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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主板;中小板 ;創業板;協整檢驗;Granger 因果檢驗
益貧式增長(ProPoor Growth)是當前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前沿和熱點課題,也是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實現公平增長目標的一項重要戰略,強調發展中國家政府不僅要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而且要關注貧困群體能否參與到經濟增長過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近年來,國際上益貧式增長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都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國內益貧式增長的理論研究還很不深入,益貧式增長戰略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還未被充分認知,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益貧式增長的政策實踐。東北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劉暢博士的專著《中國益貧式增長中的經濟政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10月)在梳理和歸納益貧式增長基本理論的基礎上,采用現代經濟分析方法構建了規范的益貧式增長政策分析框架,探討了中國益貧式增長的績效以及路徑設計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該書立足于國內外益貧式增長理論的最新研究動向,以“宏觀―微觀”相結合的視角研究益貧式增長的系統分析模型,通過在宏觀一致性模型和微觀福利指標之間嵌入CGE模型,實現了宏觀和微觀的連接,從而建立了有實證基礎的中國版的益貧式增長政策分析模型及其標準,推進了中國益貧式增長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
第一,測度了中國經濟增長益貧度。應用PEGR指數方法和1987―2006年中國農村收入分組數據,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性質做出判斷。結果表明,在1987―200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總體上減少了貧困,但并非都是益貧式增長,特別是1995―1997年間,農村經濟增長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惡化完全抵消,貧困群體福利水平顯著降低。1998年是轉軌中后期的起始年,益貧式增長理念也是從這時開始醞釀、形成并逐步付諸實施的。
第二,分析了經濟政策影響中國益貧式增長的渠道。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益貧式增長的經驗證據進行回顧,重點討論了宏觀經濟政策影響貧困群體福利的各種途徑,例如,通貨膨脹、總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觀經濟不穩定等,以及周期和危機的非對稱效應和勞動力市場的重要作用。
第三,構建了益貧式增長的“宏觀―微觀”政策分析模型。在理論分析和增長回歸分析的基礎上,選擇對經濟增長有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變量,通過一般均衡分析得到微觀水平的相關價格和工資數據,考察個人福利水平的變化。結果表明,高速的金融發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體福利改善的政策選擇,穩定且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可以有效地促進益貧式增長,本幣升值政策對于益貧式增長是不利的,貿易條件惡化會對益貧式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在政府支出不能無約束無限增長的情況下,調整政府支出結構使之更加適應益貧式增長的發展目標應該是一項值得重點關注的課題。
如果說這個轉折點的標志有些模糊,對于其是否已經到來還值得爭論的話,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可以十分確定的轉折點,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相應不再下降的轉折點。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和撫養比下降創造了人口紅利,因此這個轉折點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也稱作人口紅利轉折點。根據最新預測,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預計在2013年前后達到峰值,屆時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接近10億。自那時以后,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不再增加。而且,在達到峰值之前,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遞減。因此,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勞動力仍是無限供給的了。
中國招工難現象之所以一經發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兩個轉折點之間的間隔時間很短。根據研究和統計,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達劉易斯轉折點,1990年之后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其間有30余年調整期。雖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但終究在這個調整期間日本成為高收入國家。韓國于1972年前后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迄今為止尚未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預期于2013年前后與中國一起進入人口紅利消失的發展階段。也就是說,韓國兩個轉折點的間隔高達40余年。
按照同樣的標準判斷,如果同意說中國于2004年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那么隨著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從而迎來人口紅利轉折點,則意味著兩個轉折點之間充其量只有9年調整時間。可見,兩個轉折點到來間隔時間短暫,使得勞動力短缺現象出現之后,短時間內就演變為嚴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難現象。中國的這一轉折特點,也給勞動力市場性質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從二元經濟所對應的模式轉向與新古典經濟相對應的模式,勞動力市場的表現既存有二元經濟特征又表現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點。因此,在認識二元經濟下勞動力市場性質的基礎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勞動力市場的相關特征,因為過去階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轉型的目標所指。我們可以嘗試借鑒這兩種分析框架來認識當前問題。我們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勞動力市場與劉易斯勞動力市場類型進行對比(見附表)。通過對比,我們可以了解,當前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特征既不是純粹的二元經濟結構,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們首先來看工資決定的問題。在劉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農業中勞動邊際生產力極端低下。務農收入遠低于非農產業的工資水平,外出務工勞動力的工資,受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制約而長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戶籍制度等體制因素,使得農民工工資并不由其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論上勞動者工資是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通過市場機制和勞動力市場制度作用而決定。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和勞動力短缺普遍出現,各類產業和行業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與此相伴隨,農業和非農產業工人工資自2004年以來持續大幅提高。
接下來我們看勞動力市場出清的情況。在劉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勞動力部門轉移和區域轉移的制度障礙,勞動力供求關系不會通過工資水平的調節而得以出清,所以長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勞動力供大于求是一種常態。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論上或趨勢上,勞動力市場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和工資調節結清供求差異。
直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國有企業減員增效改革之前,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表現為農村的勞動力剩余和城市的企業冗員,沒有表現為失業率上升,經濟波動也沒有反映在失業率變化上。而在1997年通過改革打破鐵飯碗的情況下,城市則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和下崗現象。據估算,2000年調查失業率一度高達7.6%。隨著政府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的提高,就業形勢逐漸轉好,2002年以后登記失業率保持在高度穩定的狀態。
從就業問題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最大的問題是存在大量勞動力但缺乏就業崗位,因此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所有就業政策都立足于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標旨在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崗位以擴大就業;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業問題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的問題,這些問題更多地需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政府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來解決。
最后,從政府責任來看,二元經濟下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擴大就業,消除影響勞動力就業的障礙;但到了新古典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直接應對的目標也就更加明確了,一即以宏觀經濟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政策應對周期性失業和自然失業。
應對招工難的政府對策
認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的特殊性之后,關于政府應該如何應對的政策建議也就呼之欲出了??傮w來說,我們應抓住招工難現象背后的勞動力市場新特征,改變傳統政策思路,消除認識上的固化和偏頗,防止決策失誤。
首先,在勞動力市場出現總量偏緊的情況下,不能對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困難掉以輕心。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加速,在新的就業機會不斷被創造出來的同時,一部分傳統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轉崗的勞動者技能不能適應新崗位要求,則會面臨結構性失業風險。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尚處于較低水平,人力資源配置機制尚不健全,在產業結構變化過程中,勞動者還不能做到無摩擦轉崗。因此,摩擦性失業現象會經常存在。
包括各類畢業生在內的新成長勞動者群體,雖然受教育程度較高,但其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對技能的需求有一個匹配過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鎮就業困難群體,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銜接則會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兩個勞動者群體最易受到這兩類失業的困擾。這是最適宜發揮政府促進就業職能的領域,對勞動力市場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針對性地提供就業創業轉崗和在崗培訓,規范和完善人力資源市場功能,從勞動者能力和市場配置效率兩個方面降低自然失業率。
[關 鍵 詞] 經濟周期 穩定化 外部沖擊 傳導機制
美國經濟是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引擎,其經濟波動對全球其他國家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美國經濟的走勢一直為全世界所關注。按照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的劃分方法,從1857年到2001年美國共經歷了31次經濟周期,其中每次周期波動的特點都有所變化。從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等指標來看,美國的經濟周期變得越來越穩定,其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其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現在持續20多年的時間沒有出現嚴重的衰退或通貨膨脹,因此這一時期被美國經濟學界一度稱為“大穩定”(Great Moderation)時期。那么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原因是什么?這種穩定化的趨勢是否可以長期持續下去?美國經濟學界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和熱烈的爭論,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宏觀經濟學領域非常活躍的研究課題。
總結美國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對于認識美國經濟周期的特點、判斷美國經濟的走勢是非常有幫助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也表現出了“微波化”的趨勢,因此這種討論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本文對近20年來美國這一領域最新的有關文獻進行綜述,對各種觀點進行梳理和比較,以期推動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顧了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這一時期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二戰前后美國經濟周期穩定性的比較;第二部分評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獻,這一時期主要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所謂“大穩定”問題;第三部分從跨國比較、公司等角度進行補充和豐富;第四部分是結論和對中國的啟示。
一、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早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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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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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國別層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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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啟示
縱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穩定性的文獻,可以看出與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獻已經基本擺脫了過去純粹的凱恩斯主義的框架,各種新興的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手段被廣泛采用。各個派別都試圖找出導致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主導性原因。但是結果只有一個,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種原因之間還可能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因此要確定各種原因的相對重要性是很困難的,相信這場爭論在將來還會繼續下去。
通過評述以上文獻,可以對美國經濟的特點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經濟周期穩定化是外部沖擊減弱帶來的,那么當相對溫和的國際環境發生變化、新的外部沖擊來臨的時候美國經濟出現劇烈動蕩的可能性仍然較大;如果相信產業結構、信息技術、金融創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國經濟周期的穩定化趨勢可能還會繼續下去;如果將經濟周期穩定化歸功于沃爾克和格林斯潘的貨幣政策,那么無疑對將來的貨幣政策調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這場爭論對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關于中國經濟周期波動也表現出的穩定化問題,國內學者亦有所探討。劉樹成(1996)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由過去的“大起大落”型轉化為“高位一平緩”型,“高位”說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力”增強,“平緩”說明我國經濟的“穩定性”增強。張立群(2006)將中國經濟波動的“微波化”歸因于經濟短缺現象消失、市場機制完善、宏觀調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來講,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和經濟發展階段、經濟體制、宏觀經濟政策等有密切關系,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經濟周期波動和穩定性與美國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自有其本身的不同特點,需認真加以研究。
[關鍵詞]通貨膨脹 通脹預期 分析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不斷加深,國內通脹預期甚為強烈。探討通脹與通脹預期的關系,對于避免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通脹預期真正轉變為通貨膨脹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通脹與通脹預期的金融學概念
(一)通脹
通貨膨脹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自從紙幣在世界范圍內發行流通以后,通貨膨脹現象便愈加頻繁地出現,關于通貨膨脹的內涵,中外各國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定義,其中:薩繆爾森把通貨膨脹定義為“價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面包、汽油、汽車的價格上升,工資、土地價格、資本物品的租金上升。”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一種貨幣現象,就是物價的普遍上漲”。瓊羅賓遜認為“通貨膨脹是由于同樣經濟活動的經濟回報率的收益增長而引起的物價變動”。目前我國學者對通貨膨脹的定義為:“通貨膨脹就是貨幣發行過多,貨幣發行量超過了貨幣需求量;通貨膨脹就是貨幣購買力的下降,同量的貨幣現在的購買力小于過去通貨膨脹就是物價總水平上漲或持續一段時間的上漲,物價的上升部分超過了物價的下降部分,或物價只有上升部分而沒有下降部分”。通過比較不難發現,盡管至今還沒有統一的通貨膨脹定義,但中外學者已不約而同地把物價水平持續異常的變動作為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內涵來考察,即從現象的角度來定義通貨膨脹。
(二)通脹預期
通脹預期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產生的概念,伴隨著理性預期學派而出現,該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如果人們普遍預期一年后的價格將高于現在的價格,就會在出售和購買商品時將預期價格上漲的因素考慮進去,從而引起現行價格水平提高,直至其達到預期價格以上。這種在市場預期心理作用下發生的通貨膨脹被稱之為“預期的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預期如何形成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人們在形成預期時是“向后看”的,即主要根據以往的經驗來形成對未來的預期,這種觀點被稱之為“適應性預期假說”;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人們在形成預期時是“向前看”的,即主要根據各方面的信息,分析有關變量發展變化的可能,從中形成對未來的預期,這種觀點被稱之為“合理預期假說”。
(三)通脹與通脹預期的關系
近年來對于通脹與通脹預期,宏觀經濟學家最新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資產價格和物價之間可能并沒有一個很強的因果關系,兩者可能都是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外部經濟環境和財政貨幣政策的“果”。筆者非常贊同上述觀點。經濟變量之間存在相關性不一定等于有明確因果關系,而以往的相關性規律在不同的外部環境下可能會分崩瓦解,這次的金融危機帶來的所有資產價格的共同下跌已經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更傾向于對每個特定環境下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符合邏輯和市場共識的推導。通脹預期就是我們認為現在值得重視的一個變量??赡軐е峦涱A期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除了物價本身的上漲以外,寬松政策沒有及時回收,或者是匯率、黃金價格,甚至是資產價格上漲的正反饋都是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乏衡量的工具,對通脹預期的判斷更多是依賴于日常生活的直觀體驗(比如媒體開始鼓吹通脹到來)。必須指出的是通脹和通脹預期是兩回事,有了預期不等于一定會真的有通脹。通脹未必和資產價格互相影響,但是至少在短期內,通脹預期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會是正面的。
二 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國內通脹預期的誘因及表現
(一)國內通脹預期的誘因
近年來我國出現通貨膨脹現象之后,特別是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國內學者對其成因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其中,大多數學者認為造成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是綜合性的,西方傳統的通貨膨脹成因理論無法很好地解釋我國發生的通貨膨脹現象。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有人認為,“我國出現的通貨膨脹不能簡單歸為傳統通貨膨脹成因理論中的任意一種類型,我國發生的通貨膨脹既有需求擴大導致供不應求的原因,也有成本價格上升引起的產品價格的上漲(如:能源價格上漲導致我國制造業產品價格上漲,飼料價格上漲導致肉類產品價格上漲等),還包括經濟結構變動的因素(如房地產、公共建設形象工程、基礎建設等行業投資過熱導致價格水平上漲)?!币灿杏^點在分析我國近年的通貨膨脹成因時得出三點結論:①貨幣供給量過剩是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②資源稀缺導致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③受國際市場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外匯儲備增加、國際貿易順差,這些都導致了中國式通貨膨脹的發生。
(二)國內通脹預期的表現
總理在今年的多次講話中提出信心比貨幣和白銀更加重要,在經濟學中信心所對應的便是“預期”。對于預期較早的研究是從凱恩斯開始的,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曾專門論述了預期對就業和資本的影響,此后預期成為經濟學中常用的重要術語。經濟學中的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量的未來值的預測。我們知道,在經濟理論中,資產價格取決于對未來的預期。預期影響著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從而直接影響著產品和資本的價格,所以無論對產品市場還是資本市場,預期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對價格本身就容易產生泡沫的投機品,預期的作用更不容忽視??刂仆ㄘ浥蛎?,穩定幣值是穩定個人預期的關鍵環節,隨著全球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顯著增加,如何有效控制資產價格劇烈波動,是未來經濟學家和各國中央銀行所需要面臨的更嚴峻的問題。
變幻莫測的預期轉變和投資者的“牛群跟風行為”,是金融體系不穩定的根本原因之一。許多經濟學家喜歡用“非理性”來解釋預期轉變和“牛群跟風行為”,有關的論文和著作不勝枚舉。無論理性還是非理性,金融市場的“牛群跟風行為”,都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個人預期的形成是難以判斷的,理性預期學派的大師盧片斯把主觀預期和現實的關聯,描述為最復雜的哲學問題。1945~1970年,基于固定匯率體系的全球經濟體系,熱錢流動規模非常有限,個人預期相對穩定,保證了真實經濟穩定增長,預期穩定讓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保持穩定的聯系。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緊接著兩次石油危機觸發全球流動性暴漲以及個人預期的劇烈變化使新古典綜合模型失效,隨后興起的新凱恩斯經濟學、行為宏觀經濟學、行為金融學、動態凱恩斯模型等,本質上都是要回答一個問題:個人預期的轉變怎樣導致宏觀經濟的劇烈波動,而他們的一個共同基本結論是:只有當個人預期穩定的時候,經濟政策才有可能實現所希望的目標。
在我國,人們更加關注將來價格水平的走勢。央行表示,從長期看,通貨膨脹壓力正在逐步積累。貨幣政策的目標也由保增長,逐步轉變為保增長、控制通貨膨脹預期上升的軌道上來。去年以來,
我國經濟實現V型增長,經濟增長的勢頭逐步增強。同時,居民消費價格和生產價格環比由降轉升,同比降幅收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作用的效果逐步顯現,隨著經濟步入上升區問,通貨膨脹預期也在上升。目前保增長的經濟目標基本達到,防范通貨膨脹預期轉化為現實的通貨膨脹,將是下一階段又一任務。實際上,從2008年9月開始,央行開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適當調減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增加基礎貨幣供應,不斷下調法定準備金率,貨幣和信貸持續上升。隨著經濟轉好和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物價水平將會進一步上升,通貨膨脹預期和通貨膨脹潛在的風險也在上升。
三 通脹預期的預測分析――理性看待國內通脹預期
(一)通脹是否會發生
通脹預期如此強烈,是否就意味著真實通脹已經離我們不遠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雖然當前美元匯率持續貶值,貨幣供應量激增,大宗商品價格迅速上漲,人們的通脹預期來自于對這些因素的正常擔心,但這些因素所發生的變化只是全球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正常化過程的一部分。我們不否認這些因素會對通貨膨脹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但在現階段,經濟復蘇尚不明朗的背景下,這些因素還不太可能形成全球范圍內的嚴重通貨膨脹局面。
(二)理性應對國內通脹預期
盡管一些學者和市場人士對明年的通貨膨脹持樂觀態度,認為明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不會很高,但是筆者認為必須盡早對通貨膨脹保持警惕,為將來經濟穩定增長打好基礎。從實證數據的研究來看,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時滯,貨幣供應量對總產出的影響通常是一個月到兩個月,而貨幣供應量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卻需要較長的時間,根據弗里德曼的測算,大約需要兩年時問。盡管通貨膨脹不會馬上出現,但是筆者認為等到通貨膨脹起來,再采取措施控制,可能更加困難。因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及早管理,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必須控制引發通貨膨脹發生的源頭。貨幣主義的大師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它是由于貨幣數量的增加速度高于產出的增加速度而產生”。目前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各國都采取刺激經濟的政策,恢復經濟增長和就業水平,總需求上升和貨幣擴張總是相輔相成的。筆者認為,從貨幣政策的調控角度來看,為了控制通貨膨脹的預期,必須調控好貨幣和信貸的變動。
一是控制貨幣和信貸增加的節奏。在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消費和投資信心下降,信貸市場凍結,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大量注入流動性。一旦經濟恢復,信貸市場活躍,貨幣流通速度加快,貨幣和信貸的擴張必將推動物價水平上揚,因此央行就要適時控制貨幣和信貸投放的節奏,防止物價水平的過快上升。
二是調整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力度。我國央行主要是用數量型工具控制基礎貨幣的投放,進一步來控制貨幣和信貸的擴張。目前隨著全球經濟復蘇,各國都在考慮刺激經濟的政策何時退出,充裕的資金如果不能夠及時回收,終將會形成購買力。為了防止通貨膨脹預期會轉變為現實的通貨膨脹,我國央行也要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公開市場業務調控的力度,回籠流動性,控制通貨膨脹預期的上升。
摘 要 2007年,在這次因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經濟危機中,微觀審慎監管所暴露的缺陷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因此,宏觀審慎監管被廣泛提及。本文對宏觀審慎監管進行了理論分析、必要性分析,并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效實施做了一些分析和總結。
關鍵詞 微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 系統性風險
2007年,在全球的經濟一片欣欣向榮時,一場來勢迅猛的金融危機迅速的將經濟由高峰拉下。這場金融危機是在世界經濟處于低通脹、低利率、流動性充足的情況下發生的,人們對此進行了剖析,由此得出:現行的微觀審慎監管還不足以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金融體系的安全需要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并駕護航。
一、 宏觀審慎監管的定義
宏觀審慎監管,就是從宏觀層面上對整個金融體系進行監管。它是相對于微觀審慎監管而言的。國外的很多學者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是將微觀審慎監管與宏觀審慎監管在兩種監管形式的目的、關注范圍和所注重的風險性質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來得出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國內很多學者的文獻宏觀審慎監管一個較明確的定義。總體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是與微觀審慎監管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對微觀審慎監管的升華。但是,通過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其實這些都是通過將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兼管做比較并進行總結而得出的結果。這樣使定義更精煉和明了。
二、 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要求宏觀審慎監管的存在
經濟發展有一個周期,在歷經繁榮之后必定會經歷衰退。在經濟回升階段,利潤增多,作為實際經濟市場上有限理性的人們普遍對未來的預期向好。這時,消費者會提高消費,企業會增加投資,銀行則會降低信貸標準,這些會進一步的推動金融泡沫的增長。銀行降低信貸標準,也會形成很多的不良資產。周小川認為金融體系的內在順周期特征來源于信用評級問題和來自外包的羊群現象,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和按模型定價以及新巴塞爾協議內部評級法。黃亭亭則認為個體行為有限理性和市場行為短期性是導致順周期性的根源。許多國外學者也對金融體系的內在順周期特征進行了論述,其觀點都大致相同。
(二)現有的對金融體系是否穩健運行的衡量指標存在缺陷
以巴塞爾資本協議為代表的微觀審慎監管通過規定資本充足率、資本流動性來對單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但是,從這次爆發的金融危機可以看出,這兩個指標并不可靠。因為這次的次貸危機是在一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用資本充足率、流動性這兩個指標來判斷金融體系的穩定存在漏洞。正如日本銀行行長白川方明認為:金融機構債務杠桿率增長最顯著的領域并非是傳統銀行業務,而是在交易賬戶中持有的證券化金融產品。按照現在的資本充足監管的規定,即使這些金融產品最終轉變為高風險資產,它們的風險權重也不大。所以,現有的監管制度無法精確的評估金融機構的風險。周小川也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做出了評價,指出了現存的監管標準的不足。
(三)合成謬誤
合成謬誤是由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首先提出的。經濟學分為宏觀和微觀。合成謬誤指的是當微觀的每個個體都達到最優時,在宏觀上,作為這些個體的整體并不一定達到最優狀態。微觀審慎監管強調的是對單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當單個金融機構能夠穩健經營時,那么作為這些金融機構整體的金融體系也應該是安全的。國外學者也就合成謬誤對金融體系所造成的風險做出了闡述。但是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學者,對合成謬誤的解釋大致相同。
三、宏觀審慎監管的實施與工具
目前,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對于宏觀審慎的實施以及該采取哪種實施工具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觀點。
(一)通過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措施來調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
前面,我們指出由于金融體系存在的內在順周期性使宏觀審慎監管成為必要,那么,我們就要考慮用什么宏觀監管的實施工具來消除順周期性。通過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措施來調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的具體操作也就是:在經濟處于上升階段時,提高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而建立防御性緩沖;在經濟蕭條時,降低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許多學者提出了資本要求的具體實施:他們通過建立兩個乘數來對資本要求進行數量化。實施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是大多數學者達成的已知共識。
(二)金融監管機構有必要在執行貨幣政策時采用宏觀監管的視角
在凱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采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對市場干預,以實現物價穩定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方法以來,很多國家都會采用這套宏觀經濟政策。近些年來,各國央行相當成功地實現了物價穩定的目標。單純地采用貨幣政策反而會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所以,政府在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的增長時,要采用宏觀監管的視角。IMF的最新分析報告中也指出“宏觀經濟政策,沒有考慮到系統風險的積累”。郭田勇、廖力也指出: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都必須處理好不確定性問題。
(三)有關宏觀審慎監管實施的其它方面。
除了上述有關宏觀審慎的實施方法外,國外和國內的很多學者還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1.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和盯資金原則
有關學者在2009年提出了要用盯資金原則來補充原有的盯市原則。周小川也認為現有的國際會計準則和公認會計準則的不足,指出了在經濟系統中,要建立一種斷路器機制,來抑制特殊情況下盯市原則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帶來的順周期性。
2.要注重信息基礎建設在金融穩定中的作用
現代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多樣化。而不論是微觀審慎監管還是宏觀審慎監管,都需要多方面的數據來進行調查。需要有完備的信息基礎建設和信息處理機制。白川方明就對次做出了論述。郭田勇、廖力則倡導建立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
3.要關注系統重要性機構
系統重要性機構是指那些在金融體系中大而復雜的,往往經營范圍涉及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資產管理和保險等多方面的機構。這些機構在金融體系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它們會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更多的系統性風險。同時也指出了固有的“太大而不能倒”或“太關聯而不能倒”的問題。黃亭亭也提出了三個識別系統重要機構的標準:規模、不可替代性和相互關聯度。
四、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的配合
微觀審慎監管關注的是單個金融機構所存在的外部風險,而宏觀審慎監管則重視由所有的單個金融機構因為內在相關性而組成的整個金融體系,因此,微觀審慎監管是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礎。
要將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結合起來,可以從下面兩個維度進行:1.跨行業角度。首先要從微觀上把握單家金融機構的資本、金融產品、風險管理模式等方面,再將各種因素綜合,從宏觀上考慮整個金融體系是否穩健運行。2.時間維度。宏觀審慎兼管要重視風險的動態變化。金融體系的內在風險是動態變化的,因此要對風險進行時刻的監管。監管當局時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對風險的監控。
國外和國內的很多學者都對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的結合使用提出了很多觀點,但是大部分都是從上述兩個維度進行了闡述。白川方明、巴曙松、謝亞和黃亭亭都從這兩個角度對宏觀審慎監管進行了分類。
五、總結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就頻頻爆發,但宏觀審慎兼管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宏觀審慎監管才躍入人們的視野。一個新的理論和觀念的提出,并不能馬上檢驗它的正確性,只能通過一次次的應用,才能說明它是否有效。但是,卻能為我們執行宏觀審慎監管指明了一個方向。這篇文章總結了最近學者關于宏觀審慎的探討,也可以為以后宏觀審慎監管的實施提供一個參照。
參考文獻:
關鍵詞:存款準備金率;貨幣政策
1存款準備金率的概念
作為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的商業銀行,在調劑貨幣資金余缺和組織客戶相互結算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商業銀行還發揮了創造信用貨幣的功能。這里所說的信用貨幣主要是指銀行的存款貨幣。而銀行必須保留一部分吸收的存款以應付存款客戶提取現金的要求。各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稱為準備金存款。各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與該銀行所吸收銀行存款的比率在各國往往不是由商業銀行自己根據自己的經驗決定的,而是由國家規定的,故稱這個比率為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2近十年中國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和效果分析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嚴重的影響,國內市場疲軟,有效需求不足。為了刺激經濟增長,3月21日。央行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3%下調至8%。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做出大幅度調整,極有可能對貨幣供應以及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這種做法表明,當時央行對調控效果的認識不足,調控技巧也有待提高。
1999年,我國的GDP增幅滑落到7.1%,經濟仍然處在較為低迷的狀態,因此央行在11月21日將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8%下調到6%。說明當時中國實行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從1998年到1999年,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由13%下降到6%,下降的幅度很大,
2001年、2002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保持高速增長,成為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投資體制不健全,促進投資正常增長的體系尚不完善,投資增長主要靠國家國債項目投資拉動,投資穩定增長的內在機制還沒有形成,投資增長缺乏持久動力?!叭r”問題解決還需要一個過程,保持農村消費市場穩定增長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城鎮就業壓力仍然突出,城鎮低收入人群體呈擴大趨勢。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教育、醫療保險制度等改革措施的相繼出臺,使居民消費預期支出增加,儲蓄傾向上升,限制了即期消費增長。
從2003年起,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既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期的全面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緊縮性的宏觀調控來治理;又不同于前幾年經濟偏冷和通貨緊縮趨勢,需要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治理。2004年4月9日,中央宣布實施“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強調要有效遏制投資過快增長勢頭,適度控制貨幣信貸增長。股市隨即連續大幅下挫。4月25日,央行宣布實行新的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將資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提高0.5個百分點至7.5%。其他金融機構仍然執行7%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2004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9.5%。
2005年1~2月固定資產投資達24.5%,漲幅比2004年12月高出3.2個百分點,而且是在2004年同期基數較高(52%)的情況下的增長,所以此時投資增速仍在比較高位運行,并且有局部反彈的現象,煤、電、油、運瓶頸制約仍然很緊張。從供大于求方面來說,商務部對2005年上半年600種商品供求情況排隊,供過于求的商品占排隊商品總數的73.2%,供求基本平衡的占26.8%,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當時雖然出現通貨膨脹的壓力,但嚴重膨脹趨勢尚未形成,尚沒有強烈的信號表示近期會發生高通貨膨脹。在宏觀經濟這一變化形勢下,我國繼續適當收緊政策。
2006年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宏觀環境總體向好。經濟增長既面臨繼消費需求后勁不足的壓力,也面臨產能釋放過快所導致的供給過剩壓力。從歷史經驗判斷,經濟很可能再次面臨調整。如果宏觀經濟政策把握不當或外部環境惡化,調整幅度可能會比較大。因此,此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堅持“雙穩健”的前提下,采取“一穩一擴”的需求管理政策,既繼續控制投資增長,又努力挖掘消費增長潛力,為經濟實現長期快速增長創造新的條件。
2007年出現了GDP增速與CPI漲幅雙雙創下近十余年最高記錄,經濟不平衡凸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但第三產業比重仍嚴重偏低;農業繼續穩定發展,但建設新農村、構建農民社保體系任務仍繁重;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過快,而消費需求不旺;工業企業效益提高。但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增長明顯偏快;外貿與外資快速增長,雙順差迫使外匯儲備不斷膨脹、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貨幣供應量增長較快,貸款增加較多,流動性明顯過剩等等。
2008年由于各種原因,CPI指數飛漲,GDP增長速度以達到9.4%,這一年的雪災、地震等使中國經濟面臨了許多的不確定因素。我國為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施行可以說是“硬著陸”的宏觀政策。今年年初到6月25日已經6次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了17.5%。創了歷史的新高。從(圖2)可以看到,我國提高準備金率的速度的頻繁。看來抑制經濟過熱已經成了很緊急的事情,我國也越來越依賴這一政策來降低通貨膨脹了。5月12日,我國發生的地震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打擊,我國需用大量資金用來作災后重建。從提高存款準備金到對宏觀經濟活動發生影響,取得效果,需要很長的時間,一般情況,央行采取措施以后,不可能馬上引起最終目標的變化,需要通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慢慢影響各個單位的經濟行為,從而對政策的最終目標產生影響。因而從6月25日到9月25日,中間隔了3個月才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由17.5%降到16.5%。說明中國有點放松貨幣貸款,對災后的基礎建設的重建予以支持。今年美國的“次貸危機”減小中國的出口。加大了國內進口商品成本,重創了國內金融市場的信心,給國內金融機構帶來直接的損失。10月25日最新的消息,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又下降0.5個百分點,到了16%。用這種方法緩解目前金融市場的局面,提高金融市場信心,盡量減少“次貸危機”對我國的影響。
3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趨勢分析
[關鍵詞] 人民幣升值 房地產價格 動態分析
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產生,特別是進入2008年后房地產市場陷入低迷,前幾年聚集起來的房地產泡沫進入破滅期。本文將立足人民幣升值和房地產市場現狀采用2005年7月~2008年9月的最新數據實證分析人民幣升值預期對房地產泡沫的影響。
在中國走向對外開放的背景下,投資者將有一個全球的投資組合視野,使國內資產價格產生相對于匯率變動的貼水和升水,一國貨幣的匯率變動將成為其國內資產價格變動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認為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受人民幣匯率變動和熱錢因素的影響,若以ER、HP、HM分別表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房屋銷售價格指數和熱錢(用外匯儲備代替)。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房地產泡沫之間的VAR關系模型可以表示為:
αi為方程的系數,μ是白噪聲誤差項,t表示時間,i表示滯后階數。
作ADF平穩性單位根檢驗可知,變量本身并不是平穩的,在經過一階差分以后變成平穩時間序列。變量同階平穩通過ADF單位根檢驗,說明變量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可以進行協整檢驗。根據AIC和SC值進行判斷決定用滯后一階,即選用VAR(1)模型。本文基于VAR方法的協整系統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拒絕原假設。
協整檢驗結果表明,實際有效匯率、房屋價格指數和外匯儲備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協整方程為:
HP=-0.048339ER+0.003009HM+4.803418+μ
(-1.661745)(2.742939) (46.86884)
則白噪聲誤差項μ=HP+0.048339ER-0.003009HM-4.803418
對白噪聲誤差項μ進行根檢驗,則
說明殘差本身是平穩的,所以存在協整,遠期是均衡的。建立VAR動態模型:
HP=5.30207-0.000286ER(t-1)+0.856916HP(t-1)-
0.001546HM(t-1)
實際有效匯率、熱錢對房地產價格有一個負的影響,即實際有效匯率的增長會導致房地產價格的下降,這似乎與人們的直覺相悖,然而由于人們對人民幣升值空間存在一個理性區間,當人民幣升值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少,中國房地產預期收益度相應上升,人們開始拋售,房地產價格應聲下跌。以上分析是一種長期均衡,更加深入的分析需要通過誤差修正模型來進行。在VAR系統的基礎上,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VEC)為:
HP=-0.022919ECMt-1-0.139649ECM t-2+0.341095HP t-1+0.02837HM t-1+0.027381ER t-1-0.001003
誤差修正模型系數項為負,說明房地產價格對長期趨勢的偏離不能在短期內得到糾正,另上一期的房地產價格對當期房地產價格在短期內的影響也很顯著。
根據房地產價格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外匯儲備的沖擊的響應,在第一期給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一個正沖擊后,房地產價格先上升后下降,在第五期達到低點后上升,在第九期達到最高點,總體而言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價格的增長是正的影響。第一期給外匯儲備一個正的沖擊后,房地產價格隨即開始逐漸增加,在第四期達到最高后回落。這表明房地產價格受到熱錢沖擊后隨即產生影響,而且這個影響有逐漸上升的趨勢。
泡沫對一國金融安全的威脅來源于泡沫膨脹期間不斷積累的金融風險,泡沫破裂后金融危機的爆發不過是已有風險的釋放。本文在此背景下得到如下結論:
1.在泡沫和金融不安全傳遞過程中,制度變遷提供了制度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起著助推作用,預期發揮著動力作用,而經濟主體的行為變異則最終促成泡沫經濟和金融不安全相互傳遞的實現。
2.保持外匯儲備的適當規模,保證儲備資產的多元化以減少在本幣升值過程中對沖美元貶值的損失;對在利益驅使下通過各種渠道滲入我國進行套利、套匯的國際游資進行防范與控制,完善國際游資投機目標市場的監管,減少投機獲利區間,利用稅收措施抑制國際游資的大進大出。
3提高宏觀調控預期性和有效性,真正提高宏觀調控的質量。從根本上轉變宏觀調控方式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對宏觀調控措施更多地采用適時適度微調,靈活多次“點剎”,把握好調控節奏和力度,提高宏觀調控的技巧性以有效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
4.從全球視野的角度,全面調整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戰略定位和工具選擇;強化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防止單邊調整帶來的巨大宏觀經濟風險,積極通過雙邊和多邊體系進行匯率協調和資本監管協調;在金融交易展開相應的國際價格形成機制的干預。
參考文獻:
需求確定:透視反彈背后的投資線索
上證綜指在2008年11月4日最低收盤于1706.7點,各行業和風格指數先后探出最低點。從低點反彈兩周后,上證綜指漲幅達21.2%至2000/2100點一帶。其中,機械設備、建筑建材行業反彈幅度最高,為40%左右,農業、有色、信息設備等行業反彈幅度也超過了30%居前,但原因不盡相同,前者是因為國家刺激經濟政策主導下的基建投資拉動受益板塊,而后者則可能在于短期內超跌。從風格指數表現情況來看,低價、低PB、低市值和低PE,“4低”特征板塊漲幅居前,漲幅在25%-33%范圍。
可見近期市場反彈在于依托了估值和政策兩大力量,而且政策的主導力量更為顯著。雖然,在上游資源價格暴跌之后,許多行業面臨成本沖擊減緩的有利局面,但短期內需求不足更為關鍵。國家刺激經濟政策的作用就在于確定相關行業的需求增長,這在宏觀經濟下行中顯得彌足珍貴。因此,圍繞需求確定來選擇行業和公司是投資策略制定的重要立足點。
走出“基于消費品防御”的誤區
從美國多年以來食品飲料、服裝鞋帽、日用品和醫藥等消費品行業相對于GDP增速的波動特性來看,日用品與醫藥較為穩定,食品飲料次之。從工業生產的角度來看,消費品生產波動最低,耐用品次之,而企業設備波動最大,并滯后于整個工業生產。
對比二級市場行業指數與S&P500指數可以發現,軟飲料、制藥、葡萄酒與含酒精飲料、公用事業、家庭日用品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其次是鞋類、家用器具、餐飲,而食品零售、大型綜合超市、百貨、零售藥業、醫療服務、家具、酒店業、家用電器、休閑用品、電影娛樂、出版印刷、專賣店等行業抗風險能力偏弱。
總體來看,可選消費品、耐用消費品比日常非耐用品更能放大經濟波動的影響。在消費收縮后,工業生產開始下滑,并最終傳導至中上游資本品和資源領域,周期性行業在經濟衰退中遭受最大的沖擊。近3個月以來美國市場各子行業指數表現基本符合這一規律。除了受信貸危機直接沖擊的金融保險類個股外,跌幅居前的為鋼鐵、有色、煤炭等周期性行業以及可選消費品行業,而公用事業、非耐用消費品、食品飲料和航天軍工等行業表現出了較好的防御性。
消費品行業的防御性并不能否定其本身的波動性,在經濟周期下行中,行業的盈利能力滯后于中上游行業下降。需求的力量不外乎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投資,二是居民消費。而當前隨著就業形勢和居民收入預期的惡化以及CPI的回落,下游消費品行業需求和收入增速將顯著下降。這種滯后反應作用于尚未充分釋放風險的估值水平,可能對下游消費品行業構成壓力。因此,在選擇消費品行業的過程中,投資者仍需要根據時點判斷與國家扶持政策做出進一步的甄別。
我們認為,消費品行業的投資機會更多地在2009年后期。近期內機會則在于消費扶持政策的出臺,包括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提高、建立對低收入階層補貼的長效保障機制、提高住房貨幣補貼的標準等。房地產作為居民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獲得寬松貨幣政策和針對性的行業扶持政策的刺激而表現強勢,其真正的趨勢性投資機會將在2009年3、4季度行業自身景氣拐點的出現之際。
從更長期的投資策略來看,下游消費品公司的選擇應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則,注重公司的質地、經營管理能力和長期創造價值的秉賦,在未來市場的震蕩中堅持“右側建倉”的逢跌買入策略。
4萬億元彌補“短板”過程中的投資機會
一、政策主線:經濟復蘇與宏觀政策的正常化回歸
在2009年我國以超常規刺激計劃實現經濟復蘇之后,2010年將是我國經濟經過危機沖擊觸底、進入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的起點。因此,觀察2010年宏觀經濟走向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就是宏觀政策的正常化,即從危機應對時期的超常規刺激政策中平衡退出、向正常化回歸。“正?;迸c“退出”意味著宏觀政策將從超常規狀態,通過適當的時間窗口、政策工具、退出渠道與節奏,逐步回歸到正常宏觀經濟環境下所需要的正?;?。這條線索會成為觀察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的一條主線。
在宏觀政策正?;闹骶€下,需要重點把握的主題有3個:信貸投放、通脹預期管理、非政府市場需求。
(一)信貸投放
在間接融資占主導的融資結構下,信貸始終是觀測我國宏觀經濟正?;闹匾笜酥?。信貸投放是2009年危機應對政策基調下最突出的政策,也是影響金融市場最為顯著的經濟變量。
2009年的信貸增長對我國經濟應對危機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然而,如此高速的信貸投放是難以為繼的。在宏觀經濟回復到正常狀態后,宏觀政策的正?;捅厝簧婕靶刨J投放的調整,適度寬松同樣需要強調寬松的“度”。就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基調而言,2009年應對危機時主要強調寬松,但在2010年宏觀經濟正?;倪^程中必然要強調“適度”。按照經典的貨幣數量方程式,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貨幣信貸的增長速度應由3部分組成:GDP增長率、通貨膨脹水平、適度的增長空間。依此推斷,如果2010年我國經濟增長回到9%~10%的正常水平,通脹也回歸至2%~3%的理想范圍,再預留3%~5%的適度寬松空間,那么2010年貨幣信貸增速將保持在17%~18%左右,新增信貸投入大概在7萬億~8萬億之間。雖然銀行信貸有明顯的減弱趨勢,但2009年和2010年兩年合計信貸規模在歷史上仍處于高位水平。
(二)管理通脹預期
從理論研究看,2010年是否需要管理通脹預期曾一度有分歧。一種觀點強調2010年的通脹僅僅是預期,包含1%左右的翹尾因素和預留的一部分新漲價空間,大致測算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水平也只有3%左右。因此,這類觀點認為提出管理通脹預期過于超前,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復蘇。然而,從通脹的預警指標選取看,無論是宏觀決策還是金融市場投資決策,CPI和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預警性都是值得懷疑的,很大程度上它們并不是判斷通脹的良好指標。從我國經濟運行的歷史經驗觀察,明顯的通貨膨脹形成往往需要具備3方面因素:其一是實體經濟需求的大幅增長;其二是信貸投放的高速增長;其三是農產品價格的上漲。目前投資已大幅增長,信貸投放增長也非???所以2010年的物價水平受農產品影響將會非常大。因此,管理通脹預期的基調反映了決策的超前性,同時也可視為宏觀政策正常化的一個重要觀察指標。
(三)培育非政府的市場需求
宏觀經濟政策正?;枰P注的一個政策著力點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場需求,降低對政府投資需求的過度依賴,從根本上防止二次探底。以2008年底4萬億財政支出計劃為代表,通過強有力的財政刺激,我國經濟從危機中迅速企穩復蘇。然而,從推動經濟復蘇的動力看,政府投資推動依然主導了復蘇進程。因此,未來我國經濟的前景本質上取決于政府主導的短期刺激增長能否順利轉化為市場主導的可持續增長,而宏觀政策的重中之重則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場需求。
關于激發市場需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很多領域做了重要部署。首先,為刺激政府之外的企業投資,并防止大型壟斷企業在一般領域的過度擴張,中央要求清理大中型企業與中小民營企業之間不公平法規,構造一個平等競爭的氛圍,同時要求降低一些高門檻行業的政府管制,使市場流動性有一個順暢的投資渠道;其次,鼓勵民間消費。
二、結構主線:我國正處于一個新的結構調整轉折點
在特定意義上,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表現為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本質上卻是對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沖擊,凸顯的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壓力。因此,從經濟結構的角度看,后危機時代我國經濟正處于一個新的結構調整轉折點,即轉向一個新的增長動力結構,而全球金融危機則成為轉換的起點和機遇。
總體而言,未來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方向將圍繞3個視角展開:我國經濟從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帶動的增長模式轉為消費、投資和出口均衡帶動的增長模式;從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的增長轉變到依靠一、二、三產業協調帶動的增長;從主要依靠資源消耗型增長轉為主要依靠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強企業創新能力來推動增長。從這3個結構調整的方向來觀察,未來我國經濟存在很多新的機會。
(一)城市化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切入點
從應對危機一年多來的實際經驗看,加速推進城市化進程已成為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切入點。按照國際慣例的統計口徑,2008年底我國城市化率為45.7%,這一水平不但明顯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也顯著低于東亞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因此,未來我國城市化空間巨大,城市化的推進也將成為我國經濟下一階段增長的重要動力之源,對調整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發揮積極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城市化進程也為評估我國結構乃至發展趨勢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目前,許多資源行業被認為存在大量產能過剩,或者從短期周期波動看,這些行業在未來一兩年將會出現過剩。然而,如果把分析視角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考慮到城市化帶來的巨大資源需求,則未必會得出產能過剩的結論。
總之,加速城市化,已成為我國應對危機很重要的一個政策亮點,同時也會繼續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和擴大內需與結構轉型的重要動力??紤]到我國未來10~20年會進入老齡化社會,在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前快速推進城市化,使未來這段時期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時期之一。
(二)消費增長正處于轉型拐點
在結構轉型的壓力下,消費的重要性得到廣泛關注。從發展趨勢看,我國在當前經濟結構的轉型中擴大消費,也正處于一個重要的拐點。200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幅度估計超過15%,接近20年來的最高水平,顯示了危機時期我國消費的巨大潛力。
(三)區域結構調整:我國區域增長格局開始呈現積極變化
區域經濟結構對觀察我國經濟的未來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應對時期,我國的區域增長格局開始呈現積極分化,區域多元化格局明顯增強了我國應對危機和吸收沖擊的能力。從2009年的增長格局看,中西部地區的復蘇強度和速度都明顯高于沿海發達地區,沿海地區的經濟結構決定了這些地區不得不承受來自結構轉型和金融危機的調整壓力。相比之下,在國家4萬億投資計劃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不完善狀況正在出現明顯好轉;同時,危機之后東部地區的部分產業也正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兩方面因素使銀行信貸隨中央的投資項目轉移到了中西部。所以,2009年全國信貸投資前10名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區占了相當比重。
三、國際主線:后危機時代的全球化視角
我國經濟總體規模的迅速上升,促使我國的決策者、學者及企業家在把握我國經濟走向時,都必須密切關注全球經濟的運行態勢,而我國經濟的運行態勢本身也會對全球經濟產生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一)后危機時代是我國加快資本和資源重新布局的重要時間窗口
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形成了顯著沖擊,我國經濟在強勁的經濟刺激和經濟轉型動力推動下迅速復蘇,投資規模和信貸投放都表現出異常強勁的增長。如果在發達國家經濟運行十分強勁的時期,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必然會帶動全球資源的強勁需求,進而成為許多貿易摩擦的根源和導火索。但正是因為在危機時期,我國即使保持更快的資本形成速度來推進城市化,發達國家的經濟依然相對低迷,這就給我國經濟一個難得的時間窗口來進行資本和資源的重新布局。
因此,2010年以及未來一段時間,相對低迷的全球經濟以及相對較低的資源價格,為我國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機會。大致來說,這種布局可從3方面推進:首先,重新布局資源;其次,后危機時代是我國企業重新整合實用的產品、技術、品牌和資源的一個較好時期,也是全面提升我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地位的好時機;其三是新興產業的崛起。
(二)我國將有更廣闊的空間學習、適應和參與國際規則
我國在全球經濟增長和復蘇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總量上,我國經濟即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此,未來我國應分享“駕駛員”的位子,發掘和利用更廣闊的空間,學習、適應并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
(三)我國經濟“再平衡”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有機組成部分
金融危機本身具有兩面性,它既意味著舊的平衡格局難以為繼,也預示著新的平衡格局會不斷形成。對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而言,表現為“過度消費”的經濟模式不可持續;對于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表現為“過度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也需要相應進行調整,尋找新的經濟平衡點。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之間在危機應對時期和后危機時代的經濟政策線索都具有十分明顯的“對應”效應。美國儲蓄率提升的幅度直接決定著我國出口部門可能受到沖擊的程度。如果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大幅上升、消費下降,我國出口就需要做好大幅調整的準備。
從現在的演變趨勢看,一國的消費和儲蓄結構很難在短期內改變,加之消費金融的發展,美國居民的儲蓄率完全恢復到10多年前并不容易。從最新數據看,美國居民儲蓄率在2009年上半年達到7%之后又重新回落到4%~5%之間,而2010年美國市場的主流預測也表明這一數字會進一步下降到3%~3.3%之間。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美國消費者會動用一部分儲蓄消費,而我國出口可能會出現超預期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