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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 宏觀經濟 政策 推動 經濟發展
縱觀我國現有的經濟現象，不難發現其中所存在的諸多問題。隨著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經濟變化的形式也變得復雜繁瑣。所以，極容易出現經濟膨脹或者經濟緊縮的現象，而能夠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則是進行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控。所以，本文就重點談論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如何推動經濟發展。
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概述
（一）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
雖然，在不同階段所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不變的。其主要目標則是促進經濟不斷增長，使我國就業率增加，保持國際間收支平衡。而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的目標則是：抑制通貨膨脹，優化內部經濟結構，同時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以此來實現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穩定。但是，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必須要根據利弊得失進行判斷，從而制定出合理的經濟政策。
（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
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多數為供給管理、需求管理以及國際經濟政策。供給管理是通過調節總供給進行調控經濟，從而實現政策目標。需求管理則是按照調節總需求來實現政策目標調節經濟的工具。國際經濟政策則是對國際經濟關系之間進行調節經濟的工具。
（三）宏觀政策內容
宏觀政策內容具體包括：國家為了達到增加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以及有效改進國民經濟運行緩慢的現狀，為了達到以上目標而制定的具體措施以及指導原則。它還包括國家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確定地區發展策略，以及相關產業的政策、物價政策、收支政策以及物資流通等政策。
二、如何利用宏觀經濟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一）明確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政策
近年來，我國經濟較為突出的地方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房屋價格持續走高。第二、消費品價格普遍上漲。第三、能源價格急劇增高。第四、通貨膨脹。所以，針對這些問題我國應該出臺相對應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節。這樣一來有助于良好的推動我國經濟不斷發展。對于物價持續走高的情況，我國應該加強對土地的控制，有效的減少土地供應量。同時也應該對房產地行業的資本市場進行合理的調控。例如有效的控制房地產企業上市的數量。對于消費品價格普遍上漲的情況，國家應該采取有力的物價調控政策。從而及時將物價穩定在一個固定水平上。而對于通貨膨脹的情況而言，國家則可以通過控制物價來減少通貨膨脹的情況。
（二）中央應及時落實實行雙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
雙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及貨幣政策從本質來說則為“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所謂中性宏觀政策即是不同于緊縮性以及擴張性經濟政策的調節力度。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是一種微調節并且適度進行擴張以及緊縮的政策。所以，將傳統的調節模式進行改革，并向中性宏觀政策進行過渡。這樣一來，能夠從客觀上有效的抑制諸多企業投資過快的需求，進而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中性宏觀經濟政策實質的意義。其實質意義在于既要預防通貨膨脹的萌芽又在于預防通貨緊縮現象再次發生。通過中性宏觀政策不但能夠解決因為過度投資所剩下的生產能力，有能夠抑制過度建設所形成的產能過剩。這樣一來就能夠有效的實現雙方的目的。
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對比較突出的問題進行解決。例如在鋼鐵、水泥以及機械等投資過熱的行業進行調控。并且同時也要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薄弱行業進行大力支持。例如西部開發、農業、以及生態環境等經濟薄弱環節進行適當刺激經濟內需的工作。這樣一來，通過適度的調控，不但能夠克服現在所存在的經濟問題，又能夠讓我國經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所以，所謂的中性宏觀調控政策就是將結構與總量的調整結合在一起，并同時將需求以及供給進行結合，將長期與短期發展進行結合，這樣就能夠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持續穩定。
三、結束語
宏觀經濟政策作為一項能夠有效調節經濟問題的手段，能夠通過國家或者政府有計劃使用，進而達到實現宏觀調控經濟的政策目標。而宏觀調控也是公共財政所具有的職責。具體包括為彌補市場失效所帶來的不良影響以及向社會提供服務的政府分配等一系列行為。雖然，我國向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尚未實現，但是計劃經濟的影響仍然存在。但是這不能否定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所以，中國如果想要有效的推動經濟發展，實施宏觀經濟政策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陳守東，劉琳琳.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J].當代經濟研究， 2013
這些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靶向”：進行大規模財政刺激，采取等同于美聯儲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積極貨幣政策，以及提升日本經濟競爭力。顯著提高日本經濟的競爭力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未來數年，安倍經濟政策只能依靠前兩項。
由于日本的債務與GDP的比值已接近2：1，是全世界最高。日本政府很難在不制造更大的債務負擔下在財政刺激政策上有大作為。而負債與GDP比率如此之高，正是因為自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日本政府一直將財政刺激作為刺激經濟的主要手段，但已經基本失敗了。
過去20年，日本短期名義利率一直在0上下徘徊，一定程度上這是由財政政策和其他經濟刺激政策造成的。而長期名義利率也一直維持在低位。安倍經濟學希望日本央行大規模買入債券及其他資產，以期進一步降低長期實際利率，同時大規模增加銀行貸款和貨幣供給。銀行貸款和貨幣的大規模增加可能會終結多年的通貨緊縮，并且使物價回升，這一政策的目標是使物價年均回升2%。
政府希望通過降低長期利率、發放更多信貸來刺激投資和創新，進而持續加快日本經濟的增速。而實際利率降低會促使日元在國際市場上貶值，這將導致全球投資者對日本債券和其他資產投資興趣降低。而日元貶值，這是指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后的貶值，將會擴大國外消費者對日本出口商品的需求。
那么，安倍經濟政策及其主打手段——央行大規模資產買進，能否有效加快日本經濟增速呢？日本正試圖效仿美聯儲——美聯儲在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大規模買入資產的做法成功地降低了損失，使美國經濟復蘇起來。美聯儲的做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在危機初期即開始實施，試圖阻止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之中；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和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則是在美國經濟進入蕭條后開始實施，而實施這兩項計劃的目的是降低失業率，提高GDP增速。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波動；股市波動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經濟發生了嚴重的泡沫經濟，地價和股價出現暴漲，個人消費迅速上升，銀行帳面資產“一夜之間”變大。但是，1990年以后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相繼破滅，最后導致整個泡沫經濟的崩潰。泡沫經濟崩潰以后，日本經濟出現了勞動力過剩，設備過剩，不良債權迅速增加，個人消費停滯等嚴重現象，使日本經濟陷入了十年的長期低迷。日本的教訓值得世界各國汲取。
那么，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那次經濟波動中，日本的財政政策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起到了什么作用?為什么日本股市從1985年的11000多點漲到1989年的39000多點，然而又滑落到2002年的8000多點?換言之，日本的財政政策是如何影響股市波動的?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展開研究。
一、財政政策對股市影響的內在機理
現代經濟生活中，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變化與股市波動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從長期來看，經濟周期決定著股市波動的周期，經濟波動是股市波動的基礎。在一般情況下，投資人會通過觀察宏觀經濟景氣情況的變動，來決定自己買賣股票的行為，從而經濟波動影響著股市波動。那么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也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股市的波動。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是引起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會引起投資者心理預期的變化，從而引起股市波動。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對經濟運行趨勢的影響確實很大。經濟波動的周期決定著股市波動的周期，股市波動雖然有時會與經濟波動的趨勢發生背離，但最終會趨向于經濟波動的走勢。
經濟政策的變動和經濟波動與股市波動，三者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當政府發現經濟出現問題時，會采取經濟政策進行干預，這時股市通過對政策的預期率先做出反應，表現為短期波動；當經濟政策對經濟波動發生作用后，股市又對經濟波動產生反應，產生新一輪波動并對前一次波動進行修正。從經濟政策變動到股市波動的路徑有兩個，一是經濟政策的變動直接影響股市波動；二是經濟政策變動通過影響經濟波動，進一步影響股市波動。
本文重點分析財政政策對股市波動影響的內在機理。財政政策從實施方向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當經歷了長時期的良好的經濟增長及經濟活動后，整個經濟會出現投資的增長速度連續幾年明顯快于GDP的增長，消費的迅速增加引發物價水平迅速上升，社會資金出現流動性過剩等情況。為了避免由于過度投資造成生產能力過剩、過熱的需求引發高通貨膨脹，從而阻礙經濟增長，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的不良影響，這時政府通常會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為經濟降溫。一方面減少政府購買來縮減財政支出，另一方面開征新稅種或提高原來的稅率來增加財政收入，從而達到為經濟降溫的目的；與此相反，當出現經濟增長徘徊不前，投資和消費長期低迷，通貨緊縮等情況時，政府會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提振經濟，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減免稅收等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變動對股市波動的影響的具體路徑從圖1上可以看出：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在心理預期作用下，股市已經開始上漲；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導致消費需求增加，物價水平開始上漲，人們為了保值進行股票投資，股市會進一步上漲；當政府為了控制經濟過熱和抑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特別是緊縮性政策的作用開始顯現時，如一些經濟指標開始出現下降時，投資者預期經濟形勢走壞，股市開始下跌。
二、日本1985－2002年間的財政政策回顧
從戰后開始，日本一直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不斷采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期間，日本的經濟政策運用地非常成功，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到80年代初，日本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工廠”，成功地擠身于世界經濟強國之林。本文這里主要回顧一下1985―2002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
為了更好地說明上述時期日本財政政策的變化，首先我們了解一下1980―1984年期間的財政政策。為了抵抗石油危機對經濟沖擊的影響，日本自1975年開始發行了大量的國債，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結果導致赤字增加，財政狀況逐步惡化。為了挽回局面，日本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財政重建計劃”(張2005)，其核心內容是：在不增加稅負的條件下，縮減財政開支，逐漸擺脫依靠發行巨額國債來維持財政的困境，最終實現財政預算平衡。主要措施有：嚴格控制財政支出規模的增長速度，一般會計支出的增長控制在名義經濟增長率之下；精簡機構，壓縮社會保障支出；實行稅制改革；推行公有企業民營化。其核心內容就是力爭在不增加稅收的前提下，減少財政支出，到1984年實現擺脫依靠發行特例國債來維持財政的目標。具體過程為：1980年，以壓縮國債發行額為前提，制定了比1979年度減少1萬億日元的國債預算，邁出了財政再建的第一步。1982年開始“零增長”計劃，日本政府對財政預算提出規定：各省廳的支出不得超過上年度。然而，由于這時期世界經濟不景氣帶來的沖擊，導致日本經濟增長率降低，因此稅收收入也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通過增加國債的發行來解決資金來源，其結果是當初制定的，到1984年實現財政預算擺脫依靠發行特例國債的目標落空。最后把實現這一目標推遲到1990年，實際上到1991年才實現，這就為1987年以后產生泡沫經濟埋下了伏筆。
在1985―1900年期間，財政改革繼續以緊縮開支為方向，但日本政府為了避免1985年“廣場協議”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給經濟帶來的沖擊，分別在1985年10月、1986年4月、9月、1987年5月四次實施了擴大內需的政策，特別是1987年5月事業支出規模達5萬億日元，所得稅減稅1萬億日元(張玉棉2005)。同時，在1987年和1988年實施了兩次稅制改革，所得稅由原來的10.5％－70％、15段降到10％－50％、5段；法人稅從42％降到37.5％(童適平2002)。這實際上表明1985年末到1987年間日本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從而成為引發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出現泡沫的一個誘因。股市在政策基本面和宏觀經濟基本面都向好的情況下，開始一路上漲，發展成股市泡沫。股市的大漲，又刺激了國內需求的迅速增長，整個經濟都出現了泡沫。面對一片繁榮的景象，日本政
府的機會來了，1989年開始增設稅率為3％的消費稅，這雖然為1991年實現赤字為零的“財政重建計劃”立了大功，但卻和隨后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一起把經濟泡沫擊破。股市泡沫率先破裂，到1989年底股市開始崩潰。特別是1992年開征了“土地持有稅”，結果人們紛紛拋出地產，房地產經濟迅速衰退，股市也是進一步下跌。
面對泡沫破滅后的經濟衰退，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日本政府在1992年3月開始了“經濟景氣對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具體措施是：圍繞公共投資，多次擴張財政支出和減稅政策。這一時期財政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以恢復經濟增長為目標，擴大財政支出和減稅，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缺口通過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低迷。財政支出方面的具體措施詳見表1；減稅方面的具體措施詳見表2。
三、日本財政政策變動對經濟和股市波動的影響
1985―1990年期間，日本財政政策實行財政重建計劃，但為了防止經濟增長放緩，日本政府開始增加財政支出，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臺了財政刺激措施，日本經濟1986年出現了小幅調整以后，1987―1990年開始出現加速增長，GDP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4.2％、6.2％、2.8％和5.1％，平均為4.6％，比1986年的2.9％高出了約50％。日本的股市也開始節節上揚，從1985年末的12000點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最高點39600多點，在短短的4年的時間里，上漲了2.3倍，年均漲幅約為60％，遠遠超過了GDP的平均增長速度，是GDP的平均增長率4.5％的13倍多，參見表3。
在1991―2002年間，GDP增長率從1991年的3.8％迅速下降到1993年的0.3％然后出現反彈，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刺激下，到1996年恢復到3.4％；看到經濟開始復蘇，日本政府停止了擴張性財政策，再加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GDP增長率又開始下降，到1998年為－1.1％；為了挽回局面，1998年4月日本政府又開始加大財政支出，GDP增長率在2000年反彈到2.8％，然后又下降到2002年的－0.5％。這期間從1993年的第一個低點到2002年歷時整整9年，這就是著名的“失落的10年”。從1990初開始，日本股市開始一路下跌，到1992年7月跌到了16000點以下，然后開始了調整期；從1992年7月到1996年6月，四年時間內在14500―22500點之間振蕩徘徊，從1996年7月又開始下跌，到1998年9月下跌到13400點左右，跌幅高達40％；從1998年10月開始出現反彈，反彈到2000年3月的20300點左右，然后又開始下跌，到2002年底跌到了8500點左右，跌幅58％。
為了進一步形象地說明日本財政政策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我們把1985―2002年期間日本財政支出變化、GDP增長率和股市走勢做成一張圖來進行觀察研究，參見圖2。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985―1990年實施財政重建計劃期間，日本的經濟和股市都處于上升之中；在1992―1996年期間，財政政策刺激了經濟的小幅反彈，股市也一樣，1996―1998年期間，政策效應消失后，經濟開始滑落，股市也隨之下跌；1998年4月一2002年，開始重新采取措施后，經濟和股市都有所反彈但又很快下降。由此可見，在1985―2002年期間，財政政策先是刺激了經濟與股市的大幅度上漲；但在1992年以后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到2000以后已經基本失效。
四、結語
1980年以前的日本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增長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卻留下了“赤字問題”。在1980―1900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在解決赤字和刺激經濟增長之間徘徊不定，最后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發生。特別是在1985年廣場協議以后，日本開始實施略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大了財政的支出。這與它的財政重建計劃相矛盾，這也說明政策制定者沒有考慮到未來會出現經濟泡沫和股市泡沫。從表面上看，到1991年日本完成了財政重建計劃，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泡沫經濟帶來的豐厚的稅收收入對日本的一般會計預算平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實際上在1985―1990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是從泡沫中抽出的資金又放回到了泡沫之中從而導致了泡沫的不斷膨脹，最終導致股市泡沫的發生。為防止經濟過熱而采取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一起擊破了泡沫。并在泡沫破滅后，繼續加征土地持有稅，結果了導致經濟走向衰退和股市進一步下跌。
英國上月消費價格指數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特別是石油價格的驟降。受歐債危機沖擊，全球經濟出現明顯不景氣的跡象，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截至5月31日，倫敦金屬交易所3月期銅價格較上月底收盤價每噸下跌987美元，跌幅高達11.76%。美國西得克薩斯輕質原油國際市場價格暴跌21.2%，為2008年12月以來的單月最大跌幅。
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讓消費者從中獲益。隨著國際石油價格的暴跌，英國市場上成品油價格出現下降，5月份柴油平均價格為每升1.433鎊，較上月下降了0.044鎊。同時，市場上的葡萄、香蕉、梨、油桃等水果及蔬菜、礦泉水、飲料價格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通脹壓力的緩解，使英國政府看到了推行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希望。持續惡化的歐債危機一直沖擊著英國的經濟環境，政府一直試圖通過采取緊縮政策來抵御經濟風險。然而緊縮政策也帶來了許多副作用，如社會矛盾加劇，經濟活動萎縮等。在處理歐債危機問題上，英國需要通過壓縮公共開支，來防止希臘悲劇在英國上演，但同時也需要培養自身的經濟活力，以健康體魄來抵抗危機的侵害。在這種背景下，英國政府應適時對經濟政策給予適度調整，而消費價格指數的下降無疑提供了一大契機，成為擴大量化寬松政策的支撐點。
事實上，自6月中旬以來，英國政府擴大量化寬松的調門就越來越高。14日，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在年度金融會議上表示，他正在同英國央行合力“部署新火力”，因為各方擔心歐元區的動蕩可能導致英國出現嚴重信貸緊縮和利率上升。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爵士則提出，“實施進一步貨幣寬松政策的理由正在增強”。與此同時，英國貨幣委員會內部支持量化寬松政策的力量大增。據悉，所有委員都認為同5月份相比，6月份通脹風險趨于下行，近期商品價格下滑以及最新的薪資數據顯示，通脹前景十分疲軟，擴大量化寬松政策比降息更具優勢。
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的局面，南歐國家的處境也相當不利。不像歐元區的其他國家，它們的負債率要高得多（很多債券由國際投資人持有），支付負擔沉重，銀行業面臨挑戰，需要進行經濟結構改革。除此以外，兩年來一味醉心于施行財政緊縮政策，對經濟增長關注不足的結果，更讓南歐未來的增長前景雪上加霜。
在這些國家努力掙扎、試圖控制經濟下滑幅度的同時，它們還面臨著通貨緊縮和不得不下調利率的壓力。隨著荷蘭、法國、希臘、德國選舉活動的推進，歐洲經濟政策正在從倡導緊縮轉向注重增長，歐元區原有的政策共識正在被逐步拋棄。壞消息是大家已經浪費了兩年時間，該地區經濟形勢更加脆弱，而實實在在的經濟結構改革還要多年以后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
讓我們從1980年代開始，展望到2020年，集中考慮人均GDP指標，這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南歐地區的經濟景氣狀況。
未來十年間，法國經濟狀況將與德國大致相當。兩國都要到2010年代中期以后，才能恢復危機之前的增長水平。目前，德國略勝一籌，但是到了2010年代晚期，法國有望超越德國，人均GDP達到五萬美元以上。
在1990年代初，西班牙經濟繁榮程度還要比意大利落后35％至40%，但在全球經濟危機之前的二十年，西班牙經濟增長強勁，盡管先后經歷過三次高失業率的沖擊。2008年，西班牙人均GDP僅比意大利低10%，到2020年，差距將進一步縮小至5%。
1980年代，葡萄牙人均GDP比希臘還要低40%，三十年后，兩國差距縮小至20%，到2020年，還有望進一步縮小至15%。1980年代，法、德、意三國人均GDP水平還大致相當，而數字彼此接近的希臘和西班牙兩國，都要比這三個國家低得多。葡萄牙更是大大落后于其他大多數南歐國家。
到2020年，相對富裕的國家（法國）與最為貧窮的南歐國家（葡萄牙）之間的人均GDP差距，將不再是75%，而是50%，這是好消息。
壞消息是，自1990年代以來，意大利經濟景氣狀況持續下滑。未來一段時期，意大利只能與西班牙為伍，經濟上已經失去了與德法并駕齊驅的資格。相應地，希臘也已經大大落后于西班牙，如果錯誤的經濟政策持續下去，經濟還可能會繼續萎縮。
按照在全球經濟中的整體重要性衡量，南歐國家經濟正在衰退。1980年，他們還可以占到全球經濟產出的13%。而到2020年，將縮水一半，下降至6%。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貨幣政策一直在承擔維持總需求、刺激經濟增長、防止發達經濟體通縮方面的大部分重任。就財政政策來說，它會受到龐大預算赤字和公共債務膨脹的掣肘，許多國家甚至實施緊縮政策來確保債務可持續性。然而，八年過去了，是時候找人接棒了。
作為刺激經濟的唯一手段，中央銀行被驅使去采取愈發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它們首先將利率削減至零，后來又推出了前瞻指引，承諾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將政策利率維持在零。很快，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又接二連三地啟動量化寬松政策，大量購買長期政府債券以降低其收益率。它們還放寬了信貸政策或收購私營資產，以減少私營部門的借貸成本。最近一些貨幣當局（歐洲央行、日本銀行、其他幾大歐洲國家央行）已將利率調為負值。
雖然這些政策可以在提振資產價格和經濟增長的同時防止通縮，但其效力已達到極限。事實上，負政策利率可能會損害銀行盈利，并挫傷其發放貸款的積極性。至于量化寬松政策，央行可能最終會面臨無國債可買的困境。
但大多數經濟體還遠未恢復到正常水平。如果低于正常趨勢的增長持續下去，貨幣政策很可能會耗盡解決這一問題的工具，尤其是經濟、金融、政治和地緣政治等尾部風險也對復蘇構成影響的時候。不論出于何種原因，一旦銀行減少對私營部門貸款，貨幣政策可能就變得不那么有效，甚至適得其反。
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將成為唯一剩余的有效宏觀經濟政策工具，也就不得不承擔起更多對抗經濟衰退壓力的責任。但不必等到央行耗盡彈藥，我們現在就應啟動財政政策。
首先，得益于痛苦的緊縮政策，赤字和債務已有所下降，意味著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如今至少擁有一些財政空間來刺激需求。此外，央行的近零政策利率以及借助量化寬松措施實現的有效債務貨幣化，將加強財政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而長期政府債券收益率正處于歷史低點，使政府在增加支出或減少稅收的同時得以用低廉的成本為赤字融資。
最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需要維修或更換老舊衰敗的基礎設施，在如今債券收益率極低的情況下，這算是比政府債券回報率更高的投資形式。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增加了總需求，還增加了總供給，因為它有助于提升私營部門的生產力和效率。
好消息是，雖然依舊將緊縮言論掛在嘴邊，但G7的各發達經濟體似乎準備開始更多地依靠財政政策提振疲弱的經濟。
加拿大政府已經宣布了一項計劃以增加公共投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決定推遲明年可能導致風險的消費稅上調，還宣布追加預算以提高家庭部門的購買力；英國放棄了在2020年之前消滅赤字的目標。
甚至歐元區也有一些動作。德國將在難民、國防、安全和基礎設施方面增加支出，同時適度減稅。隨著歐盟委員會在政策目標和上限方面表現出更多靈活性，歐元區其他地區也能更有效地利用財政政策。如果全面實施的話，“容克計劃”將推動整個歐盟的公共投資。
關鍵詞：宏現調控；政府失靈；主流宏現經濟政策；經濟泡沫
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活動中起基礎性作用，以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失靈”。同時，在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和長期發展戰略方面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嶄期時期，宏觀經濟調控將面臨新的挑戰。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靈”問題
所謂“政府失靈”是指政府干預經濟不當，未能有效克服市場失靈，卻阻礙和限制了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從而導致經濟關系扭曲，市場缺陷和混亂加重，以致社會資源最優配置難以實現（劉俊奇，1999）。具體地說，“政府失靈”表現為以下幾種情形：其一，政府干預經濟活動達不到預期目標；其二，政府干預雖達到了預期目標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預活動達到預期目標且效率較高但引發了負效應。
析“政府失靈”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政府對經濟的認識難以完全符合經濟規律，即使一定時期抓住了規律，然而規律本身是發展變化的，因而不可能窮盡。進而，政府的決策不可能完全正確；2.政府角色錯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進市場論”的基本角色，干預的范圍和力度過大，超出了矯正市場失靈、維護市場機制順暢運行的合理界限；3.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是依靠市場主體的驅利動機來實現政府調控目標的。而政府干預的目標、手段可能與市場機制運行的要求、微觀主體的目標和情況相沖突。因而，宏觀調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來完全左右；4.政府的組織機構、運行機制不可能完全統一和協調，因而可能導致政策的制定、執行的非科學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員的腐敗和政策的不恰當可能導致“尋租活動‘的大量存在，從而扭曲了經濟關系，障礙資源的合理配置。
我國這幾年：“政府失靈”的例子主要有：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上市指標搞行政切塊分配；貸款權上收，城市合作銀行合并，農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許甚至鼓勵行業自律價格的存在；恢復對糧棉收購的管制；物價持續走低；民間投資和消費啟而不動等。
當前，我國“政府失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錯位時常出現，往往干預過度，破壞了市場機制運作的合理界限。這是由于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影響還在發揮作用；二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難以達到預期目標。這主要是由于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已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政府還不能充分把握其運行規律。如何克服這兩大問題，是我國近期防止“政府失靈”的主要任務。
二、如何實施主流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轉變
關于當前宏觀經濟中的困境即物價持續下跌（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們已闡述得很充分了。筆者認為理論界從整體上已達成了共識，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復述（參閱江勇、熊正棟，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們對當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質判斷，筆者不敢茍同。如“經濟發展新階段一個主要的標志就是所謂階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參見張曉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種“V”型理論認為經濟會迅速上升等等，這些把我國當前出現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看作是階段性的，即使他們也可能意識到這種局面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存在。然而，我們的觀點是：“有效需求不足”是體制改革的結果，搞市場經濟就要長期面對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更進一步地說，“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場經濟的共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
同時，買方市場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我國的主要矛盾已轉移。我國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產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因為“有效需求不足”隱含著人們有需求但沒有足夠的支付能力（這與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經濟轉軌時期，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仍然是如何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不僅僅指總量增長，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長質量和增長效益。而要提高增長質量和增長效益，退回到原有體制是不可行的，這已為我國的實踐所證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體制改革，加強宏觀調控。而通過深化體制改革，通過市場經濟的完善來實現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增長效益與質量的不斷提高，就必須不斷擴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國的主流宏觀經濟政策由過去的以收縮性為基本特征的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為以擴張性為基本特征的宏觀經濟政策（關于過去的主流宏觀經濟政策可參見吳曉求，1998）。
然而，政府在這種“有效需求不足”約束下的宏觀調控力度不足，手段選擇和效果還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過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以拉動內需，確實起了一些作用。但從1999年上半年國有經濟增幅下降的事實表明，這次宏觀調控只是啟動了國有經濟的短期增長；雖然1999年財政政策、收入政策著眼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目標（參見陳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與中長期發展相結合，但由于體制性約束，效果一時難以體現。由于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退出機制的缺乏，銀行體制改革滯后，投融資體制的扭曲，使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的是更積極有效的制度選擇與安排，可這是需要時間的。同時，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過程中，宏觀調控的效果越來越受到微觀主體運行機制的制約：宏觀調控的實施是通過微觀主體的驅利動機來實現的，而不能由宏觀調控主體直接決定；宏觀調控的效果如何，決定于宏觀調控的方向是否與微觀經濟主體的運行機制相適應。這樣，實現主流宏觀經濟政策有效轉變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培育市場主體和規范市場運行機制，二是使宏觀調控的作用力與市場經濟微觀主體運行機制相適應。
三、如何防止宏觀經濟政策失效
當前宏觀調控領域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經濟開放度日益加大。這兩大問題都對宏觀經濟政策提出了挑戰。在前一部分中，我們闡釋了我國主流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并指出，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受微觀主體運行機制的制約，這是防止宏觀經濟政策失效的一個方面。同時，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還受其自身特點的限制。
（一）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對宏觀調控有效性的限制
1、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擴張限度有限（參見張曉晶，2000）。財政擴張的限度一般用債務負擔率（即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單看狹義債務負擔率（主要指國家財政統借統還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中國則處于一個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還不到10％（發達國家幾乎都在50％以上，歐盟的標準是60％）。但考慮到“中國特色”，政府實際的債務負擔還應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門或國有企業的國外借款以及銀行不良貸款。這樣，1997年底我國最大債務負擔率已接近50- 60％。按我們的觀點，當前社會保障體系的大量“空帳”也應計在政府債務之內，這樣政府實際債務負擔率已不低，增發國債的空間已十分有限。同時，1991年至1998年，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減少，近兩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這樣，通過國家財政支配的資源就很有限了。
（2）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兩年，國家采取增發國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1998年發行3891億元，1999年發行3415億元。但在政策運作上將財政投資按計劃分割到各省、區、直轄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項目。這種按老辦法搞財政撥款，很容易出現新的重復建設：“長官項目”、高收入低產出、胡花亂用等問題。結果，1998年底，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19.5％，而非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基本為0（其中：集體經濟投資下降了3.5％，個體經濟投資增長6.1％），從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只有14.1％。并且只影響國有經濟，對非國有經濟影響微弱。另外，最近財政部對1998年1000億國債專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72個重點項目進行檢查，發現已有20個項目的大量資金被挪用和亂用，10個項目屬于“三邊工程”。同時，雖然1999年中央財政提供的技改貼息從1998年的7億元猛增到90億元，力圖通過“四兩撥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財政資金帶動投資需求擴張的目的，但考慮到中國的資金分配格局和信貸結構，這些技改貼息資金恐怕絕大部分又流向國有經濟。然而當前國有經濟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國有經濟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貨幣政策。
（1）M2的增長率還可適當提高。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正相關（米什金，1998）；我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國，高通貨膨脹總伴有M2的過快增長（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脹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過量供應；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脹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過量供應，且1994年通脹高峰時M2供應加速，使得本次通脹的時間延長。但是近幾年，我國M2的增長一直在下降，且當前我國仍處于通貨緊縮時期，因而M2的增長率可適當提高，但不能過高。
（2）信貸萎縮限制了貨幣擴張。自1996年以來，我國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長率逐年下降，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信貸萎縮”現象（樊鋼，1999）。造成信貸萎縮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國有銀行由于壞帳積累不愿再向一些國企貸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國企貸款（存在信貸歧視）；另一方面，經濟生活中非國有的中小金融機構不愿向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于是，存貸差不斷加大。另外，資本市場融資對于廣大非國有經濟來說機會甚小。同時，物價持續下跌，使實際利率居高不下，企業對投資預期不樂觀，企業投資需求不旺。因此，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增加貨幣供應）等，不能啟動民間投資（我所指的民間投資是指除政府財政直接投資以外的一切投資）達不到預期的擴張效應，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擴大“有效需求”。
（二）開放性經濟對宏觀調控有效性的挑戰
經濟的開放必然會對國內宏觀政策的有效性產生影響，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結論。根據此模型，在利率降低、匯率穩定的情況下，會引起資本外流，國際收支狀況惡化；這主要是因為套利活動的存在。同時，在資本有限流動、匯率固定的情況下，財政擴張導致總需求增加，相應凈進口增加，引起貿易余額出現逆差；但隨時間推移，貿易逆差將導致貨幣供給下降，直到總需求回復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三個目標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而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這就是所謂的“三元悖論”。目前，中國選擇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而對資本流動進行管理。一旦資本流動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會打折扣（張曉晶，2000）。
四、如何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背景下防止“經濟泡沫”的產生
所有的“經濟泡沫”都產生于“虛假繁榮”，而“虛假繁榮”，總是有一定的真實繁榮作基礎的。可以想象隨著我國加入WTO的開放度的進一步提高，我國將迎來又一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因而為“經濟泡沫”的產生提供了真實基礎。同時，所有的“泡沫‘都是資本過度追逐利潤的結果，開放經濟和擴張性的宏觀政策使資本逐利競爭更加激烈；這為”經濟泡沫“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我國”經濟泡沫“的產生有以下兩大可能途徑：
（一）國際資本（尤其是國際短期資本）大量進入中國股市、房地產領域。東南亞經濟危機、日本“泡沫經濟”都是在國內經濟一派繁榮的背景下發生的。大量國際資本涌入，促使東道國經濟進一步繁榮，而房地產、股市行情日漸高漲，“經濟泡沫”日漸積累，直到破滅。隨著我國加入WTO和開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國廣闊市場的吸引、政策鼓勵、政局穩定等，肯定會使外國資本投資掀起一個新。這對如何引導外資流向并進一步防止“經濟泡沫”的產生是一個考驗。
一季度的宏觀經濟數據為我們揭示了許多重要的信息，對于我們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要，首先是對于宏觀經濟緊縮政策下經濟增長的評估。 按照所公布的數據，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6149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個百分點。這樣一個結果對于很多人似乎還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好像緊縮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大。但是從貿易順差的負增長、居民收入增長的明顯減緩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價格的上漲等因素分析將證明經濟增長的下滑是實質性的。
2007年貿易順差增長率是47.7％。而2008年一季度，貿易順差41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貿易順差的負增長顯然對于一季度經濟增長不再有任何貢獻。
居民收入的增長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2008年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11.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3.4%（2007年實際增長12.2%）。可以看出城鎮居民的收入實際增長有明顯的減緩，將會影響未來的消費增長。
2008年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6%。但是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價格同比上漲8.6%。扣除價格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的實際增長幅度是14.7%（2007年實際投資增長20%），因此可以發現投資實際增長已經有了明顯的下降。
2008年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8%。分類別看，食品價格上漲21%，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6.8個百分點；居住價格上漲6.6%，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1個百分點；其余各類商品價格略有漲跌。可以看出食品價格和居住價格之外六個小類的商品與服務共同對于物價上升只貢獻了0.2%。因此，2007年以來結構性物價上升的特征沒有變化。
以上分析的一些結論可以歸結如下：
1．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可以從生產法進行核算，也可以從支出法進行核算。按照支出角度分析，在主要經濟推動因素中，貿易順差和投資增長下降是經濟增長減速的主要因素。而且這種導致減速的幅度是嚴重的，應該在3個百分點以上。因此可以看出從支出方進行分析，目前經濟增長大致為9%左右。
2．而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的減速,為今后消費的增長蒙上了一定的陰影,而目前有一些消息,如春節廣交會的結果預示著2008年的貿易順差的發展趨勢也是難以樂觀的,因此經濟增長進一步下滑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3．中國經濟增長的下降幅度過大，將會導致最重要的后果是失業問題的惡化。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就業形勢并不樂觀，如果經濟再大幅度下滑，就業形勢將進一步惡化，應該避免這樣結果的發生。中國宏觀經濟數據中長期沒有失業率的指標，使得人們的關注點一直在物價上，這是不全面的。在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設定上,將控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性置于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之上是不合適的。
4．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如何為大量過剩的農業勞動力提供就業是關鍵。而目前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是提供過剩農業勞動力就業的重要行業，如果這兩個行業大幅度減速，對于就業形勢會產生特別巨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小企業一直是提供就業機會的主要渠道，而經濟下滑的沖擊通常主要由中小企業承擔。
5.2008年的物價走勢繼續呈現結構性的特征，通過有針對性地提高一些有關商品的供應（如食品）就能夠緩解價格的上升。全面的總需求緊縮是不需要的，貨幣的全面緊縮也是不需要的。由于中高收入人群支出結構的變化，食品價格上升的影響并不大。而2007年以來農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可以印證在目前的物價上升中，農民主要受到的是正面的影響。受影響較大的人群是城鎮中的低收入人群，通過財政手段對他們進行補貼就能夠緩解負面的影響。目前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繼續大幅度上升，完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還要指出的是，在經濟下滑中，城鎮中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首先受到傷害，因為他們的競爭能力較弱。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物價將大幅度全面上升，為了防止這樣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下降是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一種聳人聽聞，完全誤導的言論，不能以此為根據制定政策。
6.2007年以來貨幣緊縮的累積效應、后續效應會在2008年逐步釋放。即便不出臺新的從緊貨幣政策，2008年的貨幣政策環境仍然是從緊的，因此經濟增長的下滑還會繼續。
關于通貨膨脹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它已有著較長的歷史，但對通貨膨脹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則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并以此來消除經濟危機（或衰退）、或加速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推行，在對西方國家的經濟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時，卻也使得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西方國家長期遭受通貨膨脹的困擾，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世界各國又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美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試圖通過二次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作用于經濟而解救失業；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后，經濟快速復蘇的同時也遭受了通貨膨脹的侵擾，促使其積極治理通貨膨脹。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政府對待通貨膨脹的不同態度，不僅會關系到全球經濟的復蘇狀況，還將使世界各國面對更加復雜的經濟形勢。因此，有必要對通貨膨脹進行再研究，尤其是對其中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略論
要研究通貨膨脹問題，首先就應該搞清楚何謂通貨膨脹，這就必然需要經濟學界確立一個能夠被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通貨膨脹定義。而在西方經濟學界研究通貨膨脹問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成因有著不同的解釋，因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于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從價格著眼定義通貨膨脹，還是以貨幣主義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從貨幣著眼定義通貨膨脹，其實他們都是將物價上漲（即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定義為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物價上漲定義為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就成為了物價上漲的代名詞。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走市場經濟道路，西方經濟學也就成為了世界各國經濟實踐的指導理論。那么，西方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也就自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所決策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而所謂通貨膨脹，其原意是指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和銀行信用的過度膨脹等，其結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貨幣追求相對較少的商品（包括勞務），導致了商品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而拉動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主要由工資、利潤和進口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銀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率而增加貨幣供應量，造成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結果導致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見，通貨膨脹有主動性和被動性之分。而且西方經濟學家們在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具體分析出其它類型的通貨膨脹，如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等。
當然，季節性、自然災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并不認為此種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因為此種物價上漲并非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通過變動貨幣供應量對物價的上漲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西方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其必定是由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種通貨膨脹現象。因此，雖然西方經濟學家們在對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上不盡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還希望明晰的區分通貨膨脹的概念和物價上漲概念，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即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其結果就必然是物價上漲。這樣，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西方經濟學家們就是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
但是，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僅對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并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顯然是不夠的。例如，當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時，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貨幣供應量。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致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作用于經濟危機時，就將伴隨著物價上漲。由此，這就可以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上漲的過程中，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所產生的作用。
二、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是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所致，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則又是政府（或中央銀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其政府赤字的擴大不能為相應的貨幣緊縮所平衡和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終也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貨幣供應量發生過度的增加，卻既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的，而且還可以由兩者所致。因此，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在引發物價上漲的過程中，對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會產生怎樣的作用。由此，所做的這一分析結果，也就能夠對各國政府在對待通貨膨脹問題和正確決策經濟政策上，起到一點可供參考價值的作用。
（一）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波動，這就有了經濟收縮與經濟擴張之分。當經濟出現收縮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促使經濟的擴張，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但在經濟出現收縮時，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擴大市場需求的作用過程和產生的效果則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來促進大量的投資，使市場總需求得以有效擴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危機。
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如果導致了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就會引發物價上漲。而物價的上漲，也就表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發生了通貨膨脹。這樣，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否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是否發生了通貨膨脹，就可以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來。因而，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從而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這就使得無論是經濟處在收縮階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經濟危機，還是經濟處在擴張階段需要繼續加速經濟增長，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都應該考慮到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直至通貨膨脹的顯現所存在的時滯效應。
由于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所需要時間的長短，也就取決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進而導致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需時間的長短。然而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是否會出現市場總需求不足，無法有一個可獲利的預期利潤率，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無法起到促進投資的作用，從而也就會因為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進而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呢？
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人們就寧愿手持現金而不愿進行投資。在此種情況下，政府所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論增加多少貨幣供給，就都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會去進行投資。那么，按照凱恩斯的這種觀點，在此時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這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不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顯然，凱恩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市場總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卻并不意味著各單個市場的需求也是不足的。這也就是說，在市場總需求不足時，如果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卻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如農產品市場、或能源市場、或房地產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等），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就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包括投機），并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即物價上漲），這就能夠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去進行投資，這也只能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因為，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時，只要是市場總需求不足，卻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則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貨幣逐利的本性，就能夠使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用于投資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通貨膨脹就能夠被物價上漲顯示出來。因此，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而顯示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發生變動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過度增加，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起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進而來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升（即物價上漲）。
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發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來帶動物價總水平上升（即物價上漲）。但是，由于這種物價上漲的同時，并不伴隨著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就無法起到促進經濟快速回升的作用，從而也就無法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如果在此時為了盡快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政府繼續增大貨幣供應量，這就會進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資和投機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進而又會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繼續上升，而市場總需求則仍然會無法有效擴大，從而就將使經濟陷入到滯脹中去。當然，如果存在著那些能夠帶動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的單個市場，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作用于該單個市場，那么該單個市場則另當別論。因為，該單個市場已經成為了經濟增長點。
（二）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若要使經濟及時而快速地回升，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使市場總需求有效地擴大，就能促使企業進行投資和恢復生產，經濟前景被看好，消費需求也就隨之擴大，從而使經濟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則會導致財政赤字的增長和加劇，而為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國債。這就會間接地或者增加貨幣的發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脹，使得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在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促使企業進行大量投資，以及消費需求的擴大（當然現實中還會有出口的回升和擴大），這就會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使經濟快速回升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
雖然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會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但只要由此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并沒有使這種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對經濟的增長和就業就并沒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就成了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時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到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畢竟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即財政政策存在著時滯效應。如果政府為了更快速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時，對于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不加以考慮或被忽視了，采取力度過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且到時又不能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這就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
政府為了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采取力度越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越有利于達到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的目的，但同時也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而且在經濟能夠更快速的回升時，商品流通速度也會加快，隨之貨幣流通速度也就會加快，因為貨幣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決定的。而在此時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就會繼續推升物價的上漲。因此，面對超過社會承受力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包括預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緊縮銀根（因為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是一種貨幣現象）。可見政府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要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其實并非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就在于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后，又能夠保持住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實際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貨膨脹，又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然而，由于貨幣有逐利的本性，貨幣既可以投資來逐利，也可以投機來逐利（當然現實中兩者常會混為一體）。而要使貨幣在投資中進行逐利，就需要有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國際市場外，就是要有足夠的可獲利的國內投資市場。由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單靠市場調節難以有效地擴大國內市場，這就有必要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是可以創造出可獲利的投資市場的，但以貨幣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卻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以債務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則要考慮對內需擴大的影響，以及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這就決定了以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創造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只能是適度的。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還須對目前作為經濟增長點的產業進行干預，如對房地產業的房價進行干預，以控制好房價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另外，政府還應積極支持企業進行創新，以及打破壟斷市場等，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就又需對制約消費市場有效擴大的各種因素進行干預。這樣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而且，與此同時，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政府還需對那些可以進行逐利投機的已發生非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的單個市場進行干預，在必要時則需采取非經濟手段。因為，當投機的逐利市場高于投資的逐利市場時，就不僅無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而且還會發生資金短缺與推升物價上漲的并存現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時，就須對經濟中的各種制約因素進行全方位的考慮。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時，政府就應該考慮到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條件的限制（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資源條件的限制），以及環境保護的要求，會對既要控制住通貨膨脹又要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的制約。這樣，政府的調控經濟政策，在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同時，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就應該是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