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經濟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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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綠色概念；室內設計；材料節能；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TU23 文獻標識碼：A

一、綠色設計的概念

綠色設計，是一個內涵相當寬泛的概念，由于其涵義與生態設計、環境設計、生命周期設計或環境意識設計等概念比較接近，都強調生產與消費需要一種對環境影響最小的設計，因而在各種場合經常被互換使用。它是當今世界的"綠色環境"命題，是關于自然、社會與人的關系問題的思考在產品、生產、流通領域的表現。

狹義理解的綠色設計是以綠色技術為前提的工業產品設計。廣義的綠色設計，則從產品制造業延伸到與生產制造密切相關的產品包裝、產品宣傳及產品營銷各環節，并進一步擴大到全社會的綠色服務意識、綠色文化意識等。

"綠色"的確是具體的，同時對它的體驗是更抽象的。"健康、環保、自然是許多人在很長時間內對'綠色'二字的概念認知，而對細部研究的室內設計師來說'綠色'的理解可以更深、更廣、更細。今天'綠色'不僅僅象征生命，它是一個非常廣義的問題，是對空間設計'綠色'概念的外延，外延的包容度完全取決于每個設計師對'綠色'本身的理解"。

二、室內綠色景觀的概念

室內綠色景觀是構成室內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展示了室內空間并具有裝飾作用。室內綠色景觀設計反映了人類的一種新的美學觀和價值觀。人與自然的真正合作與友愛的關系，不僅僅是利用綠色植物布置室內空間，而是要呈現出一種生態的室內空間，進而縮短室內外的差距，在室內讓人享受身臨其境的大自然。室內綠色景觀設計貫穿于室內景觀的整體、局部、微觀細部設計以及實施管理的全過程，綜合生態功能和環境美學以及人的需要，考慮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美學原則，是一種塑造室內生態環境的過程，也是一項長期漸進、不斷完善及維護管理的過程。

綠色景觀通常具有明顯的室內路線標識作用和分割空間的作用。綠化不單純是為了裝飾，而是作為提高環境質量滿足人們心理需要不可缺少的因素。室內多層次的綠化一方面補充了室內地面綠色植物的不足，另一方面，將室內綠化與建筑通風設計、自然調節溫濕的處理辦法相結合，能大大地改善室內空氣的質量。通過現代技術把綠色植物引入室內，使之構成室內的景觀，是目前改善室內環境質量卓有成效的方法。

從美學角度來講，綠色景觀有著良好的景觀視覺美，將綠色景觀引入室內，不僅是為了生態意義上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因"過分"裝飾而與可持續發展背道而馳的現象。在強調遵循生態規律和美的法則前提下，創造的人工生態所具有的持久愉悅性，是提高環境質量，滿足人們心理需求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三、理念的綠色

綠色設計指的是在產品整個生命周期內，著重考慮產品對自然資源、環境影響，將可拆除性、可回收性、可重復利用性等要素融入到產品設計的各個環節中。在滿足環境要求的同時，兼顧產品應有的基本功能、使用壽命、經濟性和質量等。綠色設計不只是物質上的設計，更重要的是理念的"綠色"，要求我們盡可能的延長每一個產品的壽命。

綠色設計倡導適度消費思想，倡導節約性的生活方式，不贊成室內裝飾中的豪華和鋪張，把"以人、建筑、自然和社會協調發展"，作為目標。綠色設計注重生態美學，"生態美學是美學的一個新發展，在傳統審美內容中增加了生態因素。生態美學是一種和諧有機的美。在室內環境創造中，它強調自然生態美，欣賞質樸、簡潔而不可以雕鑿。它同時強調人類在遵循生態規律的法則前提下，運用科學技術手段加工改造自然，創造人工生態美，它欣賞人工創造出的室內綠色景觀和與自然的融合，它所帶給人們的不是一時的視覺震驚而是持久的精神愉悅。因此，其既是生態美也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美。"

將自然景觀引入建筑空間其實就是人類生存方式的一種回歸，人們通過把自然的元素植入室內，代替過于秩序、機械的工業產品，這本身就是一種綠色行動，因為景觀的構成要素大部分是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的。室內景觀設計是連接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橋梁，通過設計改善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綠色設計不只是改變環境，更重要的是觀念上的"綠色"。人們在室內景觀設計中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體現綠色：使用的材料是否環保，設計方案是否造成材料的浪費，設計功能是否合理，設計是否繁瑣，觀念是否新穎，設計體系是否是開放式的、節能的、可持續發展的。

四、材料的綠色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歐美國家提出了綠色設計的理念，針對空間環境設計領域，要求人們不僅要設計理念綠色，設計空間也要綠色。隨之人們開始關注設計材料對環境污染的問題，開始使用經過簡單加工的天然材料，運用新工藝技術手段，清除材料中的有害成份。同時人們開始開發對人身體健康無害的新型材料，逐步實現人們對環境健康的要求，這將是裝飾材料加工生產今后發展的方向。

綠色材料是指在原料采取、產品制造使用和再循環利用以及廢物處理等環節中與生態環境和諧共存并有利于人類健康的材料，同時它們還要具備凈化吸收、促進人類身心健康的功能。綠色材料是在1988 年第一屆國際材料會議上首次提出來的，并被定為下世紀人類要實現的目標材料之一。綠色材料包括循環材料、凈化材料、綠色材料和綠色建材。

綠色材料指潔凈的能源如太陽能、風水能、潮汐能及廢熱垃圾發電等的開發和利用的新能源材料。綠色建材是指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建筑材料，其標準是既要滿足強度要求，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廢棄物，并具有節能、凈化功能，有利人類身心健康。目前綠色環保材料包括綠色墻材、綠色地材、綠色板材、綠色門窗、綠色家電、綠色照明、綠色家具、綠色整體廚房、綠色整體衛生間。綠色室內環境崇尚自然、尊重自然，以保持生態平衡的方式，與大自然、與其他生物保持和平友好的共生共榮關系。室內環境的藝術性與綠色原則之間并沒有直接的沖突，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以及人們處理生態因素經驗的不斷豐富，藝術性與生態性之間的結合也將越來越緊密。

五、材料的節能和再利用

"綠色室內設計的科技含量重點體現在節能化方面。倡導節約和循環利用室內綠色設計強調在室內環境的建造。使用和更新過程中，對常規能源與不可再生資源的節約和回收利用，對可再生資源也要盡量低消耗使用。在室內生態設計中實行資源的循環利用，這是現代建筑能得以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手段，也是室內綠色設計的基本特征。"

現代的家居設計要考慮到資源的綜合利用和節能問題，要盡可能的選用節能型材料，如節能型門窗、節能玻璃、節水型座便器、節能型燈具等，要盡量利用太陽能和自然光進行室內采光，降低能源的消耗量。

材料節能首先是指所用材料能夠達到生活節能的標準。例如水龍頭材質的使用如果不達標，就有可能造成滴水、漏水現象，從而浪費資源。其次就是材料的重復再利用方面，在設計時要考慮材料是否可以重復使用，這不僅可以節約資源，還可以延長材質本身的使用壽命，這也是節能的表現之一。

結語

綜上所述，室內綠色景觀設計包含在綠色設計之中，在設計中引入綠色設計，從理念的綠色到材料的綠色、再到設計的綠色，是室內設計一種新的創作思路，也是一種需求，在室內營造一個綠色、自然的環境是現代室內設計未來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劉曉陶.生態設計[M].山東美術出版社，2006.

[2]張綺曼，鄭曙光.室內設計資料集[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

[3]朱銘，荊雷.設計史[M].山東美術出版社，1989.

第2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生態效率；評估方法

一、對“生態效率”的不同理解

生態效率這一概念越來越被人們所認知。這一概念，最初于1990年，由德國學者Schaltegger和Sturm在學術界提出1。他們將價值的增加和環境變化的比值作為生態效率的定義。到1992年，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業委員會（WBCSD）首次將生態效率作為一種商業界概念，并加以規范的闡述：生態效率是通過提供能滿足人類需要和提高生活質量的競爭性定價商品與服務，同時使整個生命周期的生態影響和資源強度逐漸降低到一個至少與地球的估計承載能力一致的水平來實現的，并同時達到環境與社會發展目標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生態效率的理解是：生態資源滿足人類需要的效率，它可看做是一種產出除以投入的比值，其中“產出”指一個企業、部門或所有經濟單位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而“投入”指企業、部門或所有經濟單位產生的環境壓力的總和。這是首次將生態效率概念擴大到政府、工業企業及其他組織（農業、服務業）。歐洲環境署把生態效率定義為：生態效率是從更少的自然資源中獲得更多的福利。由于生態效率設計的領域很廣，因此被廣泛地發展并應用于宏觀政策分析和微觀決策分析，適用于全球、國家、地區、產業和企業，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性和可操作性。國外企業在應用生態效率評價產品和生產過程的可持續性方面有較多的探究，在行業層次上也發展了對旅游業、工業的生態效率研究3。

本人認為，生態效率是一種靈活、相對的概念，并沒有特定的限制來衡量其價值，衡量方法取決于分析目的和所能獲取的信息。生態效率實際上提供了一種理念和手段，并能使組織對其在特定時段內生態和經濟的綜合業績加以評價。

二、“生態效率”在國內外的實踐及發展

國外行業層次的生態效率評價指標的研究充分體現了行業特點，在巴西運輸產業生態效益評價過程中，選擇總能量消耗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費作為評價能源消費水平的解釋變量：選擇了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打起污染物質排放量作為評價大氣污染的解釋變量，且計算生態效率的經濟要素采用了折現后的年紀成本。食品行業和運輸行業的情況不同，對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水資源消耗、能源消耗、水污染、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和固體廢棄物排放這幾個方面，因此在加拿大的食品行業生態效率評價過程中，尤為關注這幾個環境要素。

例如，在歐盟環境生命環境項目（LIFE-Environment）資助下，芬蘭環境署于2002年啟動了芬蘭南部Kymenlaakso地區區域生態效率研究項目，執行期為2年，旨在區域水平上開展生態效率應用實踐，進行區域生態效率評估，并探索研究經濟-環境相互關系的最佳途徑。

Morales等采用生態效率函數對墨西哥石化企業不同生產流程通過實施清潔生產產生的經濟和生態效益進行分析，該函數以原材料使用量、產量及殘余物的量作為變量4。Breedveld等就瓷磚行業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氣污染問題為例，通過生態效率結果識別不同生產技術對于環境績效的優劣影響程度5。

隨著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的提出，加之兩型社會的要求，人們越來越重視環境和經濟的關系。學者們也越發重視對生態效率的研究。

何伯述（2001、2003和2004）與王靈梅、張金屯、尚立虎6從多方面對我國燃煤電站的生態效率進行了研究。陸鐘武等引入循環經濟的生態效率概念，從分析環境負荷與國民經濟發展的相關關系出發，計算了特征點發生的年份，以及社會GDP、生態效率和環境負荷等環境性能參數的特征值。楊斌通過DEA數據包絡分析法，對2000-2006年中國區域生態效率進行了計算，總結出我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并對此現狀總結出問題并提出了建議6。李剛（2002）研究分析江蘇省經濟環境系統的生態效率時，采用GIS、統計分析和經濟分析方法，研究生態效率的動態變化和空間分布規律7。邱壽豐等借鑒德國環境經濟賬戶中的生態經濟效率指標，并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構建了適合度量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生態經濟效率指標。然后應用該指標分析了中國1990-2000年生態經濟效率的歷史趨勢8。楊多貴等通過對生態經濟概念的分析，闡述了企業生態經濟系統的經濟功能和生態功能，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提出了研究生態工業的微觀方法。

三、“生態效率”方法研究進展

（一）經濟-環境影響比值

雖然生態效率的定義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經濟價值和環境影響兩個方面。

1.經濟價值的計算

適當的經濟指標，可以用來表征所研究企業或者行業乃至區域的產品或者服務的經濟價值。WBCSD把產品或服務的生產總量或銷售總量和凈銷售額作為一般性經濟指標，增加值9。Eik等在此基礎上發展和完善了針對廢物回收系統的指標體系。

目前指標體系均選擇了可得性較強的企業財務指標，然而在面向整個行業乃至區域的生態效率計算時，要考慮的因素則比單純的企業內部管理復雜得多，例如環境外部性影響的經濟成本計算、折現率的確定等等。

目前產品或服務價值的計算方法主要有兩種：成本效益分析（CBA）和生命周期成本分析LCC。LCC計算了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內市場相關成本和收益，而CBA則除了市場相關成本和收益外，還包括環境外部性經濟成本。但是環境外部性成本的量化方法仍未成熟。而從經濟學角度出發，Kuos-manen認為經濟價值計算中應該采用機會成本，而不是已支付成本，應當從長遠來看，重視凈現值的折算。

2.環境影響的計算

研究組織針對生態效率的計算提出了各自的環境指標。例如，WBCSD給出了5個一般性環境指標能量消耗、物質消耗、水消耗、溫室氣體排放、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和2個備選環境指標酸化氣體排放、廢物總量。UNCTAD的報告則列舉了以排放量為基礎的5個環境指標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水資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固體和液體廢棄物。

由于各類型的環境影響無法像經濟指標那樣直接相加，在集成之前需要對不同類型的環境影響賦予相應權重，但是賦權方法尚未達成共識，常用的賦權方法一般是借鑒環境經濟學中確定物品環境價值的調查方法，其主觀成分較大。

（二）其他計算方法

1.DEA數據包絡分析法。該方法以“相對效率”為基礎，通過保持決策單元的輸入或輸出不變，借助于數學規劃將決策單元（DMU）投影到DEA的前沿上，并通過比較DMU偏離DEA前沿面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若輸出中含有污染物，則需要將其最小化，此事的輸出成為非期望輸出。非期望輸出的問題一般通過函數變換和模型修正來解決。

2.物質流分析法（MFA）。是衡量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方法，通過對投入到區域內的物質進行全過程追蹤考察，準確掌握區域投入、產出的無質量和廢物排放量，以便有效調控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之間物質的實物流向和流量10。

3.模糊綜合評價法。根據模糊數學的隸屬度理論把定性評價轉化為定量評價。其特征是，對評價因素進行相互比較，以評價因素最優的為評價基準，評價值為1（若采用百分制，評價值為100分），其余欠優的評價因素依據欠優的程度得到響應的評價值。該方法可以很好地解決多目標評價中的模糊性問題。

4.生態足跡法。是對可持續發展定量分析的一種新興的重要方法。它是在對土地面積量化的基礎上，在需求層面上計算生態足跡的大小，在供給層面上計算生態承載力的大小，然后對二者進行比較，進而評價研究對象的可持續發展狀況。該方法直觀地反應了人類對環境的影響，所要求的數據相對容易獲取，計算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復性強，可以較好地揭示自然資源和經濟發展之間的互補關系。

上述幾種方法都各自存在著不同的優缺點，根據目的、行業、測度范圍的不同，研究者們要找尋更合適的方法或者多種方法相結合的途徑來達到較為精確、真實的結果。

四、結論與討論

生態效率的概念及內涵以及所采用的計算指標和方法與其評價的尺度和評價的目的有密切的關系。各個行業領域、區域對生態效率開展分析，都是為了降低污染、削減成本，從而達到提高產品或者服務的增加值，改善環境的目的。對生態效率的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其方法的改進更需要進一步的探索，這樣才能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搞好生態環境，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要求。

參考文獻

1 Schaltegger S，Sturm A.Okologische RationalitatAnsatzpunkte Zur Ausgestaltung You Okologieorienttierten Man-agement.InstrumentenJ.Die Unternehmung，19904.

2 Stigson，B.Howean Eco-efficiency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speech in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Oslo.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2000.

3孫源遠，武春友.工業生態經濟效率及評價研究綜述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8，2.

4Morales M A， Herrero V M. Martinez S.A，et al.Cleaner Prod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Proposal of Eco-effi-ciency Measurement in a Mexican Petrochemical ComplexJ.Water Science&Technology，2006，15311.

5Breedveld L，Timellini G，Casoni G，et al.Eco-efficien-cy of fabric filters in the Italian ceramic tile industr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7，15.

6楊斌.2000-2006年中國區域生態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實證分析J.經濟地理，2009，7.

7李剛，1999-2000年江蘇省環境-經濟系統生態效率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02.

8邱壽豐，循環經濟規劃的生態效率方法及應用—以上海為例D.上海同濟大學，2007.

第3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一、問題的提出

“生態旅游”一詞于1983年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特別顧問H.Ceballos Lascurain首次在文獻中使用，其原意是指在強調某種教育目的基礎上到那些相對受到較少干擾和污染的區域進行的自然旅行，提出的目的在于通過生態方式的旅游促進自然環境的保護和改善。此后，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研究，時至今日，“生態旅游”概念的界定仍沒有統一。縱觀林林總總的生態旅游概念，不難發現，人們對生態旅游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由低級到高級的逐步深化過程。

二、對目前生態旅游概念的新思考

綜合專家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認識生態旅游，才能更加科學、完整地把握生態旅游的本質。生態旅游是應旅游業和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生態旅游應著力解決傳統旅游無法解決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業發展中存在的生態環境、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等方面的衰退問題，生態旅游的實質就是追求三者之間的平衡協調發展。

傳統的旅游發展模式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不惜以資源的消耗為代價來滿足需要和獲取利益，忽視了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旅游強調以環境效益為前提目標，以經濟效益為首要目標，以社會效益為最終目標，力求達到三者結合的綜合效益最大化，以實現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以界定，從宏觀角度看，生態旅游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管理系統，以可持續發展、生態學、系統論思想為基礎實現環境、經濟、社會三方面綜合效益的最大化。從微觀角度看，生態旅游是一種旅游活動形式或旅游產品，通過開發、保護和消費等活動實現政府、開發商、旅游者及社區居民等相關主體行為的協調發展。同時還要特別注意生態旅游概念的動態發展性，從發展的角度看，現階段生態旅游概念正處于以旅游產品開發為其主要形式，并向生態管理系統過渡的時期，追求生態管理系統的整體發展是未來生態旅游概念的實質性發展方向。

在實踐中，應將二者統一起來，運用可持續發展思想指導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業規劃，科學設計生態旅游產品，完善監控體系，保護生態旅游的資源環境基礎，在取得環境效益的前提下，為旅游者提供真正的生態旅游經歷，取得旅游經濟效益，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最終達到最佳的社會效益。

三、生態旅游概念體系的構建

生態旅游由理論基礎體系、相關主體行為體系、目標體系（見下頁圖1）三個基本體系構成。

（一）理論基礎體系

生態旅游是建立在對生態資源利用的基礎上開展的一種旅游活動，所以，對生態資源的管理首先要遵循生態原則和科學性；生態旅游的功能是要實現旅游地的持續協調發展，所以要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指導；生態旅游是一個生態管理系統，涉及到多個主體要素、多方面關系的協調均衡，這就需要系統論貫穿于開發管理全過程，實現系統整體的穩定持續發展。這三個理論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生態旅游，伴隨著生態旅游開發、管理、發展的全過程。

（二）相關主體行為體系

對生態旅游的概念的理解還要把握住其行為主體“人”的要素，它不僅要求有素質高、責任心強的生態旅游者和社區居民，也要求懂環保、懂旅游的開發經營管理者和具有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政府。在開發管理過程中，要注意處理好相關主體的利益關系，處理好開發和保護的關系，在盡量減少活動對環境影響的條件下，實現各行為主體的綜合效益最優化。

（三）目標體系

生態旅游能夠有效地促進人們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保護，取得生態效益；生態旅游雖不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目標，但也能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生態旅游還通過對資源的保護和對居民生產、消費觀念的轉變來實現社會效益。生態旅游的根本目標在于整合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實現綜合效益最大化。

生態旅游是將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學、系統論等相關理論作為指導原則，通過協調相關主體要素間的利益關系來實現生態、經濟、社會三效益的最優化。理論基礎體系是在相關主體行為體系和目標體系互動過程中實現綜合效益最大化的基礎。其中行為主體要素間的利益分配越合理，綜合效益越優化；反過來，良好的效益的實現，會激勵行為主體的開發管理分配方式朝著合理化方向邁步。在遵循相關理論的前提下，相關主體行為體系和目標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循環反復，實現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第4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一、生態旅游概念

自生態旅游一詞誕生以來，雖然人們對其理解越來越深化，但仍有大量文章在不斷討論這一概念，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普遍認可的統一定義。（見表1）

二、生態旅游概念的共性特征

以上各種概念盡管雷同（表1），但也有理解上的側重，共性的特征主要涉及到以下11個。

（1）環境友好。生態旅游能照顧到環境安全，能使旅游活動對大自然和野生動植物的影響最小化，從而有助于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

（2）責任感。生態旅游能讓游人尊重當地的文化、社會和生態自然環境，也能讓旅游企業關心環境，以環保為出發點來開展經營管理。

（3）教育性。生態旅游能使旅游企業、旅游者和當地居民受到與大自然和文化有關的教育，喚醒人們的環境意識。

（4）低影響。生態旅游不會給大自然帶來太多的負面影響，有時甚至是零影響。如：人們常說的輕度踩踏，沒有采摘，只帶走照片，留下腳印等。

（5）休閑浪漫。生態旅游能讓人們走出家門，欣賞風景秀麗的大自然。

（6）給當地帶來福利。生態旅游不僅能給當地居民帶來經濟收益和就業機會，還能創造社會效益。

（7）文化體驗。生態旅游能讓游人體驗到當地的文化和自然歷史。

（8）生態體驗。生態旅游讓游人體驗到諸如原生態住宿或生態導游等經歷。

（9）可持續性。生態旅游能通過適度利用和有效的保護管理，為下一代留下文化傳統和自然資源。

（10）社區參與。生態旅游能鼓勵當地社區居民參與各種旅游活動及管理。

（11）游人參與。生態旅游能讓游人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產生互動。

以上這些特征是人們通過實踐中的觀察而總結的，它們更強調旅游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存，卻較少涉及旅游經營者的收益及商業環境，原因主要來自于為生態旅游下定義的群體。例如：生態旅游協會等專業性組織，它們的成員大多是自然保護主義者，因此定義中必然會反映出這些成員的觀點。但另一方面，按傳統的效益最大化理論，不管企業的唯一目的是獲取經濟利益，還是兼顧生態環境和經濟效益，最終目標都是使利益最大化，這顯然與生態旅游當前的定義不相符，也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環境負面影響。有的生態旅游看上去與大眾旅游沒有太大的區別，令人擔憂。還有的企業把“生態旅游”當成市場營銷的時髦用語，打著生態旅游旗號對原始偏遠的自然文化景觀進行無節制開發。因此，可以說，現存生態旅游定義中最大的不足是缺少對旅游企業責任的更多說明。

三、生態旅游概念的界定

通過以上介紹和分析，本文認為，生態旅游絕不僅是對大自然和歷史文化的體驗，而是通過游人、當地居民、旅游企業及政府主管部門的互動，科學開展對社會負有責任的旅游活動。這不僅要求有一個長遠的規劃，還要求按環境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的原則來安排各項工作，并盡量使用當地管理者和社會資源，讓居民能夠充分參與，從中獲得經濟收益。組織和策劃生態旅游的企業更應該提高專業素質，真正關注游人的生態需求，為其提供自然的、歷史的、動植物的、考古的旅行，從而避免對大自然造成干擾破壞。企業如果關心環境問題，樹立生態意識，用生態方針來指導經營管理，就一定能促進生態旅游向健康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第5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綠色交通運輸 循環交通運輸 低碳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服務性行業，是國家發展綠色循環低碳經濟的重點領域之一。目前，我國交通運輸發展與資源、與環境的負外部性矛盾十分突出，成為交通運輸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瓶頸之一。為加快推動交通運輸業轉型發展，全面落實黨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和“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建設“兩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交通運輸業，交通運輸部2013年5月22日印發了《加快推進綠色循環低碳交通運輸發展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之后，交通運輸部決定開展“十二五”后期及“十三五”期綠色循環低碳示范項目評選活動。江蘇、浙江、廣東、河南、上海、南京、無錫等省、市各級政府迅速響應，制定和實施加快推進綠色低碳交通運輸發展規劃和區域性試點實施方案，綠色循環低碳成為當前交通運輸業廣為接受的發展理念和行動方向。但是，行業內對綠色循環低碳交通概念還缺乏系統、深入解讀，乃至存在諸多認識誤區。科學界定和理解綠色循環低碳交通運輸概念內涵，對于貫徹落實《指導意見》十分重要，也是其重要前提。

一、概念背景考察

交通運輸屬于一種經濟形態，綠色循環低碳交通運輸概念內涵實際包含綠色交通運輸、循環交通運輸、低碳交通運輸等的三個概念內涵，它們對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分別是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和能源經濟學。對承載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源環境的反思，引發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變革問題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的主旋律，在上面的經濟學領域產生了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等新概念，從而也派生出綠色交通運輸、循環交通運輸、低碳交通運輸等概念。這六個概念的實質是一致的，都體現出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對發展理念新的思考最早起源于英國，在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阿瑟?喬治?斯坦利提出生態系統概念。1962年，美國生態學家卡爾遜在他的著作《寂靜的春天》揭示出生態系統破壞會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風險。1962年，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提出 “宇宙飛船經濟理論”，該理論明確以循環式經濟代替過去單程式線性經濟理，因此，鮑爾丁被認為是循環經濟的最早提倡者。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皮爾斯出版《綠色經濟藍皮書》首次提出綠色經濟概念。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經濟的國家英國2003年2月24日頒布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氣候變化被國際社會廣泛共同關注，1992年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1997年UNFCCC的補充條款《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得到84國簽署 ，到2009年月，發展得到183個國家簽署（超過全球排放量的61%）。這些理念、思想、理論與方法傳入我國后，國內學者出現大量討論這些議題的研究文獻，綠色、循環、低碳經濟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在宏觀、中觀、微觀等層面展開。屬于中觀層面的交通運輸亦出臺一系列政策，如交通運輸部相繼出臺了《公路、水路交通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辦法》、《公路水路交通節能中長期規劃綱要》、《建設節約型交通指導意見》、《公路水路交通節能中長期規劃綱要》、《公路水路交通運輸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等指導性意見或規劃。

二、概念的基本內涵

從整個人類與地球的共同利益出發，用科學的、倫理的、注重生態的方式對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做出可持續的創造，并進行進一步公平合理的分配。這是國際維基大百科全書對綠色經濟的定義。借鑒此意，綠色交通運輸就是指出于保護環境和減小能耗的目的，通過各種節能減排等環保手段產生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的交通運輸運行經濟形態，是有利于人類生存環境改善、資源得以有效保護的嚴重交通運輸發展狀態。其基本特征可概括為“三低三高”，即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高循環、高碳匯和高效率。

我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中對“循環經濟”一詞作出如下定義：在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中進行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活動的總稱。由此可推斷，循環交通運輸是指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和服務消費、廢棄物處理的過程中，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獲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交通運輸運行經濟形態。循環交通運輸的基本特征是一低兩再一高，即低消耗、再循環、再利用和高效益，其根本內涵是交通運輸資源的循環再利用，重要的是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最大的交通運輸經濟和社會效益。

與傳統經濟體系相比，在生產和消費方面中一個新的經濟、技術和社會體系，更能夠滿足節能減排的需求，并且還能維持保持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上升趨勢。這一關于低碳經濟的界定來源于200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途徑》。由此可見，低碳交通運輸是交通運輸領域的碳生產力和人文水平綜合可持續發展并都達到一種高層次經濟狀態，其本質在于通過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排放量又實現高規模高質量的交通運輸發展。低碳交通運輸概念突出的是要降低碳排放以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貢獻，其本質是提高交通運輸能源的利用效率、創新建立交通運輸清潔能源結構，關鍵是觀念轉變、技術、制度的創新。

第6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重大任務和歷史責任，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變革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在此考量下，深入分析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辨析其異同，對我們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有效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綠色經濟的“綠色”，并非人們感觀意義上的顏色，而是一種象征性用語。綠色經濟則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傳統產業經濟為基礎，以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發展為目的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經濟形式，是產業經濟為適應人類環境保護與健康需要而產生并表現出來的一種發展狀態。在其發展過程中，摒棄了傳統經濟破壞生態環境過度消耗能源與資源的弊端，代之以維護人類生存環境，合理保護資源與能源和人類健康的平衡發展。這一概念的提出緣于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綠色發展思想產生的標志性事件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向人們發出警示：人口和工業的無序增長終會遭遇地球資源耗竭與生態環境破壞的限制。1989年英國環境經濟學家戴維·皮爾斯等在其著作《綠色經濟的藍圖》中，首次使用了綠色經濟一詞，并指出綠色經濟是以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是以維護人類生存環境，合理保護資源、能源以及有益于人體健康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一種平衡式經濟。之后所產生的諸如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分配、綠色技術等概念，也均屬于綠色經濟的范疇。綠色經濟一方面通過科技力量的作用使人們在社會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中不損害環境和人類的健康，使高科技綠色的產品極大地占有市場，成為經濟生活中的主導部分。另一方面，又要在自然資源的承載能力范圍內，按照屬于人類的生活或生存方式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循環經濟的思想萌芽于上世紀60年代初。這段時期，隨著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的公開出版，在世界較大范圍內環保運動開始興起，引發了一場意義深遠的綠色革命。“循環經濟”概念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提出，其含義主要是指在經濟發展中，遵循生態學規律，將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融為一體。以資源的低消耗、高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在產品生產和服務過程中盡可能減少資源的消耗和廢棄物、污染物的生產）。“再利用”（產品多次使用或修復后繼續使用，以延長產品的使用周期，防止產品過早的成為垃圾，從而節約各種資源的投入）。“再循環”（使廢棄物最大限度地變成資源，化害為利，實現資源的閉合式良性循環）為原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和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實現最大的經濟效益。循環經濟思想的產生及其實踐的發展摒棄了傳統經濟

轉貼于

“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單向直線過程，體現了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本質要求，從根本上緩解了日益尖銳的資源與環境的約束和壓力，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然選擇。

低碳經濟是一個與氣候變化相聯系的范疇，由2003年英國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首次提出。其概念一般界定為：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和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人們生產生活中煤碳、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環境和諧發展的一種經濟發展形式。其產生背景是由于在人類活動過程中，大量燃燒煤碳、石油、天然氣等石化然料，使大氣中co2含是量迅速增加，打破了生物圈中碳循環的平衡，從而產生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溫度上升，自然災害頻發，威脅人類生存。因此，維持生物圈的碳平衡，抑制全球氣候變暖，需要降低生態系統碳循環中的“人為碳通量”，通過減排co2，減少碳源，增加碳匯、改善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成為推行低碳經濟的必然要求。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都是緣于人類在經歷了傳統工業發展和生活方式之后的反思，是可持續發展對人類與自然關系的重新認識和總結的結果。可持續發展而提出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們具有相同的系統觀、發展觀、生產觀、消費觀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目標。因此，在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在本質上應該具有一致性。但具體到每一個方面，三者又有一些區別，各有側重點。

綠色經濟主要是側重于對環境損害最小的經濟發展，堅持以市場為導向，高效有序地利用資源，使生態環境得到改善。核心目標是實現經濟和自然環境的協調和諧發展。

循環經濟側重于整個社會的物質循環，在生產、流通、消費過程中充分做到資源的節約和充分利用，減少資源系統進入物質流。其核心目標是加強物質的循環利用，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消耗的減量化。

低碳經濟主要是針對溫室氣體的排放，提高單位碳排放的經濟產出，保護我們的自然生態條件和氣候條件，解決能源安全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的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第7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低碳城市城市規劃城市新區規劃思考

Abstract: Rapid urbanization has increased th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urban surroundings, the need to minimize these impacts of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urban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low-carbon ecological considerationsthe preparation of low-carbon urban planning in urban construction, or the introduction of low-carbon concept has become the trend. In this paper, the urban New Distric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ctual briefly first low carbon city,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urban planning,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e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ities New Area significant proposed low-carbon cities New Area planning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urban form, land u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ergy use, transportatio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positioning of the new district plan for low-carbon city, theoretical studies based on low-carbon cities New Area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w carbon planning of new urban areas we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cities New construction mode.Keywords: low-carbon city urban planning of new urban areas planning thinking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氣候變化是目前人類面臨最具挑戰的環境問題，也是當今影響最為深遠的全球性問題。為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低碳經濟、低碳城市的研究和實踐逐漸成為當今世界的熱門話題。城市是碳減排的關鍵，而城市規劃作為建設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據，是城市實現低碳發展最重要的第一步，必然擔負著建設低碳城市的重要角色。城市新區將是未來城市建設中變化最快、最活躍的地區，在城市和區域發展過程中將發揮巨大的作用。在新區規劃中落實低碳城市建設理念，確定低碳規劃定位、內涵，并予以實施對新區的發展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低碳城市、低碳城市規劃概念

（一）低碳城市概念

“低碳”一詞首先出現在英國2003年《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白皮書中的“低碳經濟”概念中。低碳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以更少的能源消耗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城市作為碳減排的關鍵，低碳城市的概念也應運而生，但對于低碳城市目前國際上尚無統一界定的內涵，一般認為：低碳城市是以城市空間為載體發展低碳經濟，實施綠色交通和建筑，轉變居民消費觀念，創新低碳技術，從而達到最大限度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二）低碳城市規劃概念

低碳城市規劃是從不同城市形態、城市發展模式、不同建筑群體構成出發，以低碳城市為發展目標，合理布局城市用地和綜合安排城市各項工程建設。低碳城市規劃是建設低碳城市的關鍵技術之一。通過建立低碳城市規劃理論體系和方法，以多元的標準衡量城市規劃與建設，通過低碳城市規劃尋求城市發展的低碳化方向，探索可持續的低碳城市發展模式。

低碳城市規劃主要內容可歸納為三類。一是宏觀層面的低碳規劃，其重點是解決城市及區域經濟、社會、空間等方面低碳發展模式；二是中觀層面的低碳規劃，重點研究“承上啟下”低碳城市建設方面的內容；三是微觀層面的低碳規劃，重點研究解決城市發展中具體的低碳規劃問題。

（三）低碳城市與生態城市

低碳城市和生態城市是當前各界關注的熱點，二者的建設理念和核心內涵密切相關，但需要理清低碳城市與生態城市之間的關系。首先，低碳城市與生態城市在核心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關注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但同時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同，生態城市關注自然環境、人居環境等多個方面，而低碳則主要關注全球氣候變化。因此，相對來說生態城市內容更寬泛、更綜合，而低碳城市則側重強調減少碳排放，提高碳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低碳城市是生態城市的一個子集。因此，有專家學者提出低碳生態城市的概念，將低碳作為生態城市的重要概念之一來進行闡述。

（四）低碳城市的研究與實踐

第8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城市水環境水資源承載能力研究框架

本文將從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概念談到內涵，揭示“水資源承載能力”的真正含義，討論水資源承載能力和水環境承載能力的概念；從影響水資源承載能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分析來探討水資源承載能力量化研究的框架；并針對水資源承載能力計算提出幾個關鍵問題。

1城市水環境與水資源承載能力概念

1.1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概念及內涵

水資源承載能力（carryingcapacityofwaterresources–ccwr，又可翻譯成supportingcapacityofwaterresources–scwr）的概念，最早源自于《生態學》中的“承載能力”（carryingcapacity）一詞，是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的一部分。其研究的主體是資源與環境系統，客體是人類或更廣泛的生物群體。而“承載能力”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馬爾薩斯（malthus）“人口理論”中關于“有限糧食對人口增長的支撐能力”的論述（seidlandtisdell,1999）。20世紀90年代早期，有的學者提出了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概念并被應用于干旱半干旱地區和城市區（施雅鳳等，1992；李令躍，2000；guo等，2001；左其亭、陳曦，2003）。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對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概念及計算方法進行了深入探討。關于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定義，人們從不同研究角度給出了不同的定義，這里列舉幾個代表性的定義：

（1）水資源承載能力是指某一地區的水資源，在一定社會歷史和科學技術發展階段，在不破壞社會和生態系統時，最大可承載（容納）的農業、工業、城市規模和人口的能力，是一個隨著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發展而變化的綜合目標（施雅鳳等，1992）；

（2）在某一歷史發展階段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條件下，水資源對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支撐能力（劉燕華，2000）；

（3）某一歷史發展階段，以可預見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為依據，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以維護生態良性循環發展為條件，在水資源得到合理開發利用下，該地區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最大容量（李令躍，2000）；

（4）一個流域、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在不同階段的社會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在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前提下，當地水資源能夠維系和支撐的人口、經濟和環境規模總量（何希吾，2000）；

（5）一定的區域內，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下，天然水資源的可供水量能夠支持人口、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能力或限度（馮尚友，2000）；

（6）水資源承載能力，指的是在一定流域或區域內，其自身的水資源能夠持續支撐經濟社會發展規模，并維系良好的生態系統的能力（汪恕誠，2001）；

（7）可理解為某一區域的水資源條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響下，以可預見的技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水資源的動態變化為依據，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以維護生態良性循環發展為條件，經過合理優化配置，對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撐能力（惠泱河等，2001）；

（8）在一定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階段，滿足生態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能夠維系有限發展目標的最大的社會-經濟規模（夏軍，2002）。

關于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定義還可以列舉很多。盡管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其表現的基本觀點和思路并無本質差異，都強調了“水資源支撐能力”的含義。從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含義來分析，至少具有如下幾點內涵（左其亭、陳曦，2003）：

（1）在“水資源承載能力”概念中，主體是水資源，客體是人類及其生存的社會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或更廣泛的生物群體及其生存需求。“水資源承載能力”就是要滿足客體對主體的需求或壓力，也就是水資源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規模；

（2）“水資源承載能力”具有空間屬性。它是針對某一區域來說的，因為不同區域的水資源量、水資源可利用量、需水量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經濟結構與條件、生態與環境問題等方面可能不同，水資源承載能力也可能不同。因此，在水資源承載能力定義或計算時，首先要圈定研究區范圍。

（3）“水資源承載能力”具有時間屬性。在眾多定義中均強調了“在某一階段”，這是因為在不同時段內，社會發展水平、科技水平、水資源利用率、污水處理率、用水定額以及人均對水資源的需求量等均有可能不同。因此，在水資源承載能力定義或計算時，也要指明研究時段，并注意不同階段的水資源承載能力可能有所變化。

（4）“水資源承載能力”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標準應該是以“可承載”為準則。在“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概念和計算中，必須要回答：水資源對社會經濟發展支撐到什么標準時才算是最大限度的支撐。也只有在定義了這個標準后，才能進一步計算水資源承載能力。一般，可以把“維系生態系統良性循環”作為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基本準則。

（5）必須承認水資源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生態系統之間是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復雜關系。不能孤立地計算水資源系統對某一方面的支撐作用，而是要把水資源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生態系統聯合起來進行研究，在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復合大系統中，尋求滿足水資源可承載條件的最大發展規模，才是水資源承載能力。

（6）“滿足水資源承載能力”僅僅是可持續發展量化研究“可承載”準則的一部分（“可承載”準則包括資源可承載、環境可承載。資源可承載又包括水資源可承載、土地資源可承載等），它還必須配合其它準則（有效益、可持續），才能保證區域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研究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合理配置時，應以“水資源承載能力”為基礎，以可持續發展為準則（包括可承載、有效益、可持續），建立水資源優化配置模型。

根據以上分析，本書作者曾把“水資源承載能力”簡單定義為：“一定區域、一定時段，維系生態系統良性循環，水資源系統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規模”（左其亭、陳曦，2003），可以概括為圖1.1的概念圖。

圖1.1可以形象地表達出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概念，簡單解釋如下：

水資源系統與生態系統相互支撐、共同作用，來共同支撐社會經濟系統。

社會經濟系統對水資源系統可以進行開發利用和保護，對生態系統一方面可以進行保護，一方面又有可能進行破壞。因此，社會經濟系統與水資源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又是相互制約的關系。如果支撐的社會經濟規模太大，水資源系統和生態系統就難以支撐，難以確保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

在一定條件下，如果生態系統達到良性循環的極限，這時其對應的社會經濟最大規模就稱為是“承載能力”。因此，水資源承載能力是在“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復合大系統”有機運轉下，達到“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目標時的“最大社會經濟發展規模”。

在特定的城市區，所確定的水資源承載能力就是城市水資源承載能力。因此，可以仿照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定義，把“城市水資源承載能力”簡單定義為：“在特定的城市區，一定時段內，維系生態系統良性循環，水資源系統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規模”。與一般流域或區域相比，城市區人類活動強烈，人口、工業、商業集中，本地水資源一般滿足不了城市用水需要，污水排放集中且量大，水資源承載能力計算一般比較復雜。另外，一般城市區不是一個完整的流域，在計算城市水資源承載能力時，要滿足流域（或更大區域）尺度上的水資源承載能力要求（或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要求）。也就是說，城市水資源承載能力計算一般是基于一定水資源邊界條件下進行的。

1.2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影響因素

從以上關于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內涵分析可以引申出影響水資源承載能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水資源系統本身特性

水資源系統是水資源承載能力的主體，水資源系統的可利用水資源量大小是其承載能力的內因。也就是說，水資源承載能力大小首先是由水資源系統所能提供的水資源量決定的。在城市區，一般本地水資源滿足不了用水的需求，需要考慮流域（或更大區域）一定的水資源條件。

第二類：人類活動能力及意識形態

人類是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客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水資源承載能力。（1）水資源利用率。這是決定單位水資源量能夠養活多少人口或帶來多大經濟效益的重要指標，是水資源承載能力計算的關鍵指標。（2）科技進步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率、重復利用率、污水處理率等提高水資源承載能力。科學技術能促進經濟增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處理成本，改善人類生存環境。隨著科技的進步，原來不能治理的污染現在可以治理了，原來需要花費很大代價才能治理的污染現在需要花費較小的代價。這些變化都有可能促進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提高。（3）本區域發展戰略。它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規劃或發展模式，對水資源的分配和利用有重要影響，從而影響到水資源承載能力。（4）管理體制和法制。它反映了人們用水、治水、保護水資源的基本思路。有些管理體制或法制對水資源的利用和保護有積極作用，有些甚至有消極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水資源承載能力。

第三類：定義“是否可承載”的目標差異

這是關系到水資源承載能力計算的一個關鍵問題，也就是，要人為確定“達到什么樣的標準時的最大承受能力才是水資源的承載能力”。前文在定義“水資源承載能力”概念時，是以“維系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為判斷目標。另外，也可以制定一些判斷目標，計算得到人為干預下的水資源承載能力。肯定會因為確定的目標差異而導致計算結果的不一致。

1.3水環境承載能力的概念及內涵

前文對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概念進行過簡單介紹和探討。從對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定義和解釋中可以看出，水資源承載能力特別強調“生態系統良性循環”這個目標。針對水環境來說，水體到底能容納多大的污水及污染物，這是水環境承載能力計算問題。在城市區，生態與環境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城市區所具有的水資源數量和水資源質量。因此，可以說，水環境承載能力是城市水資源承載能力表現的重要方面和前提條件。

關于水環境承載能力的概念及與水資源承載能力的關系，汪恕誠（2001）曾論述為“水資源承載能力講的是用水即取水這一面。你用了水之后，產生了污水，污水又排放到一定的水域里去，這個水域能夠承載多少污水和污染物的排放呢？因此，水環境承載能力指的是在一定的水域，其水體能夠被繼續使用并仍保持良好生態系統時，所能夠容納污水及污染物的最大能力。”

如果不去過多地“摳字眼”的話，水環境承載能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水環境容量”或者說是“水環境（水體）納污能力”、“水環境容許污染負荷量”等等，都是一個概念，一個意思（崔樹彬，2002）。實際上，兩者也有細微差別，水環境承載能力強調以“保持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為目標。但是，為了在實際應用中便于操作和顯示污水處理廠的作用，針對城市水環境問題，本書作者建議采用“水體容許城市污水最大排放量”作為水環境承載能力指標。這種定義就與“水環境容量”、“水環境（水體）納污能力”、“水環境容許污染負荷量”等概念有很大區別。它不僅取決于水體納污能力，還與該城市污水處理能力有關。也就是說，本書定義的水環境承載能力不僅是與水體本身的納污能力有關的問題，還是一個與人類活動有關的問題；是在人與自然共同作用下，水體所能容納的最大城市污水排放量。這種定義的優點是，可以很清楚地區分出一定條件下城市最大可以排放的污水量。這種定義的缺點是，還不能表達水體納污能力，并且計算的承載能力與污水處理能力有關，這在不同年代可能是一個變值。為了克服這種缺點，在應用時同時采用“水環境納污能力”和“水環境承載能力”，來分別表示“水體所能容納的最大污水量”和“水體所能容納的最大城市污水排放量”。

根據本書定義的水環境承載能力概念，可以把城市水環境承載能力計算思路形象地表達為圖1.2的形式。

簡單解釋如下：

城市生活、生產、生態需要從水體中引水，同時又排放出大量的污水。在排放的污水中，一部分被污水處理廠處理后再排入水體，一部分直接排入水體。如果排入水體的污水量過大，就難以確保水體水質能被控制在某一可接受的范圍內，也就難以確保生態系統良性循環。

在一定條件下，如果生態系統達到良性循環的極限，這時其對應的水體最大可以接納的城市污水排放總量，就稱為“水環境承載能力”。簡言之，水環境承載能力是指“水體維持生態系統良性循環所能承受的城市污水最大排放量”。

水環境承載能力控制目標強調的是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現在的問題是，什么樣的狀態才算是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用哪些指標來表征？

考慮城市水資源系統和范圍更大的區域水資源系統生態良性循環，一般應該在以下幾方面加以控制：一是，城市污水或污染物排放總量不得超出一定限度（即，總量控制）；二是，一定區域水體的水質不得超出水體本身水功能區的水質標準（即，濃度控制）；三是，城市相關河流的徑流量不得小于河流最小基流量（即，滿足生態用水）。如果把這三方面的控制范圍作為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的判別目標，在這種目標下得到的最大允許城市污水排放量就是水環境承載能力。其基本思路是，以控制目標為約束，以水量水質模型為基礎，反推水環境承載能力，稱此方法為“基于模擬和優化的控制目標反推模型”方法（asimulation-andoptimization-basedcontrolobjectinversionmodel），簡稱coim模型。關于水環境承載能力的計算模型及方法詳見《城市水資源承載能力——理論.方法.應用》（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

2城市水資源承載能力量化研究框架及關鍵問題

2.1量化研究框架

基本思路：緊扣水資源承載能力概念，以“水資源系統、社會經濟系統、生態系統相互制約（模擬）模型”為基礎模型，以“維系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為控制約束，以“支撐最大社會經濟規模”為優化目標，建立最優化模型。通過最優化模型求解（或控制目標反推）得到的“最大社會經濟規模”就是水資源承載能力。我們稱此方法為“基于模擬和優化的控制目標反推模型”方法（asimulation-andoptimization-basedcontrolobjectinversionmodel），簡稱coim模型方法。

水資源承載能力計算框架簡單表述如圖2.1，表達了水資源承載能力量化研究“coim模型方法”的基本思路。

coim模型方法是把城市最大社會經濟規模（即，這里代表水資源承載能力）作為目標函數，把水資源循環轉化關系方程、污染物循環轉化關系方程、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相互制約方程、水資源承載程度指標約束方程以及生態與環境控制目標約束方程聯合作為約束條件，建立起一個優化模型。通過該優化模型的求解，得到的目標函數值就是水資源承載能力。

在coim模型中，水資源系統、社會經濟系統、生態系統本身的復雜性和相互制約關系得到了體現，并且水資源承載能力概念所要求的“生態系統良性循環”也被作為一個約束條件包括在模型中。水資源承載能力的計算結果既可以采用優化模型求解來得到，也可以采用控制目標反推得到。

2.2關鍵問題

針對上文介紹的coim模型方法，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關鍵問題：

（1）目標函數選擇問題

圖2.1是水資源承載能力計算的一個框架圖。如果水資源被開發利用后，能確保水環境及生態系統可承載，那么，這時的水資源系統處于可承載范圍之內。根據這一最大范圍就可以確定水資源系統能夠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規模，這就是水資源承載能力。

在此模型中，用最大的社會經濟規模來表達水資源承載能力。所以，一般“水資源承載能力”不只是一個數值，而是由表征社會經濟規模的一組數值組成的集合，如人口數、工業產值、農業產值、城市面積等。可以把“水資源承載能力”的集合表達為：

f={f1,f2,∧，fn}（2.1）

上式中，f為水資源承載能力；f1，f2，…，fn分別為社會經濟規模的表征指標。為了敘述方便起見，下面只選擇人口數、工業產值、農業產值三個指標來進行討論。

從水資源承載能力的概念可以引申出：假如工業、農業及其它行業發展規模和用水量一定，可以通過人均用水定額來計算城市水資源最大供養的人口數，即得到“水資源人口承載能力”；再假如生活用水一定，可以通過萬元產值耗水量來計算最大的經濟發展規模，即得到“水資源經濟承載能力”。實際上，在一定條件下計算水資源人口承載能力和水資源經濟承載能力都是比較理想化的。因為它們都是假設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得到的結果。實際上，人口、社會、經濟是一個十分復雜、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大系統，應該把它們納入一個大系統中來研究。

因此，針對coim模型來說，首先遇到一個問題就是“目標函數選擇問題”。到底是選擇一個指標還是多個指標？一方面，它決定著模型的性質和求解方法的選擇。如果是單指標，所建的模型是單目標優化模型，如果是多指標，所建的模型就是多目標優化模型；另一方面，它還影響到模型約束方程的選擇。假如選擇的是單目標（如人口），還要考慮其它表征社會經濟規模的指標（如工業產值、農業產值）與已選擇的目標（如人口）之間的量化關系，需要把這個量化關系方程作為模型的一個約束條件放到模型中；再一方面，目標函數的選擇也反映了水資源承載能力關注社會經濟系統側重面的選擇。一般，人們在分析計算水資源承載能力時經常用到“人口總數”指標，所以，在coim模型中，常常選擇“人口總數”最大作為目標函數。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建立“人口總數”與“工業產值”、“農業產值（或耕地面積）”等指標之間的量化制約方程。可以簡單理解為，在一定條件下，如果人口數要增加，其所需的經濟收入和糧食產量也應該隨之增加，它們之間的比例關系可以用一個區間數來表達。并把這個量化制約方程作為模型的一個約束條件。通過這個方程，模型不僅考慮了“人口總數”單個目標值，也同時考慮了其它表征社會經濟規模指標的變化。這樣一來，在計算結果中，表達社會經濟規模的指標也同樣可以寫出多個。

（2）基礎模型問題

在上文介紹的coim模型中，需要建立表征社會經濟系統、水資源系統、生態系統變化及相互制約關系的量化模型，作為模型的約束方程，用于表達“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耦合系統互動關系。由于耦合系統的復雜性，量化建立這樣的基礎模型十分不易。因此，建立coim模型，必定會遇到基礎模型問題。關于這一部分詳細內容可參見有關文獻。

為了表征水資源量之間的變化，需要建立水資源循環轉化關系方程。包括大氣降水量、蒸發量、地表水資源量、地下水資源量、各業引用水量、排放水量、跨區域調水量、流入本區水量、流出本區水量等等，建立各變量之間的量化關系和量化方程。用這些方程把水資源循環過程定量化地聯系起來，從理論上滿足水量平衡要求。

為了表征水中污染物運移轉化關系，定量計算水體污染物濃度和排放污染物總量，需要建立污染物循環轉化關系方程。包括各業污水排放量、污水處理量、污染物自凈消耗量、來水污染物總量、出流污染物總量、地表水體污染物總量、地下水體污染物總量等等，建立各變量之間的量化關系和量化方程。用這些方程把水中污染物循環過程定量化聯系起來，同時能定量計算某特定水體的污染物濃度和城市排放污染物總量，為“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判別約束方程提供計算基礎。

社會經濟系統是水資源系統承載的對象，其眾多指標也是相互制約的，它們組成一個完整的巨系統。這個系統本身也是相互制約的，因此需要建立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相互制約方程，以表達社會經濟系統發展的整體趨勢和相互制約關系。特別是當目標函數為單目標時，建立這種關系方程更為重要。另外，研究規劃水平年的水資源承載能力，不僅要弄清楚水資源系統的變化，而且要結合社會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需要站在變化了的自然和社會來分析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此，水資源承載能力量化研究的另一個基礎模型是對社會經濟系統的模擬。

為了約束水資源利用量不能超出水資源可利用量，選用水資源承載程度指標約束方程，即用“水資源承載程度指標”來表達水資源對社會經濟發展已經承受壓力的程度，并要求≤1，以確保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不會超出水資源可利用程度。

水資源承載能力控制目標強調的是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但什么樣的狀態才算是生態系統良性循環？這就需要在模型方程中具體列出生態與環境控制目標約束方程，以表達生態系統的極限條件。

另外，考慮到水資源承載能力是建立在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復雜大系統之上，所以需要建立“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耦合系統互動關系量化模型”，以有機地表達這個耦合系統的運轉關系。首先，把水量變化、水質變化與生態系統變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水量—水質—生態耦合系統模型。實際上，該模型是一個以反映水量循環為主的水量模型、以反映水質變化為主的水質模型、以反映生態系統狀態和演變的生態系統模型以及三模型的耦合模型（左其亭等，2002）。其次，再把“水量—水質—生態耦合系統模型”與“社會經濟系統模型”耦合起來，作為系統的結構關系模型，嵌入到優化模型中，參與優化模型的計算，也可以通過二模型的中間關系變量直接建立耦合系統的動力學模型（左其亭等，2001）。

（3）“是否可承載”的標準選擇問題

這也是關系到水資源承載能力計算的一個關鍵問題。本書在定義“水資源承載能力”概念時，是以“維系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為判斷目標。在實際操作時，用生態與環境控制目標約束方程來判斷。但是，在該約束方程中，如何確定“是否可承載”的標準是問題的關鍵。上文已經介紹了應該控制的三個方面：一是，城市污水或污染物排放總量不得超出一定限度（即，總量控制）；二是，一定區域水體的水質不得超出水體本身水功能區的水質標準（即，濃度控制）；三是，城市相關河流的徑流量不得小于河流最小基流量（即，滿足生態用水）。如何定量確定控制目標方程是問題的難點。

（4）指標選擇問題

第9篇：生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水安全 水資源承載力

1．前言

安全是危害或災害的反義詞，它與危害（或災害）的風險緊密聯系。危害（或災害）的風險愈小，安全度就愈高，反之亦然。水安全問題通常指相對人類社會生存環境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水的危害問題。例如，水多了（發生洪水災害，導致人的財產損失，人口死亡問題）、水少了（發生干旱、水資源短缺以及引起的生態環境退化、人類生存環境損失）和水臟了（水污染導致的病害健康問題、人口死亡問題）。

中國是降水時空分配非常不均勻、“水“的問題十分突出的發展中國家。水多了（洪澇災害）、水少了（干旱、水資源短缺）和水臟了（水污染問題）業已成為制約中國可持續發展最為重要的限制因子，其緊急程度已經危及人類基本環境和生存問題和國家發展利益的安全問題。

在水安全問題研究中，水資源安全問題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1]。水資源安全通常指水的供需矛盾產生對社會經濟發展、人類生存環境的危害問題。20世紀末，不滿足可持續水資源利用的模式和環境問題導致嚴重的水資源安全問題，業已引起國際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2000年3月，在荷蘭海牙(Hague)召開了“第二屆世界水論壇及部長級會議”。會議主題是：水的安全：從洞察到行動，全世界140多個國家首腦或部長，3000名科學家出席會議。21世紀水安全面臨7個主要挑戰[23]：

（1）滿足基本需求（meeting basic needs）

（2）保護生態（protecting ecosystems）

（3）食品安全（securing the food supply）

（4）水資源共享（sharing water resources）

（5）處理災害（dealing with hazards）

（6）水的價值(valuing water)

（7）科學管水(governing water wisely)

因此，水資源安全已經成為水資源研究的國家前沿熱點，受到世界范圍的注目。

水資源安全問題研究主要有：水資源安全的范疇，水資源安全的度量，水資源安全評價和水資源安全保障體系的建設等方面。從學術研究，水資源安全的度量最為關鍵。核心問題是：回答如何量度水資源安全程度和如何保證水資源安全？我們的觀點是：水資源承載力是水資源安全的基本度量。因此，研究水資源承載力對于認識和建設水資源安全保障體系尤為重要。

“承載力” 一詞，亦稱 “承載能力”（Carrying Capacity），起源于生態學，用以衡量特定區域在某一環境條件下可維持某一物種個體的最大數量[1]。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全球資源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資源是支持地球上生命系統和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其量和質是有限的，它們滿足人類現在與未來發展需要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關于生態承載力的一個較早的概念，是由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在其出版的《保護地球》一書中提出的。他們把承載能力定義為一個生態系統所能支持的健康有機體即在維持它的生產力、適應能力和再生能力的容量。后了“承載力”概念得到延伸發展，比較多地用于說明生態系統、環境系統、資源系統承受發展和特定活動能力的限度。因此，生態承載力、環境承載力、資源承載力等諸多概念也相繼出現。

1974年，Bishop在《環境管理中的承載力》一書中指出“環境承載力表明在維持一個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一個區域所能永久地承載的人類活動的強烈程度”[2]；高吉喜（2000）在其關于生態承載力的研究別指出：環境承載力是指在一定生活水平和環境質量要求下，在不超出生態系統彈性限度條件下環境子系統所能承納的污染物數量以及可支撐的經濟規模與相應人口數量[3]。此外，一些學者還從經濟、社會、環境、發展等方面對全球承載力進行了探討（Cohen，J.E.，1995；Sagoff，M，1995；Daly，H.E.，1995，1996）[4][5][6]。然而無論是生態承載力、環境承載力抑或全球（區域）承載力都是一個比較泛化的概念，如何描述和量化，實施和操作性不強，目前的研究還不深入。事實上，在對作為生態環境組成要素的各項自然資源的承載力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的時候，是無法對生態環境承載力做更深入的研究的。

相比之下，當前對資源承載力的研究則獲得了更多學者的關注。對自然資源承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水和關鍵礦產資源方面。1949年美國的Allan將土地資源承載力定義為：“在維持一定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前提下，一個區域能永久地供養人口數量及人類活動水平”。50-70 年代，國外許多學者探討了土地承載力的計算依據為：在確保不會對土地資源造成不可逆的負面影響的前提下，土地的生產潛力能容納的最大人口數量。同時，對承載力的研究從靜態轉向動態，Millington等應用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以各種資源（土地、水、氣候、能源等）對人口數量的限制，計算了澳大利亞的土地資源承載力。1986年我國也開始了題為“中國土地資源生產力及人口承載量”的研究，研究者認為土地資源承載力通常是指：一個區域在一定的農業技術條件下，土地用于食物生產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或在一定生產條件下，土地資源生產力所能承載一定生活水平下的人口限度。由此，關于土地和水資源承載力的研究在中國全面展開[7]。

承載力概念的演化與發展是對發展中出現問題的反應與變化結果。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產生了不同的承載力概念和相應的承載力理論。如針對環境問題，人們提出了環境承載力的概念與理論，針對土地資源短缺問題，人們提出了土地資源承載力的概念與理論。而“水資源承載力”一詞，則是隨著水問題的日益突出由我國學者在80年代末提出來的。水資源承載力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持續發展過程中各種自然資源承載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往往是水資源緊短和貧水地區支持人口與發展的“瓶頸”，它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發展和發展規模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進入90年代以來，在地區和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已是普遍的共識，而水資源短缺與“水資源安全”問題也已成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作為可持續發展研究和水資源安全戰略研究中的一個基礎課題，水資源承載力研究已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并成為當前水資源科學中的一個重點和熱點研究問題。

轉貼于 2． 水資源承載力的定義

水資源承載力最早是源自生態學中的“承載能力”（Carrying Capacity）一詞，是自然資源承載力的一部分。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在資源承載力、環境承載力等概念的基礎上對水資源承載力的定義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茲選取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列舉如下：

（1）在某一歷史發展階段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條件下，水資源對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支撐能力[8]。（劉燕華，1999）

（2）某一歷史發展階段，以可預見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為依據，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以維護生態良性循環發展為條件，在水資源得到合理開發利用下，該地區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最大容量[9]。（李令躍，2000）

（3）一個流域、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在不同階段的社會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在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前提下，當地水資源能夠維系和支撐的人口、經濟和環境規模總量[10]（何希吾，2000）。

（4）一定的區域內，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下，天然水資源的可供水量能夠支持人口、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能力或限度[2]。（馮尚友，2000）

（5）可理解為某一區域的水資源條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響下，以可預見的技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水資源的動態變化為依據，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以維護生態良性循環發展為條件，經過合理優化配置，對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撐能力。（惠泱河，2001）

總之，盡管已有的水資源承載力定義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其思路并無本質上的差異，都強調了支撐能力的概念。但是，對水資源 “承載力” 本身的內涵，表達比較宏觀。

結合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有關項目初步研究，作者的觀點是：水資源承載力可定義為“在一定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階段，滿足生態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能夠維系有限發展目標的最大的社會-經濟規模”。因此，水資源承載力是一個度量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受水資源制約的閾值，它通常用滿足生態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有限目標需求水量的供需平衡退化到臨界狀態所對應的單位水資源量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規模（如GDP）等指標體系表達。

顯然，水資源承載力受水的供、需矛盾雙方影響， 它需要從受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的水循環系統出發，通過“自然生態-社會經濟”系統對水的需求和流域能夠提供的多少可利用水資源量的“支撐能力”方面加以量度。一種概化的水循環與水資源供需關系如圖1所示意。

圖1 量化水資源承載力的系統關系示意

核心問題是：在一定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階段和生態環境保護目標下，一個流域/區域的可再生利用的水資源量究竟能夠支撐多大規模的社會經濟系統發展？如何合理管理有限的水資源（開源與節流），維持和改善陸地系統水資源承載能力？

考慮到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現實與長遠意義，對它的理解和界定，要遵循下列的事實：

·變化環境下（即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的水循環是水資源演變和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基礎。因為一個流域和區域的水資源承載能力大小，直接與該流域和區域的可利用水資源量與質有本質的聯系。而區域可利用水資源量又決定于在不但變化的自然環境（包括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水文循環規律及其控制的水資源形成規律。

·需要把把它置于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概念的框架，建立在生態系統完整、水資源持續供給和水環境長期有容納量的基礎上。生態系統需水是水資源承載力必須要考慮的重要、方面。

·需要從“水循環-自然生態-社會經濟”系統耦合機理上綜合考慮水資源對地區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支撐能力；

·水資源承載能力度量除了水循環和水資源變化的自然屬性影響外，還取決與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有限目標。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目標不同，相應的承載能力也不一樣。

因此，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大小是隨水資源開發階段、目標和條件不同而變化，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它不僅是水文循環、水資源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與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系統的耦合研究密切相聯，是可持續發展重大的國家需求研究的問題。

3．水資源承載力的度量與計算方法

由圖1的系統關系和水資源承載力的定義，可以導出水資源承載力的度量與計算方法。主要過程概述如下：

（1）水資源總量（W）： 它指流域水循環過程中可更新恢復的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總量（WL）。流域水循環受自然變化(包括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可更新恢復的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量也在不斷變化。另外，除了本地產生的水資源量外，人工跨流域調水（WT）可以增加本流域（或地區）的水資源總量。由于流域水循環降水和徑流形成的不確定性，對應不同保證率的水資源量，有流域水資源總量關系

W= WL + WT

（2）生態需水量（We）：生態系統是流域水循環和流域環境系統的基本部分，滿足一定環境要求的最小生態需水量（We）首先應該加以估算。它們通常由河道外的生態需水的估算（如天然生態需水、人工生態需水等），和河道內的生態需水估算（如防止河道斷流所需的最小徑流量等）構成。

（3）可利用水資源量（WS）：流域可利用水資源量是指在經濟合理、技術可行和生態環境容許的前提下，通過技術措施可以利用的不重復的一次性水資源量。在概念上，維系生態環境最小的需水量需要扣除，以保證生態環境容許的前提條件。因此，原則上講，可利用水資源量可以通過流域可更新恢復的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總量加上境外調水扣除生態需水量加以估算，即：

WS = aWL + WT – We

式中：a為反映工程技術措施的開發利用系數。

（4）水資源需求總量（WD）: 流域社會經濟發展規模水平可以表達為人口數量(P)，國民生產總值(GDP)或凈福利(H)等指標。因此，它們對水資源需求包括：人口需水(Wp)，工業需水 (WI)，農業需水(WA) ，環境和其它需水(WM)等。因此，社會經濟發展對水資源需求總量（WD）可表達為：

WD = Wp + WI + WA + WM

（5）流域水資源承載力的平衡指數（IWSD）：為了描述水資源的承載力，首先需要定義流域水資源承載力的供需平衡指數（IWSD）即：

很顯然，當流域可利用水量小于流域社會經濟系統的需水量，即，有，這說明流域可供的水資源量不具備對這樣規模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支撐能力。流域水資源對應的人口及經濟規模是不可承載。但是，通過調水增加WS和通過節水減少 WD可提高IWSD。 反過來，當流域可供水量大于等于流域社會經濟系統的需水量，即，這說明流域可供的水資源量具備對這樣規模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支撐能力，流域水資源對應的人口及經濟規模是可承載，供需為良好狀態。

（6）水資源承載力的分量測度：如何量度流域水資源的承載力呢？由定義和上述水資源承載力的供需指數可知，首先需要建立研究對象的“水-社會經濟-環境”系統關系。它們的作用是將水資源量支撐的環境、社會經濟系統規模（如人口數或人口密度、人均GDP工業產值、農業產值、水環境污染級別等）聯系起來。然后，通過一定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階段與有限發展目標，分析識別出由供大于需，即 IWSD > 0 可行域退化到IWSD＝0，即系統供需平衡達臨界狀態的水資源WS=WD所對應的流域人口數（P）和社會經濟規模（GDP）等等指標參數。記水資源供需平衡達到臨界狀態的可供水資源量為， 進一步，可以定義水資源承載力的各個分量，即：

意義是：λ1表明維系現狀/目標水平的人口規模所需要最少水資源量WS；λ2維系現狀/目標水平的經濟規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資源量WS。

流域的綜合水資源承載力（F） 是其分量的集成， 例如，

λ = 人均GDP / WS = (GDP/p )/Ws

（7）單位水資源量承載力的度量：為了達到水資源承載力分量和總量可比性的目的，可以進一步轉化水資源承載力分量為某單位水資源量的承載指標參數。例如，當統一轉化W0為億m3的可比單位水資源量，有對應的水資源承載力的各個分量，即：

上述公式中的就是流域系統第i個水資源承載力分量。例如，F1的單位量綱是每億m3的人口數目，說明該流域每億m3可利用水資源量能夠承載的最大人口數。同理，F2的單位量綱是每億m3的GDP，它說明該流域每億m3可供水資源量能夠承載的經濟發展最大規模的GDP。

同理， 流域的綜合水資源承載力（F）是其分量的集成。例如：

F= 人均GDP /億m3 = (GDP/p )/W0

4．西北干旱區水資源承載力綜合研究的關鍵問題

廣義上的西北地區包括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和內蒙古的西北部，總土地面積為374萬km2，占全國的39%，總人口約1億，占全國的8%。涉及西北內陸河流域（包括新疆的部分外流河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瀾滄江流域。本文討論的范圍，界定在西北內陸河干旱地區。

西北干旱區水資源承載力綜合研究的關鍵問題有：變化環境的流域水循環模擬研究，生態需水研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水資源需求研究，流域水資源承載力的計量，西北干旱區水資源承載力綜合。下面重點討論水循環模擬，生態需水和指標體系問題。

（1）變化環境的流域水循環模擬研究

水文循環是聯系地球系統地圈~生物圈~大氣圈的紐帶，是全球變化三大主題碳循環、水資源和食物纖維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它受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決定水資源形成與演變的規律。因此，人類活動經濟開發和影響劇烈地區的水循環與水資源安全研究，是21世紀資源環境學科領域一個十分重要的方向性問題。

目前水科學發展的前沿問題突出反映在：水文循環的生物圈方面，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水資源演變規律，水與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等社會經濟相互作用影響等。因此，水文循環需要考慮地球生物圈、全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等方面的影響。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代表國際地球學科發展前沿，水文循環的生物圈方面 (Biosphere Aspects of Hydrological Cycle，簡稱BAHC)是IGBP的核心之一。它注重陸面生態-水文過程與空間格局的變化規律和受人類活動影響的關鍵問題。進入90年代末，變化環境（即全球變化與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水文循環研究成為熱點。

人類活動對水文過程的影響，集中表現在對下墊面的改變上，改變流域下墊面的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條件，可概括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變化。下墊面條件發生變化了，水文過程的各環節也相應發生變化，如蒸發、入滲、產流的量會加大或減小，水循環的路徑和速率也會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利用原來的降水-徑流關系不能反映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后的流域降水徑流形成規律和水文循環過程，分析人類活動（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對流域徑流形成規律的影響成為當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基礎問題。

以河西走廊的黑河流域為例，由于中游引水等人類活動的劇烈影響，已經完全改變了流域中下游水循環關系，造成下游流量減少和斷流，產生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為了說明黑河干流的水資源變化，我們將黑河干流上游出流控制水文站（鶯落峽站）及下游輸水控制水文站（正義峽站）1959年以來的實測流量資料進行了分析比較。根據1959-1998年實測資料統計，黑河鶯落峽多年平均流量49.83m3/s，相當于年徑流量15.71×108m3，正義峽多年平均流量31.05 m3/s，相當于徑流量9.80×108m3，鶯落峽流量高于正義峽流量18.78 m3/s，相當于區間多年平均每年損耗水量5.92×108m3。

從兩站流量多年變化趨勢看，鶯落峽站水量歷年變化平穩，年際變化不大，甚至還稍有上升。正義峽站水量不僅遠遠小于鶯落峽站，且水量在逐年減少（圖2），兩站水量年均差值越來越大（圖3）。

圖2 黑河鶯落峽及正義峽歷年徑流量變化圖

圖3 鶯落峽-正義峽年均流量差值圖

造成下游水資源量減少的原因：中游張掖地區人口持續增長，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用水量急劇增加，導致黑河干流水資源大量損耗，水資源的變化與人類活動的關系密不可分。

因此，深入研究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的黑河流域水循環規律，是建立黑河流域水資源承載力模型的重要基礎。

（2）生態需水研究

中國西北地區氣候干旱、水資源短缺，水已經成為中國西北地區環境與發展最大的限制因子。實際觀測與實驗研究表明，水對生態環境質量有明顯的限制作用，生態系統對水的需求也存在脅迫響應的機制。生態環境需水量是維系生態系統平衡最基本的需用水量，是生態系統安全的一種基本閾值。因此，生態環境需水估算問題成為生態環境建設依據的重要基礎。確定不同生態類型的生態需水量，是生態環境建設區域配置的重要內容，是建設生態環境系統的關鍵。這也是中國工程院咨詢項目“西北地區水資源合理配置、生態環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中第2課題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等大的科學計劃推動，如水文循環的生物圈方面（BAHC）實施，國際國內對生態環境需水問題十分重視并且已有了一些研究。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項目有關課題，如“西北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對策研究”等，利用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的遙感信息對區域生態需水進行初步的估算。中國工程院一期咨詢項目《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所完成9個專題報告中對生態環境用水也做出初步的測算，取得一些進展。但是，目前有關生態需水的研究仍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人們對“生態需水”問題理解還不盡相同。目前，與生態需水有關的概念和定義有多個方面，如“生態需水”、“生態用水”、“生態環境耗水”等。不同人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有不同的理解與解釋。總之，生態環境與水文水資源以及人類生存環境的交叉研究，面臨許多挑戰，也存在不同的學術觀點與看法。

由于目前對“生態需（用）水量”一詞，還沒有確切的或者得到公認的定義，因此在對它的理解與計算上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總的來看，多數認為：生態需水量是指在水資源短缺地區為了維系生態系統生物群落基本生存和一定生態環境質量（或生態建設要求）的最小水資源需求量。它包括天然生態保護與人工生態建設所消耗的水量。其內涵：以可持續發展為前提的天然生態保護與人工生態建設的需水，其外延包括地帶性植被所用降水和非地帶性植被所用的徑流。因此，生態需水量可以理解為維系一定生態系統功能所不能被占用的最小水資源需求量，包括天然生態和人工生態，其計算有河道內和河道外之分。基礎是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流域水循環規律的認識與模擬。

·河道外的流域上的生態需水的計算

根據補給來源，生態需水首先可以分為降水性生態需水和徑流性生態需水。降雨形成徑流以及徑流運動過程中，地帶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態系統完全消耗降水量，非地帶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態系統消耗徑流量為主、降水為補充，處于地帶性與非地帶性的交錯過渡帶以消耗降水為主、徑流為補充。

從生態系統形成的原動力又進一步分為天然生態需水和人工生態需水兩大類。從植物生理角度分析生態需水，可以得到天然植被或農作物正常生長時的總騰發量ET。其水分來源有兩部分：直接利用的有效降水，以及通過水利工程直接或間接利用的供水。

區域生態需水計算應該以流域為單元，建立變化環境下的流域水循環模型，如圖1所示意。然后，充分利用高分辨率的土地利用遙感信息，結合陸面水文生態實驗站的校核分析識別確定。對于每個流域，結合其生態特點和水循環特點，確定一級分區為山區、平原綠洲、過度區、荒漠無流區。為了突出人類活動影響，在山區和平原綠洲中進一步區分天然生態系統和人工生態系統，作為二級計算分區。二級計算單元內在以土地利用單元作為三級計算分區， 由遙感信息土地利用圖上讀取各類生態面積單元。對三級分區的每一項，單獨計算其生態需水或經濟需水。在計算中考慮了天然植被或人工植被對徑流性水資源和降水性水資源的同時利用。國家“85”科技攻關項目中的一種基于水循環概念的流域生態需水計算框圖如圖6所示意（細節略）。

·河道內的生態需水的計算

河道內的生態需水的計算主要考慮的問題是維系河流湖泊水系的生態平衡的最小水量。主要考慮的方面有：

維持河湖水生生物生存的最小需水量；

維系城市人工生態環境景觀的最小需水量；

防止河流泥沙淤積所需最小徑流量；

防止河流水污染的最小水量；

防止海水入侵所需維持的河道最小流量；

防止河道斷流、湖泊萎縮所需維持的最小徑流量

通常需要通過流域水循環模擬、枯水分析后，在給出一定生態環境標準（或要求）下確定上述多個的最小流量組合的閾值（具體方法討論略）。

（3）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及計算方法

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的建立是水資源承載力研究中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核心是用什么指標體系反映“社會-經濟-環境”系統的發展規模與質量？目前，借鑒土地資源承載力的概念，采用在水資源可供給量所能維持生產的糧食產量的基礎上計算水資源承載力的方法顯然將問題過于簡化了[10]。

從目前的認識，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的選取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有人從定義出發直接選取可支持人口數量、工農業發展規模等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指標作為衡量水資源承載力大小的依據[14]。也有人從水資源可供水量、需水量，可承載人口、社會、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規模，水環境容量等方面綜合考慮建立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層次分析方法進行評價[15]。

本文建議，從水資源承載力的基本概念出發，通過水循環系統模擬，水資源評價、生態需水估算和社會經濟對水的需求分析，選取計算參數，主要有：對應不同保證率的水資源量，最小生態需水量，可利用水資源量，水資源需求量（包括人口需水，工業需水，農業需水，環境和其它需水等）；通過流域“社會-經濟-環境”系統的實際分析，確定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如水資源承載力的平衡指數（IWSD）等。運用本文提出的量化方法，獲得比較具體和實在的水資源承載力的度量結果，如維系現狀/目標水平的人口規模所需要最少水資源量，維系現狀/目標水平的經濟規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資源量等。

總之，希望概念清楚，基礎扎實、評價方法簡單、可比性好。這方面研究工作需要在實際中發展和完善。

4．結語

水資源承載力的研究在我國雖然已有諸多研究課題和論述，但總的來說，已有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對水資源承載力的評價與計算等方面，還沒有形成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成熟的理論和方法。筆者“拋磚引玉”。希望在其概念、新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方面開展研討。幾點建議如下：

（1）加強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水資源承載力研究涵蓋了從理論到實證，從“水-生態-社會經濟”多學科基礎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從變化環境下的水文循環水資源演變規律到流域水文生態、植被耗水機理等微觀領域，從水文水資源科學到社會經濟科學、規劃科學等不同層次、不同學科的研究范圍，并以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系統動力學方法、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方法等作為技術手段，因此，迫切需要加強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2）技術方法的創新

目前制約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數據的獲取與分析處理。GIS在支持與水文和水環境有關的地理空間數據的獲取、管理、分析、模擬和顯示，以解決復雜的水資源、水環境規劃和管理問題方面顯示了其強大的功能[17]。水資源承載力研究必須突破陳舊的數據獲取與分析手段，充分利用現代先進技術，將地面水文觀測與空中遙感信息相結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統進行數值計算和模擬，并將現有水資源承載力數學模型方法與GIS集成，這是水資源承載力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關鍵所在。

（3）研究領域的拓展

地域分異和空間格局歷來是地理學最重要的優勢研究領域，水土資源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空間配置狀況對水資源承載力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如何加強水資源承載力密切相關的區域合理配置研究，尤其是區域可持續發展是21世紀地理科學新的挑戰。它包括水土資源配置，上、中、下游的城市與產業合理布局，水源保護區區域范圍內的人口、產業布局等。將其納入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范疇，不但是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水資源承載力區域差異研究的需要，也必將使水資源承載力研究成果對社會實踐具有更明確的指導作用，這是當前水資源承載力研究中極具潛力的一個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