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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中國傳統文化里一直貫穿著剛柔、動靜、有為與無為等一系列相互對立又相輔相成,有著深邃辨證精神的范疇。
3、人本主義精神: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人本主義,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以神為本,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追求個人的自由與民主價值。
4、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中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這一思想認為,自然的發展與人類的發展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人們應根據自然的變化來調整并規范自己的言行。
在作者理解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概括,縱向特征是“易”,橫向特征是“和”。所謂“易”,“就是《周易》中的‘易’,‘生生不息’、‘革故鼎新’。求變是正宗國學,不變是腐儒國學,國學永遠是過程”(前言)。在“易”的視野中的“國學”,是與中國現實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是指導當代文化建設的經典。當然,在作者看來,文化重建并不是空洞的口號,不是照搬經典的教條,而是要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帶著問題研習國學經典,“‘新國學’要從問題出發,學問的基礎是問,學問學問,沒問就沒學,沒學就沒根”,這就是用古人的智慧解決當代人的問題,是傳承中華文明再造民族文化輝煌。在作者看來,隨著時代的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政”帶動了國學的新變化,“經濟國學已經在儒商的實踐中萌動”,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就應該是國學必須要面對的。正如作者所說:“人文科學是研究人的,如今的‘社會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人’,不深入經濟生活,學術研究就不周延。效率、利潤、價格、待遇、物求、個性、競爭、規劃、法律等要素都很重要,但是安人、守正、群體、和諧、人本、仁愛、恕道、自強、無為、淡定、樂天、厚生等理念也很重要,新型的商業文明需要人文干預,在這方面國學大有可為。”
作者用“和”來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的橫向特征,以“和”作為貫穿各家思想的主線。所謂“和”“就是《論語》中的‘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兼容并包’、‘百家爭鳴’”。盡管這里主要引用的是儒家思想,以儒家文化作為國學中心,還有可以商討的空間,但是,以“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思想,并以此貫通儒、道、法、兵、佛、墨等各家思想,準確地把握了國學的基本精神。在作者設想的思想框架中,“和”既是思想價值的范疇,是和諧、中和,同時又是思想規范的范疇,也就是“兼容并包”,各種不同的思想演說都可以在同一種思想規范中被納入到一個理論框架中來。
在作者所構造的這個文化體系中,儒家文化當然居有主導地位,對儒家文化的闡釋不僅涉及對道、法、兵等各家思想的貫通,而且也影響到國學今用的現實功能。在對諸家學說闡述的過程中,作者似乎更偏愛儒家文化。徐宏力教授多年來致力于《論語》研究,致力于國學的傳播。因此,這種偏愛就是在深入研究基礎上的文化認同。作者認為,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是“仁”,“孔學就是‘仁學’,‘仁’是儒家思想中的大字眼兒”(P3)。孔子說:“克己復禮以為仁”。所以,“仁”的核心并在于“禮”。所謂“禮”就是一種典章制度,是一種規則,是一種道德規范。所謂“克己復禮”就是要通過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為、思想,使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要符合“禮”,只要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符合“禮”的要求了,就會達到和諧的地步,也就會達到“仁”的境界。
以“禮”的思維來理解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就是大德性、大智慧,是一種狀態,也是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作者的設想中,中庸就是一種境界,如果各方面的事情都能達到這種境界,就是一種至美。作者強調儒家文化中的中庸與現實的關系,就是突出做人做事要把握適度,多一分,少一分,都不是最佳境界,而唯有中庸可以達到完美境地。因此,所謂中庸就是中和,就是不走極端,不過分,不急于求成,而是把握分寸,適度 掌握。
如果說作者對儒家文化的把握主要側重于以禮求和的話,那么,對道家文化的理解則主要傾向于天乾地坤,陰陽相濟,正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演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家文化主張的“無為而治”,不是不做事,而是要正確地做事,有智慧地做事。怎樣才是有智慧地做事?順其自然,低調為人,積小成多,積水為淵,積土成山。如果說儒家文化強調做事要從大處著眼,強調有理想有抱負,那么道家文化恰恰突出了做事要從小處著眼,重視過程,要知道自己的不足。
由于本書體例的性質決定,這部著作不可能對先秦以來各家思想進行系統論述,甚至對經典的評析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展開。但我覺得作者的評析是在系統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若干問題而寫出的心得體會。這里既有作者的理論探討,有作者多年來學術研究的成果,也有社會觀察及其社會實踐中的經驗總結,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產物。作者注重學理上的討論,但不發空議論,也不單純進行學術辨析,而是將學術思想融入現實的考察之中,將古人的智慧轉化為實踐層面上的經驗。
關鍵詞:中學語文 課堂教學 文化傳承
當今時代,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日益重要,誰占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的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①青少年學生是祖國的未來,肩負振興中華民族大業的責任,他們對民族文化的理解、認同、繼承至關重要,語文教師的責任在于引導他們對本民族文化理解、認同,把他們培養成有國家有民族有文化歸屬感的人。一個人,只有血液中流淌著民族基因,只有骨髓里滲透著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萌生起由衷的愛國主義情懷并為此忠貞不渝。②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她是中國人在長期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她包含華夏各民族長期積累形成的深層的心理積淀。文化衍生思維模式又衍生行為方式和社會關系。中國的先哲們的宏大的思想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形成的理論基礎,對中國的社會關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響。語文教師肩頭自然而然要承擔對中華文化傳承的責任,雖然不是全部。因此,中學語文課堂教學的目的,除了傳授給學生語文知識,培養語言運用和思維能力還應該有一種不可或缺的,就是文化傳承意識。
細心研究教材,探索文化教學點。教材中的文化看點不是系統的。集中的,而是散見在各篇文章中。需要我們教師有意搜尋,注重積累。經過幾千年的演進,儒家思想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思想。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提倡積極投身社會,建功立業,“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在教材中到處可以見到。如王勃《滕王閣序》中的“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杜甫的“嗚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李白的“俯視洛陽穿,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這些寒士們在自己幾乎走投無路的時候想到的卻是比自己更為困窘的老百姓啊!我們在教讀這些詩歌的時候難道不感受到厚重的中國“仁”的文化意識嗎?教學中找到文化教學點,讓學生領悟到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對其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有非常大的作用。
中國是禮儀之邦,中國傳統文化中,“禮”的氛圍很濃。在中學教材中,常常有所體現,教學中不容忽視,注意了則會使學生加深對文本的理解。如《鴻門宴》中,“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樊噲從良坐。”從坐席位置來看,項王、項伯東向最上,次之亞父,再次沛公,最下張良樊噲。在項羽的心目中,劉邦的地位遠在己下,眼里并不覺得劉邦是自己的對手或勁敵。目無對手,其勢必敗。在鴻門宴上,原已定好的殺劉計劃被項羽隨意改變,他不殺劉邦并不是心軟,而是覺得劉邦不是自己對手,即使發展了也不會成為勁敵。所以,盡管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塊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結果讓劉邦輕易逃脫。在教授這一段課文時結合文化常識,學生容易理解,學習效果也好。相反曹操與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一段,曹操與劉備只二人對飲,感覺就兩樣了,顯得曹操大氣魄。課堂上對這些問題適當的講析有利于學生對古代作品的深刻了解和進一步感悟。進一步理解性格與命運的辯證關系,從而引導學生注重自己的修養,養成懂禮講禮的習慣,對將來從事社會事業有積極地影響。
中國古代文化中有好多獨特的東西值得去探索,這對學生理解作品思想內容和情感都有幫助。如“陰”“陽”之分。我國古代,山之南,河之北都稱“陽”。反之,山之北,河之南都稱“陰”。原因是,山的南坡,河的北岸都能曬到陽光;山的北坡,河的南岸不易曬到陽光。“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愚公移山》)。又如“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其中“陽”解釋為“北面”“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登泰山記》)其中“陽”解釋為“南面”,“陰”解釋為“北面”。再如“直通豫南,達于漢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柳毅傳》)“陰”解釋為“南面”。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陰陽之說。白天為陽,夜晚為陰;男的為陽,女的為陰;人間為陽,死后的處所為陰,……等等,文化傳說很多。如果不向學生講解明白,“陰”“陽”具體用法的話,學生只能糊里糊涂,不知所云。
循循善誘,引導學生發現中國文化繼承的思想。傳承文化中優秀的東西,并不斷發揚光大很有積極意義。“和”是中華文化中一個核心理念。古老的中國就提倡各民族平等,共同發展:孔子就提倡打破種族之見,對當時的所謂蠻夷,都給予平等的看待。他說:“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在孔子的意思,陋是出于小人鄙狹之心,與九夷并無關涉。所以《春秋》華夷之辨,乃決于文化而非決于種族。中國主張和平崛起,正是中國文化心理使然。重德思想也是中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思想。立德則須追向一個人的行為的動機。立德重內省,亦即是自己認識自己的反省。以“主忠信”作代表。而其極致,則歸于“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指的是孝弟忠恕;所以立德行。而此處所說的忠信,乃綰帶著文行兩方面,為兩方面所必不可少的共同精神。曹操自己奸詐,但對忠信之人還是佩服有加的,對關云長上馬金,下馬銀,又贈寶馬又送美女,除了政治目的還離不開敬重關云長忠信的品行。司馬昭算得歹毒了,但對李密的孝順祖母之情還是感喟良久,不僅暫緩征召李密,使其陪伴祖母,還讓縣衙供給使用,并配備傭人。中國古典文化中提倡的“忠孝節義”“仁義禮至信”盡管有其局限性,但總體是值得繼承的,不能一律冠之以“封建”二字而加以批判或拋棄。難道現在一些人,忘恩負義,不忠不孝就是現代社會要提倡的道德操守嗎?中學語文教材中滲透了許多文化精髓,我們語文教師引導學生繼承之責無旁貸。
適度拓展,激起學生繼承中國文化中積極進取的精神。中國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性。中國的儒家文化與佛、道文化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兩極性。儒家文化主張積極進取,而佛、道文化主張消極避世,組成了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中國古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在青年時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奮發圖強;當仕途多有磨難,到了晚年時又遁入佛、道文化,從佛老思想中尋求內心的安寧。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勵著仁人志士們努力攀登,去摘取事業的果實;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張安全網,有人從云梯上跌落下來,就有這張大網將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與佛、道文化這兩極文化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形成了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文化系統。正因為我們傳統文化的兩極性,才使得我們在生活、工作、學習上往往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則。中國文化的獨特個性和獨有地位以及現代社會對中學語文課程特點要求:我們在中學語文課堂教學中多多探索,把課堂教學的內容豐富起來,不能僅拘泥于一些具體知識,還要有文化傳承意識,擔負起更為重要的文化傳承任務,并使之發揚光大。適度拓展,激起學生繼承中國文化中積極進取的精神。但是,民族文化教育重在探索與堅持。只要我們教育者自身加強“民族文化”的意識,就一定能夠在“民族文化”教育工作中找到最佳途徑,并獲得越來越好的教育效果。
注釋:①引自《在八屆政協會議上的講話》
②焦永生《淺談民族文化教育在高中美術教學中的滲透》
參考文獻:
[1]、《民族文化傳承與教育》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1日出版王軍,董艷主編;
[2]、《全球化與民族文化多樣性》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1日出版繆家福著;
[3]、《中學教育整合模式――教學模式叢書》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1日出版林華玉著;
一、社會工作的倫理困境概述
在弄清楚社會工作的倫理困境之前,我們必須對這些概念進行剖析,明白其真正的含義,這樣才能更方便進一步探討。
社會工作是一種職業助人活動,十分注重專業倫理價值。學者王思斌認為,社會工作是以利他主義為指導,以科學的知識為基礎,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的助人服務活動。這種助人活動是社會工作者強烈的助人觀念驅動的社會互動,是一種倫理價值相關的社會互動。
那么什么事社會工作者呢?根據《社會工作百科全書》的界定,社會工作者是“從事社會工作的專業人員”。“它用從事社會工作和專業兩個特征來指認社會工作者。”王思斌在《社會工作概論》中初步界定:“社會工作者是遵循社會工作的價值準則,運用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從事職業性社會服務的人員。他們是有一定專業知識并從事社會福利服務的人員。”這一概念目前成為國內社會工作學術界較為通用的界定。
王思斌將社會工作的倫理通過“應用倫理”和“職業倫理”兩個方面進行了描述,“社會工作是一門應用的社會科學,其實踐包含特定的價值觀和信念,他們成為社會工作者進行專業實踐的原則和指南,這些就是專業的應用倫理……職業倫理就是一套指導從事該專業的工作人員正確履行責任和義務并預防道德風險的行為規范。關于倫理價值的內涵,王思斌提出:“社會工作的專業倫理在現實中就是以社會工作者的職業守則為標準。”進而,他通過對各國社會工作者守則的歸納發現倫理應包括以下十二項標準,即“尊重案主權利”、“驗收案主秘密”、“公平服務大眾”、“重視同事工作”、“恪守公私分明”、“維護社會正義”、“信守機構政策”、“充實社會工作知識和能力”、“促進專業發展”、“約束不當行為”、“增進公眾福利”、“共同執行守則”。
對于社會工作倫理困境,學者們的解釋大多是援引自雷蒙(Reamer)所提出的定義,即“所謂倫理的困境是當專業核心價值中對專業人員要求的責任與義務發生相互沖突的情形;而社會工作者必須決定何種價值要優先考量。”當然,學者們并不是僅僅只有這一種看法,國內學者,王思斌教授就認為,“社會工作實踐中的倫理困境主要是指有個人價值觀與專業價值觀、專業價值觀與機構價值觀、個人價值觀與機構價值觀之間產生的沖突所導致的倫理決定困難,它也是價值觀的絕對性與相對性、個體與群體、個別與一般、革新(或變遷)與傳統之間沖突的具體體現。”
但是不論怎樣去界定這些概念,其本身實質的內涵并不會有太大的偏差,而體現在社會工作者身上的倫理價值內涵也大同小異。依此,社會工作者的倫理困境也成為所有社會工作者所必須面臨的一個難題。
二、社會工作的倫理困境
(一)社會工作倫理困境的分類
有些學者傾向于沿用雷蒙(Reamer)所提出的分類方法。“社會工作者進行專業實踐的過程中,會涉入不同層面的倫理困境。”具體的將困境分為直接實務中的倫理困境和間接實務中的倫理困境。直接倫理困境包含:(1)保密及隱私權,(2)案主的自決權與專業父權主義,(3)對不同對象的忠誠,(4)專業界限與雙重、多重關系;間接倫理困境包含:(1)有限資源的分配,(2)專業倫理與法律、法規的兩難沖突,(3)研究與評估所涉的倫理困境,(4)揭發機構或同事的不當倫理行為。
也有學者在此觀點上提出了不同見解。他們認為:“這種分類方法還有些過于繁瑣,而且不能給人一個對于倫理困境種類的整體直觀印象,故而嘗試從整體上將社會工作過程中的倫理困境依據其特點劃分五大類,同時考慮到倫理困境起源于價值觀的沖突,而一個“困境”本身也表現為一種沖突的情形,因而每一種困境都以“沖突”的形式來表述”,即劃分為目標的沖突所造成的倫理困境;忠誠的沖突造成的倫理困境;責任的沖突造成的倫理困境;角色的沖突造成的倫理困境;利益的沖突造成的倫理困境。
(二)社會工作價值觀沖突導致的倫理困境
社會工作是一項具有很強的價值導向的工作,也是一項面向社會實踐問題的工作,在其專業實踐中必然會涉及諸多的倫理問題。弗蘭克?M.洛溫伯格(Frank M.Loewenbrg)和拉爾夫?多戈夫(Ralph Dolgoff)認為,“社會工作實踐中的倫理問題起源于作為現代社會特點的價值的多元性和矛盾性……” 社會工作價值觀是一個包括社會價值觀、專業價值觀、個人(社會工作者和案主)價值觀、社會工作機構價值觀的復雜體系。在現實社會工作環境中,當不同的價值觀同時發揮作用時常常會出現矛盾和沖突。正是這些沖突最終導致了社會工作的倫理困境。其表現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社會價值觀與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的沖突。社會工作專業價值是指在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活動中形成的,被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認可的、體現社會工作專業自身特點的一系列價值。一般而言,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是社會價值觀的反映。二者應當一致。但社會工作專業的特殊倫理相關性也決定了社會工作專業核心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存在者不可避免的沖突。可以說,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是受人道主義、社會福利觀念的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比較理想的價值觀念。現實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行方式并不能保證所有人都認同社會工作的價值體系。
第二,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內在之間存在沖突。由于社會工作價值觀涉及到社會工作的方方面面。而每個方面對社會工作價值的要求又存在差異。當這種差異反映到社會工作價值觀上就會導致社會工作價值觀本身的矛盾和沖突。以社會工作中的尊重與保密原則為例,它要求尊重案主的隱私權,為案主保密,但是它同時又要求保護第三方不受傷害。可見,社會工作專業價值的要求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會發生沖突從而使杜會工作者處于倫理困境之中。
第三,社會工作者個人價值觀與專業價值觀的沖突。“社會工作者是社會工作事業的催化劑,當他們被賦予專業責任時。他們就啟動了可能實現專業計劃和目標的過程”。所以,社會工作者的實踐活動必須要遵從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從原則上說,社會工作者應當遵從、認同社會工作專業價值,使個人價值服從專業價值,并按照社會工作專業價值的要求為案主提供服務。然而在實務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僅受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的指導,也會受到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狀況、個人的文化教育程度等多維度影響。社會工作者個人價值觀可能會與專業價值觀不一致。
第四,社會工作者個人價值觀與案主價值觀的沖突。在社會工作過程中案主的價值觀與社會工作者的價值觀需要契合。然而在現實環境中。每一個人的價值觀都不可避免地與他生長的環境和成長的經歷有關。社會工作的對象大部分是弱勢群體,他們處于社會的邊緣。與社會主流文化不相容.特殊的心理、社會地位很容易使他們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對某些問題產生重大分歧而使社會工作者處于兩難境地。
三、傳統儒家思想對社會工作倫理困境的修正
由于社會工作是從國外引進的,我們一直在沿襲甚至照搬西方社會工作的理論與知識體系,導致社會工作在我國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倫理困境。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中的價值、思想等對這些倫理困境均有一定的修正作用,尤其是當社會工作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這些儒家思想對其有很大的幫助。
儒學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精神資源和現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據。正如錢穆先生所言:“中國思想以儒學為主流。”“儒學為中國文化主要骨干。”儒家文化直接產生于中國歷史社會,與其他各種學說比較最能反映和體現中國社會歷史的實際和中國人具體的生活、行為和思維方式。就社會工作而言,它是一種根植于西方社會與文化的制度補充,是一種科學助人的行為和方法,是促進社會和諧與發揮個人、家庭及組織潛能的重要的職業。基于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核心本質,儒家文化的整個價值體系包含著很多可以與社會工作價值體系相契合的基本特質。
(一)儒家思想中的“仁”、“愛”思想可以對社會工作價值觀的偏離進行修正
社會工作的倫理價值出發點就是利他主義。而孔子的仁愛思想是利他主義理念的典型代表。孔子的倫理思想用一句話概括是:“志于道,據一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仁者,愛人”,孔子的“仁”要求人們不僅愛自己的家人也要去愛其他人。這是一種利他主義的理念。《論語》里面有很多關于“仁”的論述,其中最為重要有兩條:一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自己想有所利,也要讓別人得到它。也就是說從自己的欲望、要求、意愿出發,推己及人,實現融匯貫通的境界,就是“仁”。“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國哲學的中心范疇之一,更是儒家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具體的要求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愛自己的老人和孩子進而推廣到愛所有的老人和孩子等。
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是受人道主義、社會福利觀念的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比較理想的價值觀念。它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社會正義給予了高度關注,要求為他人福利無私奉獻、勇于承擔責任。然而由于現實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行方式,我們并不能保證所有人都認同社會工作的價值。因此,將社會工作直接本土化必然會導致社會工作價值發生偏差。因此,儒家思想中的“仁者愛人”、“博愛,愛一切人”的思想必定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儒家思想中“和”的思想可以對社會工作內部價值之間以及社會工作者個人價值觀進行修正
“以和為貴”是我國自古以來的人際關系準則。“和”在儒家思想體系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儒家的出發點是個群關系、人我關系,追求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孔子強調的是現世的和諧、社會的和諧;孟子則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提出一系列旨在實現人際與社會和諧的道德原則以及建設大同社會的遠景理想。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提倡寬和處世,協調人際關系,創造“人和”的人際環境,追求以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為主題的大同社會。在社會工作中涉及到多個相互關聯的人,社會工作者應向涉及的各方明確自己的角色,并采取適當的行動盡量減少任何利益沖突。
而“和”的另一層面的意思是“和而不同”,在主張和諧統一的同時,支持和主張在這種和諧共生的內部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寬厚處世,協和人我,從而創造和諧的人際環境。他又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在這里,孔子區別了“和”與“同”兩個概念,“和”是多樣性的統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結黨營私。在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應該堅持自己正確的價值趨向和助人意愿,不斷尋找時機和努力采取各種辦法耐心的做思想工作,而不是放棄努力,由對方去自行其事。
(三)儒家思想中“禮”的思想可以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進行修正
“禮”,是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的,旨在維護宗法血緣關系和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和言行規范的總稱。禮治有兩個重要原則。其一為“親親”,就是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特別是以父權為中心的尊親屬,它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禮治的另一個原則是“尊尊”,就是下級必須尊敬和服從上級,特別是對一國之君的服從。親親是宗法制原則,尊尊是等級制原則。在“親親”和“尊尊”兩者之中又特別強調“親親”,這是因為“親親”中的子弟孝順父兄,下級服從上級已包含了“尊尊”。后來儒家繼承了這種思想,提出“孝”是“德之本”。在孔子“愛”的思想中,他認為愛人行動的首先應是愛自己的親人,然后再將這種對親人的愛推導出去,愛別人和眾人。因此,本文主要是從家庭倫理關系中的“禮”出發,闡述儒家思想中的“禮”可以對整個社會家庭倫理價值的修正。
1. 夫妻關系
《禮記》中講夫妻關系主張“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禮一記?昏義》),這是說夫妻關系是其他家庭關系的基礎。儒家對于夫妻關系的要求是,“夫為妻綱”。妻子是依附于丈夫存在的,這是典型的男權社會的要求。現代的夫妻關系是有著很大變化的,越來越多的夫妻主張兩人地位平等,所有的事情是兩人通過商量來決定。夫妻之間的關系成為家庭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
2. 兄弟姐妹之間的關系
儒家對于兄弟姐妹之間的描述是“兄友弟恭”,處理兄弟之間關系的基礎是友愛。“長兄如父,長嫂如母”,長兄的地位是僅次于父親的。儒家是比較注重長幼順序的,主張長幼有序,不得超越長幼的界限做出大逆不道之事。孟子認為,兄弟之間應該“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孟子?萬章上》)也就是主張,兄弟之間要相親相愛。儒家是十分看重血緣關系的,主張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關系是最牢固的最應該珍惜的關系。中國自從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后,獨生子女越來越多,他們對于兄弟姐妹之間的關系沒有那么深的理解,但是,儒家的兄弟姐妹之間相親相愛的理念是適用于我們現代社會的。這些傳統家庭倫理的精髓是不能丟掉的。
3. 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
“父慈子孝”是儒家對父子之間關系的界定。“孝”也成為人倫中最重要的環節。社會工作中“孝”倫理的運用也是十分必要和廣泛的。孔子在對“孝”進行解釋時講過,“父在,觀其行,父殘,觀其道,三年無改于父之志,此謂孝矣”,這是主張子女對家長的絕對尊崇。子女對家長的孝還有一個:“無孝有三,無后為大”。在傳統的儒家文化中,家長地位在整個家庭中是絕對的權威。而現代社會家庭關系的重心開始下移,孩子的地位開始升高,家庭中是孩子處于主導地位,父母處于從屬地位,加上計劃生育使得一家只有一個孩子,孩子的地位更是無形中被抬高了。孩子地位的提高和家長過度的溺愛給中國社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孩子和父母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淡漠,很多人為了自己選擇了不生孩子,是一種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行為。儒家文化中的“父慈子孝”,我們還是應該一定程度的遵守。
【關鍵詞】儒學;經濟人;理性;人性論
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經濟學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經濟人”假設是新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基石,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最優化分析貫穿各個領域,有著極強的魅力和實證解釋力,而西方經濟學磅礴的理論大廈也是在“理性經濟人”假設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來的,無數經濟學家不斷地為其添磚加瓦,西方經濟學理論日趨完善,各種流派也是百家爭鳴。西方經濟學在不斷地向前發展的同時,經濟人假說在不斷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們認為經濟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統經濟學的解釋是對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但是當我們將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礎聯系在一起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經濟問題可能會做出不同的抉擇,這說明了傳統文化對于人們的行為目標和行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是影響中國經濟學獨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文明百家爭鳴,但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中最具歷史淵源和影響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視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于傳統“經濟人”假設的影響時,首先選擇了儒學文化作為開端。在經濟利己性角度探究傳統儒家文化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沖突與融合,力求找到兩者之契合點,在此基礎上改善原有假設,建立適合中國的新假設體系。
二、文獻綜述
(一)“經濟人”假設的歷史、文化、宗教淵源
傳統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初期,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態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其基本假設的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殘酷的原始積累,人們的經濟行為基本上可以不顧其他人的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此時顯現出的是人類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很大程度上也是當時現實的反映。另外,西方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義基礎是性惡論,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義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響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不論善還是惡都追求自我,這一點在眾多西方著作、電影等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因此,基于經濟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傳統“經濟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的利己主義者。
(二)“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形成及修正
“經濟人”假設,起源于享受主義哲學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關于勞動交換的經濟理論,亞當·斯密認為:人的本性是懶惰的,必須加以鞭策。之后,西尼爾定量地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最后帕累托將“經濟人”這個專有名詞引入經濟學。但是“經濟人”假設從建立之初,就倍受懷疑,愛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個人的行為受自利原則驅使是“經濟學第一原則”,但他也承認這個原則并不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而這種非現實性來源于簡單的利己性假設對社會規范及個人——社會關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視。
阿瑪蒂亞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論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評述道:“事實上,我們將無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類對別人的事情不管不顧是沒有道理的(sen,1987)。”該意見代表了早期批評者如美國的凱里(Carey,Hery.C.)及其追隨者湯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別是德國歷史學派及新歷史學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他們反對古典經濟學對人類動機作這種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張以“真實的人”來取代非現實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經濟學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經濟實踐中,利己原則遇到的一個重要困難是現實中存在的利他主義經濟現象,這一點就連馬歇爾(Marshall,Alfred.)也不否認,而提出人類的利他主義動機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國經濟學基本假設構建的進程
在中國,最初關于傳統文化對于經濟影響的討論大多作為解釋每種經濟現象的原因之一出現的,而對于這一問題進行較為專門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構建中國經濟學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上來認識,起于樊剛、盛洪、汪丁丁等少數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已開始把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作為經濟學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強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學和西方哲學中的科學傳統之區別,力圖以此找到中國經濟學之根(盛洪,1994),并且師徒通過比喻把經濟學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疇,但是沒有建立相應的模型(盛洪,1998);樊剛則從中國文化重人治與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較中,說明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樊剛,1994);汪丁丁把中國文化分為若干層次,分別說明與經濟的關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曉玲從西方經濟學中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體現以及西方經濟學如何汲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對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對于西方經濟學的意義進行分析(王曉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經濟人假設”:第一、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第二、經濟活動中的人具有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狀態。第三、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對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沖突與支持
(一)傳統儒學的文化精髓
傳統儒學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實質是一種倫理哲學,其核心內容是仁、義、禮、智、信、忠、孝、恕、寬、和。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傳統儒學形成了獨具特質的精神風貌和民族精神,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產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時在現代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生產。與基督教義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論;與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相比,儒家文化講究“天人合一”;與西方非黑即白的極端主義相比,儒家文化主張“和”為貴。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于社會中的人的基本性質有著迥異的認識,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必然影響到人們的行為。其行為與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們的行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歷史背景之間并不是僅僅存在沖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內容,例如博愛、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學思想與“經濟人”假說的基本沖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義,一曰“仁者愛人”。二曰“克己復禮”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對孔子的“仁學”理論繼承的基礎上加以補充,而提出了“義”,認為仁是發自內心之愛,義是所以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仁義”道德會對人的行為產生重大的影響,人們在經濟利益和仁義道德前要做出權衡和決策,而仁義道德對于決策結果的影響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價值哲學中,一向認為人的道德價值高于物質利益。孔子用“見利思義”2、“見得思義”3奠定了義和利的關系基礎,在此基礎上,在進行價值選擇的時候合義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義的則堅決不取。經過后人的發揚,儒家的價值觀基本上定型為“先義后利”,“以義率利”的義利觀。當人追求物質的欲望與社會的政治合道德原則不會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人都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指導行為,而孟子認為,當欲與禮矛盾時,要用禮節制欲,生命與禮義不能兼得時,要毫不猶豫地“舍生而取義”4。
據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經濟”與“非經濟”完全對立,而儒學的“中庸”思想卻是強調的整體思考,不強調對立與矛盾。孔子追求“天人合一”,強調對人性進行全面整體的思考,考慮經濟與否時不是強調二者的對立和矛盾。
(三)儒學思想對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支持
前述內容中曾提到,傳統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淵源,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領導者的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的許多教義不是敵對關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補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愛”與基督的“博愛”、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處。
《論語·里仁》中的一段話: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述文字表明孔子并不反對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而關鍵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須堅守“仁”的標準,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人總是在一定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為了得到利欲而不顧廉恥,就會釀成大錯。
因此,對于財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標,要在財富和“仁義”之間進行權衡。因此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目標在面對儒家的財富觀的時候,不需要全盤否定,只需要進行必要的改善:經濟人的收益應該由貨幣財富和精神財富兩部分構成,其中貨幣收益即“財”,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學思想并不否定人對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時要兼顧財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關系,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則對于“經濟人”假說而言,其內容并非與傳統儒家思想完全相敵對,在建立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的“經濟人”假說時,應該保留傳統“經濟人”假說中的部分內容。
四、“儒學人假說”的探索:廣義利己性與新理性
(一)“廣義利己性”假設的及其影響
基于上述對于儒學思想與傳統“理性經濟人”假設內容的對比分析,在儒學人論的背景下,提出“廣義的利己性”假設如下:
人同時具備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會給行為人帶來滿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會在行為產生時轉變為利己性,因此,廣義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為轉變而來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帶來物質(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質效用可以用貨幣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為轉變來的利己性帶來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兩部分效用變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為人的行為決策依據是兩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損害他人利益來獲得自身利益的情況下,該行為會帶來物質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為負,因此行為人是否會選擇該行為取決于兩種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質效用可能會強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會強一些,因此也就產生了不同行為主體作出不同決策的情況。
(二)新理性人假設
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充滿理智的,可以辨別與區分物質和精神兩部分效用的大小。經濟活動中,主體目標是自身綜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費者追求的是物質和精神滿足程度的最大化,生產者追求的是貨幣利潤帶來的物質效用與生產銷售行為所帶來的精神效用綜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設下的利益評價體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廣義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類行為決策的目標不是完全的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綜合。人在“利己”的同時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會帶來個人滿足感的上升,增加個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礎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將傳統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的效用理論與廠商理論相結合,不論是消費者還是廠商,其收益由兩部分構成: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當兩者之和達到最大化時,才會達到均衡。
在傳統新古典經濟學中,物質收益的評價采用效用(消費者)和貨幣(生產者)兩種評價方法,而且兩種方法分別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消費者還是生產者)獨立評價。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將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綜合評價,需要建立統一的評價體系,借助效用理論中的“貨幣效用”的觀點和結論,可以將貨幣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統一表現出來,以使評價標準統一,以利于進一步關于最大化等問題的分析。鑒于篇幅的原因具體的評價方法的構建將在另外的文章中單獨論述,在此暫不贅述。
五、結束語
基于儒學“仁義”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廣義利己性”假設和“新理性”假設,在滿足描述中國傳統文化對經濟人的影響的同時,可以利用現有西方經濟學概念和體系,將原本對于不同目標群體的理論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評價體系和基本規律,使用現有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做最小的改動滿足中國經濟學的適用性問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沒有對具體的利益評價體系和評價方法做詳細闡述,具體內容將在其他文章中單獨進行闡述。隨著各類相關理論的不斷豐富,進而構建出整個中國經濟學的微觀體系。
注釋:
①出自《舊約.創世紀》第三章.
②出自《論語·憲問》.
③出自《論語·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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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是華夏民族為了尊崇與懷念至圣先師孔子,而主要在孔(文)廟舉行的隆重祀典,兩千多年來從未間斷,成為世界祭祀史、人類文化節史上的一個奇跡。
孔子簡介
孔子,魯國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歲。孔予,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發憤為學,博學多能。他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廣收門徒,收的學生不管貧富貴賤,據說有3000弟子,其中優秀的有72人。他成為文化傳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國,專心從事占代文獻整理與傳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詩》、《書》等古代典籍,刪修《春秋》。其學生將其思想言行記載在“論語》中。
孔子經其終生倡導和歷代儒家的發展,使中國儒家學說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作為中國人的指導思想逾兩千余年。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德治主義,他執著地倡導德化社會與德化人生。德化社會的最高標準是“禮”,德化人生的最高價值是“仁”。孔子教導人們積極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怒之道”,以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正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孔子倡導“天人合一”,以善處人與自然的關系,他還闡述和弘揚了人不僅要“仁民”,電要“愛物”的道理。孔子堅決主張國家要實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會與文化得到發展。孔子認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創立理想社會,通過潛志躬行“內圣外王之道”,以達到“天下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貢獻和思想影響深遠,他才被中國人尊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
形成及源流
祭孔活動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魯哀公將孔子故宅辟為壽堂祭祀孔子,孔子故居成為世界上第一鷹孔廟。漢高祖劉邦過魯,以“太牢”祭祀孔子,開歷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各地紛紛建孔廟,直至縣縣有孔廟的盛況,孔廟逐漸演變成封建朝廷祭祀孔子的禮制廟宇。元、明、清三個朝代皇帝為孔子舉行國家祭奠的主要場所在北京孔廟。隨著歷代帝王的褒贈加封,祭典儀式日臻隆重恢弘,禮器、樂器、樂章、舞譜等也多由皇帝欽定頒行。歷代帝王或親臨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謁,總計達196次。
祭孔大典在古代被稱作“國之大典”。自唐玄宗干公元739年封孔子為“文宣王”后,祭祀孔子的活動開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搖直上,明代已達到帝王規格。至清代,祭祀孔子更是隆重盛大,達到了頂峰。清朝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親臨曲阜拜謁孔子。
民國政府明令全國祭孔,其程序和禮儀做了較大變動,獻爵改為獻花圈,古典祭服改為長袍馬褂,跪拜改為鞠躬禮。1986年,沉寂了半個世紀的祭孔大典經曲阜市文化部門挖掘整理,在當年的“孔子故里游”開幕式上得以重現。
祭祀孔子的典禮,稱為“奠禮”。釋、奠都有陳設、呈獻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陳設音樂、舞蹈,并且呈獻牲、酒等祭品,對孔子表示崇敬之意。最初祭孔每年只有秋季一次,后增為春秋二次。后來,人們又在陰歷八月二十七日(相傳為孔子誕辰)舉行大祭。這一天的祭孔儀式隆重,連在私塾念書和在學堂里學習的學生也要放假一至三天,以示敬重。參加祭孔的人員,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孫。祭孔被當作國家的大典后,“家祭”仍照常進行。國祭多由皇帝專門指定的大臣、地方官或皇帝自己親至闕里孔廟致祭。
祭孔的意義
由于做出了興辦私學、傳承古學、開創懦學三大歷史性貢獻,孔子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歷史文化巨人。特別是其開創的儒家學說,不僅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的思想支柱,而且對廣大平民百姓的思想與生活也產生了極深影響。因此,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直至成為至高。
無上的圣人,受到盛大而又隆重的祭祀。孔子離去了兩千多年,他創立的學說在中國古代占據統治地位,成為中國的文化主流,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十七世紀以來,中國周邊國家越南、朝鮮、日本、琉球(今屬日本)等國家和地區也興建了許多禮制孔廟。18世紀以來,隨著孔予思想的對外傳播和華人的外移,在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其他國家也出現了許多孔廟。全盛時期,世界上共有孔廟3000多座,其中禮制孔廟2000余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禮制廟宇。
【關鍵詞】優秀傳統文化 校園文化 推動作用 途徑
中華民族在綿延不絕的歷史長河中沉淀出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來看,它所蘊含的崇尚道德、重視道德踐履、強調道德修養、注重人文素質等許多哲學思想、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對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修養、陶冶品質、完善人格,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合格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一、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突出問題
校園文化是學校所特有的精神環境和文化氛圍,是學校自身形成和發展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大學校園文化是學校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校園文化建設對豐富大學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培養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極為重要的。校園文化就像一個大磁場,能夠提高學生的活動能力,敦促大學生掌握更多的生存與競爭本領,更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今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大學校園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誘惑,大學生的思想較為復雜。校園文化建設方面往往由于過分注重功利性目的,忽視校園文化對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鮮明主題,集中表現為:有的高校對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和科學定位還缺乏高度的重視及正確認識;在高校校園文化建設中,形式單一,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具體措施、手段的落實;注重校園物質文化建設,忽視校園精神文化建設,把過多的精力和資金投在建筑物的建設;偏重于專業知識的傳播,而忽視對大學生人品的塑造,造成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的缺位;對校園文化建設的理解太狹隘,只局限在校規、校訓、教學理念的理解,沒有建立整套完備的校園文化體系等等。
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校園文化建設的推動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非常強調人的倫理、道德、精神、文化等的獲得與提升。中國傳統文化蘊涵著極為豐富的道德資源,其中有一些經過積淀、篩選和發展,今天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教育價值。依托傳統文化建設優良健康、和諧寬松的校園精神文化,有利于師生良好精神家園的創建。
推崇 “仁愛”原則,強調和諧的人際關系。“仁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仁”既是儒家政治倫理學說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標準。什么是“仁”?《論語?顏淵》里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提出“仁”是愛人的道德規范,并且給它賦予“泛愛眾”的普遍性的理性品格和準則。從這一原則出發,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主張對人要有愛心、尊重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家主張“兼愛”“天下之人皆相愛”等等,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古代“仁”的思想。依據這一原則,孔子提出建立和諧人際關系的三條基本道德原則:“知人”“慎言”“遠怨”。為了保持人際關系的和諧,強調要寬容,認為寬容是營造和諧氛圍的必備涵養。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愛人”包括自愛、愛人、互愛。愛人與自愛是統一的,是人與人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只有懂得自愛,才能將心比心地去愛別人;也只有會愛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愛;互愛是自愛和愛人的邏輯結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種“仁愛”原則與和諧精神在校園文化中張揚,對于和諧校園的建設、對于培養學生的自尊、自重、自愛、對于同學之間的寬容互助、對于良好的師生關系、同學關系的構建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強調“重義輕利”,確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在中國倫理學史上,儒家確立了“見利思義”“義以為上”“以義導利”的義利觀。所謂“義”主要是指道德義務;“利”指功利或利益,主要是個人的私利。所謂“重義輕利”就是倡導人們在見到有利可圖的事情時,首先應當想到的是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義”永遠在“利”之上,儒家的這種義利觀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價值論,也是中華民族主導的價值取向。儒家創始人孔子認為“義”是至高無上不可丟棄的,是成為君子的前提,明確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把通曉道義還是私利作為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區別。當“義”和“利”二者不可兼得時,孟子主張要“舍生取義”。從大學校園文化建設來看,儒家義利觀中的精華必須借鑒發揚。當前大學生在人生價值取向上出現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現為注重個人利益和個人幸福,而淡薄社會責任、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一些大學生在物質上崇尚消費,在精神生活上崇尚現實的快樂,將道德原則等同于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原則,對精神動力的淡漠、對金錢功效的崇拜,已嚴重地影響到他們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和人生價值的追尋。儒家“義利觀”的弘揚,有助于大學生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取向,在價值取向上能夠自覺的以民族國家大“義”為重,把國家、社會和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為了個人利益斤斤計較甚至是不擇手段。
追求“內圣外王”,塑造理想人格。“內圣外王”是儒家對人生理想人格的一種最高追求,它體現了儒家關于道德與政治的直接性的統一。儒家認為圣人是最適合做君王的,所以他們認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統治者,因為“大德者必得其位,天下之大,非圣人莫能王。”因此,孟子指出:“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一個人要想“外王”,那就必須通過“修身養性”達到“內圣”,因為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在儒家的思想中,若想達到“內圣”,僅僅具備仁、義、禮、智、信、誠等道德品質還不行,他還必須有相應的能力和知識。否則,僅有道德品質而沒有知識、能力,還是無法達到“外王”的。所以,既做到了“內圣”又做到了“外王”,這才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儒家這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思想很好地體現了個體人格形成過程中內在和外在的統一,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對于克服大學生的冷漠和浮躁心態,重建大學生的人文價值關懷和理想,提高大學生的道德修養和綜合素質,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倡導“自強不息”,培養積極進取精神。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一種自立自強、勤勉不懈的奮發進取精神,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價值觀。華夏祖先從四季推移與日月星辰運行等自然現象穩健不已的步履中感悟到一種自主、能動、永不停息的精神,認為人應該仿效自然,自強不息、剛健有為,《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在長期的文化傳承和社會實踐中積淀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孕育了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的民族性格,這是中華民族賴以存在和發展的脊梁。西北的胡楊樹 “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就是我們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很好體現。這種自強不息精神是當代大學生應具有的重要素質。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弘揚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主要表現為塑造大學生自尊自信、不卑不亢的獨立人格,培養大學生勇于挑戰自我、不悲觀、不放棄的精神,讓廣大學生志存高遠,為遠大的理想和目標執著追求。
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校園文化建設的途徑
如何將傳統文化更好地融入校園文化建設中呢?筆者認為應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開設更多關于傳統文化的課程,系統地對大學生進行傳統文化教育
學校將傳統文化教育作為學生的必修課程列入教學大綱,開設更多的關于傳統文化的課程,系統有針對性地對大學生進行思想道德品質教育,培養大學生熱愛祖國、推崇仁愛、追求理想、積極進取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品質。豐富國學資料庫,加強學校在國學領域的專業研究,便于師生對國學的研究和學習。提倡和鼓勵大學生組成各種“品讀國學”興趣小組,研讀國學名著,提高自身文化修養。
(二)精心組織活動,讓大學生在傳統文化熏陶下思想升華
精心設計和組織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傳統文化活動,例如邀請校內和校外專家舉行弘揚傳統文化的系列專題講座;充分利用節慶日和紀念日,深入開展主題教育活動,唱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不斷加強大學生理念、信念教育;組織以班級為單位的中國傳統文化主題演講比賽、征文比賽、書畫比賽、歌舞比賽等,讓大學生感悟經典、啟迪人生。
(三)領導高度重視,營造高雅健康的校園文化氛圍
學校領導高度重視校園文化建設,從制度上重視,開展“書香校園工程”,從學習傳統文化入手,構建“德育特色學院”。從措施上重視,真正從根本上凈化校園文化環境,營造道德色彩濃重的校園文化氛圍,消除低俗文化,抑制垃圾文化的傳播;在校園設施建設上,布置具有豐富傳統文化內涵的雕塑、書畫等文化作品,使校園的山、水、園林、路、教學樓等都達到使用功能、審美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有機統一。
【關鍵詞】傳統文化;室內裝潢設計;應用
傳統文化蘊含著人類智慧的結晶,中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于我國社會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深深的扎根在中國人的思想和血液中,即使在當前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深入的背景環境下,人們的日常生活仍然會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現代室內裝潢設計近年來由于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室內裝潢設計師的設計理念也深深的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和思想的影響。筆者主要從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傳統文化在室內裝潢設計中的應用方面探討傳統文化的滲透。
1 傳統文化與室內設計的關系分析
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中,還是中國室內裝潢設計的發展中,兩者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一直以來,室內裝潢設計都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很多室內設計師的設計靈感都來自傳統文化的啟發,室內設計也承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兩者之間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
1.1 室內裝潢設計屬于文化范疇,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當前,室內裝演設計具有多種設計風格,但是不管是什么樣的設計風格,都是在整個社會文化背景下設計,因此必然會受到文化的影響。每一種室內設計風格都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時期的流行風氣和社會潮流。同時,室內裝潢設計本質上就屬于一種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當時人們對于文化的需求和追求。其次,設計主要是人的一種理念,而人的思想觀念肯定會被傳統文化而影響,因此,不管是什么樣的設計理念,都會受到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自人類誕生開始至今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早已經潛移默化的滲透到社會生產和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當然也會包括室內裝潢設計。
1.2 傳統文化對室內裝潢設計的影響在形式上有所變化
隨著現代科技的不斷創新和發展,室內裝潢設計技術也在不斷創新,很多現代室內裝潢設計的時代感、現代感很強,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不管社會如何發展,室內裝潢設計理念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提煉出來的。因此,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對室內裝潢設計的影響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并不代表室內裝潢設計完全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2 傳統文化的設計理念
傳統文化設計理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追求自然。在中國古代一直推崇“天人合一”的理念,人們也非常贊同這種思想,道法自然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2)追求大美。中國古代有一句老話――上善若水,就是指人世間的大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主張的設計理念主要是追求這種大愛中的美,實際上也就是樸素、簡單、淡雅之美。(3)追求和諧。儒家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典,儒家文化主張的中庸之道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和諧的理念。室內裝潢設計中會通過合理安排空間、裝飾材料等,盡量營造一種和諧、自然的環境。
3中國室內裝潢設計中傳統文化的具體應用
3.1 現代室內裝潢設計中引用中國書畫裝飾藝術品
中國傳統室內設計、建筑設計就是一種傳統文化,中國現代室內裝潢設計中常常會借鑒、引用傳統建筑室內設計元素。一直以來,人們都非常喜歡中國傳統書畫藝術,常常會利用這些高雅的書畫裝飾藝術品來裝飾臥室、客廳,往往會增強整個室內空間的美感,為整個室
內環境增添藝術氣息,陶冶人們的情操,愉悅人們的身心。
3.2 室內裝潢設計中引用中國傳統雕刻藝術
在我國現代室內裝潢設計中,常常會應用到竹雕、木雕、磚雕、石雕等中國傳統雕刻藝術,這些極具特色的雕刻工藝品往往會成為整個室內裝潢設計的亮點。在比較寬敞的室內空間環境下,可以在客廳比較顯眼的位置擺放一些石雕山水或者根雕山水;在比較狹小的室內空間環境下,可以放置一些鳳凰、仙鶴、麒麟、猴子、鹿等動物雕刻或者牡丹、梅、蘭、竹、菊等植物雕刻等。
3.3 室內陳設藝術中引用中國傳統文化
傳統室內陳設的風格體現出意境深厚、莊重典雅的特征,我國現代室內空間陳設中也很好的繼承、保留了這種傳統文化元素,體現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夙愿和追求,充分展現了中國民族文化內涵。現代室內裝潢設計中引用傳統室內陳設藝術,首先是為了增強室內空間的層次感,創造一個二次空間層次,從而烘托、映襯室內和諧、舒適的氣氛,有利于調節環境的意境,協調室內空間的色彩搭配。比如,室內裝潢設計中常常會運用青花瓷器,這些古色古香的瓷器不僅可以反映出戶主的自身文化品位,瓷器上的圖案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裝飾作用。
綜上所述,在當前社會思想、文化多元化發展的形勢下,我們應正確認識傳統文化,立足于我國傳統的文化內涵,將其作為室內裝潢設計的一種元素,將傳統文化和現代設計元素相結合,設計出獨具特色的室內裝飾環境。
參考文獻:
[1] 陳樂.淺析中式新古典主義室內玄關的設計內涵[J]. 美術大觀. 2011(09)
[關鍵詞]文化;電影;中西融合
一、李安電影風格形成的文化背景
李安的作品都暗含東西方文化的沖突和交融,這與他本身的文化背景及人生經歷是分不開的。李安是一個精致內斂的人。他出身于臺灣知識分子家庭,自幼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思想根植于他的文化積淀之中。后來移居美國專修電影藝術。個人的生活以及求學經歷使李安能夠自在地游走于東西方文化之間,而心靈的溝通跨越了文化和國界,心心相印自然引起東西方觀眾共鳴。他的身體里流淌著源自東方文化背景的血液:溫和、儒雅、負責;同時也閃耀著西式的華彩:多元、隨性、欲求。他在仔細研究好萊塢電影劇本結構和制作方式的基礎上,嘗試著將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相結合,創造一些全新的作品。
二、《斷臂山》一一以電影進行跨文化對話翻譯
李安在西方的生活長達46年,但這并沒有動搖他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根基,而相反在西方文明的參照下,他開始以現代電影為媒介,對中西文化進行對話翻譯。在他眾多優秀的電影作品中,《斷臂山》是一部將中國的文化內核深深融入西方題材之中的電影。《斷臂山》引發的爭議和文化歧義的探討非常之多。對《斷臂山》討論最多的,是李安以電影進行跨文化對話及文化翻譯的工作。在一些西方的華裔學者那里,一致認為跨文化翻譯一直是被西方的人類學家所把持的。而李安以流行的現代文化形式――電影進行文化翻譯,或者說把東方文化暗度陳倉、偷運到西方。在導演《斷臂山》時,東方文化理念的積淀決定了李安在處理具有悲劇意味的作品時,刻意沖淡令人壓抑的沉重,避免使用狂烈暴躁的處理方式,而是充滿了東方式的溫情,形成了“中和”的美學風格,并且成功地“跨越華語或稱為母語文化的局限,而成為一種國際的、世界背景的共同文化主人”。
三、把握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像李安這樣腳踏東西文化的電影人并不少見,但能夠從商業性強的奧斯卡到藝術含量高的威尼斯、柏林“通吃”的卻在導演圈里屈指可數。李安的長處在于把握了兩種文化碰撞中產生的火花,將東方文化的神韻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電影語言來包裝,從而讓兩種文化圈都能認同。
1 東方的神,西方的形。
東方文化一向注重神韻,中國的繪畫以及詩歌詞賦等注重韻律與神韻之美,而西方的文學與藝術更注重模仿與再現的形似美。在《斷臂山》之中,李安不追逐時尚潮流,不為技巧而技巧,一如既往地以平實的敘事風格和熟練的電影技巧――樸素、流暢的攝影,干凈利落的剪輯和場面調度,沉靜、平和的敘事筆觸,理性而睿智地演繹著獨具東方情調的倫理人情,追尋永恒的文化命題。我們在影片中可以看到類似于中國山水畫的美麗風景,在風景如畫的山脈上演繹一場兩個同性之間的纏綿故事場面。這是一個很具有美國式的同性戀題材,如果用西方的形似模式可以設計一場刺激或暴力的同性戀情節,但李安沒有采用西方電影中慣用的宣泄、爆發、沖突等戲劇手法,而是用一種細膩抒情的手法來講述這段“超越和穿透文化差異”的愛情故事,它的思路、手法、意境、色調卻都彌漫著中國的味道。例如影片用大量的篇幅來展現山區的美景,悲歡交集與世遷中綿延了22年之久的同志情意,與蒼郁高遠的山脈遙相呼應,以一種寓情于景的抒情手法將牛仔對于同性之愛的渴望與彷徨不安融于這蒼翠寂靜之美景中,這種舒緩、含蓄的表現手法極富東方的詩意。如詩如畫的景色,動人心弦的歌謠,廣角鏡頭中的斷臂山并非粗獷的西部風格,而幾乎變成了中國古典式的世外桃源。另外,李安還借用中國古代愛情特有的含蓄方式――以物傳情來表達這種細膩的感情。例如以月亮和鏡子傳達愛意,使得傾訴衷腸的臺詞顯得多余。影片結尾,當年邁的安尼斯送走女兒回到屋里時,發現女兒的外套忘記拿了,他只好又回到屋里,把衣服放在柜子里,這時,他看到了一直珍藏的兩件帶著血的衣服――他與杰克因爭執而留下的“血的證據”,此時,安尼斯悵然若失,在西方人臉上展現的是“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悠長韻致。
2 東方的集體主義與西方的個人主義。
西方人十分珍視個人自由,喜歡隨心所欲,獨往獨行,不愿受限制。中國文化則更多地強調集體主義,主張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主張同甘共苦,團結合作,步調一致。所以中國文化以“和”為貴,主張包容、“隱忍”,并體現出一種中庸之道。在《斷臂山》中,李安表現了一種東方的家庭觀念、儒家思想和包容的親和姿態。李安擅長從一個家庭著手解剖社會,解讀文化。家庭觀念是東方傳統文化的核心。在影片《斷臂山》中,李安除了對杰克與安尼斯之間同性之愛那種超越性別的態度之外,他對影片中每一個人物都用一種無責備的眼光在看待,他認為這部影片中的每一位人物都是無過錯的,或許正是這個社會的錯誤造成了每個人的痛苦。寬容是李安影片的態度,也是他的電影能被各方所接受的原因。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體現在婚姻觀念中的差異。西方重視個人感受,所以對婚姻缺乏一種責任與隱忍的姿態。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人在婚姻觀念中,當他們認為夫妻之間已經沒有愛情時,他們就會考慮并最終選擇離婚。而中國人受傳統倫理觀、道德觀的束縛,以及考慮到對家庭其他成員的影響特別是對孩子的影響時,也許會維持所謂的沒有愛情的婚姻。所以,在這部影片中,李安用中國人對婚姻的傳統觀念和態度去詮釋杰克與安尼斯面對情感與責任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影片中無處不在散發的是孤獨和寂寞,李安讓整個影片節制隱忍而充滿張力,他用中西文化共通的樸素情感去表達原著。他選用普通人的感情或家庭矛盾作為表達自己對人性關照的切入點。李安是人世親和的儒者,中庸文化的根基決定了他能既表達出內在的自我又能為世人接受。無論輕喜劇還是悲劇,李安都用一種相當人性的方法將面臨的問題克服、化解,這也是中國的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方式,橫掃天下,得到東西方的廣泛認同。
3 中西融合的“人倫”內核。
中國自古以來就注重“天倫”、“人倫”,“人倫”思想也可以說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基礎。“人倫”在中國古代本來是封建禮教所規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指尊卑長幼之間的等級關系,然而,在《斷臂山》中,這枚“人倫”內核的棋子已經被衍生到一種對人性關懷的高度。人文主義關懷是藝術作品不會過時的母題,也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信仰,奏響了沁人心脾的主旋律。《斷臂山》雖然是以美國西部為背景,描寫同性戀題材的,但里面互相愛慕的兩個牛仔也是因為背負著人倫的壓力不得不分開、各自成家,以至于留下了終生的遺憾。在好萊塢縱橫馳騁的同時,能依然固守著東方文化中那份生生不息的人倫精神,“腳踏東西文化,一心做人倫文章”;通過“人倫”這枚棋子,李安激活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棋局,使中國的傳統文化煥發勃勃生機。人與人心靈的溝通是不分東方西方的,真正的藝術,如音樂、歌劇、電影、各國文化的精粹都是跨越文化和國界獲得人類普遍共鳴的。
四、中西合璧,創造更優秀的國際電影