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形式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際直接投資形式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關鍵詞]中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3）06—0043—05

一、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擴展現狀

中國汽車行業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21世紀以前發展的較為緩慢，投資還處于試探性摸索階段。這一時期，投資規模較小，投資多以綠地方式為主，投入資金有限。盡管如此，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卻意義重大，一方面開拓鞏固了海外市場，另一方面培養了一批國際化的經營人才，積累了國際化經營經驗。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市場競爭加劇，汽車企業進行兼并重組與技術創新，增加產品種類，提高產品質量，使我國汽車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對外直接投資不僅繼續以綠地投資方式進行，而且增加了跨國并購的方式。如2007年11月一汽集團與墨西哥薩利納斯集團建立合資工廠；2004年10月上汽集團以每股1萬韓元、總計約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經營狀況岌岌可危的韓國雙龍汽車公司48.92%的股權；吉利汽車以100%股權收購瑞典沃爾沃汽車公司；等等（詳見表1和表2）。

從表2可以看出，中國汽車企業跨國并購大致始于2000年，此時并購的金額十分有限，僅為42萬美元，尚未形成規模。但加入WTO后中國汽車企業的并購活動開始活躍，并購數量和金額不斷增加，十幾年問，并購的區域范圍不斷擴大，既有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瑞典等，也有發展中國家如韓國等；并購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由最初的幾十萬美元擴大到幾千萬或上億美元；并購的資產既包括有形資產如工廠，也包括無形資產如品牌、專利技術等；并購的業務既有整車業務，也有零部件業務；涉案并購主體既有國有企業、合資企業，又有民營企業。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并購事件有2001年萬向集團以280萬美元收購美國UAI公司的21%的股份，獲得了寶貴的技術、市場、渠道、品牌等資產；2004年，上汽集團以5億美元收購韓國雙龍汽車，成為其第一大股東，雖經過四年的磨合，最終以上汽損失31億元人民幣的結果慘痛收場；2005年7月南汽集團以5300萬英鎊收購了英國百年汽車品牌羅孚汽車公司；2010年3月吉利汽車以18億美元收購豪華車品牌沃爾沃，購得后者100%的股權。

二、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擴展的特點

（一）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初級階段

由于中國汽車業起步較晚，在技術、資金、人才等方面與世界汽車制造業巨頭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據《中國汽車產業發展報告（2011）》指出，中國汽車企業的海外生產能力（企業在國外生產汽車數量與全部生產數量的比率）在加入WTO前幾乎為空白，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07年，2008年海外生產能力達到0.21分，2009年也只有0.22分，這說明我國汽車企業的海外生產起點低，發展緩慢，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大。當前，我國汽車企業仍主要通過簽訂出口合同或合作項目來拓展海外市場，一些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陸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如一汽、上汽、吉利、奇瑞、長城、東風、長安、華晨等汽車企業逐步從出口整車和零部件發展為海外設廠和海外并購。

（二）投資地區主要集中在非洲、拉關、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

雖然全球的汽車需求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和歐洲地區，但一方面由于這些地區的汽車市場競爭激烈，進入門檻高；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地區的工會力量強大、福利制度優越給投資企業造成困擾。相反，廣大發展中國家汽車市場既具有較大的需求潛力，競爭又不像發達國家那樣激烈，進入門檻相對較低；同時對中國汽車企業相對較高的制造、組裝技術存在需求。因此，我國汽車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首先選擇門檻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以降低投資風險。

（三）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

從投資主體角度來看，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結構不斷呈現多元化趨勢，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等多種投資主體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伴隨著中國汽車業兼并重組進程的加快，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調整和企業國際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國有企業諸如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東風汽車公司、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中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排頭兵；與此同時，民營企業不斷涌現，成為新興的海外投資力量。在我國汽車產業政策的鼓勵推動下，不少民營企業進入到汽車領域，逐步發展成為具有實力的民營汽車企業，諸如吉利、長城和比亞迪等。

（四）投資績效顯著增加

企業的海外經營績效可以體現在很多方面，本文將從財務績效、國際排名兩個方面來考察中國汽車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效益情況。

1.財務績效

財務績效是衡量企業海外經營績效最直接的指標，其中營業額和盈利水平能直接體現一個企業經營績效的好壞。截至2010年底，中國汽車工業大中型企業資產總額為211918517萬元，是2001年的3.8倍；固定資產凈值為38326063萬元，是2001年的2.2倍；工業總產值為285491814萬元，是2001年的6.8倍；營業總收入為291266626萬元，是2001年的7.2倍；利潤總額為24948525萬元，是2001年的12.3倍。

（1）營業額

營業額是考察企業規模和影響力的核心指標。在2008--2011年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上榜的中國汽車企業的營業額總體呈現增長態勢，反映了中國汽車企業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在本行業中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詳見表3）。

（2）盈利水平

盈利水平是考察企業經濟效益的核心指標，最能反映一個企業的經營績效。在2008-2011年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上榜的中國汽車企業的利潤額總體呈現上升態勢，反映了中國汽車企業的經濟效益在不斷提高，在本行業中的競爭實力不斷提升（詳見表4）。

2.國際排名

近年來，中國汽車企業在參與國際化經營活動中大展身手，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具體表現之一就是中國汽車企業不斷出現在國際上許多有影響力的權威榜單上。

（1）規模排名

《財富》雜志的“世界500強”排名是全球最為權威的大公司規模排名之一。能夠榮登該排名榜的公司，絕大多數都是跨國公司，而我國上榜的汽車企業都是涉及國際化經營的公司。因此，對上榜的中國汽車企業排名的分析可以從規模維度來考察這些企業的海外經營績效。

總的來看，隨著整體質量和水平的不斷提升，中國汽車企業上榜數量逐漸增加，國際排名也不斷上升。表5列出了2008-2011年上榜的中國汽車企業的國際排名數據。2008年和2009年分別有2家企業上榜，包括一汽集團和上汽集團；到2010年和2011年就有4家企業上榜，包括東風汽車、上汽集團、一汽集團和南方工業集團（長安汽車）。在排名次序上，除一汽集團2009年名次有所下降之外，所有上榜的中國汽車企業的國際排名逐年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2）品牌排名

在由世界品牌實驗室（World Brand Lab）獨家編制的2010年《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排行榜中，入選的汽車企業主要有上汽集團、一汽集團、東風汽車、比亞迪和福耀玻璃等企業，說明這些汽車整車或配件企業在國內具有較強的品牌影響力（詳見表6）。

《世界品牌500強》是由世界品牌實驗室的以品牌的世界影響力為評判標準的品牌排行榜，在國際上具有較為廣泛的權威性。評價品牌影響力的基本指標包括市場占有率（Share of Market）、品牌忠誠度（Brand Loyalty）和全球領導力三項指標。

從表7可以看出，2005-2010年中國品牌入選的數量不斷增加，由2005年的4個增加到2009年的18個，增長了4.5倍。與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家相比，中國企業的品牌影響力偏低，有影響力的上榜品牌數量有限，最多的2009年也不過18個，只是美國品牌數量的7.2%，法國的38.3%和日本的40%。入選的中國品牌包括中國移動、國家電網、中國石油、中國電信、中國石化、中航集團、中國中鐵、青島啤酒等品牌，卻沒有汽車企業的品牌，與中國在世界汽車業中的第一產銷大國地位十分不匹配?？梢?，中國汽車企業在品牌培養和增強品牌影響力方面仍面臨巨大挑戰。

三、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一）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

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從國外角度來看，一方面歐元貶值和歐洲經濟低迷等危機因素將使得不少歐洲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其資產定價大幅度下降和流動性緊張等均為中國等外部投資者參股或收購控股權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推出的“先進制造伙伴關系”（AMP）計劃、美國實體經濟的衰落、日趨嚴峻的就業形勢以及移民政策的放寬等給中國企業提供了投資美國的機會。從國內角度來看，隨著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管理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在中國政府“走出去”政策的促進與支持下，汽車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熱情和信心將不斷增強。

（二）投資方式將日趨多樣化

近年來，在汽車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較為活躍，如一汽集團的海外生產基地建設、上汽集團收購雙龍、南汽集團收購英國羅浮汽車公司、吉利收購沃爾沃、奇瑞已建或在建的海外16個全散裝件（CKD）工廠和在海外建立了3個研究院，這些企業為汽車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提供了借鑒。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呈現多元化趨勢，已由最初的出口貿易逐步發展為海外綠地投資、海外并購、設立研究院等。

第2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市場結構

國際貿易理論與市場結構理論分析框架的產生

國際貿易是商品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交換，國際直接投資則表現為貨幣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循環。按照蒙代爾的理論，商品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完全替代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投資就不會發生。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產業資本的循環依次經過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形式，并且三種資本形式還要保持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單個產業資本循環的特點也體現在社會總資本的循環中，從世界經濟的范圍分析，產業資本循環經過上述三種形式才能保持經濟活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市場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組織經濟學，按照該理論市場可以分為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兩大類型，不完全競爭市場又分為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三種類型。完全競爭市場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差別主要體現為產品差異性、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賣方集中度。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是產品具有同質性，進入和退出壁壘小以及賣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競爭市場則相反。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廠商提供的產品有差異、行業的進入壁壘較大，具有規模經濟及由此產生的賣方集中度。古典貿易理論和現代貿易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世界經濟活動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有融合趨勢。

從歷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的產生先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早期的國際貿易理論從發源于15世紀歐洲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開始，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以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為標志。這兩種理論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國際貿易理論的邏輯起點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統一的貿易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步結合，商品、資本、技術和服務的流動日益密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呈現相互融合的趨勢，但是統一的理論框架還沒有建立起來。本文從市場結構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并指出新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的基礎在于不完全競爭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新貿易理論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和福利影響，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使得壟斷競爭廠商都具有向國外出口產品的動機，加之這些廠商生產的是有差異的同種產品，產業內貿易形成。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不完全競爭市場，如果具備貿易壁壘和資本自由流動，國際直接投資廠商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實現對國際貿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從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按照市場結構劃分前三種可以歸納為一類，它們的理論基礎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古典貿易理論包括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包括一般均衡理論、相互需求理論和對偶理論，這些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下。現代貿易理論則以要素稟賦論為代表，該理論體系闡述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在于產品的價格差異，價格差異源自于成本差異，成本差異產生于生產要素的豐裕度。主要理論包括要素稟賦論、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薩繆爾森—斯托爾帕定理和羅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產要素在各國內部是自由移動的，而在國家間是不能移動的；國家之間實行自由貿易，不存在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或管制；生產和交換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進行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處于“充分就業”狀態；貿易雙方的出口價值等于進口價值，國際收支平衡；運輸費用和其他交易費用為零；沒有要素密集度轉變的情況，生產同一商品時各國的生產技術一樣，生產函數相同；沒有規模經濟的利益，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從上述的前提條件可以看出該理論體系將國際直接投資排除在外，首先國家之間沒有多余的資金可以投資；其次國家之間沒有要素流動的可能性。總之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成長空間。

要素稟賦論創立后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掌握了一國的資源稟賦情況就可以推斷出該國的對外貿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實證分析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學者們提出了各種解釋用于修正要素稟賦論的前提條件，如貿易壁壘說、自然資源稀缺說、生產要素異質說以及人力資本說等等。前提中完全競爭的假設在現實中難以滿足，完全競爭市場中企業只能作為產品價格的接受者，他們提供的產品是同質的。國際貿易活動中的許多現象無法用完全競爭的市場來解釋，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

不完全競爭市場與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它的創建是建立在兩個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之上：即產業內貿易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該理論認為資源差異和規模經濟均是國家進行專業化和貿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的產業間貿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產業內貿易，它更強調的是非比較貿易優勢。同時為強調規模經濟作為貿易的原因作了三個基本創新：將產業組織引入貿易理論，將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模式的不現實中解脫出來；摒棄了傳統的二維假定和凸性生產可能性曲線，新貿易理論發展了一種“層級結構”的方法來解釋貿易和要素流向，即產業間貿易仍由要素稟賦的差異來決定，而某產業內部具有類似要素比例的產品之間卻相互分工和貿易，后者在產業間貿易的格局中表現為凈貿易量；區分了技術溢出的外部經濟和市場規模作用的外部經濟。

把新貿易理論看作和古典貿易理論完全對立是不確切的，新貿易理論只是補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設框架下所難以解釋的現象。新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而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

不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它由美國學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海默則認為，要解釋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必須摒棄傳統理論中關于完全競爭的假定，對不完全競爭進行研究。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不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它們生產同類產品，擁有獲得所有生產要素的平等權利，這樣就不會有對外直接投資發生，因為它不會使企業擁有高于當地對手的優勢。只有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才能獲取壟斷優勢，并通過直接投資在國外予以利用。

金德爾伯格將壟斷優勢分為四類：來自于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來自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企業擁有的內外部規模經濟；由于政府干預，特別是對進入市場以及產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業優勢。后來學者在海默的理論框架下進一步發展了壟斷優勢理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論述跨國公司壟斷優勢的來源；二是跨國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資與許可證交易三種方式中選擇直接投資的根據與條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就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認為，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企業特定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特定優勢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企業特定優勢類似于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即一國企業擁有的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優勢，并且這種優勢只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不完全而通過內部化將企業的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市場不完全的含義近似于不完全競爭，鄧寧認為市場不完全可以分為兩類：結構性市場不完全和知識性市場不完全。企業利用市場不完全通過內部化建立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越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性越明顯。內部化優勢還不能充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利用出口照樣可以發揮優勢。區位優勢可以更充分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因為區位優勢屬東道國所有，企業無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適應和利用。只有國外區位相對國內區位具有更大優勢時企業才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

在世界經濟活動中，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體現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區域上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在貿易和投資領域還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發展中國家的規模在逐步擴大；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與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一致，二戰前以發達國家的制成品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品為主，二戰后傳統的工業品貿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業品貿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資本的跨國界流動，戰后國際資本更多地流入制造業和新興工業部門，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國際直接投資改變了國際貿易的模式與格局，最初國際貿易更多表現為產業間貿易，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在增加。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實現的，母公司與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企業貿易量在不斷擴大。第四，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協調機制統一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內實現。

第3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　國際間接投資　融合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哪里有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擴張的必然。在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輸出”，但作為掠奪資源輸出商品之輔助的對外投資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熱衷的活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東印度公司、哈德遜灣公司等為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在殖民地進行的各種投資活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過剩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國際投資（尤其是以借貸為主的間接投資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到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

二戰后，這種產業資本的跨國流動得到了更迅猛的發展，并表現出與傳統的資本流動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直接投資既全部或部分的擁有國外企業，又直接或間接的經營國外企業。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第二，從資本移動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資不只是單純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而是貨幣資本、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經驗資源在國際間的一攬子轉移。第三，直接投資具有實體性，它一般通過投資主體在國外創設獨資、合資、合作等生產經營性企業得以實現；而間接投資則通過投資主體購買有價證券或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投資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差價，其投資具有虛擬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資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投資回報與投資項目的生命周期、企業經營狀況密切相關，通常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間接投資則更具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要小。

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對這種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越來越沒有解釋力。直接投資并不絕對的取決于東道國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況下東道國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國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不同的西方學者，并開創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熱衷于海外直接投資乃其擁有東道國企業無法比擬的壟斷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他們可以充分地利用這些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英國學者伯克雷和凱森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直接投資行為，他們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為克服海外市場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對稱、壟斷的市場結構等造成）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鄧寧的折衷理論是有關FDI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FDI的進行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當理論界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條分縷折地分而論之時，這二者的界限在實踐中卻并非同樣地涇渭分明。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時甚至很難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1）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2）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3）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4）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當柯達投資于中國的彩卷行業時，它不是簡單地把生產線、管理人員、專利技術等搬入中國，而是通過股權投資、信貸安排、長期合同、現金流動等多種方式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種金融工具的幫助下，這四種資產的相互轉化變得越來越便利和快捷。從FDI的發起看，FDI中涉及間接投資因素的情況簡要列舉如下：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托賓（JamesTobin）的Q理論為投資者對并購或創建方式的選擇提供了理論解釋和指導。假設R1，R2分別為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的投資收益率，C1，C2分別為兩種投資所須資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收購方式進行投資，反之，如果Q2>Q1，且Q2>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新建方式進行投資。

在這里，對跨國公司而言，對外投資，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為一種數字的決策。而對東道國來說，這種投資又具有間接投資的某些特點。從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來看，很多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是部分地擁有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為了充分利用被收購企業的當地優勢，跨國公司對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從資源轉移的角度看，資源首先是通過貨幣資本的形式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原股東的，而隨著并購方式的日趨復雜，并購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價證券。而其他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則視需要而定，有時這些資源并非由投資者轉向被收購企業，而是相反。當被收購企業在東道國是上市公司時，投資者既可以通過被收購企業每年的贏利收回投資，也可以通過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資。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通過對對方進行股權投資（有時這種投資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強這種聯盟關系的同時保持各自經營管理上的獨立性。

3.從FDI的資金來源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1）公司集團內部的資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國資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國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3）東道國當地的資金，主要指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當地資本市場獲取的資金，或從東道國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的股東資金。（4）國際資金，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從第二和第四種資金來源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只是一線之隔?？鐕镜闹苯油顿Y行為是由其母國乃至第三國的無數投資者的間接投資行為所支撐的。

4.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傳統上，機構投資被認為是間接投資，但由于其投資規模龐大，為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們通常與被投資企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常常作為戰略投資者成為被投資企業的一員。這又使得它們的投資具有直接投資的特點。它們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時時監督著企業的運營狀況，并對企業的發展方向、利潤分配乃至一些關鍵人員的變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雖不會直接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但卻可以成為被投資企業獲取這些國際經驗的橋梁。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同時，它也是一種間接投資，因為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通過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促進受資企業的發展，從而使資金得到增值。受資公司的經營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層負責，即使風險投資者可能是大股東，原管理層也不必擔心失去企業的控制權；從風險投資的退出看，風險資本越來越多地通過企業上市、管理層收購、大企業收購等途徑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資本增值的本性；風險投資往往通過組合投資的手段同時投資于多家不同領域的風險企業，以降低風險。

第4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投資國與東道國間收入趨同的影響

在過去的20年中，國際直接投資已迅速地擴散到世界經濟的各個角落。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部門變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網的一部分。國際直接投資的高水平和互異的形式促進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收入趨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經驗和理論的研究已聚焦在國與國之間是否存在收入趨同的現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從 Lucas（1988）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后，關于收入趨同的理論分析在內生變量模型的背景下就發展了起來。Tamura（1991）認為技術投資中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導致了國家間資本收入和產量增長率的趨同。Yuen（1997）使用與Lucas（1988）類似的內生增長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動性在收入趨同中的作用。他們認為，資本流動將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能夠通過附帶勞動流動性的人力資本而可觀地獲得。通過使用一個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增長模型發現，如果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知識溢出，作為勞動力流動代替者的跨國公司可能也提供一個學習國外技術的機會。

國際直接投資本身是資本流動的最重要類型，并且作為勞動力流動的代替者能夠影響國家之間人力資本的溢出。A. Mody（2002）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促進了國與國之間收入的趨同，而國際直接投資之所以能夠促進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收入趨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國際直接投資比間接投資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資對當地投資的影響，他們發現，在發展經濟狀態中，一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轉化成了一美元的當地投資；相比之下，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在東道國產生的投資效率則要低一些。因為大部分的國際直接投資是以“綠地”投資的形式進行，這涉及新的投資。而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資；（2）國際直接投資產生了生產力溢出，能夠通過溢出效應提高當地的生產力。從水平溢出角度來看，通過非正式的接觸和外國投資者對當地企業員工的培訓，當地企業能夠提高生產力。從垂直溢出角度來看，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會產生一種縱向聯系，外國投資者從而有機會轉移技術并提供培訓以提高當地供應者的生產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間OECD的16個投資國和57個東道國的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數據，運用平行數據回歸的方法對國際直接投資在國與國之間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趨同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增加時，投資國與東道國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發現，地理接近和語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Choi假設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率產生趨同作用，那么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越大，收入增長率的差距和每單位資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變量用絕對數據而非原始數據來表示；同時假設當國際直接投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時，存在逆人力資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國際直接投資是從低收入國家流向高收入國家時，低收入國家也能夠有機會改進人力資本從而與高收入國家進行競爭。另外，地理接近和語言接近被認為是收入趨同的重要因素，因為它們能夠促進跨國人力資本的溢出。

需要說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經驗研究，Choi是在考慮人力資本溢出的前提下，通過運用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來檢驗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增加是否導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他認為，不論什么情況，只要國際直接投資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將減小；而且，如果兩個國家距離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語言，收入水平和增長率就會趨同。以此為基礎，Choi又進一步對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流動增加時，兩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確實趨同了。這證明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動對人力資本溢出是很重要的，從而產生了趨同。同時發現，地理接近和擁有相同的語言在趨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兩國接近并使用相同語言時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加強。

由此可見，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顯著增長，國際直接投資將驅使世界收入趨同或趨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以前關于收入趨同的研究表明，通過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人力資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則以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為基礎，通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證明國際直接投資是造成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一個重要驅動力。

二、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

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兩種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產生作用的結果。而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結果有著相互對立的兩種理論－－“發展／現代化”假說和“世界系統／附庸”假說。

1.發展假說理論。發展假說理論建立在邊際生產率理論和儲蓄、消費傾向的傳統經濟學概念之上。該理論認為收入差距是改進每個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條件。其研究主線是沿著庫茲涅茲倒U型曲線假說進行的，根據這一曲線，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差距擴大，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收入差距就會縮小。在經濟發展的前期階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會擴大并且每一部門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會擴大。這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長的后期階段，當更多的產品被生產和足夠的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逐漸消失并且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將提高到工業勞動力的水平。隨著實際勞動收入的增加，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將導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雖然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很少直接涉及國際直接投資的分配結果，發展經濟學家也還沒有關于考察國際直接投資和收入差距假說的經驗研究，但是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經做出的重大貢獻，足以使我們對其代表性的研究進行概括和總結。根據發展假說理論，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投資而非原來的投資。資本，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帶來了增長并且其益處會最終擴散到整個經濟中。因此，即使國際直接投資僅在幾個領先部門帶來了收入的增長，但從長遠來看將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東亞出口加工區的國際直接投資，曾經對低工資就業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而改進了收入分配的范圍。大多數的發展假說理論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系統的類型和發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外資數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變化。因此，發展假說理論的觀點是：從長遠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有利于東道國內的收入分配，不會引起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

2.附庸假說理論。相對于發展假說理論的內隱論證，附庸假說理論則提出了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分配效應的觀點。附庸假說理論從世界經濟和歷史的角度研究差距問題，認為影響收入差距的是社會體制和生產組織，而不是經濟產量和財富。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位置是決定其收入分配的關鍵。更確切地說，收入差距是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關系的對應物，并且邊緣國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發展過程決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加快，在發展中國家跨國部門任職的員工明顯地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些“勞動精英”的收入是標準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傳統部門工作員工的工資伴隨著生產過程的資本密集程度的不斷提高而逐漸增加，這反過來又導致傳統工業部門失業人數的增加。結果，勞動收入相對份額的增加不僅沒有帶來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換句話說，在這種附庸工業化的類型下，收入的擴散和混合效應沒有出現。而且，當融入世界經濟后，勞動精英通常會努力維持和鞏固他們的領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當地勞動精英會為外國投資者壓制甚至驅逐本土企業家。這種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國家間利益聯合的嘗試，具有深層涵義。在世界系統框架中，國家被認為具有市場和生產的權力。當勞動精英包括了國家組織中強有力的執行者，并且當勞動精英和國家通常由國外信用支撐時，一個經濟加政治的“三角聯盟”就出現了（Evans，1979）。然后，當市場不能為它們的利益服務時，這個經濟加政治的聯盟就會操縱國家的獨有權利來干預市場。這個聯盟的形成因此意味著，任何想改進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內在破壞性的因素。實際上，這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第5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關鍵詞 中國企業 對外直接投資 競爭優勢 戰略選擇

1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回顧及其簡要評析

1.1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回顧

在國際上，影響廣泛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有：海默、金德爾伯格和約翰遜的壟斷優勢理論，維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卡森與拉格曼的內部化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和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

1.1.1 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海默以美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對象，采用了不完全競爭的基本假定和產業組織理論，首先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擁有的技術與規模等壟斷性優勢，是美國企業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壟斷優勢的產生在于美國企業控制了技術的使用以及實行水平一體化與垂直一體化經營。美國跨國公司擁有三類壟斷優勢：一是來自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如產品判別、商標、銷售技術與價格控制等；二是來自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包括專利與融資、管理技能等；三是企業擁有的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

該理論解釋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與決定性因素，以及產生這些條件的原因所在。

1.1.2 維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R·維農以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研究對象，采用了產品生命周期和區位理論，提出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產品周期理論。

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與產品周期有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變動而作出的決策：在產品創新階段，美國企業主要通過出口來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在成熟階段，美國企業考慮并進行對西歐等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在標準化階段，美國企業開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該理論首次在跨國公司理論研究中增加了動態分析和時間因素，解釋了美國企業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和區位選擇。

1.1.3 巴克萊、卡森的內部化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英國里丁大學學者巴克萊、卡森與加拿大學者拉格曼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學者，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含日本）為研究對象，沿用了美國學者科斯的新廠商理論和市場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內部化理論。

該理論從國際分工不通過世界市場，而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來進行這點出發，研究了世界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國公司的性質，并由此解釋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決定因素，其中市場不完全性及企業的性質是內部化理論的核心。該理論有助于說明各種類型跨國公司形成的基礎。其后有些學者將技術優勢及內部化概念進一步引申，以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該理論還解釋了跨國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資與許可證安排這三種方式之間選擇的依據。

內部化理論是西方學者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依據。以前的理論主要研究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動機與決定因素，而內部化理論則研究各國（主要是發達國家）企業之間的產品交換形式與企業國際分工與生產的組織形式，認為跨國公司正是國際分工的組織形式。

1.1.4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里丁大學教授J.H.鄧寧提出了他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由企業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這三組變量決定。這三組變量的不同組合決定跨國公司在出口貿易、直接投資與許可證安排之間的選擇。同時這三組變量的結合決定了各國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類型、行業及地理分布。

該理論從各國經濟活動的結構、經濟環境與政府政策的特點說明了企業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的起源與特點，并把它們與各國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的特征與類型聯系起來。還將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與各國經濟發展的階段與結構聯系起來，研究了各國國際生產或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態性質。

1.1.5 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是日本學者小島清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

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以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些產業是指已處于比較劣勢的勞動力密集部門以及某些行業中裝配或生產特定部件的勞動力密集的生產過程或部門。凡是本國已趨于比較劣勢的生產活動都應通過直接投資依次向國外轉移。小島清認為，國際貿易是按既定的比較成本進行的，根據從比較劣勢行業開始投資的原則所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擴大兩國的比較成本差距，創造出新的比較成本格局。據此小島清認為，日本的傳統工業部門很容易在海外找到立足點，傳統工業部門到國外生產要素和技術水平相適應的地區進行投資，其優勢遠比在國內新行業投資要大。

1.2 簡要評析

這些理論始終以歐美各國的跨國公司先行者們為研究對象，例如，壟斷優勢理論、國際產品周期理論的研究對象僅是美國企業；內部化理論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歐美國家企業。其主要內容是解釋海外直接投資行為，揭示其中的。其中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被認為是現有跨國公司理論中最權威的一個，雖然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但總的說來對于發達國家私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闡釋力，同時對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是上述理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類經濟技術狀況背景下提出的，這種狀況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幾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而難以很好地解釋跨國公司近10年來的發展，很難解釋價值鏈“爆炸"的諸多。

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問題

2.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中國商務部數字顯示，2003年，經商務部批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非類中資企業達5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20.8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5.7%和112.3%。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一、二、三產業中都有分布，其中，服務貿易、工業生產加工、農業與農產品開發、資源開發等行業相對集中。

2.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首先，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規模明顯偏小。中國境外投資金額僅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0.15%。據統計，吸引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而中國僅為1∶0.09。因此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

其次，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也并不高。盡管近幾年中國海外投資質量和檔次有所提高，出現了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生產項目，還有一些高企業積極在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建立獨資或合資的研究機構和技術中心，但總體來說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產業的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仍然偏小。由于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類似產品的競爭，這類項目拓展海外市場的前景不甚樂觀。

第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地區結構不盡合理，這也影響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進一步拓展。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46.8%在港澳地區；其次是北美，占13.7%。從整個海外投資布局來看，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仍明顯偏少。要想企業在海外投資影響力和競爭力擴大，這些問題必須盡快解決。

但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較快。10年間，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76.8%，這將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的力。

3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選擇

由于企業戰略環境在20世紀最后十幾年里發生了巨大變化，全球化、技術信息化、“溫飽后”，匯成自工商企業誕生150年以來最大的一次變革，而且企業跨國經營已成為其在全球化條件下成長的一般方式之一。若干原來沒有什么競爭優勢的公司卻通過跨國而取得了競爭優勢。作為未開始或正開始進行國際化經營時就面臨著國際市場中的許多跨國公司的中國企業，在國際分工階梯中總體上處于中游地位，這種特定位置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同時存在。一類是利用既有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發揮局部相對優勢對更低階梯的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另一類是通過跨國經營獲取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向更高階梯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

3.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地理區位選擇要根據企業跨國經營戰略目標和中國企業本身優勢來決定。如果企業以開辟市場、增加產品銷售為目標，則應以發達國家為主要目標市場；如果企業以利用國外資源為目標，則應到資源豐富而投資辦企業環境又較好的國家和地區，例如林業開發應以北美為主，礦產資源開發應以澳大利亞為主，如果企業以獲取技術管理為目標，應選擇發達國家為主，如歐洲、北美和日本等；如果企業以提供服務為主要目標，則應選擇發達國家和石油出口國為主，因為這些國家國民收入水平高，對服務業需求也很高。

總的來說，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較好，投資于發達國家有利于汲取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并使中國企業繞過非關稅壁壘，直接在東道國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但發達國家市場競爭激烈，優惠措施較少，存在較大的市場風險和、賦稅風險。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和中國的傳統市場，對外資優惠措施多，對技術工藝水平的要求比發達國家低。對其投資有利于利用其資源優勢，同時帶動中國相關機械設備、技術和勞務的輸出。但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較差，且受、社會、經濟等因素影響較大。

3.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國際經驗表明，不管是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化國家與地區，其產業選擇大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型———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獲取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生產性資源是現階段海外投資必須考慮的投資重點，因為像生產活動中的鐵礦、石油和木材等資源在中國已變得日益短缺。但是，資源開發業畢竟屬于低附加值的行業。而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效地實現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中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從以資源開發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加大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

(1)由于中國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對中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我們認為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主要體現在成熟的標準化技術和適應較小市場需求或適應當地投入要素的技術。由于本國(地區)市場容量較小，資金技術實力較發達國家不足，他們往往要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技術進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這些已經發展成熟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技術進行生產。由于這些技術更符合那些國內市場有限、勞動力眾多的發展中東道國的實際，因而在這些國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迄今為止，中國已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雖然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紡織、冶煉、化工、醫藥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輕型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階梯度較小，易于為它們所接受。

(2)以高技術產業為主的優勢產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將決定中國未來在國際投資領域的競爭力。

高、尖、精技術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為稀缺的資源。因此，中國海外資源性投資的一個重點，應是尋求高技術資源。新技術革命以來，歐美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直是全球和先進技術的先行者，特別是美國在機、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領域占有世界領先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都重視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其主要動機之一就是追求美國的高，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高科技領域的激烈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作為后發展起來的中國跨國公司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通過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技術密集型投資，以獲得世界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對產業的選擇和對投資區位的選擇，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成敗的關鍵。實際上，區位的選擇與產業的選擇是相互關聯的。企業應根據本企業的實際情況和實力特點進行產業和區位選擇。政府也應鼓勵更多的企業走向世界，同時，應提供政策性指導，這有助于減少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盲目性，更好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的既定目標。

1 龍永慶. 跨國經營管理百科全書[M]. 北京：遠方出版社，2002

2 王志樂. 走向世界的中國跨國公司[M]. 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4

3 趙春明. 企業戰略管理———與實踐[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第6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鐕髽I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鐕a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梢?，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

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保ㄗⅲ海塾ⅲ輥啴敗に姑苤?，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坝捎跈C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鐕镜陌l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

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島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文真堂，1985年。

[3]邁克爾·波特著，陳小悅譯：《競爭戰略》、《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國際生產的一般理論述評》，《國際經貿探索》1999年第1期。

第7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開始，作為長期資本運動的國際直接投資便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國際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以及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兩個方面。但是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也越來越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盡管并沒有得出一致性的結論。因此，對有關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分配影響的已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總結，具有一定的價值。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投資國與東道國間收入趨同的影響

在過去的20年中，國際直接投資已迅速地擴散到世界經濟的各個角落。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部門變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網的一部分。國際直接投資的高水平和互異的形式促進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收入趨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經驗和理論的研究已聚焦在國與國之間是否存在收入趨同的現象（Ben－David，1994：GreasleyandOxley，1997；Rassekhetal.，2001）。

自從Lucas（1988）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后，關于收入趨同的理論分析在內生變量模型的背景下就發展了起來。Tamura（1991）認為技術投資中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導致了國家間資本收入和產量增長率的趨同。Yuen（1997）使用與Lucas（1988）類似的內生增長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動性在收入趨同中的作用。他們認為，資本流動將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能夠通過附帶勞動流動性的人力資本而可觀地獲得。通過使用一個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增長模型發現，如果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知識溢出，作為勞動力流動代替者的跨國公司可能也提供一個學習國外技術的機會。

國際直接投資本身是資本流動的最重要類型，并且作為勞動力流動的代替者能夠影響國家之間人力資本的溢出。A.Mody（2002）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促進了國與國之間收入的趨同，而國際直接投資之所以能夠促進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收入趨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國際直接投資比間接投資效率更高。BosworthandCollins（1999）研究了外資對當地投資的影響，他們發現，在發展經濟狀態中，一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轉化成了一美元的當地投資；相比之下，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在東道國產生的投資效率則要低一些。因為大部分的國際直接投資是以“綠地”投資的形式進行，這涉及新的投資。而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資；（2）國際直接投資產生了生產力溢出，能夠通過溢出效應提高當地的生產力。從水平溢出角度來看，通過非正式的接觸和外國投資者對當地企業員工的培訓，當地企業能夠提高生產力。從垂直溢出角度來看，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會產生一種縱向聯系，外國投資者從而有機會轉移技術并提供培訓以提高當地供應者的生產力。

Changkyu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間OECD的16個投資國和57個東道國的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數據，運用平行數據回歸的方法對國際直接投資在國與國之間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趨同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增加時，投資國與東道國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發現，地理接近和語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Choi假設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率產生趨同作用，那么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越大，收入增長率的差距和每單位資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變量用絕對數據而非原始數據來表示；同時假設當國際直接投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時，存在逆人力資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國際直接投資是從低收入國家流向高收入國家時，低收入國家也能夠有機會改進人力資本從而與高收入國家進行競爭。另外，地理接近和語言接近被認為是收入趨同的重要因素，因為它們能夠促進跨國人力資本的溢出。

需要說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經驗研究，Choi是在考慮人力資本溢出的前提下，通過運用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來檢驗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增加是否導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他認為，不論什么情況，只要國際直接投資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將減??；而且，如果兩個國家距離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語言，收入水平和增長率就會趨同。以此為基礎，Choi又進一步對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流動增加時，兩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確實趨同了。這證明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動對人力資本溢出是很重要的，從而產生了趨同。同時發現，地理接近和擁有相同的語言在趨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兩國接近并使用相同語言時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加強。

由此可見，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顯著增長，國際直接投資將驅使世界收入趨同或趨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以前關于收入趨同的研究表明，通過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人力資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則以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為基礎，通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證明國際直接投資是造成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一個重要驅動力。

二、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兩種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產生作用的結果。而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結果有著相互對立的兩種理論－－“發展／現代化”假說和“世界系統／附庸”假說。

1.發展假說理論。發展假說理論建立在邊際生產率理論和儲蓄、消費傾向的傳統經濟學概念之上。該理論認為收入差距是改進每個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條件。其研究主線是沿著庫茲涅茲倒U型曲線假說進行的，根據這一曲線，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差距擴大，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收入差距就會縮小。在經濟發展的前期階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會擴大并且每一部門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會擴大。這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AdelmanandRobinson，1989）。在增長的后期階段，當更多的產品被生產和足夠的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逐漸消失并且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將提高到工業勞動力的水平。隨著實際勞動收入的增加，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將導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andRains，1964：Lenski，1966）。

雖然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很少直接涉及國際直接投資的分配結果，發展經濟學家也還沒有關于考察國際直接投資和收入差距假說的經驗研究，但是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經做出的重大貢獻，足以使我們對其代表性的研究進行概括和總結。根據發展假說理論，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投資而非原來的投資。資本，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帶來了增長并且其益處會最終擴散到整個經濟中。因此，即使國際直接投資僅在幾個領先部門帶來了收入的增長，但從長遠來看將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東亞出口加工區的國際直接投資，曾經對低工資就業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而改進了收入分配的范圍。大多數的發展假說理論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系統的類型和發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外資數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變化。因此，發展假說理論的觀點是：從長遠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有利于東道國內的收入分配，不會引起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

2.附庸假說理論。相對于發展假說理論的內隱論證，附庸假說理論則提出了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分配效應的觀點。附庸假說理論從世界經濟和歷史的角度研究差距問題，認為影響收入差距的是社會體制和生產組織，而不是經濟產量和財富。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位置是決定其收入分配的關鍵。更確切地說，收入差距是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關系的對應物，并且邊緣國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發展過程決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andChase－Dunn，1985）。

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加快，在發展中國家跨國部門任職的員工明顯地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些“勞動精英”的收入是標準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傳統部門工作員工的工資伴隨著生產過程的資本密集程度的不斷提高而逐漸增加，這反過來又導致傳統工業部門失業人數的增加。結果，勞動收入相對份額的增加不僅沒有帶來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換句話說，在這種附庸工業化的類型下，收入的擴散和混合效應沒有出現。而且，當融入世界經濟后，勞動精英通常會努力維持和鞏固他們的領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當地勞動精英會為外國投資者壓制甚至驅逐本土企業家。這種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國家間利益聯合的嘗試，具有深層涵義。在世界系統框架中，國家被認為具有市場和生產的權力。當勞動精英包括了國家組織中強有力的執行者，并且當勞動精英和國家通常由國外信用支撐時，一個經濟加政治的“三角聯盟”就出現了（Evans，1979）。然后，當市場不能為它們的利益服務時，這個經濟加政治的聯盟就會操縱國家的獨有權利來干預市場。這個聯盟的形成因此意味著，任何想改進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內在破壞性的因素。實際上，這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第一次簡單地檢驗了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其研究發現基尼系數與國際直接投資水平正相關，從而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危害了經濟發展進而導致了收入差距的產生。隨后Rubinson（1976）進行一了更為復雜的分析，證明國家勢力、直接金融控制和對外部市場的附庸是實施經濟控制和影響的三條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稅收占GDP的比重、外國儲蓄的數量、出口／進口占GDP的比重來分別代表以上三條渠道，得出了結論：哪個國家國內對國際直接投資控制的程度越大，這個國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別是在任何將基尼系數作為因變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發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間關系的二次方的失敗對Rubin-son的研究結果提出了懷疑。事實上，WeedeandTiefenbach（1981）所進行的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含在他們的樣本中的研究，并沒有重新產生Rubinson的結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證明了WeedeandTiefenbach（1981）沒有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差距影響的原因是，他們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放在了同一個樣本中。根據Bomschi-er的觀點，“附庸傾向于增加國家內收入差距數量”僅在發展中國家成立。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國際直接投資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趨勢。結果當一個樣本中既有發達國家又有發展中國家時，這兩個效應相互抵消，因此不會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差距的顯著效應。BomschierandChase－Dunn（1985）在其所進行的包括14個發達國家，52個發展中國家、6個計劃經濟體國家的總共72個國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個發達國家的附帶變量，證明國際直接投資確實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正相關，而與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負相關。但他們發現，公共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樣本中包括了6個計劃經濟體國家，在這6個計劃經濟體國家中基本上沒有私人資本，并且基尼系數僅僅是關于勞動收入的分配，而實際上勞動收入的分配比資本或總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二）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主要表現

國際上對收入差距的經驗研究已經進行了較長一段時期。最初是用Kuznets（1955）的研究成果來優化這一理論。在隨后不斷進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發現外資滲入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差距。的確，在國際直接投資大量流入東道國的同時，一些國家的收入差距也日趨嚴重。因此，國際直接投資也被認為是造成東道國內收入差距擴大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FijitaandHu（2001），Venu（2001），XingandZhang（2004），TsaiP.L.（1995）研究了國際直接投資和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他們運用數據比較和模型說明的方法，通過附帶和沒有附帶地理因素兩種模型的比較，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在東南亞欠發達國家中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TsaiP.L.（1995）嚴格選擇了33個發展中國家作為樣本來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問題，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進一步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ChangkyuChoi（2006）使用來自世界銀行的1993－2002年間119個國家的基尼系數，發現當國際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提高時，由基尼系數定義的收入差距擴大了。

綜觀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研究，可以發現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地區與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國際直接投資在地區間分配的不平衡擴大了東道國內地區與地區間的收入差距。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國際直接投資往往傾向于流向基礎設施優良、地理位置優越、具有資源優勢的地區，從而造成了國際直接投資在地區間的不合理分配。Ka-malakanthanandLaurenceson（2005）調查發現，進入中國和印度外資的一個顯著性質是它過度集中于某些地區。在中國和印度，外資已經勢不可擋地流到了沿海地區。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雖然很多，但主要是因為沿海地區具有進行貿易的區位優勢，從而吸引了以貿易為導向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同時，沿海地區一般都是國內最富裕的地區，因此吸引了以當地市場為導向的外資的進入。SrivastavaandSen（2003）研究發現，在印度除了Delhi，其余5個沿海州Karnataka、TamilNadu、Maharashtra、Gujarat以及AndhraPradesh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國際直接投資總數的60%－70%。由于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國際直接投資會因其便利的技術擴散而促進沿海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Caves，1996；Markusen，1995）。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集聚會使當地企業通過與外資企業做貿易而學到它們的先進管理經驗；而且跨國公司可增加當地的競爭，推動當地企業更具效率；跨國公司還能通過傳播國際市場信息或改進東道國的交通運輸設施而幫助當地企業出口（BlomstromandKokko，1998；UNCTAD，2000）。因此，國際直接投資提高了沿海地區的勞動收入，從而擴大了沿海地區和內地之間的收入差距。SunandParikh（2001）、Demurger（2001）以及Demurgeretal.（2002）的研究都考慮了國際直接投資在中國地區間收入差距的作用。這些研究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中國沿海地區收入的增長有著顯著、積極的影響，但對內地卻沒有。這些研究為有關國際直接投資提高了東道國內地區與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論斷提供了證據。

2.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間的收入差距。國際直接投資企業一般是資源尋求型的。這些企業大量進入后，會增加對當地生產資源的爭奪并使政府的優惠政策向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傾斜，從而提高內資企業的生產成本，這就導致了內資企業工資水平的下降。而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憑借其技術、資源等優勢，往往傾向于支付相對于內資企業而言更高的工資水平。這樣，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之間的勞動收入差距就會不斷擴大。A.Sav-vides（1998）的研究表明，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漸擴大。而且，在某一行業內國外投資者銷售額的提高，短期內也會使沒有國際直接投資的當地同一行業的企業的平均成本提高、產出下降（Aitkenetal.，1999），從而在短期內拉大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間工人工資的差距。Aitkenetal.（1996），LipseyandSjoholm（2001），FelicianoandLipsey（1999），Gorgetal.（2002）研究發現，國際直接投資企業之所以趨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資，主要原因在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從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生產；它們擁有技術和所有權優勢，在這些企業從事生產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更高；支付高工資可以降低這些企業先進技術的外流；充裕的資本促使這些企業提供更多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培訓；而且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比內資企業具有更大的規模，從而趨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資。Driffield（1996）以英國為例發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擁有技術優勢而導致其生產率比內資企業高，因此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支付比行業平均水平高約7%的工資。Conyonetal.（1999）發現，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生產率的不同而導致他們之間的工資差距達到3.4%；Girmaetal.（1999）也發現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間存在著5%的工資差距。而根據EdwardandWads（2000）對墨西哥的研究，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所支付工資高于東道國的平均水平，當非熟練勞動力的相對收益降低時，收入不均就會更加嚴重。

由于國際直接投資可能引起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之間的工資溢出（MachinandvanRe-enen，1998），有的學者認為，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是否會擴大，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工資溢出。Aitkenetal.（1996）在對墨西哥、委內瑞拉和美國三個國家所分析的基礎上得出如下結論：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均導致了三國工資水平的提高。但在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只導致國際直接投資部門工資水平的提高，未發生工資溢出，亦即非國際直接投資部門的工資并未同步提高，因而國際直接投資部門和非國際直接投資部門之間存在顯著的工資差異。在美國則發生了工資溢出，國際直接投資部門和非國際直接投資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甚至幾近消失。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是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大多比美國國內企業規模更大、資金更加密集，因此較墨西哥和委內瑞拉更易產生工資溢出效應。

但是，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導致了東道國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之間收入差距的觀點，有的學者則提出了不同意見。GrahamandKrugman（1995）討論了美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貿易和工資率之間的關系，通過分析1986－1990年間經濟分析局的數據，他們幾乎沒有發現支持有關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支付了更高工資的證據。

3.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的收入差距。國際直接投資導致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另一個顯著表現是，國際直接投資增加了東道國社會中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許多學者在實地調查和理論研究中都支持這一結論。Juhnetal.（1992）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工資差距劇烈增加，因為熟練勞動力的工資相對于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增加了。MarkusenandVenables（1997）提出了一個工資差距和長期資本來源的跨國公司的理論框架。在這個框架中，他們發現，如果放寬對國際直接投資的限制，可能增加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BlonigenandSlaughter（2001）研究發現，1987－1994年間，國際直接投資具有促進美國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工資差距不斷擴大的作用。WeiyanChen（2003）調查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后果，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國際直接投資對工資的非理論影響。他運用特定因素模型的擴展導出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國民收入的功能框架，調查了國際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各種類型勞動的不同影響。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提高了熟練勞動力（非農業勞動力）的工資，降低了非熟練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工資，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可能是導致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一個根源。FiginiandGorg（1999）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國際直接投資與1979－1995年間愛爾蘭制造業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增加相關聯。Tay-forandDriffield（2000）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美國制造業內部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有顯著影響。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同行業內部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存在著影響。

國外學者們還進一步研究了造成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次原因。概括起來就是：

首先，源于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FeenstraandHanson（1997）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向一個地區的集中流入會提高對當地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提高當地熟練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他們通過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墨西哥由于熟練勞動力相關工資的增加而導致的工資差距的增加是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引進相聯系的。他們研究了1975－1988年間墨西哥Maquiladoras地區國際直接投資對工資差距的影響。該地區吸收了來自美國跨國公司的大量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分析技術報酬時，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國際直接投資具有提高該部門熟練勞動力的相對工資的趨勢。他們研究的結果支持了有關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增加了熟練勞動力需求從而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相對工資率的假說。

DriffieldandTaylor（2000）認為，國際直接投資的進入主要通過兩種效應的結合來增加一個行業或一個地區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一是跨國公司的進入直接增加了一個行業或一個地區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二是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溢出，使得內資企業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也增加了。Korv（2000）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他以更廣泛的非理論研究和獨立估計，發現熟練勞動力對資本更多的是互補，而非熟練勞動力對資本更多的是替代。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增加了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根據勞動力市場供求理論，需求增加的熟練勞動力的價格將增加而需求降低的非熟練勞動力的價格將降低，因而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將增加而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將降低，從而二者的工資差距將擴大。Feen-straandHanson（1995）發現，國際直接投資的引進，增加了1975－1998年間墨西哥制造業內部對熟練勞動力的相應需求。這種由國際直接投資引起的對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從而增加了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的工資差距。FreenstraandCordon（1995）對墨西哥的研究也發現，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與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正相關，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增長中，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達到50%。

其次，源于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技能偏向的技術需求的增加。Dunning（1993）認為，大約3/4的R&D和市場經濟中90%的技術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是由跨國公司引起的。根據國際直接投資的交易成本理論，公司在國外建立生產往往因為它們在調動擁有的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方面（新產品、技術擁有權、先進的管理技能等）具有優勢，這樣技術往往隨著跨國公司而轉移。Acemoglu（2002）、CardandDiNardo（2002）認為，美國工資差距增加的標準解釋是技能偏向的技術需求的變化。按照這種假說，技術發展帶來了與熟練勞動力互補的投資，這便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的工資，降低了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事實上，由于東道國的技術發展吸引了國際直接投資，而國際直接投資的進入又帶來了先進技術，便利了技能偏向的技術需求的變化，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的增加便引起了對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從而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的工資，造成了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的工資差距。

DriffieldandGirma（2003）進一步認為技術與熟練勞動力是互補的。技術輸入可能增加熟練勞動力的生產率，從而產生高工資率。BarrelsandPain（1997）的研究表明，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技術是擴大勞動需求的，其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和熟練勞動力的工資，降低了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和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XiaodongWu（2001）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已經選擇了合適的經濟政策來吸引國際直接投資以促進技術的發展。自從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引進引起了對技術的偏好，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在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分配的影響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進垂直生產差別來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對技能的回報，得到的結論是，在一個勞動力充裕的國家，這種影響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引起的這種技術轉移是技能偏向的還是勞動力偏向的，而不是究竟哪個部門吸收了國際直接投資。分析顯示，當國際直接投資伴隨著勞動力偏向的技術時將降低工資差距，而當國際直接投資伴隨著技能偏向的技術時則將增加工資差距。

第8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反差現象；成因；治理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對外投資存量首次超過萬億美元大關；2016年，我國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不僅如此，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我國對外投資的區域、領域和形式都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對外承包工程領域正在經歷從最初的土建施工向工程總承包、項目融資、設計咨詢等高附加值領域拓展。但外投資規模迅速擴張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反差現象，需要從理論和實踐角度進行認真思考。

一、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反差現象

（一）對外投資增速提升與投資利潤率不高的反差

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實現1456.7億美元，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9個國家進行了148.2 億美元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8.2%，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6%。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涉及境外企業7961家，投資金額達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2007-2016年10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到64.2%。在對外投資增速快速提高的同時，我國對外投資的利潤率卻沒有明顯增長。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2004-2015年間，美國對外投資年均收益7070.4億美元且比較穩定，而我國對外投資收入從2004年的185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938億美元，年均增長87.3%，但收入水平較低，僅為1094.4億美元，只有美國年均收益的15.4%。從單個年度看，2015年我國對外非金融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3.3%，但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同比下降11.7%。從一段時期看，2000年至2016年中期，我國共發生2858起對外投資，但《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顯示，根據對中國境繞笠翟186個國家設立的3.08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抽樣統計，基本盈利、基本持平和虧損的企業數量占比達到87%，僅僅約13%的企業表示盈利可觀。對外投資的獲益能力和其高速增長明顯不匹配。

（二）對外投資行業擴張與高端行業少的反差

2014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涉行業已經覆蓋國民經濟所有行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告（2016）》顯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第一產業占比0.8%；第二產業占比24%，其中，采礦業占53.9%，傳統制造業占29.8%，建筑業占10.3%，電、熱、燃氣和水的生產與供應業占6%；第三產業占比75.2%，主要是商務服務、批發零售、交運倉儲和房地產領域。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2015）統計，當年中國企業共發生498起對外投資案例，綠地投資案例121起，交易金額超過4000億美元，主要投向發展中或欠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行業。在對外投資行業存量規模上，2015年中國對外非金融直接投資有3個存量規模超千億美元的行業，分別是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占比37.3%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13%的采礦業，占比11%的批發和零售業，其他行業平均占比僅僅1.8%。典型的、位居價值鏈高端的行業投資較少，如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占比僅為1.9%，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業占比僅為1.3%。以中國對德國的直接投資為例，據《中國企業海外發展報告（2016）》，2015年中國成為在德國實施綠地投資項目數量最多的國家，但企業的商業活動約80%集中于商貿服務與物流交通，企業的投資行業約40%投向機械制造、汽車等傳統行業，只有不足8%的企業投資于具有高技術特征的信息與軟件行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尚未實現對全球價值鏈高端行業的占據。

（三）對外投資并購擴張與企業國際化治理程度不高的反差

據商務部和CCG數據，2015年我國對62個國家和地區的18個行業大類共實施579起對外投資并購，實際交易金額544.4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占交易總金額的68.5%；2016年中國企業共對73個國家和地區的18個行業大類實施742起對外投資并購，較2006年的41起增長18倍，并購金額較去年同期增長68%。其中，對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分別實施了197和109起并購活動，在境外并購總數中占比分別達到26.6%和14.7%。從分布行業看，制造領域的并購項目133個，金額161億美元；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81個，金額154.8億美元。據中國企業聯合會數據，中國跨國公司100強平均跨國指數2015年為 13.66%，2016年為14.4%，遠低于世界跨國公司100強的61.06%；2013-2016年間，中國跨國公司百強的跨國指數年均增長約0.11，海外資產營收比從1.06持續下降至0.67。從上市公司的跨國并購案例看，高穎（2009）和閆雪琴（2016）對中國上市公司在2005-2013年間的跨國并購績效的實證研究發現，總體上并購完成后跨國公司治理績效有短期上升，但隨后出現徘徊或下降；楊俊宇（2015）和楊明明（2016）對2009-2013年間的資源型上市公司跨國并購的研究也得出了跨國并購的規模經濟不明顯的結論。雖然并購已經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但跨國公司的治理效率并不高。

（四）對外投資規模擴張與高新技術獲得率低的反差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迅速增長。2015年，中國境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456.7億美元，同比增長18.3%，當年末境外企業擁有的資產總額達到4.37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10978.6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位居全球第二，存量位居全球第8；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44.1%。但在高新技術研發和應用密集相關行業如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領域的直接投資比重并不高，以2015年為例，中國企業實施的全部海外并購中，能源、材料和工業的占比分別為9%，5%和18%；但在高新技術研發和應用較密集的裝備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的對外投資在總對外投資流量中的占比僅為13.9%，在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中的占比僅為6.1%，使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新技術獲取能力仍處于很低的水平。CCG（2015）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國際化企業中的認為技術水平較好、一般和落后的企業數占比達到80%，僅有20%的企業的技術處于領先水平。

二、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反差現象的主要成因

（一）多邊貿易和投資治理標準制定的參與程度低

據WTO統計，截止2014年初，WTO收到的全球范圍內的各類區域貿易自由化協定超過580個，其中270多個正在實施。目前，自貿區談判成為重構國際貿易、投資規制和標準競爭的重要平臺，投資規制、服務規制成為自貿談判的主流和重點。當前幾乎所有的WTO成員國同時也都是一個或多個自由貿易區的成員，以優于WTO的投資貿易條件，緊密連接彼此利益，整個區域成員在經濟，甚至政治領域的對外共同發聲。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參與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制制定的程度較低。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為例，其制定的2萬多個標準被世界多數國家采用，而中國僅僅承擔ISO的50個技術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僅參與626個ISO技術機構活動，這與我國的世界第2的經濟地位和國際投資流量第2的地位極不相稱。在我國當前尚未形成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國際經貿規則話語權的當下，新的貿易規則一旦成型，我國將面臨適應新格局、新規則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戰。

（二）復雜地緣政治因素的阻礙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覆蓋全球188個國家，地緣因素復雜且不易協調。以“一帶一路”沿線65國為例，沿線國家呈現多文明交匯、多力量交織、安全形勢復雜等特點。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地緣沖突，中亞和中東一些國家政局不穩、民族與宗教矛盾突出，鄰國間關系不睦。西非地區單據造假、虛假交易等層出不窮。中國與有關國家存在島嶼和海權爭端、海盜問題，以及大國對海上戰略要道、重要港口的準入權、控制權之爭。出于自利、復雜政治因素和歷史原因的影響，一些發達國家還針對我國不斷提升投資安全審查標準與力度。以美國為例，早在2012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就提出對“國家安全”的十二項考慮因素，排除或否決中國企業對一些所謂涉及國家安全、敏感技術行業等領域的項目投資。商務部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自2015年年中以來，已有總計約400億美元規模的中資收購計劃中的絕大部分遭到否決。比如，2016年美國曾單方面認為中資企業收購Lumileds會得到LED芯片技術，這將危及美國軍工業，因而收購申請被否決，這對中國對外投資的地區結構和技術獲取能力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三）東道國市場環境條件的制約

東道國的市場環境，如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自然資源、技術水平、制度環境等方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對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增長的預期吸引了我國市場尋求型對外投資的積極性。亞洲地區廣闊的市場前景使得我國在商貿服務和批發零售行業的對外投資存量比重達到在該區域總投資存量的43.1%和13.1%。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環境管制以及資源制約的影響，自然資源豐富和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對我國資源尋求等類型的直接投資有很大吸引。如非洲豐富的礦產資源、低下的開采技術和薄弱的基礎設施吸引了我國在采礦業和建筑業的大量對外投資，其投資存量占我國在該洲總投資存量的28.9%和19.2%；礦產資源豐富的大洋洲，我國對采礦業的直接投資存量占在該洲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57.9%。在制造技術先進、金融業較發達、制度較透明和市場較成熟的北美洲和歐洲，我國在制造業、金融業和商貿服務業的直接投資比重較高，分別占在美洲直接投資總存量的23.4%、23.3%、12.6%，以及在歐洲投資總存量的19.2%、18.3%和9.2%。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制度環境對學習型和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有很強的吸引力，先進的技術和較透明公正的市場環境正是發達經濟體和免稅地區受我國對外投資追捧的重要原因。

（四）企業人才的國際化程度低

麥肯錫在中國人才短缺狀況的分析中指出，中國對外投資所需的綜合型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嚴重不足。其預計到2020年，中國對外投資需要大約7.5萬名有豐富國際投資管理經驗的經理人，但目前這類人才存量不足0.6萬名。據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世界跨國公司跨國指數排名前10強公司的員工國際化比例平均值為93.2%，排名第一的力拓集團員工國際化比率高達99%；同年，我國跨國公司跨國指數排名前10企業的員工國際化比例平均值僅為33.9%，排名第一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團公司的員工國際化比例也僅為58.8%，位居跨國指數第6位的中國遠洋集團的員工國際化比例只有6.2%。我國跨國公司遠低于國際平均值的員工國際化水平，對跨國投資進程產生了明顯的消極影響。另外，中國跨國企業普遍缺少世界級實驗室等研發平臺，其匯聚世界一流研發和管理人才的能力不強，加之中國企業人才管理創新缺乏，導致了國際綜合型人才與我國企業溝通交流存在不小的阻礙，這是掣肘我國跨國公司國際化提升的重要因素。

（五）東道國社會文化制度差異

社會文化制度屬于非正式制度，涉及民族、歷史、地理、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等方面。不同經濟體之間因宗教差別、民族認同、教育水平等不同導致社會文化制度的差異，使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可避免地面對這種差異所帶來的摩擦、競爭甚至沖突；而且，這種社會文化制度差異越大，摩擦、競爭或沖突產生的可能性也越大，對外投資的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締約成本以及協調成本也就越大。比如，2016年中遠集團收購雷埃夫斯港67%的股權計劃，雖獲得政府批準但深陷與當地工會和民眾的沖突中。因而，如果缺乏有效的彼此溝通和對文化差異的理解與容忍，社會文化制度的巨大差異往往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地區和行業選擇，以及成功進行跨國并購的強大制約因素。進一步地，對跨國公司來講，雇員在種族、宗教、社會慣習等方面的差異加大了溝通交流障礙，推高了企業內部管理成本。這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反差現象的治理建議

（一）加強國際產能合作

以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為載體，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是優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為助力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而更好的服務于區域經濟整體水平提升，國際產能合作將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重點領域。從制度層面看，2015年5月，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首次以國務院文件形式推進產能國際合作，意味著面向全球的產能合作的政策制度已逐步到位。從國際市場看，“一帶一路”戰略的主旨在于促進開放型經濟體制建立，由于沿線各國的資源基礎和產業優勢各異，存在較強的經濟互補性，合作潛力和空間巨大，通過家區域自貿戰略以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源資源合作、園區和產業投資合作，將有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行業結構的優化。

（二）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制定

雙邊或多邊貿易與投資規則對企業跨國行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張，我國在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的形成與發展中應發揮更大作用。這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并促成雙邊或多邊貿易投資協定的達成。當前，WTO框架下的貿易投資協議已出現不能滿足現實跨國經貿投資合作的趨勢，不同經濟體之間試圖以各種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來促成更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若我國缺席這個過程或者不有力地影響投資規則的制定，勢必會使我國在未來國際貿易與投資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在維護WTO為代表的多邊規則基礎上，應積極推進雙邊貿易和投資協議升級，發揮APEC、上海合作組織等的作用，加強與尚未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的經濟體展開談判，力促雙邊協定成為應對對外投資不利因素的國際法依據。

（三）積極應對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

國際貿易規則的重構和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的抬頭，直接影響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也對新技術和新管理經驗的獲取帶來負面影響。對此，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政府應通過各種協作渠道加強對外宣傳，闡明中國和平發展與共贏的理念，減少誤解與曲解，借助雙邊協定和行為規范，明確企業和政府責任，強化投資過程中企業的主體地位，完善企業治理，避免政府直接介入，以多種方式減少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的不利影響。比如，通過產業鏈合作形式取代單一企業投資來應對風險，與優秀跨國企業、東道國本土企業高效合作以實現優勢互補，夯實彼此的資金實力，提升技術合作和市場競爭力，通過加強綠地投資來減輕源自制度方面的障礙。

（四）優化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和行業布局

依托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構建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促進具有技術優勢的制造業加快全球布局，推動中國技術、中國標準走出國門；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加快我國傳統制造業向東盟、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經濟體的轉移，根據東道國的資源、產能和市場因素建立工業合作園區，合理布局合作領域。優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戰略布局，全面推進與東盟、中西亞和中東歐經濟體的合作，推進中印緬孟、中巴、中蒙俄和新亞歐大陸橋等經濟走廊建設。依托制造業走出去，加大生產業投資，加快全球研發創新與供應鏈體系的建設，為我國企業海外拓展提供支持。同時，鼓勵企業到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搭建國際研發基地和產業基地，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形成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和行業布局不斷優化的格局。

第9篇：國際直接投資形式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出口貿易　回歸分析　政策建議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口貿易以及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從外貿領域來看，中國年度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97.5億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2492億美元，2008年，該數值高達14285億美元。另外，中國吸引外資的情況也格外引人注目：1978年以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金額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實際使用金額更是由2000年的407.15億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923.95億美元，漲幅高達127％。中國吸收外資的能力也一躍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首位。

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的同步增長很自然地引起了業內人士及學術界對于二者關系的思考：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能否促進一國出口總量的增長’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今天，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以外資帶動外貿的發展。從而促進二者共同良好發展?

二、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日益融合。當前學術領域關于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主要存在以下兩種觀點：

(一)傳統理論認為，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是相互替代的關系――以Mundell模型為代表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相互背離的，20世紀60年代以前，經濟學界一般采用H-O-S模型來解釋國際間的資本流動及其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就貿易和投資的關系而言，按照傳統理論的分析，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會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從而使國際貿易的基礎喪失，貿易和投資是相互替代的關系。Mundell.R.A.(1957)通過比較靜態分析方法，研究表明貿易和投資是一種商品進入他國市場的兩種主要方式，即投資會替代貿易，并提出了著名的貿易投資替代模型。Vemon(1966)從動態角度闡述了FDI對貿易的替代效應。他認為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伴隨著產品的生命周期運動展開的，是對企業出口方式的替代。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講，如果對外投資是為了躲避東道國較高的關稅壁壘，或者是為了減少東道國采取保護措施的可能性而進行的投資，那么這種情況下將會產生FDI對貿易的替代效應(Belderbos and Sleuwaegen，1998)。這種投資和貿易的替代關系較好地解釋了二戰前的世界投資行為，但隨著世界貿易投資一體化理論的提出和全球貿易、投資的共同發展。該觀點已經無法合理地解釋貿易和投資之間的關系。

(二)更多學者認為。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之間是互補共存的關系――以Koiima模型為代表

Kojima(1978)在其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中構建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存在互補關系的模型，即小島清模型。該模型認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從而創造更多的貿易機會而擴大兩國的貿易。從這個角度來講，FDI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FDI同國際貿易之間存在著共存互補的關系。Muchielli，Chedor(1999)認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會使東道國企業學習到更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并獲得更完善的國際銷售網絡，從而提高本國的產品出口競爭力，擴大出口規模并優化出口結構。

三、FDI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中國出口貿易及吸引外資情況描述

近年來，中國出口貿易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均發展迅猛。出口方面，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年度出口總額呈逐年上漲的趨勢。1985―2000年，我國年度出口額逐年上升但上漲幅度較小較平穩，自2000年以后年度增長率大幅度提高。我國年度FDI也基本上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傮w來講，我國的出口貿易規模隨著外商直接投資額的上升而不斷擴大，二者呈并駕齊驅的穩健發展態勢。

在全國出口貿易中，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出口對整個中國出口的貢獻非常大。1993年、1996年、1998年，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出口增加額的貢獻超過100％。即如果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這3年我國的出口將會下降。外資企業對中國出口增加額的貢獻一直處于上升勢頭，進入2001年以來，外商投資企業年度出口額一直占據全國年度出口額的50％以上，并且呈加速增長的趨勢(表1)。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增長，是我國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

外商直接投資會從兩個方面促進中國出口規模的擴大：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

1　直接效應指外資企業通過本企業產品的出口來帶動全國的出口增長。由表1可以看出，2001年外資企業的出口額超過全國的50％，成為中國出口貿易的主要來源。

2　間接效應指FDI通過對當地企業的影響促進全國的出口增加(Cayes，1996)。外資企業通過對當地企業的“溢出效應”和多種形式的非股權產業聯系?；蛑苯訋恿水數仄髽I的出口，或使當地企業的出口競爭能力提高。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貿易額的回歸分析

1　數據的收集。筆者選取1985―2008年中國年度出口額及年度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作為模型數據，采用計量分析方法，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進行實證分析。

2　模型的建立。本文采用單因素分析法來分析中國吸引FDI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紤]到時間序列數據一般都是不平穩的，取對數后容易獲得平穩序列數據，且對數形式的函數是一種擬合較好的函數形式，因此本文對各變量取自然對數，構建如下模型：

LnEXt=aO+alLnFDICt+Ut

對模型的兩點說明：

(1)a0為常數項，沒有實際意義。a1為相應的彈性系數，表示自變量每變化1％，因變量變化的百分數，U為隨即擾動項，t表示相應的年份：

(2)EXt表示第t年全國出口總額，FDICt表示第t年全國外商直接投資額存量。采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值代替FDI流量是出于以下考慮：一般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加不會立即對當年的出口貿易產生影響，即FDI對于出口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時滯。另外，過去的FDI存量會對當前的出口貿易產生影響。FDI的累積值對出口貿易既有長期影響也有短期影響。

3　回歸分析。筆者將表2中的數據代入Eviews5.0計量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LnEXt=3.2821+0.6150LnFDICt

0.2929 0.0419

t=(11.2043)(14.6800)

R2=0.9074，adjustedR2=0.9032 F=215.5013

回歸結果顯示，可決系數R2=0.9074，調整后的可決系數為0.9032，說明所建的模型總體上對樣本數據擬合較好。F值較高。方程總體顯著，解釋變量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1985―2008年期間，我國的出口貿易額同外商直接投資額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解釋變量前的系數為0.6150，說明出口額和外商直接投資呈正相關關系，后者每增加1美，前者將會增加0.6150美元。

4　模型結論。綜合以上計量過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由于FDI同出口貿易額之間呈現正向相關關系，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由于模型中采用FDI存量作為解釋變量，所以無論從長期還是從短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對外貿易都產生一定的拉動作用。

四、關于我國吸引外資和促進出口的政策建議

(一)充分發揮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均衡發展不同的FDI

FDI是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分工的重要方式，并且能夠充分帶動其流入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從目前國內各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來看，東部地區應以利用FDI開展一般貿易方式的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而中部地區則要以利用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制造業為主，這樣不僅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區間在利用FDI上的惡性競爭。

(二)對外資企業進行適當篩選

外商投資企業對中國出口的帶動作用主要是通過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產生的。在引資過程中。各地政府最好選擇與當地企業具有一定關聯度的企業以及高新技術企業。這樣，在外資企業本身進行生產和出口的同時，會對當地企業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并使當地企業學到世界先進的管理經驗，帶動東道國相關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出口增加和出口結構的改善。

參考文獻：

[1]封福育，王少平FDI對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j].南昌大學學報，2006(3)

[2]胡君茹.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貿易額的回歸分析[j]上海電機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