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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調整國內資本結構
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下,產品優勝劣汰,所以在對外貿易中的優勢產業必然吸引更多的資金投入,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報酬,形成循環的產業鏈。國內資本集中流向本國比較有優勢的對外貿易產業中,生產出暢銷的產品,遠銷國際,從而也就獲得更多的資金來進行二次投入,對國內進行建設發展,帶動國內經濟,這就是對外貿易對國內市場的資金走向和資本結構的調節作用,這樣可以避免了資源重復浪費,優化了市場資源配置。我國對外貿易的優勢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資本投入的重點就是對外出口的手工制品、對外勞務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樣使得這些本就具有優勢的產業進一步升級,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引入外資,再把資金投入國內的經濟建設中,慢慢的使得非優勢產業也發展起來,這樣國民經濟就可以全面協調的發展,經濟發展也從不平衡到平衡逐漸過渡。
(二)提高我國的勞動生產總量
世界范圍內的商品流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調劑余缺,節約成本,讓可利用的生產要素發揮最大的作用,從而創造更多的社會生產總量,提高國家工業生產的效益,為國內經濟增長提供必不可少的條件。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分工是可以更加充分合理的利用各個國家的資源,帶動各國產業升級,調整國家內部產業結構。還能讓各國之間進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交流,讓各國取長補短,優化產業結構。這對于技術不發達的中國來說,是一個絕好的融入世界經濟的機會,給我國追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步伐提供一個捷徑。我國可以通過對外貿易的發展交流,引入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國內各項產業的技術發展,從而真正在世界經濟之林中站一席之地。無論是調劑余缺還是技術交流,都可以提高國內勞動生產總量,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從而實現讓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的目標。
(三)促進國內市場競爭
對外貿易不單單是出口貿易,我國也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產品,這樣的國際市場競爭必然影響到國內市場,給國內相關企業造成壓力,從而促進其改革發展。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和對外貿易的深入發展,國外的很多優勢產品也逐漸充斥國內市場,尤其是電子、汽車、高檔服裝等產品,這對我國內的一些中小企業造成不小的沖擊。在國內傳統的產業發展中,很多企業并不注重產品的包裝和企業形象等“軟件”,缺乏競爭意識,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光有產品,更多的是先進的企業理念和管理模式,這樣對外貿易促進國內的企業市場競爭。所以短期內可能有國內企業受到“洋產品”的沖擊,蒙受損失,但是如果這些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發揮優勢的同時注重學習,必然能取得長遠的經濟利益。而那些固步自封的企業也就被競爭所淘汰掉,從而優化國內產業結構,提高勞動生產率。
(四)加強國內各經濟部門聯系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產品主的競爭力主要靠的是國內勞動力成本較低的這一優勢實現的,主導產業在國際上并沒有競爭力。但是在國際貿易中一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其主導產業上。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對外貿易中,雖然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但是不符合長遠的發展戰略。而隨著國際貿易范圍的擴大,對外貿易擴展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國內圍繞自身優勢產業的上下游產業也被帶動起來,各個產業之間聯系越來越緊密,最終形成今天我國對外貿易多角度全方位的戰略格局,不再只是單單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來實現對外貿易的。國內各個產業之間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充分的磨合,聯系日益牢固,節約了流通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益,也讓我國的主導產業的競爭力進一步發揮。
(五)外資引入
我國古代一直有重農抑商的傳統,到近代中國商業也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直到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的開展,逐漸引進外資,對國內進行建設,發展經濟。國外資本的引入不僅解決了國內資金不足的問題,也帶來了就業的機會,使得勞動力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且也讓國外先進的技術、管理理念在國內落戶,這對于發展中的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都是和外資的引入是分不開的。
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有著重大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是兩面的,我們在享受對外貿易好處的同時,也應注意其中不足和問題,這樣才能防微杜漸,使得國家經濟朝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繼續發展下去。
二、 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中的注意問題
(一) 貿易對象多樣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際經濟形勢的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應該進一步拓寬國際商品市場,實現對外貿易對象的多樣化,這樣主要是可以轉移我國主要出口對象國家單一,容易出現矛盾的問題。我國現在主要的貿易對象還集中與少數發達國家,巨大的貿易順差常常引發不必要的貿易摩擦,而且市場小競爭激烈。在這種情況下,開拓更多的國際市場有利與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也能更加好的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對外貿易不應該局限與以往的老牌對象經濟發達國家,而應把眼光更多的投入到現在國際上具有發展潛力的國家或經濟體,這些國家具有更大的潛力和市場,與這些新興的市場國家搞好貿易關系,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必將有更加廣闊的前景。
(二) 調整對外貿易產品結構
我國傳統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是高投入、高耗能為代價,要轉變這種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注重出口商品品牌的打造,打造自己的國際知名品牌,商品的附屬價值提高,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而不能像以前一樣,低手工費加工國外知名品牌,然后再高額進口商品國內銷售。注重出口商品質量和品牌的發展,推動國內產業由勞動密集型逐漸想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化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必然之路。國家在政策上應該給予扶植,用逐步調整出口退稅優惠的政策等手段來保障我國對外貿易產品結構優化,促使國民經濟迅速健康發展。
(三) 積極應對貿易摩擦
自從2001年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但是新的環境和新的規范都需要我們學習和適應,所以在應該冷靜客觀的看待出現的貿易摩擦。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為轉移國內的經濟危機,采取貿易保護主義,與我國貿易上問題頻出,對此我國應該積極應對發生的貿易摩擦,最大化的保障國家和企業的經濟利益。我國政府和相關企業應該加強對WTO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學習,提高法律意識,在遇到國際貿易摩擦時,應該積極利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在WTO的框架內合理的解決問題,維護國家和企業的合法權益。
(四) 內需與外需協調發展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貿易活動越來越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中國作為一個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國際貿易帶來好處的同時,也承受著環境、資源的種種壓力,如何使貿易與環境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文章在貿易與環境理論的基礎上,分析中國對外貿易與環境現狀,進而為中國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提出建議。
[關鍵詞]
國際貿易;環境;協調發展
1貿易與環境關系的研究
1.1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存在爭論。貿易對環境的“有害論”認為貿易活動使生產規模擴大,這必然耗費更多的資源,從而帶來過多的污染排放,因此迅速發展的對外貿易應當對當前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負主要責任,而這種危害對于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影響更為嚴重。Copeland和Taylor(1994)提出的“污染天堂假說”以及Dua和Es-ty(1997)的“向底線賽跑假說”都印證了這種說法。而國際貿易對環境的“有益論”則認為資源在國際分工的過程中可以被更有效的配置與利用,同時國際貿易使得清潔的技術、產品、服務能夠在國與國之間傳播,這些都促進了環境的優化。支持這一說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Copel-and和Taylor(1994),他們把貿易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相聯系,并認為倒U型曲線同樣存在于貿易與環境質量兩者之間,最終得出結論,國際貿易從長期來看對環境質量是有益的。但是,貿易對環境的兩種爭論并不全面,經過眾多學者多年來的研究發現,貿易與環境之間的作用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單向效應,更可能這種影響是多重效應的綜合效果。最為普遍接受的理論是Grossman和Krueger(1991)的三效應理論,他們將貿易對環境的影響效應主要分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這三種效應綜合決定了總效應的正負和大小。但是,眾多學者對這三種效應具體如何影響總效應的意見并不一致,一般來說,學者們普遍認為技術效應會對環境帶來正向影響,規模效應帶來負向影響,結構效應的影響效果爭議最大。
1.2環境對貿易的影響
第一,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離不開資源和能源的支持,良好的環境條件可以為國際貿易提供必要的支撐作用。而同時,環境條件還可以成為一個國家比較優勢的來源,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內容與規模,進而影響國際分工的格局。第二,當前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各國的關注,各國也都更加注重環境規制的設立。環境規制簡單來說就是政府為了促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的一系列調節企業經濟活動的政策與措施。環境規制一方面可以推動技術的進步,使本國的自然環境得到保護,促進貿易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也會帶來本國相關企業生產成本的提高,會限制本國當前對外貿易的發展。第三,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經濟和技術都領先于發展中國家,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更強、投入也更多,因此發達國家會制定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并在國際貿易中用這樣嚴苛標準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產品的進入,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形成障礙。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往往通過反傾銷稅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傾銷。這些都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造成了不利影響。綜上所述,國際貿易會影響環境質量,同時環境又會影響國際貿易的發展,兩者相互作用。并且顯然,發展中國家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
2中國對外貿易的現狀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尤其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對外貿易進入高速發展期,進出口總額增長很快,2008年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進出口總額出現短暫的下降,但是這種情況在2009年之后得到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又恢復增長,到了近幾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進入了一個平穩發展階段。截至2014年,中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43015.2億美元,約是2000年的9.1倍,已經連續兩年成為全球貨物貿易量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在逐漸加大,到2014年已經達到了1195.6億美元。通過分析2014年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可以發現,中國對外貿易中,容易產生污染的貨物進出口額遠大于較為清潔的服務進出口額,甚至是服務進出口額的7倍多。而在中國貨物的對外貿易中,對外貨物貿易的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屬于貿易順差。在中國出口產品中,占據比例較大的貨物類別是機電產品及其零件類、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賤金屬及其制品,比例分別為41.5%、12.3%、7.9%,這三大類產品便占據了出口總額的61.7%,并且出口量明顯大于進口量。而這三大類產品大都出自污染較高的產業,多屬于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品。這樣的出口貿易結構存在不合理性,必然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3中國環境的現狀
對外貿易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而與此同時對外貿易的擴張也帶來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同時也加劇了污染物的產生。2000年,中國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為138145億立方米,而2013年則增長為669361億立方米,是2000年的4.8倍。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也從2000年的81608萬噸增長到2013年的330859萬噸,增長了約3倍。2010年工業廢水排放量為194億噸,2013年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10億噸,工業廢水也出現了小幅度的增長。幾乎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國都位居前列。中國的大氣污染近些年也成為國家和人民尤為關注的問題。近幾年,中國的霧霾現象越發嚴重,治霾行動也不斷被提出,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據2014年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在全國161個城市中,僅僅有16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達標率不足10%。華盛頓郵報曾于2014年公布了一份中國和美國十大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對比圖。中國城市日均污染程度約是同樣排名的美國城市的7.5~8.5倍。除此之外,中國的水環境問題也亟待解決。中國有10%的地表水被嚴重污染,每年都會有十幾起關于水安全的水環境突發事件發生。在2014年監測的4896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水質為優良、良好和較好級別的監測點的比例為38.5%,而較差和極差級別的監測點比例高達61.5%。
4貿易和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
從中國對外貿易和環境的現狀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與環境保護間存在一定的矛盾。貿易大規模的發展給環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又會反作用于貿易,給中國的對外貿易造成一定的阻礙。因此如何使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是中國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4.1環境成本內部化是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根本方法
目前我國的貿易和環境之間存在著矛盾,我國自然資源比如水、電和天然氣等消耗嚴重,但是同時我國這些資源的市場定價又相對低廉,這就造成了這些資源的大量浪費。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提及最多的一個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途徑。環境成本的內部化也就是說要在產品成本中加入環境的成本,使環境成本的外部性得以消除。這就需要將環境看作企業的生產要素之一,對環境的損耗進行正確的估價,同時將其價格在市場交易中體現出來。將環境成本內部化需要將行政手段和市場手段結合起來,運用市場手段,督促企業從生產環節做起,在源頭減少污染,實現最終企業環境收益的增加。具體方法有制定污染排放標準、稅收、許可證貿易、環境目標管制、規章標準等。我國當前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行政管制、排污權交易以及排污收費。當然這在實施過程中是不容易的,需要從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方面著手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的進程。首先,要提高全社會的環保意識,讓公眾真正意識到環境資源的稀缺性,以及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其次,企業要充分意識到自己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及環境保護的責任,必要時要利用法律法規以及輿論宣傳等手段對其進行督促,并且要提高對污染企業的收費標準,加大對污染的懲罰力度;除此之外,為了達成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實現,政府需要給予企業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在企業經營的初期,政府還需要一定的財政支出來扶植企業。
4.2加強國家間的合作與交流,促進環保技術的傳播與創新
貿易與環境問題普遍存在,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這種矛盾顯然更加嚴重。發達國家經濟實力比較強勁,技術比較發達,同時其環境規制相對較高,這也使得發達國家面對的貿易與環境的矛盾相對較小。因此,在國際合作中,發達國家應當起到主導作用,各國應當共同但是有區別的承擔責任。各國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較嚴格的環境規制,實行貿易與環境和諧發展的措施,學習先進國家的綠色技術,同時加強本國環保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促進環保產品的繁榮。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可以加快環境保護的進程,更加順利地改善貿易與環境之間的矛盾。
4.3成立國際性的環保基金,推進環保事業在全球的推動
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需要每一個國家的參與,建立全球性以及地方性的專門的基金來協調貿易和環境問題,可以避免一些國家的搭便車現象,促使更多的國家重視貿易與環境問題,這些基金可以用來對貿易中破壞的環境進行治理與恢復,并對環境保護的國家進行獎勵與補償。
4.4建立公平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進一步推進基于環保的貿易機制的設立
國際經濟秩序包括國際協議、國際分工以及貿易規則,公平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保障國際經濟順利運行的基礎。然而,當前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一套公平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這深化了包括金融危機與環境危機等國際領域的矛盾,使得各國貧富差距加大,造成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眾多的貿易沖突。國際分工的不同使得發展中國家普遍成為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的大國,并且這種情況持續加劇,這將不利于國際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只有使各國都積極參與到國際規則的制定當中,才能建立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調整現有的經濟格局,從而達到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目的。
除此之外,推進基于環保的貿易機制的設立,可以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率,有效地減少污染。還可以促進各國對環保產品的重視,加強各國企業對環保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同時又能使企業在貿易中得到環境成本的補償,從長期來看這些舉措對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改善十分有益。
作者:王佩雯 單位:河北工業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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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貿易順差收支平衡
一個國家能保持對外貿易順差通常可以被認為,該國的出口商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并由此積累了相當的對外支付能力或對外債權。但持續、巨額的貿易順差則可能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降低資金使用的收益率。貿易順差本身就說明放棄了同期相應的進口,若未將順差資金運用于對外直接投資、或引進國內所需的先進技術或人才,而只是表現為在國外銀行的存款或購買外國債券,則其收益率往往不如進口國內所需的先進設備或短缺的原材料;加大本幣匯率升值的壓力,若不能有效地化解這一壓力,而讓本幣升值,則可能對隨后經濟發展、尤其是對外貿易的發展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有關企業要將其中大部分兌換成本幣,以滿足其繼續經營的需要,而迫使貨幣管理當局通過外匯占款渠道增加本幣投放。貨幣當局若不能以有效的手段對沖、收回這些本幣,則將加大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將承受對外談判的巨大壓力。順差國的貿易伙伴、特別是逆差國,勢必設置多種貿易障礙、甚至可能不惜犧牲其國內消費者利益,以貿易失衡為由,要求順差國減少出口或增加從逆差國進口,使順差國經濟遭受巨大困難。
巨額順差加大了國內經濟受外來沖擊的風險,不利于國內經濟的協調發展。近些年來,我國大陸國際收支雙順差問題,特別是貿易順差令世人矚目,并引發若干國際爭議。鑒于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額還將少于吸收的外來直接投資,其順差局面一時還不會改觀,因此,本文僅就貿易順差展開討論。
我國貿易差額的基本分析
(一)我國貿易差額的發展概況
原本經濟落后的國家,采取了符合其國情的經濟發展方針策略,隨著經濟發展,其對外貿易往往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逆差后轉為順差。日本、韓國等國家都曾如此。我國也不例外:上個世紀80年代,進出口貿易1年平衡,兩年順差,其余7年逆差。合計為42.9億美元逆差。而從1990年起,情況就完全改變了,除1993年外,我國對外貿易持續順差,抵消1993年的逆差121.2億美元,1990-2005年,累計順差達3977.5億美元,其中2000-2005年累計順差額為2291.7億美元,2005年為1018.8億美元,創歷史記錄。近年以來,有關部門多次提出平衡貿易收支和國際收支,但2006年上半年順差仍達到615億美元,超過2005年同期水平。
(二)我國貿易順差劇增的主要原因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連續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并形成了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加工貿易基地。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0-2004年,外資企業在我國大陸加工貿易總順差中所占比重分別為63.6%、67.9%、70.1%、74.1%和77.8%,同期,外資企業在進出口總順差中所占比重依次為56.7%、62.2%、61.8%、73.6%和76.7%。正是在外資企業加工貿易順差持續增加的推動下,2004年我國大陸的加工貿易順差達1063億美元,2005年攀升到1424.5億美元;2006年上半年外資企業在我國大陸進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更達58.47%;
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的生產和銷售大幅度增加,替代了進口,如美國政府責任辦公室向國會提交的對華貿易報告就指出:2003年美國公司在華分支機構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達340億美元,而同期美國對中國出口僅290億美元;
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大量地從我國進口勞力密集型產品的同時,嚴格限制其具有先進技術的產品向我國出口,人為地擴大了貿易差額;
2005年順差突然擴大主要是由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進口(主要是設備進口)增速(17%)放慢,與出口增速(28%)拉開缺口;
外商投資企業偽報進出口額以轉移資金。有學者運用比較法(即比較貿易伙伴貿易統計數據估算轉移定價規模)對進出口偽報的研究結果認為,“僅2001年一年,中國大陸通過進出口偽報方式進行的變相資本流動,就高達662.27億美元,相當于當年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總額的13.0%。當然上述估算忽略了轉口貿易、加工貿易的影響而并不十分精確,但足以說明進出口偽報規模之大已不可忽視。”“2002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預期逐漸興起,進出口偽報的目的,日益從資本外逃轉向資本內流,方式也從過去的高報進口低報出口,轉向高報出口低報進口。”這樣的變化虛擴了我國大陸外貿順差。渣打銀行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提出:“由于進出口企業虛報數據等原因,中國去年的貿易順差遠沒有官方公布的1020億美元那么多,估計實際上只有350億美元,其余的670億美元實際上是貿易中隱藏的非貿易資金流入。”
筆者認為,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以下幾點也很突出:
對貿易差額觀念和政策的滯后。我國曾長期外匯短缺,改革開放初期,把鼓勵出口換匯、創匯作為政策的重點;將“外匯自求平衡”作為外商直接投資一項基本要求。應該肯定這些政策的歷史必然性和正確性。但是,發展至今,我國外匯儲備以至國際債權債務的情況已完全不同于當初。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2005年《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2004年我國已有對外凈資產1203億美元,2005年,該項資產達到2875億美元。盡管如此,在許多地方或部門,人們的觀念仍然停留在當初,一些“經濟學家”也鼓吹出口對國民經濟有貢獻,而進口則相反。體現在政策上,各級政府鼓勵出口換匯、創匯的措施不少;鼓勵進出口平衡安排和鼓勵進口的措施,則相對不足。
經20多年發展,我國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且許多制造業出現產能過剩,以至于許多國產品不僅在國內市場上取代了進口品,而且在相關的國際市場上也占據了很大份額。這種轉變是好事,但也使相關產品貿易由原先逆差轉變為順差。
騙取出口退稅。虛報出口的動因,除了上述資本內流,以獲取人民幣升值好處外,還有騙取出口退稅的好處。出口退稅本是國際慣例,意在避免雙重征稅,以降低消費者負擔。同時也降低出口商經營的成本,鼓勵了出口。我國大陸的出口退稅額從1985年的19.7億元迅速增加到2004年的4200億元,同期占出口額的比重從2.4%提高到8.6%。然而,并非所有的退稅都有真實的出口。虛報出口,騙取退稅案件時有發現和披露,就說明了這點。
我國內需不振影響進口增長。我國提出擴大內需以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方針已多年,但成效并不明顯,主要標志之一是城鄉儲蓄存款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公布數據,我國大陸城鄉儲蓄存款余額從2000年初的59321.83億元增長到2006年6月底的154996.87億元,短短五年半時間,增長了161.3%。高儲蓄率的成因除了傳統消費觀念因素外,更多的是對收入增長的預期不佳,而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等消費前景的擔憂。在消費欲望不強的情況下,消費品進口的增長自然也就難以理想。
此外,還應看到,雖然我國貿易順差較大,但真正具有綜合競爭力的產品還很有限,許多產品出口靠低價競銷,效益并不理想。
實現貿易收支平衡的若干思路和建議
(一)切實轉變觀念
要辨證地認識順差的利弊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正確、全面理解利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意義,特別要從我國人均自然資源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國情和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國策出發,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對外貿易。在制定和修訂發展規劃、政策和法律法規時,都應以實現貿易平衡為出發點,同時,加快統一中、外資企業稅收制度。
(二)轉變對外貿易發展的方式
積極鼓勵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對外貿易,改變外資企業在我國外貿中占據主要地位的局面;積極發展一般貿易和其他形式的貿易,改變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方式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出口商品以數量增加為主轉變為以品質提高為主;走內涵發展為主的道路,改變靠外延發展為主的外貿發展思路。要明確:靠外資企業和加工貿易為主發展對外貿易是不可能成為貿易強國的。
應考慮根據我國的產業政策和外貿商品的經營效益等情況,適時適度調整出口稅率和出口退稅率,進一步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和進一步提高效益,進而促進實現貿易收支平衡。
應進一步加強引進先進技術工作,并著力在真正吸收和消化所引進的技術,為我所用,同時大力加強自主創新,實現由目前的貼牌、定牌加工為主向委托設計、生產,以至自有品牌生產、營銷為主轉變的貿易。
(三)積極推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和建設
我們必須冷靜對待貿易摩擦和外國施壓,據理力爭,從長遠發展觀點出發,處理爭議。同時,我國已經與東盟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區的意向,并與新西蘭、智利等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這些都應該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以利于雙方共同努力,實現貿易收支平衡。
(四)謹慎處理有關戰略物資儲備建設
我國已經是石油凈進口國,且石油進口規模還將繼續擴大。而近兩年來,世界石油價格急劇上升,屢創新高。對此,有人提出大量進口石油,建立國家石油儲備,既穩定保障國內石油供應,又降低國家外匯儲備。對其他一些戰略物資,也有類似建議。筆者認為,對此應十分謹慎,認真分析石油價格持續上揚的原因和趨勢,考慮我國大量購進對價格的沖擊。
此外還需要加強海關、外貿管理、外匯管理、銀行、商品檢驗、運輸管理等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驗核進出口商申報的進出口貿易的真實性及其報價的可信性,以核實相關的統計數據,確認貿易差額的準確性。
同時應加強經濟發展規劃,嚴格防止重復建設,有效地緩解或化解產能過剩問題;積極、穩妥地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著力改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人民群眾收入和生活水平,有效地擴大內需,降低國內高儲蓄率。
平衡貿易收支的前景
目前我國政府已開始采用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市場開放、匯率浮動以及擴大進口等組合政策措施來改進國際收支平衡。
筆者認為,由于上述造成貿易順差的原因,都是長期存在、并在隨后多年繼續存在,2-3年內不可能全都扭轉,實現貿易收支平衡需要多方面相當時間的綜合努力。鑒此,筆者認為提出“適度順差,綜合平衡,中長期平衡”的方針比較合適。
所謂“適度”,是指在外貿一時還不能實現收支平衡的情況下,應努力將順差額控制在一定限度內;所謂“綜合平衡”,是指不要求所有商品貿易和所有貿易方式都實現收支平衡,而允許在不同商品領域和貿易方式順、逆差互見;所謂“中長期平衡”,是指從現在起,經過幾年努力逐步實現貿易收支平衡,而且不硬性要求每年都實現平衡,只要逆差或順差不超過一定限額,可以若干年為一個階段,實現階段平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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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研究
中圖分類號: F712 文獻標識碼: A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隨此我國的經濟也得到了很大的飛躍和發展,而這些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國際貿易的投入、進步與成功。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國際對外貿易情況極大地推動了該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立足于全球化得經濟大背景下,我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也要求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該隨著經濟結構來變化,更重要的是要基于現在已經形成的發展模式來做出相應的更好的調整,以此來促進我國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由經驗得到,一個國家的對外國際貿易都是以小范圍或者大范圍的地區對外經濟貿易為基礎的,一個國家在技術、資源、成本等方面的優勢有利于增加其區域競爭力。伴隨著我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我國的國際貿易狀況也愈見攀升,通過對外貿易的作用機制,更快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對于國家的發展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際貿易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學方面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國際貿易與區域經濟的發展,在當下新的經濟市場下,國際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發展也有了新的相互關系。
首先,國際貿易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某個地區的自身發展情況特別是經濟情況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極大地依賴于這個地區的對外國際貿易狀況的,國際貿易能夠改變該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要素,用來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例如,資源配置的最大化、人力資源的豐富、高科技的投放等。使那個地區在降低各方面生產成本時,還可以兼顧同時有效提高生產效率,都是通過對外國際貿易的經濟規模的廣泛擴大。另外,若能同時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創立新型的開放企業管理制度,最優化產業結構,兼顧國際貿易,就能夠更好更快地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更好更快地完善市場經濟體系。
其次,區域經濟也能夠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反作用于國際對外貿易。區域同大體的國家一樣,其對外國際貿易受到經濟發展水平及經濟政策的有力制約,好比如東南沿海部分地區有著更為開放的國家地區經濟政策,外貿政策及其他原因,很大程度上促進及保持著這些地區經濟的較快發展,也更大地促進了這些地區的對外貿易更為發達。由此可以說,國際貿易推動了東部沿海的人均收入和地區總收入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很大地初級了地區經濟的發展,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的地區經濟得以保持較快較高的增長速度。
二、 國際貿易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國際貿易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兩面性的。
一方面,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發展。自從改革開放后至今,我國在對外貿易方面發展較快,直至目前已經躍居與世界進出口貿易大國行列,在發展對外國際貿易的同時,也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而且,國際貿易促進了我國各個企業開始引進國外先進優化的技術和設備,甚至是人才,同時帶動相關企業管理技能及體制的創新發展,我國擁有著廣袤的國際市場以及本土市場,對外貿易較大地促進了我國產品的結構優化,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的發展,在我國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導向作用。另外,都知道國際對外貿易分為兩個大的層面:出口貿易及進口貿易。從出口貿易方面來說,其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它即可以引進其他國家的優良技術和設備,并對它們進行改進,利于促進產業技術的進步,也可以刺激地區的產業投資投放,增加資本的積累,也可以進一步擴大國外市場得以獲取更大地經濟利益,大大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由此保持該地區經濟更快更穩的發展。同樣地,進口貿易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所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覷的。進口貿易加速了低效率企業更快地沒出市場,體現和實現競爭的超越特性,從進口通道引進了國外先進科學技術、資金、人才及設備設施,大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也能夠節約我國部分科學及市場研發的費用,更為重要的是,進口貿易刺激了市場新的需求,促進了國內自身新產品的投入及研發,開拓了更為廣袤的市場。
還是拿東部沿海地區來說吧,該地區對于國際貿易的依存度較高,其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對外貿易有著非常重要的推動鞭策作用。首先,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東部沿海地區的對外國際貿易也不斷擴大其規模,使得其區域經濟的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東部沿海的區域經濟增長和帶動其各方面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快速升級優化,大大提高人均勞動收入水平。其次,從產業主體結構及國際對外貿易方式上看,該地區中小企業中的外商投資企業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它們都是以出口加工貿易為主的企業,為東部沿海地區帶來了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培養了優秀的技術工人及人才,輸入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機制,大大推動區域產業調整,擴大東部沿海地區在國外及國內的市場份額,加大了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實力,更好更快地發展區域經濟。
由此可以看到,合理的貿易發展戰略措施及模式能夠充分發揮對外貿易對于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得以帶動該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對外國際貿易使得推動區域發展的經濟要素變成現實地生產力,提高了要素配置的效率,提高了區域經濟發展的速度。因此,國際貿易促進著區域經濟發展要素的積累,提高了發展效率,大大促進了區域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也能夠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
另一方面,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國際貿易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勢必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破壞,產生消極的影響。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決定了其在世界經濟市場上的地位懸殊。我國在區域經濟對外貿易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著地區經濟的發展。例如部分發達國家工業技術為主的出口貿易造成發展中國家地區環境的惡化及資源的枯竭,最終影響地區發展。目前看來,消極影響還未引起很大程度上的重視,但也應該有所警覺了。
總的來說,現在國際貿易對于區域經濟的增長是十分重要且極具關聯的,應重視對外的國際貿易發展。
三、國際貿易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
在現今新的經濟市場的大背景下,國際貿易與區域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成,互相聯系促進。面對新的國際經濟市場和國內市場經濟,新的貿易壁壘突顯了對外國際貿易對于區域經濟的消極影響。按這個情況下,如果想要持續取得國際領先的經濟發展水平,應該對于當前的部分經濟發展模式進行調整,而且要及時,從而應對新市場的考驗。如今,國際貿易對于產品的數量及質量都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對于區域經濟當然也有了更嚴格的更高層次的要求,所以說,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化是勢在必行的。它要隨著對外貿易政策及貿易壁壘的不斷調整老優化區域經濟的自身發展模式,只有這樣,才能給是的國際貿易與區域經濟更好更快地適應新的市場經濟,在新經濟在走得越來越好,越來越遠。
1、動態利益市場分析
國際貿易的利益可以分為靜態利益與動態利益。所謂靜態利益就是指開展貿易以后,在這種利益的趨勢下都可以獲得經濟發展,表現形式主要是資源總量的數量不斷增加;動態利益就是指自從開展貿易以后,對貿易雙方都會產生經濟和社會不同程度的積極影響。二者的側重點不同,靜態利益主要是側重于主要是指通過貿易所產生的消費方面的好處,這種益處是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不斷增長的,而動態利益的范圍比較廣,是指通過貿易的作用而作用于社會生活等其他方面的影響,如果將靜態利益擬定成為直接的貿易利益,那么動態利益就是指貿易的帶動作用,而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進而帶來利益。
2、改善投資結構、優化經濟結構
一個國家和地區往往會受到出口產品的慣性應道,所以通過改變資本的投資結構會對產業的資本產生正面的促進作用,增加出口效益,這樣就會獲得比較廣闊的產業領域,進而優化社會經濟結構,提高生產力,尤其是對自身比較有優勢的產業領域和生產水平有很重要的提升作用。
3、擴大市場
一個國家和企業的出口增加就會需要很大的市場,市場的擴大,就會對規模經濟效益起到直接的導向作用,所以通過一定的方式不斷的擴大國際市場,可以使商品獲得更大的市場容量,在這種優勢的條件下,必然有利于社會和企業進一步擴展市場,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
總而言之,國際貿易在區域經濟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不可撼動的地位,我國在發展國際貿易與區域經濟的同時,也應該正視到其消極影響。通過國際貿易的不斷擴張可以直接帶動外資的不斷加入,在外資的作用下可以促進經濟的不斷發展,這樣就能夠不斷的提升區域自身的經濟實力。國際貿易極大地促進著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我們要依據不同的市場經濟來調整經濟結構,健全外貿政策,構建一個綠色健康的國際貿易大環境,促進區域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使得國際貿易真真正正地為區域經濟服務,達到共同發展,共同進步。
參考文獻:
[1]王德章;朱艷麗;現代流通業在區域經濟中的作用[J];商業經濟;2006年02期
【關鍵詞】綠色食品;對外貿易;理論;綜述
進入21世紀后,全球綠色壁壘增多,食品安全問題頻頻出現,農產品貿易的市場準入要求越來越高,面對這些問題,人們不得不對產業革命以來農產品產業發展道路進行重新審視,以尋找一種新的產業發展模式,綠色食品對外貿易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本文對綠色食品對外貿易的相關理論進行綜述,從而對其實踐進行啟發及指導。
一、關于綠色食品的相關定義
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爾摩的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上,首次提出了“生態農業的發展戰略”,隨后提出了“食品安全”的思想,提倡生產無公害、無污染的食品。
目前,世界各國對這種無污染的食品有其各自的稱謂。在英語國家多數稱有機食品(Organic Food),在芬蘭、瑞典等英語國稱為生態食品(Ecological Food),日本稱為自然食品(Natural Food)等,雖然名字不同,但其含義基本相同:食品生產加工過程中限制化學肥料、農藥和其他化學物質的使用。
到目前為止,各國對這種食品還沒有統一的概念。據《英國百科全書》解釋: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是指不使用化肥和農藥,而代之以有機肥料和病蟲害生物防治手段作物栽培系統。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在1990年召開的有機農業國際會議對有機農業進行了概念上的統一,認為有機農業應該是“在維持和防治病蟲害方通過加強自然過程和物質循環方式,對能源和物質消費適度,使環境不斷向良性衡方向變化的前提下,取得最佳生態效益的農業生態系統”。按照有機農業生式生產的農產品被稱作有機農產品,把有機農產品經過無污染加工而制成的食稱為有機食品。而根據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的定義,綠色食品是指遵循可發展原則,按照特定標準進行生產,許可使用綠色食品商標的無污染、無公害、全優質的營養食品。取得綠色食品標志的產品除必須符合一般食品的營養標準外對產品原料地的生態環境標準,生產加工運輸過程、產品質量標準和外包裝等嚴格的要求。本文界定的綠色食品系無污染、安全、優質營養類食品的總稱,包括符合國家綠色食品標準的農、牧、水產等初級品以及以此為原料的加工食品也包括有機食品。
二、關于綠色食品對外貿易發展途徑
1.以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為基礎的綠色食品產業間貿易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的原因及基礎是各國間存在的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絕對差別,一國如果在某種產品上具有比別國高的勞動生產率,該國在這一產品上就具有絕對優勢;相反,勞動生產率低的產品,就不具有絕對優勢,即具有絕對劣勢。一國應該出口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絕對劣勢的產品。而李嘉圖則用“比較成本”的概念來分析國際貿易的基礎,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相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的不同,并不限于勞動生產率的絕對差別。一國可能會在所有的產品上都不具有絕對優勢,但一定會在某些產品上擁有比較優勢。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認為,分工與貿易最終由要素稟賦差決定。所以,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對世界大部分國家間的綠色食品貿易進行了解釋,農產品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國的自然資源稟賦決定,因此國與國之間生產并加工后的綠色食品的差異性主要還是體現在產業間的差異,比如中國與日本、美國、歐盟之間的綠色食品貿易大多為產業間貿易。
2.以新國際貿易理論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
美國經濟學家里昂惕夫運用投入產出方法,對美國經濟統計資料進行驗證的結果與H-O理論預測相悖,里昂惕夫認為,“謎”的產生可能是由于美國工人的勞動效率比其他國家工人高所造成的。他認為美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大約是其他國家工人的三倍。因此,在勞動以效率單位衡量的條件下,美國就成為勞動要素相對豐富、資本要素相對稀缺的國家。克魯格曼模型為代表的產業內貿易理論認為要素稟賦相同的國家可以通過開展產業內貿易獲得經濟利益,各國之間建立在要素稟賦相近或相同基礎上的貿易沖突將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國企業在產業內生產和出口差異產品。新國際貿易理論解釋了發達國家之間的部分綠色食品貿易,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程度較高,相同綠色食品的交換體現了產業內的差異,比如日本、美國、歐盟等國之間的綠色食品貿易中存在相當數量的產業內貿易。
3.基于市場區域化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
(1)關稅同盟理論。按照美國經濟學家維納的觀點,完全形態的關稅同盟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第一、完全取消各參加國之間的關稅;第二、對來自非成員國或地區的進口設置統一的關稅;第三、通過協商方式在成員國之間分配關稅收入。因此,關稅同盟有著互相矛盾的兩種職能:對內實行貿易自由化,對外則是差別待遇。關稅同盟理論主要研究關稅同盟形成后,關稅體制的變更對國際貿易的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靜態效果主要指貿易創造效果、貿易轉移效果和貿易擴大效果;動態效果主要表現在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獲取規模經濟效益,刺激投資,提高技術水平,推動經濟增長等五個方面。
(2)協議性國際分工理論。日本著名學者小島清認為,在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如果僅僅依靠比較優勢原理進行分工,不可能完全獲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反而可能會導致各國企業的集中和壟斷,影響經濟一體化內部分工的和諧發展和貿易的穩定。因此,必須實行協議性國際分工,即一國放棄某種商品的生產并把國內市場提供給另一國,而另一國放棄另外一種商品的生產并把國內市場提供給對方,即兩國達成互相提供市場的協議,實行協議性分工。這樣就可以使競爭性貿易的不穩定性盡可能保持穩定,并促進這種穩定。
(3)大市場理論。以西托夫斯基和德紐為代表人物的大市場理論認為,以前各國之間推行狹隘的只顧本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把市場分割得狹小又缺乏彈性,使得現代化的生產設備不能得以充分利用,無法實現規模經濟和大批量生產的利益。只有大市場才能為研究開發、降低生產成本和促進消費創造良好的環境。大市場具有技術、經濟兩方面的優勢。
以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對中國-東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區域組織之間發展綠色食品貿易具有指導作用。
三、關于綠色食品對外貿易發展目標
1.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以中國農業大學吳文良教授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指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按照有機農業基本標準,在生產過程中完全禁止或限制使用人工合成的肥料、農藥、生長調節劑和家畜飼料添加劑,禁止采用基因工程技術及基因產物的農業生產體系,其核心是建立和恢復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和良性循環,世界農產品貿易應該以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為主。據“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貿易發展高層論壇”上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有機食品的種類只占到全部食品種類的0.1%,而國際市場是我國的20倍。因此,大力發展綠色食品對外貿易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2.實現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
國內學者劉建明、蘇珊珊以及彭紅斌等認為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是指一國在保持其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可持續性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制定一系列貿易政策推動包括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在內的廣義的對外經濟活動能力的不斷提升,實現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其實質是在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前提之下實現對外貿易利益的增加。
在國內,許多學者對如何應對綠色壁壘,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2005年),遲鳳玲的《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綠色食品貿易》(2003年),李長江的《加強中國與東盟食品安全合作》(2008年)等等。
參考文獻:
[1]梅洪常,鄧莉.綠色食品產業化研究[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1.
[2]王松霈.西部大開發的綠色經濟道路[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6.
一、中國對外貿易所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的對外貿易存在著非市場化的問題
1.國內企業要出口產品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大多數生產企業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出口產品。
雖然我國對傳統的貿易體制不斷進行改革,如賦予若干生產企業進出口自營權,但是,獲得進出口自營權的僅僅只是少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包括少數科研機構),而且其進出口自營權仍然受到很久的約束,經營范圍受到嚴格的限制,擁有進出口自營權的生產企業實際上并不能真正完全自主地經營進出口業務。此外,雖然我國也允許私營企業獲得進出口自營權,但進入門檻很高,數量極其有限。總之,我國的外貿經營權仍然是由國家控制的,(注:政府對外貿經營權的管制實際上是一種非關稅壁壘。)只有少數生產企業有權可以直接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大多數企業并不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出口產品。這些沒有進出口自營權的企業要出口產品,就只能通過國有外貿公司。這意味著,對于大多數沒有進出口權的生產企業來說,它們并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而同國際市場之間實際上仍然存在著“隔層”。(注: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政府曾提出了“工貿結合”的改革思路,但是,由于我國的國有外貿公司和國有生產企業都沒有獨立的財產,因此,我國外貿公司同生產企業之間的“工貿結合”大多是在政府的策劃下采取行政合并的方法進行的,而不是通過產權交易組合而成的,這不但起不到優勢互補的作用,反而導致企業內部管理及協調成本過高,形成邊際成本高于平均成本的“規模不經濟”局面。總之,我國生產企業同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問題并沒有真正徹底地解決。)
由于外貿經營權由政府行政審批,哪些生產企業能進入國際市場完全由政府指定,因此,在缺乏市場競爭和篩選、淘汰機制的情況下,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從事進出口業務的企業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企業,這樣就必然會造成對外貿易的低效率。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生產企業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此,國內許多生產企業就不可能完全自由靈活地根據國內外市場的供求狀況,及時生產出完全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從而最大限度地擴大我國的出口,這就人為地壓抑了我國的出口供給彈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國的私營企業(注:“私營企業”是我國的一種特殊提法,事實上,企業只存在因其所承擔的財產責任或民事責任的不同(既有限責任或無限責任)而出現企業組織形態不同的問題,而不存在因所有者身份不同而導致企業性質不同的問題。)在沒有得到政府的批準下并不能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此,這就不利于使我國持續涌現出更多的完全自負盈虧,因而真正具有內在動力和壓力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出口的市場主體,從而極大地阻礙了中國人均出口額的不斷增長。(注:目前中國雖然躋身于世界第七大貿易實體,但與我國龐大的人口數量相比則顯得人均貿易額或出口額并不高,如人口只有五千多萬的英國和法國1999年卻分別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第四和第五位。)可見,對私營企業的出口限制實際上是對中國出口擴張能力的人為限制。
此外,雖然我國的外貿公司在政府的保護下壟斷了我國的進出口,但我國的國有外貿公司卻因規模小而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且,由于這些國有外貿企業并不承擔經營虧損的最終財產責任,因此,各國有外貿企業為了擴大出口,而往往不負責任地對內抬價收購、對外低價競銷。國有外貿企業相互之間這種沒有內在約束的無序競爭,不但造成出口秩序混亂、而且增加了我國的出口換匯成本,降低了我國的貿易利得(Gains)。
2.我國在進口方面存在著事實上的政府管制,進口的市場化或自由化程度更低
雖然我國自1992年以來不斷降低關稅,但我國降低關稅的政策意圖實際上是側重在緩解我國過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同時擴大資本品或技術設備的進口(中國進口中的80%以上是資本品),以提高國內企業的生產率,而并不是著眼于通過實現進口的自由化,以引入國際市場的競爭機制。而且,雖然我國不斷削減非關稅壁壘,但實際上我國對一些已經取消配額、許可證管理的進口商品仍然存在著不同名目的數量限制,一些需要進口品的投資項目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立項批準或政府部門的政策性指導。同時,中國在進口的程序上也存在著一些事實上的管制(如需要若干個政府部門的蓋章認可,進口手續過于繁瑣等)。此外,在政府對進口進行嚴格管制的同時,我國對許多產品(如原油、成品油、農產品等)的進口仍實行國家壟斷,這種進口壟斷實際上也是一種非關稅壁壘。
我國對進口進行管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內某些行業或企業(特別是保護了國有企業),但卻因減弱了進口產品的競爭壓力,同時使國內企業得不到低成本的生產投入品,從而降低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
(二)中國在對外貿易中缺乏規模經濟的內在動力
按照新貿易理論中的基本觀點,企業參與國際貿易是為了通過進入國際市場,以擴大產品的市場銷售,使企業能在擴大市場份額的基礎上生產更多的產品,從而降低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從而有利于降低產品的價格,這樣就能大大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但我國的絕大多數企業并沒有真正實現規模經濟,許多企業完全只是為了出口而出口,為了創匯而出口,而并不一定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或創造利潤而出口。由于我國企業(包括外貿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因此,我國企業的生產成本普遍較高,生產率普遍較低,這樣,我國出口產品的換匯成本也就自然很高。
(三)我國的出口結構仍存在著技術檔次及附加價值低的問題
中國出口競爭力強的工業產品主要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其中紡織、服裝、鞋帽、玩具及日用消費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很大比重),這些產品的產品鏈條短,附加價值低。目前,中國出口量最大的10類產品中有9類是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如鞋、玩具和運動用品,以及布料和服裝等)。
目前,我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增長雖快,但主要依靠加工貿易和外商投資企業,而且我國機電產品一般檔次較低,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不高,缺乏有后勁的支柱產品,支柱產業的出口能力尚未形成規模。同時,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特別是已擁有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很小,只有15%(世界十大出口國平均為40%左右),且多數還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此外,中國的服務貿易(包括銀行、保險、電信、法律、會計、資訊行業等)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十分薄弱,出口創匯能力不強。
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工貿易的發展。在加工貿易中,只要加工產品本身是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品,那么,反映在統計中就是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但實際上國內大量加工過程比較短暫,附加價值并不高。可見,建立在加工貿易基礎上的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長還不能說明我國的出口結構已真正實現了高級化。
二、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產權問題
根據產權經濟學的觀點,市場交易的實質是產權的交易。如果將這一觀點引進到國際貿易理論之中,則我們就可得出這樣一個新理論觀點:國際貿易的實質實際上是產權在國際間的交易。既然如此,本文就從產權這個角度來剖析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以便進行理論上的創新,并為中國的對外貿易提供正確的發展思路。
(一)中國貿易非市場化的根源是傳統的國有產權制度
既然國際貿易的實質實際上是產權在國際間的交易,因此,國際貿易市場化或自由化的實質則是產權在國際間的自由交易。這意味著,一國要真正實現對外貿易的自由化,最根本的是本國的微觀經濟主體不但完全有權在國內外獨立地獲得或擁有財產,而且還能在國內外自由地進行產權交易。可見,貿易自由化的制度前提是財產權分散化的產權制度。
而我國目前的產權制度特征是:(1)絕大多數生產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及企業家才能等)的產權仍然掌握在國家手中,且國家的財產權利是凌駕在其他一切財產權利之上的特殊的財產權利。(2)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外貿公司)沒有獨立的財產(即對企業的凈資產沒有所有權)。(3)私營企業的財產權沒有真正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護。
在傳統的產權制度中,由于國家(事實上是政府)仍然掌握著大部分生產要素的產權,且國家的財產權利是凌駕于其他一切財產權利之上的特殊的財產權利,因此,政府就自然仍是最主要的經濟決策者或經濟活動組織者,在這種情況下,進出口經營權也就自然控制在政府手中,這意味著,在傳統的產權制度中,微觀經濟主體是很難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的。
事實上,在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外貿公司)沒有獨立的財產,因而無法真正獨立地承擔經營虧損(包括進出口虧損)財產責任的情況下,也不能讓國有企業掌握完全的進出口自營權。因為,如果讓這些不承擔進出口虧損責任,因而沒有內在的自我約束機制的企業都可以完全自由地從事對外貿易,則有可能導致不計成本的對外惡性競爭現象,從而既會導致我國對外貿易秩序的混亂,同時又會大大降低我國的貿易利得。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也不得不對外貿經營權實行審批制。
此外,由于在傳統的產權制度中,私營企業的財產權沒有真正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護,因此,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就很難被視為是私營企業的一項天賦權利或自然權利。私營企業要獲得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的權利,就只能由政府批準賦予。
(二)傳統的產權制度人為地限制了我國企業規模的擴張
在傳統的產權制度中,由于國家為保護自己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及控制權,并不鼓勵其他財產所有者對國有企業投資入股,而且,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和職工對企業凈財產并沒有所有權,因此,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和職工也沒有內在的動力不斷擴充企業的凈資產,這就導致國有企業缺乏內在的規模擴張機制。同時,由于國有企業并不是擁有獨立財產的產權主體或市場主體,國有企業對其所占用的財產并不享有所有權,因此,國有企業之間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會發生所有權轉移(所有權永遠掌握在國家手中)的兼并或收購活動,這又使得我國的國有企業缺乏外在的規模擴張機制。此外,由于私營企業的財產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護,因此,私營業主對其財產所有權的長期歸屬也缺乏信心,這樣,我國的私營業主也沒有內在的動力不斷擴大企業的規模,等等。總之,由于我國的企業缺乏內在和外在的規模擴張機制,因此,這就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在對外貿易活動中缺乏規模經濟的內在動力。
(三)中國出口品技術檔次低下的根源是制度的限制
由于在傳統的國有產權制度中,國有企業之間不可能有真正激烈的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且國有企業因沒有獨立的財產而不可能真正承擔經營風險或虧損的財產責任,同時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及職工對采用先進技術所形成的企業財產并不擁有所有權,技術并不能通過企業的剩余索取權變成有回報的投資(楊小凱,1998),因此導致國有企業既沒有外在的壓力,同時又沒有內在的動力和壓力不斷地開發和采用更先進的技術。這一切都從根本上決定了國有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能力、動力及壓力,從而自然會導致我國出口品的技術檔次低下。
(四)在本國企業競爭力低下的情況下,政府也難以完全實現進口的自由化。
由于傳統的產權制度導致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競爭力低下,產品生產成本過高且質量較差,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現進口貿易的自由化,則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就有可能因無法同國外企業競爭而面臨破產倒閉的命運。這樣,政府就不得不對進口實行事實上的管制政策,以保護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可見,中國對進口進行管制的實質是為了保護國內的國有企業,保護傳統的產權制度。
總之,以上分析充分證明:阻礙中國對外貿易自由化及真正成為世界貿易強國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產權制度的限制。
三、產權改革與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根據以上分析,為真正實現中國對外貿易的自由化并使中國真正成為世界貿易強國,我們應進行實現財產權分散化的制度改革,從而使我國的微觀經濟主體都成為真正擁有獨立財產的所有者或產權主體,并規定各所有者的財產權利一律平等。
進行這種實現財產權分散化,并規定各所有者財產權利一律平等的制度改革,將會自然創造出眾多真正擁有完全財產權利(包括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和對外投資活動的財產權利)及經濟決策權的市場主體或企業,(注: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企業組織形式將不再按所有者身份或性質的不同而劃分為國有企業或私營企業,而只按所有者對企業經管所承擔的財產責任的不同而劃分為獨資,合伙企業或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且所有的企業都將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自由競爭。在這個基礎上,就不會再存在什么“私營企業”的特殊問題。)這樣,我國的所有企業都完全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自己所認為的合適方式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自由投資。(注:這意味著,我國的企業是否應成為集科研開發、生產、投資、貿易、金融為一身的綜合商社或大型企業集團應完全由企業根據國內外市場狀況由自己決定,政府不應人為地代替市場主體設計企業發展模式。)同時,由于產權改革將創造所有市場主體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環境,因此,以保護人們的財產權不受侵犯為基本職責的政府未經法律授權就不能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隨意進行人為的干預,否則就是侵犯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利。這意味著,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政府將不能再運用行政權力直接組織或壟斷經濟活動(包括進出口貿易活動)。可見,進行財產權分散化的產權改革將會自然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市場化或自由化,并實現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的一體化經營(即國內企業可以同時自由地從事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
實現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使我國的所有企業都可以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這就意味著將自動撤除國內生產企業同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從而使我國的所有企業都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以便靈敏地根據國際市場的供求狀況,及時生產出完全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而且,由于我國的所有企業都是完全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我國的企業既必須完全獨立地承擔出口虧損的財產責任,同時又可以完全獨立地獲得出口盈利所帶來的好處,顯然,這種完全自負盈虧的企業將真正具有內在的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在生產及進出口貿易活動中力求做出最佳的生產經營或進出口決策,以便根據國內外市場狀況和自己的比較優勢出口機會成本最低的產品,而進口機會成本最高的產品,即為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而出口,為利用別國的比較優勢而進口,從而在全球范圍內最大限度地實現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而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國的企業會真正具有內在的動力和壓力完全根據國內外價格體系的差異以及國際市場價格的波動,不斷地比較產品的生產成本及國際市場上的消費者愿意支付或能夠支付的價格,并根據比較優勢原則盡力以最低的機會成本生產國際市場最需要,因而價格及質量最高的產品,從而使我國的產品真正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可見,產權改革基礎上的貿易自由化,不但不會出現能在國際市場上盈利的產品難以出口,而不盈利或虧損的產品又大量出口,以及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的企業相互之間因進行沒有成本約束的無序競爭,導致出口秩序混亂和出口換匯成本不斷上升等“一放就亂”的現象,反而會通過市場的篩選、競爭及淘汰機制最終使得只有那些真正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產品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才能大量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而那些低效率的,產品根本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就自然被市場所淘汰,這樣就能根本消除出口秩序混亂和出口換匯成本不斷上升等“一放就亂”的現象,從而大大地提高我國的出口創匯能力及對外貿易的效率。而且,由于產權改革將不斷創造出更多的完全在自負盈虧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不斷擴大出口的高效率的企業,因此,這就能極大地推動我國人均出口額的不斷增長。
同時,在合理的產權制度中,由于企業成立的首要前提是擁有獨立的財產,因此,這就將從根本上奠定企業規模擴張的市場機制。而且,由于企業的投資者對企業財產擁有真正的永久性所有權,因此,企業的所有者及經理人員也會有真正的內在動力和壓力為獲得更多的所有者權益而不斷擴充企業的凈資產,以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及抵御經營風險的能力,這就自然形成企業規模的內在擴張機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的企業對其凈資產享有所有權,因此,企業之間就真正發生為爭奪所有權而進行的市場兼并或收購活動,從而真正形成企業規模的外在擴張機制。可見,產權改革將真正有利于使規模經濟成為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市場動力。
此外,由于產權改革將使我國的所有企業必須真正由自己承擔虧損的財產責任,這樣,我國的所有企業就會有真正的內在壓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產經營成本,以避免虧損。另一方面,由于產權改革將創造出眾多相互公平競爭的企業,這樣,我國的企業就自然有外在的市場壓力通過不斷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通過降低產品的價格來擴大市場份額,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而且,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人們對開發技術所形成的財產擁有所有權,這樣,人們也會有真正的內在動力為積累財富而不斷地開發和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在這個基礎上,我國的技術就自然會不斷進步,這樣,我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就自然會不斷增長,從而將根本改變我國出口品的技術檔次較低的問題。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匯率;對外貿易
一、人民幣升值的背景
由于世界各國貨幣的名稱不同,幣值不一,所以一國貨幣對其他國家的貨幣要規定一個兌換率,即匯率。匯率亦稱“外匯行市或匯價”,一國貨幣兌換另一國貨幣的比率,是以一種貨幣表示另一種貨幣的價格。匯率是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調節杠桿,因為一個國家生產的商品都是按本國貨幣來計算成本的,要拿到國際市場上競爭,其商品成本一定會與匯率相關。匯率的高低也就直接影響該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和價格,直接影響商品的國際競爭力。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人民幣升值壓力逐年顯現。同時,來自歐美等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對此態度變得更加強硬,其國會內兩黨之間以及國會與總統間,都對此問題表現出罕見的一致態度。美國認為目前世界經濟不平衡、美國持續貿易逆差等問題,均歸咎于人民幣的過低估值。對于此次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不斷強調中國“過分干預匯率”,并要求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人民幣面臨的國際升值壓力日漸升溫。我國為了提高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對匯率制度進行了多次改革。自2005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兌美元就一直處于單邊升值態勢,雖然2008年10月至2010年6月,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人民幣事實上采取了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但2010年6月后又開始了人民幣單邊升值進程,從2005年7月22日到2012年3月30日,人民幣累計對美元的升值已經超過了22%。
二、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分析
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在擴大內需投資和對外貿易增長的帶動下,經濟保持年均增長8.2%的強勁勢頭。近十年來,我國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尤其是來自美國的順差,使我國在2010年已成為排在日本之后全球第二大貿易順差的國家,這是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是人民幣升值的另一個主要原因。雖然外匯儲備對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至關重要,但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各項指標遠遠高于國際警戒線,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在長期內影響著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使得人民幣面臨著長期持續的升值壓力。由于 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元大幅貶值,而美國又不愿單方面承擔美元貶值的代價,勢必要求中國這個主要貿易國貨幣升值。歐盟、日本為了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促進本國經濟的良好發展,同樣也會要求人民幣升值以進一步縮小我國出口產品的優勢,保護他們國內的相關企業。這樣一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趨勢進一步強化。
三、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隨著人民幣升值的呼聲越來越高,人民幣升值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成為人們密切關注的問題。從人民幣匯率近幾年的調整情況來看,雖然人民幣升值并沒有對我國貿易順差及美國貿易逆差有明顯削弱作用,但是,我們一定要警視其可能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對我國對外貿易而言,人民幣升值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給我國的對外貿易帶來益處,也會帶來一定的危害。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有利影響
1.有利于降低國內消費者購買進口商品和服務的成本。人民幣升值給國內消費者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手中的人民幣“更值錢了”,出國留學、旅游、買進口產品等都更“便宜”了。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對外依存度很高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個利好消息,老百姓從中會得到更多實惠,花更少的錢辦更多的事。同時,在經濟高速發展情況下,我國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滿足企業生產發展的需求,需要不斷從國外進口。在國際能源和原料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下,國內企業進口承受越來越重的成本負擔,如果人民幣升值到合理的程度,如直接用美元結算,便可大大減輕我國進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負擔。這樣,不論是個人還是企業消費者都會從中得到實惠。
2.有利于推動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目前,我國外貿增長方式存在以下問題:(1)貿易結構失衡。當前我國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比重很不協調。據《2011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額為35641億美元,而服務貿易總額為4209億美元,僅是貨物貿易總額的11.8%。 (2)出口產品結構不合理。長期以來我國依靠豐富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持續發展的基礎較為薄弱。(3)外貿出口發展速度與效益增長不協調。以粗放型增長為主,出口產品附加值低。人民幣升值激勵出口企業提高技術,加速向服務業轉變,實現服務貿易與商品貿易協調發展。長遠看人民幣升值有助于出口結構的改善,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
3.有利于我國企業實施跨國并購戰略。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國門。人民幣升值將導致更多資金流入,加快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進一步加強我國貿易企業實力。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增強了人民幣的購買力,整體降低了跨國并購的融資規模,節省了融資成本。
4.有利于改善我國的貿易環境。近幾年來,我國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和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導致我國與各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摩擦日益增加。歐美部分貿易國家頻頻以低價傾銷、產品質量等借口,通過設置“綠色壁壘”對我國的外貿發展進行阻撓。因此,人民幣適度升值在減少出口產品數量、降低出口總值的同時,還可以增加我國的進口總額,從進出口兩方面遏制貿易順差不斷增長的勢頭,使貿易伙伴國的貿易磨擦減少,國際貿易更為順暢。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
1.削弱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價格競爭優勢。我國大多數出口企業依靠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對外貿易出口上取得很大的發展,但由于出口的都是初級產品,技術含量低、生產工藝簡單、缺乏核心競爭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主要是價格優勢。本來依靠出口初級產品的利潤空間就窄,且很多企業都是靠優惠政策和出口退稅來維持其對外貿易。人民幣升值后,外國消費者要花費更多的錢才能買到出口產品,這自然會削弱價格競爭力,要使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保持不變,勢必要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導致出口企業的利潤減少。
2.增加國外產品的進口,加劇國內市場的競爭。人民幣升值使得進口商品的價格相對以前降低,國內的消費者花同樣多的錢卻可以買到更多的進口商品。這樣, 就會加大對外國商品的進口,對國內同類企業造成沖擊,人民幣升值將有可能使這些國內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這將嚴重影響國內企業的經濟增長和本土產品市場占有率的提高,加劇國內市場的競爭。
3.巨額外匯儲備將面臨縮水的威脅。據中國官方統計,到2011年12月底,中國實際擁有3.18萬億美元的外匯。一旦人民幣有較大幅度的升值,我國巨額外匯儲備,尤其是其中的美元資產便面臨縮水的威脅。假如人民幣對美元10%,則我國的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便縮水10%。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嚴峻問題。
4.增加我國就業壓力。我國目前出口的大部分產品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促使企業優化產品,提升產品技術含量,增加技術性人才,降低對低素質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造成失業及就業壓力。我國目前提供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是外貿企業,但由于人民幣升值將會增加外商的投資成本,外商投資和出口貿易的下滑,也將會造成勞動力需求下降。
四、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應采取的對策
面對來自發達國家不斷加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人民幣過快、大幅升值后將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我國應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確保我國經濟的高速正常發展。
(一)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優化升級
當代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匯率變動不只是涉及到國際收支的平衡,更是提供了一種非常重要的價格信號。人民幣升值意味國內各種資源(特別是土地和勞動)的價格會相對上升,這一方面有利于加速我國商品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并對國內的產業調整產生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也會逐步地改變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相對價值,讓國內的企業更多地面向國內市場,這有利于改變國民經濟增長過度地依賴外需的局面。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們要正確地引導,使之向著有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采取一定的措施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適度調低部分加工、勞動密集型商品等的出口退稅率。政府在鼓勵高科技含量、高生產率企業的發展方面應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在融資、技術研發等方面給予一定幫助,使其順利完成產品升級、市場拓展等目標。
(二)擴大進口,促進外貿和諧發展
我們要抓住這次人民幣升值、國際購買力增強之機,加快發展我國進口貿易。確定進口產品導向,鼓勵先進技術設備、工業原料等能源引進,增強企業防范匯率風險能力,促進外貿和諧發展。善于利用外匯賬戶,積極開展從國外進口原材料的進口貿易,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對于我國的中小企業來說,進行成本核算和預期利潤點核算后,適當購進原材料,實現“以進補出”,減少匯率變動帶來的影響。
(三)擴大內需,促進經濟戰略轉型
擴大內需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的必然選擇。我國地域廣闊,消費人口多,國內需求巨大,同時市場潛力更大,當受到國際經濟變化的沖擊時,國內的回旋余地也很大,這不僅有利于改善經濟增長方式,還可以直接消化一部分出口,并增加進口需求。因此,企業在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同時,應該逐漸擴大內需,這也是當代經濟戰略轉型和政策選擇的著力點。
(四)選擇合理金融手段,強化金融風險意識
外貿企業應選擇合理的結匯幣種,如出口宜選用人民幣結匯,進口選擇美元結算等;外貿企業能密切關注人民幣的變化動向,努力提高適應匯率浮動和應對匯率變動的能力;企業盡可能縮短收匯的時間,加快應收外匯賬款的回收速度。如對于使用信用證進行結匯的企業應盡快改用即期信用證,企業在簽訂單時最好能鎖定匯率,在結匯的方式上可采用前T/T這種預收貨款和出口發票貼現,票據結押匯、遠期結售匯等國際金融手段,防范和規避因人民幣再次升值而帶來的金融風險。
(五)緩和貿易磨擦,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
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我國存在的比較大的貿易順差。我們應當不斷地與主要貿易伙伴國談判,據理力爭,從雙方共同利益出發,要求其打破貿易技術壁壘,增加其向中國出口高精尖技術與設備的數量,以縮小雙方貿易差額,從而消化我們過多的外匯儲備。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適當調整外匯需求和外匯儲備增長速度,通過增加用匯需求、調整進口結構減緩升值壓力。同時,制定應對報復的措施,解決與防止以人民幣匯率為借口的貿易制裁。
(六)加強區域貨幣合作,避免貨幣危機
目前國際熱錢炒作以及國際游資流動對一國貨幣的沖擊很大,特別是具有很強投機性的短期游資對各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影響越來越大。一個國家想單獨依靠自身的力量來保護該國匯率制度不受沖擊和匯率穩定幾乎是不可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時各國表現就是一個例證,因此加強國際貨幣合作對于匯率穩定、避免匯率制度崩潰意義重大。比如我國可以支持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促使某亞洲國家的貨幣進一步國際化,部分取代美元成為區域清算貨幣,使該國與美國承擔與其經濟地位相適應的穩定亞洲金融市場的責任。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將會加強亞洲各國的貨幣合作,當一國出現問題時,會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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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商務英語 談判 禮貌策略
本文闡述了在商務英語談判中,禮貌原則在對外貿易談判中的重要性以及禮貌策略進行了探討研究。
1. 禮貌原則在對外貿易談判中的重要性
英語是國際通用語,運用英語進行談判是國際慣例,對外貿易離不開商務英語談判。一般而言,商務英語談判中雙方談判者都會使出渾身解數,力促談判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然而,高質量的談判不僅要實現交易,而且還要促成雙方締結長期友好、合作的關系,為今后在更寬領域的合作做好鋪墊。高效的談判不是以破壞、搞陰謀、戰勝對手或從對方那兒得到更大的利益為目的,更不是以犧牲長遠利益來換取短期利益。商務談判實際上是人們相互調整利益關系,最終確立共贏的行為過程。
合作是所有成功會話中的必要成分,而合作的前提是保證談判雙方得到充分、真實、關聯、清楚的信息,但是言語交際是復雜的社會活動, 在商務英語談判中,談判雙方都渴望談判成功,而且特別重視誠信。當對方所提出的需求無法滿足時,依照合作原則就應該直接地否定,然而,“否定”這一言語行為本身具有潛在的面子威脅,會導致談判的破裂。因此,在談判現場,說話人并不總是按照合作原則來進行交談,而是需要適當降低明確度,提高信息模糊性、含蓄性和可能性空間。說話人必須使自己的語言禮貌、得體,以獲取對方好感,促使交流能夠繼續友好進行下去,直至談判成功。
語言學家Leech(1983)提出禮貌原則,他主張在所有的語言交際中,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應盡量地表示禮貌和盡量減少不禮貌的表達方式。
禮貌原則的實質是為了締結和維持與對方的友好關系,其運用過程是分歧意見淡出和相關外部合作信息激活的過程。恰如其分地使用禮貌原則,可以有效地保證談判順利進行,促使談判進入合作原則階段,最終實現交易。若在談判過程中不給對方“面子”,本來完全可以成交的買賣也會失去;而禮貌的交際用語重視對方的觀點,尊重對方的權利、愿望和需要,迎合對方的心理,能夠產生令人愉悅的感覺,從而促成交易的實現,進而擴大對外貿易。因此,我們看到禮貌原則是外貿業務談判的推進劑,是開啟合作原則的鋪墊,在對外貿易談判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談判最終達成一致,合作原則必定是某個議題談判的終點,而禮貌原則則是談判過程中的插曲,在對外貿易談判的不同情境下,禮貌策略起著“劑”和“催化劑”的作用。
2. 禮貌策略
2.1禮貌原則的“劑”策略
2.1.1“退避”策略
“退避”策略是在我方無法立刻作出成熟決定,為了避免沖突,暫時中止某議題討論而延緩談判步伐的一種策略。“退避” 策略采用的是一種委婉的托辭,語言形式上意在回避給出即時意見,以免意見考慮不周或引起對方不快,但從談判效果來看,它延長了談判時間,降低了談判效率。這種策略常見的用語如:
“I’d rather not talk about it at the moment.
(此刻我非常不想談論此事。)”;
“Could we come back to that later on?(我們可以稍后再回到這一點好嗎?)”;
“I haven’t really got all the information I
need to comment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product at present.(我現在還沒有得到所有信息來評論這個產品的性能。)”。
2.1.2“搭橋”策略
“搭橋”策略是以扭轉談判緊張氣氛為目的,在遇到對方沉默、做出消極行為或提出反對意見時,能夠建設性地詢問對方的感受和意見,試圖通過表達友好善意,以加強理解,重啟友好溝通交流,從而推動談判的進程。常見的用語如:
“How would you normally approach the
packing issue?(你們通常是如何解決包裝問題?)”;
“Perhaps you could explain why you object to the price.(也許你們能解釋一下為什么不同意這個價格。)”;
“Could you tell me why you object? (你們能告訴我為什么反對?)”。
2.2禮貌原則的“催化劑”策略
2.2.1模糊語策略
模糊語策略主要是指模糊詞語和模糊語句的運用。緩和型模糊限制詞語如perhaps(也許)、just(只是),presumably(大概)、probably(可能)、seem(似乎)、I wonder…(我琢磨著…)、I think…(我認為…)、I believe…(我相信…)、I assume… (我猜想…)、I suppose… (我料想…)、I’m afraid…(恐怕..)、as far as I can see(據我所知)等是語言中最普遍、最典型的模糊語言。它的使用可以使說話人得以恪守禮貌原則,在盡量避免將意見強加于人,避免過于武斷的情況下,清楚表達會話含意。同時,它也使談判雙方有了周旋的可能,給談判留有了余地。
2.2.2表達受權有限, 不做明確表態
當談判者遇到一些敏感問題, 由于身份或者場合的關系無法明確表態時, 常常可以借助一些模糊表達加以處理。例如:As far as I’m concerned, we do. But of course I have to check with my boss first.說話者通過這種策略,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去考慮這筆交易。最后,他可以以此為借口拒絕對方的要求, 卻不會損害彼此的面子。
結束語:
由此可見,在商務英語談判中只有正確掌握商務英語談判的禮貌原則,并準確運用不同策略的各種語言表達形式,力爭恰到好處,使談判在更為積極、和諧的氣氛下進行,從而實現,高效、高質量完成外貿業務的商務英語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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