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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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一）企業市場營銷操作
企業市場營銷操作是指企業在產品營銷活動策劃與管理過程中，采用的有利于市場銷售的營銷理論與營銷操作技能，主要包括：現代化市場營銷管理理念；制定企業營銷發展戰略；市場營銷環境因素分析；目標市場的營銷管理戰略；企業產品策略；企業產品定價策略；網絡營銷。4P營銷理論在我國被廣泛應用，關于4P營銷理論，可以將其具體歸納為四個基本策略的組合“產品（Product）—價格（Price）—管道（Place）—宣傳（Promotion）”。之所以將其稱為4P營銷組合，主要是由于“產品”、“價格”、“管道”、“宣傳”這四個詞的英文字母開頭都是P，我們在企業市場營銷策略規劃與制定過程中，通常將其稱為“4Ps”，其中的S是指Strategy—“策略”。
（二）經濟環境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經濟環境是企業市場營銷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經濟環境，主要是指構成市場上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同時還包括國家的經濟政策，這些外在的市場經濟環境，都嚴重影響與制約著消費者的購買能力、支出模式，如圖1所示。
經濟環境構成及其對企業市場營銷的影響
（一）經濟環境構成
企業在市場營銷活動的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外在經濟環境因素的影響與制約，關于企業市場營銷中經濟環境的構成因素，主要分為消費者收入、消費支出模式、消費者儲蓄與信貸、現代化市場環境的變化等。1.消費者收入。關于消費者的收入，主要包括消費者的個人工資、紅利、租金、退休金、社會保障補貼等各種經濟收入與來源。在消費者經濟來源及收入中，又可以將其分為“可支配的個人收入”和“可隨意支配的個人收入”兩個部分。從貨幣資金以及實際收入的角度來分析，可以得知“可支配收入”部分對消費者購買能力的決定性作用。2.消費支出模式。關于消費者支出模式的思考，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消費者支出模式受到消費者收入水平、經濟能力的影響。根據德國著名統計學家恩格爾提出的“恩格爾定律”可以認識到，消費者的消費支出模式主要受制于消費者的經濟收入水平。通常情況下，隨著消費者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購買食品的支出占到家庭收入的比重會逐漸下降；同時，用于住宅建筑的家庭收入，在消費者家庭總收入中所占到的比例基本保持穩定；而消費者家庭娛樂、衛生、交通、教育等方面的消費支出，在家庭總消費中占到的比重會大幅度上升。3.消費者儲蓄與信貸。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在某一個社會經濟時期內，市場中消費者儲蓄的多少會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能力，進而決定消費者的支出模式。消費者儲蓄之所以是市場經濟環境中比較關鍵的部分，主要是因為儲蓄可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區域內，市場環境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況，同時還包括儲蓄額、儲蓄率、儲蓄增長率三個經濟指標。4.現代市場環境的變化。當前社會是以知識經濟為核心的信息化發展時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在客觀要求并促使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所以，全球經濟一體化必然也會導致全球市場一體化、國際化，這些都是國際上潛在的經濟環境因素。在國內，通貨膨脹、通貨緊縮以及社會失業情況不斷出現，在短時間內又得不到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政策的支持，將會嚴重降低消費者的貨幣購買力，造成企業產品價格的增長，從而影響我國企業市場營銷管理活動的有效實施。
（二）經濟環境的特點
企業在生產經營以及市場營銷操作過程中，所受到的經濟環境的影響因素，其特點表現如下：相關性。相關性是企業市場營銷操作中與經濟環境之間最密切的聯系，主要是指構成企業市場營銷操作的各個要素指標之間，它們都存在著一定的相互關聯性，這種關聯性主要體現在，其中任何一個經濟指標要素的變化，都有可能引發、導致其他各要素隨之發生變化；客觀性。其主要體現在企業市場營銷操作中的客觀性、企業市場營銷經濟環境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首先就證明了它們基本不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受社會經濟以及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決定。在這種經濟環境下，企業可以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狀況，并結合企業自身的經濟管理制度，制定出相應的市場營銷操作管理機制；不可控性。其主要體現在本身的不均衡性、客觀性。不均衡性是指企業市場營銷中經濟環境的變動具有不可控性，包括一些有利于企業市場營銷的經濟環境因素，也有一些不利于企業市場營銷的經濟環境因素，這些不同性質的經濟環境相互交織在一起，就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均衡性。
（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產業結構模式，對于企業實現市場營銷操作具有很強的促進作用。首先，社會經濟結構主要是指國民經濟中不同的經濟成分、不同的產業結構經濟部門以及社會上各個方面的國民經濟體。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結構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社會經濟分配制度、社會經濟消費制度、技術結構、交換結構、產業結構。
（四）經濟環境對企業市場營銷的影響
經濟環境對企業市場營銷的影響主要包括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企業市場營銷的影響和國內經濟環境對企業市場營銷的影響。1.國際市場營銷的經濟環境。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世界發達地區的大型跨國企業逐步成為了世界經濟舞臺的支柱與經濟核心，替代了傳統的經濟發展格局。因此，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地區，都將面臨著更加激烈、嚴峻的市場外在因素的沖擊與挑戰。從國際經濟的發展角度來分析，可以具體從我國的企業市場消費結構的基本狀況來探索，因為一個地區、國家的社會市場內，企業市場的營銷活動以及消費者的購買能力、購買行為等，都可以準確、真實的反映出一個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2.國內市場營銷的經濟環境。我國的基本經濟體制決定了企業市場營銷的發展方向，經濟體制規定了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行業與行業之間的經濟關系、同行業內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國內企業與地方各級經濟部門之間的經濟關系。通俗點講，企業市場營銷環境中，經濟體制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形式，政府或者社會組織、企業單位可以通過這些經濟管理政策、手段，結合自身的實際發展狀況，圍繞著市場銷售，規劃并制定有利于企業全局發展戰略的市場營銷活動方案及措施。
當前國內市場營銷經濟環境現狀與發展趨勢
（一）市場營銷經濟環境現狀
我國自從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建設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重心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重點發展城鎮經濟以及城鎮化建設，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了城鎮地區與鄉村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上的不公平、經濟體制的缺陷等方面。根據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社會消費者群體：高收入消費者群體、中等收入消費者群體、低收入消費者群體。根據2013年度經濟統計年鑒文獻資料信息得知，中等收入消費者群體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為23884元，其中家庭年均收入為61520元，占到我國城市人口的12%，其市場產品購買力占到全社會市場消費購買力總和的18%。因此，這類消費者群體是企業市場營銷重點發展的。在消費者的儲蓄與信貸方面，我國廣大的消費者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儲蓄習慣，隨之帶來的就是儲蓄總額的增加以及儲蓄增長率的增長。這也是制約企業市場營銷活動發揮效益的最大阻礙因素，因為我國居民將收入儲蓄起來，主要目的就是用于供養子女、老人、婚喪嫁娶等，包括對父母的贍養、對子女的教育支出等。因此，隨著消費者儲蓄總額的增加，我國企業的產品價值就很難實現預期的營銷目標，這也是當前我國企業在市場營銷經濟環境中最為頭疼的問題。所以，對于企業來說，只有充分的調動消費者的潛在需求，才能真正發揮出企業市場營銷操作的預期目標，甚至超越企業的市場目標。
（二）市場營銷經濟環境發展趨勢
首先，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促使著國內企業在服務行銷市場中的競爭度將會變得更加的激烈。包括國際跨國公司進入國內市場的影響，全球經濟一體化就決定了全球市場一體化、全球科技一體化。在以知識經濟為核心的信息化時代，先進的生產應用技術早已公開，各行業、各公司的產品質量、品牌也更加趨向于統一，在這種經濟環境背景下，企業要想在市場中“獨占鰲頭”，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企業只能更加科學、合理、高效的把握住經濟環境中的每一個細節，才能在這種市場世界里走出去，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其次，也是前面所提到的，企業要有適合自身發展的特色市場營銷道路。關于這一點，本文認為企業可以著重于“服務型營銷模式”的構建，包括售前服務站、售中服務站、售后服務站等，這也是當前新時期經濟環境下，市場服務行銷全球化的本質和必然要求。
新經濟環境下現代企業市場營銷的理念與創新
新時期，在以知識經濟為核心的信息化市場時代，在如此殘酷的市場競爭經濟環境下，企業只有改變傳統、陳舊的市場營銷理念，創新現代化的市場營銷管理思想與營銷手段，建立適合企業自身實際發展需求的營銷發展戰略規劃體系，才能在新經濟環境下，實現市場營銷的最終目標—企業經濟效益、社會經濟效益、自然生態環境效益的協調統一。
（一）創新市場營銷方式
建立一套與經濟環境各要素指標相適應的企業經濟管理模式。有的企業本身的經濟管理體制沒有問題，而是因為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原有的那一套企業經濟管理體系顯然無法滿足新時期經濟環境的發展需要，造成企業知名度下降和市場占有率降低。在新經濟條件下，各行業、各市場及其產品、服務需求都在不間歇的發生著改變，所以，企業的市場營銷操作體系也要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做出改變，運用先進的市場營銷管理理念，創新市場營銷模式。
（二）創新企業產品市場營銷渠道
第2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關鍵詞：經濟管理；現代化；發展新趨勢
經濟管理現代化的一半是指，在進行經濟管理中，專業人員不斷的進行總結和研究，使得經濟能夠跟上較快的節奏發展，以至于能夠適應經濟和管理現代化發展的需求。本篇文章向我們詳細解釋著關于經濟管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以及敘述關于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
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現狀
（一）經濟全球化推進我國經濟發展
伴隨著當前經濟的不斷發展與改善，我國的市場經濟在不斷的發展改變與結構的變化。在此前提之下，經濟結構會不斷的向人們展示自身的魅力，這樣做可以進一步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資金和市場的吸引。
（二）先進的信息技術可以幫助企業加強自身經濟建設
對于經濟管理單位來說，應該鼓勵新技術的研發及使用，為了能夠鼓勵企業中以及社會上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相關內容的研發，可以設立一個獎勵機制，把得到認可的項目進行獎勵，這樣的話能夠促進行業科技的不斷發展。樹立信息化和現代化的管理意識，在經濟管理上，應與時俱進實現現代化的管理，充分認識和掌握當前造價管理中相關的技術以及先進的管理理念，并應用于具體的經濟管理中。
（三）當前經濟管理需要解決的問題
1.我國企業現代化管理水平不高根據資料顯示，當前我國的社會經濟在不斷的前進與發展，但是在發展的期間，并不能將社會主義發展的國情進行改變。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國專業人員更應該加強對其落后的經濟管理制度進行全面的控制與改善，不斷的進行學習與改善，結合自身，找出適合自己發展的條件與方式。2.使用正確方式將問題進行解決處理學會用正確的方法解決問題，要堅持讓正面思考變得具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思路決定出路，在企業管理過程中，只有管理者通過讓正面的思考變得具體，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從業觀，才能真正用正確的思想支配行動，從而使它成為用以分析和處理企業發展中各類問題的基本原則，讓企業管理真正走上事有所知，物有其管，人盡其職，物盡其用的規范軌道，讓正面思考變得具體，是學會用正確的方法解決問題的前提。專業人員應該使用正確方式將問題進行解決處理。
二、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
（一）強化企業經濟管理體系建設
在強化經濟管理，要充分考慮現代化社會在發展中發生的一些變化，根據這些情況，系統性的將企業經濟體系進行完善與總結。根據相關背景，結合實際，將企業管理進行實際的匯總，改變之前較為傳統的思想意識，建立健全適合現代化發展的形式。將經濟結構進行優化處理，制定出適合當前發展的優化管理經濟方式。
（二）實時發揮市場對經濟發展作用
在建設中，要充分研究認識經濟建設發展的管理制度，并且還應該進行經濟策略的制定，要考慮企業和市場價值的要求。根據實際的市場經濟，將經濟發展形式進行創新優化管理。
三、企業經濟發展策略
（一）詳細解讀國家經濟政策
具體來說，企業自實行經濟管理時，在現代化的經濟條件下，政府人員不再成為能夠掌控市場的主要操作人員，但是國家比較重視的，那么政府人員就會加大對其投入。因此，這就需要專業人員子在進行經濟管理控制時，需要使用正確的方式去解讀與國家發展順應的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將其進行全面的建設。首先，企業相關人員應該加強對經濟制度的解讀，在合理的范圍之內進行合理的管理規章制度制定，還需要注意一定要結合當前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其次，企業部門之間的人員應該進行全面的交流與合作，進行經濟策略的研究與控制；最后，政府人員應該將經濟政策放寬，把握好市場，爭取將國家經濟建設的完美無缺。
（二）加強企業經濟管理模式創新與更新
專業人員結合實際情況，創造出一種適合自身發展的方式，對之后的經濟發展進行詳細的規劃與制定。因此，這就需要專業人員對其進行全面的掌控，只有這樣，才能將經濟發展出合理有效性。專業人員應該利用政府的功能“無形的手”將經濟建設發展到最大化。專業人員成立相應的組織，將經濟建設做到全面可持續化發展。
（三）加強企業經濟制度管理意識
根據實際情況顯示，一個優秀的企業必須需要一個健全的經濟管理制度，這是優化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提高企業運行效率的關鍵因素。然在思考如何打造一個健全的企業經濟管理制度之前，企業應該思考怎樣的經濟管理制度才能算是健全的管理制度。首先，一個健全的企業經濟管理制度必須符合企業當前的實際情況，切不可天馬行空或者形而上;其次，一個健全的經濟管理制度必須是有效率的，可以充分的調動企業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率;最后，一個健全的經濟管理制度必須穩定的，它不以單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從而杜絕“人走茶涼”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現象出現。
（四）加強創新性人才培養
當前經濟面臨著一些問題，我們國家的相關人員在管理上的方式比較落后，管理制度不能健全，相關技術人員急缺，不能夠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不能在競爭的環境之下取勝，對創新的意識比較少。因此要想長時間立足，就必須結合實際，結合自身，全面培養各種高水平的創新型人才。培訓可以是員工的在崗培訓，以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為主，讓他們能夠了解到社會比較先進的處理技術，然后找到運用到自己企業之中的方法，保證人才的穩定性和上進行。
四、總結
綜合上述情況來看，相關專業人員應該結合實際情況和自身發展的特點，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使用當前先進的信息技術，整合出使用的合理方式，這樣做可以將經濟進行全面化建設。專業人員更應該強化自身經濟建設現代化專業技能培養，把握經濟發展的趨勢，將經濟建設推向全面的發展與進步。使得相關經濟進行全面的掌控與發展，將經濟建設更加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楊姍姍,張弘毅,王志涵.淺談信息化建設模式下的企業管理理念創新［J］．河南科技學院經濟系，2014(6):104．
第3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路徑與對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為（AHSKF09-10D84）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近年來，伴隨著全球氣候問題的日益嚴峻，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全球趨勢，許多學者針對低碳經濟展開了研究。本文從低碳經濟的理論內涵、基本模式、技術條件、區域發展動因及未來發展趨勢五個方面對學術界關于發展低碳經濟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
關鍵詞：低碳經濟 基本模式 發展趨勢
當前，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碳排放大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形勢已刻不容緩。低碳經濟倡導以較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強調經濟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統籌協調發展。圍繞低碳經濟的發展，許多學者提出了很多具有價值的見解，本文針對低碳經濟的理論內涵、基本模式、技術條件、區域發展的動因及未來發展的趨勢五個方面的觀點加以綜述，以期為低碳經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
低碳經濟理論內涵
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能源白皮書》，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能源白皮書》中首次提出低碳經濟概念，指出低碳經濟是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質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能源的日益枯竭和環境的日益破壞，不僅對世界各國經濟造成了重要影響，更引起各國經濟發展的深刻變革。
國內學者莊貴陽（2008）認為，低碳經濟是人文發展水平和碳生產力同時達到一定水平的經濟形態，旨在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就是低碳發展的過程。低碳經濟通過技術跨越式發展和制度約束得以實現，表現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結構的優化以及消費行為的理性。鮑健強、苗陽、陳鋒（2008）認為低碳經濟是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做努力的結果，但實質上、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礎之上的現代工業文明， 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他們從大時空跨度和能源利用方式上，分析了人類經濟發展形態演變歷程；探討了低碳經濟理念產生的時代背景，而國際社會對溫室氣體減排的關注導致了低碳經濟產生與發展，指出碳排放量成為衡量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標識，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孕育了低碳經濟。
張鵬飛（2009）指出低碳經濟的本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創新和制度創新。低碳經濟要求提高能效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建立低碳能源系統、低碳產業結構和低碳技術體系，轉變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模式，促進其向高效能、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轉變。張平、杜鵬（2011）認為低碳經濟的概念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低碳經濟是指低投入、高產出的經濟發展方式，其目標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主要考慮的是經濟發展中所有資源的有效利用，為長期目標；狹義的低碳經濟是指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從而產生較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其目標是應對當前氣候變暖問題，為短期目標。
低碳經濟發展基本模式研究
付允等（2008）認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就是在實踐中運用低碳經濟理論組織經濟活動，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經濟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在對國內外低碳經濟理論和實踐綜述的基礎上，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論證了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方向、發展方式和發展方法， 即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 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 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
朱四海（2009）認為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模式，包含三方面的內涵：首先，低碳經濟是相對于高碳經濟而言的，是相對于基于無約束的碳密集能源生產方式和能源消費方式的高碳經濟而言的。其次，低碳經濟是相對于新能源而言的，是相對于基于化石能源的經濟發展模式而言的。第三，低碳經濟是相對于人為碳通量而言的，是一種為解決人為碳通量增加引發的地球生態圈碳失衡而實施的人類自救行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改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經濟發展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依賴，促進經濟體擺脫碳依賴，擺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高碳能源依賴，使經濟發展轉向既滿足減排要求、又不妨礙經濟增長的低碳軌道，使經濟發展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軌。
侯軍岐（2010）認為低碳經濟本身就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 以低碳發展為目標， 以節能減排為方式， 以碳中和技術為手段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在分析當前我國在發展低碳經濟所面臨的嚴峻形式的背景下，通過對發展低碳經濟的國際經驗進行比較，提出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模式：技術帶動型，項目帶動型，企業帶動型，非政府組織帶動型，資本推動型，消費引導型，政府推動型，法律約束型八種模式。
低碳經濟發展的技術條件研究
低碳經濟實質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王文軍（2009）指出，低碳經濟發展的技術經濟范式就是實施“立體式”控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對循環經濟的改進、深化和創新，而技術、制度與公眾參與是其體系開發的主要內容。而低碳經濟的實現，首先要依靠技術，只有以過硬的技術作保障，才能從源頭制止更多污染物的產生。其次要依靠制度，尤其是要制定開征碳稅和推行碳交易等富有經濟效率的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
趙卓、肖利平（2009）認為技術創新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核心，我國能否順利實現低碳經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低碳技術創新。低碳是技術創新的方向和指引，技術創新是實現低碳經濟的內在驅動力，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必然要求技術創新朝著節能、減排、增效的方向發展。倘若仍然停留在已有的技術水平上或者偏離低碳經濟要求的方向，將不可能實現低碳經濟的目標。
任力（2009）總結了西方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的措施，主要表現為：改造傳統高碳產業，加強低碳技術創新；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與新型清潔能源；應用市場機制與經濟杠桿，促使企業減碳；加強國際范圍內的減碳協作等。在此基礎上，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提出建議：必須盡快提出低碳經濟戰略，建立起低碳經濟法律保障體系，加強低碳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大力發展低碳產業群，激勵企業從事低碳生產與經營等。
楊芳（2010）認為，技術創新對于推動新能源產業以及低碳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促進技術進步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并指出我國可以在汽車、建筑等領域的技術上進行突破。牛桂敏（2011）指出發展低碳經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制度創新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必然要求。因此應當從法律制度、經濟政策、產業及其他政策方面進行創新，促進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
區域低碳經濟發展動因研究
胡宗義、劉亦文（2009）嘗試借助動態CGE模型來模擬分析低碳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產出影響，在Chingem模型的基礎上， 采用被應用于分析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的Monash模型的遞歸動態機制開發出MCHUGE模型，該模型能夠比較精確地運用國內經濟信息和經濟數據研究低碳經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研究結果表明：發展低碳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但會導致企業削減就業崗位；對我國各產業影響不盡相同， 能源密集型產業對能源需求的減少是降低能源強度的主要原因。低碳經濟將起到不錯的環境保護效果，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均有顯著的降幅， 但隨著經濟結構的動態調整， 污染排放量均有所回升。
李娜等（2010）利用中國動態多區域可計算一般均衡（CGE） 模型，模擬了低碳經濟時代實施碳稅政策對中國區域發展格局演進的影響。模擬結果顯示，如果各地區實施同一碳稅政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存在著區域差異，能源富集地區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經濟損失較大，對發達地區則產生正面的影響，因而將擴大區域經濟差異。如果實施差別碳稅，對能源富集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影響有所減輕，有利于縮小區域經濟差異。針對不同區域制定差異化的低碳經濟發展政策，有利于兼顧公平和效率，使中國走上低碳發展和區域經濟協調的雙贏之路。
管軍、劉曉明（2011）針對區域低碳經濟模式發展的路徑及對策進行了研究，提出了構建區域低碳經濟模式的本質要求，以及面臨的產業結構調整、能源利用、技術創新、政策法規等主要問題，提出相應的路徑及對策。
低碳經濟發展趨勢研究
根據中國“兩型社會”建設的戰略要求，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和科技進步內在要求，一些學者深刻揭示低碳經濟發展的總趨勢，為中國研究制定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提供科學依據。
莊貴陽（2009）認為低碳經濟，不僅可以成為度過目前經濟困難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確保在中長期經濟持續增長最可行的手段之一。在當前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全球如何向低碳經濟轉型，并且在怎樣的規模上快速促進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問題是未來研究低碳經濟發展的趨勢。
謝軍安（2009）在介紹了以英國、日本、德國等國際社會發展低碳經濟的動向與趨勢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在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和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多重壓力以及嚴峻的氣候變化形勢，提出低碳經濟的發展將促進人類生產、消費方式的轉變，綠色技術的發展及能源結構的改變及國際間貿易與碳博弈將成為低碳經濟發展及演變的趨勢。
韓冬、韓立達（2011）認為在當前創新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已勢在必行，應當從觀念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以及政府考核創新等四方面加以完善，以夯實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創新的由內而外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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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管軍，劉曉明.區域低碳經濟模式發展的路徑及策略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12（2）
第4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知識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全面增長，是當代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所面臨的一次嶄新的革命。進入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產業、通信產業等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知識型產業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量，世界經濟增長在表現出日趨全球化的同時，又表現出知識化、技術化、網絡化和虛擬化等重要趨勢。究其原因，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宏觀化、社會化、全球化和政府功能化乃是當代知識經濟崛起的重要條件，也是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關鍵因素。以高新技術產業化創新活動為主要特征的知識經濟擴張模式越來越受到當今世界各國的普遍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政府功能也正在得到強化，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對高新技術產業化中政府的組織、規劃、政策引導功能已迅速增強。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的客觀存在，表明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創造和市場創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政府管理需求迅速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正在成為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功能強化必須成為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主體。在很大程度上，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乃是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作用的核心。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不僅有彌補“市場失靈”的特別功能，而且對高新技術產業化中政府功能缺陷的校正也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從長遠分析，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提高是改善和優化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的重要條件，也是促進它發展成為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本文具體研究了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特點，并對發達國家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具體做法進行比較全面的分析。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基本含義和特點
1.1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當代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表明；一方面，市場機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動力所在。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國際競爭力提高、綜合國力增強和國家整體形象設計等方面能發揮并且正在發揮出巨大的能動作用和主體作用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縱深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除了必須塑造企業行為主體外，還必須有政府相應功能的支撐與服務。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所以能對當代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變革性作用的必要條件。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所以能長期在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國際競爭中始終處于牢固的壟斷地位，與這些國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中對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異議的話，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領域，它們幾乎都作為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一個重要職能來實施。這表明，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模式方面，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與傳統產業管理職能發生了巨大的分離，正在發生重要的調整。高新技術產業化對經濟增長、充分就業、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都發揮出了重要作用，并且這種作用還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這是發達國家政府長期以來不懈地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啟示。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例，其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已占整個制造業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提出的《為了國家的利益發展技術》報告中強調，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技術和知識的增加占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術產品的開發而形成的帶有高技術含量的服務業的出口額已占商品出口額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確定，由歐盟部長理事會支持召開的“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中產業的競爭力——政府的作用”研討會，探討了高新技術產業化新經濟發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問題。顯然，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競爭力，是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建設的基礎和核心所在。
發達國家新經濟實踐表明，強化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經濟功能轉型和創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功能的實現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直接參與行為，如把財政資源投入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去。二是政府通過建立一系列優惠政策體系去推動、引導、促進、調整和規范全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創新活動的持續、有序化發展。三是通過建立和完善高新技術公共基礎設施來提高國家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供給能力，提高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對復雜。這表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并不像傳統產業那樣簡單明了。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規、規劃與計劃等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競爭實力。它是指一定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經濟功能在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中所表現出來的綜合競爭力。
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和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知識經濟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問題提出的重要背景。
從理論淵源上分析，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是競爭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競爭優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主要實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就成為決定一國社會整體創新能力的重要內容。
從政府經濟學的觀點分析，政府經濟功能的發揮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產生和發揮，除了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外，還必須輔之以產業政策。即從強化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的角度，增強政府經濟功能對國民經濟作用的效果，盡量減少“政府功能失靈”。
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發展中國家必須把消除“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工業化發展的主要目標。這不僅使政府經濟功能的強化成為必然，而且使政府經濟功能的重點有了戰略性調整的必要。為此，必須把政府經濟功能集中在工業化發展的國際競爭力上，進而形成一套能促進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政府政策體系。
從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的觀點分析，一國國際競爭力取決于以下五種不同因素的組合：變革素、變革過程、環境、企業自信心、工業序位結構等。由此形成兩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競爭力，一方面是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環境優化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環境優化競爭力成為制約企業競爭力、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而環境優化競爭力又與政府經濟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關。從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效果，必須以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為關鍵。
從理論上分析，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或地區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之間的乘積。即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特點分析。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強化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內容。
(2)決定和影響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
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因素。這是影響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國家政府才有對其實施產業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規模的擴大，使其對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貢獻提高，從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必要性、主動性、積極性。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術產業財政投入力度指標、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術產業政府管理機構設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術產業市場行為主體利益矛盾的政府規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標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術產業增長幅度指標；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支柱產業地位的形成和擴散程度指標；三是高新技術企業成長指標；四是高新技術企業規模化發展指標；五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國家財政收入貢獻率指標；六是高新技術企業就業貢獻率指標；七是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八是高新技術產業在推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帶動作用指標等。
(3)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經濟體制的影響，但經濟體制變量對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影響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內。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已由過去的單純企業化、個體化和小額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會化和巨額化方向發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規模與實力已成為決定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國際競爭的核心因素。這是在不同經濟體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實的體現。
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技術重大創新和技術、知識在資源配置與利用中的功能成為主要決定力量。由于技術、知識與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的相關性極小，因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一般與經濟體制因素關系并不特別密切。
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及其知識經濟發展中，經濟體制變量對其影響主要通過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方針、政策、措施、手段等體現出來，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也成為經濟體制變革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經濟體制對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政府行為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如何重新認識政府在國家經濟職能中的作用，如何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滿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提高一國產業素質的重要條件。首先，政府通過相對超前和富有戰略性的優惠政策體系對高新技術產業進行扶持，客觀上能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增長速度和規模；其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主要從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升級的戰略高度考慮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全局性問題，因此，對推動和加快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高級化調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過必要的、一定規模的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高新技術企業投入等手段，能促進高新技術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進程，進而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最后，政府通過制定一定的產業保護和產業開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產業發展素質。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和主要條件
2.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體系：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供給；建立和健全適應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市場結構與市場體系；建立和強化具有自主開發能力和知識產權形式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建立和完善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企業家才能供給和研究與開發人才供給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和保障體系；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2.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既是一個多重目標體系，更是一個客觀過程。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建設必須具有條件體系的支撐與服務。具體地，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有：
(1)國家規劃和戰略支撐條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計劃和戰略成為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需求條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充分條件。
(2)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模和實力條件。這主要要求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化、高新技術產業對財政貢獻率提高等條件。
(3)有效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條件。在市場結構改善、提供市場信息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發揮政府經濟功能的主體作用。從發展趨勢看，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針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導和刺激條件。引導和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和創造相關需求既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支撐條件，又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形成和強化的基礎和核心。
(5)高新技術企業有序競爭條件。調和企業行為主體和居民戶行為主體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利害沖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法規監管能力和水平，進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宏觀調控能力。
(6)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條件。強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建設，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充分條件。
這是從根本上確保一國國家經濟安全的終極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經濟功能的一種超越。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既是一個社會日益增長的最終產品和勞務供給能力的持續增長過程的方式，也是經濟管理體制、新興產業管理方式和體制的不斷調整、轉換和創新過程。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是一種新型生產力的載體，由于產業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產業增長的國際因素影響，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必然過程。
(1)提高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創新的主要內容。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進行重大的轉換和創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作為關鍵。這既有助于縮短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起步階段周期，又能極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和戰略產業化發展進程。為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必須強化對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引導和改善，進而使一定時期的產業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得以順利調整。即在產業不同的生命周期通過某種、某些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創造和刺激，去調整高新技術產品市場價格，促進廠商調整生產方向，促進生產要素的重組，實現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通過創造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去引導社會總需求的變動方向，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術產業化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
(4)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指導方針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障礙，又要能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進而提高社會整體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政策，促進政府產業政策的完善，并強化其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功能。這可通過形成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化為重點的產業政策，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超前調節，提高國民經濟主要支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國家或一地區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形成國際競爭優勢。這是發展中國家構造國際競爭的后發優勢的關鍵。實踐表明，這既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關鍵，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術及其產品市場管理的新模式，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可持續發展。這方面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競爭環境的建設；二是市場競爭主體的塑造；三是政府與企業產權關系；四是政府對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宏觀管理模式；五是對高新技術市場壟斷的管制和規范能力等。
(7)要創造全面提高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動力機制。必須強調，長期以來，在政府經濟政策目標中，需求政策占據了絕對地位，而供給政策則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由于其資源構成和各種資源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的地位和權重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科技創新人才資源、創業人才資源和新型企業家人才資源等已成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可持續發展的最主要決定因素。而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都是供不應求的。而且，在發達國家，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相對超前，因此，普遍存在著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不足問題，并且這些新型要素供不應求程度會更明顯。因此，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就成為發達國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升的關鍵。
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優惠政策條件體系來有效降低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風險；二是通過提高政府高新技術基礎設施供給規模來形成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的多元化機制。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要以控減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為基點。眾所周知，高風險是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風險是影響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風險控制就成為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目標。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風險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稅收減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財政直接投入戰略性關鍵高新技術及其產業，提高一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創業孵化條件體系，降低科技創業人才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和風險；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供給能力，加大高新技術產業化新型人才資源的供給水平；五是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分散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風險。
必須指出，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風險控制能力與一國政府財政收支能力直接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其國民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狀況相關，也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關。因此，在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可通過制定和實施一定的優惠政策，來提高政策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能力。這既能增強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政策導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業市場行為主體風險度，有助于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主體多元化機制的形成。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國民經濟發展階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上與發達國家的存在著很大差距。這絲毫不比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供給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條件方面的認識不到位，它在這方面的供給職能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因此，為了縮短與發達國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巨大差距，發展中國家政府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條件和行為建設的重要性，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最佳的發展環境。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飛階段或成熟階段，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的手段也要進行全面調整和創新，不能再單純依賴于優惠政策條件，而要通過建立制度創新的比較優勢，來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控制效率。
因此，強化政府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礎條件。制度創新供給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基本功能。與其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品種相比，制度創新供給的主要承擔者是政府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績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于其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的制度創新條件。21世紀美國經濟優越的競爭優勢，與其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有巨大密切相關。一方面，而對新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背景，作為世界第一科技強國的美國也在及時調整其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國防R&D經費支出的政策等。國防R&D經費支出在美國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就呈現下降趨勢，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為了推動高技術產業化，美國政府積極為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有利的制度創新條件。如2000年聯邦政府放寬對人類胚胎細胞研究的限制。美國是一個宗教保守勢力較強的國家，政府經費一直被禁止用于有關人類胚胎細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頓在其總統任期最后一年中終于取消了這項禁令。由于聯邦政府經費在醫學等基礎研究領域占有最大份額，大大推動美國在胚胎細胞方面的研究進程。為了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美國加強了相關法律環境的規范建設。2000年6月30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全球和國內商務之電子簽名法》，確認了電子簽名在簽訂合同、使用和存儲文件時的法律有效性，規范了電子商務的法律環境。這為電子商務發展創造非常有利條件，如該法案承認了電子商務網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為了規范信息產業的發展，2000年5月，美國和歐盟達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協議，使隱私權問題正式進入美國科技制度創新范圍。由于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使廠商獲得了強大的消費者私人資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脅到消費者個人隱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對廠商進行相應約束。雖然美國企業界一直不愿加強隱私權保護，但美國政府還是力排眾議，對隱私權保護提供立法保障。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積極支持。
(8)改善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水平。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全球化趨勢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使政府協調行為成為影響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國政府加快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預期和責任都非常強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中，國家政府必須在新型國際分工中獲得有利競爭地位，在技術、信息、管理、新產品和服務等配置競爭中處于主動。這要求政府必須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實施適當干預。這要求國家政府產業政策的設計和操作的開放化要以培植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競爭與合作機制優勢為關鍵，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礎上提高科技創新資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產業全球化競爭能力是與其高新技術產業成長能力密切對應的。因此為了提高一國在產業全球化中的競爭能力，必須以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為前提。為此，發達國家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功能不斷強化，主要表現在：一是制定和實施國家級中、長期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計劃，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這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爭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紀科技發展戰略和計劃中有突出的表現；二是強化國家財政能力對研究與開發的扶持，引導社會科技投入規模和結構，提高社會科技投入供給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對知識和技術基礎設施的供給能力；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和條件體系；四是實施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財政政策，創造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需求，帶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購力度，扶持高新技術企業迅速長大；六是拓寬國際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對全球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能力。
雖然我國各級政府有干預經濟的傳統，但這種傳統模式與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促進行為相差甚遠。①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過多側重于行政功能，與市場經濟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最突出地表現在組建國有企業，進入國民經濟諸多行業。而在新技術產業化中，政府能直接參與的行業是非常有限的，這使得我國政府傳統的經濟干預功能難以實施；③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往往導致很多的投資失誤，導致重復建設。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如果國家干預導致了投資失誤，可能會從根本上擴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周期，加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進而加大我國與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國際差距。這比傳統經濟下我國政府干預失靈的危險要遠大得多；④我國政府傳統的干功能沒有與相應的制度創新有機結合。發達國家政府干預高新技術產業化，不僅有行政手段，還有與之相輔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觀上，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高新技術產業化所需要的制度創新條件難以有效供給，此時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預功能能彌補制度創新不足和滯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進入到成長階段后，單憑行政手段所能實現的制度創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時過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導致新的制度瓶頸。因此，這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承擔全部制度創新功能。從我國情況分析，政府在干預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方面的功能還十分有限。實際上，現行公司法、投資法和稅法對高新技術創業的限制還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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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4月5日，瑞銀和莫尼塔等機構均消息稱，預計我國3月份部分宏觀經濟數據將溫和回升，一季度GDP增速或為6.6%-6.8%之間，經濟增速或已觸底，二季度將止跌企穩。
這說明，此前的一系列穩增長措施正在落實，積極財政政策和房地產去庫存等扭轉了投資需求下滑的趨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繼續推進，激發經濟增長活力。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國各家銀行機構3月底以來陸續的年報卻顯示，諸多銀行凈利潤增速由幾年前的兩位數跌至了1%以內，幾家國有大行更是明確表示“力爭2016年凈利潤增速為正”。以銀行業為主要代表的我國金融行業，系統性改革的迫切性日漸加大。
推動供給側改革，不能忽視金融體制改革的至關重要性。當前，國際金融正可能由風險積聚轉入風險暴露期――2013年年中以來，世界經濟與貨幣政策走勢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動蕩加劇，或已揭開了國際金融風險暴露的序幕。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血液。必須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加和完善金融組織、市場、產品、調控、治理等方面的供給。如果金融供給側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個供給側改革就難以落到實處。
為什么要強調金融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金融供給側改革本身就是要解決資本如何高效配置的問題，其中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是兩個最重要的資金價格機制的改革。而勞動、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也離不開金融解決方案。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強調“脫虛向實”，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而這并非簡單的貨幣刺激。
2015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做出兩個基本判斷，即全球金融風險與危機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積聚，同時風險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并且，2015年世界經濟又錄得了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增速，2016年仍有繼續下行之勢。
此背景下，經濟與金融的背離擴大，國際金融有可能由風險積聚轉入風險暴露期――2013年年中以來，世界經濟與貨幣政策走勢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動蕩加劇，或已揭開了國際金融風險暴露的序幕。
從國內看，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期疊加”之一，就有“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由于前期穩增長的工作過分依靠總需求管理，依賴貨幣刺激，延緩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繼續依靠投資拉動，推高了全社會杠桿率，加劇了當前產能過剩壓力和通貨緊縮威脅。甚至因為金融交易的暴利，進一步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產生擠出效應。
同時，大量的流動性在各個金融市場間竄來竄去，形成金融體系內部循環的“空轉”，導致了缺乏實體經濟支持的資產價格暴漲暴跌。近年來發生的“錢荒”、“債市風暴”和“股市異動”等，殷鑒不遠，亦是全球金融風險暴露的縮影。
因此，金融體制改革應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
金融改革落在五大方面
“十三五”《規劃綱要》對未來五年我國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同時勾勒出未來五年我國增加和完善金融組織、市場、產品、調控、治理等方面供給的藍圖。
第一，豐富金融機構體系。
雖然我國金融機構類型和數量不少，但金融服務總體是不夠的，尤其針對農村和小微企業的基層金融服務不足。同時，我國還處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商業性和公益性業務之間還存在金融服務的需求。
包括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機構體系，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支持并規范第三方支付、眾籌和P2P借貸平臺等互聯網金融業態發展，等等。
同時，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穩妥推進金融機構開展綜合經營。提高金融機構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加強海外網點布局，完善全球服務網絡，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境外機構開放水平。
第二，健全金融市場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一方面銀行體系大量流動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場上卻普遍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其癥結之一在于，國內金融市場體系結構較為單一，過度依靠低風險偏好的、順周期的銀行體系配置金融資源，難以實現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
包括要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注冊制，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深化創業板、新三板改革，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建立健全轉板機制和退出機制。完善債券發行注冊制和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加快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完善退市制度，打擊市場操縱和內部交易，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等等。
第三，加強金融創新功能。
國家強調“供給側改革”而不是“供給側管理”，就是要通過簡政、減稅，突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而不是簡單依靠政府產業政策指導、金融信貸政策扶持。通過加快金融創新，促進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是支持供給側改革的重要造血機制。
包括要創新科技金融，加強技術和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建設，拓寬適合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多元化融資渠道，探索銀行與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機構投貸聯動，加快發展科技保險，推進建立健全促進科技創新的信用增進機制。創新綠色金融，通過再貸款、財政貼息和擔保、對商業銀行評級等手段鼓勵銀行進一步發展綠色信貸，支持排放權、排污權和碳收益權等為抵（質）押的綠色信貸，推動發展碳租賃、碳基金、碳債券等碳金融產品，推動發行綠色債券和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建立綠色產業基金。
第四，完善金融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主要是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維護金融平穩有序運行。
包括要完善貨幣政策操作目標、調控框架和傳導機制，構建目標利率和利率走廊機制，推動貨幣政策由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轉變。創新調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讓市場在人民幣利率形成和變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培育中央銀行政策利率體系，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好發揮國債收益率曲線定價基準作用。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高可兌換、可自由使用程度，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人民幣資本走出去，逐步建立外匯管理負面清單制度，等等。
第五，改進金融治理體系。
2016年初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指出，2015年的股市異動充分反映了我國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適應的監管體制等。這也是“十三五”規劃提出改革金融監管體制的一個重要背景。
然而，周小川行長在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的輔導讀本中提出“完善金融治理”，是一個比金融監管更加宏大的概念，還包含了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標準及規則制定等，是國家現代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主要內容包括，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明確監管職責和風險防范處置責任，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完善中央與地方金融管理體制。以更加包容的姿態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支持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等等。
金融改革須處理好七組關系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血液。可以說，如果金融供給側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個供給側改革就難以落到實處。其中，須處理好以下七組關系：
其一，調整結構與穩定增長的關系。
不應該把擴大總需求與加快供給側改革對立起來，二者本身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有機組成部分。當前五大重點工作中，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會減少總需求，但降成本（如減稅）、補短板卻可能增加總需求。
過去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和投資、外需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必須下大力氣調整經濟結構。如果依賴貨幣刺激，有可能是飲鴆止渴，將影響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壓力和動力。但另一方面，強調供給側改革，仍然需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環境。
其二，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關系。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本身并無絕對的好壞之分，只是在中國直接融資比例過低，導致了對間接融資的過度依賴，金融風險過于集中。
金融結構過于單一，還制約了貨幣政策效果。因為股票、債券市場較為成熟，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才可以通過低利率推動股市、債市上漲，形成財富效應，刺激投資和消費。而我國資本市場不成熟，流動性過于寬松，一方面造成股市、債市暴漲暴跌，甚至危及金融穩定;另一方面依靠銀行信貸加杠桿，又造成了非金融部門財務上的不可持續。
為此，盡管經歷了近年來的債市風暴、股市異動，仍要保持發展資本市場的定力，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但也要考慮路徑依賴的現實，正視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特征，現階段還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如探索完善投貸聯動、債轉股、資產證券化以及銀行事業部模式。
其三，金融穩定與支持發展的關系。
在經濟下行周期，由于經濟效益下滑，銀行資產質量有可能惡化，這時候銀行減少信貸投放本在情理之中。然而，金融與實體經濟、特別與工業是利益共同體，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實體經濟是“皮”，金融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所以，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過程中，銀行仍需要用好和創新金融工具，服務好實體經濟和工業增效升級，這是壯大和發展金融業、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和重要內容。
其四，鼓勵創新與適度監管的關系。
減少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之類的創新性企業“市場在中國，上市在海外”的缺憾，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面、便捷性等，不能僅僅依靠傳統金融服務，還要依靠金融產品、技術和制度創新，疏通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
這要求金融監管部門不斷減少事前審批，消除影響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金融體制機制障礙。但另一方面，也要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尤其是對于一些新興的金融服務形式（如“互聯網+金融”），監管者要透過表象看穿其金融本質，對其進行適時、適度的監管，而不能坐視金融脫媒，任其野蠻生長，以致尾大不掉，釀成新的金融風險、社會問題。其中，e租寶、泛亞貴金屬交易所等，就是前車之鑒。
其五，擴大開放與防范風險的關系。
加強金融供給側改革，還要進一步擴大金融雙向開放，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
但另一方面，又要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完善宏微觀審慎措施，在擴大開放過程中有效防范金融風險，包括防范極端情況下的境外金融攻擊與制裁。特別是要做好其他國家和地區金融危機、貨幣危機的案例分析，梳理出貨幣攻擊的方式、渠道和演變路徑，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做好應對預案，防患未然。
當前應對資本集中流出壓力，就是我國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一次練兵好機會。正如上次亞洲金融危機，借打擊進口騙購外匯之機，在經常項目可兌換規則下，我國完善了進口購付匯真實性審核機制。
其六，國際經驗與中國國情的關系。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不論在市場建設、組織建設，還是在完善調控、加強監管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借鑒和汲取國際經驗，遵循和遵守國際標準。
但更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為什么所謂的國際經驗和慣例在當地能夠成功，引進到中國時，需要哪些宏觀或微觀基礎設施的培育和配套，以防止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特別是在對外金融開放問題上，要做好充分的理論和措施準備，避免顛覆性的失誤。
其七，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的關系。
通常認為，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貨幣政策是總量性政策，因而財政政策在結構調整中應發揮更大作用。然而，從供給角度講，如果將貨幣政策擴展為金融政策，生產或者服務部門區分公益性部門、政策性業務和盈利性部門、商業性業務，則結論大相徑庭。
對于前者，應該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財政政策比金融政策更有效;對于后者，則更應該發揮“無形之手”的作用，金融政策比財政政策更有效。在當前市場情緒悲觀之時，政府介入，發揮公共部門資金的杠桿和示范作用，有助于打破預期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
第6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并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
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了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實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后法國中重農學派都有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國家組織原理以及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子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指出，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瓦羅等人的著作中。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
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后在帝國時期有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萬民法。在這些法律中，對于財產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紀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
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
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并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后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義利思想、富國思想、賦稅思想、平價思想、奢儉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當時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后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是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范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儒家貴義賤利，成為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孔子的學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了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
平價思想，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范圍內漲落。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中。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
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西歐各國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并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后，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古典經濟學17世紀中葉以后，首先在英國，然后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斗爭，這種斗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配第和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范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爾戈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
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富論》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并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
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時達到了頂峰，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員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歷史學派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隨著19世紀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帕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和帕雷托。
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當代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并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密爾之后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
馬歇爾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并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
制度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維克塞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
這里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后，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借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
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收益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于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20世紀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復雜，所研究的范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經濟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
剩余價值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并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所構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以及相應的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
經濟學學科分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復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
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
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
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
經濟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的學科。它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歷史背景。
第7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1.傳播信息功能
互聯網作為繼報紙、廣播、電視三大媒介之后的第四媒介，在信息傳遞方面的作用已經出現了超越傳統煤體的趨勢，傳播功能是網絡文化的最大功能。現今社會人們普遍上網瀏覽新聞已經成為習慣。這個趨勢也有越來越強化的勢頭。在我國互聯網的應用中，新聞信息傳播功能非常突出。據相關調查的數據顯示，我國網民有78.5%經常上網瀏覽新聞；傳統媒體和新聞機構大多都有網上平臺。較強的傳媒功能，使各種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近距離接觸網絡，充分享受網絡文化的富足和平實。
2.交往功能
網絡文化在社會中的人際交往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人際交往是人的本質屬性—社會性的表現，人的交往由時間、地點、環境、方式、心理等要素構成，其中地點、空間、方式等因素會收到現實客觀條件的約束和限制。網絡給人際交往提供了超越現實交往障礙的平臺，有許多網民從未謀面但卻情投意合，網戀已經成了新的戀愛方式，。“人人”、“陌陌”也是在新時代下網絡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應用程序。
3.娛樂功能
互聯網不僅是網民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更是網民休閑娛樂的新方式。許多網民在空余時間選擇上網的內容多數為玩游戲、看電影、聽音樂、看綜藝節目、聊天等娛樂性的活動。為什么當今社會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娛樂性上網方式？這與當今社會人們的壓力有著特別大的關系，特別是奮斗中的年輕人。人們選擇娛樂性上網活動會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經濟壓力、家庭壓力、社會壓力。隨著網絡聊天工具和網絡游戲的出現，賦予網絡文化極大的娛樂功能，也極大地促進了網絡文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網民上網的直接目的，不再只是獲取信息，而是聊天交友或者玩網絡游戲。
二、網絡文化對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的影響
民族價值觀是人們對于民族和民族問題的最基本的看法，它影響著人們采取何種態度和方式來處理具體的民族問題，其實質是維護和發展本民族利益及地位。經濟價值觀是支撐人類經濟生活的精神支柱，它決定著人類經濟行為的取向，決定著人們的什么樣的心態和旨意去開創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對于人類的經濟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導引意義。經濟價值觀作為人對經濟生活意義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又會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是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少數民族，其文化、價值觀各有不同，但其經濟價值觀在形成過程中由于相似的歷史變遷而具有相通性，并且具有很強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點。少數民族的經濟價值觀由少數民族價值觀直接決定，與周圍的環境、政策、文化等諸多要素有著密切關系。少數民族的經濟活動也表現為人的社會性活動。社會性主要是由社會文化所決定的，在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形成的過程本身意義上就是文化的存在物，伴隨每一種文化的誕生，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也在發生著一次變遷。在今天的社會，網絡文化的出現一樣會對少數民族的思想、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產生影響，特別是經濟價值觀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對傳統經濟價值觀的繼承與超越
網絡文化作為一種新生事物，人們對于新生事物都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少數民族也不例外。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雖然由于經濟落后，網絡普及時間不長，但網絡發展很快。網絡文化已經對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產生了很強的影響。通過對網絡文化影響下的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與少數民族傳統經濟價值觀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網絡文化作為一種先進的文化形式對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產生了非常大的積極影響，少數民族傳統經濟價值觀在網絡文化影響下有著有合理的繼承與發展。
1.繼承了傳統經濟價值觀的優秀與精華
（1）以和為貴。
和為貴，是儒家倡導的道德實踐的原則。出自《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在形成過程中也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經濟理念中也有與儒家思想相同之處。以和為貴就是要按照禮來處理一切事情，就是要人和人之間的各種關系都能夠恰到好處，都能夠調解適當，使彼此都能融洽。
（2）厚德載物。
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擔重大任務崇，今多用來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學識培育學子成才。在少數民族優秀的傳統經濟價值觀中，歷來成為少數民族經濟活動中崇尚的道德境界。儒家思想把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集孝、悌、忠、義、禮、信、誠等諸多道德于一身，而少數民族則把君子人格的高尚道德應用到經濟活動中，成為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
（3）重義輕利。
重義務輕利益、重責任輕利益、重仁義輕利益。在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中表現為個人在社會中的行為不能單純顧及滿足個人私利，而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義與利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哲學家探討的話題，也是少數民族經濟活動中經常會面對的矛盾關系。義體現社會公利的道德標準，利泛指個人利益。在義與利關系上，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主張“義為上”，號召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追求義，即社會公義，主張多為社會做貢獻。但主張“義為上”并不是否定個人利益，但主張合理個人利益的獲得。
2.超越了傳統經濟價值觀的歷史局限性
（1）天人合一，個人本位論。
少數民族價值觀首先是從原始宗教發展而來，這是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的早期形式和內容，也在少數民族傳統經濟價值觀的主要內容。少數民族的原始先民對超自然神靈的信仰及崇拜，在經濟價值觀中體現為“天人合一，個人本位論”。在現今社會，網絡文化的影響下，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超越傳統觀，塑造科學和理性價值觀。
（2）家族、等級價值論。
在少數民族傳統經濟活動中多數以家族形式參與其中，并且有著嚴格的等級之分。網絡時代，平等理念的傳播，那更多的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們有進會參與經濟活動，并成為主體，網絡文化傳播的新思想、新觀念超越傳統的集體、家族、等級價值觀，塑造了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中平等主體觀。
（二）對傳統經濟價值觀的沖擊
網絡文化以其特有的開放型、平等性、互動性迎合了現代社會的發展，也成為少數民族經濟活動重要的信息傳播平臺，由于互聯網絡空前的開放和自由，使得當代的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在網絡文化的沖擊下有了現代化的意義。通過在網絡平臺上對整個國家文化、整個世界文化的了解，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自身也在力求具有時代性的特點，能夠跟的上時代的發展。當代的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不僅追求于經濟的增長，也訴求于經濟生態的平衡、公正和進步；不僅關注當代人的幸福，也珍視后世的幸福。
三、網絡文化對少數民族經濟價值觀影響的對策
第8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一、單元內容結構圖：一張思維導圖
思想政治四冊必修課本的每一個單元開始前都提供了一幅內容結構圖，概述了本單元核心知識之間縱橫交錯的關系。顯然，這是一張“思維導圖”――明確了本單元的內容目標、基本觀點和教學重點，展示了本單元教學內容的遞進層次、橫向關聯等綜合要求。
以《經濟生活》第一單元“生活與消費”為例（見圖1）。課本的論述是從消費開始而不是從生產開始的。為什么這樣編排？主要是為了貫徹以“生活邏輯”為主線的課程理念――貼近學生的生活，貼近學生的實際。顯然，消費是最貼近學生生活的經濟現象，無論其涉世深淺如何，一定接觸過消費。根據這一邏輯，本單元設計為三課：第一課──神奇的貨幣；第二課──多變的價格；第三課──多彩的消費。因此，本單元內容結構圖的主標題是貨幣、價格、消費。從正確認識貨幣、透視商品價格、理性對待消費三個維度進行整體架構。正確認識貨幣一支，涉及貨幣的產生和作用，貨幣的本質和基本職能，信用卡、支票和外匯等知識；透視商品價格一支，涵蓋了價格形成與變動規律，供求影響價格、價值決定價格、價值規律及其表現形式，價格變動對消費者、生產者的影響等知識；理性對待消費一支，包括了消費的制約因素和類型，消費心理與消費行為，復雜的消費心理，樹立正確的消費觀等知識。最后進行綜合探究：樹立正確的金錢觀，正確對待金錢。這樣編排，知識脈絡一目了然、清晰可見，思維導圖的價值明顯。
二、目錄：一棵知識大樹
目錄是課本正文前所載的目次，是按一定的次序編排而成的課本導讀、檢索的工具，使課本的主體內容簡明概要、提綱挈領、一覽無余。目錄也反映了課本的體例特點，即《思想政治》是分成單元、課、框、目四個層次的。然而，不重視課本目錄的師生為數不少。在他們看來，目錄只不過是把單元、課、框標題羅列出來，再加個頁碼，既沒什么技術含量，也沒有重視的必要。果真如此嗎？答案是否定的。從這幾年浙江省高考政治主觀題的設問看，一些考查內容就出自目錄標題。
例如，〔2012年浙江省高考文綜卷，第40題（1），材料略〕結合材料，運用文化發展中心環節的有關知識，說明該村開展“一碑兩譜五星”（取自《文化生活》第十課的標題）活動取得成功的道理。
又如，〔2011年浙江省高考文綜卷，第40題（1），材料略〕結合材料，說明動漫大片《田螺遺夢》的成功體現了“文化傳承與創新”（取自《文化生活》第二單元標題）中的哪些道理。
綜上，目錄中的課和框，宛如一棵知識大樹（如圖2所示）構成了課文的邏輯框架，可謂“串珠的線”“輻射的點”，展示了教學內容的主題，便于學生把握知識要點。在教學過程中，筆者要求學生自主將框標題下的目名都補充完整，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目錄之樹，以便復習備考時看清楚某個知識點結在哪個“枝干”上，以免張冠李戴。例如，2013年浙江省高考文綜，第40題（2）考到“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它的檢索路徑應該是：《經濟生活》/第四單元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十課 科學發展觀和小康社會的經濟建設/第二框 又好又快科學發展/ 第二目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這里，目錄這棵知識大樹以簡馭繁、高屋建瓴、一網打盡的作用一覽無余。
三、引言：一曲訴說衷腸
根據課程標準的要求，現行思想政治學科在呈現方式、教學容量分布上做出有利于教學的安排。各課本分為四個單元，每一單元下連二至三課。單元前面有“單元引言”，簡要概括本單元的基本知識和思想教育點；每課的一開頭也有引言，說明本課的基本要點。引言是寫在課文前面的一段文字，目的是向學習者簡略描述課文內容或相關背景，提出課本要解決的問題，對正文起到提綱挈領和激發學生閱讀興趣的作用。
例如，《政治生活》第二單元“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安排了一段引言（詳見圖3）。
其中講到：“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們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讓人產生疑惑的是，課本第一課明明已指出“我國的國家性質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兩種提法矛盾嗎？毋庸置疑，兩種提法并不矛盾，課本這樣處理，是要告訴我們，“人民民主”（2013年4月版，下同，第5頁）“人民當家作主”（第5頁）以及“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第61頁）只是表述有所差異，內涵與本質都是相同的。另外，單元引言通常還會通過出示探究性的思考題和本單元的主要內容，精練概括學習本單元的目的和意義，使隨后的教學緊緊圍繞它們展開而不發生偏離。從一定意義上說，單元引言展示了單元內容的精華。以此類推，課的導言亦是如此，好似一曲訴說衷腸。
四、輔助文：一道美味佳肴
《思想政治》在每一目題中都編排了一些輔助文，字體為黑色的楷體字，字號較正文略小，一般由三個欄目構成，即“名言（或名詞點擊）”“專家點評”和“相關鏈接”。一般來說，“名言（或名詞點擊）”所摘錄的往往是與原理緊密相關的思想家的重要言論，它與正文的關系較“專家點評”“相關鏈接”更為密切。“專家點評”對疑難問題進行了解析，對相關原理作了拓展性說明，它同正文的關系比“名言（或名詞點擊）”遠，但比“相關鏈接”近。“相關鏈接”是對相關原理、實例、資料的引述，同“名言（或名詞點擊）”和“專家點評”相比，它與正文的關系就更遠了。“名言（或名詞點擊）”“專家點評”和“相關鏈接”在具體課本中所占比例見圖4、圖5。
以《經濟生活》為例，“名詞點擊”涉及了一些經濟學概念，如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勞動生產率、法人、自然人、利率、社會總供給、社會總需求、公共物品、國內生產總值、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等。其設置目的主要是幫助學生準確地理解正文中涉及的經濟學理論知識或經濟政策，防止理解正文知識時產生偏差。
“專家點評”，偏重于經濟生活中最需要明確的基本學術觀點或與時俱進的新經濟觀點，如市場規則對于把握市場配置資源的問題有重要作用；個人信用制度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信用觀和遵守市場規則具有的重要意義，等等。其設置目的主要是闡釋正文中的相關知識點，深化正文中的知識內涵，以及拓展知識外延。
“相關鏈接”，信息資源十分豐富，有介紹經濟學基礎知識方面的，如貨幣的其他職能、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財政政策、社會保障體系、三大產業、城鎮化等；有我國現行的經濟法規、政策的相關內容，如對假幣的處罰規定、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法規、發票、最低工資的規定等；還有經濟學定義的解釋，如互為替代品、互補商品；等等。其設置意圖主要是對經濟學理論作介紹性、補充性或展開性說明。
輔助文對正文的理解和掌握，以及不同知識的溝通、觀點之間的關聯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既豐富了課本的信息量，但又并未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既增強課本的可讀性，又關照了不同學生的能力差異。名人名言作為試題情境被引入高考、學業水平考試很常見，很有文化氣息，從而使試題成為一道美味佳肴。
例如，（2012年安徽省高考文綜卷，第10題）荀子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下列詩句中與此寓意相近的是
A.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唐?杜甫）
B.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南北朝?王籍）
C.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唐?賈島）
D.草木本無意，榮枯自有時（唐?孟浩然）
題中荀子的那句名言就來自《生活與哲學》（2008年3月版，第33頁）。同樣的，“道德常常能填補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卻永遠也填補不了道德的缺陷。――但丁”（《文化生活》2013年4月版，第110頁）被引入2013年浙江省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題。
五、插圖：一軸靈動畫卷
與舊課本相比，現行《思想政治》配以豐富的圖表、圖片和漫畫烘托主題，具有“圖文并茂”“左文右圖”的視覺效果，插圖形式也多種多樣，前者已不可與之同日而語。與抽象、枯燥的文字敘述相比，圖表、圖片和漫畫具有形象、直觀的特點，能將重要的知識點盡可能直觀地展現出來，充分反映了我國各地現代化建設欣欣向榮的景象，更便于學生觀賞、閱讀、理解和把握。“即圖而求易”，插圖蘊含著豐富的隱性知識，能對課文內容作必要補充和相應拓展。這里所說的“隱性知識”，是指在課本文字或試題提供的材料中沒有直接表達出來的、隱蔽其中的知識聯系。例如，《經濟生活》編寫者選用了以下四幅漫畫（圖6），分別說明“生產決定消費”（《今非昔比》上左）、“依法納稅”（《優惠稅錢》上右）、“按生產要素分配”（《同富不同路》下左）、“市場配置資源”（《誰也別想發財》下右）的道理，獨具匠心，效果顯著。
近年來，作為考查知識深度的一個方面，高考命題對挖掘和分析隱性知識給予了應有的重視。
例如，（2009年福建省高考文綜卷，第27題）周末，小陳同學陪媽媽逛商場，看到圖7的情景，向媽媽解釋了產生這一情景的下列幾種原因，其中合理的是
A.不正當競爭引起洗衣機市場的混亂
B.洗衣機供過于求致使商家爭搶客源
C.洗衣機質量優劣決定其銷售量大小
D.勞動生產率提高降低了洗衣機價格
該試題中的插圖就直接取自《經濟生活》（2013年4月版，第12頁），反映了“貨多不值錢”的現象。類似的情況，尤其是經濟生活的插圖，在各地會考、學業水平考試、高考模擬考試中已高頻出現。
六、探究活動：一劑啟智良方
探究活動是課文中帶有虛線方框的仿宋體字部分，既是內容目標的有機構成，也對內容目標的實施作出了指向。一般來說，探究活動中呈現的材料與后面的宋體字所表達的原理關系密切，二者都屬于學生應當掌握的內容。學習探究活動是手段，掌握宋體字所闡發的原理才是目的。探究活動的活動框設計貫穿相關內容教學的全過程，提供了引導學生思考問題的路徑、運用資料的方法、合作探究的策略和闡述各自想法的機會，既致力于學生對基礎性知識的學習，更著力于引導學生體驗形成知識的過程以提高獲取知識的能力，可謂一劑啟智良方。縱觀近年來各地高考文綜政治試卷以及學業水平考試試卷，不難發現，將直接取材于課本的探究活動作為試題情境的命題手法已屢有施用。
例如，（2009年浙江省高考文綜卷，第31題）宋代是我國手工業與商業蓬勃發展的時期，歷史學家研究發現，宋代民間崇拜的神靈被認為除了具備驅災治病、保境安民等傳統農業社會型的神靈外，還開始擁有諸如預告物價、保護商賈等神靈。下列觀點與這一歷史現象所蘊含的哲學原理相同的是
①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②自然神就是自然本身，人神就是人本身 ③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④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該試題的四個選項，分別出自《生活與哲學》第四單元的探究活動，①選項出自課本的第88頁，②選項出自課本的第87頁，③選項出自課本的第89頁，④選項出自課本的第86頁（有改動）。
再如，（2009年安徽省高考文綜卷，第8題）科學文化修養和思想道德修養是一個人應當同時具備的基本素養。下列古語中蘊含二者關系的有
①“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戰國?孟子） ②“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北宋?司馬光） ③“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明代?陳獻章） ④“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東漢?王符）
A.①② B.②④ C.②③ D.③④
該試題的四個選項，選項③出自《生活與哲學》第76頁的探究活動，其余三個選項分別出自《文化生活》第74頁、110頁的探究活動。
七、綜合探究：一段美麗邂逅
《思想政治》各單元后面都安排了綜合探究，和前面的課文一樣，同屬于課堂教學的內容。綜合探究是教學課本基本原理的重要環節，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探究路徑參考，一是理論評析。前者大致相當于課文中的探究活動，主要由學生自主學習；后者是綜合探究主題思想的集中表達，需要教師給予系統的講授和指導。綜合探究的意義，猶如歌曲《美麗的邂逅》所唱的那樣，“無言散去的未央歌，到后來變成美麗的邂逅”。
從教學內容和課程標準實施的角度來看，綜合探究的功能有二：一是綜合，即圍繞一個主題，把本單元所涉及的與此相關問題進行系統的概括和總結。如《文化生活》第一單元綜合探究“聚焦文化實力和競爭力”，就是系統總結和概括文化對經濟、社會、國家、個人的作用和影響。二是強化，即把一些綜合性的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放到綜合探究中學習。如學習型社會建設、民族精神的弘揚與培育、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建設文化強國等教學內容，分別在第二、三、四單元的綜合探究中予以了呈現。近年來，涉及綜合探究的高考試題以及考試說明參考樣題也屢次面世。如：
【2014年浙江省參考卷，第41題（1），材料略】結合材料，運用“文化多樣性”的知識說明如何看待越來越頻繁的世界各種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現象。（涉及《文化生活》第三單元綜合探究）
【2013年浙江省高考文綜卷，第41題（1），材料略】結合材料，運用文化與綜合國力的有關知識，分析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對實現中國夢的意義。（涉及《文化生活》第一單元綜合探究）
第9篇：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范文
關鍵詞：增長體制；日本式企業系統；制度調整模式
中圖分類號：F1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1)09-0004-07 收稿日期：2011-06-30
“現在有一個妖怪在徘徊――所謂金融全球化的妖怪……”
不管事情的實際發展狀態如何，
“金融危機”以后，資本主義世界幾乎所有領域都深陷混亂。次貸危機和雷曼兄弟的經營破產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以美國資本主義的一次國內危機形式結束，而是通過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這個通道擴散到世界，甚至滲透到了“實體經濟”領域，掀起了更深層次的波瀾。而從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危機――也讓世人認識到了金融市場的“功與罪”，同時深深地體會到沒有金融市場這一金融系統，現代資本主義幾乎無法存在的事實。如果說現代資本主義把金融系統嵌入自身體內，而且正是因為內部化了的金融系統裝置本身而讓自身陷入某種意義上的自我封閉狀態，那么，我們應該擺脫傳統的經濟框架及制度構造，致力于系統創新。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已面臨“大轉折”，即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從戰后引領世界經濟的“產業主導型”向由資產價值的升值壓力推動宏觀經濟的“金融主導型”轉型。當然，現在的日本資本主義其制度和理念也不例外。鑒于此，本文從時間序列出發，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宏觀經濟的動向，并思考戰后日本資本主義的若干特質。
一、戰后改革與經濟復興(1945～1955年)
(一)“經濟穩定本部”與“傾斜生產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斷然實施了以復興經濟為目標的一系列戰后改革。在戰后的“民主化”政策中，為經濟復興發揮重要作用的是1946年成立的“經濟穩定本部”。該機構兼有兩大使命：一是負責制定并實施重要的經濟政策與規劃，二是負責協調GHQ(聯合國軍總司令部)與政府各行政機構之間的關系。在“經濟穩定本部”的指導下所實施的經濟改革的基軸是“傾斜生產方式”和“經濟復興計劃委員會”的一系列組織化行動。
所謂“傾斜生產方式”是指，將經濟重建的重點放在煤炭、鋼鐵的擴大生產上，通過實現兩者的循環增產來階段性地帶動國民經濟其它產業發展，以提高供給水平。由當時吉田茂內閣組建的“煤炭小委員會”成員有澤廣已提出的“傾斜生產方式”，成為了戰略復興計劃的支柱(“修訂日本經濟再建的基本問題”，1946年外務省特別調查委員會報告)。
而1948年創建的“經濟穩定本部”，組織了按產業成立的平行的各業界團體(日本煤炭協會、日本鋼鐵協會、日本紡織協會、日本化學工業協會等)，并讓業界團體參與政府的審議會，成為審議會的中心角色，目的在于建立起經濟復興的國民性產業協作體制。“經濟穩定本部”的作用是通過工礦業業界團體的組織化，盡快走上經濟復興軌道。以都留重人為核心編寫的“經濟實相報告書”(第一次《經濟白皮書》，1947年)，以“國家、企業、家庭皆赤字”形容了戰后日本悲慘的經濟狀況。
都留重人主張通過流通過程的自立，來創建經濟循環的穩定機制；而有澤廣已的“傾斜生產方式”屬于生產力主義的產業合理化構想。但無論是重點產業的“傾斜生產方式”構想，還是“經濟復興計劃委員會”的組織化，其背后都有“統制與計劃化”這一戰時“統制型經濟”的政策理念殘余在起作用。
(二)道奇路線與單一匯率(1949年)然而，戰后型統制經濟內部就包含通貨膨脹因素，而且國內經濟雖然可以實現封閉狀態下的生產恢復，但卻無法使得主要產業獲得國際競爭力。為了沖破這一局限，GHQ于1948年提出了以日本經濟的“自立”為優先政策目標的“經濟穩定九大原則”，實施了均衡財政、抑制融資、穩定工資、強化匯率管理和強化物價控制等措施。這一措施反映出了冷戰構造下美國政府――GHQ的對日占領政策的轉折。GHQ的特別經濟顧問道奇(Joseph Morrell Dodge)遵照上述“九大原則”實施了被稱之為道奇路線(Dodge Line)的復興政策。
以超均衡財政、金融緊縮政策、單一匯率的設定等為主要內容的道奇路線，結束了戰后爆炸性的通貨膨脹，促進了經濟框架從“統制型”向“市場經濟型”的轉型，并使日本得以“回歸”到國際經濟社會。特別是作為實現“九大原則”不可缺少的條件，嚴格的外匯管理得到施行。當時制定的1美元=360日元的單一匯率，重重地打擊了之前依靠160～600億日元范圍內浮動的出口匯率的關聯產業。上述一系列所謂“強制休克療法”，迫使日本經濟陷入深刻的滯脹(道奇滯脹)。
但是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給日本帶來了稱之為“朝鮮特需”的以軍事需求為中心的巨大的投資需求。國內的過剩庫存瞬間被消化，前所未有的外需規模改善了日本的國際收支結構，國內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相互刺激形成了良好的循環機制。因此，在冷戰這一國際政治環境下產生的朝鮮特需，改變了日本在國際政治戰略中的地位。如1951年同世界48個國家之間締結的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以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簽署，次年(1952年)日本的“獨立”等，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然而，舊金山媾和條約的締結，意味著日本承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對外戰略并深度地滲透到美國經濟圈，因此，該政治選擇從各種層面上給此后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了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制約。
(三)“開發型資本主義”的原形
“媾和獨立”后，日本為促進重化工業發展，圍繞產業基礎建設和重點產業的發展，特別是鋼鐵、造船與海運、煤炭及電力“四大重點產業”的培育，制定了各種制度方面的優惠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電力工業。在戰時和戰后一直由國家管理控制的電源開發(以水力發電為中心)，1951年被分割成九大民營電力公司，試圖強力推進水電事業發展。但是，政府于1956年改變了方針，決定將電力重點由水電轉向大規模火力發電。為了促進上述重點產業的培育和發展，政府制定了如“租稅特別措施法”、“企業合理化促進法”等特別法律，并依據特別措施實施了特別折舊、溢價償還等，從而激起了企業的設備投資熱情。這就是所謂“資本積累稅制”。另外，為了確保長期資本供給，積極發展以郵政儲蓄等為原始資金的財政投融資制度，并相繼設立日本開發銀行、日本進出口銀行、住宅金融公庫等政府金融機構。
于是，日本經濟踏入了近乎異常的高速增長軌
道。而該時期實施的積極的產業培育及其扶持制度(包括法制)，從其基本性質來看，屬于“開發型資本主義”的原型。可以說，從“統制型經濟”向“市場經濟型經濟”轉型的日本資本主義，需要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日本特有的制度調整模式。
二、高速經濟增長(1955～1970年)
(一)利潤一投資主導型增長體制從1955年開始，日本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時期。從1955年到1970年的1 5年間，日本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保持了11.0％的高速度。1963年實質國民生產總值(GNP)比1956年翻了一番，制造業生產總值增長也接近3倍。這一時期的高速增長，是非常典型的“設備投資主導型”(特別是民間的設備投資)增長，帶動增長的主導力量來自由大企業主導的重化工業。
若要弄清楚高速增長的經濟框架，必須分析使之成為可能的政治、社會條件。1955年是搭建高速增長舞臺裝置的特別年份，即所謂55年體制。一個是“保守聯盟”(自由成立)，意味著高速增長體制的政治支持架構走向制度化；另一個是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總評)，創建了由民間企業的分產業勞動組合與公勞協(國家公務員)“共斗”(共同斗爭)來推進以薪資提升為中心的日程表型“春斗”方式。“春斗”(春季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即年度工資談判)方式，此后逐漸發揮了調整薪資與雇傭的功能。
從1955年一直到1970年前后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增長是積累構造的最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利潤一投資主導型增長體制，因為為該階段的高速增長做出最大貢獻的是高利潤率支持下的高水平設備投資(特別是民間設備投資)。尤其重點推進了重化工業的合理化(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與加21232程的深度化)，并實現了與之相適應的電力能源結構的轉變，即由低效率煤炭轉向廉價進口石油。而且，該體系背后有以主銀行為中介的間接金融和集團融資的金融系統的巨大支持(所謂“銀行主導型金融構造”)。以“春斗”為軸的薪資調整模式穩定地支持了雇用關系-消費品需求。就如當時池田隼人內閣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0年)所描繪那樣，該時期日本資本主義借助“鋼鐵拉動鋼鐵”的民間設備投資，實現了高水平生產力支持下的高利潤率和高消費水平，即利潤一薪資(投資一消費)的良性循環(參見圖1)。
那么，該階段近乎異常的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有沒有得到相應的理論支持呢?答案是下村浩(1910～1989)的投資理論。該理論的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以下幾點：①由政府運營適宜的財政金融政策(如實施低利率等)；②具體反映創新的民間設備投資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③民間設備投資不僅有助于形成有效需求，還具有未來的生產力效果(“為了實現經濟增長”，1958年大藏省內部資料)。
(二)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時期(第1期高速增長，1956～1965年)
這一階段曾出現過“神武景氣”與“巖戶景氣”兩個經濟增長高峰，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國內需求拉動的增長。首先，基于廣泛的技術革新的民間設備投資極其活躍。尤其是生產工程的連續化、自動化，新產品與新產業飛速發展，石油化工聯合企業的發展等，一系列技術革新強有力地推動了相關產業持續的設備投資。很多研究表明，該階段高速增長期經濟增長率的60％來自技術革新效果，而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的貢獻率只有40％。其次，大眾消費社會迅速形成，大大刺激了家庭消費品需求，因而從需求層面又推動了高速增長。“神武景氣”時電視、洗衣機、冰箱等家電產品迅速普及，而“巖戶景氣”時又遇到了汽車社會化，舉國上下國民對新型耐用消費品的渴望進一步刺激了內需擴大，持續鞭策了高速增長。“春斗”方式的穩定，基本保障了每年10％左右的薪資上升，進而誘發消費品需求的擴大，收入效果與由大規模生產帶動的耐用消費品價格的大幅度下降效果相結合，引發了新型消費品生產的累積擴大。池田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和以石油進口自由化為基調的“貿易自由化論”(“貿易的自由化”1961年)等政策構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正如經濟企劃廳在1956年的《經濟白皮書》上所言，“已經不是‘戰后’了”。
(三)出口主導的經濟增長時期(第2期高速增長，1965～1970年)
象征該階段后期高速增長巨大成就的是，1968年日本的經濟規模(GNP)超越了西德而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當時的日本遇到了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所謂“伊景氣”(伊為日本神話中登場的男神)。這一時期技術革新不斷地多樣化，重工業出口競爭力不斷增強，可以說，規模經濟效應十分突出的“重厚長大型”產業的強勁發展帶動了該階段日本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
依靠技術革新而取得高速發展的鋼鐵、機械產業，特別是出口產業的代表――汽車工業的飛速發展，從內需和外需兩個層面上發揮了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作用。與此同時，分包(下請)部件制造業構成了重化工業金字塔構造的一環。然而，“欲望呼喚欲望”的機制下耐用消費品在全國范圍內的迅速普及，最終導致了國內需求達到飽和的狀態。而且長期處于緊張狀態的勞動供需關系，進一步發展成為以年輕勞動力為中心的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結果工資水平不斷上升。
憑借強勁的出口競爭力，從20世紀60年代后半葉開始日本貿易收支的黑字格局完全定型，1971年的外匯儲備僅次于美國和當時的西德，居世界第三位。而且，高速增長時期的日本經濟，是非常典型的石油依賴、石油多消費型體質。于是，針對日本經濟的開放壓力逐漸加大。
另外，日本一方面開始放寬對外國人股權取得限制，實施資本交易的自由化(1967～1969年)；另一方面以大企業為中心逐漸形成以集團內系列交易、長期雇傭、由主銀行體系主導的間接融資與集團融資為特征的“日本式企業系統”。泡沫經濟以前的日本企業，具有長期志向、成長志向的目標特征，以雇用、交易、所有權關系的持續性為固有特性的結構特征，而且這樣的持續性內部就包含著資源積累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進一步成長的行為特征。換個角度來看，正是“日本式企業系統”促成了“日本企業的三大特征――目標特征、結構特征、行為特征間相互依賴和相互加強的關系”，這一點非常重要。長期持續的交易關系，具有了可同時應對“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的獨特的機制。
然而，歷經各種結構調整而頑強地存續下來的該“企業系統”，即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日本資本主義的鮮明的結構性質――“等級化的市場一企業關系”，在“泡沫經濟崩潰”(1992年)后不得不面臨改變。
三、結構調整與出口主導型增長(1971～1990年)
(一)雙重打擊與結構調整(1971～1980年)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20年間，日本經濟先后兩次遭遇到尼克松沖擊(1971年夏)與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3年秋)的打擊，過剩投資-強儲蓄體制問題開始顯現，日本進人了結構調整時期。1974年，日本經歷戰后第一次的負增長，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1987年成立JR)，這些是能夠代表這一階段經濟特征的重要標志。
自尼克松沖擊和石油危機以后一直到東西方冷戰結束(1990年)的18年間，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跌落到4，2％。從主導產業來看，引領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并非高速增長時期的重化工業，而是新興的省資源型知識產業。
1971年8月15日(日本時間為16日)，美國尼克松總統發表了以①禁止外國用美元兌換黃金；②征收10％的進口附加稅；③凍結工資與物價三個月等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政策”。它構成了尼克松沖擊，給日本乃至世界經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歐洲諸國開始給日本施加日元升值的壓力。其背后有“日本的黑字為世界經濟不平衡的一大原因”的共同(或默認)認識在起作用。事實上，當時日本的國際收支確實呈現“基礎性不均衡”。日元對美國匯率一直固定在1949年4月25日1美元=360日元的水平上，而日本與歐美諸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生產率的提升速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1美元=360日元的固定匯率，從當時的國際經濟情勢來看，確實是日元評價過低，造就了日本巨額的貿易收支、經常收支黑字。
日元正是這樣被推上了國際貨幣調整“主角”地位。同年末，盡管有斯密森匯率(1美元=308日元)協議，但在世界性的通脹環境中，日本的貿易黑字和美國的貿易赤字進一步擴大。緊接著日元，EC6國也轉向變動匯率制。這樣一來，支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貨幣體系的固定匯率制，即IMF體制基本瓦解(1973年)，剩下的是龐大的過剩流動性。而這一過剩流動性，日后流向了土地投機、商品投機和股市操縱等，逐漸改變了企業的融資系統。
1973年秋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打擊更為沉重。同年的秋季到冬季，產油國的原油價格提升3.8倍，和前年同期比則上升了4.7倍。而此時日本對進口石油的依存度已高達99.7％，因為，早在高速增長期已經確立了依賴于進口石油的能源消費構造(第一次能源中石油所占比重1973年為78％，能源消費中產業部門所占比率為56％)，再加上田中內閣的“列島改造論”掀起了土地投資通脹，原油價格的急劇攀升，促使日本經濟的價格體系與成本構成發生巨大變化。石油危機和浮動匯率制相結合，改變了日本貿易收支與貿易構成、產業結構、企業系統以及金融結構等。
這一時期，資本積累率和利潤率都大幅度地下降，企業一方面實施以降低成本為主要目標的“減量經營”，如大幅度地調整庫存、抵制設備投資、剝離低利潤部門等；另一方面重組分包企業(形成等級化的分包網絡)，結果結構調整取得了較大進展。特別是產業結構從“重厚長大型”向“短小輕薄型”，從基礎材料型重化工業向機械、電氣、汽車、精密機械等加工型產業和省資源型知識產業轉移。礦工業生產指數，在1971～1980年初期間，下降了18％，1974年的GNP也記錄了-0.2％(實質-0.6％)的增長率。戰后第一次經歷的負增長，意味著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束，預示了日本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結構轉折)的到來。
(二)出口主導型增長與“泡沫”經濟(1980～1990年)
大約從1977年起，日本經濟率先于歐美發達國家恢復景氣，孕育了新的增長體制。增長的動力來自出口需求，從此，日本經濟步人出口主導型增長階段。1980年代前半期，在美國財政赤字下的高美元、低日元的國際環境背景下，日本的對美出口持續擴大，日本經濟的經常收支黑字也隨之不斷增加。即使是1985年“廣場協議”后因政策性協調介入，高日元、低美元迅速發展，但企業經過“減量經營”和多次重組、合并等經營合理化，即所謂“減速經營”=削減成本，重新恢復了出口競爭力，使得出口主導型增長得以持續。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表面上是由消費的高級化和設備投資的迅速擴大帶動的，但實際卻不然。80年代前五年的實質經濟增長率保持在年均3.1％的水平。此后，日本順利克服了日元急劇升值帶來的經濟打擊，與此同時，政府為振興內需而實施的低利率政策等，極大地刺激了住宅建設和個人消費等，日本迎來了內需主導。一方面，各種設備投資仍然活躍，如住宅投資與民間設備投資，信息通信化的技術革新投資，以城市開發為目的的建設投資等；另一方面大幅度的日元升值相隔一定時間后開始促進了家庭實際收入的提高和消費的增加。從1985年到90年的五年間，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了4.0％。因此，也有人將日本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的轉型、結構調整、市場機制的強化、對外直接投資促進等，促使日本經濟恢復活力的成就，歸功于“廣場會議”后不久提出的“前川報告”(1986年，前川春男)。但實際上只不過是被泡沫頂上去的。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過程同時也呈現了左右戰后日本資本主義的積累構造發生重要變化，企業金融構造發生了質變。1989年，股市的時值總額超過了1985年的3倍，也超越GNP6倍以上。特別是1984年以后實施的“金融自由化”(廢除了嚴格限制與實體交易沒有直接對應的外匯期貨交易的“實需原則”以及“日元轉換限制”)與國際化(“日美日元美元委員會報告”與“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現狀與展望”)，促使日本企業金融從以主銀行為媒介的間接金融方式轉向以證券金融為中心的直接金融方式。
一直到高速增長結束前，日本的企業金融方式以間接金融為主，企業以相當于主銀行的城市銀行的貸款為主要資金來源，實現了持續的設備投資。然而，石油危機后，企業積極采取了積累內部資金(內部保留+減價折舊)的自我籌供方式，呈現了脫離銀行的傾向。1986年起外國銀行開始在日本營業，1987年，多家外國證券公司取得了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會員資格，于是日本企業開始積極運用時價發行增資、轉換公司債券、發行附有認股權證的公司債券(1981年修訂的商法允許發行該類債券)等伴隨新股發行的股本融資方式，以及1987年起創設CP(企業為籌集直接短期資金，不經由銀行以本公司名義發行的單名無擔保約束的商業票據)等。1988年以后的“泡沫”膨脹期，通過股本融資方式籌措的資金總額達到56萬億日元巨大規模，如此膨脹的巨額資金又被轉換成金融資產、尤其是股票投資等，運用于所謂財務技術目的，進而繼續推高股價，給“泡沫膨脹自動裝置”(宮崎義一)快馬加鞭。同“泡沫”膨脹期完全重疊的這一時期金融系統具有了無限制的自我膨脹性質：對股票持續升值帶來的資本收益的期待與幻想，通過股本融資獲取巨額低利資金以及膨脹的手頭流動性，進一步掀起大量的股市投資和股價攀升。這就是所謂“金融系統的自我指涉性”(A.0rlean)狀態(見圖2)。
四、長期蕭條與“失去的10年或20年”(1990年以后)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新的資本主義經濟框架逐步形成。無論1987年美國的“黑色星期一”還是1990年的“東京股價暴跌”引發的“泡沫”的崩潰，都是在資產價格的上升驅動宏觀經濟的“金融主導型”增長體制這一新的經濟框架形成過程中發生的。而“泡沫”的崩潰以及此后長期持續的蕭條，證明了這樣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事實。日本資本主義不得不大幅度地調整過去所積累的過剩資本存量。
從1990年代初，日本資本主義深受來自80年代后期形成的過剩積累、90年代“泡沫”崩潰后資產價格暴跌以及需求大幅度收縮等所謂“復合蕭條”(宮崎義一)的打擊，90年代中期又增添了不良債券這一新的問題。在這樣的結構危機下，社會調整模式陷入癱瘓，平均實際增長率不到2％。
日本經濟從2002年開始逐漸復蘇，但電氣產業和汽車工業等出口產品生產部門的大企業收益的恢復，卻是依賴于正規勞動者的解雇與工資的限制，而且在恢復過程中，勞動分配率急劇下降，因此，消費需求一直未能擺脫低迷。所謂社會規模的調整模式功能未能得以恢復。所謂“無實感的景氣恢復”形容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狀態。
(一)90年代的長期蕭條與“三大過剩”問題90年代蕭條下的日本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三大過剩”：①設備過剩；②不良債券過剩；③雇用過剩。關于第一個問題――90年代蕭條期間累積增加的過剩設備，需要通過淘汰陳舊設備、整理和關閉工廠、重整企業組織和重組分包企業等方式來解決。日本企業開始將戰略重心從增長志向轉向收益志向，日本型企業系統的主要特征之一的長期交易關系，也隨之逐漸淡化。第二個問題――不良債券過剩，是由于“泡沫”崩潰導致股價和土地價格暴跌，致使金融機構保有的債券瞬間變化為不良債券而累積。受到1997～1998年實施的“日本型大規模金融制度改革”影響，產生了不良債券問題以及中小企業的信用收縮現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過剩不良債券，另一方面信用收縮在加緊推行，主銀行體系無法如從前那樣在企業金融與企業治理中發揮中心作用。關于第三個問題――90年代的蕭條中產生的過剩雇用問題，日本企業試圖通過控制總工資水平的辦法加以解決，于是大幅度地擴大了非正規勞動者的比率。與此同時，仍然有部分企業繼續維持以雇傭保證與年資薪金為基礎的過去的日本式雇用習慣，還有，外國投資者對日本企業股權的持有率迅速上升。這樣一來，證券市場和股東對日本企業治理的影響因企業而異，呈現多樣化的特點。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優先股東利益，并為之實施基于成果主義的晉升、工資進級制度，日本的雇用體系也趨向多樣化。上述企業雇用戰略的多樣化與非正規勞動者的增加，企業的雇用調整出現扭曲，勞動力市場的分裂與雇用不安變得日益嚴重。可以說，“日本型企業系統”的基本性質已徹底改變。
(二)經濟理論與今后的展望關于結構性的長期蕭條，已有若干解釋。在本文的最后，概括這些論點，并對未來進行展望。
首先，按重視市場機制的新古典派經濟增長理論解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上升速度下降和勞動投入量的減少，導致了低增長率。按此解釋，要想擺脫低速增長，需要放寬各種限制，強化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功能，以淘汰效率低下企業。然而，重視市場機制與供給層面的“淘汰理論”，卻難以解決需求不斷收縮的問題。倒不如通過企業的創新，建立起企業自身生產率提高機制。
其次，基于凱恩斯經濟理論的解釋，低利率與“泡沫經濟”下，因資產價格升值而變得異常活躍的“能力增強型設備投資”，引發了過剩投資，而且，“泡沫”崩潰后，因資產價格的跌落與需求收縮(所謂“復合蕭條”)，不良債券未能得到及時處理。依據該理論的解釋，要想擺脫長期蕭條，最優先著手的是創造需求機會，通過解決不良債券來穩定金融系統。與之相關聯，吉川洋最近提出了“需求創造型創新”構想。
第三，還有規制經濟理論的“結構性危機”思想。依據該理論，危機的起源的確為過剩積累與資產價格的下跌，但在90年代以來一直持續的長期蕭條下，失去了對金融系統與產業系統的調整能力，因此企業收益無法得到提升。以大企業為中心嘗試了各種協調的日本固有的調整系統――“企業主義的規制”調整模式陷入結構性失調。
最近由美國引領的“金融主導型”增長模式，今后究竟有沒有效?金融界對企業提出的高金融標準很可能帶來利潤與投資的分離，因而對實物投資產生負的效應。1999年廢除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以銀行業務與證券業務的分離為目的――象征著金融自由化與高風險化，從此金融的“自我膨脹”得以進一步增強。金融系統原本在其內部包含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邏輯，因而不具備自我調整的內部機構。
凱恩斯主義具有強烈的一國資本主義模式的理論性質，因此其理論未能充分論及現代金融全球主義的強制效果。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特征非常濃厚的現代經濟理論，離自我反省距離遙遠，除了寄希望于金融全球主義繼續擴大外，沒有其它特別的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