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法處罰條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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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森林法處罰條例范文

當前，我國環境資源犯罪十分嚴重，而且總的看還在呈加劇的趨勢。我們可簡略地從以下幾方面得出一些印象：

1、破壞森林資源、野生動植物。據林業公安機關早幾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發生危害森林資源的案件有10多萬起，其中構成犯罪的有2萬多起。這2萬多起危害森林資源的犯罪又大多是盜伐、濫伐林木案件。[1]另據國家林業局2002年11月的通報，該年6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為期三個月的打擊破壞森林資源違法犯罪活動專項斗爭中，全國森林公安機關共查處各類破壞森林資和野生動植物資源的案件3.7萬起，處理違法犯罪嫌疑人員四五萬人次，收繳木材6萬平方米、野生動物150萬只。在國家林業局公布的10 起盜伐、濫伐林木的大案中，被盜伐、濫伐的林木達14055. 81萬立方米。[2]此類案件往往涉案數量大，涉案人員多。如2003年3月初在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6名盜獵分子一次就殺死了84頭藏羚羊。[3]又如，2001年4月新疆伊犁地區發生的盜伐5000畝天然林-雪嶺云杉一案中，被捕的涉案人員就達20多人。[4]在有的案件中，涉案人員甚至還是一些以保護野生動植物資源為己任的人，如2001年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森林公安分局查處的一起捕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3只黑熊一案，1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當地的林業工人。[5]

2、破壞礦產資源。當前，破壞礦產資源的違法犯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采礦人通常在沒有采礦許可證的情況下進行盜采濫采；二是哄搶礦產資源；三是越界進行開采；四是有些礦山雖然取得了采礦許可證，但不按設計進行開采，而且采富棄貧，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大量的盜伐、濫伐礦產資源違法犯罪活動，不僅導致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而且帶來礦區社會秩序的極度混亂，并使礦區附近的土地遭到嚴重破壞，環境受到嚴重污染。例如，湖南省雪峰山金礦區，由于盜采、濫采，森林遭到嚴重破壞，良田被毀，土質惡化。許多礦區千瘡百孔，采礦結束后，無人進行復墾，致使水土流失，許多地方成為荒山禿嶺。在陜北能源“黑三角”地區，全國各地的開發大軍蜂擁而至，僅神府油田在開發初期就毀壞耕地1萬多畝，目前每月排渣22.32萬噸，致使一些地方成為不毛之地。地處內蒙古和陜西交界地帶的烏蘭木倫河，因河床下埋藏著豐富的天然精煤，兩省區的許多單位和個人爭相在河床內開間露天煤礦，把大量的采礦剝離物亂棄亂堆于河道之中，嚴重影響了行洪能力。江西省德興市東南部的金山金礦，在不到2公里的礦田中，僅個體碾金機就有100多臺，平時采金群眾有2000多人，高峰期則達到近萬人。簡陋的采金巷道，毫無保護措施和設備可言，巷道塌方、金農被活活悶死的惡性事故時有發生。[6]

3、環境污染。一些企業和個人或疏于管理，或惟利是圖，造成大量的污染物甚至是有毒物流入江河、排入空中，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威脅甚至是直接損害。例如1999年由四川省名山縣人民法院審理的恒達化工廠非法排放污水嚴重污染環境一案，被告因違法排污，造成36人急性氟化物中毒，57人有攝入氟化物的反應。[7]2000年由江蘇省淮陰人民法院審理的吳自柱等人非法處理氯氣導致204名學生及2名教師急性中毒，127.9畝農田受損，部分莊稼和農作物絕收。[8]

4、非法進口“洋垃圾”。自1993年在南京海關首次查獲“洋垃圾”入境案件之后，此類案件頻頻發生，僅1995年第3季度，海關查獲的走私“洋垃圾”案件就達22起。[9]某些單位、個人為牟取非法利潤，大肆將境外“洋垃圾”偷運入境，使得走私固體廢物的違法犯罪呈蔓延之勢，如在廣東省汕尾市陸豐碣石鎮，走私洋垃圾衫瘋狂，有關部門不得不出動1000余人次“逐家清查”，而查獲的洋垃圾衫竟達1200捆、近100噸。[10]又如，1994年5月，浙江某企業從德國進口225個集裝箱的廢舊乙烯薄膜，經檢查全是生活垃圾。[11]

二、環境資源犯罪的原因

環境資源犯罪有著復雜的原因，現從社會、犯罪分子本人和周圍環境三個角度作一扼要分析。

1、從社會看，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1）社會大氣候的影響。政企分開和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打破了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一切都由國家統管統攬的局面，使人和單位的利益直接與自己的行為掛起鉤來，一些個人和單位于是不擇手段地追求經濟利益，因而出現了大量的違法排污、非法捕殺珍稀動物和盜伐、濫伐林木的違法犯罪行為。開放政策的實施，為走私固體廢物、走私珍稀動植物及其制品等犯罪提供了方便。這其中單位犯罪尤其引人注意，因為在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單位沒有或很少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但市場經濟卻不僅使國有企業有了相對獨立的經營自主權和明確的責權利，而且還出現了一大批擁有自己小集團利益的集體企業、三資企業和私營企業，“應當承認，市場經濟本身所固有的這種利益驅動和競爭性是法人犯罪產生的重要經濟原因。”[12]又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以往礦產資源大多由部屬企業獨占的格局受到了新的生產關系的嚴重沖擊，地方政府要擴大資源占有量，以壯大地方礦業，增加地方財政收入，鄉鎮和農民也迫不及待要染指這些國有大礦，于是就出現了一些鄉鎮和群眾無視國家法律、公然搶采國有礦產資源的違法犯罪行為。[13]（2）某些政策環節的失誤。如農村實行后，在林區片面搞分林到戶，一時社會上流行起“要想富，上山去砍樹”的口號，致使50年代我國營造的森林在短時間內又遭到了嚴重破壞。[14]（3）法律的不完善。如在1997年新刑法修訂前，我國環境保護法和海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規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由于缺乏刑法上的對應規定而落入“口惠而實不至”的境地[15].新刑法修訂后，仍然存在一系列的立法不足，對此，后文還將詳細加以闡述。（4）執法機制的不健全。正如有的香港學者所指出：實踐中符合環境資源犯罪條件的案件不少，但由于環境資源刑事執法不到位，因而判處很少，這說明中國內地環境資源刑事執法的能力和表現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環保機關的辦案人員的環境刑法知識不足，對行政違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把握不準，很多時候對那些本來構成犯罪的仍然以為不構成犯罪。二是環保機關出于部門保護主義的考慮，以罰代刑嚴重，對明知已構成犯罪的案件也不移交司法機關，只作出罰款了事（因為按照很多地方的做法，上繳財政的罰款可返還部分給主管單位）。[16]

2、從犯罪分子本人看，存在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

就主觀原因而言：（1）唯利是圖的犯罪動機是很多犯罪分子走上環境資源犯罪道路的重要誘因。環境資源犯罪分子很少是為危害環境而危害環境的，他們大多是為了從危害環境資源的犯罪活動中牟取暴利。有的犯罪分子正是在這種利益驅動下，公然置國家法律、法令于不顧，大肆從事破壞環境和污染環境的犯罪活動。特別是在那些盜伐濫伐森林、非法捕殺珍稀動物等破環自然資源的案件中，更是如此，如建國以來我國首例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的喻明李、郭發平等人非法獵殺大熊貓、倒賣大熊貓皮一案，犯罪分子明知大熊貓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珍稀動物，但因打聽到大熊貓皮可以賣高價賺大錢，遂無視法律的規定，互相勾結，共同策劃，從槍殺、剝皮、窩藏、驗貨到運輸，形成一個鎖鏈式的犯罪團伙。[17]（2）玩忽職守、嚴重不負責任的工作態度是導政許多污染環境的刑事案件發生的直接原因。如1981年7月2日，湖南省邵陽市合成洗滌廠供銷科倉庫保管員朱世斌，在負責烷基苯注入四號和一號貯藏的過程中，由于工作責任心不強，卸完后未按操作規則將四號貯藏的底閥關閉即下班回家，致使四號罐的烷基苯流入一號罐后溢出。事故發生后，朱世斌并未吸取教訓，于同年7月14日再一次負責卸烷基苯注入四號罐和一號罐，事前只對貯罐內的原剩余烷基苯量做了粗略估計，就開始卸料，致使烷基苯從四號罐頂部溢出。以上兩次泄漏事故共流失烷基苯12.5噸，發現后從泡花堿下水道回收流出的烷基苯3.6噸，實際流失8.8噸，價值人民幣13500余元。流失的烷基苯嚴重污染了邵水河。后朱世斌被以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3）個別黨政領導和工作人員法律意識淡漠，或不嚴肅執法，也是導致或縱容環境資源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江西省某村村委會主任俞某以村委會名義向鎮政府申請砍伐林木500立方米，而時任該鎮黨委書記的梅某由于法律意識淡漠，擅自在報告上越權批示，導致了1997年1月至3月923.677立方米天然闊葉林被濫伐，2月20日當俞某知道公安機關將調查此案后，向鎮政府提出采伐800立方米的申請，以掩蓋其濫伐林木的行為。梅某在明知這是違法的情況下，為包庇犯罪，擅自簽批了該申請，并把簽批時間提前到1996年12月30日。后梅某、俞某因涉嫌濫伐林木罪被逮捕起訴。[18]又如，2000年四川省蒲江縣大興鎮黨委鎮副書記兼治安室主任寧某、副主任熊某、林業站長葉某等在查處非法毀林案中多次將構成盜伐林木罪的案件不向司法機關移交，而是以罰代刑，擅自罰款了事，甚至有時因為熟人關系罰款也省了，致使該鎮盜伐林木之風盛行。后寧某等人被追究刑事責任。[19]

就客觀原因而言，國家有關環境資源犯罪的法律宣傳不夠，致使一些犯罪分子觸犯了刑律還不知道。例如，筆者曾在某縣人民法院收集了兩個案例：一個是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一個是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前者的基本案情是：一個山村中的老人用粘有桐油的竹簽圍成一圈，以活老鼠為誘餌，獵捕鷹五只，公安機關查獲后，經送往某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鑒定，這五只鷹屬國家二級野生保護動物；后者的基本案情是：一農民收購了一些蛙類準備去外地出售，但被公安機關查獲，經送某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鑒定，其中有不少屬虎紋蛙，是國家二級野生保護動物。司法機關據此分別對二被告定罪判刑。在庭審中，二被告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均供認不諱，但覺得冤的是他們都不知道這些動物屬國家野生保護動物。可不，如果連辦案人員都要送有關專門機構鑒定才能判斷是否是國家野生保護動物，對那些常年居住在深山里的農民，要他們準確地知道何為可獵捕可收購之動物，何為國家保護的不可獵捕不可收購之動物，也確實為難他們了。又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實施的《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濫伐林木罪的對象也包括農民自己栽種的成片林木，而實際上由于對此規定宣傳不夠，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此規定，因而走上犯罪道路。如馬某在荒坡上自行開荒，種了三畝火炬松，由于這片樹林經常被人偷砍、盜伐，又不能給家里增加收入，馬某一怒之下砍了這片幼林。由于馬某擅自采伐林木沒有達到該罪“數量較大”的標準，所以才沒有以濫伐林木罪論處，只由當地的林業局作了行政處罰。[20]

3、從周圍環境看，有這樣一些因素值得考慮：首先是周圍整個環境都缺乏法律意識，從而助長了環境資源的犯罪。這里，不妨引用一個《人民日報》1993年12月21日報道的案例，文章的題目叫“從捕蝶到被捕”，說的是曾被新聞媒介譽為“中國十大收藏家”之一的劉敬槐竟是一個大肆非法捕殺并走私珍稀昆蟲的犯罪分子的故事。事情是這樣的：現年58歲的劉敬槐原系武漢某織布廠工作，1981年退體后，他迷戀上蝴蝶標本的采集收藏，便自費到四川、云南、貴州省等地山林大量捕殺珍貴蝶種，繼而捕殺各類昆蟲。至1989年，他和他的徒弟、漢西車站貨物臨時工湛安明非法捕殺近萬只，品種達300余種，其中不少屬于國家重點保護的昆蟲。不久，劉、湛由收藏、交換發展到在國內大量非法出售，同時向國外、港臺走私珍貴昆蟲標本。經初步查實：1988年至1993年3月，他倆共捕殺各類蝴蝶2000余只，其中國家二級保護動物中華虎鳳蝶1100余只，含國家重點保護在內的各類昆蟲2354只。自1988年始劉敬槐以郵寄的方式13次向某國標本商人走私蝴蝶標本1378只，其中屬國家二級保護的393只；走私昆蟲標本2354只，共非法獲利3.9萬余元。如此大量非法捕殺并走私珍貴野生動物，嚴重破壞野生資源，致使生物資源外流的案件，實屬罕見。問題是，此種犯罪為何能持續10年并愈演愈烈？主要就是法律意識差的原因。劉敬槐本人只知道“到處都在捕殺、出售，我為什么不能搞呢？”同時，劉的采集收藏以及對某珍貴蝶種的首次發現，引起了一些新聞單位的極大興趣，1987年至1993年6月，數家報刊、電視臺先后對劉進行宣傳報道，直到案發調查時，文章作者、編輯才知道這“捉蟲子”也犯法。正是這些報道“招蜂惹蝶”，交換者、收購者、走私者也紛至沓來，使劉敬槐越陷越深。劉敬槐多次舉辦過個人收藏及蝶畫展覽，各展次均有人觀瞻，但誰也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早有規定，即使出于展覽目的而捕殺也要取得“特許獵捕證”，就是對非國家保護野生動物的獵捕也要取得“狩獵證”并限量才合法。另外，對劉的行為，有關專家和主管部門從無人過問。據劉交待，有的專家從報上得知或看過展覽，還來信鼓勵，或要求交換，或寄錢收購，他第一次出售標本就是因某專家的介紹。劉敬槐曾向海關去信詢問昆蟲標本出口手續，海關復函竟稱“信中所談事項不屬海關范圍。”而《野生動物保護法》明文規定“海關憑允許進出口證明書查驗放行”，并規定了動植物標本屬禁止出口之列。然而，幾年來劉敬槐寫明“昆蟲標本”，大量郵寄昆蟲標本出境，竟無一被截獲。《野生動物保護法》還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進入市場的野生動物或者其產品應當進行監督管理，“禁止出售、收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或其產品”。但事實上有些標本公司的各種單據上公然寫著國家重點保護昆蟲名稱，卻從來無人過問，難怪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進出暢通無阻。難怪劉敬槐數年走私樂此不疲，并發展到完全按國外標本商人要求的季節、地點、品種捕殺。可見，劉敬槐走到這一步，與他周圍的環境亦不無關系，如果早有人提醒他一下或早被查處，他也不至于陷得如此之深。

其次，特定的生存環境和飲食文化也滋生環境資源犯罪。如在有的礦區和山區，地理環境惡劣，交通運輸不便，不具備發展副業的條件，又隨著人口的過快增長，群眾的生活十分困難，因此，盜采、濫采、搶采礦產資源和盜伐、濫伐森林資源等違法犯罪活動就十分嚴重。又如，在一些地區，盛行吃野生動物，認為那是大補，從而為非法捕殺、販賣、收購野生動物提供了巨大的市場。

最后，執法不嚴也給周圍傳播了一些錯誤的信息。如在不少地方，吃野生動物一條街，飯店門口招徠顧客的廣告上公然寫著某些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名單，但就是無人查處，久而久之，就給人形成了一種好像這根本不是犯法的印象。又如某國家級野生動物保護區的野生動物品種齊全，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山上山下建起了不少飯店和招待所，它們都推出了野味菜，而出售的都是附近山民偷獵捕殺的珍貴野生動物，多年來卻無人查處。

第二節 環境資源犯罪的對策

1、立法對策

要從內容到形式完善打擊環境資源犯罪的法律體系。就內容而言，又包括兩方面：一是要完善與環境資源犯罪相關的法律法規，如行政管理法規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環境資源犯罪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其行政從屬性，刑法中規定的環境資源犯罪均以違反一定的行政法規為前提和基礎，因此行政法規的完善就顯得格外重要。另外，象前面提到的非法捕殺、收購珍稀野生動物的犯罪之所以十分嚴重，與吃家們不無關系，正如刑法中打擊拐賣人口同時也要打擊收買人口，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打擊也要打擊一樣，我們的法律在打擊非法捕殺、收購珍稀野生動物犯罪的同時，也要對那些食用珍稀野生動物的單位和個人追究適當的法律責任，初步考慮，可以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對此類行為加以規范。二是要完善現行刑事立法。1997年新刑法雖然在環境資源犯罪的立法上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1）法條之間不協調，例如，按照第151條的規定，犯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的，最高刑可至死刑，但根據第341條的規定犯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的，最高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顯然兩者的刑罰不協調。（2）有些該規定為犯罪的沒有規定，如施放噪音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行為，拒不執行限期治理和停業、關閉決定以及其他抗拒環保行政監督的行為，[21]還有那些違反有關環境資源法的禁止性規定，經行政處罰后仍不改正的行為，[22]等等。（3）有些條文規定不嚴謹，給法的適用帶來困難。如第341條規定的“非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此處“國家重點保護”和“珍貴、瀕危”屬同義反復，因為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都是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也只有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才受國家重點保護。[23]現在這種表達方式，很容易使人誤解為有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是不受國家重點保護的，這顯然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不符。而且國家只有一個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名錄，并沒有一個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名錄，在刑法中使用“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概念反而給刑法的適用帶來歧義。又如，第338條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沒有區分故意排污和過失排污，將兩種性質不同的排污行為規定在同一個法定刑幅度內，顯然不科學。此外，在“非法采礦罪”等條文中也存在使人困惑之處。[24]

若從更廣一點來看，環境資源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還涉及此類犯罪的一些刑法總則問題和刑事訴訟程序問題。如：關于刑罰，現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法官對盜伐、濫伐林木的犯罪分子除判處刑罰外，還附加罰其栽樹的判例，[25]筆者認為就目前的法律而言，這種判決并無充分的法律依據，因為在我國的刑罰種類中，并無此種附加刑，而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也只針對賠償受害人的經濟損失，不包括國家的損失。雖然在我國的《森林法》中有此類規定，但那只是行政處罰，并不能自然適用于刑事案件。實際上，在國外，象這類附加刑是廣泛存在于環境資源犯罪中的，包括履行社區勞動，清除污染物，命令暫時停業、撤消從事某項活動的執照，公開其犯罪記錄，等等。[26]我們可以考慮增設一些這樣的附加刑，并相應地減輕犯罪分子的主刑，這樣無論從刑罰經濟性還是從減少受害人包括國家的損失看都是有好處的。再如：關于環境犯罪案件的起訴人資格、舉證責任分配、因果關系的確定等，也需要加以專門研究。[27]

在完善環境資源刑事立法時，還有必要談談立法的形式問題。我國的立法傳統是不在其他行政法律中單獨設罪定刑，這就造成了有的環保行政法律往往在“法律責任”中對需要犯罪化的行為來一條“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種立法方式缺乏可操作性，不符合刑法明確性的要求，因此今后不宜采取這種方式，具體選擇有二：一是在頒布行政法律的同時，頒布一個刑法修正案之類的刑事法律與之配套，二是直接在行政法律中設罪定刑。目前后一種方式還未曾見過，但筆者主張，這也許是一種更合適的方式，因為放在一起規定，不僅有利于與相關的法律責任相銜接，而且還有利于普及和宣傳法律。也許有人會說，那樣會肢解我們“統一”的刑法典，但事實證明，“統一”的刑法典只不過是某些人的幻想而已，難道修正案和決定之類的立法方式就維護了統一的刑法典了嗎？

2、執法對策

法律在立法者制定出來時還只不過是一株幼苗，它的形狀長成何樣，它的枝頭伸向何方，還得看執法者這一園丁如何栽培。這就是卡多佐所謂的“法律的成長”。在執行環境資源犯罪的立法時，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來保證法律得到健康的成長：

（1）提高執法質量。執法者要嚴肅執法、文明執法，要樹立“執法的最高境界是無罪”的思想，懲罰犯罪不是目的，預防犯罪才是目的；決不能在打擊犯罪中夾雜創收、報復等不正當的動機，也不能受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的干擾；執法要一以貫之，不能忽冷忽熱，要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執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因時因地，抓住主要矛盾，如針對特殊區域、特定季節對相關的環境資源犯罪進行重點防治；要針對執法中發現的犯罪原因和一些深層次的因素，及時向有關單位提出司法建議。

（2）樹立正確的刑事政策觀。首先，要準確理解和遵循“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現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則，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要找到平衡，不能為了打擊犯罪就不擇手段，這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其次，要充分發揮刑事政策調節法律剛性的積極作用，在現有法制的籬笆內，盡可能地實現公平、正義。以“違法性認識”為例，由于我國刑法對此沒有規定，司法實踐中一直實行“不知法律不免責”的原則，但對于環境資源犯罪這類與倫理道德沒有必然聯系的行政犯（法定犯）而言，并不公平，特別是在我國某些還處于“前現代”的邊遠山區，對于那些確實不知道某種動物為國家重點保護的動物而捕殺的，應作無罪處理，因為此時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也就無所謂“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刑法第14條關于故意的定義）。退一步，如果司法實踐還走不到這么遠，至少也應對此種情況從輕處理，能緩刑的緩刑。再如，在一些環境污染受害者因問題得不到解決而采取過激措施的案件中，就要考慮到事出有因，盡量做從輕甚至無罪處理。

（3）作好司法解釋工作。刑法中有關環境資源犯罪的條文中，有許多諸如“重大環境污染事故”、“情節嚴重”等模糊用語，司法機關應當盡快出臺明確的司法解釋，并公之于眾，既指導和統一司法，又能讓相關的單位和個人知道行為的尺度，從而具備法治社會的“可預期性”。但時下這一工作還有很多沒有完成。例如，關于什么是刑法上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目前司法實踐中參照的是1987年國家環保局的《報告環境污染和破壞事故的暫行辦法》，但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暫行辦法》只是一個行政規章，并不能自然地對司法機關有約束力。[28]

（4）加強環保行政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的協作。如前所述，實踐中經常存在環保機關“以罰代刑”的錯誤做法，這要么與環保機關的刑事法律知識不足有關，要么與本部門利益有關。針對行政執法機關對涉嫌犯罪的不移送司法機關的現象（不只環保機關，在工商、稅務、海關等部門同樣存在此種現象），國務院曾在2001年7月頒布過一個《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對此應嚴格執行。再者，環境資源犯罪案件具有一些自己的特點，有關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如何盡快掌握相關的專業知識，并建立與環保機關的協作機制，對確保此類案件的成功偵破、起訴和審判都有不可小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