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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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世界經濟發展總體趨勢：全球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速低于預期。

世界經濟保持溫和低速“平庸”增長態勢，呈現出明顯分化的特征，增速明顯低于預期。新興市場風險已經增大；先進經濟體低于預期的通脹水平給經濟活動帶來風險；地緣政治風險已經重新浮現。

2014 年前三季度， 美國GDP環比折年率-2.1%、4.6% 和3.9% ；日本GDP 環比折年率6.0%、-7.1%和-1.6%， 歐元區GDP 環比增長0.2%、0.1% 和0.2%。2014 年一、二季度俄羅斯經濟增長0.9%、0.8%、0.7%，印度增長4.6% 和5.7%，南非GDP 增長1.7% 和1%， 巴西GDP 增長1.9% 和-0.9%。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點：近年來，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顯著提高，連續十個季度在7% ～ 8%之間運行。同時，我國正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結構調整陣痛期的“三期疊加”階段。

2014 年前三季度的GDP 增長7.4%，同比放緩0.3 個百分點；1 ～ 9 月，城鎮新增就業1 082 萬人，增加16萬人；CPI 溫和上漲2.1%，PPI 下降1.6%，連續31 個月下跌。

總書記5 月在河南考察時提出“新常態”，7 月再次強調。此次APEC 會正式定義新常態：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新常態帶來的新機遇：首先，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第二，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于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第三，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第四，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經濟增長動力依然不足、結構性就業矛盾、生態環境惡化、食品藥品質量堪憂、糧食安全難度加大、社會治安狀況不佳。具體表現：一是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周期，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二是產能過剩的局面尚未改變；三是地方性債務負擔增加，財政收支壓力較大；四是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金融風險加大；五是企業產成品庫存增長過快，面臨去庫存壓力。

第2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新世紀伊始，世界經濟雖然經歷過一次短暫而輕微的衰退，但是從2003年開始全面復蘇，迄今已經持續了四年，預計2007年將延續增長態勢，只是增速有所減緩。根據IMF統計，2001-2007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為預測數)。這就是說，2003--2007年世界經濟5年累計增幅將達24.1%，年均增速為4.82%，超過了1996-2000年5年累計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遞速，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長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5.3%和5.1%，是繼1976年增長5.2%之后出現的最近三十年兩個增幅超過5%的年份。

與此同時，從2002年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世界經濟失衡現象，到2005年IMF總裁拉脫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這已成為當前被普遍關注的世界經濟重大熱點。國際和國內的權威經濟機構及經濟學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關注和重視不斷加劇的全球經濟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屆20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出，不斷擴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情緒膨脹將進一步惡化全球經濟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會的議題就是“全球貿易不平衡”。

發展不平衡是世界經濟的運行常態和基本規律之一，不同時期的失衡有著不同的表現，不平衡的循環積累嚴重化和風險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經濟的正常運行。而當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現，拉脫強調的是全球貿易失衡，“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該國貿易赤字相對應的貿易盈余則集中在其他一些國家”；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強調許多國家對美國市場出口的“持續性依賴”，實質是一回事。我國國內有學者指出，全球經濟增長主要集中依靠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長，但美中經濟同時存在內部失衡并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形成全球的經濟金融結構失衡。

綜言之，當前“全球失衡”是指主要經濟體之間貿易失衡，進而導致“利害關系者”(stakeholder)的經常項目失衡，存在引發全球性后果的危險。具體地說，是美國貿易和經常項目的巨額“雙赤字”和少數經濟體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過多”并存，后者成為平衡美國經常項目窟窿的主要資金來源地。問題在于，這種脆弱的平衡能夠維持多久?一旦維持不下去將會招致什么樣的全球性后果?曾擔任過重要官方要職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庫伯指出，“2004年美國經常項目赤字高達6600億美元，而2000和2003年這個數字分別為4740億美元和5310億美元。這些赤字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許多人認為這些赤字不可持續，必須降下來。如果不能通過審慎的辦法將這些赤字降下來，這些赤字將使美元暴跌并有可能引發世界性衰退。”(庫伯說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本人的觀點)德國六大經濟研究所在《2006年秋季世界經濟與德國經濟形勢》的專家咨詢報告中指出：“在過去15年里，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持續擴大，到2006年可能接近80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6.5%。與此相對應，石油輸出國、中國、日本和德國等擁有較大的盈余。持續增長的經常賬戶赤字是美國國際債務劇增，截至2005年底其債務余額達到2.7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當年GDP的21%。許多觀察家認為，美國巨額赤字是不可持續的，這是世界經濟的最大風險之一。”

二、世界經濟的結構變化與“全球失衡”

戰后世界經濟發展史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全球失衡總是與世界經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相生相伴，總是與世界首強之國的美國地位及其與其他大國實力對比關系的變化密切相聯。換言之，沒有美國地位及其與其他大國實力對比關系的變化，就沒有全球失衡，而沒有全球失衡就沒有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當前“全球失衡”，從根本上說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加快發展和不斷深入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經濟結構巨大而深刻變化的結果。

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首先是發展中與轉軌中大國的)本土經濟國際化三股潮流時空交匯互動的發展進程。這一發展進程帶來的是世界經濟結構變化，其主要表現有：

第一，世界經濟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場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市場化”的本質要求和客觀規律來運行和發展了。這主要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之交發生的那場世界格局變化推動的結果。原先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大國，如中國、越南、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等先后確立了市場化、開放化和國際化的基本國策，擴大市場和產業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主動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其中，一系列中東歐國家還加入了歐盟。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各國經濟間的相互依賴空前緊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術產業化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革命性地改變和創新了全球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的空間、方式和形式，跨國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遙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國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現，推動和加快了國際產業的重組和轉移，深化和創新了國際分工格局，世界進入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和以工業化支撐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第三，各國和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得以更加充分地發揮，在更大的范圍、更廣的領域和更高的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尤其是發展中大國、轉軌經濟大國和資源豐腴大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擴大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整體上增強了世界經濟的耐沖擊能力，從2003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復蘇和增長始終伴隨著國際能源和資源產品價格的飆升和劇烈波動，但增勢未衰而持續走強。另一方面，它也加劇了各國和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發展的循環積累必然導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現象。

但是，與歷史上的失衡相比，當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點，矯正失衡必須走出新路徑。

二戰結束后的世界經濟曾發生過兩次嚴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紀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機頻繁，導致以美元與黃金、其它國家貨幣與美元“雙掛鉤”的固定匯率制為基本特征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崩潰。這促成了歐共體／歐盟義無反顧地走出了一條從貨幣合作到貨幣一體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經濟格局由美國“一柱擎天”到美歐日“三足鼎立”的歷史轉折性變化，以及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由“美元獨霸”到“(美元、歐元)雙元爭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源因此而擴大拓寬了。隨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宣告了廉價石油時代結束，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也結束了增長的黃金時代，陷入長達十年之久的“滯脹危機”。OPEC取得了國際油價升降的主導權，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進一步擴充。但是，美國不是失衡的凈受損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復。

第二次“全球失衡”發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現為日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先是壓日本“自動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繼而1985年9月簽署“廣場協議”迫使日元急劇升值。“亞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韓國和我國臺灣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進東亞“雁行”戰略的機遇，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吸引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變成為日本對美的加工出口貿易生產基地，實現了經濟騰飛，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經濟增長面進一步擴大了。

而當前“全球失衡”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特點：

第一，與前兩次失衡相伴隨的是美國全球地位的相對下降，而當前“全球失衡”則是美國超級大國和全球經濟“火車頭”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和增強(不考慮“9.11”襲擊后美國“反恐”戰略失誤導致的國際形象等“軟實力”的下降)。美國在世界上率先實現了“新經濟”，提升了引領世界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地位和能力。歐元問世后，無論兌美元匯率是升是降，還沒有能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世界基礎貨幣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國際收支盈余構成1999年時美元、歐洲貨幣和日元比重為71%、17.9%和6.4%，到2005年時變成為66.4%、24.3%和3.7%，變化不是太大。

第3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 資源型小城鎮 轉型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F29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7）04（a）-0250-02

資源型小城鎮的轉型與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的發展難題，經濟處于新常態時，經濟增長速度緩慢，能源革命推進速度加快，產業也需要進一步轉型升級。新常態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更加顯著，對此資源型小城鎮應轉變發展理念，規劃好發展路徑，實現轉型發展。

1 新常態分析

1.1 新常態概念的提出

美國人埃里安首次提出了“新常態”一詞，其在宏觀經濟領域通常被解釋為經濟危機后經濟緩慢的恢復過程，這個過程非常令人痛苦。在第40屆達沃斯論壇上，一些學者提出：世界將進入一種全新的“正常”狀態，但是回不到金融經濟危機穩定前的“正常”狀態。2014年時全面闡述及解讀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結合分析我國經濟增長階段、結構表現特點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情況出發，做出了戰略判斷，提出應認識新常態，并積極適應、引領新常態。

1.2 新常態特征

自從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經濟獲得了高速增長與發展，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較顯著的結構失衡問題，我國經濟發展目前表現出新常態、新特征。第一，我國經濟增速由原來的高速增長變為中高速增長。第二，持續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在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在整個GDP中占比70%左右，其中生產占據將近六成，我國服務業從2013年開始增加值也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與空間，該產業的發展有利于緩解資源環境保護壓力，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有利于改善民生，我國經濟結構品質也將不斷提升。第三，我國產業動力將從投資及出口驅動型向創新及消費驅動型轉變。我國目前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面臨一些不足與陷阱，經濟發展及增長不能再依靠原來的傳統方式，應借助創新與消費驅動加快經濟增長，有效避免過度依賴出口的風險。

2 我國資源型小城鎮發展狀況

中國的小城鎮數量眾多，占整個中國城鎮數量的94.44%，小城鎮的規劃發展在城鎮化進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作用。依據自然地理條件、經濟區域、文化習俗及城鎮分布等，我國的小城鎮大致可以分成六大區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小城鎮高度分化，東西地區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的小城鎮具有優越的區位優勢，交通發達，多數小城鎮的主導產業是工業、商貿或旅游。該地區的部分縣與特大鎮已經進入中小城市建設行列，經濟比較發達。中部地區的小城鎮則屬于資源型，交通也很便利，但是小城鎮建設相對滯后，工業及服務業發展也比較弱[1]。中部地區具有豐富的勞動力，但這些勞動力素質相對低下，外流現象嚴重。西北地區屬于我國重要資源儲備基地，小城鎮多呈現出小、散、亂的特點，工業發展較粗放，環境污染較嚴重。西北地區生態環境資源較脆弱，經濟基礎也較差。整體來說，西部地區資源型小城鎮較落后，中部適中，而東部相對缺乏資源。

3 “新常態”下資源型小城鎮的轉型與發展措施

這里我們將以煤炭資源型小城鎮為例，分析其在“新常態”下的轉型與發展措施。

3.1 正確認識新常態，轉變發展理念

煤炭資源型小城鎮建設過程中，相關人員應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性及持續性，煤炭消費目前已經不再高速增長，因此不應繼續過于追求煤炭產量高度增長，應結合經濟宏觀發展趨勢及發展規律。小城鎮面對經濟的中高速增長趨勢，應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轉變發展理念與方式，制定出臺新發展戰略，加速城市升級轉型[2]。此外小城鎮建設者還應樹立并堅持科學發展觀，整體規劃城市轉型工作，將長期戰略與短期目標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做好資源開發利用與城市長期發展之間的關系，促使社會經濟、自然等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3.2 建立多元化產業體系，加強發展動力

煤炭型小城鎮發展過程中，應擯棄“一煤獨大”的理念，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積極對優勢主導產業實施技術升級與創新，促進煤炭產品的精細化發展，大力開發煤制甲醛等深加工產品，促進循環經濟發展，以此提高現代化產業水平。小城鎮也應引進一些非煤工業進行培育，將現代農業，與第三產業的發展潛力挖掘出來，建立多元化產業體系，加強城鎮轉型的動力。使用雄厚的資金培養扶持新興戰略產業，如節能環保等，對于文化旅游資源較豐富的地區，可以發展旅游產業，突出地區特色；對于具有規模化工業地區，則應發展生產業。

3.3 做好生態環保，堅守發展原則

資源型小城鎮要想可持續發展，就需要實施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也有利于改善民居生活環境、促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此煤炭型資源小城鎮應堅持職權明確的原則，構建資源開發生態補償機制，并成立專項生態治理基金，增強生態環境保護特別是要綜合治理好采煤沉陷區與水土流失。增大植樹造林等生態建設力度，促使自然修復能力與生態承載力得到顯著提升，努力建設小城鎮，使其成為園林城市，改善人居環境及區域生態環境[3]。小城鎮應積極使用節能減排新技術，進一步突破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瓶頸，能源資源也應節約，綜合利用廢棄物并開展清潔生產，努力踐行循環經濟。

3.4 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統籌協調發展

建設包容性城市是資源型小城鎮轉型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其目的是促使城鄉與地區間的統籌協調發展。對此小城鎮應積極改革城鎮住房、戶籍制度與相關公共服務體系，將外來人口留在城市，并有序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擴大城鎮人口規模，刺激城鎮人口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小城鎮設施配置標準及服務水平也應進一步提高，對農村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進行完善，努力減少城鄉間差距，建立健全公共交通體系，加快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及聯系。此外，相關政府部門還應給予小城鎮建設相應的資金與政策支持等，引導非煤地區開發培育非煤產業，探索出一條含煤地區對非煤地區的支持機制，促使城鎮產業體系多元化，進一步減小地區差距，有效提高非煤地區消費能力。

4 結語

資源型小城鎮的轉型與發展是一個重難點問題，面對新時期提出的要求，我國多數新興資源型小城鎮已經進行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在當前我國與世界經濟處于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增速減慢，從原本的經濟高速增長變為中高速，產業升級勢在必行。對此資源型小城鎮應積極分析轉型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依據自身發展優勢與特點，制定相應可行的發展措施。該文將煤炭型小城鎮作為實例進行分析，明確新常態的概念及特征前提下，結合我國小城鎮發展狀況，提出了煤炭資源型小城鎮轉型發展的措施。

參考文獻

[1] 劉佳，張樹森.新常態下大城市周邊小城鎮發展轉型思考――以天津市北辰區為例[J].城市，2016（5）：58-62.

第4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經濟形勢；轉型升級

中圖分類號：F123.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4）06-0005-03

一、市場需求趨穩，經濟增速回調基本觸底

市場需求對年度經濟增長具有決定作用，2015年，消費、出口、投資需求的增長態勢預計趨穩，據此可以判斷經濟增速回調基本觸底，全年經濟增長率預計略高于7%。

（一）世界經濟呈繼續恢復態勢，盡管存在風險，但出口增速進一步下降的可能性較小

盡管世界銀行和IMF都調低了對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值，但一致認為2015年美國經濟恢復是一個亮點，歐洲經濟盡管困難有所加大，但仍然會保持增長；新興經濟體正在進行結構調整，增長水平降低但增長的穩定性提高。綜合看，2015年世界經濟仍呈繼續恢復態勢。盡管存在持續寬松貨幣政策對世界經濟特別新興經濟體經濟負面作用加大、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金融市場可能迎來調整等風險因素，但預計2015年國際市場保持平穩的可能性最大，我國出口的外部環境大體穩定。2013年以來，世界經濟總體進入恢復過程，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變化。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世界經濟總體處于危機應對期和結構深度調整期，受此影響，國際市場需求水平持續收縮，對我國出口的制約不斷增強。而世界經濟保持恢復態勢，國際市場需求水平大體趨穩，則意味著外部環境劇烈改變進而收縮我國外需的過程大體結束了。

從我國出口企業狀況看，也在進入競爭力相對穩定的時期。在金融危機持續降低國際市場需求水平時，也是我國出口企業成本持續提高，依靠低成本支持的競爭力持續減弱的時期，是導致出口增速下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外部市場漸趨平穩時，我國出口企業經過幾年的努力，逐漸在研發能力、品牌競爭力、成本管理能力和職工隊伍素質等方面形成新的競爭力，并逐漸取代低成本支持的競爭力，出口企業競爭力開始進入由降到穩的時期。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斷我國出口增速的下降過程大體結束，2015年出口增速預計為7%左右。

（二）消費繼續保持平穩增長，2015年消費實際增長率預計為10.5%左右

近年來保就業的政策效果比較明顯，就業形勢比較好。在服務業發展勢頭比較好，小微企業發展比較多等因素支持下，特別是以保就業為底線的穩增長政策支持下，預計2015年就業形勢仍會較好。就業增加和政府保障基本民生政策的落實，預計會繼續支持城鄉居民收入平穩增長，進而支持消費平穩增長。此外房地產和汽車市場調整，有望在2015年趨于平緩，其對消費的負面影響預計會減弱。綜合這些情況，預計2015年消費實際增長率為10.5%左右。

（三）投資增長將大體趨穩，2015年投資增長率預計為16%左右

首先，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態勢有望結束。目前房地產開發企業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其首要困難是賣房難。應該認識到，大城市買房需求不振是短期現象。因為一線和比較發達的二線城市人口規模大，而且還在增加，居住性買房需求數量很大而且在繼續增長。大城市出現賣房難，主要是買落預期引起的持幣待購心態。由于居住性需求與投機投資性需求不同，只可等待而不會消失；此外隨著收入增長和房價趨降，房價收入比會降低，居民買房能力會提高。這些都意味著大城市房地產市場走冷的同時，買房需求正在不斷蓄積之中。

大城市對房價回落的預期，根本上是由大城市房價走低態勢決定。這些年來大城市土地資源日益緊張，土地價格上漲較多，房地產開發成本持續提高。2014年8月份北京市二環內華嘉胡同的住宅用地最終以74.6億元成交，據此計算，其樓面價達到9.6萬元/平方米。這表明大城市房地產企業讓利銷售的空間有限。由于在大城市發展的房地產企業一般具有較強實力，承受銷售困難的能力一般也較高，因此大城市房價預計不會持續下降。隨著時間推移，大城市房價回落的預期必然會發生改變。與此同時，2014年下半年開始，城市政府針對各自房地產市場的不同問題，分類施策，紛紛取消限購，調整相關調控措施；9月30日，央行、銀監會通知，對房貸政策作出調整，放寬首套房貸的優惠范圍，給予商業銀行更大自主調節范圍。這表明市場與政府政策的作用正在結合起來發揮作用。據此判斷，一二線城市由預期抑制的居住性買房需求，會在2014年四季度開始逐步加快釋放，房地產企業賣房難的困難會得到不斷緩解。

另一方面，大城市政府也應該高度重視房地產企業拿地難的問題，以及由此對房地產業發展造成的制約。應該與新型城鎮化的要求緊密結合，在完善城市規劃布局、加強基礎設施特別是地下基礎設施建設、增加住房建設供地等方面下功夫。增加大城市住房建設供地和土地利用效率。在銷售形勢好轉和住房建設供地增加的支持下，房地產業的轉型升級活動就可能轉為比較溫和的模式，房地產投資就會出現由落到穩的變化。

其次，目前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大體形成一個可持續的模式：包括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積極引導民間投資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選擇好基礎設施投資項目，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目標結合，在跨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城市地下基礎設施以及環保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加大力度；保持合理的增長水平等。盡管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現債務到期、土地財政弱化等困難，但考慮到我國財政赤字率較低、政府債務規模仍在風險線以內、政府債務都對應一定的資產等因素，財政資金和銀行資金都還有回旋運作空間。因此，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預計可以保持在20%以上。

在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帶動下，制造業投資預計也會由落到穩。綜合分析，預計2015年投資增長率為16%左右。

從市場需求分析看，2015年經濟增長率可以達到略高于7%的水平。上述分析表明，出口、消費和投資等市場需求已經大體趨穩，因此經濟增長回落過程，預計將大體在2015年結束。

二、轉型升級任務更加繁重

經濟增速換擋，主要是經濟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深刻改變。集中反映在市場需求約束增強和成本水平提高。鞏固經濟增長的基礎，最重要的是重新選擇適應現在市場環境和成本壓力的企業，再造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這一活動必須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來完成。但目前干預市場準入的因素仍然較多，例如以產能過剩為由，不區分企業特點、項目特點、地區特點，一律限制進入某些產業；再比如銀行僅僅以行業為標的確定信貸政策，一些風險大的行業，一律不提供信貸金融支持，進而把這些行業內有水平、有創新能力、有市場發展前景的企業壓制住，限制了風險增大行業內部優勝劣汰，在競爭中浴火重生的進程。從市場退出角度看，一些地方政府對企業仍然存在過度保護現象。在鋼鐵、水泥、玻璃等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仍然存在一些“僵尸”企業，地方政府的在建項目中，也存在一些需要清理退出的項目。這些方面的問題，使市場引導的行業重組活動遇到越來越嚴重的阻礙，使行業內基于競爭、創新的增長能力受到嚴重影響；也潛伏了風險約束機制弱化，高風險逐利資金擴張的風險。此外新型城鎮化尚處于起步階段，由規劃、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市場監管等政府一體化職能支持的城市群尚未發展起來，大城市人口壓力過大進而制約經濟發展空間的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以上種種問題，都表明經濟轉型升級的任務空前繁重。

三、堅持把穩增長與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緊密結合起來

針對2015年的經濟形勢，必須把穩增長與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緊密結合起來，通過不斷改善發展環境、提高微觀基礎和經濟結構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加快培育和鞏固經濟增長的新常態。

1.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注意提高中央財政的機動能力。針對經濟增速下降的壓力，宏觀調控政策“托底”的任務很重。從歷史經驗和國際比較看，防止經濟走冷，主要應發揮財政政策作用。目前房地產轉型調整態勢、房地產投資增長態勢都還不確定，外部環境也存在一定不確定因素，因此應該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宜把赤字水平和債務規模定得太低。此外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把能夠節約的資金努力節約下來，把沉淀的財政資金盡可能盤活起來，多措并舉擴大中央財政的機動財力，注意留出必要的回旋空間。

2.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合理的流動性。貨幣政策不宜承擔過多職能，防控金融風險應該主要依靠破產退出、清理不良債務、強化風險責任約束。在既有貨幣資金需求格局下，貨幣政策重點是調節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統籌貨幣金融環境穩定，資金鏈條可維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等目標，協調好貨幣供給量增長水平。

3. 全面深化改革，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作用。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是壟斷性行業的市場準入；加快把前置性審批轉為事中事后監管；圍繞破產退出盡快完善和嚴格風險責任約束機制、資本優化組合機制。破產退出改革重在制度和機制建設，不宜追求數量和規模。針對困難企業和過剩產能的調整，要注意把市場選擇和政府支持的作用合理結合起來，既注意優化產業素質、也注意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4. 積極穩妥地推動新型城鎮化進程，不斷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抓緊制定好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注重城市群內各城市之間基礎設施系統的建設，注重城市內部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特別是地下設施與地面設施建設之間的配套。進一步加強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在城市范圍內加快基本公共服務的全覆蓋，加快城市群內各城市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各個城市群整體功能和承載力提高，促進市場、產業發展空間不斷擴大，人口承載能力不斷增強。

5. 積極提高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針對當前人口和相關的買房、用車需求過度集中在一線大城市的現狀，各個大城市應該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在兼顧長遠規劃目標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資源潛力，科學調整城市規劃布局，努力增加供地能力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支持汽車和房地產市場發展。防止汽車、房地產市場發生較大波動。

The Economy Callback is Expected to Bottom

――The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15

Zhang Liqun

（Macro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第5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無疑與我們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因此，我們應當借危機之機，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這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充分注重內需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內需和外需兩個輪子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二是有利于創新，有利于經濟結構提升和自主品牌的建立。

兩個“輪子”并驅

從一定意義上講，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能夠對我國實體經濟產生影響，是我國內需不足使然。中央政府高瞻遠矚，出臺了一系列啟動內需、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措施，所有這些都是十分及時和完全正確的。

從長遠的、戰略的角度看，注重內需在拉動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應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常態。

首先，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同于小國的。

經濟學對于大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應當不同于小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著十分經典的論述。當展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錢納里在其著名的《結構變化與發展政策》中進行了大國發展模式與小國發展模式的比較，其結論是：“大國發展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較低的國際貿易水平。國家越大，且政策的內向性越強，它的經濟就越趨于封閉經濟的情形。在整個轉變時期，典型的大國形式具有占國民生產總值12％的出口額，假想的半開放國家的出口額占6％。”小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于大國。“那些在大國中導致有限貿易和平衡增長的因素在小國中產生了相反的影響。后者具有較少多樣性的資源和較小的市場，這就使對外貿易的利益增加了，對大多數小國而言，外資也更容易得到”。這些論述，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大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基礎。如果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因為資本短缺，應當更多地依賴對外貿易，那么，在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且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就應當不失時機地轉換經濟增長模式，注重內需拉動,把注重內需拉動調整到一個戰略性的高度。

其次，注重內需拉動經濟發展，更直接的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所帶來的教訓。

我國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曾經嚴重地依賴外需的拉動。一旦外需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就會產生如下的情形：一是經濟發展受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甚大。例如2004～2007年，世界經濟處于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對我國產品有著較大需求，我國經濟就會處于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然而一旦世界經濟較為蕭條，特別是對我國產品有大量需求的國家的經濟發展較為蕭條，減少了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我國經濟發展就會相當被動。這就是我國當前的情況。二是在經濟嚴重依賴外需的情況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產品銷售在外，上游產品特別是原材料價格上揚會導致國內產品價格上揚，形成輸入性通脹。這就是我國2007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的情況。三是在國際貿易中處于逆差的國家會要求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以緩解本國的經濟壓力。這幾乎是美國面對對日貿易逆差和對中國貿易逆差的慣常做法。處于逆差的國家要求處于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或者讓本國貨幣貶值的做法對于順差國的經濟發展雪上加霜。面對市場，任何市場主體都應當自我保護。從保護的角度講，我們也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我們并不否認對外貿易的積極作用，但基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和基本國情，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取向應當是充分重視內需。即使就提高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言，也應當如此。

再次，強調以內需拉動經濟發展應當成為一種常態，是因為經濟下滑時再去啟動成本大于常態狀態下的運行成本。

一旦我們從戰略的層面理解注重以內需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的時候，注重內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就成為一種常態。作為常態，內需是在一直穩健地、不間斷地發揮著作用，內涵著發展的慣性和經濟規律的作用。而啟動內需，是在經濟發展出現下滑的時候，情急之下借助于行政力量發動的，通過提升國內需求，阻止經濟下滑的政策舉措，通常是應急的。如果把內需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啟動內需直接發力的是投資，其次才是由投資帶動的消費。在我國特定的行政從屬體制下，中央政府期望的目標和措施會在號召執行的過程中不斷放大，甚至演化為亮點工程和形象工程。問題不僅在于此，問題還在于一旦經濟下滑開始，再進行啟動，就好像汽車停下來再重新發動一樣，需要更大的動力。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不把內需作為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常態，使我國經濟健康、平穩地發展？

最后，一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必然是外需和內需兩個輪子并舉。

內需和外需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主要依靠的是外貿這只輪子，那么，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國必須確立另一只輪子，這就是內需 ，是建立起一個消費型社會，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一種常態。只有當兩個輪子都健全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才能穩健發展。

危機中的反思

在目前的大環境下，這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應當注重產業結構升級、注重產品的技術含量、自主品牌和自主創新能力，以及產品附加值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經濟結構提升與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經濟結構提升就沒有經濟發展的質的飛躍。從第一產業到第二產業、再到第三產業，是經濟結構提升引領經濟發展的典型例證。試想，如果沒有經濟結構的突破，在一個不變的產業平面上，經濟的發展總會有盡頭的；一個不變的產業平面，不能包容無限的經濟發展。

不能否認的是，我國產品的附加值低，產業層次低下，缺少競爭力。在蕭條中受沖擊最大的是廣東省。廣東省委書記在談到面對這次危機的教訓時指出：“當前的金融危機給廣東上了生動的一課。過去利用廉價的土地、人力成本優勢，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而發展起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低端生產能力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深層次矛盾暴露無遺。”國務院頒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同樣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地區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產業層次主體偏低，產品附加值不高，貿易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足，整體競爭力不強”，強調傳統發展模式難以持續。進一步的發展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著力推進科技進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何以爆發的案例同樣佐證了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以及結構提升的意義。亞洲金融危機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亞洲各國雖然出口依存度在提高，出口的技術含量也在提高，然而真正屬于自己的東西并不多，是發達國家出口平臺政策的一種應用。發達國家出售知識產權，既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也可以占領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這是一個先天不足、極易受到沖擊的受制于人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此次危機中，各類不同的企業有著不同的表現。深圳的研祥智能集團生產用途廣泛的特種計算機。他們曾經只是臺商的，但前瞻性的思維使他們未雨綢繆，最終成為擁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用了10年時間就成為國內第一，世界第三。我國福建石獅市的休閑服裝著力打造自主品牌、提升技術含量，國內市場廣闊、市場結構合理。自主品牌和廣泛的市場認同使其在供需雙方的架構中相當于賣方市場，資金回流順暢，受到經濟蕭條的沖擊并不大。有了品牌也不能一勞永逸，要使品牌所包含的內容永立潮頭，還必須不斷提高品牌的技術含量。以玩具為例，一些傳統玩具廠家雖然也有品牌，但由于技術落后而很難經營，而把玩具和動漫技術、機器人技術結合在一起的企業卻產品銷路看好。

上述分析說明，我們必須抓住機遇，提升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

“全新”增長模式

當前的危機，是危中有機，是提升經濟增長模式之機。

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要旨是人力資本的聚集，提升和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安排。早在上世紀60年代，舒爾茨就認為應當有總括的資本的概念，不僅要看到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資本的概念，更要看到人力資本、充分認識人力資本的重要意義。馬歇爾也曾經深刻地指出，“自然”在生產中的作用可以歸結為收益遞減，但“人”的作用則是收益遞增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通過對增長過程的實際考察，認為在發達國家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超過了物質資本。

那么，提升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沒有矛盾呢？矛盾顯然是存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常是以人數眾多、而不是人的素質的提高為前提的。是一種著重于經濟增長總量而并非提升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的經濟增長模式，而且其總量的增加也是靠更多的勞動投入而不是創新。

當然，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模式也不能一下淘汰，我們可以在遼闊的地域內進行梯度轉移，在發達地區率先轉換經濟增長模式。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也應當是二元的，一種是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提升，另一種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模式。

還應當指出的是，注重技術密集和人力資本密集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保證就業并不矛盾。經濟結構升級會在一個更高的平面上提供新的就業崗位，經濟結構提升后等量資本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產業結構升級會在短時間內出現一定的結構失業，然而只要加強學習，重新就業的問題并不難解決，而且整個社會的素質也會提高。

第6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非常態經濟；財務管理理論體系；財務管理

一、金融危機對財務管理理論的影響

金融危機對財務管理理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分別是對基礎性假設的沖擊和可持續發展假設的沖擊。一方面，基礎性假設當中最為重要的是經濟人假設，主要是通過個體的投資行為對集團乃至整個經濟市場產生的重要影響，而個體投資人會因個人的情感變化而產生一定的不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這種不理進一步得到強化，最終將顛覆財務管理理論中的“理性”經濟行為模型；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假設以經濟穩定發展為前提，但是在金融危機時期可持續發展假設理論則實用性和針對性有待提高，以此為基礎的相關理論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主要有財務管理目標理論、財務要素順序理論、融資理論和資本資產定價理論。

二、金融危機時期財務管理理論體系的構建

(一)完善基礎性財務假設理論

在金融危機時期，要逐步完善基礎性財務假設理論，充分挖掘市場的發展潛力，為經濟的復蘇與發展奠定重要的基礎性內容。基礎性財務假設理論以經濟人為基礎，但是這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成分，并且將人的非經濟性也納入其中，這將影響基礎性財務假設理論的科學性。市場是處于不斷的變化、發展和運作之中，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具有一定的不可預見性，因此，要在人本非理性的思想基礎上，實現理性假設到有限理性假設的有機轉變，以此為前提構建相應的財務管理理論，推動新古典財務管理的穩步發展。

(二)制定科學的財務管理目標

在金融危機時期，要制定科學化的財務管理目標，設置有針對性和可行性較強的未來發展計劃，提高經濟發展效率。經濟穩定下的財務管目標以提高經濟的穩定性為前提，具體可細化到提高企業的經濟利益，實現自身經濟理論的最大化，但是在金融危機時期，絕大多數企業瀕臨倒閉破產，此時的財務管理目標應以規避企業風險，縮減企業負債成本為基礎，從自身發展的實際情況入手，及時調整企業的投資計劃，并對自身的發展資產進行重新的評估，實現企業負債最小化。

(三)優化配置財務決策的排序

在金融危機時期，要優化配置財務決策的排序，重組財務要素的順序理論，為企業營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一般情況下，財務管理理論以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經濟為主要前提，因而其財務決策依據則是投資、融資到股利分配，但是在金融危機時期，這一決策方式會加重企業的經濟負擔，加大企業的負債壓力。因此，金融危機時期財務管理理論要優化配置財務決策順序，以提高償債能力為中心進行相關活動的有效擴展，實現企業的經濟復蘇。

(四)健全金融投資的相關理論

在金融危機時期，要健全金融投資的相關理論，對經濟發展的總體形勢進行綜合性考慮，考慮到多種投資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并顧及其投資成本，提高經濟的穩定性。在金融危機時期，個體投資者的非理性投資較為強烈，因此，政府要充分發揮自身的宏觀調控職能，提高投資者的信心，實現先股后債。在實際的經濟發展之中，不同股利結構的企業其支付方式也不盡相同，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方式制定相應的股利結構管理理論，并完善法規對其進行一定的約束。

(五)確立套利定價理論的地位

在金融危機時期，要確立套利定價理論的地位，進一步完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為金融危機時期財務管理理論體系的構建提供可行性發展思路。在金融危機時期，由于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投資者的目標則是實現了由經濟利益的提高到規避風險最大化的有效轉變，因此，在在金融危機這一特殊時期當中，要以投資者的投資目標為基礎，并以此為理論構建的方向，確立套利定價理論的地位，更好的為財務管理理論體系服務。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形式構建相應的財務管理理論體系，是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有利于不斷完善我國財務管理理論，更好的為我國乃至世界經濟服務。在金融危機時期，制定出一套非常態經濟下的有效的財務管理體系，是時代迫切需要，與時俱進，才能在較差的經濟大環境中，脫穎而出，更好的推動我國經濟理論的可持續發展。金融危機會使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而有效的財務管理能促進企業效益的提高以及幫助企業度過危機，進而維持經濟的穩定。因此，在金融危機時期內，要通過完善基礎性財務假設理論、制定科學的財務管理目標、優化配置財務決策的排序等方面來構建相應的財務管理體系，使其對企業進而對整個經濟產生正向作用。

參考文獻：

[1]曾愛民.金融危機沖擊與企業投資行為[J].管理世界,2015,04:107-120

[2]高漢祥.應對金融危機發展財務理論促進經濟繁榮[J].會計研究,2015,06:88-90

[3]姜霖.論金融危機背景下外貿企業的財務管理[J].商場現代化,2014,12:139-141

第7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G20峰會；中國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綠色金融；國際貿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12

1背景

2016年9月，在中國杭州舉行的G20峰會取得了“為世界經濟規劃路徑”“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五大共識性成果，是在后危機時代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實現各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綱領。中國推動G20峰會成果的落地與成效，不僅將為重振世界經濟做出貢獻，也有利于推動國內改革和發展，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瓶頸。G20峰會上，中國提出要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以創新驅動和結構性改革為主要驅動力，使全球經濟發展煥發新活力，具有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本文分析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創新驅動不足、綠色金融支持不夠、國際貿易形勢以及貧困和環境等問題，提出了五個“進一步”、五個“新”的路徑選擇，以期通過實現G20峰會成果落地來解決上述問題。

2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主要制約因素

“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結構性矛盾制約中長期增長，創新不足制約新發展動能形成，金融保障缺乏制約生態文明建設，國際貿易復雜多變制約開放型經濟發展，貧困和環境等問題制約包容性增長等一系列問題。具體如下。

21結構性矛盾凸顯，制約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

近年來，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傳統發展模式和路徑，缺乏中長期增長新動力。金融危機后，中國采取了強有力措施，其擴張性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經濟復蘇，實現了經濟增長，但以投資為主的擴張性政策并沒有形成中長期經濟增長新動力，卻進一步增加了經濟增長的結構性矛盾。隨著刺激政策的作用效果逐步消失，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逐步凸顯，導致經濟增長呈現下行趨勢。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面臨著結構性矛盾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的狀況。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31%，2016年增速約為34%，預計2017年經濟增長速度為36%，世界經濟發展的整體大環境不容樂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力不足（詳見表1）。

而根據IMF的預測，如果中國的三次產業結構不能實現優化，預計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低于6%[1]（詳見下圖）。由此可以看出，在“十三五”期間，中國如果不能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將會嚴重影響經濟復蘇的可能性，導致中長期經濟增長缺乏足夠動力。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供需錯配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單純依賴需求側改革難以走出經濟發展困境，2015年11月10日，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是總結宏觀調控經驗、引領經濟新常態、契合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也是破解經濟增長結構性矛盾，培育經濟中長期增長新動力的關鍵所在。

22創新貢獻率不高，制約中國新發展動能形成

自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以來，世界經濟一直復蘇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上一輪科技革命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于消退，現有經濟治理機制和架構的缺陷逐步顯現，因此迫切需要“創新”這劑良藥。中國經濟存在著科技、制度等領域創新不足問題，缺乏中長期增長新潛能，創新能力弱、基礎差、熱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依賴性強。“十二五”時期以來，中國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創新工作初有成效但仍嚴重不足，創新驅動的發展動力仍然較弱，沒能形成新發展動能。目前，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科技創新活動占比仍然較低，研究開發經費支出占工業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工業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較少，創新動力明顯不足。[2]此外，現階段，中國經濟正處在由要素投資驅動向創新導向驅動轉型發展時期，距離創新導向型發展環境相差較遠，同時環境轉型的長期性更進一步加劇了創新動力不足、創新貢獻率不高問題，嚴重制約著中國新發展動能的形成（見表2）。

戰略與發展動能特征時段創新戰略與發展動能特征“十二五”

時期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缺乏中長期增長新潛能創新基礎差、熱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依賴性強要素投資驅動向創新導向驅動轉型發展戰略“十三五”

時期環境轉型的長期性加劇創新動力不足工業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較少規上工業企業科技創新含量較低

23綠色金融發展不足，制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推進

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中國缺乏足夠的金融支持保障，并存在一定的金融風險。綠色金融的業務結構調整、模式轉變等將直接影響到生態文明建設的保障。目前中國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剛處于起步階段，預計到2020年中國綠色金融需求達15萬億～30萬億元，需求潛力較大，但現有的政策支撐嚴重不足。現階段，從全球看，綠色金融政策、體制建設、產品創新等已經取得一定成績，但在中國，綠色金融市場還很不發達、信貸規模極其有限，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碳交易、碳金融業亟待扶持發展。近年來，完善國際金融構架一直是G20 的重要議題，2011年法國擔任G20主席國期間，激勵和推動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2012年，墨西哥擔任G20主席國期間，成立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為推動完善國際金融架構提供了基礎，2014―2015年，國際金融改革幾乎處于停滯狀態，使得國際經濟金融治理面臨著更大的體制機制上的障礙。2015年12月1日，中國接任G20主席國后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并在12月15日召開了首次會議，就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資本流動、債重組、全球金融安全網，以及增強SDR的作用等議題進行了討論。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的印發，標志著中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建設走向成熟，為中國綠色金融發展指明了方向。可見，經濟金融治理架構的改革和重組是G20工作的重點，也是應對未來挑戰的重要舉措。因此，加快綠色金融體系建設，應進一步提升綠色金融的戰略認知，否則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將嚴重缺乏金融保障。

24國際貿易增長乏力，制約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

近年來，世界經濟繼續復蘇，保持緩慢增長態勢；與此同時，中國國際貿易受金融危機長波制約、國際匯率波動加劇、地緣政治風險影響，國際貿易增速仍然處于低位徘徊，進入了再平衡調整階段。2011―2015年國際貿易量增速連續低于3%；2016年4月14日，WTO指出，2016年全球貿易量增長約為4%（表3）。現階段，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國際貿易體系不合理、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全球匯率大幅波動等因素，使得中國國際貿易發展前景更為復雜。盡管國際組織和國際團體在全球貿易治理中發揮了有效作用，使得國際貿易有了短暫性的恢復性增長，但中國國際貿易仍然面臨著經濟增長滯緩、債務危機、收支赤字等困境。產業轉移放緩、投資貿易不振、匯率震蕩等因素導致中國國際貿易增速大幅放緩，貿易環境十分嚴峻。近幾年，貿易摩擦又有新特點：一是貿易保護的打擊對象從密集型產業擴展到了新能源網高科技產物，保護范圍從商品貿易領域擴展到服務和金融領域。二是隨著經濟發展困難程度上升，貿易摩擦由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擴展到發達國家之間、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也在上升，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愈演愈烈。三是傳統保護手段大量運用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的著力方向及手段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同時也出現了新的保護基點和動機。國際貿易體系不合理導致的貿易條件束縛會對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產生負面影響。鑒于此，若要實現中國國際貿易的良性發展，應進一步推進國際貿易與投資體系改革，形成開放型經濟增長新機制，激發國際貿易相關機制改革帶來的增長新動能。

25貧困和環境問題仍然存在，制約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

當前，中國面臨著推進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歷史任務，亟須解決經濟增長中存在的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等問題。危機后，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度陷入停滯甚至負增長的狀態，而這期間需要償付的款項甚至超過了財政收入，如果不能及早地解決外債問題，就很難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在這一點上發達國家應當幫助債務國恢復財政生存能力，恢復增長和發展。此外，現階段發展中國家中國扶貧發展目標的實現正面臨著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氣候變化將加劇貧困，并導致脫貧人口再次返貧，如果不能夠進一步創新精準扶貧精細化管理，精準扶貧成效將難以體現，中國過去的扶貧成果將遭到嚴重破壞的可能。此外，中國仍將面對較嚴峻的氣候變化問題，預計到2020年，在發達國家的壓力下，中國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必須下降40%～45%，生態保護必然要提高到新的戰略高度，在經濟增長與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之間的矛盾將會逐漸凸顯，必須以制定好適應氣候變化戰略來形成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路徑。

3以推動G20峰會成果落地破解制約瓶頸的路徑選擇如何借助G20峰會成果的落地，解決以上制約瓶頸問題，成為實現中國經濟在“新常態”階段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關于如何落實好G20峰會的成果和關于所達到的成效，可以概括為五個“進一步”，以及五個“新”的路徑選擇。

31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中長期經濟增長新動力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規劃路徑”，制定《二十國集團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旨在通過結構性改革形成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新動力。在中國為全球經濟開出的“藥方”中，把結構性改革作為全球經濟重要動力，第一次形成了推進全球結構性改革的共同認知和共同行動，是中國作為G20輪值主席國的重要貢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改革的主線，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加強激勵、鼓勵創新，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率。不斷升級和滿足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鑒于G20各國結構性改革任務各有側重，中國應做出示范性的先行和表率作用，落實好G20峰會關于結構性改革的成果，一是應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產業結構深度調整、振興宏觀實體經濟，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構建創新能力強、品質服務優、協作緊密、環境友好的現代產業新體系。[3]二是應著力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實現充分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持總需求力度，又要落實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下大力氣改善供給質量，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

32進一步推進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形成中長期經濟增長新潛能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創新增長方式，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制定《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旨在全面提升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創新驅動戰略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永不枯竭的動力源泉。近年來，中國意識到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產業分工體系存在的矛盾，不斷加大技術創新力度，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來增強中長期經濟增長新動力，在新能源、新材料、通信網絡、航空運輸、醫藥衛生等領域產業經濟增長動力凸顯。2015年12月7日，總理指出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放活市場，避免橫向轉移，防止“中梗阻”，激發市場新活力和社會創造力。“變中求新”不僅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發展路徑，也為“醫治”世界經濟提供了良方，是中國理念、中國方案在全球的推廣和運用。要落實好G20峰會關于創新增長的成果，一是應堅持戰略和前沿導向，集中支持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更加重視原始創新和顛覆性技術創新。聚焦目標、突出重點，加快實施已有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部署啟動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項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智能制造等領域核心技術，加強深海、深地、深空、深藍等領域的戰略高技術部署。二是應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鼓勵企業開展基礎性前沿性創新研究，深入實施創新企業百強工程，形成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三是應實施國家技術創新工程，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發展市場導向的新型研發機構，推動跨領域跨行業協同創新。瞄準國際科技前沿，以國家目標和戰略需求為導向，布局一批高水平國家實驗室。四是應引導創新要素聚集流動，構建跨區域創新網絡。充分發揮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心城市、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作用，形成一批帶動力強的創新型省份、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五是建設創業創新公共服務平臺，鼓勵發展面向大眾、服務中小微企業的低成本、便利化、開放式服務平臺。依托互聯網拓寬市場資源、社會需求與創業創新對接通道。

33進一步推進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形成經濟可持續發展新保障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首次將綠色金融寫入公報，旨在將綠色金融成為實現G20國家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有力杠桿。目前中國關于綠色金融體系的建設還停留在碎片化狀態，亟須建立推動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框架。發展綠色金融，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和經濟向綠色轉型。研究金融機構綠色化措施，提升資本市場向綠色產業配置資源的效率，支持友好型綠色經濟發展。充分借鑒綠色金融發展經驗，完善配套綠色法律法規。整合各類公共資金，以設立綠色基地或建立政策性低碳銀行的方式，支持綠色項目建設。推進合作研究綠色金融面臨的機制和市場障礙，制定有利于綠色金融開展的激勵和考核機制，探討發行綠色債券，發放綠色貸款，開展綠色融資租賃、擔保服務，建立綠色評價機制等激勵私人資本開展綠色投資方案。針對金融機構提供的綠色業務提供專項鼓勵和扶持政策，試行財政補貼、信用擔保、稅收優惠、貸款貼息等降低綠色金融服務成本的方案。積極開展綠色金融信息平臺和數據庫建設，暢通政府環保部門、金融機構與綠色項目間的信息聯系，提高綠色服務的執行效率和透明度。此外，在實施措施方面應著力以下四點建設：一是應進一步強化發展綠色金融的頂層設計，提供清晰的戰略性政策信號與框架，推動綠色金融的自愿原則，擴大能力建設的學習網絡，支持區域綠色債券市場發展，開展國際合作以推動跨境綠色債券投資，鼓勵并推動在環境與金融風險領域的知識共享，改善對綠色金融活動及其影響的評估方法。二是應深入落實《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由相關部門綠色債券有關指引，允許和鼓勵銀行和企業發行綠色債券，為綠色貸款和綠色投資提供較長期限、較低成本的資金來源。三是應鼓勵各級政府以多種形式發起或參與發起PPP模式的綠色產業基金，在操作細則中可通過放寬準入、減免稅收、補貼和土地政策等措施來支持綠色產業基金。四是加大財政對綠色貸款的貼息力度，建議逐步放開貼息標準限制，合理劃定貼息期限，簡化審批流程，試點財政部門委托政策性銀行、綠色銀行或商業銀行的生態金融事業部管理綠色貸款貼息。

34進一步推進國際貿易與投資體系改革，形成開放型經濟增長新機制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這兩大引擎的作用，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制定《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旨在促進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發展，繼續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形成國際投資新秩序。要落實好《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一是應加強與美歐、金磚國家等主要成員以及德國等后續主席國的溝通協調，爭取有關成果和G20討論方向有序銜接，將G20打造成我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提高制度性話語權的重要平臺。二是應加強同WTO等國際組織的協調配合，推動成果納入WTO新議程并促進部分成果的落實。三是應適應國際市場需求變化，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優化貿易結構，發揮出口對增長的促進作用。四是應加快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新優勢，推動高端裝備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對中小微企業出口支持力度。要落實好《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一是應加強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及世界貿易組織的合作，獲取更多國家的支持；依托現有多邊合作機制，在G20或其他區域、次區域范圍內推動小多邊投資協定的簽署。二是應圍繞有效需求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投資效率，發揮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作用，營造寬松公平的投資經營環境，鼓勵民間資本和企業投資，激發民間資本活力和潛能。三是應充分發揮政府投資的杠桿撬動作用，加大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啟動實施一批全局性、戰略性、基礎性重大投資工程，增加有利于供給結構升級、彌補小康短板、城鄉區域協調、增強發展后勁的投資。

35進一步推進扶貧、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形成經濟包容性增長新路徑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讓二十國集團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核準了《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努力推動《巴黎協定》盡早生效，旨在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普惠共享，切實為消除貧困、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付出努力。在消除貧困的進程中，應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解決貧困問題應該以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作為開端，通過土地制度改革，推廣農業生產技術、創造就業崗位、小額信貸以及農村公共產品建設等，提高農業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緩解農村貧困問題。此外，政府應將消滅貧困作為重點任務，重視反貧困工作，在解決溫飽基礎上，積極推進貧困人口就業培訓，提供就業崗位，保障就業，從根本上杜絕因失業問題帶來的貧困問題。落實好《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一是應強化政策保障。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扶貧投入，發揮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補作用，整合各類扶貧資源，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完善資源開發收益分享機制，使貧困地區更多分享開發收益，實施貧困地區人才支持計劃和本土人才培養計劃。二是應健全廣泛參與機制。健全東西扶貧協作和黨政機關、部隊、人民F體、國有企業定點扶貧機制。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參與扶貧開發，引導社會扶貧重心下移，實現社會幫扶資源和精準扶貧有效對接。三是應創新參與模式。建立農村生活社區減防災機制，鼓勵設立產業投資基金和公益信托基金，實施扶貧志愿者行動計劃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服務貧困地區計劃。著力打造扶貧公益品牌。要落實好《巴黎協定》，一是應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有效控制電力、鋼鐵、建材、化工等重點行業碳排放，推進工業、能源、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低碳發展；支持優化開發區域率先實現碳排放達到峰值，健全統計核算、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碳排放標準體系，加大低碳技術和產品推廣應用力度。二是應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積極承擔與我國基本國情、發展階段和實際能力相符的國際義務，落實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國家自主貢獻；積極參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談判，推動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充分發揮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作用，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參考文獻：

[1]李建平二十國集團（G20）經濟熱點分析報告（2016―2017）[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6

[2]冉政語以創新驅動激發社會經濟發展新活力[EB/OL].（2016-01-14）http：//wwwdangjiancn/ll/llzw201601/t20160114_3086966shtml

[3]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第8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眼前的這一輪經濟危機影響時間之長、范圍之廣、危害之大，不得不讓我們面對陌生的環境產生敬畏和驚悚，而那些被經濟危機席卷過后消失的企業又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癥狀，那就是財務危機、資金鏈斷裂導致企業沒有了繼續生存的可能。

企業財務“智理”的針對性就在于此，不是看你有幾次投機式的、驚心動魄的業績增長，什么掙錢就去做什么，而是要把企業打理得波瀾不興，拋棄幻想和投機心理，少犯錯誤才可以保持企業的基業長青。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經營環境和特點，CFO光有遠見已經是遠遠不夠，還要有廣闊的眼界和敏銳的嗅覺，既要站得高看得遠，還要看得寬、嗅覺靈，要“知公理”、“知天下”。特別是在新經濟環境下，企業不斷受到商業模式創新的沖擊和挑戰，企業的生態環境變得日益復雜多變，CFO們就不得不面對在這場危機和變革中悄然發生巨大變化的人力資本環境。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增長，貢獻了巨大的人口紅利，而隨著人口結構和以知識為載體的信息經濟帶來的去人口紅利化趨勢的加重，最近幾年人工成本的增速已經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給企業造成的成本壓力是顯而易見的。一二線城市招工難、用工荒的現象將會成為未來10年乃至20年的常態，這或許會迎來二戰后世界產業轉移的第四次浪潮，CFO如何平衡好用工成本上升和用工荒的問題，如何應對即將發生也許是正在發生的產業轉移的危機，也同樣考驗著CFO們的理財“智商”。

第9篇：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供給側改革；市場前景

中圖分類號：F019.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6-000-01

一、前言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林業經濟也遇到了新的發展機遇。從我國林業經濟的現狀來看，我國林業經濟總體發展態勢較為平穩，林業經濟總量較高。但是也存在地區差異以及產能過剩問題，如何在國家的供給側改革中強化林業經濟改革，成為了關系到林業經濟能否得到健康發展的關鍵。基于對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了解，林業經濟進行供給側改革是推動林業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對林業經濟的發展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們應立足林業經濟改革實際，探討供給側改革的動力以及林業經濟的市場前景。

二、供給側改革對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影響

從供給側改革的概念來看，主要是改善產業結構及供需關系，并降低產能過剩造成的負面影響，達到調節供需平衡的目的。結合林業經濟的發展形勢，在新常態下對林業經濟進行供給側改革，其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供給側改革改善了林業經濟的發展環境

通過開展供給側改革，林業經濟在整體發展環境上得到了改善，林業市場低迷的現狀有望得到緩解，林業經濟在發展模式上將會取得一定的突破，對提高林業經濟發展質量和促進林業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供給側改革調整了林業經濟的產業結構

為了達到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林業經濟需要對現有的林業產業結構做出較大的調整，不但要改善現有的產業結構，還要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使其適應供給側改革的實際需要。所以，供給側改革對調整林業經濟的產業結構具有重要影響。

3.供給側改革增加了林業經濟的活躍程度

林業經濟特點突出，可開發價值高，要想改變低迷的發展現狀，就要根據林業經濟的發展需要增加其活躍程度。而供給側改革恰恰賦予了林業經濟以新的發展機遇，保證了林業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能夠得到更多積極因素的支撐。

三、新常態下林業經濟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動力

從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發展來看，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動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1.林業經濟的內在需要，推動了供給側改革

林業經濟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形式，其發展的繁榮程度受到產業結構和市場需求等多方面的影響，其中林業經濟的內在發展需求，使得林業經濟必須尋求一種新的增長方式來推動其整體發展。而供給側改革恰好滿足了這一需求，對推動林業經濟改革和持續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2.林業經濟的市場形勢，催生了供給側改革

林業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產業規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產業經濟狀況和整體效益處于較低水平，不利于林業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并且外界激烈的市場競爭形勢，使得林業經濟不得不進行積極轉型。所以，林業經濟的市場形勢，催生了供給側改革的進行，對林業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3.林業經濟的產業變化，促進了供給側改革

隨著封山育林政策的推出，林業經濟已經從傳統的粗放式經營向集約化經營轉變，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生產方式的變化，使得林業經濟必須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予以支撐。而供給側改革正好提供了相應的支持，使得林業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能夠得到更多的依托，提高林業經濟的發展質量。

四、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市場前景分析

在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供給側改革已經成為了必由之路，對林業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結合林業經濟的發展實際，林業經濟的市場前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產業結構將更加合理

隨著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深入，林業經濟的產業結構也將會得到持續的調整，在產業結構優勢上將更加突出，產業結構的合理性有所增加，產業經濟將會朝著向好的方向發展。

2.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發展方式將更加多元化

經歷過供給側改革之后，林業經濟在發展中將會從規模效應向質量效應方面轉變，將立足現有經濟形式，積極開發多元化的增長方式，使得林業經濟實現多元化發展。

3.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發展質量將更加理想

受到供給側改革的影響，林業經濟的產能將有所降低，產業發展質量將會更加提高，對林業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直接推動了林業經濟的持續增長。

五、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新常態下林業經濟進行供給側改革，既符合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去產能的安排，同時也是推動林業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力。結合林業經濟的發展實際，以及林業經濟的產業現狀，要想提高林業經濟的發展質量，就要認真分析供給側改革對林業經濟的影響，并找出新常態下林業經濟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動力，把握新常態下林業經濟的市場前景，探索出一條林業經濟發展的新道路。所以，正確分析新常態下林業經濟供給側改革的動力和市場前景，對林業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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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偉.經濟新常態對宏觀調控的新要求[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4，05.

[4]余斌，吳振宇.中國經濟新常態與宏觀調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