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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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既是戰爭與革命條件下，探索東方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客觀必然性的重要問題，也是當今和平與發展時代，堅持與發展世界歷史思想，揭示中國社會主義和平發展道路內在邏輯所不能回避的問題。然而，多年來關于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問題的研究卻為學界所忽視，偶有提及，亦未展開；[1]同時，對于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認識也主要是強調其階級性，忽視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中國家的主權性，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與社會基本矛盾簡單等同起來。[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們往往局限于從國家層次探討社會基本矛盾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但實際上人類系統是國家及其關系的統一，國家僅僅是人類系統的子系統，國家的本質是區域性的政治共同體。對人類系統的考察，既需要探討作為社會基本矛盾載體的國家，同時也要把握文明發展程度殊異的國家關系。這就要求我們要從人類系統整體的高度進一步考察不同社會基本矛盾間的關系，即立足國家的子系統性和主權性把握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全面深入地認識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二者間的聯系與區別，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促進唯物史觀的時代化。[3]

一、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共存性與層次性

人類系統的存在與發展是縱橫向的統一，體現出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聯系與區別，它深刻地表明，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具有共存性與層次性。

1.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共存性。人類文明的存在與發展是時間與空間的統一。也就是說，在時間上，是文明發展的縱向層次演進，表現為以國家為載體的社會形態的依次更替；在空間上，則是文明發展的橫向融合與一體化，表現為突破國家和地區層次的人類系統整體性的不斷增強，兩方面相互促進、內在統一。

正是由于人類文明存在與發展的時空性，文明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其融合發展必然成為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內容。倘若僅僅局限于從國家層面探討文明的縱向層次演進，則勢必否認文明的發展還存在橫向融合一體化的過程，忽視國家關系的主權性以及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特殊性，從而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與社會基本矛盾簡單等同起來，將區域性的國家現象完全等同于人類系統本身，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時空統一性表明，國家與國家關系是區域性與整體性的統一。只要有國家的存在，就會有國家關系的產生，也就必然形成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屬于國家范疇的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具有共存性，社會基本矛盾的存在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形成二者存在必然性，缺一不可。而且，隨著人類文明橫向融合與一體化的不斷提升，人類系統的整體性逐步發展，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共存性日益增強，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也就會愈益制約著社會基本矛盾的演變。

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共存性揭示出人類系統的存在與發展具有時間延伸與空間拓展的對立統一性，人類系統縱向社會形態的更替與橫向融合一體化具有內在的聯系。我們要深化對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問題的認識，避免單純從國家層次縱向社會形態的演變上考察人類社會系統的局限，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視人類文明發展的橫向融合一體化。毋庸置疑，人類系統橫向融合與一體化發展的邏輯基礎是具有主權性的國家關系或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而非僅僅體現社會基本矛盾實質的階級性。我們應認同并堅持階級斗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但階級斗爭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社會形態的縱向層次演變上。忽視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特殊性，否認人類文明發展的橫向融合與一體化趨勢，不可能全面認識社會基本矛盾問題，也難以深刻認識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發展的訴求，不能科學解讀傳統無產階級的國際革命思想何以轉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平發展的時代觀，也就不能科學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更不可能堅持與發展唯物史觀。

2.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層次性。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共存性源于人類系統的整體性，但這種共存卻是人類系統不同層次中的共存，不應將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簡單等同起來。在抽象的意義上，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政治管理三者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基本內容，他們相互間的作用產生人類社會或社會基本矛盾。但從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看，現實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政治管理結構以及社會基本矛盾只能存在于具體的民族國家中。人類社會系統是以區域性國家的形式存在和發展的，具有地緣―利益性質的民族國家是文明發展完整獨立的載體。因此，人類社會系統的現實結構實質上是國家及其關系。國家是階級性與公共性的統一，屬于人類母系統中的子系統，國家與國家關系屬于人類系統的兩個不同層次，不能將國家等同于人類。換言之，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分別屬于人類系統的不同層次，將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簡單等同起來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實際。因此，對人類社會系統的考察，既需要探討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政治管理三者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國家或社會基本矛盾，也要同時把握文明發展程度殊異的國家關系或不同社會基本矛盾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深刻認識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特殊性。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層次性共存揭示出二者相互間的聯系與區別，同時也提供了深化認識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邏輯基礎，即應當立足于國內層次把握社會基本矛盾，根據國家關系探討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

從不同層次上把握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問題，要求我們深化對國家及其關系的認識，正視國家的客觀性，肯定國家的主權性，明確階級關系和國家關系的區別與聯系，科學認識構成國家實質的社會基本矛盾與體現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國家關系二者間的對立統一，突出國家關系對于人類系統發展的重要作用。社會基本矛盾揭示出國家層次內部階級性的實質，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則體現著文明發展的區域性以及國家關系的主權性。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主要特征是主權性而非階級性。階級性與主權性反映著人類系統不同層次上的政治共同體的利益訴求。階級性與主權性二者性質不同，體現出人類系統不同層次的客觀矛盾，但都是人類系統發展的重要動力。重視人類系統發展的橫向融合一體化，強調外部社會條件和主權性對于人類系統發展的促進作用，體現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和平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深化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著力點。

二、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階級性與主權性

由于國家及其關系處于人類系統的不同層次，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是一種層次性并存，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因而具有兩重性，即階級性與主權性。科學認識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階級性與主權性的區別與聯系是深化認識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問題的著力點。

1.主權性是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主要特征。人類系統發展的區域性與不平衡性決定其自身的發展是縱向社會形態更替與橫向融合一體化的統一，也產生了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并存。因此，國家是文明區域性發展的重要載體。國家不僅是階級分化的必然，同時還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是區域性的政治共同體，具有自身的利益訴求，國家的主權性由此構成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根本特征。

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主權性源于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主體是國家而非階級。國家在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中的主體作用在近代資本主義產生以后愈益突出。資本賦予近代以來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新的活力。資本把生產與消費、價值與使用價值分裂開來，并通過這種分裂傾力汲取剩余價值。資本最先把本國生產與消費分裂開來并通過最大限度地壓低國內消費來獲取剩余價值。為了保持高額利潤率及階級統治的穩定，資本便開始向國外擴張，并通過這種擴張轉移國內危機，進一步導致勞資對立的外化并擴大為國際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對立。從歷史進程看，英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后果首先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隨后便出現了19世紀中葉的整個歐洲大動蕩。中國和印度殖民市場的打開使資本主義浪潮在19世紀下半葉從歐洲波及到亞洲。殖民地和宗主國的對立在20世紀下半葉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沖擊下紛紛解體，殖民地轉變為主權國家，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對立轉變為南北對立，并產生了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歷史現象。[4]社會主義是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方式途徑從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的政治基礎。但不言而喻，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產生還是社會主義的興起，都是以民族國家為載體的，而民族國家不過是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及其相互競爭條件下所產生的區域性政治共同體。換言之，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主體是民族國家。

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過程中國家的主體作用表明，不能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一般關系簡單應用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階級性不可替代主權性。國家的公共性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國家利益的客觀性決定了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復雜性，也深刻體現出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主權性實質，因而，我們應當高度重視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對人類系統發展的推動作用。

2.階級性是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重要表現。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中的階級性曾經被過于強調，但也不能矯枉過正，正如階級性不是絕對的一樣，對主權性也不能簡單化理解。肯定并強調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主權性并不否認其階級性的客觀存在，為社會基本矛盾所推動的國家既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平衡的產物，也是社會分工與階級分化的必然。階級性的消亡是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而且階級性的消亡與國家的消亡無疑是內在聯系的。國家的主權性和公共性是具有階級性的主權性和公共性，在對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問題的深化認識中，雖然我們強調主權性相對比較突出，但應立足人類系統發展的縱橫向統一性，堅持主權性與階級性的統一。

當達國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在經濟調節中作用的加強，為本國資本主義在國際市場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擴張奠定了基礎。二戰后，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輸出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掠奪的重要輔助手段。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非常重視本國教育、傳播、出版、音像制品等文化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本身不僅為其創造高額利潤，更為重要的是，借助于這些產品的傳播，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也正在全球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壟斷資本的全球大擴張，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是生產力高度社會化和資本高度國際化的必然產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發展。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是以強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后盾，以跨國公司為主力軍，以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為主要調節機構，以追求全球超額壟斷利潤為目標，向全球滲透和擴張的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使得國際分工由帝國主義初級階段的垂直型分工，發展為現代的行業、企業內部的工序、工藝流程的分工――水平型分工。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各個國家都成為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鏈條上的一個環節，一個以大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全球性生產網絡正在形成。有關研究認為，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全面展開，資本的增殖與周轉在全球范圍進行，形成了資本的國際循環，使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最終形成。[5]

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下，經濟全球化由它們所掌控，經濟全球化的規則為它們所制定。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操縱著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在國際政治經濟交往中以自身利益為準繩制定規則，竭力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控制。由此可見，階級性的消失是一個歷史的漸進過程，我們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國際化階級性的認識應有清醒的態度。

三、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雙向性與整體性

人類系統的縱橫向統一發展揭示出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辯證性與歷史性，一方面，任何區域性政治共同體或國家，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體現著人類智慧的創造，具有其內在的價值；因而，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決不可能是單向的，而是相互競爭與雙向互動的。另一方面，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是人類系統整體演變的產物，既具有鮮明的階段性，又呈現出借鑒創新與彼此融合的趨勢。

1.雙向性反映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競爭性。不同區域的文明都是具體的地理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人類智慧的結晶。因而，任何文明都既有其內在的價值，也存在歷史的局限。文明的“先進”與“落后”都是相對的，不存在超歷史的文明。不言而喻，先進社會形態在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中處于主導地位，但不應將先進社會形態的主導作用絕對化。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實質是處于同一或不同社會形態的國家間的相互影響，不應把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簡單地理解為所謂先進文明對落后文明的單向作用。不僅存在相對先進文明形態對落后文明形態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存在落后的文明形態對相對先進文明形態的推動作用，歷史上大帝國衰亡，后來者居上，不勝枚舉。因此，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是國家間的雙向互動，是主動與被動的辯證統一。

唯物史觀也充分肯定社會形態跳躍發展的客觀性。馬克思在概括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途徑時指出：“在現實的歷史上，雇傭勞動是從奴隸制和農奴制的解體中產生的，或者像在東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樣是從公有制的崩潰中產生的，而在其最恰當的、劃時代的、囊括了勞動的全部社會存在的形式中，雇傭勞動是從行會制度、等級制度、勞役和實物收入、作為農村副業的工業、仍為封建的小農業等等的衰亡中產生的。”[6]因此，資本主義制度有從封建制度的衰亡中產生，有從奴隸或農奴制的解體中產生，也有從原始公有制的崩潰中產生等多種不同方式。

人的社會性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性。通常所說的階級性主要反映著國家層次的政治本質，它產生于社會分工。從人類系統看，區域性的國家是人的政治化的最高形式，這種政治性的根本特點即是所謂的主權。因而，以國家為主體的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雙向互動是以主權為根本的，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必然具有競爭性以及借鑒性，體現出人類社會系統發展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以國家為載體的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競爭性揭示出文明“先進”與“落后”的相對性。正是人類系統整體中不同社會基本矛盾間的競爭，為人類系統縱橫向統一發展提供了文明不斷創新發展的源泉與動力。

需要說明的是，不同社會基本矛盾間的相互競爭并不意味著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過程中不同國家或社會形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競爭與合作是辯證統一的。曾經一味強調無產階級國際革命的極端認識無疑是片面的。中國現代化的和平發展道路突破了傳統大國崛起的霸權模式，乃是基于當代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新特點，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性和政治多極化條件下的必然選擇，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競爭乃是時代演進的客觀要求。

2.整體性體現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融合性。社會基本矛盾體現著社會形態縱向層次更替的內在邏輯，社會基本矛盾的國際化揭示出文明橫向融合一體化的根源。人類系統的發展體現縱向社會形態的演變與橫向融合一體化的相互促進與內在統一。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整體性揭示出人類系統縱橫向統一發展的整合性。盡管人類文明是通過區域性的存在發展起來的，但文明本質的共享性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不斷深化決定著人類系統具有一種內在的整合能力。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整體性影響社會基本矛盾國際化的階段進程，促進社會基本矛盾橫向融合與一體化的發展，也深刻揭示出物質生產的重要作用和唯物史觀的科學性。

第2篇：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資本論》；商品；邏輯結構；唯物辯證法；具體與抽象

一、《資本論》的理論邏輯

1、《資本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在研究《資本論》的理論邏輯時，首先需要尋求一個最基本的范疇作為研究的起點，這樣才能合乎邏輯地推出其他的命題和范疇，才能理解整個《資本論》的邏輯體系。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指出：“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1]第一章又一次提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2]因而馬克思根據研究對象將商品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即“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商品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的萌芽，可以反映出商品經濟中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內容。商品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統一體，共同引起價值形式的變化——產生貨幣，而貨幣在一定形式下轉化為資本，因而商品和貨幣，都是潛在的資本。馬克思對事物及人類歷史的研究，是將研究對象當作一個生物有機體進行層層剖析逐漸推出的，只有從商品這個邏輯起點出發，才能進一步剖析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機體的各個范疇和運作機理。

2、《資本論》的邏輯結構

《資本論》的理論部分共三卷，由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社會生產總過程三部分構成，以商品為邏輯起點，以資本為中心范疇和邏輯主線，形成一個整體的邏輯結構，呈現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貌。《資本論》共分為四卷，內容博大精深，但只有第一卷是馬克思本人親自撰寫、定稿的，所以下文主要分析《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體系。《資本論》第一卷研究的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它的理論邏輯為商品-貨幣-資本-剩余價值-資本積累，這幾個范疇有著一個內在的邏輯關系。商品是《資本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二者的統一，是一種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形式；交換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形式，表現使用價值之間想交換的量的比例。馬克思指出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交換價值是由價值決定的。接下來，馬克思分析了勞動的二重性問題，提出私有制下商品生產產生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二者間的矛盾，這是由商品的二因素決定的。這一基本矛盾決定了勞動產品要轉變為商品，而商品要交換，在商品矛盾的運動過程中就會產生貨幣。因此，可以看出，交換過程非常重要，通過交換，商品才會成為真正的商品，才會產生貨幣。商品的交換過程是商品范疇的邏輯終點，同時也是貨幣范疇的邏輯起點。

伴隨交換過程的發展，貨幣的職能也在發展，貨幣職能的演變發展也預示著貨幣向資本的轉化。而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首要條件就是勞動力的商品化，當勞動力成為商品時，就會產生資本主義雇傭關系，在流通過程中會使簡單的商品流通變成資本流通，資本流通會產生剩余價值即增殖，貨幣才能成為真正的資本。在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之后，由于其追求更多的價值增殖的欲望和資本主義的競爭，使得資本家將剩余價值用于資本積累，也就是剩余價值資本化。

我們通過對《資本論》第一卷的理論邏輯的梳理可以看出，商品、貨幣、資本、剩余價值、資本價值這幾個基本的經濟范疇在各個發展階段環環相扣，緊密聯系，具有一定的邏輯體系。《資本論》的邏輯結構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這些邏輯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過程中產生的，并非是主觀安排的，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

二、《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一個掌握客觀具體的思維過程，是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對所掌握的豐富材料通過科學的抽象，使研究對象在邏輯和歷史上達到統一，來探尋內部的規律。《資本論》一書中所涉及的方法很多，我們不能將其中的一種或者某幾種方法排除在外，大致可以劃分為根本方法、主要方法和一般科學方法。

1、根本方法

唯物辯證法是《資本論》的根本方法，因為研究要在對經濟主體進行高度抽象的基礎上對其本質進行研究，并且必須采用唯物辯證法作為研究的方法論體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別指出，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辯證法。

辯證法在馬克思之前就已經產生了，是十九世紀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成就，一方面也是黑格爾的歷史功績。辯證法是把自然界與社會看作一個變化的有機體，一切事物都在運動和聯系中變化和發展。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主義的，顛倒了思維和存在、精神與客體的關系。然而，馬克思強調：“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辨證方法不同，而且和他的截然相反。”[4]馬克思將辯證法放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認為觀念的東西是外界事物在人腦中的反映罷了。

馬克思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即運用矛盾規律來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和矛盾，分析各矛盾所處的狀態和關系，并尋找解決矛盾的方法。例如對商品的考察就體現了矛盾的方法，當商品交換出現之后，就至少有一部分產品是被有意識的生產出來的。而且勞動產品通過交換成為商品時，它們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就出現了，商品的這對矛盾就發生了。

《資本論》中還運用了質量互變規律來分析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局部量變積累到什么程度才會達到質變。這一規律的運用成功的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以及為新的社會制度做準備的過程。

聯系的方法也被運用在《資本論》的研究中，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做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的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

2、主要方法

（1）科學的抽象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6]運用思維的抽象是《資本論》研究方法的顯著特點，抽象法主要包括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只有把兩個階段結合起來，才能把本質和現象有機的結合起來。但是，首先我們應該對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加以區分，研究的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即從詳細的占有材料開始，從錯綜復雜的現象入手，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形成一系列范疇和概念，科學的認識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規律。《資本論》中的每一個經濟問題的探究，都是從客觀實際出發，以豐富的材料為基石的，而不是從概念和定義出發。而敘述的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是理性認識的進一步升華，研究的終點，就是理論的起點。《資本論》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時，先分析簡單的抽象的范疇，逐漸上升到資本主義社會整體的分析。

（2）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邏輯的方法是指在分析社會經濟現象時要順著經濟關系和范疇的邏輯關系來研究，從較為簡單的經濟關系和范疇逐步過渡發展到較復雜具體的經濟關系和范疇。歷史的方法是指按照歷史的實際演變過程來進行研究寫作。這兩種方法雖是兩種不同的方法，但他們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在《資本論》中，從商品出發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符合從簡單到復雜的邏輯方法，也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歷史的發端也是思想進程的發端，思想進程的展開式歷史過程在理論范疇和概念的演繹形式上的反映。”[7]

3、一般科學方法

除了上述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之外，《資本論》借助于數學的方法，使經濟規律的揭示和表達準確并且定量化。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在《資本論》中濫用過或者炫耀過自己的數學能力，而是一直追究以精確簡潔的方式表達自己研究對象的性質。《資本論》中系統的方法也得到廣泛應用，系統方法中的整體性原則、有序性原則、動態原則和總體優化的原則在《資本論》中都有體現。此外，觀察法、統計方法等都運用在《資本論》的研究之中。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47. 

[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4]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22.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119. 

[6]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第3篇：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 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 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第4篇：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全球化;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新階段;雙重性質

《資本論》是學說特別是經濟學說的宏篇巨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論》是列寧對經濟學說繼承豐富和發展的集中體現。經典經濟學家在全球化的歷史嬗變中構筑的偉大學說,不僅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方法論啟迪,而且為后來的全球化研究者和實踐者帶來了豐富的思想財富。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進,全球化內涵的不斷豐富,當代資本主義產生許多重大的不同于馬克思時代、也不同于列寧時代的新變化。在這個階段發展起來的,也將產生多種極不相同的與全球化的關系。正如許多學者認為的,對理論的嚴重挑戰,并非僅僅來自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驟然劇變,還來自全球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因此,以的全球化思想和方法論原則為理論工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進行深入思考,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圣使命。

一、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研究的核心是對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變動規律的研究,即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是有順序的:“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按照這一方法論及邏輯的要求,馬克思對全球化的研究與他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研究是一致的,體現出的基本思路是:資本的擴張性是全球化的根源,對外貿易是全球化的起點,世界市場的形成為全球化提供了載體。

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從壟斷資本的進一步發展來論證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必然性,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性質,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響了。實際上私人壟斷資本在19世紀下半葉又得到較大較新發展。恩格斯于1880年進而講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出現這樣的新形式,即“國內同一工業部門的大生產者聯合為一個‘托拉斯’,即一個以調節生產為目的的聯盟;他們規定應該生產的總產量,在彼此之間分配產量,并且強制實行預先規定的出售價格。”[1]在“托拉斯中自由競爭轉為壟斷。”[2]

列寧根據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托拉斯、辛迪加、卡特爾等壟斷資本新形式的新發展,提出了帝國主義論。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戰后,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不斷加深,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發展已經有了許多新的表現內容和表現形態,并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尤其是與信息技術相適應的;經濟全球化以多元的行為主體來構成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經濟全球化是依靠市場體系和市場經濟體制來溝通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的;經濟全球化是由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區域化和經濟集團化并存等。具體表現為貿易全球化、產品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國家經濟聯盟或協調組織的發展等。

按照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全球化運動作為“結果”一旦形成,就反轉過來而成為“原因”,對世界各國的發展普遍地起著作用。伴隨著這一進程,當代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不僅在二戰中發了橫財的美國經濟發展迅速,就是戰敗國日本、前聯邦德國也都出現了所謂的“經濟奇跡”。概括地說主要是:從社會生產力層面看,當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不僅沒有停滯,反而有很大發展。從生產關系層面看,當達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了重大調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得以緩解。從階級狀況層面看,產業結構、階級結構以及勞資關系都出現了新變化,勞資矛盾在繼續深化中趨向總體緩和,社會在多重危機的挑戰中呈現出全局性相對穩定。從上層建筑層面看,當達資本主義已是趨向成熟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多黨議會民主制相當穩定,一般能按法律規定遵守“游戲規則”,定期通過選舉平穩地輪流執政。從社會管理層面看,當代資產階級提出了較完整的“社會安全”,“社會機制”理論,普遍建立了比較系統、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資產階級理論家提出的“社會機制”理論,認為一個社會要平衡地發展,既需要“動力機制”,也需要“平衡機制”,二者的有機統一有效地維系了資本主義地穩定運作。從國際層面看,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創造了大量新產品、新技術和勞動服務,拓展了貿易空間,導致了生產經營和資本流動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如果說馬克思列寧經歷了早期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中期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那么處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當代資本主義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逐漸進入一個以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和各種聯系合作普遍發展為標志的“相對穩定發展狀態”,已經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現代資本主義形態。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隨著東歐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和中國這樣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的開放,除了幾個微不足道的例外,今天的地球上幾乎沒有一個角落資本活動不曾滲透到。”[3]

試想當年列寧如果固守著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去分析資本主義的新特征,就無法發展理論,今天的資本主義和列寧時代相比更是發生了諸多重大變化,甚至“某種質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發展已經有了許多新的表現內容和表現形態,突出表現就是,當代資本主義不僅從壟斷資本主義那里繼承了壟斷性、垂死性和腐朽性,而且還具有相當強的修復力、生命力、競爭力和調節力。因此從時展的高度分析,我們認為,一方面,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經濟學家的思想,特別是從《資本論》到《帝國主義論》貫穿著的關于全球化的起源、本質、過程、特征以及發展前景的思想,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與全球化的一致性即全球化歷史進程與資本主義階段同步發展等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歷史穿透力;另一方面,新的時代和新的實踐要求當代的者不能囿于舊說,而要解放思想,在回應時代的挑戰中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二、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從全球化的視角來看,對于資本主義的研究不能以一個或幾個發展階段為限,而應當包括資本主義經歷的各個階段,尤其是馬克思、列寧逝世以后的那些階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側重從生產關系角度來考察經濟全球化問題。他們抓住了資本的本質——不斷擴張以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并科學地把經濟全球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商業資本全球化、借貸資本全球化與產業資本全球化。因此,他們不但預見了分工、資本與市場全球化的趨勢,而且還從商品經濟和資本運動的規律性角度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根源。但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使他們無法提出有關經濟全球化具體方式的見解,對經濟全球化的積極作用也分析較少。對于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和最復雜的組織”這一提法,也應當根據新的情況加以研究。

列寧關于資本主義劃分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界說在理論界是很有權威的。列寧根據20世紀初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新特點指出:金融資本的形成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但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最后階段,還是最新階段?即壟斷階段資本主義的歷史定位問題,在學術界是有爭論的,也是國內外眾多學者、理論家都在探尋答案的問題。比較多的學者認為:列寧把帝國主義定義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并對此作詳細的論證。他認為帝國主義是過度成熟的資本主義,在此之后毫無疑問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因此,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這種樂觀主義的估計可以說是許多革命家所共有的。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紀就曾宣告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列寧的著作是以《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書名的。

研究中有的學者考證,[4]在列寧生前1917年出版的此書書名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這個版本有列寧寫于1917年4月26日的序言。直到列寧逝世10年以后,本書才以《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書名出版。不知道1917年的版本出于何種考慮不用“最高階段”而用“最新階段”的提法。在俄文第1、2、3版的《列寧全集》中書名用的也是“最新階段”。從提法本身看,“最高階段”是到了頂的階段,在帝國主義階段之后資本主義不可能再有新的階段出現,而“最新階段”則意味上不封頂,此后還可能有更新的階段出現。1935年的版本大概是根據1916年的手稿標題改回去的,但是這種改動是否注意到列寧1917年改書名的考慮?這是列寧思想史研究中有待查明的問題,同時也留給我們思考的空間。

不言而喻,作為當今學術研究的對象,人們最為關注的依然是同世人關系最為密切和直接的戰后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資本主義的這個新的歷史階段以其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質的飛躍、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動為世人所矚目。與此相聯系,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方面出現了某些不可否認的新現象和新變革。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國際學術界就以“資本主義改變了嗎?”為題展開了一場熱烈的大討論。就目前看來,國內外學術界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和界說,盡管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概括起來大體上可有如下觀點:一是“發達資本主義論”,這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視角的;二是“成熟的資本主義論”,這是從資產階級的管理經驗、能力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化考察的角度;三是“國家資本主義論”,這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重大調整的角度作出的概括,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最重大變化在于一般壟斷轉變為國家壟斷;四是晚期資本主義論,這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某些質的變化的角度;五是“社會資本主義論”,它著重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種種跡象加以分析;六是“人民資本主義論”、“福利國家論”、“可調節的資本主義論”、“法人資本主義論”等。還有“經濟成長階段論”、“后工業社會論”、“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知識社會”或“第三次浪潮”、“科學社會”、“后資本主義論”、“沒有勞動的資本主義論”等,以純技術的觀點看待當代資本主義。[5]上述觀點的劃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種觀點中又由于視角和側重點的不同而存在著很多差別。這些觀點的共同之處是承認現代資本主義在戰后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但以什么樣的尺度和標準來衡量這樣的變化,是否存在從量到質的飛躍,則由于立場、方法、視角,以及政治、社會、經濟、歷史背景的不同導致了分歧和差異。

這些觀點對于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具有各自不同的重要參考價值,從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時代特征和運行規律。如果從本質上、從全球化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且動態變化中,來進一步考察和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的話。我們認為,從發展趨勢上看,當代資本主義正逐漸向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演進。那么,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能否回答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部分質變”的問題呢?對此,有人認為:“金融資本”這個概念在列寧那個時代就已使用,現在仍然使用原概念,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來表述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不足以表達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變化。

西方左翼學者對這個問題也高度關注,他們在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新變化,如信息革命條件下產業結構的變化、國際分工體系的變化、勞動就業結構的變化、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等等。最近,他們強調全球化的核心是資本在當代的新變化。在2001年巴黎國際大會上,法國學者讓·克羅特·德羅奈認為,“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最深刻的變化發生在金融領域。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后,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就是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首先是作為當代資本主義最深刻的經濟變化而出現的。我們認為,如果進一步從政治和國際綜合治理的角度看,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意義在于把金融運行機制融入國際機構、國家調控之中。毫無疑問,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維護資產階級總體利益的。也就是說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生活也資本化了,更何況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職能國際金融機構的職能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分析當代資本主義不能離開上層建筑,同時也應該看到,劃分不同性質生產方式的基本依據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生產關系的性質,劃分一定生產方式的不同發展階段時,也應以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引起生產關系在自身范圍內的“部分質變”為依據。而“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提法,正是首先從全球資本生產關系重大變化的經濟學分析出發,即以經濟為基礎,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元視角集中反映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的綜合性范疇,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不同于列寧時代的重大特征,反映出當代資本主義明顯不同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一般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重大的質的變化。進一步的分析將會使我們在比較中更深刻地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特征。

全球化的內涵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的變化和豐富。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其特征是,商品、服務、技術及資金的大規模跨境流動;各國經濟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關系加強。正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一樣,金融全球化既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也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作為經濟全球化核心和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全球化一旦形成,必然有其自身運動規律和豐富的內容。當代經濟全球化正是以金融為主要手段,而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推動力正是金融資本,它決定資本的流向、流動量及企業的利潤率,甚至也是整個經濟和政治的決定力量。它不受任何權力控制,也沒有邊界。從金融本身的發展規律來看,推動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動因是西方國家8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信息技術、融資證券化和金融創新等的發展。即20世紀70年代,國家資本主義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這場危機的結果沒有導致革命,而是伴隨著集中表現為金融全球化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到來,使壟斷資本主義進入了金融資本急劇膨脹的新階段,也就是說真正打破國家壟斷時代的是1978年以來美英兩國率先實施了金融自由化和放寬了金融市場管制政策,各國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從此建立了日益緊密的聯系,從而出現了金融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即金融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新階段。或者說在一定意義上說,國家壟斷正是通過金融壟斷實現的。

戰后金融資本之所以得到迅速發展、形成金融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為金融資本的活動提供了舞臺。其次是金融自由化促使金融資本發生新的國際化變化。再次是各發達國家的政府除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有利于金融資本發展的政策外,還直接參與支持金融資本的活動,國際金融組織機構對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關鍵性作用。

總之,當代資本主義進入全球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是以一系列客觀經濟社會條件為依據的,反映了全球化進程的深刻變化和本質內容,揭示了由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和一般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演進到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運行軌跡。當然,全球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目前還僅僅是一個發展趨勢,其實現尚須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

三、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新發展

全球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價值、規范和利益趨向統一的過程,在全球化中,各個利益不同、法律不同、關稅不同的地區,逐漸形成共同的利益,統一的法律和統一的關稅。這種統一,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馬克思認為,這種統一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通過世界市場會轉化為一種與個人、國家相對的異己力量,意即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全球的經濟融為一體,每個個人乃至每個國家的活動都越來越受到世界市場和世界金融的控制,這種控制力量凌駕于個人和國家之上,通過經濟關系來統治全世界,它有時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給一些地區乃至全球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那么,如何認識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歷史地位和發展呢?或者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現形態怎樣呢?

當代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已不是簡單的、傳統意義上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像經濟全球化一樣,全球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也具有雙重性質定位,產生雙重效應。讓·克洛特·德羅奈認為,當代全球金融壟斷資本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食利資本”。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并沒有改變,但是資本的增殖形式卻發生了變化,資本的價值形式演變成貨幣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二元結構。由于金融資本的發展,直接金融取代了中介金融而成為資本價值的最主要形式。由于金融及其衍生產品的發展,金融資本在時間和空間上,對資本使用價值的生產實現了全面的、不間斷的、有效的控制,從而實現了資本的增殖,即資本利潤的最大化。當代金融資本并非置身于生產變革過程之外,它是發展信息和服務業的載體,甚至金融產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產品。金融資本特別是風險資本的發展為促進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具有進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金融壟斷資本又建立了金融專制統治,成為加強和擴大國內國際剝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發展成相對獨立的領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離的現象日趨嚴重。金融投機造成了金融和經濟的不穩定并頻頻引發危機。金融資本的跨國流動使剝削過程趨向世界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對經濟發展又具有破壞作用。

盡管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全球金融壟斷的跨國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生產和資本的高度集中,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創造了更先進、更高效的生產力,給資本主義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延長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周期,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說使資本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進程。但由于現實的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在世界范圍的擴展,因此全球化并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沒有改變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相反,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迅猛推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將以復雜且多變的形式表現出來。列寧當年提出的帝國主義階段的三大矛盾,在當代以“核心國家之間、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核心國家內部的矛盾”三重關系重新展現出來,具體呈現出以下特點:

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球化進程把一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擴展到世界范圍,即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不斷增加的同時,擴大了世界范圍的貧富差距,使一些國家和一部分人走向貧窮化。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由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安排生產和分工,實行最低成本戰略,大量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紛紛流向擁有廉價勞動力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失業成為這些國家當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缺乏資金和技術使其面臨著越來越嚴酷的剝削和掠奪。

實物經濟與虛擬經濟相脫節,金融投機抑制經濟正常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政府對金融管制的解除,股票、債券市場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占據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期貨市場和期權市場也得到很大發展。以美國為例,1994—1999年全部公司平均利潤年增長率約為8.9%,而股市的價格卻以23.6%的速度增長。在利益的驅使下,企業也成為了現金流動器,隨著市場的波動而波動,因而不時受到難以預測的股市投機風暴的威脅。據統計,目前全世界的金融交易量大約是商品(服務)交易量的25倍;在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中,只有10%與實質經濟的運動(實質交易和投資)有關(費爾南德斯·德科西奧:《經濟全球化——進步的因素》,載〔墨西哥〕《至上報》,1998-5-31)。越來越多的資本流動屬于沒有實物經濟基礎的投機行為。它們不僅無助于反而有悖于實質交易和投資的運動,并往往成為實質經濟的不穩定和破壞性因素。

生產無政府狀態擴展到全球市場,全球性生產過剩的危機日趨臨近。全球化在把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和帶來較高效益的功能擴展到世界范圍的同時,也把市場經濟自身的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等消極功能擴展到世界范圍,造成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周期波動和經濟危機爆發的世界性。巴西著名的經濟學家多斯桑托斯在他的名著《帝國主義與依附》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必須發展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形成一種國際經濟體系,但這種體系所依靠的私人企業和各民族國家基地同生產力發展的世界性趨勢是矛盾的,這必將導致產生一種世界范圍內的新無政府狀態。”[6]正如費利克斯·羅哈汀所認為的:“目前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正在引起人們對系統性崩潰的關注。即一家公司的倒閉可能會引發全球其他公司的倒閉。許多金融市場可能不是全球性的,但它們之間一定存在著相互聯通的關系。1984年,伊利諾斯州大陸銀行(TheContinentalBankofIllinois)的倒閉是因為日本的基金管理人員在處理一份日本新聞報告時錯誤地翻譯了美國一份有關大陸銀行遭遇困境的新聞報告(“rumor"一詞被翻譯為“disclosure")從而讓人們錯誤地理解為這家銀行已經無力償還債務,并已抽調出這家銀行在歐洲的儲備。這位日本基金管理人員一個錯誤的翻譯就可以導致美國第十七大銀行的倒閉,看來,有些小事確實可以改變世界。而美國政府公開批評德國保持過高的利率導致了1987年10月美國股價的崩潰。”[7]因為當資本主義進入金融跨國壟斷階段以后,隨著國家管制的解除將產生雙重效應,它既為資本的全球逐利活動鋪平了道路,也為更大的全球性生產過剩的危機埋下了種子。特別是隨著跨國兼并與收購事件的增多、跨國公司規模的擴大,越來越現實的問題提上了日程,即哪個政府來管理、規范和協調其全球商業運作?誰來調控全球市場上生產和需求的平衡?跨國公司內部生產的高度組織性和整個全球市場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日益形成鮮明的對照。因此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必然要求一個強有力的國際組織對跨國公司的生產實行有效的宏觀調控,否則,全球性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以及各種結構性危機將不可避免。

全球化使人類可持續發展受到嚴峻挑戰,帶來生態災難。隨著跨國公司實力的急劇膨脹,在涉及到環保、稅收、醫療保健等公共利益的問題上,跨國公司為降低成本,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會竭盡全力左右各國政府的政策。政府若屈從于壟斷資本的勢力,喪失維護公共利益的能力,人類的未來則不容樂觀。目前威脅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危機已經充分暴露了這一矛盾的發展趨勢。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已不再僅僅是學者在書齋里作出的推論,而是在日益廣泛、深刻的層面上成為廣大民眾能夠切身感受到的客觀現實,這既是全球化發展到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深化的當代表現,也是反全球化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可以預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對全球資本壟斷的程度將會越來越高,其基本矛盾將日趨尖銳化,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在昭示著一個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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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一般均衡；價值規律；自由竟爭

Abstract:Thegeneralequilibriumtheoryisnotthepatentofwesterneconomics.Beforewalras,Marxhadexpoundedtherelationbetweengeneralequilibriumandparetooptimum,thenatureofexistenceandstabilityofgeneralequilibriumminutely,andputforwardsystematicalgeneralequilibriumtheorythereby.AlthouthMarxiangeneralequilibriumtheoryhasnotobtainedastrictform,itisdeeperthanthewesterngeneralequilibriumincontent.

Keywords:Generalequilibrium;Lawofvalue;Freecopetition

在中外經濟學界，一提起一般均衡理論，人們就會立即想到瓦爾拉斯體系和阿羅—德布魯模型。這樣，一般均衡理論似乎就成了西方經濟學的專利。實際情況當然不是如此。在瓦爾拉斯之前，馬克思就深入分析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對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的關系、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穩定性等問題，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從而提出了比較系統的一般均衡理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雖然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但它的提出不僅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早，而且在思想上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深刻得多。

一、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

在經濟學中，均衡的嚴格意義是指經濟主體行為的相互一致。在市場經濟中，如果某種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就說明賣者的銷售行為和買者的購買行為相互一致，市場實現局部均衡。如果所有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同時相等，就說明所有賣者的銷售行為和所有賣者的購買行為相互一致，市場就達到一般均衡(1)。馬克思十分重視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認為它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條件。他明確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2)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總勞動量根據不同的社會需要量在不同產品生產之間按比例進行分配的問題，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必需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基本經濟問題，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社會按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的具體形式會有所不同。顯然，如果社會總勞動量按不同產品的社會需要量進行了正確的分配，那么，各種產品的社會供應量和社會需要量就都相等，人們對所有產品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就是嚴格一致的。因此，社會總勞動量按正確的比例在不同產品之間分配的狀態，實際上就是一般均衡狀態。

以上所述是一般均衡最一般的含義，它對任何社會都是適用的。在商品經濟社會，一般均衡將采取某種特殊的形式。“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3)這是因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產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商品生產者都是獨立地進行生產，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完全是個人的私事，勞動產品也歸生產者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私人的性質，是私人勞動。“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4)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分工，商品生產者又是互相聯系和互相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總和形成了社會總勞動，因此，生產商品的勞動又具有社會的性質，是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私人勞動的這種社會性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任何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5)私人勞動的這二重社會性質，前者反映為產品必須對別人有用，后者反映為產品必須具有共同的社會實體。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是矛盾的，這種矛盾表現在：作為私人勞動，生產純屬個人的私事，生產者可以自由支配生產，產品也歸私人所有；作為社會勞動，他的生產不能離開社會來進行，他的產品必須滿足社會的需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這一矛盾只能通過商品交換來解決。如果商品生產者能順利地把商品賣出去，他所生產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就可實現為社會的使用價值，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就得到解決。反之，如果商品賣不出去，那就說明，盡管他的商品是為社會生產的，但事實上社會并不需要，他的私人勞動得不到社會的承認，不能實現為社會勞動，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就不能得到解決。因此，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正是這個基本矛盾，使得支配資源配置的依社會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取得了價值規律的形式。

價值規律實際上表明了，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實現為社會勞動的數量界限。因為價值規律首先是關于商品價值決定和實現的規律。而商品的價值決定和實現，實際上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是單個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和實現問題。馬克思把商品的價值看作人類勞動的凝結，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應該用它所包含的人類勞動的量來計量，后者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但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勞動時間，不是個別生產者生產商品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6)這就是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第二個層次是某種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和實現問題。在論述這個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首先指出了提出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必要性。他寫道：“說商品有使用價值，無非就是說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當我們只是說到單個商品時，我們可以假定，存在著對這種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經包含在它的價格中，——而用不著進一步考察這個有待滿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會需要，這個量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現在有必要考察一下這個社會需要的規模，即社會需要的量。”(7)這個“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8)如果把一個部門生產的商品總量當作一個商品來看，它的價值就由該商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來決定。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指將社會所支配的總勞動量，按照對每種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每個生產部門依此分配的勞動量，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才是社會必要勞動量。“只有當全部產品是按必要的比例進行生產時，它們才能賣出去。社會勞動時間可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這個數量界限，不過是整個價值規律進一步發展的表現，雖然必要勞動時間在這里包含著另一種意義。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這樣多的勞動時間是才必要的。在這里界限是通過使用價值表現出來的。社會在一定生產條件下，只能把它的總勞動時間中這樣多的勞動時間用在這樣一種產品上。”(9)如果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數量，同要由這種產品來滿足的特殊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比太大，那么這種商品生產上耗費的社會勞動量就有一部分得不到社會的承認，這個商品量在市場上實際實現的社會勞動量，就比它實際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小得多，這個商品量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場價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賣不出去。與此同時，如果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量，同要由這種商品來滿足的特殊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比太小，這些商品在市場上實際實現的社會勞動量，就比它們實際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大得多，這些商品必然要高于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它們的一部分社會需要甚至不能得到滿足。只有當生產所有商品的社會勞動量都是按社會需要量所決定的正確比例進行分配時，這些商品生產上耗費的社會勞動量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這些商品才能全部按市場價值出售。此時，所有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市場處于一般均衡狀態。當一般均衡實現時，資源的配置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致于不可能在不減少其他商品產出的情況下增加某種商品的產出。因此，一般均衡狀態是帕累托最優的。

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馬克思在論述一般均衡的含義時，實際上提出了價值體系和均衡價格體系的概念。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價值是商品的內在屬性，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一個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交換過程中，通過與之相交換的另一個商品才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在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中，一個商品的價值是通過與之相交換的貨幣來表現的。因此，價格是商品內在價值的外在表現形式。商品的社會價值或市場價值，就其表現形式來看，也就是商品的市場價格。當各種商品的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恰好相等時，各種商品就按各自的市場價值出售，這樣的一組市場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體系。因為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所以，各種商品按與各自的市場價值出售，實際上就是按與各自的市場價值相一致的市場價格出售。因為這樣的一組市場價格保證了所有市場同時出清，所以，這組市場價格實際上就是均衡價格體系。

那么，這樣的一組均衡價格在理論上是否存在呢？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價格是商品內在價值的外在表現，均衡價格是和價值相一致時的市場價格，各種商品的均衡價格是和各自的市場價值嚴格一致的。因此，均衡價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實際上就是價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而商品按價值出售意味著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供求一致，它們就不再發生作用，正因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場價值出售。”(10)“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時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11)因此，價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又可歸結為各種商品供給和需求同時相等的可能性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商品供給和需求相等的條件是在商品生產上分配的社會勞動量和商品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對某一種商品來說，“要使一個商品按照它的市場價值來出售，耗費在這種商品總量上的社會勞動的總量，就必須同這種商品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12)對所有商品來說，“如果這種分工（指社會分工——引者）是按比例進行的，那末，不同類產品就按它們的價值（后來發展為按它們的生產價格）出售，這種價格是由一般規律決定的這些價值或生產價格的變形。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這是因為條件仍然是使用價值。但是，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末，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殊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13)因此，均衡價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可以進一步歸結為社會總勞動按不同社會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的可能性問題。那么，社會是否可能作到按由各種商品的社會需要量所決定的正確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量呢？

在馬克思看來，至少從理論上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這是因為，如果經濟社會根本不能作到依社會需要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時間，那就等于說經濟社會天生就是不穩定的，總是處于供需失衡狀態，資源配置永遠不可能達到最優狀態，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這一提法本身也就沒有任何意義。實際上，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價值規律自發的、事后的調節作用，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有逐步接近其均衡價格的趨勢。他指出：“商品的價值規律決定社會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勞動時間中能夠用多少時間去生產每一種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產領域的這種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只不過是對這種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一種反作用。”(14)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商品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保持均衡，從而各種商品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相一致，是一種實際存在的“經常趨勢”；第二，這種保持均衡的“經常趨勢”是通過各種商品的供求失衡，通過各種商品市場價格對均衡價格的不斷偏離而實現的。商品的市場價格以價值或均衡價格為中心而上下波動，不僅不是對價值規律的否定，而且是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的唯一可能的表現形式。“只有通過競爭的波動從而通過商品價格的波動，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才能得到貫徹，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這一點才能成為現實。”(15)

馬克思不僅肯定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而且在論述社會資本再生產問題時，提出了后來被稱為瓦爾拉斯定理的重要思想。在馬克思看來，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問題，是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因為社會產品的全部實現，意味著社會產品的各個部分已經全部轉移到需要它們的各個購買者手中。如果社會產品可以全部實現，那么社會產品就可在價值形態上補償生產中消耗掉的全部資本價值，同時在實物形態上補償生產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質資料，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就可全部得到解決。所以，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所要研究的問題，歸結起來就是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而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也就是社會產品總供求的均衡問題。只要社會產品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是均衡的，那么社會產品價值的實現就不成問題，社會總勞動就能全部得到社會的承認。只要社會總勞動是根據社會對各種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進行分配的，那么，各種商品就都能實現供求均衡，社會產品的總供求就可以實現均衡，社會總勞動消耗就都能得到社會的承認，社會資本再生產就可以順利地進行下去。如果社會總勞動不是根據社會對各種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進行分配的，就會導致一部分商品就會供過于求，另一部分商品求過于供，社會產品的總供求就不能達到均衡，此時，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就無法得到解決，社會資本再生產就不能順利進行下去。可見，各種商品同時實現供求均衡，是社會總產品實現總供求均衡的充要條件。因此，如果一個社會生產n種商品，社會產品實現了總供求均衡，同時n-1種商品實現了供求均衡，那么第n種商品也必然實現供求均衡。

三、一般均衡的穩定性

如果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如果經濟體系最初不處于一般均衡狀態，它能否實現一般均衡？或者說，如果經濟體系偏離了一般均衡狀態，它能否恢復到均衡狀態？馬克思在評價布阿吉爾貝爾的勞動價值論時，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布阿吉爾貝爾是經濟學說史上最先提出第二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濟學家，從而也是最先認識到一般均衡重要性的經濟學家。他認為，社會生產各部門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要使國民經濟保持健康發展，就必須使這些部門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各種商品按由勞動耗費決定的“真正價值”進行交換，是實現這種比例關系的前提；自由竟爭是實現各種商品按“真正價值”相交換的社會過程。馬克思對布阿吉爾貝爾的這種見解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他寫道：“布阿吉爾貝爾就他在這方面（指勞動價值論——引者）來說，雖然不是有意識地，但是事實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歸結為勞動時間。用個人勞動時間在各特殊產業部門間分配時所依據的正確比例來決定‘真正價值’，并且把自由竟爭說成是造成這種正確比例的社會過程。”(16)這說明，在馬克思看來，通過自由竟爭的社會過程，價值規律可使社會總勞動按正確比例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論述了自由竟爭實現一般均衡的機制——自由竟爭調節社會總勞動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的實際過程。在馬克思看來，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期，社會所能支配的勞動總量都是個既定的量，因此，按社會需要量正確地分配給各個生產部門的社會勞動量之間，客觀上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由此決定的各種商品的市場價值之間，也存在相應的比例關系。所以，各種商品的市場價值和與之相適應的各種商品的均衡價格，都具有相對的意義。這樣，如果某些商品生產上分配的社會勞動量過多，則另外一些商品生產上所分配的社會勞動量就必然過少。其結果，前一類商品供過于求，消費者之間的競爭將把商品的市場價格抬高到市場價值以下，后一類商品求過于供，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將把市場價格壓低到市場價值以上。結果，前后一類商品市場價格的下降將導致生產條件較差的商品生產者退出市場，使這類商品的生產和供給減少。另一方面，這類商品市場價格的降低又會導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總的結果是，這類商品的供給將比原來減少，需求將比原來增加，市場價值也將比初始水平略高。對后一類商品來說，市場價格的上升導致生產條件較差的商品生產者進入市場，使這類商品的生產和供給量增加。另一方面，這類商品的市場價格提高又會導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減少。總的結果是，這類商品的供給將比原來增加，需求將比原來減少，市場價值也將比初始水平略低。這一過程將一直進行到所有市場同時出清，所有商品的市場價格都達到市場價值的水平為止。因此，在價值規律的自動調節下，經濟體系確實有達到一般均衡的客觀趨勢。

上述自由競爭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在市場價格和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下，通過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趨向其市場價值來實現的。在馬克思看來，這個機制只適合于簡單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這一機制會發生部分的變異。他指出，“如果商品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那就象已經說過的那樣，不同生產部門由于投入其中的資本量的有機構成不同，會產生極不相同的利潤率。但是資本會從利潤較低的部門抽走，投入利潤較高的部門。通過這種不斷的流出和流入，總之，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以致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因而價值也就轉化為生產價格。”(17)這段話包含這樣幾層含義：第一，在剩余價值率相等的條件下，不同生產部門的等量資本由于有機構成不同，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不同，其利潤率也必然不同；第二，各部門利潤率的差別將導致部門之間的競爭，使資本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第三，部門之間的競爭和由此引起的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將使社會總勞動在各生產部門進行重新分配；第四，這個過程將導致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從而使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因此，在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后，自由竟爭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通過市場價格與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使市場價格趨向于生產價格而不是市場價值來實現的。不過，由于社會的生產價格總額和價值總額相等，同時價值的變動調節著生產價格的變動，所以，生產價格對市場價值的偏離以及生產價格對市場價格的調節作用，不是對價值規律的否定，而是價值規律作用形式的變化。

盡管馬克思承認，在價值規律的自動調節下，經濟體系有達到一般均衡的趨勢，但他又認為，經濟體系由失衡到均衡的調整過程，是一個充滿摩擦的過程。他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18)在發達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系的支配權。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并為自己的特殊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會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賣出去。生產者只有通過產品的跌價和漲價才親眼看到社會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商品的供求失調是一種經常性的狀態，一般均衡只是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的。在達到一般均衡之前，一些商品供給過多，而另一些商品則供給過少。在前一種場合，一部分社會勞動被浪費掉了，在后一種場合，又有一部分社會需要不能得到滿足。在這兩種場合，商品交換都只能在“錯誤的”的價格上進行。在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下，資本主義經濟不僅會導致結構性的失衡，而且會導致總量性的失衡。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是貧富兩極分化，貧富兩極分化使廣大群眾的消費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從而導致總的有效需求不足，引發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狀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19)經濟危機的存在及其導致的生產力的嚴重破壞，表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局限性。因此，盡管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經濟制度，但它又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

四、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與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比較

前面的論述表明，馬克思對與一般均衡有關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形成了比較系統的一般均衡理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與西方一般均衡理論在含蓋的內容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涉及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穩定性、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但兩者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理論基礎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理論基礎是均衡價格論，均衡價格論主要關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對價格的確定問題。這種相對價格不僅取決于商品本身的供求關系，而且取決于相關商品的價格，從而取決于相關商品的供求關系。這種均衡價格論只是停留在價格的現象形態上，它不涉及價格的內容——價值及價值的實體和本質等問題，因而是一種沒有價值論作基礎的價格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的。對這個理論來說，價值的實體和本質是價值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馬克思把價值視為商品經濟所特有的一個范疇，并從分析價值的現象形態——交換價值出發，指出價值是進入交換的所有商品包含的共同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東西就是勞動——一般人類勞動。這樣，馬克思就把價值的實體歸結為一般人類勞動，認為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只是個現象，其本質是商品生產者之間勞動與勞動的交換。這樣，通過對商品價值的分析，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換這種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所掩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深刻得多。

第二，分析方法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是由瓦爾拉斯最初提出的，后來經過帕累托、希克斯、諾伊曼、阿羅、德布魯和麥肯齊等人的改進和發展，終于形成了一套比較嚴密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從它產生至今，始終注重運用數學方法，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及效率性等問題進行嚴格的證明。馬克思十分重視對數學方法的運用，他在分析一些理論問題，例如社會資本再生產問題的時候，也運用了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但是，由于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暫時性和過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對與一般均衡有關的問題進行文字說明和理論論證，而沒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用高深的數學方法對一般均衡進行嚴格的證明。因此，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盡管這一理論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對一般均衡穩定性的看法不同。由于理論研究的目的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和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對一般均衡穩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目的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有效性，而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的目的則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因此，盡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論也認識到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不一致和非市場出清的可能性，但是由于這個理論把一般均衡的穩定性絕對化，所以，它總是試圖在理論上尋找避免非市場出清條件下出現交易的可能性。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提出了兩條可能的“出路”：一是設想存在一種機制使得人們根本不可能在錯誤的價格上進行交易，二是設想價格的調整過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們來不及進行“錯誤的”交易。前一設想就是瓦爾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訂契約特權”，后一種設想就是馬歇爾的“瞬時調整過程”。然而，無論是“重訂契約特權”還是“瞬時調整過程”，都不是現實經濟生活的真實寫照。對于前者，人們不知道那位全能的“價格制定人”是誰，也不知道誰可以賦予交易者以“特權”。對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為零決定了價格調整的速度不會很大，更不用說接近無限了。如果交易者沒有“特權”的保護，而價格調整的速度又不會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現之后和調整到均衡之前的這段時間內，就一定會出現市場非結清條件下的“錯誤”交易。因此，西方學者所謂的一般均衡，只不過是一種與現實經濟生活無關的假想狀態。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則認為，一般均衡的穩定性只是相對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的，現實的狀態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場價格和均衡價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的不一致，或者說，市場價格圍繞均衡價格的上下波動，不是說明價值規律失效，而正是價值規律發揮調節作用的表現形式。在價值規律的自動調節下，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具有一種不斷逼近其均衡價格的經常性趨勢。因此，一般均衡是可以達到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經濟制度。但是，一般非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調整是一個充滿摩擦的動態過程。因此，市場經濟又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更現實，也更能經受經驗事實的檢驗。

最后，對市場經濟命運的看法不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的價格調節機制假設交易費用為零，認為一般均衡的實現是無摩擦的，市場經濟是完全有效的，對經濟運行進行社會調節是不必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而且應該一直存在下去。這顯然是一種把市場經濟理想化的做法。在這種做法的背后，隱藏著這樣一種信念，即不能承認市場經濟有缺陷，如果承認它有缺陷，就等于承認要拋棄市場經濟。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則認為，一般均衡作為一種趨勢是存在的，但通過價格機制的自動調節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有摩擦、有成本的。因此，市場經濟是可行的，但它又是有缺陷的，即存在“市場失靈”。這突出表現在，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經濟危機，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經濟危機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產力的巨大破壞，表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在馬克思看來，市場經濟的這種局限性，只有通過計劃經濟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在生產受到社會實際的預定的控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數量，和要由這種物品來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建立起聯系。”(20)馬克思關于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和有缺陷的經濟制度的看法，已被大量經驗事實證明是正確的。但有三個問題馬克思似乎不曾考慮過：第一，如果說市場經濟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那么它的缺陷可否通過某種改良的方式，如政府的宏觀調控，至少部分地加以克服？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可以得到大量事實的支持。第二，如果代替市場經濟的計劃經濟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否就沒有任何缺陷？對于這個問題，如果考慮的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模式(21)，而是現實存在的計劃經濟，那么回答似乎應該是否定的。第三，如果沒有一種現實存在的經濟制度是“理想”的，那么經濟制度的優劣就只是相對的。因此，進一步的問題似乎應該是，判斷和選擇經濟制度的標準是什么？根據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明確的，即經濟制度只能根據其對生產力的作用來判斷。就此而論，大量的經驗事實明顯支持這樣的觀點，即市場經濟雖然有缺點，但它是一種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的經濟制度。

注釋

(1)這個定義沒有考慮自由物品的情況。

(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頁。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頁。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5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0頁。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2頁。

(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6頁。

(8)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頁。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717頁。

(10)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1頁。

(1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頁。

(1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4頁。

(15)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頁。

(16)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43~44頁。

(1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8~219頁。

(18)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9頁。

(1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48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頁。馬克思認為，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社會的一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共同所有。而這又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容納的生產力都得到充分發揮為前提。“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頁。

(21)馬克思所說的計劃經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設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對一種并不存在的經濟制度進行判斷似乎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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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10)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11)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