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弊端和優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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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弊端和優點范文
關鍵詞：儒家；孔子；心理發展；中庸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5-0046-02
孔子是我國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在《論語》中包含了豐富和完整的個人心理發展觀點，因為《論語》主要記載和描述了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日常言行，并且把個人的心理發展分成三個部分，包括：心理發展之人性發展的觀點、生物與精神文化和諧并存發展的觀點以及心理畢生發展的觀點。這些觀點與當代心理發展觀點有諸多相同之處，但由于各自的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也確實存在不少差異，本文就是對儒家學派的心理思想發展觀與當代心理學的發展觀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把握古代和當代心理學文化的相近和別異意義。
一、心理發展之人性發展的觀點
1.古代儒家學派的觀點
在現代心理學研究中，關于人性的問題基本上也就屬于本體論的問題，許多心理學家們都認為，心理學研究不可避免人性論的觀點，因此人性論在研究心理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孔子在其著作中將人性分為生性和習性兩類，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也。”指出生時的人性就是生性，是相近的，后天經環境和教育改變了的生性是習性，是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對于生性的性質論證，孔子有其獨到的見解。例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該句可譯為“上天給予我們四季之變化，天地萬物蒼生，卻從未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標榜、夸耀。”由此可見，通過此類描繪孔子對蒼天賦予較深的道德內涵。由此可見，從孔子的描繪之中，上天的行為也是可以用道德來進行評判的。不僅僅對于蒼天可以進行道德評判，同時，在長期的具體實踐過程之中，孔子還認為在人類生命之中，還存在有“天命”。例如，他曾經提及“五十而知天命。”所謂“五十而知天命”是指，在當時生產條件下，五十歲時即對于人的性情、道德性進行深入的了解，即，可知天命。在孔子認知結構之中，人性以及天命、天道之間是緊密相關的。天道為善，人性亦善。雖然人類本身具有著各種紛繁的本能以及欲望。但是，究其根源，仍然存在善端。這為我們研究某些理想人格的特點提供了可能。孔子明確地認為生性是可以塑造和發展的。那么，怎么樣才能夠使人性得到成功塑造呢？在人性塑造時應當注意哪些因素的影響呢？孔子提出了人的生性要逐漸塑造，并且在此過程之中，逐漸和適應社會以及外部環境的影響。
2.當代心理學發展觀點
心理學研究對象是現實生活中的人，是有生命、有感情、有思想的個體。人本主義心理學主張重視對人的尊嚴、價值、本性的研究。人本主義心理學認為個體是主，社會為輔。馬斯洛認為，人的發展包括生物和社會兩個方面，其中最關鍵因素是人的自身。羅杰斯的“自我理論”也明確提出，自我概念的形成是機體在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之中逐漸形成的。當兩者之間存在差異性時，如果不能夠使個體的諸多方面需要實現，則很可能會形成不健康的人格特征。由此可見，對于個人的發展而言，無論是個體自身的因素影響，抑或社會因素的影響，都具有重要意義。個體因素影響，即內因，對于事物的發展具有著重要影響，其直接影響到事物發展的走向。而社會因素，作為事物發展的條件，對于個體的發展也具有著重要影響作用。但是，其并不起到最終的決定作用。
二、生物與精神文化和諧并存的發展觀
1.古代儒家學派的觀點
古代儒家學派的觀點之中，涉及生物與精神文化和諧并存的發展觀，可從孔子的闡釋之中得到啟發。“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所謂“質”，即為“本質、質地”之意。是指人的生性，是人所共有的先天的、純樸的、自然的、生物性的成分。所謂“文”是指“裝飾”。原指文采華麗。在此句中，我們可以理解為孔子對于人類的本質的稱譽。“野”則是指“郊外”。指的是，當人們的生活脫離社會，與人類的交往日疏，則會表現出來粗鄙以及野蠻。許慎對其釋義，“史”主要是記事之意。朱熹解釋說：“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該句是指，如果人們過多的習得書本上所闡釋知識，進而適應社會的整體發展規范以及倫理要求，則會使自己的本性扭曲，進而蒙蔽人的心靈。彬彬，亦是裝飾物之意。兩者放置一起，是指“平衡相處”的意義。通過對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闡釋，可以看出，孔子認為人的心理發展其目標在于“君子”。從心理學的層面來看，則可以做出如下闡釋。如果個體發展過程之中，如果其自身文化性成分與生物性成分之間不和諧，則很有可能導致不同的行為特征。例如，生物成分大于文化性成分，則表現出生物性特征。相反，亦然。只有兩者之間達到平衡，才能夠成為“君子”。
《論語》中充分展示了這種生物性與精神文化性保持平衡的中庸發展觀，孔子本人將其稱為“文質彬彬的中庸發展觀”，這一觀點貫穿了孔子所有的關于人的心理的思想，“持中道而行之”是孔子思想最根本的基調。
2.當代心理學發展觀點
畢生發展觀認為人的發展是生物遺傳和社會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卡特爾的液體智力以及晶體智力的劃分的，而巴爾特等如卡特爾的晶體智力和流體智力，以及巴爾特斯等人的智力雙成分模型，全都是從社會文化角度和生物遺傳角度進行分析和劃分其影響因素的，并且將人的智力看作是兩種智力相結合的結果。巴爾特斯等人從進化論和個體發展觀的角度提出了畢生發展的總體框架——生物和精神文化進化的結構，這一總體框架強調人的行為是生物基因和社會文化過程與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包括的原理有：進化選擇的優勢隨年齡的增長而衰退，精神文化的需求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加，隨著年齡的增長，文化的補償效率和個體的可塑性的程度在下降。
三、心理畢生發展觀
1.古代儒家學派的觀點
為了明確了個體心理的可發展性，有研究稱：孔子的學問幾乎都是關于人的心理要如何發展的學問。孔子認為，遺傳、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極大地影響個體的心理發展，但他也認同教育在心理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適當的教育是可以降低由遺傳、社會環境、家庭環境、氣質類型等等因素所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們都知道的，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在各個朝代都處于顯學的地位，我們對孔子心理發展觀的提煉不僅有助于我們當代心理學理論的完善和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儒家學派其他心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
2.當代心理學發展觀點
畢生發展觀，即，生命全程觀。埃里克森是最先研究出完整的畢業發展觀，他認為個體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并詳細地提出了每個階段應該面對的挫折和應該解決的問題。畢生發展心理學是基于人從妊娠到死亡整個過程的行為學研究，他的核心假設是個體的行為并沒有隨著成年而定性，而是伴隨著人整個一生不斷變化發展，他將個體的心理和行為研究擴展到了整個生命過程。把人的一生看作是一個統一的發展過程。人的生命是一個連續過程，生命的每一階段都受以前時期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以后的發展階段，其優點在于否認了老化的人的心理發展是單向的，不可逆轉的觀點。他的觀點體現了個體發展的積極樂觀的態度，并且提出了老化可以適當延緩，只要干預得當的觀點，而傳統的觀點則認為，老年階段之時在不斷老化和衰退，毫無發展。他從生命的整體出發，樂觀看待生命每一階段的成長，認為每一階段都是生長與衰退并存。
四、結語
中國古代文化和現代文化相比較是具有獨特的價值，使得中華文化得以區別于世界其他國家，在文化范疇領域獨樹一幟。由上述論述可以看出，中國儒家文化對于個體的自我認知是通過不斷進行社會交往完成的，“人”的作用被放大。這種自我觀點與社會建構心理學中以不同語境下的自我觀點有很大不同，這種自我觀點具有一致性和連續性的特點。它超越了社會建構心理學的分裂破碎的傾向和現代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個人主義傾向。它以中華文明為搖籃，有取舍的借鑒了西方心理學，是具有中國特點的心理學，可以說為心理學的“中國化”開辟了一條新路。當前，許多心理學家對西方實證心理學十分崇拜甚至到了迷信的邊緣，這就使得偏向人文主義的心理學被忽視了，心理學本土化的道路可謂困難重重。中國古代儒家思想讓我們以更寬的視野看待心理學，因為儒家文化有著能與西方哲學思想對話的強大生命力。我們需從古代文化和異己文化中吸取精華，克服某些弊端，可以像鳳凰涅槃一樣獲得重生。維果茨基提出了理解發展的文化—歷史原則：“心理的發展，應當從歷史的觀點，而不是抽象的觀點，不是在社會環境結構之外，而是在同它們的作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中，加以理解”。
參考文獻：
[1]郭齊勇.中國儒學之精神[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2]姜國柱.儒家人生論[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
[3]譚詠風，陳國鵬，單玲玲.控制策略的畢生發展[J].心理科學，2009，（4）.
第2篇：儒家思想的弊端和優點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立憲主義立憲主義的實現
毋庸諱言，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已進入縱深發展的階段，市場體制的運作畢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實踐，具有濃厚的工具主義色彩。因此，對經濟現代化提供有力的價值內核無疑顯得至為迫切。它關涉到市場經濟的品質和社會效果，意義甚殊。本文旨在通過對傳統儒家思想與立憲主義兩種價值立場進行比較、評析。從而對我國市場經濟價值取向的應然性選擇作出判斷。
一、立憲主義：價值與制度的聚合
立憲主義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臘、古羅馬。立憲主義的概念及其內核經歷了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1立憲主義的概念及其內涵的界定是憲法學者一直存在爭議的命題，其中涉及到憲法術語的使用和變遷問題。“憲法的基本用語概念與歷史發展同時發生變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與憲法原理的變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說，憲法原理隨歷史發展發生變化，而基本用語的概念又隨著憲法原理的變化而變化。”
2但是，就總體而言，有三點是能得到共識的，
首先，立憲主義決非是單純的憲法和有關憲法制度的制定活動。從這個角度而言，立憲主義與立憲是有區別的。它不僅是一個靜態的過程，還包括憲法的宣傳、實施以及監督保障等動態過程。
其次，從內容上看，立憲主義要求憲法包涵人民自由權、財產權，安全權和社會權的確立，包括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原則等等。體現著實質正義。
最后，就立憲主義概念的內部結構而言，立憲主義不僅是一個設計精致規范嚴密的法律體系，更重要的是，它還應是一整套體現自由和制衡精神的價值體系和觀念體系，是制度和價值的聚合。
考察立憲主義的演變歷程，我們不難發現，近代立憲主義向現代立憲主義的轉變是以1919年《魏瑪憲法》為主要標志而逐步實現的。它是發軔于古希臘立憲概念的形式化、3經中世紀宗教理念滲透和近代立憲實踐的演習而不斷實質化的產物。可以說，立憲主義的價值內核是隨社會生活的演進而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的發展史無疑是一部經濟關系的演變史。立憲主義與經濟活動之間存在著歷史的先天的聯系。誠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說我們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觀念，都是在一定社會內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的或遠或近的枝葉，那么，那些觀念終究抵抗不住因這種經濟關系的完全改變而產生的影響4。”恩格斯精辟地闡述了意識形態與經濟形式的辨證關系，為我們研究立憲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框架。
現代立憲主義的日益完善無疑確立了以下幾個原則。
1，自由的保障需要國家合理干預，這是古典自由主義對市場經濟的滯后性和盲目性回應的結果，是立憲主義的重要內容。
2，人權的相對化以及社會權的凸現；其中社會權的強調是以魏瑪憲法為肇始以法國憲法和意大利憲法為主要體現的。它的出現是現代立憲主義對市場經濟的契約自由等原則的限制和糾正。
3，議會的充分重視；議會在一個立憲主義國度里是各種利益主體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場所，現代立憲主義對議會的強調體現了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的原則。-當然，現代立憲主義的諸原則的歸納完全是比較意義上的。它是對近代西方立憲理念中絕對自由權的反撥和重新審視的結果。嚴格說來，現代立憲主義是以自由主義理論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義學說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體系和價值體系。它包括制度的設計、人權的保障、權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傳播等等。是價值與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僅能通過立憲并以之為核心建立一整套內在統一的法律體系對市場經濟進行有效規制，更重要的是，立憲主義還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為基本內核的價值理念的載體，具有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傳播與導引功能。而這一切對于培植契合現代市場理念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意義甚巨。因此，就功能主義的立場而言，立憲主義既是一個規范系統又是一個反饋和評價系統。而這雙重功能是無法從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中獲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專制統治的產物，而并非如立憲主義那樣內生于市場經濟之中。倘剝離其政治體制的支持，它僅僅是“中國人的價值系統”5而已
二、市場經濟；機制和觀念的匯合
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是一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經濟現代化的內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經濟體制的現代化和由經濟體制決定的經濟觀念的現代化。在我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里具體表現為計劃體制和官本位思想。而這些都是與市場經濟的內在價值相沖突的。在當前，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已是舉國上下的共識。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需要一個完善的自足的法律體系作為制度環境，而以憲法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經濟與立憲主義的結合使經濟發展有了合憲性和結構性。但是，這并非市場經濟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運行都需要內在的動力。市場機制亦不例外。它的發展無疑有著一系列的價值目標為支持。這些價值目標是由市場機制本身的內在規律決定的。如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約自由等等。立憲主義則通過立法的方式將這些規律制度化，并輔之以法制宣傳將其內化到公民的行為模式中去。
我們說，市場機制運行的理想狀態便是市場和政府間的均衡式和諧。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的邏輯和價值。作為政府在采取何種管理模式的選擇時對此不應忽視。市場經濟的相對獨立性與立憲主義的關系主要決定于以下因素，1，市場經濟的自發性。2，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3，權力有可能濫用的原理。從經濟與政治的衍生史來看，立憲主義無疑是最佳的選擇模式。對于立憲主義的認識需要我們“不能僅僅看到作為制度、程序等技術性設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蘊涵的價值及其道德基礎6”。一般而言，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立憲主義在以下方面有所作為。
首先，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體。市場主體的獨立地位的確立在我國這個缺乏自由傳統的國度里意味著思想領域內的重大變革。因為獨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傳統為基本意識形態的社會結構中從未真正確立過。傳統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結成的網狀的社會格局里。這種格局“好象是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紋”7。使其喪失其獨立人格。產權制度也是家長制的。無財產之獨立便無人格之獨立，立憲主義的任務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財產權及人格獨立與自由的基準。世界各市場經濟較為成熟的國家，其市場機制的日益完善無不伴隨著制度的確立及完善過程。并且這一過程無疑得助于一種適合于人格獨立的新教倫理8。這種宗教改革的意義在于通過爭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寬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現解”成為可能。而這一切是市場經濟所必要的。
其次，市場經濟需要無特權的市場主體和平等協商的交易品格。這意味著，一方面，當國家作為市場主體參與到經濟活動中時，應遵守同樣的市場規則而無法律外的特權。國家主義所產生的弊端則可以避免。另外，當國家作為市場的調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現時，無論制定市場規則還是居中裁判，都應重視相對人的平等參與和平等保護，保持信息公開化。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種能確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運行。任何制度“都不是從屬地為預先給予的集體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穩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單方面的，即是說非正義傾向的作用9。”而立憲主義恰恰能提供這種制度。
首先，憲法對平等權的配置為市場主體的人格獨立提供根本法依據并使之落實到具體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去，平等觀念必然會隨著制度運作而深入人心。這已成為現代憲法的特征性事實。“權利法案規定了法律的平等保護原則，但是權利法案的觀念遠遠超出了這些10。”赫爾穆特施泰因貝格對美國的《權利法案》的評價便可見一斑;
其次，立憲主義還是一種價值體系，這些基本的價值觀都是西方人文傳統與市場運作的產物。這些基本價值對于沖破傳統文化中對平等權利觀的種種思維壁壘是必須的。
最后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型經濟。世界經濟貿易一體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互動和市場接軌。而這對于有閉關鎖國傳統的中國來說，與其是制度建構的問題，毋寧說是觀念轉變的問題，立憲主義無疑在這兩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國現行憲法對改革開放的規定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國人觀念的沖擊，便可見一斑。
三、立憲主義、市場以及傳統立場
無論從何種角度對我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進行審視，都不能自然的導引出立憲主義和市場理念。這當然是我國傳統的生產方式決定的。因此,可以確切的說，立憲主義和市場理念倘單單從意識形態層面進行定性，無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體生產方式和利益沖突中邏輯的產生的。有其哲學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礎。是西方價值的載體。因此嚴格的說，立憲主義面臨著一個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問題。在此問題上，世界各國的憲法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三種模式：
1，全盤西化式。即不考慮立憲主義賴以生存的文化背景，與自己的傳統文化進行決斷式的背離。這在殖民地國家的制憲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2，全盤拒絕式。即：過分強調文化的相對性，對本國傳統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評價。這在傳統文化積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國家，表現得較為明顯。
3，辨證吸收式。對本國文化進行反思性評價，以拿來主義的姿態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性，從而實現兩種文化的協調融合。這是大多數對立憲主義移植成功國家的普遍經驗。對于立憲主義對文化碰撞采取何種途徑，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傳統是一個國家、社區或群體歷史經驗的總結，反映了該單位的生產方式和由此產生的人際關系狀態。傳統是如此重要，其影響如此之大，以至人們不可能完全將它忽略掉。11因此，該途徑的選擇倘脫離了具體的“語境”進行價值評價無疑犯了形而上的錯誤。其實，“各種制度并沒有固定的優點，就它們本身而言，它們無所謂好壞。在特定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極為有害的。”12對待立憲主義的移植也應持此立場。
在我國這個傳統文化極為深厚的國度里，先天的決定了只能選擇第三種方案。即：對本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體系進行反思性審視，然后實現與西方立憲主義合理內核的順利嫁接，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立憲主義。對于市場經濟與傳統定位的問題。筆者認為，作為一種交易規則的市場形式，在我國傳統社會里是長期存在的。而且，在這些交易規則背后是以傳統價值體系為支持的。如傳統價值中的團體本位主義傾向重義輕利思想等。但是，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系列規則與機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憲主義價值觀的市場觀念的聚合。這些是無法從傳統文化中自然導出的。當然，某些傳統價值觀可能對市場主體的觀念和行為模式產生影響。如傳統的義利觀等。13但是，從事物的實然性而言，“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其實只是一種人格理想，社會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識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識理性，這種常識理性承認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終在中國人經濟生活中起規范人們行為的作用。”14然而，這些稍具市場特征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只是以自給自足為特征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產物，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倘不在體制下進行現代詮釋，是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的。
四、市場經濟：立憲主義實現的價值尺度
如果我們靜心對西方立憲主義的產生及演進進行考察，不難發現，無論立憲主義制度建構過程還是價值嬗變過程都無可避免地貫穿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目的的。”15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反映。立憲主義作為法律制度和法律觀念的集合體也不例外。
首先，立憲主義的實現，必須以市場經濟為價值導向。立憲主義通過立憲的形式確立公民的獨立人格和廣泛的自由權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憲的過程是一個觀念傳播與價值滲透的過程。對于孕育和確立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精神有著重要意義。同時，市場經濟的推進也促進了市場主體的獨立意識和權利意識，對立憲主義的各項制度的運作與完善意義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憲主義如果從立法層面考慮，它作為政府的一項權力活動，只能是“能與運行中的市場相容的活動”，否則，“這些活動必須統統排除掉。”16但總而言之，“沒有國家的法律秩序，經濟制度，尤其是現代經濟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對政治干預經濟的權力作了嚴格的制度限制，給經濟自由和財產權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憲主義的實現，必須以公民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為前提條件。在以義務本位和計劃經濟為顯著特征的政治經濟體制里，縱有立憲之名也無之實，立憲主義是無法真正實現甚至無法立足的。其原因關鍵在于缺乏制憲和行憲的心理和意識基礎，。歷史表明，立憲主義是商業發達的政治產物。古希臘與古羅馬諸共和國的政體的不斷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業繁榮的基礎之上的。市場機制的運作使一些觀念得以強化，如產權意識，平等交換意識和契約自由意識等等。我國市場經濟的初步發展對現行憲法的挑戰便可見一斑。（我國現行憲法的幾次重大修改無不是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回應）。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沒有商人階級的形成、成長、壯大，及政治上的覺醒，也就沒有清末的立憲運動”了18。公民在經濟活動中不斷強化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反映到制憲和行憲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市場主體經濟利益多元化，需要一個解決利益沖突和平等表達權利意志的法定場所，這無疑有利于議會制的建設。另一方面，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必然要求憲法地位上的自主性，這對憲法在自由和人權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經濟形態，需要在市場和國家之間劃定界限。作為市場與政府間的橋梁，它通過立憲的形式將國家管理經濟的權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憲法原則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最后，隨著世界經濟、貿易一體化的進程加劇，市場經濟體制面臨著與世界接軌的趨勢。這對立憲主義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隨著經濟市場的國際化，憲法的某些內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與國際接軌的可能？我們知道，上層建筑是一定經濟基礎的反映，而經濟基礎從形式和內容可以分為經濟體制和經濟制度兩部分，同樣的道理，上層建筑也可分為政治體制與政治制度兩部分，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雖然會引起政治體制的變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變化，相反，它對于不斷完善其相應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義。19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國際化，也必然要求在憲法的內容和體制上與世界各國憲法發生互動。比如，對人權的尊重和保障，對權力的制衡，對市場體制和市場規律的確認等等。這些無疑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也是立憲主義在價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國際性和普遍性的重要體現。
五、結語及其評價
無疑，市場經濟與立憲主義的關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場發展的歷史之中的一種社會現象。市場經濟無論其基本價值還是具體制度都與立憲主義內在契合。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其特征決定著立憲主義的發展程度和方向。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重要體現。而且，立憲主義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結合體，有著自己的獨立價值觀，并對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進行糾正。正是由于市場經濟和立憲主義的和諧發展，使得現代社會的具有一些任何歷史時期所未有過的優越性，而這些恰恰正是我國市場經濟和立憲主義發展的方向。
參考書目：
1參見韓大元著，《亞洲立憲主義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頁。
2參見（日）杉原泰雄著，渠濤等譯《憲法的歷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頁。
3古希臘的憲法主要指國家結構的活動，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義。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02頁。
5參見余英時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頁。
6參見劉軍寧著，《市場與》，引自《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三聯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
7參見著，《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8有關宗教理念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影響詳見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的《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江蘇人民出版社。
9參見（德）奧特弗利德˙赫費著，龐學銓等譯，《政治的正義性》，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頁。
10參見（美）路易斯·亨金、阿爾伯特·J·羅森塔爾編，鄭戈等譯，《與權利》，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60頁。
11參見（美）希爾斯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頁。
12參見（法）勒龐著，馮克利譯，《烏合之眾》，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
13有關儒家的義利觀問題詳見陳鵬生、反町滕夫主編，《儒家義利觀與市場經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參見著，《現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頁。
1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集，第506頁。
16參見（英）哈耶克著，楊玉生等譯，《自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頁。
17參見（德）馬克斯?韋伯著，張乃根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第3篇：儒家思想的弊端和優點范文
【關鍵詞】山西票號 民營銀行 借鑒意義
一、引言
上世紀二十年代，以衛聚賢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啟了對票號的研究。改革開放后，孔祥毅教授《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與商業資本》（1986）的發表推動了票號研究的深化，但是幾乎所有學者都單純地研究山西票號的興衰，鮮有學者將其與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結合起來。本文通過分析山西票號的興衰并結合我國民營銀行發展現狀，提出民營銀行發展的建議。
二、票號發展的經驗
（一）票號簡介與成就。
學術界普遍認為日升昌（1823-1948）是中國最早的票號，票號發展初期僅是經營銀兩的異地匯兌并賺取“匯水”，隨著票號規模的擴大，其業務也由單純的匯兌發展為匯兌、存款和貸款等多種業務并存，它一個世紀的沉浮造就了獨特的企業文化、經營制度、管理哲學，這些值得民營銀行借鑒。
票號巔峰時期，全國共30家，其中27家為山西人所開。而且山西票號的分號遍及21個省、93個城鎮，甚至開到了日本和俄羅斯等國。 由于資料散佚，票號總體的經營數據已不可查，只能從個別具有代表性的票號來推測。以日升昌和大德通票號為例，1906年，日升昌票號匯兌銀兩總額為32225204兩；分析大德通票號的經營業績（見表1），從這兩個票號的盈利能力可以推知當時整個票號行業的規模與成就。
（二）成功原因分析。
票號取得如此成功，這與它的各項經營管理制度是分不開的，更與它百年風雨歷程所形成的票號文化是緊密相連的。
1.經理聘用制度
自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理論后，很多學者繼續進行了深入研究。100多年前，山西票號就已經妥善地解決了委托問題。首先，嚴格選拔。票號經理人的選拔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重地域選拔、重家族背景、實行擔保制。票號這種選拔機制，使得財東和經理之間不是一次博弈的簡單關系。出身平遙等地的大掌柜最重信譽，他們的子孫也還要繼續在票號業謀生，所以背叛是不經濟的，也就是Robert Axelrod（1980）所謂的“以牙還牙”策略在起作用，同時山西票號的成功有力反駁了福山（Fukuyama）等人的華人社會是一個低信任度社會的觀點。其次，經理負責制。票號奉行“用人不疑”的準則，實行近乎徹底的兩全分離制，這客觀上保證了大掌柜能夠大展拳腳，從而促進票號的發展。
2.嚴格的號規與用人制度
山西票號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俗稱號規，包括經營管理的一系列措施和對工作人員的管理及規章制度。號規使山西票號的運轉秩序井然，一切“按規矩辦事”，各事項均有章可循。而票號的用人制度極其嚴格。其一，用鄉不用親，財東不會讓親人進入票號；其二，推舉制，新人都要由當地有聲望的人推薦；其三，考察制，新人進入票號后，幾年內都將一直被考察，考察內容包括品行、才能等。
3.身股制度
對于大掌柜和突出貢獻者可以獎勵其頂身股，享受頂身股者按比例參與分紅卻不承擔票號的損失。因此，在清晰的產權指導下，財東和掌柜之間就形成了獨特的博弈關系。一方面大掌柜享受身股，希望票號多盈利來多分紅，這樣掌柜就面臨選擇選擇：還應不應該考慮經營風險問題；而財東在大掌柜增加票號的收益后則會面臨選擇：是否增加給掌柜的身股。這樣，就形成了博弈矩陣（見表2）。
4.獨特的文化
首先，誠信為本。山西票號最重誠信，主張誠信為本、以義待利，這一點從幾大票號的名稱上便可以看出。比如，山西票號有志成信、大德通、大德恒、存義公等，絕大多數票號的名字都帶著義、德、誠、信、厚、公等字。其次，以人為本。山西票號主張“人本主義”，票號努力營造和諧、信任、團結的氛圍，這一點在陳其田的《山西票莊考略》中有所體現。
5.獨特的信用體系
票號生于民間、長于民間，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形成了其獨特的信用體系：民間信用、鄉土信用和道德信用，票號重信用，商人也相信票號。1883年金融危機使得錢莊大量倒閉，可票號卻毫發無傷，原因之一就是它有著良好的信用。
（三）衰落原因探討。
票號1906年開始走下坡路，并最終在民國退出歷史舞臺，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1.由“商業銀行”淪落為政府的財務工具。票號產生的基礎是發達的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孕育、發展了票號。后期，山西票號幾乎將民間匯兌和借貸業務全部轉為了官銀匯兌，并逐漸成為清政府的附庸，隨著清政府的票號元氣大傷。
2.封閉的環境。20世紀初，中國開始出現現代意義的銀行，這對票號的生存構成極大威脅。然而，山西深宅大院里的財東和大掌柜們卻缺乏銳意進取、改革創新的勇氣和魄力，封閉的環境讓他們感受不到變化與威脅。
3.絕對的兩權分立。所有權和經營權徹底分離在票號初期適應了當時的環境，也使得票號發展迅速。但是后期，該制度弊端愈顯，年輕財東缺乏制衡大掌柜的能力，同時大掌柜也缺乏老一輩大掌柜銳意進取的能力。
三、發展我國的民營銀行
（一）借鑒票號成功的經驗。
本文著力研究山西票號對于民營銀行的借鑒意義，對于民營銀行外部環境的建設問題，留待其他學者研究。
1.制定人才引進戰略。21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民營銀行要想發展必須制定自己的人才引進戰略，特別是管理人才的引進，沒有人才根本就沒有和國有銀行競爭的籌碼。民營銀行應當制定高薪、高權、高尊重的政策，就像當年票號對待大掌柜一樣，從而開創高層次人才愿意來并留下來的局面。
2.嚴格的人事管理制度。民營銀行在選人、用人、提拔人方面要形成一套嚴格體系，讓員工有章可循、有前途可盼。出資人和經理層要率先垂范，發揮至上而下的帶動作用，逐漸形成一種風氣。
3.科學的激勵制度。票號的巨大成功與其科學的激勵制度緊密相連，其獨創的身股制度兼具了合伙企業的人力股和股票期權、員工持股的優點。民營銀行要想建立自己的信譽和實力，必須激發廣大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員工的利益和出資人的利益緊緊地綁在一起。
4.樹立堅定的商業道德。100年前，銀行信用和品牌從道德、人格、精神向法制、契約、精神轉化，而2008年金融危機又反映了完善的華爾街金融制度的脆弱性。新生的、弱小的民營銀行要樹立自己的商業道德和信仰，堅持以義制利，回歸傳統道德中來，勇于肩負自己的責任與擔當，這樣的民營銀行才是平民和中小企業期盼并支持的民營銀行。
5.培育特色的銀行文化。當年山西票號稱雄大江南北就是因為它有著自己獨特的德和行，員工和財東和諧共處、齊心協力才創造了票號的輝煌。民營銀行不僅僅要依靠發達的制度和先進的技術，更要培育自身獨特的銀行文化和內在精神。
（二）吸取票號衰敗的教訓。
1.權力的制約與平衡。大掌柜絕對的權力使得票號失去了變革的最后機會，民營銀行應引以為戒，學習現代企業的監事會制度，并充分發揮員工的參與職能，使銀行在制約與平衡的環境下高效運行。
2.開放的環境。深宅大院里的財東和大掌柜感受不到時代的變化，覺察不到危機和機遇，票號也就喪失了轉變為銀行的最后機會。而深處一線的基層管理者，李宏齡卻對票號的危機有清醒的認識，不斷呼吁票號向銀行變革。民營銀行必須站立在時代潮頭，絕不因循守舊，不斷改革創新，緊跟時代和環境的變化。
3.避免“官商結合”。票號發展初期依托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壯大，后期卻卷入政府匯兌業務中，結交權貴并逐漸淪為政府的財務出納，伴隨著政府的，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民營銀行應當以史為鑒，“官商結合”實為不智之舉。
四、總結
山西票號的經營之道、管理之法、文化底蘊、商業道德等對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無疑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隨著時代的變化，山西票號退出了歷史舞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民營銀行能做的，就是以史為鑒，學習票號又要避免重蹈其覆轍，在今天激烈競爭的銀行業中獨樹一幟，服務于我國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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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ukuyama，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M].The Free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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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衛聚賢.山西票號史[M].說文社，1994.
第4篇：儒家思想的弊端和優點范文
【關鍵詞】校園公益；社會公益；模式結合；發展趨勢
0 引言
近年來，一方面，隨著大學校園里日漸增多的暴力事件、輕生事件，大學生追求物質、精神空虛，產生各種心理問題的現象頻發，以及大學生對社會公益的認識加深，各類校園公益互助組織應運而生。另一方面，隨著國家的強盛發展，國人對公益慈善的了解不斷深入、需求不斷增強，不少社會公益組織、慈善基金會紛紛成立。校園公益互助組織、社會公益組織在各自的平臺上發揮其職能，鮮有交集。
然而，經過對高校的公益組織的調查發現，大部分校園公益由于面臨資金匱乏，學校對公益組織的引導不夠，組織公益社團的學生本身經驗的不足等這些問題，公益活動開展有很大的局限性。一般都局限于給山區孩子的捐款捐物，而且校園公益的成果往往沒有凸顯，結果沒能及時公開，沒能滿足公益活動本身要求的透明，這些都對校園公益的成長不利，更有甚者打著公益的名字卻做些與公益互助無關的事，浪費資源的同時也給校園公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了解決出現的種種問題，讓校園公益在良好的環境下進行，社會公益的引入不失為一種良策。社會公益的系統性、組織性可以為校園公益所借鑒，使得校園公益的發展更加持久；同時，校園公益可以從社會公益組織獲取資金、物品的支持，以及人員的組織、培訓經驗。為此，探尋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相結合的運行模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發展趨勢。本文即是基于將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結合的想法，尋找適合的途徑讓校園公益借助社會公益的力量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1 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現狀
目前，校園公益互助組織大多由學生自發組織成立，雖然校方對其給予一定的物資支持，但由于審批程序復雜、支持力度有限，學生需要以自己的力量解決組織實際運作中存在的大量問題，這給學生組織的發展形成極大的障礙。一些學生組織由于資金缺乏、學生經驗的不足、管理的不當，無法可持續發展，公益活動依然停留在“憑著滿腔熱血和一顆紅心”的初級階段[1]，往往成立之初干勁十足，這些一段時間，之后就鮮少有活動舉行。校園公益組織匯聚了一批想法各異、敢于天馬行空的學生，充滿激情、活力。
相反地，社會公益組織面向社會大眾，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受社會各界的捐贈，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源；有專業的管理體系，利于組織活動；組織參加過較多公益活動，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但同時，社會公益組織由于由專業人士運作管理，有固定的整套模式，組織活動較為中規中矩，創新性、活力明顯不足。
由此，校園公益組織、社會公益組織的不足在二者結合之后可以得到彌補，社會公益組織給校園公益組織提供充足的資金、物品，相應的技術支持，校園公益組織將富有創新性的可行的公益想法提供給社會公益組織，加強雙方的交流，為社會公益活動注入新鮮血液；二者的優勢也可以在共同合作中充分發揮，實現揚長避短，相輔相成的效果。
校園公益活動的社會性、學習性、公益性，只有通過與社會公益組織的合作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體現。校園公益活動不僅要使學生受益，使學生得到鍛煉、提高素質，同時還應考慮社會的需要和現實的需求，使廣大需要幫助的人接收到大學生的援手，達到雙贏的效果。只有實現學生―學校―社會的互利共贏，校園公益活動才能持續開展下去。
然而，當前國內校園公益組織與社會公益組織結合處于起步狀態，即使存在，在二者結合的方式上仍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我們對于將二者模式結合的方法還需更深層次的探究。
2 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的關系
2.1 校園公益、社會公益具有同質性
二者都具有自愿性與公益性。表現為它們是群眾自愿參與的一種慈善的舉動，以個人的自愿自覺為前提，并不是出于政府或學校的規定。它們具有利他性，不以私利為目的，而是以更多人的公共利益目標，從公益實踐項目的設計初始便確立“公益”這個核心價值，具有社會關懷和服務取向。參與者普遍具有熱心公益、胸懷理想、有所作為的心理特點，理想、激情與公益的結合，將激發出參與者服務社會、奉獻社會的強大動力，使得參與者成為推動社會福利發展的生力軍，并最終達到提升自我、助益他人、有利社會等目標。
2.2 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具有差異性
從活動組織主體來看，校園公益的主要實施者是在校大學生，其公益活動是一種非職業化的行為，它不是參與者的本職工作。社會公益的主要實施者有一部分是志愿者，但更大一部分是相關專業人士，他們以走上了公益職業化的道路，把社會公益當作終生事業來追求。
從活動形式看，校園公益主要采取志愿服務、慈善募捐、公益宣傳等較為分散的活動方式，沒有形成系統化管理。而社會公益活動則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管理體系，包括戰略規劃、項目管理、志愿服務、志愿者管理、財務管理、反饋評估的完整體系。
2.3 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相輔相成，互利共贏
校園公益實質是廣義社會公益的一部分，因此社會公益是校園公益等公益活動的基礎，發展社會公益也即為發展校園公益提供了基礎，社會公益的發展壯大為校園公益的發展提供了財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的保障，為校園公益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有利于校園公益的茁壯成長。當前，我國許多社會公益組織、慈善基金會紛紛成立運作，社會公益活動如火如荼進行，一些高校的公益組織借助社會力量舉辦了有意義有價值的公益活動，比如“麥田計劃”、“誠明國學計劃”、“兩地一心活動”[2]。這些活動由于社會力量的加入，獲得更加廣泛的影響和良好的公益效果。
同時，校園公益是社會公益在校園的延伸，發展校園公益也即是發展了社會公益。校園公益作為一種社會公益行為，首先就要服從社會公益的實施目的，達到社會公益的發展要求。校園公益的實踐目的一定是與社會公益相一致的、相互統一的，在此基礎上，校園公益又體現出其特性的一面。其活動在符合社會公益的同時，又要側重于大學生的互助、大學生對社會的使命感，體現出大學生公益互助的特點。在進行公益活動的同時，達到提升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幫助大學生完成自我實現的目的。很多大學生因為在校期間參加了公益活動，在公益活動中找到了自我價值的實現，最終選擇社會公益作為職業或事業，親力親為支持社會公益發展，為社會公益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3 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結合的案例分析――以云南士恒教育基金會“誠明國學計劃”為例
3.1 士恒教育基金會的基本情況
云南士恒教育基金會成立于2009年10月，是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楊立華教授、昆明銀海地產范雁佳董事長發起成立的非營利性民間組織。士恒教育基金會為非公募性質，原始基金200萬元來自于銀海地產捐贈。士恒基金會以弘揚國學、發展國學教育事業、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為使命。士恒基金會希望通過整合社會各界的資源，共同努力營造更加良好的國學教育環境，推動青少年對傳統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實踐。
3.2 士恒基金會的主要工作
云南士恒教育基金會主要為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中小學改善教學條件，進行校舍改擴建；為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中小學建蓋圖書館、捐贈國學書藉；組織北京大學儒行社師資，對所捐助學校的教師進行國學知識培訓；組織北京大學儒行社、云南各界志愿者在所捐助的學校進行國學推廣和普及教育活動，增加學校辦學特色和亮點；對所捐助學校內品學兼優的貧困生提供資助；對所捐助學校內在國學知識學習中表現出色的學生給予獎勵；對所捐助學校內在國學教研究和推廣中表現出色的教師提供專項課題研修經費。
3.3 士恒基金會與高校公益組織的結合的實例
士恒基金會與北京大學儒行社、云南大學的儒行社聯合舉辦“誠明國學計劃”，招募大學生志愿者去大理、楚雄、廣南等地進行國學支教活動，主要活動集中在大學的寒假和暑假，為期一周。下以2012年寒假國學支教活動為例說明。
3.3.1 招募志愿者
通過北京大學儒行社和云南大學儒行社在他們自己的公益組織中宣傳，然后有意向的學生在網上報名
3.3.2 活動流程
整體流程：
3.3.3 活動的效果及意義
對大山深處的貧困地區的孩子來講，使得這些孩子系統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汲取圣賢智慧能量，收獲幸福喜樂；而這些大學生帶來的外界的信息，也使得這些孩子堅定了一定要走出去上大學的理想，進而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種下了夢想，埋下了未來。從此他們的眼界不再是連綿起伏的山，而是用每天的積累為那邊的生活積聚力量。
對參與支教的大學生來講，首先，給山區的孩子上課鍛煉了大學生的實踐能力，除了前期的備課準備，上課時的臨場發揮也是關鍵，為了保證了上課的質量，大家互相聽課學習，借鑒經驗，這既鍛煉了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又鍛煉了大學生傳授知識的能力。其次，大學生在校園里習慣了大城市的優越方便，在山區貧瘠的土地上生活，使得大學生深刻體會到生活的不易，知道感恩生活的美好，對他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影響很大，同時，在克服生活中一個個困境的過程了，他們也收獲了堅韌的品質。最后，增加了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有益于了他們樹立為社會服務的價值觀念，對于他們以后的成功成才，甚至以后投身于社會公益事業都是大有脾益[3]。
3.4 對“誠明國學計劃”模式的分析
對該模式的組織形式及活動的成效與單純做校園公益的組織、單純做社會公益的組織做橫向比較、分析，分析這兩者結合的優點及不足。
3.4.1 組織模式
與校園其他公益組織相比：第一，該模式彌補了一般的校園公益組織資金不足的問題，該模式的運行資金全部由士恒基金會提供，據統計，80%的校園公益組織都因經費問題，無法保證公益活動的開展，或者開展的活動覆蓋的范圍很小。所以經費不足仍是目前影響校園公益組織發展的主要因素。第二，該模式大大擴大了公益活動的影響范圍和活動內容。傳統的很多支教活動，一般是在學校周圍，對支教的需求不大；再者，支教的大多是培養小孩子的文娛愛好，學習畫畫、音樂、手工等，而該模式開展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從小植入孩童的內心深處。
與社會其他公益組織相比：第一，該模式充分利用了大學生作為有知識、有涵養的人力資源，既解決了在社會上招募志愿者的難題，又提升了公益人員的素質。尤其是這種承擔著教書育人、為人師表的工作，對志愿者有一定的知識要求，大學生參與這些活動，能很好體現大學生的獨特優勢。
3.4.2 結果分析
與校園其他公益組織相比：校園公益的規模一般比較小，開展的活動內容有限，受益面較小。而且據奧森的調查，63.6%的學生認為校園的公益組織對其生活的影響度很低，未能在校園形成公益的凝聚力及深刻的影響力，其次為績效運行效果不佳[4]。而該模式對招募的志愿者進行了篩選，并對選出的志愿者進行了系統的培訓，提升了他們作為一名合格的支教志愿者的能力，而且活動開展范圍擴大，使得受益人群不僅是是鄉村的學校學生，而且包括了大學生自愿者本人，增強了大學生對社會的責任心和責任感，豐富了校園公益社團活動，擴大了公益活動的影響力。
與社會其他公益組織相比：該模式有助于增強社會公益組織的影響力，有利于與校園公益組織建立穩定合作關系，使得參加支教的志愿者有了穩定的來源，同時也給大學生提供了一個鍛煉自我，服務社會的機會，為學校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實踐平臺。
4 結合其他模式的探討及校園公益未來的發展趨勢
4.1 其他的成功案例
4.1.1 香港“兩地一心”
香港“兩地一心”是由香港一群充滿理想及熱心的義工組成，成員大部份為在職或退休專業人士、工程人員、公務員、教育界及商界人士。彼此致力于改善中國偏遠山區學童的學習環境，除建校、助學外，亦透過籌辦山區生活體驗的交流活動，讓本地青少年有所成長及培養貢獻的精神。“兩地一心”曾經與云南大學青年志愿者協會一起，在青年志愿者協會內部招募志愿者，赴云南省楚雄市支教，并取得很好的成效。這種合作是短期性的。
4.1.2 云南省攜手困難群體創業服務中心
云南省攜手困難群體創業服務中心，是在云南省民政廳注冊成立的非營利組織。主要服務城市弱勢流動兒童，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公益服務，改善他們及其家庭在教育、健康、生計方面的現狀，促進流動兒童的全面發展。
該中心與云南大學青年志愿者協會合作，每個周末，由云南大學青年志愿者協會負責在云南大學招募志愿支教者，支教的人數和人員相對固定，主要是輔導流動兒童寫作業以及開展特色興趣班，比如畫畫班、書法班之類的。該模式是長期性的。
4.2 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的發展趨勢
通過對云南省部分高校的校園公益組織及活動的調查，校園公益有自身的人力資源及正能量，也舉辦了很多傳統活動。比如，在校園里組織的清潔校園，不要亂扔垃圾；食堂的“光盤行動”，倡導節約糧食；廢舊物品的回收，呼吁對身邊朋友的關心等。但是一直沒能形成一定的影響力，還是擺脫不了大學社團的性質，對成員沒有約束，缺乏獎勵和激勵，活動的策劃往往也是幾個學生之間的隨性而為，需要固定的規章制度以形成一種“法制”。校園公益也在積極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并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現在的高校大多都是積聚在大學城，所以在周邊兄弟學校的某些性質相投的公益組織可以聯合成一個聯盟，彼此之間互相學習交流，有助于把公益活動輻射到更多的學生。這一弊端是，容易形成官僚作風，學校之間的攀比之風。而且依然存在校園社團的一些問題。
我們也在積極尋求一種更好的方式讓校園公益更加透明和發展壯大。在很多案列中，我們認為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的結合是目前解決兩者在公益活動實施中所遇困境的有效方式。
政府應該形成對社會公益的有效管理，對社會公益組織的建立的審核條件要更嚴苛一些。社會公益組織也應該面向社會招聘，形成優勝劣汰，建立有效的管理團隊及先進的管理理念，同時應該滲透公益思想，并在社會上形成影響，以權威、科學、人性、關愛的思想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同時積極在校園里面吸納公益人才，可以在大學校園里引導公益活動，培養公益人才，使有意向投身公益的大學生在畢業之后可以在這些社會公益組織中長期任職，解決了志愿者的斷層，實現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的“雙贏”，同時可以在全部各個高校中形成磁場，使更多大學生及社會成員受益。
4.3 有助于校園公益組織的發展壯大
校園公益組織依托了社會公益組織提供的資金支持，社會公益組織的文化引領，社會公益組織對志愿者的培育，可以提高校園公益組織舉辦各類公益活動的能力和影響力。
4.4 有助于進一步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
大學生是文化知識全面、專用知識豐富、綜合能力較高的高素質人群，是國家十分寶貴的人才資源，是促進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中堅力量，也是推動社會公益事業持續向前發展的強大主力軍和生力軍。通過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的結合，學生不僅能學到相關的公益理論知識，而且還能在相關系統的培訓下參與或組織一些大型的公益活動，進行相關的公益實踐培訓，這就有利于強化學生的公益理論知識，培育學生的公益情感，增強學生的公益實踐能力，從而為他們走入社會繼續開展公益實踐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就有利于進一步推進我國社會公益事業的持續發展。
5 結論
本文從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二者的關系出發，從理論方面探究了將二者結合的模式的客觀可行性；并敘述將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結合的實踐經驗：誠明國學計劃，通過分析該實踐的成果，得出結合模式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構建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協調發展的創新模式，是目前國內校園公益發展的可行之路。近年，國內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結合運作的案例也不斷涌現，比如“兩地一心”、云南省攜手困難群體創業服務中心，都取得一定的成果，二者結合的優勢也逐步顯現。基于對二者結合現狀的分析研究，得出將社會公益引入校園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尋找合適的途徑，將校園公益與社會公益結合，校園公益的作用才能得到較大程度的發揮，惠澤更多的大眾，校園公益才能長足發展，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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