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倫理學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技術倫理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關 鍵 詞】基因//倫理/發展

【 正 文 】

基因，是決定一個生物物種的所有生命現象的最基本的因子，主宰著人類由生到死的整個生命歷程。HGP，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就是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從而解讀所有遺傳密碼，揭示生命的奧秘，使人類在分子水平上第一次全面地認識自我。從對人類自身的影響來說，人類基因組計劃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有深遠意義的計劃，對人類的影響將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人們把“人類基因組計劃”，與“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并稱為自然科學史上的“三大計劃”；也有人稱其為“生物學上的阿波羅計劃”。

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迅速進行，有關基因的利用和開發，也已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實踐著。完整的人類基因組圖一旦繪制完成，它的開發與利用前景是誘人的。對于基因的開發與利用，特別是未來基因組徹底解秘后對人類帶來的積極作用，我們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的。這些作用也從正面促進了人類倫理道德的發展，豐富了人類倫理道德。也必將對倫理學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人類基因研究及其技術的應用，是對倫理學的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倫理學的產生是倫理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革命性的變革，這關鍵在于它始終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

1.人類基因研究是對的物質統一性理論的進一步確證。

人類基因工程的發展，特別是隨著人類基因的逐步破解，更加驗證了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人們對于人類基因的作用是有爭議的，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基因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基因決定論認為人的一生的發展是早已在人的基因中注定了的，人的命運掌握在基因手里，“人類行為的一切都注定在那雙螺旋里，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基因在主宰，包括我們怎么決定、我們的宗教、我們娶誰嫁誰、我們受怎樣的教育、找怎樣的職業，等等。”（注：奈斯比特等．高科技、高思維：科技與人性意義的追求[M]．新華出版社：154-155．）基因決定論遭到了以神學家為首的人們的反對，他們認為人的身體除了有基因外還有靈魂，DNA塑成了身體可管不了靈魂，人的自由不可以被完全抹殺掉，應視人的自由意志為一種倫理，這就是自由意志論。

我們應該看到，無論是基因決定論還是自由意志論，都在一定程度上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事物的本質，但兩者都是不全面的，都具有局限性，有時甚至會走向極端。基因決定論發展到極端就會成為命定論，任何東西都是早已決定好的，人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只能按照基因所寫好的劇本去演戲。而自由意志 論發展到極端就會成為意志決定論，一切都是由人的主觀意識決定的，一切都是隨意的無任何客觀性而言，這就滑向了唯心主義。事實上，我們對基因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應辯證地看待，應把兩者融合起來。根據現代科學證明，人類的基因作為決定一個生物物種的所有生命現象的最基本的因子，的確對人的基本發展因素作了設定，主宰著人類由生到死的整個生命歷程。但這并不是說人的后天努力就沒用了，在人類的發展中后天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后天的努力會使人類的發展可能發生質的變化。因為人的意識在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人的意識活動在人類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具有目的性和計劃性。

2.人類基因研究及其技術的應用，是人類對自身勞動的產物，是對“勞動創造人本身”論斷的進一步確證。

勞動是專屬于人和人類社會的范疇。在從自然演化向人類社會的飛躍過程中，在人和人類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勞動是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所講的勞動是指人類的全面勞動，它既包括人對自然改造的勞動，也包括人對自身改造的勞動。而事實上，“認識你自己”是人類自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認識、探討并力求達到的一個目標。

但是，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類更多的是重視對自然的認識與改造，對自身的認識與改造雖然也有所發展，但與對自然的認識與改造而言，卻是發展緩慢的。這當然有技術方面的原因，但另一個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視，即人類對自身生命的敬畏。現代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使人類開始有可能完整地認識自身的生理結構，人類開始籌劃對自身進行系統地改良與改造，而人類基因技術的發現與發展就為人類把活動領域擴展到自身提供了工具。1953年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把人對自身的認識提高到了最基本的分子水平，是人類把自身作為勞動對象的開端。人類基因技術的大規模研究與利用，特別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實施，人類的生命之謎將隨著一個個基因圖譜的破解而不再神秘，這是人類完全把自身的生命發展作為實踐對象的大規模展開。

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人民出版社，1995:47．）人類在實踐活動中的確是按照自己的尺度進行的，特別是在對自然的認識與改造上，被人的實踐改造過并打上了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人化自然的出現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人類在對自然的改造上可以說已經按照自己的尺度在進行了，但在對人自身的改造上卻還沒有完全做到。當然，這里所說的對人自身的改造主要指的是人類對自身肉體的改造，因為人類在對人自身的精神世界的改造上已經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人類在按照自己的尺度在對自然的改造過程中，也對人類自身產生了影響。這主要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人民出版社，1979:95．）對自然界的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相應地對人自身進行了改造，同時“人創造環境，環境也創造人”。（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M]．人民出版社，1979:43．）但是這種對人類自身的改造是間接的，本身不具有目的性與自覺性，所產生的改造力與影響力也是很小的。這樣，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進程中，出現了人類自身發展與自然環境的不協調與不適應。一方面是人類利用自身的智慧創造出了高科技以加大了對自然界的改造力度，使自然更好地為人類服務，人類的生活質量有了飛速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人類對自身改造的忽視，人類自身卻出現了弱化現象，這集中表現在人類生活質量越高，人類自身的身體抵抗力越下降，人類越來越不能適應人化的自然。具體表現為：人類生存的環境惡化，人類呼吸的空氣出現了問題，污染太大；人類喝的水也出現了問題，污染也不小……；與此同時，人類自身體質下降，人類的大腦平衡在完全封閉的汽車里也出現了問題；人類對很小的感冒之類的病，現已不能自身抵抗……對于產生這一切的原因，人們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大家在一點上是達成共識的——這是人類改造自然為人類服務的結果。對于這種解釋，應該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深入分析一下，就會發覺它是膚淺的，它的言外之意就是人類的上述問題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要想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人類就不得改造自然，可事實上人類不可能不改造自然，因為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人類必須從自然界中攝取自身所需求的東西。即使完全實現了現在人們所追求的生態主義，可人類為了生存，也不可能不改造自然，人只要改造自然界就不可能不對自然界造成一定的損害，也不可避免地會給人自身的生存帶來問題。事實上，人們都忽視了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人類對自身——“肉體自然”的改造。在人類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人類對外部世界的改造在逐步增強，而對“肉體自然”的改造卻停止不前。 這樣人類自身內外的發展就出現了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人體的嚴重失調，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可能會使人類在大自然的優勝劣汰中失去優勢，甚至被淘汰出局。因此，對人類自身的改造是勢在必行，是人類發展的必然。人類基因工程的發展，是人類求得內外平衡的一個重要手段，是人類在未來大自然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一個重要工具，也將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現在這種技術又使人類自覺地作用于自己的肉體自然，這是人類勞動的另一個領域。只有當人類真正把自己也當作勞動對象時，人類的勞動才具有了完全意義。不可否認，這是對“勞動創造了人本身”論斷的又一次證明和發展。

二、人類基因研究及其技術的應用，是對社會主義功利主義原則的豐富和發展

功利主義原是資產階級的一種強調效果論的倫理學說。功利主義認為只有個人利益、個人幸福才具有現實性，而集體利益、社會利益是抽象的，要促進人們的最大幸福，實際上就是增進個人的最大快樂。功利主義以追求最大幸福為其原則。資產階級功利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關系的本質概括，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禁欲主義的過程中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種功利主義是以歷史唯心主義為理論出發點的，有其局限性。

無產階級的功利主義（現今，更多的是稱之為社會主義功利主義）是倫理學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倫理學的功利主義原則在生命倫理方面有著更為突出的作用。在生命活動領域，倫理學的社會主義功利主義原則強調要以廣大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作為衡量善惡對錯的最高標準，要求一切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在實踐中要真正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現今，人類基因的研究及其技術的應用，又引起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的關注。因為在對待人類基因研究的目的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想利用這種技術來為人類治病，也有人想利用這種技術來為個人謀求私利。目前，有的學者擔心本來是用于治病的人類基因技術，“會演變成一種時尚，就像本來為戰場傷兵整容的科技，后來變成了美容外科手術”（注：奈斯比特等．高科技、高思維：科技與人性意義的追求[M]．新華出版社：125．）；也有的學者擔心在賺錢和治病救人方面，誰應當占主導，可能在基因技術的運用過程中發生爭議，有人可能會為了錢而壟斷基因技術為己用。事實上，人類基因研究是全人類的共同大事，基因技術的運用應主要是為了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務，對于各種可能出現的怪現象我們必須予以充分的認識，要運用社會主義功利主義原則來進行批判。在人類基因的研究及其技術應用中，各國政府及學者大都同意把基因研究成果作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在基因技術的運用上以“為世界人民造富”為最大功效。因此，不管公開承認還是不承認社會主義功利原則，但目前在人類基因技術的運用上人們還是把生命倫理領域的社會主義功利原則作為首要原則來對待的。

三、人類基因研究及其技術的應用，是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人道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是興起于文藝復興時期，它強調人的價值，指出人不是神的產物而是自然的產物，滿足人的自然欲望才是人性，極力要求給人以自由，這些思想是對封建制度特別是宗教神學的猛烈抨擊，充分反映了資產階級爭取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的要求。后來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又高舉起了人道主義的大旗，高呼“自由、平等、博愛”，開始把人道主義作為一種理性原則，由人與人的關系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社會主義也是講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和重要原則。作為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內容和原則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要求充分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要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要求人人必須為自己而勞動，要充分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需求；要求尊重和維護人的健康和生命，要以幫助別人獲得幸福為自己的幸福。現今，人類基因的研究及其技術的應用，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誠如我們在前面所論及的，這些問題都與人有著直接的關聯，而要避免或解決這些問題，人道主義是必不可少的。

第2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關鍵詞：科技；倫理

1科技與倫理的關系

科學通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建立起比較成熟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機制，倫理并不具有像科學那樣的客觀性、共同性。從科學的評價標準來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說是對地心說的革命，是科學的巨大進步；但從中世紀歐洲的倫理觀念來看，卻違背了《圣經》的教義，不適當的倫理標準阻礙了科學的進步。倫理的這種保守性、穩定性、滯后性與科學的進取性、快速發展性形成鮮明的對照。科學促進倫理的變革，使倫理更好地適應科學和時代的需要；倫理引導科學的進步，使科學更好地為人類造福。科學界也有人擔心倫理的規范和引導會不會背離“科學自由”的原則，但實踐充分表明，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適當的倫理規范非但沒有背離科學自由的原則，反而促進了科學順利健康的發展。

2關于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關系的理論研究

古今中外的學者對此提出了許多看法，總結為以下四種觀點：

(1)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等同論。這種觀點認為，知識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識，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本身就是道德行為，反之，愚昧無知或盲目迷信是與道德無緣的。古希臘學者蘇格拉底，是第一個把知識與德行統一起來的人。他認為，“知識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為一種善，屬于知識的范疇。知識使人變得明智、就會有美德，相反愚昧無知是導致惡行的根源。

(2)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相斥論。這種觀點認為，科學技術發展不僅不能帶來道德進步，反而導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國古代思想家老子認為，“智慧出，有大偽”、“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只有“絕巧棄利”、“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純潔性。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在著名的《科學和藝術的發展是敗壞了風俗還是凈化了風俗》一文中，悲觀地預言：“科學與藝術日益進步，可是人類變得越來越壞了”，“隨著科學和藝術的光芒在我們的天邊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別是當前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道德墮落的現象遍及社會各個角落，一些學者認為“道德崩潰”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產物。他們甚至主張停止科學技術的發展，拯救道德危機，陷入了道德決定論的誤區。

(3)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無關論。這種觀點認為，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它們有各自的研究對象和社會作用，從來也不相遇，永遠也不會發生沖突”，是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英國思想家休謨把知識和科學分為“事實的知識”、“價值的知識”和“物理科學”、“精神科學”，認為道德價值觀念來自趨樂避苦的情感，理性對道德價值無能為力。德國哲學家康德也認為，科學的王國與正義的王國是不交叉的。現代西方新實證主義倫理學派代表人物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等人也認為道德不存在對錯、真偽的問題，科學也沒有善惡之分。

(4)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善惡并進論。這種觀點認為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無關的，而是善惡并進的，科學技術發展既能促進倫理道德進步，也能導致道德退步。我國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認為，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但是人們的物質生活與道德思想卻非完全直線發展，是苦樂并進、善惡兼行的。皮埃爾·居里和瑪麗·居里夫婦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們既認定人類由新發現得到的利益將會比害處多，但又有些憂心忡忡。后來，愛因斯坦、維納等人也同樣表示了這種憂慮。這表現出科學家對科學技術社會后果的關注和他們的高度社會責任感。

當我們運用科學技術觀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分析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之間的關系，我們看到兩者之間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①科學知識是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而道德作為人們行為規范和準則，是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的反映。它們分屬于不同的認識領域，因而社會作用不同。科學用于指導人們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而道德用于調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兩者又是密切聯系的，都是對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統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也是辯證統一的，從根本上來說，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對于倫理道德的發展也是同樣具有革命意義的推動力量，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決定了人類道德前進的基本趨勢，促進了新的道德規范的形成，深化了人們的道德認識、更新了人們的道德觀念等等。同時進步的社會倫理道德，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發揮了重要的精神動力和和文化支撐作用。兩者相互制約、相互作用，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因為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間環節的影響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關系不是單向的、直線式的，而是曲折的、復雜的。

3目前科學技術發展與倫理沖突表現

(1)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沖突具有深層次的影響。例如克隆技術，克隆技術的誕生將使人類能夠操縱基因，打破種屬的界限，人類可以改變物種的基因構成和機能，但是從倫理道德角度來看，克隆人將干預人類自然發展，改變人類親緣關系，打破人類生育概念和傳統生育模式。這些沖突比曾經生命技術帶來的沖突更加嚴重和深刻。

(2)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道德沖突涉及領域更加廣泛。例如，安樂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帶來的生命倫理問題；網絡技術帶來的網絡倫理問題，利用網絡的虛擬、無序、開放等特征導致的網絡犯罪，網絡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發的倫理問題等等。

(3)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沖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銳。例如，高科技應用導致的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克隆技術引發的人類身份確定問題，核能的開發引發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問題，這都是直接關系到人類生存和發展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問題。

4協調發展科學技術與道德倫理

為緩解上述的科學技術與倫理沖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對策：

(1)強化社會倫理責任，克服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

強化社會倫理責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會等多方面的倫理責任。現代科學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多是受政府、企業集團和組織資助的，也就是說，科技工作者成為社會職業角色，科學已不再純粹是為了探索自然奧秘，它成了滿足社會經濟、政治等需要的一種工具，更直接地為科研活動的組織者和贊助者(政府和企業)服務。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發現和發明造福人類，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脫政治和軍事控制。無論從研究手段還是從研究目的來看，科學家的行為時刻處在社會各階層的關注之下，受制于社會的普遍道德規范和標準。科技倫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不僅僅是個人層面的道德行為和價值觀念的問題，而且事關整個社會的道德取向和價值規范，事關整個社會的發展前途。這就要求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不僅要堅持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和嚴謹的科學精神，客觀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應該對某項即將誕生的科研成果所帶來的社會后果進行充分評估，向公眾說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公眾應當享有廣泛的知情權。

雖然由于科技風險的不可避免性，科學家難于對其科研成果的負面效應有完全的預見性，但科學家應盡可能考慮到其成果的應用可能造成的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負面影響。科學家還必須堅持公眾利益優先的原則，以人類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為科學研究的根本出發點，關心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2)更新觀念，包括科學發展觀，文化觀等。

傳統科技發展觀既割裂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割裂了科技與社會、自然緊密的互動關系，其結果必然導致傳統科技發展觀的狹隘性，要么相對孤立地只是從科學系統內部“為科學而科學”要么只注重科技對經濟發展的動力作用而“為經濟而科技”，從而縱容了科技負效應的日益膨脹，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惡果。

為此，我們必須樹立“以人為本、創新跨越、競爭合作、持續發展”的新科技發展觀。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①確立以人為本的價值中軸，在此基礎上探索真理。科學是一種對真理的追求活動，在其活動過程中正確處理理性與情感，功利與審美的關系。②對高科技的應用進行人本主義的規約。這樣既可以克服科技雙刃劍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負效應的作用，又可以從根本上消除科技對人性的擠壓。

新文化觀就是把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相結合的大文化觀。也就是說要在現代科技發展過程中注入人文關懷，即以人為本。在科技理論中，同樣蘊含著邏輯的、直覺的、價值的、審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無法超越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前提。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發展的社會總體精神，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新文化觀。這種新文化觀體現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蘊含，表達了人的情感世界，它為高科技的健康運行提供了指導。

(3)建立完善法律機制。

保持科技與道德協調發展在科學技術的發展中要進行兩項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強制性的規范，約束人們應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道德則是非強制性的規范，也是一種立法，以人類特有的內驅力的激勵，達到自我覺醒和自我約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側重在于懲惡，而道德側重于勸善，防患于未然。從事科技活動的專家，違規或失范的行為大多不屬于法律管轄的范圍，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眾輿論的譴責去克服、防止和凈化。但我們看到，由于道德規范的非強制性，它只能解決人們在科技活動中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應該怎么做，不應該怎么做的問題，當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時，其規范就會顯得蒼白無力了。如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基因技術必然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術為惡：如根據基因組工程學，達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術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國家正準備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這種武器必然產生可怕的后果。像這類問題僅靠道德是解決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當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時，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嚴，通過立法禁止。

總之，科技道德與科技法制都是規范和調節科技活動的手段和機制，法制是通過法律制度，以強制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道德則通過道德教育和輿論教育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人們的道德覺悟，使人們遵守合乎道德的準則。顯然，科技法制的強制性約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強制性規范和教育作用，特別是它對科技工作者思想觀念與行為準則產生潛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參考文獻

[1]雷毅.科學也要關注倫理問題[N].科技日報，2000-12-15.

[2]詹頌生.科技時代的反思[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3]劉大椿.在真與惡之間—科技時代的倫理問題與道德抉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第3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關鍵詞:科學;倫理;關系

    新世紀,知識經濟的朝陽正冉冉升起,人們對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的關注可謂前所未有。互聯網、克隆羊、人類基因圖譜等,都提出了科技與倫理相互關系的一些尖銳的新問題,需要我們進行認真深入的思考。

    1 目前科學技術發展與倫理沖突表現

    (1)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沖突具有深層次的影響。

    例如克隆技術,克隆技術的誕生將使人類能夠操縱基因,打破種屬的界限,人類可以改變物種的基因構成和機能,但是從倫理道德角度來看,克隆人將干預人類自然發展,改變人類親緣關系,打破人類生育概念和傳統生育模式。這些沖突比曾經生命技術帶來的沖突更加嚴重和深刻。

    (2)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道德沖突涉及領域更加廣泛。

    例如,安樂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帶來的生命倫理問題;網絡技術帶來的網絡倫理問題,利用網絡的虛擬、無序、開放等特征導致的網絡犯罪,網絡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發的倫理問題等等。

    (3)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沖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銳。

    例如,高科技應用導致的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克隆技術引發的人類身份確定問題,核能的開發引發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問題,這都是直接關系到人類生存和發展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問題。

    2 科技與倫理的關系

    (1)科學技術對倫理道德的影響。

    在人類文明史上,科學技術的進步都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著人類倫理道德的進步。科學技術是推動包括道德進步在內的文明發展的偉大動力,必須以科學的“真”,促進道德的“善”,以實現真、善、美的統一。科學技術的發展擴大了倫理道德領域。在任何時代,科技的發展和科技成果的應用必然導致人類實踐領域的拓展。科技進步對倫理道德領域的擴展,其具體方式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從中世紀歐洲的宗教統治科學到文藝復興,正是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才使得中世紀的宗教道德受到嚴重沖擊,從而促進了人類道德的不斷發展,促進了新的倫理觀念的形成。另外,科學技術活動對個人優秀道德品質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正如科學家薩頓所說“:科學是人類精神的最佳清潔劑,它摒棄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臘哲學家認為智慧和知識是構成道德行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們提出知識就是道德。德國現代物理學家包生爾認為,科學知識是構成人類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認為一個時代對知識的評價可以用作衡量時代精神的標準。由此可見,科學與道德有著較深層次的內在聯系。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不斷走向文明、走向道德,從原始人到現代人,在倫理道德上不知進步了多少,難怪近代倫理學家們對那種知識使人類退化的觀點提出了強烈反對。他們認為,科學技術知識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創造豐富的物質財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發展和科技成果的應用推動了倫理道德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道德主體的全面發展和道德進步創造了有利條件,其對道德建設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促使道德主體提高科學文化素質,道德主體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是道德建設的基礎和前提。現代科技的發展,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從客觀上對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現代化的條件下,勞動者不再以體力和經驗為基礎,而是以智力和知識為基礎,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得到普遍提高,對社會的倫理道德建設具有促進作用。②科技的現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體的民主意識。民主意識是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道德素質高低的標志之一。有關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與科學文化水平存在函數關系,人的科學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識越強。用科學知識武裝起來的勞動者通常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此外,隨著系統科學等新興科學的興起,系統思維等現代思維方式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思維方式,人們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強了其參政議政的意識和能力。③促進道德主體個性全面發展。一方面,科技的現代化對勞動者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應用也提高了道德主體的認識水平和思維能力,促進了其科學世界觀的形成,并為其個性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2)倫理道德對科學技術的影響。

    科技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第一生產力,也是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會行為,承擔著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科技一旦不被正確地使用,必將產生惡劣的影響。科技發展必須重視倫理規范,以弘揚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負面影響,更好地為人類造福。從這一點來說,科技發展必須遵守一定的倫理規范,一切不符合倫理道德的科技活動必將遭到人們的異議、反對,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科技活動特別是現代高新技術活動,存在著可能的或潛在的風險,也需要倫理規范,以預防不良后果或災難的發生。如克隆人問題、基因工程、基因組遺傳信息的應用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基因診斷與基因治療問題、轉基因食品與轉基因農作物問題、遺傳資源和多樣性保護問題,以及基因武器問題等等,不一而足。它們涉及到人類個體安全和國家安全、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等重大問題,不可小視。試想,如果克隆人的科技活動允許自由進行的話,許多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可能會接踵而至:人倫關系混亂,性別比例失調,希特勒優生理論沉渣泛起,所以應該禁止。又如基因工程技術可以打破種屬之間的遺傳屏障,很容易在試管中進行各種遺傳重組,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脅人類生命安全或破壞生態平衡,所以此類工作不僅需要倫理規范,還要制訂一些專門的規章制度,以規范其行為,使其負面影響減小至最低程度。基因武器是近來報刊上經常談論的話題。根據不同種族基因組多樣性特點,采用基因工程技術手段,有可能設計、研制出針對某一種族的基因武器,從而對某一種族和國家的安全造成潛在的和巨大的威脅。對此,應達成國際性的倫理宣言和協議,反對和禁止此類科技活動。

第4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對立還是統一

王小錫教授從分析經濟倫理的重要范疇——經濟自由概念入手，認為在科學、理性的自由觀視閾下，經濟自由應該是人的理智與深層心理相統一的真正的經濟意志自由，是在經濟行為主體各自認同公共自由并堅守規律、規章、法律基礎上的真正的經營自由；并在借鑒劉湘溶教授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實現經濟自由與環境保護是內在統一的，認為作為經濟主體——企業的清潔生產就是理性生產，高效生產，是負責任的生產，這體現了真正自由的經濟境界。

陳澤環教授闡述了經濟應該由道德和政治來領導是錢穆經濟文化觀的基本要義。他指出，中國傳統經濟文化觀不僅注重以德導利、以義制利的經濟倫理精神，而且注重“天人相應”、“物我一體”的生態倫理精神，追求“天長地久、福祿永終”的生態道德境界。傳統經濟倫理與傳統生態倫理是內在統一的，在當今人們物質欲望強烈、國際經濟競爭激烈的世界中，我們要堅持把經濟繁榮富強作為社會公正和諧、精神文明崇高、生態平衡協調的手段，走一條更合理、更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盧風教授從拷問“科技創新和循環經濟能確保大量消費嗎”開始，通過一系列實證分析與理論佐證，得出了“為走出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我們的物質生產和物質消費必須大幅度減量”的科學結論，緊接著又對“市場經濟可否自然導致經濟非物質化”問題進行了道德發問，通過詳實而具體的數據材料論證了現代工業文明條件下人們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觀念并沒有改變，迄今為止的全球經濟仍然是物質經濟。最后，他論證了生態文明的經濟結構應該是：穩態的、清潔的、生態化的物質經濟+逐漸增長的非物質經濟，得出了只有“走向生態文明才會有健康的非物質經濟”的科學結論。

二、作為經濟主體的企業該負哪些生態道德責任

喬法容教授認為企業是循環經濟的微觀主體，企業生產要遵循“減量化”、“潔凈生產”、“再循環”、“再利用”、“生態化”等道德要求。

王建明教授認為企業是地球生態共同體的重要成員，既是經濟繁榮的發動機，又是生態環境問題的主要制造者，同時也是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主要責任者。它對公眾、社會和自然均負有不可推卸的生態道德責任。

王小錫教授在指出實現經濟自由的路徑時也強調企業要確立經營責任意識，認為企業應肩負清潔生產的生態道德責任。

郭建新教授認為，企業的道德責任可分為基本道德責任、條件道德責任和崇高道德責任三個層次，其中基本道德責任要求有害的“三廢”排放不能超過《環境保護法》的基本標準，條件道德責任要求有害的“三廢”不應排放或在《環境保護法》的基本標準內最小量地排放。

三、生態危機的根源及其解決路徑

郇慶治教授認為中國環境現狀中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對經濟主義“發展”至上性或超價值審視的誤判或短視，正是這種無原則或價值中立的“發展”已經并且正在帶來諸多的生態、社會與文化問題，要走出這種時代困境，必須從確立發展的邊界開始‘尋找一條真正屬于中國的綠色道路，即進行倫理重建、促進社會政治主體的意識覺醒及其變革、強化環境政治及作用。

曹孟勤教授認為，現代人在征服、控制和支配自然的同時人為地破壞了物的自由，導致了生態危機。他運用諸多近現代西方哲學家關于“自由”的經典論述，指出“人自由也讓物自由”是人之為人的必由之路，認為應從實現人的真正自由的深層路徑去探尋解決人類生態危機的良方。

包慶德教授則從分析“阿格爾的異化消費理論”人手，認為消費“異化”是當代資本主義最主要也是最具時代特征的異化現象，是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最現實具體的根源，克服異化消費的出路是建立一種積極的穩態經濟發展模式并實行適度的消費方式。今天的生態危機需要對人類改造自然活動特別是消費行為進行生態約束、引領和規范。

田松教授認為在工業文明的社會框架下，資本是一切的核心。把自然充分還原成一個個基本構件，對自然進行嚴格的操控，是最高效獲取利潤的方式，也是最高效破壞自然主體性，從而導致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的方式。而在有機自然觀中，世界是由生命構成的，這些生命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鑒于此，他指出現代性所遵循的機械自然觀導致了人對自然的主宰與濫用，機械的自然觀只有向有機或整體的自然觀轉化，才能確立生態倫理和經濟倫理的基礎。

周林霞教授認為農村城鎮化有效地推動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使廣大農村不得不承受著環境惡化、資源枯竭的沉重代價。她指出，理想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應該是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強調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生態倫理的構建必須體現以人為本、可持續、城鄉統籌等社會發展的價值原則，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機構、企業組織和公民個體的生態倫理規導機制。

四、經濟學中的“價值中立”能否成立，轉基因技術對環境有何影響

孫春晨研究員通過對弗里德曼的經濟學“價值中立”辯護觀點的邏輯分析，不但發現了其內在矛盾，而且從中找到了經濟學離不開價值判斷的有效論據，并結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事實，充分論證了“經濟學的價值中立”觀點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肖顯靜教授認為當今的轉基因技術破壞了生物的完整性，對人類的機體與生活構成了不確定性，有可能造成相應的環境影響，并蘊藏著損害環境的巨大風險，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有悖于生物中心主義，而其應用則又有悖于生態中心主義，與環境倫理學的要旨相背，應該警惕。

第5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1.利用電視錄像教學優勢，搞好倫理教學

為了充分發揮電視錄像在教學中的作用，我們電教中心與護理倫理教研室的授課教師密切協作，用電視錄像、VCD等形式進行教學，除了用現有教學錄像片、VCD影碟外，我們還利用工作關系，到其他院校去租借相關資料，并經常注意收集電視媒體上有關倫理正反兩方面的報道，給同學們播放。配合傳統的理論授課，使傳統授課中的說教，變成了有血有肉，歷歷在目的生動畫面，讓同學們在電視錄像教學中，通過電視或投影畫面的表現形式，激發同學們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責任感。加深了同學們對課堂上所學的理論知識的理解和認識。為了上好電視錄像教學課，課前準備、課后總結是非常必要的。

1.1 課前準備 上電視錄像課前，授課教師根據課程安排，制定上課方案，根據理論教學的進程和課時安排，合理選出電視教材，并給同學們留出重點和討論題，使他們在觀看倫理教學片時，留意老師提出的問題，集中精力，邊看邊思考，在教學片中找答案，從教學片中受到啟發。

1.2 課后總結 觀看后，對老師課前所講的重點拿出一定時間進行簡單的討論，讓同學們在電視錄像這種生動形象的表現形式中，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由于電視錄像教學，內容詳實，人物形象豐富，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優化了教學效果，受到了教師和同學們的一致好評。

2 手機、整合聲像資料，以適應倫理學教學需要

高職院校的醫學學生，是祖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未來。他們畢業后，大部分將從事醫療衛生工作。他們今后服務的對象是人，直接對人的健康及生命負責。醫德高尚與否直接關系到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關系到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也體現了社會的精神文明程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護理工作者不僅要有高超的技術技能，而且要有高尚的社會主義醫德。為了使學生向這個方向發展，電教中心與倫理學教研室密切配合，經常收集、整理適合教學、并且具有一定思想性、代表性的正反方兩方面的聲像資料。我們從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法制在線》及地方臺《社會關注》、《真情》等其他專題欄目中，錄制了與倫理課的相關資料。并根據教學需要，共同與倫理課教師，精心編輯制作了一些教學系列短片，給同學們播放。由于這些發生在醫療單位、醫務人員身上的反面事例中得到警示。與當前形勢非常切近，受到了同學們的歡迎，同時也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我們現有的倫理教學片，或新購進的教學片，雖然內容很好，但由于教學片的時間長度與授課課時有一定的矛盾，即片長大于授課時間很多教學片同學們都看不完，下課時間就到了。為了解決這種矛盾，我們與授課教師共同研究，對有些時間長、內容乏味、重說教的教學片，我們利用非線編系統進行剪輯，剪掉一些與教學內容關系不大，非實質性的片段。對于多集系列片，我們選出幾集具有針對性，適合教學內容及當前形式的，對其進行整理，使得每部片都保持在教學時間內。

對加深對教學內容的理解，不定期的讓同學們談一談觀后感，開展師生間的雙向交流，通過交談、討論使同學們深刻的感到，醫德應該具有比其他職業道德更具體、更嚴格、更完備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規范。

3.從我們身邊找素材，制作倫理教學片

我們的教學醫院，每年都會涌現出一大批先進人物，他們的先進事跡非常感人。我們經常深入到教學醫院，對模范護士進行采訪、攝像，挖掘他們的事跡。許多醫護人員工作兢兢業業，在手術臺上經常一站解釋幾個小時甚至十幾個小時，有時一天只能吃上一餐。對經濟上有困難的患者，我們不但熱心照料，有時還解囊相助。為了工作，他們不能細心照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雖然他們愧對于自己的親人，但是他們卻不愧于這個神圣的職業。這些感人事跡是我們護理倫理課的最好的教材，我們從他們中間選出具有代表性、針對性和具有實際教育意義的典型人物，制作成醫德教育片。片中所表現的先進人物、先進事跡，就在我們身邊。

4.利用網絡資源及多媒體課件，強化護理醫德教育

網絡及多媒體教學是21世紀的發展方向，網絡具有豐富的資源、文字、圖片以及多媒體素材等。一個好的網站，就是我們教學的資源庫。如：中國職業道德在線網，中華生命倫理學網，及各省市的有關道德的網站等等，為我們上好倫理課提供很多很好很新的實例。

第6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關鍵詞］教學信息技術；教學倫理；教師倫理；倫理困境；教學情感；教學價值

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以信息技術使用為特征的新型教學形態和模式如雨后春筍般呈現出來。從多媒體設備的使用、PPT課件的普及到網絡視頻課程的開設以及“慕課”的出現，都在深度改變和塑造著教學活動的內涵特征和價值關系。顯然，這是一場全新的技術變革所帶來的教育教學革命，對傳統的授課方式、課程組織、教學模式、教育理念、教學哲學等都起到了顛覆性作用。但隱憂也隨之而來，“當前教育管理者、教師對教育信息化的認識存在誤區：將教育信息化看成是外在于教育、教學過程的一種技術設施建設和投資行為”［1］。此種誤區在教學信息化實踐過程中不乏“生動”案例，對此問題與現象應予以認真思考和分析。

一、信息技術使用下的教學模式特征

（一）教學關系的調整

教學活動具有特定的語境和場域，教師和學生通過教學而建構形成的社會交往關系，既是師生這兩大教學主體之間的人際交互方式，也是教學關系及其內涵的價值表現形態。在傳統教學關系思維中，教學價值以“差序性”呈現出來，教師地位尊崇，完全起到主導作用，所謂“天地君親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因此，這種相對恒固的師生關系觀念是維系傳統教學關系的重要價值基礎，其帶有很強的倫理道德約束性，學生不大可能僭越這種價值關系來獲得知識的傳承和創造力的培育，只能“臣服”于教師權威之下，被動地接受單向的知識灌輸和觀念傳導。但網絡化、信息化技術在教學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固有模式和觀念，打破了以往建立在尊卑倫理價值觀基礎上的師生關系秩序，使得建構一種更加平等、開放、民主的新型教學關系成為可能。對教師而言，“新的教育技術把教師從大量重復性的教育活動中解放了出來，激發教師將創造力獻給更便于學生學習的課程模塊的設計和更具個性的師生交往”［2］。信息技術輔助教學弱化了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控制意識，減少了教師“滿堂灌”式的說教欲望，使知識傳授可以以非在場式的技術方式來實現，這對教師無疑是很大的觸動。對學生而言，因技術的革新進步而獲得了主體地位和身份意識的解放與提升，使教學關系和知識傳授格局更加平面化和多元化，有利于學生主動參與知識的建構和學習的塑造，多維度激發和調動其積極性和興趣點。信息技術的使用同時打破了以灌輸性和接受性為特點的一元化教學模式，創造了新的參與型教學方式，使師生主體在教學關系中呈現出更具交互性和平面化的特點。

（二）教學理念的更新

教學理念主要指圍繞教學活動而建構的教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包含教學目的、教學功能、教學機制、教學價值觀在內的系統性的教學觀念體系。教學理念對教學活動具有決定性意義。一般來說，有什么樣的教學理念，就會有什么樣的教學活動。教學理念是教學認識論和實踐活動的積累與反映，具有穩定性、長期性、系統性、理論性等特點。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教學的塑造和影響，主要表現在教學觀念的改變和教學價值的確立上。一方面，使用信息技術輔助教學對教師和學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對教學活動所涉及到的主觀性因素和客觀性因素的組織、編排、定位等提出了新的邏輯建構。教學不再是單一的、靜態的知識灌輸和傳授過程，教師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識權威者和課堂主宰者，更多情境式和動態化因素被引入到教學中來，相對封閉僵化的教學觀念日益被開放多元的教學思維所取代。可以預見，新的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必然推動傳統教學理念的調適，同時也必然會催生與信息化教學相適應的教學理念和價值觀念，這是一個雙向互動和建構的過程。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普遍使用推動教學價值取向的更新和教學新觀念的確立。從形式上看，教學似乎是單純的知識傳授和專業講解過程，教師以完成授課任務為教學目標，學生以接受知識為衡量標準，但實際上教學活動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教學活動的完成，更重要的在于真理、德性、價值的交換和傳達。也就是說，教學不僅關乎知識傳授本身，而且關乎知識傳授背后的觀念和價值，即教師在完成授課任務的同時也必須通過自身向學生主體傳達育人思想，以實現教學相長，最終達到智育與德育的統一、教書與育人的統一。信息技術本身不代表任何德性價值，但卻為改善教學關系和更新教學理念創造了條件。

（三）教學方式的變革

優化教學方式一直是教學改革的內在動力之一。教學方式是教學思想和理念的體現，是完成教學活動的有效手段。傳統教學方式圍繞書本教材、粉筆板書等工具進行情境建構，注重教學秩序的整體性和統一性，強調教學技巧和語言技能，突出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主導性和示范性。這種教學方式要求教師具備強大的課堂掌控能力，具備對授課內容的熟練把握能力，包括備課能力、教案撰寫能力、課堂講授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等。因此，按照傳統教學方式來評價一個教師教學能力的高低和教學效果的好壞，教師個人能力和課堂魅力始終是關鍵因素。而這種能力和魅力基本上是封閉的，是通過自我探索和積累以及結合個性化塑造而成的，不具有摹本化與程式性意義。與傳統教學方式不同，信息技術的特點之一是其使用背景下的新型教學方式極大地拓展了教學情境空間，建立起立體化、多維性的知識傳授方式。教師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創造和預設了與知識特征相符合的教學鏡像，營造了一個使師生“共同在場”的課堂語境，增進了學生的視覺、聽覺、感覺認知力度，極大地提升了課堂教學效果。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信息技術使教學活動管理內涵和流程更加規范化、程式化、個性化，有助于教師對教學內容進行精確化分配和管理，為探索個性化教學創造了有利條件，使教學情境更加貼近學生個性化成長和多樣性思想的實際。此外，信息技術對教學方式的改進還表現在其互動性、協作性、啟發性共存的教學特征上，圖像、視頻、遠程或線上等要素不僅帶動了思維的活躍，也促進了師生主體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實踐證明，優質和有效的教學，總是與師生主體之間的協作互動密切相關。教學手段的技術化使教學方式彈性化，極大地改變了相對單調的教學模式，也必然會帶來關于教學和學習的新觀念和新思維。

二、信息技術使用導致的教學倫理困境

（一）教師言傳身教示范性的弱化

教學活動不僅僅是教師進行知識灌輸和傳授的過程，也是一個情感和價值傳遞的過程。傳統教學理念所強調的“言傳身教”、“教學相長”、“教書育人”等思想實際上說明了教師所賦予教學活動的主體性意義。換句話說，學生對教學內容的接受程度以及參與教學的互動程度，往往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展示的個性與魅力有關，包括教師形象、教學技能、語言特征和個人氣質等。這些要素構成了教師言傳身教的基礎。“言傳”指教師教學語言運用水平，體現了教師口頭表達能力和綜合授課能力；“身教”指教師教學的行為或行動能力，反映了教師的總體素養和思想品格。在沒有信息技術支撐的教學環境下，評價一個教師的教學質量和工作成效，主要還是看其對教學內容的融會貫通和對講授能力的綜合把握，也就是言傳身教的示范性程度。顯然，當教師意識到教學效果系于一身之時，無疑會強化其教學責任感，更好地發揮示范作用。但當信息技術能夠部分甚至全部替代教師“現身說法”的作用時，教師的主體行為有可能受到技術的客體行為的限制或剝奪，教師言傳身教的示范性也有可能遭受一定程度的削弱。試想，如果一種新的技術工作能夠成為課堂教學的主導，教師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是否有必要或還會保持固有的價值和邏輯呢？答案是否定的。當知識傳授的方式可以由教師主體性的“出場”發展為主體性的“缺場”，多媒體、網絡課程、PPT課件、教學視頻等不斷納入以口頭講授為主的傳統教學體系，人的主體性就會日益受到技術工具性的影響和制約，并最終導致“技術在使用中成為完全獨立于人類的存在物”［3］。在這種情況下，教師主體在教學關系格局中的形象和地位必然有所弱化，其言傳身教的主體示范性也必然被技術的示范性所取代。

（二）教學授課過程情感性的淡化

教學活動是感性和理性、工具性和價值性兼而有之的知識傳授過程。教師不僅建構知識和真理，更要創造價值和情感，這兩者是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關系。當然，教學又是一門實踐性、經驗性很強的技術活，不僅需要良好的授課技能，也需要豐厚的教學積累和情感體驗。所以，人們普遍認為：一個優秀的教師，首先要講課生動傳神，能夠把自身的價值性和情感性體驗及經驗融入教學全過程，善于把抽象轉化為具體或形象，較好滿足學生的知識性訴求和精神性訴求。教師不是知識的“搬運工”和“推銷者”，教學也不是機械地“答疑”或“注釋”。教師和教學活動的目的與指向都是圍繞育人而展開的，這就決定了教師授課過程情感的重要性。很難想象，教師情感和價值傾向游離于教學活動之外，或者是只見“物”不見“人”。顯然，教學是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建構的實踐活動，教師通過思想和語言講授所展示出來的教學魅力和人文情感，能夠全方位地展現出教師的綜合素養和影響力，同時又能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認同。一個富有情感的教師或一節富有情感的授課是任何技術性工具都不能替代的。雖然教學信息技術使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會導致教學過程情感性的淡化尚未有可信的實證依據，雖然教學信息技術客觀上確實增進了教師教學的豐富性和便捷性，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忽略一種現象和事實：以往必須要通過課堂講授的功能現在或許只要通過點擊鼠標就能完成，學生對知識傳授過程中的情感期待被消弭于“人機”界面之上，教學主體面臨“人人”界面的疏離與分裂，其內在的教學價值及情感的傳遞與交融也會因此而淡化。教學技術本身是用來為教學主體和教學活動服務的，而不是喧賓奪主或反客為主，技術使用應該有機地融合到教學主體的思想創造和情感表達過程之中，成為教學活動的有力助推者。

（三）課堂情境建構在場性的隱化

相對封閉的教室、各種教學教具及輔助設備、教學媒介、教學主體共同構成課堂教學的獨特情境。從這個意義上說，教學情境的安排和設置，是保證教學活動得以順利完成的前提條件。教學情境又可以分為主體情境和載體情境，主體情境決定和影響著載體情境的效用水平。傳統課堂教學對教師建構主體情境的能力要求較高，必須具備良好的教學形象和較高的教學素養，才能保持教學主體情境的持續營造和教學過程的“在場性”。這種“在場性”不僅反映教師課堂教學的責任心和專注力，同時也反映學生課堂學習的融入度和參與度。“在場性”特別能體現師生主體對課堂教學的共鳴和認同，“在場性”強的課堂其教學效果往往普遍較好，師生能動性和主體性則得到進一步凸顯。在信息技術化教學模式下，教師對課堂情境的組織和把握能力部分被輔助技術所削弱，教師的主觀能動性陷入一種技術化的“路徑依賴”，其課堂情境建構的努力正被過多的信息技術嵌入所抵消。課堂情境建構“在場性”逐漸隱退幕后，板書為PPT課件所取代，教材、教案等教學內容早已淪為一個個附著于技術載體之上的“物化”模板，教學行為也成為教師在教學前按照技術思路模擬設定好的“規定動作”，缺乏生機與變化，學生看到的“知識”是一個已經完成的教學產品，課堂教學情境由“主體發聲”轉為“他者代言”，由此產生了一種類似鏡像的教學失真狀態：看得見“知識”的“樣子”，但不是直觀的“知識樣子”，而必須通過信息化媒介才能看見。教師和學生從原先的主體間性的交流互動轉向媒介間性的交流互動，在此過程中，信息化媒介只是起到對知識的“展示”作用，而不具備建構或塑造的能力。毫無疑問，缺少主體間流的課堂情境，不管信息技術營造出如何精美變幻的課件或載體，充其量不過是沒有靈魂的“知識展覽”。

（四）教學價值取向人文性的退化

工具性與價值性始終是一對矛盾關系。從科學發展史來看，科學技術在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也產生了技術風險問題，進而引發人類主體對技術理性的道德拷問。探討價值性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為技術發展和使用確立正確與合理的價值維度，使其在適當的軌跡內前進。與其他社會實踐活動一樣，教學活動通過信息化建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改變，也使知識傳授方式和接受方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拓展。然而應用倫理學的理論思考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技術發展和使用，都有可能帶來超出人類價值底線的道德風險。教學作為教書育人的根本環節和主要方式，正是處在這樣一個交叉節點上，集德性與理性、價值性與工具性于一體。教學不單是知識的灌輸，還應肩負人文性價值觀的培育。教學對于教師和學生來說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既是教師職業生命所在，也是學生人格養成和成長成才的基礎。從本質上說，教學應該是一個“知識場”、“生命場”、“情感場”、“人格場”，展現的是科學知識的真理和生命價值的真諦。但如果不能正確地認識和使用信息技術，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學校大量配置的數字化設備被用來做‘黑板搬家’、‘教科書搬家’，與教師中心主義的課堂講授一起構成了‘人灌＋機灌’，加劇了學習的異化和‘非人化’。”［4］客觀地說，用信息化技術設備作“高級搬運工”的情況并不少見。根本原因是教學理念未能伴隨著信息技術化而同步轉變提高，無法建立價值性衡量尺度；部分原因是教師對此認識不足，對信息技術使用只停留在“趕時髦”的階段。教師應該努力開掘教學本身的人文性價值觀，以學生的智育和德育的提升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指向，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教學中信息技術使用的關系，使教學回歸自身意義。

三、以價值建構引領信息技術合理使用

（一）增進教學價值認識

教學作為一種兼具“人為”和“人文”特征的社會實踐活動，具有獨立的價值基礎和價值準則。教學價值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具體環境下表現出不同的內涵特點。但不管如何變化，教學價值總是離不開教學主體的現實需要，離不開教學實踐活動基本規律的制約與影響。教育教學界對教學價值的認識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觀點，工具論和技術論觀點長期影響教學價值的建構，這些觀點傾向于把教學當作一種“器物”層面的教學技術方式，缺乏從“道”的層面去思考和認識教學的價值和本質。從教育的角度而言，教學活動是教學主體通向知識世界并進而建構精神世界的主要通道，其所承載的價值不僅賦予教學的合理性，而且確證“為人”的意義。“教學活動作為培養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手段的性質，但教學活動也是教師和學生的一種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具有生活的意蘊。”［5］在教學實踐層面，以信息化為標志的教育教學改革已經成為一種內在趨勢，其對教學的促進作用不可小覷。然而大多數情況是，教學改革或教學管理的改進，也只是注重技術方式的改進或局部完善，或以信息化作為教學管理程序化、機制化的輔助手段，較少涉及教學價值的探索與創新，更談不上教學價值的自覺。教學具有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教學價值的建構反映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關系的辯證把握，也體現教學主體的價值定位和實踐訴求。如若處理不當，信息技術就有可能割裂原本統一的教學價值體系，造成教學主體對教學價值理解的邊緣化或碎片化。在信息技術日漸深入教學活動的今天，尤其需要保持對教學價值的清醒認識，進一步從價值哲學層面來推動教學活動的信息化發展。

（二）培育教師教學倫理

教學倫理是指在教學實踐活動中師生主體間價值關系所建構的依據與準則。教師與學生在教學關系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可以說，教師主導著學生的學習進度、學習內容，“教什么、怎么教”完全是教師決定的事情。學生負責把教師講授的知識體系接收過來并加以吸收消化，至于是主動學習還是被動學習并不重要。這種“一言堂”灌輸式的教學方式無法有效建構基于師生關系平等基礎上的教學倫理。當然，強調師生平等，并不是要否定師生在知識建構中的“差序格局”，因為就知識傳授而言，師生地位本來就是不平等的，而是要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即教學活動乃是師生共同的職責和倫理所在。信息技術在課堂教學中的普遍使用，盡管改變了傳統的授課方式及教學格局，為課堂教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教學氣象，但如果僅僅停留在此處，信息技術的使用再普遍，也僅僅是工具而已，其仍然無法嵌入到教學倫理的建構中。教學倫理指向的對象是教師和學生，而不是作為工具意義的信息技術。換句話說，教學信息技術要為教學倫理培育服務，而不應成為課堂教學中光鮮靚麗的裝飾品。培育教師教學倫理，一方面要把握教學價值的基本理念與教育價值觀，從學生主體的全面發展出發，積極建構充滿人文性和道德性的課堂教學環境，努力形成民主、平等、互動的教學關系；另一方面，教師要主動約束過度依賴信息技術的內在沖動，要把構建教學倫理作為教學實踐活動的重要任務，把自己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放到教學理念的提升和教學倫理的完善上面，而不是放到片面熟悉信息技術使用上面。教師作為教學活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要充分認識培育教學倫理的重要意義，切實把教學倫理作為教學技術使用的重要價值基礎，不斷提升教學活動的價值性和倫理性。

（三）合理使用信息技術

人類發明和使用技術的目的在于解放自身，讓人類主體獲得更大的自由。當前教學信息技術使用并無合理規范，使用程度取決于教師個人喜好或需要。但教學對信息技術使用的寬泛卻是不爭的事實。可以這么說，凡是基本能夠實現教學信息化的地方或者有條件使用信息技術的教師，普遍都把信息技術要素當作不可或缺的教學要件來對待，也普遍認為教學信息技術的使用是提高教學水平和提升課堂效果的前提條件。事實上，這種普遍認識或做法也會給不善于使用信息技術的教師帶來某種脅迫感，有時也會造成教學提升完全依賴于信息技術的認識誤區。盡管教育技術使用的泛化不會必然導致人的主體性弱化，但很顯然，過多依賴技術來改進教學方式，教學活動的價值性就會被技術性、工具性所替代，主體性和客體性、價值性和工具性之間的關系就會失衡，教學理念和教學價值發展的正確方向就有可能發生偏差。因此，合理規范使用教學信息技術，是教學價值建構的應有之義，也是教師從事教學活動需要認真思考的命題。“對于技術使用來說，合理性不僅關乎使用的目的、價值、形式和效應，而且涉及到利、真、善、美的和諧統一。”［6］而教學活動正是讓學生明辨是非、真假、善惡、美丑的根本手段，是讓教育對象真正“成人”的必要方式，不管教學活動方式如何變化，也不管如何使用信息技術，其根本宗旨都不應該脫離“真善美”這個育人的靈魂。信息技術使用的趨勢無法改變，但應以合理性為倫理尺度，即技術的工具性不能替代人的主體性，教學活動的價值實踐過程不能變成教學技術專制過程。教學信息技術的發展與使用，要從以人為本出發，合理使用與價值建構并行，才是克服信息技術使用倫理困境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桑新民．教育信息化新階段科學發展的戰略思考［J］．中國教育信息化，2011，（17）：16－17．

［2］劉春惠．論信息技術對大學教學過程的影響［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998，（4）：19－20．

［3］趙慧臣，張華，文潔．信息技術與教學深度融合中技術使用問題的哲學分析［J］．現代教育管理，2014，（12）：60－65．

［4］桑新民．教育信息化的新潮流與攻堅戰———大規模網絡課程熱潮中的冷思考［J］．中國教育信息化，2013，（19）：22－25．

第7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全世界、研究機構內部、國家之間的科研合作程度均在增長，合作者通過合作開展了相互的學習并能在學術領域產生比個體更強的影響力。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合作確實能提升科研產出的質量，同時通過合作發文整合合作雙方競爭力和技能，進而能攻克難以解決的問題，提升成功的機會。而兩個地方之間的科學合作強度，一方面取決于互相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則由合作所需的時間與金錢所決定，如研討會、學術會議、學習交流、研究室資源共享等形式的科研合作所形成的交通成本及耗時會隨著研究者之間的空間距離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交通及信息溝通方面的技術進步通過簡化科研合作過程，降低遠程信息溝通的交通成本及耗時促進了科研合作這一增長趨勢。Hoekman的研究假設指出不僅是物理距離，地區邊界、國家邊界、語言邊界也會影響歐洲科研合作，但這一影響程度隨著時間減弱。那么中國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本文將沿用Hoekman的研究假設體系，形成本文的假設。假設1:對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而言，隨著距離的增加，在NSFC項目資助下科研合作會隨之梯級式減少。假設2: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研究主體在跨越不同邊界時，科研合作會呈現出不同規律。

2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產出包括發明、數據庫、專利、技術、專著以及發表的論文，其中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經過同行評議從而保證了最基本的質量及獨創性，從而發表的論文作為研究科學合作的載體以及一個體現個人學術價值的指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產出形式之一。關于論文的統計數據來源有三種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獻計量和數據庫中所提取的已發表的論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項目中兩個或更多學者之間的密切交互，這種交互是帶有一個或更多目的的，如為獲取資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種科研合作行為:責任劃分、資源共享、知識轉移、學術會議、交互技術，觀察Cumming論文中的相關系數矩陣發現五種合作行為與六種項目產出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中，知識轉移與項目產出之間的6個相關系數均高于其他四個合作行為。進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開發表物上的成對出現的地區名稱，所以對于本文所建立的數據庫而言，是在中國知網(以下簡稱CNKI)上發表的由NSFC項目資助下的共同發文的單位名稱。本文研究團隊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間在CNKI個人數字圖書館中，按照期刊檢索條件為“支持基金”，并在該選項中輸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396名博導在1999－2012年間所獲475項NSFC項目的批準號進行摘要式檢索，共檢索到8156篇論文。采集檢索結果中的“作者”、“作者單位”、“年份”三項信息，所檢索出的信息逐一錄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項目數據庫”。Katz總結了影響科學合作的十類因素，其中第十種就是空間距離的縮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間位置上的合作關系應包括三個步驟，參照Katz所提出的步驟，本文在第一步中構造了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科研合作面板數據庫，同時對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進行了擴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開展靜態面板回歸和動態面板回歸。

3研究結論

3．1隨著距離的增加，合作是否會隨之梯級式減少

距離所造成的合作障礙因素包括文化的、語言的以及組織間的差異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強度在本質上會隨著兩個交互主體之間的距離增加而削弱，同時因為科研項目的順利推進需要項目參與者頻繁地開展研討活動，從而處于相同或鄰近地域的學者之間開展科學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傾向于空間上的集聚。從空間上看是否是這樣呢?從圖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間8156篇論文中合作發文單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內部的除外)對子，可以看出中國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經度23°117''''E至45°75''''E以及緯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規則梯形區域里，這一區域的四個頂點分別為成都、廣州、上海、哈爾濱。另外，華東地區是七大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這便引發了如下問題，即圖1中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間的合作，若從地區層面來看，又呈現出怎樣的更為深入的現象和規律呢?Hoekman對2000－2007年期間的WOS數據庫中33個歐盟國家的313個地區的合作發文數據進行了統計，發現就總體而言，樣本的科學合作發文在顯著性水平為5%時，地區邊界效應要強于國家邊界效應，而后者又強于語言邊界效應，這三者的彈性系數依次為:－3．342、－1．645、－0．969，其研究結果表明合作發文具有地域性，且“遠程邏輯”與“地域邏輯”并存。本文對Hoekman的遠程邏輯進行細化，對應圖2中的地區③間合作以及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而地域邏輯對應圖2中的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圖2中三種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蕩態勢，以2004年為界地區間合作占比與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之間合作占比兩折線開始呈現明顯的交錯上升態勢，地區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為2009年的0．067，而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現在2005年為0．052，地區間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達到0．051，這兩個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從2005年開始后者一直遠遠低于前兩者，說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的NSFC項目資助下在發文上呈現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區”偏好，并隨著時間的推進得到了加強。這兩個偏好的發現恰恰與Pan不謀而合。盡管當前交互工具有較快發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著科研工作者更傾向于尋求與他們位于同一區位的合作伙伴。然而遠程合作卻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強度呈指數衰減。由圖2發現假設1部分成立，即合作會減少，但不是梯級式的，而是發生了主體的躍遷，即跨區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間的偏好躍遷。

3．2跨越不同邊界時，合作是否會呈現出不同規律

牛頓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間上不同點的主體之間的交互問題，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響區域網絡中科研合作的決定性因素，兩個地區之間的合作強度取決于兩個地區各自的發文量及兩地區之間的物理距離。分別借助靜態面板和動態面板展開進一步分析，可借助靜態面板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NSFC項目資助下所開展的科研合作進行分析，關于距離與科研合作相關關系的代表性文獻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靜態面板的總結如表1所示。Montobbio總結了距離的四種測度:地理距離(包括三種計算方法:兩地區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也可用兩地區的中心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亦可用兩地區的最大城市之間加權的距離來衡量);考慮了交流成本的“時差”距離;文化歷史相關的距離;技術距離。由Montobbio的相關系數矩陣表發現第一種距離中的三種類型的距離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三者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均為0．99，從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種即可，同時結合表1的歸納，本文采用的是與Pan相同的測度形式，即以兩個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引力模型中的距離度量。根據技術經濟及管理博點的分布，參照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的劃分，中國七大地區的中心城市最終確定為⑥:沈陽(東北)、上海(華東)、武漢(華中)、廣州(華南)、重慶(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區之間的直線距離采用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與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為:Cij=kPα1iPα2jdβij，據此建立計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為地區i(第一作者所屬單位為地區i)與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pubi表示地區i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pubj表示地區j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disij用兩地直線距離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項，誤差項為vit，i=1，…，7為橫截面下標，t=1，…，13為時間單元下標。經過LLC單位根檢驗，發現co．pub、pub、dis均不存在單位根，說明不存在偽回歸，可以使用OLS進行靜態面板回歸分析⑧，結果如表2所示。(1)地區合作的距離效應、自我效應、尋他效應與滯后效應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區間的重要程度不同，一個地區的知識生產不僅受到其周邊地區的正向影響，而且與其所處的研究網絡中關系鄰近地區的影響，Scherngell研究發現兩個組織之間的距離每增加100km，兩者的合作會減少27．8%。表2對某個地區其他地區之間合作發文的計量模型進行了靜態面板回歸，發現七個地區的距離與合作發文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負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間，即距離disij與雙邊合作co．pubij呈負相關關系又即存在“距離效應”。其中華南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弱為－0．1615，說明短期內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該地區開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強烈。而華東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強為－0．3017，表明在短期內空間距離仍是影響該地區開展科研合作的關鍵因素，意味著該地區開展區際間合作時地域空間的鄰近性顯得更為重要。地區i及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與該地區自身發文量pubi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其中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華東地區自身發文量每增加100篇，其與其他六個地區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64．83篇，在七個地區中“自我效應”最強。“自我效應”強即當對方合作發文量一定時，某地區自身發文量越多則其會吸引其他地區參與合作發文的意愿越強。西北地區的“自我效應”最弱，其相關系數雖也為正，但不顯著。自身發文量彈性系數低于0．3的地區有東北(0．2899)、華北(0．2998)、華南(0．2609)，高于0．3的地區為華中和西南其系數值分別為0．3368和0．3442。地區i的合作伙伴j的發文量pubj也會對這兩個地區間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影響，但卻呈現出正向和反向兩種情況:如華東地區合作伙伴發文量會對華東地區的合作發文量產生反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0191(雖然并不顯著)。華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雖然會對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產生正向影響即為正相關系數，但卻不顯著。東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與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均高于0．3，在顯著性水平均為1%時分別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區的“尋他效應”最強，即當該地區自身發文量一定時，其合作伙伴發文量越大，則西北地區尋求與合作伙伴共同發文的意愿越強。表2的分析均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合作的短期規律，那么長期條件下又會呈現出怎樣的規律呢?借助動態面板開展進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滯后項，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項，進而造成了估計的內生性問題，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樣本性質，減小了一階差分GMM估計量的偏誤而被廣泛應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樣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一步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對式(2)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見表3所示。當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作為解釋變量后，發現華南、華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別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過Sargen檢驗即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表3中僅有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個地區的動態面板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觀察表3發現東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會對當期合作發文量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條件下存在正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3574，表明東北地區上一期與其他地區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35．74篇。可認為東北地區存在“滯后效應”即前一期的合作發文量L．co．pubij會對后一期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顯著性影響作用，這與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結論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對1990－2004年間歐盟項目資助的科研網絡中296位學者在基金資助下的科研合作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在資助期結束后，科研網絡中的合作對科研產出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且上一期的論文產出對后一期的論文產出在顯著性水平為1%下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介于2．40－2．55之間。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間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機構124位受訪者所做的問卷調查所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同時前期發文量與當年國際合作發文量之間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呈正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為1．01。可以發現這兩項研究結果中的相關系數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關系數值。華東地區、西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對當期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分別為0．3310和0．2713。而華北地區的“滯后效應”不顯著，東北地區的滯后效應最強。另外，當解釋變量系統中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后，其他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四個地區中僅有華東地區的所有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不僅作用方向沒有改變且作用強度加大了，稱為華東模式:短期內華東地區的距離效應(顯著)、自主效應(顯著)均在長期內得到了強化，而短期內不顯著的負向尋他效應在長期內卻變得顯著了。這表明華東地區在當前及以后一段時期內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該地區作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的重要知識基地，吸引其他地區與其合作的引力會更強。長期內距離效應變得不顯著的地區為華北、西北，表明短期內華北、西北兩個地區尋求合作伙伴的距離障礙在長期里卻會“消融”，這種現象也發生在5thEUFP項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個科研項目中必須有國際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樣本數據為中國國內數據，基于此可以認為NSFC不僅應加強國際地區間合作，更應首要加強國內(地區)合作。但多長時間才能出現距離的消融卻是一個問題，部分取決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項目資助政策上鼓勵合作研究，若是則距離消融的時長會大大縮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間11個發展中國家與7個發達國家的USPTO專利申請者的14684項合作開發的專利，利用引力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創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國家的預期合作越多，越多的當地需求會降低空間距離對開展合作的影響，反映在相關系數上絕對值減小。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釋為何長期中西南、華東的距離障礙卻未消融，即西南和華東地區的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區內部。長期內華北地區合作伙伴的發文量對華北地區合作發文量不會產生顯著影響，相關系數為－0．0994(不顯著)，表明條件充分的時華北地區可能會向華東模式演進，而條件之一便可能是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導的時空遷徙，本文統計數據顯示在統計期內發生遷徙的博導中有16．7%的遷徙進入華北地區。而跨省合作的現象并不顯著，但對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而言其開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現出什么樣的細化特征?本文對20個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城市開展合作發文占比為前三四分位數的鄰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三個指標在圖3中進行了展示。發現圖3中大橢圓以及小橢圓所包括的點呈現出“剪刀差”走勢。城市內合作占總體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為:哈爾濱40．98%，南京32．93%，長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漢20．25%，成都20．00%。圖3中，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的20個城市按照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對三個指標同時進行了排序，發現福州、南昌、長春、杭州、哈爾濱、南京、北京、沈陽、長沙、成都這10個城市中的不相鄰神域合作占比折線與同省合作占比折線形成了一個大“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鄰省合作的意愿和頻率均很低，說明隨著這10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意愿的減弱，同省合作的傾向卻得到了加強。相對而言，福州、南昌、長春三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傾向幾乎是占絕對主導的。而重慶、武漢、合肥、西安、太原這5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折線與鄰省合作占比的折線也形成了一個小“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說明這五市開展鄰省及不相鄰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頻率均相對較強。綜上所述，研究結論顯示不論是從地區層面，還是省域層面，均發現假設2成立。

4主要結論及展望

第8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國際經濟學理論淵源久遠，對國際經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說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其比較利益的思想是現代國際經濟分析的起點，古典經濟學說之后的“邊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為國際經濟學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方面均獲得了持續和富有成效的發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

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 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

[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

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 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 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 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 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 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 ，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

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二、 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 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 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主權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主權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于國家主權的相對弱化，冷戰后，國際市場的統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

第9篇：技術倫理學范文

關鍵詞：教育技術理論體系發展脈絡

教育技術起源于西方國家，它從誕生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伴隨著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展。從教育技術到教育技術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發展正在逐漸地形成和完善之中。本文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解析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理論體系。

一、從領域到學科

早期的教育技術僅僅是著眼于媒體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在教學中的應用，或稱之為視聽教學。20世紀30年代，無線電、廣播、錄音技術的進步和有聲電影的問世加快了視聽教學的發展并且把視聽教學從單一的視覺領域擴展到了視聽領域。程序教學創始于1925年，它是基于行為心理學原理創制的一種使用機器來控制學習行為和過程的教學方法。進入20世紀60年代，在視聽教學的基礎上，誕生了教育技術學。教育技術學與視聽教育相比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已不再僅僅是技術和設備，而是一種系統設計、實施和評價學與教的全部過程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AECT1963年以前，教育技術一直是一個實踐或應用的領域。“四十多年來，教學技術領域集思廣益，定期開展自我檢驗，終于獲得了對自己的專業化描述”①，到1963年才產生了教育技術的第一個正式定義，這標志著教育技術從領域轉到了學科。從此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對于我們教育技術工作者來說，一直是國內外教育技術界乃至整個教育理論界爭論不休的熱點，人們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背景出發，對教育技術理論體系作出了多種不同的解釋和分析。

二、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發展歷程

（一）“媒體中心”體系

這種認識可以追蹤到AECT1963年定義：“視聽傳播是教育理論與實踐的一個分支，它主要研究對控制學習過程的信息進行設計和使用，包括：（1）研究在有目的的學習過程中可以使用的圖像信息和非表征性信息的獨特的相對的優缺點；（2）在教育環境中利用人員和設備將信息結構化、系統化。這些任務包括對整個教學系統及其組成部分的計劃、制作、選擇、管理和應用。它的實際目標是：有效地使用每一種傳播方法和媒體，以開發學習者的全部潛力。”②

這個定義說明：視聽傳播的學科類別是教育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分支；視聽傳播以控制學習過程的信息為主要研究對象；視聽傳播以對控制學習過程的信息進行設計和使用為主要研究內容；教育技術的目標是開發學習者的全部潛力。該定義還著重指出了教育技術(視聽傳播)的工作領域是:學習過程中信息的設計和使用，定出了教育技術的目標是:有效地使用每一種傳播方法和媒體,以開發學習者的全部潛力。

“媒體中心論”的影響是深刻而且廣泛，在我國大致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即注重媒體技術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電化教育在實踐上主要是提供硬件技術及軟件制作技術的服務；在認識上把電化教育看作是“教學輔助手段”。

第二階段，即注重媒體應用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電化教育在實踐上除了提供硬軟件技術服務外，主要是探索如何應用媒體來解決教學中的局部問題，如提供感性材料、顯示某個知識點、解決某個教學的重點、難點等等；在認識上把電化教育看作是解決教學局部問題的方式方法。但是仍然局限于媒體的范圍，電化教育是關于媒體的技術以及應用方法，還沒有涉及教與學的全過程。

第三個階段，即注重教學整體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電化教育在實踐上主要探索和研究如何應用教育及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綜合目標、對象、內容、策略方法及評價等因素，來設計、開發和利用現代媒體；著重探索和研究電化教育對一堂課、一個單元、一門學科的教學將帶來什么影響，對教學模式帶來什么影響，對教學環境和教學資源帶來什么影響，對教師的觀念、知識、教學水平等帶來什么影響。隨著計算機多媒體及網絡技術逐步應用到教育中來，以上各方面的探索和研究更是朝縱深發展。與此同時，在認識上也有提高。己認識到電化教育不只是應用現代的技術手段、工具，更重要的是應用現代的科學理論、方法。電化教育要解決的不只是教學的局部問題，更重要的是將從整體上改革教學。電化教育是應用現代科學的理論方法和現代技術的工具手段，對教育教學進行改革的實踐與研究。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媒體中心論”的理論體系主要是關于視聽設備的性質和應用的研究。這種理論研究的基礎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有：傳播理論、視知覺理論、操作強化理論、聯想主義者類型的學習理論。

我國學者堅持這種觀點的有蕭樹滋、南國農等。從蕭樹滋的《電化教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到南國農和李運林的《電化教育學》(高教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都能看到“媒體中心論”的思想。南國農堅持“以現代教育媒體的研究和應用為核心是我國電化教育的最大特色”，也是“建立整體電化教育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認為以現代教育媒體的研究和應用為核心的電化教育是教育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教育革命，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電化教育的著名的“七論”即本質論、功能論、發展論、媒體論、過程論、方法論、管理論。

（二）“系統過程”體系

在確認并發表94年的教育技術新定義之前，AECT從1970年－1977年正式公布的有關教育技術的定義中，基本上都把教育技術定位在一個“系統”或“過程”中，因此相應的理論體系也是“系統過程”體系。其中比較典型的是1977年定義：“教育技術是一個分析問題，并對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行設計、實施、評價和管理的綜合的、有機的過程，它涉及人員、程序、思想、設備和組織等各個方面，與人類學習的所有方面都有關系”。③

該定義認為教育技術只是一個“過程”，是處理教學問題的一個綜合的、有機的過程。該過程包括與人類學習有關的各種因素（例如人和設備，思想和方法等）；“過程”是指人們將先進的技術設備、思想方法應用于教育、教學并使之優化的過程，這里強調的是先進技術手段與方法的應用過程，在這里人們只是把教育技術看作是先進技術手段與方法的應用，而沒有把它看作是一門獨立的有自身理論體系的學科；它指出教育技術的研究對象是人類學習,認為教育技術是包含與人類學習諸因素有關的過程，涉及人員、程序、思想、設備和組織等各方面。

其理論基礎主要是認知學習理論、系統科學理論和教育傳播理論等。

（三）AECT94定義“五領域”體系

1994年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協會(AECT)發表了西爾斯(Seels)與里奇(Richey)合寫的專著：“教學技術：領域的定義與范疇”。在這個專著里，形成了一個定義。這一定義是這樣的：“教育技術是關于學習過程與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管理和評價的理論與實踐”。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到，教育技術學的研究領域應當包括學習過程與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管理和評價等五個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因此可以將設計、開發、使用、管理和評價等五個領域當作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

其理論基礎涉及到心理學、工程學、傳播學、計算機科學和教育學等領域，在這些理論基礎中，新的理論觀點的典型代表是建構主義心理學。

（四）張建偉之當代教育技術學的基本架構

年輕的學者張建偉在《當代教育技術學研究領域的基本架構》中指出，教育技術學作為一門獨立的應用學科，其研究領域可以分為基礎性探索和應用性探索兩個層次。在基礎性探索層面主要有三個方面：教學設計（學習環境設計）、創新性技術研究以及關于教育技術的哲學文化研究。教育技術學的應用領域可以劃分為在學校教育領域中的應用和在學校以外的企業培訓、終身學習中的應用(如圖2所示)。

在這里，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張建偉提出了在我國并沒有引起更多關注的兩個內容，一是面向教育需求的創新性技術研究，二是面向企業培訓的績效技術的研究和應用。

對于理論體系，各國學者對此還有不同的見解。英國學者D·米切爾1978年認為，教育技術學應包括五個方面的研究內容：1.教育心理技術；2.教育信息和傳播技術；3.教育管理技術；4.教育系統技術，即教育系統工程；5.教育計劃技術。日本學者坂元昂（1971年）認為，應包括三個方面的研究內容：1.利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學的成果，提高教學效率；2.利用心理科學關于學習理論的研究成果，研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3.利用人類工程學的知識，開拓便于為教育現場使用的設施、設備和教材、教具等。而我國的顧明遠則認為是“要素組合”體系：“傳統教育的教育過程基本上是由教師、學生、教育內容三個要素構成。但是，隨著教育內容的復雜化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現代教育的教育過程已經不是由上述三個要素構成，必須增加教育技術這個要素”。（引自教育技術學專業教材序言）

三、發展脈絡：資源－教學－學習－績效

從這些眾多的紛繁的說法中，我們能不能找出一個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發展的線索或發展脈絡呢？答案是肯定的。巴巴拉·西爾斯和麗塔·里齊在《教學技術領域的定義和范疇》中文版序言中也指出“從歷史上看，教學技術領域的重點幾經遷移，從強調資源，到強調教學，然后強調學習。很可能下一個定義會指向績效，而不是學習”。這句話正指出了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發展的脈絡，那就是“資源－教學－學習－績效”(如圖3所示)。

圖3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發展脈絡

每一次新的媒體技術的出現都對教育技術學產生著重大的影響。教育技術工作者總是先注意到這種新的媒體技術所提供的教學資源和環境，然后考慮應用到整個教學過程之中去。然而，媒體的廣泛應用只是豐富或改變傳輸和呈現的方式，教育技術用到教學過程之中并沒有起到明顯的效果，這種情況在我國尤其嚴重。在AECT94定義之后，重點逐漸轉向了對學生主體性的重視。但是以媒體為中心的這種意識的影響依然嚴重。于是關注教育技術的專家及時提出了教育技術的改革方向即創新性技術和績效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其實，早在1989年5月美國教學技術與技術教授協會在印第安那大學討論教育技術趨勢時，強調教育技術學科把重點之一放在企業績效技術研究方面。我國學者張祖忻也呼吁“教育技術工作者要培養整體改革意識”，“而現代教學系統設計和績效技術則要從社會大環境變革與轉型、從學校教育改革或企業發展提出的總體要求著眼，高屋建瓴，根據上述系統要求進行整體改革，跳出現有系統的邊界來思考和尋求解決方案。采用這種思維方式開展工作，教育技術研究和實踐的成效會更加顯著”。我們認為在當前教育技術的研究和實踐中要以創新性技術和績效技術的研究和應用為教育技術學改革的突破口，繼續重視資源和環境的建設，繼續重視教學和學習過程的設計、利用、管理和評價，這樣才能使得教育技術學向前發展。

參考文獻

[1]巴巴拉.西爾斯，麗塔.里齊著.烏美娜，劉雍潛等譯《教學技術：領域的定義和范疇》.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①25頁、②38頁、③42頁、④17頁）.

[2]何克抗.《當代教育技術的研究內容》.《中國電化教育》，199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