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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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政策理論范文

中國房地產上一階段的發展基本與美國同步，同樣是住房價格的持續上漲與住房抵押貸款的迅速擴張，高增長的表象下，中國房地產市場同樣孕育著不小的風險，次貸危機的爆發，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重視房地產及其抵押貸款市場中存在的風險。

(1)我國房地產企業對銀行資金依賴度過高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自有資金非常薄弱，房地產開發主要依賴銀行貸款。以全國銀行發放房貸總額為例，1998年全國銀行房貸總額僅為426億元，到了2005年房貸總額為近5萬億元。房貸總額在7年間飆升115倍。根據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國房地產金融報告》，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銀行資金占其資產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產還牽涉著數十種上游產業，這些相關行業為滿足房地產膨脹所帶來的硬性需求，擴大產能而進行了數目龐大的基礎投資。而這些基礎投資很大程度也是來自銀行的信貸。這意味著，除了目前銀行已知的5萬億元房貸外，銀行還向更多和房地產相關的行業投入資金。因此，可以說，房地產業的周期將直接影響到金融資產的質量，在當前房地產價格回調的情況下，尤其構成中國銀行系統安全的隱患。

(2)我國住房抵押貸款資產風險可能比預期的要高次貸危機爆發之前，住房抵押貸款被公認為安全性較高的信貸業務，但次貸危機的爆發顯然打破了這個神話。2000年我國住房抵押貸款期末余額僅為3316億元，而2007年底則高達2.7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2.42%，高于同期美國次級抵押貸款的增長率。尤其是在中國當前并未實現完善的個人信用管理制度情況下，申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門檻較低，國內居民及住房投資者在辦理住房按揭貸款時，很多人不能滿足個人每月按揭貸款還款額不得超過個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假收入證明、假工資證明現象屢見不鮮。業績壓力也使得國內部分銀行在房貸時放松了貸前審查。因此，在中國住房抵押貸款質量良莠不齊這種情況下，中國實際信用風險很可能要比預期的要高很多，中國同樣需要對信用風險保持足夠的警惕。因此，對于未來中國房地產發展來說，有幾個問題需要盡快解決。首先，必須要重視高度房地產周期波動導致的風險在銀行系統的高度集中問題，不僅加強對銀行的房地產貸款質量的監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決房地產企業資金來源單一問題，同時通過審慎推進優質房地產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化解當前房地產金融風險。其次，必須加強住房抵押貸款申請審查，制定更加嚴格的住房貸款審批程序，優化房地產抵押貸款質量。再次，必須盡快完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實現對個人信用的科學評估，從源頭上降低信用風險。

二、合理運用反經濟周期調節政策

次貸危機的爆發，與美國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紀網絡經濟泡沫破裂以后，美國經濟陷入低迷，為對抗經濟周期，美聯儲采用不斷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9•11以后，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聯儲連續13次降低利率，貨幣政策的放松帶來了貨幣供應量的急劇上升，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開始發生。這帶給我們一個思考:反經濟周期政策應該如何使用?現代凱恩斯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強調宏觀經濟調控應該反經濟周期，熨平經濟波動，以保證經濟體穩定增長。但這一理論特別是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在理論上遭到了眾多經濟學家的反對。弗里德曼堅決反對以利率作為實施貨幣政策的媒介。他認為，當國家運用利率作為中介指標時，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一種不利于貨幣政策實施的信號，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當經濟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時，貨幣當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來減少市場上的流動性，這時可能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經濟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信號。在此情況下，市場參與者認為通貨膨脹即將發生，考慮到把貨幣持在手中或存入銀行只會使貨幣相對于物價的上漲而貶值，而不如盡快將持有的貨幣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費出去。這樣，流通中的貨幣就會變得更多，物價會繼續上漲，利率的提高本來是為了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使得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通貨膨脹更甚了，使得調控的結果與初衷相悖。同時，宏觀調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必須能夠分清宏觀經濟處于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并且能夠采取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事實上，由于宏觀經濟的復雜性，這兩個前提都很難滿足。前者依賴于政策制定者的經驗和判斷，而后者歷來是各種經濟理論爭論的焦點難以形成定論。而更重要的是無論哪種宏觀經濟政策都有弊端，都將對市場主體利益產生影響，而利益主體的行為選擇很有可能扭曲整個市場，進而導致宏觀經濟更大的波動。因此，反經濟周期的調控政策必須要慎用，政策調控不僅要考慮到當下的經濟狀況以及政策之間的搭配，還必須考慮到調控政策的累積效應，考慮調控政策出臺的時機，才有可能熨平經濟周期，否則就會適得其反，可能只是將經濟危機延后，帶來未來經濟更大的動蕩。盡管是由金融創新工具引發，但金融創新卻并非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有其弊的一面，但作為一種金融工具，只有創新不當和監管不力才會引起市場風險，合理運用不但能夠規避分散市場風險，而且能夠增強一國的金融市場競爭力。事實上，金融創新也并非現代獨有，翻開金融發展史，無論是從金幣或過渡到紙幣還是從單一的商業銀行過渡到商業銀行、保險業、證券業并重，每一次進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創新，而每一次金融創新，都極大的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與歷史上的金融創新相比，現代金融創新只是更加人為化，技術上更加先進，但在其本質上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美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根源就在于其強大金融創新能力。因此，不能因為次貸危機就對金融創新退避三舍。金融創新應以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協調為最基本的標準。與美國市場不同，中國金融創新不是創新過度，而是創新不足的問題。2007年末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達69.14%，而由于金融市場的縱深度和多樣性不足，中國儲蓄轉化投資的比率并不高，導致中國這樣一個儲蓄大國，實體經濟巨大的資金需求卻難以得到滿足，國內投資仍然相當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資與國際資本。因此，為了解決投資需求與儲蓄資本的轉化問題，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轉化能力，提高金融企業的競爭能力，必須加快推進金融創新。次貸危機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是金融監管機構對于金融創新的監管不足，使得系統風險不斷累積，最后導致危機一發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進中國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對其加強監管。首先，必須吸取次貸危機教訓，對金融創新的基礎資產質量進行嚴格監管，防止金融創新產品先天不良，將風險轉嫁到整個金融市場。其次，提高金融創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創新技術，使金融創新在陽光下運行，降低信息的不對稱風險，使投資者能夠充分認識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再次，加快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體系目前還不完善，如多部門管理可能導致市場分割，不利于建立統一的金融市場;各部門監管標準存在差異，各部門間的監管權力之爭可能誘致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套利，產生道德風險，不利于金融穩定等。盡管美國監管體系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監管體系依然比中國先進，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借鑒其合理之處，吸取其教訓，防止出現監管重疊、監管遺漏或空缺的現象，次貸危機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案例學習機會。最后，監管手段要緊跟金融產品創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創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同時還要保護創新主體的熱情，鼓勵與支持進一步創新。

三、結語

第2篇：宏觀經濟政策理論范文

關鍵詞：漸進性制度轉型；經濟波動；結構性波動

中圖分類號：F03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2―0030―07

按照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宏觀波動屬于短期問題，是經濟總量的波動，與經濟結構沒有關系，也不考慮經濟體制轉型的長期問題。但是，經濟制度轉型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這個過程導致了經濟波動體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對轉型經濟體單純使用宏觀經濟學的短期分析和總量分析方法顯然缺乏針對性，不利于對宏觀經濟運行狀態進行恰當的把握。事實上，近年關于中國宏觀經濟是否過熱以及宏觀調控措施是否恰當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宏觀分析思路上的宏觀經濟學思路和其他方法的分歧。突破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思考中國轉型期經濟波動，會有不同的認識。

一、體制轉型的長期性和漸進性命題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遷仍未完成，在這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中，關于選擇激進式還是漸進式的道路一直是轉型經濟學家討論的一個熱點。轉型過程實質是制度變遷的過程。關于轉型所采取的方式，盡管也有經濟學家如麥金農、錢穎一等贊成漸進主義，但是，以薩克斯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大爆炸式的激進主張顯然占據了主流，并成為東、中歐國家轉型實踐的理論引導者。激進主義者主張大爆炸式的轉型，其理論基礎是以價格自由化、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和平衡預算以穩定宏觀經濟、國有企業私有化為特點的所謂“華盛頓共識”，而“華盛頓共識”的理論主張則來自于新古典理論的經典教科書，看起來十分合理。這些基礎理論包括：一般均衡理論，要求所有價格同時全部自由化，否則就會導致價格扭曲；貨幣理論，根據通貨膨脹源于貨幣供應量的認識，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由預算赤字引起通貨膨脹，且缺乏完善的大規模的金融市場，因此，以緊縮的貨幣政策和平衡預算為特點的宏觀經濟穩定化政策成為必然；第三，比較經濟體制，強調經濟體制的概念和體制間各元素互補的重要性，經濟體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為一個整體，強調經濟體制整體的互補性，導出了大爆炸式的激進改革的路徑；第四，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猶如一個怪物，阻礙了市場的發展，因此政府應該越小越好，這推導出為使政府淡出經濟，就必須粉碎國家權力，實行快速、大規模的私有化。另外，還有很多理論，更一般的是人們對于自由放任主義存在的普遍性信仰。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強調非激進式的制度轉型可能引發的問題。而對于激進轉型則視為理所當然，對于這個鴻溝跨越的過程則被忽略而過，成為一個不被人知的“暗道”。

激進式轉型國家始料未及的產量大幅下降、國有企業私有化使得“內部人”獲益甚至有組織的犯罪活動證明了激進式轉型的問題。相反，不被看好的中國漸進式改革則被視為成功的典范。顯然，早期圍繞著轉型策略漸進還是激進的熱烈討論，說明經濟學對轉型長期性的認識不足，是對轉型任務毫無準備的表現，這說明，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經濟轉型上是力所不逮的。

道格拉斯?諾斯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中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他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諾斯將這些規則分為正規規則和非正規規則，其中正規規則包括政治(及司法規則)、經濟規則和合約，而非正規規則包括行為準則，一般體現為慣例、習俗、傳統、習慣等。從諾斯對制度本身的定義和分類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制度變遷的長期性而非一蹴而就的特征。從制度作為一種游戲規則來看，其本身就是一種博弈活動，因此，制度本身可以進一步定義為“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人們在發生互動關系時較準確地了解別人的行為方式的社會契約。或者說，制度本身是多次博弈之后的均衡結果，制度變遷則表現為一種制度均衡向另外一種制度均衡狀態的演變，這種演變從正式的規則看，表現為一種法律法規或合約被逐漸認可的過程，而不僅表現為其頒布的短暫瞬間；從非正規規則來看，其博弈的相持時間會更長。

因此，“制度變遷表面來看是不同的制度之間的替代、轉換和交易過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替代的過程或一種更高效益的制度的產生過程。一般情況下，制度變遷是一個漸進的、連續的過程，是對構成制度框架的規則、準則和實施的組合所作的邊際調整。”諾斯的這個結論充分說明了制度變遷和制度轉型的長期性和漸進性。當然，歷史上也有革命式的非連續性制度變遷的發生，但是這種劇烈變革只發生在正規制度領域，非正規制度的演進永遠只能是漸進性的。因此，非連續的變遷其實很少是完全非連續的，這是社會中的非正規制約嵌入的結果，內含著習俗、傳統和行為規則的非正規制約受到影響則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此，柯武剛、史漫飛認為，“制度轉型難免在預期上造成一種巨大的中斷。它使過去熟悉的調節手段失效。舊的制度被廢除了，但新的制度系統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顯然極大地影響了對于制度轉型的研究思路，以新制度經濟學以及非合作博弈論的運用，結合經濟學的演進方法，日益演變成了對于制度轉型的演化制度觀。這種思路不是以靜態的方式，而是以動態的方式思考制度結構，強調任一時刻當事人的制度環境及其發生和演化。“在這樣的思路下，轉型具有總和的不確定性，即使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也沒有公認的理論能說明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標。”“而且，總和不確定性還基于這樣的事實，轉型這一大規模的制度變遷包含了無數經濟人之間的許許多多的合作，這通常意味著多重均衡，而且，沒有人能夠事先預知將被選擇的均衡點。因此，改革的不確定性不是假設，而是一個現實，轉型過程就是經濟活動的人和政策的制定者對綜合不確定性進行博弈決策的結果。”

制度變遷的長期性和漸進性命題事實上已從轉型國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及其效果那里已經得到了實證。從轉型的具體速度和順序看，按照杰弗里?薩克斯等的理想，這是“一個迅速、全面、目標遠大的改革工程，以便于實現標準的資本主義”，但是，除了從實施自由化的實踐上中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三國實施了漸進方式，其他轉型國家大體上遵循了大爆炸策略以外，在改革的其他方面，實施迅速轉變的國家其實很少。就私有化來說，只有捷克和俄羅斯分別于1992年和1993年實施了大規模的私有化，其他國家實施的是漸進式私有化；從企業重組來看，列舉出的所有國家實施的都是漸進式轉型而且發生在轉型的較晚階段。最初實施大爆炸的國家后來紛紛轉而實行漸進式的轉型，大都是因為在某一方面的受阻，例如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在政治上的受阻。轉型方式在真正實施時采用了漸進的而非激進的方式，很好地驗證了我們對于體制轉型長期性的理論推演。

實施激進式轉型國家的經濟績效無疑成為體制轉型長期性方面又一個不言自明的證實。實施大爆

炸的所有國家都經歷了初始的產量下降，有的國家在若干年產量下降之后開始復蘇，但是，一些國家仍然在經歷非常嚴重的產量下降，并遠未達到對初始產量的完全恢復，還有一組國家自由化以來經歷了持續的產量下降，而且幾乎沒有任何復蘇的跡象。

二、體制轉型長期性蘊涵宏觀經濟結構性特征的命題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過程的長期性蘊涵了宏觀經濟結構性特征。這是因為，這個變遷過程是市場機制逐漸替代計劃機制的過程，只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替代尚未完成的中間階段，就會體現出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相對抗的過程，并因此導致了經濟的結構性特征。由于在不同轉型國家選擇轉型的形式不同，因此，轉型期宏觀經濟所表現出的結構性特征在這些國家也應該有不同的表現。一般來說，在實施激進式轉型的國家，舊的體制被迅速打破，而新的市場機制是循序漸進地建立起來的，因此，在市場機制培養的一個較長時期內，經濟增長速度會較慢，甚至長期負增長，這正是為什么實施激進轉型的國家長期經濟低迷的原因。而對于實施漸進式轉型的中國，由于體制改革的路徑選擇，宏觀經濟表現出來的結構性特征更加鮮明。

我國漸進改革的步伐采取的是先體制外后體制內、先產品市場后要素市場、先易后難、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的戰略，到目前為止，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尚未結束，體制轉型非均衡推進戰略的選擇使市場結構市場化發育程度出現不均衡，并因此形成鮮明的經濟結構性特征。

(一)市場構成結構差異化。根據非均衡戰略的選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不同類型的市場次第推進的，市場化推進程度差異已經十分明顯。總體上，從市場結構來看，產品市場化程度高于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在產品市場內部，農產品(不包括糧食和棉花)市場化程度高于工業品市場化程度，工業品市場化程度高于服務產品市場化程度；在要素市場內部，勞動力市場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場化程度，土地市場化程度高于資本市場化程度。總體而言，產品的市場化程度高于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這意味著，在市場化程度較弱的領域，資源配置的方式在形式上或實質上仍然是行政性的。

(二)城鄉結構差異。我國城鄉差異不僅體現在收入自，差異，還體現在市場化發育程度的差異，而收入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跟市場化發育程度相關，這跟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和步驟次第推進緊密相關，是在中國經濟體制轉型背景下由發展經濟學家所描述的工業化過程中的二元經濟與制度變遷的混合體。城鄉之間的結構性差別與改革的進程在時間上呈較強的相關性：1978年到1985年城鄉差距縮小，正是農村全面、迅速推廣和鄉鎮企業得到迅速發展的時期，而同期針對城市和企業的改革進展不大。但是自那以后，針對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緩慢，針對城市和企業的改革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逐漸推開。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漸走向深入，養老保險制度、醫療制度等社會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逐漸推開，但是農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在城市居民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時，農村居民承擔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財稅制度實行城鄉分割，例如在教育方面實行城市與農村的區別對待，城市的投資由國家解決，農村的則由農民自己集資解決；就業用工制度改革不徹底，農民工在城市就業不僅存在制度上的差別，而且很多地區制定了一些限制農民工的政策；土地這一農民的重要生產要素仍然實施強制性的征用制度，農民在土地交易中不僅不能獲益，反而遭受巨大損失。這些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戶籍制度一起，成為城鄉分割的制度源泉。

(三)區域結構差異。受到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理論的影響，按照梯度開發理論的設想，我國非均衡改革戰略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的實施主要體現在對于東南沿海的優惠發展政策，沿海各省份因此優先獲得了市場化改革的機會，成為市場制度改革的“試驗田”，市場成熟程度和經濟發展程度都優先得到了發展，從而較早享受到市場經濟的利益。但東部地區在優先發展的前提下不僅未能實現對中、西部地區的梯度轉移，相反更進一步汲取了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和資源，形成了加速發展的集聚效應，東西部地區市場化推進和經濟發展受到抑制。

需要說明的是，區域結構不僅體現在全國的角度，在地區內部同樣存在著相同的差別，而且，地區內部城鄉差異也十分明顯。以上三方面的特征相互交叉，使中國經濟運行呈現出鮮明的轉型期結構性特征。

三、中國轉型期宏觀經濟波動特征

我國經濟體制轉型仍屬于體制的部分質變階段，市場化程度在不同子市場存在推進程度的巨大差異，是轉型過程中的一種過渡狀態。在這個階段，制約經濟運行的矛盾既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矛盾，也有轉型過程中的特殊矛盾，因此，經濟運行既有別于體制變革前的全面短缺狀態，又有別于成熟市場經濟下的需求約束狀態。這些反映在宏觀經濟運行上，呈現出轉型期宏觀經濟波動的結構性和復雜性特征。

(一)轉型期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交替出現的特征

在宏觀經濟學里，宏觀經濟失衡被總結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對比關系的兩種類型，一般來說，在市場機制高度發達條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是一個常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長期性供不應求導致的通貨膨脹則是一個經常現象。但在我國經濟結構性特征明顯的背景下，市場化程度在不同市場構成部分間的差異意味著不同子市場在市場效率實現程度上的差異：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市場，價格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能力過剩成為主要的市場矛盾。這主要存在于市場化發育程度較高的下游市場、產品市場。在市場化程度較弱的市場，計劃配置方式使得投資過熱在這些領域經常存在，這作為引發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源動性因素隱含在經濟機體內部。這主要存在于上游市場、要素市場、生產資料市場。不同市場構成的這一特點在區域的差別上也有一定的體現，并且更具復雜性。這樣，宏觀經濟所呈現出的特征就不僅是由總供求之間的關系所導致，以上兩大部分力量的對比關系也決定了宏觀經濟狀態，如果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子市場力量較大，總體經濟就呈現出偏冷態勢，如果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子市場力量較大，就會從價格形成的源頭上點燃經濟過熱的導火索，經濟波動就再次以經濟過熱的形式顯現出來。這樣，市場經濟經常存在的通貨緊縮和計劃經濟經常存在的經濟過熱的交替出現成為轉型期中國的一個鮮明的經濟波動特征。

以上兩種波動形態在中國已經有過展示的機會，20世紀90年代末期總需求的增長速度慢于總供給的增長速度所引起的以價格總水平下降為特點的通貨緊縮現象，曾經引發經濟學界關于中國宏觀經濟波動形態是否已經轉型和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是否已經轉向的討論，這引導了我國世紀交替期間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主要特征的宏觀調控措施，對拉動中國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這一時期，在總體經濟緊縮的背景下，上游行業投資過熱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且在2002年后開始以房地產等資金、土地要素密集型產業的供不應求方式表現出來，它們帶動了各種建材、能源等產業的高速發展，使宏觀經濟呈現出通貨膨脹的趨勢。

(二)轉型期經濟波動的結構性特征

因為完全市場的基本假設，宏觀經濟學遵循總量性研究方法，認為因經濟失衡而導致的波動是總供求關系對比的結果，宏觀經濟有供大于求、供小于求或供求平衡三種狀態，考察的指標體系主要是CPI、GDP增長率、自然失業率、投資率、貨幣增長率等，因此，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考慮結構性問題。事實上，即便是在發達市場經濟體，結構性問題也普遍存在，發展經濟學在20世紀50、60年展起來的結構主義發展理論已經成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主要論敵。

顯然，轉型期中國的事實與完全市場的假定相去甚遠，由于市場化程度在三次產業間及其內部、在上下游產業間、在生產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問的差別，中國經濟波動呈現出鮮明的結構性特征。根據上一部分的分析，由于市場化程度推進不一，在我國總體經濟內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產品市場和下游市場存在通貨緊縮的因素，而在市場化推進較為緩慢的要素市場以及上游市場存在經濟過熱的因素，這兩大市場成分則可能分別在內部形成局部緊縮或局部過熱，與總體宏觀經濟表征出現背離。于是除了供過于求、供不應求以及供求均衡這三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態之外，經濟運行還可能表現出以下幾種轉型期不均衡態勢，這使得以傳統的總量指標在判斷宏觀經濟狀態時出現力所不逮。

經濟波動的結構性特征在現實中的表現十分明顯，我們用1991--1999年間名義GDP構成和實際GDP構成的比較來說明我國通貨緊縮的結構性特征。

從第二產業來看，1994年以后名義值的比重基本不變，但是實際值的比重不斷上升，實際值比重大于名義值比重，說明第二產業實際供給不斷增加，而同時價格水平下降，是競爭加劇、供過于求的表現；第三產業的情況與第二產業恰恰相反，名義值比重大于實際值比重，前者在1996年經歷了一個低谷后開始上升，但是后者上升則緩慢得多，說明第三產業供給增加幅度較小，價格上升明顯，是供不應求的表現。因此，第二產業價格下跌成為通貨緊縮的直接原因。

(三)轉型期價格傳導時滯延長、傳導程度減弱、總體價格水平上升有限的特征

市場價格指標體系傳達了不同環節的價格狀況。在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機制在不同的產業和地區是同質的，不存在結構性問題，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價格傳導在最終環節體現出來，總體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可以作為物價總指數。在轉型經濟下，投資旺盛直接導致對于投資環節的生產資料的需求旺盛，并相應推動了燃料、能源和動力的需求，基礎產業和基礎材料供給緊張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并帶動了這一領域價格指數――例如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和采掘業、原材料工業等的出廠價格指數的上漲，尤其是在基礎產業部分價格仍然采用計劃經濟時期沿用下來的成本定價法的情況下，更進一步抬高了這一環節的價格水平。

而下游產業的生產和流通環節已經基本實現了市場化，一方面，市場機制的必然結果――競爭加劇背景下廠商致力于改進制度、技術以占領市場，因此，供不應求的局面已經不復可能，供過于求成為經常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下，廠商致力于壓低成本、降低價格，因此，上游的投資過熱導致的價格上漲對于下游產品的價格影響力大大減小，基于完善的市場經濟下的價格傳導機制在這里出現失靈，表現為傳導時滯延長、傳導程度減弱的特點。于是，我們看到一個既有別于計劃成分占比例較大的體制轉型初期的宏觀經濟表象，同時又有別于完善的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經濟表征：一方面是投資過熱、生產資料的供不應求――以往其結果必然是總體的經濟過熱，另一方面其他產業一般表現為供過于求；一方面是上游價格迅速上升，另一方面總體價格上升緩慢。這種結果導致市場價格出現失真，形成假性的資源配置信號，造成資源的非有效配置，相應的對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是否出現了經濟過熱，以及是否應該采取緊縮的措施與以往相比顯現了難度。

例如，長期以來我國上下游價格指數之間傳導關系的滯后期上的規律性一般表現為，CPI滯后3--6個月，與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相關性最大；CPI與生活資料價格指數相關程度密切且基本沒有時滯；CPI與生產資料出廠價格指數的關系具有明顯的滯后性，相關性最高的月份是滯后12個月；CPI與原材料、燃料購進價格指數滯后12--15個月，相關性最大。不同價格指數之間，高度相關時段大體為3個月左右，隨之相關度逐漸衰減。但是隨著市場推進程度差異的日益顯現，這種相關性正在發生變化。根據我們的研究，2003年以來，從傳導時滯上看，生活資料出廠價比生產資料出廠價滯后約1年零3個月；加工工業出廠價比采掘業出廠價和原材料加工業出廠價滯后約12個月；一般日用品出廠價比加工工業出廠價滯后約6個月；耐用消費品比加工工業出廠價時滯更長；從傳導程度上看，上游生產資料與下游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傳導過程較弱，生產資料向生活資料傳導程度減弱，其中尤其是上游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到一般日用消費品價格的傳導能力大幅度減弱。

第3篇：宏觀經濟政策理論范文

關鍵詞 能力本位;工商管理;課程建設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4）24-0143-02

1 工商管理類專業課程建設的必要性

市場對工商管理專業人才提出更高要求 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企業成為市場活動的主體，面對瞬息萬變、競爭激烈的市場，管理日益成為決定工商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因素。與此相適應，企業對管理人才的要求也發生了變化，既需要精通各管理職能領域業務的專門人才，更需要駕馭企業全局的綜合型管理人才。這就要求高等管理教育必須塑造既掌握技術，又懂經濟管理，具備創新能力、創業意識和實踐能力，具有廣博知識和良好的人文素質的全面管理者。

傳統工商管理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的弊端 現行的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下培養的工商管理專業的學生已經不能夠滿足以上能力和素質要求，不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這種情況勢必制約工商管理專業的發展，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

2 “能力本位”的工商管理類專業課程建設的提出

傳統的工商管理類人才培養模式忽視了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培養的學生與市場經濟對人才的需求產生了差距，這種人才培養的差距勢必制約工商管理專業的發展，并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這種人才培養差距，亟需開展對工商管理類專業課程的課程建設，在此稱為“能力本位”的工商管理類專業課程建設。該課程建設以市場對人才的需求為依據，以教學研究項目為依托，以能力培養為主線，采用能力培養與基礎理論教學并重的教學理念，將能力與素質培養引入教學，使學生的基礎知識、專業技能、創新等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

3 “能力本位”的工商管理類專業課程改革與實踐

“能力本位”的工商管理類課程建設突破以往的“理論本位”教學模式，進行教學內容調整，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加強實踐教學，培養專業教師。

教學內容改革

1）開展教學內容的整合。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為以理論為中心的課程模式，每門課程都力求很完整、很系統，理論性強。這樣就導致課程之間存在較多的重復內容，課時總量膨脹，學生自主支配的時間很少，難以培養學生的個性和創新能力。通過對工商管理類課程的分析研究，先按照課程性質將課程分為經濟類、管理類、財務類和專業方向類四大課程類別，其中經濟類課程包括西方經濟學、技術經濟學、土地經濟學等;管理類課程包括管理學、企業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學等;財務類課程包括會計學基礎、財務管理、資本運營等;專業方向課程按照不同院校工商管理專業培養人才的側重點進行劃分，筆者所在學校的工商管理專業為房地產開發與經營專業方向，所以該部分課程包括房地產制度與法規、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房地產估價、房地產經紀概論、房地產估價、物業管理概論六門課程。同類課程間如果存在內容交叉現象，以內容交叉的教學內容為研究對象，按照培養目標、學生特點和教學進度安排，重新界定該部分教學內容的歸屬課程，消除重復講解的現象。

2）以工作要求為目標調整教學內容。根據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來設置課程，具體表現為：對實際工作進行分析，將工作分解為多項核心，確定完成各項工作任務所需要的能力，在能力分析的基礎上，以能力與知識的對應關系，將教學內容進行歸類、整合、安排，形成有助于人才能力培養的課程教學內容。接下來以西方經濟學課程為例，說明如何以工作要求為目標調整教學內容。根據人才培養目標，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畢業后應該：

①能夠從事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作，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作可以分解為市場調研、市場定位和經營策劃工作等經營問題，這些工作需要學生掌握經濟學中的需求理論;

②能夠參與市場經濟的研究工作，需要學生掌握價格理論、彈性理論和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和思維能力;

③能夠自主創業，需要學生掌握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和分配理論，并具備創業意識和正確的創業觀。通過以上分析，確定出包含理論講解和能力培養的西方經濟學課程的主要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改革

1）注重教學方法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因循守舊的教學方法無法適應現代工商管理人才培養的要求，不能更好地培養學生今后工作中需要的組織能力、決策能力、應變能力和創新能力。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在理論教學中引入能夠培養學生能力的案例教學法、小組討論法和模擬教學法等多種教學方法，教學方法的采用注重科學性和實用性。所謂科學性，指并非毫無根據地進行教學方法的改革，為了改革而改革，使改革流于形式，而是通過具體的分析研究實踐，為每門課程的每個教學環節確定合適的教學方法（如果只適合傳統的理論講授法，就依舊采用該方法），確保教學效果。所謂實用性，指要考慮教學方法的教學效果，因為教學內容的特點、學生的差異和授課教師的自身素質都會對教學方法的實際教學效果產生影響，在具體的實踐中應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確保教學方法的實用性。

2）完善教學手段。加強對教師的多媒體教學手段的培訓，鼓勵青年教師參加比賽不同級別的多媒體課件大賽。

建立“課內+課外”多層次的實踐教學體系 課內實踐教學除了采用常用的實習、課程設計等形式，還可以引入先進的ERP沙盤模擬實驗教學環節。ERP沙盤模擬作為一種體驗式的教學方式，是繼傳統教學及案例教學之后的一種重大的教學創新。借助ERP沙盤模擬，可以強化學生的管理知識、訓練管理技能、管理和創新能力，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課外實踐教學除了常規開展形式以外，還可以以協會和學生興趣小組的形式開展。筆者所在學校的ERP沙盤模擬協會于2009年成立，至今在全校范圍內開展管理知識、管理技能的培訓和實際模擬經營的演練，由協會推選的團隊在“用友杯”全國大學生模擬經營大賽中取得了省級三等獎的好成績。協會的建設豐富了全校學生的課余生活，完善全校學生的知識體系，營造了課外育人的良好環境。其次，咨詢顧問、企業策劃等興趣小組以現實的企業經營問題為案例，為企業經營獻計獻策，促進學生實踐能力與創新精神的培養，受到學生和企業的廣泛好評。

4 總結

“能力本位”的工商管理專業課程建設在培養模式方面，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側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提升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直接提高學生的就業率，擴大社會影響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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