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資本流動案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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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關鍵詞：資本項目開放；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0-02

我國跨境資本雖然總體上還處于凈流入狀態，但是資本雙向流動的條件已經具備且初步顯現。美聯儲從2014年開始的量化寬松退出過程，也是我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去杠桿化、資本項目開放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其中蘊藏的風險不能不重視。

資本賬戶開放的過程，是一個資本管制逐漸放松，允許居民與非居民擁有跨境資產并從事跨境金融交易，實現貨幣自由兌換的過程。近年來，我國資本賬戶開放步伐明顯加快，外匯管理已由“寬進嚴出”向“雙向均衡管理”轉變，逐步減少行政管制，取消內外資之間、國有與民營之間、機構與個人之間的差別待遇。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1年《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目前我國不可兌換項目占比10%，部分可兌換項目占比55%，基本可兌換項目占比35%。總體看，目前我國資本管制程度仍較高，與實現資本賬戶開放還有較大距離。

資本賬戶開放要滿足四個基本條件：充足的外匯儲備，穩定的經濟金融環境，完善的金融監管和穩健的金融機構。我國目前基本具備了上述條件，但是在金融監管和銀行體系的穩健方面還存在不足，這給資本賬戶的開放增加了不確定因素。

一、我國的跨境資本流動概況

跨境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從一個國家或地區流動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通常將資本流動分為長期和短期資本流動，以及官方和私人資本流動，其中短期資本流動一直是研究的焦點。國際上測度跨境資本流動狀況，一般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資本和金融項目，主要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從2001年到2011年都是凈流入狀態，其中由于次貸危機后的特殊國際國內環境，2009、2010、2011三年出現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入，2012年轉為小規模凈流出，2013年又出現了大規模凈流入。

國外學界把國際資本流動的驅動因素分為兩類：國內因素（PULL）和國際因素（PUSH），兩者就像磁鐵的吸力和推力一樣促使國際資本跨境流動。目前，我國的國內因素包括較快的GDP增長率，穩健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人民幣匯率單邊升值趨勢，國內資本項目開放和金融自由化。國際因素包括國際利率下降，發達國家經濟衰退、流動性泛濫等，如美國次貸危機后實施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些因素一并影響著國內外投資者的全球資產配置決策。

一般來說，人口結構是一個長期因素，但我國的情況比較特殊。1980年之前，一對夫婦平均有四、五個孩子，改革開放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到今天有30多年了，目前我國正處于劉易斯拐點上。根據開放經濟的雙剩余模型：S-I=EX-IM，如果內部經濟的儲蓄大于投資，則出口大于進口，凈出口為正，經常項目順差；若我國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到來，儲蓄減少，會導致出口小于進口，凈出口為負，經常項目逆差，且會拖累國內經濟增長。這個轉變正在到來，會使市場上的部分投資者改變對我國經濟基本面的觀點，導致預期分化，由于預期的自我實現功能，我國的跨境資本流動的雙向波動特征會更加明顯，不確定性更強。因此，這個長期因素會有一種類似催化劑的功能，放大某些短期因素對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

二、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分析

國際資本的流動有其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正面的影響包括貨幣資金的有效配置，分散投資者的國別風險，資本流入國家的資本形成，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和稅收，平衡國際收支等。但是，跨境資本流動也有其對經濟和金融不利的方面，特別是短期國際資本在短時間內大量流入或流出，往往會沖擊一國的經濟和金融體系，造成動蕩甚至危機。

1.資本流出對國內經濟金融的沖擊

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逐漸退出，將改變國際流動性環境，導致國際資本流向逆轉，對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較大沖擊。比如，2013年受美聯儲縮減QE預期影響，全球資金從新興市場大規模撤出回流美國和歐洲，新興市場資產價格經歷了大幅調整，印尼盧比、巴西雷亞爾和印度盧比大幅貶值，其中印度的經濟發生了嚴重的下滑。

隨著劉易斯拐點到來，我國勞動生產率提升的空間收窄，經濟增長率將不復之前的增速，經常賬戶順差越來越小，支持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基本面因素逐漸消失。雖然目前經濟基本面總體良好，但也不能忽略一些結構性風險因素被資本流出引爆，造成經濟金融動蕩，其中的重點是房地產泡沫和債務風險。

一旦人民幣匯率進入貶值通道，資本大量流出，將對我國的經濟金融產生嚴重的沖擊。國內由于投資渠道匱乏，股市不景氣，而房價連年上漲，房地產就成了優良的投資標的，加上財務杠桿效應，其金融屬性得到加強。一旦資本集中流出，房價下跌造成房市預期分化，若剛性需求持幣觀望，邊際拋壓繼續拉低價格，就會形成大幅的房價下跌，而由資本流出引發的利率上升會加大投資者的持有成本，從而加強這種可能。野村證券分析師指出，房地產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支柱，2013年占GDP的16%、固定資產投資的33%、貸款余額的20%，新增貸款的26%和政府收入的39%，因此如果房地產急劇放緩，將對銀行系統、地方政府財政、經濟增長和就業帶來重大沖擊，甚至發生經濟危機。

2.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

1999年，美國教授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基礎上，結合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實證分析，提出了“不可能三角”理論。指出資本自由流動、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三個目標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隨著資本項目逐漸開放和匯率的彈性增加，我國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會逐漸增強。但是在現階段，國際資本流動對我國的貨幣政策還有比較大的影響。

當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時，外匯市場供給增加，外匯銀行為了規避外匯多頭風險，會把買入的外匯賣給央行，另外，央行為了穩定匯率，也會進入外匯市場平抑匯率波動，買入外匯，賣出人民幣。這就形成外匯占款，國內的基礎貨幣增加，銀行體系流動性泛濫，央行必須沖銷多余的流動性，使用緊縮的貨幣政策，如果央行提高利率，則會造成國內外利差擴大，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形成惡性循環。如此，央行的貨幣政策將被動適應外匯占款的增減，對國內經濟的調節效力不彰。

3.外債風險

外債風險主要包括償付能力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分層次來看又有國家風險、金融體系風險和企業風險。作為資本流動的一種重要形式，短期外債如在經濟形勢逆轉時，大規模地迅速撤出，將直接影響我國的外匯儲備、匯率水平和貨幣供應等主要經濟變量，從而影響我國的金融市場穩定，乃至整體經濟金融的安全。

截至2013年9月末，我國外債余額為8229億美元，短期外債余額為6329億美元。占比77%。我國短債比重雖然較高，但其他外債警戒指標如債務率、負債率、償債率、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比例等均在國際警戒標準以內，總體債務風險可控。但從微觀層面看，境內機構仍應重視短期外債占比過高的問題，防范跨境資本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可能引發的外匯流動性風險和匯率風險。尤其是一些企業通過虛構貿易方式進行高杠桿的融資套利活動，一旦看錯了市場走勢，就有可能給當事企業和銀行帶來巨大損失，對此必須高度重視。

三、對風險的監管與防范

1.建立健全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風險預警系統

國際短期資本的大規模無序流動是當今國際市場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對其進行跟蹤監管并建立相應的風險預警系統對于防范其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風險預警系統首先應該建立一套實用性較強、監測范圍全面的原始數據收集和分析系統。鑒于大數據和數據分析挖掘技術在我國證券市場監管的成功應用，我國應該將這種技術應用到對資本流動監管的風險預警系統中來。其次是構造有效可行的風險預警模型，通過選擇宏觀經濟運行中適當的監測指標值作為模型的指標參數，以原始數據為基礎進行分析，并設定臨界指標值，及時監控資本流動狀況。

除了對國際資本流動本身進行密切監控，在風險增加時及時發出有效的預警信號以外，還應該對反映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狀況、金融體系風險積累狀況以及經常項目的相關指標進行跟蹤分析，這樣各個指標之間相互參照，可以更全面的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進行監管。

2.加強對重點主體和領域的監管

首先，加強對以對沖基金為首的國際私募投資基金的監管。私人資本流動成為當今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角，占全球資本流動的四分之三，居主導地位，而這其中，最大的風險因素就是以對沖基金為首的國際私募投資基金。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案例給人教訓深刻。這方面我國應該加強與美國監管機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作、溝通。

其次，加強對銀行體系的資本流動渠道監管。在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資本市場不發達，銀行機構通常是主導性的金融中介。在這種金融結構下，資本賬戶開放導致的資本流入無論采用何種形式，其中大部分都會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進入銀行體系，相應增加銀行可貸資金，并由此對銀行體系的穩定造成重大影響。

第三，加強對我國影子銀行等風險點的監管。影子銀行在我國2013年的社會融資總額中占到了30%左右，這些資金缺乏監管，雖對經濟有一定促進作用，其風險不容忽視。有證據表明這些資金有相當部分流入了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和“三高一?！碑a業，這些領域多與國家產業政策相悖，或存在資產泡沫風險，或收益能力差，積累后續的債務風險。

3.考慮實施托賓稅

托賓稅（Tobin Tax）是指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的交易稅，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托賓稅僅指對資產交易直接課稅的稅收形式。而廣義的托賓稅則包括其它旨在提高短期資本流動成本的措施，常見的形式有對居民直接借入外債制定較高的無息準備金要求，或是規定上述外債準備金在中央銀行的滯留期。智利政府在1991年6月開始實施一種名為“無收益準備金”的廣義托賓稅，有效地限制了資本流人的數量，對危機的發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東南亞危機期間，馬來西亞曾規定外資基金在股市中投資需持股一年后才能將股票變現匯出，這樣便有效地阻止了大量短期資金的外流，使其加快經濟的恢復。我國應借鑒智利和馬來西亞的成功經驗，設計適當的廣義托賓稅，給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車輪下“撒些砂子”。

4.深化金融改革

在市場經濟中，經濟實體資產負債表的擴張與收縮、經濟產出增加與減少以及資產價格的膨脹與萎縮都是經濟的常態，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的周期性波動規律，這或許是市場發揮經濟調節作用的一種方式。但是這不等于我們就聽任風險的集聚和爆發，構建和經營一個健全的金融體制可以成為應對資本流動沖擊的緩沖帶和防風林。保羅·克魯格曼曾指出，金融制度不合理是導致東亞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要避免出現類似東南亞國家的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改革金融體制。

針對當前我國金融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改革金融體制的核心是建立競爭性的金融組織體系，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以市場為基礎配置金融資源，從而提高整個金融業的活力和效率，這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最基本的措施。這包括對國有金融機構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強其對價格和成本的敏感性；開放外資和民營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發展區域性中小金融機構；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促進金融深化；徹底放開存款利率，以市場為方向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擴大浮動區間，實現國內外經濟基本均衡，實現資本項目對內對外開放等措施。

參考文獻：

第2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關鍵詞】 國際金融 應用型本科 案例討論 校外實訓

國際金融這門本科課程是以國際金融活動為研究對象，研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何促進一國國際收支均衡的金融學科。該課程是我國經濟、管理類專業本科層次的基礎課程，在管理類和經濟類專業本科層次的人才培養計劃中，其先導課程一般會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基礎，由于專業的差別，其后續課程會隨之有所差異。開設國際金融這門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國際金融市場的了解和對國家國際金融的理解和運用的能力。

一、國際金融本科課程與應用型本科教育存在的差距

應用型本科教育，注重全面實施素質教育，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的實踐和創新精神。而目前我國高校實踐教學以專業課程教學為主，課程教學又以本課程為體系形成實踐教學要求，在國際金融教學領域普遍存在脫離金融工作實際情況，強調課程為主，割裂課程間聯系，最終脫離實踐的現象。同時，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居主導地位，教與學內容的取舍、實施的方式、實際運作中的控制權、效果的評定等，幾乎都是由教師決定的。雖然近年來高校特別是本科高校在教學工作中比較關注理論性和創新性的知識，但教學環境偏于理想狀態，培養出來的學生缺乏對企業運作整體真實情況的了解，在進入社會之初，普遍存在不適應的情況。為此，不少高校采取到企業實習的形式，然而受學制和實習崗位限制，學生難以了解金融工作的全貌，實效并不明顯。此外，在國際金融本科課程教學中，還存在著一些傳統教學模式下學生被動學習的弊端，學習積極性和創造性被抑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教材體系有待完善

從該門課程的教材來看，雖然教材數目種類林林總總，但很少有教材能夠既滿足教學內容組織具有系統邏輯性、表述準確而精煉的要求，又能滿足宏觀微觀內容構造合理，知識點有所延伸的要求。此外，國際金融是一個變化非常快的鮮活領域，在這個領域內，新觀點、新問題和新動向層出不窮，光靠一本教材遠遠不能滿足教學的要求。隨著金融全球化趨勢和金融創新的不斷加快，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過程中，國際金融變化日新月異，國際金融教科書不可能涵蓋所有的內容。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不僅要對教材里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論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要繼續吸收和理解國際金融里面的一些新的發展，并將兩者有機結合，通過有效合適的方法傳遞給學生。

2、應用性的內容講述不夠

根據應用型本科教育的要求，國際金融本科課程內容的選擇應以滿足實踐和創新型素質教育的要求為宗旨。如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各國貨幣匯率變化無常且波動幅度在進一步加劇。我國的人民幣與外幣的匯率也經常大幅度變化，且自2011年底以來出現了“雙向”波動的趨勢。匯率波動趨勢的變化和波動幅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影響了我國進出口企業的貿易業務往來，加大了金融機構的經營和管理難度。特別是當世界經濟和市場一體化到來，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步伐不斷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的步伐也將進一步推進。在此背景下，進出口企業和金融機構如何規避外匯風險，進行外匯保值操作，將成為這些企業和機構面臨的嚴峻問題。但現行的《國際金融》教材對于外匯保值和外匯風險防范這些內容，絕大多數分散在“外匯業務”與“外匯風險”兩章中，而且教材中關于這兩部分的內容重點并不突出。內容不集中，結構不緊湊是現行《國際金融》教材的通病。除此以外，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資本流動以及外債管理等章節的內容則相當陳舊，與當前的國際金融與國內金融實際脫鉤嚴重。國際金融實際領域的千變萬化與《國際金融》教材的相對落后與陳舊矛盾突出。

3、學生實踐能力與綜合素質有待提升

學習國際金融本科課程必須同時具備文科和理科知識背景，在此基礎上注重研究國際金融領域內諸現象的發展和變化規律。通過國際金融課程的學習，學生們可以提高對開放的經濟體系的理解程度，對國際收支平衡表、國際儲備、外匯匯率、外匯業務、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體系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有一個全面系統的了解和掌握；能掌握國際投資和融資，外匯市場和國際結算的基本技能，防止外匯風險、利率風險的方法，并在實際業務中使用這些技能和方法；了解和掌握涉外金融政策和方針法規，并在實際的工作和學習生活中加以執行。通過對國際金融的學習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養出集實踐與創新能力于一體的具備國際視野和全球眼光的高素質精英型人才。

在本科國際金融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學生迫切希望增加進行一些實踐性的操作，但在涉及到實踐內容的國際金融熱點問題分析和案例討論中，卻發現學生的邏輯思維和綜合分析解決問題能力不足。如何在課程教學中緊密結合當前國內國際金融形勢，培養學生綜合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素質，是應用型本科教育對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提出的一個重要要求，也是我們要積極探索和改進的方向。

二、整合國際金融教學內容，銜接本科教學目標體系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和《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十二五”期間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的意見》（教高〔2011〕6號）文件精神，結合國際金融這門課程本身的特點，應用型本科金融人才培養必須是以理論支撐的、具有實踐性和驗證性的，在課程設置和教材建設等基本工作環節上，特別強調綜合素質的提高。此外，這種人才的能力培養體系以培養適應性思維和態度為核心目標，在能力培養別突出對專業基礎知識的掌握和結合實踐對國際金融專業知識的靈活應用。

應用型本科院校國際金融課程教學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在開放經濟大背景下了解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因而在授課內容方面應該進行適當調整，可以適當增加教材中很少涉及到的熱點問題，比如說近期的歐債危機的新進展，美國的QE3，“財政懸崖”，中國的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短期內大量“熱錢”的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等。同時，還應當增加學生易混淆的點：如直接標價法和間接標價法，買入匯率和賣出匯率的計算，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原則，本幣升值與貶值等內容。當然《國際金融》教材有一部分內容是需要刪減的，比如說太過艱深的理論知識和一些衍生金融產品的計算，國際收支調節理論、貨幣評價理論國際結算、國際融資和國際金融市場等理論內容。此外，應避免與其他學科內容重復，比如與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貿易、國際結算以及國際投資學和貨幣銀行學等重合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只需與前面內容進行整合貫穿即可。

1、注重理論與實際的緊密結合，用鮮活的資訊充實教學

國際金融的前沿理論和實踐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著的，作為專職任課教師要不斷更新和提高自身的理論視野，提升學術水平，以最大的責任心和敏感度捕捉學科前沿動態和資訊，對國際金融課程體系和內容進行不斷改進和完善，提高理論和實踐的完善程度，力求在教學過程中及時反映國際金融領域的最新動態，緊跟我國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狀況潮流形勢。特別是要在加強教材、教輔資料的建設，更新和完善教學內容，數據收集和使用互聯網的同時，重點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了解國際金融領域的新成就、新思路、新問題和新趨勢，并及時納入教學。

2、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豐富授課內容

近年來，多媒體教學在高校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多媒體課件可以是文本、圖像、動畫、音頻、視頻等多種形式。此外，大量的多媒體教學文本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呈現在屏幕上，非常適合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國際金融的新理論、新發展。因此，國際金融多媒體教學的形式可以很好地完成教學目標，加深學生的印象，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效果。

三、運用案例教學方法，引導學生關注并參與實踐

案例教學是增強課程應用型，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利器。傳統的教學只告訴學生怎么去做，而內容在實踐中可能不實用，且非常乏味無趣，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學生的積極性和學習效果。但案例教學沒人會告訴你應該怎么辦，而是要自己去思考、去創造，使得枯燥乏味變得生動活潑。而且在案例教學的稍后階段，每位學生都要就自己和他人的方案發表見解。通過這種經驗的交流，既可取長補短，促進人際交流能力的提高，也可起到一定的激勵效果。傳統的教學方法是老師講、學生聽，聽沒聽，聽懂多少，要到最后的測試時才知道，而且學到的都是死知識。在案例教學中，學生拿到案例后，先要進行消化，然后查閱各種必要的理論知識，這無形中加深了他們對知識的理解，而且是主動進行的。捕捉這些理論知識后，還要經過縝密的思考，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可使他們的能力得到升華。

在國際金融案例教學中，教師不僅要引導學生關注和思考這些案例，并要求教師也是學生。一方面，教師是整個教學的主導者，掌握著教學進程，引導學生思考、組織討論研究，進行總結歸納。另一方面，在教學中通過共同研討，讓學生從不同角度對這些熱點問題進行分析總結，教師也可以發現自己的弱點。

四、開展實踐教學的改革，注重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和提升

國際金融是一個應用性很強的課程，教學設計必須突出自己的實踐教學，理論的學習和實踐的培訓并重。目前實踐教學主要是通過校內模擬實訓和校外實訓進行。

1、校內模擬實驗

校內模擬實驗室內可以建立外匯交易、國際結算和國際金融實戰演練中心三個模擬教學系統，外匯交易模擬教學系統是一套可以模擬全球外匯市場的實驗系統，采用寬帶網接收實時的全球同步的24小時外匯行情，進行外匯實盤模擬交易和外匯虛盤模擬交易，計算盈虧情況并查詢結果，通過模擬的交易環境加強學生對外匯知識的理解，使其熟悉外匯交易流程，提高學生的實際分析能力和操盤能力。通過國際結算系統的實際操作，可以使學生完全掌握進出口信用證、托收、匯款等國際貿易結算業務的全部業務流程，熟練處理各類業務面函和賬務憑證，通過動手操作和實踐，加深對國際結算理論知識的理解，從而提高綜合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

國際金融實戰演練中心的功能，一是對商業銀行國際業務流程模擬：采用國際業務流程軟件模擬商業銀行國際業務的整體流程，包括數據錄入、單據編制、單據審核審批，讓學生熟悉國際結算的過程，了解國際貿易融資如國際保理、福費廷業務的操作規范和優缺點。二是涉外信托理財產品和國際投資產品的研發，可借鑒保險軟件的搭配和開發原理，為銀行和客戶個性化設計涉外理財信托產品，對產品進行優劣勢分析，并通過選取客戶相關定量和定性指標對客戶進行分類管理，依據指標分析結果，開發設計滿足不同客戶群的涉外理財信托產品，為金融機構研發設計產品提供良好的借鑒和指導。三是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風險分析研究：收集相關短期資本流動的橫截面數據和縱向數據，并進行一元回歸和多元回歸分析，然后進行篩選，驗證指標有效性后，選取相關系數高的指標建立短期資本流動風險預警模型，以期建立短期資本流動監測系統，通過模型的驗證分析，給出對短期資本流動的風險進行監控的政策建議。

2、校外實訓

實踐教學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根據教學計劃，開展校外培訓計劃，結合教學目標，參與相關企業和機構開展的系統化的實踐教學或具體的業務操作，其目的是實現深度的專業能力的培養和鍛煉。校外實訓是課堂的延伸和銜接，有針對性地加強校外實踐，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提高學生的專業能力。

國際金融課程整體實踐教學體系和校內外實訓基地的建設，可解決學生實訓、實習難題。而通過理論基礎和實踐體系的學習，可鍛造出與就業工作崗位零距離對接的高素質人才，為我國經濟建設儲備人才。

【參考文獻】

[1] 趙治輝：國際金融[M].北京：中國質檢出版社，2011（8）.

[2] 王全意、邱冬陽：對國際金融教材的比較研究[J].金融教學與研究，2010（1）.

[3] 李敏：國際金融精品課程實踐教學探索[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2）.

第3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冰島、韓國、巴基斯坦，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烏克蘭、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家正在經受著外資撤出的困擾。情況最嚴重的馬來西亞在9月份外匯儲備減少了129億美元。目前外資撤出引發的危機扔在持續。

這一切會不會發生在中國?自2003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漸盤以來，雖然對投機熱錢流入中國的規模、渠道爭論甚多，但一個基本的共識是，中國國內累計了數量巨大的熱錢。在當下的金融危機之中，中國會，不會受到熱錢大規模流出的沖擊?這是一個懸疑在中國經濟頭頂上的巨大的問號，而如果熱錢大規模流出，中國經濟將不免受到危機性沖擊。

2008年9月，總部位于山東省的一家全國性食品公司財務部門工作人員接到了公司領導的電話通知：“指令要求全國40多個辦事處集體買入美元，能買多少買多少，買到后不匯到公司而是直接匯入新加坡賬戶。”

這家食品公司沒有進出口業務，日常業務中并不需要美元作為貨幣工具，而其之所以這么做，是受其他企業或居民要將資金撤出中國的委托，借用公司能購匯和匯出的渠道，幫助資金撤離，同時公司可以賺取一小筆費用。據悉，該公司每個辦事處在當地所能購入的美元接近100萬美元，公司整體匯出的美元近0.4億美元。

這是熱錢撤離中國的典型案例之一。在這個案例中，熱錢通過借用國內普通公司的購匯和資金進出渠道，實現了從人民幣到美元的轉換，從而實現了從中國撤出的目的。

10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行長盛松成撰文指出，近幾個月以來，國際和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發生了重要變化，躊境資本從中國快速流出現象已見端倪。盛松成透露，7月以來，中國部分地區出現了外資企業利潤匯出突然加速和預付貨款流量加大現象，而資秘僉結匯和外資流入卻在放緩與變少。從這種“一出一進”、“一快一慢”的對比可見，對資本外流及其后果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

10月15日，渣打銀行中國區研究主管王志浩也公開稱：“我們已經觀察到跨國公司在從中國抽走資金，以幫助他們的本土總部擺脫流動性緊張的狀況?！?/p>

第4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次貸危機自2007年8月全面爆發至今，仍然處于深化與擴展的過程中。迄今為止，美國金融市場上的貸款商、投資銀行、兩房、保險公司與商業銀行陸續陷入了危機，而在2009年上半年，美國的對沖基金行業可能出現較大規模的破產倒閉。這是因為，從2008年10月份開始，投資者已經加快從對沖基金撤回投資的規模。2008年10月份投資者從對沖基金撤資400億美元，而12月這一規模上升至1500億美元，占對沖基金行業管理總資產的10％。如果短期貨幣市場持續不能恢復正常融資功能，那么整個對沖基金行業的資金鏈將會很快斷裂。

有望在2009年到達谷底

盡管如此，美國金融市場也很難重演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產倒閉后整個金融市場陷入一片恐慌，各大金融機構倒閉消息紛至沓來的局面。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對次貸危機的嚴峻程度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預期，而美國政府大力度的財政貨幣救市政策的效果也將逐漸顯現。2009年下半年，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可能逐漸恢復，市場將會步入正常運轉的軌道。筆者認為，金融市場危機有望在2009年到達谷底。

受負向財富效應與信貸緊縮影響，美國居民開始壓縮自己的消費計劃，而耐用品消費成為重中之重，這也是2008年美國汽車業發展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也只有美國居民壓縮消費、增加儲蓄，才能降低美國經常賬戶逆差，逐步恢復美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盡管美國政府實施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然而隨著消費者失業風險的加大，我們認為，美國居民將在2009年繼續調整消費，消費增速將繼續保持在低位。美國房地產投資從2006年年初就一直陷入負增長，這一負增長將在2009年持續下去。由于對居民消費的預期黯淡，再加上股市下跌與銀行惜貸限制了企業的外部融資，預計2009年美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也不容樂觀。此外，隨著歐元區、日本等美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已經陷入衰退，2009年美國的出口增速與2008年相比將會顯著下降。因此，次貸危機從消費、投資、凈出口三大支柱均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筆者認為，美國經濟衰退將持續到2009年全年。在2010年初，美國經濟有望重新恢復正增長。但要恢復到次貸危機爆發前3％左右的增長水平，可能還需要3～5年時間。

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會較快走出低谷

即使次貸危機沒有爆發，歐元區經濟本身也出于周期下行階段。次貸危機的爆發重創了歐洲的商業銀行體系。由于歐元區金融市場中銀行間接融資占有絕對優勢地位，這就意味著一旦銀行惜貸，歐洲實體經濟將面臨比美國實體經濟更為嚴重的沖擊，這也是為什么歐元區先于美國步入衰退的原因。此外，美國經濟衰退也會影響到歐元區國家的出口，尤其是歐元區最大國家德國的出口。我們預計歐元區經濟走勢基本上與美國保持同步，而且歐元區經濟反彈的時間可能晚于美國。

日本經濟實際上一直沒有能夠從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長時間經濟蕭條中完全走出來。老齡化是日本經濟面臨的最嚴峻挑戰。目前日本主要是依靠對美出口以及對華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隨著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下滑，日本經濟增長前景同樣不容樂觀。

整個新興市場國家群體在2009年也將集體面臨增速顯著下滑的局面。次貸危機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傳導的機制如下：發達國家進口需求萎縮首先影響到出口產成品的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東亞國家經濟減速會導致對能源與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下滑，進而影響到能源與初級產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無論如何，盡管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速顯著下降，但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極小，且經濟反彈的時間將早于發達國家。如果說發達國家經濟將走出一個底部較長的U字型，則新興市場國家很可能走出一個V字型。

次貸危機已改變全球資本格局

次貸危機已經顯著改變了全球資本流動的格局。從跨境資本流動上來看，機構投資者的去杠桿化（Deleveraging）導致國際短期資本流向逆轉，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顯著的資本凈流出。以華爾街投資銀行與對沖基金為代表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在次貸危機爆發后出現了大量的賬面虧損，這些虧損既包括直接投資次貸產品造成的損失，也包括全球金融市場形勢惡化之后發生的連帶損失。出現大量賬面虧損之后，國際機構投資者只有一個選擇，即去杠桿化――這意味著進一步出售風險資產，獲得現金后償還之前的日元或美元貸款。去杠桿化事實上也是日元或美元套利交易的平倉。由于國際機構投資者在過去幾年內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大舉投資，去杠桿化就必然導致國際機構投資者在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市場上大舉拋售，大量的短期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撤出。這將會導致新興市場國家資產價格泡沫破滅、本幣貶值、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現赤字，甚至引爆金融危機。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逆轉可能導致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在2009年上半年爆發金融危機。而在新興市場國家中，當前基本面最為脆弱的群體既非拉美國家，也非東亞國家，而是中東歐國家。從經常賬戶余額與GDP的比率來看，2007年東亞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盈余為5.3%，拉美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赤字為2.2%，而中東歐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赤字高達10.1%。從外債與GDP的比率來看，2007年東亞國家為18%，拉美國家為23％，中東歐國家高達53%。進入21世紀之后，中東歐國家不僅經常賬戶赤字不斷惡化，而且凈外部借款的增長額遠超過外匯儲備的增長額。因此，如果跨境資本繼續流出，則部分中東歐國家極有可能在2009年爆發貨幣金融危機，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匈牙利、烏克蘭等基本面最為脆弱的國家。

二、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提出的挑戰與機遇

中國不得不面臨諸多挑戰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之一是外需下降。不僅美國外需下降，次貸危機還造成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外需普遍下降。例如目前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速也顯著放緩。在外需下降、勞動力成本提高、信貸成本提高、原材料與燃料價格上升、出口退稅率下降、環保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等各種不利因素沖擊下，中國出口行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一方面，這種壓力為中國出口行業的產業升級與收購兼并提供了外部動力。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壓力造成太多的出口企業倒閉，不僅會危及短期經濟增長，甚至也不利于長期的結構性調整。從2008年11月開始，中國出口月度同比增速已經連續兩個月出現負增長，預計這一趨勢將持續到2009年上半年。盡管進口增速的下降遠快于出口，但2009年上半年凈出口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降低至零。由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多年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下已經步入下降周期，則遭受房地產投資下降與出口下降雙重沖擊的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無疑將大幅下滑。2008年中國GDP增長率已經降低至9％，在2009年確保經濟增長8％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一項嚴峻任務。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挑戰之二是外匯儲備價值面臨巨大的潛在損失。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接近兩萬億美元，其中至少一萬億美元投資于美國國債與機構債。兩房的倒閉使得中國機構債面臨巨大的潛在損失，而兩房的國有化不過意味著潛在損失由美國機構債轉為美國國債。2008年年底美國的未清償國債余額為10.7萬億美元，市場預期2009年美國政府可能需要舉債2萬億美元，一旦新增國債供給量（占存量國債約20％）超過市場需求量，新增國債的收益率將會顯著上升，導致存量國債市場價值顯著下跌，則中國持有的數額巨大的美國國債將面臨嚴重損失。此外，如果美國政府通過印刷鈔票、制造通貨膨脹來降低救市成本，這將導致美元貶值，使得占中國外匯儲備大約70％的美元資產遭受巨額損失。事實上，只要中國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就不可能從次貸危機這一全球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中脫身。中國央行也很難通過外匯儲備的多元化來降低系統性風險。雖然美元資產面臨著信用等級下降以及美元貶值的風險，但如前所述，歐元資產的前景不容樂觀，日元資產的收益率太低，而其他幣種資產或者市場規模太小、或者流動性不足。從長期來看，如果中國政府不積極調整出口導向的外貿外資政策，不及時地讓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外匯儲備規模將會繼續上升，而中國政府也將持續面臨外匯儲備購買力縮水的沖擊，次貸危機不過是沖擊的開始。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挑戰之三是國際資本流動對中國國際收支與資產價格的沖擊。筆者對2009年全球短期資本流動的趨勢判斷是，2009年上半年，由于國際機構投資者依然在進行去杠桿化，這將導致短期國際資本繼續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因為資本外流而再度爆發金融危機；2009年下半年，隨著去杠桿化進程的結束，國際機構投資者將重新面臨盈利的巨大壓力，在這一壓力驅使下，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向可能再度逆轉，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出現更加洶涌的資本流入。這就意味著，從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中國將面臨的持續的資本外流，外資的撤離可能進一步打壓中國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同時降低外匯儲備的增速。而到2009年下半年，資本流入導致的外匯儲備激增可能再度造成中國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局面，而重新流入的國際資本可能再一次推高中國的資產價格，甚至形成新一輪的資產價格泡沫。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一，是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外部壓力，可能加速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到目前為止，方方面面的證據證明中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已經難以為繼。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上升、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以及國際能源與初級產品的價格上漲、新勞動法的推出、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等措施的出臺，中國出口商品的成本優勢已經被顯著削弱。中國出口行業需要通過收購兼并、產品結構升級換代來實施多元化以及提高產品附加值。但由于出口行業吸納了太多的就業，造成出口企業利益集團在中國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只要目前中國出口商品還有價格優勢，出口企業往往就缺乏進行調整的動機。因此，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一方面降低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另一方面造成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從而將顯著惡化中國出口的外部環境。這就給了中國政府對出口行業進行結構性調整的機會。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利用這一時機，積極調整出口產業政策，容許出口企業的優勝劣汰、兼并收購，鼓勵出口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換代，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多元化和附加值，這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增進整體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改善國際收支失衡狀況，緩解隨之而來的外匯儲備累積和流動性過剩。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二是為中國海外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時機。次貸危機啟動全球資本市場的風險重估。各大股票市場指數紛紛回落，金融機構與企業的股票價格大幅下挫。目前全球資本市場估值處于較低水平，投資價值相應上升。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發達國家政府對發展中國家性機構的股權投資通常是持警惕和抵制態度的。然而次貸危機爆發后，為緩解危機對金融系統的沖擊，發達國家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極大轉變，現在它們對發展中國家財富基金的投資持謹慎歡迎的態度。因此，次貸危機為中國政府在發達國家金融市場進行股權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但是，中投投資黑石、摩根士丹利的案例表明，如何判斷股市的行情是否到了底部，是非常困難的。雖然危機提供了機會，但是如何把握投資的時機以及選擇投資的對象，這并不容易。我們建議，中國國有投資機構可以和美國成熟的機構投資者進行合作投資，例如讓美國機構投資者主投，而中國國有投資機構跟投的方式，用這種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做法來學習美國機構投資者的眼光和經驗。中鋁和美鋁聯合投資力拓的案例值得效仿。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三是有利于提升中國經濟以及人民幣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就，中國經濟以及人民幣的地位逐漸上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次貸危機的爆發很可能加快上述進程。如果中國經濟在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前提下依然能夠保持較快增長，那么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將凸顯出來，中國經濟的引擎效應將會更加明顯。雖然中國政府實施了比較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但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化趨勢已經比較明顯。隨著次貸危機造成美元持續大幅貶值，人民幣在亞洲區域內成為結算貨幣的概率顯著上升。中國政府應把握好次貸危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的機遇，積極推進人民幣成為一種區域貨幣。例如，中國政府、中國金融機構和中國企業可考慮在香港等境外金融市場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國債、機構債和企業債，以及設立人民幣的清算中心等，這一方面可促成在海外人民幣的流轉、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此外，于2008年底簽署的中韓本幣互換也標志著人民幣區域化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三、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不同地區影響分析

長三角城市群、沿海城市受到的沖擊較明顯

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經濟結構差異較大、東西部開放度與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國家而言，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各主要地區的沖擊是不對稱的，簡單而言，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對出口行業依賴更大、房地產價格泡沫較為嚴重的沿海地區遭受的沖擊更加明顯，中西部和內陸地區遭受的沖擊要更弱一些，且時間明顯滯后。

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等省市是中國發展程度最高、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地區。這些地區也是遭受次貸危機沖擊最為嚴重的重災區。受外需萎縮影響，這些省份的出口企業面臨新增訂單不足、進口商拖欠貨款甚至賴帳等嚴重問題。在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時期，為降低未來生產經營成本，很多出口企業囤積了不少原材料，當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突然下跌之后，這些高價購入的庫存對出口企業的生產經營造成了顯著不良影響。在次貸危機沖擊下，沿海省份有大量中小出口企業倒閉。由于大部分出口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企業的倒閉使得非熟練勞動力的失業問題浮出水面。在廣東、山東等外商投資企業數量較多的省份，也出現了大量的外國投資方一夜之間突然撤離的案例。由于凈出口以及出口導向的投資在上述沿海省份的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將會顯著影響這些省份的經濟增長，而快速上升的失業人口也對這些地區的社會穩定造成了不利影響。

此外，對以深圳為代表的部分沿海大城市而言，房地產價格在次貸危機爆發前達到了居民收入不能維持的水平，次貸危機的爆發則成為房價泡沫的導火索之一，并加劇了這些城市的房價調整，而這又通過影響房地產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沖擊。

內陸城市沖擊小，時間帶有滯后性

相對而言，中西部內陸地區由于經濟開放度和貿易依存度比較低，受到次貸危機的直接沖擊較小。但是，當次貸危機的爆發影響到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就業之后，就會通過以下幾個渠道對內陸地區經濟增長產生第二輪沖擊：第一，由于很多內陸地區是沿海企業能源與原材料的主要供應地。因此沿海地區出口企業的集體不景氣導致對內陸地區資源與原材料需求的顯著下降，從而影響到內陸地區的企業銷售收入與政府稅收；第二，很多內陸企業是為沿海企業提供配套支持的附屬企業或上游企業，下游企業的不景氣將通過倒逼機制影響上游企業的經營狀況；第三，對中西部很多不發達地區而言，通過輸出非熟練勞動力（農民工）而獲得的匯款收入是國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由于沿海出口企業倒閉造成的非熟練勞動力失業，導致匯款收入大幅縮減；第四，沿海地區失業農民工的回流也會加劇內陸地區的失業問題與社會穩定問題。

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構筑地方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基礎

第5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Financial Corporation）從90年代至今能成功地完成從傳統商業銀行向以資產管理、投資者服務為核心業務的金融服務專業公司的轉型，外部合作起著關鍵作用。

梅隆是美國銀行業中成功完成戰略轉型，也是在戰略轉型中成功采用外部合作的典范。它所采用的模式，即圍繞資產管理和投資者服務核心業務，通過外部合作形成“多家精品店”（multi-boutique），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現代銀行業的一種發展模式。

戰略轉型驅動因素與新業務目標確立

梅隆戰略轉型的驅動因素主要包括,第一，美國金融市場發生了重大變化。銀行信用中介功能衰退，表現為個人資產組合中存款減少，共同基金等投資資產增加；同時，公司資產中投資產品增加，融資來源中信貸占比減少，商業票據、債券和股票融資增加。第二，養老金等基金管理市場迅速發展。第三，證券投資和交易市場迅速增長。圍繞證券交易提供服務的世界托管市場在此大潮推動下快速擴張。第四，隨著證券投資全球化，資產管理和托管業務也跨國發展，相應地，跨國資產管理和托管業務市場也快速增長。

針對環境變化，梅隆確立了新的業務目標。

從信貸服務、商品流動相關服務向資金和資本流動相關服務轉型。

梅隆的業務深化和戰略轉型，是與世界銀行業的歷史一脈相承的，經歷了一個合乎邏輯的歷史發展過程；其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業務組合則又是一個源于歷史的邏輯結構。

世界銀行業整體上經歷了一個以信貸服務為基礎，從商品流動相關服務，向資金流動相關服務，再向資本流動相關服務的橫向深化發展過程；同時在這三個服務領域內也分別經歷了產品組合的縱向、深化發展過程。在經歷過幾個世紀的發展之后，銀行服務從最初的信貸、支付結算等傳統業務，形成為目前全面、立體的金融服務產品組合。這一發展代表了銀行業務深化的主線和趨勢，并相應形成四大業務板塊：信貸服務；商品流動相關服務；資金流動相關服務；資本流動相關服務。

在此過程中，不同的銀行采取了不同的業務組合戰略，使銀行大致劃分為幾類：全能銀行，涵蓋全部四大業務板塊，例如花旗、摩根大通；傳統商業銀行，從事信貸、商品流動相關服務和部分資金流動相關服務，例如大部分美國社區、區域銀行；以資本流動相關服務為主的專業化銀行，又可分為兩大類，即投資銀行和其他資本市場業務銀行。梅隆正是這一類銀行的典型代表。它以信貸產品為基礎，從商品流動相關服務，向資金流動相關服務，再向資本流動相關服務深化和轉型。

美國大部分從事投資者服務的銀行，都是從傳統商業銀行業務起家的，證券處理等投資者服務起先只是從屬于其他銀行業務。然而在近十年的發展中，出現了以下變化：一些在證券服務領域內居于領先地位的銀行，最典型的如州街、梅隆、紐約、布朗兄弟哈里曼、北方信托等，采取了逐步放棄其他傳統銀行業務、集中于投資服務的發展戰略。1999年9月，梅隆徹底放棄了延用了一百多年的銀行名稱，改稱為梅隆金融公司。隨著從傳統商業銀行向金融服務公司轉變的完成，梅隆這一名稱開始成為資本市場全面金融服務機構的象征。梅隆董事長和CEO也在更名公告中稱：“梅隆相信這一決定最好地確定了梅隆在新世紀中的業務發展方向和目標”。

梅隆業務戰略重組的輪廓是：第一，集中于增長領域――財富管理、全球投資管理和全球投資服務。傳統商業銀行業務中的高端業務，如私人理財、私人銀行等財富管理相關業務是盈利和增長潛力最高的業務。梅隆的目標是將這些業務發展成為優勢業務，管理目標則是收入最大化。第二，對于成熟業務領域，如區域性個人銀行業務、特定的商業銀行業務、大公司業務等傳統業務的管理目標則是通過更嚴格地控制成本和更有效地運作來改善收益；同時有計劃地退出某些領域，將所得資本和收入轉投入增長領域。第三，所有的外部合作都集中于增長領域，對成熟領域不再從事外部合作擴張。

圍繞資本流動相關服務，采取“合縱、聯橫”戰略。

“合縱”，即沿著投資鏈條，從交易后服務到托管，向交易中服務到交易指令執行，再進一步向交易前服務到投資決策過渡。

“聯橫”，即圍繞資產管理和投資者服務核心業務，重組原有商業銀行業務，例如外匯交易、現金管理、支付清算等；同時放棄一般傳統業務，特別是與收費業務相關性不大的業務，繼續保留可以交叉銷售收費業務、維持公司客戶關系的傳統業務。主要對策則是充分利用其客戶信息資源。例如，梅隆在1999年確定了50萬個高端零售個人客戶，作為其私人理財和基金銷售對象。同樣，對大公司銀行這一萎縮的業務，梅隆的目標是向原有客戶銷售資產管理、托管、信托、咨詢等高利潤產品。

總體來看，梅隆的業務戰略轉型和重組的目標是典型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既不成為金融超級市場，也非單一業務銀行；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放棄傳統商業銀行業務，集中于有選擇的市場，即高增長、高收益的高端機構和個人客戶；以批發業務為主，以零售業務為輔；以范圍而非規模擴張為主，圍繞資產管理、投資服務，形成集中化與多元化平衡、獨特而又合理的產品組合和業務結構。這樣一來，可以有效應付各種類型的商業和經濟周期性波動，應對不同的投資者偏好變化等結構性波動，維持收入增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由于在減少利差業務的同時也減少了信用風險，且收費業務風險資本占用較少，所以新的業務組合也有助于提升梅隆的經營業績。

轉型過程與外部合作方式

梅隆業務深化、戰略轉型和跨國發展的過程可大致劃分為四大階段。

第一階段，1987年以前，主要從事區域性傳統商業銀行業務。主要采取內部有機增長模式，也曾通過外部合作，但以規模擴張為主。

第二階段，1987〜1993年，在傳統商業銀行領域內尋求多元化發展。主要戰略目標是消費者信貸。也曾采用外部合作發展方式，主要是收購區域性商業銀行，擴大傳統銀行產品，在尋求規模擴張的同時也尋求范圍擴張。

第三階段，1993〜1998年，開始放棄傳統商業銀行業務，向資本市場業務過渡。主要途徑即是多種形式和多方面的外部合作，從規模擴張為主進入以范圍和跨國擴張為主。信用卡等個人零售業務雖然具有高收益高增長特征，但這些具有強周期性特點的利差收入業務在1996年給梅隆再次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梅隆決定徹底放棄強周期性業務，包括增長和收益相對高的消費信貸業務，以低周期性收費收入業務為主，加強抗周期能力，避免經濟衰退帶來巨額損失。

第四階段，1999至今，進一步放棄傳統銀行業務，向資本市場業務集中。其實，就在1999年梅隆全面戰略轉型之際，它已經是資產管理和投資者服務領域內的佼佼者了，但梅隆的目標是成為領導者。主要方式仍是多方外部合作，重點則是增加產品深度和廣度，進入更多投資業務領域。根據這一目標，梅隆在2000年以來對業務進行重組，進一步集中于資產管理和投資者服務，再次壓縮商業銀行特別是利差業務。這一發展的結果，梅隆的收費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從1999年的67％，在2001年上升到73％，而在2005年底達到90％。

梅隆在其轉型戰略貫徹過程中，內部有機增長方式，即自建機構方式運用得十分有限，例如只是在1995年自建證券承銷子公司――梅隆金融市場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固定收益和股票承銷、交易和經紀服務。此外基本上采用外部擴張方式――并購與合資。

90年代至今，梅隆主要的并購有：

1993年，實施戰略轉型計劃第一年，收購波士頓公司。該公司為機構信托和托管、機構資產管理、私人銀行、大額房屋貸款和共同基金托管服務的主要提供者。1994，收購美國最早和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之一Dreyfus。這是梅隆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和標志性的另一次收購，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宗銀行收購基金公司案。它使梅隆形成了最大的業務線――全球資產管理，奠定了梅隆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1995年，收購Certus金融公司投資管理業務部門，更名為Certus 資產顧問，為美國幾家最大的機構投資者管理投資資產。1997年，收購Buck咨詢公司，該公司是雇員福利服務領域內的全球領導，從事雇員福利、報酬管理和咨詢服務，這項收購使梅隆成為公司福利外包業務領導者。1998年，收購了位于邁阿密的商業銀行United Bankshares，組成子公司――梅隆聯合國民銀行。該銀行雖然是商業銀行，但它和梅隆整體戰略一致，集中于特定客戶，即個人客戶中富有家庭和個人；機構客戶則集中于房地產開發商、娛樂行業等；產品則主要是信托，遺產、財富管理等定制化產品。1998年，收購了位于倫敦的牛頓投資管理公司75％股權，組成子公司，將兩家的投資管理產品結合，利用牛頓的國際經銷網絡，滿足海外市場對投資產品增長的需求。2001年，收購美國主要網上投資管理軟件開放商Eagle投資系統，此舉大大提升了梅隆在全球證券服務中的技術檔次。2005年，收購DPM，一家從事對沖基金資產組合評估和風險分析以及中后線外包的對沖基金管理公司，進一步向另類投資產品組合深度開發。2006年，與蘇格蘭全球和國際戰略投資管理公司―Walter Scott & Parteners簽訂并購協議，意在充實跨國資產管理能力。

并購是很重要，但梅隆外部合作中最具特色、最重要的形式則是合資。正是采用這一形式，梅隆成功地進入了新的業務領域――資本市場、證券投資、資產管理相關領域；成功地進入了新的市場――海外新興市場。合資也幫助梅隆成功地戰勝了主要競爭對手。例如梅隆在海外建立的子托管機構，幾乎全部采用合資方式，海外托管市場發展速度在近幾年年均高達20％。

十年來，梅隆的主要合資案例有：

1995年，梅隆與大通合資，組成大通梅隆股東服務公司，成為美國專門為上市公司提供股東服務、為實行股票期權計劃的企業提供股票過戶的最大機構。這一具有前瞻性的合資，順應了美國企業普遍采用股票期權計劃的趨勢。

1996年，梅隆與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合資，組成CIBC Mellon，這是梅隆同時也是全球銀行業合資成功的范例。1997年，CIBC反過來收購梅隆附屬的信托公司50％股權，成立另一家50/50合資機構CIBC Mellon信托公司。兩家姐妹公司共同組成CIBC Mellon，成為美加金融機構之間的第一家合資機構。

這項合資是典型的技術產品和客戶互換、共享的市場進入戰略。梅隆是投資者服務和托管領域的領導者，但缺乏加拿大客戶基礎和對加拿大市場的了解；CIBC則正相反，它擁有加拿大客戶，但缺乏證券托管必須的技術和產品；CIBC欲在加拿大發展證券托管業務，而梅隆則欲將現有業務擴大到加拿大。兩者的戰略一個是老產品/新市場，一個是新產品/老市場，從而使二者優勢互補。在合作過程中，雙方充分投入各自優勢資源，幫助客戶實現“立足本國，放眼全球”的業務目標。該合資案成功的另一個關鍵是財務上的合理安排。CIBC Mellon是50/50的合資公司，擁有自己的資產負債表，雙方母公司從該合資公司收取相等的固定收入和部分股本金紅利。CIBC Mellon在加拿大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內部有機增長和進一步外部合作結合的過程。1997年，CIBC Mellon收購了加拿大退休金管理公司――加拿大信托公司的退休金和托管業務；1999年又收購了蒙特利爾銀行的托管業務。

1998年，梅隆與荷蘭銀行合資組成荷蘭梅隆全球證券服務公司，主要為全球金融機構提供托管和其他證券服務。

1999年，梅隆與Frank Russell合資，后者是美國最主要的投資業績評估和分析公司，合資后組成的Russell梅隆分析服務有限公司為全球投資經理提供復雜的業績衡量和分析服務。

2005年，梅隆和德國的WestLB銀行簽訂了合資協議，計劃將梅隆德國資產管理業務和WestLB資產管理業務結合，對歐洲國家提供資產管理服務。這項以產品和客戶共享為特征的合資有助于擴大梅隆資產管理業務在歐洲的地域范圍。

以上案例表明，跨國合資是梅隆全球化發展戰略的關鍵實施途徑。合資的最大優勢之一是進退自如，可以容易地解除合作，也可以進一步向全資收購過渡。例如，2000年，梅隆收購合資機構牛頓投資管理公司中牛頓公司所擁有的25％股權，收購合資機構大通梅隆股東服務公司中大通所擁有的50％股權，2005年，收購合資機構Russell梅隆分析服務公司中Russell所擁有的50％股權，經過收購全資擁有了這些公司。

發展模式與外部合作特征

有別于其他從傳統商業銀行向投資者服務轉型的機構，梅隆不是將所有業務環節置于一個機構之中，而是通過建立不同的獨立機構，來處理特定業務。同時，這些機構的建立，也不是由梅隆自己完全投資，而是采取外部合作。經過10多年發展，梅隆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和諸多金融機構交叉的聯合體，組織結構圖看上去就象一張由諸多機構標記拼成的“百納衣”。梅隆將這一業務模式解讀為“圍繞投資程序的‘多家精品店’（multi- boutique）”。

梅隆案例反映了國際銀行業外部發展的一些典型特征：

第一，選擇外部合作對象時既注重制造也注重營銷。例如，波士頓公司以制造為主，Dreyfus以營銷為主。第二，制造取向的合作以收購為主,營銷取向的合作以合資為主。第三，對本國機構主要采用收購方式,對跨國合作主要采用合資方式。第四，早期以銀行同業合作和規模擴張為主,隨著業務深化和轉型，則以非銀行合作和范圍擴張為主。第五，隨著業務深化以及不斷進入新的業務板塊，外部合作從早期的信貸和商品流動相關服務，向資金流動相關服務，再向資本流動相關服務轉化；同時在這些領域內也各自經歷了產品深化過程。早期梅隆的外部合作集中在托管等交易后服務，以后開始向證券借貸等交易中服務擴張，最近則繼續向風險/業績評估等交易前服務擴張，并開始進入對沖基金等另類投資產品領域。第六，外部發展在早期集中在國內，隨著全球化進程逐漸向海外擴張。

2006年12月，梅隆采取了另一項重大舉措，與美國的另一家證券服務和資產管理巨頭――紐約銀行達成合并協議，合并后的機構名為“紐約銀行梅隆金融公司”，這一舉措可以說是其以往外部擴張戰略的進一步延伸。其背景和驅動力仍然是產品組合深化和跨國擴張的機遇。不同的是，梅隆的這次并購不再是在其旗下形成附屬公司，而是與另一家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合并組成新的機構。這樣做的根據是，梅隆的各附屬機構在過去幾十年已經獲得強勁增長，成本效益、收入協同和跨國擴張的能力已經建立，有必要進一步通過強強聯合，將雙方的產品、規模、盈利性和全球網絡等優勢整合，進入新的業務和市場領域，通過在核心業務領域建立超強競爭能力，比其他競爭者更加有效地實現增長和在全球市場擴張，成為全球證券服務和資產管理領域的領導者。

第6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一)三代危機模型迄今為止,國際上已經發展了三代成熟的金融危機模型。第一代危機模型是貨幣危機模型,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是為解釋拉美貨幣危機而建立的。1972年墨西哥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赤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提高。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墨西哥政府向中央銀行發行債券,導致基礎貨幣增長過快,隨后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投資者紛紛拋售比索,資本外流加速。當外匯儲備耗盡時,墨西哥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墨西哥危機后,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拉美國家也發生了類似的危機。經濟學家把拉美貨幣危機歸因于進口替展戰略和不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理論上形成了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1]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反映了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不可能三元悖論?？唆敻衤J為,維持固定匯率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即FXt≥ae-DCt,其中FXt表示外匯儲備,DCt表示國內信貸)。[1]在固定匯率下,國內信貸的擴張必然產生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預期,導致資本外流、外匯儲備下降。一旦外匯儲備耗盡,固定匯率將難以維持,本幣貶值將不可避免。第二代危機模型也是貨幣危機模型,是為解釋歐洲貨幣危機和英鎊危機而建立的。1990年東西德國統一之后,德國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因擔心通貨膨脹,德國政府于1992年7月把貼現率提高到8.75%。德國提高利率后,芬蘭人紛紛把芬蘭馬克兌換成德國馬克,導致芬蘭馬克對德國馬克的匯率持續下跌。此前,芬蘭馬克與德國馬克自動掛鉤,芬蘭央行為維持比價不得不拋售德國馬克而購進芬蘭馬克。但由于芬蘭央行的德國馬克儲備有限,因而這一舉措并沒有抑制住芬蘭馬克下跌。1992年9月8日,芬蘭政府宣布芬蘭馬克與德國馬克脫鉤,實現自由浮動。接下來,類似的現象在英鎊、里拉市場發生,投資者紛紛拋售英鎊,搶購德國馬克,致使里拉和英鎊匯率大跌,歐洲貨幣危機由此爆發。與拉美危機不同,當英鎊危機發生時,英國不僅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而且其財政狀況也沒有出現與其匯率制度不和諧的情況。也就是說,英鎊危機不是政府的債務貨幣化政策引起的,第一代金融危機模型不能對其進行合理解釋。從表面上看,英鎊危機、芬蘭馬克和意大利里拉危機都是德國提高利率引起的,利差導致資本的異常流動,資本流動導致外匯儲備的減少,產生匯率貶值預期。各國利率政策不協調的根源在于經濟的國別差異。奧布斯菲爾德通過政府目標的多重性來解釋歐洲貨幣危機。他認為,政府有維持匯率穩定和經濟穩定的雙重目標,必須在匯率穩定和經濟穩定之間進行權衡,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間進行權衡后才能決定是否放棄固定匯率。當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大于放棄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時,放棄固定匯率是理性的選擇。[2]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由此而產生。第三代危機屬于銀行危機,雖然其中不可避免地要經歷貨幣危機過程。1997年7月始于泰國、波及東南亞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匯市、股市輪番暴跌,重創東南亞金融體系和世界經濟。與拉美貨幣危機和歐洲貨幣危機不同,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時,東南亞國家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充足的外匯儲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沒有異常變化。因此,東南亞金融危機顯然不能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危機模型來解釋,要闡明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和演變的機理,就必須跳出貨幣和財政等宏觀經濟政策的范疇,由此創建了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有學者從政府、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道德風險、金融脆弱性、政府腐敗等角度研究東南亞金融危機。[3][4][5][6]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在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后,國際上大量的廉價資金以較低的利率借給東南亞地區銀行,然后由銀行投入到高風險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化。當資產泡沫破滅時,銀行不良貸款急劇增加,銀行破產風險增大。由于銀行破產具有高度的外部性,投資者相信政府不會對陷入困境的國內銀行袖手旁觀,因而投資者并不擔心銀行因為不良貸款增加而破產?；谶@種認識,投資者敢于借錢給銀行,銀行也敢于將資金投入到高風險的行業,國內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最終將轉化為財政赤字。因此,銀行的不良貸款與財政赤字是等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沒有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亞洲金融危機也會發生。

    (二)金融危機的變種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經濟,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演變為不同的形式,出現了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等不同的危機變種。對此,三代貨幣危機模型很難給出合理解釋,需要建立新的框架進行綜合分析。不論是貨幣危機、銀行危機還是政府債務危機,必然體現在家庭、企業、銀行和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中。獨立,而是相互聯系的。任何一種關系的失衡都可能導致另一種或者另幾種關系的失衡。所以,每一類危機都至少對應兩種非均衡關系。[8]長期的財政赤字將導致債務率的提升,政府債務貨幣化可能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如拉美貨幣危機就與政府赤字貨幣化的操作有關。企業投資來自于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來自于儲蓄存款,所以銀行是連接居民和企業的紐帶,他們之間存在存款和貸款與貸款和投資這兩種均衡關系。存款、貸款和投資之間又存在期限結構錯配風險、貨幣政策風險和市場風險。這些風險都會造成銀行的不良貸款,當不良貸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儲戶恐慌和擠兌,銀行危機便因此而爆發。如果政府出手救助銀行,銀行不良貸款即轉化為政府債務,在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條件下有可能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如果貨幣政策是非獨立的,政府還可以通過債務貨幣化化解債務危機,則債務危機將進一步影響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變化,進而演變為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或危機。這正是美國次貸危機之后歐盟五國正面臨的局面。如果沒有政府的救助,就必須提高外貿部門的競爭力,通過擴大出口去化解危機,但這需要匯率貶值的配合。貿易順差和貿易逆差決定外匯儲備的增減。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導致外匯儲備的增加。在固定匯率下,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演化為國內貨幣擴張,從而導致經濟的全面泡沫化。一旦資本流出,外匯儲備耗盡,則將導致固定匯率機制崩潰,引發貨幣危機。在浮動匯率下資本流動異常也可引發金融危機。日本泡沫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都屬于這種類型。各種失衡與利率、匯率政策有關,固定匯率、熱錢、低利率、貿易順差都是產生經濟泡沫和資產泡沫的因素,應該說中國銀行業具備滋生金融危機的條件,但是中央銀行通過人為地壓低存款利率、抬高貸款利率、擴大存貸款利差,實現了對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利益輸送,使銀行輕而易舉地獲得暴利。這種制度極大地損害了廣大儲戶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產生了一些不良后果。高利貸、企業破產、房地產泡沫、中小企業融資難等皆與此有關。如果增加的貨幣是由貿易順差形成的外匯占款,則本幣面臨升值預期,升值預期容易導致資本內流,催生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日本的泡沫經濟和當下中國的房地產泡沫,都與貿易順差過大和貨幣升值有關。一旦資本流動方向發生逆轉,就會引發東南亞式的金融危機。如果說拉美貨幣危機是貨幣數量擴張的結果,則英鎊危機就是由貨幣價格(利率)的突變造成的。德國提高利率導致資本非正常流動,產生了英鎊貶值預期,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導致了英鎊危機。東南亞危機是外向型經濟和國際套利資本融合的產物,在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為信用的極度擴張,這種增長模式對外部沖擊極為敏感,對東南亞的小國經濟來說,更是如此。

    體制性因素及金融危機的生成與傳遞

    有很多學者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機。在資產負債表中,資產與負債屬于存量,存量是流量長期積累的表現,因此,資產負債表的變化是一個動態、漫長的過程。如果按照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的財政赤字上限和60%的國債上限,一個國家國債從零積累到60%至少需要20年的時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金融衍生品泛濫、銀行順周期操作、道德風險、國際貨幣體系的僵化和金融監管缺位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都會影響資本流動和債務積累的過程,因而它們都與金融危機有密切關系。

    (一)增長與繁榮的預期三木谷良一在總結日本泡沫經濟發生的條件時指出,作為初始條件整個宏觀經濟必須處于一種非常好的狀態,經濟狀況不好絕對不會產生泡沫經濟。宏觀經濟這種好的狀態麻痹了人們的神經,使人們產生一種極其樂觀的憧憬,相信經濟景氣會一直持續下去,經濟周期消失了,即使存在經濟周期,經濟下滑也不會馬上到來。[12]這種狀態在日本出現過,當年日本東京證券指數上沖4萬點,東京土地價值超過美國全國的土地價值,就是靠這種對未來的無限憧憬。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繁榮時期,持續上升的股市也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甚至出現經典經濟理論已經失效、經濟周期已經消失、股票價格與互聯網點擊率成正比而與收益無關等謬論。接著股改紅利和宏觀經濟繁榮,中國股市在2007年一度上沖到6000點以上,雖然泡沫已經很大,但還有不少人預測10000點即在眼前。

第7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盡管已實施了上述改善措施，然而在QFII制度開創逾十年后，外國投資者所占的中國A股市值比重剛剛超過2.5%。①國際投資者可自由進行投資的人民幣資產規?？傆?400億美元，占國際投資市場的0.2%。境外投資者在美國證券市場的投資總額占美國同期GDP的86%，這一數字在中國僅占中國GDP的4%。②考慮到中國本地證券市場已為全球第二大證券市場，③以上狀況引人思考。對于境外投資者來說，投資中國的證券市場在過去存在三大阻礙，分別為投資配額制、資本流動性問題以及資本利得所得稅模糊不清的問題。這些阻礙因素都在逐漸解決當中。比如，針對QFII/RQFII的配額限制，2014年11月17日啟動的滬港通在目前已有配額的基礎上增加了3000億人民幣（480億美元），相當于在QFII/RQFII目前可用配額的基礎上增加了20%的配額。市場期望滬港通在最初的配額用盡后將配額繼續提高10000億人民幣(1600億美元)，并且期望類似的投資項目可擴展至深圳證券交易所以及其他超出A股范圍的資產，例如，商品、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等。QFII配額管理制度只是導致較低的外國投資參與水平的部分原因。對資本流動性的限制（包括鎖定期和資金匯回限制）導致A股市場被一些全球領先的基準指數排除在外，如MSCI指數以及FT指數。滬港通無資金鎖定期的特點預計將會緩解資本流動性問題。另外，RQFII制度針對投資“中國開放式基金”取消了鎖定期的要求，也增加了資本流動性。因此，預計將A股以及其他中國上市股票納入國際指數編制范圍的障礙將不斷減弱。金融時報預計如果中國本地證券市場全部開放，中國在新興市場指數中所占的比重將上升至37%（現在為19%），在亞太指數中的比重將上升至21%（現在為9%），并且在全球指數中的比重將上升至5%（現在為2%）。因此，境外投資者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規模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隨著配額問題及資本流動性問題的解決，剩下最后一個需要掃除的阻礙即為資本利得所得稅問題。

二、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進行組合投資的稅務影響

（一）QFII的所得稅

中國證券市場正迎來外國投資的大潮，理解并解決歷史稅務問題至關重要。外國投資者對H股和B股市場的投資在早期享受了免稅待遇。《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和外籍個人取得股票（股權）轉讓收益和股息所得稅收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3]45號文，以下簡稱“45號文”）①規定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2008年1月1日后被新《企業所得稅法》取代）下，外國企業取得來源于H股和B股投資取得的股息收入及處置H股和B股取得的資本利得免征企業所得稅。隨著2002年QFII項目的啟動，QFII面臨著缺少具體稅務規定指引的困境。境外投資者只能參考H股和B股相關稅務處理規定以及稅務機關的實際操作，對稅務處理方式做出大致判斷。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出臺以前，當QFII取得其A股投資股息時，地方稅務機關通常未向其或被投資方追繳股息預提稅，但有一些QFI（I以及通過其投資的公司）出于謹慎還是就取得的股息在會計上計提了未來有可能被稅務機關追溯的股息預提稅稅務準備。對于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QFII之間似乎存在普遍共識，即在沒有明確的政策情況下，資本利得預提稅應不適用。因此，境外投資者通常不會在會計上對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計提預提稅準備金。根據2008年1月1日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國稅函[2009]47號文廢除了45號文對H股和B股股利及資本利得免征預提稅的規定，同時開始針對股息征收10%的預提稅，要求A股、H股和B股被投資方在支付投資者的股息時進行代扣代繳。但是，針對QFII處置上市公司買入賣出的流通股產生的資本利得，法規上一直沒有明確要求征收預提稅。很多投資A股的QFII堅持認為資本利得預提稅不應適用，在會計上也沒有計提稅務準備。然而，2010年中國稅務機關對雷曼兄弟在華QFII資產清盤的稅務處理引起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QFII一般會在A股市場循環使用人民幣配額。它們從市場取出任何轉讓A股的收入，往往是重新投資于更多A股，而不是選擇匯出境外，以避免浪費獲批的投資配額。從理論上講，資本利得預提稅產生時點發生在轉讓A股實現利得時，但實踐操作中稅務機關通常在投資者要求匯出處置所得時要求征收預提稅。由于一直未有QFII要求匯出轉讓A股的所得，相關的預提稅問題一直未引起稅務機關的注意。雷曼兄弟資產在清算其剩余QFII資產并申請清算所得匯出時，北京稅務機關針對其資本利得征收了10%的預提稅。這個案例為所有QFII投資者敲響了警鐘。2014年10月3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了79號文，規定從2014年11月17日起，對QFII、RQFII取得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在2014年11月17日之前QFII和RQFII取得的上述所得應依法征收企業所得稅。

（二）稅收協定豁免的復雜性

79號文明確了QFII/RQFII對于2014年11月17日之前轉讓A股產生資本利得需要繳納所得稅。有鑒于此，QFII/RQFII（及通過QFII投資A股和其他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需要考慮這些需要納稅的資本利得是否能適用相關的稅收協定。在QFII/RQFII的所在稅區與中國的稅收協定確實規定了資本利得來源國不征稅的情況下，QFII/RQFII申請資本利得所得稅的稅收協定待遇有三個關鍵技術問題需要確定，即該QFII/RQFII是否為：1.稅收協定定義的“人”；2.稅收協定國或稅區的稅收居民；3.處置A股的實際轉讓人。中國與不同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在股權轉讓中資本利得預提稅的待遇上有不同的規定。最近失效的中國與英國的舊稅收協定（1984年）和中國與荷蘭的舊稅收協定對轉讓股權產生的資本利得不提供協定優惠待遇，但中國與愛爾蘭的稅收協定（2000年）對來源于轉讓所有非不動產密集型的中國企業股權（其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中國不動產的價值占該股份價值的比例不超過50%）取得的資本利得免征中國預提稅。目前，多數中國稅收協定規定：中國對來自協定國的非居民企業轉讓其持有非不動產密集型中國公司股權且在轉讓日前12個月期間內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公司股權比例低于25%的，免征預提所得稅。按照現行的規定，一家QFII/RQFII擁有的任一中國公司股份比例不得超過10%，因此，只要被投資的中國公司是非不動產密集型企業，很多稅收協定都有可能會豁免QFII/RQFII所面臨的資本利得所得稅。雖然QFII/RQFII認為作為法人滿足協定對于“人”的定義條件和“稅收居民”條件（即從在締約國注冊或實際管理機構位于締約國的角度，需要繳納締約國當地企業所得稅）不存在問題，但其在是否滿足“實際轉讓人”條件上仍存在不確定性。QFII/RQFII作為A股市場股票法律意義上的持有人，根據中國稅法應就來源于處置取得的資本利得繳納預提稅。然而在QFII/RQFII大量參與的“交易”里，QFII/RQFII并不符合“實際轉讓人”條件。這是因為QFII/RQFII在交易中僅僅是代表其客戶進行投資，其所代持的股份不包括在其本身的資產負債表之內，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亦不會算作QFII/RQFII本身的收入。真正的轉讓人是接受QFII/RQFII的境外投資者。中國稅法及實務沒有明確申請享受與資本利得相關的協定待遇時，在什么情況下稅務機關必須看穿一個外國交易實體?！秶叶悇湛偩株P于認定稅收協定中“受益所有人”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2年第30號）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委托投資情況下認定受益所有人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24號）規定了在某些情況下對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申請享受協定待遇時可看穿外國實體，這一規定僅適用于對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申請協定待遇。

（三）新的稅務指引

根據2014年11月14日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關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境外投資者自2014年11月17日起通過滬港通投資A股取得的轉讓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和營業稅。這一政策自以來受到投資界一致歡迎。79號文對QFII/RQFII在2014年11月17日之后轉讓A股（和其他權益投資）產生的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這一點上保持了和81號文的一致性。在79號文公布之后不久，大多數的QFII和通過他們投資的基金對外宣布，將沖銷之前在會計上針對尚未實現的資本利得而計提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款準備。然而，79號文也規定：QFII/RQFII在2014年11月17日之前已經實現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票轉讓所得，應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據了解,稅務機關將在未來數月內向QFII出具繳稅事項通知書。根據通知書，QFII將需對所有2014年11月17日以前權益性資產處置所得應征收的預提稅進行一次性的申報和補繳。每個QFII/RQFII將需準備一份特殊目的審計報告，并提交給其托管銀行的當地主管稅務機關。該報告需逐筆披露自投資設立至2014年11月17日期間處置投資所得的總金額。截至目前，圍繞著如何確定QFII/RQFII投資所得的遺留稅負，一系列具體的實施問題尚待稅務機關進一步明確解決。主要的問題如下：1.計算A股所得計稅基礎的方法（加權平均還是先進先出）。當QFII/RQFII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價格買進A股時，把賣掉的股票與之前買進的某一特定批次的股票一一對應起來從管理來說難度很大，因此需要更便捷的計算方式。2.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是否允許盈虧互抵。當QFII/RQFII處置一些股票時實現盈利，處置另一些股票出現損失時，計算應稅所得是否允許以盈利和損失相抵，還是忽視掉產生虧損的轉讓交易。3.征收歷史稅負的追溯期限。雖然追溯到2002年（QFII的推出時間）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最終計算歷史稅負時間還應統籌考慮。4.滯納金的征收。雖然技術上稅務機關對于未清算的歷史稅負可以征收滯納金，但是以前針對QFII在轉讓A股是否征稅上沒有明確法規，在實務操作上地方稅務機關以前也未明確要求征稅，因此納稅人將有可能在滯納金方面向稅務機關進行申訴。行政罰款不應發生。5.稅收協定優惠。我們的理解是，稅務機關把QFII/RQFII作為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人具有可行性。鑒于所有的QFII/RQFII將會在短期收到繳稅事項通知書，我們建議納稅人應從以下方面做好準備：1.應就特殊目的審計報告的披露程度/格式及內容與主管稅務機關達成共識。2.在規定的時間內，對處置交易的細節進行摘錄并匯集整理，同時為加快與稅務機關協商的進度，應準備不同方案下的稅款的計算（例如：總額還是扣減損失后的凈額，評估的追溯補稅的年限，先進先出還是加權平均確定稅基，是否申請稅收協定待遇）。3.評估QFII/RQFII作為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可以享受的稅收協定待遇，確保已滿足享受具體協定待遇的資格要求，并準備所需表格及相關支持文件。4.若QFII/RQFII所在稅區與中國沒有適用的稅收協定待遇，考慮與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商，看看相關稅務機關是否愿意在“交易”的情況下，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通過“看穿”QFII/RQFII，接受其按照被的實際投資者所在國的稅收協定待遇進行申請。5.與稅務機關協商，確保不征或少征稅收滯納金。6.將最終稅負分配至QFII/RQFII所的客戶。解決上述遺留稅務風險將使QFII/RQFII清除歷史問題重新開始，并為未來的經營與擴張打下良好的基石。

（四）未來的挑戰

79號文和81號文僅規定了“暫時”的免稅，并且未明確免征期限。另外，其他稅收法律法規也并未對“暫時”免稅的期限做出明確規定。根據以前廢止“暫時”免稅規定的經驗，79號文規定“暫時免稅”一旦停止，只會影響未來的稅負，而不會追溯過往。盡管如此，為進一步整合中國與外國資本市場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滬港通和QFII/RQFII項目的總體目標，我們建議國家稅務總局應在某一時點確認免稅規定的永久性。此外，資本總額已達到5.5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的中國債券市場，其不斷增長的收益已吸引了大量投資于中國市場的交易所買賣基金，若79號文的免稅規定可明確同樣適用于債券，將會受到投資者的普遍歡迎。目前尚無中國稅務機關就外國投資者出售債券（政府債券或公司債券）主動征收預提稅的報道，由于海外投資中國債券的稅務規定并不清楚，明確的文件出臺將會對推動外資進入債權市場起到積極作用。

三、展望未來

第8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1 外資并購對我國經濟的雙重影響

外資并購對我國經濟的促進作用相當明顯，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1.1 解決國有企業在資產重組中的資金不足問題。我國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需要大量資金，不僅國家難以負擔，國有企業的現實狀況也使之難以在國內籌集到，而通過吸引跨國公司并購國有企業，是一個很好的途徑。根據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勢，跨國并購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這與我國利用外資的實際需要正相吻合。

1.2 提高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由于并購的主體多為知名跨國公司，通過并購，可以從資金、技術、工藝、產權、治理結構以及經營理念等多方面對我國企業進行整合，快速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通過剝離目標企業的無效資產，注入高效資產，盤活國有資產存量，提高企業整體的競爭力。

1.3 推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國家整體經濟效益。同 20 世紀 80 、90 年代利用外資組建新企業方式相比 ，吸引外資并購國有企業，重在盤活存量資產，并通過重組國企，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減少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成本。

但外資并購是一把“雙刃劍”，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隱患，主要包括：

1.3.1 市場壟斷的威脅。外資控股并購最大的負面效應就在于它可能導致壟斷?？鐕纠觅Y本運營控股并購我國企業后，憑借其雄厚實力逐步占領較大的市場份額，將可能壟斷或圖謀壟斷國內一些產業。如果外資并購造成壟斷，外商不僅控制國內市場，制定壟斷價格和瓜分市場策略，破壞市場競爭秩序，損害消費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約內資企業成長和技術進步，制約國內幼稚產業發展。

1.3.2 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國際投資規模和影響力的加大，使得國家安全的內涵在大幅擴展，從傳統的國防軍事領域向社會、經濟領域延伸。我國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雖規定了禁止外商設立獨資企業和外商控股的產業內容，但可操作性不高，且目前沒有單獨制定外資并購的產業政策，對于哪些領域允許外資并購、哪些領域鼓勵外資并購、哪些領域禁止外資并購，主要靠部門內部掌握，缺乏全國統一、透明、公開、操作性強的產業政策和產業導向。

1.3.3 外資并購實踐中操作混亂，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出于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跨國公司可能會不擇手段，千方百計躲避法律規制，擾亂市場經濟秩序。而我國外資并購配套制度又相對落后，使得并購實踐中操作不夠規范，國有資產普遍低估，流失嚴重。

2 應對外資并購的法律對策

如火如荼的外資并購于我國而言，是機遇與挑戰并存。而要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最有效的辦法是盡快完善我國的相關立法，以便依法規范外資并購行為。外資并購法律體系的建立，直接有賴于反壟斷法、跨國并購審查法、證券交易法、公司法、社會保障法、破產法等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完善。除此以外，還需要建立一個嚴格、規范的法律保障體系，包括有序化的產權交易市場、法律化的資產評估和管理、合理化的并購程序、完善的金融體系及國際化的金融市場等。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結合具體國情，我國應建立和完善以下法律制度：

2.1 盡快出臺反壟斷法。目前，我國沒有適用外資并購的反壟斷法制，立法欠缺體系。僅有的2003年《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立法層級偏低，對壟斷的審查程序、審查結果方面都存在著“過渡性”的特征，規定模糊、表達不夠明確。盡快出臺《反壟斷法》，是我國政府的理性選擇和當務之急。這既能充分吸引外資，又能控制外資并購的負面影響，一方面能夠做到遵守WTO規則，一方面又能維護國家利益。

我國的反壟斷法的框架體系，其內容應包括壟斷控制制度、經濟力量過度集中的阻止制度、橫向限制和縱向限制規制及不公正交易方法與歧視規制等方面。

2.2 明確產業導向和政策，完善外資并購審批制度。對于一些重要行業和領域應禁止或適當限制跨國并購的進行，保障國家的控制能力。而對于不涉國家安全的多數行業的外資并購，則應具備開放的心態，合理監管即可，目前普遍表現出來的過度擔憂也是不必要的。應設立統一的外資并購審批機構，確立清晰的審批標準，并適當擴大國民待遇標準的適用范圍。

2.3全面完善外資并購法規體系，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監管。資本市場是規范和促進企業并購的最佳場所。在外資并購過程中，必定會涉及到《公司法》《合同法》《證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完善配套法規體系，對于規范外資并購行為意義重大。

第9篇：國際資本流動案例范文

但是，無論是監管者還是金融機構，都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在更加有效地發揮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發現價格功能的同時，我們應如何更加及時地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其關鍵性的背景在于，當今全球經濟、貿易、資本流動，以及金融交易活動的復雜程度和關聯程度，已遠超既有的理解水平和把握能力。

認識還在初始階段

經濟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領域關聯性的顯著提高。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40多年里，全球GDP增長了4倍，貿易增長了10倍，銀行業資產增長了14倍，廣義貨幣供應增長了40倍。金融交易總量的增長速度遠超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

同時，傳統意義上距離非常遙遠、相互影響很小的各個金融市場之間的相關性明顯增強。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交易活動將各個經濟體的生產、消費和進出動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通過金融交易活動，特別是衍生產品的期限轉換、幣種轉換和風險轉換功能，各個國家經濟、貿易和資金流之間的緊密程度大大提升，同時，其風險特征也更趨復雜化。

這種全球范圍內經濟金融關聯度的提高，會帶來正負兩個方面的效應。

其正面效應是各個經濟體能在全球產業布局中，以其自身的比較競爭優勢參與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產業鏈和供應鏈通過資本的高效運作，在全球各地得以組織起來，并帶動當地經濟增長。例如，一部蘋果手機的供應鏈中，零部件的技術開發、制造和分銷等，都涉及跨境的商品、人力和金融服務的流動，其成本和利潤得以在全球分布，這種配置始終以效率為優先。

這種關聯性的負面效應，則體現在某一個環節的變化所帶來的負外部性更加容易傳遞，而且影響的范圍更廣。例如日本東京大地震、泰國洪水等自然災害給全球某些產業供應鏈造成的影響。這種負面效應一旦加上金融活動的參與，便令所謂的“合成型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單體理性防范風險的行為引發體系的不理性結果）現象更為嚴重。

金融領域與實體經濟活動的共振一旦形成，系統性風險的防范難度就會進一步增大。此次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演變的過程中，各個國家的政府、實體經濟、家庭等部門與金融部門之間的債務與風險的相互影響和傳遞，為我們提供了最為真實的負面效應案例。

然而，我們對這種新形勢下的經濟金融的關聯性、波動性的認識還處于初始階段，對其導致的經濟金融環境的脆弱性的認識也很膚淺。同時，對于這種關聯度的發展趨勢及其長遠影響，也還沒有答案。

尾部風險是重大難點

尾部風險，即所謂的小概率事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但在新的高關聯度的經濟金融環境中，其展現出了難以識別和管理的特點。比如說，歐洲債務危機下產生的 “歐元解體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個典型的尾部風險。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時，以及隨后歐洲爆發債務危機之初，“歐元解體”的問題并沒有進入到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模型當中，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人員甚至可能認為，這個事件發生的概率小到連尾部風險都算不上。目前的現實卻是，許多銀行已經實質性地通過安排在歐洲不同國家的資產和負債總量相匹配的方式，來管理歐元解體將導致的資產負債雙方貨幣不匹配風險。

另一個管理尾部事件的方式就是通過購買新的金融避險工具，如CDS或合成的避險頭寸（synthetic hedging instruments）。但希臘國債的CDS無法有效交割，摩根大通最新投資組合避險失敗等現實，再一次讓我們不得不懷疑管理尾部事件的有效性。

這次危機以后，越來越多的新的金融風險管理難題如“太大不能倒”“太復雜不能管理”“太大不能轉身”等，其實都是經濟金融活動的高關聯性所帶來的新問題。

重審國際金融監管改革

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許多政策措施正處于高密度實施階段，但在高關聯度的經濟金融環境中，有些措施可能需要重新審視，特別是全球同步問題的難度不可輕視。

本輪國際金融監管改革，主要在資本和流動性兩個方面提升了監管的基本要求，但在高關聯度的經濟金融環境中，這兩個指標都受到多方質疑，政治家的游說、銀行家的抵觸和公眾情緒的波動，都對其實施形成了巨大的挑戰。

比如，相比于巴塞爾協議二，巴塞爾協議三的實施難度之所以大幅上升，原因之一便是經濟與金融的同向共振和親周期性問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與各國經濟金融關聯度的提升不無關系，全球實施一套簡單明了的統一資本和流動性要求，或各國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來確定各自的資本和流動性的要求，哪一種做法更有利于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目前還處于激烈的爭論之中。

也正是由于各國經濟金融關聯度的提升，對于新的監管標準實施可能給實體經濟的增長率和就業率帶來的影響、對金融機構成本效益產生的影響，以及對金融市場結構和功能產生的影響等，全球各相關主體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