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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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內涵；區別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認識到不同經濟形式對當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而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兩種重要模式，有必要對他們之間的區別予以辨析，從而正確把握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

一、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內涵

（一）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經濟體系下，所有的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都是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所引導的，不受到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導限制。從市場經濟的內涵上來說，其就是一種具備很強自主性的經濟模式，產生生產的多少、銷售的價格、銷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場主導的，市場需求多，那么就多生產；市場需求少，那么就少生產，一切經濟活動都以市場的實際情況作為依據。雖然市場經濟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經濟行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滯后性。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整體把控，不會出現盲目生產的問題。市場經濟下，由于市場信息復雜，千變萬化，再不能及時獲知信息的情況下，就可能導致生產盲目或是滯后，最終導致損失。但是市場經濟可以讓市場資源都充分利用起來，可以促進經濟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一種和“自然經濟”相對立的經濟模式，其是商品生產、交換、售賣的全過程總和。說的直白一點，商品經濟就是以直接交換為根本目的的經濟形式。根據商品經濟形式的內涵，可以發現其具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具有交換性。商品經濟的本質是商品交換，所以交換性就是其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第二，開放性。商品經濟的產生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實現的，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行業差別。正因為存在行業差別，才會產生商品交換的需求。而且隨著經濟行業的不斷擴張，這種需求也逐漸提升，使得商品經濟表現出了很強的開放性特征。第三，進取性。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者也是逐利者，為了在競爭中占據強勢地位，或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必然要積極進取，對生產技術予以革新，或是擴大生產規模，表現出了很強的進取性。[2]

二、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之間存在的差異

（一）市場形式的差異。不論是市場經濟還是商品經濟，市場都是最為核心的載體，沒有了市場，經濟模式也就不復存在了。對比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來看，市場形式之間的差異是二者最為顯著的一個差別。具體而言，在市場經濟形式下，市場的形式是一種多層次多線條的球狀化結構，即不同行業之間相互聯系，而每個行業內部又會朝縱向和橫向不斷拓展，最終形成一個龐大、復雜的市場形式。而商品經濟的市場，是一種單層次的多線條結構，不同行業之間的經濟交互是比較淺的，聯系并不是很緊密，而且存在差異化的行業經濟區別。所以對比來看，在市場的形式上，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就存在差異。（二）市場類型的差異。除去市場形式上的差異，在市場的類型上，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之間也存在差異。具體來說，商品經濟是以商品交換為目的的一種經濟形式，所以在市場類型上，其只有一種類型，也就是商品交換市場，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的。而市場經濟除了商品交換市場之外，還具有生產要素市場，這就是和商品經濟存在的最大區別。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實現的資源配置，即可以通過一定的經濟形式來獲得資源。而商品經濟的市場不存在資源配置，只有通過勞動成果才能交換得到。換句話說，在商品市場中，經濟活動的雙方是一種交易關系，也可以說是交換關系。而在市場經濟中，尤其是在生產要素市場中，經濟活動雙方是一種契約關系，通過一份契約達成當前的經濟交易活動，而不是商品經濟中的交換，這是一種本質性的區別。[3]（三）經濟發展的差異。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商品經濟的未來就是市場經濟，或者說商品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過渡階段，因此二者在最終形態上是存在差異的。在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商品經濟是在經濟發展初步具備了一定規模時產生的，這從商品經濟出現的時間點就可以看出來。而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經濟規模和經濟條件達到一定的水平，才會產生市場資源配置的需求，在經濟規模較小的時候，是不會產生這一需求的。因此，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區別就是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

三、結束語

第2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經濟形態 經濟邏輯 計劃經濟 邏輯矛盾 結論

關于計劃經濟：歷史結局還需邏輯結論

由社會主義國家信奉并實踐的計劃經濟作為在一定歷史時期具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形態、經濟體制或者說經濟運行方式，先后宣告結束。近年朝鮮、古巴也宣布“改革開放”，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變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看來計劃經濟的歷史實踐行將結束，而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內容。

但是，如何看待這種“歷史終結”？計劃經濟的終結是不合時宜、不服水土、還是不合邏輯？換一種說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關系？由于計劃經濟在記憶猶新的現代經濟史上曾經具有相當的時空影響，作為一種理論構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計劃手段在現代國家的經濟生活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計劃或者計劃經濟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是現實話語。由于現代經濟問題的錯綜復雜，亂象叢生，市場經濟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態，也不可能到達理想狀態，甚至在經濟生活中市場失靈無效的狀態成為市場軟肋，計劃又是觀察這一問題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對諸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討論顯得復雜多樣，也是很正常的。就我們要討論的計劃經濟在歷史舞臺上日漸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觀現象，人們的評判觀點莫衷一是，大相徑庭。這反映出：一是計劃及計劃經濟現象本身的復雜性；二是對其認識的過程性，有待于從更高層面去作出邏輯結論。

關于計劃經濟：不同經濟形態的歷史表現及邏輯比較

（一） 不同時空下經濟形態的歷史表現

人類經濟活動史表明人類社會存在過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或者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三種經濟形態或者說經濟運行方式。從微觀角度去觀察，自從私有制和國家產生以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的經濟因素和形式，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是同時并存的，構成一個國家或社會經濟的整體。但是從宏觀角度去觀察，三種經濟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個社會或國家的經濟總體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認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漫長歷史上，自然經濟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此一時期的經濟形態從性質上就被稱為自然經濟形態。而在奴隸制社會以來的自然經濟形態中，作為經濟形式的商品經濟或計劃經濟的成分，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從數量、比重、地位上都是從屬性質的。此時社會占主導地位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最基本的特征。自資本主義社會以來商品經濟便取代自然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自此以后的經濟形態便被稱為商品經濟。在商品經濟形態下，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成分仍然存在著，只不過處于從屬地位。強大的商品經濟并沒有消滅或者排除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反在整體經濟中包容著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商品經濟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換經濟，經濟活動不僅是為了生產者自我滿足，而且是為了交換而進行的。計劃經濟如果把它看作一種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調控，或者說國家和政府主導下的經濟活動的話，它由來已久，自從有了國家，國家發揮經濟職能必然會產生計劃經濟因素或形式。但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在經濟總體中，國家主導的經濟活動始終不占優勢數量和地位，長期經濟史沒有出現計劃經濟形態。而計劃經濟理論是在18-19世紀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都有各自的計劃理論，其它學派如馬爾薩斯也有計劃經濟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構想的時候，提出了其影響很大的計劃經濟理論。在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按照計劃經濟理論構建計劃經濟的制度、模式和經濟形態。世界上凡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后創建計劃經濟模式，但在計劃經濟形態下，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滅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成分。雖然計劃經濟的推行者試圖用計劃經濟、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要消滅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尾巴，但是并沒有真正達其設想。計劃經濟的顯著特點是國家（政府）的計劃、指令、管制成為經濟運行的樞紐，國家的經濟活動盡力按照一套計劃方案和藍圖來實施，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成分都被國家大大削減，甚至一度試圖將其消滅。但是計劃經濟形態在歷史的長河中可謂曇花一現，其歷史時空最為短暫，其中玄機需要揭示。

（二）不同經濟形態的基本邏輯比較

經濟活動從最一般意義上講，是人類滿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經濟需要的能動活動。人類通過自覺的目的性的活動滿足對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的需要。經濟活動服從和服務于人們的經濟目的。經濟目的，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性價值，經濟產品是經濟活動的產物，是經濟活動的客體性價值。人的能動實踐活動是架通二者，實現主客體統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則是經濟活動的首要原則，從目的到活動到手段，人的經濟活動是人的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之間通過人的勞動活動形成的能動的平衡關系。傳統經濟（自資本主義以前）由于較落后的生產力水平，是一種相對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關系，但仍然總體上處于平衡狀態，因為經濟平衡與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聯系。而現代經濟以來由于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過剩性的平衡關系（盡管在資本主義早期存在的是相對過剩，實質短缺），但經濟總要維持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經濟活動的一般邏輯就是遵循實現經濟目的一定的經濟平衡狀態。

自然經濟的一般經濟模式或者邏輯可以描述如下：

作為經濟活動出發點的我和落腳點的我是統一的，即“我滿足我自己。”在外部條件正常的情況下，此一模式可以達到人的經濟目的。這一模式實現經濟目的的特點是目的與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平衡；同時表現出滿足經濟目的的封閉性即小范圍內的自我滿足；以及滿足經濟目的的經濟性或節約性，即以自我的經濟需要確定生產的數量，不進行過量生產，過量生產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是無價值的。

商品經濟的一般經濟模式或邏輯可以描述如下：

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經濟“我滿足我” 的簡單內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疊加關系，其滿足經濟目的的特點具有簡單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復雜社會平衡性，即在此條件下人們的生產仍然包含著為自己生產的目的性或目標性，同時也表現為他人和社會生產的擴大性。表現出滿足手段和范圍空間的開放性、滿足程度和數量的豐富性。但與此同時生產活動自我預見的范圍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比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經濟的經濟風險、在全社會范圍的生產不經濟狀態（浪費性）也顯然比自然經濟條件下有所增長。但是，商品經濟在邏輯上包含著自然經濟，其在正常條件下達到人們最基本的經濟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計劃經濟模式或邏輯可以描述為：

在這里經濟活動的直接出發點是國家，而落腳點是人民（我們），二者之間的基本關系不具有統一性；國家成為經濟的出發點，也違背了經濟活動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國家的需要。從平衡性來看，國家（或政府）是擬制主體，其數量是一，而國民的數量是多，一和多之間是一種很難平衡的關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滿足“多”。盡管這里的“一”是超越個人的一個龐大的組織或機構，但是從其主體性、人格性來看，其無疑是“一”。從邏輯模式上顯而易見，計劃經濟偏離最基本經濟目的邏輯風險已經是顯而易見，其滿足經濟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從總體上來說是不足的。這樣一種邏輯結論也被計劃經濟的歷史實踐證明了。前蘇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曾經創造了大量的產品，但是直接滿足人們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產品卻相對短缺；從人們的經濟生活水平來看，長期的計劃經濟中人們的生活質量處于低水平，而這種狀態在生產力水平較落后的歷史上，在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體制或形態下卻是沒有出現的。因此，計劃經濟對基本經濟目的的背離性、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平衡關系上嚴重失衡，成為計劃經濟不能主導經濟生活的根本邏輯根據。

根據上述分析，三種經濟形態的區別在于：在滿足經濟目的上，自然經濟是“我滿足我”；商品經濟是“我們滿足我們”（隱含了我滿足我）；而計劃經濟則是“它（國家）滿足我們”；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都體現經濟目的與經濟活動（手段）的統一性；而計劃經濟在邏輯上卻反映為經濟目的和經濟手段的背離性；在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平衡的數量關系上，自然經濟是“1人（我）滿足1人（我）”，商品經濟是“多人（我們）滿足多人（我們）”，而計劃經濟則是“1人（國家）滿足多人（我們）”。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具有這種數量關系上的平衡性，而計劃經濟則不具有這種平衡性。因此從邏輯上得出，在一定條件下，主導的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都能實現經濟活動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導性的計劃經濟卻會背離經濟活動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關于計劃經濟：在什么意義上宣告終結

如前所述，在一般邏輯意義上，一個國家或社會試圖采取主導性的計劃經濟形態或體制，在經濟邏輯上是行不通的。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既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試驗的失敗也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出于基本邏輯問題，在將來的社會（國家）計劃經濟模式也不會成為未來的現實。因計劃經濟從邏輯上不能成為一種基本的經濟形態，即使在任何現實的經濟條件下。

在歷史經驗和理性思辯之上，對曾經在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的計劃經濟模式及其理論的思考和批判由來已久，不乏真知灼見。在20世紀30年代自由主義者與計劃經濟論者、國家干預論者之間的爭論中，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提出過反對計劃經濟的經典性思想。哈氏主要從計劃經濟獲取信息的成本接近無窮大，無法分清企業經營失敗或過錯的責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計劃經濟具有低效性，據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計劃經濟的模式能夠正常運轉。而現代制度經濟學也運用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經濟理論等對計劃經濟作出否定性評價。學者黨國印在《計劃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的歷史終結》一文中對提出計劃經濟的零交易費用假設、利他人假設、人類理性天賦差異假設等三個前提假設，作出辯駁批評，也對社會化大生產條件與計劃經濟的必然聯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對“完善計劃論”試圖把市場交換規律轉變為計劃者的自覺行為來一個對市場機制的人為模仿進行了批判。

雖然在歷史驗證的立場和理論分析的立場計劃經濟及其理論都日趨被歸于錯謬和荒唐，但本文的對計劃經濟及理論的否定，不是從經濟技術、經濟活動假設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計劃經濟在經濟目的統一性、經濟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邏輯錯謬和障礙，得出計劃經濟不能作為一種基本的主導的經濟形態正常地存在于人類經濟生活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而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補充性的經濟形式和因素，計劃的存在既有其經濟的現實性，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

參考文獻：

1.石齊平.朝鮮與古巴：計劃經濟模式的真正終結[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試論馬克思的計劃經濟思想[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0(4)

3.黨國印.計劃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的歷史終結[J].開發研究，1994(5)

第3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7-0004-02

一、學術界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的幾點爭論

1.按勞分配與商品經濟是否相容?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存在不會否定按勞分配。有人說:按勞分配存在的前提不是商品貨幣關系,而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另外,生產力不夠發達,舊的社會分工依然存在,勞動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謀生的手段,這也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基本經濟條件。另一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原則在商品經濟中不能實現。按照這種觀點的看法,按勞分配原則只能在產品經濟中實現。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的核心內容有兩點:一是在社會范圍內以勞動作為收入分配的尺度;二是在社會范圍內提供等量勞動獲得篤量報酬。然而中國現今的條件恰好不能實現這兩點,這是由于多種所有制并存決定了在中國除了按勞分配以外還有其他分配尺度。此外,由于全民企業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并且其盈利受種種客觀條件的影響,提供同類同量勞動在不同企業必然得到不同報酬。據此認為,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不能實現。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規律仍然起作用,因為公有制和聯合勞動這一按勞分配的前提沒有質的變化。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是由國家通過計劃作了各項社會扣除后統籌安排的,全民企業內部不存在商品關系,職工的勞動報酬與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相當接近,至于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除了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作用外,也仍然有按勞分配規律的作用,如在企業凈產值中盡可能剔除級差收益和其他非勞動因素帶來的好處,其目的就在于計量企業勞動者集體為社會總勞動提供的勞動量要體現以勞動為尺度分配消費品的原則。

2.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特征。一種意見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馬克思所設想的產品化的按勞分配已經轉化為商品化的按勞分配。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這種轉化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個人生活資料分配方式由一元化變為多元化;二是分配的主體由國家變為企業;三是由勞動決定分配變為生產利益決定分配;四是分配成果的差異由單一的個人勞動量的差別變為企業經濟效益和個人勞動量的雙重差別。另一種意見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特征,在于按勞分配的尺度必須兩重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講量勞動要經過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三個層次:一是解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之間的關系,通常的認為是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二是解決個別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之間的關系。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加以了說明;三是解決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與實現勞動之間的矛盾。解決第一層次的關系,必須拋開客觀生產條件,用社會平均勞動尺度,這是產品條件下按勞分配的計量尺度,第二、三層次的勞動計量則要運用社會必要勞動的尺度。這就決定了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必須進一步發展原來的計量尺度,即在運用社會平均勞動尺度的同時,還要運用社會必要勞動尺度,把兩者正確地結合起來。當然,還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把應歸國家的級差收入轉移的物化勞動和某些非勞動的因素消除掉。第三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下的按勞分配模式同馬克思構想的非商品經濟的按勞分配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新特點:一是按勞分配的主體不是社會,而是集體或企業;二是按勞分配的勞動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三是不是采取勞動證書由勞動者直接向社會領取消費品,而是通過工資、獎金等形式向勞動者發放貨幣,再由勞動者用貨幣到市場上購買消費品。

3.社會主義對個人消費品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嗎?一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實質上等于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持這種觀點的人理由為:第一,開放勞動力市場后,工資將受價值規律的調節,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態;第二,按勞分配的量與勞動力的價值量是同一量,二者與商品價值構成中的“V”都是同等量;第三,按勞分配與勞動力價值是同一量,都以抽象勞動為基礎,二者在價值上相同,都是由勞動者自己提供的消費基金。另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的消費品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而不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不能將二者等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不能把勞動成果的商品化、價值化與勞動力本身的商品化、價值化混同。社會主義商品價值中的“V”部分,在內容上不是資本主義勞動力的價值,只是勞動成果的價值化。同時,也不能把物質資料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等同,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具備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第三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與按勞動力價值分配雖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分配制度”,不能夠混淆。首先,前者以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勞動力不是以商品為前提,后者以勞動力成為商品為前提;其次,盡管二者“都是按必要產品的價值分配,但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必要產品數量界限在本質上是由不同的經濟規律決定的”,所以“按勞分配”的界限就從資本主義限制下解放出來,如馬克思所提到的擴大到一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所許可,另一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范圍,后者的最高界限,只能是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再次,“按勞分配”體現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勞動者個人所有權的經濟實現關系,而“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更多地體現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剝削關系;最后,“按勞分配”的作用在于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平,體現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按勞動力價值分配”的作用則主要在于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維護現有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

二、結論

從前文所總結的圍繞按勞分配問題所產生的諸多爭議中不難看出,爭議主要涉及如下兩個問題:

1.應該如何理解《資本論》中關于按勞分配的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這樣論述按勞分配的,他首先設想了一個“自由聯合體”,按恩格斯的說法,這種自由人聯合體“也就是設想了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反杜林論》),在這個“自由人聯合體”里,一是人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每個人的勞動按整個社會的統一計劃分配于各個部門,直接作為聯合體總勞動的一部分;二是“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三是這部分個人消費品按什么方式進行分配呢?馬克思接著說:“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也就是說,采取什么分配方式是決定于生產發展水平、生產關系的狀況以及人們的思想覺悟水平。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基本特征的這些論述,是當代所有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必須遵循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誠然,現實的社會主義還存在商品經濟,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其實現的過程中當然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的特點,但是,商品經濟的存在改變不了公有制是實現按勞分配原則的根本依據,它所能改變的不是這個按勞分配原則,只是這個原則實現的特點或者模式。因此,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堅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特征之一的按勞分配原則。

2.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按勞分配是否可以兼容?這一問題是諸多學者爭論的焦點問題,在爭論中有人對此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指出二者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他們指出,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二者可以兼容的基礎,著重研究了商品的等價交換原則與按勞分配的等量勞動交換原則的關系,指出二者是完全可以統一起來的。有的學者還就計量問題作了某些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對于按勞分配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于“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的分析從理論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積極有益的啟示。顯而易見,能作為“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的勞動時間,決不會是自然勞動時間、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這個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由此可見,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的尺度不是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但是,由于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實現了單一的公有制和不存在商品經濟,所以各生產單位的生產者的勞動報酬不會受到各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益利狀況、優劣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因而以同一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勞動報酬是可行的。這種觀點是建立在已將構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組成部分的生產資料對個人收入影響的因素剔除的前提條件上,只以剩下來的生產者提供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來計量勞動報酬。

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同樣可以運用,它所改變的只是等量勞動交換原則,而現在就必須借助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來實現。因此,實踐的社會主義存在著商品經濟,但與按勞分配的實現并不矛盾,二者可以達到良好的兼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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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飛.按勞分配若干問題探討[J].中國勞動科學,1990,(2).

第4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 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 。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 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 ，（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 ，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 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 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 ，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 ，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 。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 ，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 。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 。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 。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 這是馬克思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同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 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 。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論。四

商品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種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和文化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 《經濟史》1986年，第1期。

[2] 《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 《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 《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 《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 《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 《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 《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 《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 《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 《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 《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第5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人類自身發展；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091.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5）06-0007-04

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提出社會需要，而且在社會需要的不斷滿足中使自身不斷得到發展。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的人的自身發展劃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三大階段。三大階段的劃分，既包含人類控制自然的程度，也包含人類控制社會關系的程度，從而以人類自身的發展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相適應的社會經濟形式。

一、自然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的特點及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自然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的特點

1.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極端低下。在漫長的自然經濟發展階段中，社會生產力雖然是不斷發展的，但總的來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是極端低下的。馬克思認為，自然經濟把社會生產分割為無數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排斥分工和協作，排斥技術進步，單憑經驗和沿襲的技術，使用極為簡陋的工具，從始至終大體上都是維持簡單再生產，所生產的產品極為有限，社會生產力只能處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2.人類的需要和滿足需要的產品都很少。馬克思指出：“在原始狀態下，他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勞動力一樣是微不足道的。”在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發展階段，人類只有微不足道的生產力，從而也只能提出微不足道的消費需要。由于人類所生產的產品的種類和數量極其有限，滿足人類需要的產品當然也很少。正如馬克思指出：“在生產的最低階段上，人類的需要還很少，因而要滿足的需要也很少。”

3.社會生產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在自然經濟的發展階段中，生產者差不多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產品。無論是在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一個家庭不僅從事農業和畜牧業，而且還把農牧業產品加工成現成的消費品，有些地方甚至還用手磨磨粉，烤面包，把亞麻和羊毛紡成紗，染上色并織成織物，鞣皮，建造并修繕木頭房子，制造工具和家具，不少地方還從事木工活和鐵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團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

4.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化勞動。馬克思指出：“要考察共同的勞動即直接社會化的勞動，我們沒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歷史初期都有過的這種勞動的原始的形式。這里有個更近的例子，就是農民家庭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產糧食、牲畜、紗、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種農村家長制生產。”在自然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直接供自身消費，而不是為了交換，從而勞動者的勞動幾乎都是直接的社會化的勞動。

5.真正的商品交換只是附帶進行的。在自然經濟的發展階段中，由于生產只是為了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因而“產品轉化為商品，只發生在個別場合，只涉及產品的剩余部分等等，或只涉及個別生產領域（加工工業產品）等等”。由于真正的交換只是附帶進行的，從而商品生產也只是在自然經濟的縫隙中極其緩慢地生長。因此，“大體說來，并未觸及整個共同體的生活，不如說只發生在不同共同體之間，絕沒有支配全部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

6.人與人的關系是統治和服從的關系。馬克思指出：“不管這種統治和服從的性質是家長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地表現為人的關系。但是，這種人的關系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之間即獲得全面發展的個人之間的關系，而是一種直接的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

（二）自然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1.保障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者生產什么一般決定于自己需要什么，生產多少一般決定于自己需要多少，生產始終跟在需求的后邊。而且，絕大部分產品都是為自己生產的，并不進入市場，無須變成別人的消費品，因而社會生產能夠大體保持比較適當的比例關系，一般不會有大量過剩現象發生。因此，“在人們為自己而生產的社會條件下，確實沒有危機。”

2.推動了人的生產能力不斷發展。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并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自然經濟條件下，雖然人們的需要很低，但也是不斷發展的。在這樣的發展階段上，不僅人們的需要與人們自身的能力是相適應的，而且人們的需要與人們自身的能力是一起發展的。同時，人們自身能力的不斷發展，推動經濟的不斷發展，使人們不斷發展的需要得到滿足。

3.不斷成長的商品貨幣關系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在自然經濟的發展階段中，自給自足的生產是主體，居于支配的地位。但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在自然經濟的夾縫中仍然得到不斷的發展。在自然經濟階段中存在的“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到處都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使生產的規模擴大”。同時，“商人對于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說由于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革命的要素。”

（三）自然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對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

1.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馬克思指出：“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十分明顯，這種狀況對經濟發展有多方面的制約作用，集中表現為“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總的來說，社會經濟的發展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

2.商業資本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馬克思指出：“只要商業資本是對不發達的共同體的產品交換起中介作用，商業利潤就不僅表現為侵占和欺詐，而且大部分是從侵占和欺詐中產生的。”因此，“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商業資本對大量社會財富的侵占，使生產過程創造的成果不是進人流通，而是被商人用于個人消費或用作貯藏手段，因而極大地限制了經濟的發展。

二、商品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的特點及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商品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的特點

1.商品生產者之間發生全面的依賴關系。馬克思指出：“每個人的生產，依賴于其他一切人的生產；同樣，他的產品轉化為他本人的生活資料，也要依賴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費。”在商品經濟中，每一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生產的，不是為自己消費的使用價值，而是為別人為社會消費的使用價值。而商品生產者自己在生產和生活中需要的產品，則要由其他商品生產者生產出來。這樣，各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必然發生一種全面的依賴關系。

2.商品生產者必須服從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分工。馬克思指出：“誠然以生產者互相間的全面依賴為前提，但同時又以生產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離和社會分工為前提，而這種分工的統一和互相補充，仿佛是一種自然關系，存在于個人之外并且不以個人為轉移。”。在商品經濟中，每個商品生產者是一定量的生產條件的占有者，他們總是出于對利潤的追求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為了實現盡可能多的利潤，他們必須服從社會分工，在各自不同的領域從事不同種的商品生產，從而才能產生不同種商品之間的相互讓渡。

3.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系表現為物的關系。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系。”在這里，產品的社會形式以及個人對生產的參與，表現為對于個人是異己的東西，表現為物的東西。“活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單個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普遍交換，他們的互相聯系，表現為對他們本身來說是異己的、無關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在交換價值上，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

4.交換價值的真正基礎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馬克思認為，不同品種的商品之所以可以互相交換，之所以表現為一定量的交換價值，是因為每個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時耗費了一定量的勞動。這種勞動不是具體勞動，而是抽象勞動。生產同種商品的各個生產者，由于生產條件、技術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不同，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一樣的，因而只能形成不同的個別價值。他們之間的相互競爭，使個別價值轉化為社會價值，即每一種商品都必須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量商品的價值。

5.商品貨幣關系粉碎了各種形式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中，以前各種形式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個商品生產者看起來似乎可以自由地互相交換，似乎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的限制，即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并獨立存在的關系的限制。如果這種限制不能消滅，人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6.人們只能通過物的形式獲得自己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馬克思指出：“個人的產品或活動必須先轉化為交換價值的形式，轉化為貨幣，才能通過這種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會權力。”在商品經濟中，每一個商品生產者從事生產活動并不是以這一活動為目的，也并不是以獲得該種商品為目的。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支配別人的生產活動，為了獲得社會財富。換言之，商品生產者只有把自己的產品變成交換價值或貨幣，獲得支配他人活動或社會財富的權力，才能夠獲得他人的活動或社會財富。

（二）商品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1.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全面依賴性有利于擴大社會分工。馬克思指出：“機器生產同工場手工業相比使社會分工獲得無比廣闊的發展，因為它使它所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在商品經濟發展階段中，不僅商品生產者為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而致力于采用科學技術，造成社會分工的擴大，而且由于商品生產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的需要都必須通過轉讓自己的產品換取貨幣之后才能獲得。可見，隨著人們需要的不斷深化，生產的產品會越來越專門化。

2.人類自身的發展狀況有利于推動相互之間的競爭。馬克思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商業生產者為了取得競爭的勝利，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就必須加強管理，降低勞動消耗，降低成本。否則，就會在競爭中被淘汰。可見，競爭的強制性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3.人類自身的發展狀況決定了商品生產者必須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在商品經濟發展階段中，商品生產者進行交換的基礎是社會價值。然而，每個商品生產者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是不同的。如果商品生產者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就能獲得更多的價值，從而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相反，如果商品生產者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高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就必然發生虧損，從而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樣，就促使所有的企業不斷改進技術，提高本企業的勞動生產力，從而“把社會必要勞動減少到新的更低的標準”。

4.生產要素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自發地實現按比例分配。馬克思指出：“凡是品種、數量不符合當前社會需要的商品，競爭就使它們的價格落到它們的勞動價值之下，通過這種曲折的途徑，使生產者感覺到，他們或者是生產了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或者東西本身雖然需要，但生產的數量已經超過需要、成為多余的了。”因此，在商品供過于求的那些部門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商品生產者，就會把投資轉向商品供不應求的部門，從而使生產要素按社會需要與供給的狀況自發地在社會各生產部門之間進行流動，實現生產要素在各生產部門的按比例分配和發展。

第6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一、監仔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亂”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

長期以來，工商管理工作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活”、“亂”界線分不清，在管理與搞活的關系上，考慮行政干預、監督管理多，研究疏導服務、促進搞活少，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1984年以來，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指引下明確了必須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衡量各項工作好壞最主要的標準，把有利于改革、開放、搞活、管好作為工商行政各項管理工作的出發點，把宣傳、教育、疏導、服務融化在監督管理之中，從而使我們的工作服從和服務于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企業登記方面，我們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放寬了政策，允許企業擴大經營范圍;允許在國家政策范圍內一業為主兼營他業;允許工業系統門市部兼營省內外同行業自銷產品;允許個別企業使用兩個牌子;縮小特種行業的管理范圍;簡化申請審批手續，一般登記不超過半個月.在市場管理方面，我們支持鼓勵販運，撤銷農副產品檢查關卡，對計劃產品在完成國家計劃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許邊出售、邊上市、邊販運。對計劃外產品，稱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允許多渠道經營，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場建設上按照“政府決策，統一規劃，多方興建，工商統一管理”的辦法，走多渠道籌集資金、多元化建設市場的路子，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鄉市場建設。由于我們較好地處理監督管理與開放搞活的關系，使我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沿著既搞活又治亂的目標邁進。

二、監，管理與鼓勵競爭的關系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在工作中，我們從福建的實際情況出發，重點打擊走私卷煙、家電，倒賣黃金和進口汽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活動，認真處理商標侵權、虛假廣告案件。這些監督管理工作創造了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開展有效競爭的外部環境，推動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有序運行和健康發展。

三、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工商行政管理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服務。它不僅要監督管理，而且要通過搞好服務來正確引導和影響工商企業經營人員，促進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堅持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把加強管理與搞好服務結合起來。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改變了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預的觀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傳教育、疏導服務、經濟監督、促進發展、增強活力這樣一個綜合的、完整的、系統的過程。實行“疏導—服務—搞活”的管理方式，糾正單純“管理—查扣—處罰”的管理方法，實現“活—管—活”的目標，通過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納入國家政策的軌道上健康發展。幾年來，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認真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例如:協助工商企業經營人員搞好市場調查、預測和引導他們堅持社會主義經營方向，改善經營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又如:在幫助國營大中型企業發展的前提下，正確支持城鄉集體、個體工商業戶發展，鼓勵他們為發展生產和流通、溝通城鄉物資交流、活躍城鄉市場而開展正當經營。再如:增加市場服務設施，為商品交換提供方便等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行政管理要提供的服務范圍更廣，項目更多，服務職能必須進一步加強。當前，為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我們做了如下幾項服務工作:

首先，轉變作風，增強服務意識，深入到國營重點和地方骨干企業調查研究，現場辦公，為企業排憂解難。

其次，支持企業轉換經營機制，轉產適銷對路產品或拓寬經營渠道，增強企業活力.

第三，運用經濟合同管理職能為企業服務，為企業清理“三角債”。去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共辦理以拖欠合同款為主的經濟案件12.5萬件，企業追回拖欠款1.32億元.第四，認真抓好本系統的治理“三亂”工作，在全系統范圍內清理了各項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糾正了6項未經批準或超標準的收費項目，撤銷了未經批準設立的檢查站卡15個。四、監，管理與正確引導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之間、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之間、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之間.，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著矛盾。一方面，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生產經營者所從事的商品經濟活動受著國家方針、政策、計劃、法規的制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必須對經濟主體所從事的商品經濟活動進行監督管理，使商品生產經營者服從國家計劃、方針、政策、法規，而不能把眼前的、局部的、集體的、個人的利益置于長遠的、整體的、國家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商品生產經營者是獨立的經濟實體，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為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有時也不顧國家計劃、政策、法規。

第7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傅欣

民法、商法、經濟法的相互關系，是近年來倍受法學界關注的一個問題。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見頻仍，而關于民商法和經濟法的共性和個性的爭論，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作為規制市場交易和經濟運行的互補互動的重要法律部門,是社會主義市場良性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個法律部門以市場的完善和協調發展為共同的立足點,相互之間存在許多共性和差異,充分認識其相同點和不同之處,對于健全我國經濟法律制度,推動市場經濟的穩定和高效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對三者之間關系的考察存在多個視角,而選取本質屬性和價值取向為切入點,能夠充分揭示問題的實質。此外,經濟分析方法的運用,則是進一步深化該認識的有效途徑。

（一）商法與民法的關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通屬私法，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則、制度、規范，同時，屬于商法的一些原則、制度和規范也不斷的被民法所吸收。眾所周知,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它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它所調整的財產關系主要是指財產歸屬和流轉關系,人身關系是指個人非財產關系。而這些都符合龐德所指的個人利益的特征。無疑,民法所保護的利益是個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則是由商事交易習慣形成的商品交換規則,完全可以視為民法的特別法,因此,它所保護的利益也是個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在古羅馬時期,商品交換十分頻繁。從事交易的人們漸漸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習慣發展為法。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護交易利益為主要內容,因而必須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即人格之獨立性——能以自己獨立意志從事交易,所有權之確定性和訂立契約的自由。

商法起源于中世紀的歐洲。在公元11世紀,商人為保護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爾特,采用通行的商事慣例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在當時,商人是一個特權階層。他們擁有普遍人所沒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權利。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商事慣例被長期沿用,最終發展為商法。商法保護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無非是以更復雜、更特殊的規則來實現其保護目的。因此,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一般認為商法系民法的特別法,兩者均以個人利益為保護重心,在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處。

在民法的編篡體系上，大陸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張民商合一論的學者們看來，無論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還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則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現。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論（德國學者李賽爾是代表人物），后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論（我國民國時期林森、胡漢民是代表任務）。①而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把并存于同一經濟形態下的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和簡單商品經濟形象的比喻成經濟的“高級齒輪”和“低級齒輪”，兩者具有不同的特點和運行規律。②

關于民法與商法關系有以下幾種論述：

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二、反對民法是商法的特別法，但未提出新的見解，希望廣大民法學者研究；

三、“民法和商事法規之間是基本法與補充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③

現分述之。

第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此觀點認為“民法有普通民法與特別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國家的民事單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國家的商法，相對于作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屬普通法。我國采民商合一主義，現行民法通則相當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險法等均屬特別法。遇普通法與特別法均有規定的事項，應優先試用特別法的規定。”④總的說來，商法是民事特別法，它和民法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民事關系的規范；對市場關系來說，民法提供了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行為和民事救濟的一般規定，而商法提供各種商事組織和商事交易的具體規則。前者以普遍性、穩定性和原則性著稱，后者以技術性、普遍性和靈活性而見長。此一觀點指出，“現行民法通則為民商合一之立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及技術合同法，雖屬商事合同法性質，但仍屬民法通則之特別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均屬民事特別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所謂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反對把商法說成是民法的特別法。持此論者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是認為“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模式是一種過時的、陳舊的、落后的模式。在簡單商品經濟下產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適應當今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另外，此觀點還提出，國際性是商法的天然屬性，也是其調整的市場交易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的顯著特點；商法納入國內法后，忽視商法調整對象、調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與家庭人身財產關系攪混在一起，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其不合理性不明顯，但在世解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來了。因此認為“不應該將一個具有國際性調整交易關系的法律部門，淪為調整家庭關系的附庸。”⑦

第三，認為民法和商事法規間是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王利明教授等有這方面的論述，具體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實際上并不存在商法部門。雖然由于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關公司、保險、票據、破產等方面的立法相應得到了重視和加強，但這些法律規范大多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商品關系，因而可以視為我國民法的組成部分。我國民法作為調整社會商品經濟活動的基本法，是千千萬萬種商品關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現象，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商事法規不過是民法原則在具體領域中的表現，是民法規范在某些經濟活動中的具體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組成部門法體系，而只能適用民法的一般原則，民法的總則、物權制度、債券制度實際上已對商品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規定，對商事法規中的一些問題同樣適用。”⑧

（二）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是存有爭議的。但在大陸法國家和普通法國家,在有商法典的國家和無商法典的國家,在國外和我國爭論的焦點是不同的。從總的趨勢來說,在國外,經濟法和其他法的關系主要是同商法的關系。在我國商法與經濟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為,在西方國家中都有較完備的商事法律制度,社會是典型的商業社會,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國家,也由于民法商法化,從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經濟法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舊有法律部門的劃分疆界,從古典商法規范中引申出來的原理重新組合為一個新的整體。這樣,在西方社會經濟法與商法的矛盾就顯得比較突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民法和商法是從橫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他們是一般和特殊的關系，而經濟法則既從橫向、也從縱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它們雖然是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但并非純然無涉,而是應相互配合,相互輔助,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保障社會經濟發展。單純以某一個部門法為主體,其必將有害于我國改革開放大業的順利進行。

① 蘇惠祥主編：《中國商法概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頁。

② 同上，第101頁。

③ 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④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⑤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⑥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第8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清代 江南地區 民間慈善

一、清代江南民間慈善事業興盛的背景

1.江南市鎮經濟的發展為民間慈善事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經濟繁榮,人口快速增加,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進入清代以后,江南地區尤其是蘇松杭嘉湖地區的市鎮繼續呈現向上發展的趨勢;湖州府南潯鎮作為湖絲集散中心,吸引了各地客商;蘇州府盛澤鎮蓬勃發展,“戶口日增,每日中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地區經濟的繁榮為民間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

2.商品經濟的發展沖擊傳統農業,社會穩定危機潛伏。

商品經濟發展、人口急劇增加的同時,絲業、蠶桑、棉紗等經濟回報率高的產業對傳統農業帶來極大沖擊,農民從事糧食生產的積極性不高,社會穩定已然存在巨大隱患。乾隆年間的蘇州地區“人民戶口百倍于前,地無不耕之土,水無不網之波,山無不采之石,而終不足以供人之用”(民國《吳縣志》),這也成為整個江南地區較為普遍的現象。所以當自然災害和戰爭爆發時,江南的繁榮景象瞬間崩塌,普通民眾的基本生命保障受到嚴重威脅。宣統元年, 江南地區暴雨成災, 有民謠云:“宣統年間, 水沒廊檐, 苦如黃連, 豆腐過年”;戰爭時期, 江南地區戰禍連綿,經濟蕭條,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在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進一步放大,江南市鎮繁榮的背后隱藏著深刻的危機。

3.奢侈風氣盛行,貧富分化加劇,也促成民間慈善業發展的必要性。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江南地區的奢侈風氣日漸滋生,王道隆《菰城文獻》記:今則“擁資則富屋宅,買爵則勝輿服,鉦鼓鳴笳用為常樂……”,貧富分化加劇,正德末、嘉靖初,江南地區經濟狀況漸起變化,巨富迭起的同時窮困潦倒的百姓也漸多,尤其是農村地區,土地兼并現象常見史料記載。嘉靖末、隆慶間,社會上“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爰有屬,產自無恒。貿易紛紜,誅求刻核,奸豪變亂,巨滑侵牟”。商品經濟對傳統農業沖擊帶來的一個后果是時人逐利,社會風氣漸變,資本的聚集效應使得“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社會兩極分化已十分嚴重,即使是魚米之鄉、富甲天下的江南地區,社會救濟也始終存在巨大需求。

二、清代江南民間慈善事業的特點

1.市鎮的民間慈善機構種類繁多,覆蓋面大,分布面廣。

清代江南市鎮民間慈善機構種類繁多,涉及養老、育嬰、濟貧、收受流民、喪葬、教育等方面。如湖州府南潯鎮曾先后開設善舉公所、育嬰堂等機構,相應承擔育嬰、濟貧、賑災等諸多功能。烏青、菱湖等幾大市鎮幾乎都設有各種慈善機構。根據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民間慈善事業》一文中提供的數據,清代湖州府烏程縣有慈善機構6個,歸安縣有17個,嘉興府嘉善縣11個,石門縣14個,平湖縣12個等等。

2.民間慈善以社會力量為主,由鄉紳主導。

清代,江南地區的慈善事業出現了興盛局面。尤其是清朝中期的乾、嘉、道三朝,善會、善堂的設立步入了清代的第一個期。慈善機構以士紳為主體,具體組織籌款、運作,數量多、規模大、財力充足、施善活躍。以蘇州為例,清代蘇州府的長洲、元和、吳三縣的善堂、善會至少有93個,其中有72個由地方社會創建,占總數的77%,地方士紳等有力者是民間慈善活動的中堅力量。即使在偏遠山區,鄉紳的善舉也非常活躍,《安吉縣志》記載: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湖州府安吉縣大饑,庠生姜銓捐米百石,助賑饑民。清朝中葉,孝豐人陳日熊及其親屬日燧、嘉禾諸人,仗義疏財,建津梁、修道路、濟困扶危。同治十年(1871)邑人金稚春會同地方熱心公益人士捐助私產,成立安吉城區育嬰堂。可見在清代中期,士紳已成為江南地區民間慈善事業的主導力量。

3.官民合作,鄉紳主導并不意味著官方監管的缺失。

清代官方慈善機構由官府撥款并管理,并接受民間捐助,而清代前期民辦慈善組織也能夠時常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資助。而在官民合作中,管理權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中。

首先,體現在慈善業的資金來源上,至乾隆始,官府經常大規模地動用財政力量資助參與建設。以蘇州為例,乾隆二年,地方官府奉旨撥給育嬰堂撥專款置地;乾隆四年“酌動存公帑項,庀材鳩工”。耗資巨大的慈善救濟單憑地方士紳的財力維持是難以想象的,政府的財政支持是江南地區慈善業蓬勃的重要財力來源。

其次,是慈善機構的管理上,官方色彩漸濃。道光五年,對蘇州部分育嬰堂的管理方式如下描述:“董事月計其成,有司歲申其令”,育嬰堂的具體主持人雖屬地方紳士,但必須對“有司”負責,接受官方的監管。至道光十六年,官府對慈善機構的管理更加具體和直接,如蘇州官署為蘇州育嬰堂改設章程,選派官員接管育嬰堂帳目、產業、收入,負責操辦各項具體事務,由官方管理和經營救助機構。總之,江南慈善業在清代前期多為民間自行籌辦,由地方士紳主導;但清中后期,官方色彩漸濃,官督紳辦或官督商辦,甚至轉由官府直接管理。

三、清代江南民間慈善事業的社會意義

清代江南民間慈善事業,是傳統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的傳承和體現,而社會財富的分配失衡是其存在的根源。大量民間慈善機構的存在對維持社會穩定顯然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也是官府重視慈善的重要原因。而作為民間精英群體的地方士紳積極參與民間慈善,一方面出于對傳統社會責任意識的堅守和實踐,另一方面民間慈善也是他們參與社會管理、施展抱負的重要途徑,而維持安定的社會環境也是保證其群體利益的潛在需要,在這一點上的認識與官方高度一致。我們應該看到,江南民間慈善業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而興盛的,是社會結構劇變的一個副產品,既是維護社會即有秩序,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整合的工具,同時也是今天我們剖析清代社會危機,研究清代社會變遷的獨特觀測手段。

參考文獻:

[1]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2]孟彭興.16、17世紀江南社會之丕變及文人反應[J].史林,1998.2.

第9篇：商品經濟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設計管理 功能 商品經濟

一、設計管理的概念

設計管理(Design Management)簡稱DM，其概念由英國設計師Michael Farry于1966年首先提出，“設計管理是在界定設計問題，尋找合適設計師，且盡可能地使設計師在既定的預算內及時解決設計問題”。這一定義是站在設計師的角度提出定義的。其后，英國和美國的一些設計管理課程由此大概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把設計管理列入現行管理課程，偏重于設計，這是屬于管理系科的；另一種是將管理注入設計課程中，偏重于管理。［1］

隨著現代市場化的發展，設計對于企業的作用在不斷增大，設計是增加企業生產力、使商品具有獨創特性的戰略手段。設計管理也日益彰顯其重要地位。如何使企業各職能部門間實現一體化連接，實現企業資源在企業中的最優化配置，這就涉及到了如何解決設計與管理的關系問題。

二、現代商品經濟下設計管理的主要功能

1.改變設計對個人的能力與經驗的依賴，讓設計更加科學

傳統的設計更多依賴個人才氣、靈感和經驗。傳統的“設計師”的工作中心主要偏重于感性的設計創意，是表現與實施方案上做探討與決策的執行者。他們可以通過才氣、靈感和個人經驗讓設計獲得成功，尤其是賣方市場的時候。而設計管理使產品開發設計更加科學。設計不是藝術家的即興發揮，也不應是設計師的個性追求。在現代的經濟生活中，設計越來越成為一項有目的、有計劃、與各學科、各部門相互協作的組織行為。不按設計科學規律和特點的進行管理，將會造成企業在各項管理工作的混亂，從而給企業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

2.設計管理能夠整合團隊的力量，讓設計更加有效

設計管理有利于團隊整合作用的發揮。傳統設計往往以個人獨立設計為基礎，不需要更多的人參與到設計過程中來。然而，隨著現代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大型企業、越大型企業不斷出現，設計的內容也從簡單向復雜，參與設計的人數也在不斷地增多，有的大型設計甚至需要上萬人的參與，顯然傳統的設計無法完成這些復雜的設計工作。設計管理的整合首先是設計組織的有效整合。設計管理跨越了企業中傳統的部門界線，有利于部門之間的緊密協作，這些協作包括設計組織的設置管理和各部門關系的協調.同時，不同的設置形式反映了設計部門與企業領導的關系，與企業其他部門的關系以及在開發設計中不同的運作形態。

設計管理的整合重點是人員的整合利用。對人員的整合要堅持“以人為本”，通過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研究與開發管理活動，將設計師們的聰明才智充分地整合起來，最大限度地發揮設計團隊的潛能。由于不同設計師具有不同的性格修養、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等，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設計師之間的協調；設計管理還要讓團隊成員在合作的基礎上保持競爭。設計管理還包括對團隊成員的協調工作和對設計師的管理，如制定獎勵政策、競爭等機制，以此提高設計師的工作熱情和效率，保證他們在合作的基礎上保持競爭，讓設計師的創作靈感得到充分發揮。設計管理的整合還包括對各方資源的整合。通過整合包括資金資源、物質資源、信息資源等各方面的資源，使各方面的資源都能夠為設計的目標服務，從而達到各方資源“物盡其用”的整合目的。

3.更好地調控設計過程，讓設計適應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隨著市場越來越復雜，競爭越來越激烈，現代商品經濟發展更新的速度不斷地加快，商品的生產和更新的周期在不斷地縮短，僅依靠個人經驗和能力，顯然無法對自身的設計根據市場的需要進行及時反饋與改進，無法及時解決設計過程中的意外事件。影響設計成敗的因素很多，有設計師個人的技能與修養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設計的管理體制，好的管理有利于及時獲得市場信息，設計出針對消費者心理需要的產品與服務，甚至通過設計改變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從而達到為企業創造新的市場的目的。

三、結束語

“設計”與“管理”的結合，是設計適應現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設計管理讓設計更加系統、科學，從而提高了設計的效率，讓傳統的設計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設計管理時代。成功地運用設計管理，可使企業從戰略策劃階段開始就占據經營發展的先機，為企業在商品經濟社會中開展競爭奠定良好的基礎。當然，設計管理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在我國的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還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這也需要我們的設計者和管理者不斷地創新和完善，才能更全面地發揮設計管理的功能。

參考資料：

[1]徐剛.論設計管理的理論內涵及其程序結構[J].經濟經緯，2007（4）：96-98

[2]楊君順，葛騰.論創新思維與現代管理優化[J].輕工機械，2006（3）：4-6

[3]袁雪龍.淺談對設計管理的認識[J].商場現代化，2008（27）：43

[4]王躍生.設計管理的提出及其理論框架[J].藝術百家，2007（1）：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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