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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開放度是衡量一國經濟開放程度的綜合性指標,為了說明一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本文選擇了6個指標、利用SPSS軟件對我國經濟開放度進行了綜合測量。
【關鍵詞】
經濟開放度;對外開放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長期高速增長。我國逐步放開國內金融市場,對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2011年我國超過日本,正式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開放的國際化程度越高,則它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就越高,資源跨國的范圍就越大。經濟開放度是衡量一國經濟開放程度的綜合性指標。當前,世界各國的經濟開放度總體呈上升趨勢,這種上升趨勢表明各國都在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系。
二、相關文獻
目前國內外學者已經對此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西方學者最早采用外貿依存度來度量經濟開放度,之后又考慮到貿易政策,從而將貿易扭曲程度、貿易保護程度和經濟導向等相關指標納入研究范圍,對外貿依存度進行修正。在度量方面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方法和新見解,如價格扭曲度計算法、綜合指標法、模型法等,選取的樣本國家也越來越豐富。
中國的經濟開放具有其自身的特色,采取的是多層次、滾動式、逐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方針,這與中國的國情有關。李(l998)認為衡量一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必須從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三個方面入手,提出了一個計算經濟開放度的公式:O=WlxO1+W2xO2+W3xO3。其中O(openness)表示一個國家的經濟開放度,O1、O2、O3分別表示國際貿易、金融、投資方面的對外開放程度。W1、W2、W3表示對應的權重。之后,劉朝明和韋海鳴(2001)又對此進行補充,認為一國對外開放指標的設計可定位于國際商品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和國際服務貿易四個方面,并采用聚類分析法對4項指標分別賦予權重,求得加權平均值來度量經濟開放度。此外,還有學者選擇外貿依存度、實際關稅率、黑市交易費用、Dollars指數和修正后的貿易依存度這5種指標來度量貿易開放度等。
三、實證研究
綜合國內外眾多學者關于經濟開放度的指標體系設計,本文以李提出的經濟開放度的計算公式為基礎,選取了6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指標來測度我國的經濟開放度。其中,貿易開放度、實際關稅率、服務開放度主要側重反映的是經常項目的開放程度。而金融開放度、投資開放度、生產開放度更多側重反映的是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開放程度。計算所需的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以及外匯管理局網站中公示的中間價匯率。
(一)貿易開放度
貿易開放度這一指標可以用貿易進出口總額/GDP來表示,貿易開放度既反映了出口依存度與進口依存度之和,也反映了商品貿易開放度與服務貿易開放度之和。計算結果見表1。
(二)實際關稅率
實際關稅率采用關稅收入/進口額表示。一國關稅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國對國內商品的保護程度,同時也反映了該國經濟的開放程度。關稅率越高,表明對進口限制越嚴。計算結果見表2。
(三)金融開放度
金融開放度反映的是一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是一國資本流動總額與GDP的比值。金融開放程度越高,對應的經濟開放程度就越高。這里采用“資本和金融項目”(貸方和借方之和)再加上“經常項目”中的“投資收益”(貸方和借方之和)來代表各年資本流動總額。計算結果見表3。
(四)投資開放度
投資開放度可以用對外直接投資開放度與對外間接投資開放度二者之和來表示。由于對外間接投資的數據難以取得,這里只使用對外直接投資開放度作為投資開放度的度量,對外直接投資開放度采用對外直接投資和接受外來直接投資之和與GDP的比值表示。計算結果見表4。
(五)生產開放度
這里主要采用“三資”工業企業生產總值與工業總產值之比表示,反映國內生產力發展對資金、人力、管理及設備技術引進的依賴程度。計算結果見表5。
6、服務貿易開放度。服務貿易開放度為一年的服務貿易輸出和輸入總額與GDP之比。服務貿易的進出口規模反映了一國國內市場對外國服務的準入程度以及參與世界服務市場的能力。計算結果見表6。
下面根據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結合SPSS統計軟件,利用以上計算出的6個指標的結果,對經濟開放度進行測度。計算結果如表7所示。
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經濟開放度總體呈上升趨勢,從2007年開始,經濟開放度有較為顯著的下降,這可能與人民幣的升值、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以及隨后產生的全球金融危機有關。
四、小結
盡管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經濟開放度也在不斷提升,但是從整體而言,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仍然比較低,尤其是在資本項目方面。我國的資本項目長期受到管制,目前我國經濟開放度的提升主要是源于經常項目和外國直接投資,我國資本項目仍然沒有完全放開。但從長遠來看,我國會進一步放開資本項目管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未來我國經濟開放度仍將不斷上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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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對策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10-057-02
一、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基本狀況
分析一國旅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可從不同角度采用相關指標進行測量和評價,如凈出口指數、國際市場占有率、貿易競爭優勢指數、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等。本文主要采用了國際市場占有率、貿易競爭優勢指數、顯性比較優勢指數三項指標來反映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基本狀況。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國某產業或產品出口額占世界市場出口總額的比重,該值取值范圍在0到1之間,該值越大,表示在世界上的排名越靠前,其國際競爭力也越大,反之越小。其計算公式為:
國際市場占有率=一國某產業或產品出口額/世界市場出口總額
由表1可見,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基本維持在0.03到0.05之間,市場份額低,并無顯著增長趨勢;雖然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出口額呈現上升趨勢,但其增長率波動較大。從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可以看出,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較低。
(二)貿易競爭優勢指數
貿易競爭優勢指數,又稱TC指數,是指以一個國家或地區某一行業或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差額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是常用的國際貿易競爭力的指標之一。該指數的取值范圍在-1到1之間,若該指數越靠近0,表示該國競爭優勢處于中間水平;當該指數大于0時,并且其值越靠近1,競爭力越大;反之,則說明競爭力越小。其計算公式為:
TC=(出口額-進口額)/(出口額+進口額)
由表2可知,我國的旅游貿易競爭優勢指數2001至2008年在0~0.2之間波動,均為正數,但自2009年開始由正變負,之后一直下降到了2014年的0.4867。可見,競爭力下降趨勢明顯。當然這其中可能的因素也與我國居民經濟水平提升之后,喜愛出國旅游、消費、學習,使得進口數額迅速上升,而受金融危機影響,外國來我國旅游、消費、學習的人數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因而使得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出口額上升速度小于進口額上升速度有關。
(三)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又稱RCA指數,是指一國某產品出口額占世界該產品出口中的比重與該國所有產品的出口額在世界該產品出口額的比重的比率。若RCA指數小于0.8,表示一國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若RCA指數在0.8~1.25之間,表示一國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處于中等;若RCA指數在1.25~2.5之間,表示一國某產業具有比較強的競爭優勢;若RCA指數大于2.5,表示一國某產業具有十分大的競爭優勢。其計算公式為:
RCA=(一國某產品出口額÷世界該產品出口額)/(該國所有產品的出口額÷世界該產品出口額)
由表3可見,我國2001-2014年的旅游服務貿易RCA指數除2001、2002年外,均小于0.8,并且總體處于下降狀態,從2003年的0.6251下降至2014年的0.4171,這表明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在國際競爭力水平還很弱。
通過以上三種指標我們基本可以看出,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總量有所上升,但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水平仍然較低。若究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國旅游服務質量不高、旅游管理水平還不高、旅游配套設施不完善、高檔次旅游產品開發不足、人才培養和引進機制不完善等方面。因此,以下主要從這些方面提出我國提升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應對之策。
二、提升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一)規范旅游企業經營,提高服務質量
造成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我國一些旅游企業經營活動不規范,服務質量不高。因此,除旅游企業自身加強內部規范經營管理外,政府應嚴格執行相關管理辦法,規范旅游企業的經營活動,杜絕欺騙旅客、宰客等現象的發生;旅游企業必須強化服務意識,加強內部員工教育和管理,完善相關規章制度,大力提高旅游服務質量。
(二)加大市場監管力度,提高旅游管理水平
一個規范健康的旅游市場對提升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有很大幫助,目前我國旅游市場監管力度還不夠,管理水平還有待提高。要加大旅游市場監管力度,旅游執法監管部門要嚴格執法,嚴厲打擊破壞旅游市場的不法行為,凈化旅游市場環境;改善對景區的管理方式,制定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旅游管理經驗,提高旅游管理水平,維護正常的旅游市場秩序,保障游客的合法權益。
(三)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旅游配套設施
完善的旅游配套基礎設施能讓旅游服務貿易發展得更加順暢,競爭力得到進一步提升。一是政府要做好全國和相關旅游重點區域的短期、中期和長期配套設施建設規劃;二是加大投入力度,除政府投入外,注重充分利用社會民間資本的參與,利用多方力量加快建設的步伐;三是抓好配套設施建設的重要關鍵環節,注意安全可靠的旅游交通、垃圾回收及處理、污水處理、信息咨詢文化服務等硬軟件設施的建設和完善,特別是提供完善配套的餐飲、住宿和娛樂的基礎設施尤為關鍵,因為這類設施的安全問題直接關系著游客的人身、財產及飲食安全。
(四)深挖中國元素,培育高檔次旅游產品
要提升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深挖中國元素,培育高檔次旅游產品。要深入挖掘中國元素,將華夏傳統特色與現代審美相結合,利用能體現我國悠久而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淵源的元素引入到旅游產品的設計中,培育更多具有中國元素高檔次的旅游產品;同時要注重開發旅游資源時的整體性,不僅可以將地域上相近的旅游資源協同開發,打造旅游文化圈,提升旅游產品檔次,而且可以將相似的旅游資源可以合力開發,從頂層設計好核心競爭力后再向深層次挖掘,避免低層次的重復性開發。
(五)培養專業人才,完善人才引進機制
旅游專業人才已成為提升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尤其是旅游高級專業人才將會對旅游服務貿易的競爭力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一方面,加大對自身現有專業人才的培養和教育,出臺相關優惠政策,在職稱、職務晉升、福利待遇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傾斜,充分發揮專業人才尤其是高級專業人才的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大力引進優秀人才,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人才引進機制,要引得進來并且留得住,政府、企業應制定、出臺相應的優惠政策,建立健全引進人才服務保障體系,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全心全意為受聘部門和單位工作,從而為我國旅游服務貿易提供充足的人才資源,為穩步提升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提供智力保障。
(六)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健全的旅游法律法規是提升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重要舉措,也是旅游服務貿易健康有序運行的可靠保障。政府有關部門針對旅游服務貿易相關的法律法規空白的部分,應加快予以建立,以規范旅游服務貿易的操作和運營;對已出臺的法律法規要及時審查,出現相互矛盾的應及時修改;根據旅游服務貿易不斷發展的新變化,定期對旅游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內容進行修訂,以保證適應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在法制的軌道上健康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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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學商學院 四川成都 610103)
[關鍵詞] 流動性過剩 雙順差 人民幣升值 市場預期
一、流動性問題的由來
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在政府主導下的、漸進式的、與“對外開放”連為一體的改革模式,一直以來都是以開放促改革,許多改革措施是從開放的環境下“逼”出來的。我國的流動性問題也是與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收支問題、以及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息息相關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下面把1994年以來的13年分成三個階段列表如下:
1.1994年~1996年的通貨膨脹階段。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幣/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幣/美元。從1994年到2005年的11年間,人民幣匯率運行基本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我國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所有正當的、有實際交易需求的經常項目用匯都可以對外支付,這是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在此階段,由于人民幣低估,人民幣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以及相關的鼓勵出口和引進外資政策,從而拓開了我國出口貿易的渠道,經常項目順差逐步擴大,資本項目下的FDI也是節節攀升,因此“雙順差”格局逐步形成,但是外匯儲備在1996年才剛剛突破1000億美元。從總體上來看,這一期間的貨幣政策的目標是:抑制通貨膨脹,成功的實現“軟著陸”,同時抵御人民幣升值壓力。
2.1997年~2002年的通貨緊縮階段。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當時許多國際投機家就來投機人民幣貶值,此間貨幣政策的目的就是防止通貨緊縮和匯率貶值,最終還是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抵御了投機方面的壓力。國際收支雙順差進一步擴大,外匯儲備進一步增至3000億美元,但是增速稍有減緩,國內需求一直很難啟動,整個物價低位徘徊。但宏觀經濟總體運行穩健,物價穩定,人民幣單一盯住美元,幣值穩定。
3.2003年以來的流動性過剩階段。自2002年2月起,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開始貶值,這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國貿易與財政的雙赤字,人民幣單一釘住美元,對其他貨幣貶值,造成幣值低估,人民幣升值壓力上升。此外,近年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尤其是自美國日本等國提出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以來,市場上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逐漸增強。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上調人民幣對美元價格2%,并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匯改以來兩年多時間內,人民幣又升值了7%,2007年10月25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7.4938元,順利突破7.5大關。外匯儲備也是直線上升,從2002年底到2006年底的短短4年間,外匯儲備余額從2864億美元發展到10663億美元,早已成為世界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中國人民銀行2007年10月12日報告,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4336億美元,同比增長45.11%。與此同時,去年1至9月,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了4.1%,2007年10月以來,股票上證指數也達到6000點高位。各項數據表明,當前已經處于嚴重的流動性過剩階段。
由于匯率升值壓力以及外匯儲備的不斷高攀造成國內流動性嚴重過剩,主要表現在房價、股價雙雙高漲。現階段,中央銀行及財政部更是不斷出招應對流動性過剩問題,不斷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和特別國債回籠流動性、取消出口退稅政策。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已于2007年9月29日在北京成立,負責國家外匯投資管理,以增強外匯儲備的增值保值、維持國際收支平衡。
二、當前流動性過剩的原因分析
從以上對近13年來宏觀經濟周期的回顧,我們大致了解了為什么我國的外匯儲備如此迅猛的增長,為什么產生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在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和出口導向的匯率政策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格局逐步形成并不斷擴大發展,從而帶來高額的外匯儲備余額。盡管實行資本項目管制,人民幣升值預期依然刺激了國際資本向我國的流動,誘致大規模的投機性資本通過各種途徑流入我國,擴大了國際收支雙順差。在當前資本項目管制和外匯管制的條件下,央行為了維持穩定的人民幣匯率,被動的投放基礎貨幣購入外匯,從而造成巨大的流動性過剩。央行為了防止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又不得不發行巨額中央銀行票據回籠流動性,財政部也發行特別國債購買外匯準備注入即將成立的中司來緩解當前的壓力。
許多學者研究表明,從總量上來說央行對基礎貨幣和廣義貨幣增速的控制還算基本到位,但是市場上的流動性問題依然凸顯,外匯儲備依然不斷高漲,為什么總量上的控制不能緩解當前流動性過剩的壓力呢?我認為這里主要有兩方面值得考慮的原因:一是金融市場顯著的預期效應極大的影響了行為人的經濟決策,主要是人民幣巨大的升值預期導致投機資本的涌入,帶來一定的流動性壓力;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內在必然性,金融深化和金融創新促使金融機構和經濟行為人不斷利用金融產品和金融創新手段創造了更多新的流動性。
1.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退一步說,即使政府的諸多應對措施可以沖銷或者回籠當前過剩的流動性,但是人們的預期又會進一步造成新的流動性,帶來更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也有許多學者通過各種計量模型或者與其他國家歷史數據的比較分析,力圖證明人民幣價值并沒有低估,都是市場上無知群眾跟風心理的結果。但殊不知,金融市場的價格正是社會一群無知群眾心理的產物,很難說是長期考慮的結果,這是凱恩斯的觀點。
凱恩斯在《通論》中曾經說過,預期有兩類:一類是對價格的預期,稱為短期預期;另一類是關于未來報酬(即為價值)之預期,稱為長期預期。而在金融市場上盛行的是短期預期,投資者基本不管背后的價值究竟是多少,事實上也很難預測,投資的目的僅限于價格預期,只要預期價格上漲,多頭觀察者就必定有投機的沖動。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依然強烈,我們很難教導市場行為人說,“你們的預期是錯誤的,早就偏離了均衡點,不要再繼續投機了”,就算這樣的信息也無濟于事。因為市場行為人只會相信大多數人如何預期匯率價格,而不管實際價值處在何處,這也是凱恩斯著名的“選美故事”所論述的內容。
因此,政府要想穩定預期,至少有兩方面的事情要做:一方面正如許多學者研究指出,要做出切實可行的承諾,并付諸實施,讓大多數投機家認識到投機是得不償失的。據有關學者推測,由于嚴格的外匯管制政策,外國投機資金進入中國的交易成本大概在5%左右,加上國際市場上美元債券的收益率為3.5%,只要我們政府承諾每年以不高于3%的升值幅度,就得力爭保持這一指標,投機資金就不會有短期的收益,這當然是一方面的措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抑制國內資產價格暴漲,因為引起金融危機的不是外匯儲備的損失或者流失,而是資產價格的泡沫。政府應該進一步疏通和監管股票市場交易和房產交易,對投機資金征收高額稅收,并適當考慮利率的政策導向作用,逐漸引導市場預期,力爭引導資金到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西部開發,國內消費市場的開發和投資等等上來。
2.金融深化的內在因素。流動性問題是金融的基本問題,基礎指標是廣義貨幣M2與GDP的比值,也稱之為金融深化指標,能夠說明一個經濟體的貨幣化程度,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等在《財經》雜志上發表“中國流動性報告”,他們認為,從流動性可測量、可統計的角度看,有三個層次的界定:一是將流動性界定在銀行體系內,是指超額存款準備金;二是將與實體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貨幣供應量(M2)視同于流動性;三是將經濟社會中一切在一定條件下具有變現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資產視為流動性。央行實施的總量控制僅僅在第一個層面和第二個層面,然而,第三個層面的流動性的內生性使得它在進一步擴大。
一方面,央行及使想控制第二個層面的流動性也相當困難。當前M2快速增長的推動因素主要來自貨幣乘數,貨幣乘數的持續增長表明近幾年商業銀行的存款貨幣創造能力在擴大。商業銀行兩次不良資產的剝離,資產質量大幅提高,央行大額支付體系開始運轉,各銀行內部的資金清算效率明顯提高,可使銀行保持較少的流動性仍能維持正常經營和滿足清算需求。此外,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后,對贏利性要求增強,資產運用效率大幅提高,自然對所持超額存款準備金比例的要求在逐漸下降,因此創造貨幣的功能也進一步放大。
另一方面,近幾年金融市場深化、金融創新活躍,全社會的貨幣使用效率有了較大提高,呈現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減緩,表現為第三層次流動性即金融資產數量的迅速放大。以資產為基礎的信用擴張迅速,企業的資金周轉較為順暢,信用創造力度加大,即經濟體可支撐較高的信用額度。各種潛在的銀行信用減少了企業、居民的臨時性資金需求,以及對居民的理財服務、直接融資市場和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電子銀行交易系統的應用等等都提高銀行信用、企業和居民資產流動性。
因此,流動性過剩的局面不僅僅是國際收支失衡推動了基礎貨幣的快速增長的結果,更內在的原因是由于微觀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場結構的廣度與深度的改善,加上經濟正處于上升周期、經濟運行良好的因素,出現了貨幣乘數的逐年提高和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趨緩,貨幣創造與信用擴張能力得到了史無前例的釋放。
三、如何控制流動性過剩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1.當前的匯率政策要著力于打破升值預期。當前的流動性偏多,自然與國際收支失衡與一定的匯率水平有關。因此從匯率角度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更顯其緊迫和必要。但是從中國當前國情出發,解決匯率問題的對策,又不僅僅是限于人民幣的升值,需有一系列結構調整政策的配合,需有一定的時間過程。另一方面,匯改以來,人民幣已升值近7%。而且,匯率問題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美貿易順差問題,幾乎已成為世界有識之士的共識。因此,作為戰略思考,中國的匯改,不能因為有壓力而改,也不能因為沒有壓力而不改。作為策略手段,在管制匯率向市場化匯率轉軌中,至關重要的,是要打破市場強烈預期而造成的調控壓力。為此,決策層應在根據經濟發展中期需要測算一個較合理的匯率水平基礎上,以時密時疏、密疏不均的方式,在徹底打破市場上可測算的升值預期過程中,盡快將匯率調整到在一個時期內相對合理、穩定的水平。
2.深化金融體系改革,央行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應由貨幣供應量逐漸轉變到利率上。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不斷加深,貨幣流向和流量的變化已越來越難以掌控,因此央行僅以某一時點的M2靜態數值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已不再具有可控性和相關性,運用央行票據和存款準備金率等金融工具來調整貨幣供應量已不能使社會公眾產生預期,無法影響投資者的決策行為。當貨幣需求無法減少,而央行又采取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時,商業銀行必然會以減持央行票據的方式來繳存準備金,其結果并未收縮超額準備金,所以,央行應改以利率作為中間目標。
利率作為金融資產的價格,是一個敏感度高,與投資成本具有強相關性的指標。利率的變動能夠對社會公眾產生很強的升息或者降息預期,繼而調整投資決策,通過利率傳導機制,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債券市場、房地產市場等要素市場之間形成均衡利率,以此實現央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3.減少利用外資和出口導向的優惠政策,運用財政轉移支付,促進國內消費。正如前文所述,我國一直奉行“以開放促改革”的政策導向,這些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貿易的增長和引進FDI,加入到世界經濟的分工體系中,造就世界工廠的地位來獲得的。但是,國內的經濟體依然還是二元結構體系,富有階層的以及發達地區雖然積累了不少的資本,但是消費傾向有限,而保證中低收入階層的法律法規、以及配套的社會保障措施都沒法跟上,使得低收入階層的利益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從而沒法形成中產階級,也就無從形成國內市場的消費力量。
而如今日益增多的外匯儲備已成為流動性過剩的主要來源,對此應取消對資源性、初級原料產品和消費品的出口退稅和對利用外資的超國民優惠待遇。通過財政轉移支付途徑,將這部分財政預算支出用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補貼或降低國內消費品稅率,通過促進國內消費來增加國民就業機會。改變依賴資源和勞動力低成本出口產品的經濟增長模式、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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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優惠政策;市場經濟;經濟發展
作為稅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優惠政策是指在維持總稅收政策不變的前提下,國家為了應對某些特殊狀況及實現某項政策目標的需要,對一些特定的課稅對象、納稅人或地區采取減輕或免除稅收負擔的措施,以對其給予照顧或鼓勵。
一、稅收優惠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政府制定并實施的稅收優惠措施并不是一種隨意行為,而是為了滿足政策需要采取的財政性手段,其實質是財政通過稅收方式,將納稅人應繳納稅額的一部分或全部“讓渡”給納稅人。根據近20年來學者們的研究(郭平和洪源, 2010; 周品愛, 2010)和企業實際運行,作為我國主要的稅收支出形式,稅收優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并推動了我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調節收入分配,有效配置經濟資源,促進市場經濟體系的成熟和完善。由于市場經濟初期,許多制度體系還不健全,經濟資源的配置不夠合理,尤其是收入的初次分配在市場機制內尚不公平,通過多項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如農業稅的廢除、牧業稅免征及個體經營者納稅起征點提高等,使財政介入到國民收入的分配過程中去,運用稅收安排來充分發揮稅制對收入的自動和人為調節及穩定功能,將資金收入再分配給那些應該增加收入的群體。此外,通過其他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進一步鼓勵社會投資,促進技術進步,協調并彌補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某些不完善之處,以間接矯正市場失靈,提升政策實施效果,發揮其“微調”作用,從而促進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
第二,通過稅收政策的傾斜,有效促進了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國家運用布局經濟學,相繼出臺并實施了一系列傾斜于東部地區及西部地區發展的稅收金融優惠政策,這些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了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這些稅收優惠政策也對縮小局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有所促進,對我國的區域間梯度發展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積極的配合我國經濟產業政策的改革和調整。通過制定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可以促進我國相關行業的產品發展和技術更新。如我國目前在許多新型的高科技領域及國家急需發展的行業,如軟件行業、通信業、光電子企業、汽車行業、材料產業及家電業等等都采取了相關的稅收優惠,從而吸引并鼓勵企業和社會資本進行投資,從而積極引導并促進這些領域和行業的迅速發展,盡快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第四,以寬松的投資環境和條件吸引外資企業,并促進其發展。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對外資企業都有相關的稅收政策優惠。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環境更為寬松。這使得我國市場對外資企業來講十分具有吸引力。從無到有,從有到繁榮,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我國企業運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內企業的技術進步、產品創新和管理水平提升,并成為促進我國經濟水平高速增長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五,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的綜合運用來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我國政府通過對各項稅收優惠政策進行綜合運用,采取了多項結構性減稅政策,如增值稅起征點調高、增值稅轉型、再就業稅收減免、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降低、高新技術企業減稅、出口退稅率的調整等,這些稅收優惠政策對我國有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有著巨大的作用,并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平穩增長。
第六,通過出口退稅等相關政策的實施來大力推動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與國民消費及投資一樣對我國的發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出口退稅等相關政策,促進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飛速發展,在增加國家外匯儲備的同時,大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并進一步推進了我國企業向國際化方向發展。
二、稅收優惠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
稅收優惠政策在促進我國經濟和諧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消極作用:
第一,過多過繁的稅收優惠政策有悖于我國稅收法定原則。依據我國的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稅收主體必須依法律規定征稅,納稅主體則須相應的依法律規定繳稅,而我國名目眾多的稅收優惠政策,使得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間產生了較大的差距,導致法定稅率重而實際稅率輕的現象,并使得我國擔負著重稅負國家之名的同時,卻只征收了相對微薄的稅款(黃海梅,2009)。
第二,稅收優惠政策的雙重作用將不利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競爭。首先,稅收減免優惠政策會被少數不良的納稅人利用來偷稅和避稅,導致稅收收入的流失;其次,在對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納稅人群體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會對那些不享受優惠政策的納稅人群體產生逆向的消極作用,從而損害了稅收公平及社會效率。
第三,直接減免稅額的稅收優惠政策容易產生短期化的投資行為,對我國投資結構的良性發展產生消極影響。我國政府目前在稅收優惠政策的操作上,大多采取的通用措施是直接優惠形式,如稅率降低、定期減免、再投資退稅等。這些直接減免優惠的操作形式一方面很容易導致國家稅收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只是對盈利企業有一定的鼓勵作用,但對基礎設施、基礎產業、農業開發、交通能源建設等投資規模較大、經營周期較長、獲利相對較小的投資項目,則不能有效的發揮其宏觀調控效果,無法很好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
關鍵詞 政策有效性 DCC-MGARCH 馬爾科夫狀態轉移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加深,股票指數在近年來也呈現聯動的趨勢。眾多研究表明西方發達國家呈現較強的股票市場聯動性。中國經濟逐漸融入全球,資本市場的逐步對外開放,中國股市與國際股市的聯動性也進一步增強。本文力求利用聯動性的變化來驗證我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二、文獻綜述
谷耀、陸麗娜(2006)應用DCC-EGARCH-VAR模型,檢驗表明港市在收益和波動上都對滬、深兩市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并沒有表現出其他國家資本市場的“杠桿效應”。李曉廣、張巖貴(2008)運用回歸模型表明總體上我國股票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動性不強。徐有俊等人(2010)采用DCC-MGARCH模型研究,認為中國與國際股市的聯動性較小,但有增強之勢。
從已有研究文獻來看,DCC-GARCH模型在研究國際股市聯動性方面的應用較多,但基本上側重于中國與不同國際股市動態相關性的橫向比較,基本沒有針對于金融危機期間的變化研究。本文將彌補以此為視角,運用DCC-MGARCH模型和馬爾科夫狀態轉移模型進行政策有效性分析的這一空缺。
三、中國股市與國際股市實證研究結果
(一)樣本數據及檢驗。
本文采用2006年1月至2012年6月上證綜指、S&P500與S&P Europe 350指數對數收益率的日度數據,來分析我國股市同國際發達股市間的聯動性。在分析中采用對數收益率的形式,計算方法如下:
在進行DCC-GARCH模型的參數估計前,我們有必要對數據進行相關檢驗。收益率序列的平穩性檢驗表明,數據序列均為平穩的時間序列,直接對其建模不會出現偽回歸問題。經過收益率的自相關性檢驗,本文選擇AR(5)對S&P500數據進行過濾,采用AR(1)對EUROPE進行建模消除數據自相關性。
(二)馬爾科夫狀態轉移模型分析結果。
通過馬爾科夫狀態轉移模型可計算出的平滑概率,可看出此次危機是逐漸加深的,而且在雷曼兄弟倒閉后,進入了危機的深處。
據此我們將所選取得數據劃分為3個階段:危機前(2006.1-2007.8)、危機中(2007.8-2009.8)、危機后(2009.8-2012.6)
(三)不同市場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
1、單變量的GARCH估計。
本文直接采用GARCH(1,1)模型對數據進行分析,參數估計結果表明,各參數的估計值都是顯著的,并且各市場的波動性都具有明顯的持續性。而后對殘差序列用Ljung-Box Q統計量進行自相關檢驗,結果表明,殘差序列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對殘差序列進行ARCH-LM檢驗結果也在1%的表明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的設定都是合理的。
2、多變量GARCH模型估計。
下面利用DCC-MVGARCH 模型對中國、美國、歐洲市場各股市的相關性進行考察,這里的條件方差形式設定仍然為GARCH(1,1)形式,DCC估計的階數為1。
從模型參數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滯后1期的標準化殘差的乘積對動態相關系數影響顯著。接近于1,說明相關性具有明顯的持續性特征。同時,和具有明顯的統計顯著性,我們可以判斷一定存在動態可變的條件相關系數。
使用DCC-MGARCH得到的時變相關系數的圖,可以看出在整個樣本區間,三組動態條件相關系數均表現出顯著的時變性特征。分析比較后得出中國股市同國際的聯動性仍然較小,遠不及國際發達股票市場的聯動性。
根據DCC-MGARCH估計結果,分別計算的危機前、危機中和危機后的時變相關系數的均值可以看出在危機期間,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股市普遍下跌,導致美歐間股市的聯動性明顯升高,而中美、中歐的時變相關系數的均值在此期間卻反之降低了,直到危機結束后才又回到了危機之前的水平。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全球股市暴跌,各國股市聯動性升高的情況下,是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我國同其他國家股市間的聯動程度。
進一步,我們發現在2008年9月由于雷曼兄弟破產而導致的全球股市同步快速深幅下跌時期,三組市場間的聯動性都在這一時期突然升高了。不同的是,在中國推出四萬億的救市計劃后,我國同歐洲和美國的聯動性迅速重新回到了較低水平,而美歐之間的聯動性卻在此之后一直維持的較高水平直到危機結束。這進一步印證了前面的觀點:我國政府在金融危機期間的宏觀經濟干預政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減少國際股市對我國股市的沖擊,減弱我國同國際股市聯動性。
四、結論
本文通過不同時間段中國股票市場與國際股票市場聯動性的研究,發掘中國股票指數與國際指數的相關規律,力求利用這種股票市場聯動性變化的來度量我國在金融危機期間采取的宏觀經濟救市政策的有效性。通過上文的實證分析表明:在以穩定國內股市的角度考察,宏觀經濟政策的對我國股市同國際股市的聯動性影響十分明顯。
根據本文的結論在受到較大外部沖擊時,金融監管當局應當制定相關政策以減少國內市場波動,穩定國內股市,使股票市場保持正常的籌資功能,為我國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貢獻。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
參考文獻:
【關鍵詞】國有商業銀行 核心競爭力 度量方法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商業銀行所面臨的經營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而重大的變化。銀行市場結構的加速轉變,不僅加大了商業銀行業務拓展的難度,更加快了銀行新增利潤的分化;隨著金融游戲規則的不斷改變,市場對銀行傳統的盈利模式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社會需求結構的改變升級,也對銀行傳統、單一的業務結構帶來巨大沖擊。能否加快提升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增強競爭優勢,不僅關系到其自身的發展,更關系到我國宏觀經濟金融的穩定運行。
一、國有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內涵
核心競爭力應是銀行長時期逐步形成蘊涵于銀行內部的,并通過一定外在形式所表現出的,從而促使銀行在較長時期內不斷保持競爭優勢的,對銀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能力。該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管理學家普拉哈拉德與哈默提出的,其具體含義可以表述為“在一個組織內部經過整合了知識和技能,尤其是關于怎樣協調多種生產技能和整合不同技術知識和技能”。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可以被定義為:國有商業銀行通過整合內外部資源,敏捷的發現并以最快的速度滿足市場中客戶的有效需求,以獲得超額利潤并保持這種優勢的能力。
二、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度量指標與分析
當前國際上常用的度量指標體系主要有兩種,分別是美國的“駱駝”(CAMELS)評級法與英國《銀行家》雜志評價體系。本文通過結合我國銀行業發展現狀及國外度量先進經驗分別從盈利能力、風險防范能力、創新能力等方面選取國有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度量指標。
一是盈利性指標。商業銀行是特殊的企業,其經營目標仍是為了達到利潤最大化,盈利能力不僅能體現銀行競爭力水平的高低,更是其獲得發展的重要基礎。
(1)資產收益率是銀行運用其全部資源獲取利潤能力的集中體現。其計算公式為:
資產收效率=■×100%
(2)收入利潤比率。反映了商業銀行整個經營過程的盈利能力,指標越高,說明銀行經營能力越強。計算公式為:
收入利潤比率=■×100%
由上確定的度量指標,可計算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收益率、收入利潤比率,具體如下表:
根據銀監會要求,資產收益率的合理區間為1%~5%,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中都已達到標準,但總體水平仍舊不高,說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利用資產獲得收益的能力不夠突出,還沒有充分運用資產取得經濟效益,這就需要銀行進一步提高利潤并加強對資產的使用效率,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雄厚,如何利用資本獲利,仍然是銀行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在收入利潤比率中,以中國工商銀行最高,這說明工商銀行的經營能力明顯加強。
二是安全性指標。
(1)流動性比率。該指標反映了商業銀行持有較高流動性資產以保持流動性的能力。該指標越高,表明流動性負債清償能力越強。其計算公式為:
流動性比率=■×100%
(2)資本充足率。《巴塞爾資本協議Ⅲ》對資本充足率的各項標準有著明確而嚴格的制定,資本充足率也是國際銀行業普遍認可的用以反映銀行經營安全性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3)加權不良貸款比率。它是反映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最重要的指標。不良貸款比例過高往往是銀行破產的根本原因。計算公式為:
加權不良資產比率=■×100%
根據表中數據,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及核心資本充足率都接近10%,安全性較高,防范風險的能力較強。這一點在資產規模上也能看出來,國有商業銀行相對于其他商業銀行具有強大的資本實力,通過上市更能募集大量的資金,從而股東權益大幅增加,抗風險能力顯著提高。不良貸款率的下降說明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的發放程序以更加嚴謹,通過嚴把貸款準入標準,加強貸后管理,并及時對新發放貸款進行全面檢查,堅守住了銀行風險底線。
三是創新能力。由于中間業務已成為利潤的增長源泉,所以本文選取了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作為衡量商業銀行的創新能力指標。目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主要包括信用卡業務、業務及理財業務等。在外匯業務上中國銀行具有非常強的競爭力,另外,工商銀行擁有目前國內最多的網上銀行客戶,其信用卡發放量也在全國占據前列,這極大的增加了其中間業務的市場占有率,提高了利潤水平。
雖然近年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中間業務取得較大的進步,但仍有充足的發展空間。這主要緣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品種較少,主要集中在收付結算和業務品種方面,層次低,缺乏吸引力。
三、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對策
(一)轉變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與管理理念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長久以來依靠國有控股的優勢,缺少明確、科學的經營和管理理念和發展規劃,從而影響了銀行的發展。國有商業銀行要轉變經營與管理理念,就要樹立以追求真實利潤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在銀行經營中充分考慮資金成本及覆蓋了風險后的資金回報,以追求真實利潤為中心的理念指導銀行所有經營管理活動。要以市場為導向,充分滿足客戶需求。目前銀行的競爭集中表現在對市場和優質客戶的競爭,因此要盡快將經營策略真正轉變到“以客戶和市場為中心”上來;再次要強化銀行內控,制定嚴格的崗位分工,采用責任制,明確分工,節省管理成本。
(二)重視風險防范的問題
成熟的風險管理文化是構建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之本,也是我國銀行業融入全球金融競爭,實現持續穩健協調發展的基礎。要加強風險防范,首先應樹立正確風險防范意識,正視風險的客觀存在,并且培育健康的風險管理理念,在銀行的經營中尋求收益與風險的平衡。第二,應完善風險管理組織結構。在銀行內部建立一整套的風險管理機構,確定全行的風險管理戰略、風險偏好、風險管理政策等,建立全行風險資源的配置機制。第三,應提高風險管理技術水平,按照新巴塞爾協議的精神,建立適合本行的風險量化技術系統將風險的發生細化到銀行具體的經營步驟中,另外借助現代信息技術系統,提高風險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實現對風險的全過程的動態、實時監控。
(三)重視發展商業銀行創新能力
創新是銀行得以成長、發展和延續的動力,是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誰能夠擁有強的創新能力,誰就占能有更多的市場,也就擁有更多的競爭優勢。根據我國金融市場的客觀條件,開發適合的金融業務,并且積極引進國外銀行先進的中間業務品種,根據我國市場的具體條件,改進推廣。加強業務的技術創新,把當今先進的信息技術、網絡技術、數據處理技術等與商業銀行的業務結合起來,針對客戶的實際需求或潛在需求不斷推出新的產品和新的服務方式。另外,可以嘗試為客戶提供全面性金融服務,根據每個客戶的不同,為其量身定做金融產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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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整頓和規范期貨市場的通知》(國發〔1998〕27號)的精神,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對期貨經紀公司增加注冊資本金的資料進行了審核。截至1999年12月底期貨經紀公司增資工作已經基本完成,注冊資本在3000萬元以上的公司達179家(名單附后)。現將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已完成增資的期貨經紀公司接到本通知后,將原《期貨經紀業務許可證》(正副本)交各證券監管派出機構,由證券監管派出機構統一到中國證監會換領變更后的《期貨經紀業務許可證》。期貨經紀公司持變更后《期貨經紀業務許可證》及有關文件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變更登記。
二、各期貨經紀公司要確保資本金安全,自覺鞏固增資成果,切實防止經營成本過度擴張侵蝕資本,并嚴禁股東抽資。
三、各期貨經紀公司要按照《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四個管理辦法和工商行政管理法規的要求,規范經紀業務,加強內部控制,切實守規經營。
四、對未增資到位被中國證監會注銷期貨經紀業務資格的公司,要按照《期貨經紀公司管理辦法》妥善處理善后事宜,并按有關規定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辦理注銷登記。
【關鍵詞】適應性學習;宏觀經濟預期;中國;最優質;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規律在兼顧相機抉擇活泛性的過程中,規避動態非一致性,這已經是近些年以來世界范圍的學者實施最優質政策探究的主要應用手段,譬如:中央銀行向外公布,日后會參照某一項準則進行工作,其規則會作為約束手段,其不但會規避中央銀行的機會主義行動,也會創建一種承諾制度。假設規則獲取有效實施,便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一、對適應性學習理論的具體探究
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適應性學習理論得到了學術界的大范圍關注,并且是有限理性的主要代表。適應性學習理論逐漸被應用在經濟動態的研析中。適應性學習理論的出現,減弱了理性預期假設所具備的系統嚴格條件,認定在現實當中的預期不會存在完全理論的性質,公眾在根本上沒有充分認識到實際價值的真正含義,在每一期不間斷的取得并且更新決策所需要的數據信息,借助應用特定的計量方式,逐漸改變自身的預期。若如公眾借助適用性學習構建宏觀的經濟預期,由此可借助設定的關鍵參數,把公眾預期的理性階段定量化,站在一定價值上而言,適應性學習的極端形式表現之一是理性預期。和理性預期相比較,適應性學習理論在很多因素上都需要加改進與完善,以此促使公眾的預期構建機制與時展相吻合。
二、對最優質貨幣政策的探究
以往最優貨幣政策是在約束因素下,對中央銀行目標函數進行最優化而獲取的。但是根據相關資料可以得知,不重視穩定性和均衡確定性所攜帶的影響,會對最優貨幣政策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在引入到適應學習過程之后,經濟是否具備理性預期均衡狀態,是判定貨幣政策優質的主要參考憑證,中央銀行的最優利率準則存在,致使經濟不能轉向理性預期均衡收斂。但是假設前瞻性利率的規律得到優質規劃,就可以規避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狀況。在適應性學習的基礎上,有承諾行為或者相機擇選所獲取的最優規律存在一定的不足,與此同時,是在理性預期假設的基礎上獲取的,但是現實當中的公眾預期主要展現不完全理性的特征,在2002年,相關部門探究了在應用泰勒型的規律當成貨幣政策執行方式及存在的穩定性與明確性的狀況,根據相關探究得知,在利率出現對滯后,發現就前瞻性變量有反應后,獲取的穩定性條件與確定性條件仍然存在差異性。所以,在適應性學習的虛擬狀況下,在單一利率準則的基礎上,尋找最優的規律,已經是當前中國貨幣經濟學探究的主要目標。與此同時,當前對最優貨幣政策的探究具體集中在探究理性預期設置下的貨幣政策最優規劃問題。缺少對適應性學習之下最優貨幣政策選取問題的整體探究。介于在理性預期假設所推導性學習能夠把公眾的預期構成體系內,在經濟系統自身中出現,所以在是適應性學習探究最優貨幣政策更加具備具體的應用作用,我國相關學者與專家,在非常早的時期已經探究了公眾學習和預期構建體系對貨幣政策價值所產生的一定影響,其認為,公眾缺少對宏觀經濟運行的了解,會借助適應性學習或者相互之間傳遞信息,以此進行預期更新,假設與之相關的經濟信息存在不透明性或者透明性沒有達到一定標準,都會將公眾的學習過程延遲,與此同時增加公眾出現預測誤差的概率。除此之外,可將適應性學習融入到人民幣匯率的貨幣模塊當中,能夠看出,正字維護調整的貨幣模型能夠有效模擬出人民幣匯率的具體波動狀況,因此,可把適應性學習延伸到其他諸多探究渠道上,特別是轉型時期參數具備不穩定性的模型。
三、引入適應性學習的具體方法
在以往的新凱恩斯模式當中,預期通常指的是理性預期,但是理性預期的假設條件具有一定的嚴格性,若想在現實經濟中獲取有效實施,存在一定的難度系數。伴隨全球經濟化的不斷發展,貨幣政策分析的重點逐步從理性預期向適應性學習轉化。將新凱恩斯構建的基礎模式引入到適應性學習當中,便于預測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預期的構架過程。借助適應性學習構建宏觀經濟預期的實質是,公眾在提前了解并且熟知經濟的理性預期均衡性的方式,在此大背景下,借助效仿REE構架感知運轉規律PLM,這兩者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PLM當中的參數存在一定的變化,公眾在構建各期的預期之前,把應用的全部信息借助某一種事前假設的學習算法,以此使參數得到更新,而REE當中的相關參數是固有的,并且不會被公眾所熟知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文章是對適應性學習、宏觀經濟預期與中國最優質貨幣政策的具體探究,就模型預期項的處理角度而言,借助適應性學習取代以往的理性預期假設,這種方式的實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對理性預期的假設,在引入適應性學習之后,中央銀行決定的政策參數會對具體經濟造成直接的影響,與此同時,也會影響理性預期均衡能力的偏離階段。所以,中央銀行實施哪種形式的貨幣政策,以此保證具體經濟對均衡能力的偏離最小化,應該作為貨幣政策選取的重要探究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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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家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市場經濟;二元體系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6-0009-0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規模已經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同時,經濟結構矛盾卻相當突出。如地區生產力布局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衡等,這些經濟結構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國市場經濟中二元體系問題。由于二元經濟體系的存在,使得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均勻,人力、物力、財力等生產要素很難在市場經濟機制作用下進行合理流動,部分人群總是游離于城市邊緣,很難融入城市生活,當前二元經濟體系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城市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一、城市二元經濟體系的涵義
當前中國的市場大約存在著1 000多萬家企業,它們形成了中國的城市經濟體。但這1 000多萬家企業并不是由平等競爭組成的單一結構,而是“二重結構”或二元體系。就是說,在中國存在著兩個體系,國有經濟體系和私人經濟體系。國有經濟體系是由1 000多家大型企業集團組成的,這些企業集團規模非常龐大,占據中國企業總數不到1%,企業產權屬于國家所有或者國家控股。私人經濟體系是由1 000多萬家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組成,這些企業的規模不等,但相對于國有企業都非常小,它們占據了中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企業產權屬于私人所有或私人控股。這兩個體系各自創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3和1/3,財政稅收的貢獻率分別為50%和40%,就業貢獻率分別為10%和80%。此外,中國65%的發明專利權、75%以上的企業技術創新、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是由私人經濟體系完成的。
市場中,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的地位并不平等。國有企業資本實力雄厚,更兼具有行政扶持與自然壟斷優勢,它們主導著市場的發展。中小私人企業沒有任何依靠,完全受市場力量的支配,它們屬于純粹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小企業完全靠高出生率、高破產率來維持龐大的市場數量規模,據統計,中國每年宣布破產的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總數的30%,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三至五年。資本大魚吃小魚的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非常明顯的。這兩類經濟體由于在社會中的不對等地位,形成了中國城市經濟獨特的二元體系。
二、現行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體系所擁有的特殊權力
國有經濟體系不僅能很好地抵御市場風險,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能左右市場走向,這與國有經濟體系具有特殊權力和影響力是分不開的。
1.國有經濟體系具有控制原材料價格和產品價格的能力。當前,國有經濟體系的資產主要分布在能源、通信、交通運輸等行業。而這些行業在整個國家產業體系中處于“兩頭”地位,即產業鏈的最上游和最下游位置,市場化競爭程度相對較低。如石油、天然氣、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等行業屬于基礎性產業,是為其他產業部門提供原材料的行業;通信、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屬于產業鏈龍頭,是向其他產業部門購進原材料的部門。控制這些產業部門就意味著整個市場經濟主體都受其制約,這些部門就可以憑壟斷價格獲取超額利潤。據統計:在能源、通信、交通運輸等十大行業中,數量上占62.7%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擁有94.1%的資產總量。其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幾乎全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所占據;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運輸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或領域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所占比重也在90%以上。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在這十大行業的平均資產規模達到239.7億元,比全國企業集團平均資產規模多了100多億元。
2.國有經濟體系具有控制市場需求的能力。對于國有經濟體系而言,如果控制了產品的價格而沒有消費者來購買,那么國有經濟體系就不會獲取超額壟斷利潤。因此國有經濟體系會充分利用其影響力促使消費者購買其產品,由于國有經濟體系處于產業鏈位置的“兩頭”,即最上游的基礎性產業和最下游的“終極消費末端”產業,因此國有經濟體系往往通過兩種方式來對消費者需求進行引導。處于最上游的產業如煤炭行業由于是基礎性產業,因此其消費需求往往存在剛性,消費者消費需求基本上沒有彈性,伴隨著經濟增長和消費者收入增加,需求量會呈現不斷上升趨勢,國有經濟體系是穩獲利潤的。而對處于末端產業鏈而言,由于國有經濟體系具有資本雄厚、營銷渠道廣、知名程度高等特點,借助于媒體廣告等手段“勸說”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如在電視媒體上做廣告,每分鐘收費達幾十萬元,這是中小企業根本無力承擔的。國有經濟體系就是通過這些措施來對消費者消費習慣加以引導,看似市場上的消費主動權掌握在消費者手中,實際上是國有企業在市場中主導,不知不覺消費者成為了國有經濟體系源源不斷的利潤源泉。
3.國有經濟體系具有巨大的融資能力。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了占領市場,或者遇到周轉困難時,往往要負債經營,這就需要非常好的籌措資金的能力。當前中國融資渠道主要有兩種:一是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渠道;一是以資本市場為主的直接融資渠道。無論那種融資渠道,國有經濟體系都占據主要地位,根據資料顯示:0.5%的國有企業貸款總額占銀行貸款余額的50%以上。國有企業上市融資更是優先考慮,證券市場幾乎成為國有經濟體系的籌資金庫。同強大的國有經濟體系融資能力相比,私人企業融資非常困難。如2008年金融危機時,中國航空業出現整體虧損,國有航空集團卻獲得了幾十億元資金貸款渡過了財務危機,而同為航空業的私人企業卻連幾十萬元都難以貸到,只能任其在危機中破產。
4.國有經濟體系具有影響政府政策出臺、執行的能力。國有企業同政府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政府不僅不干涉國有經濟體系的行為,而且在多方面為國有經濟體系開通綠色通道。政府為國有經濟體系培養技術上的合格人才,推行有利于國有經濟體系的產業政策,有的經濟政策甚至是為國有經濟體系量身定做。政府還常常與國有經濟體系簽訂大宗物品采購合同,卻很少向中小企業伸出橄欖枝。國有經濟體系還經常承擔國家研發項目,一旦研發獲得成功,國有經濟體系會獲取巨額利潤;而一旦研發失敗國有經濟體系很少承擔研制損失,卻由政府財政買單,政府是它的“防摔安全網”。此外,國有經濟體系同政府機構還存在著千絲萬縷的人事聯系,國有經濟體系的負責人往往同政府機構官員相互轉換。如許多央企負責人不久之后就成為國家省部級領導干部;反過來,國家省部級官員又可以成為央企負責人。總之,政府與國有經濟體系存在著一種共生關系。
三、二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后果
在市場二元經濟體制中,國有經濟體系為了維持其市場壟斷地位,勢必利用自己特殊權力和影響力打壓私人經濟體系,從而為經濟發展造成以下嚴重的后果。
1.二元經濟體系的存在,造成了中國城市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由于國有經濟體系主要集中在城市工業和基礎產業,其在這些行業的過度發展,是造成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嚴重扭曲根源。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大交通道路、橋梁、高鐵設備、城市軌道等方面投資,這些行業得到持續不斷發展,但這些行業對于吸納勞動力卻在持續下降。從三次產業產值結構分析,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10%左右,而第一產業領域的勞動力人數占就業人口的38%,大量勞動力滯留于第一產業。工業產值近十年增長了30多倍,而同期進入的勞動力卻減少了50%以上。代表產業發展方向的工業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至少落后了1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私人經濟體系主要集中于低端生活服務業和外貿加工服務業,如餐飲、服裝、玩具等。其競爭已經出現白熱化程度,但大量的私人資本和勞動力卻沒有辦法進入國有經濟體系壟斷行業。這使得中國城市既有代表高精尖現代化城市形象的飛機、高鐵、城市軌道、高檔奢侈品產業,也大量存在低端餐飲、低附加值服裝、玩具產業,高端與低端產業之間斷裂層如此涇渭分明。
2.二元經濟體制的存在,造成了積累和消費比例失衡,經濟隱患叢生。國有經濟體系與私人經濟體系存在著不同的經營目標,國有經濟體系不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而主要考慮鞏固其市場壟斷地位,因而其主要策略是不斷進行投資,占據市場絕對統治地位。由于國有經濟體系的投資沖動,使得中國積累和消費結構嚴重失衡。根據支出法測算的GDP數據顯示,1999—2009年間,投資在GDP的比重由36.2%增加到47.7%,而同期消費在GDP的比重由61.7%下降低到48%。國有經濟體系投資沖動的結果是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并一度造成煤電油運緊張局面。此外,國有經濟體系過度投資還造成消費超前,如當前中國高速公路長度堪比美國,可是在高速路上行駛的車流量卻嚴重不足,車流量不足又引起收費不足,高速路沒有現金流收入就無法償還銀行貸款,從而引起整個經濟鏈條的斷裂,經濟隱患令人堪憂。據報道,云南公路投資開放公司向國開行、建行、工行等十幾家銀行累計貸款余額近千億元,2011年4月份正式向這些銀行發函通知,即日起支付利息暫停還本等事宜,引起了眾多關注。此外,國有經濟體系的投資沖動還造成不必要的低水平重復建設。
3.二元經濟體制的存在,造成了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社會分化嚴重。基尼系數是衡量國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標,根據資料統計顯示,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基尼系數在0.2左右,居民收入均等化現象明顯,這與一元的計劃體制平均分配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大,基尼系數已經突破0.4,有的統計機構甚至認為達到近0.5,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居民收入會持續擴大,這與城市二元經濟體系有關。國有經濟體系處于市場中的壟斷地位,在交換過程中往往通過價格差的形式剝奪私人經濟體系創造的財富。如中國的高速路收費、燃油價、通訊資費、銀行利差等同比都比發達國家高出許多,而這些行業很明顯被國有經濟體系壟斷。全社會行業所創造的財富急劇的聚攏在少數國有經濟體系手中,而在這些國有經濟體系中,大量財富又被分配給少數企業高管、技術階層等。這樣很明顯造成的社會后果是:大量財富被少數階層所占有,大量人口只占有少數財富,這也是近年來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
四、如何改變二元經濟體制
造成中國市場二元經濟體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國有經濟體系與私人經濟體系的權力不均衡,因此塑造平等的市場經濟權力是打破市場二元經濟體制的關鍵。為了建立平等的市場經濟主體,使得經濟發展均衡化,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改革。
1.改善私人經濟體系經營環境,提高市場體系中私人企業的組織化程度,從而加強私人經濟體系的權力。私人經濟體系與國有經濟體系相比較處于不利競爭地位,受到國有經濟體系的排擠,要改變此現狀應該從兩個方面進行改革:一是改善私人經濟體系的經營環境。具體從三個方面著力解決,首先是私人經濟體系面臨的自然環境(自然風險)。自然風險是由于自然力的不規則變化而引起的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由于私人經濟體系力量薄弱,遇到自然風險基本無力承擔財產損失,因此,建設社會財務風險分散管理機制是政府應著力解決的問題之一。其次著力解決私人經濟體系所面臨的政策環境(政策風險)。政府制定經濟政策不僅僅要對國有經濟體系和私人經濟體系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更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環境的穩定性、連續性、一貫性。對于政府的財政、貨幣、稅收、社會保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臺,要充分考慮其長效機制,使私人經濟體系有確定的政策預期,從而能及時調整經營策略。最后,著力解決私人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市場風險),私人經濟體系由于企業規模較小、實力較弱、管理能力不強,因此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較差,提高私人經濟體系經濟規模、管理水平是解決其應對市場風險的有效途徑。二是通過提高私人經濟體系的組織化程度,加強私人經濟體系的競爭能力。私人經濟體系企業數量雖然龐大,但還是難與國有經濟體系競爭,重要原因是私人經濟體系中單個企業資本規模太小、數量又太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因此提高私人經濟體系的組織化程度,促進私人經濟體系的企業橫向或縱向等方式聯合起來,形成類似于托拉斯形式的產業組織來提高其市場競爭力,加強同國有經濟體系議價的能力。
2.調整國有經濟體系的資本布局,管制國有經濟體系的價格,限制國有經濟體系的權力。國有經濟體系主要集中在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集中的領域。調整國有經濟體系的資本布局就是要把國有經濟體系從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中解脫出來,使之真正服務于公益事業領域。以國有經濟體系為主體的市場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國有企業的軟約束體制,使得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難以真正的形成,一旦出現市場正常的優勝劣汰總會有政府出面進行協調,這種沒有市場退出機制的競爭對于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極其不利。因此,國有經濟體系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為私人經濟體系騰出發展空間,把國有經濟體系的資本向關系社會公益事業發展上來,提高國民的教育事業、醫療保健事業、社會保障事業等領域,對于整體國民經濟發展是有益的。此外,管制國有經濟體系的價格,降低國有經濟體系的壟斷利潤。由于自來水、電力、煤氣、燃氣等管網的不可能重復修建,因此天然的會形成一定的壟斷,對于這些行業的價格制定,政府必須采取相應的管理機制,使之得到合理的社會平均利潤。
3.政府從國有經濟體系的影響下解脫出來,要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作為自己的政策出發點。政府作為整個社會經濟改革的有力推動者,為了能夠勝任改革的任務,自身必須不受任何力量的影響,尤其是要從國有經濟體系的干擾下解脫出來,不能把國有經濟體系的目標作為政策取向,而是把全社會公共目標作為政策取向。因此政府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解放思想,樹立正確的觀念。一直以來,政府對于國有經濟體系和私人經濟體系采取不同的態度,認為國有經濟體系是代表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主體,而私人經濟體系是資本主義經濟范疇是次要部分。這種理解非常片面,同時也造成了政府政策有失公允。同為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國民待遇。因此,政府應該重新樹立客觀公正的觀念,為私人經濟體系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畢竟,私人經濟體系吸納了中國80%左右的勞動力,為國民經濟創造了巨大財富,為國家財政貢獻了巨額稅收,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其次是回歸本位,履行政府應有的職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和責任政府,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國家保障體制。政府回歸本位就是要政府對社會公共事物的管理由“劃槳”向“掌舵”轉變,由“運動員”向“裁判員”角色轉變,建立起公共型政府。最后,政府主要以法律手段為主、適度運用經濟政策和行政手段來管理社會公共事物。一直以來,政府對于社會經濟事物管理都是以行政手段管理為主,動輒就是行政處罰。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政府應該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社會管理,政府也應該守法。努力形成市場機制、政府機制和社會機制三者互為補充、良性互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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