問題上的投射不僅僅存在于物質層面上環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而且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環境意識。這一視閾拓寬了環境正義研究、環境抗爭研究、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等論題的分析維度和理論寬度。在貝爾和阿什伍德看來，環境統治———人類能夠并應該按照自己的意圖改造環境———被廣泛認可和接受有三大思想根據：基督教、個人主義和父權制①。基督教宣揚的崇尚工作、禁欲和理性等思想將改變自然不再視為褻瀆神靈的行為，人類開始以開發和征服的態度對待自然。個人主義強調更大范圍群體中個人的重要地位，導致了忽視周圍環境的社會行動，人們不斷地將自我與身體分離，與地球分離，與生態環境分離。父權制及其衍生的支配邏輯將女性與其生育原型同自然聯系在一起并加以貶低，為統治環境、征服女性提供基礎。而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們的環境關心不斷提升，環境運動廣泛發展，不僅僅在于環境污染的加劇和民主思想與體制的普及，更在于自然道德心（naturalmorality）———人們對超越社會權力、不受利益困擾的純凈領域的共同追求———的回歸。自然道德心旨在強調沒有偏見的道德觀和身份的外在來源。它倡導的樸素、自然客體（人們體驗沒有社會沖突、社會限制和社會權力的寧靜與愉悅）、自然自我（真實自我，而非社會評價的自我）、對物質主義的批判等至今仍是環境思考的試金石②。由此，對“自然究竟是什么”（thehumannatureofnature）的理解，在怎樣組成人類社會與生態社會上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不僅是物質的存在，也是一種社會結構。人類構造著自然，自然也構造著人類。任何一種僅僅將自然作為物質現象或者作為社會構建的觀點都是威脅的。風險同樣是影響人們思考和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因素。貝爾和阿什伍德認為，風險是嵌入于權力和信任關系中的。而且，由于技術理性的自信，風險正在最大限度上將理性主義延伸到危險和不確定性中。這樣，理性主義逐漸成為掌握理性主義優勢的人群的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使弱勢群體陷入風險的“鐵籠”，環境風險也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環境統治、環境關心、自然的人類本質和風險的理性等，是從觀念上闡釋現代社會中的環境問題的主要角度。更重要的是，這些論題都將環境意識同社會平等聯系了起來。環境統治中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人們之間、性別之間的不平等，環境關心中人類對社會公平追求的自然道德心，自然的社會結構觀和風險的權力嵌入論，都凸顯了社會不平等在人們考慮環境問題的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說，社會不平等及其對社會的挑戰，正是環境意識長久成為社會和道德話題的重要因子。在環境社會學中，著重探討社會平等和環境污染的論題已經成長為“環境正義研究”（EnvironmentalJusticeStudies）的領域，發展迅速。但是，環境正義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質層面上對環境污染在各個社會范疇中的高度分布不均的關注，較少涉及觀念層面。環境問題的觀念層面研究則將環境問題與社會不平等關聯起來，深化了人們對于環境正義的理解。環境正義并不僅僅指涉物質層面的環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同樣有社會不平等引發的意識、觀念和道德上的內容。因此，對環境問題的理解和解決，不僅需要制度、法律等外在力量，也應包括公平基礎上的人心、倫理等觀念力量的建設，這二者同時也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
四、實踐層面：動員和管理“生態社會”
實踐層面的討論也是《環境社會學的邀請》中較有特色的部分，突出環境社會學的公共取向和行動取向，即環境社會學的研究也需要穿透學院的高墻，面向民眾和公共社會，運用知識積極主動地推動生態系統的改善，造福于人類。在這一方面，貝爾和阿什伍德提出了“動員生態社會”和“管理生態社會”的觀點，來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動員生態社會的三個要素是：放在一起（conception）、聯結在一起（connection）、一起見證（contestation）。“一起”并非易事，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劇”既是經濟威脅也是環境威脅。然而，在貝爾和阿什伍德看來，公地悲劇其實僅僅是“個人主義的悲劇”。而人們的動機和選擇不僅僅會出于狹隘的自我利益，同樣重要的還有社會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社會傳統。而且，情感團結和利益團結會不斷相互塑造并相互維持，形成社會團結的對話（dialogueofsolidarities）①。加上作為對話條件的“政治機會結構”，草根環境行動者已在路上。應當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會場域中，情感團結與利益團結可能會發生博弈，出現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的情況。但是，貝爾和阿什伍德的探討指出了動員生態社會的“理想型”。在管理生態社會中，貝爾和阿什伍德強調參與式管理和重構日常生活的重要。參與式管理能夠促進實踐績效和民主化，使當地人與科學家、當地知識與專家知識的對話開展起來。重構日常生活可防止參與式管理的過度程式化及精英階層對參與式管理的利用，避免出現“過家家式參與”。重構日常生活包括物質減量化、生態工業和智慧增長等。二者共同推動管理生態社會的目標———真實環境主義———的出現②。真實環境主義是環境友好行為變得簡單的社會生活。也就是說，人類不是因為有意識做到環境友好才會選擇，而是這樣選擇會最省錢、最舒適，因為發展到最后，環境主義已經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種必須尊重的現實。
五、結語
第7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貿易自由；環境質量；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0-0250-03
引言
環境質量長期以來被視為一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指標，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中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高速發展的同時，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環境損害問題無論在國內學術界還是決策層都備受關注。從已有文獻來看，學者們普遍認為貿易通過影響經濟活動水平或經濟布局對環境造成間接影響（Copeland&Taylor）。但是，涉及貿易環境效應結果等核心問題至今還未達成一致，尤其在有關貿易環境政策法規的制定方面爭論更為激烈，這無疑給政策制定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對于中國來說，深入研究改革開放至今貿易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機制，在一定理論框架下探索貿易自由化如何影響環境質量，并據此對貿易與環境政策進行針對性的宏觀戰略調整，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平穩轉型進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對現有的文獻進行系統的回顧。在結構安排上，本文首先梳理國外學者就貿易環境效應研究的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并對理論界主流觀點做詳細論述，最后是結論。
一、貿易環境效應的理論研究
將貿易與環境結合起來的研究源于18世紀初古典經濟學家David Ricardo關于經濟增長與資源承載力和環境容量間關系的初步探討中。David Ricardo認為貿易規模擴大加快經濟增長的同時必然會增加資源需求量和污染排放量，但受資源總量和環境同化能力的制約，可能導致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最終造成環境損害。隨著世界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速和環境污染問題的日益突出，這一觀點引發了大量學者關于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持續性討論。Pethig.Rudiger（1976）、Sieber，Horst（1977）和Gregory.Michael（1991）分別研究表明，經濟規模的擴大提高了污染物排放水平，而生產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單位產值污染排放強度。Grossman 和Krueger（1993）突破了單一因素的約束，開創性地將規模、結構和技術因素同時納入理論分析中，運用控制變量法對這三大因素進行了分析，得出規模效應具有負向性，生產技術則表現為正效應，而經濟結構轉變如果是由國家間環境監管差異引起時結構效應才呈現出負效應。之后，Theodore Panayotou（2000）做了更為全面的分析，新提出了收入增長效應、經濟結構效應、產品組成效應和法規效應，其中收入增長效應是對規模效應的補充與完善，而經濟結構效應和產品組成效應是從空間層面上對結構效應的進一步分解。
（一）貿易環境規模效應的探究
由于實際收入與貿易引致的經濟規模兩者存在正向關系，進而探討經濟規模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可轉換為研究實際收入水平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Grossman & Krueger（1993）和Runge（1994）研究表明隨著實際收入水平的上升，空氣質量首先出現惡化，但是一旦國民收入超過一定水平，空氣質量就開始改善。Selden & Song（1994）以新古典增長模型為基礎，采用Simon Kuznets（1955）研究經濟發展與收入不均之間關系的研究思路，并且假設環境質量、產品生產與消費以及環境政策法規對收入都具有彈性，發現貿易促進工業和農業現代化的早期階段污染水平明顯提高，但到后期出現了降低，實際收入與污染水平呈現出“倒U型”關系。
（二）貿易環境結構效應的討論
假定一國消費者偏好不變，國家間染排放政策差異是引致產業轉移是形成結構效應的唯一因素。Copeland&Taylor（1993，1994）運用了不同于Merrifield（1988）和 Rauscher（1991）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一個多商品、多國家的南北貿易模型，并假定南北方國家都為小型國家且環境污染是局部的，研究表明：使北方國家“雙高”的收入與環境標準使污染性產業相對收縮，減輕了其環境壓力，而在南方國家卻形成污染藏納場。Copeland&Taylor（1995）則放松了原南北貿易模型中污染局部性的假設，建立了全球污染模型，并假定南北方國家都采用可交易的污染物排放許可證體制，認為許可證額度在北方國家的減少量并不能與南方國家的增加量百分百抵消，那么貿易自由化將提升專業化生產均衡下的總體污染水平。而Pethig（1976）、Daly（1993）和Porter（1995）則從國際競爭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這些研究認為，世界環境污染的加劇的原因并不是Copeland&Taylor（1995）所提出污染的凈效應為負，而是各國維持或增強本國競爭力的附帶效應是降低各自的環境標準，出現了“向底線賽跑”的情形，產生了所謂“陷入低環境”標準效應，從而增加了全球污染物排放總量。
（三）貿易環境技術效應的爭論
如何提高生產中的技術水平成為學術界繼技術效應正向性討論之后的新關注點，學者們普遍認為，在不考慮FDI因素，本國政策法規對促進清潔技術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主流經濟學就政策選擇的主張形成了“庇古稅原理”和“科思定理”兩大陣營。Pigou（1932）依據馬歇爾（Marshall）提出的外部性理論，認為環境污染具有典型負外部性，只要把市場失靈造成的負外部效應內化到商品生產的真實成本中，確保污染者能夠自行研發引進更加先進的技術來降低污染排放量。而1959年Coase在《社會成本問題》的開篇就指出庇古對外部性解決有失公平和全面，不贊成庇古的通過政府額外增加課稅來對外部性進行干預，并為以非政府干預方式解決外部性內部化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Coase強調市場制度本身就能解決好環境污染的問題，只要政府在進行外部性干預時明確產權即可。J.H.Dales（1971）成功運用了Coase的思想，首次就提出了運用拍賣污染許可證的方法來解決環境污染的設想，之后，F.R.Anderson（1977）借鑒J.H.Dales（1971）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數量配論，認為控制污染成本較低的廠商將其多余的許可證賣給控制污染成本較高的廠商，在有效分配環境資源的同時降低了總體污染排放量，Randolph，M.Lyon（1989）還認為可轉讓的污染排放許可證制度TDPs（transferable discharge permits）有助于發達國家解決環境問題。
二、貿易環境效應的實證研究
在貿易環境效應理論研究進行的如火如荼同時，大量的經驗研究利用不同樣本對貿易環境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以及總效應進行了檢驗。
（一）貿易環境的規模效應
一些學者認為經濟規模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Shafik & Bandyopadhyay（1992）對1960—1990年期間的149個國家十種污染物排放量、人均GDP以及相關變量進行線性對數估算，得出的結論是：大多數環境指標隨經濟增長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之后，Grossman &Krueger（1993）和Grossman（1994）采用GEMS數據分析后也發現SO2暗物質濃度、空氣懸浮顆粒以及水污染物濃度與實際收入水平都呈“拋物線型”，分別在人均GDP達到4 000美元～5 000美元、9 000美元和8 000美元時出現拐點。從空氣污染整體水平的角度，Hilton and Levinson（1998）對Octel 、OECD 1972—1992年期間48個國家汽油消費量數據進行分析后也支持了這一結論。而另外一些學者對之前的觀點產生了質疑，Mc-Gillivray（1993）以22個OECD國家12種環境指標為基礎，得到了體現環境質量的綜合性指標，但發現該指標的變化具有隨機性，不能說明環境質量與收入之間存在確定的數量關系。Groot等人（2001）以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1982—1997年的污染排放數據為樣本，研究發現除水污染外，固體廢氣物、污染氣體以人均值衡量時都表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另外，Harbaugh，levinson and Wilson（2002）對Grossman &Krueger（1993）的結論進行敏感性驗證時發現，這種“倒U型”關系并非對所有污染物都成立。
（二）貿易環境的結構效應
貿易引致的污染性產業的集中擴張對污染性產品出口國環境造成了破壞。Walter（1973）和Robinson（1988）通過計算發現20世紀70年代美國出口產品污染程度較進口產品要高出15%以上，且這一時期污染排放量呈大幅度上升趨勢。Brown，Deardorff，Stern（1992）利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環境敏感性產品生產地向美國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轉移，而Anderson.K（1992）則認為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向了發展中國家，但都發現轉入地環境質量明顯惡化，Xu（1999）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結論。但就環境質量整體而言，Lucas（1992）、Birdsall和Wheeler（1993）認為污染性產業轉移有利于全球環境的改善，而這一觀點受到了Low，P，a和 A.Yeats.（1992）的強烈反駁，他們采用1967—1968年和1987—1988年間兩組世界貿易數據，對美國的鋼鐵和非鐵金屬等5個最具污染的行業出口額與總出口額的比率變化做了研究，發現污染性產業跨區域轉移對轉入地和轉出地的環境影響結果完全相反，因而凈效應不能確定。
（三）貿易環境的技術效應
“庇古稅原理”和“科斯定理”在實際環境治理應用中主要形成了以稅收和排污權交易為代表的兩種制度體系。一派觀點認為對市場機制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稅收制度在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方面比排污權制度更為有效。James.W.Martin（1929）對1929美國伊利諾斯州年新頒布的廢氣稅法規做了優勢性分析，與1927年的舊法規以及和其他州同類法規的比校，該法規使總體污染氣體排放量有所降低。Thomas C.Kinnaman（1994）研究表明美國各州所實施的固體垃圾填埋稅在改善環境質量方面十分有效，且最佳的稅率為每噸5美元～10美元。另外，James Boyd（2003）對美國兩家公司所在地區分別使用污染排放稅法和排污權制的環境治理的成本分析發現，前者的治污邊際成本明顯低于后者。而另一派觀點則認為排污權制度更為有效。Oates and Strassmann（1978 and 1984）研究調整公共污染排放結構問題時發現：相比較運用排污稅，TDPs更能激勵污染排放者降低排放量。Randolph M.Lyon（1990）基于政策激勵和直接管制的企業排污行為分析模型，采用了Vivian and Hall（1981）所使用的數據，分析了在兩種不同的環境監管方式下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排污行為的差異，研究表明使用符合市場運行機制的可轉讓污染排放許可證比統一的稅收制度更有效率。SabruoIkeda（2005）對中國天津紡織染料業、化工業、造紙業和食品加工四大行業20家公司遵循可交易許可證制度后的COD和BOD排放量數據分析得出，COD減少率由60%提升到70%，污染排放量得到了明顯降低。
結語
本文通過梳理總結貿易自由影響環境的相關文獻，得出以下結論：在理論層面，一是以Grossman和Krueger（1993）三因素觀點為代表的是早期研究認為技術效應的正向性遠遠大于規模效應帶來的負效應，而結構效應影響甚微，一般可不予考慮，二是以Copland（1995）主張的環境跨國界污染為代表的深化階段擺脫了時間空間鎖定，發現較之于規模效應與技術效應，結構效應對環境影響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庇古稅原理和科思定理的有效性存在各自的適用范；在經驗層面，經濟規模與環境污染之間并沒有確定的數量關系，而污染性產業的跨區轉移不一定使全球污染水平加劇還有可能減緩，另外，在環境治理方面發達國家運用庇古稅比科思定理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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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環境研究范文
一、微觀環境成本
微觀環境成本觀念是站在企業的角度，借鑒經濟學觀點把環境成本定義成企業與環境相關的成本，是目前會計學界普遍采用的定義。具體來說，微觀環境成本觀念又包括兩種：企業自身在環境方面耗費的微觀財務成本或費用；企業活動導致的貨幣性及非貨幣性社會環境損耗的微觀經濟成本。
國外持此類角度的代表觀點有：
荷蘭國家統計局（CBS）從1979年開始就已對工業企業的環境成本開展了統計工作。在統計中，環境成本被定義為：企業為了防止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所采取行為的成本。按該定義，環境成本的范圍比較窄，沒有涉及勞動者的安全或其它安全因素帶來凈財務效益的環境活動以及以保護周圍社區住宅安全為目的的行為都是排除在外的，只有當企業的環境管理仍處于被動的和遵守環境法規階段時才適用。
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CICA）于1993年對環境成本作了兩大基本分類，即包括預防、去除和凈化污染與資源保護的環境對策成本與包括受害賠償金、罰金的環境損失成本（間瀨美鶴子，1994）。其在環境成本核算研究上最有影響的研究報告當屬1997年發表的《環境角度的完全成本會計》，共涉及下述12個項目的內容：公害預防；環境保護的研究開發；在建工程的環保設施；環保型產品的生產；綠色采購及物流；節省能源；節約資源；廢棄物處理；環保營銷；環境管理；環境形象構建；環境保護啟蒙運動。此觀點具有下述兩方面的特點：第一，不是一種完全成本概念，而是一種獨立的“差額成本”概念，需要將生產成本與環境成本兩種核算分開進行。第二，采用了會計學理論對成本的收益配比原理。
聯合國國際會計和報告標準政府間專家工作組（ISAR）會議（1998）討論并通過的《環境會計和報告的立場公告》認為： 環境成本是指本著對環境負責的原則，為管理企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業執行環境目標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這種成本可以納入目前企業的會計系統并分配到產品成本中， 或作為期間費用抵減企業當期的利潤。此觀點在環境會計領域中比較權威，為大多數組織和學者所認同。
在國際上對環境成本的研究與應用，美國得力于其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EPA）的有力推動而處于領先水平。美國環境管理委員會把環境成本界定為：在成本會計和資本預算中人們通常考慮有關使用原料、設施和物料的傳統成本（Convent -ional cost）；通常隱藏在制造費用中、不易為管理者所發現的潛在的可再分為前期、合法性、資源和后期的隱藏成本（Potentially hidden cost）；某一成本在未來的某一時點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與或有負債對應的或有成本（Contingent cost）；將影響管理者、顧客、員工、社區和執法者的主觀判斷的形象與關系成本（Image and relationship cost），也稱為無形成本。同時，還將一部分因環境符合造成對第三者或社會損失的社會成本也包括在內。其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基本特點：從投資決策的視角體現了內容的大容量、信息的決策有用性特點；對環境成本發生的時間順序進行了分類；從或有環境負債的視角建立了未來支付的或有成本分類；要求企業披露 “形象關聯成本”。但也有下述值得商榷之處：第一，將企業傳統的成本納入到環境成本核算范圍，全部以環境保護為標準概括所有的成本費用，未必一定合適。第二，成本計量方面，有些內容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甚至會發生計量困難。
日本環境省頒布的《環境會計系統應用的指導準則（2000年版）》中，將環境保全成本定義為：“環境保全成本是企業為環境保全而付出的投資和費用。其中，環境保全是指對企業造成的環境不利影響采取降低環境負荷的一種環境保護活動，其包括地球環境的保護、環境公害的預防、自然資源消耗的節約及回收再利用活動等。”
Jasch（2003）也認為環境成本是所有與環境損害和保護相關的成本，分為內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但他同時指出，環境管理會計中的環境成本不包括外部成本，而應包括：傳統的廢棄物和排放物處理成本，包括與之相關的人力、維護物料，以及保險和環境負債條款；預防和環境管理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良好的外部家政服務、一體化技術中環境因素所占份額、經營型設備中環境因素所占成分；廢棄物料的購買價值；非產品性產出的制造成本。
國內持此類角度的代表觀點有：
黃種杰（1999）認為環境成本是指企業為防止其經營活動對自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采取相應措施的成本以及為達到環境目標所付出的治理成本。根據這一觀點，環境成本包括環境預防成本和環境治理成本。
李連華（2000）則從流動的角度來分析成本，認為成本是企業為了實現某種目標而發生的資產流出或價值犧牲，在國內外學者和組織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成本是一個流出的概念，代表著某一主體為了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而發生的資產流出或價值犧牲。將這一含義移植到環境管理領域就可以界定出環境成本的內涵，即環境成本是指企業因環境污染而負擔的損失和為了治理環境而發生的各種支出。
浙江省教育廳課題組（2001）經過研究認為，環境成本是指為管理企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其主要包括四個部分：資源消耗成本、環境支出成本、環境破壞成本和環境機會成本。
惠尚文（2003）認為環境成本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對環境資源的使用、損耗、保護、恢復所支付的成本費用，其內容可歸納為耗減成本、損失成本、恢復成本、再生成本、保護成本、替代成本。
樊培銀、李文倩（2004）認為環境成本是指企業經營活動中發生的所有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成本支出，包括為了遵守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各種環境標準而發生的成本支出，和企業為了贏取競爭優勢而采取的環保措施的成本支出。
程隆云（2005）認為環境成本是企業在一定期間，為履行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責任，取得預期環境效果和環境收益的可用貨幣計量的各種經濟利益的流出。
由于微觀財務成本/費用符合會計上對成本及費用的定義，可以納入目前的會計系統，并分配到產品中去或作為期間費用抵減企業當期的利潤，因而是會計學者所普遍采納的定義。事實上，目前多數環境成本的定義都是基于這一角度。但是與企業會計實踐缺乏聯系。
二、宏觀環境成本
宏觀環境成本觀念則是從整個社會（包括區域、國家）的角度來定義環境成本。在該觀念下，環境成本屬于經濟成本，是社會經濟活動造成的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損失，包括自然資源的耗費、生態環境的惡化、人民健康和生活質量的降低、用于環境保護和治理而耗費的貨幣性與非貨幣性的人力、物力。盡管環境的惡化也可能對企業帶來一定的危害，但宏觀環境成本不能精確地歸到某個企業的身上，即這里的核算主體是社會，而不是具體的微觀組織。但是，宏觀環境成本與微觀環境成本密切相關，社會中各個組織的微觀環境成本相結合構成了該社會的宏觀環境成本。從數量上，宏觀環境成本應當接近但不會等于該社會所有組織的微觀環境成本的總和。
國外持此類角度的代表觀點有：
聯合國在“改進政府在推動環境管理會計中的作用”有關會議的報告文件《環境管理會計――政策與聯系》中，將環境成本廣義地定義為“與破壞環境和環境保護有關的全部成本，包括外部成本和內部成本”。
聯合國統計署（UNSD）1993年了環境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提出環境成本概念應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因為自然資源的數量減少和質量降低造成的自然資源價值的減少；二是環保方面的實際支出，即為了防止環境污染而發生的各種費用和為了改善環境、恢復自然資源數量或質量而發生的各種費用支出。此觀點是站在社會角度定義環境成本，重點關注的是自然資源的消耗與補償。
Vaughn（1995）立足于經濟和環境的角度研究環境成本。經濟意義上的環境成本是指在經濟活動過程中使用的環境貨物與環境服務的價值；環境意義上的環境成本是指同經濟活動造成的自然資產實際或潛在惡化有關的成本。
Fichter（1997）將環境成本定義為與材料和能源使用直接和間接相關的成本總和以及這些成本導致的環境影響。
Glunch（1999）認為環境成本是由于防止或更正環境影響（Prevention or corr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而產生的成本。
Spomar Jr.，John（2003）認為環境成本包括兩部分：一是直接影響公司（利潤表）凈利潤（Bottom line）的成本，即私人成本；二是對個人、社會和環境的成本，即社會成本。
國內持此類角度的代表觀點有：
國內研究從宏觀角度定義環境成本的主要有：
羅國民（1997）認為環境成本是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耗費的自然資源的價值以及因為對環境造成破壞而發生的清理污染，恢復生態環境的各種支出。該定義從維護生態環境質量的目標出發，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對環境的污染作為環境成本的基本點是一種保護環境型定義。
郭道揚（1997）側重于從“生態環境成本”的角度研究環境成本，將其界定為：由于生態環境惡化而發生的治理污染的投入；因發生重大的環境污染事應該承擔的責任和治理污染而發生的費用以及政府部門對企業的罰款；沒有經過環保部門的允許，自作主張投資項目所造成的罰款；因為治理環境沒有取得效果而浪費的投資損失。
王立彥（1998）認為由于立足點不同往往很難對環境成本給出一個精確的定義，然而在會計領域討論成本項目，又不得不給出較為明確的界定。因此從不同視角對環境成本概念加以闡釋，從不同的空間范圍將環境成本分為內部環境成本和外部環境成本；根據不同的時間范圍將環境成本劃分為過去環境成本的當期支出、當期環境成本的當期支出以及將來環境成本的當期支出。
黃蕙萍、成（2000）認為，環境成本是指商品在生產、使用、運輸、回收過程中為解決和補償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流失所需要的費用之和。總體上，環境成本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正常的資源開發獲取應支付的成本；二是同資源開采、獲取、使用及產品使用回收相關的環境凈化成本和環境損害成本；三是由于當代人使用了這一部分資源而不能為后代人使用的效益損失。
徐泓等（2001）認為，環境成本是指自然資源耗減費用、生態資源降級費用、維持自身資源基本存量費用和生態資源費用的總和。
肖序（2001）認為，企業環境成本就是企業因履行環境保護責任，為降低生產經營的產品或服務在生命周期內的環境負荷，或執行國家環保政策法規而在一定時期內，采取一系列環境保護活動所發生的旨在取得環保效果和經濟效益的可貨幣化計量的各種耗費。該定義以生命周期的思想來界定企業環境成本，并指出了企業產生環境成本的原因在于降低環境負荷，或執行國家環保政策法規。指明了環境成本理論研究的科學使命，并歸納了環境成本的理論結構布局。認為環境成本論的理論基礎包括：環境經濟學成本理論、會計學的社會責任成本理論、環境管理學成本理論、環境統計學成本理論。葛曉梅、王京芳、孫萬佛（2006）支持此類觀點。
喬世震（2002）認為，環境成本是企業與環境責任活動相關的責任成本，并指出環境成本支出可以用貨幣來計量，也可以用非貨幣計量方式。
從國內外關于宏觀環境成本的界定來看，雖然擴大了環境成本的內涵，但是在宏觀環境成本定義下的會計核算主體是社會、國家，而不是企業等微觀組織，對企業環境成本的研究只有宏觀指導作用，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結論
本文綜合上述國內外組織和學者的觀點，對環境成本的界定有如下特點：
其一，從研究內容上看，在現階段，能夠全面精確的定義環境成本比較困難，國內外對于環境成本定義的研究尚處于基于不同視角對環境成本加以闡釋的階段，環境成本的概念不統一。
其二，從研究過程上看，國外對環境成本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早，已經取得了一些先進理論的成果。而在國內尚屬起步階段，很多學者的研究都是從翻譯國外資料開始的，這為建立我國環境成本核算體系奠定了一個良好的理論基礎。
其三，從研究成果上看，尚缺乏實際指導性。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由于沒有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相關的法規也并不健全，所以對現實中的企業并未起到應有的指導作用。
對于環境成本在達不到形成統一認識的階段，從某個視角如能夠對其加以闡釋，進而研究其確認、計量和報告是明智的選擇。筆者認為，應借鑒上述各種觀點并結合我國企業的特點來界定環境成本的概念。一般來講，企業與周圍環境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企業的經營活動對環境產生的不同程度的影響（即環境影響），降低環境影響稱為企業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進行各項經營活動應考慮的一項重要的影響因子。因此筆者比較認同從企業對環境高度負責的角度對環境成本定義為：環境成本是企業對社會的環保責任與會計學有機結合而形成的，是企業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因進行經濟活動而發生的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及執行環境目標所應達到的要求而發生的成本，包括內部環境成本和外部環境成本，是一個微觀――宏觀的范疇。
該定義雖然是一個寬泛的界定，但它以明確企業的環保責任為中心，保證了環境成本涵蓋范圍的全面性，克服了詳細界定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以偏概全的缺點；將環境成本分為內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兩大類，從傳統會計意義上講，內部環境成本是一個微觀范疇，是在企業核算范圍內所發生的與環境有關的成本，是傳統會計中企業費用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外部環境成本是一個宏觀的范疇，是在社會核算范圍內企業應該承擔的與環境有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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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喬世震、喬陽：《漫畫環境會計》，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
第9篇：環境研究范文
一、環境績效審計的研究現狀
1、國外環境績效審計的發展現狀
環境績效審計于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及加拿大出現，20世紀80年代后擴展到歐洲乃至世界各國。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標準化組織成立了“環境管理技術委員會”，制定了ISO14000標準。加拿大環境審計師協會（CEAA）和加拿大標準協會（CSA）撰寫了《環境審計的原理和實踐》一書。1995年，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第十五屆大會———開羅會議，制定了有關環境審計定義的框架。1999年，世界審計組織環境審計工作小組制定了《有關環境效益審計指南》，至此，環境績效審計開始走向規范化道路。2001年，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所屬的環境審計工作小組向各成員國印發了《從環境視角進行審計活動的指南》，重點闡述了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
2、國內環境績效審計的發展現狀
我國的環境績效審計理論研究上的一個里程碑，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葛家澍教授在《會計研究》（1992年第5期）上發表的《九十年代西方會計理論的一個新思潮———綠色會計理論》一文，該論文在我國會計理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關于環境績效審計的含義，楊智慧（2009）認為環境績效審計是由國家審計機關、內部審計機構、民間審計機構實施的，對被審計單位及審計項目的履行情況進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跟蹤及綜合分析，并按一定的評價標準評定其環境管理責任的現狀和潛力，提出環境績效管理的建議，促進其改善環境管理、提高環境管理績效的一種審計控制活動。明確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是開展環境績效審計工作的前提，基于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所屬的環境審計工作小組（WGEA）對環境績效審計內容的倡導和我國目前開展的一些環境績效審計業務，馬秀萍（2010）、王素梅（2014）等認為：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除了應圍繞績效審計的三要素，即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以外，還應加上環境性這個因素。綜合以上四個要素，我們認為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主要包括：第一，對被審計單位環境政策的執行情況的審計；第二，對被審計單位的環境項目效益進行的審計；第三，對被審計單位其他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審計；第四，對被審計單位環境管理系統的審計。因此，環境績效審計是審計主體依法對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環境管理系統以及在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環境問題和環境責任，以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環境性為標準，進行監督、評價和鑒證，以實現對責任主體受托責任履行過程控制的一種管理活動。在實務研究方面，審計署自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了環境資源審計的探索，主要圍繞各類環保資金和項目展開；1998年，審計署設立了農業與資源環保審計司，標志著我國資源環境審計新階段的開始；審計署在《2003至2007年五年審計工作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要積極地嘗試開展環境審計，并把效益審計作為未來的重大任務之一，這是我國環境審計同世界接軌的充分體現；在《審計署2008至2012年審計工作發展規劃》中，將資源環境審計列為六大審計類型之一。總的來說，理論研究、實務開展上皆有發展，但是距離國外的研究及發展模式還有一定差距。
二、我國企業開展環境績效審計面臨的問題
1、環境績效審計缺乏理論指導，企業環境管理系統尚不完善
這是我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所面臨的一個重大不利條件。環境績效審計具有綜合性強、層次高、審計方法復雜多樣等特點，加之我國對于績效審計的開展尚處于試點階段，缺乏權威的理論研究成果，沒有統一的規范，而國外也沒有一個可以直接借鑒的模式，因此，在實踐中只能逐步摸索前進，審計風險比較大。
2、環境會計研究的不完善制約著環境績效審計的發展
企業進行環境績效審計需要搜集充分的環境效益與成本等方面的會計數據資料。由于我國對環境會計的研究剛剛起步，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成本等內容還在討論之中，缺乏確認和計量環境效益與環境成本的標準。大部分企業環境會計的確認、計量混亂，對公布環境會計資料持消極態度，很少進行定量分析。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之間難以有效平衡，這給環境績效審計的深入開展帶來了困難。
3、審計技術方法不足，缺乏一定的評價標準
環境會計是一系列學科的綜合，因此環境績效審計工作的開展要求審計人員懂得各類學科知識，技術綜合性較強。而且環境績效審計比較復雜，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很多。目前環境績效審計多采用環境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但是對環境成本和環境效益的評價指標和計量方法仍沒有統一標準。這是我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4、企業環保意識不強，對環境績效審計的作用認識不足
企業沒有形成強烈的環保意識，對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認識不足是我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不利條件。我國環境管理觀念引入較晚，環境審計的開展也比較遲緩，目前尚未建立統一具體的環境審計準則。人們一般認為，只要按照相關規范增加投入就能有效地改善環境，而對于環境績效審計工作的開展則認為沒有必要。
5、審計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企業開展環境績效審計需要運用一些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但在審計人員中精通財務會計知識的占了大多數，現有審計人員的知識能力結構不利于分析評價環境績效，也限制了環境績效審計的發展。
三、我國企業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若干對策
1、借鑒國外經驗，建立完善的環境績效審計理論體系
要借鑒國外的相關經驗，就必須要領會其實質，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和環境績效審計的具體內容，才能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國外的環境績效審計和我國相比動因不同。國外的環境績效審計起源于企業內部動力，而我國環境績效審計起源于外部壓力。二者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會導致其內容的不同，因此，在借鑒國外的經驗時，要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2、制定和實施環境會計準則，為其提供必要的前提條件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要設計并建立一套符合企業實際情況的環境會計核算體系并非易事。因此，必須積極開展環境會計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充分學習和借鑒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解決諸如確認、計量等基本理論問題，把經濟活動中的環境成本、環境負債和環境效益，通過會計特有的方法加以確認、計量、披露，建立核算體系，并制定統一的環境會計報告準則，為環境績效審計的開展提供充分的信息。
3、加強審計技術方法的研究
我國應該加快環境審計準則的研究和制定，為環境審計的開展提供依據以及評價標準。可以參照國際標準化組織ISO14000的做法，制定我國企業統一的環境管理標準和環境審計指南。同時，根據我國國情制定評價指標體系指南，以利于環境績效審計的進行。還應完善環境管理系統，使其同內部環境績效審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4、增強公眾環境績效審計的意識，加強立法執法力度
當前，重要的是要培養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為環境績效審計做好輿論準備，通過多種形式來加強環境績效審計宣傳。也要轉變政府、企業的思維模式，讓他們樹立環境績效審計的觀念，充分認識到應改變當前審計工作以財務審計為主的狀況。同時，應加強立法執法力度，國家立法機關和政府職能部門必須在現有環境法規的基礎上制訂更為具體和具有操作性的環境信息披露實施細則。努力營造企業參與環保的良好氛圍，幫助企業降低污染治理成本。
5、培養高素質的內部環境審計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