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規劃管理的基本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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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鄉規劃管理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城中村；控制性詳細規劃；剛性與彈性；方法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引言：城中村問題的提出

2008年1月1日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頒布實施 ，規劃法要求“城市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根據城市總體規劃的要求，組織編制城市的控制性詳細規劃”。新的《城鄉規劃法》將控制性詳細規劃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是推進城市化進程，改善城市環境，提高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水平的一項重要工作。 而城中村控制性詳細規劃的編制具有其特殊性。

“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特殊現象 ，在東營市表現的已相當的突出。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建成區內，在原農村居民點范圍內形成的與周邊城市環境構成鮮明反差的以原農村居民“一戶一棟”為基本特征的特殊居住區，也稱都市里的村莊。 高速城市化是“城中村”形成的直接動因。 在高速城市化過程中，受土地產權限制及拆遷補償等因素的影響，原農村居民點開發成本提高，急于擴展的城市首先傾向于開發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塊，使原農村居民點逐漸成為都市海洋中的“孤島”。面對城市化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沖擊，“孤島” 上的原村民在自身傳統的影響下逐漸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于周邊地區的城市化道路， 并最終形成了今天獨具特色的“城中村”。

本文以東營區東營村改造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入手， 結合當前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的要點， 提出了城中村改造剛性與彈性并重的新思路。

2．城中村控制編制面臨的問題

控制性詳細規劃（以下簡稱“控規”）是城市規劃管理承上啟下的主要操作平臺，作為實施規劃管理的核心層次，也是實現城市建設的最直接手段。 多年來，各地對控規編制方法的探索和創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逐漸適應了城市建設思路多元化對規劃的沖擊。 但是，城中村在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中是個特殊的例子，建設方式的多元化和村民利益形成了諸多的矛盾，面臨的問題日益突出，主要集中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2．1 城中村的指標控制過死，缺乏靈活性

城中村控規在管理實施中往往遇到尷尬現象： 控規編制剛剛完成即面臨重大修改和調整；控規中看似嚴謹的指標恰恰禁不起推敲；控規強調過于剛性的控制體系，未與城中村的實際情況結合，顯得缺乏靈活性，最終導致“失控”的結局。這種控制過死的情況集中體現在兩方面：用地性質和開發強度，用地性質過于剛性往往只考慮城中村居民的居住利益而忽視城中村居民的就業的變化；開發強度是控規控制的核心要素之一，未能結合城中村的現實而用城市控規的方法進行“一刀切”的強度控制，使得城中村改造出現失控。

2．2 公共設施缺乏保障

如何保障村民的利益， 合理的配置公共設施成為城中村控規編制的突出難點，在多變的規劃實施中，屢屢突破規定的容量限制，造成公共設施嚴重不足，不能滿足城中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具體體現在公共設施的容量不足，位置常常挪作他用，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2．3 城市形象缺乏控制

城中村現有的城市形象較差，長期以來，城中村是城市“臟、亂、差”的代名詞，如何有效控制城中村整體形象成為關注的焦點，傳統的控規以引導性規定控制形態，顯得過于單薄和無力，特別是在公共綠地方面難以在城中村實施，造成城市形象的進一步惡化。

3．城中村控規編制方法

東營村控規從用地性質、開發強度、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城市形象控制方面入手，從不同的出發點進行分析，綜合運用彈性控制和剛性控制的手段，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控規編制方法。

3．1 用地性質控制

城中村控規規定的每一塊用地的主導使用性質不能輕易改變，但

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土地使用性質有其兼容性，一定條件下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作適當調整，劃分地塊的相容性和確定比例，使規劃具有較強的應變性和可行性，因此，城中村控規用地性質的控制應該為彈性控制和剛性控制相結合。在東營區東營村控規中，考慮到村民的就業問題，二類居住用地可與商業用地進行兼容，形成商住用地；而公共服務設施用地均可進行兼容，但不得妨害非營利性公共服務設施的總量。

為了不改變整個地塊的功能目標，相容用地的各部分應嚴格控制比例范圍，兼容用地不得超過原有用地的 25％，這樣就能保證地塊整體目標的實現。 而不可兼容的用地性質，例如公共綠地、公共停車場等用地，則必須按照規劃確定的用地性質進行控制，這樣才能保證村民的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在規劃的圖則控制中，兼容用地用綠色表示、不可兼容用地用紅色表示，更好的進行區分。

3．2 開發強度的控制

為了適應土地開發的多樣性，結合城中村改造的特點，在城中村土地的開發強度控制上，可以采取剛性控制為主，彈性控制為輔的控制性方法，既能避免城市村村民按照原有居住模式進行改造，形成過低的開發強度造成土地的浪費，又能避免盲目提高開發強發，造成環境壓力以及設施供應的不足，以保證村民基本的生活質量。

在東營區東營村控規中， 規劃確定每塊用地開發容量的基本控制標準，確定的主要依據包括城中村的建設標準、規劃區的總體定位、各地塊自身的發展條件、基本的日照、環境、消防、衛生要求等。 地塊的基本控制標準是保證開發建設有序進行的基本保證， 也是城中村改造開發強度的低限，規劃須進行剛性控制。為促進村民改造的積極性，解決城中村改造的村民就業問題，規劃在確定用地開發容量的同時也制定了地塊開發浮動容量， 集中體現在住宅、 商業和其他的公共服務設施用地中。 在規劃中確定一個浮動指標，結合城中村改造的政策進行控制，一般浮動指標上限為 20%。 例如，提供城市公共空間的可控制為浮動指標的上限， 城市開發密度較大的區域可取浮動的下限。 在控規的圖則中，應明確表示出地塊開發強度的浮動指標量，以便于規劃的控制和管理。

3．3 公共服務設施控制

從現狀來看，城中村改造的公共服務設施需進行重新配置，非營利性公共服務設施的控制以剛性為主， 營利性的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以剛性和彈性相結合。

在東營市東營村控規中，非營利性的服務設施（例如小學、幼兒園、老年活動中心）的配置必須嚴格按照標準進行控制，實行定量定點的方式，保證村民的基本利益；營利性的服務設施（例如商業）的配置可實行基本指標控制為主， 浮動指標控制為輔的方式適當增加部分服務設施以滿足村民的需要。

3．4 城市形象控制

考慮搭配原有城中村區域的城市形象較差， 村民的素質普遍較低現狀，規劃在控制中應加大剛性控制的力度，將城市的空間界面、交通要素、開放空間、街道要素和建筑高度分區進行嚴格的控制。

東營村控規在規劃中加大了對地塊的環境容量、建筑建造、道路交通等方面分別提出指標控制要求。 其中，將城市空間界面與地塊的環境容量進行結合，采取剛性控制的方法限定城市的公共空間（例如綠地、步行系統等）， 從整個城市的角度合理論證區域在城市的形象和地位，為城市的管理和控制提供有力的依據，提升了城市的形象。

4．結束語

通過對東營區東營村控規中用地性質、開發強度公共服務設施、城市形象的彈性、剛性控制，大大增強城中村控規的可操作性，在合理的實現城中村改造的同時也保證了村民的利益， 同時也使規劃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序進行，使城中村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然而，真正的將村民的利益和城市的開發進行有機的結合， 將彈性和剛性控制合理的運用到城中村的實際建設中去，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文獻

[1] 李晴 、常青 ，“城中村 ”改造實驗———以珠海吉大村為例 ，城市規劃 ，2002（11）

[2]趙民等，論快速城市化時期城市土地使用的有效規劃和管理，城市規劃匯刊，1997（5）

[3]控制性詳細規劃創新體系研究———張光 遠周劍峰

第2篇：城鄉規劃管理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促進農地規模利用和集約經營應注意的“四個適應”

（一）與宜農土地區域分布程度相適應。根據“中國1：100萬土地資源圖”估算，我國宜農耕地類的毛面積約占全國總面積的17.34%，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黃淮海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等地，這些區域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平整程度較好，其中大部分地區已經進入或正進入現代農業的初級階段，可進一步按照“集中”經營的方式。大力提高農業資本投入的比例和農業機械化水平，逐步建立起以信息化、生態化、多功能化和國際化為基本特征的高級現代農業體系。對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平整程度較差的區域，例如西部地區（重慶、云南、貴州等），平地與緩坡地（坡度

（二）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程度相適應。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4畝左右，遠遠低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極端小規模的農戶經營，已成為制約我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最顯著瓶頸。為此，必須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將大量農民從分散、細碎的土地經營中解放出來。穩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加速進城務工農民“市民化”進程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然路徑。目前，廣東、四川成都和重慶等地正在積極探索深化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方案，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經驗，在深入推進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較大的難題。進城農民的“完全市民化”是一個長期過程，必須立足于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當地政府財政支出足以支付新增城鎮人口社會福利的前提下，尊重轉戶農民自愿退出土地的選擇權，分階段、分步驟制定相關方案，促進一部分有條件“轉戶”農民向市民轉化，同時加強“轉戶”農民進城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方面的配套社會福利制度建設，為有條件“轉戶”農民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務。

（三）與農業產業化需求程度相適應。構建現代農業體系是土地規模經營的目的。在優化農業生產經營區域布局、穩定發展基礎產業、培育和壯大優勢產業的前提下，各地正推動現代農業經營體制創新，以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集中利用和流轉。因現階段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存在，農業用地轉化為城鎮建設用地將導致巨額的增值收益，必須警惕城鎮資本進入農業可能出現的現象：個別企業可能以建設“設施農業”或“現代農業園區建設”為名，大規模圈占或租賃農村土地進行非農業經營活動，這不僅將侵占農民利益，更不利于耕地保護。因此，在加速現代農業進程的同時，必須高度警惕并杜絕這種農地規模流轉中的“變相開發”傾向。確保農地規模利用和流轉切實服務于“農”，確保其用地性質和用途不變。

（四）與農民集中居住程度相適應。農民退出分散、閑置的宅基地是促進農地規模化利用和集約化經營的必要前提。目前各地主要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和“地票”交易等方式對農民宅基地等農村建設用地進行整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少數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擅自開展增減掛鉤試點范圍以及違背農民意愿強拆強建等問題。從實際情況來看，在經濟較發達地區或靠近城市的農村，新建村房屋非法營建和商品化交易的傾向較為明顯，而在經濟欠發達或遠離城市的農村，新建村房屋無人或很少有人居住，這造成了土地、資金和人力的巨大浪費。因此，在農地規模化利用必然要求農民“散居”向“聚居”這一空間居住形態變化的過程中，應同樣注意“適應”原則：在農民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前提下，科學規劃新村建設，不得在城鎮規劃區外拆并村莊、建設大規模的農民集中居住區，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上樓居住，并嚴格農民新村建設的農民準入條件，堅決杜絕各種形式的“小產權房”開發。

二、促進農地規模利用和集約經營的建議

（一）實施現代農業產業規模用地功能分區規劃，優化現代農業產業區域布局。一是按照今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的“穩定發展農業生產”思路，加強對產糧大縣和現代農業建設示范區建設試點的支持，進一步從國家層面盡快研究和制定現代農業產業“適度”規模化經營的農業土地主體功能分區規劃及實施方案，全面提高農業土地單元的產值，提升農產品的科技附加值，培育和壯大農業基礎產業和優勢產業。二是按照因地制宜和注重效益原則，對非主要糧食生產基地的農業用途土地，各地應盡快研究和制定現代農業產業集約化利用的相關規劃和政策。在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的前提下，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并以加強對農民自愿退出閑置、分散的宅基地的整理、復墾為契機，有效增加耕地面積。在注重生態保護的前提下，以大力支持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民合作組織為核心，促進農業用地適度集約化經營，通過規劃和建設特色農業產業體系，積極發展特色農產品深加工業；將發展鄉村旅游產業與發展具有區域特色的生態農業或休閑農業有機結合起來，全面提高城鄉居民參與農業經營互動的積極性。

（二）促進農民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進一步分離，建立健全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市場流通體系和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流轉風險防控體系。一是因地制宜，以多種形式促進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在農業生產經營基礎條件較好的區域，重點推進涉農企業公司化經營，積極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信托試點，將農民分散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量化為股權或收益權，形成農民自愿流轉土地的激勵機制；重點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繼續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林權的抵押機制，促進發展特色農業所需農業用地向專業合作社、種養大戶和家庭農場適度集中流轉。二是建立統一、規范的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市場流通體系。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立法的程序和機制建設，使各類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透明化、市場化和公正化；研究制定分區域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基準價格體系，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三是建立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流轉風險防控體系。堅持嚴格保護耕地的宗旨，防止農業掠奪式經營，設立耕地保護基金，完善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切實保障糧食安全；進一步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程序，完善流轉契約，盡量減少流轉糾紛；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但同時必須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用途監察制度，堅決杜絕一切在土地承包經營權集中流轉和經營過程中土地用途發生改變的現象。

（三）深入推進農民市民化進程，引導農民自愿脫離農村“土地保障”。一是在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不斷深化和完善戶籍制度改革的工作制度。進一步完善考核基層政府推動轉戶的工作機制，制定提高轉戶工作針對性的分類轉戶政策，在尊重轉戶農民自愿的基礎上，重點推進轉戶農民向小城鎮轉移。二是建立戶籍制度改革中土地一財稅聯動機制，引導已轉戶自愿退出土地（承包地和宅基地）。第一，成立農村土地信托經營中心，將一部分農民退出承包地使用權的經濟補償折合為持續的資產收益權，為轉戶農民進入城鎮生活、就業提供“啟動的資本金”；第二，進一步深化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和“地票”交易的體制機制創新，確保自愿退出宅基地的農民能夠享有合理的土地資本化增值收益；第三，將一部分農民退出土地的資本化增值收益留存當地，開設特別的財政賬戶，成立專門的轉戶農民公共服務保障基金，用于支付當地區（縣）政府對新增城鎮人口提供的各項公共福利及保障。總之，通過“戶改-土地-財稅”的聯動機制，形成已轉戶農民在享受城鎮戶籍人口權益的同時自愿放棄農業戶籍人口相關權益的制度激勵。

第3篇：城鄉規劃管理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傳統城市化模式與城市化階段特征阻礙城鄉統籌發展

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的變革所引起的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發生轉變的過程,是非農產業和人口集中化、集約化、高效化以及傳統的鄉村社會向現代的城市社會演變的自然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是城市不斷集聚人口和產業、城市文明日益發展，城市規模擴大、數量增加，另一方面是城市不斷輻射和帶動鄉村、日益擴散城市文明的，當然也包括鄉村在城市的促進下不斷自我發展。

（一）城市化的前期階段要求集中型城市化，導致城鄉差距擴大

從世界城市化實踐來看，城市化進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979年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發現，各國城市化進程所經歷的軌跡，可以概括成一條稍被拉平的“S”型曲線。根據城市化進程的“S”型曲線特點，在曲線上必然存在一個拐點（依據學者對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歷程研究表明，拐點的具置大致位于城市化率50%-60%左右），之前城市化以遞增的速度發展（前期階段），之后城市化以遞減的速度發展（后期階段）。從表一可以看出，自建國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出現了加速、減速再加速的現象。其中以1959年為界，之前城市化率加速提升，之后便急劇減速，甚至還出現了負增長。但自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化率又呈現出一路加速增長的態勢，1999至2005年城市化速度達到1.37%/年，為建國以來最高。并且截止2005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僅達到42.99%，據此可以判斷我國城市化仍處于前期階段。

表一：中國城市化進程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1》;《中國200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在城鄉空間結構的演變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一對空間相互作用，即集聚與擴散。在城市化前期階段，以集聚效應為動力的區域經濟集聚趨勢十分顯著，集聚與規模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要特征。由于開始受資源稀缺性的限制，以城市為基礎的國民經濟工業化過程通常會在少數具有優勢的經濟中心，或者交通樞紐、礦產資源富集地等開始起步。隨后，受規模收益遞增的影響，進入集聚增長的累積循環過程，先行工業地區不斷吸引其周邊影響范圍內的各種資源，并供給商品和服務，發揮政治和經濟的領導組織功能，逐漸成長為核心區，其它地區成為受其支配的區域。在此過程中資本和勞動力向核心區流動，在空間上表現為中心城市迅速發展，并在該地區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在城市化前期階段，集聚機制內在地推動集中型城市化的形成，并使之成為該階段的主要特征。集中型城市化與大城市的超先增長，必然導致大城市腹地的廣大農村地區的各種生產要素流出，“極化效應”導致城鄉差距的不斷擴大。

（二）傳統的城市化模式導致城鄉分割加劇

基于西方城市發展觀和增長極理論的影響，在我國傳統的城市化模式選擇中出現了“大城市化”和“農村城市化”。“大城市化”把城市化簡單地等同于城市的規劃、建設、管理，強調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數量的增加、城市建設的現代化，于是大肆圈地，大搞“造城運動”，忙于城市的綠化、亮化、美化工程。結果，許多城市不顧條件，貪大求洋，小城市要變中，中等城市要變大，大城市要特大，特大城市要國際化；盲目追求大馬路、大廣場、大草坪，追求高層、超高層建筑。在城市建設中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深入理解城市化的內涵，抓不住城市化這一變革農業生產方式的牛鼻子，撇開“三農”問題的解決，孤立地發展城市。“農村城市化”則提出以小城鎮發展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城市化戰略。其結果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地發展鄉鎮工業，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撒“胡椒面”似的小城鎮建設導致“村村像鎮、鎮鎮似村”，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家家務工、人人姓農”地生活就業，農村人口并沒有真正地實現城市化。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直至90年代前半期，浙江走的“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道路，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由此產生的“鄉鎮病”比“城市病”更為難以根治。

城市化作為生產力發展所引起的改變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涵蓋城市和鄉村兩大地域空間的轉型過程，在我國仍然沿襲城鄉二元體制的背景下，城市化還肩負體制改革層面上突破城鄉二元分割、協調城鄉發展的歷史使命。然而城市化進程中的這兩種片面傾向，都在原有的體制框架下，忽視了城鄉有機聯系，孤立地進行城市和鄉村建設，其結果必然導致城鄉分割的進一步加劇。

二、城鄉統籌發展要求推動新型城市化

傳統城市化條件下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是“三農”問題形成的根本原因，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擺脫傳統城市化的約束，走新型城市化之路。傳統城市化是與傳統工業化相適應的城市化，強調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轉化，是人口轉移型的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是與新型工業化相適應的城市化戰略，強調的是經濟社會結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和從城市社會向信息化、知識化城鄉的轉型。它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強調以人為本的全新的城市化戰略。其核心是提高城市化的質量，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統籌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傳統城市化不一樣，“新型城市化”不僅強調經濟增長指標，更強調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不僅要求實現人口的轉化，還要實現結構的轉型。

走新型城市化有利于消除傳統的城鄉社會經濟利益矛盾，突破傳統城市化的生產要素約束，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新型城市化以特色產業為依托，各地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和社會經濟基礎，確定和發展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支柱產業。打破行政區劃的藩籬，促進特色經濟帶或經濟圈的形成，避免和其他經濟區域的同構競爭。在區域內部，也不能同時均衡地發展同樣的產業，也應各有側重，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格局，從而增加城市化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形成城鄉共融的產業體系；二是新型城市化能夠減輕城市化對土地的壓力，保護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的利益，也突破了城市化發展的土地約束，有利于減輕城市化對土地的爭奪，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要素市場體系；三是新型城市化更重視城市效率，著眼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建立消耗低、能耗低、排放少、效益高、能循環、可持續的資源節約型城市；四是新型城市化堅持城鄉統籌的理念，統籌城鄉規劃，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總之，新型城市化依靠新型工業化提業支持，有利于從產業和地域空間兩個方面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產業融合，形成城鄉統一的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體系，促進城鄉社會經濟融合與協調，達到城鄉統籌發展的目標。

三、我國城鄉統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推動城鄉統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戰略任務。這不僅事關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全局。但當前，統籌城鄉發展還存在著種種困難，有著許多不利因素，尤其是各類制度更是突出。一是城鄉資源配置嚴重失衡。城鄉統籌發展，有賴于城鄉資源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在我國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城鄉社區更加開放的態勢下，市場在城鄉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強化，城鄉資源流速加快，流動規模不斷擴大。由于我國農業是個弱質產業，風險大、比較效益差，資金回報率低，因此城市資源要素缺乏向農村流動的內在動力，農村資源要素受市場利益機制的驅動，爭向外流，向城市集聚，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二是政府壟斷土地市場導致城鄉差距擴大。政府在土地一級市場上的壟斷性征用，導致城鄉土地市場價格差和城鄉土地市場分割，導致大量無地失業農業人口的出現，嚴重損害了農民、農村和農業利益，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資料顯示，改革開放20余年以來，政府向農業征用土地所產生的城鄉土地價格差累計達到2000億元，這些資金又全部投到了城鎮。在某些地區，由政府壟斷性征用所導致的土地市場價格差甚至成了政府推進城市化、維持政府運行的主要收入來源。三是城鄉經濟融合度不高。城市與農村經濟聯而不合、合而不一，城鄉功能雙向輻射力度不足，城鄉諸要素之間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尚不暢通，缺少相互間緊密的配合和支持。城鄉產業之間的關聯度低，農產品加工業不發達。世界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為3∶1,而我國僅為0.5∶1；加工食品占飲食消費的比重發達國家為90%，我國僅占25%。由此可以看出，農村經濟各產業之間關聯度太低，農業產業鏈條短，這種情形既影響了城鄉的商品交換，更使城市和農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經濟體系。四是城鄉社會保障差別明顯。當前，在城市基本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而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才剛起步，城鄉差別較大。在城市，大多數居民可以享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帶來的好處，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覆蓋面較高。相比之下，農村保障體系建設嚴重滯后，保障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保障能力弱是目前農村社會保障的基本特征。與城鎮的醫療保障相比，農村人口享有醫療保險和公費醫療的比例只有10%左右，87%的農民的醫療費用由農民自己承擔。雖然目前一些地區正在探索建立農村養老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總的來看不能滿足整個農村社會的需要，相當多的農民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四、推動我國城鄉統籌發展的主要措施

（一）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居民發展不平衡問題，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從本質上改變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經濟的良性循環。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首先，要實現產業結構的城市化轉型。所謂產業結構的城市化轉型，就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城市和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空間聯系的加深，城鄉資源配置和分工體系不斷優化，從而導致城鄉之間產業結構的聯動調整，不斷提升城市與區域的產業結構層次，增強城市產業對區域的輻射力，拉動區域產業結構的城市化轉型。其次，實現空間結構的城市化轉型。在不改變城鄉空間存在的前提下，優化城鄉布局的空間關系，拓展城鄉經濟的空間聯系，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空間影響作用，提升區域的城市化水平。空間結構城市化轉型并不只是追求城市規模，而是強調城市的集聚效應和輻射能力，形成城市圈或城市經濟圈的空間結構，城鄉分割的二元空間結構逐步演變為城鄉融合的一體化空間結構。

（二）加快城鄉制度一體化建設，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我國以往在城鄉制度設計上，形成“城鄉分治”的格局，且帶有向城市傾斜對農村歧視的城鄉不同制度。要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行城鄉經濟的良性運行，就必須把著力點放在城鄉的制度創新上。一是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打破城鄉戶籍壁壘。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制定并沿用至今的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客觀前提，雖然近幾年各大城市都在戶籍管制上有所松動，但改革的步伐跟不上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探討按就業地登記戶籍的原則，剔除粘附在戶籍關系上的種種制度差別，讓農村勞動力依法享有當地居民應有的權利，承擔應盡的義務。二是統籌城鄉土地征用制度。嚴格限制土地的征占，縮小征地范圍，提高征地補償，完善征地補償辦法。在征地制度安排中真正保護農民利益，有效解決地方政府在征地過程中權力過大侵害農民利益的問題。防止農業利潤外流，農民利益受損，防止城鄉用地成本不均衡的現象發生。三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制度。我國城鄉差距的出現和擴大，二元結構矛盾的加劇，其中一個癥結是我國人多地少，帶來農村人口資源的極大浪費和閑置。要統籌城鄉發展，出路在于轉移農民，讓我國大部分農民進城就業。這就要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種種不合理限制和歧視性做法，積極出臺有利于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管理方法，設立農民工進城務工的中介機構。政府應本著盡量為農民工進行免費就業指導、培訓的原則,為其創造良好的寬松環境。把實現農民充分就業作為整個就業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統一納入到政府宏觀調控與管理的基本目標體系。在就業問題上給農民以市民待遇，逐步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制度。這不僅有利于加快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而且還可以大大降低企業勞動力成本。此外，還會加大我國勞動力的流動，促進地區經濟社會之間的競爭和發展。

（三）加快城鄉產業融合，推進統籌城鄉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城鄉之間的產業關聯度太低，阻礙了城鄉商品交換，難以形成城鄉一體的市場運行體系。加快城鄉統籌發展，應根據城市和農村的不同特質要求和發展優勢，合理分工，互促共進。合理解決城鄉之間產業關聯度過低的問題，使城鄉之間形成一種相互支撐的經濟技術聯系。一方面，從分工角度來看，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的發展極，重點應發展金融、貿易、信息、服務、文化和教育等現代化的第三產業；中小城鎮以生產為主，充當中心城市向農村擴散經濟技術能量的中介和農村向城市集聚各種要素的節點；農村以規模化、聯片種植的農業生產支撐大中小城市對資源和要素的需求，獲取農業經營的規模效益和城市化發展的整體效益。另一方面，從產業聯系角度，推進產業垂直一體化。推動城市自上而下延伸其服務體系；農業通過產業化的途徑延伸其加工銷售環節，將加工和銷售環節進入城鎮。最終促進三大產業在城鄉之間的廣泛融合，并破除條塊分割、地區封鎖，增強城鄉市場的聯系，促使城鄉間關聯性與協調性不斷提高。

（四）改革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實現城鄉統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