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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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信息經濟學研究范式在分析貨幣政策調整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時，認為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是一個整體，左右兩側相互影響，公司的資產狀況會影響公司的融資能力，而公司外部資金的可得性反過來影響公司的投資決策，其機理在于投資者和公司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債權人與公司之間就會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即相對于外部債權人，公司的所有者（實際控制者）對公司投資項目擁有較多的信息，或者是當債權人把資金借給公司后，公司的管理者可能會發生敗德行為。債權人為了控制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會限制信貸資金的供應量，對小公司會出現信貸配給，對大公司會出現債務積壓，限制了公司外部債務資金的可得性，此時資金市場就不能由資金供求調節而出現均衡，而是債權人根據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確定均衡價格，均衡價格確定資金的供給量和需求量。這種研究范式是從市場主體最優的角度去分析問題，而不是從市場均衡的角度去分析問題。本文主要是基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考察貨幣政策影響公司投資的融資約束渠道的存在性，即貨幣政策調整是否會改變公司外部融資約束程度，進而影響公司投資支出。
二、假設的提出
研究表明，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全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省份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技術進步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郭慶旺、賈俊雪，2005）。這意味著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環境和投資環境，在量的方面增加公司利潤，而且可以在質的方面提高公司效率。另外，由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增發國債等方式擴大購買支出，通過轉移支付方式調整收入分配，借以刺激消費和投資增長；通過稅收政策減少稅收支出，進而刺激公司再投資，拓展資本規模。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利于公司會計業績的增長。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常意味著貨幣供給增加和利率下降，信用也變得更加充足，新的投資項目將更為有利可圖；與此同時，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每一利率水平下的需求也會增加，這些都會導致公司有更好的盈利機會和盈利水平。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假說1：假說1：擴張性貨幣政策與公司的會計業績顯著正相關。
三、模型設計
1.模型設計。為了檢驗不同貨幣政策下的公司績效之間的差異，本文使用績效的托賓Q模型，此模型是近來研究公司績效的學者常使用的模型（Fazzraietal，1988，KaplanandZingales，1997，Duehinetal，2009）。具體模型如下。AP代表會計業績包括三個指標：營業利潤率、利潤率、凈利潤率（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和凈利潤除以年度平均總資產），t代表時間下標，i代表公司下標，TobinQ代表公司成長機會，LDBL是財務杠桿，MP表示貨幣政策類型啞變量。
2.貨幣政策類型的界定方法。根據對2007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解讀，我國貨幣政策根據經濟發展需要進行了相機適應性調整。雖然由于篇幅的原因，沒有列示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及其類型，但是，我國自2001年第1季度至2007年第1季度一直使用穩健性貨幣政策，中間雖然也存在一些微調，但都沒有更改基本的貨幣政策類型。貨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是從2007年第二季度開始的。為了控制經濟增長過快，公司績效過度，國家及時采用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適度從緊貨幣政策實施了兩個季度后，政府認為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過快，貨幣政策改為緊縮貨幣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實施了三個季度，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從增長過快轉向趨冷，自2008年第3季度開始采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總的來說，從2007年第2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實行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從2008年第3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實行的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11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實施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
四、樣本選取及假設檢驗
本文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公司財務數據使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報告數據，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剔除下列公司數據：（1）公司財務數據中存在缺失值的數據，（2）季度銷售收入增長兩倍和減少一倍的數據，（3）總資產季度增長一倍和減少一倍的數據：（4）金融行業公司數據。為了保持更多樣本觀測值，將主要研究變量的上下1%的數據使用1%分位和99%分位值替代。考慮到季度數據可能存在季度變化特征，在設定研究視窗時，既要考慮貨幣政策的變化，又要考慮數據季度特征的影響。因此，本文將研究視窗設計如下表。
1.描述統計。從上圖中可以看出，所研究變量的均值基本都大于中位數，說明這些變量都存在右偏。由于篇幅原因沒有列出主要變量各季度均值變化表，表中可以看出，托賓Q值和流動比率成周期性的，反向變化。從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中央銀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在此期間，公司托賓Q值都高于均值，其它季度公司托賓Q值都低于均值，這表明緊縮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抑制經濟增長過快。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受貨幣供給的影響，公司的價值在逐漸減少。
2.相關性分析。因為篇幅原因沒有列出各個變量的相關性分析，從表中發現各變量之間相關系數都顯著低于0.5，說明各變量之間沒有顯著地相關性，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第2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 “流動性陷阱”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流動性陷阱”是凱恩斯提出的一種假說，即當利率不再下降時，投機性貨幣需求現象趨近于無窮大，但貨幣數量即使大量增加也只能對利率產生相對微弱的影響，即貨幣政策失效。此理論的前提假設是，人們僅擁有貨幣和債券兩種類型的財富。但在實際生活中，除了貨幣和債券外，人們還擁有很多其他類型的財富。因此，在探究我國“流動性陷阱”的形成原因以及應對方法時，需要再對該理論做出一定的補充。
一、“流動性陷阱”現象存在的原因
“流動性陷阱”現象在我國經濟中存在，也有其必然性。探究其原因，可總結為以下四點：
（一）行政命令式的利率管制機制
央行的利率管制機制是強制性的，商業銀行無法左右央行對利率的設定，從而也不能保障所獲的利益，進而導致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無法傳遞至實體經濟中。
（二）利益既得者的優勢
利益既得者由于先天的優勢，手中掌握大量的資源，而且根據馬太效應，這些利益既得者的資源會越來越多。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大型的企業和國企由于自身的優勢，能夠較容易地獲取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而一些待發展且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小型企業，由于獲取資源的途徑少，資金需求量的數量少、企業本身經營的產品或是服務不夠成熟，同時也沒有合適的抵押品，導致融資較困難，所以現金流難以支撐企業運作，最終倒閉。
（三）收入分配不合理
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隨著CPI系數的增長，我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卻呈現負增長的趨勢，且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行業壟斷嚴重、分配機制落后，這些都是近幾年一直需要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國人的存儲意識強烈
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存儲意識早已隨著祖輩們的教誨傳遞給我們。居民通過勞動所得或通過其他方式獲取貨幣，在持有貨幣的同時，第一時間是存儲，而不是投資或消費，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貨幣過于充裕。
二、我國“流動性陷阱”形成原因
究其原因，我國“流動性陷阱”現象的產生表明了，貨幣財富并非最優配置，即資金來源太過充裕，但資金運用則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資金來源之所以太過充裕是由多種原因造成。
（一）居民投資、消費意愿降低
近年，居民的總體消費意愿降低，而儲蓄上升，導致貨幣大量冗余，而這又與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這一國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近些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甚大，居民總體的消費占比下降。從基尼系數上看，我國早在1994年就已經超過了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預警線，并且近幾年這一情況日益嚴重。在中、低收入群體中，可支配的收入相對減少；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導致居民總體的消費意向逐漸降低，儲蓄增加，造成資金過于充裕，貨幣財富分配不合理。
（二）企業盈利低迷，投資意愿降低
由于當前我國人口紅利消失，有效需求嚴重不足，令企業收入降低、利潤率下降，導致企業對降息并不敏感。中小型企業現金流不足，難以獲得融資。除此之外，由于政府投資激增，流動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融資吸收，而即便剔除掉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影響，政府投資逐步擴大的規模仍變相地擠出了企業投資的空間。數據顯示，自2009年以來，民間投資大幅落后于整體投資的增速，大企業和中小企業PMI指數的差異也持續擴大，出現了典型的“國進民退”現象。
（三）長期通縮
擴張貨幣供應將會對物價產生中長期效應，若貨幣投放過量，意味著社會債務膨脹，最終帶來通縮壓力。在經濟低迷的背景下，收縮供給會導致物價上漲，而伴隨著未來工業化、地產、制造業的走弱趨勢，未來我國將面臨長期通縮壓力。而統計表明，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物價上漲的刺激作用約持續35個月，隨后將產生明顯的物價下行壓力，隨著貨幣發行量增加，將出現通縮趨勢。在通縮的背景下，即便名義利率降低，實際利率也難以下降，這對投資和消費均會產生抑制作用。
（四）外匯占款迅速上升
另一重要原因便是，外匯占款的迅速上升。由于外匯占款是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來源，在央行不完全對沖的情況下，廣義貨幣必然隨之增加。
三、“流動性陷阱”的危害及應對方法
（一）危害性
“流有韻葳濉鋇牟生，可能導致在低利率的情況下擠出效應和資源配置錯位，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停滯。當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時，貨幣政策失去了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的空間和能力，社會總效應水平降低。例如，近年來，我國一直飽受熱議的房地產投資。自2000年以來，房地產的投資和出口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需求方的增長利器，但由于資源的過度配置于房地產項目，削弱了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同時，我國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造成工作人口的萎縮，勞動力下降，直接造成了預期資本回報率降低，并抑制了投資意愿，大幅增加了存儲。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也造成了居民整體消費、投資意愿的降低。
（二）應對方法
陷入“流動性陷阱”的怪圈中，傳統的貨幣政策是失效的，必須采用非傳統貨幣政策來降低長期實際利率，規避“流動性陷阱”。實施非傳統貨幣政策，可以改善市場的流動性，避免金融機構的大規模破產。同時，可通過定向寬松貨幣政策、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政策利率承諾以及信貸市場干預等措施來實施。除此之外，實施財政政策，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遠離“流動性陷阱”。
1.利用非傳統貨幣政策逃脫“流動性陷阱”。第一，放棄穩定物價。放棄穩定物價可助力逃離“流動性陷阱”。聲譽模型從理論上也支持了這一行為。聲譽模型中指出，穩定物價誠信度越高，通貨膨脹率心理預期越低，進而“流動性陷阱”越易發生。因此，放棄穩定物價，可在一定程度上逃離“流動性陷阱”。第二，公開長期債券市場操作。Keynes曾在《通論》中也支持了這一做法，若中央銀行按照規定的價格，購買一切期限的優質債券，那么，利率和貨幣數量之間就會存在著直接關系。第三，實施貨幣貶值。當進行貶值操作時，刺激外部需求，增加出口、投資和消費等總支出，此時，央行大量買入外匯，帶動經濟增長，也可一定程度上逃離“流動性陷阱”。第四，致使短期名義利率為負。一般情況下，短期名義利率不為負，建議名義利率可以為負，可應對“流動性陷阱”。但若名義利率為負，會產生很多不確定性，且不容易觀察經濟現實的影響，更會引發貨幣危機，由于這個方法的代價太大，并不推薦。
2.利用財政政策逃脫“流動性陷阱”。在陷入“流動性陷阱”的情況下，傳統的貨幣政策雖然失效，但財政政策此時卻具有最大的效應。政府應該積極實施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或者通過減稅的方式，達到增加貨幣供給的目的，間接促進經濟主體產生通貨膨脹率的心理預期，最終逃離“流動性陷阱”。但當政府都不能創造新財富時，需要對人們用稅收進行彌補，但人們對未來即將征收的稅收提前預見，會預留一定的份額，此時財政政策的效果也會喪失。
四、結語
無論采用何種方法逃離“流動性陷阱”，都有其有效性及失效性，甚至危害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只有將扭曲的經濟結構校正，通過一系列的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才能夠真正逃離“流動性陷阱”。
（作者單位為長春工業大學）
參考文獻
[1] J.Keynes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12-213.
[2] 馬堯.資產價格泡沫、流動性陷阱和貨幣政策調整[J].貨幣政策研究，2012（1）：28-30.
第3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退出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輪經濟上升期出現的部分地區和行業投資偏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導使然。除了地方黨委和政府換屆的“政治周期”推動,以及財政稅收體制、金融體制和投資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體制性因素影響以外,以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迅速升溫也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不可否認,積極財政政策對中國經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走出通貨緊縮,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可謂功莫大焉。但是,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不再是總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刺激總需求擴大。對此,去年底以來,貨幣政策選擇了適度從緊的取向。而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手段——財政政策,如果繼續在“積極”的道路上前行,勢必與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相矛盾,也將進一步增加宏觀調控的難度。
另外,從規避風險的迫切性看,僅長期建設國債就累積達到9100億元之巨,而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這些都為財政運行本身帶來不小壓力。因此,繼續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不合時宜,現行財政政策已經到了必須作出調整的時刻。
我國當前的財政收支狀況為財政政策調整創造了有利條件:
首先,近年來我國稅收一直保持較快增長。由于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近年金稅、金盾和金財工程全面實施,稅收征管進一步強化,稅收實際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14306.7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億元,同比增長30.6%,完成年度預算60.7%,這是近年來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進度最好的一年。雖然下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將放緩(如清欠出口退稅、部分偏熱行業引起的稅收增加部分將隨著宏觀調控見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財政收入增加額仍可能達到4000億元左右。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為壓縮赤字、減發國債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來積極財政政策逐漸縮小擴張力度,實際上在進行淡出性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2004年維持了3198億元的赤字,沒有安排新增赤字。隨著GDP的增長,實際的赤字率(赤字/GDP)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億元,調低到2003年的1400億元,2004年又減少至1100億元,并且明確承諾將逐步停發。(3)2003年10月出臺的新出口退稅政策,使出口退稅率在總體上降低了3個百分點。(4)長期建設國債的投向有所調整,由過去主要用于重點建設項目,擴展到在建重點工程的后續投入、公共項目的欠賬填補和支持亟待進行的重大改革舉措。這些實踐不僅為財政政策進一步調整積累了經驗,而且形成了擴張性財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預期,這將減少政策調整的難度和阻力。
二、當前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從擴張性政策逐步轉向平衡性財政政策
基于宏觀經濟形勢的改變,對財政政策作出調整的必要性已經被大家所認識,越來越多的人主張積極財政政策應當“退出”、“淡出”或“轉向”。但是對如何調整,調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調整后政策的新作用點等問題則存在爭議。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把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界定清楚。
財政政策一般分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稱自決的財政政策)和“內在穩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稱非自決的財政政策)兩大類。前者又根據不同的宏觀經濟條件和對總需求的不同影響,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平衡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國債和稅收。平衡性財政政策通常指維持財政收支大體平衡,不影響總的社會需求狀況,亦即不應新增政府支出和增發國債及減稅,人為地進行擴張;也不應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稅,人為地制造緊縮。而所謂自動穩定器,一是指稅收(主要是所得稅等直接稅)的自動穩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轉移支付)的自動穩定功能;平衡財政政策與自動穩定器屬于不同政策類型,前者是當局的積極行為,可以在不影響總需求情況下,對財政收支進行內部結構調整,采取同幅度對沖性政策組合,比如減稅與減少政府支出組合,或者增稅與增加政府支出組合等。而后者是當局真正的“不作為”,讓財稅制度自動發揮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來國際上對自動穩定器的調節作用給予較多關注,但是在我國以間接稅(主要是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下,自動穩定器的作用還很薄弱。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正應該是平衡性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在總量上,平衡性財政政策對社會總需求不產生擴張或緊縮的影響,維持財政預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維持當期預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減赤字余額,并保證不出現新的赤字。在結構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過熱行業的發展,財政資金從“越位”領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頸部門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財政資金轉向公共財政“缺位”領域。實行平衡性財政政策并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而是強調在穩定社會總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對沖性政策組合,努力實現預算平衡,優化支出結構,引導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持續發展。
三、“平衡的財政政策”在當前可表述為“適中的財政政策”
為了便于討論,我們認為在財政政策的名稱選擇上可考慮三個標準:(1)是否代表了宏觀經濟形勢所需要的政策類型;(2)是否明確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準確傳遞政策信號,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義和誤解。
對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調整的名稱選擇,大體上有以下7種主張:(1)“適度的”或“溫和的”財政政策;(2)“可持續的”財政政策;(3)“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4)“穩健的”財政政策;(5)“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6)“結構性”財政政策;(7)“中性”財政政策。學術界比較多的人同意“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種提法,“適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對于財政政策調整方向并沒有指示,可以適度擴張,也可以適度緊縮,不便于引導預期,對于以上三個標準都不滿足。而“溫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減輕、柔和、適度和不過分等意思,可能會給人逐步降低和減少擴張幅度的預期,但是容易引起誤解。關于“可持續”的提法,強調的是財政政策堅持收支平衡、不搞無米之炊,并使財政政策的重點轉向加強薄弱環節,支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個提法帶有中長期特點,但對短期宏觀經濟調節的導向比較模糊。至于“相機抉擇”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財政政策的類別和具體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而且導向并不清楚,顯然也不合適。而“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他們的支撐點在于認為我國當前財政政策既然不擴張也不緊縮,那么選擇穩健的提法正合適宜。其實不然,僅從“穩健”一詞很難判斷出政策的方向和趨勢,雖然我國近年貨幣政策也采取了“穩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執行的實質上看,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種適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之所以稱穩健,其強調的是在松動銀根、支持增長的過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風險。這樣來,如果財政政策也稱“穩健”的,則可能使人們比照貨幣政策來理解,而形成繼續擴張的錯誤信號和預期。因此,這個提法不滿足第二、第三條標準,顯然也不合適。至于第五種提法,“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可能有矯枉過正之嫌,從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看,的確存在呈現局部偏熱,警惕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還沒有需要進行全面緊縮的時候,而且宏觀經濟本身還存在再次步入通貨緊縮的不確定性,所以這種提法不滿足第一條標準。而主張使用“結構性”財政政策的提法,應該說其抓住了我國財政政策調整后的主要著力點——支持結構改革。但是作為一項財政政策的名稱,它并沒有標明政策調整的總體方向。結構調整可以在擴張中進行,也可以在緊縮中進行,即不滿足第二條標準,所以也不太合適。
目前學術界比較多的人同意“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經典財政理論對“中性財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沒有嚴格界定,一般包括兩層意思:一是經濟自由主義觀點,主張讓市場機制自由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影響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二是政府干預主義的觀點,將財政政策定位于擴張性與緊縮性之間,強調在總量上不影響社會總需求。當前我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正在討論的“中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層意思,其實質與平衡性財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財政政策有一個硬指標——預算平衡,而我國當前3198億元赤字的削減不可能一蹴而就。馬上轉向“平衡的”財政政策會給人們傳遞過于“嚴格”的信號,容易誤解政策調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財政政策也可能被誤解為政府“無所作為”和“經濟中立”,不利于準確反映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
據此,我們建議財政政策的調整取向應為“適中的”,“適”表明漸進和適度的意思,標識了政策的力度,同時也留下了靈活操作的空間;而“中”則表明政策調整的方向,強調不偏不倚,介于擴張和緊縮財政政策之間。“適中的財政政策”這一提法,能體現我國當前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是逐步實現預算平衡(考慮到削減赤字的漸進性,預算收支平衡應當作為一個中期目標,例如在“十一五”期間達成),并能體現政府在政策調整中將“有所作為”的態度,又能反映政策調整的漸進性特征,而且能讓更多的人、特別是非經濟學專業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滿足以上我們提出的三個判斷標準。
四、“適中的”財政政策實施要點建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建議“適中的”財政政策應當包含以下幾方面含義:
(一)大規模減發長期建設國債,甚至停發,盡快兌現將其調減至零的承諾
第4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厲以寧進一步解釋說:“越過了這個警戒線,就是說失業率突破了4%時,可以出臺一定寬松刺激經濟的政策;如果通貨膨脹率超過了4%,也可以根據情況采取一定的緊縮政策。”
厲以寧認為,中國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失業有自己的特點,即中國經濟如果不能保持高速增長就會出現較大的失業問題。“由于中國的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率,未包括農民在內。很多農民工進城之后在城里失業了也不回農村了,加大了中國失業率和就業壓力。”他表示,歐洲等國家經濟增速在2%～3%就沒有失業問題,就是因為這些國家工業化進行了200多年,農村勞動力已經釋放完了。
對于中國的通貨膨脹,厲以寧認為,中國的通脹是3種類型并存:第一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造成關鍵性的生產資料上漲;第二是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由原材料價格上升造成;第三是國際輸入型的通貨膨脹。
厲以寧說:“宏觀調控政策應當根據情況松緊搭配,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雙緊在特殊情況、緊急情況下才會用,一般是松緊搭配。”
第5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
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財稅體制，提高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于資源和收入在社會成員與政府部門之間以及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進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有著巨大影響，進而也通過這種影響對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形成發生作用。目前我國的稅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宏觀經濟背景與當年顯著不同，故現行稅制與經濟發晨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稅收政策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顯得極不協調，也因此降低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現行增值稅，其模式是生產型的，即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制度，越是高新技術或者機器設備越多的大型企業，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企業稅負就越重，這種抑制投資需求的稅種阻礙了投資的擴大，不符合加強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的要求，從而也不利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各工具之間（如利率、稅率、匯率）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都應圍繞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彼此協調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沖突而使政策效應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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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物價的持續下跌和經濟增長速度連續低于潛在的增長水平,說明通貨緊縮仍是目前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特征,其趨勢仍在發展:
1.GDP增長率呈不斷下降趨勢
我國GDP增長率從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8年的7.8%。1998年下半年,依靠財政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率有所回升,但仍然明顯低于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同時低于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能力。
1999年上半年GDP增長率達到7.6%,其中一季度GDP增長率達到8.3%,二季度GDP增長降為7.1%。經濟增長前高后低的趨勢明顯,若不及時采取有力的啟動政策,完成今年GDP增長率7%的目標仍有一定困難。
2.各類物價水平持續下跌,通貨緊縮趨勢依舊
到1999年8月,商品零售物價指數連續23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個月負增長,反映經濟景氣的生產資料價格購進指數也連續35個月負增長。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價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從第一季度的-2.9%和-1.4%進一步下跌為-3.2%和-1.8%,盡管近來這兩個指數均有程度不同的回升,但回升幅度十分有限。
3.消費需求不旺,增長乏力
1998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僅為6.8%,1999年上半年進一步下降為6.4%。比1985-1997年間平均17.7%的增長水平低10個百分點以上,說明物價的下降并沒有相應帶來商品銷售額的增長。
4.農產品收購價格劇烈下降幅度大,農民收入增長減緩
1997年農產品收購價格就全面大幅度下跌為-4.5%,1998年農產品收購價格增長率進一步下降為-0.8%,兩年累計下降了12.1個百分點,等于農民生產等量的農產品而貨幣收入卻下降了12%。農村居民消費持續下降,1998年農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購買了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鎮居民,卻購買了另外61%以上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過大。
5.外貿出口形勢并不樂觀,外需嚴重不足
1999年上半年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達1,580億美元,同比增長4.4%,其中出口830億美元,下降4.6%;進口750億美元,增長16.6%;順差80億美元。此外,上半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194億美元,下降19.9%;實際利用外資186億美元,下降9.2%,預示著吸收利用外資和擴大出口的難度進一步加劇,外資對國內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減弱。
6.基礎貨幣投放下降,實際貨幣供給不足,貨幣流動性比率降低
近年來,我國基礎貨幣投放下降,貨幣供應趨緊。1998年末,基礎貨幣余額為29108.7億元,僅比上年末增加29.2億元;到今年3月份,基金貨幣余額降為28314.9億元,比年初下降793.8億元;6月末,基礎貨幣余額降為28042.7億元,比三月末下降272.2億元,比年初下降1066億元。
在基礎貨幣下降的同時,廣義貨幣供應量M2仍保持小幅增長,其增長量約為基礎貨幣運用余額減少造成的貨幣供應的收縮量。也就說,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M2在小幅增加的同時,貨幣流動性比率(即M1與M2之比,即全社會貨幣供應中,用于居民消費、企業生產和投資的那部分貨幣占整個貨幣的比重)卻不斷下降。1997年6月貨幣流動性比率為37.5%,1998年6月下降為35.7%,到1999年6月進一步下降為34.86%。造成貨幣流動性比率不斷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近兩年企業投資活動不積極,流動資金減少,以及居民消費欲望不強。由于企業資金趨緊,投資意愿下降,1999年前4個月企業存款下降355億元,其中,活期存款下降842億元,定期存款卻增加了487億元。
根據西方學者的實證分析,貨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1.8.考慮到我國正在經歷由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變,彈性應該更大一些。據國內學者對1979年以來的實證分析,我國的這一彈性應為2.3左右。也就是說,經濟每增長1%,貨幣數量應該增加2.3%。以1998年經濟增長7.8%為例,貨幣數量應增長17.94%,而我國1998年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M0、M1、M2的增長分別為10.09%、11.85%和14.84%,都遠低于17.94%的水平。因此,就近兩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而言,我國基礎貨幣的增加速度太低,貨幣供給不足。
明年應繼續實行適度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
通貨緊縮使實際利率上升,實體經濟的平均利潤率下降,儲蓄傾向上升,投資意愿減弱,是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斷加深的通貨緊縮將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盡管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經濟生活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與經濟結構調整的中長期政策銜接起來。
進一步緩解通貨緊縮是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因此,繼續實行適度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仍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實行這一政策取向的問題是,從貨幣政策方面看,政策傳導機制障礙影響了基礎貨幣的放量,也使利率政策作用不明顯,新的貨幣需求不旺也從另一個角度抑制了貨幣供給。因此,放量基礎貨幣、擴大貨幣需求,在傳導機制障礙短期難以解決、利率政策不明顯的條件下,基礎貨幣放量須尋找新的途徑,同時,從現代貨幣需求理論看,提高非政府投資收益率是創造新的貨幣需求的關鍵。
從財政政策方面看,擴張性財政政策不能作為長期政策使用,發債空間有限,發債空間歐盟國家債務負擔率不高于60%,1999年我國債務負擔率約為12.5%,西方國家宏觀稅率平均在45%以上,我國約在12%,說明財政的償債能力約為西方國家的1/3弱,1/4強,因此,我國的債務負擔率低線為15%,最高不能超過20%。
我國目前大約有3萬億的隱性債務(估算),未來幾年將部分體現為政府的顯性債務,如剝離銀行不良資產的最終損失和社會保障資金的支付缺口等,最終都要由財政來承擔。
依據李嘉圖的等價定理(當債務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時,當期的債務發行是對未來增加的稅收收入的提前支付),當期的債務發行,必然導致未來年度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否則,財政將發生支付危機。因此,必須考慮靈活運用彌補財政赤字的方法。
明年財政貨幣政策具體思路
1、貨幣政策方面:
1)繼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同時,核心問題是解決貨幣傳導機制障礙。將商業銀行的經濟效益與信貸安全作為剛性考核指標,解決不講效益,只求安全的問題。
2)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進一步調低存款準備金率,以增加商業銀行資金的流動性。在當前已經擴大商業銀行存貨差和增加低成本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將存款準備金降為零利率,鼓勵商業銀行積極擴大貸款投放和其他形式的資產運用,防止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套取利息。同時,將中央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目前的8%再下調到5%。
3)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同時發展多樣化的金融機構。在當前通貨緊縮的形勢下,不僅要積極防范金融風險,繼續推進化解金融風險的各項改革措施,還必須注意防止出現政策和導向上的極端化傾向。如果金融機構單純追求防范風險而不積極進行投資和貸款,整個宏觀經濟必然會陷入更大的困境,從而導致更大的金融風險乃至經濟風險。因此,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同時,應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發展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的各種類型的非國有金融機構,推進金融機構的多樣化,以分散國家的金融風險,拓展中小企業的籌資渠道。
4)積極培育金融市場,增強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積極推進金融市場發育,加快貨幣市場的一體化進程,為統一同業拆借市場、國債回購市場、票據市場創造條件,促進公開市場業務的發展;放開票據貼現率,鼓勵商業銀行積極進行票據貼現業務,加大再貼現的規模,擴大中央銀行資產運用中票據持有的比例,增強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
2、財政政策方面:
1)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調整支出結構
建議2000年繼續實行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中央財政赤字增加1000億元左右,主要考慮拉動GDP的增長與阻止物價水平的下滑。
調整財政資金支出結構,在增加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的同時,應該考慮將部分財政資金用于能夠直接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領域。包括增加經常性預算支出,增加職工收入以促進居民消費。特別要將增加的預算資金優先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的經濟發展,結合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力爭使5000萬貧困人口提前脫貧;加強政府對社會保障資金的支持,由財政撥出部分資金用于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以鼓勵居民多消費而少儲蓄;同時,可考慮將一部分財政資金用于清理企業間債務和銀行不良資產,以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經營狀況。特別要注重發揮財政政策在帶動民間投資等方面的作用,放大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通過有效地利用財政貼息、財政擔保和財政參股等手段,充分吸納和引導社會資金,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全面提高工業技術裝備水平,提高依靠非政府投資和居民消費支撐經濟自主增長的能力,為迎接中國加入WTO的挑戰和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
2)彌補財政赤字的方法
彌補財政赤字有多種途徑,其中,債務融資和貨幣融資是通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中國人民銀行法》、《預算法》不允許采用貨幣融資法,可考慮繼續采取債務融資方式,但中央銀行必須大力拓展公開市場業務。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財政部向商業銀行發行低息或無息短期國債,由中央銀行通過國債市場當天等額購入,迫使中央銀行釋放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給。這樣做雖然符合現行法律的規定,但財政赤字擴大仍然體現在債務規模擴張上,形成政府債務負擔。
此外,采用何種方法彌補財政赤字,應在精確計算推動通貨膨脹增長幅度的基礎上確定。對控制通貨膨脹總的考慮是,通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連動,使物價指數由目前負增長,提高到明年的正增長。鑒于近年來發達國家通貨膨脹率控制在3%左右,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以及沉重的就業壓力,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要遠遠大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若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7%-8%,一般不超過9%的情況,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左右應是可行的。
第7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一、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原因
（1）長期以來資源配置的失誤（主要是重復建設和效益低下）造成了總量上的供大于求。國家國內貿易局對600多種主要商品的統計分析表明，從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達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這601種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種占總數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種占25.8％，幾乎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
持續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長率大大提高了我國總供給的水平，同時也積淀了過度膨脹階段的許多不良籌碼。高速增長階段的一個特點便是粗放經營，只求規模不計成本，同時由于政府和企業投資缺乏遠期理性預測，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造成了生產能力的過剩。全國共有鋼鐵企業1700多家，是國外鋼鐵企業總數的一倍，發達國家鋼鐵企業的平均規模為年產量1000萬噸，而我國只有5.4萬噸。當我們為年產1億噸鋼的工業化成就而驕傲時，資料顯示，全球鋼的生產能力已高達10億噸，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億噸。而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也顯示，我國企業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業生產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業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國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生產中有半數以上的生產能力低于50％。
（2）社會公眾和企業預期成為左右經濟的重要因素。首先，物價下降的預期使總需求萎縮。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個目標，更多地關心保8％和人民幣匯率穩定，而對于物價上漲控制在3％以內無人懷疑，可見，社會普遍相信物價將繼續下降。從理論上講，這一方面會使消費者持幣待購。價格比以前低可以誘使消費者購買，但如果認為未來的價格會更低，則大多數消費者會推遲購買。另一方面，投資者預期未來生產的產品價格會更低，因而認為目前的投資在將來投產后，產品價格比現在還低，這導致資本的預期收益率下降，投資意愿減弱，投資需求減少。消費與投資的不足減少了總需求，又使物價繼續下降，從而步入惡性循環。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預期不穩定，以及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也導致消費緊縮。1993年～1996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在扣除價格因素后呈現連續上升趨勢。依次為2.8％、8.5％、12％、13.8％。1997年增長幅度卻陡然下降，實際增長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響，同期人均消費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雙雙回落。同時收入不穩定的悲觀預期，迫使居民采取預防性措施，首先是緊縮預算，其次是減少或推遲必要的消費支出。今年1—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同時，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項改革措施陸續出臺，比如住房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城鄉居民的危機感和風險意識增強，從而強化了儲蓄與保險，減少即期消費。
（3）消費結構面臨升級，而目前沒有形成消費熱點，市場需求趨淡。目前我國人均GNP剛逾700美元，基本上實現了以家電為主的消費需求拉動階段，理應步入更高一級的消費階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車和住房需求短期內難有大的變化。據分析，在5萬億的儲蓄存款中，有1萬億左右屬于“公款私存”和各種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況下不構成對于市場的有效需求。另有一萬億存款屬于農村居民儲蓄，人均存款額并不太高，除了滿足即期需求與消費外，只能儲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喪等未來購買力；其余3萬億元存款中，社會20％富有人員的存款要占儲蓄額的50％以上，對于這些消費者來說，用于生活性消費的數量有限。這樣算來，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費主體的人均儲蓄余額難以形成對潛在需求的消費者剩余。可見，靠消費結構的升級帶動經濟增長短期內不可能，今后將有一個居民積聚各種財富的階段。
（4）東南亞金融危機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出口需求的減少同時增加了國內的供給。近年來我國外貿出口走勢已顯示出增長放慢的軌跡。1979～1995年外貿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僅20.1％，1996～1997年外貿出口增長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現了負增長。除了東南亞國家出口的產品類型與我國趨同，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降低了他們的出口產品價格，使我國出口產品價格處于不利地位外，我國在高科技、服務貿易、跨國公司生產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對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5）基礎設施不健全和消費信用方式滯后，制約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雖然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不斷加快，但是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經濟建設還相差很遠，也限制了消費結構的升級。如城鎮公路建設和交通狀況難以適應對“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國空有5000多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約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導致銷售不暢。同時由于消費信用方式未從賣方市場快速過渡到買方市場條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緩解生產與消費之間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長期形成的一次性整體性消費習慣也成為壓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
通過對以上我國內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見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內帶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從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國兩年內連續五次降息，并從1998年起商業銀行取消貸款限額的控制，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開始，使中國的貨幣政策開始具有市場經濟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擴大企業投資需求和居民個人消費需求，但從實際結果看，上半年經濟增長僅為7％，再一次證明了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在經濟蕭條時期貨幣政策啟動經濟增長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國出現了凱恩斯流動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時，人們不管有多少貨幣只想保持在手中，這樣央行就難以實現通過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刺激投資的政策目標。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第一，貨幣政策客觀上受時滯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貨幣政策的宏觀擴張政策同已經或即將出臺的住房、醫療、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費緊縮矛盾，產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桿并未完全失靈，更重要是我國經濟也并非完全蕭條。所以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具有“準凱恩斯陷阱”的性質，但并未完全陷入凱恩斯陷阱。既然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完全可以嘗試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以及引導貨幣政策效用的發揮。
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中國財政政策的困難主要是財政收入水平較低，而財政支出負擔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增發國債，新增1000億元國債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鄉電網建設與改造、中央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六個方面的建設。這一方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解決基礎設施、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據世界銀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計，中國因交通設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會成本相當于當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產生乘數效應，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且由于中國的貨幣需求與利率的內在聯系機制尚未形成，企業投資對利率的變動不甚敏感，所以“擠出效應”不會大，這也能充分保證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對于國債的發行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一是國債的發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風險意識且期望值不宜過高，因為至今世界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沒有很成功的例子。從我國的債務負擔率（累計國債余額與全年GDP的比例）來看，1997年底累計國債5928.8億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確定的發行數6508.6＝2808.6＋2700＋1000，減到期國債還本1671.45，預計1998年底累計10766億同年GDP的約13.3％，而國際上這一指標不應超過50％，可見國債規模還有力可挖。但從債務依存度（本年國債發行額與本年財政支出之比）來看，按1998年確定的6808.6億元，預計要占調整后的全國財政預算的40.19％，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20％的限額。
此外，還應注意國債發行收入必須做到專款專用，即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投資應該主要是公益性項目和基礎設施，而且要立足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關系的理順，不要因為要拉動投資而使本來就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關系雪上加霜。最后我們還應優化國債的期限與品種結構，降低國債籌資成本。
我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應實行結構性減稅與強化稅收征管及費稅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們要想利用稅收減免或優惠發展經濟，必須強化稅收征管。西方國家稅收觀念深入人心，國家普遍建立了嚴格的稅收懲罰制度，用重罰提高人們的納稅意識，體現了稅收的剛性原則。因此，在西方國家，如果實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其減稅效應是非常明顯的。可見，稅收環境的好壞是一個國家采取減稅措施能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在我國，逃稅漏稅十分嚴重，這必然影響到稅收政策的發揮。故加強稅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為減稅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環境。
第8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按:199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邀請部分專家、學者就“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進行了專題研討。以下是部分專家、學者的觀點。
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的討論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到目前為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當中始終沒有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個問題,這是我們在具體工作當中碰到的比較尖銳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盡管市場經濟進展到現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實際上還不是很清楚。現在采取的許多宏觀經濟措施還是政府主導的,比如積極的財政政策、三年國企解困、債轉股、開發大西北、發債1000億、配套貸款1000億、限產壓庫等等。這些宏觀政策實際上都暗含一個前提,政府是可以駕馭市場經濟的。實際上,這個前提本身不存在。為什么呢?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場經濟情況下,已經不可能、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這個信息、沒有這個知識、沒有這個資源來確保經濟運行逼近多重目標。對于一些經濟總量,比方說總投資、總消費、總股價、總價格水平、總儲蓄,政府目前也沒有辦法確保它們的總量和速度。
第二,有關金融改革。目前,對金融改革的不同學術觀點相當多,存在很多爭議。金融改革進展到現在,實際上剩下的是三個比較簡單的問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幣可兌換。中國金融改革的順序和其它國家相反,我國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還沒有市場化。別的國家金融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利率市場化。從中國整個價格體系來看,所有的價格基本上都放開了,唯獨利率價格目前還是管著的。能不能管得住是個問題。
第三,在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貨幣政策效果有多大?這兩年來,原來覺得財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來,現在看來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別是在消費和非國有投資的增加方面,引致出來的總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貨幣政策究竟在中國有多大作用?現在看來,貨幣政策在中國是困難重重。基礎貨幣增加比較慢,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比較堵塞。利率已經連續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義利率已經到了2．25%,名義利率已經基本降到谷底。盡管通貨膨脹率是-3%,實際利率是5．5%,但一個國家的名義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開市場政策也不行。工農中建現在手中拿的國庫券是最好的資產,不可能賣給央行。擴大再貸款,現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貸款,這也比較困難。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改革。在過去20年中國經濟改革和結構變化中,最大的變化是我們發展起了一個很大的非國有部門,它占74%的工業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們沒有發展非國有的金融機構,這是一個大問題。非國有機構在整個金融資產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這還算上那些國有股份制企業。自然產生的問題是,創造了不到40%國民總產值的國有部門占有著大多數的金融資產,而創造了70%產值的非國有部門占有著少部分的金融資產。這就產生了雙重問題。一方面,國有企業壞債發展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融資渠道不暢,發展受到融資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銀行積極鼓勵銀行向中小企業、非國有企業貸款。但是1998年盡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國有經濟總的感覺是融資渠道在收縮、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國有投資第一次出現歷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國有企業已經難以為繼;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也不能發展。因此,當前宏觀經濟的問題確實直接和金融體制的問題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要想根本解決問題,金融改革是當務之急。
怎么實現金融體制的改革呢?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經驗和教訓是,你想改革這個體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發展新的東西,而不是先去改舊的東西。第二,沒有新體制的發展,沒有競爭的發展,是不會改革的。國有經濟現在之所以改革,是因為非國有經濟的很大發展,市場競爭的很大發展,逼著它去改革。金融體制也是這樣,金融體制現在最缺的是競爭。現在很多人寄希望于開放和外資機構的進入。對外開放了,對內競爭怎么發展。而且對內競爭的發展能夠培養對金融市場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應付國外歷史悠久的機構進入中國后的管理問題。我認為,現在從金融改革的角度來看,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非國有銀行和非國有金融應該作為首要的任務來做。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會跟上,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銀行的改革。最近我們作了一些調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壞帳率為0．06%。地方的中小銀行之所以能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是因為它運用了許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創造競爭性的環境。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貨幣政策和宏觀政策的運用問題。貨幣政策現在的效果確實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剛才所說的,因為我們現在的通貨緊縮、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恰恰是由于金融體制的問題造成的。但是,貨幣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說不需要貨幣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財政政策,也需要貨幣政策的配合。這一點,我們需要有所認識。謝平剛才講過,財政發債券,銀行巴不得拿債券,它可以當好資產,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礎貨幣不能增加,債券就有了擠出效應,政府投資的增加實際上擠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門投資的增加,因為政府投資等于把貸款吸過去了,而基礎貨幣并沒有增加。如果可以通過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礎貨幣來發債券。因此,在此提出的問題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問題。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技術操作問題,也是這幾年在宏觀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訓和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宏觀司司長李曉西:先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財政政策走來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財政政策中關系重大的是發國債。發國債這個問題,本來是財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貨幣政策,和貨幣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相關。我們現在的公開市場操作過程中的債券和品種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豐富的國債品種,這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我們現在發國債,都是商業銀行接收。商業銀行接收后,是在銀行間市場上進行交易,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沒有溝通起來。因此,國債公開市場操作沒有一個統一的資本市場,限制了貨幣政策調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財政政策發國債對經濟的作用。一個新的問題是:這兩個市場之間能否有一個溝通?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些市場呢?各類資本市場的統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順央行、證監會、保監會的關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會發現,財政政策確實需要金融體制改革的配合。順便說一句,兩個市場溝通起來,需要利率市場化。第二個例子是,從貨幣政策往前走一走,也會走到金融體制的改革。貨幣政策最集中的是貨幣供給量的問題。人們常說,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長15%左右,而且貨幣政策該放寬的都已經放寬。但最近的企業家調查系統調查了3500家企業,反映的第一大困難是資金短缺問題。一方面,資金供給已經放得比較寬;另一方面,企業感到資金還比較緊張。這如何解釋?這就涉及到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利率沒有市場化。利率沒有市場化,判斷貨幣供給的多少,就沒有利率這個最準確的標準,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問題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數相比,感到比較合理;可是和超常時候相比,感覺到比那個水平要低。但實際上很難說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庫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沒有水喝。這就說明我們整個金融體制的傳導機制發生了困難。首先,中央銀行再貸款給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寧可去買國債,寧可少擔當貸款的風險,自我約束和自我激勵是不對稱的。同時,它自己設立的約束機制也非常強,有信貸員終生負責、三級審貸制等等。商業銀行從本質上來看,是國家銀行,可以到財政部核減虧損指標。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類型的銀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賺存貸利差,憑什么生存和發展?因此,要改革商業銀行,使商業銀行的行為真正商業銀行化。貨幣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給量的多少,知道錢流到企業中去能否用得起來,就必須要改變金融體制。
三個結論。第一,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的經濟已經到了相對過剩的階段,我們的改革也到了攻堅階段。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改革統攬全局”。我認為這是改革到目前階段不能回避的主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如果沒有改革的推進,發展很難持續。第二,小的政策調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觀調控。另外,有人認為,宏觀調控是短期的,體制改革是中長期的。我認為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小的制度調整,短期就見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場,現在允許進來七家證券公司,情況馬上和原來有變化。大的根本性的體制改革,當然需要很長時間。就體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經濟體制改革從總體上看是漸進的。但我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和激進相結合的。一個階段是激進,一個階段是漸進。對于激進還是漸進的判斷,不能僅從速度來看。有些東西的變化是質的變化,質的變化就是激進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研究所副所長、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揚: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說經濟形勢好,GDP前三個季度增長率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標;凈出口在增長;經常項目的盈余在擴大;公布的數字說企業的效益在轉好,等等。壞消息也有,物價持續下跌;財政赤字在增加;失業率并沒有改善;收入水平看來是在下降。人民銀行最近公布存款數據,居民存款在下降,企業存款在增長。對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釋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稅。更基礎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亂。最近得到武漢的一個消息是,盡管7次降息加上加稅,武漢的居民儲蓄存款仍在巨額增長,據調查,老百姓說存款仍然是儲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傾向認為武漢的居民是對的。目前我們沒有幾種儲蓄形式,實物儲蓄沒有,股票、債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亂,不是一個好現象。從1996年開始,中國經濟一直處于極為矛盾的狀況。
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深刻的結構調整過程之中。大家都談結構調整,講這個詞時,大家心里想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在中國的經濟學詞典里,特別是官員講結構調整,就是長線和短線。長線壓一點,短線增一點。現在的結構調整則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進行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發展市場經濟這個大背景下進行的,是在全球經濟過剩、通貨緊縮的背景下進行的。這幾個背景是非常強的背景。從中國的情況看,結構調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礎,總體來說要提高經濟效益。這樣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因此,我們將會有一個長期的中速發展過程。
說得具體一點,現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國事實上還在完成工業化,工業化是能解放生產力的,從供給方面會有增加,從需求方面也會有貢獻。第二,它在進行體制改革。體制改革盡管沒有改革初期皆大歡喜的結果,但凈的效果還是會促進經濟增長。第三,中國政府已經高度重視了這樣一些問題。各種各樣的措施都從傳統的控制通貨膨脹為主的基點轉向促進需求這樣一個基點,這是很大的一個制度性的變化。我覺得有這么幾個大的條件存在,中國經濟不會太差。
第9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目前，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正處在決策滯后的過程中，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未來各國央行會進一步收緊政策，或者比較少采取擴張的政策，經濟政策的收緊也會使得新興市場的經濟有所放慢。
美財政政策很難變化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在今年上半年的基礎上，今年下半年將有可能反彈。這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油價有所回落，這對發達國家特別是對美國經濟將有所支撐；第二，通常認為日本的需求減弱，以及產業鏈方面供給的放慢，將導致美國經濟在下半年有所減弱，但實際上，日本有些產業鏈的恢復比預期的還要好一些，這會使得下半年的美國經濟比上半年要強，但是我們并不認為美國的失業率可能會有明顯的下降。即使明年經濟增長較慢，美國也不會有特別明顯的政策變化。
首先從財政政策來看，很難繼續放松。目前的財政政策本身就非常具有擴張性，很難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放松。從美聯儲的角度來看，是否用QE3（第三輪寬松貨幣政策），主要取決于美國經濟的走向。我們認為，如果出現連續兩個季度美國失業率在9.5%~9.6%左右，有可能推出QE3，否則的話，QE3出現的可能性并不大。
歐元區貨幣政策該收緊了
從歐元區的角度來看，它的貨幣政策和其他發達國家略有不同，它則是面臨收緊的過程。我們預計歐洲銀行有兩次加息的可能：一次可能出現在7~9月之間，另外一次可能出現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們預計歐洲的經濟基本上在1.5%~1.6%的增長。
從債務危機上來看，目前為止希臘的債務重組比較慢，下一步有可能會采取“自愿債務周轉”計劃，但是這是通過私人的機構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和其他政府的周轉。如果說希臘能夠跟私人的機構實現自愿的債務展期或者是周轉，有可能使得希臘得到第二階段的援助，否則希臘很可能在2012年的早期出現違約的可能。
歐洲周邊小國的債務重組之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很多歐洲銀行也卷入其中。所以從歐洲當局來講，他們希望通過提供一些援助的方式來拖延一段時間，這樣很有可能使得這些銀行能夠把歐洲的債務重新轉回到各國的政府。
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債務重組可能要到2013年下半年才有可能開始。
美債“技術性違約”成本高昂
美國的債務面臨一個債務限制放松的問題，我們覺得美國有可能在今年8月初的時候達成一個協議來提高債務的上限，否則的話就會出現債務的違約。但針對現在美國有聲音提出的“技術性違約”，在我看來是小孩玩火的方式，小孩子希望在玩火的時候，火柴馬上就被拿掉，而不至于導致失火，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如果使用所謂的“技術性違約”或者短期違約發生的話，對美國來講是成本非常高昂的。這個高昂成本至少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方面，由于債務違約，未來的投資者不再投資這類型的債務。第二方面，導致很多地方政府沒有能力再融資，盡管想發債，但是投資者擔心未來會再次違約的可能性，所以融資成本大幅度提高。這對美國來講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采取短期技術性的違約，還不如提高債務的上限，在短期內釋放債務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