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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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關鍵詞:戶籍分層； 社會排斥； 二元勞動力市場； 農民工

農業部調查數據顯示，2002年我國進城農民工人數已達9400萬，而2003年估計已突破1億（新華網，2003年8月6日）。從城市社會的角度來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無疑已經構成了城市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但是，由于我國現行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的存在，進城農民工群體實際上并沒有完全溶入到城市社會中去，與擁有城市戶口的市民相比，他們在就業、收入、聲望以及社會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因而在客觀上，他們已經構成了城市社會中一個明顯不同于城市市民的、獨特的社會階層（孫立平，2002；李強，2002）。這里，筆者想通過引入“戶籍分層”的概念來對進城農民工階層進行一些簡單的分析和討論。

一、戶籍分層與社會排斥

在社會學研究中，社會分層是指依據一定的社會標準，將一個社會成員區分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級、層次的過程與現象；社會分層體現著社會不平等，即不同社會成員對相對稀缺的社會價值物在占有量、獲取機會和滿足需求的程度上存在著的差異性（林克雷，2001）。作為社會分層的一個特例，戶籍分層則是指依據人們的戶籍身份所進行的分層（李強，2002），具體來講，就是指在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下，某一地域的外來人口由于不具備該地域的戶籍，因而在當地無法獲得或較少獲得一些相應的社會資源，也即他們與擁有戶籍身份的當地居民相比，在社會資源的獲取上是不平等的，結果就使得外來人口與當地居民處于明顯不同的社會地位上，從而構成了一種以戶籍身份為基礎的社會分層。我們可以說，戶籍制度在這種分層中起到了一種社會屏蔽或說社會排斥\+①的作用。

所謂社會排斥，原意是指大民族完全或部分地排斥少數民族的種族歧視和偏見，這種偏見和歧視建立在一個社會有意達成的政策基礎上（唐鈞，2002）。“主導群體已經握有社會權力，不愿意別人分享之”（戴維，1999）。而在近來的社會政策、社會工作研究上，社會排斥被賦予了更為深刻和廣泛的含義：它意指某些個人、家庭或社會群體，由于政策法規等制度化原因以及社會意識層面的原因而缺乏機會參與一些社會普遍認同的社會活動、被邊緣化或隔離化的機制和過程；被排斥的個人、家庭或社會群體在許多社會資源的獲取上總是處于不利地位（石彤，2002；周林剛，2004）。這些受到排斥的個人、家庭或社會群體就構成了社會政策研究中所說的弱勢階層或說弱勢群體，他們往往處于一個社會分層中的底層地位，較少或不能獲得一些相對稀缺的經濟（職業、收入）、政治（權力、權威）和文化（知識、技術）資源。

近來，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表明，我國城市社會的農民工群體無疑已經構成了一個弱勢群體，他們受到了諸多的社會排斥，處于城市社會分層的底層地位（陳成文，2000；張敦福，2000；唐鈞，2001；孫立平，2002；李強，2002；占少華，2003）。顯然，進城農民工的這種底層地位更多地體現為城市社會的戶籍分層，而農民工所受到的社會排斥也就構成了戶籍分層形成的重要機制和過程。

二、基于二元勞動力市場的社會排斥與戶籍分層

可以說，進城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社會中所受到的社會排斥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經濟層面的排斥，也包括政治和社會層面的排斥，而其中最重要的，我們認為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所形成的城市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及其所帶來的種種社會排斥（李強，2001；馬廣海，2003；任麗新，2003）。

所謂二元勞動力市場，是指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存在著兩種勞動力市場，其一是工資高、勞動條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優越的勞動力市場，可稱為第一（primary又譯首要）勞動力市場；其二是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保障較少的勞動力市場，可稱為第二（secondary又譯次要）勞動力市場（皮奧里，1969）。正是因為這兩個勞動力市場工作環境、收入和職業地位的高低有別，就使得一般在第一勞動力市場工作的大都會是社會地位較高、較富有的社會階層，而在第二勞動力市場工作的往往是那些社會地位較低、較貧窮的社會階層。這兩個勞動力市場之所以是“二元”的，是因為兩個勞動力市場是相互隔絕的，第一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者寧愿等待就業機會也不會到第二市場中謀職，而第二市場的失業者也很難進入第一勞動力市場（皮奧里，1969）。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勞動者自身素質和能力的差異，使得第一勞動力市場有些工作只能由某些具有一定勞動技能的人去做，而不適于沒有這方面技能訓練的人來承擔。那些在教育、能力和技能方面欠缺的人只能從事一些相對簡單的工作，因而他們的工資待遇等各方面顯然不能和那些有較好勞動技能和較高文化素質的勞動者的就業情況相比，這是社會發展和勞動分工的必然結果。因此，一定程度上，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基于人力資本差異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將可能長期存在。但是，有關研究表明，兩種勞動力市場的區分并不是純粹技術性的，第一勞動力市場更多的是受到了制度性的保護，如工會力量，勞動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資法等，所以即使第二勞動力市場的從業者在勞動技能方面達到了第一勞動力市場的要求，由于制度性的障礙，他們也往往很難進入該市場（皮奧里，1969）。

從二元勞動力市場視角來看我國城市的勞動力就業情況，我們就會發現，進城農民工絕大多數從事的都是工資低、工作條件差且工作不穩定、缺少福利保障的所謂的第二勞動力市場的工作，而持有城市戶籍的市民則絕大多數在工資相對較高、工作條件較好且工作穩定、福利保障優越的第一勞動力市場中就業（李強，2001；李強、唐壯，2002）。這樣，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就明顯形成了“城里人”和農民工相互隔絕的二元結構。進城農民工之所以會選擇（其實是別無選擇）在第二勞動力市場中工作，原因固然與他們自身的素質有直接關系，大多數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訓練情況使他們很難勝任對教育和技能水平要求較高的第一勞動力市場的工作。但這卻絕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為盡管多數農民工的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偏低，但有許多城里人做的工作他們也不是不能做（任麗新，2003）。農民工被限制在第二勞動力市場的根本原因還是制度性的因素：其一，就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直到現在我國城市里的就業還是與戶籍聯系在一起，要想在那些正規的、有保障的所謂體制內部門工作，就必須具有城市戶口，而農民工由于沒有城市戶口，所以只能作為臨時工就業，做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臟、累、差的工作（李強，2002）。其二，是在戶籍制度基礎上各城市實行的一些政策壁壘。為了保護城市居民的就業利益，很多城市的勞動部門都對外來人口所能從事的職業和行業作出了嚴格的限制（詳見下文）。所以，農民工即使在某些方面達到了在第一勞動力市場就業的要求，由于這些政策性的壁壘，他們也往往無法進入這一市場。

在這種以戶籍制度為基礎構建起來的二元勞動力市場中，形成了對農民工的多方面的社會排斥，在這里，借鑒一些學者的分析（李強、唐壯，2002；馬廣海，2003；任麗新，2003；占少華，2003），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排斥：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在就業領域里的排斥。在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中，農民一直是被排斥在城市體制之外的社會群體，農民不僅沒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福利和社會保障待遇，而且在就業方面也一直是被限制在農業生產領域。1957年12月，國務院通過《關于各單位從農村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明確要求城市“一切部門的勞動調配必須納入計劃，增加人員必須通過勞動部門統一調配”，“不得私自介紹農民到城市和工礦區找工作”（轉引自馬光海，2003）。由此，我國的城市內部就建立起了排斥農民的就業制度。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勞動力開始大量涌入城市，迅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但是，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并沒有取得平等就業的資格，他們仍然是被排斥的對象。這種排斥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各城市對農民工的就業范圍所做的明確限定，即只允許農民工從事某些屬于第二勞動力市場的工作，不允許他們進入第一勞動力市場，并且這種排斥是以政府的行政法規或制度的形式被規定下來的。如，北京市勞動局就曾多次發文，明確規定外來人口只能從事200個工種的工作，這些工種包括農藝工、果樹工、蔬菜工、家畜飼養工、飼料制粒工、飼料粉碎工、農業機械操作工、造林工、鉗工、車工、銑工、木工、瓦工等等，而所有這些工種都屬于城里人不愿意問津的藍領職業（李強，2002）。1995年12月，作為推行再就業工程的重要舉措，上海市勞動局了《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將行業工種分為三類：A類為可以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B類為調劑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C類為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工種（轉引自馬光海，2003）。此后，青島、武漢等許多大城市也推廣實施了這一做法，對進入本市的農民工在數量上和從業范圍上都作出了嚴格的規定（任麗新，2003）。

其次，就是在二元勞動力市場中對農民工勞動權益方面的差別對待。在第一勞動力市場中，城市居民就業的工資與福利一直有政府有關部門的明確規定，在用人單位一般能得到規范地執行，具有制度化的保證性。但是，在第二勞動力市場中，由于政府相關勞動保護制度的弱化和缺失，使得農民工被剝奪了許多應得的勞動權益，形成了對農民工在這些權益方面的諸多排斥：第一，低工資報酬。由于農民工被視為體制以外的“三不管”群體，由雇主或用人單位自行決定農民工的工資報酬，因此在沒有國家強制性標準的情況下，用工單位為了自己的利潤總是會盡可能地壓低雇傭人員的工資。李強于2002年在北京市所做的調查表明，農民工的平均月工資為949元，而城市市民的月工資平均為1780元（李強、唐壯，2002）。第二，同工不同酬。這已經成為了二元勞動力市場中的通則。由于制度保障的缺失以及勞動力市場分割所造成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狀況的不同，那些在第二勞動力市場中工作的農民工，往往要比在第一勞動力市場中從事相同或相似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工資明顯的低出很大一塊（李銀河、譚深等，2000；龐文，2003）。第三，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由于第二勞動力市場就業政策的不規范和缺失，再加上農民工缺乏政府和法律的有效保護，就使得雇主或用人單位敢于任意克扣、拖欠甚至拒不支付農民工的工資，這已經成為農民工在就業中所面臨的最為嚴重的問題。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2年底開展的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中，僅在23個外來務工人員較多的省、市（區），就查處拖欠農民工工資違法案件13000余件，涉及62.6萬人，追討拖欠農民工工資3.5億元（轉引自馬光海，2003）。李強2002年的調查也發現，有24％的被訪農民工表示曾被老板、雇主克扣拖欠工資，其中，最多的拖欠45000元，平均拖欠3504.31元（李強、唐壯，2002）。

最后，則是農民工在社會保障方面所受到的排斥。在第一勞動力市場就業的勞動者，基本上都處于城市社會保障體制的覆蓋之中，但是，在第二勞動力市場就業的農民工卻基本被排斥在了這個社會保障體制之外，他們在生活條件、就業、醫療等諸多方面都處于一種隨時受到威脅的狀態。如城市“低保”制度，就是以戶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它只覆蓋城市居民，而對不具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則不提供

保障\+②。在失業問題方面，人們往往關注城市居民的失業問題，其實在城市中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的失業問題也相當嚴峻。由于第二勞動力市場就業的不規范性和不穩定性，農民工往往更容易失業，改換工作的次數也更多。在李強2000年和2002年的調查中，被訪農民工遇到過失業問題的比例分別高達33.5％和45.4％（李強、唐壯，2002）。在失業期間，沒有失業保險和得不到“低保”的農民工只能靠自己的積蓄或親友的幫助生活，甚至迫不得已離開城市返回農村。工傷和醫療保障問題也是困擾農民工的很突出的問題。雖然農民工一般都年輕力壯，但是由于他們從事的多是繁重的體力勞動，工作和生活條件又都很差，所以很容易出現工傷和生病的情況。李強等學者的調查也發現：農民工看病的人均支出，2000年是885.46元，2002年是891.88元，最高的付費達2萬元之多，而他們所就業的單位為他們看病的平均支出卻僅有幾十元。調查還表明，93％的人生病后單位分文未付，只有7％的人得到過單位支付的藥費（李強、唐壯，2002）。由此可見，在醫療方面農民工是很難談得上有什么保障待遇的。

三、結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基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而形成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及其所存在的種種社會排斥，使得廣大進城農民工作為一個整體，在職業、收入、聲望等決定社會分層的基本指標方面都與城市市民存在著顯著的差距，由此，也就在當下的城市社會里形成了以不擁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群體為一方、以擁有城市戶口的市民為另一方的明顯的戶籍分層。而在這種分層中，進城農民工群體無疑又處于底層的地位，他們構成了社會政策上所說的“弱勢群體”，即在物質生活中處于貧困（或相對貧困）狀態，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也處于不利地位，缺乏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能力的一種社會群體（孫立平，2002）。

從長遠來看，這種以先賦性的戶籍身份為基礎的分層，顯然不符合現代社會分層的發展趨勢，在根本上也是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的。李強等學者指出，進城農民工雖然處于城市社會分層的底層，但是在農民工所流出的農村社區中，與未流出的農民相比，他們又是典型的精英群體，在個人素質上具有明顯的優勢：外出農民工一般都處在活力最強的年齡段，特別是他們往往具有很強的經濟活動能力，同時農民工的教育程度也普遍高出農村未流出人口。顯然，這樣一個高活力群體長期處于城市社會的底層，就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地位相悖”局面，長此以往可能會積蓄社會緊張、激化社會矛盾，從而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李強，2002）。因此，可行的做法就是要積極化解戶籍分層，努力構建一種以自致性因素為基礎的、開放的、流動的社會分層，而這又需要我們采取措施，從根本上消解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消除對農民工的種種社會排斥。

［注釋］

① “社會屏蔽”（social closure）最早由馬克斯?韋伯提出，后來社會學家帕金對這一概念做了較為系統的闡釋。帕金并且提出了“排斥”（exclusion）和“內固”（solidarism）的概念來說明社會屏蔽的策略、機制。帕金的“排斥”包括“集體主義的排斥”和“個人主義的排斥”兩種，它與本文提到的“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有一些不同，本文中的“社會排斥”是在社會政策、社會工作研究中新興的一個概念（詳見下文）。當然，二者也有許多相通之處，但限于篇幅，本文不準備對此進行詳細的分析討論。

② 1999年國務院頒發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規定：“持有非農業戶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于當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均有從當地人民政府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顯然，這里不包括持有農業戶口的農民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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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關鍵詞】 勞動力市場 分割理論 啟示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產生及二元學派的核心思想

在20世紀60年代，很多不悅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其中，有一些理論不過是囊括了不同制度因素的影響，這是對傳統理論的拓展；而另一些理論則試圖構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棄了居于主流地位的競爭式分析法，轉而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屬性、強調制度和社會性因素對勞動報酬和就業的重要影響，這種理論就是被冠之以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主義學派。

分割主義學派既起源于比較時髦的現代社會，也起源于源遠流長的歷史陳跡。其現代起源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60年代對美國城市勞工和貧困問題的研究，基點在于提高每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以改善其物質財富，但卻以失敗而告終；二是按閱歷劃分的方法，為激進經濟學家將美國工人階級“肢解”為政治“條塊”的理論提供了武器。從歷史淵源看，其源頭也許要追溯到約翰·穆勒和凱恩斯的時代。穆勒和凱恩斯曾公開反對亞當·斯密關于勞動力市場具有競爭性質的學說，而傾向于具有非競爭性的其他學派；而對于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北美制度經濟學家來說，兩人的學說則奠定了勞動力市場細化和結構化的基本概念。

現代分割主義學派的理論可謂多種多樣。它們的分析過程具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研究興趣的關注點（報酬或流動），市場分割的界限（如按工作劃分、按產業劃分、按性別劃分、按人種或年齡劃分等等），所采用的調查研究方法是定性的還是定量的等等。但是，如果我們按“兩分法”梳理這些分歧，順藤摸瓜，便可得到一個雙元結構圖，其間，有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區別。這種區別最初是由皮奧雷（Piore，1970）提出來的。相對于職位競爭學派和激進學派而言，二元學派的研究較為具體，針對性也很強，故本文重點在簡要介紹其核心思想的基礎上，探討其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啟示。

現代的雙元結構理論就是按與穆勒相似的命題來發展的。皮奧雷的下列描述是著名的。

一級市場的就業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工資較高，工作條件優越，就業穩定，安全性好，作業的管理過程規范，升遷機會多。但相比較而言，二級市場的工作便大為遜色：工資較低，工作條件較差，就業不穩定，管理武斷且粗暴，毫無個人升遷機會。二級市場的就業者多為窮人。雙元結構的分界線主要在于勞動報酬。二級市場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工資低，極易失業；此外，良好的教育和培訓無助于提高勞動者的報酬，甚至不允許向一級勞動力市場流動。

傳統的勞動力市場理論注重供給方和勞動者個人等因素的作用，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強調需求方和制度性因素的重要影響。因此，可以把雙元結構派看成是強調工作特征，而不是強調工人特征。但是，強調工人特征的雙元結構理論也是存在的：二級市場的工作多由非白種人、婦女以及年青人來承擔，按勞付酬的規則在這里一般是行不通的。

一級市場的工作看上去是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組成部分，就是說，工資及勞動力資源配置等與就業結構有關的事宜，是由管理及制度性規則來調控的，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此類工作安排優先考慮現有的組織內部成員，甚至可以說只向現有的組織內部成員開放；這些組織可能是企業、公共機構，也可能是行業協會或工會組織。內部市場的工資結構安排主要根據組織內部的需要來制定，與外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態沒有多大關系。外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失衡主要靠工資波動來解決，而內部勞動力市場卻不是這樣。內部勞動力市場解決供求失衡的措施主要有招聘、培訓、工作的重新設計、分包、調整產出量等。

二、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新意與理論貢獻

長期以來，分割主義學派標新立異的行為，特別是在關于貧困、收入不平等的持續，教育和培訓、市場壟斷、失業等方面的理論分歧，一直是傳統經濟學家的譴責對象。傳統的經濟學家認為，分割主義學派的命題在實證上是錯誤的，如果從競爭的角度出發，將能更好地解釋這一問題。因此，按傳統經濟學家的工資觀點，二級市場工人的勞動報酬之所以在低水平上徘徊，是因為他們素質和生產效率低下；而低能力低報酬，正是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題中之意。這個觀點正應了希克斯的一個權威結論：拙笨者低薪水，價有所值，不足為怪。用馬歇爾的話說，各個區域勞動報酬的明顯差別，蘊含于看不見的由競爭形成的效率工資之中。就工作的穩定性而言，工作作為一個進身階梯，都是在特定技術條件下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形式。在一級市場的內部勞動力市場中之所以要保持工作和員工的穩定，是因為企業的職業技能具有明確的分工；穩定及內部擢升規則既有助于企業謀利，也有助于維護企業對員工從事人身投資的權益。工作階梯和內部擢升的前景，既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也能吸引人們在這些企業供職。最后，二級市場上高素質的勞動力將向一級市場轉移，所以，在二級市場上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收益低下，與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根本不矛盾。

第3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關鍵詞]自愿性失業；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就業部門；結構分割

[中圖分類號]G52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1-0165-03

一、問題的提出

在全面市場化的就業機制下，我國大學生失業問題凸顯。自2002年起，大學生就業率整體上呈逐年下降趨勢，非公開失業群體不斷擴大。根據教育部部長周濟在2006年度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十五”期間高等學校共向社會輸送了1000余萬畢業生，“十一五”期間將有2500萬以上畢業生需要就業。這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將有大量大學畢業生源源不斷地進入勞動力市場，而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未來幾年就業崗位的增加速度與大學畢業生的增加速度之間將有較大的差距，這種差距意味著整體上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需求的現實在短期內難以迅速改變。因此，至少在未來的幾年內，大學生失業將始終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常態現象，然而，在如此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我們發現，仍然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畢業生出于種種考慮，放棄已有的工作機會，選擇自愿性失業。在這一行動背后，雖然體現著求職者的經濟理性，但同時具有高風險性，即存在著求職者從自愿性失業轉變為非自愿性失業的可能，究竟哪些因素影響著大學生這一行動決策，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值得學者挖掘和研究。

二、研究述評

當前，學術界對于求職行為的研究主要存在著兩條解釋路徑。一種是經濟學的解釋路徑，經濟學者認為，求職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外部勞動力市場問題一勞動力與其工作崗位的匹配過程。正統經濟學觀點將勞動力視為不受他人干擾和影響的獨立的原子個體，勞動力與工作崗位的匹配是這些人在市場渠道中進行的經濟理性選擇。區別于經濟學的另一條解釋路徑是從社會學的理論視角出發分析勞動力市場現象，這類觀點認為，勞動力市場中的求職行為嵌入于求職者所處的社會網絡之中，同時這種網絡又受到宏觀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制約。求職者作為一個深受社會環境影響的社會成員，其行動受社會現實的約制，同時其本身也在改變社會現實。

國內關于大學生自愿性失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學領域，即采用第一條解釋路徑。一些學者運用勞動經濟學的職業搜尋理論、保留工資理論以及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分析了大學生自愿性失業的經濟動因(吳克明、賴德勝，2004)，并將大學生的這一行動選擇歸結為一種理性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是人力資本擁有者在外部勞動力市場上借助市場渠道實現人力資本價值的結果。

社會網理論是社會學關于中國社會轉型期間人們求職行為研究的主流分析范式。所謂社會網絡分析，也被稱為“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具體是指把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紐帶關系看成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結構，并分析這種現實發生的紐帶關系對人、對組織所產生的影響。社會網分析范式關于求職的經典研究主要存在三個理論視角：格蘭諾維特的強弱關系理論、林南的社會資源理論以及博特的結構洞理論。近年來，國內運用社會網分析范式研究求職者求職行為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但從研究對象來看，研究者更多關注下崗職工和農民工這兩大弱勢群體，并通過實證研究論證了“社會資本”和“關系”對這兩類群體人員的求職行為發生著重要作用(李培林，1996；王漢生等，1997；渠敬東，2001；邊燕杰，1999)，相比較，學者對于大學生群體的關注程度相對較弱。另外，從分析的內容來看，學者們更加關注失業者的求職過程，關注求職者求職時所采用的手段或求職渠道本身(如“人力資本”、“社會關系網絡”或者“社會資本”)的不同效用(風笑天、趙延東，2000；趙延東，2001；李培林等，2000；顧東輝，2000；桂勇等，2002)，鮮有學者從求職的一種結果――即失業角度追尋社會網所發揮的作用。

三、自愿性失業概念的厘定與辨析

自愿性失業是“非自愿性失業”的對稱，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阿瑟?塞西爾?庇古提出的經濟概念，指工人由于不接受現行的工資或比現行工資稍低的工資而出現的失業現象。自愿性失業者不同于自愿性不就業者，前者愿意工作并且有工作機會，只是對已有的工作機會不滿意而暫時不工作，后者則不論是否有工作機會均不愿意工作，這一部分人不稱為失業者，不計入勞動力人口范圍。本文把自愿性失業界定為一種不滿足于已有的工作機會而繼續尋找工作的失業現象。

四、大學生自愿性失業的原因探悉

1．微觀視角：大學生自愿性失業的經濟性原因分析。經濟學從微觀的視角揭示了原子式個體行動背后的經濟動因。職業搜尋理論假設勞動力市場信息是不完全的，不同企業支付給同一個求職者的報酬也不相同。因此，為了獲得待遇最佳的工作，求職者必須花費時間在勞動力市場上進行工作搜尋，直到搜尋時間達到最佳點――搜尋時間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之前，繼續搜尋就是一種理。然而在這個搜尋期內并非大學生沒有工作機會，只是他們預期繼續搜尋會有更好的選擇，于是拒絕已有的工作機會，這種到達最佳搜尋時間長度時期的失業就是一種自愿性失業。保留工資理論認為求職者在職業搜尋開始前，對預期工資水平會有一個最低心理價位，并對搜尋時間作好了心理準備。當他在市場上尋找工作時，如果雇主開出的工資條件超過他預定的價位，他就接受，否則就會出現因拒絕而導致的自愿性失業。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將勞動力市場分為工資高、工作穩定性強、職業前景好的一級勞動力市場和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工作缺乏保障的次級勞動力市場，由于這兩種勞動力市場分割性強，特別是次級勞動力市場存在著逆向選擇的問題，因此，許多大學生因拒絕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而使自己處于自愿性失業狀態。

總之，經濟學預設了一個具有完全自由意志的行動者，以經濟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決定其行為。按照勞動經濟學的上述理論觀點，大學生自愿性失業實際上是一種理性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考慮到雇傭雙方信息的不對稱以及職業搜尋的機會成本問題，人力資本擁有者為了實現個人人力資本價值的最大化，短暫的自愿性失業選擇是個體經濟理性的表現。經濟學這種對于個體行動背后經濟動因的探討，從微觀的視角揭示了原子化個人自愿性失業背后的原因。

2．中觀視角：大學生自愿性失業的制度性原因分析。職業搜尋與決策實際上是求職者與雇主之間的互動，在這個雇傭模型中，雇傭雙方任何一方的行為都會影響另一方，因此，為了深層次地理解求職者的行為，必須將雇主納入到分析的框架

內，考察組織的雇傭制度對求職者行為的影響。

在轉型期的中國，勞動配置尤其紛繁復雜。社會學對勞動力市場分析的“再分配一市場”框架，以及經濟學的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都顯得過于簡單，無法準確地把握各種組織的勞動力市場運作。因此，借用Robert Moffitt教授分部門的勞動力市場觀點，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以及就業部門的制度特征，可將中國城市的就業部門劃分為六個大類：公共部門Ⅰ(國家機關)、公共部門Ⅱ(事業單位)、國有及控股企業、外資企業、私營企業、非正式部門。這六種類型的就業部門在工資制度、人員招募渠道、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完整性以及人力資本的專用性等人力資源制度方面都呈現較大的差異(見表1)。

首先，由于公共部門、國有及控股企業以及外資企業工資高、福利待遇好，因此存在著因等待進入這些部門而形成的自愿性失業；其次，從人力資本的專用性角度來看，由于大學生具有的人力資本并不會自然保值增值，長期閑置甚至會使人力資本逐漸貶值，因此考慮到個人人力資本專用性的問題，許多大學生會放棄那些對人力資本專用性要求不高的就業機會，形成自愿性失業；最后，以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為代表的就業部門，內部勞動力市場特征明顯，人員雇傭市場化程度低，對于作為“局外人”的求職者來說，只能通過非市場渠道――社會關系網絡獲得相關的空缺職位信息，甚至必須利用個人人際關系所提供的人情幫助才能獲得這些部門的就業機會。因此，當求職者具有相應的社會資本時，就會考慮機會成本問題，放棄可能的工作機會，等待個人社會關系網絡的人情運作，從而使自己處于自愿性失業狀態。

3．宏觀視角：大學生自愿性失業的結構性原因分析。傳統的戶籍制度一直是制約勞動力市場流動的瓶頸，以“國有部門”為代表的保護性勞動力市場采取了高度保護本地勞動力、嚴格控制“外來勞動力”的舉措。此外，盡管傳統的“單位體制”已經被打破，但是一些就業部門仍然呈現出“集團性壟斷勞動力市場”的特征，進一步造成了就業部門的結構性分割，這為人們繼續持有“單位情結”提供了溫床。最后，中國文化中求穩、求安定的行為特征，使得一些求職者在就業選擇時仍表現出了明顯的“所有制偏好”。因此，盡管當代大學生受到了新時期的思想熏陶，但是長期以來社會上形成的職業觀念仍對其就業選擇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大學生自愿性失業行動不僅嵌入在個人的社會網絡中，而且受到宏觀社會文化和制度背景的約制。

第4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難 民工荒 結構性失業 概念界定

一、問題的提出

2012年，全球經濟整體復蘇緩慢，外部環境不樂觀，與此同時國內就業也面臨著長期矛盾與短期問題疊加，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交織的問題，這些都給就業工作帶來不小的壓力。

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就業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顯現，“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并存的現象也逐漸趨于常態化，而且有從沿海向內地蔓延的趨勢。一方面表現為整體勞動力供給、人才培養的結構和需求結構有很大差距，勞動者的素質跟不上經濟結構的調整、技術進步和市場變化步伐的狀況越來越嚴重等造成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另一方面表現為企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提升企業的規模，而與用人單位需求相對應的勞動力卻出現短缺，從而出現結構性用工短缺的“民工荒”現象。

二、“大學就業難”問題的集中表現

（一）大學生就業率不理想，不同高校就業率差距大

我國從2001—2011年的高校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在逐年增加，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待業大學畢業生。我國的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很不理想，除了2010年在金融危機后，就業率有了短暫的復蘇外，從2006年以來，就業率一直處于有持續下降的趨勢。同時，這個統計出來的就業率有可能還含有很大的“水分”在內，實際的就業率可能比如上統計出的就業率更低。

與此同時，在大學生的就業市場中，高校的知名度直接影響著就業的競爭力，重點高校、“985工程”、“211工程”等名牌大學的大學畢業生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更易受到企業的青睞。在的招聘信息上，很多企事業單位都將大學生的招聘條件限定為只招收“985工程”、“211工程”的高校畢業生，這種“名牌效應”、“光環效應”成為了大學畢業生的重要標簽，使得大學生在畢業市場上被動分流，用人單位也更傾向于去這些大學招聘。

（二）大學生就業的對口性降低，就業結構不合理

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當初在填報高考志愿的時候，就是想畢業后從事相關專業的工作。自從1999年以后，隨著高校擴招，大學生的就業市場類似于完全競爭的市場，不存在國家統包對口分配的現象，大學畢業上的工作需要自己解決，這樣對口性較之前的情況也就有所降低了，甚至有些大學畢業生最終所從事的工作與自己的專業毫無關聯。很多大學生在找工作時，并沒有清楚的職業規劃，在求職中存在著一定的從眾心理，有的是按照家人的意愿而選擇職業，有的是直接被安排就職，最終所從事的職業根本不是自己所想要從事的喜歡的職業。

與此同時，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結構也是不合理的。在地域結構上，出現了“擠堆”現象，很多大學畢業生更傾向于留在大中城市及東部沿海城市，而不愿意去邊遠欠發達地區。在專業結構上，很多高校對了增加自己的在招生中的競爭力，根據市場招聘的信息設置了一些所謂的熱門專門，這就導致了大學畢業生在一些所謂的熱門專業中的供給過大。

三、“民工荒”問題的集中表現

（一）“民工荒”現象的行業分布

我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因此，這些農民工的就業大多數集中在不需要過多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制造業、批發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等，“民工荒”現象出現后這些行業也成為農民工需求短缺的重點行業。

“民工荒”現象的農民工短缺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勞動條件差和工資待遇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低端服務業，如：生產運輸設備操作、農林牧副漁水利生產；以及一些有專業技術含量的職業。而那些勞動條件與報酬比較合理、沒有特殊專業技能要求和知識要求的一般普通崗位還是比較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農民工的。一些高端的行業，如：單位負責人、辦事員和相關人員這些需要一定專業技能和知識要求的行業卻是供給大于需求。所以，當前這種嚴重的“民工荒”現象的產生也是有行業分布的，在一些勞動條件差、工資待遇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低端服務業以及有一些有專業技術含量的職業分布的較為廣泛。

（二）“民工荒”現象的地區分布

2003年末到2004年初，我國沿海地區出現了用工短缺的現象，國內“民工潮”變成了“民工荒”，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閩三角、長三角等加工業聚集區，從2005年開始，“民工荒”現象開始逐漸由珠三角、閩三角、長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向內陸地區蔓延，甚至是傳統的農民工流出地——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包括：四川、江西、湖南、安徽、河南等也深受影響。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顯示，2010年第三季度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得出，從供求對比看，東、中、西部地區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01、0.96、0.95，可以看出東部地區明顯存在招工難現象，原因在于這些地區主要分布著大量的從事外向型出口加工業流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對勞動力成本價格比較敏感且缺乏抵御勞動力成本上漲的措施，工資增長十分緩慢，從而“民工荒”現象尤其嚴重。

四、“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結構性失業的概念界定

（一）大學生

大學生是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是指接受過各類形式大學教育的人，作為社會新技術、新思想的前沿群體、國家培養的高級專門人才，代表著最先進的流行文化。大學生，即在高等學校注冊入學和畢業的群體統稱，包括全日制和在職學習兩類。

針對上述“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集中表現的分析，“大學生”僅指一般地方綜合高校的知識型大學生，不包括成人教育及職業大學的專科生，也不包括著名一流高校的大學生。因為一般地方綜合高校相比于著名一流高校，它的擴招規模相對來說比較大，生源比例伴隨著擴招的擴大，處在不斷增大的趨勢，進入的壁壘比較低，從而使一般學子介入障礙較低，而這種地介入障礙使得大多數的一般地方綜合高校本身擁有可替代性過強的弱點。與此同時，相比于成人教育及職業大學的專科生，一般地方綜合高校的課程以理論教學為主，卻輕視實踐教學，嚴重地制約了對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專業技能的培養以及在實際操作中不斷創新素質的塑造，從就業謀生的角度來審視，未能把就業難這一問題的解決作為工作的重點，并沒有提高學生在尋找工作和進入工作時候的專業技能，導致了與社會需求的背離。而成人教育及職業大學的專科生，接受的大多數是實踐訓練課程，以實驗為主，課堂講授為輔，按照專業核心的現實運作，提高了學生在尋找工作中的實際專業技能水平，從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構來看，可以分流到要求有專業技能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從而提高了就業的優勢。

（二）農民工

農民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其中廣義的農民工包括兩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傳統意義上的“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這部分農民工在鄉鎮企業或外出從事非農產業，在身份上他們卻仍然是農民，只是在農閑時候外出打工，而農忙時候便回家務農干農活，在職業上成為了一種“周期性的工人”；第二部分是外出進入城鎮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離土又離鄉”的農村勞動力，這部分農民工擁有農業戶口但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從地區上來看，他們是來自農村的，而且是農村人口，所以那些來自城市的農村戶籍的人口不屬于農民工范疇；從勞動關系上來看，他們是被企業雇傭的勞動者，所以那些自己雇傭他人的農村人口也不屬于農民工范疇；從職業上來看，他們所從事的是非農職業，即主要是第二、第三產業。而其中狹義的農民工是指在集體企業或者國有單位工作的農村人口，顯然這個定義是狹義中的狹義。所以，農民工從戶籍身份上來說，他們是農業戶口；從職業特征來看，他們從事的是務農以外的其他職業工種，是務工的。

針對上述“民工荒”問題的集中表現的分析，“農民工”是指從事一些勞動條件差、工資待遇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低端服務業以及有一些有專業技術含量的職業的農民工。我國早已是世界制造業大國，原有企業的擴招和新增企業的發展，尤其是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加大，發展的速度也是大大提高，進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就增大了，導致這些企業對于一些有技能民工的需求超過市場上的供給，從而造成了“民工荒”。

（三）結構性失業

關于結構性失業的概念，到現在為止，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有人認為，結構性失業主要是指由于勞動者的經驗、技能、知識結構等自身所具備的客觀素質與可供的職位空缺不相適應而導致的失業；有人認為，結構性失業是指由于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技能水平不同，以及企業招工條件的不同，供需雙方不能相互滿足，導致勞動力不能在市場中自由流動和轉移，因而一方面存在著職位短缺而另一方面卻又存在著失業的情況；有人認為，結構性失業主要是指隨著經濟產業的變動，勞動力的供應并沒有能迅速地適應這種變化，從而使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特征與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不相一致而導致的失業；有人認為，結構性失業可籠統的概括為是勞動力的供求結構不一致而引起的失業。

從總體上來說，結構性失業可定義為：由于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產結構等）、體制、增長方式等發生了變化，現有勞動力包括知識、技能、觀念、區域分布等不適應這種變化，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失業。結構性失業在性質上是長期的，而且通常起源于勞動力的需求方。結構性失業是由經濟變化導致的，這些經濟變化引起特定市場和區域中的勞動力的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一致，同時存在著失業的勞動力市場和崗位空缺的勞動力市場。

“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的“結構性失業”是側重從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是否相一致的角度，研究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和農民工就業市場這兩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市場上勞動力供給量的增加遠遠大于市場上需求量的增加構成矛盾而無法實現均衡的現象，存在著失業的現象；另一方面，農民工市場上勞動力需求量遠遠大于市場上供給量的增加構成矛盾，存在著崗位空缺的現象，而且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這兩種市場也不能自動分流，從而導致了“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并存的兩難的結構性矛盾問題。

五、概念界定帶給我們的思考

在當今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業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顯現，“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并存的現象也逐漸趨于常態化。大學生找工作難，而就業市場上卻缺乏與之年齡相仿的農民工。許多學者都是側重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及提出相對應的政策建議。但是通過對“大學生”與“農民工”以及“結構性失業”的概念界定，我們可以有針對性的對他們進行定位，以實現勞動力市場的自動分流，從而更有效的解決目前的結構性失業。

參考文獻：

[1]楊思遠.中國農民工的政治經濟學考察.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1）：4

[2]胡偉清，張宗益.農民工勞動供給行為的理論分析—“民工荒”的微觀經濟視角[J].理論與改革，2007（4）：77-79

第5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勞動力市場分割

理論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配置，表現為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通過自由交換而自動平衡的結果。這種純粹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形成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即勞動者作為流動行為主體，對于其是否流動，以及怎樣流動，具有完全決定權。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當然，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程度，還要受經濟結構變動因素的制約。正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直接導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西方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勞動力市場歧視。勞動力市場歧視，指的是在所有經濟因素方面都相同的個人之間的報酬差別。這些勞動者具有同等的生產能力，但由于某些社會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從而引起勞動報酬或待遇上的懸殊差別。對這種現象的研究，旨在確定歧視對報酬差別的影響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換句話說，這些勞動者之所以領取較低的勞動報酬，并不是因為其勞動素質低，而是由于他們無法進入可以領取較高勞動報酬的那部分勞動力市場，失去了在其中謀職的機會。出現勞動者素質和勞動報酬不相對稱的情況，即同工不同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在城鄉兩種就業體制的差別性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情況下，徹底啟動城鄉之間長期隔離的勞動力市場閘門，即建立全方位開放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狀況。由于城市的開放性勞動力市場尚未確立以及政府對城市勞動者就業采取不同于農村勞動者的特殊保護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市場性流動方式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還無法同城市勞動力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從業于勞動強度大的、勞動條件差的非技術性行業，領取比城市勞動者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這種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它使我國勞動力市場規模難以通過無障礙流動而迅速擴大，也不可能使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平均價格。

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改革初期由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相當大的，城鎮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或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的比率（簡稱城鄉收入比率）高達2．37。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地區展開后，城鄉收入比率開始下降，到1983年達到1．70這一最低點。隨著的進行，從1984年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開始超過1978年的差距，1994年進一步擴大到2．86，此后雖然有所縮小，但1999年仍然達到2．65。

勞動力市場分割，也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壟斷行業在缺乏適當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將壟斷收益大量地分配給職工個人，形成這些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險業、城市供應業、郵電通信業和房地產等行業。這既是市場化不夠、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結果，也是國家對這些企業監督管理不力的結果。

勞動力市場分割，還表現在地區間居民個人收入差別上。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選擇漸進式道路，東部地區率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較快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得東西部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拉開了距離。1949－1978年，以現價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東西部之比為7．08：7．52。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0．44個百分點。到1978年東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間，我國經濟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速度為12．8％，西部增長速度為8．7％。東部地區高出西部地區4．1個百分點。使一度縮小的地區差距又呈拉大之勢。在近幾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中，東部地區占65％以上，西部地區僅占15％左右。在全國人均創造國內生產總值中，東部地區超過平均數4成以上，西部地區只有平均數的一半左右。農民收入的地區差距也進一步拉大。1978年東西部農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東部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東西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從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絕對收入差距則從西部高于東部的11元變為東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區居民個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與不同地區之間勞動力缺乏流動性和開放性有關，市場不能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平衡區域間的工資水平差異以及相應的收入差異。歸根到底，在于東西部地區間還存在著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過去的20年里，越來越多不拘泥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并試圖構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棄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式分析法，轉而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屬性，強調制度性、社會性因素對勞動力流動、勞動者就業以及勞動報酬的重要影響，這種理論就被冠之以勞動力市場分割學派，并被確認為勞動經濟學的前沿問題。

參考文獻：

1科斯．契約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第6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如何理解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靈活性，是一個與安全性對應且與市場公平性相關的概念，故應當從這“三性”的關系中來理解靈活性。所謂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是指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勞動力市場和勞動關系運行中都有自愿、自由、自主、自治（協商）的空間，由勞方就業靈活性和資方用工靈活性所構成，而基于資強勞弱和勞動力供求失衡的原因，可能導致勞資雙方靈活性失衡，當這種失衡達到一定程度帶來勞動力市場不安全和不公平；政府和法律的作用就在于引導、促使勞資雙方靈活性保持均衡，亦即勞動力市場的安全性和公平性。故勞動力市場的安全性和公平性，應當作為判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是否正當和正當程度的標準。

對于靈活性、安全性和公平性的利益歸屬，既不能認為靈活性只有利于資方，也不能認為安全性和公平性有利于勞方。其實，靈活性與安全性、公平性的統一，才是勞方、資方和政府的共同目標。

靈活性的表現有多個維度，即用工/就業形式靈活性、內部流動靈活性、勞動合同解除靈活性、工資決定機制靈活性、工時管理靈活性，其與法律相關點，有的在勞動合同制度，有的則在工資基準、勞動監察、集體合同、促進就業、社會保險等制度。

勞動力市場足夠靈活嗎

從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演變看：我國勞動合同制度作為勞動制度市場化改革的產物，其產生和發展過程實質上是人力資源由行政配置轉向市場配置的過程，亦即推進靈活化的過程，靈活化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總趨勢。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08年，勞動合同制度的功能一直以推進勞動力自由流動為主、保障勞動關系穩定為輔，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斷提高。而在《勞動合同法》出臺前幾年，由于城鄉一體化和勞動力市場快速靈活化，甚至出現極端靈活現象，如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勞動合同一年一簽較普遍、勞務派遣主流化等。《勞動合同法》的功能首次以保障勞動關系穩定為主、推進勞動力自由流動為輔，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后續的經濟下行，加之新經濟快速發展，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需求，尤其是靈活用工性需求的顯著增強，使《勞動合同法》顯得難以滿足這種需求。

從國際評價看：《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2015年聯合的市場自由度指數中的中國經濟自由度指數得分和排名情況（186個國家）、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中的中國得分和排名情況（140個國家）和在中國最困擾營商活動因素排序情況（17項）都顯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度或勞動力市場效率都優于其他要素市場。

從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實例看：首先是農民工“短工化”。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與工眾網研究中心聯合（2012年2月8日）的《農民工“短工化”就業趨勢研究報告》顯示：

“短工化”趨勢相當普遍。66%的農民工更換過工作，25%的人在近7個月內更換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內更換了工作；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續時間為2年，兩份工作的時間間隔約為半年多。

“短工化”趨勢逐年遞增。非初次就業的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續時間，2004年大約為4.3年，2008年為2.2年。初次就業的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續時間，2000年為3.8年，到2008年縮短為1.4年。

其次是靈活就業規模擴大、形式增多。從2006年起，我國每年靈活就業人員占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比例都達80%以上，至2013年末，靈活就業總人數約2.2億人，占城鎮就業總人口的63.2%。2014年2月中國就業促進會的《網絡創業就業統計和社保研究項目報告》顯示，全國僅網絡創業帶動的直接就業規模就接近1000萬人，其中個人網店帶動網絡創業就業人數達600萬。

從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結構看：呈現多方面的二元格局。就勞動力市場的靈活度而言，國有用人單位靈活度較低，而非國有用人單位靈活度較高；國有用人單位體制內用工靈活度較低，而體制外用工靈活度較高；傳統產業、業態靈活度較低，而新產業、新業態靈活度較高；本地戶籍勞動者靈活度較低，農民工靈活度較高。就勞動力市場供求而言，就業難與招工難并存，留人難與解雇難并存。就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性質而言，既有正當的靈活性，也有不正當的靈活性。就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原因而言，既有傳統經濟的原因，也有新經濟的原因；既有傳統社會現象的原因，也有新社會現象的原因。

盡管《勞動合同法》對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有一定影響，但對企業用工成本的提高影響非常有限。周國良博士以上海為例的研究成果表明：（1）據對2009年的測算，上海規范執行《勞動合同法》，僅導致用工成本增加3%-8%、總成本增加0.41%、利潤降低0.23%；且人工成本實際年均增長率仍低于GDP增長率，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仍偏低顯示下降趨勢。（2）《勞動合同法》并未造成勞動成本比例的大幅上升。人工成本占總成本，2001-2007年約為6.9%（2001年為8.7%），2008-2014年約為6.3%（2014年為7.7%）；解聘費用占總人工成本，2005-2007年約為1.3%，2008-2010年約為0.7%；人均人工成本年均增長，2001-2007年為10.34%，2008-2014年為11.88%。

增強靈活性的主要方向

不同取向的選擇

基于前述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多個方面的二元結構，勞動法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取向，不宜“一邊倒”和“一刀切”，而應當精準和適當，即對不同對象的不同問題及不同原因，分別選擇提高或降低靈活度的取向。例如，對于建筑業中層層分包轉包體制中的外包用工、以歧視性降低用工成本的勞務派遣，應當降低其靈活性，對國有企業體制內用工、新產業和新業態用工，應當增強其靈活性。

勞動法體系內外的分工

勞動法律法規實現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安全性、公平性的統一，依賴于勞動體系內外的系統化分工和配合。例如，勞動基準法應當盡可能給集體協商、職工參與留下更多空間；集體勞動關系法應當盡可能利用集體合同和勞動規章制度給勞動合同法穩定勞動關系減輕負擔；《勞動合同法》應當適當減輕穩定勞動關系的力度；《就業促進法》應當為靈活用工/就業加強公共就業服務、增加公共性人力資本投入；《社會保險法》應當提高社會保險覆蓋率并相應降低繳費率，實現社會保險全國統籌，并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等等。其中，《勞動合同法》可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空間，受制于其他法律制度的配合。

第7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關鍵詞：山東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勞動力市場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1月14日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山東省又是農業大省。山東省2005年農村人口5，081萬，占本省總人口的55%。2011年農村人口4，726.9485萬，占本省總人口的49.05%。容易看出，農村人口正在不斷減少，有些農村甚至出現了拋荒棄耕現象。因此，深入研究農村剩余勞動力面臨的突出問題的對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山東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相關研究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從狹義的概念上講，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分為農業向非農業產業轉移和農民向城市市民轉變。前者是從就業和生產活動角度考慮的，后者是指勞動力的身份由農民變為市民并在城市長期居住。本文的討論著重集中于前一個概念，主要是從勞動力就業角度進行考察。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

1、托達羅關于勞動力轉移的理論。人口流動基本上是一種經濟現象。盡管城市中失業現象已十分嚴重，準備流向城市的人們還是可以做出合理的決策。托達羅假定農業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主要決定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而不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異，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越大，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動力也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達羅認為，在任一時期，遷移者在城市現代部門找到工作的概率與現代部門新創造的就業機會成正比，與城市失業人數成反比。

2、劉易斯關于勞動力轉移的理論。劉易斯在《二元經濟論》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存在著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前者以農業部門為代表，后者以工業部門為代表，其中傳統部門往往具有勞動密集的特點，并且存在剩余的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為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過程就是剩余勞動力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轉移的過程。

二、山東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一）山東省勞動力就業情況。山東是人口大省，2005年全省就業人數為5，840.7萬人，到2011年已經達到了6，485.6萬人。近年來，隨著山東省國民經濟發展的逐步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逐年增大，速度逐年加快。據統計，自2000年以來的5年中，全省轉移到非農產業的農村勞動力為428.66萬人，平均每年轉移85.7萬人。特別是2002年以來，由于山東省各地采取了一系列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措施，農村勞動力轉移每年都超過百萬。農村非農產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由2000年的31.62%提高到了2004年的42%。

（二）山東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階段和特點

1、山東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階段。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省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并不是平穩地進行的。1984～1988年，農村勞動力快速轉移階段。這一時期，由于鄉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肯定，政策等方面都給予傾斜，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得到了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1989～1991年，農村勞動力慢速轉移階段。這一時期，由于治理整頓鄉鎮企業發展受到影響，長幅度回落，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所下降。1992～1996年，農村勞動力快速轉移階段。鄉鎮企業與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進入高速增長階段，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增強，農村動力快速轉移。從1991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新階段，隨之農業勞動力轉移開始打破前三年停滯的局面，呈現出加速的勢頭。1992年，農村非農勞動力總量增長了960萬人。1993年仍保持了600萬人。

2、山東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特點。轉移勞動力以從事商業、工業和貿易餐飲業為主。從行業構成看，在2002年當年轉移的104.83萬勞動力中，工業占30.3%；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占16.9%；建筑業13.4%；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8.5%；其他非農產業30.9%。

轉移去向以我國東部為主。從轉移去向看，轉移到我國東部的占98.7%，轉移到中部的占0.8%，轉移到西部的占0.5%。從轉移到省外的勞動力看，我國東部仍占79%。這一趨勢比較符合梯度經濟理論中勞動力轉移總是由低梯度地區向高梯度地區轉移的規律。

（三）山東省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的突出問題

1、鄉鎮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降低。全國鄉鎮企業曾吸納的農村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轉移總量的60%，鄉鎮企業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方面作用很大。但是，隨著鄉鎮企業結構的變化，鄉鎮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明顯降低。

2、第二產業的結構調整嚴重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近年來，國家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對第二產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結構調整，結構調整結果是大量城鎮職工失業，城市勞動力市場供給大于需求，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這無疑增加了想要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的難度。

三、山東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因素定量分析

根據山東省的實際情況，在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定量分析的過程中選擇了有代表性的指標，具體的因變量和自變量如下：

因變量：選取了“非農產業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的比重”。

自變量：選取了八個指標，包括：（1）人口自然增長率；（2）城市失業率；（3）城市化率；（4）第一產業總產值占GDP比重。（表1）

四、山東省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建議

（一）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素質。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嚴重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目前，山東各地的農民工培訓數量還不多，培訓形式有待于改進，現有的短期培訓效果不明顯，農民參與度不高。因此，相關部門應該組織更多的長期務工培訓，加強培訓宣傳，并且可以主動聯系用工單位實現對口培訓，保障工作。政府要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入，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增加農村職業技能培訓經費，對農民進行職業技術培訓，全民提高農村整體素質。

（二）促進勞動力市場形成與完善。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一方面在要規范的現有的各種培訓、咨詢、職業介紹等服務機構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介紹，開展信息、咨詢、職業培訓、職業介紹、法律及保險等系列服務；另一方面政府在資金政策上為各種勞動力流動服務機構提供便利，要加大農村職業介紹機構人力、物力的投入，縮小城鄉之間的業務差距。要通過現有的勞動力市場就業體系，加強統籌管理、宏觀調控力度。

（三）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完善。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一方面在要規范的現有的各種培訓、職業介紹等服務機構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介紹，開展信息、咨詢、職業培訓、職業介紹、法律及保險等系列服務；另一方面政府在資金政策上為各種勞動力流動服務機構提供便利，要加大農村職業介紹機構人力、物力的投入，縮小城鄉之間的業務差距。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山東省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需要本地企業和政府的努力，還有賴于國家各方面的方針政策，更需要社會各方面積極營造一個勞動力轉移的良好環境，從而在城市化進程中保護好農民工的權益、協調好城鄉發展的關系，最終實現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惠寧，霍麗.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

[2]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辦公室.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收入[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0.

第8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制度安排人力資本篩選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3）03C-0008-03

一、新制度經濟學派相關理論與大學生就業

（一）制度的存在：大學生就業得以順利進行的根本保障

制度是新制度經濟學派最根本的研究對象。諾思把制度看做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秩序和行為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主體福利或效應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舒爾茨在1968年對制度的功能進行了概括，認為制度具有五大功能：提供便利、降低交易費用、提供信息、共擔風險和提供公共物品。袁慶明在其《新制度經濟學》中概括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給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主體提供激勵與約束”。以上學者都在強調制度的功能在于約束人們的行為，顯然在他們看來，制度的存在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制度，人們在制度面前，更多的是一種消極應對和防備的心理或行為。但對于制度所具有的功能，他們卻持積極態度，一致認為其具有降低交易費用和激勵的功能。

制度的存在是社會關系得以進行的前提，沒有相應的制度，社會將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沒有約束，更沒有激勵。同樣，合理的制度能夠對高校就業相關部門或大學生本人產生激勵和約束。在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前提下，必須建立相應的能夠促進和激勵大學生就業的制度，才能有力推動國家培養大學生人才目標的實現。更甚者，當前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存在，根本在于制度上的缺陷。在根本制度環境之下，必須建立一系列相應的制度安排，才能規范和激勵人們的行為，保證大學生就業的正常秩序。

（二）制度變遷理論：大學生就業制度安排的依據

制度分為根本制度、具體制度和規則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幾大類。根本制度在一段長時期內是不變的，如憲法等；而具體制度，是在根本制度環境下會根據實際的需求與供給的矛盾而發生改變，這一層面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可以發生變遷的，其前提就是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發生非均衡，從而引發新的制度安排的變遷。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里，最先研究制度變遷的是舒爾茨，他指出，“制度是某些服務的供給者……對每一種這類服務都有需求……當這些制度所提供的服務與其它服務所顯示的報酬率相等時，既實現制度的均衡”。而現實的情況往往是報酬率并不相等，于是引發了制度變遷，以適應新的制度需求。此后，戴維斯、諾思、拉坦、戴維-菲尼、林毅夫等人都對制度變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推動了制度變遷理論的發展。其中，戴維?菲尼建立了關于制度安排的需求和供給的分析框架，把制度安排看做制度的內生變量，也就是說，引起制度變遷的主要變量在于制度安排。這正符合本文所闡述的有關建立新的關于大學生就業制度安排的理念。

制度安排的建立是必要的，是解決原有制度非均衡矛盾的根本切入點。但是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變遷理論闡述了制度供給與需求能夠發生變動的條件。在特定的環境下，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會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約，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度安排的難度。我國大學生就業的制度安排也是如此，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必將考慮到其實行的成本與收益，尤其要考慮對原有制度的相關利益者的傷害程度，才能減少制度安排的阻力。

（三）交易費用理論：信息不對稱是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

交易費用理論可以說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交易存在的前提在于資源的“轉移”，這里說的資源可以是有形資源，也包括無形資源，人力資源即包括其中。交易之所以會產生費用，達爾曼認為，交易費用包括了解和信息成本、討價還價和決策成本以及執行和控制成本。張五常則從一般意義上定義了交易費用，他認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沒有產權、沒有交易、沒有任何一種經濟組織的魯濱遜-克魯索經濟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義這么寬廣很有必要，因為各種類型的成本經常無法區分”。從根本上來說，新制度經濟學派在交易費用產生共同的認識，認為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資產的專用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造成的。

大學生就業，尋找工作，也必然會產生交易費用。當其欲把自身的人力資本做交易，換取職業的報酬時，交易費用必將發生。這些交易費用在沒有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都認為是其費用組成部分。由于自身的有限理性和信息搜集的困難，增加了尋找工作的費用。而在交易費用中很大比例在于信息搜尋所產生的費用。信息不對稱根源在于制度的不透明和不完善。這也為我們提出了要建立新的就業信息透明的制度安排。

二、人力資本理論與大學生就業

（一）人力資本理論

關于人力資本的概念與界定始于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于1968年認為，人力資本（huinan capital）是“人民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能力”，“人力資本是一種嚴格的經濟學概念……它之所以是一種資本是因為它是未來收入或滿足、或未來收入與滿足的來源”。總的說來，人力資本是一種依附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這種依附在人身上的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技能以及體力等。

一般來說人力資本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人力資本的載體是人。二是人力資本是后天產生的，是需要經過投資才能夠形成的，投資的主要方式是教育和培訓。三是人力資本能夠帶來收益。而一般說來，人力資本收益率要大于物資資本收益率，因此，在同等條件下，人們更熱衷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四是人力資本分為一般人力資本和專用人力資本兩種類別。一般人力資本是指人力資本在各行業各部門都能夠適用并創造財富的資本。而專用人力資本是在某一特定行業適用的資本，具有很強的排他性質。專用人力資本是使得人力資本具有差異性的根本所在，一般說來，產生專用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實現的，尤其是通過高等教育。

（二）人力資本理論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

1 對人力資本投資的盲目性，導致結構性失業。人們投資人力資本往往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跟風性質。以就業為例，哪個專業當前就業形勢好就選該專業，這就使得某些專業過于熱門，培養的人力資源過多，從而增加就業難度，而部分冷門專業無人問津，使得這些專業就業崗位供給大于需求。教育部門也是根據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來進行專業設置，尤其在擴招形勢下，某些專業增加的人數與社會需求量不匹配，出現過剩現象。這些因素的影響導致結構性失業的出現。

2 人力資本的專用性過強，影響其就業范圍。大學生所具有的人力資本可以說是專用性的人力資本。專用性的人力資本雖然說在就業上有很大的優勢，可以排斥其他沒有此專用性的人才的競爭。但是，也正由于人力資本的專用性，使他們擇業的范圍相當狹小。一般大學生選擇的領域為中大城市的單位，而這些單位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是有限的，從而影響大學生的就業機會。此外，大學生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帶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國鄉村就業市場所需要的大學生這類人力資源比較少，提供的福利和環境條件也比較惡劣，限制了大學生往鄉村一級就業的機會。

三、篩選理論與大學生就業

（一）篩選理論

篩選理論是教育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一，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旨在抨擊人力資本理論強調教育具有提高勞動增長率的理論。篩選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信息是不完全，雇主需要通過一定的信號來甄別勞動者能力的高低。而教育能夠提供求職者的學歷和工作能力等信號，雇主通過這些信號對求職者進行甄別和篩選，最后決定是否錄用。在此，文憑和學歷變成了提供篩選的主要信號。并且，篩選理論認為教育不一定能提高個人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是個人的內在能力。教育只是把個人內在的勞動生產率外在標識，以便雇主識別勞動生產率較高者。同時，篩選理論認為教育成本與個人能力呈負相關。也就意味著，一個人的能力越高，支付的教育成本越低。在同等條件下，能力高的人在支付較低的教育成本下可以獲得更高的教育，而能力低的人需支付較高的成本才能獲得更高的教育。在考慮成本與收益之比例的情況下，很多能力低的人會因為較高的教育成本可能帶來較低的收益而放棄接受更高教育的機會。因此，篩選理論認為，最后進入較高的教育等級者具有較高的能力。

（二）篩選理論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

1 教育過度現象出現。在以教育為信號的前提下，人們熱衷于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以獲得比其他勞動更有優勢的教育信號，從而為求職積累資本。國內近年來出現的考研熱現象足以證明人們在就業壓力下，選擇一種認為對就業更強有力的教育信號。研究生的數量猛增，而在一定的經濟社會結構里，其就業崗位的提供有限，勢必影響到研究生的就業環境。

2 能力低者混入其中，導致雇主在篩選信號上不予認可。大學的擴招，使得許多沒有達到相應水平的人進入大學的門檻。不僅在理論專業知識和研究能力較薄弱，在實踐操作層面也不如職校學生，讓人們不得不重新認識大學生的能力水平。在勞動力市場上，由于入職前是一個弱篩選，入職后的工作能力表現是強篩選，而許多大學生入職后在強篩選下只傳遞了低能力的信號，從而影響其人職后的發展。隨著社會對大學生能力的認可程度降低，其求職信號也逐漸失去優勢。篩選信號一旦失真，勢必影響有能力的大學生的就業狀況。

3 考證熱。教育信號里不僅包括學歷，也包括各類資格證書等。在篩選理論前提下，大學生也逐漸意識到光靠學歷一個信號是不夠的。因此，在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考證。于是在各高校，大學生考證熱也不是新鮮事，有的甚至整個專業的人一窩蜂去考證。考證所花的時間和精力以及金錢，必然影響到大學生在專業領域的投入程度，很可能得不償失。很多證的考試都是流于形式，并未能真正掌握專業技術，而專業知識又不過硬，找專業對口的工作崗位比較困難。

四、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與大學生就業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多林格爾（P.B.Doeringer）和邁克爾?皮奧里（M.J.Piore）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多林格爾和皮奧里（Doeringer&Piore）認為勞動力市場由分割的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兩個部分組成，其一級市場具有工資高、工作條件好、就業穩定、安全性好、管理過程規范、升遷機會多等特征；二級市場工資低、工作條件較差、就業不穩定、管理粗暴、沒有升遷機會。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

1 自愿性失業。由于存在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大學生在尋找工作時，會根據個，人的教育信號和社會公眾認可的能力等級，一般只限定在一級勞動力市場，而不會到二級勞動力市場，從而存在自愿性失業的現象。

2 城鄉分割，專業不對口。我國勞動力市場除了分一二級市場，還存在城市與農村兩級市場。一般情況下。大學生只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而且是努力往經濟發展較好的、較開放的大城市工作。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市場吸收不到高素質人才，即使有合適大學生就業的崗位，他們也寧愿待在大城市選擇暫時性失業。

3 過度教育。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表明一級勞動力市場的優越性，而一級勞動力市場最強的篩選信號就是學歷和證書，從而使得人們為了獲得一份好的、體面的、高報酬的工作而追加人力資本投資。當越來越多的人往高等教育門檻擠時，很可能在高等教育尤其是更高層次的大學生教育出現過度教育的現象。高等教育培養出的人才數量超過了社會經濟結構需要的相應人才微量，從而引發剩余部門的失業現象。

第9篇：勞動力市場概念范文

以勞務經濟的思想發展勞務輸出

勞務經濟屬于要素經濟，與“金融貨幣經濟”等一樣，以各自對應的單一要素為主進行經營，各自成為一種獨立的不同于主體經濟的系統產業。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各種要素經濟也不斷發展壯大，其中，金融經濟、物質資源經濟、貿易經濟、知識經濟、甚至勞動力經濟都已產業化，相比之下，勞務經濟的產業化發展相對落后。以往我國勞務經濟發展滯后的原因主要是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勞務經濟的觀念不強。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統包統配轉換到市場經濟的自主擇業、自主用工，勞務經濟才逐漸發展起來。

“勞務經濟”理論，深化了傳統的人力資源開發觀念，闡明了培訓與就業相互獨立、相互聯系的理論關系，從而揭示出應重視就業安置環節的人力資源開發思想。這為我們更加重視就業安置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要促進勞務輸出的發展，建立并大力倡導“勞務經濟”的概念和理論非常必要。

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研究員田小寶――

提高勞動者素質是發展勞務經濟的關鍵

勞務交易活動包括勞務供給、交換、消費、償付等，是勞務經濟的主要內容。勞務市場是調節勞務經濟的機制和運行載體。在勞務經濟運行過程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在勞務需求量不斷增大、需求種類不斷延展、需求質量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勞務提供者的素質對于實現勞務交易的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無論在國內勞務市場還是在國際勞務市場，我們隨處可見那些有一技之長和較強服務能力的人優先得到工作機會并獲取較高報酬的實例。即使是從事簡單勞務，也需要具備一定的基礎素質和基本的勞動服務能力。素質的魅力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優勝劣汰規律在其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主導作用。既然這個事實已為大家所共同認知，那么，如何提高勞動者素質，或者說如何加強培訓提升人力資源能力建設水平，就成為勞務經濟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莫 榮――

開發勞動力資源要統籌規劃

城鄉勞動力資源充分開發利用，包括以下一系列指標：農村土地城鎮化與農村居民市民化的協同推進，城鄉勞動力剩余情況的不斷改善，勞動力配置和流動成本的降低，城鄉勞動力資源開發利用對經濟發展貢獻率的不斷提高等。應樹立全國和地區間一盤棋的觀念，改善勞動力轉移模式，變輪換式流動就業為穩定就業。城鄉就業統籌不僅是一個地區的統籌，也是地區之間的城鄉勞動力就業統籌。因此，政府在促進城鄉勞動力平等就業方面要堅持一盤棋的觀念，不但要防止重城市、輕農村的傾向，而且要注意克服重本地、輕外地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