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人文主義思想的實質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文藝復興指發生在14世紀到16世紀的一場反映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的歐洲思想文化運動。“文藝復興”的概念在14-16世紀時已被意大利的人文主義作家和學者所使用。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高中歷史文藝復興的知識,希望能夠幫助大家,歡迎閱讀!
高中歷史文藝復興的知識11.背景:
①意大利最早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新興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政治利益,要求摧毀歐洲教會的神學世界觀,打破天主教會的思想壟斷。
②意大利保留了古羅馬希臘的古典文化。
2.實質:
文藝復興是一場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興起。
3.時間:
14-16世紀
4.地點:
開始于意大利――后拓展至西歐
5.領域:
文學、藝術領域
6.指導思想(核心):
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思想要求以“人”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把人從宗教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其內涵包括:提倡人性,反對神性,主張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現世的幸福;倡導個性解放,反對盲從。
7.代表人物及其成就
①文學三杰:薄伽丘、但丁、彼特拉克
薄伽丘——代表作是《十日談》。全書貫穿了人文主義思想,矛頭指向天主教會,肯定人的價值與尊嚴,提倡人生而平等,反對封建等級觀念,是歐洲第一部現實主義文學巨著。
②美術三杰: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
8.影響:
①摧毀了教會的精神枷鎖,將人們從神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是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②其倡導的進取精神,適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③文藝復興產生了近代自然科學,為科學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礎。適應了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對宗教改革也起了一定推動作用
高中歷史文藝復興的知識2文藝復興影響:①適應了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為近代自然科學和各種學術的發展清除了思想障礙。?
②人文主義思潮的宣揚,打破了中世紀神學制度,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大潮。
③動搖了神學的無上權威,對宗教改革的作用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①思想上:給封建思想以沉重打擊,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宣揚為創造現世幸福而奮斗的精神,為后來啟蒙思想打下了基礎
②政治、經濟上:推動了反封建斗爭的高漲,為新航路的開辟以及殖民擴張注入了精神活力。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和發展開辟了道路
③文化上: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掀起了世界文明的新篇章,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
④自然科學上:人文主義提倡科學實驗,注重實踐,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學
局限性:文藝復興的藝術家還是樂于接受教皇及教會的保護,對教會勢力抱和解的態度,人文主義者沒有也不可能徹底拋棄宗教;大多數人文主義者把古代那些迷信落后的東西如魔法、巫術和占星術等也保存了下來
高中歷史文藝復興的知識31.把握文藝復興運動首先開始于意大利的原因。
【點析】(1)經濟方面,十四五世紀,意大利出現了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等著名的工商業城巾。這些城市各自獨立,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優勢,紛紛采取鼓勵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封建神學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文藝復興運動首開始于意大利的最主要條件,也是人文主義思想產生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 人文精神 人文主義 個性 價值 發展 創造性
近些年來,在我國教育界、學術界各類文章中,“人文主義”這個詞使用的非常多,而且相當一部分文章的作者把“人文主義”和“人文精神”等同,認為“人文主義”或“人文精神”是中國的儒家精神和傳統文化的總概括。卻沒有真正分清這兩個詞的不同內涵。
一、“人文主義”的內涵是什么
1 “人文主義”一詞,其實是一個外來詞,它是英語“humanism”的中文譯名。若追根朔源。這個詞又是從德語“humanismus”中譯來的,它是由教育家尼采曼爾在十九世紀初葉所創立的,后經多位哲學家如西塞羅和歷史學家喬治伏伊各特以及雅各布布各哈特等在其著作中大量使用,“人文主義”的說法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便在歐洲流行開來。它的基本內涵是指以歐洲中世紀以后的文藝復興為主導思想,其實質是追求人類思想解放、促進人的自我意識覺醒、承認并尊重人性和人的自我價值、肯定人的個性等。也就是說“人文主義”是以肯定人性和人的價值、充分發展人的個性(即“以人為本”)作為其核心與內涵的。
2 漢語中的“人文”一詞,最早出自《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漢書?公孫瓚傳論》“舍諸天運,征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李賢曾注: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人文”的涵義也悄悄地發生了變化,人們常常誤將中國儒家精神和傳統文化概括地稱為“人文主義精神”。事實上,中國古代的“人文”一詞。不能構成“主義”。它主要是泛指人世間諸方面的事態、狀況以及文字、文章、典籍甚至民俗、文化等一切形態。這些均可以概括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的“人文”精神,只是不能稱之為“主義”。
二、高師音樂教育中人文主義精神的缺失
既然“人文主義”的內涵是以尊重人性、承認人的價值、肯定與發展人的個性、以人作為其核心的,“人文主義”的精神就應該融入到高師音樂教學中,用“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作為我們的教學指導理念。承認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主體對象,尊重他們的人格,鼓勵與發展每一個學生的個性及相互間各有差異的創造性思維。然而,在高師音樂教育和教學的實際過程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人文主義”精神的缺失和不足。這種人文主義教育的缺失,實際上在我國從小學到高中都是一直存在的,進入大學以后仍無例外地延續下去。(這是否和我們文化傳統中以教師為主體的教育思想及當今的教育體制有關?值得另行探討和研究)。
下面,我們可以從高師音樂教育中人文主義缺失的表象做出一些粗略分析:
1 以“教”為主,“學”為屬的傳統教學理念
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我們高師音樂教育和教學活動都是以“教”為中心,而“學”的過程始終是被動的。教師的授業多數是一種“灌輸”式的教學,學生只需要死記硬背老師所講的概念、定論等,不用做獨立的思考,更不提倡“離經叛道”的想法,缺乏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主體,“教”要著眼于“學”并服從于學的人文主義精神。
2 以教師為中心,以學生為從屬的傳統教學模式
回顧我們幾十年的音樂教學。根植于我們腦海深處的“師道尊嚴”和“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等傳統思想,決定了我們的音樂教育活動一直是以教師為中心、學生為從屬這樣一種師生關系。而這種關系在教學活動中則體現為“教師永遠都是正確的”,極少鼓勵學生發展逆向思維,也不提倡學生經獨立思考后提出的不同意見,沒有“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并鼓勵個性發展的教學理念。有的教師甚至還對接受與理解能力差的同學說一些貶損人格的話語。走向了理應體現人文主義精神的反面。這樣的教學方法根本不尊重人,不承認人的價值并泯滅人的個性發展,完全背離了以人為核心的人文主義精神。
3 固守傳統思想與方法,個人創造性思維欠缺
交流與探討是非常多的,也可以說構成了課堂上師生之間互動和溝通的主流教學模式。上課時,教師想方設法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啟發創造性思維,每個學生無論回答問題多么“離譜”都能得到老師的鼓勵與表揚。像小學生用自己的身體孵雞蛋,以證明體溫是否可以讓雞蛋變成小雞這類想法,如果發生在我們身邊,可以說很少有老師鼓勵這種探索精神(不管這種行為是否幼稚),相反卻會被視為~種非理性的行為令師生取笑:我們的家長也會將其作為“問題”兒童求助于心理醫生或精神科醫生。但是在國外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活動中,老師會首先肯定這是一種創造性思維活動,表揚學生對事物具有的探索精神,然后才來討論用人體孵小雞是否可行……。這樣的教育方式才能鼓勵與啟迪創造性思維,體現以人為核心的人文主義精神理念。從我國傳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來看,我們一貫提倡的是個人服從大家,少數服從多數,個體服從集體的集體主義理念。這對于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社會倫理道德的進步、和諧社會的構建等無疑都是正確的。但如果把這一理念完全用于教學過程中,則會出現不提倡個性發展、抹殺創造性思維的偏頗現象。“教育要改革、大力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發展創造性思維”等口號喊了很多年,仍然不見多大效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的教育中(包括音樂教育)沒有真正體現出以人為核心的人文主義精神,壓抑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獨立創新意識。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教育思想、體制和方法始終培養不出一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三、如何將人文主義精神真正融入到音樂教學中
1 以學生為主體,體現以人為核心的人文主義精神
“人文主義”也可以稱為“人本主義”,其核心是尊重人的個性,承認人的價值,鼓勵個性發展,促進個人的創造性思維和創新活動。
在高師音樂教學中,學生均是成年人,他們已具備相對固定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和學習、理解專業知識的相應能力。因此,無論是課內與課外,教師需要和學生建立起一種良好的信任關系及互動關系。在課堂內就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專業知識的難點、疑惑等,師生之間以平等的地位進行分析討論。教師要善于提出一些啟發性的問題,促使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并解決問題。同時,要引導學生多提出問題。教師在面對學生提出的問題時。首先要予以贊揚,在尊重學生人格的前提下,對問題要做出合理的解釋,并讓學生舉一反三,培養學生的聯想、創新、思維能力,形成良性互動的課堂氛圍。課外,教師也應以平等的地位和學生 加強溝通聯系。無論是學習問題、生活問題、家庭問題、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等均可以作為互相交流的題材,真心誠意做他們的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好師長,使師生情誼進一步融洽,體現人文主義關懷,促進教學相長。
2 擯棄舊的教學理念與模式,鼓勵個人創造性思維
在舊的音樂教學模式。“教”和“學”是一種隸屬關系,強調的是教師按照教學大綱和教案認真教學,學生能記會背并掌握一定的相應技能,考試良好就已經達到教學目的了,并不刻意鼓勵學生個人的創造性思維。要知道,不同的人演奏或演唱一首音樂作品,由于個人經歷、社會閱歷和文化知識層次的不同,對作品的理解與感受也是大相逕庭的。教師在指導學生時,不應將作品限制在一個固定的框子里,要鼓勵學生嘗試多種不同的演繹。例如,取材于陜北民歌的“哀樂”,多么地緩慢、沉痛和肅穆!可它作為原生態的民歌,速度要比“哀樂”快很多。如果將這首作品從每分鐘的四十二拍提高到七十拍以上,那將另是一首風格回然不同的作品。當然,有些音樂作品(特別是中外傳統經典作品)也不能完全脫離原作的面貌和風格要求,只能在原作的總體風格框架內做出些許變化。這就需要教師對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做出肯定評價時再給予正確指導與合理的解釋,使學生明白哪一類作品在藝術風格方面可以盡情發揮,那一類作品只能做一些少量且不影響整體風格的藝術處理。
3 體現人文主義關懷,構建人文主義教學理念
關鍵詞:無障礙設計;設計原則;人文主義;無障礙設計精神
前言
談到無障礙的設計與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30年代,在當時國外就開始建立專供殘障人使用的各種設施。直到聯合國《殘障人權利宣言》,《關于殘障人的世界行動綱領》等國際性文件以后,各個國家開始重視殘障人無障礙設施問題,并相繼制定了有關法規,如我國制定的《殘障人保護法》等等。
1 無障礙設計的人文主義精神之宗旨
無障礙設計的人文主義精神的宗旨是:人乃萬物之本,提倡以人作為衡量一切無障礙設計原則的標準尺度。人文主義重視任何人的價值,提倡個性與人權,主張個性自由,反對霸權主義;主張享樂主義,反對禁欲主義;提倡科學和文,反對封建思想。人文主義認為主宰世界的不是神靈,而是人。天堂不是來世,而是現世,這些都體現出人文主義對人在現世生活的無限關愛與重視。人文主義的精神,實質上就是強調人、人的尊嚴和人生的價值。提倡資源平等使用、社會地位人人平等、人性自由的觀念。而無障礙設計的理想目標要基于人文主義的基礎上,致力于優化一切為人所用的物與環境的設計,在使用操作層面上消除那些讓使用者感到困難的“障礙”,為使用者提供最大可能的方便,這就是無障礙設計的基本思想。城市無障礙設計具體表現為方便殘障人的設施上:如盲道、輪椅通道、公共車上專用座位等。但從實質上看是給殘障人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一個人,無論他是否肢體健全,是否耳聰目明,在人格上卻應該平等,在參與社會生活權利上應該平等。讓他不因身體的缺陷而參與社會的心理和行為受阻,讓他進入社會角色中并不覺得自己與健全人有何不同,這也正是我們所說的無障礙人文主義精神的宗旨。
2 人文主義精神是無障礙設計原則的基礎
無障礙設計基于人文主義精神的首要原則,就是平等地使用原則。是指根據人文主義原則設計出的產品,能夠對不同能力的人可以公平使用產品或設施。也就是所謂的“設計為人人”的思想。這主要是針對不同人群使用產品出現多樣化因素的緣故,需能夠滿足所有人簡單方便的使用。因而,需要找出一個具有人人都能方便使用的普及性設計方案,體現出“人人平等適用性”的這一原則。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無障礙設計主要是針對普通人群而設計的,為普通人群而設計出的適用性方案。這種設計是著眼于大多數普通人群的需求而言的,這樣設計出的結果,往往忽視了為數不多的殘障人群的需求。這樣的設計就不能做到“平等地使用”的原則。下面簡單舉個例子,公路指示標識,不但有損殘障人的尊嚴,還不利于殘障人群的使用,讓殘障人群產生使用障礙。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還經常看到一些標識,總有某些多余的對殘障人提示語,使殘障人內心產生區別于普通人的受歧視感,這就是缺乏對殘障人的尊嚴方面的設計的缺陷。
2.1不斷完善城市公共環境無障礙設計
無障礙城市公共環境設計是為全體社會公眾服務和使用的,它必須滿足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平等參與、共享社會成果。這就需要不斷的完善城市環境無障礙設施。優化和完善設施應遵循可及性、安全性、系統性、適用性、經濟性的原則。
2.2無障礙設計應面向更多的產品
無障礙設計要重視殘疾人和老年人的行為需求,但它并能不僅僅是專供殘疾人和老年人群體的設計,它要著力于開發人類共用的產品,就是能夠滿足所有使用者需求的產品。在產品使用界面設計上對于知覺方式的選擇和視覺上的感官,是決定該產品能否實現“共用”性的關鍵所在。因為人類具有諸多的感知信息來源,如視覺、聽覺、觸覺等信息來源,而殘疾人所欠缺的僅僅是其中的某個信息來源而已。因此,具有諸多知覺信息來源方式的產品就具有無障礙使用的優越性能。
2.3住宅與居住小區無障礙設的重點發展
隨著房地產的不斷發展,人類的生活內容日趨多樣化,已經不能夠把住宅功能簡單理解為僅供休息、睡眠的場所。應從社會人口的結構組成來分析,彌補年齡不同、健康狀況不同的人群特殊需要,這就涉及到了無障礙住宅的設計。殘疾人雖然有平等參與社會的強烈愿望,但是他們與健全人相比,大部分時間會在家庭中停留,因此如果只在城市環境中實施無障礙設計,而忽略殘疾人家庭中的小環境無障礙設計,這樣就會給殘疾人的生活帶來諸多的困難,使他們因空間狹小或某些設施的障礙,而失去或部分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勢必給家庭和社會造成負擔。
2.4無障礙網站的開發設計
21世紀已經進入了數字化信息的時代,計算機互聯網已經進入了家庭,殘障人群或者老年人群上網訪問資源也有了很大的困難,所以對網絡資源在內網站設計無障礙也有了要求。而目前網站針對的使用對象一直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放在了具有主流網絡設備和較高計算機技能的身心正常的人群身上,而把老年人群、殘障人群以及信息技能較低的人群邊緣化了。所以就要求網站開發者在建設網站時遵循無障礙設計原則,實現網絡數字化無障礙網絡資源。
3 殘障人的情感特點與心理特征
在現實生活中,殘障人承擔了很大的生活壓力,其中包括就業、孤獨、情感等方面的壓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處于弱勢群體,不得不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有著諸多的恐懼感,對周圍事物存有諸多的防備意識,因而在思想與心理意識方面與主流群體具有更多的不同之處。
3.1具有孤獨感的特點
因為殘障人在生理上或者心里上有著某種缺陷,在社會中經常受到歧視,所以經常呆在家中,再加上年齡的增長,就會產生孤獨感。
3.2具有自卑感
殘疾人在的缺陷使他們在學習、生活、就業等各方面遇到的困難都比普通人多得多,容易受到歧視,時間一長就會產生自卑感。
3.3敏感、自尊心強
因為殘障人自身的某些缺陷,往往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態度和評論,也正因此更容易傷害到其自尊心。
3.4富有同情心
殘障人對自己相同類型的殘障人富有同情心,而對不同類型的殘障人卻很少有交流。
4 我國無障礙設計及人文主義精神的發展
隨著我國進行改革開放,現代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人們開始享受良好的生活,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弱勢群體需要很好的關注,比如說殘疾人的生活情況以及就業情況。隨著社會的良好發展,以人為本思想深入人心,人們更加希望人人富裕,但是對于殘疾人這些弱勢群體來說,想體驗正常人的生活真的非常不容易,這樣就需要我們普通人默默的關心不僅從物質上幫助他們,更需要從精神上面給予鼓勵,讓這些弱勢群體真正的走出陰影,讓他們感受到,其他人都在關心他們,讓他們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不幸不是自己一個人的不幸,更是大家的不幸。目前我國殘疾人可以分為男性殘疾人和女性殘疾人(見表3)。
很多殘疾患者自己感到有種自卑感,感到自己真的不如其它人們,這樣就會造成殘疾人越來越封閉,不愿意與社會溝通,更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創造出應有的價值。由此看來,為了社會和諧,為了更好的體系人文精神,確實需要每個人對殘疾人增加關注,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雙管齊下,真正的讓這些困難群體能夠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和理解,讓他們的渴望支持得到真正的滿足。人人生來平等,弱勢群體天生不幸,雖然如此,他們也有尊嚴,他們也需要關懷,所以,為了更好的發揚人文主義精神,需要更多的關心弱勢群體的發展,對無障礙設計加大投入,真正做到對他們的深切關心。
關鍵詞:人文精神 圖書館 主體
一
圖書館的基本構成是書和人,其目的在于傳播知識、提升素質、促進人類不斷的進步與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從圖書館的值閾來看,它是人文主義的。以往圖書館強調讀者本位,實現一種充滿親和力的讀者服務,這當然是現代圖書館必由之路。但長期以來,圖書館學術界卻忽略了圖書館人自己的人文主義的涵養。圖書館一些非人性化的管理思維與制度依然屢見不鮮。這種現象與我們的人文主義精神的缺失是有關系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圖書館的物質性因素有了大的改善,但這些器物和技術層次的變化而外,最深層次的人文主義精神卻沒有得到弘揚。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圖書館還在一種簡單、僵硬的行政條例下運轉。圖書館人不僅是職員,而且是圖書館人文意義主體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在一般的圖書館工作中他們作為文化主體的價值追求并沒有很好的體現出來。如何建設員工的素質,我們多是強調制度的建設,而很少從圖書館工作人員的主體性構建這個角度去思考。同時,在圖書館建設中,大家都比較喜歡談論如何去實現數字化、網絡化、電子化等等,卻忘記了“人”自身。圖書館的集體無意識地在丟失自己的人文理想。在學校工作中,它成了死角,在人員安排上它成了“被照顧的后院”。其實,現在的圖書館建設中,在建構“人本位”框架下的讀者本位之外,還應包括圖書館館員在內的。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本思想如果不包括圖書館員,那顯然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性化。而圖書館員的實際社會地位卻不高,根本原因是我們還缺少自我賦予的主體意志。但問題還不止于此,由此而形成的圖書館員榮譽感與尊嚴感的喪失卻是最致命的,而這種喪失在管理階層的意識中卻是屢遭忽視。這對圖書館的全面協調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更為嚴重。
沒有榮譽感的館員制度源于人文精神的匱乏。現代工業社會的基本狀況:一方面是科技信息的發達,但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的普遍壓抑性生存狀態,正如馬爾庫塞論述的社會分工越專門,他們的勞動越異化。人們并不在過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在履行某種事先確立的功能。而從根本上說,圖書館的實質性進步要看它的人文主義精神的體現程度,即對人的生存價值的關注。圖書館學在其技術和服務方面日益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靠近,但我們最好還是提醒自己記住,圖書館始于人文主義。否則,過分熱心于科學技術和行為學派的社會活動,我們就會看不到個人及其需要和包含這些需要中的人文主義價值。
二
實現圖書館制度的人性化目標,核心在于必須以人文主義精神灌注圖書館整個機體的運作,不僅是針對讀者,更重要的還要實現在圖書館事業的支柱――館員身上。為此,圖書館要有理念的真正突破。如果管理階層還只是把圖書館視為一個行政事務單位而非文化學術機構,那么違背人本精神的制度與措施就會出現。而這種制度措施從本質上是完全與人性化管理精神背道而馳的,本質上是把館員視為單純的“勞動人”,而忽視了具有多層次需要的“社會人”的屬性。這只能加劇圖書館的內部矛盾,嚴重挫傷一般館員的積極性。因此圖書館制度的人性化就必須是立足于“人”,把尊重“人”的價值放到圖書館的核心地位,這是圖書館人文精神的內在體現。因此,一定要增強館員的榮譽感和尊嚴感,這是實現人性化管理的前提。榮譽感源于崇高的人文主義理想。人文主義最關心的是人的創造潛能的發揮。這種定位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首先它可以極大地促進館員的文化主體意識,使他們真正的愛館敬業。創造能夠激發人的最大潛能的管理制度――文化環境,這對圖書館館員的價值主體的覺醒非常重要。文化主體的覺醒比僅僅是“甘為人梯”的教導更有價值意義,在消除館員自卑心理、消極工作方面發揮真正作用。其次,提高圖書館學術地位。要培養館員自由與創造的精神,不僅是一般的鼓勵館員寫文章評職稱、培訓學習等,更要創造一種寬松、嚴謹、眼界開闊的研究環境。讓他們從繁重的體力和繁雜的事務操作中解放出來,騰出更多的精力去從事深層次的參考咨詢工作,去從事知識組織、分析和綜合的工作。只有這樣,圖書館才能真正具備人文素養,從而吸收到高層次的人參與這個事業。讓他們充分發揮專長,形成尊崇學術規范的風氣,將圖書館研究推向人文的高度。
在一般性的服務制度中也應滲透人性化的溫暖,如開放時間,不僅是要考慮讀者的需要,也應考慮館員,做到既照顧讀者又體現對館員的人文關懷。這同樣體現出圖書館人文事業的神圣和尊嚴,因為讀者的要求并不都符合人文主義的平等精神。我們的一些圖書館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如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午就不開館,更好地考慮了館員的休息。他們將《讀者指南》發給每個讀者,對于違反圖書館規章制度的予以嚴肅的懲罰和教育。這些措施體現了我們的認識。圖書館制度的人性化奠定了它的人文主義事業的基礎,但它還必須將人文精神在館員和讀者及社會之間融通,最終實現它的文化理想。
三
圖書館的文化理想既是人文主義,它就必須體現出傳統文化和先進性文化價值觀對人生的指導,實現當代政治文化對于“和諧”社會的追求。就圖書館的文化與教育功能所體現人文精神而言,它應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讀者與圖書館之間架設理解與關懷的橋梁,其次在文化傳播中將崇高的人文精神灌注讀者群體,最終為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提供先進的文化思想的支撐。而這一切都必須將圖書館的人文精神融通進去,因為人文主義“它也被普遍用來表示warmth(溫暖、熱情)及congeniality(合適、適宜)”。
就讀者與館員的融通而言,應該說一直沒有理順,雙方都有一定的扭曲。一方面是部分讀者瞧不起館員,另一方面是館員心理沒有讀者,雙方存在著不和諧的矛盾。這種非常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關鍵還是圖書館內部的非人性化制度對館員積極性的壓抑。而圖書館在回歸了自己的人文主義精神。實現了館內的人本管理以后,讀者與館員就容易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和諧關系。隨著圖書館員人文素養的提高,讀者對他們的看法會有所改變。圖書館員社會尊嚴的提高可以激發真誠的事業精神,他們從體力、技術性的工作中走向學術前沿,指引讀者進入信息的海洋,解答他們的問題,從借還書的“二傳手”角色轉變為信息時代文化傳播的專家學者。當圖書館職業為社會所羨慕時,圖書館也將成為認為人文精神的象征。在現代社會,讀者走進圖書館并不一定是要查什么資料,他可能更在乎感受這個文化實體的氣息,在與具有人文氣質的館員接觸中,接受陽光般的溫情。
圖書館人文理想的最終體現還是對一國文化精神的繼承與傳播。中國儒家價值觀的傳統文化影響中國人蓋為深遠。這種文化恰是一種追求生命和諧的價值觀。由此形成的民族精神“一是向上之心強,二是相與之情厚”,并最終達到“群生和洽,各安其性”的理想社會。因此,儒家提倡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取向。“仁者愛人”,從具體生存來說,即存“愛人”之心。孟子說:“君子以仁存心,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恒愛之。”總的看來,“仁”的價值意義就是肯定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建設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友愛、認同的關系。只有如此,“仁”的精神也就成為實現社會和諧的基礎,這種價值觀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應該說現代化絕不僅僅是技術的進步,更是人的精神,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人文主義精神的圖書館,不僅是其參考服務的價值,而且要更重視館員與用戶的溝通,讀者在圖書館感受的是一顆充滿溫情厚意的“仁心”,圖書館員要向他們灌輸崇高的人生價值觀,引導他們選擇文化的精華,鑄就人文的品格。同時,讀者也應當尊重圖書館工作人員,給他們以尊重、理解與認同。
圖書館是傳播人文思想的重要文化土壤。它必須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文化理想――即崇高的人文主義的事業,實現圖書館的人性化目標,從而提高圖書館的社會地位,成為人文精神的中心,輻射整個社會,為建設一個健康、良性與關愛的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參看赫伯特?馬爾庫塞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教育的本質是教書育人,是把學生從一個自然的人發展成為一個社會的人,即具有人文精神的完整的人的過程。因此,人文精神的滲透是英語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英語教育不僅要使學生扎實掌握英語語言知識、技能和運用語言的能力,更要重視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和全面素質的發展,同時,教育教學中也要滲透人文主義教育觀。
基于這一前提,本文通過分析我國現行主流高中英語教材語料庫中所體現出的人文主義特點和人文素質教育觀,試圖探討我國高中英語教材是否符合教學改革的理念和方向。
一、英語課程改革的背景
母語、一門外語、計算機操作能力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技能。由于歷史原因、科技進步,特別是互聯網的廣泛利用,英語已經成為各種國際場合的主要工作語言。從科學研究層面講,書面形式或口頭形式的科研成果的撰寫、、交流需要一個共同的語言平臺,英語一直以來都是國際科技科研交流的主要語言。從我國的國情來說,雖然英語不是官方語言,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之間溝通的日益頻繁,英語對中國人來說作用也越來越廣。例如,圖1 就展示了新世紀以來我國出國留學人數的增長趨勢。
從這個例子我們不難發現,數以百萬的學生在過去的幾年里出國留學,中國人對英語的使用已經從單純的學習慢慢轉移到有實質性的需要了。其他如商業接觸、人際交往、知識技術普及和轉移等與之構成了中國人對英語的需求動因。
在這些背景下,世界各國都有強化和改革基礎教育中英語教學的需求。在我國,英語是必修課程。以本文研究的高中教育為例,國家教育部的《201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指出,2011年當年全國共有普通高中13688所,招生850.78萬人;在校生2454.82萬人;畢業生787.74萬人。這里涉及的所有學生都是高中英語教育的受施者,接近四千萬人。任何與之相關的討論,都是必要的和具有強烈現實意義的。
英語既然是一門課程,就需要從課程與教學論的高度去重視它。根據美國著名課程論專家施瓦布的課程理論,課程是由教師、學生、教材和環境四個要素構成的。教師、學生、教材、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對教師、學生、教材或環境的某一方面關注過多或關注過少,都會打破班級或其他教育情境的生態平衡,可以說,教材是構成英語課程的有機整體中關鍵的環節之一。與教師、學生和環境三個動態因素相比,教材屬于相對靜態因素,卻往往容易受人忽視。因此,對英語教材的關注是必要的。
二、高中英語課程標準中的人文理念
2001年6月,國家教育部頒布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由此拉開了新一輪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帷幕。2003年4月,教育部頒布了《高中英語課程標準》(實驗)(以下簡稱為新《標準》)。它根據我國的教學需要和條件,順應英語教育教學的潮流,以學生的發展為出發點和歸宿,注重人文教育,全面發展素質,充分體現了當前高中英語課程改革的時代特征。新《標準》與以往的版本相比最大的亮點之一是其把“關注學生情感,提高人文素養”作為高中英語教學的基本理念之一。
雖然20世紀80年代后,國家開始實施“一綱多本”、“多綱多本”的課程教材政策,但總體來說人教版的高中英語教材一直以來都占我國高中英語教材的主導地位。根據西南師大“全國高級中學英語教學情況調查”中的主體調查結果顯示,全國96.1%的重點中學和86.2%的非重點中學都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與英國朗文出版公司合作編寫的教材;參照性調查結果顯示,采用該套教材的兩類學校分別占97.6%和99.4%,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因此,對人教版的高中教材進行調查具有最廣泛的意義。
三、人文主義在《新高中英語》中的體現
人文主義是一個相當大而涵蓋面很廣的概念。我們只討論它在我國高中英語教材中的內涵。本文認為,國家在新《標準》中提出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理念首先就已經是人文主義的最好體現,其他內涵還有:在教材中注重以人為本,著重開展人文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個性教育和自由與責任教育;英語教育必須從人文的角度出發,關注人的發展和人的需要。
人文主義理念是抽象的,我們還需要尋找它在具體載體即《新高中英語》中的表征。因為教學大綱是綱領性文件,而教材是教學環節中真正指導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的標準。在我國,由于缺乏英語使用的環境,教材的科學性與否顯得更加凸現。調查教材是否達到預先設想的教學理念對教育教學改革良性循環和向前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環節。
教材評價可以分為兩大類:隨意的印象性評價和有系統的評價。后者又可以細分為內部評價和外部評價。本文屬于系統評價的內部評價:即教材的編寫形式及編寫內容是否體現人文主義,使用的是華南師范大學外文學院何安平教授主持建立的教材語料庫,它包含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新高中英語》的全套教材文本。
語料庫就是語言材料按照一定的取樣原則設計而存儲于電腦中的語言材料的一個文本集合。教材語料庫是教材的合集,它是對教材進行評估、研究、改良和使用最好的信息來源,具有可靠、計算機可讀、可反復搜尋和比個人印象更具有客觀性的特點。
評價教材一般先看內容選材,再看編寫方式,然后重點看練習和活動設計。對練習活動評價又可以從形式的種類、認知思維的取向、參與的形式、答案的開發程度等多個角度切入。
本調查結果顯示,《新高中英語》教材的人文主義內涵表達層次多樣,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人文情感方面
如第一模塊第一單元的練習Imagine you have to go into hiding like Anne and her family.What would you miss most?Give your reasons.該練習引導學生從自己的情感經驗出發思考問題,目標雖為要求學生使用本課所學習的語言點及短語等來表達,但是其深層理念是一種以人的情感為本的思想教育,進而讓學生體驗個體友情的珍貴。類似的內容可以通過檢索Imagine一詞得到。
2.人文生活方面
例如第四模塊的第三單元,主題為A taste of English humour.本題材著重引導學生了解和品味英語文化中的笑話模式和角度,話題輕松之余還體現了教材編寫者對學生需求的兼顧,與早期的大量說教類或口號類的嚴肅題材相比更能貼合人的生活。這類材料可以通過檢索與leisure休閑話題有關的詞語獲取,其核心都是圍繞學生年齡特點所喜聞樂見的話題,從生活的角度學習英語,討論英語。
3.人文個性方面
中庸之道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粹核心之一,但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同樣開始認同“個性飛揚”的重要性。在高中英語教材中,出現了大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保留個性的因素。如What would you do/say/rather do/have done/have done if you were…等的問題,關注的是學生個人的個性化答案,不需要千人一面,從而抹殺了各種可能性。鼓勵學生在學習中敢于與別人不同以及表達出自己的個性,這方面在以往的教材中基本無跡可尋。承認人的個性態度即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所在。
4.自由與責任教育
教材涉及了很多人類共同面對的困難和題材,如地球變暖、野生動物保護、水資源的保護、文化遺址的保護等,通過一系列的閱讀材料和聽說材料,于語言教學中滲透社會責任感,引導學生培養出對這些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的承擔感,是人文主義更高層次的體現和延伸。如第二模塊第四單元的話題是Wildlife Protection,教材整合和現今瀕臨絕種動物的生存狀況及生活條件的總體情況,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學習的重點是思考類似的endangered animals的保護問題,其中提到的有panda,Milu deer,South China tiger,Tibetan Antelope,the rhino,the African elephant,whales等。最后的落腳點是要求學生撰寫一封信到世界野生動物保護組織WWF,描述自己的一些保護野生動物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通過結合所學的語言點和詞匯,學生們可以建立起自覺保護瀕臨絕種動物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5.注重培養批判性思維模式
批判性思維一直以來都是公認的人文科學素養的核心組成部分,是體現英語教育教學人文性的重要表征。培養具有善于思索能力的人的教育理念就是人文主義的教學理念。《新高中英語》對學生的要求充分體現了這一理念。我們可以觀察下面的表格,列舉的是課改前教材與現有教材的對比,對比的切入點是練習對學生的具體要求。
可以看出,新課程教材對學生的創造性提出了更多更廣泛的要求,大大地提高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無論是練習要求的深度還是練習的數量都增加了許多。當今的教育取向強調創意思維,人文素質教育不應把這一元素摒諸門外,而教材中無論是質方面還是量方面都充分展示鼓勵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理念,這可以看作是人文教育理念的隱性滲透。
6.思想性與教育性相結合
教育學生學習英語的目的并不是要成為另外一名外國人,而是通過相通的語言去了解世界和讓世界了解中國,因此中國傳統的思想是需要在英語教材中體現的。通過檢索,不難發現高中英語教材大量地滲透了尊敬老師、社會公德、助人為樂、交通規則、植樹、人口問題等題材,做到了語言技能與思想性的有機結合,從另一個側面實現了教材所需要體現的文化的傳承功能,從而反映出教育的人文性。
對教材的研究需要以資料、信息和證據為基礎,然后通過對材料的分析、歸納和推論解釋總結出結論和啟示。由于語料庫具有大規模的信息量儲存,信息檢索高速、準確、清晰和相關度高的優勢,并且同時能提供被檢索項的出現環境,這些優點與人腦在設計檢索目標、觀察檢索結果和進行深加工研究時所特有的邏輯性、目的性和推理性結合在一起,具有較為客觀和可靠的特點。
英語教材是英語課程實施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水平、高質量的教材對教師、教學過程、學生以及教學結果都起著積極的作用。遵循課程標準和先進科學教學思想、不斷與時俱進的教材是新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最強有力的推廣者和實施者。英語是一大學科,是基礎教育中的重要學科之一,所占的課時也很多,人文素質教育在很多時候都是以滲透的方式隨機施教,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
本文的調查結論是,從微觀上講,現行英語教材從人的角度出發,貼合人的需求和特點,更多地考慮學生的需要和不同學生的學習特點,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質量,多維度的人文主義并非可以通過精美的圖畫或游戲、歌曲等替代。它在提供語言材料的同時,也向學生介紹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從而有利于學生更好地了解世界文化,培養跨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從宏觀上來講,滲透人文主義的英語教材更合理、更科學,能從方向上保證下一輪高中英語教育教學改革朝著正確而健康的道路邁進。
參考文獻
[1] Schubert.W.Curriculum:Perspective,Paradigm and Possibility.New York:Macmillian,1986.
[2] 程曉堂.英語教材分析與設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
[3] 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留學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4] 韓玉柱.走向科學人文主義教育:現代教育發展的價值邏輯.當代教育科學,2011(15).
[5] 何安平.英語教育教學語料庫.華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外語教育語料庫子庫,2011.
[6] 金衛東.人文主義視野下高職教育課程設置之反思.教育探索,2011(11).
[7] 張正東,陳治安,李力.英語教學的現狀與發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2001.
關鍵詞 生態美學 人與社會 新人文精神 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生態文明,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實踐美學的當展。不同的美學具有不同的美學邏輯。“美學邏輯指的是美學的理論系統在內在的客觀規律上必然產生的具有有效性、相容性、可靠性、完備性的推理思路或體系構想;它一般包括:邏輯起點,邏輯結構,邏輯構成,邏輯過程”。本文認為生態美學視野下,人與社會和諧關系的建構應立足于生態美學所倡導的新人文精神。當今世界,正處于科技先導、物質充盈的嶄新世紀,但是,在這個高度物質化的經濟時代,人類已有的價值判斷體系正日漸趨向解構,甚至顛覆。在多重劇烈而又不可回避的矛盾中,人類共同面對著一系列沖突,人倫關系物欲化,使人際關系面臨著許多挑戰,人格和諧也受到了一定沖擊,人格和諧越來越顯得重要。但“當今時代,沒有和諧人格就沒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諧人格是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內在要求;沒有人格和諧就沒有社會和諧,人格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是與他人和諧、與自然和諧的前提”。
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舊有的思想觀念被打破,許多傳統思想受到了嚴重挑戰,而新的思想觀念正在形成之中尚未完全鞏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日漸物質化,利益化,少了些許關懷,多了幾分隔膜,少了些許熱情,多了幾分冷漠,少了些許和諧,多了幾分分裂。于是,我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生存狀況和生活質量問題。
值得指出的是,今天生態美學所倡導的人文精神是一種內涵更加豐富的生態文明時代的新人文精神,它包含了生態美的維度,顯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第一,生態美學所倡導的新人文精神不僅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它更加關注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因為在生態美學視野下,生態危機不光是我們看到的生態平衡遭到破壞,自然資源枯竭等現象,究其實質仍是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異化和沖突,生態美學視野下更加倡導人與社會之間以生態平衡為機制的人與社會的平衡和協調,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循環,不要惡意去破壞人際關系的平衡和穩定。美學是實踐美學,我們認為美是生活,“按照馬克思的理想,“美是生活”,就應該造就全面發展的人;只有健全的人,才能創造真正“美的生活”。真正的美的生活,是文明深處的思想與精神力量,是人們對理性與道德生活的追求,是人們對自然美麗安寧生活的自由追求,也是人的自由的現實價值目標。”這些觀點是對構建和諧社會人際關系的深刻認識,因為這些思想透過現象看到了問題產生的本質原因,和諧社會的人際關系,應該是建立在這種新型的生態人文主義精神之上的,人與社會和諧的新型的平衡的人際關系。
第二,生態美學所倡導的生態人文精神,是一種可以與人文主義,科學主義相提并論的文化主義,一種思維方式。生態人文精神更具兼容性,它無疑具有科學主義的內涵,但不能歸結到科學主義。生態人文主義是對人的命運的終極關懷,有著人文主義的血脈。因此,生態美學正確地認識了功利需要與終極關懷的關系,當今我們所處的歷史時期是一個充滿著物欲的功利時代,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能否得到健康的發展,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能否處理好物質利益追求和精神價值追求之間的關系,找到平衡二者的關節點。生態美學終極關懷的真實意蘊不是叫人們在空洞的精神王國里生活,而是引導人們在追求功利的同時,不要陷入功利而不能自拔,以致于最后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個人,而失去了人際關懷,破壞了人際平衡。
第三,生態美學所倡導的生態人文主義精神,主張注重對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文關懷。眾所周知,西方現代化的發展使科學技術獲得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進步,工具理性至上使生產力有了質的飛躍,但同時,人們也應該注意到在工具理性的統治下,人變成了單向度的人,誠如馬爾庫塞所說的“單面人”,失去了感性存在的片面的人,人與人像在機械運動中各零部件之間冰冷的往復位移一樣,失去了生機和活力,而變得蒼白無力,單調乏味,人與人之間失去了關懷。因此,生態美學主張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給予人文關懷,使人們恢復往日里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關懷。
綜上所述,生態美學所倡導的新人文精神有助于協調和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把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建立在生態美學所倡導的生態人文精神基礎之上,是正確處理人與社會關系的必然選擇。
(作者:西安航空學院思政部講師,主要從事美學研究)
參考文獻:
張玉能.實踐轉向與美學的邏輯[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
關鍵詞:研究方法;達芬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4-0058-01
一、文藝復興的起源與發展
文藝復興發生在13世紀末,起源于意大利,后來擴展到歐洲各國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布克哈特認為文藝復興完全是14―16世紀意大利的一個特定時期,他強調個人主義,人們對于他的批評大多是反對他把文藝復興看成是突然出現的、截然不同于中世紀的時代,而認為是中世紀與近代的過度時期,并主張從中世紀中區追溯經濟社會歷史轉變的根源。
隨著文藝復興運動想歐洲其他國家擴展,這場運動的意義遠遠超過他的字面意思,就如鹿特丹的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首先把文藝復興的內容擴大到宗教方面,用來指宗教領域發生的新變化。
二、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
值得指出的是,文藝復興并不是一場刀劍碰撞的暴力革命。革命者們更注意的是思想輸出,而非物理消滅。作為思想的重要載體,藝術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這一種爆炸式的發展。杰出的藝術家如同天上璀璨的明星,在歷史的銀河里大放異彩,留下永不磨滅的光輝。其中最為人光彩奪目的一顆星星,非達芬奇莫屬。
列奧納多?達?芬奇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博學者,他不僅是一個畫家,他還是雕刻家、建筑師、音樂家、數學家、工程師、發明家、解剖學家、地質學家、制圖師、植物學家和作家。達芬奇對現實的理解,較之他的前輩們更深刻、更有遠見,他把文藝復興時代美術的現實主義提高到了嶄新的階段。他的藝術實踐和科學探索精神對后代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和提香等大師一起,將盛行文藝復興的藝術成就推向了高峰。
三、達芬奇的繪畫藝術
達芬奇對于藝術的突出成就在于對人體的研究。在達芬奇看來,人體是自然中最美的研究對象,其對于人體研究的代表之作當屬著名的維特魯威人完美詮釋了古羅馬建筑學家維特魯威所提出的關于人體分割比例的觀點。在這一幅畫作中,達芬奇利用自己豐富的人體結構和幾何學知識,以及精湛的繪畫技巧,實現了抽象的幾何科學和具象的繪畫藝術的結合。無論是其對于人體研究的意義,或是其在藝術表達方面的成就,都可以稱之為卓越。
達芬奇最為著名是他的油畫作品。其中又以肖像畫蒙娜麗莎、祭壇畫巖間圣母和壁畫最后的晚餐為代表,被后人視為達芬奇一生中的三大杰作,其中蒙娜麗莎又被稱作達芬奇藝術成就的最高表現。
蒙娜麗莎這一作品中最為人稱道的,莫過于畫作內主人公嘴角那一抹神秘莫測的微笑。這一抹微笑忽隱忽現,在不同的角度觀察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據專家考證,在蒙娜麗莎的微笑中,包含了高興、厭惡、恐懼和憤怒四種矛盾復雜的情緒,比例分別是83%、9%、6%、2%。油彩由些微不同的顏料組成,營造出蒙娜麗莎嘴角模糊和陰影效果,令人隱約感到她在微笑,但仔細看時笑容就消失無蹤。由于畫上找不到畫筆涂抹的痕跡,科學家認為當時達芬奇應該是將油彩涂在手指頭上作畫。蒙娜麗莎這一幅作品,充分展示了達芬奇精湛的繪畫技巧,以及對光影色澤運用的深刻理解,數百年來一直深受人們喜愛。關于蒙娜麗莎的微笑,人們一直在試圖追尋其中隱藏的秘密。直到今天,因為解構主義的盛行,很多解謎都無視現實意義,一味的向著神秘虛無的方向來過度解讀蒙娜麗莎,雖然有些解讀會顯得無聊,但也在另一個方面證明這一畫作的迷人魅力經久不衰。
隨著人文主義的思潮興起,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會越來越多的考慮如何在作品中表達人類人性之美,而非只是單純的詮釋天神高高在上無法接近的形象。開始嘗試用人性取代神性,是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創作的一個重大變革。因為有了這個全新的指導思想,注定這是一個珍品大爆炸的時期。
四、結論
通過研究賞析達芬奇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其偉大的藝術成就皆來源于其對人類本身的認識和思考。達芬奇的創作離開不文藝復興的這個歷史大環境,正是以人為本的倡導,人文主義的思潮才蔓延開來。通過一些離經叛道式的創新,達芬奇將藝術從高高的神壇上拉了下來,讓藝術創作不再是服從于宗教表達,而是實實在在的傳遞情感和美感,傳承歷史開拓未來。這也就是文藝復興的核心,人文主義精神的實質,藝術應該是為人類的幸福而服務的。這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創作者,依然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我們研究一個人及其作品應該以創作背景為前提,分析那個時代富于人物及作品的偉大意義,這樣更能使我們作出透徹的解析。
關鍵詞:文學理論 范式 轉型 多元化
在20世紀人文科學領域里開展了一場極具深意的文學理論研究運動,它以文學理論、“后”理論等為支撐,涉及了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文學理論反思。在這場運動中,人類對文化建構進行了重新認識和劃分,提出了宏觀意義上的解構與重建的立題,在這一文學建構的過程中進行自省式反思;同時,在這一場文化運動中,更為深刻而具體的表征性轉變即是對文學理論概念的大討論,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文化學者們都以質疑的態度對文學理論進行了省察和批判,對于文學理論的紛爭性討論,構建了西語學界的文化體系。我國在以往的文學理論研究領域所之甚少,傳統的理論范式已不能實現其現實功效,“理論的焦慮”和“范式的危機”已經侵入到我國的人文學科領域,人文的缺失已成為理論研究的迫切議題。
一.范式理論的經典概念
美國學者庫恩提出了“范式”理論,成為了公認的社會科學領域的核心成果。范式理論有其基本的兩個核心元素:范式吸引了一批特定的科學共同體成員;范式又為重組的共同體提供謎題和問題。統一而論,范式在同一種科學世界觀和價值觀、方法論的基礎上,在其模型為廣大科學實踐者所接受的基礎上,對這一特定的科學共同體進行制約、協調和整合的作用。范式不但在社會科學上應用,而且拓展到文學理論應用,在文學理論研究領域里,理論是一種對科學及文學現象的認識和認知,是對科學及文學認識的闡述與解釋;而范式則是一種模型和框架,它代表著共同體要素的承諾,同時以取代明確的規則而成為科學文化解答的基礎和原點。庫恩用范式這一科學共同體的承諾,推動了科學的革命,賦予了其重大的歷史性價值。
中國文化研究也借用了范式理論的發展性概念,我國文學理論界通過對文學理論的反思和重構,重新審視考察“理論焦慮”與“后現代的范式危機”,進行范式轉型的探索與研究,并且從不同的公共領域、公民、道德角度對中國政治文化進行范式思考。
二.比較分析文學理論現代和后現代范式的內在邏輯
(一)、現代范式和其中的同一性邏輯。
1、現代范式。
文學理論現代范式在歷史的進程中凸顯了理性的光環,在這一理性的延伸之下,衍生出了經驗主義、普遍主義和人性的一致性等理念,這些現代文學理論中的各衍生理論都是基于啟蒙理性崇拜精神,有兩個觀念是通用并與現代文學范式密切相聯的。其一是:普遍主義觀念,其內涵是指理性和科學的原則是世界通用標準,它是控制宇宙全范疇的普遍真理。其二是:人性的一致性,即人作為宇宙的主體存在,具有特征的一致性,并且不論是處于何時,還是處于何地都具有同一性。
現代文學理論的范式正是以啟蒙精神的普遍原則作為關鍵核心點的文學體現,現代文學范式主流理念是自由人文主義構想,它以對文學作品的價值認同觀為前提,基于人性的一致性原則和普遍性原則,自由人文主義闡述出了永恒的概念意識,即任何一個好的、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超越時間的束縛,并且超越文學作品本身歷史時代的局限,以統治宇宙的人性主義力量顯現出現代文學中自由人文主義的激情。自由人文主義的對自由、自主和理性的文學價值觀體現出了“人”作為普遍主體的不懈追求,體現出了著名哲學家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獨立自主的反思主體,以及康德的“呼吁自己的理智”哲學觀念。
2、現代范式中的同一性邏輯。
同一性邏輯是現代范式的主要特征,其邏輯原則是把普遍原則擴大化到極致領域,以統括的概念取消了差異性的存在根因,導致極端化和文化暴力侵蝕,它用抽象的同一性抹殺了差別事物的具體表現和個性特征,這種同一化標準支配著文學的統一解釋,而使差異性特征黯然失色。
在現代文學范式中,其同一性邏輯往往偽裝成一種普及全球的統一性思想而對被統治者加以同化,其實這是統治者強加給被統治者的一種意志表現,其在現代文學范式中體現出來的意志實質是以地方涵蓋全部、以特殊代表普遍,它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將特定群體的意識形態用復雜的話語手段,轉為一種“自然存在的、不可變更的”形式呈現出來,顯現了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學價值觀。那么,這種無可非議的啟蒙淵源的同一、普遍性原則,自然也將詩人、作家等文學表現者扶上了主體的地位,并通過文學世界的架構來傳達特定的統治意識形態,那么,隱藏在其中的中心化、同一性邏輯則很難被發現。在現代化范式的中心追求中,對異體的排斥、消除不確定性是一顯著特征,而建構一個中心化的、人為秩序的系統則標明了文學理論現代范式的某種特征。
(二)、后現代范式與其中的差異性邏輯。
在現代范式研究中,自由人文主義以普適的價值觀念為規范,并設立同一性和統一性標志;而在后現代范式研究中,則新生出了解構主義哲學觀,它以質疑、解構和批判的觀點對普適的價值規范進行針對性的解剖。
1、后現代范式中的差異性邏輯。
差異性邏輯是后現代范式中提倡的一種辯證邏輯思維方式,它打破了同一性邏輯的思維方式,揭開了不同事物的不同層面,認為任何一個概念和理論思考都不是只有一個入口,而是由各種可能性組合而成的多個入口。差異性邏輯已經將啟蒙運動所帶來的宏大解釋予以破碎性的解體,并用社會實踐驗證了總體同一化所帶來的危害,例如:納粹法西斯主義。
2、后現代范式。解構主義哲學觀在本質上是矛盾、差異和顛覆,在解構主義力求從文本邊緣中突顯出文本矛盾,從而將文本的統一根據予以打碎式的重構,將原來控制著文學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宣告解體,為差異性文學理念打開新的通道。另一方面,在話語形成的過程中,現代范式中的人文主義自由價值就是以權力為擴張點,運用話語的運作權來壓制不同矛盾的話語沖突;而在后現代范式中,解構主義則要重申這些“另類話語”的合法性,認為這種“另類話語”更具存在價值,為差異性話語提供了伸展的空間。
后現代范式以“差異”、“他者”、“認同”、“表征”為基本理念,構成了后現代范式的結構體系。“他者”是一個熱門概念,意指我們之外的他人,是有別于自我特征的另類特征,自我與“他者”是互為參照,自我是常態、穩定的參照點,而“他者”即是反常、不穩定的相反體,這種二元對立結構在政治文化上就顯現出了不對等,另類的“他者”就受到壓制和排擠,話語權被“自我”統治者所掌控。
基于對自我話語權的統治批判,差異在話語變化過程當中不斷地擴大和深化,認同不再是完整不變的同一體,而是傾向于分解和重構的變化體,既然認同是變化的,那么話語的建構實踐也就成了差異的表征,霸道天下的話語文化必然不符合社會的發展,在健全的社會機制下多變的話語表征必然同時并存,在文學實踐中也存在平等的多元文化權利,諸如:女性、弱勢階層等,對同一邏輯的顛覆必然導致多元化、平等化的訴求和申辯。后現代文學理論體現了各種差異性邏輯征服同一性邏輯的“多于一”的思維勝利。
三.我國文學理論研究實踐范疇下的范式轉型思考
由“理論的焦慮”和“范式的危機”催生而出了我國現代文學理論的大討論,舊有的理論承諾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的需要,傳統意義下的許多文學概念和結構態勢已無法為新時代下噴涌而出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現象提供圓滿的解釋,新生的文學理論范式應運而生,例如:“文本”取代了“作品”、“話語”代替了“語言”,同一性和自由人文主義已無法適應差異化和多元化的“后現代生活”狀態,范式創新、轉型已成為時代所需,“記憶范式”、“空間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已成為新型的范式關鍵詞。
1、記憶范式。記憶是在時間的維度上,通過與時間的本質聯系而構成文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記憶的理論范式為任何一種理論的創造提供心理源泉,它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機械復制,而是一個具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歷史系統。記憶的范式超越了“現代”與“后現代”的差異概念,也延伸了科學社會價值的內涵,記憶范式記載了過去的客觀存在,也通過對理論的重構證實了文學與社會、歷史的不可割裂的關聯,從文學記憶的視角貫穿文學理論發展進程。
2、空間范式。空間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理論概念,它與“焦慮感”有著本質的關聯,它受制于社會進程中人類的干預實踐活動,諸如:信息資源互通與共享、資本擴張與跨國消費等,具有其時代性的政治功能和社會含意;但相反地,空間也對人類的意識和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人類在空間范式的視角下進行多元化的關注現象,例如:都市生態文化研究、視覺與圖文關系文化研究等,這些空間范式都對人類社會產生了至深至遠的重大影響。
3、文化政治范式。文學與政治已在歷史的進程中得以結盟,當政治與文化互融之時,人類的社會生活方式就會發生重大變化,隨著傳統理論范式的失效,我們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后”語境下的政治和社會學資源,延伸了文學理論研究的內涵,為文學理論的創造性提供了可能。
四.結束語
內容提要: 刑事政策與犯罪構成關系密切。從淵源上考察, 是近代刑事政策催生出科學、公正認定犯罪需要的犯罪構成, 故刑事政策對犯罪構成具有先決性, 這也使得在內容上刑事政策要求犯罪構成應具有人權保障的功能和機制。從二者演進發展歷程看, 即使在近代刑事政策產生之前, 古代樸素刑事政策即已對認定犯罪產生影響。自啟蒙思想始, 科學主義刑事政策、人文主義刑事政策、人道主義刑事政策都對犯罪構成的體系及內容產生過深刻影響, 犯罪構成成為刑事政策在規范刑法中的延伸。作為舶來品的我國的犯罪構成從產生到現在都與我國的刑事政策相脫節, 其應對當今刑事政策之人道和法治原則、寬嚴相濟之內容等進行應有的回應。
刑事政策與犯罪構成存在密切關系。上個世紀70年代德國刑法學家roxin 提出“目的理性犯罪論體系”, 認為犯罪論體系的構建必須以預防的目的作為指導原則, 不僅在刑罰論而且在犯罪論中都應該考慮刑事政策問題。[1] ( p4) 在我國刑法理論上, 刑事政策對刑罰、刑事責任的影響理論上論述已較多, 但對刑事政策與犯罪構成的關系則鮮有論及。本文擬對二者關系進行分析, 在探討相互關系的基礎上, 以期在新的刑事政策理念下為重新審視我國的犯罪構成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刑事政策之于犯罪構成的預先規定性
作為對犯罪的反應方式, 刑事政策和刑法自古即已在事實上存在。在二者緣起的問題上, 究竟是刑事政策緣起于刑法還是刑法緣起于刑事政策, 是一個糾纏不休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人類對犯罪現象的思考, 同時蘊含著對如何認定和預防犯罪的思考, 在犯罪產生的同時, 抗制犯罪的刑事政策與刑法就同時產生了, 在此意義上, 我們幾乎不可能考證在緣起上二者究竟孰先孰后, 從而二者產生的先后問題, 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偽命題。但不可否定的是, 刑事政策與刑法的關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化過程。[2] 這種演化無疑會對刑法之核心的如何認定犯罪的犯罪構成產生深刻影響。刑事政策學的出現及現代刑事政策人道主義和法治主義的確立, 使刑事政策的內容在其歷史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完全的轉折, 這種轉折也給犯罪構成帶來了完全不同的氣息。
我國古代的刑法文化非常發達, 雖有“嚴刑峻法”、“刑期于無刑”等嚴酷、威懾的刑事政策, 但仍留下了諸如“刑罰世輕世重”、“明德慎刑”、“以德為主、寬猛相濟”等即使對今日的法治建設仍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的刑事政策, 在其中亦不難找到現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痕跡。可以這樣說, 刑事政策在我國刑法文化的歷史中扮演著主角地位。但如此發達的刑事政策思想和刑法文化卻沒有孕育出獨立的犯罪構成理論, 以至于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從其產生便是徹頭徹尾的舶來品。而且, 在不乏相當科學性的刑事政策思想下, 我國古代認定犯罪的方式卻體現了客觀歸罪或主觀歸罪的明顯特征, 其“犯罪構成”的罪過責任和結果責任幾乎貫穿了我國封建社會的整個時期, 刑事政策與犯罪構成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背離。西方在19世紀初期之前, 幾乎沒有系統的刑事政策思想, 極少的刑事政策也僅僅停留在威懾的階段, 濫用暴行的傾向極為明顯, 強調以死刑為中心的暴行手段進行威懾來達到防止犯罪的目的。[3] ( p7) 此后西方刑法進入以1791年至1810年法國刑法典的制定和頒行為標志的刑法近代化改革階段, [4] ( p6) 在同一時期, 刑事政策的概念在西方首次正式提出, 但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概念。[5] ( p1) 至19世紀中后期, 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 反對專制主義、限制司法擅斷、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刑事政策思想在西方迅速普及, 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刑罰人道等刑事政策得以正式產生, 由此也要求和迅速催生了科學的認定犯罪方法的出現。在1840年, 犯罪成立的理論體系開始出現雛形。[6](p28) 刑事實證學派則在啟蒙的基礎上使刑事政策進一步走向成熟, 其科學性得到進一步加強。[7] 此時后期古典學派以ernst beling于1906年發表《犯罪的理論》為標志確立了古典犯罪論體系, 犯罪構成正式登堂入室。
可以發現, 我國幾千年豐富的刑法文化沒有催生出科學的認定犯罪的“犯罪構成”, 雖然我國傳統刑事政策內容豐富且不乏現代性價值因素。相對于我國幾千年多樣的刑法文化和刑事政策而言, 西方刑事政策的歷史無疑是短了些, 但犯罪構成最終在西方出現并形成成熟系統的理論,從刑事政策的角度思考, 或許能夠尋找到答案。
在整個封建社會時期, 我國刑法在實質上都是國權性質的刑法, 刑法講求國家的權威, 一切以國家為出發點, 以國民為規制對象, 通過限制國民的行為來保護國家的利益。因此, 刑法是為國家服務的, 在“朕即國家”的時代, “國權刑法”實際上往往演變為“皇權刑法”, 在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下皇帝的權力是無限的, 皇帝的話就是法, 因此刑法是可以按皇帝的意思隨意解釋和適用的, 此即中國古代皇帝的“立誅權”、越法裁判權。[8] 因此任意的司法和專權可以因皇帝的旨意和心情喜好隨意進行, 人治成為其烙印, 這是傳統中國刑法文化的重要特征。即使在今天這種思想仍然影響著中國的司法。[8] 因此罪刑法定化在彼時之中國是難以實現的, 而且皇權需要直接排斥罪刑法定。而犯罪構成作為法定之認定犯罪的方法, 其要求對于犯罪首先應有法律的明文規定, 其次司法亦需依法進行, 罪刑法定原則實為犯罪構成的靈魂和內在支撐, 如果犯罪構成是法定的, 則其由此應成為罪刑法定原則在立法中的規范性征表。很明顯, 在“朕即國家”的時代, 罪刑法定原則難以產生, 犯罪構成就無從談起。因此, 盡管表面上我國刑事政策內容豐富且具有相當科學性和現代價值, 但始終絲毫沒有罪刑法定的精神。而且罪刑法定的真正要義在于刑事法治, [9] ( p3) 在此意義上, 在傳統之人治中國, 沒有任何產生法治或者刑事法治的土壤, 基于刑事法治下人權保障功能的罪刑法定主義就更沒有出現的可能。因此, 沒有罪刑法定主義這一最重要的刑事政策的產生土壤, 犯罪構成自然在我國難以產生。西方刑事政策的古代資源雖然沒有我國豐富, 但受啟蒙思想的影響, 在刑事政策概念提出之后的幾十年, 迅速發展出具有現代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等刑事政策, 反對司法擅斷要求人權保障的罪刑法定之精神要求科學認定犯罪方法的出現, 由此犯罪構成的產生具有了最深和最強的內驅力, 這也要求認定犯罪之方法能真正體現人權保障的要求, 負擔起罪刑法定的使命, 而不應僅僅是防衛社會的功能。因此只有在近代具有法治精神之刑事政策的土壤下才能催生出犯罪構成, 而在傳統封建中國, 根本沒有犯罪構成產生的土壤, 其自然不可能在我國出現。
從以上基于淵源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 刑事政策對犯罪構成的產生、內容都作了先決性規定, 而且這種規定是必然性的, 犯罪構成的人權保障價值由此來看是與生俱來的, 因此合理的犯罪構成必須能夠具有人權保障的機制和功能。
二、刑事政策之于犯罪構成的內容決定性
刑事政策對犯罪構成有著先決性的影響, 如果從兩者的具體內容來看, 這種影響體現的尤為明顯。而在內容上分析二者關系, 必須借助于對犯罪現象的認識進行。對犯罪現象的認識影響著犯罪構成體系的建構, 而刑事政策作為對犯罪的反應方式, 必然要以對犯罪現象的認識為前提。以大陸法系刑事政策學的體系來看, 對犯罪現象的認識是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對犯罪現象的理解乃基于刑事政策的語境進行, 使其成為分析刑事政策和犯罪構成關系的工具。
在犯罪構成正式產生之前, 認定犯罪的方法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在近代之前的歐洲都充滿了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的色彩, 甚至在上個世紀末期, 美國和印度等國家還出現了對動植物定罪判處并執行刑罰的趣聞。[10] ( p93) 或許可以認為, 這是結果責任主義在今天以加強人的法治意識、提高人的法治觀念為目的的另一種形式的復活。雖然在主觀歸罪和客觀歸罪下也不是完全不考慮客觀危害結果和主觀罪過狀態, 但對定罪而言已無多大意義了。[11] ( p6) 采用如此定罪的方式, 單純的報復或威懾是最直接的原因, 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對犯罪的認識。在犯罪產生最初, 人們用超自然主義的犯罪觀解釋犯罪, 認為犯罪是邪惡的精神力量、惡魔等所引起。[4]( p19) 至中世紀時仍把犯罪和其他異常行為歸謬為惡魔鬼怪, 犯罪是中了邪魔的結果。[12](p34) 由此, 對犯罪人的懲罰就是對魔鬼的懲罰, 而對魔鬼的懲罰當然可以用盡一切方式, 認定魔鬼的方法當然不可能也無需具有科學性, 或者是憑客觀的結果, 或者是依主觀的罪孽作為認定犯罪的方式就是自然的了。因此從人類對犯罪現象的認識來看, 在現代刑事政策產生之前, 古代刑事政策在事實上即已經產生, 而且這種刑事政策對人類對犯罪的處理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甚至是決定性作用。這種影響或作用歸根結底是人類對犯罪現象的認識而致, 而在對犯罪現象的科學認識之前這種影響或作用就成為一種必然。在這個意義上, 是古代對犯罪認識之刑事政策造就了認定犯罪的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 刑事政策對認定犯罪的犯罪構成自刑事政策產生始即已具有了決定作用, 在古代樸素的刑事政策下, 犯罪構成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刑事政策對犯罪進行規范化認識的體現。
至受啟蒙思想的影響, 人類開始了理性認識犯罪的進程。在19世紀的歐洲, 經驗科學的方法論滲透到了所有科學領域, 刑事政策的思潮是科學主義, [3] ( p10) 自然科學對刑事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進而通過刑事政策滲透于犯罪構成。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 刑事古典學派著眼于外部事實因素, 開始從實在的角度認識犯罪行為。強調行為的物理特征和責任的事實狀態, 試圖建立如自然科學般精準的犯罪成立理論。[6] ( p32) 在自然科學強調行為的實在性和客觀性的前提下, 刑事古典學派以行為中心構建犯罪論體系, 其犯罪構成也體現了明顯的行為中心主義的色彩。在犯罪構成體系初創時期, ernst beling提出了行為、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的體系, 其將行為置于犯罪成立的第一個層次, 凸顯行為中心主義, 并且認為構成要件該當性是純客觀中性無色的, 違法性也與行為人的主觀因素無關, 僅僅是客觀的價值評價, 其因果關系堅持自然行為論, 均表明了犯罪論體系各個要素的自然主義色彩, 這種狀況的出現其實亦是科學主義刑事政策催生的結果。由于科學主義刑事政策運用經驗科學的方法對犯罪原因進行解釋, 刑事實證學派故提出“天生犯罪人”等對犯罪現象認識的命題, 強調犯罪先天決定性等觀點必然使得對因果關系采自然行為論和構成要件應客觀中性之結論, 這樣行為只是一種自然意義上的類機械行為, 在行為中心主義體系下, 整個犯罪論體系也在科學主義刑事政策下被刑事古典學派塑造成以自然科學的視角來對待的體系, 古典犯罪論體系由此發散出科學主義刑事政策的氣息和色彩。
然而科學自然主義的犯罪觀透露出冰冷僵硬和機械的氣質, 其缺陷在人文主義刑事政策來臨之時便顯露無余。19世紀末, 尤其是進入20世紀以后, 新康德主義的興起使人文主義的思潮迅速發展, 從價值上強調人是一切的出發點和歸宿, 人文主義的關懷成為刑事政策的內容。在人文主義刑事政策的思潮影響下, 刑事古典學派認為個性尊嚴的喪失、受壓抑以及社會機會的不平等使人走向犯罪。[11] ( p175 - 176) 他們將犯罪構成體系進一步發展, 認為行為是構成要件的一個要素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犯罪成立條件, 構成要件存在主觀的要素, 不是中性無色的, 違法是對社會共同生活所要求的文化規范的違背。在此種人文主義刑事政策影響下, 刑事近代學派主張以行為人為中心建立犯罪論體系, 重視違法的反社會性和行為人的危險性, 使對構成要件應進行價值判斷的觀念得以確立。在違法性的判斷上, 近代學派的犯罪論體系也擺脫了古典學派的違法性之從客觀事實出發的觀點, 使得對事實和法規范判斷不再是僅從客觀形式上進行, 從而違法性本身獲得了價值色彩, 超法規的違法阻卻事由的出現更是體現了強烈的人權保障之人文關懷。在有責性判斷上的期待可能性的確立, 尤其是超法規的責任阻卻事由的存在, 也使得犯罪論體系具有了濃郁的人權保障之出罪價值, 正如大塚仁教授所言, 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對在強大的國家法規范前喘息不已的國民的脆弱人性傾注刑法同情之淚的理論”。至此, 犯罪論體系在人文主義刑事政策的影響下得到發展并成熟, 而此犯罪論體系中的人權保障價值之人文關懷更是展現了人文主義刑事政策之精神真諦。由此, 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的基本結構和格調便具有了人文主義刑事政策之人權保障的精神和內容, 通過人文主義刑事政策對科學主義刑事政策的批判和發展, 客觀色彩的古典犯罪論體系發展至近代具有人權保障色彩的犯罪論體系, 犯罪論體系中的科學主義刑事政策的精神內核被人文主義刑事政策的精神內核最終取代, 作為犯罪論體系靈魂的刑事政策之精神便以規范的形式在犯罪論體系中延伸, 人文主義刑事政策對此做出了最佳的詮釋。
至上個世紀后期, 社會防衛運動出現, 人文主義刑事政策發生分化分解, 西方刑事政策的發展進入人道主義階段, 對犯罪預防給予極大關注, 講求合理的組織對犯罪的反應, 對刑法進行大規模改造, 刑法在具體運用上更加靈活。[13] ( p72) 人道主義社會防衛刑事政策的出現對犯罪構成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roxin教授提出了目的理性的犯罪體系, 認為犯罪的該當、違法、有責和可罰均應以預防犯罪的刑事政策為指導。而jakobs教授在“安全刑法”、“預防刑法”等刑事政策的指導下, 提出了純粹規范論體系, 認為犯罪論體系的各成立階段、各構成要件要素的理解, 諸如行為、因果關系、結果、罪責等均依此重新表達。[6] ( p85 - 89)
可以發現, 刑事政策內容的每一次變動都會在犯罪構成中得以表現, 犯罪構成成為刑事政策在規范刑法中的合理延伸, 刑事政策成為犯罪構成發展的靈魂, 當下及未來之刑事政策勢必同樣對犯罪構成產生影響。
三、犯罪構成對刑事政策之應有回應
刑事政策發展到今天, 就其原則發展趨勢而言, 人道主義和法治主義成為其重要的趨勢。[14] ( p19 - 21) 刑事政策的人道主義是指對人性尊嚴的尊重, 不允許殘酷的和野蠻的刑罰。在訴訟中將被告人視為正常的人, 享有一切應有的訴訟權利。人道主義實際上是尊重人權的要求和體現, 對人權的關注要求貫徹于刑法運行的始終, 因此作為認定犯罪成立的犯罪構成也自應體現人道和人權的要求。法治主義是指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受到法律的支配, 而現代刑事政策本來就是在人權觀念勃興的時代產生的, 因此本身具有人權保障精神的刑事政策必然要求對之能法定化的法律應是良法和善法, 是實質正當和合理的法律。這要求刑法對個罪構成的規定應該具有實質的合理性。就刑事政策內容特征來看, 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已成為一種潮流和趨勢。非犯罪化旨在限制刑罰處罰范圍, 因此要求在立法上合理界定犯罪圈, 將原來作為犯罪行為處理的行為合法化或者僅作行政違法行為處理, 非刑罰化要求以刑罰之外的方法代替刑罰進行制裁。[15]( p24 - 25) 就具體刑事政策觀察, 輕輕重重、輕重結合的刑事政策已成世界性的趨勢, 在我國則體現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原則發展之人道和法治趨勢應該成為犯罪構成發展的靈魂, 犯罪構成的人道化和法治化應成為今后的課題。犯罪構成的人道化要求犯罪構成蘊含人權保障的內在精神, 其本身應具有人權保障的機能和機制, 而不應僅是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通過訴訟機制解決, 在犯罪構成體制之外依訴訟的過程解決罪犯的人權保障, 可能會因訴訟程序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司法者自身的職業素質欠缺而無法真正實現辯護權, 如果犯罪構成自身包含著出罪的人權保障機制, 則在任何刑事案件中對犯罪的認定都無法回避必須的、預先設定的出罪判斷。如此再輔之訴訟過程中被告人辯護權等訴訟權利的行使, 刑事司法的人權保障價值才能真正從實體上和程序上得到充分體現。以此來審視我國的犯罪構成, 可以發現, 現今我國的犯罪構成只對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進行判斷,而不具備對犯罪人是否不構成犯罪進行專門認定的機制, 即沒有否定不構成犯罪的出罪機制。四要件構成體系作為從前蘇聯引入我國的舶來品, 從一開始其就完全割斷了與我國傳統刑事政策的聯系, 而其對于當下刑事政策發展之人道趨勢也沒有產生合理的回應。因此從我國犯罪構成的產生而言, 由于先天性缺少人性關懷之人權保障的功能和機制, 故在人道性刑事政策勃興的時代,其缺少人權保障之出罪機制的現狀必須被改變。在刑法語境中, 刑事政策之法治化實際上就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 亦即刑事政策不能直接作為裁判案件的依據, 否則會助長法律虛無主義, 導致刑事案件懲罰無法規格化和明確化, [16] ( p103) 這是刑事政策刑法化最一般和基本的內容。如果刑法是經由刑事政策而來或者至少刑法條文體現著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則此時的刑法應該是一種良法, 其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自然應該體現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和要義, 符合良法的基本要求的, 不僅個罪構成所依附的法條在形式上合理, 在實質上也能符合社會正義的要求。這應該成為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另一種解讀, 但卻常常被忽視。如果以此來觀察我國刑法規定的個罪之犯罪構成, 可以發現其和良法的要求仍有一定距離, 如存在最高司法機關違法之解釋、構成要件過于粗疏等均不符合良法形式之美, 對不同對象的保護采取差別待遇、公民權利保護滯后等不符合良法實質之善等諸多問題。
刑事政策內容之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趨勢應該成為犯罪構成發展的具體方向。犯罪構成之非犯罪化要求立法上合理劃定犯罪圈, 將實質上不具有社會危害或刑法對之根本無效的行為排除出犯罪的范圍。犯罪構成之非刑罰化要求在犯罪構成劃定的犯罪圈中以非刑罰的方式處理被認為構成犯罪的行為, 西方國家的轉處、易科、社區矯正處遇都是犯罪構成非刑罰化的體現。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并不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在非犯罪化后, 通過非刑罰化進一步限制刑法的打擊面, 實現輕緩化, 因此非刑罰化是對非犯罪化的進一步發展, 這樣實際上犯罪構成的非刑罰化和非犯罪化就可以作同一性理解, 犯罪構成的非刑罰化就不再是一個虛設的命題, 犯罪構成的非刑罰化應該得到提倡。我國犯罪構成的非犯罪化問題近年來似有緊縮的趨勢, 如司法解釋不斷擴大某些個罪的犯罪圈, 以專項斗爭形式存在的嚴打仍聲勢高漲, 死刑適用的范圍過寬, 刑罰的替代措施幾乎為空白等。
作為我國刑事政策最新的發展成果, 寬嚴相濟之具體刑事政策如果成為司法實踐的指導, 犯罪構成應成為其具體的載體, 即我國犯罪構成重構的方向應體現寬嚴相濟之具體刑事政策。一般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理解為刑罰適用時的寬和嚴。[17] ( p17) 如果寬嚴相濟之刑事政策對我國的犯罪構成將產生影響, 則其不應僅是刑罰適用的政策, 還應是犯罪構成應遵循的規格。換言之, 寬嚴相濟之刑事政策不僅應是刑事司法的指導, 也應該成為刑事立法的一種思路。從目前的研究來看, 存在過于關注寬嚴相濟之刑事政策的刑法解釋之司法指導功能而忽視了其對刑事立法的應有意義。如果在立法上將寬嚴相濟之刑事政策作為一種指導思想, 除了在刑罰的設定上應寬與嚴相濟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犯罪的成立規格之犯罪構成上同樣應寬與嚴相濟。犯罪構成的寬嚴相濟之命題實際上是合理劃定犯罪圈的問題, 更進一步講是犯罪設定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和諧相濟的問題, 因此應設定寬之犯罪構成和嚴之犯罪構成的概念并作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指向下的解讀。
寬之犯罪構成要求對構成犯罪的行為刑法應從行為性質的角度設定其具體構成, 而不對其作過多限制。這并不與非犯罪化相矛盾。非犯罪化是將不應構成犯罪的行為排除出犯罪圈, 寬之犯罪構成是在非犯罪化后設定的犯罪圈內對已設定成犯罪的行為規定的一種方式。嚴之犯罪構成不僅指刑事法網的“嚴密”, 而且也應指刑事法網的“嚴明”, 換言之, 犯罪構成不僅嚴密而且嚴謹明確。寬與嚴之犯罪構成不僅是相協調的,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嚴之犯罪構成是對寬之犯罪構成的限制, 即通過犯罪構成的明確性限制犯罪構成的寬疏性, 從而達到犯罪構成的社會防御和人權保障的雙重價值。以我國刑法對個罪構成的規定來看, 對客觀行為多數進行程度上的限制, 同時對大多數犯罪又作了情節上的要求。從行為程度上設定犯罪實在是立法上的一個難題, 而從行為性質上設定罪的構成關系到對輕微行為的處理。以日本刑法的以行為性質之立法例來看, 通過不起訴、轉處等方式最終作為犯罪處理的情況并不是想象的那樣多, 而我國采取行為定量立法的方式其弊端是難以克服的。[18] ( p113) 采取行為性質的立法可以將一切涉嫌犯罪的行為納入刑事訴訟程序中, 與對輕微行為采取行政處理的方式相比, 可以擴大被告人對抗國家刑權力的權利, 從而實際上能夠縮小刑法的打擊范圍, 也能保證犯罪構成規定的明確性。從司法的可操作性上講, 由于性質清楚明確, 故能保障法運行的安全性。因此我國刑法對行為之量的規定有必要轉變為對行為性質的規定, 實現犯罪構成之寬的要求。我國刑法對構成之情節的要求表面上符合嚴的要求, 但實際上由于情節的模糊性和非法定性, 因而可能產生擴大解釋, 導致實質上犯罪構成的松弛, 同時犯罪構成之嚴謹明確性的要求幾近喪失。如果采取行為性質的立法模式則自然可以取消相當一部分關于情節要求的規定, 因此嚴之犯罪構成實際上成為寬之犯罪構成的反向表述。在這個意義上, 行為性質之立法方式能夠同時達到寬與嚴之犯罪構成和諧一致的合理狀態。因此表面上行為性質的立法有擴大犯罪圈之形式可能, 但實際上并不會產生如此后果, 行為性質之立法與嚴之犯罪構成并不矛盾, 由此采取行為性質的立法方式應成為犯罪構成最核心的內容。
一個簡短的結論: 刑事政策對犯罪構成的影響是深刻的。我國的犯罪構成應對刑事政策的精神、內容等進行合理回應, 犯罪構成應符合良法的公平正義理念并具有人權保障的出罪機制存在, 具有運行的安全性價值。在當代刑事政策下, 刑法關于個罪構成的規定應以行為為中心, 以行為性質之規定作為立法的基本方式。當然, 犯罪構成的產生及演進, 乃諸多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切不可將刑事政策視為其發展的唯一助力。這是本文寫作的基本結論。
注釋:
[1] 何秉松. 犯罪論體系研究[ j ]. 政法論壇, 2003, (6).
[2] 盧建平. 刑事政策與刑法關系的歷史演變[n ]. 法制日報, 2007—09—16 (14).
[3] [日] 大谷實. 刑事政策學[m ]. 黎宏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4] 邱興隆. 刑罰的正當性反思[m ].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5] [法] 米海依爾•戴爾瑪斯———馬蒂. 刑事政策的主要體系[m ]. 盧建平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6] 方泉. 犯罪論體系的演變[m ]. 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8.
[7] 蔣熙輝. 西方刑事政策主要流派及其特點[ eb /ol ]. http: / //politics/">政治與法律, 2005,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