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的重要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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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中圖分類號：D4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4-0088-04
基金項目：2016年國家級、四川省省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權力的文化網絡視閾下羌族鄉村治理研究"（201610638043）；2016年國家級、四川省省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轉型期我國農民政治信任與權益維護方式研究”（201610638038）。
作者簡介：張露露（1986-），女，河南南陽人，西華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層民主與基層治理。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場域，其重要性在民族地區尤為突出?；趯?900-1942年間華北農村的考察，美國學者杜贊奇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重要概念，為我們探討當前民族地區的鄉村治理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他指出，“文化網絡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范構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場等方面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盵1]1-2“權力”是指個人、群體和組織通過各種手段以獲取他人服從的能力，這些手段包括暴力、強制、說服以及繼承原有的權威和法統。[1]前言4“文化”是指扎根于這些組織中、為組織成員所認同的象征和規范。[1]前言5杜贊奇認為，它是由各種集團和組織交織而成的天衣無縫的一個網絡。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趨向坐落于較為密集的交叉點上，即文化網絡中的中心結。任何追求公共目標的個人和集團都必須在這一網絡中活動，正是文化網絡構成了鄉村社會及其政治的參照坐標和活動范圍。它不僅溝通了鄉村居民與外界的聯系，而且成為國家政權深入鄉村社會的重要渠道。那么，當前我國民族地區鄉村治理中是否也存在“權力的文化網絡”？它由何構成并發揮著怎樣的治理功能？它又存在哪些現實局限性？該如何突破？筆者以四川省阿壩州民族村J村作為考察對象，試圖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應。
一、J村“文化網絡”的構成要素及其作用
1：凝聚著村落的向心力。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和社會意識形態。從當前J村村民的狀態來看，樣本數據顯示無（主要是漢族）的占513%，羌族信仰占349%，藏傳佛教占72%，伊斯蘭教占66%。羌族信奉原始信仰，他們崇敬的神靈大體上可分為4大類30多種，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靈物崇拜和圖騰崇拜，并以羌族釋比、祭天神、神羊（牛）祭山、神牛（羊）還愿、羊圖騰、白石崇拜等為具體表現形式。其中，以白石崇拜為表征的多神信仰是羌族原始宗教的顯著特征。它源自史詩《羌戈大戰》，在遷徙途中羌人的始祖天神以白石化作大雪山，從而擺脫了“魔兵”的追擊，使羌人轉危為安。到達岷江上游后，又因夢中啟示用白石擊敗了“戈基人”，羌人始得重建家園并興旺發達，由此這種天神和白石崇拜成為羌人的精神信仰。藏族主要是嫁入本村的藏族媳婦，信仰藏傳佛教，定期到鄰近的寺廟里拜佛誦經?；刈錿信奉伊斯蘭教，過“開齋節”、做“禮拜”，并舉行“生宵節”和“圣紀節”等活動。
村民由崇拜認同而產生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成為植根在他們靈魂深處的精神內核。在這種信念體系的支配下，村民形成了自身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倫理觀，并深刻影響著他們具體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不僅是村民安撫痛苦并調節心理的醫治良方，也是產生群體認同的重要驅動力量。它增強了村民之間的信任感和互，減少了矛盾和摩擦，有利于提高村落凝聚力并維護鄉村治理的穩定局面。
第2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論文摘要：近年來，我國鄉村旅游快速發展，但從總體上講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經驗和理論認識上的不足，也存在一些問題。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國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方面存在的問題，同時進一步提出了加強社區參與的方法，以期對我國鄉村旅游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借鑒。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內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區方法》一書引入了“社區參與”的概念，2009年6月，世界旅游組織、世界旅游理事會與地球理事會聯合頒布了《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明確提出將居民作為旅游業發展的關懷對象之一，并把居民參與作為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突出了社區參與在旅游業發展中的重要性。社區參與是指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物與公共活動的規劃、決策、執行、監督與評估等環節的過程。因此，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應理解為在鄉村旅游發展中，社區居民通過各種方式和行為，積極、主動地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環節和相關層面，并且在其發展中獲取相應的利益，以保護當地環境和維護傳統社會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以看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核心體現在參與的內容和目的兩方面：居民獲得參與社區旅游發展決策的權利和公平獲得旅游收益的機會。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是體現社區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機制，包括了旅游規劃、旅游經濟活動、環境保護以及社會文化維護等多方面內容，它更強調把社區作為旅游規劃和治理的核心，是一種新型的旅游發展模式和開發理念。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積極意義
近年來鄉村旅游在我國快速發展，尤其是2009年國家旅游局推出“2009中國鄉村年”，更掀起了鄉村旅游開發的熱潮。在鄉村旅游深度開發過程中，社區參與是實現其良好發展的保障，同時也符合國家發展鄉村旅游的初衷。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積極意義在于：第一，鄉村旅游之所以對城市居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要害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觀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長”的鄉村自然、人文景觀。就自然景觀而言，當地居民是它們的擁有者、保護者，所以繞開當地居民參與而進行的鄉村旅游資源開發是沒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觀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園風光、農事活動、風土民情等，這些都是當地最生動、最鮮活的鄉村旅游資源，而當地居民則是它們的重要載體，通過當地居民的參與，才能使這些無形的精神資源得以展現。第二，當地居民通過參與鄉村旅游的開發經營、決策治理，獲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會極大地促進居民對發展鄉村旅游的熱情，這種支持與友好的態度，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第三，當地居民通過各種形式對鄉村旅游的參與，會無形中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生態保護觀念和環保建造的意識。為了更好地發展當地的鄉村旅游，他們會自覺保護當地的生態景觀，美化環境，同時會更注重保護當地的鄉土文化，使其得以傳承和發揚光大。
當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中存在的問題
（一）各地社區參與發展不平衡
少數地理位置優越、經濟開放的地區，鄉村旅游起步較早，鄉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資源，引導社區居民全面有效地參與到旅游開發、治理、規劃、經營中去，實現了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還有一些鄉村處于摸索階段，采用的是組織參與的模式，部分居民參與其中，主要從事的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活動，如為游客提供手工藝品和土特產品等。但是目前我國大部分鄉村地區，旅游的發展完全是一種政府行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進程較為緩慢，在比較偏僻落伍的地區，鄉村旅游更是毫無社區參與可言?？梢灶A見，這些地區的旅游業，最終會隨著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不斷加劇而逐步衰落。
（二）社區居民參與鄉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區全面有效地參與鄉村旅游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在參與的規模上，應是全部居民，起碼是大多數居民的參與；在參與的內容上，指當地居民全方位地參與到當地旅游業發展中，包括旅游業發展的規劃、決策、治理、經營和當地的環境保護及文化的維護與傳承；從參與的目的來看，居民不再僅以就業、增加經濟收入為單一目的，考慮到他們今后的發展，居民還視環境保護、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最終達到自身、社區、當地旅游業三者的共同發展。
目前從我國鄉村旅游發展的總體來看，社區參與程度和層次普遍偏低，多數地區主要表現為少數居民開展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活動，真正在旅游決策、治理等方面的參與少之又少。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門一些擁有決策權的各級領導，對鄉村旅游開發過程中社區參與的積極意義認識不足，理解不透。認為只是簡樸的農民個體經濟行為，沒有充分考慮農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開發決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風，未采取任何措施調動當地居民的積極性，引導他們全方位參與。第二，從當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治理者或規劃人員在制定一些對社區產生重大影響的旅游規劃時，常將社區居民排除在外，強化了社區居民不愿參與鄉村旅游的意識。他們認為開發旅游是政府行為，是為公司謀利，進而有意無意將自身與旅游發展隔離開來。第三，由于農村居民文化知識水平有限，整體素質較差，客觀上限制了他們的參與。
（三）鄉村旅游開發中社區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當地農民直接利益受到損失。鄉村旅游開發中居民最關心的莫過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經濟收入的分配。但由于農村居民參與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在資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資源在內的可利用資源，在旅游開發以前是當地社區居民賴以生存的生產生活資源，其使用權歸農民所有。當旅游區進行規劃后，這些資源即變成景區治理部門所有，而景區在經營中所得經濟利益沒有或很少分配給當地居民，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同時在將這些資源使用歸屬權轉讓給旅游企業時，政府或村委會未能使農民獲得最大利益，甚至個別地方出現權錢交易等損害農民利益的現象。
其次，在就業機會上，目前在鄉村旅游開發中，各地大多數旅游項目是以委托經營、承包、經營權轉讓或租賃承包的形式委托給一些外地開發公司開發與經營，而不是以社區居民為主體。大量外地人的涌入與參與，使鄉村旅游區的旅館、餐館及紀念品經營等被外地企業所壟斷。這樣的結果，造成當地居民被排除在經營決策之外，就業機會大大減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過工資和商業利潤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當地居民喪失了在旅游活動中應得的直接經濟收益，同時也削弱了“旅游扶貧”的效果。
2.當地居民間接利益的喪失。社區居民參與鄉村旅游所獲得的利益除了經濟利益外，還包括環境利益和社會文化利益。環境是當地居民長期生活、生產的場所，一旦遭到破壞出現生態問題，會首先危害到他們的生活和健康；鄉土文化是當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歸屬，然而隨著旅游的開發會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沒有了良好的環境和獨特的文化，便失掉了發展旅游的“靈魂”。當地居民不是參與的主體，甚至根本無法涉及旅游開發的規劃、決策等工作，由于開發者指導思想和治理上的原因，旅游開發中往往存在著重經濟利益，輕環境和社會影響的行為，進而使當地居民間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區居民對參與旅游活動的態度淡漠
由于當地居民在鄉村旅游開發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卻還要承受環境破壞、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擾和價值觀念受沖突等不利影響，目前鄉村旅游開發中社區居民對參與鄉村旅游活動的態度淡漠甚至產生不滿抵觸情緒。社區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態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區居民產生這種消極情緒，會極大地影響到當地旅游業的發展，甚至導致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失敗。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當地居民不滿旅游者帶來的種種不便，向游客散發敵意傳單，并演變成向政府施加壓力的消極行動。可見居民參與的態度直接關系到當地鄉村旅游發展的成敗。
保證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應在鄉村旅游開發中轉變職能
假如政府在鄉村旅游開發過程中，既是利益的主體，又是政策的決策者，必然造成鄉村旅游收入不科學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問題，最終會大大降低鄉村居民的“參與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攬一切的主導作用，轉變為在以當地居民為主體鄉村旅游開發中發揮引導、調解、監督等作用。政府應在鄉村旅游開發中處于中立地位，積極營造發展的良好環境，保障居民的參與權，規范居民參與的行為及過程，處理好開發商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矛盾，成為他們聯系的橋梁和紐帶。
（二）進一步加強政府的推動作用
當地各級行政主管部門應充分認識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內涵及重要意義，提高重視程度。政府通過制定實施各項鼓勵扶持政策，例如通過貸款、補貼、稅收刺激等措施，調動廣大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并給他們創造多層次的參與機會和就業崗位。當鄉村居民在經濟收入和就業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會極大地激發他們參與旅游開發的積極性和熱情，鄉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續健康地發展。
（三）加強培訓以提高鄉村居民參與的能力
如前所述，鄉村居民受教導程度低，文化素質及綜合素質差是造成他們參與程度不高、參與意識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須加大對當地居民的培訓和教導的力度。通過整體培訓，普遍提高鄉村居民的環保意識、參與意識、商業意識、競爭意識；通過多層次、有針對性的培訓，提高當地不同類別、不同人群參與鄉村旅游的能力，從基本的旅游服務和經營到高層次的旅游治理與決策，保證人人都有一技之長參與到鄉村旅游活動中去，使當地居民真正成為旅游業的主體。
綜上所述，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目前在我國鄉村旅游發展中仍處于初級階段，還存在著許多不足與欠缺，但隨著我國鄉村旅游的深度開發，要確保當地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社區參與必將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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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婉.淺議我國鄉村旅游的深度開發.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9.09
第3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水環境治理；樂陵市；污染；美麗鄉村建設
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水資源制約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長期發展。我國作為全球13個貧水國家之一，對水資源的需求很大，但人均占有量卻很低。隨著21世紀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物質需求不斷得到滿足，城市建設不斷完善，但在前期經濟發展中，犧牲了農村地區的環境保護，將環保工作重點放在城市，忽略了農村水環境治理，導致占全國面積百分之九十的農村被嚴重污染，環境問題日益嚴重，不容忽視。農村水環境治理也被提上日程來。據環保局最新統計，我國農村每年生產生活垃圾1.2億t，生活污水達80多億t，糞便總量25萬t，但這些污染物都并沒有得到妥善處理就被排入周邊的生態環境中，造成了環境污染的同時也危害著當地農民的身體健康，引發了一系列的心腦血管疾病[1]。其中農藥化肥的使用對農村水環境帶來的污染更是不可逆的，很難治理，形成了潛在的健康風險，威脅著當地農民的生活，作為新發展地區，樂陵市的污水排放現狀與山東大部分鄉村地區都很相似，因此本文以樂陵市為樣本，分析當前農村水環境污染治理的舉措。
1樂陵市水環境治理現狀
1.1樂陵市水環境污染現狀
1.1.1污水組成糞便排放、廁所污水、化肥排放、日常洗漱污水、廚房污水等共同組成了農村生活污水。其中日常洗漱污水和廚房污水統稱為灰水。廁所、畜舍產生的糞尿廢水統稱為黑水。黑水和灰水共同組成了農村地區污水，其中黑水的有害成分含量更高，直接排放帶來的環境污染也更嚴重[2]。
1.1.2污染現狀（1）生活水污染現狀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不斷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到如今，大部分農村都已經開始使用自來水，而隨之增加的也是農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由于我國農村地區大部分農民思想傳統，沒有接受過太過程度教育，很難形成保護水資源的觀念，加上污水處理站、排污管道等基礎設施的建立并不完善，農村的生態環境隨著水污染的程度而不斷惡化，到目前為止，農村地下水水質已經被嚴重惡化，異味很重[3]。（2）污水處理模式目前樂陵市在農村地區對污水進行分散式處理，而樂陵市的處理主要是利用沼氣池技術。在對農村水資源利用的調查中，主要是以“—池三改”和“四位一體”模式為主。以“單建池”模式、“生態家園”模式和“豬－沼－果”模式為輔。在原料充足的情況下利用微生物進行厭氧發酵，這種技術就被稱為沼氣池技術。
1.2樂陵市水環境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1.2.1水污染治理主體缺失，角色不明由于鄉村政府各部門互相推諉，使得當前農村的水污染治理成為了一句空話，只是一項應付上級檢查的遮板而已，并沒有真正的重視起來，加上農村水環境治理需要耗費大量資金，鄉村政府一般資金匱乏，連自身經濟發展都難以為繼，更遑論大規模投入資金到水環境治理中來，不僅見效慢，而且耗費資金量也難以承受。
1.2.2環保資金投入不夠，治理設施落后由于我國當前城市化進程迅速，農村發展停滯，因此農村與城市發展很不均衡，二元化現象嚴重，城市水環境污染得到改善的同時是農村水環境的不斷惡化，大規模資金都投入到了城市水污染治理中，農村水污染治理的資金就很難申請到。而財政資金的缺乏給農村水環境治理帶來了根本上的阻礙。
2改進樂陵市水環境治理的主要對策
2.1發揮“政府”和“市場”力量，共同治理農村水環境
要想充分治理農村水環境污染，不但要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還要發揮市場自我調整作用，將政府與市場相結合，兩手發力，共同治理，針對當前農村水環境污染的特點，針對性的解決污染源小而多、污染源廣而分散的問題，從城市水環境治理的先進經驗中總結出適合農村水環境治理的發展道路，充分發揮農民的自主性，發揮政府的宏觀治理，調動農民的自我治理積極性，對農村水環境污染進行科學治理。
2.2探索河道整治“市場打包”的市場化模式
將農村河道整治與市場化模式結合起來，成立共同運行機制，讓政府建立“以河養河”“以堤養河”“以塘養河”的水資源管理模式，將產出的經濟利益用在河道污染治理上，實現農村河道污染治理的市場性、長期性管理。而且，給予河道承包者相應的權利，比如給予河道承包者河道兩側土地的使用權，讓河道承包者通過水污染治理的模式獲得經濟利益?？梢圆捎靡韵聨追N模式：（1）“以河養河”模式：這種模式下，河道承包者需要承包河面漂浮垃圾、藻莖、水花生清理的保潔工作，還要進行河道清淤、河岸植被保護等工作。完成這些工作就可以在合同期內獲得管理河段的養殖權和水產所有權[4]。（2）“以塘養河”模式：這種模式下，河道承包者需要承擔河道清淤、保潔、河岸生態建設等工作，相應的，完成這些工作就可以獲得魚塘使用權及水產所有權。（3）“以堤養河”模式：這種模式下，河道承包者需要承擔河道保潔、清淤、岸堤植樹等工作，相應就可以獲得河堤植樹權及樹木所有權。（4）“以地養河”模式：這種模式下，河道承包者需要承包河道清淤、保潔工作，還要承擔沿河農田的征用補償，相應的，可以獲得征用地植樹權及樹木所有權[5]。
第4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法治；禮法
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是現代法治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如何辯證性地看待中華傳統倫理道德中的積極和消極因素，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關鍵。
一、中國傳統社會是倫理道德與法治結合的體現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社會關系就是以道德與法治為基本內容，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發展演變的基礎。
1.倫理道德是中國社會結構與生俱來的特性
梁淑溟認為，中國社會缺乏團體生活的傳統，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由此突顯出來。正是因為重視家庭活動，中國人將倫理關系作為組織中國傳統社會活動、建構中國傳統社會框架的基本因素。所謂的倫理關系是“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互間的情誼關系”，凡是社會中的關系都離不開倫理關系的影響，整個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大型化的家庭，這在政治層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如以父子關系定義君臣關系，囊括皇帝到地方官員在內的官僚體系發揮著家長式的作用。
2.法治在中國傳統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不存在法治的，與其說“依法律而治”不如說“以法而治”。雖然如此，“法”的重要性依然被中國傳統社會所重視，具體表現在統治階級重視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經過幾千年的發展，中國古代社會建構了一整套獨具特色的傳統法律體系。
3.倫理道德與法治相互結合并共同規范著人們的日常行為
首先，“禮法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法治觀的核心，中國古代法治觀的發展既是“禮”與“法”融合統一的過程，也是中國古代倫理法發展演進的過程。從周朝開始，“禮”就被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成為規范國家政治生活和界定社會關系的基本規則?？鬃诱J為，“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笨梢钥闯觯寮覍⒍Y視為法律刑罰發揮作用的前提，這一思想在之后又被董仲舒發展為“德主刑輔”的理論，宋明理學更加重視倫理道德，不僅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禮法合一”的思想，更將其提升為天經地義的“天理”。
其次，中國古代法治建設的倫理色彩濃厚，一方面，中國古代的法律規范體現了儒家關于倫理道德的基本思想，法律并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倡導禮義、推崇禮法”這一目標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實際的法律實踐中，法律的執行者并不會做到“秉公執法”，“法外開恩”“刑不上大夫”等體現了在社會生活中依然會有逃脫法律懲罰的現象。從本質上來說，倫理道德是法治的核心，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
二、道德與法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兩翼
中國古代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是倡導禮法所蘊含的倫理道德觀念，最終維護封建王朝的皇權統治，在這一制度下，人們的日常行為必須以其基本的社會身份為前提，必須符合倫理道德的標準。辯清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利弊是探討倫理道德與法治關系的前提，也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關鍵。
1.重視倫理道德的社會功能對法律起到良好的補充作用
倫理道德產生于人類社會漫長的實踐活動，往往代表著一種被人們普遍認可的價值取向，它或是一種理想化的觀念，或是一種現實存在的文化，但它總能發揮積極正面的作用，能規范人們的日常行為，引導、促進人們向善。在實際的法治建設中，法律的作用往往是硬化的，這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會帶來種種問題，如在法律的制定上忽視道德人性；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過度強調刑罰和法律條文的嚴謹性等。此外，重視法律道德的教化作用不僅可以使社會成員自覺遵守法律規范，還有助于國家各級機關成員帶頭修身自省，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養，從人性層面減少違法亂紀行為的產生。
2.法律是倫理道德發揮作用的物質性保障
雖然中國古代的倫理道德有諸多消極因素，如完全服從家長、男女不平等等，但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其在教化民眾、培養人才和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產生的重要意義。法治，從其表象上來看，系依制度為之，以制度作為行動的指南。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使處于文化范疇的倫理道德真正成為可視的條文規章，有利于避免道德說教流于空談；另一方面，通過具體的刑罰能使民眾對原本模糊的道德標準有更清晰的認識，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民眾知識水平普遍低下的情況下，這一作用更加明顯。
3.道德法律一體化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
我們既不能只重視道德，也不能只完全看重法律，基于兩者的積極作用，實現道德法律的一體化是推動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一方面是推動道德法律化，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覺形成的意識規范轉變為真正能塑造人們日常行為的規章制度；另一方面是法律道德化，法律既要和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相符合，又要被賦予道德的意義和功能。
三、結論
道德與法律是有界限的，在部分情況下兩者必須有所區別，無論是過度的道德法律化還是過度的法律道德化都不利于法治建設的推進。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中，我們不僅需要提高立法質量、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提高全民法治素養，更要從推動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創新發展中華傳統倫理道德，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活力源泉。
（八）展現科技性，促進協同發展
文化是一種內容，而科技是一種支撐，也是一種表達、傳播，文化與科技是結合體，不是對立面。要摒棄傳統鄉村、傳統農業的固有印象，注重鄉村建設、農業生產的科技性，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實現城鄉基礎設施連通、公共服務共享，實現鄉村旅游與文化旅游、生態旅游和休閑度假旅游協同發展，實現鄉村旅游業與文化產業等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
四、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河南鄉村旅游創新和升級發展路徑
（一）特色精品戰略
要注重整合現有資源，突出鄉土特色，保留傳統農耕文化，使發展旅游與當地自然條件、風土人情和民俗文化有機結合，發展個性化、差異化的旅游業態。適度推進鄉村林果采摘游、鄉村花卉觀光游、鄉村民俗文化游、以餐飲為主的鄉村游、綜合性鄉村度假游，著力突出鄉村民俗文化游。依托豐富多彩的中原民俗文化，以特色村鎮為平臺，通過挖掘創新，形成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特色鄉村游產品。
（二）精準扶貧戰略
近年來，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鄉村旅游發展和旅游精準扶貧，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了政府主導、部門分工協作、社會共同參與的發展格局，發揮了鄉村旅游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結構調整、農民增收致富、貧困人口脫貧方面的積極作用，也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鄉村旅游+精準扶貧”文化氛圍。在此基礎上，要圍繞扶貧攻堅，深入實施“雙百千萬鄉村旅游扶貧工程”，結合貧困地區的旅游資源條件、區位優勢和市場基礎，調動多方力量參與旅游扶貧，通過鄉村旅游實現精準扶貧，以精準扶貧戰略推動鄉村旅游深入發展。
（三）文化營銷戰略
加大文化宣傳營銷力度，叫響鄉村旅游品牌。要將知名度高、基礎條件好、發展潛力大、市場培育成熟的鄉村納入河南省重點旅游線路和整體旅游營銷計劃，利用各級各類媒體，積極宣傳推介。加大鄉村旅游產品推銷力度，有溫度的產品、有文化的包裝、有目的的營銷，才能真正實現“可帶走的記憶”，鄉村旅游才能不流于淺層次的觀光游覽，不局限于旅游資源的表面現象，更富于觀念和感情的溝通與體驗，樹立起鮮明的鄉村意向，真正體現美麗鄉村的獨特魅力。
第5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鄉村治理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熱門話題之一。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意識日益向農村擴展，傳統的農業經濟模式受到沖擊并發生轉型。農村經濟結構的轉型，意味著傳統鄉村治理模式也將隨之發生變化。J村位于廣西中部農業區，是典型廣西的農村。改革開放30多年來，J村經濟結構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轉型：的實行使集體經濟的功能被后來興起的個體農業經濟所消解；近幾年來，J村傳統但較為單一的農業結構轉變為多元化的農業結構，這種轉變對J村村莊治理產生了重要影響。那么，在農村社會轉型期當中，在市場經濟和市場意識日益向農村擴展的情況下，及農村傳統農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鄉村治理如何能夠適應這種變化？如何才能實現鄉村治理的轉型？本文以廣西J村為例，以農村社會轉型期為背景，分析多元農業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
二、多元農業經濟：結構與特征
（一）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結構
1、多元個體農業經濟概況
J村多元的農業經濟主要體現在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及其產量兩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種農作物面積共12462畝，其中，水稻播種面積為2717畝，產量896.4噸（早、晚稻總量）；甘蔗共播種面積3602畝，產量15008噸；蔬菜種植面積4468畝，產量2904.2噸；馬蹄種植面積1025畝，產量3300噸；桑葉種植面積為1849畝，蠶繭產量為252噸。水稻、甘蔗、蔬菜、馬蹄以及桑葉的種植面積分別占總面積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產量上各占總產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無論是在種植面積還是在農作物產量上，這五種農產品所占比重都遠遠大于其他農產品，成為J村農業經濟的五大主導產業。
2、五大主導農業產業
在水稻種植方面，水稻為J村傳統農作物。馬蹄引進到J村農作物種植行列之前，水稻即為J村稻田種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種植兩稻。而J村水稻種植所承擔的功能是保證村民糧食自給，其市場化程度較低。在甘蔗產業方面，其市場化率幾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種，農戶所產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擔的是一種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據政府的相關政策，政府一般會以一個糖廠為中心，劃定一定的區域作為一個“蔗區”，該“蔗區”內的農民所產的甘蔗必須出售給“蔗區”內唯一的糖廠，價格也由省級政府統一制定，農民的自很小。此外，農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廠申請所謂的“生產證”，并按照“生產證”所要求的時間和數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廠派車輛將甘蔗運往糖廠。目前，J村屬于N糖廠蔗區，所產之甘蔗只能運往該糖廠。這實際上是一種“群眾自愿生產、政府強制收購”的模式，農民無法自主選擇，失去價格博弈的權利。在馬蹄產業方面，J村馬蹄產業是在最近兩三年間發展起來的，最初由鄧家屯率先開始種植，其后才慢慢推廣到整個行政村。而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在馬蹄的整個生產、銷售過程中，農民的自主性較強，整個市場基本上沒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響。而在J村村莊經濟生活中馬蹄所承擔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在桑蠶養殖方面，養蠶是J村的一個傳統產業。一般而言，養蟬所需之桑葉都由村民自己種植，而蠶繭幼蟲一般要到市場上去購買。蠶繭成熟后一般會賣給當地的紡織公司。據村民介紹，當地政府在蠶繭生產季節，一般會盡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購商進入當地市場而壓低價格，維持其壟斷利潤。J村的桑蠶養殖是受到政府干擾的產業，它所承擔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產業方面，除了縣城的蔬菜市場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場。在蔬菜成熟時節，外地的收購商到村里進行收購，同時，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給，但其市場化程度較糧食產業更高。據村民介紹，2010年受到全國蔬菜市場低迷期的影響，J村蔬菜種植戶特別是辣椒種植戶受到嚴重沖擊，價格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現農戶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狀況。
（二）低層次的農民合作組織
J村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的程度仍處于一種低水平的狀態。目前J村僅有鄧家屯一個自然屯存在著正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式———鄧家抽水站協會，它主要負責鄧家屯全自然屯的生產生活用水供應，每到生產用水高峰期，村民們都會組織起來統一抽水并將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該抽水站協會并沒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業務，合作的層次較低。此外，在甘蔗行業，J村也存在著初級的低層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組，以15戶J村農戶為例，楊某、韋某、韋某某等戶自愿組成一個砍甘蔗的互助組，每戶出兩個勞動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組內的任意一戶需要砍甘蔗，其他戶都會去幫忙。每一個榨季結束，互助組內都會進行結算。據楊連秋主任介紹，她一戶兩個勞動力去年參加互助組，一個榨季下來只賺了28塊錢，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則是以勞動力補償的方式進行償還。這種砍甘蔗的互助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農業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與困境
（一）市場化背景下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的出現，使村莊集體經濟功能逐步弱化
集體經濟是村莊治理的經濟基礎，它的缺失會使村莊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而對村莊治理產生消極影響。目前，J村集體經濟經營模式仍然較為單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經營權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從國家那里得到約8000元的補償款。在村莊財務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極少，2010年J村村莊收入僅為9.3萬元，而村莊支出為6.3萬元，其中管理費用支出高達5.1元。J村集體經濟的缺失，對村莊治理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需要必要的經濟資源，而J村2010年的集體收入不足10萬元，難以維持整個村莊公共事務的基本運轉，這就影響到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進而影響到村干部在村莊治理當中的威信，最終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時，村莊集體經濟發展后勁不足，一方面是集體經濟對個體的束縛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體與個體紐帶的缺失，導致集體對個體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莊自主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村莊公共事務的開展只能依賴于各級政府的補助，這就為各級政府介入村莊自治事務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這個過程當中村莊治理權又進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體經濟功能的弱化正是因為個體農業經濟的興起。上世紀80年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J村將集體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農戶手中，由農戶自主經營，這導致了集體經濟的缺失，“在農村社區集體經濟內部，家庭分散經營層與集體統一經營層發展不平衡，突出表現為家庭分散經營層的絕對強勢和集體統一經營層的弱化”[1]。在集體經濟缺失之后，村莊治理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只能通過村民集資或者各級政府撥款的方式來籌集。由于集體行動的邏輯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選擇“搭便車”的方式坐享其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資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撥款對農村進行扶持，也為政府介入村莊公共事務提供了操作空間。
（二）村民個體對經濟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莊政治參與動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參與的愿望和意識也隨著公民個人狀況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經濟狀況在一般情況下對公民的政治參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參與的意識和意向也就越強；而收入水平較低，則公民關注的焦點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狀況。J村正處于一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經濟理性”成為主流的偏好。在這種轉型期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意識向J村經濟生活領域擴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狀況，使得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成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體偏好）。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個體偏好充分體現在J村五大農業產業的結構當中。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擔的功能在于保障糧食自給，保證基本生存及減少這方面的支出；甘蔗、馬蹄、桑蠶等所承擔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產業在承擔蔬菜自給的功能的同時，也承擔著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市場化程度的高低，這兩者呈現出一種正相關的關系（見表1）。換而言之，在這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的擴展，農業產業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個體的經濟利益偏好也成為主流。而偏好作為潛藏在人們內心的一種情感和傾向，是具有傳導功能的。某個領域內的偏好可以傳導到另一個領域內的偏好，對其他領域內的偏好產生重要影響。J村村民個體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群體偏好擴展到了政治生活領域，對村莊政治生活產生了負面影響。這種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占據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經濟所面臨的多元風險和多元的市場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現出一種政治冷漠的現象。根據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參與村民會議的人數僅為5人，占33%，沒有參加的為4人，認為沒有召開村民會議的有6人，后兩項比例高達達67%；而在村民會議上提出過意見的僅有1人，沒有提出意見的高達11人，比率高達91.67%；對村務、財務以及政務監督過的僅為2人，選擇“沒有”的多達13人，比率多達86.67%。這種政治冷漠的現象不利于村莊公共事務決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J村村委會的民意基礎，損壞村委會的合法性與公信力。
（三）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分離，弱化了村莊政治精英的權威
在基層社會，除了在政治領域內的傳統的政治精英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經濟領域內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經濟精英，“農村經濟精英就是在農村中先富起來,并對當地鄉村有著一定影響力的人”[2]，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重要作用。就J村市場化率較高的馬蹄、甘蔗、桑蠶產業而言，村莊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個體的身份參與或者根本不參與整個農業生產過程，很少有村莊政治精英參與農產品生產與銷售過程。以馬蹄產業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會的農業科學研究所去預定優良的品種以及組織幾次流于形式的馬蹄種植的培訓之外，并沒有更多的參與進來。在具體的市場行情、市場價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沒有參與進來，農產品的收購環節也是如此。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而J村每個自然屯一般而言都會有一到兩名經紀人，負責與外地收購聯系并負責事先收購本自然屯所產之馬蹄。據筆者調查，在J村橋頭自然屯，該自然屯馬蹄收購的經紀人是黃某，他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該自然屯的村干部楊某并沒有參與整個的收購過程，她更多時間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鄉鎮政府安排的任務和村委的事務。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尚未結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面對不同的村莊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對村莊公共事務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同時，在村莊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參與度低并顯示出一種政治冷漠的情況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這就導致村民更多的依賴于經濟精英，這也進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個村莊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而村莊政治精英權威遭到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村莊尚未建立一種新興經濟精英的吸納機制，使經濟精英轉化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暢通，使得經濟精英影響領域局限在經濟領域而難以向政治領域擴展。
（四）低層次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淡化了村民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農民之間合作的組織化，可以提升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改變農民個體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農民利益表達的能力，改變農民在面對市場時的弱勢地位，“它帶領入社農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護并獲取經濟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門表達政治和社會利益訴求,實現各種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農民組織的建立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途徑之一，它能為農民實際參與村莊經濟生活和村莊政治生活提供一種有效的途徑，能為村民提供一種協同合作的機制，培養村民之間的合作意識。在J村，農民合作組織明顯的特征在于村民進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決勞動力的不足。也正是為了解決村莊勞動力的不足，低級的農民合作形式開始出現。然而，這種合作組織的存在往往是臨時性的，隨時都可以解散，很難長久。也就是說，J村農民合作層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種低層次的狀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原子化的合作方式，僅僅在小圈子內部進行，并沒有上升到村莊集體層面的合作，也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參與更大范圍內的村莊公共事務的意識的形成，進而導致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不強，最終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村莊的治理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參與態度也表明，J村村民寧愿參與認同和協作可以隨時消失的初級合作組織，而不愿意過問村莊公共事務，不認可長久存在的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這實際上也說明了村民的認同僅僅局限在小圈子內部，并沒有形成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現，沖擊了村莊傳統內生型的秩序
“鄉村治理中各參與主體為實現自身利益，在權力配置上必然產生嚴重分歧，在實踐中不斷進行博弈，力爭擴展自身權力范圍，從而形成了鄉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與路徑軌跡?！盵4]改革開放30年來，隨之上層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基層農村政治經濟體制也隨著發生變化。就J村而言，政治經濟體制也先后發生了數次較大的變化。在時期，原來J村生產大隊的村莊組織模式，管理著政治、社會和經濟事務，采取的是一種三位一體的管理模式，權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決定一切。此時，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身份重合，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在鄉政村治基層治理模式確立后，隨著的建立，村莊治理體制逐漸從村莊經濟領域退出，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開始出現分離，但是由于J村經濟領域市場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經濟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著村莊治理的主導權。
另一方面，在資源吸取型的體制下，行政力量對村莊的控制主要表現在農業稅費的收取上，此時行政的力量通過一種更為直接的方式對村莊經濟領域進行干預和控制。在后稅費時代，隨著國家控制方式的轉變以及市場經濟的沖擊，使村莊政治精英失去了傳統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開始形成。在政治領域，傳統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據著主導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個體經濟利益的偏好，出現一種政治冷漠現象，使得村莊政治參與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政治精英的權威；另一方面，隨著市場意識向村莊經濟領域擴展，村莊出現了新興的經濟精英，在村莊經濟領域發揮著主導的作用。此外，村莊外部的經濟精英也開始對村莊經濟領域產生重大的影響，如外來收購農產品的客商為村民解決農產品的銷路問題，而他們所提供的市場信息、市場行情等對村民農作物種植產生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同時，行政力量仍然對村莊政治和經濟領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領域，行政的力量對村莊選舉仍然保持著很強的控制力，進而保持著對村莊政治精英的控制，確保國家的政策得到順利的實施；而國家對農村的治理方式由資源吸取型向資源給予型轉變，再加上J村集體經濟的缺失，使村莊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經濟資源對村莊控制的能力。這些都使行政力量對村莊自治秩序造成沖擊。在經濟領域，行政力量對村莊經濟生活的干預，取代了市場，影響村民與市場之間的分配關系。
第6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鄉村旅游；農村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自20世紀八十年代，鄉村旅游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蓬勃發展起來，現已成為我國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據測算，2008年全國鄉村旅游接待游客超過3.85億人次，鄉村旅游收入達到573億元，農民直接就業達到495萬人，間接就業、季節性就業達到1，840萬人。然而，在鄉村旅游快速發展的同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農村生態環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嬗變。為此，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鄉村旅游與農村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已成為鄉村旅游乃至農村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
一、鄉村旅游及農村生態環境
鄉村旅游是立足于農村，利用鄉村自然和人文景觀、農耕文化、農家生活、民俗民風等旅游資源，通過科學規劃和開發設計，為游客提供觀光、休閑、度假、體驗、教育、娛樂、健身等多項需求的旅游經營活動。它的生命線是鄉村性，表現為鄉村性的建筑、服飾、食品、田野、果園、環境等自然物質方面和鄉村的民俗傳統、鄉風鄉貌、語言文化、制度規范等精神文化方面，也即原生態的或鄉村性的生態環境，包括鄉村性自然生態環境和鄉村性人文生態環境。
鄉村旅游的產生與發展有其深刻背景和時代使命，一是城市化、工業化快速推進，人們在物質生活不斷得到滿足的同時開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滿足，同時也是城市居民迫于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而渴望遠離喧囂的都市、回歸淳樸的自然，由此形成了對鄉村旅游的巨大需求動力；二是農村謀求脫貧致富，縮小城鄉差別，由此構成了鄉村旅游強大的供給動力。
我國鄉村旅游發展迅猛，目前已形成多種模式，根據《全國鄉村旅游發展綱要》（2009～2015年）（征求意見稿），我國鄉村旅游將“形成領域寬廣、規模較大、特色突出、發展規范的大格局”，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載體，推動實現農村產業發展、農民增收和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的三大目標。由此可見，我國鄉村旅游發展充滿機遇，前景廣闊。
二、鄉村旅游與農村生態環境互動關系分析自鄉村旅游產生之時起，鄉村旅游與生態環境注定是不可割裂的，他們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農村生態環境是鄉村旅游的根基，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鄉村旅游發展就會受到制約。而作為衍生物的鄉村旅游對農村生態環境的影響則是非常深遠的，是二者關系中的最主要方面，也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
（一）鄉村旅游與農村生態環境互促共進1、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發展鄉村旅游的基礎。鄉村性生態環境是鄉村旅游的內核，是鄉村旅游的拉力源。鄉村旅游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就是鄉村獨有的人居環境、田園風光、生活方式、民俗民風和生產活動等城市所不具備的要素。大凡鄉村旅游都是在鄉村自然生態環境優越、人文生態景觀豐富的地區發展起來的。如筆者所在的湖北省荊州市的桃花村鄉村旅游就是發端于曼妙嬌艷的遍野桃花；張新場村鄉村旅游則因楚國高等級貴族古墓葬熊家冢而插上騰飛的翅膀。全國各地鄉村旅游發展得好的地區，也都因有良好的鄉村性生態環境，如四川郫縣友愛鄉鄉村旅游是在發展園藝、盆栽、林果的基礎上嫁接鄉村旅游；浙江省淳安縣立足于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特色民俗、節慶發展鄉村旅游；云南省根據生態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差異，因地制宜、因勢利導，打造出鄉村旅游的多種不同發展模式。
2、鄉村旅游促進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保護和改善鄉村生態環境是鄉村旅游的內在要求；同時，鄉村旅游發展增強了農村經濟實力，當地政府和農民有能力對旅游環境資源進行投資，提高資源環境質量。
（1）促進鄉村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
鄉村自然生態環境處于鄉村生態環境系統的中心層次，也是鄉村旅游吸引物的最直接表現形式。沒有清新和美的田園風光、自然和諧的奇山秀水、豐富多樣的動植物資源，鄉村旅游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鄉村旅游應充分認識到自然生態環境不能被破壞、不能被挪作他用，通過制定法律法規，推行綠色生產、保護農田、保護野生動物、關閉土法工廠和采礦廠等，有效地保護富有價值的鄉村旅游資源。
（2）促使鄉村人文生態資源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和改善。鄉村人文生態環境是鄉村旅游品位提升、內涵延伸的著力點，鄉村旅游開發主要就是對人文資源的開發。鄉村人文生態環境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比如古跡、古鎮、古建筑、飲食、語言、服飾、特產、手工藝、民俗、民風等。這些都是鄉村文化的魂寶，是深深吸引鄉村旅游者眼球的尤物，能帶給旅游者極大的體驗、教育、休閑、娛
樂享受。沒有開發鄉村旅游之前，這些豐富資源可能會被埋沒、不受重視、遭受人為破壞或經歷風雨摧殘而日益破敗、凋毀，其巨大價值白白閑置或流失。許多鄉村旅游地正是認識到這一點，一些傳統的、“土得掉渣”的東西被視如珍寶，有效地被保護起來，如對歷史古跡、古鎮、古建筑進行復古修繕，對當地傳統習俗、特色有意識地加以保護，對那些瀕臨淘汰的民族手工藝加以繼承和延續。通過鄉村旅游的發展，祖先遺留下來的這些寶貴財富得以最大程度地被保護起來。（3）促進村容改善。一是鄉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發展鄉村旅游就有了動力、能力和積極性去翻修或新建住房，就能主動要求改水、改電、改廚、改廁，就有了村鎮整體規劃的愿望，于是一些村容整潔、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村）鎮應運而生，鄉村旅游地村容村貌煥然一新；二是交通越來越暢通。過去鄉村交通的典型特征是“羊腸小道”、“泥濘崎嶇”、“坑坑洼洼”，“外面的進不來，里面的出不去”；開發鄉村旅游后，這種狀況得到極大改觀，鄉村旅游地基本實現了村村通公路，且基本改道拉直；三是綠化走進鄉村人家。過去綠化似乎只是城市的專利，鄉村就是“土里土氣”。開發鄉村旅游后，人們在村落道路兩旁植樹，在自家庭院種花種草，美化家園，努力營造出更加清新、優美的村容村貌，綠化在鄉村愈益受到青睞。
（4）促進鄉村文明程度提高。一是掀起了農民求知熱。受鄉村旅游的外來影響以及從業素質需要，學文化、學技術成了農民的自覺行動，許多村民學起了普通話，甚至外語和電腦，互聯網也已進入一些農民家庭，成為他們收集和傳遞信息的重要手段；二是農民環境意識大大提高?？捎^的收益使農民認識到了鄉村旅游的重要性，也意識到環境的重要性，農民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意識由從前的不感興趣、不關心發生重大轉變，環境保護成了農民的自覺行動，注重衛生健康也成為農民的一種生活習慣；三是鄉村生產生活方式文明化發展。鄉村旅游的外來和示范效應明顯促進了鄉村居民思想觀念的更新和開放，農民樂意嘗試和接受新的生產方式方法，提高生產技術水平；也有意識地參照城市模式改掉陋習，養成衛生習慣，形成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四是農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生活積極性提高，樂觀熱情，熱愛家園，在旅游鄉村，人與自然顯得日益和諧。
（二）鄉村旅游與農村生態環境相互制約。
; 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滯后制約鄉村旅游的發展。沒有優越的鄉村性生態環境，鄉村旅游自然難以啟動。啟動了鄉村旅游后如果不對生態環境進行有力保護和建設，則鄉村旅游必定難以持續發展。鄉村生態環境是脆弱的，很多地方發展鄉村旅游過程中缺少對生態環境的足夠重視，面對急劇膨脹的相對于未開發旅游之前的成倍數增加的人流、物流、車流所帶來的各種污染無所作為，特別是農家樂旅游，普遍存在污染排放無節制、無處理的情況。如武漢市
梁子湖因湖泊周邊的旅游賓館飯店和農家樂的污水，以及水上游覽活動船舶的油類污物直接排入湖中而受到污染，有旅游經營活動的東側水域水質明顯較無旅游經營活動的西側水域差，這樣不僅使得人們對旅游地的環境印象大打折扣，而且還要為“先污染后治理”付出巨大代價，可能形成被動保護局面。此外，開發鄉村旅游后如果不對鄉村性生態環境進行深入挖掘、加強建設，也極易失去吸引力。特別是鄉村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如果不突出，鄉村旅游很難持續興盛。如湖北荊州市桃花村鄉村旅游由于缺少深度開發，只能在桃花盛開的前后若干天形勢火暴，而一年中的其他300多天游客無幾，非常冷清。
（三）鄉村旅游給農村生態環境帶來巨大沖擊。鄉村旅游往往肩負當地“以旅扶貧”“、以旅促農”的重任，在經濟增長的趕超心態下，極易短視，一味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若鄉村旅游的開發、發展未經調查研究、科學論證，忽視環境影響評價與區域規劃，缺乏科學管理、監控，將導致生態環境諸多負面效應。
1、鄉村自然環境壓力增大。主要表現為：（1）環境承載力超標。每個旅游地具有明顯的游覽時間集中性，每個旅游地都有一定的環境承載力。外來人數增加，意味著環境承載量擴大，對環境產生負影響，環境效益逐漸減少。當旅游人數的增長超過環境承載力時，旅游環境將遭到破壞甚至嚴重衰退。（2）大量污染物產生。鄉村旅游帶來陡增的人流、物流，產生大量的污染物，嚴重污染水體、土壤、植被、大氣。一是固體廢棄物污染。主要是指生活垃圾，包括各類塑料制品及包裝物（塑料袋飲料瓶、快餐飯盒等），還有爐渣、煤灰、廢紙、口香糖等；旅游區內的飯店、旅館產生的有機垃圾，包括剩茶剩飯、瓜果皮核、菜根菜葉、人畜禽糞便、動物尸體等，這些廢棄物如果未經處理而隨意堆放，則對水體、土壤、植被等都將產生嚴重污染；二是廢水污染。生活污水在沒有處理設備的情況下直接排入河道或房屋周圍，直接污染水體、土壤和植被。（3）能源和水等資源消耗量大，存在浪費現象。大量客流、車流的進入，旅游地水、電、燃料、日用品、糧食等用量大增，而且大多處于無節制狀態，生活資源壓力大，有悖于節約型社會建設精神。
2、環境退化和生態破壞。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飯店、賓館和旅游設施工程建設會導致旅游區的自然景觀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環境退化、水土流失、洪災頻發等一系列問題。尤其是生態遭受重創，建設過程中過多使用推土機、挖掘機，有的干脆先將現狀夷為平地，再重新挖湖堆山、種樹鋪草、亭臺樓閣一應俱全；或盲目模仿城市園林綠地的造景手法，追求高檔次、大投入，或南轅北轍，北方地區模仿江南景致，南方地區模仿蒙古牧區景觀，對現有地形、植物、池塘、衍生物等進行大肆破壞。旅游者過度地利用脆弱的自然環境，對自然生態也是一種嚴重摧殘，如在旅游地過分踐踏草地致使野草死亡，隨意拍照、喂食和參觀野生動物會極大地改變動物的生活習性。
三、鄉村旅游與農村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思考鄉村旅游與鄉村生態環境的互動關系中，互促共進是我們的根本目標，要求我們必須正確有效地規避二者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關鍵的是要保護和建設好鄉村生態環境，減少鄉村旅游對鄉村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這需要鄉村旅游各方共同努力，以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為前提，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及協調發展。
（一）地方政府要加強宏觀管理。鄉村旅游與鄉村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政府必須擔負起統領者的重任，發揮好管理協調作用。首先，要做好鄉村生態環境和鄉村旅游之間的協調發展規劃。二者的協調，要求規劃先行，并在其指導下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政府部門要充分調查和研究，對交通優勢、資源優勢、環境承載力和市場潛力進行科學論證，做好鄉村旅游環保評估，突出環境效益，加強土地資源、水資源、動植物資源保護和水土保持，準確進行鄉村旅游的功能定位和產品開發。第二，各地要結合實際情況，建立健全鄉村旅游發展的環保法規體系，對鄉村旅游發展進行指導和監管，以保證鄉村旅游發展的正確方向和鄉村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第三，要加強鄉村旅游的有序引導和扶持。要嚴格項目審批、環評、環保治理等制度，強化動態監督管理；加大生態環保的宣傳和教育；推進環保節能，支持節能節水減排，倡導低碳旅游方式；對鄉村旅游環保投入給予必要扶持，重點是環境管理體系建設和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支持；構建行之有效的協調和監督機制，可成立鄉村旅游發展專門工作組，形成鄉村旅游環保工作合力。
（二）鄉村旅游地必須堅持綠色環保、內涵型經營。各鄉村旅游地經營者（包括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民）的作為直接影響和作用于鄉村生態環境，他們是鄉村旅游生態環保措施的身體力行者，肩負著旅游地生態環境保護的重任。
因此，鄉村旅游經營者要堅持生態環保經營理念，不斷提升自身環保意識和素質，積極配合當地鄉村旅游整體發展規劃和環保要求，不亂排亂放廢棄物，節約用水、節約能源，積極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廣泛運用節能節水減排技術，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創建綠色環保鄉村游；要以身作則，引導和監督游客行為，自覺保護生態環境；可于旅游地入口、景點及設施邊緣等重要場所樹立醒目警示標牌，適時恰當地提醒游客保護生態環境。同時，鄉村旅游地應密切關注景區游客容量，協調好游客集中期間的各項工作，使游覽活動處于環境承載力允許的范圍之內。此外，鄉村旅游不能只向自然環境要效益，我們必須充分挖掘其文化內涵，以豐富深厚的文化生態提升鄉村游的魅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鄉村游客應加強環保自律。游客作為鄉村旅游的消費者，其行為方式同樣直接影響和作用于鄉村生態環境，是外來的重要影響因子。因此，鄉村旅游發展和鄉村生態環境保護更要靠廣大旅客支持，游客應該提高意識，遵守社會公德和旅游地規章制度，自覺保護生態環境。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政府網.旅游局就“全國鄉村旅游發展綱要”公開征求意見.2009.7.2.
[2]蒙睿.鄉村旅游生態環境保護的系統觀分析[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7.
[3]鄧明艷，曾菊新.武漢城市圈旅游生態環境保護機制研究[j].特區經濟，2009.10.
第7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村民自治 治理 社會關聯 鄉村關系
Exploring on the village’s configuration of villager’s democratic governance
He Xuefeng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village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 of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when we study the efficacy of its capabilities. We find that the efficacy of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is limited if village’s social integration is lower， while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is great if village’s social integration is higher.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is a good institution that may bring out village order， anyway， if we ignore its dependence on the village configuration， we can hardly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is institu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Key Words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Governance， Social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 and village
一、引論
學術界對村民自治的關注，存在著兩種分野，一種關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方面，尤其關注村民自治制度對于中國未來政治制度安排可能具有的影響，這是從外部來關注村民自治；一種關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治理方面，將村民自治制度看作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制度，尤其關注這種治理制度對于解決當前農村實際存在問題的能力，這是從農村內部來關注村民自治。總體來講，當前學術界對村民自治民主方面的關注遠遠超過對治理方面的關注，政治學界和海外學者尤其熱心于此。
因為已有太多關于村民自治民主方面的研究(參見景躍進，2001)，本文試圖從村民自治治理的方面來作些討論。村民自治治理的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這里的中心詞不是民主而是治理，關注的焦點是民主化村級治理作為一種可供選擇的治理制度，其效能如何，社會基礎如何以及在當下中國特定國家與社會關系狀況下的適宜性如何。
當前關于民主化村級治理的研究相對薄弱，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村民自治效能的實證調查中，這些實證調查為展開民主化村級治理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徐勇等，2001）。進一步展開的關于民主化村級治理的研究不僅較少，而且大都建立在一些想當然的信念中，缺乏扎實的實證調查和深入的邏輯推證，這一點在贊成和反對村民自治這一民主化村級治理制度的雙方并無根本不同。還有一點也很有趣，即學術界和地方行政官員對村民自治這一民主化村級治理制度的價值和實踐效果的評價，大多數時候都是恰恰相反的。
就學術界對民主化村級治理的信念而言，大多數學者對以下命題是不加置疑的，如人們相信，真實的競爭性的選舉，一定可以選出村民滿意的村干部，這些村干部在民主化的村級治理中，會保護村民的權益，起碼不會損害村民的權益；又如，人們相信，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民代表，既可以通過村民代表會議的形式決策村務，監督村干部，從而約束村干部的行為，又可以通過在村民代表會議中協商妥協，形成有益于村民的決議，并有能力將這些有益于村民的決議貫徹到村民中去；再如，人們相信，只要是真正對村民有益的事情，只要讓村民有足夠參與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民主決策的機會，這種有益于全體村民的好事，就一定可以做成。村民是理性的，他們知道如何選擇于自己有益的決定。等等。
考察民主化村級治理，需要討論這些未加置疑的信念。本文希望通過一個理論考察，來討論一種特定類型村莊即所謂低度社會關聯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的可能性，重點考察民主選舉和村級治理之間的一種可能內在關系。之前，我們來討論民主化村級治理面臨著的共同鄉村關系前提。
二、民主化村級治理的鄉村關系前提
當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一個特點是希望通過村民自治來同時解決村務和政務。1998年通過實施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不僅規定“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而且規定“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實踐中，即是希望由村民委員會在處理村務的同時，可以協助鄉鎮完成各種國家任務，典型是收糧派款和計劃生育。 決定村委會不僅負擔村務而且負擔政務的理由，是中國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對農村社會的強制要求。中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外在強加于農村的任務，在轉型時期，國家通過鄉鎮行政施加于村一級的政務，正體現了這種強加法則。不是村一級是否有政務需要完成，而是應由誰來完成它。從理論上講，源自國家現化要求的政務可以有三種辦法來予完成：第一是由基層政權即鄉鎮行政施達于村，比如由鄉鎮行政直接向農戶收取稅費，控制生育等等。一般地說，由于當前分田到戶造成的事實上小農經濟分散經營的特征，鄉鎮行政無力直接面對千家萬戶的農戶，其中的核心是鄉鎮直接面對農戶的交易費用太高，監督成本也太高，代價太大（溫鐵軍，2000）。這條路一般地說難以走通；第二種辦法是將鄉鎮行政設置向下延伸至村，即在村委會這一村民自治機構以外設立鄉鎮行政下派的另一個村級組織，由這一村級組織來處理政務。這種辦法的好處是將村務和政務分開，壞處是新設機構成本太高；第三種辦法就是當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將政務和村務集于村委會一身的辦法。這種辦法的好處是既可以讓鄉鎮行政安排的政務在村一級有“腿”，又可以降低行政成本。這種辦法的壞處是政務與村務難以分開，有時是政務沖擊了村務，有時是村務不理政務。 以上三種解決村務與政務的辦法都不是完美的辦法，有利也就有弊。事實上，在當前中國轉型期的現代化特定階段，也很難有一種完美的既可以處理好村務又可以解決好政務的辦法。當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希望通過村民自治來同時解決村務和政務的特征，與其說存有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不如說在村民自治制度運作中，我們如何直面這種缺陷。 換句話說，在討論民主化村級治理時，我們必須面對以政務和村務合一為表征的鄉村關系前提。無論鄉村關系在名義上是領導關系還是指導關系，鄉村之間都存在關系，這種關系一般以鄉鎮行政掌握著較村委會多得多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乃至組織資源為前提，在鄉村關系中，鄉鎮行政為主動的占據優勢的一方，村委會是處于被動和劣勢的一方。
在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鄉村關系中鄉鎮行政的優勢并不是以傳統人事上的任免權為依據的。村委會由村民選舉并對村民負責，因此，理論上，村委會與鄉鎮行政是兩個對等的法人實體，鄉鎮行政無權要求村委會一定做什么，村委會也有拒絕鄉鎮行政政務的組織制度上的理由。這種情況下，鄉村關系中政務與村務合一的前提在實踐中就有組織制度以外的辦法，這種辦法在過去的村民自治實踐別是在1998年之前《村組法》試行期間，鄉鎮行政大多是以操縱村委會選舉或直接任免村委會成員這一明顯違反《村組法》的辦法實現的，這一點已為絕大多數農村政治觀察者所觀察到。1998年《村組法》正式頒布實施以后，法律的嚴肅性和執法力度的加大，提高了鄉鎮行政以操縱選舉和直接任免村委會成員的辦法來實現鄉對村控制的成本，而當前農村經濟普遍不景氣，農民負擔過重所造成的鄉村關系的緊張，進一步增強了村對鄉鎮的抵制決心。這種情況下，鄉村關系便存有兩種可能前途，一是鄉鎮行政利用資源優勢來控制村干部，并逐步與村干部結成利益聯盟，村干部為鄉鎮辦理政務，鄉鎮干部對于村干部的一些利己謀私行為不聞不問；二是村干部作為村民選舉的代表，在感受到村民對鄉鎮不滿的同時，作為村民利益的代表抗拒鄉鎮合理不合理的政務要求，抵制鄉鎮行政向村一級的滲透。當然，鄉村關系除此以外還有兩種可能前途，一壞一好。壞的前途是村干部可能利用鄉村關系的緊張，借村民的不滿抵制鄉鎮，借鄉鎮的強力壓制村民，而村干部們則利用鄉村關系的矛盾及制度空隙進行投機，他們本身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好的前途是村干部憑借自己的責任心和行政智慧，在當前艱難的鄉村關系中，即處理好村務又辦理好政務，即讓村民高興，又讓鄉鎮滿意。 村干部如何行為，并不完全是他們自身的道德感和良心決定的。具體地說，村干部的行為既受鄉村關系政務村務合一這一制度前提的影響，又受村莊本身的社會性質特別是村莊社會關聯度的影響。在當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的村務政務合一這一鄉村關系前提下，尤其決定村干部行為從而決定民主化村級治理這一制度安排效果的，是當前村莊社會的性質。下面我們討論村莊社會的性質。
三、社會關聯度：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
從理論上，我們都相信制度的有效性是與特定社會基礎相聯系的，具體研究卻容易忽視制度安排的社會基礎，習慣于抽象討論制度本身的好壞與效果。對村民自治這一民主化村級治理制度的討論不應離開它的村莊基礎。
我們在另一項研究中，將構成村民自治制度基礎的村莊性質以傳統文化和社會分化兩個維度進行了區分，并特別討論了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型村莊的權力結構（賀雪峰，2001A）。我們認為，關注村莊社會分層和社區記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社會分層和社區記憶構成了村莊中人與人之間聯系的性質與程度。社區記憶強烈的村莊不僅構成了村民對村莊的認同，而且構成了村民一致行動的理由。社會分層可以在村莊形成經濟社會資源優勢者，他們較一般村民掌握更多經濟社會資源，這種經濟社會資源的優勢很容易轉而成為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從而具有建立強人際關系的潛力。一般地，在那些社區記憶缺失和社會分層缺乏型的村莊，因為缺乏傳統的社區認同和現代的社區精英，而使村民的聯系減弱，一致行動能力下降，這種一致行動能力的下降，會帶來村莊秩序的嚴重問題，諸如經濟的協作難以達成，無力抵御鄉村組織的過度提取，缺乏一致對付地痞的能力及無力解決社區共同面對的道德難題等等（賀雪峰、仝志輝，2000）。
從本文關注的角度，我們將構成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簡化為村民一致行動能力的強弱也即村莊社會關聯度的高低。村莊社會關聯度即在村莊中具體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程度，或在維護村莊秩序的過程中村民之間所可能結成的一致行動能力。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型村莊，村民與村民之間的關系程度較弱，關系鏈條較短，成為一種低度社會關聯的村莊。在這種低度社會關聯村莊中，村民類似馬克思所說一個一個的馬鈴薯，他們個人所欲的目標，因為難以形成集體行動，而不能達到，村民集體行動所能提供的公共秩序和社會服務因此嚴重不足。 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型村莊大都是低度社會關聯的村莊，社區記憶較強，社會分層明顯的村莊，則更可能構造出村莊的高度社會關聯。強的社區記憶，通過建構村莊認同，不僅使得面子和榮譽對每個村民都很重要，而且使村民在一致行動時，有更多長遠的考慮。當村莊秩序面臨威脅，村莊利益受到損害時，村民有能力行動起來，為獲取村莊秩序和維護村莊利益而行動。明顯的社會分層不僅可以構造出一些掌握優勢資源的村莊精英，而且這些掌握資源的村莊精英很容易獲得一呼百應的行動能力。因此，當這些村莊精英感到需要維護村莊秩序時，他們有能力通過自己的影響來做到這一點。當然，這些具有一呼百應能力的村莊精英，也有能力為了個人的私利破壞村莊集體秩序。 社會關聯這一村民與村民之間具體的關系，便因此具有了影響和決定村莊秩序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構成了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很多時候，不是由于特定的制度安排，而是由特定的村莊性質，決定了村級治理的面貌。舉例來說，人民公社時期，公社幾乎控制著農村所有經濟和組織資源的情況下，南方一些農村的大隊小隊干部卻與村民共守村莊秘密，形成了村莊內的利益庇護關系，以消極的方式對抗著人民公社的強制力量；而在河南這樣的北方農村，人民公社一統到底。直至今天，河南農村仍然經常處于一種自上而下“超常規、大跨度”的運動式動員之中（曹錦清，2000），南方農村與以河南為代表的北方農村構成此種差別的原因何在？其中的一個關鍵方面是南方農村傳統的宗族意識一直存在，村干部在人民公社時期仍然受到強大村莊壓力，而河南等北方農村宗族意識大都較弱，村民之間的社會關聯度很低，原子化的村民無力抵制上級可能脫離農村實際的各種運動，這一點在村民自治背景一樣如此。
四、民主化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以低度社會關聯村莊為例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以后，村民自治的實施力度大大加強，村民在村干部的選舉和村務的決定權方面，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名實漸符。按一般的理解，這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一定可以通過選舉出代表村民利益的能人來為村民當家辦理村務，提供村民所亟需的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務，村級治理中村務辦理方面，也一定會大有進展。
現實是否會如以上設想樂觀，還有待民主化村級治理更長時間的實踐。下面我希望通過討論低度社會關聯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可能存有的問題，來作一個純理論上的考察，這種考察有助于我們認識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這一重要問題。
從理論上講，由村民選舉村干部，村干部就應該成為村民利益的代表者和村莊利益的維護者，特別是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可以罷免不合格的村委會成員和具有在村務決策管理和監督方面權力的情況下，村干部的行為會具有典型保護型經紀的特征（杜贊奇，1995）。但是，保護型經紀的行為并不是憑白無故產生的，他們的保護行為一定要有或文化上或經濟上的理由。文化上的理由即他們作為村干部，保護村民的利益可以有一種面子、榮耀和心理上的滿足，這種利益來自于對村莊的認同或村莊共同體意識。經濟上的理由是村干部在與鄉鎮行政據理力爭時，他們認為在經濟上是合算的。在低度社會關聯型村莊，村民是原子化的，村干部很難從原子化村民中獲得自己行為的文化價值，這樣，解決村干部維護村民利益的動機就必須從當村干部的經濟收入方面考慮。事實上，在低度社會關聯村莊，是否出任村干部，的確大多是有經濟收益上考慮的。對于一些優秀的鄉村能人，他們出任村干部的機會成本很高，村干部的報酬大都不能滿足他們的收入預期，而在與掌握優勢資源的鄉鎮等上級交往時，可以提升他們的收益感。因此，一個鄉村能人出任村干部（選舉或任命本質上并無不同），他們缺乏與鄉鎮對立的積極性。
在村干部的報酬不能滿足他們的收益預期時，低度社會關聯村莊出任村干部的鄉村能人便不僅不愿意與鄉鎮對立，而且期望在與鄉鎮行政的交往與合作中增加預期收益。在鄉村關系緊張的背景下，他很快便成為鄉鎮行政在村里的人，村民心中的惡人。這樣的鄉村能人不能讓村民滿意，下次選舉，村里不投這種人的票，而希望選一個“好人”來當村干部。
好人干部不能讓鄉鎮滿意，因為鄉鎮行政難以通過好人干部將政務在村中實施下去。好人干部同樣不能讓村民滿意，因為好人干部往往缺乏過去鄉村強人辦理村務的魄力。村莊事務有時處于癱瘓狀態，村莊秩序失去根基。過去強人干部在辦理村務時的果斷和強悍正是缺乏關聯村莊獲得秩序的關鍵原因。比如一個強人干部可以憑借自己的威信有時甚至是威脅，將村中的糾紛調解了，將村中道路修建了，將地痞無賴威懾住了。面對自己選舉上來但缺乏辦理村務能力的好人干部，村民懷念起以前的強人干部來。這樣，在下一次選舉中，村民會說，還是選一個強人對村中有益些。要有些魄力哦，要選有處理村莊事務的能力和膽略的那種人。下次選舉，有魄力的強悍的鄉村能人便選了上來。
新上來的強人干部當然不滿足于好人干部樂于維持現狀的狀況，他們希望有所建樹以抵消當村干部的機會成本。但是，如前所述，強人干部因為難以從缺乏社會關聯的村莊獲得文化上的價值，他們會更多從經濟收益上考慮如何補償自己當村干部所損失的機會成本。他是村民選舉上來的，他也有在緊張鄉村關系中抵制鄉鎮行政不合理行為所需要的強悍，但他缺乏抵制鄉鎮行政不合理行為的積極性。一方面，與鄉鎮維持良好關系已構成了他預期收益的重要部分，畢竟鄉鎮掌握著較村莊多得多的各種資源，一方面，他在與鄉鎮的對抗中，是無法獲得缺乏社會關聯的村民對自己的組織化支持的。而強人干部憑借自己的強悍，在處理村務時的能力，使原子化的村民事實上喪失了對他的約束能力。他發現，憑借當前村務與政務合一的鄉村關系前提，他可以在為鄉鎮辦理政務時，獲得利益多多的好處，這種好處不僅有鄉鎮行政對他的贊賞和經濟上的獎勵，而且鄉鎮行政在眼見他憑借自己的強悍辦理村務中謀取私利時，不聞不問。這個村民選上去的強人干部的確具有辦理好村務和維護村莊秩序的能力，但他只是在形成了與鄉鎮行政心照不宣的默契之后，他才找到了出任村干部的經濟上合算的平衡點。他個人的強悍保證他可以不將那些缺乏社會關聯因此缺乏一致行動能力的村民放在眼里。選上來的強人干部在缺乏價值支持和村民強力約束的背景下，變成為贏利型經紀。
這些贏利型經紀往往做過頭了，以至于引起村民的強烈不滿。村民會在下次選舉中，將這些驕橫的強人選下來，再選一個好人上去。好人上去后，他沒有強人的強悍和魄力，他又不能從原子化的村民中獲得強力支持，因此，縱使他有著抵制鄉鎮行政不合理要求和辦理與村民生活息息相關村務的良好愿望，他也缺乏這種能力。他既無個人的強悍，又無來自村民的支持，這是他難以有所作為的實質所在。他無所作為造成的村務政務的癱瘓狀態，再次引起鄉鎮行政和村民雙方的不滿，下次選舉，他便退出了村莊治理的舞臺。
這樣一來，在低度社會關聯村莊的民主化村級治理，竟然可能出現的一種理論上的結果，是村莊治理陷于癱瘓狀態與贏利經紀的交替循環。細心觀察當前中國農村的村級治理，若干地區已有了這種循環的苗頭（賀雪峰，2001B）。
五、結語
以上考察了低度社會關聯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的可能后果。那么，高度社會關聯村莊的民主化村級治理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呢？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推論，高度社會關聯村莊，特別是在那些社區記憶和社會分層均可以產生相互塑造的高度社會關聯的村莊，甚至不需要民主化的村級治理這一外來的制度安排，社區內部就會產生一種秩序，這種秩序依賴于傳統和習慣，其提供的成本可以較外來制度安排低廉得多，也有效得多。外來的民主制度安排有時可以發揮作用，不是因為外來的制度真正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而是外來制度碰巧合乎了過去村莊中那些沒有成文寫出來的慣例和傳統。
這似乎是說在村莊秩序的保持中，外來的制度安排諸如村民自治制度沒有什么作用。這當然不是事實。以上所列舉的低度社會關聯村莊和高度社會關聯村莊制度安排效能的結果只是一種理論推斷，即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F實的農村較以上理論可能性要復雜得多。同時，在當前中國處于轉型期的復雜情景下，所有對農村性質及其關于村莊社會關聯度的討論，都具有暫時性。
這還不夠。制度絕不只是一個被動的因素。制度在很多時候是塑造世界的力量，正因此，我們應該對村民自治這一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制度保持高度關注。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創造出巨大的可能性。村民自治制度正是這種能夠創造出村莊秩序巨大可能性的良好制度，這種制度使得一些本來缺乏希望的村莊依靠自身的力量拯救出來。本文考察民主化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不是要得出關于村民自治的悲觀結論，而是希望關注農村秩序的學者注意到村民自治制度對村莊性質的依賴。不具體考察到村莊性質這一層面，也許我們得不出多少關于村民自治實踐效能的有用結論。
如何考察村莊性質或如何理解民主化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我相信，沒有對實踐的深入了解，沒有對村民自治實踐深入廣泛的田野調查，抽象的理論研究和制度研究是沒有用處的。從純邏輯的角度來推論制度應該具有的效果，總會發現邏輯考察環節的不足。沒有一門實踐的學問可以完全依賴于邏輯推論。一方面，邏輯推論無法把握實踐的全部細節，也無法把握實踐中不同細節不同的重要性。一方面，邏輯可能性總是多樣的，而實踐的結果卻是具體的，在對村民自治的研究別是對村民自治治理方面的學術研究中，更多一些實證的研究，對學術和實踐都會好處多多。
而關于村民自治這一民主化村級治理制度安排來說，本文的考察試圖提供一種與主流所想象的村民自治制度實踐效果略有不同的可能圖景。這種可能圖景不否定村民自治制度對于今天中國農村基層政治實踐的重要價值與作用，但村民自治制度的好并不是其道義和政治正確上的好，而應該是于農民的生活，于農村的發展和于當前中國特定的現代化有益的好。脫離農村實際來討論村民自治制度，以對村民自治的一些想當然的信仰為基礎來討論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不說全錯，起碼有些文不對題。
最后，既然村民自治制度是需要有村莊基礎的，考察村民自治發生作用的村莊基礎，并保持村民自治制度一定的可塑性，可能會給實踐更多一些機會。轉貼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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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贊奇，1995《文化、權力與國家》，江蘇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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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仝志輝，2000，“論村莊社會關聯”（未發表）。
景躍進，2001，“村民自治的意義闡釋和理論化償試”，第二屆中國大陸村級組織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中文大學。
溫鐵軍，2000，《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
第8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一、創建范圍
本方案爭創對象為全區所有鄉村，69個行政村。
二、創建標準
“美好鄉村”根據創建成效、示范引領等各類效應，將村莊創建目標分為五個等級。
（一）美好鄉村精品示范村：精品示范村數量原則上不超過總創建村總數的30%，采用末位淘汰制。創建村超額完成《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先進縣（市、區）、先進鄉鎮、示范村分類區考評標準》示范村各項指標要求，本村具有“可學性、可看性、可復制、綜合性”等示范引領區域地位，在鄉村振興方面有引領示范項目、模范做法、獨到模式等創建工作內容。全面完成《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四大革命”行動方案》《區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實施方案》等相關方案實施要求，村莊建設中一是完成“污水革命、廁所革命、垃圾革命”和彩鋼棚整治，村莊干凈整潔，村容村貌靚麗協調；二是消除“建筑亂搭亂建、雜物亂堆亂放、垃圾亂丟亂倒、污水亂潑亂排”現象，村莊井然有序。
（二）美好鄉村精品村：創建村達到《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先進縣（市、區）、先進鄉鎮、示范村分類區考評標準》示范村各項指標要求，產業發展初見雛形，鄉風文明得到彰顯，鄉村治理有效可行，鄉村建設美度適宜。全面完成《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四大革命”行動方案》《區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實施方案》等相關方案實施要求，村莊建設中一是完成“污水革命、廁所革命、垃圾革命”和彩鋼棚整治，村莊干凈整潔，村容村貌靚麗協調；二是消除“建筑亂搭亂建、雜物亂堆亂放、垃圾亂丟亂倒、污水亂潑亂排”現象，村莊井然有序。
（三）美好鄉村整潔村：創建村全面完成《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四大革命”行動方案》《區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實施方案》等相關方案實施要求，村莊建設中一是完成“污水革命、廁所革命、垃圾革命”和彩鋼棚整治，村莊干凈整潔，村容村貌靚麗協調；二是消除“建筑亂搭亂建、雜物亂堆亂放、垃圾亂丟亂倒、污水亂潑亂排”現象，村莊井然有序，村莊產業有一定發展思路。
（四）美好鄉村清潔村：創建村在村莊建設中一是完成“污水革命、廁所革命、垃圾革命”，村莊干凈整潔；二是基本消除“建筑亂搭亂建、雜物亂堆亂放、垃圾亂丟亂倒、污水亂潑亂排”現象，村莊有序。
（五）美好鄉村經營示范村：“美好鄉村”精品示范村創建成功的村莊為進一步提升示范引領效應，將“美好成果”源源不斷的轉化為“美好經濟”，達到增強廣大村民獲得感為民富，壯大村集體經濟為村強，提升村莊人居環境為景美，形成村莊健康持續發展為人和，可以申請申報創建“美好鄉村”經營示范村。
三、準入條件
申報“美好鄉村”創建的行政村應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一）村莊已編制完成村莊規劃、創建策劃、環境提升專項設計。
（二）村級組織廉潔務實，村級班子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強，群眾參與創建的積極性高。
（三）美麗鄉村經營工作思路明晰，農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潛力大，經營有基礎，村莊發展規劃科學先進。
四、創建名額
2020年度擬評選27個“美好鄉村”，其中經營示范村3個，精品示范村4個，精品村5個，整潔村5個，清潔村10個。
五、獎勵標準
參見《市區鄉村振興“美好鄉村”創建驗收管理辦法》
六、創建步驟
（一）宣傳動員（2020年2月—2020年4月）。通過公示欄、微信公眾號、新聞媒體等方式廣泛宣傳動員，營造全民參與的氛圍，鼓勵符合條件的行政村積極申報。區振興辦根據當年鄉村振興重點工作，下達指令性申報村莊目錄，各鎮（街道）向區振興辦報送指令性申報及自愿性申報村相關資料，區振興辦會同相關部門對提出申報的村進行初審，初步確定創建對象。
（二）創建推進（2020年5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區鄉村振興領導小組確定創建對象，各鎮（街道）對照創建目標精心組織、積極推進創建工作。
（三）考核驗收（2021年1月1日—2021年1月31日）。區級相關部門對確定的創建對象開展考核驗收，形成考核驗收結果，報區鄉村振興領導小組審定。
（四）資金撥付（按進度）。分階段撥付創建獎勵資金（詳見《市區鄉村振興“美好鄉村”創建驗收管理辦法》）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成立2020年度區鄉村振興“美好鄉村”創建工作領導小組，區政府副區長袁敏為領導小組組長，區級相關部門為成員（詳見《市區鄉村振興“美好鄉村”創建驗收管理辦法》（德市旌委辦〔2020〕24號）相關責任部門）。
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區振興辦，負責統籌協調各鎮（街道）和區級相關部門開展創建工作；各鎮、街道成立相應創建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具體創建工作。
第9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化工企業；安全環保工作；重要性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對資源的不合理利用，環境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化工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廢氣廢水對自然環境產生了不可逆的影響，這已引起各級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特別是限期治理達標企業，更是面臨著環境治理這一重大難題。針對這種現象，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對相關企業展開治理整治工作，但是在治理過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難題，解決化工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污染問題，關鍵是要加強安全環保工作。
1加強化工企業的環保意識
1.1提高各主體對環保工作的重視程度
（1）提高化工企業的負責人重視環保的意識環境保護工作不同于其他產業，它需要一定的經濟投入，但眼前又很難產生明顯的經濟效益，所以很多企業的負責人并不愿意把資金投入到安全環保工作中來，只是追求短期的利益，不顧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浪費。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業負責人環保意識不強，對環保工作重視不夠。這種現象在我國廣大落后地區尤為明顯，許多鄉村水變黑了，鳥飛走了，空氣污染嚴重。因此，企業負責人要重視環保工作，多為企業的長遠利益考慮，重點抓好安全環保工作，只有企業領導、負責人重視了，環保工作才會有新作為，企業也才能有新發展[1]。（2）培養企業環保工作人員推動企業開展環保工作的積極性每一個大型化工企業有設有相應的環保部門，作為基層環保工作人員，對上與政府環保部門對接，對下有負責企業的環保工作，因此，企業的環保人員要有社會責任感和職業素養，要能在公司的環保工作中起到推動作用。比如，可以多向領導宣傳環保知識、反映公司現存的環保問題，并向領導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還可以通過開展講座或者派發轉單的形式，向一線工作人員宣傳環保知識，提高他們的環保意識。
1.2加強政府的監督作用
政府環保工作人員要明確職責，積極監督企業環保工作政府環保部門的相關工作人員要明確自己監督企業做好環保工作的職責，積極地、有效地監督企業開展環保工作，要增加工作的主動性和能動性，積極深入企業宣傳環保，培養企業的環保意識。
2化工企業要加大環保投入
很多企業只關注眼前利益，認為在環保工作中投入資金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只有企業的安全環保工作搞好了，企業的安全生產才有保障，企業的經濟利益才有保證。如果要徹底改善企業的環?，F狀，就必須要有一定經濟投入，設立專門的環保資金，專門用于企業環保安全工作的開展。只有加大環保投入，有了資金的支持，各項工作才能有序地展開。
3企業要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清潔生產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化工企業也要緊跟時代步伐，積極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特別是隨著供給側改革方案的提出，化工企業體制改革更是勢在必行，但另一方面，化工企業體制改革對環保工作來說是個挑戰，也是個機遇。企業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去掉一部分污染重，能耗高的產業和產品，淘汰高能耗低效益的產業，引進先進技術，發展清潔生產，從而達到減輕環境污染，減少企業染負擔的目的。這些新技術、新設備由于技術水平比較高，在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廢氣廢水也相對較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達到了開展環保工作的目的，因此化工企業要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深化供給側改革，不斷采用新技術、新設備、新材料、新理論、新方法、加快環保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對于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廢棄物，如廢水、廢氣等等污染物，企業要盡量做到以廢治廢，變廢為寶，即承擔了企業相關的社會責任，同時也有利于企業節省生產成本，形成良性循環，即實現清潔生產，又提高經濟效益[2]。
4改善相關環保設施
4.1升級現有的環保設備
目前，很多化工企業，只用一根排水管就把廢水排進河流中，沒有任何的污水凈化設備，同樣的，排出生產過程的產生的廢氣也只用一根煙囪，環保設施嚴重落后，沒有進行任何的改良，這嚴重地污染了周邊的自然環境，就像八九十年代中國鄉村的現代化建設一樣，人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曾經的青山綠水卻再也不在了，這種發展模式是錯誤的，沒有可持續性的，既浪費了企業的資金，而且影響了企業環保工作的正常開展。為此，企業要升級改造現有的環保設備，加大對排放的污染物的處理力度，如，開設污水處理池，把污水處理達標后再排放，拆除大煙囪，購進技術先進的廢氣處理系統，先治理后排放，保護環境。
4.2積極落實制定的治污措施
在中國，很多化工企業的確引進了先進的設備，但卻從來沒有去用過它，更多的是用它來應付上級環保部門的檢查，其次，很多設備管理人員自身缺乏環境保護知識，有些人的素質并不是很高，對設備的管理也不上心，導致很多企業不僅沒有達到治污的目的，而且還要搭上一筆不小的運行費用，白白花費了冤枉錢不說，還沒達到預期的效果。
5結語
化工企業加強安全環保的工作，是新時期下市場對化工企業的要求，也是我國大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對企業的要求，不僅有利于保護自然環境，也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為企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營造良好的企業文化。
作者:陳美嶺 單位:青海鹽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采礦分公司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